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对朱熹理学的评价，是论定朱熹功过是非的重要依据和基础。过去，一些学者以左为荣，动辄套用划分阶级成份的办法，把朱熹思想定性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意识形态”，“客观唯心主义的反动思想体系”等等。并以此为坐标，对朱熹理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机缘及其历史地位、社会功能、后世影响等一系列问题，作出了相应的左的界定，例如：广东杨荣国先生曾谓：“朱熹哲学整个思想体系是反动的，是完全适合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为强化中央集权、封建统治服务的。”“从元初到清康熙，从曾国藩到蒋介石，都以朱熹的正宗理学作为涂沫‘圣光’的油漆。这充分说明朱熹哲学的反动作用”（杨荣国主编《简明中国哲学史》1973年版），这样就把朱熹理学看成了敌对思想，把朱熹其人看作异己势力，还有什么品德、功业可言呢？这里，有几个问题应认真辩析。 一、关于朱熹理学的属性问题。用简单的阶级划线代替深入细致的科学分析，把朱熹理学笼统定性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客观唯心主义的反动思想体系”，是很值得商榷的。 首先，朱熹理学是一个包含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文学、艺术、宗教等在内的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博大精深的统一体，是我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和延续；就其哲学思维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言，它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经验的总结；就其蕴含的许多有价值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来说，它是中华民族固有优良道德传统和民族精神的积淀。因此，对这样一个广大精微的理学思想体系是很难以“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一称谓来加以概括的。 其次，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文化既有阶级性，又有时代性和民族性。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述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时，就曾提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概念，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称它“是民族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毛泽东选集》卷2《新民主主义论》）。据此，我们分析朱熹理学，应更多地注意到它的民族性和时代性。而不应片面强调并夸大阶级性。再说朱熹理学既然能够成为一种统治思想，被当时的社会广大阶层所接受，流传达数百年之久，也充分说明了它自有强大的社会适应性和生命力，如若为“地主阶级”独家的意识形态，能够如此长期混下去吗？ 尤应指出的是把“封建地主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同“反动”划等号，这是概念上的混乱，“唯物”“唯心”是区分物质与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哲学概念，只作用于界定两军对垒的哲学世界观的属性；而阶级是用于区分人们在特定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及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劳动成果的分配形式的经济学概念，两者都不是区分“革命”、“反革命”的标准。究竟谁革命谁反动，具体人要作具体分析，不应“唯成份论”或“唯世界观论”。朱熹是位历史人物，称他为古代（或封建时代）思想家，教育家和“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不就行了吗？何必一定要给他划成份，外加上“地主阶级”，“反动”一类帽子呢？
   二、关于朱熹理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缘由。恩格斯说：“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都是现实的反映——正确的或歪曲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6页）那末，朱熹思想是缘何产生的呢？以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它是“适应巩固中央集权制的王权，维系封建纲常秩序，消弭农民反封建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也有的说是“适应为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皇权作论证的需要”而产生的；是“为强化中央集权封建统治服务的”。这些说法至少是不准确，不全面的。
