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罗从彦生活的两宋之际，是一个充满动荡、巨变的时代，是一个需要进行历史性反思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需要重新建立国家意识形态的浇漓时代。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罗从彦不仅明确认识到了当时的时代特点，而且还为回答时代提出的迫切问题而致力求学问道，奉献了自己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最大贡献：传续洛学、奠基闽学。
  如同人们所了解的那样，福建闽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是由杨时、罗从彦、李侗到朱熹的早期闽学阶段；其次是朱熹及其门人的闽学发展阶段，即闽学的成熟、分化阶段。在这两个发展阶段中，作为二程学术南传的最重要环节，罗从彦在从洛学到闽学，从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的学术演变中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传递作用，是宋代学术思想发展链条中必不可少的关键一环，其所起到的主要作用有：
  （1）从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出发去理解、接受和消化洛学。就是说，他把闽学建立在时代需要的基础上，着重发挥二程提倡的“圣人之道”，建立了早期闽学中以抨击封建政治弊端和维护封建纲常名教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理论体系。他和杨时、李侗一样都没有放松对王安石变法的批评和对徽、钦两朝的抨击。正因为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早期闽学具有较强的批判精神。
  （2）在道德观方面，罗从彦接受了洛学重道理教化的观点，针对当时政治腐败的严重状况，着重强调在上位者进行道德修养和严格要求自我的必要性。他和早期闽学的其他代表人物一样，坚决反对民族压迫，积极主张抗金。他为适应民族斗争的需要．大力提倡名节忠义和廉耻等道德风尚，表现了早期闽学较强的民族精神。
  （3）在修养论上强调“以主静为宗”。这种修养论由杨时首倡，经过罗从彦的发挥和传授后，又由李侗发扬光大，构成了早期闽学“默坐澄心”、追求“静养”境界的为学特征。“默坐澄心”既是进学之方，又是养心之要，是认识方法和道德修养的结合，为朱熹思想体系即闽学的形成和成熟作了基础准备。
  （4）在学脉接续上，罗从彦“上承杨时，下启李侗”，培养了出蓝弟子李侗，对朱熹产生重大影响。对此，黄宗羲特别评价他说：“龟山（杨时）三传得朱子，而其道益光。豫章在及门中最无气焰，而传道卒赖之。先师有云，‘学脉甚微，不在气魄上承当。’岂不信乎！然亦多湮没而无闻者。闻不闻，君子不以为意，而尚论者所不敢忽。”①意思就是说罗从彦虽然著述不多，声名不显，但他甘作人梯，精心传道，做出了应有的教书育人的贡献。
  （5）在学术传承上，罗从彦亦有收集洛学文献之功。对此，杨时在写给胡安国的书信中就说：“伊川先生《语录》在念，未尝忘也，但以兵火散失，收拾未聚。旧日惟罗仲素编集备甚。今仲素已死于道途，行李亦遭贼火。已托人于其家寻访，若得五六，亦便下手矣。”①由此可以推断，杨时在绍兴四年（1134，罗从彦去世的前一年）订定《二程粹言》时，肯定也参照了罗从彦所收集的二程语录。现今编入《二程集》中的《外书》卷六就有“罗氏本拾遗”近150则语录，均分别注明为明道、伊川语。
  总而言之，罗从彦继承洛学衣钵，在福建收徒讲学，传授原原本本的《春秋》《中庸》《论语》《孟子》之说，不仅上承下传开辟了福建的理学根据地，而且还让自己对于李侗的思想影响，发展成了朱子学术思想的重要来源，为福建赢得了“道南理窟”“闽邦邹鲁”的高度赞誉。因此，宋末元后学者大都持有“以朱子的学术地位来评定与朱子具有学术师承关系学者的学术地位”的一致观点。至于罗从彦个人所建的学术功勋，历代亦有恰如其分的评赞：
