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李林是福建省龙溪县（现为龙海县）人，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独立六支队骑兵营教导员，晋绥边区第十一专员公署秘书主任。在1940年的一次反“扫荡”中，为掩护该地区党政军人员突围，与日本侵略军英勇作战，壮烈牺牲。近五十年来，她的战友、亲人和广大雁北人民，无不怀念这位忠心赤胆的归侨女英烈。她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妇女界的骄傲，也是归国华侨和福建人民的骄傲。
  投笔从戎 奔赴抗日最前线
  1936年春季，绥东抗战爆发后，与晋绥军事上相联的山西北部已成为国防的前线。当时，中国共产党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关系。薄一波等同志奉党的派遣，到太原改组和加强“牺牲救国同盟会”组织（简称“牺盟会”），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为了培养大量干部，牺盟会在太原国民师范学校举办了军政训练班、民政训练队和军训团。这年冬末，中共北平市委动员一批青年学生去太原接受牺盟会的军政训练。李林积极响应市委的号召，于12月底，同北平、天津的一批青年学生一起到达太原。
  李林到太原与中共山西工委接上关系，随即编入军政训练班。先是在男女混合的十二连，同笔者在一起。后来，李林服从组织分配，又被调入女队十一连，一面学习，一面秘密地任连党支部书记。同时还被推选为军政训练班特区党委的宣传委员。她遵照特区党委的指示，大胆而又谨慎地在学员中开展党的工作。
  编入十二连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便装改军装。上边发来的灰棉军装是一包一包的，旧、霉、臭、污，有的还有血迹，且不合身。许多学员不满意，议论纷纷：“当兵连个新军装都不发。”李林看了看，拿了一件上装，套在旗袍上说：“大家看，这不蛮好嘛。穿上军装，才算是个兵哪。”她还说：“旧军衣脏，不合身，咱们可以动手拆洗、改造嘛！”经她这一说，不少人也觉得是这个道理。不几天功夫，大家把棉军衣拆洗改制好了，脱下学生装，穿上棉军装，打上绑腿，戴上军帽，原来的女学生都变成了飒爽英姿的女兵了。
  在军政训练班，政治课由薄一波、韩钧、刘亚雄（女）等共产党员讲授，军事训练都由从阎锡山军队中调来的军官担任。那些军官们常是板起面孔，一出操就是半天，从稍息、立正、齐步、正步、跑步、拔慢步到匍匐前进，都讲究形式，要求严格。对不服从命令的，还要体罚。学员们每日两餐，进入食堂都由值星官下口令。一声起立，不管吃完没完就得出食堂。这一切，使青年学生一时难于适应，产生了抵触情绪，部分学员中出现了向军官寻衅的苗头。特区党委根据李林的汇报，决定一方面建议牺盟会对军事教官进行工作，使之改进训练方式。另一方面通过党委动员大家克服怕苦怕累情绪，认真学习军事，准备上抗日前线开展游击战争。同时组织课外活动，如球类、歌咏、时事座谈会等以活跃生活。李林很理解特区党委的指示精神，经过一番工作，逐渐扭转了大家的抵触情绪，端正受训态度，军官的作风也有一定改进，使训练生活很快正常起来。
  李林在受训学员中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典型。她在十二连同男学员一样，天天出操，苦练射击、投弹，回来常是满身灰尘，脸晒得黑红。有的学员回来，躺在床上不愿起来，显得很疲劳，而李林仍然情绪昂扬，谈笑风生，津津乐道在军训中的体会。
  经过两个月的训练，有的学员知道了她是没有公开的共产党员，就向她要求参加共产党。在特区党委的指示下，李林抵制关门主义的倾向，大胆吸收了够标准的同志入党。
  “七·七事变后，为加强接近前线地区的抗日救亡工作，牺盟总会决定建立牺盟大同中心区，以吕调元为首（称谓是秘书），由阎秀峰、李林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接着阎秀峰、李林、侯富山等根据山西省工委的指示，组成中共雁北工作委员会，李林担任宣传委员。当时工委对中心区无直接领导关系，而是通过党员起指导作用的。
  1937年7月，大同中心区的工作人员在吕调元的率领下到了大同，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这时日本侵略军正在进攻张家口，窥伺柴沟堡和天镇、阳高等地，敌机不断地空袭大同市区和卸河桥。李林同其他同志一样，不顾敌机轰炸，在工委和牺盟中心区统一部署下，编写印刷各种宣传品，散发到群众中，给正在恐慌、苦闷中的人民指出了抗战必胜的方向与希望。
  在雁北工委开会时，李林提出学习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建议组织农民抗日自卫队，首先开赴大同和怀仁县的西山进行训练，待敌人来时，开展游击战争。经过工委和中心区讨论，大家表示同意。于是分头到附近农村中发动农民报名参加抗日自卫队，到8月下旬已发展到120多人。自卫队采取边发展边训练的办法，两三天集合一次，由李林宣讲抗日救国、抗战必胜的道理及毛主席有关游击战的论述。李林讲得深入浅出，自卫队员都深受启发。
