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人身上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理论，同时又继承程颐“性即理”的基本思想。朱子认为，理表现在人身上就叫做性。天地之性为天所命，所以又叫天命之性。天命之性就是天理，是纯善的。气质之性则受气所累而有不善。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人修养的目的就是要变化气质，克服“气质之性”带来的不善因素，恢复天命之性的至善。朱子说：“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动，心者性情之主。”[3]性是善的，情则有善有不善；流于不善，即受物欲的引诱与蒙蔽。在朱子的语境里，本体的心，是天理的显现，叫做道心；人心可善可不善，流于不善，即是人欲。人的目的，从心方面说，就是要使人心服从道心，存天理而灭人欲。
  朱子重视饮食中天理人欲的辨别。他说：“一饮一食，都有是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多食’，无非天理。如口腹之人，不时也食，不正也食，失饪也食，便都是人欲，便都是逆天理。如只吃得许多物事，如不当吃，才去贪吃不住，都是逆天理。”[3]又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3]。饮食是一个人生存的前提条件，是天理，但是要求饮食一定要山珍海味，就属人欲了。又说：“须是食其所当食，饮其所当饮，乃不失所谓‘道心’。若饮盗泉之水，食嗟来之食，则人心胜而道心亡矣！”[3]；又说：“饥食渴饮，人心也；如是而饮食，如是而不饮食，道心也”[3]；“人心是此身有知觉，有嗜欲者，如所谓‘我欲仁’，‘从心所欲’，‘性之欲也，感于物而动’，此岂能无！但为物诱而至于陷溺，则为害尔。……凡饥渴而欲得饮食以充其饱且足者，皆人心也。然必有义理存焉，有可以食，有不可以食。如子路食于孔悝之类，此不可食者”[3]；“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3]又说：“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但亦是合当如此者。”[3]又说：“使饮食之人，真个无所失，则口腹之养本无害。然人屑屑理会口腹，则必有所失无疑。是以当知养其大体，而口腹底他自会去讨吃，不到得饿了也。”[3]譬如饮食之有五谷，惟其平常，故不可易。朱子说：“若是珍羞异味不常得之物，则暂一食之可也，焉能久乎！”[3]，所以广因举释子偈有云：“世间万事不如常，又不惊人又久长。”[3]从以上这些言论，反映了朱子非常重视饮食天理人欲之辨，饮其所当饮，食其所当食，避免陷于物欲而不能自拔。
  端正饮食态度很重要。朱子说：“中重于正，正不必中。”[3]又说：“一件物事自以为正，却有不中在。且如饥渴饮食是正；若过些子，便非中节。中节处乃中也。”[3]“饮食，人心也；非其道非其义，万钟不取，道心也。人心、道心，如饮食男女之欲，出于其正，即道心矣。”[3]又说：“‘割不正不食’，与‘席不正不坐’，此是圣人之心纯正，故日用间才有不正处，便与心不相合，心亦不安。”[3]且如‘不得其酱不食’，这一物合用酱而不得其酱，圣人宁可不吃，盖皆欲得其当然之则故也。”[3]《礼记》中有数般酱，随所用而不同，鱼脍芥酱之类。朱子说：“今人不是不理会道理，只是不肯仔细，只守着自底便了，是是非非，一向都没分别。”[3]
  朱子教导小孩们说：“凡饮食，有则食之，无则不可思索，但粥饭充饥不可缺”[4]。也就是饮食要随遇而安之，不要过份的强求。他主张饮食宁俭勿奢，提倡简朴节药。他说：“譬如人之饮食，有珍馐异馔，须是吃得尽方好。若吃不透，亦徒然”。“珍馐”是指珍奇名贵的食物，“异馔”是指特别的饭食。吃了这些山珍海味却没吃完，或者却弄不清楚到底吃了啥，也是徒然劳神费力做这些美食了。很多人就未能明辨天理人欲。就以胡紘为例，《宋史·胡紘》记载，胡紘曾到武夷山拜朱熹为师：“胡紘，处州遂昌人。淳熙中，举进士。绍熙五年，以京镗荐，监都进奏院，迁司农寺主簿、秘书郎。韩侂胄用事，逐朱熹、赵汝愚，意犹未快，遂擢紘监察御史。紘未达时，尝谒朱熹于建安，熹待学子惟脱粟饭，遇紘不能异也。紘不悦，语人曰：‘此非人情。只鸡樽酒，山中未为乏也。’遂亡去。及是，劾赵汝愚，且诋其引用朱熹为伪学罪首，汝愚遂谪永州。”汝愚初抵罪去国，缙绅大夫与夫学校之士，皆愤悒不平，疏论甚众。侂胄患之，以汝愚之门及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不便于已，欲尽去之，谓不可一一诬以罪，则设为伪学之目以摈之[5]。《素隐》中对“脱粟”是这样解释的：“脱粟，方脱壳而已，言不精凿也。故“脱粟饭”即指“糙米饭”。朱熹在武夷精舍讲学期间，生活比较艰难，师生每天的主食就是“脱粟饭”，一种去壳而不加精舂的粗粮，粗涩难以下咽，以此实践其“咬得茶根，方能做得学问”的主张，学生辅广负笈前来，友人赠诗说：“闻说平生辅汉卿，武夷山下啜残羹”，就是这种生活的真实写照。《道命录》卷七也记载：“先生待学子惟脱粟饭，至茄熟，则用姜醯浸三四枚共食”[6]。朱子与许多学生虽生活却十分清苦，但精神愉悦。可是朱熹却因招待胡紘以脱粟饭而惹祸，胡紘不告而别后，于庆元党禁中，他罗织朱熹六大罪状，堕落成权奸韩侂胄的爪牙和打手。后来监察御史沈继祖奏劾朱熹六大罪状之一：“人子之于亲，当极甘旨之奉，熹也不天，惟母存焉，建宁米白，甲于闽中，熹不以此供其母，而乃日籴仓米以食之，其母不堪食，每以语人。尝赴乡邻之招，归谓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饭。’闻者怜之。……今熹欲餐精钓名，而不恤其母之不堪，无乃太戾乎！熹之不孝其亲，大罪一也。”[6]胡紘为一己之私，不顾朱子当年已辞官生活的艰难，仅因没有鸡酒款待就罗织朱子罪名，进行大肆毁谤诬蔑，逆理悖德无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