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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门立雪”的文献考察方彦寿“程门立雪”这个典故，现在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为人们所熟知。但若认真考察这个典故的文献来源，却发现有许多不明之处。诸如：这个典故的最早文献出处何在？最早出现“程门立雪”一词的古典文献是什么？“程门立雪”一语的演变过程如何？等等。本文所要考察的，就是这些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
一、对典故“程门立雪”出处的考察要考察一个词或一个典故的来源，大多数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要查找《辞源》，其次就是查《古书典故辞典》。《辞源》“程门立雪”辞条如是记载：宋程颐门人杨时游酢，一日往见颐。时值大雪，颐偶然瞑目而坐，二人遂侍立不去。待颐觉，时酢始辞别，门外已雪深一尺。见《宋史》四二八《杨时传》。后人因用“程门立雪”为尊师重道的故实。元谢应芳《龟山稿》（按，应为《龟巢稿》）七《杨龟山祠》诗：“卓彼文靖公，早立程门雪。载道归东南，统绪赖不绝。”文靖，杨时谥。（《辞源》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三册，第2308页）《古书典故辞典》则介绍说：“程门立雪，（是）宋代杨时、游酢见程颐的故事。《宋史·杨时传》载：‘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元代谢应芳《杨龟山祠》诗：‘卓彼文靖公，早立程门雪。’后来，用为尊师重道的典故。”《辞源》与《古书典故辞典》的说法，其本意无疑是要揭示这个典故最早的文献来源，但从上文来看，显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而且，“程门立雪”作为一个固定的成语的形成，以及这个成语在最终形成时一些必然会有的一些演变过程，在两部工具书中也没有加以进一步说明。因为从《宋史·杨时传》的记载，和谢应芳的诗句，人们也可以提炼出诸如“立寒雪”、“立雪师门”、“游杨立雪”、“立雪门外”之类的一些词组，而未必就一定会是“程门立雪”。
考释词语典故来源，本应引证最初资料，今人所编之工具书如上引之《辞源》、《古书典故辞典》，均引证《宋史·杨时传》，感觉仍不够到位。
众所周知，《宋史》编纂于元朝末年，主纂者是元代的脱脱（1314-1355），考游、杨赴洛阳拜程颐为师是在北宋元祐八年（1093），下距脱脱纂修《宋史》少说也有300多年；把一个历史掌故的来源放在300多年之后的某一部典籍，无论如何也难以令人信服，或者说，把《宋史·杨时传》的记载作为程门立雪这一典故的最早出处，显然是不够准确的。
实际上，这个典故的最早出处是《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文曰：朱公掞来见明道于汝，归谓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游、杨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右三事《侯子雅言》。侯仲良字师圣，二先生之内弟。（《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9-430页；《程氏外书第十二》，《朱子全书外编》本，华东师大出版社2010年版，第537页）《程氏外书》，是南宋理学家朱熹于南宋乾道九年（1173）所编，是《程氏遗书》的续编。内容与《二程遗书》相同，也是二程的讲学语录，所据为朱光庭、陈渊、李参、冯忠恕、罗从彦、胡安国、游酢诸家所记。“程门立雪”一条即出自卷十二《传闻杂记·侯子雅言》。
侯子即侯仲良，字师圣，“河东人，二程子舅氏华阴先生无可之孙”。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三十《刘李诸儒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他是二程的表弟，也师从于二程。事迹载《宋元学案》卷三十《刘李诸儒学案》。据《宋史·胡安国传》记载，侯仲良是一位“言必称二程先生”的理学家，胡安国对其评价甚高。他说：“其安于羁苦，守节不移，固所未有。至于讲论经术，则通贯不穷；商榷时事，则纤微皆察。”（《宋元学案》卷三十《刘李诸儒学案》）正因如此，故遣其子胡宏从之学。
《宋史·艺文志》著录侯仲良著有《论语解》一卷，朱熹对此书评价：“其学大抵明白劲正，而无深潜缜密沈浸浓郁之味，故于精微曲折之际不免疏略，时有罅缝。不得于言而求诸心，乃其所见所存有此气象，非但文字之疵也。”（《宋元学案》卷三十《刘李诸儒学案》）侯仲良与二程的关系如此密切，他的《侯子雅言》显系亲闻，即所谓“第一手资料”或“原始记录”。其书今虽已散佚，但有三条保存在朱熹编纂的《程氏外书》中，故其真实性和准确性应无可怀疑。由于侯氏是将游、杨“立雪”与朱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的典故并列而记的，故在朱熹弟子和表侄祝穆（？－1256年）所编的类书《事文类聚》前集卷二十三中，才有“坐春风立寒雪”的条目：“朱公掞见明道于汝，归谓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箇月。游定夫、杨中立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尔辈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三尺。”在同书别集卷二十七中，又将此一分为二，形成“坐春风、立寒雪”两个各自独立的条目。“坐春风”条曰：“侯师圣云：朱公掞见明道于汝，归谓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箇月。”“立寒雪”云：“游、杨初见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軰同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四库全书》本）前后区别只在于雪深“三尺”与“一尺”程度之别。
值得注意的是，在祝穆《事文类聚》前集所载这段话的文末，注明引文出处是《涪阴（陵）记善录》一书，而不是引用朱熹所编的《二程外书》。考《涪陵记善录》是程颐的另外一位门人尹焞（1071-1142），字彦明，人称和靖先生，河南洛阳人，《宋史》卷四二八有传）于南宋绍兴四年（1134）以后，因避战乱在蜀中涪陵时，由其门人冯忠恕所记的语录。此书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儒学类》有著录，但未署撰者名氏；张鎡《仕学规范》卷首《编书目》中列有编纂这部书的参考书目一百种，《涪陵记善录》也是其参考书之一。《宋史·艺文志》作《涪陵记》一卷，作者为冯忠恕。此书今虽已久佚，但在宋代的一些儒学典籍中仍可读到部分内容。除《事文类聚》之外，朱熹编《二程外书》卷十二从此书转录了有关尹和靖的言行八条，称“右八事《涪陵记善录》，冯忠恕所记尹公语。”（《朱子全书外编》本，第538页）《伊洛渊源录》卷四《伊川先生遗事》第一条“王霖公泽言”，（朱子全书本，第976页。）也是从《涪陵记善录》转录；卷十四则载“冯圣先，名理，汝州人。陈恬叔易为作志文，尹公再题其后。其子忠恕，从尹公学。《涪陵记善錄》者也，志、跋皆见录中。”（同上第1107页）。《朱子语类》卷十七有郑可学记：“因看《涪陵记善录》，问‘和靖说敬，就整齐严肃上做’；上蔡却云‘是惺惺法’，二者如何？”一条。
无独有偶，将“春风”、“立雪”两个典故并列而言的，还有南宋徽州休宁人氏程若庸（字达原，号勿斋。生卒年不详，为咸淳年间进士，历任安定、临汝、武夷书院山长）。他在《斛峰书院讲义》中说：“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是志也，坐春、立雪之时，身体心验之旧矣。‘道南’之教，宁不以是为先务乎？由龟山、豫章而延平，逮吾朱子，大成集焉，推其说以教天下后世，至明且备。”（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八十三，第2819-2820页）以上通过对典故“程门立雪”出处的考察，可以知道，最早记载“程门立雪”这一典故的文献是北宋侯仲良的《侯子雅言》，其次是南宋初冯忠恕《涪陵记善录》，而将此完整保存且为后世所知的是朱熹所编的《程氏外书》。最早为这个典故“取名”的是祝穆，但是，他的“立寒雪”三字词，在后世并没有广泛地流传开来；也可以说，“程门立雪”作为一个成语，在南宋时并未形成。
二、对成语“程门立雪”的考察“程门立雪”作为一个成语，在南宋时并未形成，这在晚宋的一些文献中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如早于《宋史·杨时传》，引用游、杨“立雪”这一典故的还有晚宋学者黄震（1213-1280）。他于景定三年（1262）十二月所撰的《立雪亭记》，（《黄氏日抄》卷八十六，四库全书本。）是为何茂远建“立雪亭”而作。文中说何氏于“横经吴泮，着亭梅间，扁曰立雪，取游杨侍伊川暝坐事也，风韵洒然如见矣。”“然大要归于循循善诱、与教不倦而已。伊川暝目而坐，安知非适然，二子侍立，虽雪不敢去，盖其敬师之意。反之复之，使自得之，自有平时之讲贯在，岂在一立雪间耶。”此文通过对何氏建立雪亭的事迹，揭示了游杨立雪程门重师重教的精神。但通观全文，还没出现“程门立雪”一词。
又如，在今人所编的《宋·游酢文集》（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游氏分会、闽台文化交流协会南平分会编，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卷一中，有一篇署名为宋末谢枋得的《御史游公传略并赞》。文中有“伊川倦卧，候之门外，雪深三尺，终无怠容”之说。从中可以看出，在南宋时期，“程门立雪”只是作为一个儒学故实流传，尚未形成固定的成语。在此顺便指出，在《宋集珍本丛刊》本《游廌山先生集》卷首中，这篇文章却不署“谢枋得”之名（书影1）。考《叠山集》，亦无此文，故此文是否谢枋得所撰，还值得进一步考察。但不管此文是否谢枋得所撰，文中没有出现“程门立雪”则是毫无疑义的。
最早出现“程门立雪”一词的古典文献，大概是生活于宋末元初的著名诗人、诗论家方回（1227-1305）的《桐江续集》（《四库全书本》）一书。
在该书卷三十三《赠清隐程居士诗序》中已有“程门立雪殆庶几”一语。而生活年代略晚于方回的建阳熊禾（1247-1312），在他的笔下，也有了“程门立雪道南后，幸此一脉犹绵延”（熊禾《观洛行》，《勿轩集》卷八，四库全书本）的诗句。由于熊禾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家，而不是一位著名的诗人，而且《观洛行》一诗是一首长诗，“程门立雪道南后”被淹没在这首长达一百多行的长诗中，因而在历史上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可能就是《辞源》和《古书典故辞典》把生活年代晚于熊禾半个世纪的元代的谢应芳（1296-1392）《杨龟山祠》诗：“卓彼文靖公，早立程门雪”作为最早描写这一典故诗句的原因。
除了以上诸人外，在元程端学（1278-1334）《积斋集》（《四库全书本》）卷二《括苍尹仲明玉井樵唱序》中，则有“一则执经程门立雪不倦；一则饮酒吹笛于午桥花影之下，人品固不同也”的评价。在元吴景奎（1292-1355）《葯房樵唱》（同上）卷二《再和韵赵敬德杂兴》一诗中，有“师门藉藉高风在，立雪英才旧姓游”的诗句。元人谢应芳（12961392），除了上引《龟山祠诗》中有“卓彼文靖公，早立程门雪。载道归东南，统绪赖不绝”之外，在其《次韵寄题碧云禅老》（《龟巢稿》卷四，四库全书本。）诗中，还有“门前问话人立雪，想象吾家游与杨”的诗句。
“程门立雪”最早出现在工具书中，是元代阴时夫编纂的既是韵书，也是一部类书的《韵府群玉》。在此书卷十八中，已出现了小标题为“程门立雪”的条目（书影2），标题下的正文则记载：“游杨二子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既觉曰：尚在此乎，且休矣。
出门，门外雪深一尺。”（明弘治七年建阳刘氏安正堂重刊本）有了方回、熊禾的诗，有了阴时夫《韵府群玉》这几处文献记载，加上成书于元代的《宋史》中《杨时传》，我们似乎可以说，“程门立雪”这一成语，在元代已基本形成。
三、“程门立雪”在明清时期的流传然而，入明以后，这一成语并未广泛流传。之所以这么说，也是有文献依据的。
如明黄仲昭（1435-1508），《未轩文集》（四库全书本）巻九《送北阁林先生之任潼川》有：“执经我亦曽相从，菲才深荷开颛蒙。有时程门立寒雪，有时马帐谈春风”的诗句。明李东阳（1447-1516年）有“莫倚家风比谢王，正须立雪似游杨”（《再用韵示兆先》，《怀麓堂集》卷五十五，四库全书本。）的吟咏。明顾璘《顾华玉集·山中集》卷六《赠张南畴迁教泷水》一文中有“游杨立雪，程道以南。故曰师严而后道尊，道尊而后人知敬。”冯徒吾《少墟集》（四库全书本）卷十三《思菴野録序》对其时“沾沾之士少有所得，即高其举趾，傲世凌物，不复求益，视先生为何如”作了一番批评，并举“昔杨龟山既登第始立雪程门，朱晦翁同安任满犹徒歩执贽延平”例子，表达了“古之大儒，其作用原自不凡”的垂范作用。
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明代的几部建阳刻印的通俗类书中找到例证。如明万历甲辰（1604），题为“吴道明编集、周子才校正、周载道补遗”，而由建阳书林黄次白集义堂刊行的《新刻便蒙对联图像七宝故事》，是一部供儿童阅读的启蒙读物。全书收对联故事一千五百多条，共二十卷，分为天文、地理、时令、人物、花木、鸟兽、器用、宫室、衣服、饮食、人事、文史等二十门。其中，卷一介绍这一典故，题目居然是《定夫立雪》（书影3），而不是元代就已有的“程门立雪”。
又如，由“江湖散人太然子辑”，“建宁府城我迁杨乔补订”，闽建书林近贤刘君丽刊行的《新刻太仓藏板全补合像注释大字日记故事卷》卷二，题目也不是“程门立雪”，而是《立雪门外》（书影4）。
由此可知，“程门立雪”作为一个阐释儒学典故的固定成语，的确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这么说的理由，是基于通俗类书作为民间通俗读物，其特点是将所有的内容分类编排的，“程门立雪”作为著名典故，不仅是和历史上尊师重教、勤奋好学这一类故事编排在一起，而且在这两部类书中，所有的故事题目都是四个字，如果“程门立雪”已经在宋元就已形成，并广泛被人们所知的话，那么，在明代的类书中，就不应出现“立雪门外”、“定夫立雪”这样不够准确、凝炼的词语。
“程门立雪”作为一个固定的用词并广泛地应用，应该是在明清时期。
在明代，闽北屏山刘童《廌山游先生像赞》中，已有“立雪程门，吾道南矣”（《宋·游酢文集》》卷一，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的句子。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康熙皇帝御定的《渊鉴类函》（四库全书本）卷九中，有了“程门立雪”的条目。而在清高宗御制、蒋溥等奉敕而编的《御制乐善堂全集》（同上）卷二十八中，甚至出现了题为《程门立雪》的诗篇。其诗云：“洛学先生启，巍然道德崇。雪深双户外，乐永一庭中。久立情靡倦，端居兴不穷。伊人非耐冷，应为坐春风。”特别是在成书于明代、清康熙间经邹圣脉增补的著名的启蒙读物《幼学故事琼林》中，有了“负笈千里，苏章从师之殷；立雪程门，游、杨敬师之至”的内容。《幼学故事琼林》作为一部著名的童蒙读物，“程门立雪”这一典故，随着幼童琅琅的诵读之声，从此广泛地流传开来。
通过以上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从北宋元祐八年（1093）游杨立雪程门故事的发生，到“程门立雪”这一成语的最终形成，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文献分类来说，既有记录这一史实的《侯子雅言》、《程氏外书》和《宋史·杨时传》，也有将此作为典故写入诗中的方回、熊禾、黄仲昭、李东阳等人的诗作；还有对这一成语的形成和普及起到直接推动作用的通俗类书，如南宋祝穆的《事文类聚》、元代阴时夫的《韵府群玉》、明代建本类书《七宝故事》、《日记故事》，和清代启蒙读物《幼学故事琼林》等。
（作者系福州海峡学院朱子研究所长，研究员）杨时《年谱》失误考述陈建生杨时（1053～1135）字中立，谥文靖，福建南剑州人，熙宁九年（1076）进士。杨时《年谱》，《杨时故里行实考》（林海权、胡鸣：《杨时故里行实考》，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版）收有宋·黄去疾、清·毛念恃、张夏、佚名四种以及黄璋《年谱考证》，其中佚名《年谱》又见诸《杨龟山先生集》（杨时：《杨龟山先生集》，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刻本）与《杨文靖公全集》（杨时：《杨文靖公全集》，清光绪五年（1879）刻，线装本）互参比较，发现其中有些失误。
一、杨时《年谱》二“荐”简述杨时诸《年谱》皆谓：杨时于熙宁五年（1072）“预乡荐”，熙宁八年“预太学荐”。张金华整理的《杨时（龟山）年表》（见收于《朱熹与闽学渊源》，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上海三联书店，19909月版。）将“预乡荐”、“预太学荐”之“预”皆误作“顶”。按旧本游酢诸《年谱》亦有相同记述，今人整理的《游酢定夫先生年谱》（《游酢研究》第1辑，南平游酢研究会，1993年12月印）将“预乡荐”和“预太学荐”分别译作“赴京师预考”和“参加太学生，推荐考核”，类此白译着实误甚。其实“预”皆为“领”之误。
“乡荐”是唐代的制度，由州县地方官推举赴京师应礼部试叫“乡荐”；“预”意为“参与、参加”，例如参加“秋闱”等考试则可称为“预秋闱”，然而“乡荐”则不同，后世援用唐制称乡试中式（乡试中举）为“领乡荐”，也省略称作“领荐”。“领太学荐”之含意相同。明、清两代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举行的考试亦称“乡试”，考期在八月即秋闱，考中者称举人。
二、杨时“寻医”分析杨时“寻医”之事，黄谱谓：元丰元年（1078）“春分。寻医，不赴汀户任”，二年“居乡”，三年“秋，赴调”，四年“授徐州司法。自京师如颍昌见明道先生，以书乞留门下受业。”黄谱考证则谓：元丰元年“居乡”，三年“赴调”，四年“授徐州司法。以师礼见程明道先生于颍昌。按：先生有《见明道先生书》，盖是时，先生就医而至颍昌云。”而朱熹《程氏外书》（朱熹：《二程外书》，《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版，卷十二《传闻杂记》与《宋文肃廌山游先生集》游酢：《宋文肃廌山游先生集》，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游亮采等刊，刻本）。
卷首《师友叙述》皆引录《龟山语录》谓：“明道在颖（“颖”为“颍”之误，下同）昌，先生寻医，调官京师，因往颖昌从学。明道甚喜，每言曰：杨君最会得容易。”如此，则杨时寻医与其赴颍昌“见明道”是两回事。
三、“定夫一日来访”辨析黄谱谓：“绍圣元年甲戌（1094），公年四十二。二月二日，离家赴浏阳任。四月十二日改元……按语录所载，定夫一日来访公，公曰：适从何来？定夫曰：某在春风和气中坐三月而来。公问其所之，乃自明道处来也。试涵泳春风和气之言，则仁义礼智之人，其发达于声容色理者，如在日中矣。”其中“如在日中”之“日”为“目”之误。《宋文肃廌山游先生集·师友叙述》亦，谓：“定夫一日来访，先生曰：适从何来？定夫曰：某在春风和气中坐三月来。问其所之，乃自明道处来也。试涵泳春风和气之言，则仁义礼智之人。其发达于声容色理者，如在目中矣。”（游酢：《游定夫先生集》［M］，清同治六年（1867）游智开刊，刻本）卷首《诸儒论述》所录前有“语录云”三字。
按黄谱与《游定夫先生集·诸儒论述》所称“语录”应当是指《龟山语录》，但查杨时《龟山集》（杨时：《龟山集》，《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版）所收四卷《语录》皆无此语，或许黄去疾于宋末所见《龟山语录》版本不同。
《宋元学案》（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版）卷十四《明道学案（下）·附录》作：“张横浦……又曰：……游定夫访龟山，龟山曰：公适从何来？定夫曰：某在春风和气中坐三月而来。龟山问其所之，乃自明道处来也。试涵泳‘春风和气’之言，则仁义礼智之人，其发达于声容色理者，如在吾目中矣。”其中“张横浦”即张九成（1092-1159），字子韶，师从杨时；宝庆二年（1226）谥文忠；著有《横浦集》二十卷，故其学派被称为“横浦学派”。
显然，其事真实性也很强，然而，黄谱所录“绍圣元年”却误甚。
明道先生程颢卒于元丰八年（1085）六月丁丑，包括黄谱在内的五种杨时《年谱》亦皆谓：杨时于元丰八年“六月晦”闻明道先生之讣。那么，1094年的绍圣元年，游酢怎么可能“自明道处来”呢？那不是活见鬼么！游酢“如坐春风”必定发生于元丰四年。元丰三年“秋，赴调”，四年“授徐州司法。自京师如颍昌见明道先生，以书乞留门下受业”，当时，已先拜师游酢与谢良佐一同作陪，皆从明道程颢学习有年矣；所谓“定夫一日来访”之事，就发生于元丰四年杨时“乞留门下受业”中的某一天。
四、“程门立雪”考辨成语典故“程门立雪”出处有数说，《成语典故》（袁林、沈同衡：《成语典故》，辽宁教育出版社，1981年10月版）引据《宋史·杨时传》又谓《朱子语录》也有记载。《杨时传》（见《宋史》卷四百二十八）为元朝脱脱等人所编纂；而所谓《朱子语录》其实就是《朱子语类》，其中并无程门立雪“这个典故”。或谓“最早见于《河南程氏书》卷十二”，其实是《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之误，《河南程氏外书》即《二程外书》，其卷十二所引《侯子雅言》记述了“程门立雪”故事。显然，最早记述“程门立雪”故事的是《侯子雅言》，著者为侯仲良，本名淳，字师圣，仍伊川程颐（1033～1107）姑舅表弟。
故事发生的具体时刻是午后至傍晚这一段时间，而在洛阳从午后至傍晚就“雪深一尺”，则程门立雪发生的季节至少应当在秋末至次年春期间。杨时诸《年谱》皆谓：杨时于元祐八年（1093）四月到京师，五月十六日出京往洛“以师礼见伊川程先生”，最迟在六月初十前后就“去”即离开洛阳了。这四月至六月的夏季与“雪深一尺”的程门立雪，正好是相反的两重天，岂不令人生疑进而质疑其真实性。但在具体记述程门立雪时，诸谱又有所不同。
黄谱与毛谱虽记述程门立雪故事于元祐八年五月，却另有表示不确切的时间语词进行限制，用来说明其所记程门立雪故事发生于元祐八年五月之前。
黄谱谓：元祐八年“五月十六日，出京，往西洛见伊川……公顷年初与游御史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人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非信道之笃，能如是乎？”毛谱亦谓：元祐八年“五月，以师礼见伊川程先生于洛。先生出京，遂西往见伊川先生……先生初与游公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公侍立，既觉，谓曰：贤辈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门外，雪深尺余。”其中，黄谱的“顷年”即“近年”、“往年”，毛谱的“初”意为“初次”，只是这个“初次”并非指元祐八年五月此时而是指此前，至于此前何时则无法明确。《宋文肃廌山游先生集·师友叙述》谓：“先生（杨时）出京，到雒见程先生……先生尝与游御史见伊川，一日，伊川瞑目而坐，二人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矣。非信道之笃，能如是乎？”这一记述与黄谱、毛谱相同，其中“尝”意为“曾经”，通常是指本次之前的另一次，与毛谱之“初”意思相同。
黄谱考证谓：元祐八年“五月，以师礼见程伊川先生于洛。按《宋史》本传，见程颐于洛，时年已四十一。”考《宋史》作“时盖年四十矣”，作为《考证》而擅改“四十矣”为“四十一”实属不妥。所谓“年四十”，依古人计年齿习惯“虚岁”，则所指为元祐七年，万历《闽书》（何乔远：《闽书》（四），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卷一百一《英旧》、万历《将乐县志》（万历《将乐县志》，明万历十三年（1585）修，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卷九《人物》与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皆作“年四十”或“年已四十”。故张谱谓：杨时于元祐七年“在制。
冬，以师礼见伊川程先生于洛。先生与游定夫初见伊川先生，伊川偶瞑坐，二公侍立不去，既觉，谓曰：贤辈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门外雪深尺余。八年癸酉，四十一岁。正月，服阕赴调。四月，至京……五月十六日，出京，遂往西洛……见伊川，寓长寿寺拜表院……六月五日，偕定夫离河清返洛，同见伊川于拜表院，又五日而后去。”张谱此说的最大问题在于儒家传统极为重视的“丧礼”制度，元祐七年“冬”杨时因丁其父忧而仍“在制”，丧服还在身上的杨时，似不宜出门拜访他人。这是张夏的疏失。