  8月下旬，中心区召开了雁北13县牺盟特派员会议，总结5至8月份的工作经验，讨论日军占领城市后如何动员民众，组织抗日游击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问题。这时张家口已陷敌手，阎锡山的李服膺六十一军在天镇一线布防，被日军击溃，败退下来。日本进而向阳高进逼，大同吃紧，阎锡山在大同的军政人员都在偷偷地做逃跑的准备。
  9月10日，吕调元带李林等到大同城内，找到阎锡山的城防司令。这位司令未等吕开口就说：“你们没有走呀？日军一两天就进大同了，各机关撤退在即，你们也赶快撤吧！”
  吕调元等回到小南头村，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集合抗日自卫队，向大同、怀仁山区转移。11日，抗日自卫队集合起100多人，为避免敌机袭扰，决定晚上行军。拂晓时，到达怀仁一个庙前的广场上，大家十分困乏，坐下来就睡着了。突然，被一阵敌机轰炸声惊醒了的李林，她爬起来一看，自卫队员都跑散了。李林非常痛惜，深感自己带兵没有经验。无奈，她只好随中心区的同志向关内撤退。
  一路上，看到溃兵伤员和国民党机关人员纷纷南逃。有的散兵抢夺群众衣物、牲口，公路两边村庄的群众都跑光了，已经成熟的庄稼无人收割，一片悲惨景象涌现在眼前。李林深感痛心，她回忆这一情景时写道：“因为工作没有基础，同时，也没有工作经验。不得已，同志们都离开了工作地区，记得我们步行到雁门关的时候，我望着那盘曲的汽车路，那耸立的山岭，我忍不住偷偷地流眼泪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返回来，什么时候再会出雁门关？”翻过雁门关时，中心区的同志们也都走散了，只有大同一位特派员和李林同行。
  正当日本侵略军疯狂侵犯雁北，阎锡山的晋绥军溃退下来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却在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中共晋绥边工委书记赵仲池和牺盟会雁北战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兼雁北游击司令梁雷，率领着30来个干部从太原向雁北挺进。这支队伍到雁门关南阳堡休息时，李林与他们相遇了。在太原时，李林就认识赵仲池，她真是喜出望外。她回忆当时激动的心情时写道：“我发狂似的高兴，又将步出雁门关了。”可是，当李林提出和他们一起返回雁北的要求时。他们认为，到抗日前线去，环境险恶，队伍必须精悍，只有李林一个女同志怕不合适，劝李林仍回太原去。她不干，坚持要到前线去，她说：“让我回太原，为什么？难道女同志就不能上前方吗？”赵、梁觉得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有这样坚定的抗日热情，实在可贵。于是答应了她的要求，发给她一支六五步枪，一同北上。
  赵仲池、梁雷带领这一行人翻过雁门关到了朔县。这时大同附近的左云、怀仁等县已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为迅速赶到平鲁县（现为平鲁镇），与坚持在那里的牺盟会特派员会师。他们到井坪（现平鲁县机关所在地）休息之后，日夜兼程，时正值“九·一八”的次日，是中秋佳节，晚上皓月当空，人们谈着、走着，感慨万千。李林的情绪特别高涨。午夜，大家累了，坐下来休息，李林引吭高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歌声振奋了大家，梁雷站起来说：“同志们，我们走，拼命也要赶到目的地！”
  20日早晨，平鲁特派员屈健（笔者）、康庄等数人，正在三里庄（距平鲁城3里，是井坪到平鲁的必经之地）发动青年农民参加抗日游击队时。忽然有群众跑来说：“红军来了！”屈健等人又喜又疑，立即跑到村西头一看，才知道是赵仲池（在太原时是屈的党的领导人）、李林，还有河南的朋友王平等也一同到了这里。可以想象，在那样无政府混乱情况下来了党的领导，大家欢欣的情绪是难以言喻的。
  赵仲池说明任务后，立即与屈健等一班人一同走向平鲁。大家走到城南门，有数百名男女老幼听说红军来了，都涌出门外。有些白发苍苍的老人跪在地上含泪呼喊：“救命恩人来了！”赵仲池、梁雷、李林一行人含泪把老人扶起来，安慰他们。大家互相簇拥着走到街中心，赵、梁趁势向群众做宣传。继而，李林登上板凳，提着她的六五步枪，用她流利的北方话慷慨激昂地讲起来：“父老兄弟姐妹们，日本人欺侮到我们家乡啦！我们怎么办？当亡国奴吗？不，咱们誓死不当亡国奴！现在共产党、八路军来啦！来领导咱们老百姓自己起来打日本，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讲到末尾，她提高嗓声说：“我要打日本，我还有我手里的枪呀！”说着把枪举起来，她的话非常有鼓动力，群众深受感动，人人喜形于色，特别是在场的青年更为振奋。有的年轻人说，“你们看，这是一个女兵，还敢到前方来打日本，真有出息！”
