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东山·金门·澎湖三岛论坛论文选
| 内容出处： | 《東山岛文史第25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720020230004254 |
| 颗粒名称： | 东山·金门·澎湖三岛论坛论文选 |
| 分类号： | K295.7 |
| 页数： | 89 |
| 页码： | 1-90 |
| 摘要： | 本文主要探讨了台湾海峡“金三角”的崛起、郑成功在东山的史迹、澎湖咸饼和金门贡糖与祖地东山的关帝缘、东山与澎湖两地北极殿的神缘、东山师傅朱水林（锡甘）在澎湖（台）以及金门、澎湖、东山旅游圈发展等方面的历史和旅游资源研究。 |
| 关键词： | 论文 论坛 东山岛 |
内容
论台湾海峡“金三角”崛起的历史必然性
陈立群
摘要：东山、金门、澎湖三岛经济、文化、旅游的合作，可以从史前时期“东山陆桥”使三岛连在一起的地缘关系及其源远流长的文化关系中，找到深厚的历史根源。再从闽台社会经济区域的离合重组历史与现状，发现台湾海峡经济圈崛起的历史必然趋势。在这种历史趋势中，三岛具有海洋经济开发的资源优势，又有鲜明物质的海洋文化所形成的软实力，三岛构成的台湾海峡“金三角”的崛起无疑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认识这一必然性，对三岛合作、“金三角”的崛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三岛合作、历史根源、崛起的必然性、海洋资源、海洋文化、软实力
首届东山一金门一澎湖三岛合作论坛“东山共识”［1］开篇指出：东山、金门、澎湖同为海岛，一水相隔，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同云云。对此，笔者认为有深度解读之必要，因为，想全面了解今天、准确把握明天的唯一办法，便是回顾历史。故本文通过考察史前时期三岛密切的地缘、源远流长的文化关系来寻找三岛合作的深厚历史根源与基础，并通过对闽台社会经济区域的离合重组、台湾海峡经济圈的崛起、三岛海洋经济开发的资源优势、三岛海洋文化的软实力等问题的探讨与分析，试图从理论上揭示三岛合作形成台湾海峡“金三角”［2］崛起的历史必然性。
一.史前时期三岛密切的地缘与文化关系
东山往北距金门仅80海里，向东距澎湖98海里，三岛三足鼎立于台湾海峡南部，地缘相近，交通便捷。然而，三岛密切的地缘关系可追溯到台湾海峡成陆的冰河时期。在冰河时期的最盛时期，露出海面的“东山陆桥”使三岛乃至海峡两岸都连成一片，此乃“地缘相近的真正含义。正因有这种密切的地缘关系，才有了最早的并不断发展、延续至今的文化关系。本节主要从考古学的角度，分两个小节阐明“东山陆桥”——冰河时期三岛的地缘关系与三岛史前文化的密切关系。
1.东山陆桥——冰河时期三岛的地缘关系
台湾海峡海洋地质数据显示：台湾海峡海底存在一道横亘海峡的浅滩。这道浅滩发端于东山岛，向东延伸到海峡中部的台湾浅滩，再向东北，经澎湖列岛而后至台湾西部。浅滩由台湾浅滩、南澎湖浅滩、北澎湖浅滩和台西浅滩四部分组成，一般深度不超过40米，最浅处仅有10米深。浅滩的形成属于由更新世不同时期的陆相堆积物组成，成为略高于海峡底部的台地。浅滩南北宽约25千米，其西北部以颈状台地与东山岛附近的-36米深的海底阶地相连；浅滩南侧从﹣40米迅速降至﹣150米深的大陆架边缘，而后又突降至﹣250-400米的大陆坡，与南中国海相接。浅滩北则较平坦，水深约70～90米，只要海平面下降40米时，这道浅滩便露出海面成为连接大陆与台湾的陆桥。1981年4月在美国召开的全新世海平面变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福建师范大学林观得教授将这道浅滩称为“东山陆桥”。台湾学者多称之为“台湾陆桥”［3］。
“东山陆桥”的沈浮，直接取决于海平面的升降。约在300万年前地球进入冰期，地球表面冰川作用强烈而又广泛，尤其是北半球冰盖堆积和融化，引起了全球性的气候波动，导致海平面时升时降，即所谓海进和海退。哈佛大学张观直教授指出（1979）［4］：在更新世期间的冰河时代，冰覆陆地，海水下降。根据最近世界上许多地点对海岸以外浅海大陆架上动植物化石的研究，发现在15000年以前海水水平面低于今日约130米，在30000年以前，也低于今日约六七十米。如果这种情况在我国东海、南海也可适用，那么在更新世的末期台湾岛根本便是大陆的一部分，而这种情形在更新世较早期的阶段，也一定常常发生。
在第四纪时期，“东山陆桥”曾多次出露于海面，林观得认为（1982）［5］：现在的“东山陆桥”位于今日海面之下40米处，而古海平面的位置在70000、42000、30000、27000、26000、23000、15000和11000年前则分别位于﹣70、﹣110、﹣70、﹣80、﹣90、-100、﹣120、﹣130和﹣70米处，也即，“东山陆桥”至少有三次露出海面之上。
厦门大学蔡保全教授则认为（1995）［6］：第四纪以来，全球性海平面下降超过40米的大致有7次。因此，“东山陆桥”至少有7次露出海面。分别是多瑙冰期（早更新世，180—140万年前）、贡兹冰期（早更新世，120—93万年前）、明德冰期（早更新世，80—73万年前）、里斯冰期（中更新世，37—25万年前）、11.7万年前、4.8万年前、2.3—1.2万年前。晚雨木冰期（2.3—1.2万年前）为第四纪的最低海平面时期。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赵希涛教授指出（1984）［7］:“在16000—15000年前的晚雨木极盛时期，海面下降至最低深度-150—﹣160米。代表水深﹣150—﹣160米最低海面的古海岸线与大陆架外缘坡折线重合。在现代海底地形上，由济州岛东侧呈弧形凸地绕过我国钓鱼岛外侧，最后弯向台湾东北角。此时，不只是“东山陆桥”出露为陆地，而是几乎整个台湾海峡全是陆地。
陆桥的每一次出露，无疑使地理近便、地势平坦的东山、金门与澎湖最先连成一片。如果仅以地史而言，东山、金门与澎湖的关系史不仅限于末次冰期，它甚至可追溯到更遥远的冰河时期。
每当海水从陆桥之上退却，陆桥很快就形成一片沃土。依据孢粉分析，当时这里的气候温湿，栲、栎、松等木本植物广布，植被茂盛，河流发育。为了逃避寒冷的动物便纷纷迁到这里栖息，靠采猎为生的人类，也追随着动物来到这片土地上。于是，人与动物在这里留下了足迹，也留下自己的遗骸。因此，在今天台湾海峡底下的陆桥之上，澎湖、东山、漳浦、晋江石狮等海域，均先后有大量陆生哺乳动物化石的发现。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祈国琴等认为（1999）［8］：海峡两岸哺乳动物化石在成员组合上均以诺氏古菱齿象、达维四不像鹿和水牛等为主，反映了它们同属于一个动物群。该动物群成员除个别种类，大都是晚更新世时期华北和淮河流域常见的类型。
在“东山陆桥”的西部、中部和南部，除了捞获大量哺乳动物化石之外，还先后发现了人类化石：“东山人”、“海峡人”和澎湖人类股骨。“东山陆桥”之上发现哺乳动物化石与人类化石，表明在“东山陆桥”成陆时期，不但庞大的陆生哺乳动物群在陆桥上栖息，而且已有人类活动。他们在陆桥之上建立自己的家园，甚至形成属于他们的史前社会。他们以狩猎与采集为生，并为扩大生存空间而顺着陆桥东移，一直进入台湾，从而开凿了闽台史前文化关系的渊源。对此，学者叠有论及。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尤玉柱等在《论史前闽台关系及文化遗址的埋藏规律》一文中，论述了华南古人类的迁徙模式及闽台古代地理气候变迁情况之后，对台湾古人类迁入的时间和路线进行了具体分析并认为：台湾的“左镇人”，可能是约在距今36000至32000年间，即末次冰期的一次亚冰期，从福建迁至台湾的。“左镇人”可能自福建的东山岛启程，沿着东山陆桥，经澎湖列岛，再沿浅滩抵达台湾，其登陆地点是在台南一带的海滨，之后可能从南端绕过大坂鹅銮鼻，再经台东抵达花莲一带。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教授宋文熏也指出（1991）［9］：台湾在更新世冰河时期与大陆相连，以狩猎与采集为主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有可能自北方南下，跟随动物群移居台湾。张光直也明确指出（1979）［10］：我们已经初步的知道台湾自数万年以前旧石器时代以来，歴有人居，而且它的原始社会史的每一个阶段，在文化的包涵内容上，都与华南大陆的原始文化息息相关。
在旧石器时代闽台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中，位于两岸之间、“东山陆桥”之上的东山、金门、澎湖三岛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勿庸置疑的。
2.源远流长的三岛文化关系
进入全新世以后，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台湾海峡形成，大约在距今约7000年前，海浸达到最高峰，台湾和沿海岛屿又与福建大陆分开。此时，“东山陆桥”才最后被淹没于台湾海峡海底。然而，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却不因此而中断，相反，有数据显示两岸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并一直贯穿整个座史时期，直至现今。
迄今为止，金门至少已有17处文化遗址，史前遗址9处，歴史时期遗址8处，其中以富国墩遗址最为闻名。富国墩遗址是1968年国立台湾大学地质系林朝棨教授在金门做矿产田野调查时发现的贝冢遗址（大陆称：贝丘遗址），并进行首次试掘。使用贝类C14测年得出三个数据，最大的一个是距今6305±378年。1982年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黄士强教授对该遗址进行复查与发掘，用树轮校正底层年代达到距今6750～7450年。它是福建省新石器时代最早的遗址，在1987年东山发现古人类化石“东山人”以前，一直代表着福建距今7400多年最早的人类活动史。福建博物院副院长王振镛研究馆员（1981）［11］把福建新石器时代文化归纳成三个类型，最早的一类便是富国墩遗址。与此类型相似的遗址尚有闽候溪头、平潭南厝场、广东潮安陈桥和海丰沙坑遗址均属之。张光直先生（1989）［12］指出：如果富国墩文化代表南岛语族祖先的文化，昙石山文化便代表这以后在中国大陆上占绝对优势的汉藏语族的文化。照目前的资料看来，南岛语族的祖先文化分布在福建广东东部沿海区域和台湾。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龙山形成期的文化自北方蔓延到福建，建立了昙石山文化，而原来的南岛文化退居海峡东岸，便是后日台湾土著民族的祖先。
另一个重要遗址就是金龟山史前遗址。该遗址是在金门1992年解除战地政务后建立金门国家公园，内政部营建署委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陈仲玉先生进行金门地区考古遗址的初步调查之中发现的。陈仲玉先生于1994～1995年对遗址进行了二次考古试掘，使用贝壳测年，得出三个年代数据，最大的一个为距今6410～6279年。2004年，该遗址又由陈维钧博士进行了第三次试掘，并经贝壳测年法获取4个年代数据，最大的一个校正后距今8980～8600年。对该遗址的文化性质，陈仲玉等指出（1995）［13］：金龟山遗址早期的文化不论就自然生态环境与文化内涵均同属于富国墩遗址的文化，同属一种文化类型是无疑的。陈维钧博士却认为（2006）［14］：我们并不知道在金门地区是否存在着其它相同文化类缘的遗址，也不清楚福建沿海地区类似遗址的分布情形。这些数据的阙如，使得遗址的聚落形态和生业系统是否类似等课题的比较研究，无法有效的进行。也因此，现阶段对文化归属和文化类缘的研究，似乎并没有较为具体的结论，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迄今为止，澎湖与东山尚无相同年代的考古数据与金门富国墩、金龟山遗址作比对，但这并不意味着三岛间就没有文化联系。澎湖与东山相距远于金门，但史前文化联系相当密切。
