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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学李侗，哲学思想大变。抗金的胜利，竟成了赵构和秦桧屈辱投降的进献礼，这就不能不激起朝、野的愤慨。赵构只得在朝、野一片反对和议，主张抗金声中退位。孝宗赵昚继位后，支持抗金。他贬退秦桧党人，起用张浚，追复岳飞官爵，按官礼改葬。这就打击了投降派，抗战形势大有转机。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六月，刚即位的孝宗诏求直言。八月，朱熹以监潭州南岳庙的臣职向赵昚上《封事》。在《封事》中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所谓“帝王之学”，就是“古者圣帝明王之学”。他说：“盖致知格物者，尧舜所谓精一也；正心诚意者，尧舜所谓执中也，自古圣人口授心传而见于行事者，惟此而已。”②要孝宗赵昚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做起，而捐去旧习无用浮华之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诐之说，然后“延访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诸左右，以备顾问”。③这样才能治国、平天下。
  第二，“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所谓“修攘之计”，就是“修政事，攘夷狄”。他明确提出：“夫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又说：“以臣策之，所谓讲和者，有百害无一利，何苦而必为之。……故今日讲和之说不罢，则陛下之励志必浅，大臣之责任必轻，将士之赴功必缓，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听上之所欲为。”①反对和议，主张抗金。
  第三，“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他认为“四海之利病”系于“斯民之戚休”，“斯民之戚休”系于“守令之贤否”，然而“监司者守令之纲也，朝廷者监司之本也”。②对于“肆虐以病民”的官吏，即使是宰执召谏的“亲旧宾客”，也应该斥而去之。提出：“正朝廷”，“立纪纲”，“厉风俗”，“选守令”的主张。在这里，朱熹数说和议之害，复仇之利，反和主战态度十分鲜明。
  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孝宗罢史浩，支持张浚出兵抗金。张浚派濠州李显忠和泗州邵宏渊分别出击，但由于李、邵不和，不协同作战，以致符离战败。孝宗即位后的初次出击即以失败告终，给这位励志恢复的皇帝浇了一盆冷水。此后，孝宗长期陷入犹豫观望，战和举棋不定的状态。因此，抗金恢复始终无大进展。这时，孝宗又起用秦桧余党汤思退为右相，十月派王之望到金廷议和。十一月六日，朱熹受诏垂拱殿奏事，他慷慨陈词，连上三札。“第一奏论致知格物之道，天颜温粹酬酢如响；次读第二奏，论复仇之议；第三奏论言路壅塞，佞幸鸱张，则不复闻圣语矣。”③
  他在第二札中论复仇时说：
  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者。
  然则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间者不知何人辄复唱为邪议，以荧惑圣德，至遣朝臣持书以复虏帅而为讲和之计。臣窃恨陛下于所不当为者不能必止，而重失此举也。
  今释怨而讲和，非屈己也，乃逆理也。①
  朱熹主张“以战复仇”，要求“亟罢讲和之议”，认为“讲和”，是叛逆“天理”的，甚至对孝宗准备和议也进行批评，认为这是“不当为者”。对出使金廷的王之望、尹穑等更是蔑视，以“王之望、尹穑辈，更何足挂齿牙间也”②。可见他抗战恢复态度之明确和坚决。
  符离师溃后，尽管孝宗用汤思退积极进行割地求和活动，但由于抗战派的坚决反对，一直未达成和议。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十月，金军得汤思退军事密报，乘宋军无备而发动进攻，宋军败。在金军的压力下，十二月订立“隆兴和议”，这时，朱熹在《与陈侍郎》书中提出：
  孰有大于祖宗陵庙之仇者，而忍以簿物细故捐之哉。
  盖以祖宗之仇，万世臣子之所必报而不忘者，苟曰力未足以报，则姑为自守之计而蓄憾积怨以有待焉。犹之可也。③
  他一方面仍然坚持主张抗战，但根据当时形势把时间推移到以后来复仇；另一方面，他主张“力未足以报”时就自守。以待时机。