其他资料的记述简述如下：一是不记发生年代只述其事；由于主人公为杨时与游酢二人，故于二人名下皆有记述。杨时名下之记述，如弘治《八闽通志》（黄仲昭：《八闽通志》（下），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卷六十九《人物》、乾隆《福建通志》（乾隆《福建通志》，《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版）卷四十六《人物》、嘉靖《延平府志·人物》（嘉靖《延平府志》，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上海古籍书店景印，1961年版，线装本等；游酢名下之记述，如康熙《建宁府志》（康熙《建宁府志》，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修，南平地区方志委整理本，1994年印。）卷二十八《人物》、万历《建阳县志》（万历《建阳县志》，《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中国书店影印，1993年版）卷六《人物·游世家》、道光《建阳县志》（道光《建阳县志》，清道光十二年（1832）修，建阳方志委整理本，1986年印。）卷十一《人物》、民国《建阳县志》（民国《建阳县志》，建瓯新明印刷所，线装本）卷十《列传》等；道光《重纂福建通志》（道光《重纂福建通志》，清道光九年（1829）修，同治七年（1868）刊，线装本）卷一百八十五《人物》记诸游酢名下，民国《福建通志》（民国《福建通志》，李厚基、沈瑜庆、陈衍等纂修，民国二十七年（1938）刊，线装本）总卷三十四《列传》则游、杨皆记，且对道光通志作出评论。二志记述可谓特立独行。道光通志疏于考证，反而承游酢诸《年谱》之弊，以为：游酢于元祐二年迁博士，知河清县在元祐三年（三十六岁），而程门立雪就在元祐二、三年之间，至元祐八年四十一岁“始为博士，然由颍昌教授被召，不得云离河清也”。民国通志正是抓住道光通志这一疏漏进行论驳的，然而民国通志于论驳之后却又回到“年四十”与不记年代只述其事的原点上。二是笼统记述于元祐八年，多见于新修志书，如《三明市志》（《三明市志》，方志出版社，2002年8月版）卷五十四《人物》、《将乐县志》（《将乐县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7月版）卷三十六《人物》、《建阳县志》（《建阳县志》，群众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三十二篇《人物》、《南平地区志》（《南平地区志》，方志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四十九篇《人物》，而最荒唐的莫过于林家齐《杨时纪略》（见收于《朱熹与闽学渊源》），曲解《宋史》本传而明确认为就是“夏雨雪”，所谓“1093年4月，杨时四十一岁，被委任瀛州（河南间县）防御推官，不久转任潭州浏汨（湖南浏阳）知县。5月，杨时赴浏阳途中，不辞劳苦，绕道洛阳，与游定夫（游酢）以师礼拜见程颐。有一天，程颐先生正靠在椅上打瞌睡，杨、游两人恭恭敬敬地立在门廊下等候。这时天寒地冻，大雪纷扬，等到程颐醒过来发觉他们的时候，地下的雪有一尺多深。伊川先生非常感动，立即把他们迎进厅去。杨时这种尊师重教精神流传至今‘程门立雪’故事也由此而来。
（见《宋史本传》）”三是元祐八年“冬”，通常是记述程门立雪于元祐八年而后说“这年冬天”或“至冬”云云，多见于今人的解读文章。如《开闽学先河者——游酢》（南平游酢研究会：《游酢研究》二，1994年12月印）、《关于游酢研究的几个问题》（《游酢研究》第2辑和《南平文史资料》第15辑《南平文史资料》十五，1994年12月印。）、《游酢生平纪略和史迹》（《游酢研究》第1辑）等，这是想当然的误解。
可以肯定，“程门立雪”不可能发生于元祐八年夏五月，也不是发生于元祐八年五月之后的“这年冬天”，更不是发生于元祐七年“冬”，但不排除发生于元祐八年五月之前，在洛阳立雪半日且“雪深一尺”，则唯有元祐八年春二三月之时。杨时于元祐八年，黄谱谓“正月一日，公从吉，赴调。四月，至京师”，毛谱、黄谱《考证》与清佚名《杨龟山先生年谱》皆谓“正月，从吉，赴调。四月，至京”，张谱谓“正月，服阙，赴调。四月，至京”。游、杨“程门立雪”就是发生于杨时元祐八年正月“赴调”与四月“至京”期间的春二三月。当时，杨时于正月“赴调”，正常情况下二月中下旬能到达，但在进京前先赴洛阳；游酢于元祐六年得知西京河清县，元祐八年春仍在任，黄谱谓“是时，御史游公知河清县”，毛谱谓“时御史游公酢知河清县”，张谱谓“时游定夫知河清县”，此皆可印证。
据此，上述有关“程门立雪”的各种记述还有几点必要重新厘清。
其一，《侯子雅言》的杨时“初见伊川”。侯仲良记述“程门立雪”的故事必定是事后补记，故其“初”之语意是“原先”、“当初”；后世转述这一故事时，语境其实已经发生变化，故“初”之语意也发生了转变，如“初次”等意思。同时，《侯子雅言》的“初见”不是指见面的第一天，而是指从见面到告辞的一整段时间，或数日或十数日甚或数十日，程门立雪就发生在这一段时间中的某一天；具体地说就是，“程门立雪”发生于元祐八年春二三月间的某一天。这从上述程门立雪的情节也可获得佐证，如伊川“既觉”后之言语就不是“初见”时的言语。
其二，杨时诸《年谱》的“以师礼见伊川程先生于洛”。“程门立雪”既发生于元祐八年春二三月间的某一天，那么杨时“以师礼见伊川程先生于洛”也就应当发生于元祐八年春二三月间，且略早于“程门立雪”的这一天，即杨时“以师礼见伊川”不是发生在五月“出京”的这一次。
其三，由于“程门立雪”的原始记述以及早期流传是在杨时名下，因而形成了特定的语言表述；当转述于游酢名下之时，一些表述语言没有随之变更，从而造成误会。如立雪程门这次的“初见伊川”亦即“以师礼见伊川”者是杨时而非游酢，河清知县游酢只是陪从家乡前来的杨时一同前去；某些转述也使用游酢“初见伊川”云云，颇为不妥。例如，游酢当时知河清县，地近洛阳，杨时因“从吉（服阕），赴调”于元祐八年正月从福建前往京师且取道洛阳；转述者生搬硬套，如《游定夫祠＜程朱理学源流＞壁画图解》（《游酢研究》第2辑）即谓“游杨二人不远千里从福建前往河南洛阳向程颐求学，正值寒冬季节……先生正倚椅假寝瞌睡”云。从“见面”的意义上而言，游酢“初见伊川”是在熙宁五年（1072）赴礼部试之后，其时“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师”，在京师“一见”游酢即“谓其资可与适道”；至于正式拜程颐为师的游酢“初见伊川”，明·杨应诏《闽南道学源流》（杨应诏：《闽南道学源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3月版）卷二《微言》所引“游酢《拾遗》”、《二程外书》卷八《游氏本拾遗》和《游廌山集》（游酢：《游廌山集》，《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版）卷三《师训》皆谓：游酢“初见先生（伊川），次日先生复礼，因是安下饭食稳便回。”依游酢的经历，游酢于元祐五年既没有跟随范纯仁前往太原府又辞颍昌府学教授而“待次”之初，正是游酢正式拜程颐为师即“初见先生，次日先生复礼”之时。
（作者为中共南平市委台办研究室主任，助理研究员）杨时与游酢之诗书考述陈建生杨时（1053-1135）字中立，谥文靖，福建南剑州人，熙宁九年（1076）进士；与游酢（1053-1123）既是程门同学又是儿女亲家，相互有诗文往来，因游酢《文集》散佚，无法知晓其往来具体情况，进而还出现一些不妥的说法。
一、杨时与游酢往来之诗简析杨时与游酢往来之诗有数章，《两宋名贤小集》（陈思：《两宋名贤小集》，《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版）之《龟山集》与四库《龟山集》（杨时：《龟山集》，《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版）所收同，皆为六章，即《寄游定夫》七绝二章、七古一章，《别游定夫》、《归雁》、《感事》各一章。
《寄游定夫》七绝二章，《两宋名贤小集》卷九十八《龟山集》题作《寄游定夫》，四库《龟山集》卷四十二题作《寄游定夫·在颍昌从明道先生》。杨时此二诗，与所谓游酢《在颍昌寄中立》二诗同，唯第二章之次句“居”作“俱”，末句作“可能鞭马复来无”。笔者较倾向此二诗为杨时所作。此七绝二章与《别游定夫》诗，《杨时故里行实考》（林海权、胡鸣：《杨时故里行实考》，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版）之《＜杨时集＞诗文编年考证》认为皆作于“元丰四年辛酉（1081）”，谓“《别游定夫》：卷四十，页八七三。诗云：黾勉……杨时与游定夫二度师事程门，二次与游定夫别离，心境完全不同。相较于第二次别离所展示的对世事深沉的伤感，第一次别离则更多地沉溺于对同门的眷念之情。此诗与……绍圣二年别离游定夫的《归雁》、《感事》二诗的心境不合，故次为元丰年间。……从《颖昌西湖泛舟》诗知，别离颖昌不早于辛酉暮春。从其长子迪生于元丰五年二月十二日逆推，别离不晚于初夏，故此诗应作于辛酉暮春至初夏间。《寄游定夫》二首。其一‘绛帷……’其二‘萧绦……’：卷四十二，页九三六。此二诗题注云‘在颖昌从明道先生’。在颖昌者，游氏也，非杨氏。杨时别离程门之时，游氏仍师事明道于颖昌。元丰五年，明道离颖昌，居洛讲学。由此诗仍寄于颖昌及诗中所云皆颖昌旧事推断，此二诗作于元丰四年。”其中“颖”皆为“颍”之误。
杨时《归雁》、《感事》二诗，也被误为游酢诗，故《宋文肃廌山游先生集》（游酢：《宋文肃廌山游先生集》，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游亮采等刊，刻本）卷十《诗赋》与《宋·游酢文集》（《宋·游酢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卷七《诗集》皆收。《＜杨时集＞诗文编年考证》系编此二诗于“绍圣元年甲戌（1094）”，谓“《归雁》、《感事》，卷四十……此二诗之作，未可详考。黄谱云‘游定夫得杨时所贻书及二诗，即乞出京为齐州签判。’以此观之，此二诗亦为劝游氏弃京补外之作，且诗中寓意甚合，故次之。”然而在“元丰四年辛酉（1081）”却谓：《别游定夫》“此诗与……绍圣二年别离游定夫的《归雁》、《感事》二诗的心境不合”云云。按尽管“此二诗之作，未可详考”，似亦不必出现“绍圣元年”与“绍圣二年”二说。其中所谓“黄谱”即宋·黄去疾《龟山先生文靖杨公年谱》，《杨时故里行实考》亦收录，谓“绍圣元年甲戌（1094）……公贻书与之曰：京师非食贫之地，公聚口颇众，度其势能久居否？趋舍之方，宜审处也。又有《归雁》、《感事》二诗寄定夫。游得书，即乞出为齐州签判。”杨时《寄游定夫》七古，嘉靖《建阳县志》（嘉靖《建阳县志》，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4月版）卷五《学校》“廌山书院”亦收，题作“杨龟山《寄至廌山》诗”。《＜杨时集＞诗文编年考证》系编于“崇宁三年甲申（1104）”，谓“《寄游定夫》卷三十九，页八六四。诗云‘忆昨相逢凤山址……’，凤山坐落南陵境内，由此推之，杨时仍在荆州任上，姑次之甲申。”此外，《宋文肃廌山游先生集》卷十《诗赋》附收杨时《同游定夫登归宗岩》七绝一章，落款为“前人”；《宋·游酢文集》卷八《附刊文诗》亦收，而于目录标题脱“游”字。上述二种《龟山集》皆无此诗。而康熙《建宁府志》（康熙《建宁府志》，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修，南平地区方志委整理本，1994年8月印）卷四十五《艺文》与民国《建瓯县志》（民国《建瓯县志》，詹宣猷修，蔡振坚等纂，民国十八年（1929）修，建瓯芝新印刷所代印，线装本）卷七《名胜》则皆收录游酢、杨时《登归宗岩》同题诗各一章。
所谓杨时《登归宗岩》诗如下：瑶草侵阶古刹幽，曹刘风格几经秋。
至今洞口泉声戛，犹奏当年启迪猷。
所谓游酢《登归宗岩》诗如下：奇冠南闽此最奇，归宗千古是谁归。
至今来访谁先至，知是t刘先我知。
《宋文肃廌山游先生集》卷十《遗蹟》谓：“归宗岩，一名鬼子岩，在瓯宁县慈惠里。淳熙间，有曹道人卓锡居此庵……文肃公与龟山杨先生同登此焉。”草星星“已收入《福建档案》和《风雅建瓯》”之《美丽建瓯之三——走进归宗岩》（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2b4b2901000b19.html）“据县志记载：归宗岩在城西北三十公里宜均溪口（今建瓯市徐墩镇境内），宋淳熙间有曹道人卓庵居此庵……宋杨时登归宗岩时曾写下‘奇冠南闽此最奇，归宗千古是谁归，至今来访谁先至，知是曹刘先我知’……崇仁禅寺建于南宋，清道光年间重修……宋杨时临寺时曾留下这样的佳句：‘瑶草侵阶古刹幽，曹刘风格几经秋，至今洞口泉声戛，犹奏当年启迪猷’”云云，其中“三十公里”为“三十里”之误，民国《建瓯县志》是“归宗岩在城西北三十里宜均溪口”；而其大误者乃“杨时登归宗岩时曾写下‘奇冠南闽此最奇，归宗千古是谁归，至今来访谁先至，知是曹刘先我知’”，至少，依民国《建瓯县志》此诗为“游酢”所作而非“杨时……写下”。另，康熙《建宁府志》与民国《建瓯县志》之《寺观》皆无“崇仁禅寺”，依“崇仁禅寺建于南宋”，则即使是建于南宋初的建炎元年（1127），时年七十五之杨时又如何能“临寺”？简言之，若“瑶草侵阶古刹幽”诗为杨时所作，则其所“临寺”即“古刹”必定不是“建于南宋”的“崇仁禅寺”。所谓游酢《登归宗岩》，民国《崇安县新志》（民国《崇安县新志》，武夷山方志委整理本，1996年12月印）第十八卷《艺文》谓：游酢“《：登归宗岩》云：奇冠闽南此最奇，归宗千古是谁归。俗不可耐，其非原作可知，亟宜删去，以免乱真。”笔者亦倾向于此诗非游酢所作，因为还存在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即杨时与游酢究竟何时同“登归宗岩”？游酢自元丰元年（1078）应程颢延请前往扶沟任教职之后，据其《年谱》及笔者考证，仅在其父母卒守制之绍圣二年（1095）三月至绍圣四年六月、政和七年（1117）七月至宣和元年（1119）十月其间二度居乡，而这两次居乡因为是守制，或恐不宜去“登归宗岩”。因此，如果杨时与游酢有同在建瓯“登归宗岩”，就应当在熙宁六年（1073）至元丰元年期间。杨时与游酢相识应始于熙宁六年春赴京师参加礼部试，而杨时诸《年谱》谓其“下第，补太学生，归”，熙宁九年三月登进士第，次年“授汀州司户参军，以疾不赴任”而返乡。如果游酢于熙宁六年三月“下第”后与杨时一同“归”，由于归宗岩处于建阳与将乐之间，则游酢要多送杨时一程才能同“登归宗岩”，然后独自返回建阳。但是，此时游杨之间的感情还没有深厚到这一步，当时的最大可能性只会是：杨时在建阳多留宿几天而游酢多陪杨时几天。游杨之间深厚感情应始于元丰四年，即杨时赴调至京师后往颍昌拜访游酢，在游酢陪同下始以师礼拜见程颢。故杨时撰《御史游公墓志铭》谓：“昔在元丰中，俱受业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门，有友二人焉，谢良佐显道，公其一也。”因此，《登归宗岩》诗各一章，应当不是游酢与杨时所作，而是后人所作或后人附会为游酢与杨时所作。
二、杨时与游酢之书信综述杨时与游酢之书信《与游定夫书》，《龟山集》卷十九、《宋文肃廌山游先生集》卷八与《宋·游酢文集·附刊文诗》皆收录六函，据其书信内容，尚有元丰六年（1083）春初“托志宁附书”一函未见收录。据其内容，此六函之年代依次如下：首函即“其一”，为元丰六年四月杨时到任徐州司法不久之时，其谓“春初至建安，曾托志宁附书，计尘听览……夏热，不审起居何如。某自衢买舟渡江，沿淮入河清，过吕梁、百步，凡五十二日始达彭城……幸而举家幼累各安，差足为慰……在鄙心为可悔恨者，特去亲远耳，其他无足念者”云云；据“曾托志宁附书”可知，当杨时“春初至建安”时，建安林志宁已有前往拜访游酢之计，故杨时“托志宁附书”给游酢，否则杨时不会“托志宁附书”；另参“其二”之信可知，此行杨时约于农历二月十一自将乐家起程。
次函即“其二”，为元丰六年七月下旬，其谓“某四月二日到官舍，初四日交承职事……幸有鱼稻鹑鴙之类，足以克食……某离家将半年……定夫官期犹一年……志宁曾来相会否……暑毒，千万珍卫。”其中“克”《宋·游酢文集》作“充”。
上二函，《杨时故里行实考》所收清·张夏《宋杨文靖公龟山先生年谱》于“元丰六年癸亥（1083）”谓：“正月，赴徐州司法任。四月四日到任。……是年，先生到任后，已有二书寄定夫，以无关问学不录。”《＜杨时集＞诗文编年考证》亦认为是“元丰六年”，谓“《与游定夫》其一‘春初至建安……’其二‘某四月二日到官舍……’：卷十九……。上二书作于元丰六年五月至七月间。前书……知作于初夏之后。后书……可知作于七月，因其举家离乡为是年正月。”再函即“其三”详下专考。
四函即“其四”，为绍圣元年（1094）四月后不久，题注有“游守太学博士，得此书即求补外。盖绍圣改元也”之语，又杨时诸《年谱》亦谓绍圣元年“赴浏阳任。是年有《与游定夫书》”；其谓“……京师非食贫之地，公聚口颇众，度其势能久居否”云云。其中“聚”《宋·游酢文集》作“家”。
《＜杨时集＞诗文编年考证》也认为“《与游定夫》其四”是“绍圣元年甲戌”，谓“《与游定夫》……其四……卷十九……书四云……是时，哲宗亲政，改元绍圣，章申公拜相，游定夫守太学博士，游氏得书，即乞出为齐州签判。由此可知，此书作于甲戌夏。”五函即“其五”，应为宣和元年（1119），其谓“《易传·后序》，显道为之，某跋尾，已削去不用。前年在京师与显道议”云云；《宋·游酢文集》脱“与”字。据杨时《年谱》，杨时于政和四年（1114）作《校正伊川先生＜易传＞后序》，则此书必在此后；而谢良佐显道于政和七年前后监西京竹木场，此前直至政和二年前后在任河南府渑池县令，此后约政和八年或宣和元年“以飞语坐系诏狱，褫官”即“坐口语系诏狱，废为民”，参拙作《谢良佐及第后“历仕”与生卒年辨析》。
六函即“其六”，应为宣和四年，其谓“伊川先生在时……康侯皆有之，候寻便以书询求……先生之门，所存惟吾二人耳，不得不任其责也。”杨应诏《闽南道学源流》卷二《遗事》亦引作“龟山与游定夫书曰……《龟山文集》”。其中“候”，《闽南道学源流》作“俟”，《宋·游酢文集》误作“侯”。程门四先生游杨谢吕，吕大临卒于元祐七年（1092），谢良佐卒于宣和三年，游酢卒于宣和五年。
杨时《与游定夫》其五、其六两函，《＜杨时集＞诗文编年考证》未列编。
三、杨时《与游定夫》其三专考杨时《与游定夫》其三应为元祐五年（1090），谓：“某穷居习閒久矣，乍尔莅事，不无应接之烦……去年相别时，定夫亦读《易》……蓋吾侪所学既与世背驰，朋交数人又各南北……吾友闲居，从游者必多……敝乡二杨与舍弟欲亲炙席下，果然否？幸加驱策。区区非楮可尽。”其中“某穷居习閒久矣，乍尔莅事”，据其诸《年谱》，杨时于元丰八年七月至元祐二年十月“以继母丧”居制，其后于次年赴京师候调，得虔州司法后于“秋七月还自京师”，再次年即元祐四年赴任；但依“去年相别”及“吾友闲居”，而太学正游酢于元祐四年六月应范纯仁之邀前往为颍昌府学教授，次年因未随范纯仁前往太原府又辞颍昌府学教授，正处于候缺（待次）亦即“闲居”之时，因此“去年相别”应在元祐四年，由此判断，杨时于元祐三年奉“调虔州司法”后可能不是“秋七月”自京师南还，而应当是元祐四年春返闽而后赴任，在返闽途经颍昌府时曾拜会府学教授游酢，故有“去年相别”与“穷居习閒久矣”之语。
张谱系此“其三”函于“元丰六年癸亥（1083）”，却谓：元丰四年“授徐州司法。初以师礼见明道程先生于颍昌……自京师至颍，以书请见……后辞归”；五年“居乡”；六年“正月，赴徐州司法任。四月四日到任……《与游定夫问读＜易＞书》，略曰：某乍尔莅事，不无应接之烦。……去年相别时，定夫亦读《易》……吾友闲居，从游者必多……敝乡二杨与舍弟欲亲炙席下，果然否？幸加驱策。”《杨时故里行实考》所收黄谱以及清·毛念恃《宋儒龟山杨先生年谱》、黄璋《杨龟山先生年谱考证》、佚名《杨龟山先生年谱》亦谓：杨时于元丰四年“授徐州司法”，自京师至颍昌以师礼见明道先生而后辞归（此句综合诸年谱）；五年“居乡”；六年“正月，赴徐州司法任。四月初到官”。也就是说，杨时与游酢“相别”于颍昌是在元丰四年，若依其“去年相别”则应系编于元丰五年而非“元丰六年”，然而系编于元丰五年又不符合“吾友闲居”，游酢既要向明道学习又要准备考进士，并非“闲居”；若系编于“元丰六年”，则既不符“去年相别”也不符合“吾友闲居”，元丰五年，杨时“居乡”，游酢“领太学荐”且登进士第，又要候调，没得“闲居”。况且，此时游酢自己还只是初学者，这又不符合函中“从游者必多……敝乡二杨与舍弟欲亲炙席下”之说。故“其三”函系于元丰年间皆属误。
《＜杨时集＞诗文编年考证》认为“《与游定夫》其三”是“绍圣元年甲戌（1094）”谓：“《与游定夫》其三……卷十九……书三云……杨、游二氏读《易》始于元祐八年从学伊川之后……推之，此书作于绍圣元年初赴浏阳任之际。”按“杨、游从学伊川”并非皆“始于元祐八年”而分别是元祐八年和元祐五年“待次”之初；其次，“杨、游二氏读《易》”可能也未必“始于元祐八年从学伊川之后”；再者是信中的“吾友闲居”，游酢自元祐六年“得知西京河清县”后，元祐八年春夏皆仍在任，黄谱、毛谱与张谱皆印证谓“是时，御史游公知河清县”、“时御史游公酢知河清县”和“时游定夫知河清县”，其后，元祐八年七月范纯仁“复秉钧轴，即除公太学博士”而游酢因“命再下，就职”，直到绍圣元年四月改元后“求补外”都是“守太学博士”，并无“闲居”之时。故将“《与游定夫》其三”系编于“绍圣元年甲戌（1094）”有误。
此外，杨时《与杨仲远》其二之“近日不审为学何地，向者欲往定夫处，今果然否”，此语与杨时《与游定夫》其三之“敝乡二杨与舍弟欲亲炙席下，果然否”语意、语境皆相同，必是同年所书之函。然而，张谱既系编《与游定夫》其三于“元丰六年”，却又系编《与杨仲远》其二于“元丰八年乙丑（1085）”，谓：“《与杨仲远书》……又书云：近日不审为学何地，向者欲往定夫处，今果然否？”云。《＜杨时集＞诗文编年考证》亦然，既系编《与游定夫》其三于“绍圣元年”，却又系编《与杨仲远》其二于“元丰八年乙丑”，谓：“《与杨仲远》其一……其六……卷十六……疑此六书非同年之作，因难以详考，姑次之乙丑。”这是颇令人不解之处。简言之，即使错编，《与游定夫》其三与《与杨仲远书》其二也应当错编于同一年。
四、杨时《与游定夫》其三“敝乡二杨与舍弟”附考杨时《与游定夫》其三谓：“吾友闲居，从游者必多……敝乡二杨与舍弟欲亲炙席下，果然否？幸加驱策。”其中“敝乡二杨与舍弟”究竟是谁？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敝乡二杨与舍弟”所述共三人，所谓“二杨与舍弟”是一种相互不包含的关系，是“舍弟”即非“二杨”，反之亦然。
杨时《与杨仲远》其二谓：“近日不审为学何地，向者欲往定夫处，今果然否？”其中“杨仲远”即杨敦仁。敦仁字仲远，万历《将乐县志》（万历《将乐县志》，明万历十三年（1585）修，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卷八《选举·进士》载：“元祐三年（1088）李常宁（“宁”字原脱，据其他地方志补）榜，杨敦仁，字仲远。”其卷九《儒林》载：“杨敦仁，字仲远，元祐二年（“二年”为“三年”之误）进士……治经读史，能不囿于俗……龟山先生尝称其‘用意精深，亦见好学之笃’。书札往返”云云。乾隆十七年《汀州府志》（乾隆《汀州府志》，曾曰瑛修、李绂纂，清乾隆十七年（1752）修，同治六年（1867）翻镌本，方志出版社，2004年3月版）卷十七《职官》载：“武平县知县事：杨敦仁，元符间（1098-1100）任。”那么，杨敦仁仲远与“二杨与舍弟”关系如何？林海权先生《杨时故里考辨》（收于《杨时研究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版）与《杨时故里之考辨》（收于《杨时故里行实考》）二文略有不同，但以下内容则是一致的，即在引述杨均政《龟山公家谱序》之“第三公生二子：长十五公（指杨埴），次十七公（指杨益）生念二公（指杨敦仁），世业进兴，复授武平县令，家声由是而日振焉”等资料后，以为“此‘念二公’指任武平知县的杨敦仁”，并据“《杨时集》卷十六《书一》收有《与杨仲远》书信六通，称之为‘吾弟’，问‘不知吾乡亦觉如此否’，知杨敦仁是杨时的堂弟，杨时排行为十二郎，杨敦仁为‘念二公’（即念二郎）。”其中之“堂弟”是否能等同于“舍弟”？若能，则“敝乡二杨”又是谁呢？然而，其《＜杨时集＞诗文编年考证》却谓：“元丰八年……《杨仲远字序》卷二十五，页五九九。序云：‘杨君敦仁以其名求字于予……’……《与杨君玉》卷二十六，页四一一。杨君玉与杨仲远被杨时称为‘敝乡二杨’，均已（“已”通“以”）吾子相称。
《与杨仲远》书云：‘早晚当勉之令就学也’，即嘱杨仲远督杨君玉就学事。”其中，“杨君玉与杨仲远被杨时称为‘敝乡二杨，”与二篇《考辨》之“杨敦仁是杨时的堂弟”相互龃龉；显然，杨敦仁仲远既是“舍弟”（堂弟）又是“敝乡二杨”之一，则必定有一误。
其实，杨时不仅称杨敦仁仲远为“吾弟”，更以“杨君”与“吾子相称”。杨时《杨仲远字序》称“杨君敦仁以其名求字于予”云云，《与杨仲远》其一谓：“录所惠书谓能不变于俗，此同区区所望，而吾子所当勉也……吾子勉之。先帝睿圣，方将大有为而遽有凶变，如此固天下所同戚也。今天子即位，务在宽民，一时聚敛之臣迁谪殆尽。东州民吏，如释重负，息阴休迹，而遇清风也。幸甚幸甚！不知吾乡亦觉如此否？司马君实已作两府，甚慰！民望、伯淳先生近自汝召作宗丞，想已在京师。君玉或未归，计早晚当勉之，令就学也。某苟禄如常。”其二谓：“近日不审为学何地，向者欲往定夫处，今果然否？……某迂拙之学，无以希世，而望古不及，又不自量力之不足也，犹孜孜不已，宜为后生豪俊之所悯笑，而乃过为吾弟之所取信，故尤区区不敢嘿也，惟亮之。”因此可以肯定，杨敦仁仲远并非“舍弟”（堂弟）而是“敝乡二杨”之一；同时也说明，《龟山公家谱序》中之“念二公”并非“指杨敦仁”，故其所谓“次十七公生念二公，世业进兴，复授武平县令”亦或有误。
