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所处的南宋时代礼制废弛已久，“士大夫幼而未尝习于身，是以长而无以行于家。长而无以行于家，是以进而无以议于朝廷，施于郡县；退而无以教于闾里，传之子孙，而莫或知其职之不修也”。［40］加之民间佛道盛行，儒家祭祀礼仪难以推行。宋廷虽曾于仁宗朝和徽宗朝两颁庙制，但由于官方所定之制多本自古礼，而官方制礼之时常侧重于推敲礼义而忽略实践，导致礼典虽颁，实施却难，礼典中文节亦不乏抵牾之处，以至于士大夫之流亦难尽解，更遑论推广。前代诸儒对庙制虽多有讨论，但各家观点不尽相同，且疏于实践。朱子折中损益诸家观点，打破家庙的身份限制，将祭祖场所定名为“祠堂”，并以《司马氏书仪》为蓝本，综合已有的祭祀场所形制，于《家礼》之中首创祠堂制度，并为后世所沿用。祠堂是祖先灵魂的安顿之所，是维系宗族的神圣空间，亦是现实社会人伦教化的重要载体。
  《礼记·祭义》云：“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熏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圣人以是为未足也，筑为宫室，谓为宗祧，以别亲疏远迩，教民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死亡是生命的轮回，是具体存在到抽象存在的转化，而非由存在归于虚无。人既死，其身魄化归野土为鬼，其魂气发扬于上为万物之精、神之著明，因而尊其谓鬼神，使万民畏服，以达到别亲疏、明人伦、敬祖祢、报本反始的效果。然而生人化为鬼神，毕竟由具象归为抽象，鬼神之阴阳动静、聚散屈伸若无具体承载，则无法坚定万民敬事鬼神之心。因此圣人筑宫室、设宗祧，安顿祖先之灵，借由外在有形建筑，使无形的先祖神灵有所凭借，使生者敬事之心不至流于虚无。这一建筑无疑是神圣的，具有宗教性的。伊利亚德指出：“我们可以这样说，对宇宙空间非均质性的宗教体验是一种原发的体验，这种宗教体验能够被比作世界的形成……当神圣以任何显圣物表证自己的神圣的时候，这不仅是空间的均质性的种中断，更是一种绝对实在的展示，也展示了它与其所属的这个广垠苍穹非实在性的对立。正是神圣的这种自我表证，才从本体论的层面上建构了这个世界。在一个均质而又无限浩瀚的空间中，不可能有任何的参照点，因而也无任何方向得以确立其中。只有显圣物才揭示了一个绝对的基点，标明了一个中心。”［41］祠堂所塑造的神圣空间主要由祠堂及祠堂内部所供奉的祖先构成，先祖的神主揭示了一个绝对的基点，标明了一个中心。每一次礼仪活动均由祭祀开始，通过祭祀的程序唤醒常驻子孙心中的祖先之灵，祖先的降临使祠堂变得神圣而庄严，神而明之的祖先威灵，或福佑万代，或惩戒不肖。祠堂这一安顿祖先之灵的空间也因之而变成了神圣的、具有宗教性的空间。
  祖宗神灵既得以安顿，便更以生者与祖宗血缘等差之关系来区分人伦辈次、长幼尊卑，以观照现实社会，树立伦常秩序。《白虎通》云：“王者所以立宗庙何？曰：生死殊路，敬鬼神而远之。缘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故欲立宗庙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考寄养也。宗者，尊也；庙者，貌也；象祖先之尊貌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42］可知祠堂设立的主要目的是追养继孝、敦厚人伦、尊祖敬宗。《家礼》祠堂制度的核心是“祭及高祖”与“同室异龛”。“祭及高祖”即士庶皆可祭祀自父至高祖的祖先。按照传统庙制一庙仅祭一世，根据祭祀者身份的不同，所应设庙数不同，所祭世数亦不同。古礼士设一或二庙，祭祖、祢两世，庶人无庙，祭于寝。但随着朝代的变化，古礼所定的庙制早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自宋初始，从朝廷到民间均对重整庙制做出不懈的努力。朱子特别强调，“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家礼》规定所有人都可以“祭及高祖”，其从平等化、庶民化的视角出发设计改良宗族制度，使之更为切合实际社会生活，成为南宋以来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同室异龛”则是“祭及高祖”这一思想得以最终落实的必要举措。古礼一庙仅祭一世，若依古礼则士庶无法祭及高祖，因此需要在礼经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调整。自后汉明帝始，皇室庙制皆采用“同堂异室”之制［43］，朱子设计祠堂时借鉴了后汉以来实行的“同堂异室”之制［44］，参考《司马氏书仪》中的影堂形制，“以后架作一长龛堂，以板隔截作四龛堂，堂置位，牌堂外用帘子。小小祭祀时，亦可只就其处。大祭祀则请出，或堂或厅上皆可。”［45］朱子这一做法巧妙继承了皇室“同堂异室”的做法，将皇家制度中的堂变为室，室改作龛，龛堂形制借鉴佛龛而略有改良，使建筑构造不至逾制，且实施起来更为简洁。“祭及高祖”与“同室异龛”之制，使儒家不行已久的家庙制度，以祠堂的身份得以重新落实。“祠堂”替代“家庙”成为宗法制度的载体，打破古礼的等级限制，重新肩负起敬宗收族、昭明人伦、教化族人的作用，亦是后世百姓传承祖先精神、凝聚血缘亲情的神圣空间与精神家园。
  祠堂这一“神圣空间”兼具现实性与宗教性。神秘的神圣空间构成宇宙的基点和中心，同时又是世俗的现实空间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伊利亚德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神圣的时间是可逆的。确切地说，它是一种被显现出的原初神话时间。每一个宗教节日和宗教仪式都表示着对一个发生在神话中的过去、发生在‘世界的开端’的神圣事件的再次现实化。对节日的宗教性参与意味着从日常的时间序列中逆出，意味着重新回归由宗教节日本身所再现实化的神圣时间之中。”［46］有了神圣空间，现实空间才得以产生。世俗的现实空间是混沌的、均质的和广延的，神圣时间则具有结构性和一致性，可以通过宗教节日无限制地重新获取，并获得一种方向，建构一个神圣的终极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当宗教性的节日和仪式逐渐退去，祠堂复又回归日常，成为进行家族自治的现实空间，血缘与宗法通过祠堂中进行的各种礼仪程序成为家族统治的核心。在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中，地方宗族构成了最基层社会单元，他们承担着家族祭祀、修纂谱系、兴办私学、赡养贫弱、约束族众、沟通官民等等管理职责，而管理者为了彰显行事的公平性与神圣性，多在祠堂中面对列祖列宗处理家族事务。祠堂作为行使这些职责的场所，也逐渐成为现实中宗族权威的象征。
  朱子祠堂制度是神圣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交融，在祠堂制度中神圣空间与现实空间交互而行，并对现实空间起到引导示范的作用。祠堂制度提高了高祖与继高祖之宗子的收族功能和在宗族中的地位。通过在祠堂中供奉先祖神主，举行冠婚丧祭之礼，树立宗族的权威性，将祖先的美德与精神常驻于子孙心中。人们最初的价值观与道德观，通常来自于家庭。在世世代代的祭祀中，先祖的血脉、先祖的故事、先祖的精神得以传承，宗族的生命延续不息，这是对有限生命的无限延长。这是中国文化中的特有的“生”的形式，把有限的生命转化为无限以至达到永恒，使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永葆活力，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