  两三天后，我们得到确实消息，日本侵略军要侵犯平鲁城了。赵、梁决定转移到临近黄河边的偏关县，一面与后方领导机关建立联系，一面指挥开展雁北各县的抗日救亡工作。
  李林第二次出雁门关，了解情况，观察形势后对同志们说：“要在这个地方开展工作，要在这个地方存在，非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不可！”这是她以后坚决要搞武装工作的思想基础。
  领兵打仗 驰骋于长城内外
  1937年9月，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式，全华北的党都要借八路军作战的声威，动员群众参加各种游击队。”边工委迅即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并派出屈健、傅生麟带领工作组分别在平鲁、右玉等县组建游击队和动委会。
  赵仲池、梁雷等转移到偏关后，分配李林筹办党员训练班，并负责偏关县妇救会工作。李林又提出她还是愿意搞武装工作。当时，边工委（11月改为边特委）正式决定在偏关组建游击队，因此批准了李林的要求，番号是雁北抗日第八游击支队。
  对此事，李林后来回忆写道：“大家决定我担任武装工作。不，开始的时候，许多同志不赞成，不让我负责武装的责任，他们总以为一个女的干武装工作，多少有些不合适。但我自己对这一工作好象有些自信心，又有兴趣，同时觉得在这时候女的也应该有学军事的必要。我坚决地要求，大家没有办法，答应了我在偏关发展该地游击队工作。”
  八支队在1937年10月开始组建，李林亲自为这支队伍物色干部；找营房、办伙食；编写军事政治教材。她同偏关妇救会、工救会的同志们一道，到县城外的农村发动青年农民，到煤窑发动青年工人，在城内挑选从敌占区逃来的青年，动员他们参加八支队。历尽艰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在党委领导和支持下，终于把这支队伍组织起来。她回忆这段感受时写道：“的确，武装工作是困难的，因为没有更多的干部，一个人政治、军事、后勤都要负责。更因为过去没有军事经验和常识，仅仅受过几个月军事训练。所以，开始只有十几个人的游击队，但已经够忙的了。我常常整夜睡不着觉，想着他们的管理问题，计划着他们第二天的军事操、政治课以及生活各方面，真是熬费苦心了！一直到后来，来了一个军事干部，我们这一支队工作才健全些，而且以后便成了其他支队中较有基础的主要模范支队。”李林说的军事干部就是王零余同志。
  王零余，早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后来长期在东北军骑兵二军搞军事工作。其时，他所在过的部队移防到偏关。经统战关系，他被从何柱国部队要出来，任八支队参谋长，李林任支队长兼政治主任（未设政委）。老百姓叫顺了咀，都称李林为“李政委”。他们两人合作得很好，这是八支队成为模范支队的主要条件。
  八支队除了李林动员的战士外，边工委还派刘华香、柏玉生等到偏关和清水河县交界处的水泉、韭菜庄窝一带动员组织了30多人的游击队，带回城内编入了八支队。梁雷同志任偏关县长后，从监狱里解放出来的一些无辜青年也编入了八支队。因此，八支队迅速发展壮大，到12月已发展到200多人。县政府发了一些枪支和手榴弹给八支队，他们又从散兵游勇中收缴补充了一些枪支弹药，逐渐装备了起来。
  王零余负责训练是很严格的，从制式训练、队列训练、战术训练，到打野外等基础课目都是按步兵操典进行的。在训练过程中，还几次组织八支队到城外打过小股土匪，初步锻炼了游击队的作战能力。
  支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李林负责的，她给战士讲抗日救国，抗战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的道理，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讲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政策等。李林还十分关心战士和基层干部的生活和思想情况，经常查岗查哨，天冷了还帮助战士穿衣服、盖被子。一有时间，她就找战士们谈心，吃饭和课外活动都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她对人和蔼可亲，打仗时勇敢果断，深得战士们的拥护。
  1938年2月，边特委决定深入敌后各县指挥工作，同时侦察到伪军李守信部将配合日军“扫荡”晋西北根据地，要从清水河县南侵偏关、河曲等县的情报。经研究决定，由八支队掩护边特委机关向平鲁、右玉一带转移。行军途中的第一天晚上，队伍即在偏关县以东与一小股伪军遭遇，李林、王零余指挥八支队打退了敌人，掩护边特委机关安全到达平鲁境内。
  在平鲁西山经过一段整训后，八支队随即开赴右玉、左云以北，转战长城内外。剿伪军、打土匪、抓敌特，取得了不少胜利，对安定社会秩序起了很大作用。