  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朱熹就任“武学博士”职位，教学生习兵马武艺。“既至而洪适为相，复主和，论不合，归。”①回家后，朱熹从事于理学的研究和讲学活动。
  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秋天，福建崇安发大水，朝廷任用朱熹视察水灾，并与县官议论“赈恤”的事。他遍走崇安各山谷间，十日而后返。经这次视察，不仅有“今时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直是难与图事”②之感，而且有“若此学不明，天下事决无可为之理”③之叹。由于水灾严重，粮食无收，因而到次年（公元1168年）青黄不接的春夏之交，崇安发生大饥荒，随之爆发饥民暴动，人情大震。朱熹与知县诸葛廷瑞便劝地主发藏粟，以赈济下民。他在《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中说：
  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饥，予居崇安之开耀乡，知县事诸葛侯廷瑞，以书来属予，及其乡之耆艾左朝奉郎刘侯如愚曰：“民饥矣，盍为劝豪民发藏粟，下其直以振（赈）之。”刘侯与予奉书从事，里人方幸以不饥。④
  后又请朝廷以“粟六百斛”赈济饥民，以缓和矛盾。这样，既防止了崇安饥民的暴动，也使“浦城（距崇安二十华里）之盗无复随和而束手就擒矣”⑤。从这里，朱熹萌发了设“社仓”，来解决农民青黄不接、粮食困难的问题。“山谷细民，无盖藏之积，新陈未接，虽乐岁不免出倍称之息，贷食豪右，而官粟积于无用之地，后将红腐不复可食。愿自今以来，岁一敛散，既以纾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弛半息，大侵则尽。蠲之于以惠活鳏寡，塞祸乱原甚大惠也，请著为例。”①设立“社仓”，既可在新陈未接之时，向“社仓”贷谷，取息什二，而可不向“豪民”高利贷谷；又可在收成不好时，出息减半；如大饥，则可全免；对于无劳力的鳏寡，则可免除利息。因此，他以“社仓”为近古救弊补病的“良法”。在这年，朱熹完成了《二程遣书》的选编。
  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创立“五夫社仓”于五夫里②，后来又在福建建阳和浙江金华等地得以推广。朱熹还把“社仓”法和王安石的“青苗法”加以比较，认为“社仓”法比“青苗法”还优越。“予观于前贤之论，而以今日之事验之，则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为不善也。但其给之也，以金而不以谷；其外之也，以县而不以乡；……是以王氏能以行于一邑，而不能以行于天下。”③肯定王安石“青苗法”的本意是好的。“社仓法”尽管在贷谷与贷金，以乡与以县的问题上与“青苗法”有区别，但实质上有相似之处。虽然朱熹批评王安石“青苗法”只能行于一邑，而不能行于天下，然“社仓”法何尝能行于天下呢？
  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夏天，吕祖谦从浙江东阳到福建建阳朱熹的“寒泉精舍”，留住逾月，相与读周敦颐、二程和张载的书，并商讨编辑《近思录》的指导思想，作为理学入门的教科书。当朱熹送吕祖谦回浙江途经江西上饶鹅湖时，吕便邀陆九龄、陆九渊来会。按照吕祖谦的本来意思，是想调和朱、陆为学之方的分歧。但讨论的结果是明确了他们之间的分歧，朱熹主张“即物穷理”，而被陆九渊讥为“支离事业”；陆九渊主张“发明本心”，而自称为“易简工夫”，结果不欢而散。此后，人们尝称朱学为“道学”学派，陆学为“心学”学派。
  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作为集道学之大成的代表作——《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撰成。他首先编成《论语集义》和《孟子集义》，然后按道学的观点取其“精粹”为《集注》，又把为什么这样取舍的道理或与学生的问答编为《论语或问》和《孟子或问》。同时，还完成了《周易本义》和《诗集传》的撰写。《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的著成，说明朱熹以道学为指导诠释儒家经典的圆融成熟，标志着朱熹道学哲学逻辑结构的建立。
  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由于史浩的推荐，朱熹被任命为“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县），次年（公元1179年）三月到任，朱熹从公元1153年任同安县主簿至此，已家居著书、讲学二十余年。他一到南康，便贴出《榜文》，规定：第一，本军土瘠民贫，役烦税重，以使“民力日困，无复安土乐生之心”①，望士人、父老、僧道、民人有能知道利病的根源，悉具以陈；第二，请士民乡邻父老，每年集会，教戒子弟，使“修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②以成风俗之美；第三，乡党父老，推择子弟，入学读经。以便南康成礼义之乡。
