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概述
  南平市位于福建省北部、闽江上游，俗称闽北。界闽、浙、赣三省结合，介于北纬26°15′—28°20′，东经117°00′119°17′，东北与浙江省江山、龙泉、庆元等县（市）为邻，西北与江西省资溪、铅山、广丰等县（市）相接，东南与福州市闽清县及宁德市古田、屏南、周宁、寿宁等县交界，西南与三明市泰宁、将乐、沙县、尤溪等县毗连。面积2.63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21％，市政府驻地延平区，辖延平1个区，邵武、武夷山、建瓯、建阳4个市和顺昌、浦城、光泽、松溪、政和5个县，2006年共72个镇、44个乡、23个街道办事处。年末人口305.27万人，29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占98.82％。
  南平，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自然环境，和谐融合；物产滋阜，资源丰富；山川胜景，风采神韵；文化走廊，名人荟萃；一方红土，光照千秋。南平是福建北上的咽喉要塞，是福建重点粮区、林区、革命老区，是全国著名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是全国纸都。
  悠久历史
  闽北是福建省开发最早的地区。武夷山市黄泥山遗址采集到的石制品属砾石石器，年代约在三至五万年前。先民留下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呈现原始技术的萌芽。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福建土著在武夷山脉、杉岭山脉一带缘溪聚居，拓土开疆，开创文明历史。夏商时期，天下分九州，闽北属扬州。周时，闽北为七闽地部分。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年），建立闽越国，闽北地属之。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闽北地属闽中郡。汉建元六年（前135年），馀善封为东越王，在闽北割踞，闽越改称东越。
  南平成为行政区域，始于汉建安初年（约196—200年间）。在福建境内最早设置5县中，在闽北地就有南平、建安（今建瓯）、汉兴（今浦城）3县。汉建安八年（203年）移南部都尉于建安。吴永安三年（260年）撤南部都尉设建安郡，为福建省最早设立的郡，管辖地域及今福建全境。至西晋太康三年（282年），分建安郡部分地置晋安郡。
  五代开运二年（945年）九月，设剑州治所于南平。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邵武县改置为邵武军，至此，南平境内有2个州、1个军的建置。元代，均改为路，称为建宁路、延平路（南剑路）、邵武路。明代先后改为府，建宁府、延平府、邵武府三府并立延续至清。
  民国2年（1913年），改府为道。民国17年，废除道制，县直属省管辖。民国23年，境内改设为2个行政督察区。
  闽北全境解放后，于1949年9月10日，境内改设2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50年，称为南平专区、建阳专区。1956年6月9日，建阳专区并入南平专区，辖20个县，涉及今福州市、三明市及宁德市部分县（市）。1968年5月，专区改为地区，成立革命委员会。1970年2月，南平地区机关迁驻建阳。1971年6月18日，南平地区革命委员会改称为建阳地区革命委员会。1978年3月，撤销建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建阳地区行政公署。1988年10月24日，建阳地区驻地迁回南平，1989年1月1日，更名为南平地区行政公署。1994年9月，国务院批准撤销南平地区设立地级南平市，原县级南平市同时改为延平区。
  南平撤地设市，标志着南平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2006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393.19亿元，比上年增长11.8％，超过年初制定的增长10％的预期目标。其中，第一产业101.48亿元，增长5.7％；第二产业138.92亿元，增长16.3％；第三产业152.78亿元，增长12.0％。“十五时期”全市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5％，比预期目标提高1.5个百分点。三次产业结构从2000年的30.8:29.3:40.4调整为2006年的25.8:35.3:38.9。全市预算内财政总收入31.30亿元，比上年增长22.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24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422元，分别增长12.0％和8.6％。
  优越环境
