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以人类在价值观、经验、生活方式上之异同作为分析或区隔“我群”“他群”的基础，千百年来皆然，此一现象甚至更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若将视野放到东、西方世界的层次，则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自其接触以来，两者之间的二元划分与区隔便一直存在，更是学术上的热门研究议题。
  学者浦安迪（AndrewH.Plaks）是研究中国叙事学的名家，也是精通多国语言的汉学家。其探讨中国叙事的著作甚多，包括1976年撰写的ArchetypeandallegoryintheDreamoftheRedChamber（《红楼梦》中的原型和寓意），1977年主编的Chinesenarrative:Criticalandtheoreticalessays（中国叙事学：批评与理论文汇），和1996年用中文发表的《中国叙事学》，都是关心中西叙事比较研究的学者和学生的必读书目。［1］
  浦安迪的许多研究源自他早年比较中西神话叙事时形成的看法。他的看法独到，颇有深度，关于中西叙事的二分法引起众多研究者的关心与注意。因其《中国叙事学》一书中比较研究中西神话的原型（archetype）时指出，中国神话是非叙事型的，缺乏细节描述，没有完整连贯的结构，注重关系和状态的描写，注重宇宙的顺序和方位的安排，注重礼节的叙述等等（1976,pp.11—26;1977,pp.311—316,329—339;1996:40—48）。与叙事型的希腊神话相比，希腊神话以时间性（temporal）为架构的原则，中国神话以空间化（spatial）为经营的中心，两者旨趣有很大的不同（1996:39）。换言之，中国叙事着重于静态的空间描绘，忽略动态与时间的叙事，因此，“非叙事性、空间与静态”三者乃成为中国叙事的主要特性。
  回归典籍，亦能找到驳斥浦氏观点的证据。以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和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朱熹思想为例，朱熹有着浓烈的理学意味和色彩的“时间观”。郭文、李凯（2015）指出，朱熹虽未曾直接阐述过自己对“时间”的看法，但是从其相关的论说中，我们已能间接地把握住朱熹的“时间观”乃是儒家思想自《周易》肇端的人文型的时间观。这种时间观的主要特点是：“1．时间的可逆性；2．时间序列的古今互为主体性。”换言之，从周朝到宋代期间早已崭露了中国的时间观，即“经由易学之时间观而全观中国传统的时间观，便不难发现，它无不显示出古今互逆、互为主体的‘天时’（地利）与‘人和’的内在联系，它不是直线的、物理学意义上的、与人无关的；而是主客统一的、天人互动的、知行合一的、积极的、能动的、双向的（时间可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往返运动）”，一种有着人文型时间观之典型特质。
  研究者认为通过实际的案例来检证浦安迪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文化族群中神话传说之叙事特性。
  本文探析台湾少数民族中主要族群的神话传说中呈现的叙事特性，并以此重新检视浦安迪的中西二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