  唯物史观认为：“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种意识形态或文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归根结底应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等综合性状况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去寻求。把朱熹理学的产生说成是由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意愿所决定的，这岂不等于说是“意识决定意识”，“精神产生精神”了吗？这无论如何是讲不通的。事实上，朱熹理学思想从他的先辈周敦颐、二程开始酝酿到他本人所建构的思想体系的形成，再到他逝世，前后经过了一百四十多年，始终被当作一种异端邪说，处于朝中既得利益集团的镇压围剿之下，一直未能为封建统治集团所接受，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一新的意识形态与地主官僚贵族的既得利益是相互对立的，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拚死抵制和反击。虽然朱熹死后27年，宋理宗终于发现它有补于治道，予以推崇和提倡，元明清数代朝廷也顶礼膜拜，拚命吹捧利用，将它抬到“官学”的地位，但这也未必能说明朱熹理学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因为历代封建帝王总是按其各自的需要，对朱熹理学进行改编剪裁再加以利用的，与朱熹思想原貌并非一码事。再说“适应消弭农民反封建斗争的需要”，“为强化中央集权、封建统治服务”这一类说法，也难以准确地揭示朱熹理学所体现的时代要求和本质特征。因为这些要求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共性，也是封建时代许多哲学家思想家所服务的共同目标。难道“三纲五常”不是在朱熹之前就早已提出了吗？孔孟儒学不也是“为强化中央集权、封建统治服务”的吗？战国时的韩非所得出的“法、术、势”的主张，不也是为封建专制的皇权奠定理论基础吗？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也是“为确立封建专制主义皇权的绝对统治”，献计献策吗？因此，对朱熹理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契机，应当以更广阔的视野，从两宋时期整个国际国内的矛盾斗争的全局去分析，才能找出准确的答案。 两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继续发展上升的一个重要时期，是一个从封建割据复归于全国统一的时期。北宋王朝的建立，宣告了自安史之乱出现的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约两百年的分裂局面的结束，建立了一个比唐朝更为彻底的中央集权的政权，实现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一体多元的多民族国家的重新统一。但在宋朝统治的320年中，始终存在着北方落后民族入侵，及外来宗教思想的侵蚀，山河破碎，神州陆沉；而自北宋末年开始，朝政日非，奸邪当道，党争激烈；人欲横流，道德沦丧，世风日下；固有的封建纪纲（秩序）荡然无存，政治上一团漆黑，黎民百姓苦不堪言，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时代的主要要求是“尊王攘夷”实现汉民族的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朱熹理学就是在这种内忧外患交相煎迫，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情况下，经过对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弊端的认真分析和对我国历代治乱兴亡经验的深刻反思，而建构的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和文化思潮。它含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意识，其主要目标和思想核心是救亡图存，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实现中华民族的永享太平。朱熹理学体系中的“诚正修齐治平”的路线和“三纲五常”，“存理灭欲”，“人心道心”，“尊君亲贤”，“恤民”等一系列范畴、规范，都是围绕这个目标而提出，并为实现这个目标服务的。当然不能说其中不含“维护封建纲常秩序”，“强化封建秩序”，“巩固中央集权的王权”的因素，但朱熹的眼界和本意比这要宏大深远得多。 三、关于朱熹理学的历史作用。