  是年，南康军灾荒。朱熹一方面发布《劝谕救荒》文，劝“上户有力之家，切须存恤接济本家地客，务令足食”，如有余粮，要以公平价格和足秤粜给贫民，不使下户有“流移饥饿之患”；劝百姓不要离乡流亡，要“各依本分，凡事循理”，只能向上户告籴，如果“妄行需索，鼓众作闹”，则“定当追捉”③。以救灾济民，安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他二次上疏，要求减除星子县的税钱（《文集》中阙第一状）。“窃见本军诸县，大抵荒凉，田野榛芜，人烟稀少，而星子一县为尤甚。……而官吏节次增起税额，乃和买折帛，数目浩瀚，人户尽力供输，有所不给，则复转徙流亡”①。再一方面，他请求政府拨钱米修筑沿长江的石堤，以工就食，解决饥民的缺食问题。他说：“自绍兴以来，不暇开修，逐年风浪冲击，砌石损动，往往多被回运空纲偷般压船前去……每有大风震作，漂溺人船，不容拯救，前后抛失官私钱物，不可胜计。”②“本军旱伤至重，细民缺食”，修筑石堤，“使饥民就役，不致缺食”③。既解决饥民的缺食问题，也解决修筑石堤问题，“实为公私久远利济之惠”④。由此看来，作为一个官吏，朱熹是有眼光、有作为的；也是办实事、讲功利的。做父母官若不讲效用，如何为民谋利！
  朱熹在南康军任职期间，办赈济、减赋税、筑江堤，而且积极办学，以宣扬“道学”。他在庐山唐代文人李渤隐居的地方，复建“白鹿洞书院”。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他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五教之目”；把“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为学之序”；并以“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修身之要”；以“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为“接物之要”⑤。“白鹿洞书院”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观》也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并影响到朝鲜李朝各书院的学规。从《学规》宗旨、内涵来看，是讲明伦理纲常，孔孟学说，《大学》、《中庸》思想，忠信笃敬，窒欲迁善，然后推己及人，以及处事接物的原则等。它是孔孟以来儒家礼法的总结，也是处理与调整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学规》体现了朱熹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等问题。朱熹按照他的理学思想，培养了一批学生，也就形成了自己的学派。
  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朱熹上《封事》，他提出“恤民”、“省赋”的主张。“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①如南康军土地瘠薄，“赋税偏重”，丰年还能苟安于目前，“一有水旱，则扶老携幼，流移四出”，应蠲减税钱，凸显了朱熹为民请命的品格。
  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八月，浙东饥荒，宰相王淮推荐朱熹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即日单车就道，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首陈灾异之由，与修德任人之说”②；建议“选建英豪，任以政事”；指出“纲纪日坏，邪佞充塞，货赂公行，兵怨民愁，盗赋间作，……群小相挺”③的时弊。到浙东以后，“按行境内，单车屏徒从，所至人不及知，郡县官吏惮其风采”④。以私访的办法，了解民情；并“访民隐，至废寝食”⑤。因而他搞清楚了一些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他奏劾绍兴府差指使密克勤偷盗赈济的官米4160石，并以“拌和糠泥”来补缺额。而“臣所见嵊县一带饥饿之民，羸困瘦瘠，宛转道路，呼号之声，不可忍闻，其不免于死亡者已不胜计”⑥。在这种情况下，密克勤乃敢于偷盗官米，“情理重害，不可容恕”。①应“牒绍兴府送狱根勘，取见著实，依法施行外，欲望圣慈先将本人重作施行，仍令绍兴府疾速根勘，监追所盗米斛，送纳入宫，庶副赈济”②。