再者，杨时确实自有“舍弟”。《龟山集》与《杨文靖公全集》卷二十九《状述》之《先君行状》谓：“先君讳某，南剑州将乐县人也。……元祐五年十月戊戌以疾终于家，享年六十有三。先君娶陈氏，再娶廖氏，六年卒，有子二人，曰某曰某。”其卷三十《志铭》之《杨母朱氏墓志》谓：“杨母朱氏，世家延平，居士讳某之女。杨父先娶萧氏，夫人乃继室也。……配杨父，无违德。其岁时奉祀，割牲省器，必亲临之，未尝委诸妇，终其身不懈。生子二人……杨父讳明，有子五人，曰某曰某，夫人之出也，孙男六人，曰助曰梦曰时曰度曰州仆曰二仆，曾孙三人，曰迪曰逈曰遹，双二人皆幼，享年八十有三。熙宁十年某月某日以疾终。”其中“生子二人”与“曰某曰某，夫人之出也”之意相同。另，《杨母朱氏墓志》及志铭文中之“杨母”，《杨时故里行实考》及二篇《考辨》皆误作“王母”。
显然，据《先君行状》与《杨母朱氏墓志》可知，杨时确实有“舍弟”，综合判断，上述杨明“子五人”中，先娶萧氏生三子，而所称“曰助曰梦”者应当是此三子之子（谁为谁子则不详），继室朱氏生二子即杨埴、杨益，其中杨埴娶陈氏生杨时，再娶廖氏所生应当是“曰度”者，所称“曰时曰度”即《先君行状》之“先君……有子二人，曰某曰某”者；而杨益所生应当是“曰州仆曰二仆”此兄弟二人。因此，归化（今明溪县）《宏农杨氏房谱》之“埴公……生一子：时”与明溪盖洋姜坊《宏农郡杨氏族谱》之“埴，字永谋……生子：时”之记录或恐有误。此引二谱亦见诸《杨时故里行实考》。
至此可知，杨时《与游定夫》“其三”之“敝乡二杨”正是指杨君玉与杨敦仁仲远，而“舍弟”则应当是指杨时胞弟杨度。杨君玉、杨敦仁仲远与杨度此“三杨”应当是有前往游酢处“亲炙席下”。
杨时在将乐县含云山读书楼讲学初探范立生杨时，字中立，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被后人尊为宋代“理学南传第一人”、“闽学鼻祖”。因他出生在福建省将乐县城北郊龟山脚，后来的学者又称为“龟山先生”。杨时22岁开始，除从学洛阳“二程”（程颢、程颐）和从政外，就是讲学著书，为教育和理学南传倾注了一生的心血，他的讲学生涯是从将乐县城西含云山开始的。因此，探讨杨时在将乐县含云山讲学的实践，对于研究他的教育思想以及对当今教育的借鉴作用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试就这个问题作初步探讨，抛砖引玉，以求各位学者指教。
一、杨时在将乐讲学的时间与地点查阅杨时遗著和南宋至清代不同时期的五部杨时年谱可知，他在将乐县城西含云山讲学的时间是北宋熙宁七年（1074）和元符三年（1100）。有学者说，杨时晚年告老返乡后还在将乐含云山讲学。笔者认为，这没有史实根据。
据杨时晚年的撰文和南宋咸淳六年将乐知县黄去疾编订的杨时年谱、清代学者毛念恃补订的杨时年谱的记载，杨时于南宋建炎二年（1128）十一月自毗陵（今江苏常州一带）返乡，次年春节后才回到将乐县城北郊龟山旧居。他回乡后，正遇上南宋初年的政治动荡时期。南宋建炎三年（1129）二月，朝廷扈从统制苗傅勾结刘正彦等人，埋伏兵，杀死枢密院事王渊等人，逼高宗皇帝赵构禅位给三岁的皇太子旉，由元祐太后垂帘听政，改国号为明。四月，朝廷大臣张浚会同韩世忠、刘世光等将领，率军讨伐苗、刘，攻陷临平。苗、刘残军向南败走，五月窜入闽地浦城、崇安等地，烧杀抢劫，后被韩世忠引兵剿灭。同时，建安、建阳、清流等地农民纷纷揭竿起义。建炎四年（1130）六月，荆南府制置使王燮领兵六万，增援在洞庭湖围剿杨么起义军的程昌寓部，被起义军打败。王燮部下溃败之军窜入闽地建州、南剑州等地，沿途掳掠烧杀，将乐县受害尤为严重。杨时被迫去躲避兵灾，以致中暑湿，染上疟疾。这年，杨时写给傅子骏的信中说：“某自还家，盗发建安，群凶响应，释来荷戈而起者，不可以数计。辟地流徙，无一日得安其居。虽仰道之勤，日欲修问，以故久而未能。”（清·杨缙廷刊订的《宋儒杨文靖公集》卷二十二之七）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杨时无一日得以安居，还能在将乐含云山讲学吗？绍兴元年（1131），南宋的局面才稳定下来，这年杨时已79岁。从这年到绍兴五年杨时病逝的这段时间里的撰文和此后编订的五部杨时年谱中均无在此间讲学含云山的记载。因此，杨时告老还乡后在将乐含云山讲学不是史实。
对杨时讲学将乐县城西含云山的具体地点，从南宋至今也有不同的说法。黄去疾编订的杨时年谱说，杨时在含云寺讲学，元、清代的四部杨时年谱也沿用此说。而清康熙年间曾任泰宁县教谕的萧正模撰的《含云山读书楼记》明确记载杨时讲学含云山读书楼的史实。此文记曰“含云寺之左山，龟山先生读书楼故址也。先生以熙宁七年建是楼，著《礼记经解》”（《将乐县志》卷四“古迹”，清乾隆三十年）从这则记载可看出，北宋熙宁七年（1074）杨时建的读书楼在含云寺之左山坡，并不在含云寺内。他建读书楼的目的主要是解决讲学的场所。据《将乐县志》等史料记载，含云寺坐落在将乐县城西含云山谷，始建于前唐，以后经扩建和修葺，宋代已有相当规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此寺址改为县人武部驻址，八十年代含云寺迁建华山腰原华山庙旧址。笔者多次到含云寺旧址。该址是一个狭长的山谷。据史料载，古代含云寺有三殿堂，殿与殿之间的两侧为两排厢房，中间一条通道。如果说杨时的读书楼建在含云寺内，势必破坏该寺的结构布局。因此，杨时的读书楼建在含云寺左侧含云山坡较符合实际情况，杨时讲学于此读书楼是史实。
二、杨时讲学的内容与方法北宋熙宁七年（1074），杨时在将乐含云山读书楼讲学期间著有《礼记解义》，这是否就是他讲学的讲义或教案积累而成的著作，不见任何记载，无法考证。但是，这时杨时尚未从师河南洛阳的“二程”，因此可以说此年他讲学的内容还是孔孟的旧儒学。北宋元符三年（1100），杨时又在将乐含云山读书楼讲学，这时讲学的内容已有升华，即从他年轻时传授旧儒学到这时传播新儒学（宋代理学思想）。这两次讲学间隔了26年，杨时通过从师“二程”，加上自己的刻苦悟道，对理学研究已有相当的造旨，讲学已成为他南传“二程”理学的重要途径与平台。不仅如此，他按照老师程颢、程颐的要求，把《大学》作为初学者的必读课目。他在《余杭所闻》中就写到他老师的这一要求：“大学一篇，圣学之门户。其取道至径，故二程多令初学者读之。”（林海权点校《杨时集》卷十一语录二《余杭所闻》，1993年，福建省人民出版社出版）杨时在将乐含云山和东林书院的讲学实践中，创造了独特的教学读书方法，这在他对其弟子罗从彦的谈话和写给友人的信中都讲到这一方法。杨时对罗从彦说：“某尝有数句教学读书之法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此盖某所为者如此。”又说：“《西铭》会古人用心要处为主，正如杜顺作法界观样。”（同上）杨时《寄翁好德》的信中也说：“要以身体之，心验之，雍容自尽于燕闲静一之中，默而识之，兼忘于书信、意象之表，则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诵数之学也。”（同上卷十七，书第427页）从这些话可看出，杨时独特的教学读书方法就是身体力行，用心体验，学道讲道重在悟道。这种方法，是杨时把“已发未发”这一心性哲学观点应用于读书教学实践的体现。它强调读书教学的过程就是心性修养的过程，只有掌握心性修养的要旨，才能取得读书教学的最佳效果。这种读书教学方法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对当时科举制度下的死背硬记、一味贯输的读书教学方法无疑是一种改进和创新，对当今的教学也有借鉴作用。
三、从杨时作诗《此日不再得》看他倡导的学风北宋元符三年（1098），杨时在将乐含云山读书楼讲学期间，作《此日不再得》示同学（有的称《勉学歌》示诸生）。这首诗歌的原文是：“此日不再得，颓波注扶桑。跹跹黄小群，毛发忽已苍。愿言媚学子，共惜此日光。术业贵及时，勉之在青阳。行已慎所之，戒哉畏迷方。舜跖善利间，所差亦毫芒。富贵如浮云，苟得非所臧。贫贱岂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艰食，一瓢甘糟糠。所逢义适然，未殊行与藏。斯人已云没，简篇有遗芳。
希颜亦颜徒，要在用心刚。譬犹适千里，驾言勿徊徨。驱马日云远，谁谓阻且长？宋流学多岐，倚门诵韩荘。出入四寸间，雕镌事辞章。学成欲何用，奔趋利名场。挟策博寒游，异趣均亡羊。我懒心意衰，抚事多遗忘。念子方妙龄，壮图宜自强。至宝在高深，不惮勤梯航。茫茫定何求，所得安能常？万物备吾身，求得舍即亡。鸡犬犹知寻，自弃良可伤。欲为君子儒，勿谓予言狂。”（清·杨缙廷编订《宋儒杨文靖公集》卷四十一）在这首诗歌里，杨时勉励学生珍惜时光，勤奋读书。要分清圣人的善学与王安石的利学的区别，视富贵如浮云，贫贱不是羞耻。要愿过艰苦的读书生活，劳其心骨，在用心体验上下功夫。读书是为了求得圣贤之道，不要误入岐学，为追逐名利而学。要想获得高深的学问，就必须在读书的梯子上勤奋攀登，千万不能自暴自弃。这首诗歌，充分体现了杨时的教育思想和倡导的学风，是我们研究杨时教育思想的重要史料。
杨时倡导的这种教育思想与学风，在他撰写的其他文章中多有体现。如杨时在余杭任知县时，曾对其弟子罗从彦说：“今之学者，只为不知为学之方，又不知学成要何用。此事体大，须是曾着力来，方知不易。夫学者，学圣贤之所为也。欲为圣贤之所为，须是闻圣贤所得之道。”“由是观之，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林海权点校《杨时集》卷十二语录三《余杭所闻》之四十三，199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杨时在《余杭所闻》中又说：“谓学校以分数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日夕只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同上卷十三语录四《余杭所闻》之九）“古之学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余年，得尽力于学问，无他营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学缀文觅官，岂尝有意为已之学？夫以不学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长民治事，宜事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不足道以此。”（同上卷十三语录四《余杭所闻》之十）他在《南都所闻》中也说：“学者若不以敬为事，便无用心处。致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同上）杨时《寄翁好德》的信中还指出：“然尝谓君子之学，求仁而已”。
（同上卷十七，书第246页）杨时这些论述，明确提出读书的目的是求圣贤之道，学圣贤所为，归纳为两个字就是“求仁”。这些论述与杨时撰诗《此日不再得》中倡导的教育思想和学风完全一致。这说明，《此日不再得》中所倡导的教育思想和学风，是杨时的一贯主张。只有把杨时这首诗与他一贯倡导和实践的教育思想和学风联系起来看，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这首诗的意义所在，也才能更全面地了解杨时倡导和实践的教育思想和学风的精神实质。
对杨时诗歌《此日不再得》创作的时间，南宋至今的一些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南宋咸淳六年，将乐知县黄去疾在编订的《龟山先生文靖杨公年谱》中记载，北宋熙宁七年（1074），杨时在含云山讲学时作此诗。这年，杨时二十二岁。但从诗句“我懒心意衰，抚事多遗忘。念子方妙龄，壮图宜自强”来看，杨时作此诗已不是年轻人，说此诗作于宋熙宁七年显然不符史实。清康熙二年（1663）曾任延平府教谕的毛念恃在补订的《宋儒龟山杨先生年谱》中，把杨时《此日不再得》诗创作的的时间改为北宋元符三年（1100）。此后清代无锡后学张夏和浙江余姚县举人黄璋在补订的杨时年谱中沿用毛念恃这一记载。对杨时生平的考证来看，毛念恃这一记载与史实相符。据台北县海宁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于2004年11月印刷出版的《东林道上》一书记载，杨时撰诗《此日不再得》真迹稿飘流岭南，先后被罗、卢、伍三氏收藏于箧筍，至清道光二十六年，此稿去向不明。幸得潘仕成先生赶借刻拓于前，收入潘氏《海山仙石馆真藏续集》。民国时期，财政部长叶恭悼先生发现此续集收录有杨时此诗手稿真迹刻版，后即收录《东林道上》。此书载的杨时《此日不再得》手迹中，明确刻有“元符三年八月既望”的字样，这与毛念恃记载此诗创作的时间是一致的。但此手迹刻版是否是按杨时真迹稿刻的，罗、卢、伍三氏收藏杨时此诗稿是否就是他的真迹，有待进一步考证。2008年有位学者在“《杨时集》诗文编年考证”一文中，考证《此日不再得》这首时诗时认为：“此勉学歌似作于政和元年之后，至早不先于崇宁二年。”（林海权、胡鸣著《杨时故里行实考》，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年10月第180页）其理由是这首诗中写道：“舜跖善利间，”而北宋元祐元年（1086）杨时《与吴国华》的书信中说：“王金陵力学而不知道，”尚不知废王安石之学后“欲何术以开后学”。北宋崇宁二年（1103），杨时《答胡康侯》一文中才明确舜、跖之分“乃在乎善、利之间”。政和元年（1111）杨时《答李杭》的信中，他提出的舜跖善利之分作为辨别圣人之学与王氏力学的依据。笔者认为，杨时于崇宁二年撰《答胡康侯》一文，比《此日不再得》诗创作于元符三年仅迟3年时间。很可能杨时在元符三年作《此日不再得》诗中就第一次提出“舜跖善利间”的看法，并非崇宁二年《答胡康侯》一文中才首次提出。因此，仅凭崇宁二年、政和元年杨时先后《答胡康侯》和《答李杭》的信来判断此诗创作的时间是不科学的。更重要的是，从杨时的遗文和五部杨时年谱去考证，崇宁二年至绍兴五年四月杨时病逝的这段时间，不存在杨时讲学将乐作诗《此日不再得》的史实。北宋崇宁二年（1103）至南宋建炎二年（1128），杨时先后到荆州、余杭、南京、萧山等地和中央朝廷任官职，还寓居毗陵讲学东林书院8年之久。这期间，只有北宋政和五年（1115）杨时两个孙子先后出生，他从毗陵回家乡一趟，居家时间短暂，当年十一月就返回毗陵。杨时晚年在家乡也没有讲学并作诗《此日不再得》，这一点本文第一部分已作考证分析，不再重复。由此看出，“勉学歌似作于政和元年之后，至早不先于崇宁二年”之说与史实不符。至于此诗是否在东林书院讲学期间作的，这也没有任何史料记载。
杨时讲学将乐含云山读书楼，为闽地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中较出名的有罗从彦、陈渊、廖刚等人。不仅如此，杨时倡导的教育思想和学风对海内外特别是客家地域有着广泛的影响。研究杨时讲学含云山和东林书院，对当今的教育有借鉴作用。从我国现代教育的现状看，为追逐名利而学的现象仍然存在，一些学生学习文化知识死背硬记，死读书，读死书，没有在对知识的理解和融会贯通上下功夫。这样的人走向社会后，往往不能把所学的知识很好地运用到实践中去，读了也无用。反思当今的教育，杨时倡导的教育思想和学风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就是本文探讨杨时讲学含云山读书楼的目的。
（作者系福建省杨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将乐县客家联谊会会长）好去杖藜穿蜡屐，伴云随月弄潺湲——杨时旅游新探兰宗荣旅游是非定居者为寻求精神上的愉快感受而进行转换空间的旅行游览。
宋代商品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旅游随之兴盛起来。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宋南剑州将乐人，“世居南剑将乐县北之龟山”（吴福瑞《杨时与将乐》，成都：时代出版社，2010），熙宁九年（1076）进士，历任州县，官至龙图阁直学士，被奉为理学中的“道南正脉”、“闽学鼻祖”。他一生优游林泉，有旅游审美意境上的精进。但是，他的旅游思想、旅游实践及其对当今旅游的意义，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本文就此作些初步探索，以期抛砖引玉。
一、慕君子之乐的旅游思想杨时继承了儒家孔孟的“旅游”思想，追慕君子之乐。《乐全亭记》是杨时为将乐妻族余君所建之亭写的一篇记文，文中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杨时慕君子之乐的旅游思想。该文记载余君作亭于其屋之东偏，种花植竹，以资岁时燕游之好；又辟其后为堂，聚先世所藏之书，以遗子孙。杨时游览此亭后于是抒发感慨：“使其登是堂也，撷六艺之英，茹道德之实，知慕夫君子之乐。而出游是亭也，能不为玩物丧志，则内外之乐全矣。故将此亭名之为‘乐全亭’”（杨时撰，林海权点校《杨时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第567页）。何为“君子之乐”呢？对“君子”一词的具体说明，始于孔子。“君子”是孔子的人格理想。孔子讲君子，主要是从道德品质上立论的。君子以行仁、行义为己任。君子虽也尚勇，但勇的前提必须是仁义，是事业的正当性。
君子处事要恰到好处，要做到中庸。人并非天生就是君子，要成为君子，必须加强修养。修养不仅包括内在道德精神的修为，还包括游艺之学的培养。虽然孔子也讲圣人，但是在孔子看来，圣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成为君子则比较现实。杨时在《孟子解》中解释“今乐犹古乐”这句话时说：“盖乐者，天地之和也。而乐以和为主，人和则气和，气和则天地之和应之矣。”（同上第157页）因此“乐”就是一种人与人之间、身心之间、人与天地之间的和谐关系。
君子如何才能达到“乐”的境界呢？杨时认为君子应该“以德为舆，以忠信为輗軏，以志为御，以古圣贤为前驱，以同方合志者为骖乘，乃相与驰骋于仁义之途，翱翔乎诗书之府，涉猎乎百家之园囿，而后税驾乎至道之墟而止焉。此天下之至乐，而众人之不与也。“（同上第565页）可见，杨时的旅游追求君子之乐，强调道德修养和圣贤品格的人生目标，重视志同道合的伙伴，强调通过求知审美怡养性情，是典型的儒家旅游审美范式。正因为如此，杨时以孔子与曾点的舞雩之风为榜样，他在《寄题赵贯道后乐亭》中说“嗟予一漫叟，放浪犹虚舟。舞雩有清风，遗迹今在不？君乎去此矣，欲往将谁俦？寄言春服成，尚觊一来游”（同上第839页）。孔子当年表示“吾与点也”的理想：暮春时节，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也是杨时所企慕的。
杨时的旅游常胸怀一颗君子的仁爱之心。如《观猎》云：“林间百鸟恣孳乳，虽欲击搏知无由”（同上第865页）就反映了他观猎时想到幼鸟待哺而心存不忍。元祐七年（1092）杨时乘船过福建顺昌，“见有赤子暴尸洲渚间为乌鹰食者，恻然感之，有泚吾颡”（吴福瑞《杨时与将乐》，成都：时代出版社，2010）。故写信给顺昌县令俞仲宽，论及县邑教化。可见，杨时的旅游具有仁民爱物的君子品格。而世俗追求耳目感官享受，玩物丧志的旅游行为是君子不屑为的，他说：“乘飞玲之车，御遗风之驷，郑女曼姬，扶舆挟輈，发轫乎康衢，柅轮于椒丘，卸觞列鼎，丝管间作，凡可以悦耳目而娱心意者，无不具焉。此众人之至乐，而君子之不为也”（杨时撰，林海权点校《杨时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第65页）杨时的旅游正是要摆脱这种弥漫有身边的世俗尘网，渴望身心的自由。
其《遣怀》诗云：“天地一阱中，逼仄身亦孤。游世在虚己，浩荡与时俱。灵府有天游，环中真道枢”（同上第843页）。诗中无疑表达了他想摆脱庸常的俗世生活，向往至道之墟如同天游般的自由精神境界。可见，杨时的旅游既在于通过接近自然而获得的外在快乐，更在于成为圣贤的内在快乐。只有达天地之和，才能内外之乐全，才是天下之至乐。
二、不懈的旅游实践者杨时是一位坚定的旅游实践者，他的旅游活动多选择景色自然山水和寺庙宫观，既有居家近游，也有因宦游、求学而离家远游，足迹涉及福建、浙江、江苏、江西、河南、湖南、湖北等省。
杨时家居期间，几乎游遍了将乐的山山水水。其诗文涉及家乡的含云寺、虎头岩、西山之麓的求仁斋、杨道真君洞、孔子山之阳的白云庵、资圣院、玉华洞、乌石山等等。例如，绍兴四年（1134）杨时与将乐蛟湖人、福建提刑梁兼济游玉华洞；熙宁十年（1077），他游县东南之虎头岩并作记（吴福瑞《杨时与将乐》，成都：时代出版社，2010）；元祐三年（1088）七月，他还自京师，应友人黄君之请，亲临县北墉之隅、西山之麓的求仁斋，留连数日，作《求仁斋记》（张夏辑《宋杨文靖公龟山先生年谱》，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2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第33页）；元祐七年（1092）夏四月，他解官居制期间，与堂兄弟游家乡杨道真君洞，并作记（吴福瑞《杨时与将乐》，成都：时代出版社，2010，第33页）。
杨时也因求学而远游。游学是古代传统的一种学习教育方式，通过拜师访友来增益学问，虽以“学”为目的，但也有“游”的内容。据记载，“（嘉祐）四年丁末先生15岁。潜心经史，游邵武学有声“（毛念恃《宋儒杨龟山先生年谱》，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2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第9页）元丰四年（1081）杨时“授徐州司法，以师礼见明道程先生于颍昌”，师生“相得甚欢，其归也，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此间，游贾丞相曲水园，有《颍昌西湖泛舟》诗。元丰八年（1085），杨时解官居制期间与福建南平藏春峡吴仪（字国华，号审律）往来甚密。吴仪曾授将仕郎太晟府审验音律。杨时在《吴国华先生墓志铭》中把他视为前辈，认为“少得从审律游最厚”。《藏春峡六咏》、《题赠吴国华钓台》等诗即是杨时赴南平与吴仪唱酬游赏之作。在程颢去世后，元祐八年（1093）杨时与游酢一起“又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留下了“程门立雪”的千古佳话。
杨时还利用出仕为官的机会广泛游历。如，绍圣元年（1094）杨时赴浏阳知县任，途中留下了“《过丰城诗》及《宜春溪上》、《春波亭上》、《宜春道上》”（毛念恃《宋儒杨龟山先生年谱》，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2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任上又有《假山》、《龙图谢》《公孝思堂记》、《飞鷃亭》、《归鸿阁记》、《浏阳五咏》等诗文（同上第2933页）。元符元年（1097）八月杨时过建阳游武夷山（同上第44页），然后入浙自钱塘附詹司业安世船到开封，“有《谢詹司业送酒》诗”（同上第35页）。元符二年（1098）七月，当年他被授无为军判官，“至桐庐，登桐君山有诗（张夏辑《宋杨文靖公龟山先生年谱》，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2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是年有《出京》、《汴上》、《陈留》、《泗上》、《过金山》、《湘君祠》、《过钱塘江迎潮》、《梭山候潮》、《晚泊围头》、《江上》、《登桐君山》、《过七里滩》、《严陵钓台》、《夜雨》、《吉溪早起》、《汉坂舟行》诸诗（毛念恃《宋儒杨龟山先生年谱》，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2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第43页）；崇宁元年壬午（1102）杨时任荆州教授途中，“有《观打鱼》、《南康值雨》、《过庐山遇雨》、《东林道上闲步三首》、《送王充道游三茅庐阜》、《江上夜行》、《过汉江》诸诗……到任有《过石首谒县官回》诗。”（同上第40页）其中，杨时游庐山东林寺所赋之诗成为无锡“东林书院”名称的来历。
据《东林书院志》引清初无锡学者钱肃润的《东林书院前记》云：“东林书院者，宋杨文靖公龟山先生讲道地也。地以‘东林’名者何？先生素爱庐山之胜，尝于东林道上感而有赋诗……，及归而讲道锡邑，其地即以‘东林’名”（东林书院志整理委员会编《东林书院志》，北京：中华书局，2004）。
可见，杨时无论是居家，还是游学、仕宦在外，一生优游林泉。他成为一个不懈的旅游实践者。
三、热心的旅游资源宣传者、保护者与开发者杨时“七岁能诗，八岁能赋（文天祥题像赞）”，（同上）博学多才。
他留下的旅游诗文扩大了旅游地的影响，有的甚至还起了导游的作用。
元符元年（1097）八月杨时游武夷山，他的《游武夷》云：“玉女翠拥秋云松”（杨时撰，林海权点校《杨时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第860页），将玉女峰比作翠拥秋云松柏、亭亭玉立的仙女。“此诗是今见最早咏唱武夷山玉女峰并将其拟人化的作品。它为后世文人和民间歌者开启了一片无限广阔的想象与创作的空间”。再如，江西庐山有卧龙庵，朱熹的《卧龙庵记》云：“卧龙庵在庐山之阳五乳峰下，予自少读龟山先生杨公诗，见其说卧龙庵刘君隐辟谷木食涧饮，盖已度百岁而神清眼碧。客至辄先知之，则固已知是庵矣。”（朱熹《晦庵先生文集》，宋集珍本丛刊：第59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第19页）说明朱熹对卧龙庵的了解首先是从杨时的旅游诗开始的。
杨时的一些游记对人文景物的兴废沿革、自然名胜的佳美神奇娓娓道来，实际上起了导游辞的作用。虎头岩即将乐古八景中“龙岫烟霞”所在，因形似虎头或龙头故名。杨时的《虎头岩记》道：“以示往来者，使观之无惑焉。”说明他作记的目的即在以游观之美示来游者，使游人无惑。《杨道真君洞记》这篇游记则详细介绍杨时游将乐县城之北隅杨道真君洞的动机、该洞的位置、历史由来和他的游程、游感等。记中云：“壬申夏四月（1092），因与二三昆弟蹑履担簦，翛然前往，行近五里余，而颓崖断堑，荒翳险绝，初若不可投步，扪萝引蔓，仅能至其上而呀然一室，如神刓鬼划，其中窈然莫能窥其远近也。……至于穷山绝谷、僻陋之邦，缙绅游士之所不至。虽有环奇绝特之观，往往为幽潜之士，遁世而弗耀者擅而有之。……虽然显晦者诚在人也，而天地之美，隐秀含胥于丘荒榛莽之间，常自如也，夫岂有加损哉。”他为天地之美未曾开发、未曾被缙绅游士所知而感慨，这不禁引起读者对该洞的好奇。
