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祠堂”一词最早见于汉代王逸的《楚辞章句》，屈原于流放时“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1］，此后关于“祠堂”的记载渐多。汉时之“祠堂”有两种：一种修于墓所，用于祭祀先人，如《汉书·霍光传》载：“发三河卒穿复土，起冢祠堂，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奉守如旧法。”此处“墓冢”与“祠堂”并言，可知此“祠堂”修于墓所，为祭祀先人之用。另一种“祠堂”并不特定修于墓所，多用于祭祀先贤，如《汉书·循吏传》载：“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此处吏民所立之“祠堂”并非修于墓所。再如《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冢去城一里，冢茔百亩。冢南北广十步，东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为祠坛，方六尺、与地平，本无祠堂。”至汉时，“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此时距孔子葬日甚久，高皇帝立祠之处未必为孔子原葬之冢，只为表达对先贤的敬意，此处之“祠堂”亦非墓所之祠。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两汉时期“祠堂”十分流行，但是“祠堂”的功能并不固定。
  自魏晋之后，古礼中家庙之制逐渐恢复，对祖先的祭祀活动也回归至家庙中进行。到了唐代，墓前立祠之习渐衰，祠堂则多为纪念先贤、消灾祈福之用。《旧日唐书·太宗本纪》载：“赠殷比干为太师，谥曰‘忠烈’，命所司封墓，葺祠堂‘春秋祠’，以少牢上，自为文以祭之。”《旧日唐书·高宗本纪》载：“二月己未，次亳州，幸老君庙，追号曰‘太上玄元皇帝’。创造祠堂，其庙置令丞各一员，改谷阳县为真源县，县内宗姓特给复一年。”从上述记载可知，此时墓前建祠之制尚存，但已多为祭祀先贤之用，新入葬封冢建祠之事已不多见。及永昌公主薨，京兆尹依前朝之制向宪宗请示公主祠堂之制，宪宗初令依前朝之制减其半而立，李吉甫以“祠堂之设，礼典无文，德宗皇帝恩出一时，事因习俗，当时人间不无窃议”谏之，宪宗遂罢祠堂之制。（《旧唐书·李吉甫传》）自宪宗后，墓前立祠之习逐渐消失。
  其后，经五代离乱，礼教荒废不行，唐代复兴的家庙之制再次中断。北宋立国，社会秩序逐步稳定，礼仪制度渐次恢复。民间出于祭祀祖先的需要，开始摸索合适的宗族祭祀形式，但是复兴于唐代的家庙制度废弛已久，时人欲建家庙已不知应尊何式。司马光曾在为文彦博撰写的《文潞公家庙碑》中概述了北宋仁宗朝之前家庙兴废的历史，以及文彦博营建家庙的过程。由司马光的叙述可知，北宋开国至仁宗朝，文武官员尚无兴建家庙之人，对祖先的祭祀处于“贵极公相，而祖祢食于寝，侪于庶人”之状态，以至于仁宗诏令“文武官依旧式立家庙”后，因不知家庙应据何式而建，相关部门及文武百官并未积极响应。直至文彦博奏请“立庙河南”，其“筑构之式”依然无所循依，文彦博在长安访得唐代杜佑的家庙遗迹，依其式营建家庙。［2］文彦博家庙虽立，但其制并不可为众人法，依当时之诏令，得建家庙仅为高层官员之特权，多数士人依旧日只能祭祖于寝。于是民间出于祭祀祖先的需要，涌现出许多名称不同但具有宗族祭祀功能的场所。此后宋廷颁《政和五礼新仪》曾详定家庙之制，然而由于此前长时间制度的不完善，其间产生的许多与家庙功能相类似的祭祖场所，并未因礼典的颁行而消亡。
  宋代民间祭祖场所名称众多，多建于墓所附近，有墓祠、坟寺、墓亭等。如沈括《长兴集》中《苏州清流山钱氏奉祠堂记》载：“姑苏钱君僧孺，将谋葬其亲，而筑馆于其侧。岁时率其群子弟族人祭拜其间，凡家有冠婚大事则即而谋焉。”［3］文中言“将谋葬其亲，而筑馆于其侧”，则此为墓前之祠堂。梅尧臣《宛陵集》中《双羊山会庆堂记》载：“余以附城之地势胜，神灵所栖。故建阁曰宝章，以严帝书，为堂曰会庆，以安吾先君先叔画像。有僧澄展愿岁时奉香火。”［4］言堂中有僧奉岁时香火，可知此为坟寺。《清波杂志》载：“方务德侍郎受知于张全真参政，后每经毗陵，必至报恩院张之祠堂祭奠，修门生之敬，祝文具在。”［5］其所言“报恩院”亦为坟寺。宋代释道之风盛行，当时士族之家在祖先墓旁建寺院、道观，委托僧、道看守坟墓，打理祭祀的不在少数。又如苏洵《嘉佑集》载：“今吾族人犹有服者不过百人，而岁时蜡社，不能相与尽其欢欣爱洽，稍远者至不相往来，是无以示吾乡党邻里也。乃作《苏氏族谱》，立亭于高祖墓茔之西南而刻石焉。”［6］苏洵言“立亭于高祖墓茔之西南”，则此为墓亭。
  在这些名称各异的祭祀场所中，也出现了一种与家庙功能类似，兴建于居室之旁的“堂”。穆修《任氏家祠堂记》载：“治其第之侧隅起作新堂者，敞三室而闘五位，前后左右皆有宇。以引掖之华，以丹刻之饰……庙祀之事不作已久，求矫行之必取世议。时所牵制，礼不独伸，则家庙之名既罔得，而有其昭穆之位固无因而立。是以显考主父神次不敢尽陟，而时享合叙抑有常焉。矧按前代私庙并置京师，今本不从庙称，而复设于居里，敢请号曰‘家祠堂’者，信适事中而允时义矣。”［7］文中言及任中师不愿祭祖与寝，于是于居室旁修建了“家祠堂”以纪念其父母及兄弟。除任中师外，石介也曾在住所之侧修建祭堂以祭祀祖先，据其《祭堂记》载：“周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介今官为节度掌书记，在国家官器今从七品……在周制得立庙一，唐制则未得立庙。今祭于寝，则介之烈考尝为东宫五官，且鬼神之道尚严，于寝实为黩神，将立庙则介品贱未应于式，贵贱之位不可犯，求其中而自为之制。乃于宅东北隅作堂三楹，以烈考及马夫人、刘夫人、杨夫人、后刘夫人居焉。荐新及于烈考四夫人而已，时祭则请皇考、皇考妣、王考妣咸坐。缘古礼而出新意也，推神而本人情也。”［8］如文中所述，石介当时官品并无立庙之资格，但祭祖于寝似又黩慢先人。故而其取折中之法，在居室之东建“堂三楹”，既不至违制，又可全爱敬之心。据《司马氏书仪》载，司马光亦于宅中设有悬挂祖先遗像之影堂：“仁宗时，尝有诏听太子少保以上皆立家庙，而有司终不为之定制度，惟文潞公立庙于西京，他人皆莫之立，故今但以影堂言之。”［9］其实上文中所言之“家祠堂”“祭堂”“影堂”等设置，皆是民间在朝廷庙制规定与现实需要之间折中的结果。按照朝廷法令的规定，庙制需与官员品级相结合，但官员无论品级大小，祭祖事都要岁岁常行，无法等待具有立庙资格，修建家庙后再行祭祖，所以民间在实际操作中则多有变通之法。此可谓朱子《家礼》中祠堂制度之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