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罗从彦的生平著述
  罗从彦上接程颢、程颐、杨时，下传李侗、朱熹，是一位在闽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从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出发去理解、接受和消化洛学，并针对当时吏治腐败的严重状况，着重强调了在上位者进行道德修养和严格要求自己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他反对民族压迫，积极主张抗金．大力提倡名节忠义和礼义廉耻等道德风尚，表现了较强的民族精神；他一生刻苦好学，“笃志求道”，致力于儒学研究和文化教育活动，不仅培养出多个知名弟子，而且还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著，如《语孟师说》《遵尧录》《台衡录》《中庸说》《诗解》《春秋解》《春秋指归》《春秋释例》《议论要语》《诸儒议论》《龟山先生语录》《二程先生语录》《问答》以及诗、记、文和柬牍等，可惜大多已经佚失。现存著作辑录共有《罗豫章先生集》和《豫章文集》二种，主要为十卷、十二卷首末各一卷和十七卷、十八卷等四、五种不同的版本。其中留存最多的十七卷本的主要辑录情况为：启首《豫章罗先生年谱》；第一卷经解篇所属的《诗解》《春秋解》《春秋指归》《春秋释例》《语孟师说》《中庸说》全部阙文，仅有出版者的少量解说文字而已，并无原文献；第二卷到第九卷为《遵尧录》；第十卷至第十二卷为罗从彦记载二程、杨时的语录、杂著与书信；第十三卷为罗从彦本人诗歌；第十四卷为事实、问答；第十五卷和第十六、十七卷为罗从彦弟子门人或后人的书信以及其他纪念性文章。
  为方便大家了解罗从彦著作的流传情况，笔者特参照各方资料，将罗从彦著作的版本和收藏单位一一列示如下，以便查找：
  （1）元至正三年（1343）许源刻本（一作许源堂五卷或作五世孙罗天泽刻本），南京图书馆和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
  （2）明成化七年（1471）冯侯孜刻本，北京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和日本收藏。
  （3）明正德十二年（1517）姜文魁刻本，上海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收藏。
  （4）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谢銮（一作“鸾”）刻本，上海图书馆、宁波天一阁收藏。
  （5）明隆庆五年（1571）罗文明刻本，江西省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收藏。
  （6）明万历六年（1578）增刻本，科学院图书馆收藏。
  （7）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罗应斗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
  （8）明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
  （9）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正谊堂刻本，浙江图书馆、四川图书馆收藏（疑为同治五年福州正谊堂刻本）。
  （10）清乾隆二年（1737）刻本，安徽大学图书馆收藏。
  （11）清乾隆十一年（1746）据沈心斋学院宪本重刻本。
  （12）清乾隆间刻《四库全书本》，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收藏。
  （1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厦门大学图书馆等收藏。
  （14）陈永栽影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厦门大学图书馆等收藏。
  （15）清同治十二年（1873）补乾隆二年本，北京图书馆、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
  （16）清光绪八年（1882）谢甘棠刻本（四库简注标注）。
  （17）清光绪八年（1882）重刻本，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
  （18）清光绪九年（1883）张国正重刻本，厦门大学图书馆收藏。
  （19）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本，上海图书馆收藏。
  在这些现存的罗从彦著作中，尤以表达其治政思想的《遵尧录》最为出名。该书共计八卷，按体例分为两部分。前部四卷主要着眼从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皇帝的良言美行来为当今皇帝提供示范作用之功能，后部四卷更多从李沆、寇准、王旦、王曾、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司马光、程颢十人的良言美行来展示为人臣者该如何公忠体国，目的就是要让皇帝能够以此为标准来判断臣子之忠奸及用人之准则。同时，在最后的“别录”中，罗从彦还采用了人物评论的方式，通过“司马光论王安石”“陈瓘论蔡京”等篇幅，以表达对王安石与蔡京的不满。对此编撰的良苦用心，罗从彦在他的《遵尧录序》中说得非常明白：