杨时爱护文物古迹，把修复古迹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哲宗绍圣元年（1094），杨时知湖南浏阳县事。他于县署高大仪门外之右建归鸿阁，又建飞鷃亭。《归鸿阁记》云：“县宇西北墉之隅有废址焉，初看蔚为秽墟，而细察则嘉木茂卉，连山穷谷，挺芳含媚，隐然四出。于是视为宝地。取县府之弃材为阁于其上。落成之日与宾客同登斯楼，感到微云洞开，一目千里。遂以归鸿名之，盖取昔人目送归鸿之义也。”（杨时撰，林海权点校《杨时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第572页）此类修复古迹而作记文还有不少。
杨时的旅游是带有文化审美意识的活动，他能运用生花之笔描绘游观感受，因其诗文传布广泛，客观上起到了介绍旅游地，扩大旅游地影响的作用。
而他的许多记文又反映杨时对文物古迹保护的热情。
四、其遗迹是宝贵的旅游资源杨时遗迹主要有书院、读书处、陵墓、遗物、传说、祠庙、纪念性牌坊等，最为集中的是在家乡将乐。将乐杨时故宅今虽已无存，但当地居民新村仍用“龟山园”为名；其读书、讲学的含云寺至今香火依然旺盛；龟山陵园在将乐水南东南里许乌石山；杨时四世祖杨荣墓、曾祖杨胜达墓均在将乐光明乡光明村；祖父杨明墓在光明乡的永吉村；其父杨埴墓在水南乌石山杨时墓左侧山腰处；杨时曾应将乐县令方异之请，题写了“玉华洞”额名，至今清晰可见，这是杨时存世极少的手迹；其《游玉华洞》诗摩崖石刻尚在，但有的字已汗漫不清；其生前喜爱的一方文房之宝龙池砚至今还珍藏在将乐城内嫡孙家中；将乐南部蛟湖杨氏宗祠是仿该祠建筑结构而建，该祠建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近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祠堂曾成为红六师机关驻地，2010年拨专款进行维修，是将乐县仅存的一座有三百多年历史的纪念杨时的祠堂；福建明溪县龙湖村有明清时期修建的儒学文庙，存有“杨龟山故里”、“德星坊”等石碑；连城县新泉镇则有杨时后裔于康熙六年（1667）合族修建的杨家坊龟山祠等。
自杨时去世后其传说与故迹就已成为游人凭吊的对象。落星穴位于将乐县城北门，传说与杨时的诞生有关。“按图经晋义熙中（405-418）有长星坠于县北，忽成一穴（名落星穴），近杨氏故居。占者谓五百年后当生大贤。及龟山先生笃生于此，人以为应云”（黄仕祯《将乐县志》，明万历十三年刻本，京师图书馆藏本，卷一）。这个民间附会增添了杨时降生的神异色彩。明代兵部右侍郎福建长乐陈省《游玉华洞记》云：“武夷直温面目四肢，玉华空涵肺肠脏脾。彼有朱熹此有杨时。藏用显仁造化真机。惟二先生百世为师“（同上）。明朝人把将乐胜景归之为八：桃溪春涨、虹桥暮雨、五马晴岚、九仙霁雪、玉洞秋云、金溪夜月、龙岫炯霞、龟山弦诵。明代吴绅诗曰：“闽南胜筑首西镛，秀毓龟山道学宗。玉洞秋云联五马，金溪夜月映长虹。九仙雪霁来湘子，龙岫烟霞隐赤松。八景天生诚可玩，地灵应见产人龙。”（同上）将乐八景几乎与“人龙”杨时有直接的联系。
杨时身后的遗迹是宝贵的旅游资源，见其迹而思其用。江苏无锡东林书院（今无锡市解放东路867号）是他创办并长期讲学的地方，已于2002年全面修复。有石牌坊、泮池、东林精舍、丽泽堂、依庸堂、燕居庙、道南祠等建筑。它于2006年6月入选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迎接四面八方络绎不绝的游客。2009年7月全国首家杨时纪念馆在将乐县开馆，该馆位于将乐县古镛镇电信巷6号，由明末清初杨时嫡裔的故居杨氏家祠（贞节坊）改造和扩建而成。将乐的龟山陵园、杨氏家祠（贞节坊）分别于1991年和2009年列为福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旅游景点。
五、结语杨时一生优游林泉，游踪广布。其《书怀》诗云：“好去杖藜穿蜡屐，伴云随月弄潺湲”（杨时撰，林海权点校《杨时集》，第907页），这是他旅游活动的写照。他的旅游诗既是对自身旅游审美享受的感悟，也是对景物意境美的升华。他的旅游活动顺乎理义，涵养情操，旨在塑造圣贤文化人格而达至乐。他并没因游废政，因游废学，而是把旅游当作繁忙工作、学习之余的调适。史载他多有惠政，声名闻于高丽，“凡所论列皆切于世道”（元·脱脱《宋史》，第12743页）是洛学南传的极为重要的理学家。通过游览山水杨时达到“智者乐，仁者寿”的目的。杨时能活到83岁在理学家中是很少见的，这与他悠游林泉的爱好是分不开的。旅游强化了杨时的仁民爱物的精神。胡安国在《杨龟山先生墓志铭》中评价说：“闲居和乐，色笑可亲，临事裁处不动声气。接人以和而鄙薄之态自不形也。……视公一饭虽蔬食脆甘，若皆可于口，未尝有所嗜也。每加一衣虽孤貉縕袍，皆适其体，未尝有所择也。平生居处虽弊庐厦屋，若皆可以托宿，未尝有所羡而求安也。故山之田园皆先世之所遗，守其世业，亦无所营增豆区之大也。老之将至，沉伏下僚，厄穷遗佚若将终身焉。子孙蒲前，每食之不饱亦不改其乐也。（黄仕祯《将乐县志》，卷十一）他一生的旅游实践见证了一个坚定的旅游实践者、热心的旅游宣传者和建设者的崇高品格；其旅游思想行迹无疑丰富了中国旅游文化，成为珍贵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当然，杨时对旅游价值的认识，更多的还只停留在精神的层面上，对经济价值认识还有不足，这是时代的局限性。不可否认，杨时旅游思想重德性、重审美、重调适，与当今的旅游有一致的地方，对于提高当前旅游者的旅游审美质量有一定启示；杨时的旅游实践及其遗迹对于旅游企事业单位挖掘地方旅游开发潜力，增加旅游供给，具有重要的意义。
杨时诗歌初探肖胜龙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北宋皇祐五年（1053）十一月二十五日生于福建南剑州镛北龙池团，即今将乐县北郊龟山龙池社区。
杨时是宋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被誉为“程氏正宗”、“闽学鼻祖”，杨时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以往对杨时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和伦理道德研究较多，而对杨时的诗歌却少有论及。本文就其诗歌作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大方之家。
杨时留给后人的诗歌收录在宋至清代的各版本杨时文集和《四库全书》中，共246首。按诗体分，五言古风39首，七言古风23首，五言律36首，七言律48首，七言绝句100首。
一、丰富的思想内容杨时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年，政治腐败、外族入侵、社会动荡。再联系杨时社会地位、人生经历、修养性格去分析，可以看出杨时诗歌的思想内容是丰富的。诗为心声，我们解读杨时诗歌，可以看到他多彩的内心世界。
1、力主抗金，爱国斥恶北宋末年，朝廷对外屈辱妥协，对内镇压、掠夺，在金兵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杨时力主抗金，反对议和，这是杨时政治态度最为鲜明之处，最为闪光之点。杨时晚年入朝为官，虽然只有短短四年时间，但他多次上疏朝廷，仅靖康元年，杨时向宋钦宗连上七疏，力排靖康和议，反对割三镇求和，提出收入心、立统帅、肃军政、谨斥堠、明法令等一系列克敌制胜之策，建议罢黜投降派张邦昌，诛杀童贯，表现出非凡的见识和勇气。受到李纲的称赞：“儒林仪表，国家栋梁，风云翰墨，锦绣文章”。
杨时撰诗《感事》二首，直接描绘当时的战争锋火。其一：“边缴无虞日，王师讨弗庭。收功夸庙算，行险毒生灵。川合旌麾暗，风尘战血腥。寂寥归马日，目断华阳垌。”其二：“虎上冰河侧，日闻刁斗惊。气吞沙漠尽，风荡贼巢倾。关塞长年戍，边尘几日清。太平陈朽富，一旅百夫耕。”杨时闻说安西告捷，无限喜悦，即赋《安西闻捷》三首：其一，“鹰扬塞外得非熊，万里金城一箭通。玉帐投壶随燕豆，坐看飞将缚骁戎。”其二，“将军新拥节旄闲，紫塞云浮豹尾班。血首边城休怅望，马蹄未出玉门关。”其三，“雅歌不待来天马，谢质今应闭玉门。早勒勋名上彝鼎，放回春色满乾坤。”安西之战，朝廷少有的一次胜仗，令杨时欢欣鼓舞。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杨时主张抗金，反对割地求和，支持李纲复出领导抗金，指斥蔡京误国害民，是其“仁”和“义”思想的具体表现。
2、珍惜光阴，勉学上进杨时勤奋好学，时人无出其右。少年求学，爱惜光阴，力求上进，自强不息。杨时以此自勉，亦与同学、后学互勉。如他撰写的五言古风《此日不再得·示同学》：“此日不再得，颓波注扶桑，跹跹黄小群，毛发忽已苍。愿言媚学子，共惜此日光。术业贵及时，勉之在青阳。……”据《杨龟山先生年谱》载：“元符三年（1100年）庚辰，杨时48岁，居乡，讲学含云寺。作《：勉学歌示诸生》。”诗中还谆谆告诫后学，要甘于清贫，爱惜光阴，勤奋学习，注重道德修养，不追名逐利，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如七言绝句《勉谢自明》：“少年力学志须强，得失由来一梦长。试问邯郸欹枕客，人间几度熟黄粱”。
3、旅游赏景，讴歌自然此类诗歌较多，约占杨时诗歌的20%－30％，最能代表杨时诗歌的艺术水平。如《游武夷》：“武夷山深水清泚，避世犹有高人踪。龙泓东注海波涌，玉女翠拥秋云松。赤霄真骨与虚壁，通泉凡笔渐非工。藏舟浮梁跨绝壑，隐见似与天潢通。”借神话传说，描绘了武夷山大王峰、玉女峰、九曲溪的美景。
还有七律《和李倅游武夷》：“浓淡烟鬟半雨晴，溪光初借晚霞明。鳌头涌出三峰秀，天汉融成一鑑清。枌社有谁藏旧牒，宾云无处问遗声。慢序寂寞仙何在？勾漏丹砂早晚成。”遍检宋诗和武夷山方志，杨时的《游武夷》诗，是今见最早咏唱玉女峰并将其拟人化的作品，它为后面的诗人开启了一片无限广阔的想象与创作的空间。将乐的玉华洞是中国四大名洞之一，杨时对此家乡的美景更是情有独钟，《游玉华洞》：“苍藤秀木远空庭，叠石层峦拥画屏。混沌凿开幽窍远，巨灵分破两峰青。云藏野色春长在，风入衣襟酒易醒。采玉遗踪无处问，拟投簪绂学仙经。”全诗描写了天阶山和玉华洞的优美景致，还流露出弃官归隐的心情。据《玉华洞志》载，杨时的这首七律是见今最早歌咏玉华洞的诗作。此诗摩崖石刻至今尚在玉华洞口。如《过庐山遇雨》、《东林道上闲步》、《过兰溪》、《含云寺书事六绝句》、《江上夜行》、《重经乌石铺》等均写得清新自然，美不胜收，彰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感恩、热爱和敬畏之情。
4、思亲怀乡，交友深厚杨时常年流宦他乡，对自己的家乡亲友怀念，饱含乡梓之情。五言古风《久不得家书》和五律《除夜感怀二首·临川驿》最能表达他的思亲之情。
《久不得家书》：“鸟亢彼晨风飞，日慕归郁林。游子尚何得，但寄千里心。庭闱斑白亲，凡念我亦深，云何彼无耗，徙役梦寐寻。有如在容谷，岁久想足音。竹篇一行书，费可抵万金。踟蹰步前庭，复坐日欲瘖。泪堕不自知，但觉盈衣襟。人生本无待，岂受外物侵。归当卧牛衣，竹箨横荆簪。”。《除夜感怀二首·临川驿》，其一：“岁律已云尽，思家日日深。二年为客恨，千里倚门心。节物罗樽俎，儿童学语音。眩然如在目，恍惚梦难寻。”其二：“爱日乘予愿，亲颜长在心。远游仍换岁，华发想盈簪。永夜谁同席，残杯忆共斟。想思空有泪，挥洒满衣襟。”又如《端午日》：“悠悠南北各天涯，欲望乡关眼已花。忆得高庭谁与语，应怜游子未还家。”《过关山》：“亲远江天外，魂劳梦想间”。《送几叟南归》第三首：“几年梦想到亲闱，身逐行云万里飞。”五言古风《离家作》二首等，均为思亲怀乡之佳作。
杨时结交朋友，情谊深厚。杨时原字行可，后因避友人父讳，改字中立，可见杨时重情重义。游酢（1053-1123），字定夫，号广平，闽北建阳人，杨时同学，同为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进程中承前启后的人物。北宋元丰四年（1081）,29岁的杨时经游酢引荐，到颍昌师事程颢。北宋元祐八年（1093)5月，41岁的杨时又与游酢一起，以师礼见伊川先生（程颐）于洛。留下“程门立雪”的千古佳话。如《寄游定夫二首·在颍昌从明道先生》，其二：“萧条清颖一茅庐，魂梦长怀与子俱。五里桥西杨柳路，可能鞭马复来无？”诗中缅怀一齐师从明道先生的美好时光。怀念这位志同道合的同学的诗作还有五律《别游定夫》。蔡安礼，南剑州将乐人，与杨时既是同乡，又同出一师门，熙宁九年与杨时同时考中进士。杨时在《蔡奉议墓志铭》中写道：“吾于安礼有平生之旧，朋友之思，非一朝燕好也。自幼学以至成人，十余年间，出处语默，无一不同者……。”《席上别蔡安礼》：“故里相看眼暂明，一樽聊此话平生。杜陵早被微官缚，元亮今为世网撄。长路关山吾北去，春风梅岭子南征。结邻莫负当时约，早晚沧浪共濯缨。”诗前有小序：“予方赴调，安礼赴博罗任。”这首七律诗作于将乐故里，当时杨时即将赴调，安礼由福州怀安主薄调任惠州博罗县令。诗中表达了两人即将一南一北，为官场世网所撄的苦恼，期望有一天能够实现过去的约定，共同回归故乡过着悠闲平淡的田园生活。又如五言古风《送蔡安礼诗》：“誊言与君违，寤寐念往昔。结欢自童稚，分比胶投膝。……”叙述了作者与蔡“结欢自童稚”的友谊，表达了分别五年中的相互思念，欢聚后又要离别的痛苦心情。还有七律《安礼以宏词见勉奉寄》、《次韵安礼见寄》、七绝《安礼以宏词见勉，因成绝句奉寄》等诗，足见他们从小到大，十几年结下的深厚友情。七律《含云晚归寄真师》写于庆真逝世10年后，杨时回乡休假时。杨时幼时在含云寺读书，得到萧庆真大师的指教，诗中寄托了对萧庆真禅师的无限哀思。从《别西斋诸友》一诗可见杨时对幼时曾一起在“西斋”（杨希旦先生在将乐县西门家中所设私塾）中学习的诸友留念不舍。反映思亲怀乡的诗作在杨时诗歌中占一定比重。
5、淡泊名利，安贫乐道杨时一生曾四辞朝命，以“著书讲学为事”，不求闻达，淡名泊利，安贫乐道。宋吕聪在《问书册》中说：“视公（杨时）一饭，虽蔬食脆甘皆可于口，未尝有所择也；平生居处，虽敝庐优屋皆可托宿，未尝有所羡而求安也”。《此曰不再得·示同学》中的诗句“富贵如浮云，苟得所非藏。贫贱岂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艰食，一瓢甘糟糠。所逢义适然，未殊行与藏……”是他安贫乐道的真实写照。杨时诗中最多的情思，就是在宦海浮沉中，时时浮现出退居林下、过渔樵耕读生活的思想。“元亮”（陶潜字）、“巢由”、“耕桑”、“投簪”、“沧浪濯缨”、“严陵垂钓”等寓意深刻的字眼在他的诗中俯拾皆是。如《县斋书事》三首，其一：“簿书投老岂身谋，朱墨纷纷晚即休。半世功名为稷禹，一瓢吾欲慕巢由。”其二：“一去人间二十年，宦余飞雪上华巅。清时最有求田乐，未愧陈登榻上眠。”其三：“身名于我两悠悠，形影相忘懒赠酬。拟把一竿沧海去，飘然清世一虚舟。”又如五律《偶成》：“天远何须问，劳生听苦何？犁锄三亩足，栖身一枝多。白雪宁堪冒，清时只浪过。好寻明月影，醉舞自婆娑。”五律《感事》末两句：“投闲如有约，早晚向耕桑。”七律《南归书事》末四句：“万里功名心独冷，一廛耕凿力能勤。旧游欲问南归趣，寂寞吾今过子云。”七律《寄长沙簿孙昭远》末两句：“归云好寻溪上侣，为投缨绂换鱼蓑”等等。这些诗把杨时不愿做官、甘愿归隐的思想表现得非常明白。杨时为什么会有这种与儒家济世思想相左的消极情绪呢？从主观上讲，杨时一生以“著书讲学为事”，不求闻达，安贫乐道，重义弃利，清操直节，不阿世求容。在他身上，儒、释、道思想相互融合，又相互影响，形成特殊的人生价值观。杨时这种思想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影响着罗从彦、李侗、朱熹等理学名家。罗、李、朱分别是杨时的一传、二传、三传弟子，与杨时并称为“延平四贤”。他们以及杨时的弟子如李郁、萧觊、胡宏、刘勉之等等大多无意仕途，尊师重道，敬畏学术，孜孜以求，心无旁骛。从客观上分析，是杨时所处时代的大环境造成的。北宋末年，宋王朝内忧外患频仍，朝政腐败，机构臃肿，人才闲置，贪官污吏横行，在这种世风下，很多有抱负的文人学士，思想开始变得消极起来。宋绍圣四年（1097），杨时在浏阳县令任上，上书乞米赈灾，解救灾民危津，却受到漕使胡师文的弹劾被罢，杨时作《县斋书事》三首，表露他哀怨消极的情绪。《浏阳五韵》同样是杨时渴求解除精神枷锁、逃避现实的自宽自解之词。杨特英在《评龟山大儒知浏阳之遗韵》中说：“他愈是痛感现实的无奈，就愈是追求理想的净土，愈是希望隐逸起来过垂钓安闲的生活。”6、理趣之诗，阐发事理用诗歌的形式来阐发道学，寓理学于描写的景物之中，是杨时诗歌的一大特点，如《和陈莹中了斋自警六绝》，其一：“画前有易方知易，历上求玄恐未玄。白首纷如成底事，蠹鱼徒自老青编。”其三，“行藏须信‘执中’难，时措应容道屡迁。一目全牛无肯綮，砉然投刃用方安。”其六，“盈科日进几时休，到海方能止众流。只恐达多狂未歇，坐驰还爱镜中头。”道学之诗重理，这是它与其他诗的不同之处。
二、可圈可点的艺术特色在群星灿烂的宋代文学发展史上，杨时及其文学成就不显山露水。但杨时的诗歌承传了“二程”道学之诗的艺术，又体现了宋诗独有的老硬苍健的风格。
1、气势磅礴，有太白遗风杨时的古风，特别是十几首七言歌行，豪迈奔放，想象奇异，颇有几分浪漫主义的色彩。如《过钱塘江迎潮》：“银潢翻空际天白，鲲怒鹏骞海波擊。涌云噫气声怒号，万马驰车随霹雳。低昂上下如桔槔。顷刻性命如鸿毛。赉囊负笈有夷路，一日何事常千艘。因思羊肠盘九坂，攀援蜀道愁狖猱。
人生触处有万险，岂必此地多风涛。愿言夷险不须问，莫负对酒持霜螯。”此诗以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化用庄子《逍遥游》、枚乘《七发》、李白《蜀道难》等作品中的意象或语汇，来描绘钱塘大潮到来时的白浪滔天、涛声如雷，如鲲鹏击水，如万马奔腾的壮观景象和使人魄动心惊的感受。
《岳阳书事》：“洞庭水落洲渚出，叠翠疏峰远烟没。重楼百尺压高城，画栋沉沉倚天阙。湖光上下天水融，中以日月分西东。气凌云梦吞八九，欲与溟渤争雌雄。澄澜无风雨新霁，一日万顷磨青铜。琉璃夜影贮星汉，骑鲸已在银河中。湖妃帝子昔何许？但有林壑青浮空。苍梧云深不可见，遗恨千古嗟何穷。……”诗中运用对比手法，再现了杜甫《登岳阳楼》中“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气势和范仲淹《岳阳楼记》中“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的景象。
七言古风《与将乐令会饮揖仙亭》，“揖仙亭”在将乐玉华洞外。“玉洞秋云”是古代将乐“三华八景之一。”这首诗是杨时在故乡与将乐县令同游玉华洞会饮揖仙亭时所作，描写形象生动，想象丰富，气势磅礴，其声势如风樯阵马。正如《诗话》所云，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是也。
杨时的七言歌行很明显地受李白《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代表作的影响。正如韩愈说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从杨时诗歌中的豪放一面来看，显然是儒家济世的热情贯注着他的一生。
2、清新俊逸，有莲风禅味“程门立雪”，月印万川，杨时的一生淡淡如清雪。他不仅为我们留下一则尊师重教的千古佳话，还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淡淡如清雪的诗歌意象。杨时诗歌中占较大比重的是描写山水、讴歌自然的诗作，其中的意象和禅味最能体现杨时诗歌的艺术特色。诗是意象的艺术。意，就是人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理想信念、意义感悟等心象。象，就是宇宙成千气象，人间万千物象，象主要指大自然的象。象源于大自然。大自然是人类及万物之源。杨时从大自然的怀抱中发现美、感悟道，同时在“美”和“道”的熏陶中升华了自我的心灵。如七绝《东林道上闲步》三首：其一，“寂寞莲塘七百秋，溪云庭月两悠悠。我来欲问林间道，万叠松声自唱酬。”其二，“百年陈迹水溶溶，尚忆高人寄此中。晋代衣冠谁复在？虎溪长有白莲风。”其三，“碧眼庞眉老比丘，云根高卧语难酬。萧然丈室无人问，一柱炉峰顶上浮。”杨时于北宋崇宁六年（1102）十一月赴任荆州教授途中，经过南康时，登庐山，宿东林寺，闲步东林道上，作这三首诗。著名的东林书院也因杨时的《东林道上闲步》而得名。
杨时在东林书院讲学十余载，“晋代衣冠今复在？虎溪长有白莲风”，讲的是东林寺乃佛教净土莲宗发源地。东晋太元六年，名僧慧远在此建寺讲学，创立白莲社，倡导弥陀净土法门，后世佛教信徒便尊他为净土宗始祖。走在东林上，只见皓月初升，清辉朗照，清凉如水，小溪雾霭氤氲，轻云笼烟，唯有松涛阵阵，似与诗人在进行心灵的交流。忽又想起理学宗主周敦颐，晚年筑室于匡庐山下、小溪之畔，皓道穷经，著书布道，以莲喻人，以莲谈理，诗绪似潺潺的小溪，在杨时的心中流淌。《东林道上闲步》诗便带着莲风禅味凝聚于笔端，似朦胧的月夜，给人以境界高简、意象幽邃的趣味。
《含云寺书事六绝句》，其一，“兽骇禽鸣翳蔚中，难将此意问鸿蒙。
萦回小径苍苔滑，杖屦从今恐不通。”其二，“北山山下一渔翁，形解心凝骨已融。支枕睡余人寂寂，一轩明月蒲窗风。”其三，“山前咫尽市朝赊，垣尾萧条似隐家。过客不须携吹鼓，野塘终日有鸣蛙。”其四，“夹屋青松长数围，午风摇影舞僛僛。幽禽叶底鸣相应，时引残声过别枝。”其五，“竹间幽径草成围，藜杖穿云翠蒲衣。石上坐忘惊觉晚，山前明月伴人归。”其六，“蝶梦轻扬一室空，梦回谁识此身同。窗前月冷松阴碎，一枕溪声半夜风。”含云寺在将乐县衙的西侧，因为四山环峙，云气氤氲而得名。杨时幼时就在含云寺读书。含云寺的住持俗名萧庆真，是位颇有名气的得道高僧，萧大师经常勉励杨时要好好学习，以浅显的事例向杨时传授深奥的佛学禅理，他们结下了深厚友谊。大师的言传身教，对杨时的一生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在杨时的诗中，含云寺周遭的景物：小径、苍苔、竹林、幽禽、明月、溪声、松涛，都带着灵性，诗人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在潺潺的溪声中、蛙鼓声中酣然入梦，仿佛进入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中，与净土宗始祖慧远参禅悟道。这组诗以动写静，诗中有画，为我们展现出的景致，如水墨山川间的屏风，拒绝浮华和纷扰，“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淡然和洒脱，让所有的绚丽都成了明月的清澈和溪水的温柔，在淡淡的夜幕下感受着这位理学大师内心的静止和激情。
《东林道上闲步》、《含云寺书事六绝句》是体现杨时诗歌艺术水平的代表作品。前面已提到的《过兰溪》、《游武夷》、《游玉华洞》、《夜雨》、《重经乌石铺》以及《蓝田溪上》、《闲居书事》等都是自然清新之作，可人如玉、空碧悠悠，令人回味无穷。
3、语言深奥，有典雅之气杨时是位饱学之士，他从渊博的知识中取得博瞻的材料形成工整典雅的风格。杨时的许多诗句，脱胎于李白、陶渊明，从中可见学习李、陶的痕迹。
杨时诗中使用典故恰到好处，丰富了诗的形象，深化诗的主题。如《县斋书事》其一，“簿书投老岂身谋，朱墨纷纷晚即休。平世功名归稷禹，一瓢吾欲慕巢由。”诗中用了上古高士许由、巢父的典故。上古高士许由怕尧要召他做官的话污染了耳朵，便去颍水边洗耳，不料却遭到另一高士巢父的耻笑。他敬仰真正为人民作了巨大贡献的稷禹君臣，希图作一番事业，不甘把时光消磨在大堆的公文中，但迫于环境恶劣，壮志难酬，不得已去追慕古代隐君子巢父和许由的为人，去追求田园生活。诗人借用巢父许由的典故，来表现自己渴求解除精神枷锁、逃避现实的思想感情。有时用典故来浓缩作品内容，扩大诗的容量，如《藏春峡》：“山衔幽径碧如環，一壑风烟自往还。不似武陵流出水，残红那得到人间？”借用陶潜《桃花源》的典故来写景抒情，诗尽而意不尽，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和余地。有时用大家熟悉的典故，来说明深刻的哲理。
如：《和陈莹中了斋自警六绝》之三：“行藏须信执中难，时措应容道屡迁。
一目全牛无肯綮，砉然投刃用方安。”《庄子·养生主》：“恢恢乎游刃必有馀地。”说庖丁解牛，技术高超，刀刃游走于筋骨间而不受损伤。用大家都熟悉的“庖丁解牛”来比喻，阐发事理，从而增加了诗歌的形象性。杨时诗歌大部分写得清新自然，明白易懂，但也有小部分诗歌用词偏涩，深奥难懂，为后人的阅读和欣赏设置了许多的语言障碍。
从诗歌的体裁方面来看，杨时众体兼长，五言、七言、古体、律诗、绝句，他都能够运用自如，可见其语言功力之深。古体和律体，尤其是七绝写得较好。他的律诗、绝句都是押韵严格，平仄讲究，对仗工整，如“轻风拂拂撼孤檉，庭户萧然一室清。隔叶蝉声微欲断，又闻余韵续残声。”（《闲居书事》）。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表示押韵，加点表示可平可仄）。是标准的平起式七言绝句。
杨时诗歌的语言多姿多彩，手法变化自如，时而用典故，熔铸经史子集，显出典雅古奥的特色和含蓄婉转的风格，时而采用白描手法，表现出浅显流畅的特色和清新自然的风格。真可谓：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荫，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满江，隔溪渔舟，碧空悠悠，如日之曙，如气之秋。