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臧振华1983年春季至1985年夏季在澎湖列岛做考古学调查研究的结果显示［13］澎湖共发现91处遗址，其中52处为史前遗址，39处歴史时代遗址。主要史前遗址有：菓叶A遗址、锁港遗址、南港遗址和赤崁头遗址，其中，锁港遗址可与东山大帽山遗址作比对。
锁港遗址位于澎湖本岛东南海滨，距海岸线约400米，海拔高度6～10米，年代距今约在4600年左右。臧振华指出（1992）［16］:澎湖锁港期的文化特征，也可以在广东和福建沿岸的绳纹陶遗址中找到类似之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锁港期的陶器和石器特征，与福建东山大帽山的极为相近，此外与福建闽候昙石山和香港深湾遗址Cb层出土的遗物也有类似之处。它们之间的可能关联，可进一步由它们之间年代的接近获得支持。他于1999年又进一步指出［13］澎湖马公市锁港遗址与福建东山大帽山遗址一海之隔，两者无论在陶器形制、生产形态和年代上，都有高度的相类性，就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例子。稻作农业的技术和知识这个时候传入台湾，更有可能导因于这一互动的结果。
东山有史前遗址32处（包含旧石器时期与新石器时期的石器地点18处），歴史时期遗址81处，其中，以大帽山贝丘遗址最具代表性。大帽山贝丘遗址位于东山岛陈城镇大茂新村东北约1千米的大帽山东南坡，海拔66米，东距海边约1200米。遗址残存面积约400平方米，文化层厚度约20～55厘米，年代距今4300—5000年之间。2002年和2006年，福建博物院、东山县博物馆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联合对大帽山遗址进行两次考古发掘。发掘期间，台湾学者臧振华、陈仲玉、李匡悌等先后前来参观交流。
大帽山遗址发掘研究者之一、美国毕士普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焦天龙博士，选取了6件残石进行了岩相、XRF，ICP-MS分析，同时选择其中的5件标本进行了同位素分析，并将分析结果与采自东山岛的岩石标本和已经发表的台湾海峡两岸的有关岩石标本的化学元素材料进行了对比分析，其结果表明：大帽山遗址石锛的原材料来自澎湖群岛。焦天龙博士指出（2009）［17］:“对于这一结果可以作两种解释：其一，大帽山居民远航到澎湖群岛进行贸易交换或捕捞，在岛上交换或采集到制作石锛的石料；其二，澎湖群岛的居民远航到大帽山，用石料与其进行交换。无论哪种可能性更接近现实，都表明大帽山与澎湖群岛的联系是相当密切的”。
尽管限于考古材料与两岸对峙导致的文化交流的不足，三岛史前时期文化交流互动的更多情节尚有待考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它们拥有相同的早期海洋文化。如果从早期海洋文化的视野来考察，便不难发现三岛有着相同自然生态环境以及诸多共性的早期海洋文化，似可简明地归纳成几点：1.相同的自然生态环境：海岛；2.相同的经济形态：采集与狩猎（渔猎）为主；3.相同的居住形态：均为贝冢（贝丘）或沙丘类型，小而分散的聚落群；4.相同海洋文化特色的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器：以小型石器为主，贝壳工具的利用与低火候陶器；5.相同的交通形式：航海，并导致沿海大陆型岛屿文化链的形成，陆地与岛屿、岛屿与岛屿之间交流习以为常。早期海洋文化不断发展为共同的海洋文化传统，是一个漫长的演绎过程，虽然它首先取决于相同自然生态环境，但频繁的交流、互动与合作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三岛史前时期的文化关系无疑是十分密切的，此乃三岛合作之深刻的历史根源。
二闽台社会经济区域的重振与
台湾海峡经济圈崛起的历史必然趋势
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曾对闽台社会经济区域的发展史有过精辟的分析，认为（1998）［18］：从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角度看，闽台经济受政治、军事影响而隔绝，只是暂时的现象。这不仅因为两者海洋经济地理上处于同一区位，更在于两者内在的推拉力，势必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的优势，在未来的海洋竞争中占有自己的位置。
福建沿海地区的原住民为古闽人，属闽越族，是海洋民族。沿岸采集、渔猎与海洋飘航即为其原始的海洋经济。汉人入闽后，在与闽越族的交流互动中逐渐成为福建主体民族后，沿海地区便逐渐形成了“以海为田”的海洋发展模式。汉唐之际，随着造船业与海盐业的兴起，海洋经济发展模式开始转变为以海洋捕捞型为主，形成古老而又普遍的海洋经济形式。唐末以后，西太平洋沿岸与印度洋沿岸联结了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了中世纪东方世界的海洋贸易圈。五代甘棠港的开通，宋代“通洋裕国”的政策鼓励，福建造船航海技术全国领先，福船、闽商活跃于东西洋上。南宋至元，海洋商业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繁荣，闽南遂成为我国中古海洋经济最活跃的区域。明代后期，即西方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时代，西方开始从大陆经济向海洋经济转型，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地区民间不顾朝廷严禁，下海通蕃，非法走私。这种繁荣一时的民间“海上贸易”活动，加快了福建对台湾的移民活动，促使台湾逐渐进入汉族移民社会的发展轨道。最迟在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闽台便初步形成一个互动的社会经济区域。入清以来，朝廷的迁界、禁海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致使闽台海洋经济遭受沉重的打击。尽管如此，清廷却无法阻挡福建沿海地区向台湾移民的潮流。康熙年间清廷统一台湾之后，大量移民的涌入使台湾丰富的农业资源得以开发，经济得以快速的发展，仅百余年便超过了大陆已开发的区域。同时，闽台经济互动关系越来越密切，并最终使闽台经济连为一体，基本形成一个互相依赖、互为补偿、共生共存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区域。但在歴史的起伏跌宕中，闽台经济社会却经歴了离合重组的曲折过程。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闽台口岸中心市场圈对外开放，从而培育了台湾社会经济区域的形成，甲午战败后，台湾割让日本半个世纪，台湾经济遂被纳入日本的殖民经济体制，逐渐脱离了母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掠夺型海洋经济没落，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走上由传统经济形态向现代化经济形态转化的海洋发展道路。从台湾光复到1949年，闽台经济社会又连为一体。可惜好景不长，1950年以后，台湾与大陆经济再次隔绝，各自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走着不尽相同的发展道路。至上世纪60年代下半期，台湾经济由内销型海岛经济向外向型海洋经济转变，纳入国际分工体系，从而实现了经济的起飞；而大陆却因“文革”而坐失良机。
然而，由于海峡两岸有着先天性地缘、无法隔绝的亲缘和源远流长的文化关系，闽台社会经济区域的框架仍然存在。
杨国祯教授认为（2003）［19］：本区更具有巨大的开发优势和发展潜力。首先，从世界各沿海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趋势看，海岸带和海洋由于巨大的资源量和尚低的开发程度，仍然蕴藏着巨大的开发潜力，无论是传统的海洋产业，还是新兴的海洋油气业、海洋旅游业以及未来的海洋化学和海洋能利用，都为沿海国家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可见，倘若有安定的海洋环境，闽台社会经济区域的海洋经济开发前景是无可估量的。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世界海洋区域合作发展是一种历史趋势。从西太平洋沿岸经济发展的态势来看，香港、澳门和广东、广西与海南的区域合作，带动了华南经济的繁荣；韩国与山东的区域合作，促使了“海上山东”的崛起。这都是借助传统贸易圈的重组和改造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例子。传统贸易圈或合作区域框架，是深深根植于悠久的文化与历史土壤之中，蕴藏着强大的生命力，一旦被恢复并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变，必然带来经济的大发展。闽台社会经济区域的重振，也必将带动台湾海峡经济圈的崛起。这是一种歴史的趋势，福建提出“海西“建设、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签订与全面实施，即是这种歴史趋势的积极表现。
在闽台社会经济区域的重振与台湾海峡经济圈崛起的历史趋势中，东山、金门、澎湖三岛所形成的经济“金三角”的崛起，是其中不可缺或的一环。
三.海洋经济开发的资源优势
东、金、澎三岛的海洋经济资源极为丰富，其蕴藏的开发优势是多方面的，其中以海岛旅游资源为最。比较其它传统的海洋经济，开发与发展海岛旅游经济应是首选，是三岛经济崛起的基本方向。
三岛风光旖旎，各具特色，不但拥有多种自然旅游资源，还拥有丰富多彩的海岛人文旅游资源。这种由海岛历史文化所沈积的极具地域色彩与海洋特色的人文旅游资源，包括了历代的文化遗址、民俗风情、民间信仰、宗教寺庙、军事遗址等等，无疑也是海岛旅游经济开发的重要资源，也是海岛旅游经济开发的一大优势。
当今世界迅速崛起的海岛旅游业，也为三岛旅游经济开发提供了世界性的发展背景与千载难逢的发展契机。
热带亚热带海岛旅游是当今世界旅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世界的热带亚热带海岛旅游由于其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涌现了加勒比海地区、东南亚、太平洋岛屿等一大批海岛海滨旅游区。然而，由于受到海洋环境、开发政策与资金等因素的影响，除了加勒比海中的一些岛屿外，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旅游资源均未能得到充分的开发。例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尔代夫、斯里兰卡，以及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包括三岛在内的许多岛屿一直保持相对原始的状态。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态势是：拥有众多海岛海滨旅游区的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当前，海洋旅游不仅成为世界旅游的热点，而且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向。世界旅游组织调查表明，目前世界著名的旅游度假区中就有两类位于沿海区域，即海岛度假区和海湾度假区。例如被誉为世界八大童话海岛的菲律宾最逍遥的长滩岛、最浪漫的“蜜月之岛”——巴利岛、最热情普吉岛、波利尼西亚最梦幻的大溪地的茉莉娅岛和波拉波拉岛、最刺激的斐济、最纯情的马尔代夫、最风情的毛里求斯、最自由的塞舌尔，还有印度尼西亚巴利省杜阿岛、墨西哥坎尾、多米尼加波多普拉塔、土耳其南安塔利亚、西班牙加那利群岛、蓝沙罗特岛等等。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滨海旅游业收入已占全球旅游业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据统计分析，海岛滨海旅游不仅投资少、周期短、行业联动性强、就业率高，且具需求普遍和重复购买率高等诸多优势。