以往一些论者常认为朱熹理学的作用是消极的，这大体有以下几种说法：（1）朱熹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一种“落后思潮”，是“历史发展的惰力”，严重阻碍、延缓了社会发展的进程；（2）朱熹理学是“封建统治阶级反对科学和民主，禁锢人们思想的工具”，是“劳动人民精神的枷锁”；（3）朱熹理学“保守”，“反对改革”，“扼杀、窒息了创造精神”；（4）朱熹理学是我国思想史上的一股“浊流”等等，然而，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一）据史料记载，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继续发展的时期，从北宋开始，土地商品化和租佃制已取代了封建土地国有制和魏晋以来的部曲佃客制，坊廓户（城市户口）已由国家正式列籍定等，城市工商业者大量增加，商品粮产地和经济作物面积扩大，商品市场进一步活跃，这些都表明社会生产力处于向上发展中。范文澜、翦伯赞、白寿彝、尚钺等当代老一辈史学家都把它列为封建社会发展的时期，并无任何迹象表明封建制度已经腐朽没落。既然如此，产生在这一时期并作为它的上层建筑组成部分，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朱熹理学，当然也就不能说是“消极、落后”的社会思潮了。值得注意的是，当朱熹理学崛起于十二世纪时，一些西方国家还处于蒙昧状态之中，远远没有形成共同的民族文化；欧洲和中东等不少国家还处在教会和寺院的黑暗统治和十字军东侵的铁蹄之下，各种宗教的神学体系成为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哲学、教育、科学、艺术等都为浓厚的宗教色彩所笼罩，成为神学的婢女和附属品。这时，广大精微的朱熹理学却宛如一颗耀眼的明珠，出现在世界的东方，曾令多少西方人口瞪目呆，叹为观止，对这宗珍贵历史遗产我们怎能妄自菲薄，把他看作破帚弃履呢？ （二）所谓“禁锢人们思想的工具”或“劳动人民精神的枷锁”，这大概是指朱熹极力宣扬“三纲五常”，“理一分殊”，“存天理，灭人欲”，“忠、孝、廉、节”等一类理论观点和伦理道德规范而言。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观点和规范，是因唐五代以来外族不断入侵，国家长期分裂，瓜分豆剖，战乱不休，政权更迭频繁，纪纲破坏殆尽（五代十三年间，更换了八姓十四君，亡国被弑者八），释道无父无君，虚无寂灭之说泛滥，各地寺院星罗棋布的情况而发生的；也是针对宋廷君臣屈膝苟安，寡廉鲜耻，生活糜烂腐朽的现实情况而提出来的。其目的就是要重振国家纪纲和社会秩序，恢复汉民族固有的伦理道德风尚。其思想劝化与行为约束的重点是皇帝官僚贵族，同时也作为一种社会公德，要求社会公众都共同遵守。这一理论体系的产生，完全适应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的需要，有利于救亡图存，增强民族凝聚力、稳定社会人心，无异于给国人提供了一支新的精神支柱，因此，它完全是进步的，积极的，怎能说是“禁锢人们思想”呢？诚然，朱熹身后的历代封建充当者，确也曾把纲常名教和存理去欲等规范当作钳制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导致文字狱遍于国中，贞节碑坊到处林立，以及其他“理学杀人”的惨剧。人们本着“反封建”的目的对这类现象进行批判是理所应当的，但这些并不是朱老夫子本人的过错，切不可把它挂到朱熹理学的账上。 （三）朱熹并非保守，倒退的复古主义者，而是带有托古改制倾向的社会革新家。他主张建立富有进取精神的“德礼”之治，既要巩固和加强封建集权，又要改革“削藩”带来的副作用，注意加强和充实地方政权力量。他主张实行“选将吏，核兵籍以节军赀，“广屯田以实军储”，“练民兵以益边防”三项改革，以加强军队建设（《文集》卷11《庚子应诏封事》）。他强调民为邦本，十分重视以“恤民”为核心的农政建设，提倡建立以“社仓”为样板的社会救济系统，爱惜民力，减轻百姓负担；同时也注重发展农业和商业经济，力求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发展。他虽然十分推崇“三代之治”，但这不过是想以此作为观今鉴古的理论根据，实则主张对“祖宗之法”要“因事制宜”，“变而通之”（《文集》卷70《读两陈谏议遗墨》）。他认为“居今之世，若尽除今法，行古之政，则未见其利，而徒有烦扰之弊。”（《语类》卷108）由此可见，朱熹是一位主张实行一种从朝廷和上层做起的政治改革家。 （四）朱熹理学是先秦儒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以及历代诸子百家学术的延续、继承和超越，它融合吸收了前人的思想的成果，摈弃补救了先秦儒学缺乏哲理思辩，汉学迷信阴阳五行和纤纬宵异，魏晋玄学崇尚清谈，佛老倡言空虚寂灭等的缺陷，建立起一个包含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道德论、人性论诸方面的富有思辩哲理和辩证法因素的庞大思想体系。它还具有重理性、尚践履、反对迷信与空谈；重人事，尚气节，重视心性修养，着眼于解决社会现实的实际问题等特点。尽管它是唯心的，也有不尽完善正确之处，但却是人类认识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一座里程碑，我们怎能把它看作“思想史上的浊流”呢？人们常说，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而宋明理学又是儒学的重要发展阶段，“宋明理学，只是在朱熹手里，才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规模与体系，奠定了确然不拔的基础”；“封建社会后期的儒家传统思想，实际上就是朱熹的理学思想”。