  闽北，地广山多，河谷盆地土沃广袤。气候宜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溪流纵横。
  境内属中低山丘陵地区。由武夷山、杉岭、仙霞岭、鹫峰山等4支山脉构成地形走势。地势起伏明显，呈西北、东北高，南、东南低，自西北、东南向南、东南倾斜。西北部以武夷山脉主脉为屏，呈北北东—南南西走向，位于武夷山市境内的黄岗山，海拔2158米，是全省最高峰，亦是中国东南大陆的最高峰。东南部相对低缓，全市最低点为延平的樟湖坂，海拔仅50米。
  在燕山、喜马拉雅山及新构造运动的基础上，经风化、流水等外力综合因素作用，逐步发育成构造侵蚀中山、低山和河谷盆地及堆积地貌。境内峰峦叠嶂，低山广布，山间盆地沿河错综其间。山地切割强烈，高低悬殊，以断裂为主的断块山、断层崖、断裂谷等断层地貌分布广。海拔1000米以上的中山地貌，面积31.795亿平方米，占全市总面积的12.09％；海拔500—1000米的低山地貌，面积115.775亿平方米，占全市面积44.03％；海拔300—500米的高丘地貌，面积56.219亿平方米，占全市面积21.38％；海拔300米以下低丘地貌，面积26.851亿平方米，占全市面积10.21％；海拔50—250米的山间盆地地貌，面积32.319亿平方米，占全市面积12.29％。1300米以上的山峰达209座。山地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其特点是矿种多、矿点多，非金属矿产具有特色，稀有金属成矿地质条件良好。已知矿种50余种，探明储量的有31种。矿点700多种，其中金属矿床点301处。矿产储量较大、品位较高的有萤石矿、铅锌矿、硫铁矿、钽铌矿、石墨、石灰石、珍珠岩等。
  境内属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主要特征为季风显著，气候垂直变化明显；冬温夏热，四季分明；降水丰沛，秋冬多雾，风少而小；光、热丰富，光热同步，日温差较大。年平均气温17.5—19.3℃，年平均降雨量1600—1900毫米，年平均日照时数为1668—1972小时，相对湿度平均值78％—82％，无霜期250—300天。
  境内河流众多，均是山区性外流河。河水主要来源于降水，受地形和植被的影响，具有源短流急、暴涨暴落、水量充足、季节性变化大、河道坡防陡、含沙量少、水能丰富等特点。流域面积在50平方公里以上的溪河有176条，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70条。主要河流有“一江八溪”，即闽江、建溪、富屯溪、崇阳溪、南浦溪、松溪、麻溪、沙溪和金溪。其中，闽江流域面积6.10万平方公里，境内长度75公里。建溪流域面积1.64万平方公里，占闽江流域面积27％，河长294公里。富屯溪流域面积1.37万平方公里，占闽江流域面积的22.5％，在境内流域面积占闽江流域面积的11％，河长285公里。
  境内河流多年平均径流深1100毫米，径流分布一般随流域高度而增大。光泽、武夷山与江西资溪一带形成一个闭合区，在武夷山脉主峰附近径流深可达1960毫米，为福建省首位。建溪多年平均径流深为1080毫米，富屯溪多年平均径流深为1100毫米。由于河床落差大，加上水量丰富，全市水力资源蕴藏量居全省第一位。水资源总量272亿立方米，占福建省水资源总量的23.3％，水能理论蕴藏量331.33万千瓦时，可开发利用120万千瓦时。
  闽北区域广阔，土地资源丰富。土壤类型多样性，主要有红壤、黄壤、紫色土、水稻土等。河谷盆地亦较广，耕地面积大。全市土地总面积262.80亿平方米，人均土地面积13.51亩，高于全省人均5.82亩的水平。全市耕地面积21.345亿平方米，占全市土地面积的8.12％。人均耕地面积733平方米，高于全省人均387平方米的水平。全市山地面积211.175亿平方米，占全省山地面积的23.19％，居第一位。
  绿色金库
  绿色，是生命的颜色。闽北，被誉为绿色金库，源于山多林茂，是一片绿色净土。
  闽北发展林业自然条件优越，全市森林平均生产率为6.9％，是全国森林平均生产率的1.5倍。全市林业用地214.793亿平方米，有林地185.687亿平方米，森林覆盖率68.3％。林木蓄积量11785万立方米，约占全省的三分之一，毛竹蓄积量5.13亿根，约占全国的十分之一。
  闽北天然草场面积大。据1983年普查，全市有天然草场面积25.83亿平方米，其中可利用面积24.543亿平方米。植被分类明显，牧草品种多。
  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有植物1700多种，其中种子植物110科、1200多种，针叶林、常绿阔叶林和乔灌木植物有40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有银杏、南方红豆杉、水松、钟萼木等。大宗用材林主要有杉木、马尾松、阔叶树三大类。竹类植物有15属110多种，以毛竹为多。南平是全国地级市中竹林面积、立竹量最多的市，建瓯市、顺昌县、武夷山市被国家林业部命名的“中国竹子之乡”。油脂植物、纤维植物、淀粉植物以及其他食用植物也很丰富。境内还有许多古树。