  3月间的一天下午，八支队行至凉城天成村附近，得知麦胡图一股伪军骑兵正在此地，每天下午由少数人带领马匹到村南河饮马。王零余和李林商量后，抽出30个精悍的战士，换上便衣，潜伏在河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将带马的敌人歼灭，夺得50多匹马、10几支步枪。随即，他们便将一中队改为骑兵中队，使八支队成为步骑混合支队。到1938年初，根据上级指示，八支队与在右玉组建的五支队、在平鲁组建的七支队中的骑兵部份，合编为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独立第六支队骑兵营。
  贺龙、关向应、甘泗淇等首长非常关心李林，考虑到一个女同志在部队上长期行军打仗不方便，准备调她到地方上工作。李林很感激首长的关怀，却一再诚恳表示，愿意留在部队直接和日本侵略者作战。经过晋绥边特委研究，嘉许她的壮心，答应了她的要求，由她担任骑兵营教导员，王零余任骑兵营副营长（不久任营长）。骑兵营在八支队的基础上壮大了，不但人马俱增，还配了机关枪。整编后，他们抓紧时间练兵。
  在此期间，日本侵略军疯狂“扫荡”绥南地区（现在内蒙丰镇、凉城、和林一带），区、村抗日政权损失严重。晋绥边特委为了解情况，拟定恢复方案，决定组织绥南工作团去调查研究。为完成这一任务，边特委书记赵仲池与六支队队长商定，由新建的骑兵营担任掩护。
  李林、王零余根据支队参谋处按军事地图划定的行军路线计算，从右玉南山到目的地梁城南山二十家子一带，大约有140多里路程，中间要经过火烧沟一带的敌人封锁线。为安全起见，李林认为必须在后半夜通过封锁线，王也是这个想法。于是在7月中旬的一天下午，骑兵营从右玉南山出发，按计划于次日拂晓到达了二十家子。为掩护工作团工作，骑兵营不顾行军的疲劳，仅留下一个班在工作团附近，大部队转移到丰镇县附近打游击（丰镇是当时绥远的一个县，是日本侵略军的据点），以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工作团赢得了时间，深入了解情况，恢复了一批基层组织，打击了汉奸敌探，工作告一段落后，又在骑兵营掩护下回到了右玉南山。由于骑兵营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边特委表扬了他们。
  李林和王零余率领的八支队和改编后的骑兵营，转战长城内外，接连取得了许多次胜利，队伍的名声渐渐传了出去，特别是李林这位“女游击队长”（敌伪的说法）名气更大。敌人曾出布告要缉拿李林，声称以5000元的重赏收买李林的首级。李林无所畏惧，她坦荡地说：“敌伪汉奸莫奈我何！”
  工作战斗 晋绥牺盟边委会
  1938年夏天，根据晋西北区党委指示，边特委决定由武养民、屈健负责筹建牺盟会晋绥边工作委员会（简称边委会）。7月下旬，边委会在晋绥边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右南县前榆林村正式成立，武养民负主要责任（称为秘书），屈健任组织委员，尚缺乏宣传委员。
  恰在此时，一二〇师贺、关首长又一次指示李林到地方工作。晋绥边特委考虑到：李林原来是牺盟会大同中心区的宣传委员，擅长宣传，即决定调李林到边委会任宣传委员。又考虑到她热爱武装工作，有作战经验，因此告诉边委让李林和柏玉生一同管边委会的武装工作。
  要李林离开她亲手创建的骑兵营，她真是舍不得。边特委书记赵仲池找她谈话时，她希望不调动，赵做了解释，说明这是贺、关首长的指示，经边特委会议上讨论决定的。李林就不再坚持了，含泪向骑兵营告别，于8月上旬到边委会报到，开始任宣传委员的工作。不久武养民调走，屈健任秘书，李林还兼任了一段组织委员工作，直到韩燕如同志（现在内蒙文联）来任宣传委员，她才专做组织委员的工作。
  在边委会讨论恢复牺盟会工作时，李林提出：首要的工作是培养干部。她立即找到王尚志做助手（王是当时边委会里很能干的地方于部），便迅速做出训练计划，经边委会讨论修改后，立即着手进行。
  在敌后办训练班困难不少。如训练班与边委会在一起，在游击区活动随时有被敌人袭击的可能，因而必须经常转移，无固定地址。为了稳定学员情绪，就得深入做思想政治工作，再加上要安排几十名学员的住房，以及解决吃粮吃菜等等问题，有着不少困难要克服。学员来自不同的县、区，虽然都做过一段工作，但文化程度、家庭情况各不相同，来训练班有各种想法，如何统一认识，引导大家专心学习，也是不大容易的。这一切都需李林认真考虑，逐步加以解决。
  第一期学习班按计划于8月下旬在边委住地前榆林村开课。报到学员一共60多人。来班之前，李林都一个一个谈话，了解他们入训练班想法，过去做过的工作以及家庭情况等，有针对性地帮助学员端正思想。训练班的课程，主要由李林讲授。当时现成的教材很少，有些政治课程如抗日统一战线、抗日游击战争、牺盟会工作、群众工作等都是由她自己分别根据毛主席著作和牺盟会文件编写的。为此，她常常在小油灯下持续工作到深夜，以至通宵达旦。遇上数九寒冬，北风凛冽，室内也冷得令人难以忍受，她只得坐到坑上工作。
  在训练班中，李林尽心尽力地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深入细致，大家对她都很钦佩。为了活跃学员们的生活，她还积极帮助王尚志搞体育活动，组织篮球队，搞篮球比赛。她亲自教学员唱救亡歌曲，编导抗日新话剧。她和学员打成一片，通过讲解歌词，讲解剧情，提高了学员觉悟，这是李林做政治工作的又一个重要方法。