  惟从彦可与之言道，吾弟子千余人，无及得从彦者。——宋·杨时
  自吾交仲素，日闻所不闻，奥学清节，真南（剑）州之冠冕也。——宋·陈渊
  清标奕奕，严毅煌煌。濯于江汉，暴于秋阳。壁岩高况，簞瓢余芳。辟邪崇正，山高水长。——宋·陈渊
  统兼濂洛，脉衍弘农。肩圣辟佛，佑启颛蒙。循循敷诲，介介持躬。春风化雨，展矣儒宗。——宋·李侗
  觇气象于未发，浑神化于自然。任重诣极，行力思渊。清介鲜知乎，厥里严毅。独畏乎前贤，真儒正脉，先生嫡传。——宋·朱熹
  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语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罗公盖一人而己。——宋·朱熹
  豫章罗先生潜思力行，任重诣极。上接伊川龟山之传，下授延平晦庵之学，东南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宋·冯梦得
  从彦道术精粹，议论正平，虽然山泽之寒儒，蔚若台阁之素宦。义由中激，言不诡随。生同葵萑之所倾，殁与草木而俱腐，情诚可悯，忠永难磨。——宋·南剑郡守　刘允济
  自龟山载道而归也，程师即喜之曰：“吾道南矣。”然成继承匪人，抑何以演其源而扬其波耶？幸有豫章罗先生，受业龟山之门，独得不传之秘。故自有先生之学，一传而为李延平，再传而为朱晦庵，由是海滨邹鲁，于斯盛哉！——明·欧阳佑
  粹潜以居，外王内圣，冥恭显符，绝学续千，展哉大儒。——明·福建提学副使熊汲
  豫章之在杨门，所学虽醇，而所得实浅，当在善人、有恒之间。一传为延平则邃矣，再传为晦翁则大矣，豫章遂为别子。甚矣，弟子之有光于师也。——清·全祖望
  二、罗从彦赐谥与从祀孔庙
  史料记载，罗从彦去世后的嘉定六年（1213）癸酉．南剑州郡守刘允济向上缴进《遵尧录》时，就开始张罗着为罗从彦请赐谥：“如蒙圣慈，从臣所乞，以《遵尧录》宣付史馆，外赐一谥号，即乞颁下本州遵奉施行，并乞睿照。”①但却不知为何没有了下文。南宋淳祐六年（1246）三月十七日，时任福建提刑的杨栋为纪念罗从彦、李侗这两位同为延平人的重要学术名人，又向朝廷上《请谥罗、李先生状》，力陈：“独未闻有以推尊其师者，岂以其师著书不多．不若诸人之论述详而发明广欤。不然，何隆礼于其弟子，而反遗其师也？”②的情理要害。可谓一语中的、切中肯綮，因而此次的封谥申请在一年内就得到了批复。淳祐七年（1247）十月，罗从彦、李侗师徒二人终于分别获得了朝廷的赐谥“文质”和“文靖”。
  附一：宋·杨栋《请谥罗李二先生状》
  
  附二：宋·陈协《谥议》①
  
  
  
  当然，除了这种死后获谥的积极褒奖之外，罗从彦最终得到的、由封建王朝赐予名儒先贤的最高官方待遇，就是进入孔庙从祀。“孔庙”（又名为“文庙”）作为朝廷主持祭祀春秋时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的庙宇，始建于鲁哀公十七年（公元前478年），此后历代都有不断的增修扩建，经2490余年而祭祀不绝，是古代学子名流所尊崇的神圣之地。历史上，名儒先贤们第一次被允许进入孔庙祭祀的从祀活动，开始于东汉永平十五年（72），当时的从祀者为孔子的72弟子，称“先贤”。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太宗李世民以左丘明、公羊高等22人配享，首开了除孔门弟子之外的“先儒”从祀于国学的先例，但其所享有的地位要略低于“先贤”。
  一般而言，“从祀”主要是指古代宗庙祭祀中常设的、次于主祭对象但又与主祭对象密切关联的祭祀对象，有着“跟着被祭祀”的意思。尽管，人们在概称孔庙从祀时，可以将所有的被祭祀人员（孔子除外）都统称为“从祀”，但在具体的身份、贡献和祭祀状态区分中，他们却有着严格的“配享”“配祀”和“从祀”这三个位阶。
  所谓“配享”，是祭祀孔子时陪祭的第一等级，共有四位人物，即复圣颜回（字子渊，习称颜渊，孔子的最得意弟子）、宗圣曾参（字舆，也是孔子最优秀的学生）、述圣孔伋（子思，孔子的孙子）、亚圣孟轲（继孔子之后儒学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通称为“四配”。