  闽北森林植被多样性，为动物的栖息繁衍提供了良好条件。全市有各种高等动物兽类100多种，分属22科46属，占全国兽类种数的四分之一。鸟类近400种，约占全国鸟类种数的三分之一。两栖类33种、山溪鱼类31种，昆虫31个目、200多科、4635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有华南虎、豹、云豹、黑麂、黄腹角雉、蟒、白颈长尾雉、中华秋沙鸭、白鹳、黑鹳、鼋、金斑喙凤蝶等12种。
  位于武夷山、建阳、光泽、邵武4县（市）结合部的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由于地理位置独特，物种特别丰富，是中国东南大陆现有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区内的大竹岚、挂墩以动植物标本采集闻名世界，素有“天然博物馆”、“物种基因库”、“天然植物园”、“兽类的天堂”、“昆虫世界”、“鸟的乐园”、“蛇的王国”、“世界生物之窗”等美称。1979年，国务院批准福建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列为国家重点自然保护区。1987年，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加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与生物圈”的世界自然保护网。1992年，世界全球环境基金组织确认武夷山自然保护区为具有全球保护意义的A级自然保护区。1993年，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批准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纳入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家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相对应的中国生物圈保护网络。
  闽北木材作为商品大量进入市场，始于清朝。民国时期木材输出量大增。据民国28年（1939年）《福建之木材》载：“闽北流域木材输出量占全省百分之七十”。新中国成立后，为支援国家建设和开发林区经济，积极发展木材生产，把原来全靠人力手工操作的木材生产、货运改为机械化、半机械化操作，建设水运设施、林区公路、森林铁路和铁路专线。1950—1994年，全市共提供商品材6472万立方米，还提供大量的松脂、油桐、板栗、油茶、乌桕、棕片等10多种林副产品。2006年，全市林业产值（第一产业部分）31.13亿元，比上年增长6.79％。
  旅游胜地
  闽北山清水秀，石奇林茂，尤若诗画。人因景而灵秀，景因人而名重。自然造化与人文景观绝妙结合，构成了许多奇妙又独特的风景名胜。其自然景观承载着丰厚的历史底蕴。
  全市有武夷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有获得“国家水利风景区”称号的延平湖，有建瓯归宗岩风景区两个省级风景名胜区，有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南平茫荡山、建瓯万木林、邵武将石三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县级景区79处，其中自然景观23处、人文景观56处。旅游景点遍布10个县（市、区），
  闽北景观，尤以武夷山风景名胜区为著，它以其独特的山水景观、人文景观而闻名于世，以其独特的丹霞地貌为特征，而拥有“奇秀甲东南”之美誉，神秀奇绝。区内百峰嶙峋，一水盈盈，号为“三三”、“六六”之胜。“三三”九曲溪，全长9.5公里，溪水澄碧清流，百折萦回，山挟水转，形成“曲曲山回转，峰峰水抱流”的奇观。“六六”三十六峰，玉女、大王、天游、隐屏等峰峰奇秀。
  武夷山也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山。秦汉时期，见诸记载的文人、名人踵至。南北朝陈天嘉年间（560—566年），顾野王奉使来闽，惊叹武夷山“美哉河山，真人世所稀觏也”，竟流连不忍离去，卜居山中，把中原文化带进武夷山。唐天宝七年（748年），唐玄宗遣登仕郎颜行之至武夷山，册封为名山大川。南唐时，称为道教的第三十六洞天。宋以来，朱熹等大儒在武夷山长期讲学居留，在山中所筑的室、斋、亭、屋达300多座，不仅被称为“道南理窟”，而且被誉为“闽邦邹鲁”。武夷山景区还存留有架壑船、虹桥板、遇林亭、武夷宫、武夷精舍、御茶园、天心永乐禅寺等古迹，还有众多的摩崖石刻，历宋至清跨越近千年，尚可辨析的达400多幅，堪称文化宝库。武夷山的仙风神韵，使历代名人往来不绝。李商隐、李纲、辛弃疾、陆游、戚继光、徐霞客、黄道周等到此游学寻胜，杨时、游酢、朱熹等长期卜居此地。当代政要名人朱德、李先念、彭真、杨尚昆、万里、李鹏、朱镕基、贾庆林、姚依林、郭沫若、荣毅仁、叶飞、赵朴初等莅临视察。国外政要、宾客纷纷慕名而至。