众所周知，随着海峡两岸气氛的缓和、“小三通”、“自由行”等一系列政策的不断实行与大陆赴台旅游热的不断升温，海峡两岸旅游业正在走进一个从未有过的崭新时期。这正是重振闽台社会经济区域的历史的必然趋势。在这种必然趋势下，极具海岛旅游资源优势的东、金、澎三岛“金三角”的率先崛起便成为可能。
四.海洋文化是海峡“金三角”崛起的软实力
如果说东、金、澎三岛优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海洋旅游资源是崛起的硬实力，那么，三岛的海洋文化便是发展崛起的软实力。
“软实力”（SoftPower）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提出来的。1990年，他分别在《政治学季刊》和《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变化中的世界力量的本质》和《软实力》等一系列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出版的《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中译本）一书，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他指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可见，他的“软实力”即指“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实际上意识形态属于文化的内涵，从根本上说，“软实力”实则属于文化的范畴。因此，高占祥指出（2007）［3］：软实力的核心就是文化力。他进一步指出，文化蕴涵着巨大的力，人类文明进步的歴史充分表明，没有文化力的积极引领，没有文化创造力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即使具有相当的物质科技硬实力，也不可能长期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经济是血肉，文化为灵魂，把文化力注入到经济开发之中，必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迄今为止，海洋文化尚无一个公认的定义，一般认为：海洋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之一，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和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实践中形成的精神与物质成果的总和；它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方式。海洋文化具体应包含了海洋渔业、经济、贸易、军事、科技、文学、学术、艺术、教育、宗教、风俗等方面的内容。
海洋文化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但不同国度或不同区域因地理条件的差异而具有不尽相同的海洋文化。福建海洋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中华文化中一个极具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它在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培育下，成为中国海洋文明的杰出代表，并为多元的中华文化做出巨大的贡献。福建海洋文化的形成及其发展，是经庭了漫长的歴史演变、文化撞击与磨合、独特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逐渐造就的。《山海经》载：“闽在海中”，表明自古以来，福建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就与海洋息息相关。早在史前时期，福建先民即以善于造船、习于航海着称于世。勤劳勇敢的闽族先民凭借富饶的海洋资源，不畏惊涛骇浪，不怕海途茫茫，漂洋过海，最早从海上实现了对外交流，同时也铸就了开放的商业文化意识和坚韧的冒险拼搏精神。
东、金、澎三岛均为移民社会，其海洋文化是福建海洋文化的组成部分。然而，“闽在海中”，三岛更是在海中，其海洋文化与其母体文化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就在于三岛海洋文化更具海洋性，更具冒险的勇气与开拓进取的精神。仅渡海迁移这一点，便可说明问题。再则，中国古代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传统海洋文化的基本内涵是农耕文化的延伸，“以海为田”便是传统的大农业观念的集中概括。与西方海洋文化的开放性和向外开拓性相比，中国传统的海洋文化具有浓重的内聚倾向，即使是海洋文化相当发达的福建沿海地区也未能彻底摆脱这种内聚倾向。离岛则不然，因深入海洋而更具海洋性与外向性、更接近现代海洋文化的新观念。
值得一提的是，三岛的军事或海防文化，是其海洋文化特有的内涵与重要特质。歴史以来，政治与军事造成的恶劣的海洋环境一方面严重阻碍了三岛海洋开发的进程，另一方面却在客观上丰富了海洋文化的内涵，并赋予热情、开放、勤劳勇敢与坚韧不拔的海洋人文性格。明代的海禁政策、倭寇的频繁侵扰及清初包括海岛在内的沿海大规模迁界移民，三岛海洋经济无疑遭受极为严重的摧残，同时也使三岛海洋文化更具深厚的文化内涵，并赋予有别于沿海地区的更为鲜明的海洋人文性格。这种热情、开放、勤劳勇敢与坚韧不拔的海洋人文性格所蕴藏的文化力是巨大的，一旦被开发释放出来，便可能形成推动海洋经济开发的软实力。换言之，三岛软实力是源于海洋文化的巨大文化力，并在该文化力引导下形成的人文性格、价值观念、规章制度与发展模式等影响自身发展的因素。这种以文化力为核心的软实力，主要体现为文化号召力、教育发展力、科技创新力、政府执政力、城市凝聚力、社会和谐力、商务吸引力、形象传播力、区域影响力和信息推动力等等。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这种具有核心主导作用的文化力无处不在，它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的人类本身及其社会的方方面面。但从理论上说，软实力所包含的众多之力，可以归纳为合力和创造力。合力可含括号召力、凝聚力、和谐力、吸引力和影响力等，而创造力则包含发展力、创新力、传播力和推动力等。在软实力形成以及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合力是从分散的海洋文化中提炼、整合出文化力，而创造力则创造出包含人文性格、价值观念、规章制度、发展模式等一系列社会整体的软实力，并使之对人本身以及社会经济与文化全面发展的积极影响。
当前，中华民族正处于对民族复兴的新的文化自觉。这种新的文化自觉，在沿海地区包含对海洋文化的自觉。然而，没有认知便不可能有自觉。例如，往往某些分散、局部与个体的成功，是海洋文化精神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人们多把它归结于偶然现象，却未能从中总结找到成功的规律而加以认知。缺乏文化的自觉，成功可能像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没有文化自觉，就很难在一个族群当中形成特有的人文性格，而人文性格往往在经济发展中是关键的因素。海洋文化只有深深根植于海岛人心中，并逐渐形成海洋人文性格与自觉行为时，它才能真正形成推进社会发展的软实力。这就是文化底蕴最终影响经济发展方向、进程与速度的道理。因此，三岛的发展与崛起，必先大力弘扬海洋文化，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自觉。实际上三岛合作，正是这种海洋文化自觉、软实力的合力与创造力的集中体现。三岛论坛论的就是三岛海洋文化，探讨的就是三岛合作的政府政策、组织形式、长效机制、发展模式、发展策略等一系列如何增强软实力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三岛论坛是合力与创造力的结果，反过来它可能丰富海洋文化，推进经济发展，甚至可以创造历史。
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海洋经济是海洋文化的物质基础，而海洋文化则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动力。没有海洋经济，便不会产生海洋文化，更不可能形成软实力；没有海洋文化的繁荣与软实力的增强，也就没有海洋经济的发展。纵观中国历史，曾经有过开放的海洋政策，促进了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的大繁荣；也有过严厉的海禁政策，导致海洋经济倒退、海洋文化凋零。唐宋时期，海洋政策开放，以海上“丝绸之路”等为主导的航运业快速发展，促进了当时海洋经济的大繁荣。宋元两代政府实行“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的政策，使海洋经济发展、海洋文化繁荣。发达的海洋经济为海洋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社会物质基础，是海洋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有利条件。相反，明清时期的统治者实行了严厉的海禁，致使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的衰败。
以史为鉴，可知开发海洋经济的进程，便是中华民族的振兴之路。推而论之，中华民族振兴的历史必然，就是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中国海洋经济崛起的历史必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东、金、澎三岛构成台湾海峡“金三角”的崛起，软实力无疑是关键的要素。
五.认识历史必然性的现实意义
认识三岛合作形成台湾海峡“金三角”崛起的歴史必然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俄国著名思想家和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有一句名言［21］：自由是认识了的必然性。认为必然性被认识后便获得自由。当然，这里的“自由”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自由”，这是指人们对某一必然的发展趋势有了明确认识之后，并意识到自已处于该必然发展趋势链条上的某一不能缺失的环节，从而获得了自觉的行为。通俗地讲，这也是“时势造英雄”的另一种浅现的说法。当一个人对某种必然趋势有了足够的认识，并清醒地意识到他在这一必然趋势链条上所处的某一环节时，他便获得了一种常人无法获得的非普遍意义的“自由”，即可能在那个属于他的环节上发挥重要作用而获得巨大的成功。
现在，我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由东、金、澎三岛构成的台湾海峡“金三角”海洋经济崛起的歴史必然性，并且能够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在这一必然性进程中所具有的不同程度的歴史使命，便获得了这种具有高度自觉行为的“自由”。
如上所述，三岛合作，正是海洋文化自觉、软实力的合力与创造力的集中体现。这在某种程度上已反映了对这一座史必然性认识后的一种顺应时势的具有高度自觉的“自由”行为。
这一点对三岛合作的现在与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有了这种具有高度自觉的“自由”，才能准确地把握自己，使自己在“金三角”崛起的歴史必然趋势中发挥应有的歴史作用，并从而获得成功。
注释：