  所谓“配祀”，是祭祀孔子时陪祭的第二等级，包括闵损（子骞）、冉雍（仲弓）、端木赐（子贡）、仲由（子路）、卜商（子夏）、有若（子若）、冉耕（伯牛）、宰予（子我）、冉求（子有）、言偃（子游）、颛孙师（子张）、朱熹（元晦）等十二人，通称为“十二哲”。该“十二哲”中，除了宋代的朱熹之外，其他的十一位都是孔子的杰出弟子。
  所谓“从祀”，是祭祀孔子时陪祭的第三等级，包括“先贤”和“先儒”两个部分，其中“先贤”的地位略高于“先儒”，共79人（其中东庑40人，西庑39人），他们除孔门弟子70人外，还有孟子门人4人以及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程颐、程颢、邵雍和张载。“先儒”是指在历史上对儒学有着杰出贡献的学者，共77人（其中东庑39人，西庑38人）．其中即包括罗从彦的老师杨时、罗从彦和罗从彦的学生李侗（亦即朱熹老师）。这些从祀孔庙的“先贤”“先儒”的名单、位次、等级均由朝廷颁布，能够明确体现当时统治者对于从祀者的政治判别，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因此直到清乾隆以后仍有不断的罢黜和增加（乾隆时从祀孔庙的先贤77人，先儒46人）。民国八年（1919），从祀孔庙的“先贤”“先儒”最终达到了156人（即先贤79人，先儒77人），都是历代儒家学派中的著名人物。
  基于从祀孔庙的理想所在，历代地方官员和朝廷政要在为罗从彦请谥成功后，又不断开始着将罗从彦列入孔庙从祀的努力。但是出于功名、官职、著述基本无多、无显赫的客观原因，罗从彦身后请封谥、请封爵、请从祀到最终获祀孔庙的全部过程，却先后历经了宋、元、明三朝共计400多年数十人的多次努力才得以完全实现，真可谓艰辛异常。而且，为了更顺利地请封谥、请封爵和请从祀．各代奏疏在论述时都不得不将罗从彦、李侗和朱熹捆绑在一起，借助罗从彦授学李侗、而李侗又授学朱熹的渊源关系，指明“何隆礼于其弟子，而反遗其师也？”的逻辑要害，希望朝廷能够成全师道之尊。但令统治者最终下诏同意从祀孔庙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了被求祀者本人的学问和人品。而在为罗从彦、李侗请从祀的过程中，其推崇者一旦失败就又再三疏请的不懈坚持，则更加证明了二人在历代学人眼中的地位和影响。
  元至正十九年（1359）十一月，胡瑜向江浙行省上陈《请封爵从祀疏》，一口气为杨时、李侗、胡安国、蔡沈、真德秀五人提出了封爵并从祀的申请，理由是“此五人者，学问接道统之传，著述发儒先之秘，其功甚大。……俱应追锡名爵，从祀先圣庙庭。可以敦厚儒风，激励后学”。只是不知为何其中竟然没有罗从彦的名字。胡瑜上疏后，江浙行省认为其申请可行，便向中书省进行投送，至正二十八年（1368）得准礼部回复，“定五先生封爵谥号，俱赠太师。杨时追封吴国公。李侗追封越国公。胡安国追封楚国公。蔡沈追封建国公。真德秀追封福国公。各给词头宣命，遣官赍往福建行省，访问各子孙给付。如无子孙者，于其故所居乡里郡县学，或书院祠堂内，安置施行”①。
  明成化二十七年（1491）七月，南京行人司行人②周木鉴于杨时、胡安国、蔡沈、真德秀这些“悉取熹故事行之”的著名学者都已批准从祀孔庙，唯“独不及于侗焉”，于是再次疏请要将李侗从祀孔庙，没有获得礼部批准。嘉靖二十四年（1545）八月，提学副吏熊汲③上陈《奏补罗李二儒从祀疏》，开始将“道统绝续之机一脉相承”的罗从彦、李侗一起奏请从祀，可惜照样未能打动圣听。
  此后，作为罗从彦、李侗同郡人的游居敬④也积极为罗从彦，李侗奏请从祀，主张：“而今崇祀先师庙廷者，惟杨时、朱熹二儒，而罗、李二儒阙之，此岂所以报功德，而劝士习哉？……前此，屡有以罗、李二儒，从祀庙庭为请。而礼官翰林议礼之官，无从申请者，岂非熙朝之阙事，而今时所宜厘正者哉。”⑤依然没有任何结果。
  万历三十三年（1605），福建巡抚徐学聚、巡按方良彦的题请从祀因为“迄今四年，该部（礼部）尚未题覆”。所以福建督学熊尚文才不得不再次强调说：“若罗从彦、李侗从祀，在元则浙江行省有议（指元朝胡瑜的上疏），在我朝则学臣金贲亨、周洪祖有议。今日此举，允系万代瞻仰矣。”而且他还声称：“成朱子者，与生朱子等可也。徒用其青，顿忘其蓝，恐非所以彰国家报功之厚。”“配享孟子，而因配享孟子之师，成宪具在。从祀朱子，而因从祀朱子之师，事体相同。”希望皇上“倘蒙赐俞行，敕下礼部，速赐题覆，地方幸甚，斯文幸甚！”①这份言辞恳切的请祀奏疏，最终得到了实质性的进展，御批：交由礼部看后回复。