  南平市旅游开发可追溯至南北朝，以顾野王卜居于武夷山为始。唐武德元年（618年），有僧人在武夷山茶洞内修建石堂寺，是武夷山景区最早的建筑。宋、元、明、清对武夷山及各县的一些风景名胜区都有进行开发、利用，建有亭台楼阁。1964年，成立福建省武夷山管理处，行使武夷山旅游管理的权利。1979年开始，闽北旅游资源的开发建设进入以武夷山为中心的全面开发的新阶段。1980年，武夷山建设委员会聘请南京工学院院长、著名建筑学专家杨廷宝教授主持制定武夷山风景区总体规划。1986年，国务院对国家城建部上报的《武夷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予以批复，成为中国风景名胜区中首批获国家同意的总体规划之一。1989年，提出《南平地区旅游事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草案）》，1999年12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会议决定，将武夷山作为文化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武夷山、建阳、延平等县（市、区）也开展旅游业长远规划的编制。各县（市、区）都加强旅游的开发建设，拓展旅游空间，优化资源配置，合理安排旅游线路，并建立相应的接待措施，吃、住、行、游、购、娱各类基础设施基本配套齐全，吸引大批游客造访。2006年，全市接待中外旅游者1032.91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4.6％，其中接待入境旅游者18.4万人次，增长19.8％。全市旅游收入107.5亿元，首次突破100亿元大关，增长29.0％，其中实现旅游直接创汇6064.25万美元，增长11.6％。八闽粮仓闽北，素以农业为重，粮食以种植稻谷为主。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就在谷地和溪河两岸从事农业生产。随着两晋时中原汉人避乱南迁闽北，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农业生产得以发展。唐以前，沿建溪、富屯溪及其支流的众多盆地基本开垦殆尽。入唐后，以盆地为中心向四周丘陵扩展，开发梯田。唐建中年间（780—783年），建州刺史陆长源“明法令，均赋役，辟田畴，伴农桑”，促进了建州经济发展。
  五代，福建偏安割据，境内相对稳定，而王潮、王审知实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奖励开荒，兴修水利，使闽北经济得以发展。
  宋代，耕地继续得到扩大。闽北多梯田。“田尽而地，地尽而山，虽土浅水塞，山岚蔽日，而人力所致，雨露所养，无不少获。”戴式之描绘南平“四望无平地，山田级级高”（《南宋群贤十集·南剑溪上》）。为提高农业产量，闽北人民注意兴修水利，优良品种占城稻传入福建后，很快在闽北得到推广。
  元统治者进入闽北后，对汉人采取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人口减少，耕地抛荒甚多。元中期，实行安置流亡、扩大屯田垦荒等政策，闽北经济才有所恢复。
  明初，实行恢复农村经济的措施。闽北人民的辛勤劳动，加上一些地方官的努力，使闽北经济得到发展。明嘉靖《邵武府志》载：“四境山多田少，至垦丘陵，辟崔嵬，以艺稼穑。”明成化《浦城县志》载：“百姓勤于耕织，桑麻披陇，茶笋连山。”明代，闽北开始种植双季稻，甘薯、玉米的种植也引入。其时，由于农产品产量增加，农产品越来越多成为商品，投入市场，闽北已向福州输出粮食。
  从明朝中期起，福建就有缺粮问题，入清以后，更为严重。清郑光策在《闽政领要》中指出：延平府属南平、沙县、顺昌、将乐四县，地土稍厚，米谷出产亦多，尚有客商贩运。建宁府属七县及邵武府属四县，田多膏腴，素称产谷之乡，而浦城、建宁两县，尤为丰裕。省城民食，所以不致缺乏者，善全赖延平、建宁、邵武三府之接济也。从此闽北成为“八闽粮仓”。闽北稻谷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清乾隆、嘉庆年间，浦城县的“个半米”被定为“贡米”，红米粒大色艳味香，被誉为“浦城美人红”。民国期间，闽北的稻谷生产在全省仍占重要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至1952年底，土地改革在全市胜利完成，当年，全市粮食产量达45.81万吨，比1949年增长37.36％。1954年，全市粮食净调出达11.10万吨。其后，实现农业生产合作化，通过科学种田，推广农业优良品种、化肥、农业机械，促进粮食生产的发展。特别通过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发展，1985年，全市净调出粮食达28.93万吨，达历史最高值。全省17个商品粮基地县（市），闽北有8个，其中6个为全国商品粮基地县（市），享有“福建粮仓”之誉。至2006年，全市年提供商品粮、净调出均占全省第一位，提供商品粮约占全省的二分之一。
  传统经济
  闽北的自然环境、自然资源为闽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闽北人民经过历代的积累和辛勤劳动，形成陶瓷、茶叶加工、造纸、雕版印刷、纺织、冶炼等特色经济。
