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唐代家庙（祠堂）多立于京师，朱子认为此法并不合理，朱子云：“唐大臣长安立庙，后世子孙必其官至大臣，乃得祭其庙，此其法不善也。”［10］依此法行事，若其后世子孙不能官至大臣，则不得祭其庙。宋初，仪章制度多承唐旧日，《宋史·礼制》载：“群臣家庙，本于周制。适士以上祭于庙，庶士以下祭于寝。唐原周制，崇尚私庙。……庆历元年，南郊赦书，应中外文武官并许依旧日式立家庙。已而，宋庠又以为言，乃下两制礼官详定其制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亦载：“凡立庙，听于京师或所居州县。其在京师者，不得于里城及南郊御路之侧。”［11］宋朝依唐代旧制，令有资格立家庙的文武官员将家庙立于京师或其所居州县。但是此制度颁定后，因为种种原因并未得以大规模实施。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群臣家庙，自庆历中宋莒公请为之，后诏执政官许祀四室。然当时大臣，独文潞公尝建于河南私第，他未见也。大观四年，诏公辅大臣祀五世，且以祭器赐之。绍兴十六年，上命有司为秦益公立家庙。太常请建于私第之中门左，一堂五室，五世祖居中，东二昭，西二穆，堂饰以黝垩，神版长一尺，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书某官某夫人之神座，贮以帛囊，藏以漆函。”［12］宋廷虽令文武官员立家庙于京师、州县，但有宋一代，自文彦博始建家庙起，皆将家庙立于私第。此后朱子作《家礼》定祠堂之制，将祠堂的位置安排在正寝之侧，或亦与此风俗相关。
  《家礼·祠堂》章述祠堂位置曰：“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13］朱子解释云：“家庙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离外做庙。又在外时，妇女遇雨时难出入。”［14］更云如此立庙乃“人子不死其亲之意”。［15］由此可知，《家礼》中祠堂是依寝而立。朱子立祠堂于此位，其因有三：一则，虽然宋承唐制令文武官员立家庙于京师、州县，但有令而未行，文武官员为祭祀之便皆立庙于私第，朱子亦从其俗；二则，朱子遵“亲亲”之仪，认为人子当不死其亲，祖先之神灵当依人而居；三则，考虑到祭祀之事家中常行，如祠堂立于别处，妇女家人遇雨天则难以出入。祠堂依寝而立，且古者以东为上，尊先人而卑己，故立祠堂当在正寝之东。
  《家礼》述祠堂形制云：“祠堂之制，三间，外为中门，中门外为两阶，皆三级，东曰阼阶，西曰西阶。阶下随地广狭以屋覆之，令可容家众叙立。又为遗书、衣物、祭器库及神厨于其东。缭以周垣，别为外门，常加扃闭。若家贫地狭，则止为一间，不立厨库，而东西壁下置立两柜，西藏遗书、衣物，东藏祭器亦可。正寝谓前堂也。地狭，则于厅事之东亦可。凡祠堂所在之宅，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凡屋之制，不问何向背，但以前为南、后为北、左为东、右为西，后皆仿此。”［16］中国传统的木制结构房屋，多为梁架结构。梁，即为横梁。架，是与横梁相交结的长木。戴侗《六书故》云：“架与冓阁声相近，冓木以阁物之谓架。架之为言若枷，故俗有架冓、架阁之说，衡而在上者为桁，架以庋物，桁以县物。楎、椸虽未详，《尔雅》谓之竿，谓在墙，则亦桁之类也。”［17］因此架也可以称为桁或檩。