  从1938年10月到1940年初，办了六期训练班，共培养学员260多人，毕业后分配到各县区。都成了牺盟会的骨干和领导人。1940年打顽固派取得胜利后，这些从训练班毕业的骨干又都转入政府或党委工作，不少同志在与敌人斗争中表现得坚决顽强，有的同志为党为人民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
  为揭露敌人实行奴化教育，揭露敌人所谓“中日亲善”、“王道乐土”的欺骗宣传。雁北党组织号召各抗日团体和机关，采取多种形式与敌斗争。边委会在李林领导下，与韩燕如委员一起筹办了《战斗生活报》。报纸转载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对抗战形势的论述，国内国际新闻、党中央的指示；刊载雁北八路军、牺盟游击队对日伪作战的消息、表扬抗日斗争中的好人好事。张念沟惨案后，报纸开辟了追悼烈士的专刊，还刊载过《我雁北军民粉碎敌寇八次围攻》、《我军奔袭岱岳敌据点》、《八路军警备六团王老沟重歼日寇》等文章，充分发挥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鼓舞士气，从政治上打击敌人的作用。
  在敌后游击区，为适应战争环境，随时得准备和日伪军、汉奸、清乡队进行战斗。李林虽然在边委会主要担负着宣传组织工作，但她时刻不忘打仗。她热爱她的武器——六五步枪和驳壳枪，热爱她的菊花青战马。在敌人对晋绥边地区中心地带——右南县多次“扫荡”中，她都亲自参加指挥反扫荡，用她的长短枪射击敌人，冲锋在前，骁勇异常，不减在部队打仗时的英姿。
  1939年10月下旬，日本侵略军策划对晋绥边地区、洪涛山南麓、赵孟山一带进行第七次“扫荡”，妄图消灭共产党组织和抗日政权的领导机关和六支队主力。10月25日早晨、边委会在驻地——黑龙池村（赵孟山东侧）得到情报：洪涛山周围各据点敌人又一次倾巢出动，分七路向赵孟山一带扑来。这一带有20多个村子，方圆不到30平方公里。情况十分紧急。李林立即向党政军驻地发出情况通报，提出互相配合，组织起来反“扫荡”的任务。为此，边委会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边委会和训练班人员分别组织小组突围。由李林、柏玉生和屈健率领边委政卫连奔袭敌兵空虚的重要据点岱岳镇，“调动”围攻赵孟山的敌人回援，以解除敌对根据地的包围。
  政卫连约有120多人，武器装备较好，有个机枪排。晚饭后，政卫连离开黑龙池，朝东偏南方向，沿着崎岖山路突破敌人的包围线，向岱岳进发。队伍在山路上绕来绕去，走了50多里，到了岱岳西边娘娘山的一个小山村停下。大家吃了一顿饭，稍事休息后已是26日凌晨了。他们当即又布置兵力，机枪排攻打敌兵营，二排向镇边大同方向布防，三排攻打敌镇汉奸政府。随后队伍跑步出发，原定李林、柏玉生、屈健三人在铁路两侧地坎洼处建立指挥所。但在机枪连经过指挥所进入阵地时，李林说了一声：“我到前边去。”没等屈、柏答话，她已和机枪排越过铁路朝敌营跑去。片刻之间，机枪吼叫起来，后来战士们说是李林亲自开机枪射击的。敌人卫兵被打死，营内空虚，敌人慌忙开炮还击。这时天已微明，袭击敌政府的一个排也开枪了。不一会，东方渐渐发白。带领政卫连进抵预定转移地点——陆家窑还有20多里时，柏、屈认为袭击敌人已达到预定目的，决定撤退，便吹起了预定的撤退信号——冲锋号。随即三个排立即跑步向岱岳西北怀仁山区撤退。当大家登上山路时，发现从大同方向飞来两架敌机，李林立即叫部队就近隐蔽，敌机没有发现目标而向赵孟山飞去。
  当政卫连到陆家窑宿营时，派往山上的哨兵听到从平川上来的人说，大同还开来铁甲车到岱岳镇支援。据后来侦察得知，敌机指挥“扫荡”赵孟山一带的敌军撤下平川，为岱岳解围。六支队骑兵营因比还趁机袭击了曾子坊和吴家窑的敌军。
  这次反“扫荡”的奔袭战斗是比较成功的，迫使敌人迅速撤退，为赵孟山被围的我机关工作人员解了围。事后不久，李林写了题为《突破敌人的第七次围剿》的文章，在晋西北区党委机关报——《抗战日报》发表。文章中写到：“边委会去袭击岱岳是出于敌人意外的，使敌人惊慌失措，所以不得不在第二天，即26日早晨，以飞机来调走岱岳出来的敌人返回袭击我们。而神头、马邑之敌当时同样怕我军去袭击后方，急忙跑回去。井坪、吴家窑、曾子坊之敌看势头不对，也狼狈回原防了。这样我们援助了在敌人围攻带内的各团体、各友军，突破了敌人第七次有计划有准备的围剿。文章总结说：“边委会采取了反攻的战略，乘敌后防空虚袭击岱岳，运用与敌人换防的方法牵制了敌人。”在文章的结尾，李林满怀信心地写道：“处此新阶段时期，敌人一定会挣扎着他的力气向我们进攻，我们不能不警惕和准备着。总之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我们是会获得最后的胜利。”
  秋林会议 义正词严震山河