  新石器晚期，闽北先民开始生产泥质陶品。光泽商周文化遗址出土的以红黄泥质陶和灰硬陶为主的陶器，不少是中国古代陶器的上乘之作，当时陶器生产达到相当的水平。西晋，闽北开始生产胎体坚硬釉色青亮的瓷器。唐代，闽北的陶瓷生产规模较大。建阳将口龙窑遗址，残存达52米，是国内已知唐代龙窑中最长的一座。宋代，闽北瓷器生产已臻成熟，建窑是全国十大名窑之一，在颜色釉的配料和烧制技术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在成型的装饰方面出现丰富多样和超越前代的新品，产品分乌金、兔毫、油滴、曜变4种，其中建阳兔毫盏更是上乘珍品，供宫廷使用，底部精书“供御”二字。其时，闽北主要的窑址有建阳水吉池中、后井的建窑、武夷山遇林亭窑、邵武的四都窑、延平的茶洋窑、浦城的大口窑、光泽的茅店窑、松溪的回场窑等。其后，闽北的陶瓷生产一直比较兴旺。清代，闽北瓷器产品建白还远销海外，法国人称为中国白。民国时期受战争影响，瓷器生产衰落，生产规模下降，工艺失传。至1949年，闽北日用陶瓷仅生产2.05万件。新中国成立后，陶瓷生产得到恢复发展，1957年，日用陶瓷生产达26.89万件，1962年，达218.03万件。1979年，仿古兔毫建盏研制成功。1994—2006年，全市年均生产日用陶瓷约500万件。
  闽北的茶叶加工，在距今1500多年前的南朝就以武夷的“晚甘侯”之名而闻名。武夷茶最早见诸文字的始于唐代。唐代诗人徐寅《谢尚书惠腊面茶》中有“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之句。贞元二十年（804年），常衮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谓之研膏茶”。闽龙启元年（933年）建州张建晖把凤凰山方圆三十里的茶山权献给闽王，列为皇家御茶园，称为北苑。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朝廷特置龙凤模印，派漕臣到建安督选御茶，其时建安有官焙38家。宋丁渭《建安茶录》称建安的官私焙共有1336处。同时，茶品愈选愈精，新品系新品种不断出现，创造出北苑龙凤团茶，名冠天下，有“天下之茶建为最，建之北苑又为最”。历史名人苏轼、苏辙、梅尧臣、蔡襄、杨万里、白玉蟾、朱熹等都有颂咏闽北茶叶之作。北宋初，建州每年产腊面茶五六万斤，大观年间（1107—1110年），岁贡团茶达20多万斤。宋政和年间（1111—1118年），传因进贡“白毫银针”茶而获赐政和县名，并且有“御苑玉芽”、“万寿龙牙”、“长寿玉圭”之称。元代，朝廷在武夷四曲之畔建御茶园。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下令罢造龙凤团茶，改制成芽茶入贡。明末清初，武夷茶独特的制作技术脱颖而出，出现介于红茶与绿茶之间的乌龙茶（即武夷岩茶），武夷茶名声大起，遂大量出口境外茶叶。闽北茶叶从分水关出境，辗转北行到中俄边境的恰克图城进行贸易，再进入英国和北欧各国，史称“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同享盛名。鸦片战争后，闽北茶叶转由福州、厦门两个口岸出口。清道光年间，建瓯全县制茶作坊上千处，小作坊雇工十数人，大作坊上百人。清咸丰年间，在政和县发现优良茶种大白茶，并得以大量繁殖，茶叶生产随之迅速发展。采用政和大白茶制造的“政和工夫”、“白毫银针”、“白毛猴”等茶叶，倍受青睐。宣统二年（1910年），南洋第一次劝业会上，武夷岩茶和建瓯泉圃，同其星庄号茶品获金质奖。民国初，闽北茶叶生产尚属平稳，民国3年（1914年），在巴拿马博览会上，建瓯詹金圃茶庄得一等奖，杨瑞圃、李泉丰茶庄得二等奖。民国29年，福建省政府与中国茶叶公司在崇安县设立福建示范茶厂，设政和、星村、武夷3个制茶所和福安、福鼎两个分厂。闽北茶叶科研成为福建省两大茶叶研究系统的一个重要基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扶持茶叶生产，1951年4月，在建瓯创办建瓯茶厂，为当时闽北最大的茶叶精制加工厂。1952年，全市精制茶叶产量达380吨，1978年达3586吨，1989年达2.02万吨，1994年达1.13万吨，2006年达3.67万吨，为历史最高值。
  闽北山地林木竹林丛布，造纸原料甚丰，造纸业颇盛。闽北造纸业始于五代，至宋代，造纸已有相当规模，其产品纸被曾享有盛誉。当时瓯宁、建阳、松溪、崇安、邵武、延平等地均出产纸被。当时境内还生产竹纸，《天工开物》写道：“竹纸的制造出南方，而闽省独专其盛。”《闽产异录》载：“建阳扣，土人呼为书纸，宋元麻沙、书坊版书，皆用此纸”。明代，造纸业进一步发展，延平府和邵武府亦出产竹纸。《闽书·风俗志》：建阳，“其竹可以纸。”顺昌“煮竹为纸，纸曰界首，曰牌，行天下。”其时顺昌纸大量外销，颇有名气。清朝，闽北纸质提高，品类增多。民国期间，各县都生产纸。民国19年，南平有造纸槽户734户，纸工2788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采取措施，扶持纸业生产，组织纸业供销合作社、生产社，生产得以恢复。1958年，机械化生产的南平造纸厂、西芹造纸厂和建阳造纸厂相继投产，使闽北造纸工业从千百年来零星制作、分散经营的传统形态向规模经济转变，开创现代化造纸工业新纪元。南平造纸厂后经4次扩建和5次改造，形成年产新闻纸10万吨以上的生产能力，被列为全国三大新闻纸厂之一。2006年，全市纸及纸制品产业产值19.94亿元。