杨时是理学家又是诗人。他是闽学鼻祖，也是武夷文学中理学诗派的开山之祖。杨时的老师程伊川在《明道行状》中写道：“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借用这句话来形容杨时的涵养纯粹，评价杨时的诗歌温润如玉，也是很形象的。
（作者系将乐县委党校高级讲师、福建省杨时文化研究会会员）
一、对典故“程门立雪”出处的考察要考察一个词或一个典故的来源，大多数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要查找《辞源》，其次就是查《古书典故辞典》。《辞源》“程门立雪”辞条如是记载：宋程颐门人杨时游酢，一日往见颐。时值大雪，颐偶然瞑目而坐，二人遂侍立不去。待颐觉，时酢始辞别，门外已雪深一尺。见《宋史》四二八《杨时传》。后人因用“程门立雪”为尊师重道的故实。元谢应芳《龟山稿》（按，应为《龟巢稿》）七《杨龟山祠》诗：“卓彼文靖公，早立程门雪。载道归东南，统绪赖不绝。”文靖，杨时谥。（《辞源》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三册，第2308页）《古书典故辞典》则介绍说：“程门立雪，（是）宋代杨时、游酢见程颐的故事。《宋史·杨时传》载：‘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元代谢应芳《杨龟山祠》诗：‘卓彼文靖公，早立程门雪。’后来，用为尊师重道的典故。”《辞源》与《古书典故辞典》的说法，其本意无疑是要揭示这个典故最早的文献来源，但从上文来看，显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而且，“程门立雪”作为一个固定的成语的形成，以及这个成语在最终形成时一些必然会有的一些演变过程，在两部工具书中也没有加以进一步说明。因为从《宋史·杨时传》的记载，和谢应芳的诗句，人们也可以提炼出诸如“立寒雪”、“立雪师门”、“游杨立雪”、“立雪门外”之类的一些词组，而未必就一定会是“程门立雪”。
考释词语典故来源，本应引证最初资料，今人所编之工具书如上引之《辞源》、《古书典故辞典》，均引证《宋史·杨时传》，感觉仍不够到位。
众所周知，《宋史》编纂于元朝末年，主纂者是元代的脱脱（1314-1355），考游、杨赴洛阳拜程颐为师是在北宋元祐八年（1093），下距脱脱纂修《宋史》少说也有300多年；把一个历史掌故的来源放在300多年之后的某一部典籍，无论如何也难以令人信服，或者说，把《宋史·杨时传》的记载作为程门立雪这一典故的最早出处，显然是不够准确的。
实际上，这个典故的最早出处是《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文曰：朱公掞来见明道于汝，归谓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游、杨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右三事《侯子雅言》。侯仲良字师圣，二先生之内弟。（《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9-430页；《程氏外书第十二》，《朱子全书外编》本，华东师大出版社2010年版，第537页）《程氏外书》，是南宋理学家朱熹于南宋乾道九年（1173）所编，是《程氏遗书》的续编。内容与《二程遗书》相同，也是二程的讲学语录，所据为朱光庭、陈渊、李参、冯忠恕、罗从彦、胡安国、游酢诸家所记。“程门立雪”一条即出自卷十二《传闻杂记·侯子雅言》。
侯子即侯仲良，字师圣，“河东人，二程子舅氏华阴先生无可之孙”。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三十《刘李诸儒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他是二程的表弟，也师从于二程。事迹载《宋元学案》卷三十《刘李诸儒学案》。据《宋史·胡安国传》记载，侯仲良是一位“言必称二程先生”的理学家，胡安国对其评价甚高。他说：“其安于羁苦，守节不移，固所未有。至于讲论经术，则通贯不穷；商榷时事，则纤微皆察。”（《宋元学案》卷三十《刘李诸儒学案》）正因如此，故遣其子胡宏从之学。
《宋史·艺文志》著录侯仲良著有《论语解》一卷，朱熹对此书评价：“其学大抵明白劲正，而无深潜缜密沈浸浓郁之味，故于精微曲折之际不免疏略，时有罅缝。不得于言而求诸心，乃其所见所存有此气象，非但文字之疵也。”（《宋元学案》卷三十《刘李诸儒学案》）侯仲良与二程的关系如此密切，他的《侯子雅言》显系亲闻，即所谓“第一手资料”或“原始记录”。其书今虽已散佚，但有三条保存在朱熹编纂的《程氏外书》中，故其真实性和准确性应无可怀疑。由于侯氏是将游、杨“立雪”与朱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的典故并列而记的，故在朱熹弟子和表侄祝穆（？－1256年）所编的类书《事文类聚》前集卷二十三中，才有“坐春风立寒雪”的条目：“朱公掞见明道于汝，归谓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箇月。游定夫、杨中立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尔辈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三尺。”在同书别集卷二十七中，又将此一分为二，形成“坐春风、立寒雪”两个各自独立的条目。“坐春风”条曰：“侯师圣云：朱公掞见明道于汝，归谓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箇月。”“立寒雪”云：“游、杨初见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軰同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四库全书》本）前后区别只在于雪深“三尺”与“一尺”程度之别。
值得注意的是，在祝穆《事文类聚》前集所载这段话的文末，注明引文出处是《涪阴（陵）记善录》一书，而不是引用朱熹所编的《二程外书》。考《涪陵记善录》是程颐的另外一位门人尹焞（1071-1142），字彦明，人称和靖先生，河南洛阳人，《宋史》卷四二八有传）于南宋绍兴四年（1134）以后，因避战乱在蜀中涪陵时，由其门人冯忠恕所记的语录。此书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儒学类》有著录，但未署撰者名氏；张鎡《仕学规范》卷首《编书目》中列有编纂这部书的参考书目一百种，《涪陵记善录》也是其参考书之一。《宋史·艺文志》作《涪陵记》一卷，作者为冯忠恕。此书今虽已久佚，但在宋代的一些儒学典籍中仍可读到部分内容。除《事文类聚》之外，朱熹编《二程外书》卷十二从此书转录了有关尹和靖的言行八条，称“右八事《涪陵记善录》，冯忠恕所记尹公语。”（《朱子全书外编》本，第538页）《伊洛渊源录》卷四《伊川先生遗事》第一条“王霖公泽言”，（朱子全书本，第976页。）也是从《涪陵记善录》转录；卷十四则载“冯圣先，名理，汝州人。陈恬叔易为作志文，尹公再题其后。其子忠恕，从尹公学。《涪陵记善錄》者也，志、跋皆见录中。”（同上第1107页）。《朱子语类》卷十七有郑可学记：“因看《涪陵记善录》，问‘和靖说敬，就整齐严肃上做’；上蔡却云‘是惺惺法’，二者如何？”一条。
无独有偶，将“春风”、“立雪”两个典故并列而言的，还有南宋徽州休宁人氏程若庸（字达原，号勿斋。生卒年不详，为咸淳年间进士，历任安定、临汝、武夷书院山长）。他在《斛峰书院讲义》中说：“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是志也，坐春、立雪之时，身体心验之旧矣。‘道南’之教，宁不以是为先务乎？由龟山、豫章而延平，逮吾朱子，大成集焉，推其说以教天下后世，至明且备。”（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八十三，第2819-2820页）以上通过对典故“程门立雪”出处的考察，可以知道，最早记载“程门立雪”这一典故的文献是北宋侯仲良的《侯子雅言》，其次是南宋初冯忠恕《涪陵记善录》，而将此完整保存且为后世所知的是朱熹所编的《程氏外书》。最早为这个典故“取名”的是祝穆，但是，他的“立寒雪”三字词，在后世并没有广泛地流传开来；也可以说，“程门立雪”作为一个成语，在南宋时并未形成。
二、对成语“程门立雪”的考察“程门立雪”作为一个成语，在南宋时并未形成，这在晚宋的一些文献中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如早于《宋史·杨时传》，引用游、杨“立雪”这一典故的还有晚宋学者黄震（1213-1280）。他于景定三年（1262）十二月所撰的《立雪亭记》，（《黄氏日抄》卷八十六，四库全书本。）是为何茂远建“立雪亭”而作。文中说何氏于“横经吴泮，着亭梅间，扁曰立雪，取游杨侍伊川暝坐事也，风韵洒然如见矣。”“然大要归于循循善诱、与教不倦而已。伊川暝目而坐，安知非适然，二子侍立，虽雪不敢去，盖其敬师之意。反之复之，使自得之，自有平时之讲贯在，岂在一立雪间耶。”此文通过对何氏建立雪亭的事迹，揭示了游杨立雪程门重师重教的精神。但通观全文，还没出现“程门立雪”一词。
又如，在今人所编的《宋·游酢文集》（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游氏分会、闽台文化交流协会南平分会编，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卷一中，有一篇署名为宋末谢枋得的《御史游公传略并赞》。文中有“伊川倦卧，候之门外，雪深三尺，终无怠容”之说。从中可以看出，在南宋时期，“程门立雪”只是作为一个儒学故实流传，尚未形成固定的成语。在此顺便指出，在《宋集珍本丛刊》本《游廌山先生集》卷首中，这篇文章却不署“谢枋得”之名（书影1）。考《叠山集》，亦无此文，故此文是否谢枋得所撰，还值得进一步考察。但不管此文是否谢枋得所撰，文中没有出现“程门立雪”则是毫无疑义的。
最早出现“程门立雪”一词的古典文献，大概是生活于宋末元初的著名诗人、诗论家方回（1227-1305）的《桐江续集》（《四库全书本》）一书。
在该书卷三十三《赠清隐程居士诗序》中已有“程门立雪殆庶几”一语。而生活年代略晚于方回的建阳熊禾（1247-1312），在他的笔下，也有了“程门立雪道南后，幸此一脉犹绵延”（熊禾《观洛行》，《勿轩集》卷八，四库全书本）的诗句。由于熊禾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家，而不是一位著名的诗人，而且《观洛行》一诗是一首长诗，“程门立雪道南后”被淹没在这首长达一百多行的长诗中，因而在历史上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可能就是《辞源》和《古书典故辞典》把生活年代晚于熊禾半个世纪的元代的谢应芳（1296-1392）《杨龟山祠》诗：“卓彼文靖公，早立程门雪”作为最早描写这一典故诗句的原因。
除了以上诸人外，在元程端学（1278-1334）《积斋集》（《四库全书本》）卷二《括苍尹仲明玉井樵唱序》中，则有“一则执经程门立雪不倦；一则饮酒吹笛于午桥花影之下，人品固不同也”的评价。在元吴景奎（1292-1355）《葯房樵唱》（同上）卷二《再和韵赵敬德杂兴》一诗中，有“师门藉藉高风在，立雪英才旧姓游”的诗句。元人谢应芳（12961392），除了上引《龟山祠诗》中有“卓彼文靖公，早立程门雪。载道归东南，统绪赖不绝”之外，在其《次韵寄题碧云禅老》（《龟巢稿》卷四，四库全书本。）诗中，还有“门前问话人立雪，想象吾家游与杨”的诗句。
“程门立雪”最早出现在工具书中，是元代阴时夫编纂的既是韵书，也是一部类书的《韵府群玉》。在此书卷十八中，已出现了小标题为“程门立雪”的条目（书影2），标题下的正文则记载：“游杨二子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既觉曰：尚在此乎，且休矣。
出门，门外雪深一尺。”（明弘治七年建阳刘氏安正堂重刊本）有了方回、熊禾的诗，有了阴时夫《韵府群玉》这几处文献记载，加上成书于元代的《宋史》中《杨时传》，我们似乎可以说，“程门立雪”这一成语，在元代已基本形成。
三、“程门立雪”在明清时期的流传然而，入明以后，这一成语并未广泛流传。之所以这么说，也是有文献依据的。
如明黄仲昭（1435-1508），《未轩文集》（四库全书本）巻九《送北阁林先生之任潼川》有：“执经我亦曽相从，菲才深荷开颛蒙。有时程门立寒雪，有时马帐谈春风”的诗句。明李东阳（1447-1516年）有“莫倚家风比谢王，正须立雪似游杨”（《再用韵示兆先》，《怀麓堂集》卷五十五，四库全书本。）的吟咏。明顾璘《顾华玉集·山中集》卷六《赠张南畴迁教泷水》一文中有“游杨立雪，程道以南。故曰师严而后道尊，道尊而后人知敬。”冯徒吾《少墟集》（四库全书本）卷十三《思菴野録序》对其时“沾沾之士少有所得，即高其举趾，傲世凌物，不复求益，视先生为何如”作了一番批评，并举“昔杨龟山既登第始立雪程门，朱晦翁同安任满犹徒歩执贽延平”例子，表达了“古之大儒，其作用原自不凡”的垂范作用。
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明代的几部建阳刻印的通俗类书中找到例证。如明万历甲辰（1604），题为“吴道明编集、周子才校正、周载道补遗”，而由建阳书林黄次白集义堂刊行的《新刻便蒙对联图像七宝故事》，是一部供儿童阅读的启蒙读物。全书收对联故事一千五百多条，共二十卷，分为天文、地理、时令、人物、花木、鸟兽、器用、宫室、衣服、饮食、人事、文史等二十门。其中，卷一介绍这一典故，题目居然是《定夫立雪》（书影3），而不是元代就已有的“程门立雪”。
又如，由“江湖散人太然子辑”，“建宁府城我迁杨乔补订”，闽建书林近贤刘君丽刊行的《新刻太仓藏板全补合像注释大字日记故事卷》卷二，题目也不是“程门立雪”，而是《立雪门外》（书影4）。
由此可知，“程门立雪”作为一个阐释儒学典故的固定成语，的确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这么说的理由，是基于通俗类书作为民间通俗读物，其特点是将所有的内容分类编排的，“程门立雪”作为著名典故，不仅是和历史上尊师重教、勤奋好学这一类故事编排在一起，而且在这两部类书中，所有的故事题目都是四个字，如果“程门立雪”已经在宋元就已形成，并广泛被人们所知的话，那么，在明代的类书中，就不应出现“立雪门外”、“定夫立雪”这样不够准确、凝炼的词语。
“程门立雪”作为一个固定的用词并广泛地应用，应该是在明清时期。
在明代，闽北屏山刘童《廌山游先生像赞》中，已有“立雪程门，吾道南矣”（《宋·游酢文集》》卷一，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的句子。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康熙皇帝御定的《渊鉴类函》（四库全书本）卷九中，有了“程门立雪”的条目。而在清高宗御制、蒋溥等奉敕而编的《御制乐善堂全集》（同上）卷二十八中，甚至出现了题为《程门立雪》的诗篇。其诗云：“洛学先生启，巍然道德崇。雪深双户外，乐永一庭中。久立情靡倦，端居兴不穷。伊人非耐冷，应为坐春风。”特别是在成书于明代、清康熙间经邹圣脉增补的著名的启蒙读物《幼学故事琼林》中，有了“负笈千里，苏章从师之殷；立雪程门，游、杨敬师之至”的内容。《幼学故事琼林》作为一部著名的童蒙读物，“程门立雪”这一典故，随着幼童琅琅的诵读之声，从此广泛地流传开来。
通过以上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从北宋元祐八年（1093）游杨立雪程门故事的发生，到“程门立雪”这一成语的最终形成，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文献分类来说，既有记录这一史实的《侯子雅言》、《程氏外书》和《宋史·杨时传》，也有将此作为典故写入诗中的方回、熊禾、黄仲昭、李东阳等人的诗作；还有对这一成语的形成和普及起到直接推动作用的通俗类书，如南宋祝穆的《事文类聚》、元代阴时夫的《韵府群玉》、明代建本类书《七宝故事》、《日记故事》，和清代启蒙读物《幼学故事琼林》等。
（作者系福州海峡学院朱子研究所长，研究员）杨时《年谱》失误考述陈建生杨时（1053～1135）字中立，谥文靖，福建南剑州人，熙宁九年（1076）进士。杨时《年谱》，《杨时故里行实考》（林海权、胡鸣：《杨时故里行实考》，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版）收有宋·黄去疾、清·毛念恃、张夏、佚名四种以及黄璋《年谱考证》，其中佚名《年谱》又见诸《杨龟山先生集》（杨时：《杨龟山先生集》，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刻本）与《杨文靖公全集》（杨时：《杨文靖公全集》，清光绪五年（1879）刻，线装本）互参比较，发现其中有些失误。
一、杨时《年谱》二“荐”简述杨时诸《年谱》皆谓：杨时于熙宁五年（1072）“预乡荐”，熙宁八年“预太学荐”。张金华整理的《杨时（龟山）年表》（见收于《朱熹与闽学渊源》，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上海三联书店，19909月版。）将“预乡荐”、“预太学荐”之“预”皆误作“顶”。按旧本游酢诸《年谱》亦有相同记述，今人整理的《游酢定夫先生年谱》（《游酢研究》第1辑，南平游酢研究会，1993年12月印）将“预乡荐”和“预太学荐”分别译作“赴京师预考”和“参加太学生，推荐考核”，类此白译着实误甚。其实“预”皆为“领”之误。
“乡荐”是唐代的制度，由州县地方官推举赴京师应礼部试叫“乡荐”；“预”意为“参与、参加”，例如参加“秋闱”等考试则可称为“预秋闱”，然而“乡荐”则不同，后世援用唐制称乡试中式（乡试中举）为“领乡荐”，也省略称作“领荐”。“领太学荐”之含意相同。明、清两代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举行的考试亦称“乡试”，考期在八月即秋闱，考中者称举人。
二、杨时“寻医”分析杨时“寻医”之事，黄谱谓：元丰元年（1078）“春分。寻医，不赴汀户任”，二年“居乡”，三年“秋，赴调”，四年“授徐州司法。自京师如颍昌见明道先生，以书乞留门下受业。”黄谱考证则谓：元丰元年“居乡”，三年“赴调”，四年“授徐州司法。以师礼见程明道先生于颍昌。按：先生有《见明道先生书》，盖是时，先生就医而至颍昌云。”而朱熹《程氏外书》（朱熹：《二程外书》，《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版，卷十二《传闻杂记》与《宋文肃廌山游先生集》游酢：《宋文肃廌山游先生集》，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游亮采等刊，刻本）。
卷首《师友叙述》皆引录《龟山语录》谓：“明道在颖（“颖”为“颍”之误，下同）昌，先生寻医，调官京师，因往颖昌从学。明道甚喜，每言曰：杨君最会得容易。”如此，则杨时寻医与其赴颍昌“见明道”是两回事。
三、“定夫一日来访”辨析黄谱谓：“绍圣元年甲戌（1094），公年四十二。二月二日，离家赴浏阳任。四月十二日改元……按语录所载，定夫一日来访公，公曰：适从何来？定夫曰：某在春风和气中坐三月而来。公问其所之，乃自明道处来也。试涵泳春风和气之言，则仁义礼智之人，其发达于声容色理者，如在日中矣。”其中“如在日中”之“日”为“目”之误。《宋文肃廌山游先生集·师友叙述》亦，谓：“定夫一日来访，先生曰：适从何来？定夫曰：某在春风和气中坐三月来。问其所之，乃自明道处来也。试涵泳春风和气之言，则仁义礼智之人。其发达于声容色理者，如在目中矣。”（游酢：《游定夫先生集》［M］，清同治六年（1867）游智开刊，刻本）卷首《诸儒论述》所录前有“语录云”三字。
按黄谱与《游定夫先生集·诸儒论述》所称“语录”应当是指《龟山语录》，但查杨时《龟山集》（杨时：《龟山集》，《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版）所收四卷《语录》皆无此语，或许黄去疾于宋末所见《龟山语录》版本不同。
《宋元学案》（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版）卷十四《明道学案（下）·附录》作：“张横浦……又曰：……游定夫访龟山，龟山曰：公适从何来？定夫曰：某在春风和气中坐三月而来。龟山问其所之，乃自明道处来也。试涵泳‘春风和气’之言，则仁义礼智之人，其发达于声容色理者，如在吾目中矣。”其中“张横浦”即张九成（1092-1159），字子韶，师从杨时；宝庆二年（1226）谥文忠；著有《横浦集》二十卷，故其学派被称为“横浦学派”。
显然，其事真实性也很强，然而，黄谱所录“绍圣元年”却误甚。
明道先生程颢卒于元丰八年（1085）六月丁丑，包括黄谱在内的五种杨时《年谱》亦皆谓：杨时于元丰八年“六月晦”闻明道先生之讣。那么，1094年的绍圣元年，游酢怎么可能“自明道处来”呢？那不是活见鬼么！游酢“如坐春风”必定发生于元丰四年。元丰三年“秋，赴调”，四年“授徐州司法。自京师如颍昌见明道先生，以书乞留门下受业”，当时，已先拜师游酢与谢良佐一同作陪，皆从明道程颢学习有年矣；所谓“定夫一日来访”之事，就发生于元丰四年杨时“乞留门下受业”中的某一天。
四、“程门立雪”考辨成语典故“程门立雪”出处有数说，《成语典故》（袁林、沈同衡：《成语典故》，辽宁教育出版社，1981年10月版）引据《宋史·杨时传》又谓《朱子语录》也有记载。《杨时传》（见《宋史》卷四百二十八）为元朝脱脱等人所编纂；而所谓《朱子语录》其实就是《朱子语类》，其中并无程门立雪“这个典故”。或谓“最早见于《河南程氏书》卷十二”，其实是《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之误，《河南程氏外书》即《二程外书》，其卷十二所引《侯子雅言》记述了“程门立雪”故事。显然，最早记述“程门立雪”故事的是《侯子雅言》，著者为侯仲良，本名淳，字师圣，仍伊川程颐（1033～1107）姑舅表弟。
故事发生的具体时刻是午后至傍晚这一段时间，而在洛阳从午后至傍晚就“雪深一尺”，则程门立雪发生的季节至少应当在秋末至次年春期间。杨时诸《年谱》皆谓：杨时于元祐八年（1093）四月到京师，五月十六日出京往洛“以师礼见伊川程先生”，最迟在六月初十前后就“去”即离开洛阳了。这四月至六月的夏季与“雪深一尺”的程门立雪，正好是相反的两重天，岂不令人生疑进而质疑其真实性。但在具体记述程门立雪时，诸谱又有所不同。
黄谱与毛谱虽记述程门立雪故事于元祐八年五月，却另有表示不确切的时间语词进行限制，用来说明其所记程门立雪故事发生于元祐八年五月之前。
黄谱谓：元祐八年“五月十六日，出京，往西洛见伊川……公顷年初与游御史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人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非信道之笃，能如是乎？”毛谱亦谓：元祐八年“五月，以师礼见伊川程先生于洛。先生出京，遂西往见伊川先生……先生初与游公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公侍立，既觉，谓曰：贤辈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门外，雪深尺余。”其中，黄谱的“顷年”即“近年”、“往年”，毛谱的“初”意为“初次”，只是这个“初次”并非指元祐八年五月此时而是指此前，至于此前何时则无法明确。《宋文肃廌山游先生集·师友叙述》谓：“先生（杨时）出京，到雒见程先生……先生尝与游御史见伊川，一日，伊川瞑目而坐，二人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矣。非信道之笃，能如是乎？”这一记述与黄谱、毛谱相同，其中“尝”意为“曾经”，通常是指本次之前的另一次，与毛谱之“初”意思相同。
黄谱考证谓：元祐八年“五月，以师礼见程伊川先生于洛。按《宋史》本传，见程颐于洛，时年已四十一。”考《宋史》作“时盖年四十矣”，作为《考证》而擅改“四十矣”为“四十一”实属不妥。所谓“年四十”，依古人计年齿习惯“虚岁”，则所指为元祐七年，万历《闽书》（何乔远：《闽书》（四），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卷一百一《英旧》、万历《将乐县志》（万历《将乐县志》，明万历十三年（1585）修，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卷九《人物》与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皆作“年四十”或“年已四十”。故张谱谓：杨时于元祐七年“在制。
冬，以师礼见伊川程先生于洛。先生与游定夫初见伊川先生，伊川偶瞑坐，二公侍立不去，既觉，谓曰：贤辈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门外雪深尺余。八年癸酉，四十一岁。正月，服阕赴调。四月，至京……五月十六日，出京，遂往西洛……见伊川，寓长寿寺拜表院……六月五日，偕定夫离河清返洛，同见伊川于拜表院，又五日而后去。”张谱此说的最大问题在于儒家传统极为重视的“丧礼”制度，元祐七年“冬”杨时因丁其父忧而仍“在制”，丧服还在身上的杨时，似不宜出门拜访他人。这是张夏的疏失。