  因采祖宗故事，四圣所行，可以楷今传后者，以事相比，类纂录之，历三季而书成，名曰：《圣宋遵尧录》。其间事之至当，而理之可久者，则衍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则释以发之。以今准古，有少不合者，作辩微以著其事。又自章圣以来，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颢共十人，择其言行之可考者，附于其后。若乃创始开基之事，庙谟雄断，仁心仁闻，则于其君见之。袭太平之基业，守格法行故事，竭尽公忠，则于其臣见之。爰及熙丰之弊，卒归于道。①
  由此可见，罗从彦编撰《遵尧录》的目的，就是在于劝说皇帝能够改革弊端，促使朝政重归清明。这既是宋代学者所共同关心的政治问题，同时更是程氏后学着重于“致君尧舜”思想的集中体现。
  当然，除了这个最能代表罗从彦治政思想的、负有盛名的《遵尧录》外，罗从彦的《春秋指归》，也是其“谨守程氏之学”而创作、书写的解经名篇，其序就曾明言：“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春秋之法，乃百王不易之通法也。圣人以谓三王不可复回，且虑后世圣王之不作也，故作此一书，以贻惠后人。使后世作者，不必德若汤武，亦足以起三代之治也。”本书为飨读者，特将全序照录如下。
  附：宋·罗从彦《春秋指归序》②
  余闻伊川先生有绪言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春秋之法，乃百王不易之通法也。圣人以谓三王不可复回，且虑后世圣王之不作也，故作此一书，以贻惠后人。使后世作者，不必德若汤武，亦足以起三代之治也。”大略如此，春秋诚百王之通法耶。先儒之说春秋不然，先儒纷纷不足道。原本刻云此处有说孟子于圣门，盖得其传者也，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又曰：“春秋，其事则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此孟子之说春秋者也。然未尝以春秋为百王之通法也，伊川何从而得之哉？已而反求诸其心。不立一毫，不失不旷，一以其言徵之，豁若梦觉曰：“春秋之为春秋也尚矣，乃今知之，自周室板荡，宣王拨乱反正，其诗美之，小有吉日、鸿雁，大有崧高、烝民。不幸继以幽王，而骊山之祸作焉。然而文武之泽未殄也，故平王东迁，人犹望其复兴也。及其久也，政益衰，法益坏，黍离变为国风，陵迟极矣。方是时也，去文王已五百余岁矣。冠屦颠倒，夷狄乱华。天生圣人，又不见用。春秋于此时倘不复作，天下不胥为夷狄禽兽者，吾不敢信也。故夫子因鲁史一十二公，始隐终麟，以二百四十年之事，创为一代之典。善善而恶恶、是是而非非。宽不慢，猛不残，文不华，实不陋，久而弥光！可以垂后世传无穷，真后王之懿范也。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其此书之谓乎。”或者曰：“春秋其事则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信然乎？”曰：春秋自隐公以来，征伐四出，盟会纷然。迨庄历僖，楚人大为中国患。于时尊天子，攘夷狄，使天下不遂左衽者，桓、文二公之力也。故伐楚之役，齐桓见称。城仆之战，文公以霸。自后世言之，二公之功烈莫盛焉。自三王之时言之，不免为罪也。首止之会，河阳之狩是也。夫子因其事而辟之，以明王道，故曰：“春秋其事则桓文。”古之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者，非有甚高难行之行，卓异之术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天下治矣。书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盖典也礼也皆天也，尧舜之治天下，不越乎君臣父子之间，而礼以文之者也。故春秋诛一世子止，而天下之为人子者莫敢不孝。诛一大夫盾，而天下之为人臣者莫敢不忠。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氏之言，抑有由也”。或曰：“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三王之道尽于此矣，而又作春秋何也。”曰：“五经论其理，春秋见之行事，春秋圣人之用也。”龟山尝告人曰：“春秋其事之终欤，学者先明五经，然后学春秋，则其用利矣。”亦以此也。久矣哉，春秋之掩于传注也，犹鉴掩于尘，不有人焉刮垢摩光，以还其明，则是后之学者，将终不睹圣人之心，天下生灵，将终不见三代之治。而夫子生平之志，将终不行，理必无是也。此伊川之所以有春秋传也，近世说春秋者多矣。政和岁在丁酉（1117），余从龟山先生于毗陵授学，经年尽裒得其书以归，唯春秋传未之获睹也。宣和之初（1119—1121），自辇下趋郏鄏，门人尹焞，出以授予，退而考合于经，验之以心，而参之以古今之学，盖其所得者十五六。于春秋大义，譬如日月经天，河海带地，莫不昭然。微词妙旨，譬如玑衡之察，时有所见，用是掇其至当者，作指归。又因前人纂集之功，分别条章，裁成义例者，作释例，未知中否？要须雍容自尽于燕闲静一之中，迟之以岁月，积之以力学，优而游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则于春秋之学其庶几乎。
  （二）罗从彦的学术贡献
  罗从彦生活的两宋之际，是一个充满动荡、巨变的时代，是一个需要进行历史性反思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需要重新建立国家意识形态的浇漓时代。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罗从彦不仅明确认识到了当时的时代特点，而且还为回答时代提出的迫切问题而致力求学问道，奉献了自己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最大贡献：传续洛学、奠基闽学。