（候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第十二、十三章）“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钱穆《朱子新学案·朱子学提纲》）既然如此，则理学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理学是思想史上的浊流”，岂不等于说整个儒学也是浊流了吗？那么所谓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流又是什么？故“浊流”之说实乃自相矛盾，令人费解。 四、朱熹理学的民族贡献。在评述朱熹理学的历史作用中，有人还曾抛出一种“理学亡国论”的观点，其意是说“腐儒空谈误国”，抵制了抗金主战派的活动；而“大敌当前，亡国在即，理宗却大力提倡程朱道学‘正心诚意，克己复礼’等陈词滥调，宋朝也就在高唱道学的陈词滥调中逐步走向灭亡。”宋理宗是“尊崇道学而走向亡国的皇帝。”（《通史》五册第七章）按他们的高见，如当时宋理宗不崇道学而反道学，则可金汤永固，天下太平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坚持“大一统”思想，严“华夷之辩”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宋明理学的主旋律，也是它的灵魂和核心所在。这如同一根红线，贯串于朱熹一生的言论行动之中。这除了本文第一部分列举的大量奏章诗文外，还可存见于他的许多论著中。如他在《孟子·滕文公章句下》注释中，明确把《春秋》“尊王攘夷”的微言大义，看作是社会安定和国家统一的大纲大法，他说：“愚谓孔子作春秋，以讨乱贼，则致治之法垂于世，是一要治也”。他总结了历史上遭到政治动乱的教训，认定“古今祸乱，必有病根，汉宦官、后戚，唐藩镇皆病根也。”（《语类》卷110）肯定了宋太祖“削藩”致治，消除分裂隐患的业绩。他把以尊王为内容的“忠君”列为“三纲”之首，认为“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文集》卷13《癸未垂拱奏札二》）。直到晚年居考亭沧洲时，仍念念不忘”国家遭汴都之祸，国于东南，所谓大体者，正在于复中原，雪仇耻”。（《语类》卷95）朱熹还把“尊王攘夷”，“严夷夏之辩”的思想，扩展到对外文化关系上，他曾在《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这句话之后，作了一条注释：“夏，诸夏礼义之教也。变夷，变化夷狄之人也。变于夷，反见变化于夷狄之人也。”这里是说，华夏民族要树立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发挥自己固有的精神文明和礼乐教化的优势；儒者的神圣责任，不但在于拒异族于国门之外，保护自己的生存环境，而且要以自己的中华文明去融合感化周边地区那些处于野蛮状态的民族。 本着这样的观点和立场，朱熹和他的弟子门人面对异文化入侵，佛道势力猖厥的情况，坚主“辨异端”，“辟邪说”，不遗余力地排斥佛老；并身体力行，带头兴学校，建精舍，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书院运动，用以排挤取代遍布各地的佛道祠院。陈荣捷先生说：“假若朱子及其门人，没有做出任何事情，会不会大批佛教制度，最后会取代中国的学校，因而中国变成一个佛教国家？”（《朱子新探索·朱子与书院》）这一推想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笔者认为，南宋灭亡，并非推行朱熹理学的结果，而恰恰相反，是长期打击围剿排斥道学，使朱熹理学未能及时为世所用的结果。宋理宗虽然崇朱重道，但毕竟为时已晚，力难挽回。香港刘述先先生说：朱子一生，“忧国之诚，始终不变”，惜未能为世所用。“吾人自不得以成败论英雄”（《朱子思想的发展与完成》）。钱穆先生说：“理无不可为，而势有不可为”；如谓“伊洛无救于靖康之难，朱子无救于南宋之亡，则孔子亦何补于春秋，孟子又何补于战国。”（钱穆《朱子新学案》卷1）。 朱熹理学中所蕴含的“大一统”、“尊王攘夷”、严“华夷之辩”等爱国主义思想，经过长期的启迪教化，代代相传，逐渐沉积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兄弟民族团结融合的粘合剂，为我们中央集权的封建统一国家的长期稳定延续和发展提供了精神原动力。“在这种民族精神的激励下，多少仁人志士抛头洒血，抗御外来侵略，谱写出我们民族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之歌”。“正是这种信念使我们民族抱群同心，故国神州历万劫而不息，列强环伺而不被肢解，使我们民族多难兴邦。”（孙明章《朱子学的历史命运》载《朱熹与闽学渊源》）元清两朝，虽由蒙金两个兄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以朱熹理学为思想纽带，很快就与汉族实现了文化认同和融合，故国神州，永归统一。环顾当今世界，政治风云变幻，苏联解体，东欧崩离，使我们越加感到中华文化及朱熹理学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大作用。不管朱熹及其理学有何缺陷和谬误，也不管人们对朱熹理学是否欢喜，但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维护祖国统一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功迹是抹杀不了的，永远值得后人称颂。
   武夷巍巍，闽水泱泱，
   一代宗师，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