其他资料的记述简述如下：一是不记发生年代只述其事；由于主人公为杨时与游酢二人，故于二人名下皆有记述。杨时名下之记述，如弘治《八闽通志》（黄仲昭：《八闽通志》（下），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卷六十九《人物》、乾隆《福建通志》（乾隆《福建通志》，《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版）卷四十六《人物》、嘉靖《延平府志·人物》（嘉靖《延平府志》，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上海古籍书店景印，1961年版，线装本等；游酢名下之记述，如康熙《建宁府志》（康熙《建宁府志》，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修，南平地区方志委整理本，1994年印。）卷二十八《人物》、万历《建阳县志》（万历《建阳县志》，《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中国书店影印，1993年版）卷六《人物·游世家》、道光《建阳县志》（道光《建阳县志》，清道光十二年（1832）修，建阳方志委整理本，1986年印。）卷十一《人物》、民国《建阳县志》（民国《建阳县志》，建瓯新明印刷所，线装本）卷十《列传》等；道光《重纂福建通志》（道光《重纂福建通志》，清道光九年（1829）修，同治七年（1868）刊，线装本）卷一百八十五《人物》记诸游酢名下，民国《福建通志》（民国《福建通志》，李厚基、沈瑜庆、陈衍等纂修，民国二十七年（1938）刊，线装本）总卷三十四《列传》则游、杨皆记，且对道光通志作出评论。二志记述可谓特立独行。道光通志疏于考证，反而承游酢诸《年谱》之弊，以为：游酢于元祐二年迁博士，知河清县在元祐三年（三十六岁），而程门立雪就在元祐二、三年之间，至元祐八年四十一岁“始为博士，然由颍昌教授被召，不得云离河清也”。民国通志正是抓住道光通志这一疏漏进行论驳的，然而民国通志于论驳之后却又回到“年四十”与不记年代只述其事的原点上。二是笼统记述于元祐八年，多见于新修志书，如《三明市志》（《三明市志》，方志出版社，2002年8月版）卷五十四《人物》、《将乐县志》（《将乐县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7月版）卷三十六《人物》、《建阳县志》（《建阳县志》，群众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三十二篇《人物》、《南平地区志》（《南平地区志》，方志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四十九篇《人物》，而最荒唐的莫过于林家齐《杨时纪略》（见收于《朱熹与闽学渊源》），曲解《宋史》本传而明确认为就是“夏雨雪”，所谓“1093年4月，杨时四十一岁，被委任瀛州（河南间县）防御推官，不久转任潭州浏汨（湖南浏阳）知县。5月，杨时赴浏阳途中，不辞劳苦，绕道洛阳，与游定夫（游酢）以师礼拜见程颐。有一天，程颐先生正靠在椅上打瞌睡，杨、游两人恭恭敬敬地立在门廊下等候。这时天寒地冻，大雪纷扬，等到程颐醒过来发觉他们的时候，地下的雪有一尺多深。伊川先生非常感动，立即把他们迎进厅去。杨时这种尊师重教精神流传至今‘程门立雪’故事也由此而来。
（见《宋史本传》）”三是元祐八年“冬”，通常是记述程门立雪于元祐八年而后说“这年冬天”或“至冬”云云，多见于今人的解读文章。如《开闽学先河者——游酢》（南平游酢研究会：《游酢研究》二，1994年12月印）、《关于游酢研究的几个问题》（《游酢研究》第2辑和《南平文史资料》第15辑《南平文史资料》十五，1994年12月印。）、《游酢生平纪略和史迹》（《游酢研究》第1辑）等，这是想当然的误解。
可以肯定，“程门立雪”不可能发生于元祐八年夏五月，也不是发生于元祐八年五月之后的“这年冬天”，更不是发生于元祐七年“冬”，但不排除发生于元祐八年五月之前，在洛阳立雪半日且“雪深一尺”，则唯有元祐八年春二三月之时。杨时于元祐八年，黄谱谓“正月一日，公从吉，赴调。四月，至京师”，毛谱、黄谱《考证》与清佚名《杨龟山先生年谱》皆谓“正月，从吉，赴调。四月，至京”，张谱谓“正月，服阙，赴调。四月，至京”。游、杨“程门立雪”就是发生于杨时元祐八年正月“赴调”与四月“至京”期间的春二三月。当时，杨时于正月“赴调”，正常情况下二月中下旬能到达，但在进京前先赴洛阳；游酢于元祐六年得知西京河清县，元祐八年春仍在任，黄谱谓“是时，御史游公知河清县”，毛谱谓“时御史游公酢知河清县”，张谱谓“时游定夫知河清县”，此皆可印证。
据此，上述有关“程门立雪”的各种记述还有几点必要重新厘清。
其一，《侯子雅言》的杨时“初见伊川”。侯仲良记述“程门立雪”的故事必定是事后补记，故其“初”之语意是“原先”、“当初”；后世转述这一故事时，语境其实已经发生变化，故“初”之语意也发生了转变，如“初次”等意思。同时，《侯子雅言》的“初见”不是指见面的第一天，而是指从见面到告辞的一整段时间，或数日或十数日甚或数十日，程门立雪就发生在这一段时间中的某一天；具体地说就是，“程门立雪”发生于元祐八年春二三月间的某一天。这从上述程门立雪的情节也可获得佐证，如伊川“既觉”后之言语就不是“初见”时的言语。
其二，杨时诸《年谱》的“以师礼见伊川程先生于洛”。“程门立雪”既发生于元祐八年春二三月间的某一天，那么杨时“以师礼见伊川程先生于洛”也就应当发生于元祐八年春二三月间，且略早于“程门立雪”的这一天，即杨时“以师礼见伊川”不是发生在五月“出京”的这一次。
其三，由于“程门立雪”的原始记述以及早期流传是在杨时名下，因而形成了特定的语言表述；当转述于游酢名下之时，一些表述语言没有随之变更，从而造成误会。如立雪程门这次的“初见伊川”亦即“以师礼见伊川”者是杨时而非游酢，河清知县游酢只是陪从家乡前来的杨时一同前去；某些转述也使用游酢“初见伊川”云云，颇为不妥。例如，游酢当时知河清县，地近洛阳，杨时因“从吉（服阕），赴调”于元祐八年正月从福建前往京师且取道洛阳；转述者生搬硬套，如《游定夫祠＜程朱理学源流＞壁画图解》（《游酢研究》第2辑）即谓“游杨二人不远千里从福建前往河南洛阳向程颐求学，正值寒冬季节……先生正倚椅假寝瞌睡”云。从“见面”的意义上而言，游酢“初见伊川”是在熙宁五年（1072）赴礼部试之后，其时“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师”，在京师“一见”游酢即“谓其资可与适道”；至于正式拜程颐为师的游酢“初见伊川”，明·杨应诏《闽南道学源流》（杨应诏：《闽南道学源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3月版）卷二《微言》所引“游酢《拾遗》”、《二程外书》卷八《游氏本拾遗》和《游廌山集》（游酢：《游廌山集》，《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版）卷三《师训》皆谓：游酢“初见先生（伊川），次日先生复礼，因是安下饭食稳便回。”依游酢的经历，游酢于元祐五年既没有跟随范纯仁前往太原府又辞颍昌府学教授而“待次”之初，正是游酢正式拜程颐为师即“初见先生，次日先生复礼”之时。
（作者为中共南平市委台办研究室主任，助理研究员）杨时与游酢之诗书考述陈建生杨时（1053-1135）字中立，谥文靖，福建南剑州人，熙宁九年（1076）进士；与游酢（1053-1123）既是程门同学又是儿女亲家，相互有诗文往来，因游酢《文集》散佚，无法知晓其往来具体情况，进而还出现一些不妥的说法。
一、杨时与游酢往来之诗简析杨时与游酢往来之诗有数章，《两宋名贤小集》（陈思：《两宋名贤小集》，《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版）之《龟山集》与四库《龟山集》（杨时：《龟山集》，《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版）所收同，皆为六章，即《寄游定夫》七绝二章、七古一章，《别游定夫》、《归雁》、《感事》各一章。
《寄游定夫》七绝二章，《两宋名贤小集》卷九十八《龟山集》题作《寄游定夫》，四库《龟山集》卷四十二题作《寄游定夫·在颍昌从明道先生》。杨时此二诗，与所谓游酢《在颍昌寄中立》二诗同，唯第二章之次句“居”作“俱”，末句作“可能鞭马复来无”。笔者较倾向此二诗为杨时所作。此七绝二章与《别游定夫》诗，《杨时故里行实考》（林海权、胡鸣：《杨时故里行实考》，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版）之《＜杨时集＞诗文编年考证》认为皆作于“元丰四年辛酉（1081）”，谓“《别游定夫》：卷四十，页八七三。诗云：黾勉……杨时与游定夫二度师事程门，二次与游定夫别离，心境完全不同。相较于第二次别离所展示的对世事深沉的伤感，第一次别离则更多地沉溺于对同门的眷念之情。此诗与……绍圣二年别离游定夫的《归雁》、《感事》二诗的心境不合，故次为元丰年间。……从《颖昌西湖泛舟》诗知，别离颖昌不早于辛酉暮春。从其长子迪生于元丰五年二月十二日逆推，别离不晚于初夏，故此诗应作于辛酉暮春至初夏间。《寄游定夫》二首。其一‘绛帷……’其二‘萧绦……’：卷四十二，页九三六。此二诗题注云‘在颖昌从明道先生’。在颖昌者，游氏也，非杨氏。杨时别离程门之时，游氏仍师事明道于颖昌。元丰五年，明道离颖昌，居洛讲学。由此诗仍寄于颖昌及诗中所云皆颖昌旧事推断，此二诗作于元丰四年。”其中“颖”皆为“颍”之误。
杨时《归雁》、《感事》二诗，也被误为游酢诗，故《宋文肃廌山游先生集》（游酢：《宋文肃廌山游先生集》，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游亮采等刊，刻本）卷十《诗赋》与《宋·游酢文集》（《宋·游酢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卷七《诗集》皆收。《＜杨时集＞诗文编年考证》系编此二诗于“绍圣元年甲戌（1094）”，谓“《归雁》、《感事》，卷四十……此二诗之作，未可详考。黄谱云‘游定夫得杨时所贻书及二诗，即乞出京为齐州签判。’以此观之，此二诗亦为劝游氏弃京补外之作，且诗中寓意甚合，故次之。”然而在“元丰四年辛酉（1081）”却谓：《别游定夫》“此诗与……绍圣二年别离游定夫的《归雁》、《感事》二诗的心境不合”云云。按尽管“此二诗之作，未可详考”，似亦不必出现“绍圣元年”与“绍圣二年”二说。其中所谓“黄谱”即宋·黄去疾《龟山先生文靖杨公年谱》，《杨时故里行实考》亦收录，谓“绍圣元年甲戌（1094）……公贻书与之曰：京师非食贫之地，公聚口颇众，度其势能久居否？趋舍之方，宜审处也。又有《归雁》、《感事》二诗寄定夫。游得书，即乞出为齐州签判。”杨时《寄游定夫》七古，嘉靖《建阳县志》（嘉靖《建阳县志》，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4月版）卷五《学校》“廌山书院”亦收，题作“杨龟山《寄至廌山》诗”。《＜杨时集＞诗文编年考证》系编于“崇宁三年甲申（1104）”，谓“《寄游定夫》卷三十九，页八六四。诗云‘忆昨相逢凤山址……’，凤山坐落南陵境内，由此推之，杨时仍在荆州任上，姑次之甲申。”此外，《宋文肃廌山游先生集》卷十《诗赋》附收杨时《同游定夫登归宗岩》七绝一章，落款为“前人”；《宋·游酢文集》卷八《附刊文诗》亦收，而于目录标题脱“游”字。上述二种《龟山集》皆无此诗。而康熙《建宁府志》（康熙《建宁府志》，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修，南平地区方志委整理本，1994年8月印）卷四十五《艺文》与民国《建瓯县志》（民国《建瓯县志》，詹宣猷修，蔡振坚等纂，民国十八年（1929）修，建瓯芝新印刷所代印，线装本）卷七《名胜》则皆收录游酢、杨时《登归宗岩》同题诗各一章。
所谓杨时《登归宗岩》诗如下：瑶草侵阶古刹幽，曹刘风格几经秋。
至今洞口泉声戛，犹奏当年启迪猷。
所谓游酢《登归宗岩》诗如下：奇冠南闽此最奇，归宗千古是谁归。
至今来访谁先至，知是t刘先我知。
《宋文肃廌山游先生集》卷十《遗蹟》谓：“归宗岩，一名鬼子岩，在瓯宁县慈惠里。淳熙间，有曹道人卓锡居此庵……文肃公与龟山杨先生同登此焉。”草星星“已收入《福建档案》和《风雅建瓯》”之《美丽建瓯之三——走进归宗岩》（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2b4b2901000b19.html）“据县志记载：归宗岩在城西北三十公里宜均溪口（今建瓯市徐墩镇境内），宋淳熙间有曹道人卓庵居此庵……宋杨时登归宗岩时曾写下‘奇冠南闽此最奇，归宗千古是谁归，至今来访谁先至，知是曹刘先我知’……崇仁禅寺建于南宋，清道光年间重修……宋杨时临寺时曾留下这样的佳句：‘瑶草侵阶古刹幽，曹刘风格几经秋，至今洞口泉声戛，犹奏当年启迪猷’”云云，其中“三十公里”为“三十里”之误，民国《建瓯县志》是“归宗岩在城西北三十里宜均溪口”；而其大误者乃“杨时登归宗岩时曾写下‘奇冠南闽此最奇，归宗千古是谁归，至今来访谁先至，知是曹刘先我知’”，至少，依民国《建瓯县志》此诗为“游酢”所作而非“杨时……写下”。另，康熙《建宁府志》与民国《建瓯县志》之《寺观》皆无“崇仁禅寺”，依“崇仁禅寺建于南宋”，则即使是建于南宋初的建炎元年（1127），时年七十五之杨时又如何能“临寺”？简言之，若“瑶草侵阶古刹幽”诗为杨时所作，则其所“临寺”即“古刹”必定不是“建于南宋”的“崇仁禅寺”。所谓游酢《登归宗岩》，民国《崇安县新志》（民国《崇安县新志》，武夷山方志委整理本，1996年12月印）第十八卷《艺文》谓：游酢“《：登归宗岩》云：奇冠闽南此最奇，归宗千古是谁归。俗不可耐，其非原作可知，亟宜删去，以免乱真。”笔者亦倾向于此诗非游酢所作，因为还存在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即杨时与游酢究竟何时同“登归宗岩”？游酢自元丰元年（1078）应程颢延请前往扶沟任教职之后，据其《年谱》及笔者考证，仅在其父母卒守制之绍圣二年（1095）三月至绍圣四年六月、政和七年（1117）七月至宣和元年（1119）十月其间二度居乡，而这两次居乡因为是守制，或恐不宜去“登归宗岩”。因此，如果杨时与游酢有同在建瓯“登归宗岩”，就应当在熙宁六年（1073）至元丰元年期间。杨时与游酢相识应始于熙宁六年春赴京师参加礼部试，而杨时诸《年谱》谓其“下第，补太学生，归”，熙宁九年三月登进士第，次年“授汀州司户参军，以疾不赴任”而返乡。如果游酢于熙宁六年三月“下第”后与杨时一同“归”，由于归宗岩处于建阳与将乐之间，则游酢要多送杨时一程才能同“登归宗岩”，然后独自返回建阳。但是，此时游杨之间的感情还没有深厚到这一步，当时的最大可能性只会是：杨时在建阳多留宿几天而游酢多陪杨时几天。游杨之间深厚感情应始于元丰四年，即杨时赴调至京师后往颍昌拜访游酢，在游酢陪同下始以师礼拜见程颢。故杨时撰《御史游公墓志铭》谓：“昔在元丰中，俱受业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门，有友二人焉，谢良佐显道，公其一也。”因此，《登归宗岩》诗各一章，应当不是游酢与杨时所作，而是后人所作或后人附会为游酢与杨时所作。
二、杨时与游酢之书信综述杨时与游酢之书信《与游定夫书》，《龟山集》卷十九、《宋文肃廌山游先生集》卷八与《宋·游酢文集·附刊文诗》皆收录六函，据其书信内容，尚有元丰六年（1083）春初“托志宁附书”一函未见收录。据其内容，此六函之年代依次如下：首函即“其一”，为元丰六年四月杨时到任徐州司法不久之时，其谓“春初至建安，曾托志宁附书，计尘听览……夏热，不审起居何如。某自衢买舟渡江，沿淮入河清，过吕梁、百步，凡五十二日始达彭城……幸而举家幼累各安，差足为慰……在鄙心为可悔恨者，特去亲远耳，其他无足念者”云云；据“曾托志宁附书”可知，当杨时“春初至建安”时，建安林志宁已有前往拜访游酢之计，故杨时“托志宁附书”给游酢，否则杨时不会“托志宁附书”；另参“其二”之信可知，此行杨时约于农历二月十一自将乐家起程。
次函即“其二”，为元丰六年七月下旬，其谓“某四月二日到官舍，初四日交承职事……幸有鱼稻鹑鴙之类，足以克食……某离家将半年……定夫官期犹一年……志宁曾来相会否……暑毒，千万珍卫。”其中“克”《宋·游酢文集》作“充”。
上二函，《杨时故里行实考》所收清·张夏《宋杨文靖公龟山先生年谱》于“元丰六年癸亥（1083）”谓：“正月，赴徐州司法任。四月四日到任。……是年，先生到任后，已有二书寄定夫，以无关问学不录。”《＜杨时集＞诗文编年考证》亦认为是“元丰六年”，谓“《与游定夫》其一‘春初至建安……’其二‘某四月二日到官舍……’：卷十九……。上二书作于元丰六年五月至七月间。前书……知作于初夏之后。后书……可知作于七月，因其举家离乡为是年正月。”再函即“其三”详下专考。
四函即“其四”，为绍圣元年（1094）四月后不久，题注有“游守太学博士，得此书即求补外。盖绍圣改元也”之语，又杨时诸《年谱》亦谓绍圣元年“赴浏阳任。是年有《与游定夫书》”；其谓“……京师非食贫之地，公聚口颇众，度其势能久居否”云云。其中“聚”《宋·游酢文集》作“家”。
《＜杨时集＞诗文编年考证》也认为“《与游定夫》其四”是“绍圣元年甲戌”，谓“《与游定夫》……其四……卷十九……书四云……是时，哲宗亲政，改元绍圣，章申公拜相，游定夫守太学博士，游氏得书，即乞出为齐州签判。由此可知，此书作于甲戌夏。”五函即“其五”，应为宣和元年（1119），其谓“《易传·后序》，显道为之，某跋尾，已削去不用。前年在京师与显道议”云云；《宋·游酢文集》脱“与”字。据杨时《年谱》，杨时于政和四年（1114）作《校正伊川先生＜易传＞后序》，则此书必在此后；而谢良佐显道于政和七年前后监西京竹木场，此前直至政和二年前后在任河南府渑池县令，此后约政和八年或宣和元年“以飞语坐系诏狱，褫官”即“坐口语系诏狱，废为民”，参拙作《谢良佐及第后“历仕”与生卒年辨析》。
六函即“其六”，应为宣和四年，其谓“伊川先生在时……康侯皆有之，候寻便以书询求……先生之门，所存惟吾二人耳，不得不任其责也。”杨应诏《闽南道学源流》卷二《遗事》亦引作“龟山与游定夫书曰……《龟山文集》”。其中“候”，《闽南道学源流》作“俟”，《宋·游酢文集》误作“侯”。程门四先生游杨谢吕，吕大临卒于元祐七年（1092），谢良佐卒于宣和三年，游酢卒于宣和五年。
杨时《与游定夫》其五、其六两函，《＜杨时集＞诗文编年考证》未列编。
三、杨时《与游定夫》其三专考杨时《与游定夫》其三应为元祐五年（1090），谓：“某穷居习閒久矣，乍尔莅事，不无应接之烦……去年相别时，定夫亦读《易》……蓋吾侪所学既与世背驰，朋交数人又各南北……吾友闲居，从游者必多……敝乡二杨与舍弟欲亲炙席下，果然否？幸加驱策。区区非楮可尽。”其中“某穷居习閒久矣，乍尔莅事”，据其诸《年谱》，杨时于元丰八年七月至元祐二年十月“以继母丧”居制，其后于次年赴京师候调，得虔州司法后于“秋七月还自京师”，再次年即元祐四年赴任；但依“去年相别”及“吾友闲居”，而太学正游酢于元祐四年六月应范纯仁之邀前往为颍昌府学教授，次年因未随范纯仁前往太原府又辞颍昌府学教授，正处于候缺（待次）亦即“闲居”之时，因此“去年相别”应在元祐四年，由此判断，杨时于元祐三年奉“调虔州司法”后可能不是“秋七月”自京师南还，而应当是元祐四年春返闽而后赴任，在返闽途经颍昌府时曾拜会府学教授游酢，故有“去年相别”与“穷居习閒久矣”之语。
张谱系此“其三”函于“元丰六年癸亥（1083）”，却谓：元丰四年“授徐州司法。初以师礼见明道程先生于颍昌……自京师至颍，以书请见……后辞归”；五年“居乡”；六年“正月，赴徐州司法任。四月四日到任……《与游定夫问读＜易＞书》，略曰：某乍尔莅事，不无应接之烦。……去年相别时，定夫亦读《易》……吾友闲居，从游者必多……敝乡二杨与舍弟欲亲炙席下，果然否？幸加驱策。”《杨时故里行实考》所收黄谱以及清·毛念恃《宋儒龟山杨先生年谱》、黄璋《杨龟山先生年谱考证》、佚名《杨龟山先生年谱》亦谓：杨时于元丰四年“授徐州司法”，自京师至颍昌以师礼见明道先生而后辞归（此句综合诸年谱）；五年“居乡”；六年“正月，赴徐州司法任。四月初到官”。也就是说，杨时与游酢“相别”于颍昌是在元丰四年，若依其“去年相别”则应系编于元丰五年而非“元丰六年”，然而系编于元丰五年又不符合“吾友闲居”，游酢既要向明道学习又要准备考进士，并非“闲居”；若系编于“元丰六年”，则既不符“去年相别”也不符合“吾友闲居”，元丰五年，杨时“居乡”，游酢“领太学荐”且登进士第，又要候调，没得“闲居”。况且，此时游酢自己还只是初学者，这又不符合函中“从游者必多……敝乡二杨与舍弟欲亲炙席下”之说。故“其三”函系于元丰年间皆属误。
《＜杨时集＞诗文编年考证》认为“《与游定夫》其三”是“绍圣元年甲戌（1094）”谓：“《与游定夫》其三……卷十九……书三云……杨、游二氏读《易》始于元祐八年从学伊川之后……推之，此书作于绍圣元年初赴浏阳任之际。”按“杨、游从学伊川”并非皆“始于元祐八年”而分别是元祐八年和元祐五年“待次”之初；其次，“杨、游二氏读《易》”可能也未必“始于元祐八年从学伊川之后”；再者是信中的“吾友闲居”，游酢自元祐六年“得知西京河清县”后，元祐八年春夏皆仍在任，黄谱、毛谱与张谱皆印证谓“是时，御史游公知河清县”、“时御史游公酢知河清县”和“时游定夫知河清县”，其后，元祐八年七月范纯仁“复秉钧轴，即除公太学博士”而游酢因“命再下，就职”，直到绍圣元年四月改元后“求补外”都是“守太学博士”，并无“闲居”之时。故将“《与游定夫》其三”系编于“绍圣元年甲戌（1094）”有误。
此外，杨时《与杨仲远》其二之“近日不审为学何地，向者欲往定夫处，今果然否”，此语与杨时《与游定夫》其三之“敝乡二杨与舍弟欲亲炙席下，果然否”语意、语境皆相同，必是同年所书之函。然而，张谱既系编《与游定夫》其三于“元丰六年”，却又系编《与杨仲远》其二于“元丰八年乙丑（1085）”，谓：“《与杨仲远书》……又书云：近日不审为学何地，向者欲往定夫处，今果然否？”云。《＜杨时集＞诗文编年考证》亦然，既系编《与游定夫》其三于“绍圣元年”，却又系编《与杨仲远》其二于“元丰八年乙丑”，谓：“《与杨仲远》其一……其六……卷十六……疑此六书非同年之作，因难以详考，姑次之乙丑。”这是颇令人不解之处。简言之，即使错编，《与游定夫》其三与《与杨仲远书》其二也应当错编于同一年。
四、杨时《与游定夫》其三“敝乡二杨与舍弟”附考杨时《与游定夫》其三谓：“吾友闲居，从游者必多……敝乡二杨与舍弟欲亲炙席下，果然否？幸加驱策。”其中“敝乡二杨与舍弟”究竟是谁？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敝乡二杨与舍弟”所述共三人，所谓“二杨与舍弟”是一种相互不包含的关系，是“舍弟”即非“二杨”，反之亦然。
杨时《与杨仲远》其二谓：“近日不审为学何地，向者欲往定夫处，今果然否？”其中“杨仲远”即杨敦仁。敦仁字仲远，万历《将乐县志》（万历《将乐县志》，明万历十三年（1585）修，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卷八《选举·进士》载：“元祐三年（1088）李常宁（“宁”字原脱，据其他地方志补）榜，杨敦仁，字仲远。”其卷九《儒林》载：“杨敦仁，字仲远，元祐二年（“二年”为“三年”之误）进士……治经读史，能不囿于俗……龟山先生尝称其‘用意精深，亦见好学之笃’。书札往返”云云。乾隆十七年《汀州府志》（乾隆《汀州府志》，曾曰瑛修、李绂纂，清乾隆十七年（1752）修，同治六年（1867）翻镌本，方志出版社，2004年3月版）卷十七《职官》载：“武平县知县事：杨敦仁，元符间（1098-1100）任。”那么，杨敦仁仲远与“二杨与舍弟”关系如何？林海权先生《杨时故里考辨》（收于《杨时研究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版）与《杨时故里之考辨》（收于《杨时故里行实考》）二文略有不同，但以下内容则是一致的，即在引述杨均政《龟山公家谱序》之“第三公生二子：长十五公（指杨埴），次十七公（指杨益）生念二公（指杨敦仁），世业进兴，复授武平县令，家声由是而日振焉”等资料后，以为“此‘念二公’指任武平知县的杨敦仁”，并据“《杨时集》卷十六《书一》收有《与杨仲远》书信六通，称之为‘吾弟’，问‘不知吾乡亦觉如此否’，知杨敦仁是杨时的堂弟，杨时排行为十二郎，杨敦仁为‘念二公’（即念二郎）。”其中之“堂弟”是否能等同于“舍弟”？若能，则“敝乡二杨”又是谁呢？然而，其《＜杨时集＞诗文编年考证》却谓：“元丰八年……《杨仲远字序》卷二十五，页五九九。序云：‘杨君敦仁以其名求字于予……’……《与杨君玉》卷二十六，页四一一。杨君玉与杨仲远被杨时称为‘敝乡二杨’，均已（“已”通“以”）吾子相称。
《与杨仲远》书云：‘早晚当勉之令就学也’，即嘱杨仲远督杨君玉就学事。”其中，“杨君玉与杨仲远被杨时称为‘敝乡二杨，”与二篇《考辨》之“杨敦仁是杨时的堂弟”相互龃龉；显然，杨敦仁仲远既是“舍弟”（堂弟）又是“敝乡二杨”之一，则必定有一误。
其实，杨时不仅称杨敦仁仲远为“吾弟”，更以“杨君”与“吾子相称”。杨时《杨仲远字序》称“杨君敦仁以其名求字于予”云云，《与杨仲远》其一谓：“录所惠书谓能不变于俗，此同区区所望，而吾子所当勉也……吾子勉之。先帝睿圣，方将大有为而遽有凶变，如此固天下所同戚也。今天子即位，务在宽民，一时聚敛之臣迁谪殆尽。东州民吏，如释重负，息阴休迹，而遇清风也。幸甚幸甚！不知吾乡亦觉如此否？司马君实已作两府，甚慰！民望、伯淳先生近自汝召作宗丞，想已在京师。君玉或未归，计早晚当勉之，令就学也。某苟禄如常。”其二谓：“近日不审为学何地，向者欲往定夫处，今果然否？……某迂拙之学，无以希世，而望古不及，又不自量力之不足也，犹孜孜不已，宜为后生豪俊之所悯笑，而乃过为吾弟之所取信，故尤区区不敢嘿也，惟亮之。”因此可以肯定，杨敦仁仲远并非“舍弟”（堂弟）而是“敝乡二杨”之一；同时也说明，《龟山公家谱序》中之“念二公”并非“指杨敦仁”，故其所谓“次十七公生念二公，世业进兴，复授武平县令”亦或有误。
再者，杨时确实自有“舍弟”。《龟山集》与《杨文靖公全集》卷二十九《状述》之《先君行状》谓：“先君讳某，南剑州将乐县人也。……元祐五年十月戊戌以疾终于家，享年六十有三。先君娶陈氏，再娶廖氏，六年卒，有子二人，曰某曰某。”其卷三十《志铭》之《杨母朱氏墓志》谓：“杨母朱氏，世家延平，居士讳某之女。杨父先娶萧氏，夫人乃继室也。……配杨父，无违德。其岁时奉祀，割牲省器，必亲临之，未尝委诸妇，终其身不懈。生子二人……杨父讳明，有子五人，曰某曰某，夫人之出也，孙男六人，曰助曰梦曰时曰度曰州仆曰二仆，曾孙三人，曰迪曰逈曰遹，双二人皆幼，享年八十有三。熙宁十年某月某日以疾终。”其中“生子二人”与“曰某曰某，夫人之出也”之意相同。另，《杨母朱氏墓志》及志铭文中之“杨母”，《杨时故里行实考》及二篇《考辨》皆误作“王母”。
