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宋太祖赵匡胤曾说：“国家设科取士，本欲求贤以共治天下。”［4］宋朝开国之初，君王就确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观念，加上宋初的“不杀士”的密约，宋真宗“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推进，宋代的君王承担起代天牧民的职责，宋代的士大夫承担起辅佐君王牧民的职责。君王的担当，与士大夫主人翁的情怀，他们共同牧民佑民护民恤民，成了宋朝君臣共治天下的一个明显特征。
  民生问题是宋代君臣普遍关注的大问题，因此，民生艰难，灾荒出现，并呈现出相关的天变时，宋代的君王主动承担责任，把罪责全部揽下，宁愿自己“焚于烈火”也要“恤物安民”。
  端拱二年（989）七月，彗星显现。“有彗出东井，积水西，青白色，光芒渐长，晨见东北，旬日；夕见西北，历右摄提，凡三十日至亢没”。彗星又称星孛、蓬星、长星，民间则俗称为“扫帚星”。古代认为，彗星的出现将伴随着兵丧凶兆。宋太宗反思：“长星示变，盖天所以警人君之失，固宜恐惧修省。”他认为彗星是上天向君王传达儆戒的信号，于是向上天请求，所有的罪责由他本人承担：“今岂非时政有阙，物情壅遏乎！百姓何罪，责在朕躬，敢不兢畏贬损，以答天谴。”［5］
  同年，连续不雨引发旱情导致饥荒，“上以岁旱减膳，遍走群望”。宋太宗减少饮食，四处视察，以宁愿被烈火焚烧的呼号向上天罪己：“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自星文变见以来，久愆雨雪。朕为人父母，心不遑宁，直以身为牺牲，焚于烈火，亦足以答谢天谴。当与卿等审刑政之阙失，念稼穑之艰难，恤物安民，庶祈眷佑。”［6]
  宋太宗一边主动承担所有罪过，一边寻求解决之道，与士大夫一起反思执政的缺失。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载：“先是，宰相见天子，必命坐，有大政事则面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自余号令除拜刑赏废置，但入熟状，画可降出即行之。唐及五代皆不改其制，犹有坐而论道之遗意焉。”这种君王与宰执之臣喝茶论政的画面在帝制时代并不常见。中国士大夫向来有兼善天下的情怀，加上如此宽松的政治环境与君王有共治的理念，因此，宋朝士大夫在施政过程中，能够较多地考虑生民的休戚利病，充满了民本的思想。“他们怀着‘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意识，在施政中具有较强的民本思想和家国情怀，对改善政治、安定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7］
  民本思想在宋代非常活跃，众多的思想家们都有关于民本思想的阐述。如李觏思想中的“富民”“惠民”“利民”“恤民”的理念；胡安国提出“爱民”“恤民”“与民同忧乐”的思想主张和“急民事”“惜民力”的民本措施。再如，熙宁变法的领导者和实践者王安石针对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局面，提出了诸多革新措施，他继承了先贤孟子“民贵君轻”思想，提出了“国以民为本”“均财无贫”等观点。即便沈括，也在继承传统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重农护商”“惜民力”和“兴学育民”的论断。
  作为朱子学的重要学说来源的洛学创始人程颐、程颢也对民本传统进行了充分的吸收，二程突出强调“民”的历史作用，重视民计民生，强调社会稳定，认为社会稳定对促进社会秩序的形成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有良好的催生作用。
  程颐在解读《周易》的“履卦”时说：“民志定然后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以得而治也。”强调民心的稳定，认为国家的治理在于民心的安定。一旦百姓无法安居乐业，民心不稳，将可能会引发可怕的社会动荡。程颢在《为太中上皇帝应诏书》中向君王献言：“民惟邦本，本根如是，邦国奈何？民无生业，极困则虑生，不渐善教，思利而志功，乘闲隙则萌奸宄，逼冻殍则为盗贼。……设或遇大饥馑，有大劳役，奸雄一呼，所在必应，以今无事之时，尚恐力不能制，况劳扰多事之际乎？天下安危实系于此。”［8］
  二程的民本思想直接为朱子所继承。淳熙六年（1179），知南康军朱子因旱灾上呈皇帝的奏疏中指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朱子提醒宋孝宗为政要做到以民为本。其中所言的“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与程颢的“民惟邦本，本根如是，邦国奈何”的思想如出一辙。
  朱子社仓的创立是在宋代君臣际会普遍重视民生问题的基础上，是在民生理论领域的一次重要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