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综合上文所述，从《延平答问》历代刻本的序跋里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讯息，即在明清之际，朱子学学者们以传刻《延平答问》作为捍卫朱子及其理学地位的形式，使之不至于在“心学”兴起的浪潮中衰微。《延平答问》各序跋的作者将朱子的师承渊源追溯至周濂溪，并且推崇朱子为“道南学派”乃至整个“道统”流传的“正宗”与关键人物；更甚者是将《延平答问》这样的师生间“答问往来书札”尊奉为“圣贤之心法”。固然一本书的作用不会很大，但放于当时的思想和学术环境，且又是朱子亲自辑订的书，是具有重要的时代与学术（特别对于程朱理学来讲）意义的。当然，这种提升的过程是漫长的，凝结着诸多尊崇程朱学者的心血。究其原因，就必定会联系到明清之际那场重要的学术变迁运动。
  首先，当时尊程朱学者极力抬升朱子地位及推崇《延平答问》为“心法”之书，与“阳明学”的盛行成为“显学”而“朱子学”的衰微有关。在明代的前中期，因明王朝的“定朱学于一尊”的举措，朱子理学仍然处于思想学术的统治地位，但也是从明代初期开始，朱子理学的发展有了心学化的趋向。在这个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陈献章与湛若水二人，但最终集心学之大成的就是王阳明，他一开始也尊奉程朱，后来“龙场悟道”并逐渐形成了以“心”为中心的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赢得了当时学界的广泛关注，瞬间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明代中后期的“显学”而盛行。相反，在这一时期，朱子学虽还是统治之学，但由于心学的兴起而声势锐减变得衰微不堪。当然，这里面有朱子学自身理论与实践上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张岂之曾概括为：“一是明政府一方面‘定朱学于一尊’，而在实际层面却从一己私利出发，采取极端不合理的措施；二是朱学在‘格外在之物与伦理实践’之间的无法调和的矛盾；三是朱学自身的流变呈现出注重居敬躬行、心上理会的向里工夫，即有向心学接近与注重心学的趋向。”也与当时一批尊朱子学的学者的思想认识变化有关。如薛瑄就说：“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在他看来，朱子学不再是一种需要研究的思想形态，而只是一种只要进行道德实践即可类似与准宗教性的信仰体系。然鉴于当时这种学术环境，明清之际的一批坚守朱子学学者、士人并没有消沉，而是受当时普遍流行心学及心法之类伦说的启发，一方面将朱子作为从“道南之传”抬升至接续整个“道学”继承人的一个标志；另一方面，是将《延平答问》作为整个理学以及道学的传授心诀而尊为“心法”，旨在推动程朱理学的进一步广泛传播，抬升与巩固朱子学的统治地位。
  其次，在明末清初的那场思想变动中，尊崇朱子学并努力维护他们的影响和地位的，就不得不提到顾宪成、高攀龙以及他们所领导的东林学派。上面曾提到，朱子学经南宋以后的兴盛，到明代已逐渐衰微，被阳明学的兴盛所冲击。但正如历史一样有盛必有衰，等到了王阳明去世后，阳明学的发展出现了分化，并暴露出了心学的弊端，从而就出现了学术上的反动。而顾宪成、高攀龙等在此时“广邀同道，集会讲学”并以东林书院为中心“传播学术、评议时政”，形成了具有独特思想特征的东林学派。从东林学派的整个发展历史来看，自始自终是“学宗程朱”的，朱文杰说：“东林学派为儒家的正统学派，他们恪守程朱正宗。”而且与“濂洛关闽”之学有着渊源关系，其中当属周敦颐影响最大。当然，有学者认为顾、高等东林学派人是从“王学”向“朱学”的回归的学派，如陈时龙说：“东林学派源出于心学但代表了向程朱学回归的趋向的学派。”陈祖武在《顾炎武评传》中也说：“在晚明学术界，顾宪成、高攀龙以向朱学的回归，试图重振没落的理学。”但就是这种“回归”，为朱子学以及朱子地位的再次提升创造了有益的思想条件和学术环境。另一方面，始终坚守朱子学的学者也受到东林学派“崇朱辟王”的激励，积极而广泛地通过刊刻一些朱子的书籍来进一步宣传朱子学，并提升朱子在理学乃至整个道统上的地位。这可以从上述的自明末至清代《延平答问》的多个刻本，以及各刻本序跋中对于朱子师承渊源的抬升，将《延平答问》视为理学及整个道统的“圣贤心法”，就可以略见一二。
  总之，《延平答问》一经问世，历代的刻本及为之作序跋者不在少数，特别是明末清初以及整个清代属最多。更有甚者，许多尊崇朱子学的学者借助于当时的学术流变，将《延平答问》看作理学乃至整个道统所传授的“圣贤之心法”，进一步明确与提升了李侗在朱熹理学体系中的地位与影响，也维护了朱子作为道统的正宗传承人地位。从而，使朱子学在被“心学”的兴盛而一度消沉后，又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和能量，回归到正统的“显学”的地位，并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