  梁舆架相交，并于相交之处支以柱，即构成房屋之基本框架。再于架上交错铺设横木，则成屋顶。此处所铺之横木称为椽，椽超出屋架的部分称为檐。如贾公彦所说，则正中之桁架称之为“栋”，最外侧靠檐下之桁架称之为“庪”，栋与庪之间之桁架称之为“楣”。此即为梁架之屋各部件的具体名称。朱子云：“欲立一家庙，小五架屋。”［18］此处的“架”便是“桁架”。
  《家礼》云“祠堂之制，三间”，这里的“间”也称“开间”，特指房屋的宽度，两根立柱之中为一间，间数越多，面宽越大。
  立于堂前之立柱也称作“楹”，《五礼通考》云：“楹间，两楹之间。”［19］堂前立柱之间的“开间”也可称为“楹间”，古人婚礼通常授雁于此处。清代洪颐煊《礼经宫室答问》载：“今人五架之屋，堂南两楹，七架之屋则四楹。古人五架、七架之屋，堂南皆止两楹。《大射仪》：‘两楹之间，疏数容弓。’《既夕礼》：‘正柩于两楹间。’郑注：‘两楹间象乡户牖。’则两楹间，东西两楹之中也。《乡射》记：‘射自楹间。’郑注：‘楹间，中央东西之节。’楹间者，即两楹间也。”［20］五架之屋堂前有两楹，堂前的两根楹柱将前堂格做三间，此即“五架三间”之制。“五架三间”是当时常用屋制，祠堂之正堂亦从此制。
  《家礼》又言：“外为中门，中门外为两阶，皆三级，东曰阼阶，西曰西阶。”［21］朱子《仪礼释宫》云：“《周礼》：‘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宫南向而庙居左，则庙在寝东也。寝庙之大门，一曰外门，其北盖直寝。故《士丧礼》注以寝门为内门、中门。凡既入外门，其向庙也，皆曲而东行，又曲而北。”［22］即言寝门为内门、中门，而正寝之制与正堂同，由此可推知《家礼》中所言之中门为祠堂正堂外之门。中门外有三级台阶，东曰阼阶，西曰西阶。唐陆明德《尚书注疏》云：“阼阶者，东阶也。谓之阼者，郑玄云《冠礼》注云：‘阼，犹酢也。东阶所以答酢宾客’，是其义也。”［23］可知阼阶为主人行走之阶，因主人于此答酢宾客，故称阼阶。《家礼》言“又为遗书、衣物、祭器库及神厨于其东”，阼阶之下有东西两厢房，东为神厨，及祭器库；西藏遗书、衣物。神厨为祭祀之时宰牲、烹饪祭馔之所，祭器库则贮祭祀之器皿，其二者并立，为便于取用之故［24］。《家礼》复云在祠堂与东西厢房之外“缭以周垣，别为外门，常加扃闭”。所谓“周垣”，清代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卷二十二载：“周垣也，四面屏蔽也，亦谓之院落。《广雅》：‘院，垣也。’襄三十一年，《左传》坏其馆之垣是也。”［25］可知周垣即院墙，缭以周垣是指以院墙围之。
  综上所述，可知《家礼》祠堂形制为“五架三间”，堂室相连，堂前两楹柱，堂外有中门；中门外有三级台阶，东曰阼阶，西曰西阶；阼阶之下有东西两厢房，东为神厨及祭器库，西藏遗书、衣物；正寝及厢房之外复以围墙圈之，别置外门。同时朱子亦言，如家贫地狭，则不必拘于此制，止为一间之屋即可，厢房厨库皆可不立，只在祭堂东西壁下置两立柜，西藏遗书、衣物，东藏祭器即可。
  《家礼》述祠堂内陈设云：“为四龛，以奉先世神主。祠堂之内，以近北一架为四龛，每龛内置一卓。……神主皆藏于椟中，置于卓上，南向。龛外各垂小帘，帘外设香卓于堂中，置香炉、香合于其上。两阶之间，又设香卓亦如之。”［26］按朱子所言，祠堂内后墙之前以木板格做四龛，每龛内置一桌子，桌上供奉神主。