  闽北造纸业的发展，带动雕版印刷业的兴盛。闽北雕版印刷业发契于五代，繁荣于两宋。宋代，建阳刻书机构众多，有余、刘、蔡、黄、虞等姓的刻书坊30多家，官府刻书、私家刻书、书坊刻书形成系统，刻书数量居全国之首，且远销全国各地，流向国外。南宋时期，福建闽北成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蜀、浙、闽）之一。朱熹《嘉禾（建阳）县学藏书记》写道：“麻沙所刻书籍，无远不至。”宋代闽北开始活字印刷，今光泽县寨里镇茶家村一村民还保存一套宋代字模。
  闽北纺织业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织网结。商周期间，使用陶纺锤、陶纺坠生产。从武夷山取下的二号架壑船棺中的丝、麻、棉织品等实物来看，确定距今3400多年前闽北纺织业已比较发达。南北朝闽北的纺织品以质量好而闻名。唐开元间（713—741年），建瓯所产的金花练是贡品。宋代，闽北纺织业得到很大发展。仅建宁府各县缴纳的本色绢就达11844匹，且质量上乘。《舆地纪胜志》载：“建阳故邑，址号小西川，出红锦绿锦，所以其地有濯锦桥。”建锦生产工艺精湛，宋崇宁、大观之际，宫殿柱要围裹以升降龙花纹的织锦柱衣，《舆地纪胜志》载：“凡百易工无能成者，因以殿柱尺度付蜀工，亦不能选”，最后由建阳织锦工匠依图织造，“即成，施之殿柱，文会为龙不差。上大喜，厚赏匠人。”宋元时期，建阳锦行销勃泥、真腊等国。元代，建瓯盛产蚕丝。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写道：“到了那雄大繁华的建宁府，人民以经商及手工生产为主，产丝甚多”。明代，闽北纺织品种类多，质量好。浦城生产的大绢、大绫可分别与浙江、河朔产品媲美，并作为贡品每年贡102匹2丈9尺。随着手工织造业的发展，出现民间印染业。清乾隆年间，延平樟湖坂的印染工艺以质取胜，被誉为“闽北染织摇篮”。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纯商业性的纺织业在延平得到发展，江西客籍23户联合创办手工织机房，工匠达200—300人，生产提庄布和土扣布，深受贫寒人家的喜爱。同时，官府也倡导纺织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浦城购置木机，办纺织传习所，教织斜纹布、羊肚布。民国初期，闽北一些县创办传习所，既传艺又生产。同时，私人的织造厂也陆续开办。抗日战争爆发后，福州纺织工厂内迁南平，省赈济会难民生产处在建瓯收容难民数百人，进行纺纱、织布。“工合社”在浦城开办毛巾社、纺织社、棉织社、针织社。抗日战争结束后，内迁工厂迁回，有的停业。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组织手工业者生产纺织品。1966年，上海勤佘织造厂迁到南平，更名南平针织厂，至此，闽北才开始有较大规模的纺织业。1969年，上海十六丝织厂迁到邵武，定名邵武丝绸厂。1972年南平纺织厂、南平化纤厂投产及各县（市）创办的纺织企业，使南平纺织工业体系初具规模。2006年，全市纺织业产值18.067亿元。
  闽北矿冶业历史悠久。相传春秋时期，欧冶子在松溪湛卢山铸炼举世闻名的湛卢宝剑。西汉，闽北已使用铁器。唐代，建安开采铜矿，邵武开采铁铜矿。唐建中初，全国设冶铁25个场，福建有4个场，其中建州、南剑州、邵武军各1场。宋代，福建多种金属产量在全国名列前茅，闽北又居全省前列，同时技术进步，浦城能从银铜共生的矿石中把两种金属分离出来。据《宋史·食货志》载：全国产铁军33个，福建5个，闽北的建州、南剑、邵武均产铁；铁场全国25处，福建16处，均在闽北。全国产铜军10个，福建5个，其中建州、邵武军、南剑军均有产铜；铜场全国35处，福建27处，其中邵武8处，南剑州12处。全国产银军23个，福建7个，其中建州、邵武军、南剑州均有产银；产银全国50处，福建26处，其中邵武8处，南剑州10处。宋绍兴末年，全国产铁44万公斤，其中建州产2万公斤；铅，全国产9.55万公斤，其中建州产0.65万公斤。由于矿冶业的发展，宋代在福建设置两监，均在闽北。宋开宝八年（975年），因建州有银矿，故置场收银。该场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升为监，监址设在建州，管辖银场7所，是全国三个银监之一。宋天禧间（1017—1021年），建州设丰国监铸钱，该监为全国四大铸钱基地之一。明代，在崇安、政和、浦城、松溪、建阳等地设有银场或银坑。据《八闽通志》载，明弘治三年（1490年）浦城岁银3000两、松溪2200两、政和1200两、崇安1100两、建阳890两。浦城冶铁规模颇大，每炉炉工500—700人。据明万历《建宁府志》载，各县都产铜铅。明末清初，因已采坑场资源枯竭，基本停歇，闽北的矿冶业也从兴盛走向衰落。民国期间，仅部分乡民分散开采铁坑或洗铁砂，为铁匠提供原料。新中国成立后，闽北冶金工业从一片空白的基础上曲折地发展起来。20世纪70年代，基于创办“小三线地区国防战备基地”的需要，富文钢铁厂、浦城铜矿、邵武铜冶炼厂、南平铝厂相继建成投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南平市冶金工业健康发展，采掘铁矿、萤石矿、钨矿、铜矿、铅锌矿、金银矿等；冶炼钢铁、铜、铅、工业硅，制品有钢材、铝型材等。