［1］由漳州市人民政府、福建省台办、福建省旅游局、福建省闽台交流协会主办、东山县人民政府承办的“首届东山-金门-澎湖三岛合作论坛”于2011年6月14日在福建省东山县举行。东山、金门、澎湖三县的领导、政要、与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生态旅游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及如何加强三岛经济、文化、旅游合作的课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共同发表《东山共识》。
［2］首届东山-金门-澎湖三岛合作论坛《东山共识》第二条提出：以平等、互补、互利、互动、互赢为原则，携手合作。三方一致同意：通过资源互补、优势共享、区域协作，在经济、文化、旅游等领域寻求更大范围、更多层次、更深层面的相互沟通与合作，力促更好更快发展，立足海峡、放眼全球，共同打造台湾海峡的“金三角”。
［3］何传坤：《台湾陆桥史前动物及人类化石的新发现》，台湾《历史》，2000年5月刊。
［4］［10］张光直：台湾省原始社会考古概述，《考古》，1979年第3期。
［5］林观得：台湾海峡海底地貌的探讨，《台湾海峡》第1卷，第2期，1982年12月。
［6］蔡保全等：东山在闽台旧石器时代文化交流中的地位，《文物》1995年2期。
［7］赵希涛：台湾海峡两岸全新世地质的对比，《中国海岸变迁研究》，福建科学出版社1984年。
［8］祈国琴、何传坤：《台湾第四纪澎湖海沟动物群及古地理环境》，《第四纪研究》，1999年3月，第2期
［9］宋文熏：由考古学看台湾史前史，《汉声》第34期，台湾，1991年10月［11］王振鏞：试论福建贝丘遗址的文化类型，《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
［12］张光直：新石器时代的台湾海峡，《考古》，1989年第6期。
［13］陈仲玉、董伦道：金门地区考古遗址初步调查（一）内政部营建署委托，中华民国国家公园学会，1995年
［14］陈维钧：金龟山贝冢遗址考古发掘，金门县文化局，2006年10月。
［15］臧振华：澎湖群岛的考古学（中文摘要），中央研究院歴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九十五，1992年5月。
［16］臧振华：台湾考古的发现和研究，《东南考古研究》，第2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7］焦天龙：东山县大帽山遗址与台湾海峡两岸史前文化交流，东山县社科联《海峡经济论坛论文集》2009年4月。
［18］杨国桢：《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11月。
［19］杨国桢：《东溟水土——东南中国的海洋环境与经济开发》，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8月。
［20］高占祥：《文化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
［21］俄·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歴史上的作用问题，王荫庭译，商务印书馆，北京，2010年。（笔者：陈立群，东山县博物馆研究馆员，福建省考古学会会员）
郑成功东山史迹考
林定泗
摘要：郑成功（1624-1662）是中华民族英雄，三百多年来，倍受全国人民尤其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尊敬和崇拜。明末清初，郑成功为反清复明，尤其是为收复台湾，以铜山（今东山）为筹师地之一，以金门为出师地，以澎湖为首达地，并在这些地方留下大量史迹，成为珍贵的度史文化遗产。当今，东山、金门、澎湖三岛开展经济、文化与旅游合作，这份珍贵文化遗产必将得到充分的开发与利用。有鉴于此，本文拟对郑成功东山史迹做一番全面考证，使之融入三岛郑成功旅游专线，以裨于三岛资源互补、优势共享的文化旅游合作。
纵观郑成功反清复明尤其是收复台湾的各项筹备工作，铜山（今东山）可谓首屈一指。他先是选择了铜山，并四次到铜山具体谋划；再是委派亲信干将经营铜山，终于把铜山打造成最稳固的筹师基地。
一、郑成功四次莅临铜山的经历
早在清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5月前，郑成功就第一次到铜山。据清陈振藻《铜山志·卷六·选举志》载：“弘光元年乙酉，国朝顺治二年……国姓与师莅铜。”这里的“国姓与师”，指的就是国姓爷郑成功同他的军队。我们知道，弘光帝是在这一年的5月被俘杀的，因此“国姓与师莅铜”的时间当在1645年5月之前，亦即胸怀鸿鹄之志的郑成功早在他22岁上半年的时候，就看上了铜山，并率领他的军队到此。又据（明清）夏琳《海纪辑要》（卷一）载：清顺治二年（1645）六月十五日，黄道周、郑芝龙等共奉唐藩即位福州，改元“隆武”。再又据清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五，第64页）载：郑芝龙于当年九月引其子森入见。“隆武寄其状。问之，对答如流。隆武抚森背曰：‘恨朕无女妻卿！’遂赐姓，兼赐名‘成功’，欲令其父顾名思义也。封为御营中军都督，仪同驸马、宗人府宗正。自此中外咸称国姓。”这里，隆武帝希望“朱”姓的江山能“成功”恢复并借此使郑芝龙“顾名思义”。遗憾的是郑芝龙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倒是他的儿子郑森从此义无反顾，为恢复朱姓江山而奔走驱驰。如果说，几个月前郑成功与他的军队到铜山，其鸿鹄之志尚未具体化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朱成功”，反清复明的志向已经很明确了。
郑成功第二次到铜山，为清顺治五年（永历二年，1648）五月。时“郑成功据同安，以丘缙、林状猷、金作裕三将守之，自领大队舟师铜山，候永历旨，以便会合恢复。”（《台湾外志》卷六第91页）郑成功此次来铜山，目的是要等候永历帝的圣旨，使自己今后的军事斗争师出有名。为什么候永历旨非得到铜山？就因为当时永历皇帝在广西桂林，永历帝的使臣将坐船由广西入福建，而铜山便是使臣入福建最近也最为安全、方便的港口。
郑成功第三次到铜山，在清顺治五年八月（永历二年，1648）。这时，郑成功急切地等候永历帝使臣带来的圣旨，可是这道圣旨却迟迟未到。为此，郑成功一边等候，一边利用铜山这个基地，加紧“复明”的人力物力准备。据《台湾外志》（卷六，第92页）载：“八月，成功在铜山，整顿船只，训练士卒，候广西永历信到。”
郑成功第四次到铜山，还是清顺治五年（永历二年）八月。正当郑成功在铜山边候旨边做复明的人力物力准备的时候，“忽接叶、陈、邱、林（即同安知县叶翼云，教谕陈鼎，守将丘晋、林壮猷）告急请援文，（郑成功）即整大队舟师回救”，但由于风向不对，舟师“五日方抵金门，侦报同安已破……遂移师镇海、铜山。”（《台湾外志》卷六第92页）这是郑成功第四次到铜山。
到铜山后，郑成功到底住了多长时间，有关史书上没说，但是我们可以从有关史书对此的表述做推测。据《台湾外记》（卷六，第92页）载：在郑成功于八月移师镇海、铜山后，适逢“漳浦守将王起棒谋降，事泄，弃家从旧镇入铜山，成功受降。”可见，郑成功在王起俸入铜山时，还在铜山。又据明清泉南夏琳《海纪辑要》（卷一）载：“守将王起俸降，（郑成功）遂由云霄抵诏安。”那么，在守将王起俸投降后，郑成功是于何时到云霄？据《台湾外记》（卷六，第92页）载：“十月，江于灿、黄志高同太监刘玉赍（音ji。持；带；送）永历诏到，晋封成功威远侯。功拜受毕……遂兴师从云霄白塔登岸……遂率众攻城……城陷。”即是说，郑成功在铜山“候广西永历信到”后，即从铜山起兵，进攻邻近的云霄城，城陷后才往诏安。这就是说，郑成功此次在铜山逗留的时间，从顺治五年八月到十月约两个月时间。（但据《诏安县志》载：顺治六年，郑成功在铜山。时漳浦守将王起俸（时为清军副将）谋叛事涉，弃家从旧镇入铜山。成功受降，授铁骑镇，寻改正兵镇。同柯宸枢联络铜山等处，募兵措饷。《诏安县志》所载，与《台湾外志》和《海纪辑要》所载时间相差一年）郑成功终于等到了永历皇帝的诏书，就等于他今后的反清复明斗争能够被天下人视为正统而师出有名，由此也可以广召天下仁人志士，联络并联合各派反清力量，以完成复明大业。这正是反清复明军事斗争必须首先解决的先决问题。
二、郑成功经营铜山的多方位举措
及其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先谈“成功在铜山，整顿船只，训练士卒”之情事。
郑成功在铜山，是如何“整顿船只”呢？笔者以为，这里的“整顿”，除了有整治船只编队、整饬军事管理等之外，还有修造设置的意思，即修造兵船。已故厦门大学历史学教授庄为玑先生就曾考证说，郑成功的最大造船厂就在东山岛。（《石狮日报？揭开郑成功古战船秘密》2003.12.24）铜山自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设铜山水寨署，配备福船、哨船、快马船、冬船等；到景泰三年（1452）铜山水寨由井尾澳移至铜山西门澳，修船造船便成为水寨的必做之事。因此可以说，铜山修造船，由悠久的历史，也必然有一支修造战船的能工巧匠；尤其是铜山的比邻地区云霄、诏安、漳浦、平和山区，有足够的造船材料，并且可以通过这些地区的河流如漳浦的漉溪、云霄的漳江、诏安的东溪放排经过东山内海到铜山水寨的西门澳。因此说，郑成功在铜山修造战船，当是长期的事务。
在铜山城西的水寨大山北麓，曾有郑成功军队的船坞。在上世纪50年代修建位于水寨大山附近的后澳避风港，就曾从该地的淤泥深处挖出古代船只的龙骨和船板。因此说，郑成功的整顿船只，除了整治船只编队、整饬军事管理之外，更重要的是修造船只，换言之，郑成功借助铜山的优越造船条件修造战船，对反清复明尤其是东进台湾，无疑会发挥重大作用。除了修造战船之外，还得购置船上武器及其它物品。《台湾外志》（卷十一）载：清顺治十七年（永历十四年，1660）七月，成功遣兵官张光启往日本借到铜熕（铜制大炮）、鹿铳、盔甲、倭刀。东山县博物馆收藏有几十年来在东山海域打捞的相当多的日本造铜炮、铜铳、弹药。2000年1月23日，东山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在东山岛东南端冬古村的浅海处，发现一处古沈船遗址，并采集了其出露的丰富文物。经研究分析，该沈船属郑成功水师战船。出水的文物有兵器、瓷器、船构件、货币和其它五类。兵器主要有铁炮4门、铜铳5杆、地雷手雷各数十枚及大量弹丸火药等。瓷器主要有碗、盘、杯、碟、壶等。船构件主要是一些船板残片和两枚圆柱形船侧铸铁带缆桩。沈船船身总长估计在30米以上。货币类有两枚“永历通宝”铜钱。“永历通宝”的发现，为判断沈船年代提供重要的依据。当时“在东山岛海域驰骋的舟师，除了握有制海权的郑氏舟师外，别无他师……因此，有理由推断沈船当属郑成功战船。”（陈立群：《郑成功战船沉没遗址惊现东山岛》）从东山岛冬古村发现的这艘郑成功战船，虽然不能说明它就是铜山水寨修造的，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中联想到当年经过整顿后的此类船只，在台湾海峡破浪东进，训练有素的士卒威武地排列在甲板上高声呐喊，以抒发收复台湾的雄心。
那么，郑成功在铜山，又是如何“训练士卒”呢？虽然今天我们无法看到当时训练士卒的壮观场面，但是，历史留下来的诸多的物证，完全可以左证这个问题。在水寨大山北面，有一镌刻有“仙峤瑶台”的巨石，这里就是当年郑成功及其将领们训练水师的水操台。站在巨石之上，但见眼前碧波万顷，百舸争流；在靠右边地方，就是被当地百姓称之为“大宫”的妈祖庙，也是水军出师放洋祭江的地方。由于这里地处东山内海，水域广阔而且具有较高的隐蔽性，非常适合水军的训练。可以想见，当年郑成功在这里指挥战船，海上军旗林立，呼声震天的壮烈场景。在水寨大山的铜山石室内，有一块镌刻着《仙峤记言》的石碑（高170厘米，宽70厘米），饰有祥云拱日图案，碑文记载南明永历六年（1652）正月郑成功驻铜山部将洪旭、张进、黄廷、甘辉、万礼、余宽、卢若腾、黄兴等43人捐银修建观音堂之事。这么多的军事将领留名于此，完全证明当时有更多的士卒也曾驻扎在这里。在水寨大山下的后澳港边，有一块镌刻着“万军井”的巨石，石旁有一口古井，是当年为供应郑成功水师饮用而开凿的。由此可见，铜山确是郑成功训练水师的绝妙之地。
再谈郑成功利用铜山这一军事基地“募兵措饷”的事。