  1939年3月，阎锡山在陕西宜川县召开了晋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由于在当时第二战区司令部驻地秋林镇召开，被称为“秋林会议”。会议是阎锡山阴谋打击新军，取消牺盟会等抗日进步团体，为顽固派对日军妥协投降铺平道路而召开的。这是一次反对进步、反对团结、反对抗战的会议。李林奉党的指示于3月初离开雁北，南下千里按期赴会。在会议上，李林根据薄一波、牛荫冠的安排，在会议上当着阎锡山的面作了两次重要发言。她一身正气，大义凛然，以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介绍了牺盟会抗日游击队和八路军同日伪军浴血奋战的事迹、驳斥了顽固派散布的新军和八路军“游而不击”、“扰民害民”等谰言。在第二次发言中，她针对会上顽固派诬蔑新军和牺盟会是“狐狸尾巴藏不住”的攻击，悲愤的泪水夺眶而出，抑制着受冤屈的激动之情，声音宏亮地大声疾呼：“牺盟会决死队和八路军并肩不怕牺牲奋勇杀敌，我们历尽艰险同敌人浴血奋战，敌人曾悬赏5000元的巨款要我的头颅，可是今天换来的却是一个狐狸的名声……我，我受不了这样的糟踏，我们到底做了哪些见不得人的事，你们说出来嘛！”
  在李林义正词严的质问下，会场上寂无人声，许多顽固派分子头抬不起，阎锡山也无可奈何地闭上双眼。李林在一个多小时的发言中，给了顽固派以迎头痛击，引起了会议极大的震动。会后，牺盟总会的报纸《牺牲救国》用专版对李林作了介绍。阎锡山还假惺惺地接见了李林，要留她在长官司令部工作，被李林拒绝了。事后，李林对别的同志说：“真是活见鬼。”就连国民党的新闻记者和电影社也认为，一个归国华侨女青年在敌后指挥抗日游击队与日本鬼子作战真了不起，纷纷找李林访问。国民党的电影摄制组还拍了李林骑马奔驰及她在会上发言的镜头，当时制作纪录片《华北风光》（据说开始片名叫《华北风云》国民党批不准，因之，把“云”改为“光”）在各战区放映。
  秋林会议一直拖到5月间才结束。李林回雁北时，把牺盟总会给的一部分银元和手榴弹驮了回来。到雁北的第二天，她就投入了组织群众支援八路军警备六团，在洪涛山下的王老沟对日军的歼灭战，积极抢救伤员，运送弹药，送饭送水。
  坚持雁北 开展反顽派斗争
  1939年，随着阎锡山等顽固派制造分裂，破坏抗战，准备对日妥协投降阴谋的加剧，雁北的形势也日益紧张。这期间，游击队在艰苦地对日作战，而顽固派所制造的事端却日甚一日。阎锡山相继派到雁北来的敌工团、精建会、突击队等各种组织狼狈为奸，互相勾结。并下令取消工、农、青、妇各救国团体，停止粮食供应。
  为排除、减少摩擦事件，根据晋西北的经验，在雁北也组织了联席会，由六支队的政治处、牺盟会边委会、动委会办事处和阎锡山的雁北敌区办事处都派代表参加，每半个月到一个月轮流到各机关开会。
  李林多次代表边委会出席联席会议。她事先准备好当时所发生的摩擦事件具体情况的材料，有理有据地在会上予以揭露，进行批判斗争，每次都取得一定胜利，使阎锡山的敌区办事处不得不接受联席会议的建议，对停止供应粮食、不许抗日队伍扩兵等摩擦事件承担责任。
  当时，县以下也多处发生摩擦，李林主张选择典型给予揭露打击。8月下旬，朔五区牺盟会在顽固派驻地韩村召开群众大会。大会在李林、屈健等同志指导下，同顽固派区长进行了说理斗争。各救国团体负责同志和农民代表也在大会上痛斥顽固分子取消抗日群众团体，限制抗日部队吃粮、扩军等错误行径。有的群众气愤至极，抢上台去要揪打顽固派区长。李林见状，赶紧劝阻道：“我们不能打，要坚持说理斗争！”在此情况下，顽固派区长理屈词穷，不得不承认错误，收回成命。
  12月间，全山西各根据地的顽固派向牺盟会发动了全面进攻。牺盟会和决死队奋起自卫反击。期间，雁北地区的顽固派到处造谣诬蔑，甚至暗杀抗日干部的事件不断发生。中共晋绥边特委根据晋西北区党委的指示，决定对右玉南山附近4个县的顽固派进行武装反击，这个任务交给边委会，由李林统一指挥。参加反击的武装力量除十八团二营和边委会政卫连外，边特委还指派六支队骑兵营和二营一个连支援。李林把这两部分队伍编为4个分队，作了统一的部署和动员，要求12月底出发，三天内完成突袭顽固派县政府的任务。李林亲自带一个分队，突袭设在陆家窑的怀仁县顽固派政府机关。仅3个小时即抓获顽固派分子10多人，并收缴了枪支弹药、文件档案等。其他三个分队也都按计划完成了反击左云、右玉、平鲁、朔五等县、区顽固派政府机关的任务。至此，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雁北军民在共产党统一领导下进一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晋西北反顽固派斗争胜利之后，李林奉区党委的指示、受雁北人民的委托，于1940年1月中旬参加晋西北军政民各界代表会，会议决定成立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李林被推选为行署委员。她回雁北后对大家说，她在大会上看到会场内外写有“欢迎女英雄李林参加代表大会！”“欢迎来自前线的战斗女英雄！”很受鼓舞。还说，会上很多熟人同她握手道：“欢迎你，来自前线的李林同志。”对此她感到心跳脸发烧。她对同志们说：“我哪能受得起这样的称赞呀！”
  使她感到特别荣幸的是贺龙师长接见了她。那是开第一次行署委员会的时候，贺龙一见李林，就亲切地问她的身世，问她在雁北的工作情况，接着向在场的同志们介绍：“这是我们的女英雄！一个女同志，回国华侨大学生，来自大城市，能带着骑兵部队与日本鬼子打仗，打出了威风，很不简单呀！”贺龙师长勉励李林回雁北后，要不断总经验，与独立六支队配合，把雁北游击区发展巩固起来，并嘱咐她要提高警惕。李林表示感谢首长的关怀，一定努力把工作做好，不辜负首长的期望。李林常说，贺师长的接见，给了她极大鼓舞，是她一生难忘的！