  龛本意为盛装［27］，并不特指某一种形式的构造，后因佛教传入，佛家盛装神佛用以供奉的屋格状家具等被通称为龛。唐宋时佛教盛行，龛多为佛家专用名词。朱子定祠堂之制，其所主张的祠制（庙制）与古礼有很大不同。据《礼记·祭法》，不同等级的人所祭世数不同，所立庙数也随之而异。一般来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其亲庙皆有四，祭高祖以下四世；大夫三庙，祭曾祖以下三世；《仪礼》冠、婚皆士礼，而士只能祭祖、祢二世，或二庙，或祖祢共庙［28］。朱子则倾向于程子之说，主张士庶皆得上祭四世，但依礼所定，士庶阶层并没有资格立四庙。因此朱子定祠堂之制时仅取祭四世之意，而使用折中之法，用“同堂异龛”之制。即仅立一祠（庙），仿佛龛之制在堂中以木板隔断作四龛堂，立高祖以下四世之神主，则是祭及高祖也。
  神主，即后世所言之牌位，为死去祖先亡灵之象征。《白虎通疏证》卷十二载：“祭所以有主者何，言神无所依据，孝子以主系心焉。”［29］在唐代之前，只有天子与诸侯才允许设置神主。吾妻重二先生考证，历代神主的形制大体可分为正方体式、前方后圆式、长方体式、神板式四种。［30］至宋代，程颐提倡报本返始，事死如生，认为“家必有庙……庙必有主”。［31］朱子亦秉承其观点，于祠堂内设立神主祭祀祖先。宋代神主多为木制，程颐所定神主以栗木制成，圆顶方底，即上为长方体，下为方形底座，其各部分尺寸取法时、月、日、辰之数（即四时、十二月、三十日、十二时辰）：神主底座四寸见方，象征一年四季；整高一尺二寸，象征四季共十二个月；宽三十分（三寸），象征每月三十日；厚一寸二分（十二分），象征一日十二时辰。神主底座之上的长方体自圆顶下一寸处，一分为二，有两片木板相合而成，前片木板厚四分，无顶，比后片低一寸；后片木板有顶，自顶至下一寸处厚一寸二分，自顶下一寸处至底部厚八分。后片木板正中央位置称作“陷中”，“陷中”高六寸、宽一寸，用于书刻“爵姓名行”。前后片相合嵌入底座固定，固定后神主总高度一尺二寸，底座高一寸二分，木板露出底座处至顶高一尺八分。在后片木板距底座七寸二分处，左右两侧各钻一直径四寸圆孔以通中。以铅粉涂神主之表，然后书写属称，并于旁题写主祀之名。如日后死者被追封或奉祀者备份有变，可洗去粉面重新题写，细粉之水需倒于家庙墙角处。外板可改，陷中文字不得更改。［32］朱子认为：“伊川木主制度，其剡刻开窍处，皆有阴阳之数存焉，信乎其有制礼作乐之具也。”［33］因此于《家礼》中继承其木主之制，并依其制写作《神主式》载于卷首。
  但在当时实际祭祀中，另一种神主形式——牌子，也十分常用。宋初文彦博立家庙时“公以庙制未备，不敢做主，用晋荀安昌公祠制作神板”［34］，此后司马光、秦桧皆依此制作家庙祭祀之牌。程颐虽作神主之制，亦云：“白屋之家不可用，只用牌子可矣。”［35］故朱子云：“主式乃伊川先生所制，非朝廷立法，固无官品之限。万一继世无官，亦难遽易，但继此不当作耳。有官人自作主不妨，牌子亦无定制，窃意亦须似主之大小高下，但不为判合、陷中可也。凡此皆是后贤义起之制，今复以意斟酌如此，若古礼则未有考也。”［36］“伊川主式，虽云杀诸侯之制，然今亦未见诸侯之制本是如何，若以为疑，则只用牌子可也。”［37］可见宋时去唐未远，因唐之前神主非皇室贵族不用，故而时人对是否用主仍持保留态度，民间实际操作时多折中而行。关于牌子形制，朱子云：“伊川制士庶不用主只用牌子，看来牌子当如主制，只不消做二片相合及窍其旁以通中。”［38］《朱子语类》载其与弟子讨论云：“问：‘程氏主式，士人家可用否？’曰：‘他云已是杀诸侯之制，士人家用牌子。’曰：‘牌子式当如何？’曰：‘温公用大板子，今但依程氏古式而勿陷其中，可也。’”［39］可见牌子之制与神主相同，只是较神主简化，不必做两片相合，亦不必陷中与打孔。
  由上可知，《家礼》祠堂内陈设为：在祭堂后架部分以木板格做四龛，每龛内各置一桌，桌上供奉祖先神主；龛外各垂小帘，帘外复设香桌于堂中，置香炉、香合于其上；中门外两阶之间，又设香桌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