据明清泉南夏琳《海纪辑要》（卷一）载：“（永历二年，1649）八月，（清军）遂陷同安……自同安败后，赐姓往铜山募兵，”在郑成功多年的反清复明战斗中，需要大量的兵将，这些兵将的来源，大部分都是来自忠于明廷的闽南人。《台湾外记》（卷六）所讲的“联络铜山等处”募兵，即包括铜山及其周边地区的诏安、云霄、漳浦等地招募的兵员。虽然我们至今无法知道郑成功军队全部士卒的籍贯，但是从其中的诸多将官的籍贯，便可知其兵源。单永历三年（1650）五月活动于诏安、平和、云霄一带的两千多名农民起义军，就由施琅引荐投奔郑成功，其首领、平和人万礼又在以后的战斗中迅速成长，成为郑成功“五虎将”之一。原镇守铜山的军事首领南昌伯朱寿，就是铜山顶街朱姓人；湖广武进士出身的礼官陈瑞龙，原为铜山参将，官至都督，后依郑成功。被称为海澄公的黄梧，心腹属将赖玉、罗栋也都是平和人。多有才学经济的刘玉龙、蔡禄部将陈华、被郑成功高参陈永华视为“勇略可人”的江胜、武艺高超的蓝登，都是漳浦县人。总督承天府南北诸路的大将周全斌心腹将领沈吉，是诏安人。虽然这些人不一定都是通过铜山招募来的，但是通过铜山的地利，以此做为联络点，发动和招募兵员，肯定很有益处。又据《东山县志》记载，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时，单铜山有500余名青壮年随师赴台参战。可见，郑成功利用铜山做基地，联络周边地区的义士加入其反清复明的队伍，无疑是高招。
再之，郑成功又怎么利用铜山“措饷”的呢？确实，在郑成功军队长期军事斗争中，筹措粮饷一直是个难题。清顺治五年（永历二年，1648）这一年福建出现了严重的饥荒，郑成功不得不与郑彩（同安县人，隆武帝时封永胜伯，鲁王监军入闽封建国公，永历元年挟鲁王退守厦门）连手，经过铜山，组织大批的船只前往广东购买粮食；同时也在铜山附近的诏安措饷。尽管铜山周边各县，都是闽南著名的产粮区，尽管该地区民众诚心拥护郑成功，但民以食为天，措饷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稍一疏忽，便容易产生军与民争食的问题。为此，郑成功派甘辉维持地方稳定，在很大方面就是为解决因措饷与地方发生的矛盾。（《台湾外记》卷六第92页）郑成功尽管在措饷方面做了最大努力，但是军中缺粮问题继续存在。顺治八年十二月（永历五年，1651）……郑成功因其军队“士卒繁多，地方狭窄，以器械未备、粮饷不足为优”（《台湾外志》卷六第105页）
郑成功措饷，得到了铜山人们的无私援助。据刘小龙先生的《海峡神缘·演武亭万福公》一文中介绍郑成功措饷中，铜山“贵人公”故事而可见一斑（此故事在东山家喻户晓）。据该文（第82页）介绍，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1661）郑成功东向收复台湾，因战事拖延粮饷不济，急令铜山军民运送兵粮驰援。一位海商义无反顾，几次亲自督船运粮到攻台的郑成功军营中。以后官兵们每看到该海商运粮船到达，便亲切地称之为“贵人公”。不幸此海商及船员在返航途中遇难，人们打捞到他们的尸体，安葬于铜山万福公处。嗣后，军民建祠奉祀，仍称其为“贵人公”。可见，郑成功利用铜山措饷，一得益于周边丰富的粮食资源，二得益于当地百姓的踊跃支持。因此说，郑成功借助铜山地利、人和以措饷，作用巨大。
郑成功选择铜山做为反清复明的军事筹备基地，客观上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即可以借助铜山关帝来保护他的军队，统一思想，激励士气。据今立于铜山关帝庙的明正德十一年（1516）的石碑，其中《鼎建铜城关帝庙记》一文就明示：洪武二十年周德兴建铜山关帝庙，初衷就是“以护官兵”。《台湾外记》（卷十一）载：郑成功欲东向收复台湾，其手下将领们意见不一。宣毅后镇吴豪认为：“怎奈荷兰人炮台利害、水路险恶，纵有奇谋而无所用，虽欲奋臂而不能施，是徒费其力也。”黄廷认为：“台湾地方闻甚广润，实未曾到，不知情形。如吴豪所陈红毛炮火，果有其名。况船只又无别路可达，若必由炮台前而进，此所谓以兵与敌也。”建威伯马信认为：“不如统一旅前往探望，倘可进取，则并力而攻；如果利害，再作相商，亦未为晚。”铜山民间传说：面对各将领的意见不一，郑成功派快马到铜山关帝庙请关帝定夺。关帝明示：郑成功匡扶社稷，其诚可嘉。关帝将庇佑其化险为夷，直至逐走荷夷收复台湾。听到关帝的明示，郑成功军营里顿时群情激愤，勇气倍增。在铜山，不管是军营还是民间，关帝被奉为最灵验的神灵而威名远扬。又据《台湾外记》（卷十一）载，当年郑成功舟师东进，留下张进、蔡禄、郭义守御铜山。蔡、郭暗通黄梧，欲投诚，未知吉凶，蔡竟也到关帝庙求签，得第十七首《石崇被难》，为下下签，诗曰：“田园价贵好商量，事到公庭彼此伤。纵使机关图得胜，定为后世子孙殃。”《台湾外记》作者江日升就此评日：“天意既如此，帝心怎奈何？一签明说破，报应岂蹉跎。”后二人结局可悲，其中蔡禄父子被清圣祖捕杀；郭义虽为“精奇尼哈番”（子爵）却在湖南兵败逃往官山，其女上吊自杀，这是后话。由此可知，郑成功选择铜山，借助关帝神灵的庇佑，促其凝聚人心，统一全军思想，收复台湾产生了重大作用。
郑成功选择铜山做为反清复明的军事筹备基地，促使他在铜山招募了诸多人才。铜山自古受关帝忠义思想熏陶，产生了诸多仁人义士，诸如为节义而殉节的大学士黄道周，与张献忠作战而受磔刑献身的七省军务陈瑸，与张献忠作战被剐献身的四川巡抚陈士奇，与李自成部将贺锦作战被磔献身的甘肃巡抚林日瑞等，都是东山人。又据明清泉南夏琳元斌《海纪辑要》（卷一）载：永暦五年春二月（1651），清巡抚张学圣会提督马得功袭厦门，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曾樱不肯受辱自杀。其门人陈泰冒险出其尸殡于金门。这陈泰，就是铜山人。
在铜山为郑成功军队占据时期，有不少仁人志士到郑成功麾下任职。据《铜山志·卷十杂志》载：“郑成功……割据时，铜庠生之仕于伪朝者有林调鼎户部司务、黄见常监纪司、许应梦南日学官、游戴酢厦门通判、谢元宾诏安训导、谢若魁教谕、陈骏音监纪、武大成晋南地方、陈昌言监纪、翁求多左镇。又伪郑曾设铜山安抚司，以陈骏音充任。”
又据《铜山志》载，知恩图报的铜山百姓，竟为有德于民的忠匡伯张进建生祠。著名明末清初明朝、南明大臣辜朝荐云：“铜为忠义文献之区，孤城抗战，我国家三百年深仁厚泽之报，仅得于铜。”（《铜山志·忠匡伯张公德政碑》）这里的“孤城抗战”，指的是明亡后铜山百姓仍坚持反清复明的大业。铜山人民因为反清复明的情结，也付出巨大牺牲，全城人直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才被允入正籍，期间遭受清廷的压迫和剥削，也是绝无仅有的。
此外，铜山在许多时候，还是郑成功父子的避难地。康熙元年（永历十六年，1662）十月，明藩主郑经部将周全斌军溃，退守铜山。（《明季稗史》）翌年（永历十七年，1663），明藩主郑经由厦门败退铜山。有了这个坚固的堡垒，尽管“靖南王耿继茂、福建总督李率泰差使到铜山招抚”，而郑经就可以“不受。”（《台湾外志》卷十二）
概而言之，郑成功选择铜山为反清复明的筹师基地，在此候永历圣旨以号召天下，使之出师有名；利用铜山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修造战船，训练水军，募兵措饷，广罗人才，使之兵甲粮草充足；又得益于铜山关帝庇护，助其反清复明、收复台湾之大业。郑成功选择铜山做为其筹师之地，证明了他的独具慧眼，也证明了铜山做为反清复明筹备基地的巨大作用。三、郑成功对守御铜山的重视和清军对铜山的进犯。
为了长期占据铜山，郑成功总挑选亲丁干将或武艺高强者戍守；而清廷也总想利用铜山挟制郑成功。
据清江日升《台湾外记》（卷六）和明清夏琳《海纪辑要》（卷一）及清陈振藻《铜山志》等史书记载：清顺治八年（永历五年，1651）四月，郑成功令由亲丁镇张进代朱寿守铜山。尽管朱寿是铜山籍人，且忠勇可鉴，但郑成功还是不放心，非得由他手下仅有的两个亲丁镇官员之一来防守不可。所谓亲丁，指亲属中有血统关系者，用当今的话说，即嫡系部队。五年后，即清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1656）七月，郑成功又“令黄元、郭华栋二镇领本部将士下铜山，同张进协守。”（《台湾外记》卷九第136页）期间，碰到一件大事：“八月，贝勒知成功犯福州，与李率泰相议：一面拨梅勒章京阿格商统领骁骑救援福州，一面遣提督马得功带兵由云霄八尺门渡江袭取铜山，效击魏救韩之法。”（《台湾外记》卷九，第138页）九月初六日，清军福建提督马得功领兵至八尺门，欲渡海进攻铜山。守将张进侦知，“遣黄元、郭华栋统众来敌。得功屡挥军欲渡，悉被华栋等踞险攻击，死伤甚众。得功见其有备，遂抽师周回。郭华栋报捷于成功。”（《台湾外记》卷九，第138页）
又过了四年，到清顺治十七年（永历十四年，1660），清军想趁郑成功军队江南之败喘息未定，欲前来攻击。为保住铜山和南澳，郑成功亲自调遣：“驰檄南澳忠勇侯陈霸，准备船只，防敌苏利、许龙。又另檄铜山忠匡伯张进出熕船于官仔前游扬，以作南澳援师；谨守八尺门炮台，以备陆路渡江。”（《台湾外记》卷十一，第161页）翌年正月，即在郑成功准备舟师台湾时，为铜山等岛屿的安全，郑成功“命世子经监守各岛”，又“拨郭义、蔡禄二镇，带本部兵土前往铜山，与张进协守，策应南来之师。”在蔡禄、郭义、二镇叛变后。郑经又令洪天佑同黄元相继守铜山。（《台湾外记》卷十一，第167～174页）
据清·陈振藻《铜山志·卷三武备志》载：“铜山为海寇所据……几四十年”。尽管期间有短暂的被清军占据的日子，但不久又被郑军重新占领，直到康熙十九年复界，铜山基本还在郑氏集团的手中，前后共近36年。可以说，铜山做为大陆沿海反清复明的军事重镇，其存在时间是绝无仅有的。由此可见郑成功父子对铜山这个反清复明军事基地的重视程度，也足见为守御它而付出的代价是多么高昂。
综上所述，东山作为郑成功反清复明、收复台湾的筹师地之一，保留下来的丰富史迹，足以融入三岛旅游资源的整合开发。倘若三岛联合构建郑成功筹师铜山——出师金门——首达澎湖——攻占赤坎的旅游专线，将为海峡旅游天地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笔者：林定泗东山二中高级教师、原东山县教育局副局长）
澎湖咸饼和金门贡糖
与祖地东山的关帝缘
刘小龙
提要：福建东山关帝庙为中国五大关庙之一、东南沿海关庙首着，其关帝圣灵香火延播海峡两岸，影响遍及闽、粤、浙、台及南洋海外。自古以来，东山全岛百姓共奉关帝为“祖”，故历史上从东山传承过海的澎湖咸饼和金门贡糖都与祖地东山的关帝祖爷结有不解的情缘。
关键词：澎湖咸饼、金门贡糖、祖地东山、关帝缘。
福建东山关帝庙为中国五大关庙之一、东南沿海关庙首着，建庙600余年来，关帝圣灵香火延播海峡两岸，影响遍及闽、粤、浙、台及南洋海外。东山人最为敬奉关帝，入清之后，全岛百姓共奉关帝为“祖”，尊称为“帝祖爷”，即是最高的家长神，故凡遇生死、祸福、功名、利禄、升学、考试、婚姻、生育、建宅、迁移、置业、诉讼等大小事情，必到关帝庙求签问卜，请“关老祖爷”主意决断或点拨消解。因此，历史上从东山传承过海的澎湖咸饼和金门贡糖，也都与祖地东山的关帝老祖爷结有不解的情缘——一、得灵签澎湖开饼铺
明中期以后，即有不少铜山（东山）人渡海移居澎湖。入清后，铜山人先后在澎湖开办了“云珍”、“亦发”、“干利”、“合利”、“兴盛”、“清心”、“泉利”等多家糕饼店。其中，有一家店号叫“盛兴”的咸饼铺，坐落于离澎湖马公岛铜山关帝庙不远处的顶街（今仁爱路旁），店铺门前有棵老榕树，店面虽然不大，却是门庭若市。澎湖的饼产很多，有梅干菜、冬瓜糕、花生酥、海苔酥等等，但首推要算令人垂涎的“盛兴咸饼”。盛兴饼铺拥有百年老店的信誉与独特风味，名闻全台湾及东南亚各地。
这饼铺即是闽南铜山（东山）人朱盛于同治三年（1864年）渡海到澎湖所开设。朱盛出身于铜山城内朱氏望族，据《铜陵下街朱氏族谱》所载：下街朱氏因在康乾年间出了“叔侄三侍卫”而闻名邑里。此后的朱氏家族中多有人经商，亦有多人渡海移居台澎。年轻的朱盛考中秀才后无意继续读书，就在铜山城内开设“游鼎盛兴”商号，制作糕饼也兼卖南北杂货。不久因太平天国之乱，便将商铺转与他人经营，自己随做班兵的亲友去了澎湖，起初在妈宫（马公）北甲开个杂货店，卖米卖茶，生意也算一般。据说，那年朱盛思想改行做别业，改做什么好呢，一直犹豫不定。反正生意不是很好，便回到铜山探亲走走。临回澎湖的那天早上，到原来饼铺看望新的陈姓头家，临别，新头家送给一大包咸饼，说：“带回尝尝新吧，这咸饼很好销，试试看。”
从原来老家饼铺出来，朱盛又想起改行的事，就特意转到关帝庙问签请示关老祖爷主意。敬香过了，卜了三个笠杯，抽得第二十九签《司马温公嗟困》，签诗云：
祖宗积德几多年，源远流长庆自然；
若更操守无倦已，天须还汝旧青毡。
解签人问明来意，说道：这支签嘛，签序为“丙壬”，属“上上”好签。你回去后若决意改行，事当如意，终有发达。但要修心积善，方得源远流长，不可变易祖德。签诗中有“旧青毡”者，暗喻旧行。你还旧行来做最好。运乃失而复得，否而复泰也。你看，这“丙壬”的“壬”字，你改回原来的一横，不就成了“丙王”（饼王）码？