  他还弹劾了隐瞒灾情，谎报政绩，横征赋税的浙江衢州守臣李峄，元差监酒库张大声等。在衢州遭大水之后，人民饥寒交迫，“取蕨根以充饥肠，羸瘦萎黄，非复人貌，岁前两寒，死亡已多”③的情况下，不仅“专务掩蔽，不以实闻”，“于荒政全不留意”；而且“一味差人下县，督责财赋，急如星火”④。他认为，对于这样“病昏不能视履”⑤的官吏，要按劾以闻，撤去其职位。
  不仅如此，他还弹劾了兼并土地，不伏赈粜的豪右朱熙绩。朱县尉（熙绩）平时“结托权贵，凌蔑州县，豪横纵恣，靡所不为”⑥。并大肆兼并土地，侵吞财产，“本乡田产尽卖与豪户朱县尉”，“典买产业，累年白收花利”，成为“田亩物力，雄于一郡”的官僚地主。他在出粜赈济米时，还“减克升斗”。朱熹主张：“将朱熙绩重赐黜责，以为豪右奸猾不恤乡邻之戒。”⑦
  朱熹在浙东不仅请求惩办贪官污吏，弹劾检放不实，以为“日后附下罔上、慢法害民之戒”⑧；而且请求孝宗皇帝“尽出内库之钱，以供大礼之费为收籴之本”⑨，诏户部减免所欠的旧税，撤换不称职的官吏，“遴选贤能，责以荒政”⑩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下结人心，消其乘时作乱之意”①。否则，“臣恐所忧者，不止于饥殍，而将在于盗贼；蒙其害者，不止于官吏，而上及于国家也。”②以安定社会秩序。
  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周必大任参知政事，在他支持下，左补阙薛叔似等上书弹劾王淮。“熹以周必大荐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于路曰：‘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慎勿复言。’熹曰：‘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③次年（公元1188年）王淮罢相，朱熹借“入对”的机会，大讲“正心诚意”。并上《戊申延和奏札》五篇。过了几个月，又上《封事》。他说：“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务，则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者是也。”④要孝宗赵昚“先以东南之未治为忧，而正心克己”⑤。
  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二月，孝宗内禅，光宗赵惇即位。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他在漳州期间，做了这样几件事：一是蠲减经总制钱，《宋史·朱熹传》载：“奏除属县无名之赋七百万，减经总制钱四百万”。二是在漳州首次刊刻四经《书》、《易（本义）》、《诗（集传）》、《春秋》和四子书《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宣扬儒家思想。三是改变风俗习惯，“土俗崇信释氏，男女聚僧庐为传经会，女不嫁者为庵舍以居，熹悉禁之”⑥。最重要的是主张行“经界”，核实田亩，画图造册。“版籍不正，田税不均，虽若小事，然其实最为公私莫大之害。盖贫者无业而有税，则私家有输纳欠负追呼监系之苦；富者有业而无税，则公家有隐瞒失陷岁计不足之患。”①
  农民的土地被豪右兼并去了，但产量和税额并没有划去，“业去产存”。因而，出现了贫者要缴“无业之税”，而官僚豪右却“有业而无税”，这不仅使贫苦农民有追呼监系等痛苦，而且国家也有坐失常赋而造成岁计不足的弊病。朱熹为了纠正这种“田税不均”的现象，而主张：“正版籍”，核实田亩；均田税，“随亩均产”。这无疑要损害豪家大姓的既得利益，而有利于政府和“细民”的改革措施。后来，王夫之也给以肯定评价②。但由于触犯了豪家大姓的利益，招致了他们的破坏和阻挠；“宰相留正，泉（州）人也，其里党亦多以为不可行”③和“土居豪右侵渔贫弱者以为不便，沮之”④，致使朱熹“正版籍”之法没有实行。所以，他在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十二月以“经界”不行自劾。⑤
  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十二月，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他正想辞免，“会（公元1194年2月）洞獠侵扰属郡，恐其滋炽，遂拜命，四月启行”。⑥五月五日，一到潭州（今湖南长沙），便采取两方面措施：一要部将田升前去严厉镇压，限期俘获，否则“将斩汝”⑦；另采取招安的办法，诱降平定了农民军首领蒲来矢。他以六十五岁的高龄，任安抚使，终于平定了农民军，安定了社会秩序。为了长治久安，他在湖南策划了这样一些措施：一是奏调“飞虎军”。“飞虎军”原来是帅臣辛弃疾创置，“选募既精，器械亦备”①，当日设此军，就是为了“弹压湖南盗贼，专隶本路帅司”。因此，“一路赖之以安”②。后来拨隶荆鄂副都统，今请求拨回。二是“严武备”。编练地方武装，他要各县挑选“武艺精熟”的“弓手土军”，进行专门训练，以至到州合练，“以备弹压捕盗”③。三是修复“岳麓书院”。“先生（指朱熹）穷日之力，治郡事甚劳，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恻至到，闻者感动。”朱熹之所以到“岳麓书院”讲学，除讲学授徒，传播理学以外，其最主要原因是由于湖南“比年以来，师道陵夷，讲论废息，士气不振”④，以重振士风，提升道德情操。南宋王朝为了表彰朱熹功绩，在岳麓书院的右侧建了“谕苗台”⑤。