  1995年至2006年，中共南平市委、市政府实施工业改革发展“三步走”战略，落实抓大放小，战略重组和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重点培育七个产业集群：木竹加工、纸及纸制品、食品加工、精细化工、电线电缆、汽车配件、纺织服装。2006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377.50亿元，比上年增长18.5％。
  文化走廊闽北是古代中原文化进入福建的前沿，因而造就文化走廊的地位，成为八闽古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年）后，浙江的越族后裔到闽北等地居住，受中原文化浸润较深的越族也随之将较先进的中原文化带到闽北。并与当地土著人逐渐融合，形成闽越族，使闽北文化得以突进。
  秦末，闽越族首领无诸率军队北上，参加反秦战争八年之久，也深受汉族的濡染，战后班师，亦将中原文化带回闽北。汉末，孙吴经营闽地，又将中原文化带入福建，首先在闽北落地。
  西晋期间，是北方人口进入福建的第一次高潮。据民国《建瓯县志》载：“晋永嘉末，中原丧乱，士大夫多携家避难入闽。建为闽上游，大率流寓者居多。”中原人士由闽北而向南转移。
  唐总章二年（669年），陈政率兵南下。又一次将中原文化带入闽化。安史之乱后，唐朝衰落。黄河中上游地区经过浩劫，残破不堪，士族大夫纷纷逃离南下，闽北地连江浙，为中原入闽首途，避乱入闽者在闽北安家甚多。此为北方人口进入福建的第三次高潮。《八闽通志》卷三汇载建宁府风俗时，引《建安志》称：“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逃难于此。”其时入闽的士大夫或文人，对闽北文明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理学作为一种文化成果，对中国文化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理学在北方产生，很快在闽北传播，并迅速崛起，改变了福建“无儒家者流”的状况。程颢、程颐兄弟创立以理为本的思想体系，是理学初创阶段最为典型的形态，从学的闽北人有杨时、游酢、游醇、练绘等。杨时、游酢辞归故乡闽北时，程颢对坐客说：“吾道南矣。”南宋朱熹对理学展开系统的、创造性的总结，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生在福建尤溪，读书、学术活动、创立闽学都在闽北，逝后亦葬在闽北。其门徒骨干闽北居多，故其创的学派称为闽学。闽学的创立，使闽北成为中国学术中心，中国文化的南迁亦终于完成。在宋理宗时，浦城人真德秀说动人君，使闽学确立正宗地位。元朝，闽学北传，并被朝廷钦定为官方哲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影响深远。
  闽北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得助于教育。唐建中初年（780—783年），建州刺史陆长源设置乡校。五代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曾任工部尚书的黄峭，弃官返乡，在邵武和平创办书院，是闽北最早的书院。宋代，闽北书院大兴，有书院十余所，在建阳就有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屋、考亭书院、瑞樟书院、同文书院等5所。书院成为倡导、传播和研究理学，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宋代，州、县都设官学，宋天圣二年（1024年），延平郡守曹修古创建的南剑州学，开全国州学之先。宋崇宁五年（1106年），浦城学生隶籍者千余人，受到朝廷表彰。元、明、清三朝，闽北的教育事业得到延续，创办书院仍为兴盛。唐至清代，闽北登进士2394人，其中，状元12人（包括特奏名第一、释褐第一），榜眼6人，探花5人，还有武进士13人。宋代，建瓯进士达1040人，居全国县级进士数之首。
  闽北才俊辈出，踵事增华。全区有宰辅17人，其中浦城宰辅达8人。历代称为佼佼者的有：唐有闽北第一个进士叶京；五代工部尚书黄峭，文学家江文蔚、江为；宋代出将入相的名臣李纲，政治家、理学家真德秀，名臣章得象、章惇、吴充、张霭、陈师锡，黄中、廖刚、黄裳、吴执中，军事家章粢、刘韐、刘子羽、吴玠、吴璘，理学家游酢、胡安国、罗从彦、李侗、刘勉之、刘子翼、胡宽、刘?、李郁、廖德明、李方子，蔡元定，“一代文豪”杨亿，中国婉约派宗师柳永，文学评论家严羽，《文苑英华》主要编撰者杨徽之，世界法医学奠基人宋慈，创纪事本末体的史学家袁枢，军事理论家、中国第一个武学博士何去非；元代理学家熊禾，诗歌四大家之一的杨载；明代重臣、“三杨辅政”之一杨荣，中国最早开辟以英雄传奇为题材的作家兼书坊主人熊大木；中国研究西北边境历史地理和中俄关系的著名学者何秋涛，方志学家高澎然等。南平籍人冯超骧，宣统三年（1911年）参加广州起义，是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这些历史人物，不但为闽北和福建的开发作出各自的贡献，也为创建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建立了不可泯灭的业绩。