回到澎湖，仔细想想关帝爷开示的签意，看着从铜山老家带回的咸饼，朱盛忽然悟到什么，就想利用自己原来所操技艺，改旧行重开饼铺。意犹未决，又到澎湖铜山关帝庙问关帝爷，竟然连得三对祥杯。于是决定重操旧行改开饼铺，并用铜山老家“游鼎盛兴”旧店号的后二字“盛兴”为新店号，寓意“游鼎”在东山“盛兴”在澎湖，以寄心念并祈发达。
朱盛拿出从铜山老家带来的咸饼，尝尝试试，细细研究配料和做法，着意再作创新，于是动手研磨，制作出与众不同品味的“盛兴”咸饼——这文饼以面粉、胡椒粉、猪油与芝麻、葱花烘焙而成，薄薄的，选料精细、做工实在，吃起来香脆无比，入口即化，且口留余香；饼又分荤、素两种，供不同口味的人选择。
盛兴饼铺开张后，其咸饼一出炉上市，就大受澎湖的闽南人，特别是铜山人的青睐，名噪一方，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饼名传遍澎湖，饼香飘过台湾……
朱盛以研制咸饼成功而发迹，同时也兼营一些甜式糕饼。
此后，朱家饼铺坚持以铜山饼食传统手工制作方法，配以自家精制的馅料，经别样烘焙，生产出独一无二的盛兴饼食，而且坚持每天现做现卖，并依季节改变配方比例，以适应当季口味。盛兴朱氏饼业一代传承一代，自朱盛之后，又历经朱鼠、朱耀、朱文杰等四代经营，迄今传至第五代，已有140多年历史，愈加兴盛发达。据说，这盛兴咸饼还深受台湾先“总统”的肯定和垂青呢。
话说当年朱盛在澎湖成就“饼王”事业之后，为了报答祖家关帝恩德，曾经特意回到铜山拜谢关帝祖爷。道光年间铜山关帝庙重修，盛兴朱氏也虔心捐资题缘。澎湖铜山关帝庙每年五月十三给关帝做生日，盛兴朱氏后裔必到庙里给关老爷敬香祝寿，同时，盛兴饼食也成为关老爷喜爱的一道供品。
如今盛兴咸饼已成为澎湖岛的观光名产。澎湖马公市的盛兴饼铺旁边建有“朱盛文物纪念馆”——朱氏饼铺第五代传人朱宏釮先生为纪念祖先朱盛从铜山入澎经营糕饼业，将历代祖先留下的制饼器具、版模及制饼相关资料等文物，加上自己收集的古玩珍品，兴建了一座纪念馆。人们来到这里，即可从中看到海峡两岸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
二、遵圣意贡糖入金门
与东山一苇可渡的金门岛，自古有“海上仙洲”、“桃源胜景”之美称。人们来到金门岛上旅游，在观赏了岛上美丽风光之后，无不争先购买金门的“三件宝”——贡糖、高粱酒和菜刀。这著名的“金门三宝”当中，高粱酒和菜刀自是金门地地道道的土特名优工艺产品，而贡糖有人说是由厦门的师傅所传入，其实，这贡糖祖家就在东山，至今金门最著名的名记贡糖老板就是东山人。
话说闽南东山岛铜陵城的石笋池边，自清代以来居住着张姓一大望族，世代以行医出名。谁知这张氏传到第九世，第三大房五房有个张泽，却另辟蹊径，于民国初年在铜山后街尾开张了一家“泰利发”糕饼行，其制作的贡糖，因香、酥、松、脆而很快闻名遐迩。与当时东山的“瑞珍”一品糕、“建昌”花生管、“礼记”豆沙饼、“源兴隆”梅干菜、“寿全堂”宋金枣等，成为一方土特优名吃，驰誉海内外。
这贡糖为古时候朝廷贡品，是皇帝喜爱的茶料零食，所以称“贡糖”。人们最喜欢用它做“茶配”、“酒配”。东山人祭拜关帝神明，供品里免不了有贡糖之类，每逢关帝老祖爷的圣诞节庆和纪念日，供桌上摆放着一包包这张氏贡糖，香喷喷的叫人闻之馋涎欲滴。
不久，铜陵石笋池张氏十世孙、第三大房二房的张命，承父（叔）辈之业，在铜山另外开张一家“名记”糕饼店（寓意家族所传之闻名店号），其制作的贡糖、酥糖、口酥等名噪一时。民国年间，时值抗战前夕，国势动荡，百业维艰，名记糕饼虽好，但毕竟岛内市场小，生意平淡。据说一日张命的母亲备了好多贡糖和糕饼，来到关帝庙进供上香，卜问家业前途，抽得一支灵签，关帝爷圣意点明：眼下百般不济，若有图谋，宜向他乡，虽有波折，但日后可见辉煌。
东山人自古都奉关帝为祖，最是崇信关帝爷，既然圣意如此，于是，为谋取更好的发展，张命遂告别父母，去到厦门，凭自己的好手艺受雇于厦门“伍丰”糕饼行。由于他制作的贡糖一炮打响，大为利市，一时享誉一方，深受老板器重。谁知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张命被征调去金门修飞机场。也是命中缘份所定，修完机场，张命落居于金门；因只身漂泊他乡无倚无靠，遂过继金沙镇斗门陈氏为子，改姓名为“陈世命”。之后便在金门开起糕饼行，挂用东山老家“名记”糕饼的老招牌；其生产的贡糖、酥糖和酥糖碎等很快声名鹊起，生意蒸蒸日上。于是，这东山“名贡”在金门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渐渐名闻遐迩，香飘四海了。
金门“名记”糕饼经过几十年不断打拼进取，现已发展为“名记”贡糖食品大公司。张命（陈世命）在年老之后把事业交由大儿子陈（张）奇作掌管经营，继之由三子金庆接手经营，至今仍保持最初的老字号——“名记”贡糖第一老店。“名记”贡糖传到第二代花开多枝，不断发扬光大，尤其由四子陈金福创建经营的“陈金福号”“名记”贡糖更是颇具规模独具风骚而冠压群芳。“名记”贡糖在保留传统口味的工艺上，又创新出咸贡糖、椒盐贡糖、猪脚贡糖、芝麻贡糖，还有猪脚酥、竹叶酥、地瓜酥、花生酥、香芋口酥、海苔酥、芝麻酥、子弹饼等几十个优质品种。这金门贡糖口感细腻，质酥味香，地道纯正，作为金门名优特产之一，与高粱酒一并被列为“台湾一百大食品”，成为广受海峡两岸四面八方游客青睐的绿色食品和健康茶点，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金门“名记”贡糖传人不忘祖地东山关帝老祖爷的福佑恩德，按祖家风俗，在家中和老店都供奉着从东山分香的关帝老祖爷圣像，每日晨昏香火侍奉，并在平时用最好最新鲜的贡糖糕饼进贡给关帝老祖爷品尝。2002年，陈（张）金庆、金福兄弟携家人跨海回东山祖地寻根谒祖，特意与东山铜陵石笋池张氏族亲一起到关帝庙隆重盛祭关老祖爷。
参考文献与资料来源：
《东山与台湾》刘小龙编著，海风出版社，2002年版；
《海峡关帝传奇》刘小龙著海峡书局2012年版（出版中）；
东山《铜陵下街朱氏族谱》2004年编，2012年印刷；
东山《铜陵石笋池张氏家史探源》（铜陵石笋池张氏族谱）2000年编；
笔者田野调查笔记：
东山铜陵老渔民黄歹访谈实录（2002年）；
东山铜陵石笋池张氏裔孙张永楚访谈实录（2011年12月）；
金门贡糖传人陈（张）金庆、金福兄弟访谈实录（2012年3月6-11日）；
百度网搜“澎湖盛兴咸饼”、“朱盛文物纪念馆”。
（本文作者：刘小龙，东山县政协副主席，漳州师院闽台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世界关公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
东山与澎湖两地北极殿的神缘
黄炳钦
提要：东山岛和澎湖岛自古以来关系密切，两地民间交往频繁。澎湖县马公市东甲北极殿碑文《重建北极殿落成记》，记述了民国年间两岛之间一则传奇性故事，是东山与澎湖神缘缔结的见证。
关键词：东山，澎湖，上帝公，北极殿
东山岛铜陵镇和澎湖岛马公东甲，各建有一座北极殿，民间俗称“上帝公庙”。庙内供奉的玄天上帝又称真武大帝、玄武神、上帝公，是道教中职掌北方天界的天神，全称“武当山北极玄天真武大帝荡魔大天尊”，为明代朝廷敕封奉祀的护国之神。民间传说，玄天上帝生性神灵，七岁就能诵读经文，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无所不通。十五岁立志修行，造福万民，便舍弃王位，隐居太和山，历经四十二年，终体天心，功满道成后，玉帝令其镇守北方，统摄真武之位，并将太和山更名为武当山，意“非玄武不足以当之”。按道教的说法，北方属水，所以玄天上帝被民间当作航海保护神加以敬奉。
据清代《铜山志》载：东山岛铜陵北极殿，明成化四年（1468年）由总兵黄廷标倡建，祀玄天上帝。北极殿神殿两旁的大圆石柱上，有对联“水德渊源流炎海，帝威显赫耀南天”，颂扬上帝公“德流炎海、威赫南天”，护航保护渔船民平安的功绩。铜陵北极殿为东山岛首建最大的供奉玄天上帝的神庙，对本岛民间信仰有很大的影响。据笔者2008年调查统计，分布东山岛各地的上帝公庙共有20座，信众遍及全岛，由此可见上帝公在东山岛民众心中的重要地位。明、清时期，停靠东山岛的商船、渔船出海，船主和船民都要到铜陵上帝公庙祭拜求平安。岛上将士渡海到台湾、澎湖戍守，民众渡海过台湾、澎湖开荒垦殖，出海前都要到铜陵北极殿祈求香火护佑平安。
二
铜陵北极殿和东甲北极殿自古以来关系密切，有东甲北极殿《重建北极殿落成记》碑为证：
庙宇之设，原以崇有德而报有功，非徒为庙貌巍峨，籍此观瞻之色也。查立庙祀北极真武大帝，建于何年未详。自明末有之，由来已久矣。有创之于前，必有振之于后，非能历久而常新。溯自丁卯年改建而后，历时未久，讵料风云不测，于乙酉年因遭战乱，受炸倾颓，触景兴怀，伤心惨目，不忍付其废墟，决意有以新之。商诸甲民，众志佥俞，乃发簿劝助。诸善信闻风信仰，踊跃乐输，足见神恩普惠之深，有以使然也。幸得腋集裘成，土移丘积，爱是鸠工庀材，经始于民国丙戌年六月，落成于己丑年三月，计费台币陆佰万余元。抑有灵者，方定议兴工之始，欲得材木以为用，澎湖无可得。思购之于内地而未得其当。主神忽进驾指示，亲欲往托东山上帝采购，可将需要材料陈明。因列单禀呈。不数月，果然东山帆船载北极殿之杉料来澎。查验其数相符，闻者咸称有应。此外辄着灵迹，至如疾疫，而有祷皆应者，奚只一方之庇。是役也，虽谓民丁之竭诚，实籍神灵之显赫。从此庙貌森严，规模宏广，神所冯依，其在斯乎。用将题捐姓名暨董事备勒诸石，以志不朽，并综其颠末而为之记。
民国三十八年岁次己丑三月吉旦重建董事
要解释这篇碑文，还得从东山岛和澎湖岛的历史渊源说起。
东山岛位于福建南端，澎湖岛位于台湾西南，两岛相距仅98海里，从东山岛乘木帆船出海，顺南风一昼夜就可到达澎湖。据数据记载，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元兵进攻东山岛，有东山人为躲避元兵屠杀，夺舟入海，逃往澎湖。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明政府派兵驻守澎湖；万历二十年（1592年），增设澎湖游兵，铜山（东山岛古地名，下同）民户三丁抽一，参加戍守，称“铜山营”；三年期满，营兵换班服役，许多铜山人居留当地，开荒建家。《澎湖县志》说，早期从大陆前往开发澎湖的，主要是东山人和泉州人。刘小龙《东山与台湾》载，澎湖马公东甲北极殿是明朝末年由铜山戍守澎湖的将士从铜山北极殿分灵到澎湖而建造的，东甲北极殿里的上帝公神像据说也是从铜山过去的。《重建北极殿落成记》碑说，“查立庙祀北极真武大帝，建于何年未详。自明末有之，由来已久矣”，和《东山与台湾》记载相符。
自古以来，东山铜陵北极殿和澎湖马公东甲北极殿关系密切，经常来往。清朝年间，铜山人戍守澎湖的班兵前后共有1万6千余人次，成为两地往来交流的使者。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驻守澎湖的水师协标右营游击、铜山人黄象新曾在澎湖各处劝捐修建东甲北极殿。民国初年，擅长木雕、油彩的东山县城关（今铜陵镇，下同）人黄文华应聘到澎湖为东甲北极殿等神庙做油漆彩绘工作，后定居澎湖，参与了1946年东甲北极殿的重建工作。据黄文华三子黄友恭回忆，当时他家就住在东甲北极殿附近，他小时候经常到东甲北极殿玩。碑文中说东甲北极殿“乙酉年（1945年）因遭战乱，受炸倾颓（被盟军飞机炸毁），触景兴怀，伤心惨目”o1945年黄友恭已7岁，当时的事他至今记忆犹新。
东甲北极殿被盟军飞机炸毁后不久，日本宣布投降，澎湖及台湾回归祖国。“民国丙戌年（1946年）六月”，澎湖民众踊跃集资筹备重建东甲北极殿，“方定议兴工之始”，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欲得材木以为用，澎湖无可得”，使筹建董事会束手无策。这时候，东山岛和澎湖岛之间海上运输的恢复，为东甲北极殿筹建董事会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且看《重建北极殿落成记》碑中是怎么说的：“……思购之于内地而未得其当。数月，果然东山帆船载北极殿之杉料来澎。查验其数相符，闻者咸称有应。”就碑文中记述之事，2010年5月，笔者采访了东山县铜陵镇93岁的老渔民李粒。李粒回忆，大约在1946年农历九月底的时候，东山城关一个叫“肥仔憨”的商人想乘东山和澎湖恢复通航之机，运货物到台、澎贸易，临行前到城关北极殿求得上帝公神示，雇用城关“传合号”老板的一艘“撩白带”渔船（专门捕捞白带鱼，当时还未到捕鱼季节——笔者注）到石码装运杉木往台湾贸易。李粒当时是这艘渔船的渔工。当这艘装满杉木的船行驶到澎湖附近的狮屿山附近时，海上突然起风，形势非常凶险，李粒他们只好把船驶进澎湖港避风。据说当这艘装运杉木的船还在海上时，澎湖马公的“乩童”出乩说，东山岛城关北极殿“上帝公兄”给我们送杉木来了，要马公信众赶快到海边迎接。信众们赶到海边时，李粒他们运杉木的船正好到达。信众们高兴地欢呼起来，连忙帮忙把杉木从船上卸下，运到东甲北极殿施工现场，当天晚上设酒席宴请李粒他们一船人。