显然，据《先君行状》与《杨母朱氏墓志》可知，杨时确实有“舍弟”，综合判断，上述杨明“子五人”中，先娶萧氏生三子，而所称“曰助曰梦”者应当是此三子之子（谁为谁子则不详），继室朱氏生二子即杨埴、杨益，其中杨埴娶陈氏生杨时，再娶廖氏所生应当是“曰度”者，所称“曰时曰度”即《先君行状》之“先君……有子二人，曰某曰某”者；而杨益所生应当是“曰州仆曰二仆”此兄弟二人。因此，归化（今明溪县）《宏农杨氏房谱》之“埴公……生一子：时”与明溪盖洋姜坊《宏农郡杨氏族谱》之“埴，字永谋……生子：时”之记录或恐有误。此引二谱亦见诸《杨时故里行实考》。
至此可知，杨时《与游定夫》“其三”之“敝乡二杨”正是指杨君玉与杨敦仁仲远，而“舍弟”则应当是指杨时胞弟杨度。杨君玉、杨敦仁仲远与杨度此“三杨”应当是有前往游酢处“亲炙席下”。
杨时在将乐县含云山读书楼讲学初探范立生杨时，字中立，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被后人尊为宋代“理学南传第一人”、“闽学鼻祖”。因他出生在福建省将乐县城北郊龟山脚，后来的学者又称为“龟山先生”。杨时22岁开始，除从学洛阳“二程”（程颢、程颐）和从政外，就是讲学著书，为教育和理学南传倾注了一生的心血，他的讲学生涯是从将乐县城西含云山开始的。因此，探讨杨时在将乐县含云山讲学的实践，对于研究他的教育思想以及对当今教育的借鉴作用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试就这个问题作初步探讨，抛砖引玉，以求各位学者指教。
一、杨时在将乐讲学的时间与地点查阅杨时遗著和南宋至清代不同时期的五部杨时年谱可知，他在将乐县城西含云山讲学的时间是北宋熙宁七年（1074）和元符三年（1100）。有学者说，杨时晚年告老返乡后还在将乐含云山讲学。笔者认为，这没有史实根据。
据杨时晚年的撰文和南宋咸淳六年将乐知县黄去疾编订的杨时年谱、清代学者毛念恃补订的杨时年谱的记载，杨时于南宋建炎二年（1128）十一月自毗陵（今江苏常州一带）返乡，次年春节后才回到将乐县城北郊龟山旧居。他回乡后，正遇上南宋初年的政治动荡时期。南宋建炎三年（1129）二月，朝廷扈从统制苗傅勾结刘正彦等人，埋伏兵，杀死枢密院事王渊等人，逼高宗皇帝赵构禅位给三岁的皇太子旉，由元祐太后垂帘听政，改国号为明。四月，朝廷大臣张浚会同韩世忠、刘世光等将领，率军讨伐苗、刘，攻陷临平。苗、刘残军向南败走，五月窜入闽地浦城、崇安等地，烧杀抢劫，后被韩世忠引兵剿灭。同时，建安、建阳、清流等地农民纷纷揭竿起义。建炎四年（1130）六月，荆南府制置使王燮领兵六万，增援在洞庭湖围剿杨么起义军的程昌寓部，被起义军打败。王燮部下溃败之军窜入闽地建州、南剑州等地，沿途掳掠烧杀，将乐县受害尤为严重。杨时被迫去躲避兵灾，以致中暑湿，染上疟疾。这年，杨时写给傅子骏的信中说：“某自还家，盗发建安，群凶响应，释来荷戈而起者，不可以数计。辟地流徙，无一日得安其居。虽仰道之勤，日欲修问，以故久而未能。”（清·杨缙廷刊订的《宋儒杨文靖公集》卷二十二之七）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杨时无一日得以安居，还能在将乐含云山讲学吗？绍兴元年（1131），南宋的局面才稳定下来，这年杨时已79岁。从这年到绍兴五年杨时病逝的这段时间里的撰文和此后编订的五部杨时年谱中均无在此间讲学含云山的记载。因此，杨时告老还乡后在将乐含云山讲学不是史实。
对杨时讲学将乐县城西含云山的具体地点，从南宋至今也有不同的说法。黄去疾编订的杨时年谱说，杨时在含云寺讲学，元、清代的四部杨时年谱也沿用此说。而清康熙年间曾任泰宁县教谕的萧正模撰的《含云山读书楼记》明确记载杨时讲学含云山读书楼的史实。此文记曰“含云寺之左山，龟山先生读书楼故址也。先生以熙宁七年建是楼，著《礼记经解》”（《将乐县志》卷四“古迹”，清乾隆三十年）从这则记载可看出，北宋熙宁七年（1074）杨时建的读书楼在含云寺之左山坡，并不在含云寺内。他建读书楼的目的主要是解决讲学的场所。据《将乐县志》等史料记载，含云寺坐落在将乐县城西含云山谷，始建于前唐，以后经扩建和修葺，宋代已有相当规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此寺址改为县人武部驻址，八十年代含云寺迁建华山腰原华山庙旧址。笔者多次到含云寺旧址。该址是一个狭长的山谷。据史料载，古代含云寺有三殿堂，殿与殿之间的两侧为两排厢房，中间一条通道。如果说杨时的读书楼建在含云寺内，势必破坏该寺的结构布局。因此，杨时的读书楼建在含云寺左侧含云山坡较符合实际情况，杨时讲学于此读书楼是史实。
二、杨时讲学的内容与方法北宋熙宁七年（1074），杨时在将乐含云山读书楼讲学期间著有《礼记解义》，这是否就是他讲学的讲义或教案积累而成的著作，不见任何记载，无法考证。但是，这时杨时尚未从师河南洛阳的“二程”，因此可以说此年他讲学的内容还是孔孟的旧儒学。北宋元符三年（1100），杨时又在将乐含云山读书楼讲学，这时讲学的内容已有升华，即从他年轻时传授旧儒学到这时传播新儒学（宋代理学思想）。这两次讲学间隔了26年，杨时通过从师“二程”，加上自己的刻苦悟道，对理学研究已有相当的造旨，讲学已成为他南传“二程”理学的重要途径与平台。不仅如此，他按照老师程颢、程颐的要求，把《大学》作为初学者的必读课目。他在《余杭所闻》中就写到他老师的这一要求：“大学一篇，圣学之门户。其取道至径，故二程多令初学者读之。”（林海权点校《杨时集》卷十一语录二《余杭所闻》，1993年，福建省人民出版社出版）杨时在将乐含云山和东林书院的讲学实践中，创造了独特的教学读书方法，这在他对其弟子罗从彦的谈话和写给友人的信中都讲到这一方法。杨时对罗从彦说：“某尝有数句教学读书之法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此盖某所为者如此。”又说：“《西铭》会古人用心要处为主，正如杜顺作法界观样。”（同上）杨时《寄翁好德》的信中也说：“要以身体之，心验之，雍容自尽于燕闲静一之中，默而识之，兼忘于书信、意象之表，则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诵数之学也。”（同上卷十七，书第427页）从这些话可看出，杨时独特的教学读书方法就是身体力行，用心体验，学道讲道重在悟道。这种方法，是杨时把“已发未发”这一心性哲学观点应用于读书教学实践的体现。它强调读书教学的过程就是心性修养的过程，只有掌握心性修养的要旨，才能取得读书教学的最佳效果。这种读书教学方法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对当时科举制度下的死背硬记、一味贯输的读书教学方法无疑是一种改进和创新，对当今的教学也有借鉴作用。
三、从杨时作诗《此日不再得》看他倡导的学风北宋元符三年（1098），杨时在将乐含云山读书楼讲学期间，作《此日不再得》示同学（有的称《勉学歌》示诸生）。这首诗歌的原文是：“此日不再得，颓波注扶桑。跹跹黄小群，毛发忽已苍。愿言媚学子，共惜此日光。术业贵及时，勉之在青阳。行已慎所之，戒哉畏迷方。舜跖善利间，所差亦毫芒。富贵如浮云，苟得非所臧。贫贱岂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艰食，一瓢甘糟糠。所逢义适然，未殊行与藏。斯人已云没，简篇有遗芳。
希颜亦颜徒，要在用心刚。譬犹适千里，驾言勿徊徨。驱马日云远，谁谓阻且长？宋流学多岐，倚门诵韩荘。出入四寸间，雕镌事辞章。学成欲何用，奔趋利名场。挟策博寒游，异趣均亡羊。我懒心意衰，抚事多遗忘。念子方妙龄，壮图宜自强。至宝在高深，不惮勤梯航。茫茫定何求，所得安能常？万物备吾身，求得舍即亡。鸡犬犹知寻，自弃良可伤。欲为君子儒，勿谓予言狂。”（清·杨缙廷编订《宋儒杨文靖公集》卷四十一）在这首诗歌里，杨时勉励学生珍惜时光，勤奋读书。要分清圣人的善学与王安石的利学的区别，视富贵如浮云，贫贱不是羞耻。要愿过艰苦的读书生活，劳其心骨，在用心体验上下功夫。读书是为了求得圣贤之道，不要误入岐学，为追逐名利而学。要想获得高深的学问，就必须在读书的梯子上勤奋攀登，千万不能自暴自弃。这首诗歌，充分体现了杨时的教育思想和倡导的学风，是我们研究杨时教育思想的重要史料。
杨时倡导的这种教育思想与学风，在他撰写的其他文章中多有体现。如杨时在余杭任知县时，曾对其弟子罗从彦说：“今之学者，只为不知为学之方，又不知学成要何用。此事体大，须是曾着力来，方知不易。夫学者，学圣贤之所为也。欲为圣贤之所为，须是闻圣贤所得之道。”“由是观之，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林海权点校《杨时集》卷十二语录三《余杭所闻》之四十三，199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杨时在《余杭所闻》中又说：“谓学校以分数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日夕只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同上卷十三语录四《余杭所闻》之九）“古之学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余年，得尽力于学问，无他营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学缀文觅官，岂尝有意为已之学？夫以不学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长民治事，宜事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不足道以此。”（同上卷十三语录四《余杭所闻》之十）他在《南都所闻》中也说：“学者若不以敬为事，便无用心处。致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同上）杨时《寄翁好德》的信中还指出：“然尝谓君子之学，求仁而已”。
（同上卷十七，书第246页）杨时这些论述，明确提出读书的目的是求圣贤之道，学圣贤所为，归纳为两个字就是“求仁”。这些论述与杨时撰诗《此日不再得》中倡导的教育思想和学风完全一致。这说明，《此日不再得》中所倡导的教育思想和学风，是杨时的一贯主张。只有把杨时这首诗与他一贯倡导和实践的教育思想和学风联系起来看，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这首诗的意义所在，也才能更全面地了解杨时倡导和实践的教育思想和学风的精神实质。
对杨时诗歌《此日不再得》创作的时间，南宋至今的一些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南宋咸淳六年，将乐知县黄去疾在编订的《龟山先生文靖杨公年谱》中记载，北宋熙宁七年（1074），杨时在含云山讲学时作此诗。这年，杨时二十二岁。但从诗句“我懒心意衰，抚事多遗忘。念子方妙龄，壮图宜自强”来看，杨时作此诗已不是年轻人，说此诗作于宋熙宁七年显然不符史实。清康熙二年（1663）曾任延平府教谕的毛念恃在补订的《宋儒龟山杨先生年谱》中，把杨时《此日不再得》诗创作的的时间改为北宋元符三年（1100）。此后清代无锡后学张夏和浙江余姚县举人黄璋在补订的杨时年谱中沿用毛念恃这一记载。对杨时生平的考证来看，毛念恃这一记载与史实相符。据台北县海宁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于2004年11月印刷出版的《东林道上》一书记载，杨时撰诗《此日不再得》真迹稿飘流岭南，先后被罗、卢、伍三氏收藏于箧筍，至清道光二十六年，此稿去向不明。幸得潘仕成先生赶借刻拓于前，收入潘氏《海山仙石馆真藏续集》。民国时期，财政部长叶恭悼先生发现此续集收录有杨时此诗手稿真迹刻版，后即收录《东林道上》。此书载的杨时《此日不再得》手迹中，明确刻有“元符三年八月既望”的字样，这与毛念恃记载此诗创作的时间是一致的。但此手迹刻版是否是按杨时真迹稿刻的，罗、卢、伍三氏收藏杨时此诗稿是否就是他的真迹，有待进一步考证。2008年有位学者在“《杨时集》诗文编年考证”一文中，考证《此日不再得》这首时诗时认为：“此勉学歌似作于政和元年之后，至早不先于崇宁二年。”（林海权、胡鸣著《杨时故里行实考》，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年10月第180页）其理由是这首诗中写道：“舜跖善利间，”而北宋元祐元年（1086）杨时《与吴国华》的书信中说：“王金陵力学而不知道，”尚不知废王安石之学后“欲何术以开后学”。北宋崇宁二年（1103），杨时《答胡康侯》一文中才明确舜、跖之分“乃在乎善、利之间”。政和元年（1111）杨时《答李杭》的信中，他提出的舜跖善利之分作为辨别圣人之学与王氏力学的依据。笔者认为，杨时于崇宁二年撰《答胡康侯》一文，比《此日不再得》诗创作于元符三年仅迟3年时间。很可能杨时在元符三年作《此日不再得》诗中就第一次提出“舜跖善利间”的看法，并非崇宁二年《答胡康侯》一文中才首次提出。因此，仅凭崇宁二年、政和元年杨时先后《答胡康侯》和《答李杭》的信来判断此诗创作的时间是不科学的。更重要的是，从杨时的遗文和五部杨时年谱去考证，崇宁二年至绍兴五年四月杨时病逝的这段时间，不存在杨时讲学将乐作诗《此日不再得》的史实。北宋崇宁二年（1103）至南宋建炎二年（1128），杨时先后到荆州、余杭、南京、萧山等地和中央朝廷任官职，还寓居毗陵讲学东林书院8年之久。这期间，只有北宋政和五年（1115）杨时两个孙子先后出生，他从毗陵回家乡一趟，居家时间短暂，当年十一月就返回毗陵。杨时晚年在家乡也没有讲学并作诗《此日不再得》，这一点本文第一部分已作考证分析，不再重复。由此看出，“勉学歌似作于政和元年之后，至早不先于崇宁二年”之说与史实不符。至于此诗是否在东林书院讲学期间作的，这也没有任何史料记载。
杨时讲学将乐含云山读书楼，为闽地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中较出名的有罗从彦、陈渊、廖刚等人。不仅如此，杨时倡导的教育思想和学风对海内外特别是客家地域有着广泛的影响。研究杨时讲学含云山和东林书院，对当今的教育有借鉴作用。从我国现代教育的现状看，为追逐名利而学的现象仍然存在，一些学生学习文化知识死背硬记，死读书，读死书，没有在对知识的理解和融会贯通上下功夫。这样的人走向社会后，往往不能把所学的知识很好地运用到实践中去，读了也无用。反思当今的教育，杨时倡导的教育思想和学风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就是本文探讨杨时讲学含云山读书楼的目的。
（作者系福建省杨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将乐县客家联谊会会长）好去杖藜穿蜡屐，伴云随月弄潺湲——杨时旅游新探兰宗荣旅游是非定居者为寻求精神上的愉快感受而进行转换空间的旅行游览。
宋代商品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旅游随之兴盛起来。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宋南剑州将乐人，“世居南剑将乐县北之龟山”（吴福瑞《杨时与将乐》，成都：时代出版社，2010），熙宁九年（1076）进士，历任州县，官至龙图阁直学士，被奉为理学中的“道南正脉”、“闽学鼻祖”。他一生优游林泉，有旅游审美意境上的精进。但是，他的旅游思想、旅游实践及其对当今旅游的意义，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本文就此作些初步探索，以期抛砖引玉。
一、慕君子之乐的旅游思想杨时继承了儒家孔孟的“旅游”思想，追慕君子之乐。《乐全亭记》是杨时为将乐妻族余君所建之亭写的一篇记文，文中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杨时慕君子之乐的旅游思想。该文记载余君作亭于其屋之东偏，种花植竹，以资岁时燕游之好；又辟其后为堂，聚先世所藏之书，以遗子孙。杨时游览此亭后于是抒发感慨：“使其登是堂也，撷六艺之英，茹道德之实，知慕夫君子之乐。而出游是亭也，能不为玩物丧志，则内外之乐全矣。故将此亭名之为‘乐全亭’”（杨时撰，林海权点校《杨时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第567页）。何为“君子之乐”呢？对“君子”一词的具体说明，始于孔子。“君子”是孔子的人格理想。孔子讲君子，主要是从道德品质上立论的。君子以行仁、行义为己任。君子虽也尚勇，但勇的前提必须是仁义，是事业的正当性。
君子处事要恰到好处，要做到中庸。人并非天生就是君子，要成为君子，必须加强修养。修养不仅包括内在道德精神的修为，还包括游艺之学的培养。虽然孔子也讲圣人，但是在孔子看来，圣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成为君子则比较现实。杨时在《孟子解》中解释“今乐犹古乐”这句话时说：“盖乐者，天地之和也。而乐以和为主，人和则气和，气和则天地之和应之矣。”（同上第157页）因此“乐”就是一种人与人之间、身心之间、人与天地之间的和谐关系。
君子如何才能达到“乐”的境界呢？杨时认为君子应该“以德为舆，以忠信为輗軏，以志为御，以古圣贤为前驱，以同方合志者为骖乘，乃相与驰骋于仁义之途，翱翔乎诗书之府，涉猎乎百家之园囿，而后税驾乎至道之墟而止焉。此天下之至乐，而众人之不与也。“（同上第565页）可见，杨时的旅游追求君子之乐，强调道德修养和圣贤品格的人生目标，重视志同道合的伙伴，强调通过求知审美怡养性情，是典型的儒家旅游审美范式。正因为如此，杨时以孔子与曾点的舞雩之风为榜样，他在《寄题赵贯道后乐亭》中说“嗟予一漫叟，放浪犹虚舟。舞雩有清风，遗迹今在不？君乎去此矣，欲往将谁俦？寄言春服成，尚觊一来游”（同上第839页）。孔子当年表示“吾与点也”的理想：暮春时节，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也是杨时所企慕的。
杨时的旅游常胸怀一颗君子的仁爱之心。如《观猎》云：“林间百鸟恣孳乳，虽欲击搏知无由”（同上第865页）就反映了他观猎时想到幼鸟待哺而心存不忍。元祐七年（1092）杨时乘船过福建顺昌，“见有赤子暴尸洲渚间为乌鹰食者，恻然感之，有泚吾颡”（吴福瑞《杨时与将乐》，成都：时代出版社，2010）。故写信给顺昌县令俞仲宽，论及县邑教化。可见，杨时的旅游具有仁民爱物的君子品格。而世俗追求耳目感官享受，玩物丧志的旅游行为是君子不屑为的，他说：“乘飞玲之车，御遗风之驷，郑女曼姬，扶舆挟輈，发轫乎康衢，柅轮于椒丘，卸觞列鼎，丝管间作，凡可以悦耳目而娱心意者，无不具焉。此众人之至乐，而君子之不为也”（杨时撰，林海权点校《杨时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第65页）杨时的旅游正是要摆脱这种弥漫有身边的世俗尘网，渴望身心的自由。
其《遣怀》诗云：“天地一阱中，逼仄身亦孤。游世在虚己，浩荡与时俱。灵府有天游，环中真道枢”（同上第843页）。诗中无疑表达了他想摆脱庸常的俗世生活，向往至道之墟如同天游般的自由精神境界。可见，杨时的旅游既在于通过接近自然而获得的外在快乐，更在于成为圣贤的内在快乐。只有达天地之和，才能内外之乐全，才是天下之至乐。
二、不懈的旅游实践者杨时是一位坚定的旅游实践者，他的旅游活动多选择景色自然山水和寺庙宫观，既有居家近游，也有因宦游、求学而离家远游，足迹涉及福建、浙江、江苏、江西、河南、湖南、湖北等省。
杨时家居期间，几乎游遍了将乐的山山水水。其诗文涉及家乡的含云寺、虎头岩、西山之麓的求仁斋、杨道真君洞、孔子山之阳的白云庵、资圣院、玉华洞、乌石山等等。例如，绍兴四年（1134）杨时与将乐蛟湖人、福建提刑梁兼济游玉华洞；熙宁十年（1077），他游县东南之虎头岩并作记（吴福瑞《杨时与将乐》，成都：时代出版社，2010）；元祐三年（1088）七月，他还自京师，应友人黄君之请，亲临县北墉之隅、西山之麓的求仁斋，留连数日，作《求仁斋记》（张夏辑《宋杨文靖公龟山先生年谱》，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2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第33页）；元祐七年（1092）夏四月，他解官居制期间，与堂兄弟游家乡杨道真君洞，并作记（吴福瑞《杨时与将乐》，成都：时代出版社，2010，第33页）。
杨时也因求学而远游。游学是古代传统的一种学习教育方式，通过拜师访友来增益学问，虽以“学”为目的，但也有“游”的内容。据记载，“（嘉祐）四年丁末先生15岁。潜心经史，游邵武学有声“（毛念恃《宋儒杨龟山先生年谱》，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2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第9页）元丰四年（1081）杨时“授徐州司法，以师礼见明道程先生于颍昌”，师生“相得甚欢，其归也，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此间，游贾丞相曲水园，有《颍昌西湖泛舟》诗。元丰八年（1085），杨时解官居制期间与福建南平藏春峡吴仪（字国华，号审律）往来甚密。吴仪曾授将仕郎太晟府审验音律。杨时在《吴国华先生墓志铭》中把他视为前辈，认为“少得从审律游最厚”。《藏春峡六咏》、《题赠吴国华钓台》等诗即是杨时赴南平与吴仪唱酬游赏之作。在程颢去世后，元祐八年（1093）杨时与游酢一起“又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留下了“程门立雪”的千古佳话。
杨时还利用出仕为官的机会广泛游历。如，绍圣元年（1094）杨时赴浏阳知县任，途中留下了“《过丰城诗》及《宜春溪上》、《春波亭上》、《宜春道上》”（毛念恃《宋儒杨龟山先生年谱》，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2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任上又有《假山》、《龙图谢》《公孝思堂记》、《飞鷃亭》、《归鸿阁记》、《浏阳五咏》等诗文（同上第2933页）。元符元年（1097）八月杨时过建阳游武夷山（同上第44页），然后入浙自钱塘附詹司业安世船到开封，“有《谢詹司业送酒》诗”（同上第35页）。元符二年（1098）七月，当年他被授无为军判官，“至桐庐，登桐君山有诗（张夏辑《宋杨文靖公龟山先生年谱》，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2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是年有《出京》、《汴上》、《陈留》、《泗上》、《过金山》、《湘君祠》、《过钱塘江迎潮》、《梭山候潮》、《晚泊围头》、《江上》、《登桐君山》、《过七里滩》、《严陵钓台》、《夜雨》、《吉溪早起》、《汉坂舟行》诸诗（毛念恃《宋儒杨龟山先生年谱》，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2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第43页）；崇宁元年壬午（1102）杨时任荆州教授途中，“有《观打鱼》、《南康值雨》、《过庐山遇雨》、《东林道上闲步三首》、《送王充道游三茅庐阜》、《江上夜行》、《过汉江》诸诗……到任有《过石首谒县官回》诗。”（同上第40页）其中，杨时游庐山东林寺所赋之诗成为无锡“东林书院”名称的来历。
据《东林书院志》引清初无锡学者钱肃润的《东林书院前记》云：“东林书院者，宋杨文靖公龟山先生讲道地也。地以‘东林’名者何？先生素爱庐山之胜，尝于东林道上感而有赋诗……，及归而讲道锡邑，其地即以‘东林’名”（东林书院志整理委员会编《东林书院志》，北京：中华书局，2004）。
可见，杨时无论是居家，还是游学、仕宦在外，一生优游林泉。他成为一个不懈的旅游实践者。
三、热心的旅游资源宣传者、保护者与开发者杨时“七岁能诗，八岁能赋（文天祥题像赞）”，（同上）博学多才。
他留下的旅游诗文扩大了旅游地的影响，有的甚至还起了导游的作用。
元符元年（1097）八月杨时游武夷山，他的《游武夷》云：“玉女翠拥秋云松”（杨时撰，林海权点校《杨时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第860页），将玉女峰比作翠拥秋云松柏、亭亭玉立的仙女。“此诗是今见最早咏唱武夷山玉女峰并将其拟人化的作品。它为后世文人和民间歌者开启了一片无限广阔的想象与创作的空间”。再如，江西庐山有卧龙庵，朱熹的《卧龙庵记》云：“卧龙庵在庐山之阳五乳峰下，予自少读龟山先生杨公诗，见其说卧龙庵刘君隐辟谷木食涧饮，盖已度百岁而神清眼碧。客至辄先知之，则固已知是庵矣。”（朱熹《晦庵先生文集》，宋集珍本丛刊：第59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第19页）说明朱熹对卧龙庵的了解首先是从杨时的旅游诗开始的。
杨时的一些游记对人文景物的兴废沿革、自然名胜的佳美神奇娓娓道来，实际上起了导游辞的作用。虎头岩即将乐古八景中“龙岫烟霞”所在，因形似虎头或龙头故名。杨时的《虎头岩记》道：“以示往来者，使观之无惑焉。”说明他作记的目的即在以游观之美示来游者，使游人无惑。《杨道真君洞记》这篇游记则详细介绍杨时游将乐县城之北隅杨道真君洞的动机、该洞的位置、历史由来和他的游程、游感等。记中云：“壬申夏四月（1092），因与二三昆弟蹑履担簦，翛然前往，行近五里余，而颓崖断堑，荒翳险绝，初若不可投步，扪萝引蔓，仅能至其上而呀然一室，如神刓鬼划，其中窈然莫能窥其远近也。……至于穷山绝谷、僻陋之邦，缙绅游士之所不至。虽有环奇绝特之观，往往为幽潜之士，遁世而弗耀者擅而有之。……虽然显晦者诚在人也，而天地之美，隐秀含胥于丘荒榛莽之间，常自如也，夫岂有加损哉。”他为天地之美未曾开发、未曾被缙绅游士所知而感慨，这不禁引起读者对该洞的好奇。