  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闽北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产业，建立“朱熹纪念馆”“武夷画院”、开发古汉城文化遗址，对传统文化进行发扬光大。2005年11月13日，国家建设部和文化局授予邵武和平镇和武夷山下梅村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2005年11月15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第一批101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闽北占13项。
  革命老区
  闽北是福建省著名的革命老区，民国八年（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闽北，闽北进步青年积极响应，高举“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旗帜，联合举行罢课、集会等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得到工农群众的有力支持，联合成立广泛的反帝反封建阵线，推动了闽北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发展。民国十五年3月，杨峻德等中共党员在建瓯创建闽北第一个中共组织——中共建瓯支部，从此，闽北革命斗争的面貌焕然一新。民国十六年，崇安县农民协会成立，在大安、五夫、上梅、坑口等地广泛开展反土豪劣绅斗争，并成立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直属中共中央领导。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闽北地方组织领导农民起义，创建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革命，开辟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时期创建较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民国十七年秋和民国十八年初，徐履峻、陈耿领导农民武装，先后发动以崇安上梅为中心的崇（安）浦（城）两次暴动，随后，在上梅正式成立县苏维埃政权。民国十八年（1929年）6月，伍弟奴领导以松溪路下桥为中心的建（瓯）松（溪）政（和）农民起义。民国十九年底，闽北根据地和赣东北根据地合并，形成著名的闽浙赣根据地。民国二十年和民国二十一年，方志敏两次率红十军入闽，巩固、扩大闽北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闽北红军独立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时，闽北参加长征的红军有1500人。此后，中共闽北地方组织和红军奉命留在闽北，坚持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闽北红军整编为新四军三支队五团，同南方八省游击健儿一道开赴华中抗日战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环境更为恶劣，斗争更为艰巨。闽北地方党组织领导遍及城乡的抗日救亡运动，巧妙地把武装斗争和合法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成功地领导工农和学生运动，进一步扩大党的活动地区，壮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民国三十八年初，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闽浙赣游击纵队，有力地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闽北及福建全省，赢得“红旗不倒”的光荣称誉。
  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还留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萧劲光、方志敏、粟裕、周建屏、刘英、张云逸、王助、陈丕显、叶飞、曾镜冰、范式人、秦基伟等人的足迹。革命先辈和闽北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闽北的解放，英勇奋斗，流血牺牲，创造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朱德特为闽北革命烈士纪念碑题词：“革命烈士永垂不朽”。革命烈士的光辉业绩，永远激励着闽北人民，为建设繁荣、富庶、文明的新闽北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