东甲北极殿从1946年农历六月开始兴建，到1949年农历三月建成，历时2年多。黄友恭说，东甲北极殿内的木雕、油彩都是他父亲黄文华亲手制作，现在殿内供奉的“大圣神”（孙悟空）神像，也是黄文华雕刻。
三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澎湖马公东甲北极殿分别先后多次组团到东山铜陵北极殿朝拜进香，隆祀玄天上帝，进行海峡两岸民间信仰文化交流——
1997年间，东甲北极殿许大福先生三次渡海到大陆考察寻根，终于找到东山铜陵北极殿。1999年和2001年，东甲北极殿主委苏昆雄先生二次率信众组团到东山朝拜晋香；2002年6月，东甲北极殿新任主委许龙雄等五人重临东山进行文化交流，并捐资重修东山北极殿。2009年11月4—7日，澎湖东甲北极殿举行“入火落成大典”，派人到东山县铜陵北极殿恭请铜陵上帝公神像到澎湖马公参加东甲北极殿落成典礼，东山铜陵北极殿65位信众应邀护送铜陵北极殿的上帝公神像出席庆典仪式。这是六十年来铜陵北极殿上帝公神像首次莅临澎湖。庆典仪式结束后，铜陵上帝公神像留在澎湖巡游2个月，信众几十万人次争相膜拜，轰动全岛。2010年1月16日，澎湖东甲北极殿派人护送铜陵上帝公神像顺利返回东山铜陵北极殿，受到了沿街数千名信众的夹道欢迎。
东山岛与澎湖岛的神缘，因人缘而缔结。东山岛与澎湖岛的人缘，因神缘更加亲密。
资料来源：
《铜山志》清陈振藻撰
《澎湖县志》（民国版）
《东山县志》（民国稿本），总纂李猷明，福建省东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1994年版
《东山与台湾》，刘小龙编着，海风出版社，2002年版
《东山岛见闻》第二集，黄炳钦着，国际华文出版社，2011年版
笔者民间采访实录
（作者：黄炳钦，东山县硅砂矿员工。）
东山师傅朱水林（锡甘）在澎湖
（台湾）王文良
一、前言
澎湖宫庙多，民众信仰虔诚和积极参与修建宫庙活动，过去曾礼聘“唐山师傅”前来施作，形塑澎湖特有的在地文化，也带出宫庙装饰艺术在澎湖的丰富面貌。其中，首列国家一级古迹的“开台澎湖天后宫”是为代表，且带动起一股宫庙装饰风潮，影响层面既深又广。
天后宫的艺术成就与影响，不仅是澎湖一地一隅而已，其凿花木雕和彩绘作品，至今仍然炫目。笔者往昔曾对参与凿花木雕的黄良师傅，及其在澎湖传承师系的调查和发展有所著墨，对另一参与凿花的东山水林师、参与彩绘的广东潮汕朱锡甘师的动向和作品，则一直关注和扒疏，无奈囿于年代久远和识者有限，诸多讯息和疑点难有突破，只能借着参与天后宫志，撰写其中〈天后宫的装饰艺术〉时，以朱锡甘为天后宫所完成的擂金画做结，陈述该批作品“不论是做为他个人在彩绘世界，或天后宫在宫庙彩绘中的代表性而言，都极具分量！”（王文良，2006，P.228）虽是致意，但又不得不根据有限的文献资料指出，“朱锡甘师为澎湖留下了相当多佳作，可惜只知他来自广东梅县大埔地区，其它都付诸关如。”（同上P.244）水林师也在做完澎湖天后宫后即整装返回东山老家了。
水林师与朱锡甘师这两个名字，曾经分别代表在澎湖天后宫施作的凿花师与彩绘师，文献上也分别记载来自福建东山和广东潮汕，如此看法行之有年，直到他离开澎湖80年后，我们做了连结、他逝后70年，笔者才为文在澎湖研究第十届学术研讨会上，试图为他厘清身世和正名：水林师就是朱锡甘，他来自东山，既擅长凿花木雕也善彩绘，他的成就是十分杰出的，在他为澎湖完成的宫庙彩绘和凿花木雕作品中，我们寻得力证；他是自豪的，我们在澎湖和东山的长者描述和转述中，得到诸多左证。虽然得年仅46岁，但他的作品和牵引的澎湖东山情谊，却是让我们感念和珍惜的！
二、过去文献中关于澎湖天后宫的
擂金画与朱锡甘、水林师
过去文献中，关于朱锡甘、水林师等人名，及凿花木雕、彩绘和擂金画等多有论述或提起；或深入探讨，或几句关键的话带过。不过，人名彼此的关连性，以及朱锡甘的出身地等，却有模糊又多样的说法，但长期来，被误解的情形是存在的。
2-1首见朱锡甘、水林师二名，并分属二人，同为东山岛人
文献中，最早提及“朱锡甘”、“水林”两个名字，是在1983年，“行政院”文建会补助国立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研究所都市计画室所出版的《澎湖天后宫保存计划》，是书乃根据该室1979年接受“交通部”观光局委托为期一年，研究保存之道的成果为主体所出版。书中指出“刺花”（应是凿花木雕）有一班是东山岛来的三位师兄弟，“朱钦、陈（？）水林、黄文华，以老二的功夫最好”，他们三人“也负责油漆，遍在天后宫各处的题名‘朱锡甘’应就是朱钦的别名，弟‘一琴’应就是水林司”（国立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研究所都市计画室，1983，P.54）
2-2肯定天后宫彩绘和擂金画，出现“朱澍传”之名
之后1983-1985年天后宫的修复工作，并未对彩绘作品有进一步的修补或添加动作，倒是事后发现屋顶全面翻修时，“因未能及时有效的对现存彩绘加以保护，经事后勘察，发现彩绘剥落又较以往严重”，（王鸿楷，1985，P.1）乃建议并经文建会拨款补助专业拍摄和纪录，同时于1985年出版《澎湖天后宫之彩绘》专书，书中指出“天后宫的彩绘具有多样风貌，”（同上）叙明有水墨静物及墨竹作品，“署名则是朱锡甘和朱澍传”。（同上P.3）指出“擂金画在澎湖天后宫被普遍地使用，同时也形成了天后宫最重要的艺术成就之一”，（同上P.4）并进而称许“以金箔之浓淡轻重表现出山水岩石的各种皴法、技法之纯熟亦是台湾少见”。（同上，P.4）这是进一步对天后宫擂金画的肯定之始，也在此首次出现“朱澍传”的名字。
2-3朱锡甘来自广东潮州大埔，朱锡甘兄弟主绘正殿的连结
李干朗教授于1986年出版的《台湾的寺庙》一书，谈起澎湖寺庙修建情形，指出蓝木、蓝合兄弟受邀主持天后宫重修，“配合的匠师还有卢司、水林司及来自汕头的龙司”，（李干朗，1986，P.104）“彩画匠有朱锡甘、潘科等人，朱氏的传世名作是天后宫神龛左右福扇的黑底擂金画，至今尚保存完好，弥足珍贵”，（同上）之后论及台湾南北彩绘师傅名家辈出时，特别指出“有的出身画家，至少工于书法”，接着说“大陆名匠则有广东潮州大埔来的苏滨庭及朱锡甘，后者绘马公天后宫”，（同上P.105），显然在此时，水林师已经从东山岛来的三个师兄弟被独立出来，朱锡甘也被确认为来自广东潮州大埔。
同书后续介绍澎湖天后宫时，李干朗直接表示彩绘水平颇高，正殿的“神龛两侧有朱锡甘所作擂金彩画，工精质优，值得永久保存”，并分析天后宫的彩绘为前后对场，“台南陈玉峰主绘三川，大埔朱锡甘兄弟主绘正殿，三川以青绿为基调，正殿以黑色基调，各有千秋，论精细则以大殿垛头见长”（同上P.155），在注中则进一步表示“天后宫彩画很值得研究”，“正殿以大埔系统朱锡甘及朱澍传为主。”（同上P.170），此为文献上继续肯定朱锡甘的彩绘成就外，也二度出现朱澍传，并有“朱锡甘兄弟”乃朱锡甘及朱澍传的连结。
2-4比较后，对澎湖天后宫擂金画的高度肯定
1990年，林会承教授的《台湾传统建筑手册形式与作法篇》一书在论述色彩与彩绘时，曾对擂金画的制作程序做了介绍，并说“目的是使室内显得“金碧辉煌””（林会承，1990，P.127），后续篇章则列举了几个台湾尚保有擂金画的宫庙祠堂，他特别指出“其中以澎湖天后宫之作品的艺术水平最高”（同上P.131），这是将澎湖天后宫擂金画与台湾同类作品并列比较后，直接抽离而出的高度肯定。
2-5朱锡甘在澎湖天后宫的分工角色
继而，李干朗主持以台南民间彩绘画师陈玉峰及其传人的彩绘作品为对象，所出版的《台湾传统建筑彩绘之调查研究》，书中指出陈玉峰和“潮汕籍的彩绘匠师朱锡甘等人”于“民国十四年时”，就“携手共彩澎湖天后宫”，（李干朗，1993，P.66）“陈玉峰工作范围以三川殿为主”（同上），而“朱锡甘则负责正殿和后殿阁楼全部油漆彩绘工程”，（同上P.70）并从澎湖天后宫现存的彩绘作品来观察比较，进一步推测“陈玉峰遗留作品不比朱锡甘多，因此有可能陈玉峰是以副手上场。”（同上）换言之，朱锡甘显然才是当年彩绘的主力，为朱锡甘在分工角色上做了厘清。
2-6对擂金画的异见
李奕兴先生则在1995年出版的《台湾传统彩绘》书中提及“台湾目前在传统建筑学术界，极度推崇的所谓‘擂金画’黑底金漆图画，澎湖天后宫有实例”，他似乎不以为然的指出“几乎已到过度神话式的吹棒，犹以台湾独具的特产之一，事实这就是漆工艺里的‘泥金’技法一种”，（李奕兴，1995，P.63），这可能是学界对擂金画的看法提出异见的首例，虽然详细的研究论述仍有待进一步的推敲，不过，独以澎湖天后宫为例，也可见作者视该批作品为代表。
此后，陆续的研究或著作中，仍多有提及朱锡甘等师傅的讯息，关于其生平及何方人士，则有不同的说法，朱锡甘与共同参与的师傅群也有不同的解读，同时，前后出现许多不同的名字，但大概不出上面所述范围。至于其中正确与否？一些推论的人名是否真有其人？大家显然无力解决，只有继续流传沿用或相互引用。
三、文献资料的扒疏与田野调查中的朱锡甘
文献中，除了《澎湖天后宫保存计划》点出东山岛来的三位师兄弟，同时担任凿花木雕与彩绘，并试着勾勒朱钦、陈（？）水林、黄文华与朱锡甘、一琴的关系外，其余几乎是将参与凿花木雕（若该文有论及）与彩绘的师傅分开来叙述，笼统的说，参与凿花木雕的是福建东山来的三个师兄弟，而绘制擂金画与彩绘的人，则是来自广东潮州的「朱锡甘兄弟」等，何以致之？这其实是诸多原因造成的！
3-1文献的扒疏比对
黄叔璥《台海使槎录》书中，谈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由台南漳泉郊商倡建的台南水仙宫时，有“庙中亭脊，雕镂人物花草，备极精巧，皆潮州工匠为之。”（转引自国立台北艺术大学，2002，P.72）的记叙，说明早在近300年前，潮州师傅就已来台湾参与宫庙的工程，且“雕镂人物花草，备极精巧”。（同上）
或许是“粤东大埔位于韩江上游，古代与下游的潮州文化关系密切”，（李干朗，2004，）同时“大埔在清末出了不少著名的建筑彩绘名匠，特别是擂金画、泥金画及鎏金画”，（同上，）而且“潮州自古以来最擅长的家具制作传统”，“多用擂金、泥金或鎏金，闻名海内外”（同上），因此，互为影响，大埔彩绘水平高，名师倍出，又有多人来台展示才艺，同样时空背景、擅长擂金画的朱锡甘因而被视为大埔人，自有其合理性。至少，在缺乏否定这个认定的直接证据和左证数据下，这是最可能的答案，因此，不疑有他的一再引用就很自然合理了。
至于朱澍、朱锡甘、一琴等名字，笔者曾一再观察细究并揣摩再三，而于《开台澎湖天后宫志》里，大胆做出以下的推测：
由种种迹像显示，及正殿明间右架栋背面的花鸟画作，，落款“仿黄梅道人画意一琴朱锡甘写意”，正殿前落后步口次间架栋上，“群芳聚会”花鸟画作上的署名“一琴居士朱锡甘”判断，朱澍、朱锡甘、一琴等，应是同一人的名、字、号，只是落款不同，以增加变化。（王文良，2006，P.244）
以此试着推翻一再相沿的说法，直到2010年的《第四届台湾？浙江文化节浙台民俗文化澎湖大讲堂论文集》，笔者提出“……朱锡甘，天后宫完工离去后，1929年落成的湖西沙港广圣殿的凿花是朱锡甘来澎湖两度之作，生动细致十分耀眼。”（王文良，2010，P.135），指出朱锡甘二度来澎参与凿花施作，而点出与水林师的连结。
关于他的名字，或出于笔误、或出于误认、或出于推论，也有的是朱师个人的习惯，给人错误的连结（详见澎湖研究第十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2沙港广圣殿凿花旧作拍卖另起契机
不过经由2007年底，澎湖县湖西乡沙港村村庙广圣殿因为扩建，将旧庙拆除并拍卖凿花木雕旧作，买主由该村旅外的乡亲陈宗铭先生，于2008年1月26日标得，原只是想留几件童年庙口记忆的陈先生，与笔者取得连系，对这批作品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后，不但发愿并接着着手为该批作品营造完成了一个雅致可亲的展示空间。在从村中耆老陈保壮处得知作者叫“水林”，后来更于2009年7月中旬展开深入的福建探访寻根之旅，想为这批精彩木雕作品的作者“水林师”，找得相关作品和事迹，以为比对和印证，不过，水林师的事迹虽得一些，凿花作品却无所获，知道姓“朱”，得年46岁，摄得墓碑照片，确认1940年辞世，碑上却没水林师的名字。然而，事后笔者却发现“锡甘”二字。前年（2010年）初，笔者的一趟东山行，亲近和走着朱锡甘师傅昔日的足迹，探访朱师在家乡的事迹，得到了大陆东山、台湾及澎湖的许多朋友协助，得以厘清许多疑点，也勾勒出朱锡甘师傅比较清楚的轮廓。