  万历四十一年（1613），礼部在福建督学熊尚文的再次催请下，于当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令吏部侍郎翁正春、翰林学士孙慎行将朝中多位大臣的申请议单集中覆议、具题后，终于在十二月三十日得到了同意将罗从彦、李侗从祀孔庙的皇帝圣旨。这其中，将乐人林钿②的奏请上疏可谓颇具代表：“故问授受于一脉之相承，则渊源必溯。而极推尊于百世之定论，则俎豆弥光。……杨中立、朱晦翁既已登祀庙庭，而罗仲素、李愿中尚未与列从祀。此从来之缺典而议礼者所不容缓也。溯自杨中立载道而南，为后世学士之鼻祖。其衍中立之心传者，罗仲素也；承仲素之嫡派者，李愿中也。由罗、李以递传于朱夫子，见知闻知，统系相接。……今尊朱夫子之道，而未及其相传从来之自。是进孟子而忘曾子子思也，其可乎哉？”③
  万历四十二年（1614）六月，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延续了多年的罗从彦、李侗从祀议题最终尘埃落定。罗从彦被从祀于孔庙西庑先儒第十六位，称“罗子从彦”；李侗被从祀于孔庙东庑先儒第十五位，称“李子愿中”。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康熙皇帝又准允了福建学臣沈涵的上疏，御赐罗从彦祠额“奥学清节”，李侗祠额“静中气象”。
  虽然，由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上下延续近百年而形成的“延平四贤”团队中，只有朱熹因为位列“十二哲”而有塑像，属于“配享”，其他的三个都只有牌位而没有塑像，属于“从祀”。但这丝毫也不影响这个团队在历史上以及在地方上的尊荣地位——从祀孔庙的172位圣贤中（孔门弟子除外），仅福建出身的名人就有13个④，远远高出排名第二的浙江（6人），位列全国第一，他们分别是：朱熹（尤溪，1241年从祀）、胡安国（武夷山，1437年从祀）、蔡沈（建阳，1437年从祀）、真德秀（浦城，1437年从祀）、杨时（将乐，1495年从祀）、罗从彦（延平，1614年从祀）、李侗（延平，1614年从祀）、黄榦（长乐，1724年从祀）、陈淳（漳州龙溪，1724年从祀）、蔡清（晋江，1724年从祀）、黄道周（漳浦铜山，1825年从祀）、李纲（邵武，1851年从祀）、游酢（建阳，1892年从祀）。而这其中，仅闽北的延平府和建宁府就分别有朱熹、杨时、罗从彦、李侗4人和胡安国、蔡沈、真德秀、游酢4人，真可谓是盛况空前，绝无仅有。
  明嘉靖九年（1530），朝廷采纳文渊阁大学士张璁的建议，命国学及天下学校均建启圣公祠，主祭孔子之父叔梁纥，并以颜回之父颜无繇、曾参之父曾点、孔伋之父孔鲤、孟轲之父孟孙激配享（称先贤），程颢、程颐之父程珦、朱熹之父朱松、蔡沈之父蔡元定（称先儒）从祀。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启圣祠又增加了周敦颐之父周辅成。清雍正元年（1723），朝廷追封孔子上五代祖先为王爵并予以入祀后，启圣祠被更名为崇圣祠。雍正二年（1724），张载之父张迪奉命从祀崇圣祠。至此，北宋四大理学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之父齐齐聚首，而与福建有关的文化名人，也由此增至15个（加上朱松与蔡元定）。

①（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连华点校《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程杨门人》，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第1271页。 ①（宋）杨时撰、林海权校《杨时集·卷二十·书五》，《答胡康侯·其九》，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4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