杨时爱护文物古迹，把修复古迹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哲宗绍圣元年（1094），杨时知湖南浏阳县事。他于县署高大仪门外之右建归鸿阁，又建飞鷃亭。《归鸿阁记》云：“县宇西北墉之隅有废址焉，初看蔚为秽墟，而细察则嘉木茂卉，连山穷谷，挺芳含媚，隐然四出。于是视为宝地。取县府之弃材为阁于其上。落成之日与宾客同登斯楼，感到微云洞开，一目千里。遂以归鸿名之，盖取昔人目送归鸿之义也。”（杨时撰，林海权点校《杨时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第572页）此类修复古迹而作记文还有不少。
杨时的旅游是带有文化审美意识的活动，他能运用生花之笔描绘游观感受，因其诗文传布广泛，客观上起到了介绍旅游地，扩大旅游地影响的作用。
而他的许多记文又反映杨时对文物古迹保护的热情。
四、其遗迹是宝贵的旅游资源杨时遗迹主要有书院、读书处、陵墓、遗物、传说、祠庙、纪念性牌坊等，最为集中的是在家乡将乐。将乐杨时故宅今虽已无存，但当地居民新村仍用“龟山园”为名；其读书、讲学的含云寺至今香火依然旺盛；龟山陵园在将乐水南东南里许乌石山；杨时四世祖杨荣墓、曾祖杨胜达墓均在将乐光明乡光明村；祖父杨明墓在光明乡的永吉村；其父杨埴墓在水南乌石山杨时墓左侧山腰处；杨时曾应将乐县令方异之请，题写了“玉华洞”额名，至今清晰可见，这是杨时存世极少的手迹；其《游玉华洞》诗摩崖石刻尚在，但有的字已汗漫不清；其生前喜爱的一方文房之宝龙池砚至今还珍藏在将乐城内嫡孙家中；将乐南部蛟湖杨氏宗祠是仿该祠建筑结构而建，该祠建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近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祠堂曾成为红六师机关驻地，2010年拨专款进行维修，是将乐县仅存的一座有三百多年历史的纪念杨时的祠堂；福建明溪县龙湖村有明清时期修建的儒学文庙，存有“杨龟山故里”、“德星坊”等石碑；连城县新泉镇则有杨时后裔于康熙六年（1667）合族修建的杨家坊龟山祠等。
自杨时去世后其传说与故迹就已成为游人凭吊的对象。落星穴位于将乐县城北门，传说与杨时的诞生有关。“按图经晋义熙中（405-418）有长星坠于县北，忽成一穴（名落星穴），近杨氏故居。占者谓五百年后当生大贤。及龟山先生笃生于此，人以为应云”（黄仕祯《将乐县志》，明万历十三年刻本，京师图书馆藏本，卷一）。这个民间附会增添了杨时降生的神异色彩。明代兵部右侍郎福建长乐陈省《游玉华洞记》云：“武夷直温面目四肢，玉华空涵肺肠脏脾。彼有朱熹此有杨时。藏用显仁造化真机。惟二先生百世为师“（同上）。明朝人把将乐胜景归之为八：桃溪春涨、虹桥暮雨、五马晴岚、九仙霁雪、玉洞秋云、金溪夜月、龙岫炯霞、龟山弦诵。明代吴绅诗曰：“闽南胜筑首西镛，秀毓龟山道学宗。玉洞秋云联五马，金溪夜月映长虹。九仙雪霁来湘子，龙岫烟霞隐赤松。八景天生诚可玩，地灵应见产人龙。”（同上）将乐八景几乎与“人龙”杨时有直接的联系。
杨时身后的遗迹是宝贵的旅游资源，见其迹而思其用。江苏无锡东林书院（今无锡市解放东路867号）是他创办并长期讲学的地方，已于2002年全面修复。有石牌坊、泮池、东林精舍、丽泽堂、依庸堂、燕居庙、道南祠等建筑。它于2006年6月入选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迎接四面八方络绎不绝的游客。2009年7月全国首家杨时纪念馆在将乐县开馆，该馆位于将乐县古镛镇电信巷6号，由明末清初杨时嫡裔的故居杨氏家祠（贞节坊）改造和扩建而成。将乐的龟山陵园、杨氏家祠（贞节坊）分别于1991年和2009年列为福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旅游景点。
五、结语杨时一生优游林泉，游踪广布。其《书怀》诗云：“好去杖藜穿蜡屐，伴云随月弄潺湲”（杨时撰，林海权点校《杨时集》，第907页），这是他旅游活动的写照。他的旅游诗既是对自身旅游审美享受的感悟，也是对景物意境美的升华。他的旅游活动顺乎理义，涵养情操，旨在塑造圣贤文化人格而达至乐。他并没因游废政，因游废学，而是把旅游当作繁忙工作、学习之余的调适。史载他多有惠政，声名闻于高丽，“凡所论列皆切于世道”（元·脱脱《宋史》，第12743页）是洛学南传的极为重要的理学家。通过游览山水杨时达到“智者乐，仁者寿”的目的。杨时能活到83岁在理学家中是很少见的，这与他悠游林泉的爱好是分不开的。旅游强化了杨时的仁民爱物的精神。胡安国在《杨龟山先生墓志铭》中评价说：“闲居和乐，色笑可亲，临事裁处不动声气。接人以和而鄙薄之态自不形也。……视公一饭虽蔬食脆甘，若皆可于口，未尝有所嗜也。每加一衣虽孤貉縕袍，皆适其体，未尝有所择也。平生居处虽弊庐厦屋，若皆可以托宿，未尝有所羡而求安也。故山之田园皆先世之所遗，守其世业，亦无所营增豆区之大也。老之将至，沉伏下僚，厄穷遗佚若将终身焉。子孙蒲前，每食之不饱亦不改其乐也。（黄仕祯《将乐县志》，卷十一）他一生的旅游实践见证了一个坚定的旅游实践者、热心的旅游宣传者和建设者的崇高品格；其旅游思想行迹无疑丰富了中国旅游文化，成为珍贵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当然，杨时对旅游价值的认识，更多的还只停留在精神的层面上，对经济价值认识还有不足，这是时代的局限性。不可否认，杨时旅游思想重德性、重审美、重调适，与当今的旅游有一致的地方，对于提高当前旅游者的旅游审美质量有一定启示；杨时的旅游实践及其遗迹对于旅游企事业单位挖掘地方旅游开发潜力，增加旅游供给，具有重要的意义。
杨时诗歌初探肖胜龙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北宋皇祐五年（1053）十一月二十五日生于福建南剑州镛北龙池团，即今将乐县北郊龟山龙池社区。
杨时是宋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被誉为“程氏正宗”、“闽学鼻祖”，杨时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以往对杨时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和伦理道德研究较多，而对杨时的诗歌却少有论及。本文就其诗歌作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大方之家。
杨时留给后人的诗歌收录在宋至清代的各版本杨时文集和《四库全书》中，共246首。按诗体分，五言古风39首，七言古风23首，五言律36首，七言律48首，七言绝句100首。
一、丰富的思想内容杨时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年，政治腐败、外族入侵、社会动荡。再联系杨时社会地位、人生经历、修养性格去分析，可以看出杨时诗歌的思想内容是丰富的。诗为心声，我们解读杨时诗歌，可以看到他多彩的内心世界。
1、力主抗金，爱国斥恶北宋末年，朝廷对外屈辱妥协，对内镇压、掠夺，在金兵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杨时力主抗金，反对议和，这是杨时政治态度最为鲜明之处，最为闪光之点。杨时晚年入朝为官，虽然只有短短四年时间，但他多次上疏朝廷，仅靖康元年，杨时向宋钦宗连上七疏，力排靖康和议，反对割三镇求和，提出收入心、立统帅、肃军政、谨斥堠、明法令等一系列克敌制胜之策，建议罢黜投降派张邦昌，诛杀童贯，表现出非凡的见识和勇气。受到李纲的称赞：“儒林仪表，国家栋梁，风云翰墨，锦绣文章”。
杨时撰诗《感事》二首，直接描绘当时的战争锋火。其一：“边缴无虞日，王师讨弗庭。收功夸庙算，行险毒生灵。川合旌麾暗，风尘战血腥。寂寥归马日，目断华阳垌。”其二：“虎上冰河侧，日闻刁斗惊。气吞沙漠尽，风荡贼巢倾。关塞长年戍，边尘几日清。太平陈朽富，一旅百夫耕。”杨时闻说安西告捷，无限喜悦，即赋《安西闻捷》三首：其一，“鹰扬塞外得非熊，万里金城一箭通。玉帐投壶随燕豆，坐看飞将缚骁戎。”其二，“将军新拥节旄闲，紫塞云浮豹尾班。血首边城休怅望，马蹄未出玉门关。”其三，“雅歌不待来天马，谢质今应闭玉门。早勒勋名上彝鼎，放回春色满乾坤。”安西之战，朝廷少有的一次胜仗，令杨时欢欣鼓舞。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杨时主张抗金，反对割地求和，支持李纲复出领导抗金，指斥蔡京误国害民，是其“仁”和“义”思想的具体表现。
2、珍惜光阴，勉学上进杨时勤奋好学，时人无出其右。少年求学，爱惜光阴，力求上进，自强不息。杨时以此自勉，亦与同学、后学互勉。如他撰写的五言古风《此日不再得·示同学》：“此日不再得，颓波注扶桑，跹跹黄小群，毛发忽已苍。愿言媚学子，共惜此日光。术业贵及时，勉之在青阳。……”据《杨龟山先生年谱》载：“元符三年（1100年）庚辰，杨时48岁，居乡，讲学含云寺。作《：勉学歌示诸生》。”诗中还谆谆告诫后学，要甘于清贫，爱惜光阴，勤奋学习，注重道德修养，不追名逐利，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如七言绝句《勉谢自明》：“少年力学志须强，得失由来一梦长。试问邯郸欹枕客，人间几度熟黄粱”。
3、旅游赏景，讴歌自然此类诗歌较多，约占杨时诗歌的20%－30％，最能代表杨时诗歌的艺术水平。如《游武夷》：“武夷山深水清泚，避世犹有高人踪。龙泓东注海波涌，玉女翠拥秋云松。赤霄真骨与虚壁，通泉凡笔渐非工。藏舟浮梁跨绝壑，隐见似与天潢通。”借神话传说，描绘了武夷山大王峰、玉女峰、九曲溪的美景。
还有七律《和李倅游武夷》：“浓淡烟鬟半雨晴，溪光初借晚霞明。鳌头涌出三峰秀，天汉融成一鑑清。枌社有谁藏旧牒，宾云无处问遗声。慢序寂寞仙何在？勾漏丹砂早晚成。”遍检宋诗和武夷山方志，杨时的《游武夷》诗，是今见最早咏唱玉女峰并将其拟人化的作品，它为后面的诗人开启了一片无限广阔的想象与创作的空间。将乐的玉华洞是中国四大名洞之一，杨时对此家乡的美景更是情有独钟，《游玉华洞》：“苍藤秀木远空庭，叠石层峦拥画屏。混沌凿开幽窍远，巨灵分破两峰青。云藏野色春长在，风入衣襟酒易醒。采玉遗踪无处问，拟投簪绂学仙经。”全诗描写了天阶山和玉华洞的优美景致，还流露出弃官归隐的心情。据《玉华洞志》载，杨时的这首七律是见今最早歌咏玉华洞的诗作。此诗摩崖石刻至今尚在玉华洞口。如《过庐山遇雨》、《东林道上闲步》、《过兰溪》、《含云寺书事六绝句》、《江上夜行》、《重经乌石铺》等均写得清新自然，美不胜收，彰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感恩、热爱和敬畏之情。
4、思亲怀乡，交友深厚杨时常年流宦他乡，对自己的家乡亲友怀念，饱含乡梓之情。五言古风《久不得家书》和五律《除夜感怀二首·临川驿》最能表达他的思亲之情。
《久不得家书》：“鸟亢彼晨风飞，日慕归郁林。游子尚何得，但寄千里心。庭闱斑白亲，凡念我亦深，云何彼无耗，徙役梦寐寻。有如在容谷，岁久想足音。竹篇一行书，费可抵万金。踟蹰步前庭，复坐日欲瘖。泪堕不自知，但觉盈衣襟。人生本无待，岂受外物侵。归当卧牛衣，竹箨横荆簪。”。《除夜感怀二首·临川驿》，其一：“岁律已云尽，思家日日深。二年为客恨，千里倚门心。节物罗樽俎，儿童学语音。眩然如在目，恍惚梦难寻。”其二：“爱日乘予愿，亲颜长在心。远游仍换岁，华发想盈簪。永夜谁同席，残杯忆共斟。想思空有泪，挥洒满衣襟。”又如《端午日》：“悠悠南北各天涯，欲望乡关眼已花。忆得高庭谁与语，应怜游子未还家。”《过关山》：“亲远江天外，魂劳梦想间”。《送几叟南归》第三首：“几年梦想到亲闱，身逐行云万里飞。”五言古风《离家作》二首等，均为思亲怀乡之佳作。
杨时结交朋友，情谊深厚。杨时原字行可，后因避友人父讳，改字中立，可见杨时重情重义。游酢（1053-1123），字定夫，号广平，闽北建阳人，杨时同学，同为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进程中承前启后的人物。北宋元丰四年（1081）,29岁的杨时经游酢引荐，到颍昌师事程颢。北宋元祐八年（1093)5月，41岁的杨时又与游酢一起，以师礼见伊川先生（程颐）于洛。留下“程门立雪”的千古佳话。如《寄游定夫二首·在颍昌从明道先生》，其二：“萧条清颖一茅庐，魂梦长怀与子俱。五里桥西杨柳路，可能鞭马复来无？”诗中缅怀一齐师从明道先生的美好时光。怀念这位志同道合的同学的诗作还有五律《别游定夫》。蔡安礼，南剑州将乐人，与杨时既是同乡，又同出一师门，熙宁九年与杨时同时考中进士。杨时在《蔡奉议墓志铭》中写道：“吾于安礼有平生之旧，朋友之思，非一朝燕好也。自幼学以至成人，十余年间，出处语默，无一不同者……。”《席上别蔡安礼》：“故里相看眼暂明，一樽聊此话平生。杜陵早被微官缚，元亮今为世网撄。长路关山吾北去，春风梅岭子南征。结邻莫负当时约，早晚沧浪共濯缨。”诗前有小序：“予方赴调，安礼赴博罗任。”这首七律诗作于将乐故里，当时杨时即将赴调，安礼由福州怀安主薄调任惠州博罗县令。诗中表达了两人即将一南一北，为官场世网所撄的苦恼，期望有一天能够实现过去的约定，共同回归故乡过着悠闲平淡的田园生活。又如五言古风《送蔡安礼诗》：“誊言与君违，寤寐念往昔。结欢自童稚，分比胶投膝。……”叙述了作者与蔡“结欢自童稚”的友谊，表达了分别五年中的相互思念，欢聚后又要离别的痛苦心情。还有七律《安礼以宏词见勉奉寄》、《次韵安礼见寄》、七绝《安礼以宏词见勉，因成绝句奉寄》等诗，足见他们从小到大，十几年结下的深厚友情。七律《含云晚归寄真师》写于庆真逝世10年后，杨时回乡休假时。杨时幼时在含云寺读书，得到萧庆真大师的指教，诗中寄托了对萧庆真禅师的无限哀思。从《别西斋诸友》一诗可见杨时对幼时曾一起在“西斋”（杨希旦先生在将乐县西门家中所设私塾）中学习的诸友留念不舍。反映思亲怀乡的诗作在杨时诗歌中占一定比重。
5、淡泊名利，安贫乐道杨时一生曾四辞朝命，以“著书讲学为事”，不求闻达，淡名泊利，安贫乐道。宋吕聪在《问书册》中说：“视公（杨时）一饭，虽蔬食脆甘皆可于口，未尝有所择也；平生居处，虽敝庐优屋皆可托宿，未尝有所羡而求安也”。《此曰不再得·示同学》中的诗句“富贵如浮云，苟得所非藏。贫贱岂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艰食，一瓢甘糟糠。所逢义适然，未殊行与藏……”是他安贫乐道的真实写照。杨时诗中最多的情思，就是在宦海浮沉中，时时浮现出退居林下、过渔樵耕读生活的思想。“元亮”（陶潜字）、“巢由”、“耕桑”、“投簪”、“沧浪濯缨”、“严陵垂钓”等寓意深刻的字眼在他的诗中俯拾皆是。如《县斋书事》三首，其一：“簿书投老岂身谋，朱墨纷纷晚即休。半世功名为稷禹，一瓢吾欲慕巢由。”其二：“一去人间二十年，宦余飞雪上华巅。清时最有求田乐，未愧陈登榻上眠。”其三：“身名于我两悠悠，形影相忘懒赠酬。拟把一竿沧海去，飘然清世一虚舟。”又如五律《偶成》：“天远何须问，劳生听苦何？犁锄三亩足，栖身一枝多。白雪宁堪冒，清时只浪过。好寻明月影，醉舞自婆娑。”五律《感事》末两句：“投闲如有约，早晚向耕桑。”七律《南归书事》末四句：“万里功名心独冷，一廛耕凿力能勤。旧游欲问南归趣，寂寞吾今过子云。”七律《寄长沙簿孙昭远》末两句：“归云好寻溪上侣，为投缨绂换鱼蓑”等等。这些诗把杨时不愿做官、甘愿归隐的思想表现得非常明白。杨时为什么会有这种与儒家济世思想相左的消极情绪呢？从主观上讲，杨时一生以“著书讲学为事”，不求闻达，安贫乐道，重义弃利，清操直节，不阿世求容。在他身上，儒、释、道思想相互融合，又相互影响，形成特殊的人生价值观。杨时这种思想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影响着罗从彦、李侗、朱熹等理学名家。罗、李、朱分别是杨时的一传、二传、三传弟子，与杨时并称为“延平四贤”。他们以及杨时的弟子如李郁、萧觊、胡宏、刘勉之等等大多无意仕途，尊师重道，敬畏学术，孜孜以求，心无旁骛。从客观上分析，是杨时所处时代的大环境造成的。北宋末年，宋王朝内忧外患频仍，朝政腐败，机构臃肿，人才闲置，贪官污吏横行，在这种世风下，很多有抱负的文人学士，思想开始变得消极起来。宋绍圣四年（1097），杨时在浏阳县令任上，上书乞米赈灾，解救灾民危津，却受到漕使胡师文的弹劾被罢，杨时作《县斋书事》三首，表露他哀怨消极的情绪。《浏阳五韵》同样是杨时渴求解除精神枷锁、逃避现实的自宽自解之词。杨特英在《评龟山大儒知浏阳之遗韵》中说：“他愈是痛感现实的无奈，就愈是追求理想的净土，愈是希望隐逸起来过垂钓安闲的生活。”6、理趣之诗，阐发事理用诗歌的形式来阐发道学，寓理学于描写的景物之中，是杨时诗歌的一大特点，如《和陈莹中了斋自警六绝》，其一：“画前有易方知易，历上求玄恐未玄。白首纷如成底事，蠹鱼徒自老青编。”其三，“行藏须信‘执中’难，时措应容道屡迁。一目全牛无肯綮，砉然投刃用方安。”其六，“盈科日进几时休，到海方能止众流。只恐达多狂未歇，坐驰还爱镜中头。”道学之诗重理，这是它与其他诗的不同之处。
二、可圈可点的艺术特色在群星灿烂的宋代文学发展史上，杨时及其文学成就不显山露水。但杨时的诗歌承传了“二程”道学之诗的艺术，又体现了宋诗独有的老硬苍健的风格。
1、气势磅礴，有太白遗风杨时的古风，特别是十几首七言歌行，豪迈奔放，想象奇异，颇有几分浪漫主义的色彩。如《过钱塘江迎潮》：“银潢翻空际天白，鲲怒鹏骞海波擊。涌云噫气声怒号，万马驰车随霹雳。低昂上下如桔槔。顷刻性命如鸿毛。赉囊负笈有夷路，一日何事常千艘。因思羊肠盘九坂，攀援蜀道愁狖猱。
人生触处有万险，岂必此地多风涛。愿言夷险不须问，莫负对酒持霜螯。”此诗以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化用庄子《逍遥游》、枚乘《七发》、李白《蜀道难》等作品中的意象或语汇，来描绘钱塘大潮到来时的白浪滔天、涛声如雷，如鲲鹏击水，如万马奔腾的壮观景象和使人魄动心惊的感受。
《岳阳书事》：“洞庭水落洲渚出，叠翠疏峰远烟没。重楼百尺压高城，画栋沉沉倚天阙。湖光上下天水融，中以日月分西东。气凌云梦吞八九，欲与溟渤争雌雄。澄澜无风雨新霁，一日万顷磨青铜。琉璃夜影贮星汉，骑鲸已在银河中。湖妃帝子昔何许？但有林壑青浮空。苍梧云深不可见，遗恨千古嗟何穷。……”诗中运用对比手法，再现了杜甫《登岳阳楼》中“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气势和范仲淹《岳阳楼记》中“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的景象。
七言古风《与将乐令会饮揖仙亭》，“揖仙亭”在将乐玉华洞外。“玉洞秋云”是古代将乐“三华八景之一。”这首诗是杨时在故乡与将乐县令同游玉华洞会饮揖仙亭时所作，描写形象生动，想象丰富，气势磅礴，其声势如风樯阵马。正如《诗话》所云，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是也。
杨时的七言歌行很明显地受李白《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代表作的影响。正如韩愈说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从杨时诗歌中的豪放一面来看，显然是儒家济世的热情贯注着他的一生。
2、清新俊逸，有莲风禅味“程门立雪”，月印万川，杨时的一生淡淡如清雪。他不仅为我们留下一则尊师重教的千古佳话，还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淡淡如清雪的诗歌意象。杨时诗歌中占较大比重的是描写山水、讴歌自然的诗作，其中的意象和禅味最能体现杨时诗歌的艺术特色。诗是意象的艺术。意，就是人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理想信念、意义感悟等心象。象，就是宇宙成千气象，人间万千物象，象主要指大自然的象。象源于大自然。大自然是人类及万物之源。杨时从大自然的怀抱中发现美、感悟道，同时在“美”和“道”的熏陶中升华了自我的心灵。如七绝《东林道上闲步》三首：其一，“寂寞莲塘七百秋，溪云庭月两悠悠。我来欲问林间道，万叠松声自唱酬。”其二，“百年陈迹水溶溶，尚忆高人寄此中。晋代衣冠谁复在？虎溪长有白莲风。”其三，“碧眼庞眉老比丘，云根高卧语难酬。萧然丈室无人问，一柱炉峰顶上浮。”杨时于北宋崇宁六年（1102）十一月赴任荆州教授途中，经过南康时，登庐山，宿东林寺，闲步东林道上，作这三首诗。著名的东林书院也因杨时的《东林道上闲步》而得名。
杨时在东林书院讲学十余载，“晋代衣冠今复在？虎溪长有白莲风”，讲的是东林寺乃佛教净土莲宗发源地。东晋太元六年，名僧慧远在此建寺讲学，创立白莲社，倡导弥陀净土法门，后世佛教信徒便尊他为净土宗始祖。走在东林上，只见皓月初升，清辉朗照，清凉如水，小溪雾霭氤氲，轻云笼烟，唯有松涛阵阵，似与诗人在进行心灵的交流。忽又想起理学宗主周敦颐，晚年筑室于匡庐山下、小溪之畔，皓道穷经，著书布道，以莲喻人，以莲谈理，诗绪似潺潺的小溪，在杨时的心中流淌。《东林道上闲步》诗便带着莲风禅味凝聚于笔端，似朦胧的月夜，给人以境界高简、意象幽邃的趣味。
《含云寺书事六绝句》，其一，“兽骇禽鸣翳蔚中，难将此意问鸿蒙。
萦回小径苍苔滑，杖屦从今恐不通。”其二，“北山山下一渔翁，形解心凝骨已融。支枕睡余人寂寂，一轩明月蒲窗风。”其三，“山前咫尽市朝赊，垣尾萧条似隐家。过客不须携吹鼓，野塘终日有鸣蛙。”其四，“夹屋青松长数围，午风摇影舞僛僛。幽禽叶底鸣相应，时引残声过别枝。”其五，“竹间幽径草成围，藜杖穿云翠蒲衣。石上坐忘惊觉晚，山前明月伴人归。”其六，“蝶梦轻扬一室空，梦回谁识此身同。窗前月冷松阴碎，一枕溪声半夜风。”含云寺在将乐县衙的西侧，因为四山环峙，云气氤氲而得名。杨时幼时就在含云寺读书。含云寺的住持俗名萧庆真，是位颇有名气的得道高僧，萧大师经常勉励杨时要好好学习，以浅显的事例向杨时传授深奥的佛学禅理，他们结下了深厚友谊。大师的言传身教，对杨时的一生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在杨时的诗中，含云寺周遭的景物：小径、苍苔、竹林、幽禽、明月、溪声、松涛，都带着灵性，诗人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在潺潺的溪声中、蛙鼓声中酣然入梦，仿佛进入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中，与净土宗始祖慧远参禅悟道。这组诗以动写静，诗中有画，为我们展现出的景致，如水墨山川间的屏风，拒绝浮华和纷扰，“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淡然和洒脱，让所有的绚丽都成了明月的清澈和溪水的温柔，在淡淡的夜幕下感受着这位理学大师内心的静止和激情。
《东林道上闲步》、《含云寺书事六绝句》是体现杨时诗歌艺术水平的代表作品。前面已提到的《过兰溪》、《游武夷》、《游玉华洞》、《夜雨》、《重经乌石铺》以及《蓝田溪上》、《闲居书事》等都是自然清新之作，可人如玉、空碧悠悠，令人回味无穷。
3、语言深奥，有典雅之气杨时是位饱学之士，他从渊博的知识中取得博瞻的材料形成工整典雅的风格。杨时的许多诗句，脱胎于李白、陶渊明，从中可见学习李、陶的痕迹。
杨时诗中使用典故恰到好处，丰富了诗的形象，深化诗的主题。如《县斋书事》其一，“簿书投老岂身谋，朱墨纷纷晚即休。平世功名归稷禹，一瓢吾欲慕巢由。”诗中用了上古高士许由、巢父的典故。上古高士许由怕尧要召他做官的话污染了耳朵，便去颍水边洗耳，不料却遭到另一高士巢父的耻笑。他敬仰真正为人民作了巨大贡献的稷禹君臣，希图作一番事业，不甘把时光消磨在大堆的公文中，但迫于环境恶劣，壮志难酬，不得已去追慕古代隐君子巢父和许由的为人，去追求田园生活。诗人借用巢父许由的典故，来表现自己渴求解除精神枷锁、逃避现实的思想感情。有时用典故来浓缩作品内容，扩大诗的容量，如《藏春峡》：“山衔幽径碧如環，一壑风烟自往还。不似武陵流出水，残红那得到人间？”借用陶潜《桃花源》的典故来写景抒情，诗尽而意不尽，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和余地。有时用大家熟悉的典故，来说明深刻的哲理。
如：《和陈莹中了斋自警六绝》之三：“行藏须信执中难，时措应容道屡迁。
一目全牛无肯綮，砉然投刃用方安。”《庄子·养生主》：“恢恢乎游刃必有馀地。”说庖丁解牛，技术高超，刀刃游走于筋骨间而不受损伤。用大家都熟悉的“庖丁解牛”来比喻，阐发事理，从而增加了诗歌的形象性。杨时诗歌大部分写得清新自然，明白易懂，但也有小部分诗歌用词偏涩，深奥难懂，为后人的阅读和欣赏设置了许多的语言障碍。
从诗歌的体裁方面来看，杨时众体兼长，五言、七言、古体、律诗、绝句，他都能够运用自如，可见其语言功力之深。古体和律体，尤其是七绝写得较好。他的律诗、绝句都是押韵严格，平仄讲究，对仗工整，如“轻风拂拂撼孤檉，庭户萧然一室清。隔叶蝉声微欲断，又闻余韵续残声。”（《闲居书事》）。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表示押韵，加点表示可平可仄）。是标准的平起式七言绝句。
杨时诗歌的语言多姿多彩，手法变化自如，时而用典故，熔铸经史子集，显出典雅古奥的特色和含蓄婉转的风格，时而采用白描手法，表现出浅显流畅的特色和清新自然的风格。真可谓：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荫，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满江，隔溪渔舟，碧空悠悠，如日之曙，如气之秋。
杨时是理学家又是诗人。他是闽学鼻祖，也是武夷文学中理学诗派的开山之祖。杨时的老师程伊川在《明道行状》中写道：“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借用这句话来形容杨时的涵养纯粹，评价杨时的诗歌温润如玉，也是很形象的。
（作者系将乐县委党校高级讲师、福建省杨时文化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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