  回雁北后，李林根据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的指示，召开各界代表会，成立了第十一专员公署，李林被推选为专员公署秘书主任。此后，边委会全体干部和政卫连都转入专员公署工作。武装力量仍由她和柏玉生共同领导和指挥。
  壮烈殉国 热血洒在羚羊山
  羚羊山是洪涛山西北侧的余脉，在抗日战争中期是晋绥边地区抗日游击区的中心地带（即在山阴县与平鲁县交界处）。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的阶段，在雁北的对敌斗争也开始日趋残酷。当时，包括雁北在内的晋绥边地区处于敌人战略区的心腹地带，共产党在这个地区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成为敌人心腹之患。因此，从1937年12月开始，敌人一连八次进行残酷的“扫荡”、围攻，妄图摘掉这个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共产党领导的反顽固派斗争取得胜利，并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之后，日本侵略军更是变本加厉地对这个地区加紧残酷的进攻。这年春天，各据点日伪军进行的第八次“扫荡”，被游击区抗日军民粉碎后。紧接着，日伪军又于4月25日发动了第九次更大规模的“扫荡”。
  在这次“扫荡”中，不仅洪涛山周围各据点的日伪军又一次倾巢而出。而且还和从伪蒙疆“扫荡”晋西北回师的日伪军相配合，拼凑数千兵力，向晋绥边地区抗日游击区的中心地带分进合击，形成大包围圈。这个时期，晋绥边特委和专员公署，各救国会，还有几个训练班都住在洪涛山脚下的吴辛寨等村。当得到各路日伪军向抗日根据地袭来的情报后，李林和边特委负责同志赵仲池、姜胜等，立即开会分析敌情，当即决定迅速向六支队步三营靠拢，以谋粉碎敌人“扫荡”之良策。当天晚饭后，集中起来约700多人排成一字长蛇阵，于1时左右，到达三营驻地乱道沟村。随即边特委赵仲池、姜胜、专署李林同三营首长李登瀛、康庄紧急商定，组织队伍向敌兵薄弱地带平鲁方向突围。而后与六支队主力会合，以优势兵力打击敌人一路，粉碎敌人的“扫荡”。具体部署是三营两个步兵连为前卫开路。李林、姜胜带政卫连、警卫排和骑兵连作后卫，带领机关和训练班人员向预定方向前进。三营行动后，其余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集中在村边河滩里，李林在队前作了动员。她激昂地说：“敌人从四面把我们包围起来了，妄图消灭我们这些抗日力量，我们一定要打出去，突出敌人的包围圈。前边有我们的主力六支队，后边有我们的政卫连警卫排，在行军中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不准掉队，不准拉下距离，……”随之，骑兵连走到前边，成一路纵队，开始跟在三营后边行进。三营行动迅速，很快经过平太村。当他们抢上刘小峰山头时，发现左前方山坡上黑压压一片人正往山上爬，营首长一分析，认为肯定是敌人，立即指挥发动攻击，让三营突了过去。之后，就地布开阵势，以掩护机关人员突围，但经两次派人与机关人员联系都无结果。当姜胜、李林听到枪声时，一部分人刚上刘小峰的山坡，山头却已经被敌人抢占，并向我后卫队伍射击，拦住了去路。李林、姜胜当即命令骑兵连冲锋。但因地形不利，敌众我寡，久攻不下。李林根据多次作战经验，与姜胜紧急商定，趁天还未亮，由政卫连边打边退边掩护；骑兵连、机关和训练人员先退到山下平太村，待机再向北突围。可是，当大
  队退到平太村时，敌人从南北两边压过来了，一时间枪声四起，大队腹背受敌，人员一片慌乱，形势万分危急。边特委赵仲池、姜胜、李林正研究对策时，忽然间妇救会于洪漪骑的马惊了，将她摔在地上，李林立即把她扶上马往外冲。这时，李林听到赵、姜在商量说，让骑兵连向相反方向即向东冲杀，吸引敌人，掩护大队向西北突围。但由谁来指挥呢？李林二话没说，立即提上她的驳壳枪，跨上她的菊花青战马说：“我带过骑兵，我去指挥。”她大声向骑兵连的同志们说：“同志们跟我来！”说完，她一马当先，向枪声最紧的东边冲去。骑兵连纷纷勒过马头，喊着杀声向村沟东口猛冲。刹时间，一阵尘土飞扬，敌人以为被围的八路军都向东突围了，也随之向东方向尾追。趁这时机，姜胜所带的人马大部向西北突围，一部分走不了的男女同志在群众中和山沟内隐蔽起来。李林指挥的骑兵连边打边冲，战斗十分激烈，人马伤亡惨重。李林的警卫员二和子的马中弹倒地，但小家伙仍要跟随李林杀敌。李林认为他年幼，强令他带上文件到郭家窑找群众掩护。接着，她带着为数不多的骑兵冲到西短川村边。那儿地形开阔，李林与同志已快冲出包围圈了，但她听到西南方枪声还响得厉害，又掉转马头向西南方向冲去。李林的菊花青善于在枪林弹雨中奔驰，她脚踏马镫，伏在马背上，用驳壳枪向敌人射击。就在她冲到小郭家窑村后羚羊山时，菊花青不幸嘴部中弹，马失前蹄，李林被摔下马来。这时，跟她的两名战士已经牺牲，李林腿部、胸部也已中弹。她挣扎着选择一个地坎，朝冲上来的敌人射击，接连毙伤数名，使敌人不敢近前。战斗中，李林又负伤多处。这时已是4月26日上午8时左右，她的驳壳枪的子弹也已打光，小手枪也只有一粒子弹了。面对越逼越近的敌人。她视死如归，终于用最后一粒子弹打进自己的喉部……她牺牲时，还不到25岁！