  如同人们所了解的那样，福建闽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是由杨时、罗从彦、李侗到朱熹的早期闽学阶段；其次是朱熹及其门人的闽学发展阶段，即闽学的成熟、分化阶段。在这两个发展阶段中，作为二程学术南传的最重要环节，罗从彦在从洛学到闽学，从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的学术演变中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传递作用，是宋代学术思想发展链条中必不可少的关键一环，其所起到的主要作用有：
  （1）从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出发去理解、接受和消化洛学。就是说，他把闽学建立在时代需要的基础上，着重发挥二程提倡的“圣人之道”，建立了早期闽学中以抨击封建政治弊端和维护封建纲常名教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理论体系。他和杨时、李侗一样都没有放松对王安石变法的批评和对徽、钦两朝的抨击。正因为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早期闽学具有较强的批判精神。
  （2）在道德观方面，罗从彦接受了洛学重道理教化的观点，针对当时政治腐败的严重状况，着重强调在上位者进行道德修养和严格要求自我的必要性。他和早期闽学的其他代表人物一样，坚决反对民族压迫，积极主张抗金。他为适应民族斗争的需要．大力提倡名节忠义和廉耻等道德风尚，表现了早期闽学较强的民族精神。
  （3）在修养论上强调“以主静为宗”。这种修养论由杨时首倡，经过罗从彦的发挥和传授后，又由李侗发扬光大，构成了早期闽学“默坐澄心”、追求“静养”境界的为学特征。“默坐澄心”既是进学之方，又是养心之要，是认识方法和道德修养的结合，为朱熹思想体系即闽学的形成和成熟作了基础准备。
  （4）在学脉接续上，罗从彦“上承杨时，下启李侗”，培养了出蓝弟子李侗，对朱熹产生重大影响。对此，黄宗羲特别评价他说：“龟山（杨时）三传得朱子，而其道益光。豫章在及门中最无气焰，而传道卒赖之。先师有云，‘学脉甚微，不在气魄上承当。’岂不信乎！然亦多湮没而无闻者。闻不闻，君子不以为意，而尚论者所不敢忽。”①意思就是说罗从彦虽然著述不多，声名不显，但他甘作人梯，精心传道，做出了应有的教书育人的贡献。
  （5）在学术传承上，罗从彦亦有收集洛学文献之功。对此，杨时在写给胡安国的书信中就说：“伊川先生《语录》在念，未尝忘也，但以兵火散失，收拾未聚。旧日惟罗仲素编集备甚。今仲素已死于道途，行李亦遭贼火。已托人于其家寻访，若得五六，亦便下手矣。”①由此可以推断，杨时在绍兴四年（1134，罗从彦去世的前一年）订定《二程粹言》时，肯定也参照了罗从彦所收集的二程语录。现今编入《二程集》中的《外书》卷六就有“罗氏本拾遗”近150则语录，均分别注明为明道、伊川语。
  总而言之，罗从彦继承洛学衣钵，在福建收徒讲学，传授原原本本的《春秋》《中庸》《论语》《孟子》之说，不仅上承下传开辟了福建的理学根据地，而且还让自己对于李侗的思想影响，发展成了朱子学术思想的重要来源，为福建赢得了“道南理窟”“闽邦邹鲁”的高度赞誉。因此，宋末元后学者大都持有“以朱子的学术地位来评定与朱子具有学术师承关系学者的学术地位”的一致观点。至于罗从彦个人所建的学术功勋，历代亦有恰如其分的评赞：
  惟从彦可与之言道，吾弟子千余人，无及得从彦者。——宋·杨时
  自吾交仲素，日闻所不闻，奥学清节，真南（剑）州之冠冕也。——宋·陈渊
  清标奕奕，严毅煌煌。濯于江汉，暴于秋阳。壁岩高况，簞瓢余芳。辟邪崇正，山高水长。——宋·陈渊
  统兼濂洛，脉衍弘农。肩圣辟佛，佑启颛蒙。循循敷诲，介介持躬。春风化雨，展矣儒宗。——宋·李侗
  觇气象于未发，浑神化于自然。任重诣极，行力思渊。清介鲜知乎，厥里严毅。独畏乎前贤，真儒正脉，先生嫡传。——宋·朱熹
  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语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罗公盖一人而己。——宋·朱熹
  豫章罗先生潜思力行，任重诣极。上接伊川龟山之传，下授延平晦庵之学，东南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宋·冯梦得
  从彦道术精粹，议论正平，虽然山泽之寒儒，蔚若台阁之素宦。义由中激，言不诡随。生同葵萑之所倾，殁与草木而俱腐，情诚可悯，忠永难磨。——宋·南剑郡守　刘允济
  自龟山载道而归也，程师即喜之曰：“吾道南矣。”然成继承匪人，抑何以演其源而扬其波耶？幸有豫章罗先生，受业龟山之门，独得不传之秘。故自有先生之学，一传而为李延平，再传而为朱晦庵，由是海滨邹鲁，于斯盛哉！——明·欧阳佑
  粹潜以居，外王内圣，冥恭显符，绝学续千，展哉大儒。——明·福建提学副使熊汲
  豫章之在杨门，所学虽醇，而所得实浅，当在善人、有恒之间。一传为延平则邃矣，再传为晦翁则大矣，豫章遂为别子。甚矣，弟子之有光于师也。——清·全祖望

①（宋）罗从彦《遵尧录序》，《钦定四库全书》第11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第648页。 ②（民国）吴栻、蔡建贤《南平县志·卷十六·艺文志序》，南平市志编委会1985年5月点校本，第808—810页。 ①（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连华点校《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程杨门人》，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第1271页。 ①（宋）杨时撰、林海权校《杨时集·卷二十·书五》，《答胡康侯·其九》，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4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