  这一时期，朱熹基于对南宋社会弊病的认识，提出了设“社仓”、“正经界”的改革措施，企图补救时弊。那种认为朱熹“反对社会的任何改革”，显然是片面的；在对待战、和态度上，朱熹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他在孝宗初年，积极主战反和，恢复雪耻。但随着宋、金对峙局面的出现，宋实力的衰弱和内部冲突的错综复杂，而主张先以东南之未治为忧。他在浙东任职期间，还发出《除秦桧祠移文》，例数秦桧罪恶，对投降派秦桧持否定态度。在哲学思想上，他完成了《四书章句集注》，建立了理学理论体系，并通过在“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的讲学授徒，传播道学，形成了独立的学派，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②《壬午应诏封事》，《文集》卷十一。 ③同上。 ①《壬午应诏封事》，《文集》卷十一。 ②《壬午应诏封事》，《文集》卷二十四。 ③《与魏元履》，《文集》卷二十四。 ①《癸未垂拱奏札·二》，《文集》卷十三。 ②《与魏元履》，《文集》卷二十四。 ③《文集》卷二十四。 ①《朱熹传》，《宋史》卷四二九。 ②《答林泽之》，《文集》卷四十三。“肉食者”，即指“在位者”，就是享有俸禄的官吏。 ③《答林泽之》，《文集》卷四十三。 ④《文集》卷七十七。 ⑤《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文集》卷七十七。 ①《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文集》卷七十七。 ②“宋乾道四年，县大饥。朱文公熹，请郡粟赈之，……民乐还官，公复请留各里立社仓，夏贷冬成收之，岁以为常。淳熙八年公疏其法，请行于天下。从之，后寝废。今遗址犹存，条约具在。”（《仓》，《崇安县志》卷二） ③《婺州金华县社仓记》，《文集》卷七十九。 ①《知南康榜文》，《文集》卷九十九。 ②同上。 ③《劝谕救荒》，《文集》卷九十九。 ①《乞蠲减星子县税钱第二状》，《文集》卷十六。 ②《乞支钱米修筑石堤札子》，《文集》卷二十。 ③同上。 ④《乞催修石堤札子》，《文集》卷二十。 ⑤《白鹿洞书院揭示》，《文集》卷七十四。 ①《庚子应诏封事》，《文集》卷十一。 ②《朱熹传》，《宋史》卷四二九。 ③《辛丑延和奏札·二》，《文集》卷十三。 ④《朱熹传》，《宋史》卷四二九。 ⑤《朱子年谱》卷二下。 ⑥《奏绍兴府指使密克勤偷盗官米状》，《文集》卷十六。 ①《奏绍兴府指使密克勤偷盗官来状》，《文集》卷十六。 ②同上。 ③《奏衢州守臣李峄不留意荒政状》，《文集》卷十七。 ④同上。 ⑤同上。 ⑥《奏上户朱熙绩不伏赈粜状》，《文集》卷十六。 ⑦同上。 ⑧《奏张大声孙孜检放旱伤不实状》，《文集》卷十七。 ⑨《朱熹传》，《宋史》卷四二九。 ⑩同上。 ①《朱熹传》，《宋史》卷四二九。 ②同上。 ③《续资治通鉴》，卷一五一，另见《道学崇黜》，《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 ④《戊申封事》，《文集》卷十一。 ⑤同上。 ⑥《朱熹传》，《宋史》卷四二九。 ①《经界申诸司状》，《文集》卷二十一。 ②王夫之说：“朱子知潭州，请行经界法，有诏从之。其为法也，均平详审，宜可以行之天下而皆准。”（《宋论》卷十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16页）按：王夫之是指朱熹在潭州请行“经界”之事，但也是对整个“经界法”的评价。 ③《朱熹传》，《宋史》卷四二九。 ④同上。 ⑤见《辞免湖南运使状·二》，《文集》卷二十三。 ⑥《朱子年谱》卷四上。 ⑦《朱子世家》，《婺源县志》卷十八。 ①《乞拨飞虎军隶湖南安抚司札子》，《文集》卷二十一。 ②同上。 ③《约束榜》，《文集》卷一〇〇。 ④《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文集》卷一〇〇。 ⑤王先谦：《湖南全省掌故备考》卷十二，光绪十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