  李林英烈 永活在人民心中
  李林的牺牲，使雁北地区的人民深感悲痛。郭家窑村的群众在专署干部王平、孟元中和李林的警卫员的协助下，从村外挑来清水，几位老太太含着眼泪擦洗烈士的遗体，用珍藏多年的白粗布包裹了烈士的身躯，在干部和群众的哭泣声中入殓盖棺。李林牺牲时的血衣，辗转送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圣地——延安。
  李林牺牲后，为了确定烈士的墓地，边特委和专署召开专门会议讨论，选择几个地方，最后决定寄葬在洪涛山脚下东石胡村高涯一旁。因为这个地方当时是晋绥边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中心，而且有条大路直通南北。也是李林作战、行军、宿营常到的地方。东石胡村群众听到李林烈士要安葬在他们村边，几个老人说：“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李委员，再不让鬼子动她一指头。”
  在安葬李林烈士那一天，专署和救国团体联合举行了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几百名干部和群众都淌着热泪向烈士遗体告别。在特委书记赵仲池和副专员武养民致悼词时，许多人痛哭失声。几个平时与李林有交往的，有的被李林称为干妈妈的老太太，也带着祭物到墓前痛哭祭奠。追悼会后，边特委和专署研究决定在平鲁县西山创办了李林学校。1942年，敌人侵占了右南县后，在白色恐怖中，群众中仍然怀念李林，有的老太太逢年过节还拿香火、白馍到李林墓前供奉，也有在家中设牌位供奉的。
  李林牺牲的消息传到后方，中共中央妇委在延安发出哀悼讣闻。《新中华报》、《中国妇女》杂志、晋绥边区《新西北报》、重庆《新华日报》相继登载了李林光荣战死的消息、社论和悼念文章。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在介绍李林履历中，特别指出李林是归国华侨，她“性情刚毅，行动敏捷，每临阵杀敌，骁勇异常。贺龙将军及晋绥抗日军民均甚钦佩，咸称为民族英雄。”中共晋西北区党委机关报《新西北报》，于1944年5月26日发表了悼念李林的社论：“李林是一个果断、坚定、顽强战斗组合的名字……在这伟大的时代中，虽有不少民族女英雄。然而，像李林深入敌后，指挥武装部队，领导工农群众与敌冲锋陷阵，血肉相拼，以至坚持3年之久，创立下永远不可磨灭辉煌战绩的，恐怕只有李林同志了。尤其是此次敌人四面包围而来，无法冲出终不免一死的坚强信念，沉着、英勇、顽强地毙敌6名，最后遂毅然以枪膛中最后一粒子弹打死自己，而免于遭敌辱杀。这种伟大的壮举，真可动天地而泣鬼神，成为中华民族英雄的最光辉的典范。”
  全国解放后，党中央于1951年派出老区访问团分赴雁北山区，所到之处，人们都在怀念着李林。在洪涛山下东侧水头村李林曾住过的房东老太太流着眼泪说：“你们回来了。李委员，我们见不到了。”1952年，雁北平鲁县将东石胡群众保护下来的李林的遗骨和其他烈士的遗骨，一同移到平鲁县党政机关所在地井坪所建的烈士陵园内，每年清明节都举行仪式悼念烈士英灵。
  1973年，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理蓬皮杜到大同访问时。委托邓大姐告诉雁北地委：“要多宣传李林，要写李林的传记。”1979年8月，由樊云芳、周浙平撰写的《民族女英雄李林》出版了。以后又相继出版了《李林连环画》、《巾帼英雄李林》以及舒志超撰写的《南侨女杰》。雁北电视台和山西电视台还在1985年合拍了12集电视连续剧，在山西和中央台先后播放。
  1985年4月26日，是李林光荣牺牲45周年纪念日。全国侨联和山西省委共同举办了隆重的纪念归侨民族女英雄李林45周年纪念活动。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簿一波同志为纪念李林题了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共产党员的光辉模范。”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刘亚雄、牛荫寇、屈健撰写的《缅怀归侨抗日女英雄李林烈士》的文章。
  李林的英雄形象，将永远留在亿万人民的心间。
  （作者屈健，河南桐柏人，共产党员。李林同志的丈夫。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平鲁县牺盟特派员，中共平鲁县工委书记，牺盟晋绥边委会秘书，十一专署专员，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农村部副部长，水电部农水局局长等职。现已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