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杨时作为“二程”洛学正统继承者，又几十年强探力索、涵泳深思，其儒学思想根基稳固，深邃广博，且能崇尚原典，不落言筌。先圣之学并非难解难懂，只是道理晦暗不彰，然而学问之道，惜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恨。杨时立身讲堂，最为“老”师，及至侍经筵，又有“帝师”之名，言传身教为世之轨范。讲义书之成文，流传后世，立德立言，传信为重。通观《经筵讲义》，其中引用《礼记》、《尚书》、《论语》、《孟子》等等，随处可见。杨时为免圣学流于口耳，用力崇尚原典而不落言筌，以启迪哲思。
  从儒学的观点看，杨时立于仁义，维护孔孟正道，致君尧舜，圣之时者。杨时《言默戒》：“未可言而言，与可言而不言，皆足取祸也。”杨时以七十二岁高龄应诏，朱熹评价为“龟山之出，人多议之，惟文定之言曰‘当时若能听用，须救得一半’，语最当。”[5]杨时其行为立场不但要能与儒学在宋代之兴盛相关联，而且希望儒学能够有益于致君尧舜、淳正风俗。因此，《经筵讲义》每言“愿治之君，可不戒之哉”[1]，其言多基于时政，以期有补于时政。
  综观以上分析，可见杨时《经筵讲义》有是修己安人，亲贤远佞。《尚书》讲义以“德惟一”立论，以“亲贤远佞”为旨归；《论语》讲义以安人爱民为宗，以进德修身为要。杨时《经筵讲义》儒学思想，实由修己安人、亲贤远佞为实现德政的前提，俱有普世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