3-3朱锡甘这个人
朱锡甘，也就是朱水林，福建东山人，清光绪廿一年（1895年）生，民国29年（1940年）逝于家乡东山，得年46岁。
3-3-1朱锡甘的澎湖行及娶妻与兄弟
朱锡甘，以“水林”之名见闻于往来的生活圈中，1922年左右，与师兄弟朱钦、黄文华同至澎湖天后宫，参与凿花木雕工作，接着进行彩绘，至1925年秋天后，完成擂金画和三川殿前步口、正殿的堵仁彩绘画作后，彩绘工作即便结束而返回东山。目前天后宫这些彩绘和擂金画作品中，部分落款有时间和署名可为证。
回到东山约一年多，33岁的朱水林娶了同为东山人的陈雁贞为妻，由于水林师之母早逝，父亲也已续弦另组家庭，因此，他们婚后暂住妻子的娘家。不久，水林师又再度应邀至澎湖的湖西沙港，参与广圣殿的木雕凿花工作。从此，水林之妻即长住娘家，直至1929年广圣殿完工，水林师归来，也就跟着一直住下来，只有每年除夕前碍于女儿必须大年初二始得回娘家的传统习俗，因此有几天暂时离开外，水林师的工作和活动，都在太太的娘家陈姓这头进行，后来他也在此开了店。或许，这就是同为东山人的文华师之妻，在数十年后回想水林师姓氏时，依地缘关系而指为“陈”姓之故吧！
水林师并无兄长，只有同父异母的弟弟叫阿棋，后来跟水林学凿花，但时间上已是水林师结束澎湖工作以后的事了，而且功夫显然不如水林师出色，因此，朱锡甘兄弟做天后宫彩绘的说法并不能成立。
当年水林师与朱钦、黄文华三个师兄弟来澎湖工作时，他们的师傅曾叮咛：“不要一桶酒放下，三个人就喝到倒，工作通通不晓得要做了。”黄文华年近80的大儿子一澎湖彩绘名师黄友谦，曾听父亲生前说起这段往事，可惜记不得他们师傅的名字了。不过沙港工作期间，或是离开澎湖回到东山后，近身参观或相处的晚辈，都表示极少见到水林师喝酒。
1927-1929年，沙港广圣殿的凿花木雕本是水林师与有三师对场，后因故有三师离开，因此，大部分花柴作品都由水林师完成，他对自己的作品颇有自信，也赢得在地人的肯定，尤其叙述三段出头故事的中港门大楣，更是精湛，临去时，他曾发下豪语，前年受访时92岁的陈保壮老先生佩服的转述：“以后有人凿得比他这支（指大楣）卡水，他要再做一支来换！”
3-3-2东山的水林师
水林师的豪气，不只在沙港展现，在东山亦然；他的媳妇返回东山时，也曾听长辈说起他：“做得比我好，我就再做”的豪语，不服输，对自己的功夫很有自信，同时，一切自己动手做。当年东山十大庙，几乎都是“客仔师傅”的天下，所谓的客仔师傅，即来自福建南部的闽南如永定，和粤东的广东潮汕地区的客家籍的师傅，包含木工、土水、雕刻和彩绘，他们的工夫在当地人的眼里是很好的，雕刻也都很精致的。
住东山的资深凿花师许庆石先生，以前曾听一90多岁的老人说，当地宫庙并没有水林师的作品，因为他和“客仔师”不合，这老人认识很多凿花师，他说水林师“‘骄’，是厉害的人，勇的人会‘骄’”，老人赞许水林师字画都很好，雕刻也很好，每项都很勥（行），字也“真水”啦；当地老辈的师傅都知道水林师到澎湖施作过，也都肯定他的技艺。许庆石的父亲当年做木工，认识水林师，他形容水林“聪明、会变通、技艺高、多才多艺”，客仔师傅整批人数庞大，气焰亦高，但水林则不以为然，也不为所动而甘愿屈居于下；他勇于相抗，虽然因而失去参与东山许多大庙的工作机会，他制作的民家用物品却颇受肯定，如红眠床，“艺高品精致”是当时大家对他的评价。
除了制作雕刻红眠床，水林师后来也开了店，自己做“水银花镜”来卖，在一堵一堵的玻璃上画画，画好了从后面淋上水银，淋了“真水”，水林师妻子，81岁的侄女陈颜贞老太太这么形容，“他画花鸟，也画龙凤，画在玻璃中央，四周淋了水银就成为水银花镜了，红眠床床顶上头有的会装上五堵水银花镜来装饰，也有做成长匾的，都很好看。”当时的流行风潮，水林师的作品颇受欢迎，东山同业的后人，也还记得昔日父亲赞美“水林师水银花镜画得好”。
晚年的水林师，平素都剪平头，个头高高的，并不很瘦，看起来“将才将才”，喜欢静静的写字画画和工作，不吵人，也不生气，个性温和，小孩子好奇围来观看时，他总会挥手叫小孩去别处玩，尤其淋水银时，他会对着站在边边看的小孩说：“这不能喷到哦，喷到要生疗的哦！快走、快走！”
不知是否因为水银制作花镜，长期接触水银的关系，加上凡事亲为又求好，以致操劳过多，积劳成病，引发肺疾，1940年，才46岁的水林师便结束了他多才多艺的传奇一生，留下13岁的朱福全一子，和结〓14年的妻子陈雁贞。
四、朱锡甘在澎湖的作品
朱锡甘在澎湖的宫庙作品，可分为两类，一是凿花木雕，一是彩绘和擂金画；如果以宫庙区分，则集中在开台澎湖天后宫和沙港的广圣殿两处，如前述，讲凿花木雕的作品，就不得不提起水林师之名，谈擂金画和彩绘堵仁之作，还是得说落款署名是朱锡甘。
4-1天后宫的凿花木雕
天后宫为国家一级古迹，除庙龄在台湾澎湖间是最古老外，装饰艺术的成就与保存，也是极重要和具代表性的，尤其是凿花木雕与彩绘两部份，擂金画则常引为典范。凿花木雕是由东山来的水林师、朱钦、黄文华三位师兄弟与泉州来的黄良师等分边施作，《澎湖天后宫保存计划》一书认为“山川步口可能以铜山（即东山）这班师傅，正殿可能以泉州这班师傅为主。”（国立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研究所都市计画室，1983，P.74）黄文华之子黄友谦则指出当时东山师负责做东边，这样的差异说法，难以直接论断孰是，一则当时凿花木雕的分工并不是直接采取包工的方式，而是“论件计酬的。蓝木将形虽已由大木工匠作的花材，依重要相对构件（如山川步口的左右狮座）交给同一班工匠的概略性原则，交给不同的匠师。”（同上）因此，三川殿、正殿，或者是东边、西边，都有可能因题材成对的需要，或者整体的进度，而打破东、西，三川殿与正殿的分际，再则完工的花柴作品，可能经几个师傅之手，且除正殿屏门的花鸟屏，通常皆不留姓名，也就更难区隔论断何者谁做的了。
不过，总的来说，天后宫的凿花木雕作品数量极多，散布在屋架、神龛、门扇各处，上至圣旨牌、斗栱、斗座、随、弯枋、吊筒、插角，下至屏堵等处都有，作品类型包括“人物带骑”的出头故事、兽类、水族、花鸟、器物等，内容丰富，成就颇高，都是由东山的三位师兄弟和泉州的黄良师等人完成，而水林师是东山这组的“头手”师傅，工夫最好，负责打粗胚，（王文良，2006，P.235）角色当与泉州来的黄良师傅同等重要。
4-2朱锡甘在天后宫的彩绘
澎湖天后宫的彩绘和擂金画，是台湾、澎湖的古老宫庙中，历史久远却能未经重绘，仍保有早期原貌的佳作，完成于1925年、1983-1985年的古迹修复工程，因为：目前无法寻得损坏部分之早期的照片或施工记录作为修复的依据，同时国内也欠缺鉴定现存彩绘残迹以分析原有之色彩、图样的技术，此外传统漆料的配制熬炼技巧以及绘画手艺等等，也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所以未敢遽以修补或添加，以免破坏了原有的质量。（王鸿楷，1985，P.1）
不过，逃过澎湖宫庙普遍30年翻修重建，或因屋顶“抓漏”同时彩绘重作的宿命，天后宫的彩绘作品却不敌岁月摧残致部份剥落，加上1985年整修完成涌进大量的信徒和观光客，香火鼎盛致作品渐见熏黑，且又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不当的保护漆措施而益显暗沉，但其傲人的成就，仍为识者赞赏。
完成这批彩绘的有朱锡甘、朱钦、黄文华这批东山师傅，来自台南的陈玉峰和与他合作的澎湖团队二批人马。朱锡甘与陈玉峰是两边的拿笔师傅，负责完成堵仁作品的“画师”角色，陈玉峰主要画三川殿入三川门后的空间，包括前落后步口与后落的明间、左右次间，朱锡甘则画三川殿前落前步口的明间和次间，以及正殿的前落后落所有堵仁画作。
人物画作是天后宫彩绘的重要成果之一，藏身于三川殿和正殿的架栋上，以演义故事的“出头”为题。虽然侧重情境的铺陈，但人物表情的描写，以及相互关系和透过肢体动势、布局安排，更增戏剧张力和效果。尤其线条的运用与精准，彷佛剧力万钧跃然纸上，如正殿前落明间左右架栋、和次间左、右架栋上，描写三国“赵子龙单骑救主”的故事。其它如三川殿前落前步廊，明间左右狮座底下大通上的“商汤访伊尹”、“文王访太公”（落款题为“渭水垂钓”）等画作，以及部分三通上所作人物画，则以轻柔线条，画境恬适，山石若似有情来展示。（王文良，2006，P.228）
正殿前后落的花鸟画，有落款署名的，几乎不出“朱澍”、“朱锡甘”、“一琴居士朱锡甘”、“朱一琴”、“一琴朱锡甘”等。表现手法上，有采取水墨设色写实秀美之作；也有单以水墨挥洒自如之作；更有先行将绿色作底，再以没骨技法来表现花鸟的巧致，绿底映衬之下，不论是白色龙爪菊、玉兰花，或粉色牡丹、莲花等，皆显灵透生动。部分画作，作者甚至在款识中特别记上“拟八大山人粉本”，“仿黄梅道人画意”等，显示画作有所本，不愿独美，这也正是画师执艺谦冲、胸怀磊落的体现。
人物画作外，以花鸟为主。朱锡甘在三川殿前落前步口除前述的人物画外，花鸟翎毛、山水、隶书、魏碑和行草书，穿插其间，扎实的传统书画工夫展露无遗，所作多富秀丽柔美韵致。其它则尚有藏身正殿明间左右架栋大通的背面，各分三段，画成中段大、左右小的三堵写实风景画，就造景和技法而言，朦胧中所见，表现的显然是当时流风所及的日本景色，这虽非传统题材，却为反映当下政治实况之作，这样的风格与作法，在落新建的宫庙中，也可见其遗绪。
4-3朱锡甘在天后宫的擂金画
擂金画是结合安金箔与擂金箔成金粉作画的一种技法，或称“泥金”或“扫金”，是彩绘艺术中的一个异数。在黑色或咖啡色为地的画面上，它不用色彩描绘，全然以深浅不同的金色来处理。安金箔或以干毛笔沾金粉在未干的底漆上，将题材影像的明暗层次做适切的展现，技巧难度较高，但更增华丽高贵视觉效果的手法。所用金箔则依其色泽和纯度，又有“顶红”和“大赤”、“二赤”之分，顶红的黄金纯度高，略带红色，大赤则为金色，二赤色泽略白，加有银的成份。这种擂金画在台湾地区不多见，澎湖本地唯独天后宫拥有多幅朱锡甘艺高境远的佳作，成为天后宫彩绘装饰的重要成就之一。
天后宫的擂金画施作于正殿的后落，从左右架栋到神龛，有多幅精采的作品。黑色背景做底，金色画作和图案在幽暗气氛和天窗泻入的光束下，随视者移动的角度更显得耀眼。架栋上的瓜筒，以及二通、三通上也都有擂金画的装饰手法，其中左右架栋上，二通的头尾各有一幅隶体书法和画作。左架栋穿插人物，右架栋则以博古题材常出现的几种瓶花，缀上吉祥小品，相当讨喜可爱。
神龛部分，则是擂金画聚集的重点。从大楣的三幅画作，到神龛左右裙堵四幅小品，构成一个独立的装饰领域。这中间安排穿插的凿花作品，也一并改为安金不施彩来呼应，形成一体的视觉效果。整个空间既呈静谧的氛围，又随自天窗投入的光束移动而显华丽跃动。大楣的中堵题为“富贵长春图”，在多朵盛开的牡丹花上，左绘展翅将歇的白头翁一只，回首望那右方成对栖息于摇曳枝头的鸟儿，牡丹花丛中则以右倾的寿石稳住中心。虽是花鸟无语，却在写实生动的影像中，流露出款款深情。两侧配以女性题材的人物画作，左为“虢国夫人承主恩”，右为“出汉关昭君长抱怨”，人物体态婀娜多姿，主角顾盼之情与侍仆视线的呼应，颇能传达出弦外之音。而女姓的题材，似乎也能呼应妈祖女神的神格。
下方四幅裙堵小品，分别是为“兰亭修禊”、“孟浩然踏雪寻梅”、“杜甫映壁题诗”、“赤壁泛舟”，描写的是王羲之、孟浩然、杜甫、苏东坡等文人逸事。题材或雅、或逸、或气势磅礴、或老友对坐话旧抒怀，情深境远，又是另一番世界。笔底下工夫尽然宣泄，金箔的显眼，以及金粉在干笔、漆底摩搓下的明暗层次，营造出山石肌理的阴阳向背，可谓“艺高境远、笔情墨趣俱足”之作（王文良2006，P.228）。.天后宫这批擂金画，由落款记载得知完成于“乙丑夏月”或“乙丑夏至前一日”，亦即天后宫重建完工后两年的1925年夏天。作者署名为“朱锡甘盥笔”、“朱锡甘摹古”、“一琴氏仿古”、“朱澍弟锡甘写”、“朱锡甘笔”。署名下方朱锡甘也比照传统画作钤印盖章，而画上印记。裙堵四件小品分别有育古、式、琴、仿古、如意，大楣左右虢国夫人和王昭君的题材有落款无署名，也没印章，但中间“富贵长春图”的署名“朱锡甘盥笔”下方，小而模糊的印文却是“东山”二字，原来，朱锡甘当年已有伏笔，只因印小位置高，又画作早因香火鼎盛熏黑难认，所以，一直为大家所疏忽，来自潮汕名师之称就延用数十年了。
擂金画能营造华丽的视觉，在用料上，使用和消耗的金箔量是相当可观的，有云“一贴、三扫、九堡金。扫金是贴金的三倍，堡金是贴金的九倍”（杜仙洲，1984，P.390），由此可见一般。不过，画师的妥善处置和适切发挥，更能增加其光彩，也就是笔下功夫的精良，更能呈现令人难以忘怀的视觉体验。
走访台湾与福建东山许多宫庙的擂金画后，经过比较，更能肯定与欣赏澎湖天后宫擂金画之可贵与杰出，以澎湖天后宫正殿神龛裙堵的四件小品“兰亭修禊”、“孟浩然踏雪寻梅”、“杜甫映壁题诗”、和苏东坡“赤壁泛舟”为例，朱锡甘擂金画的特色有：1.画面完整饱满、构图严谨、擂金、安金与线条钩勒的贴金交互运用，顶金、大赤、二赤材质的安排妥当，技法相当灵活纯熟。
2.擂金占画面的比例高，表现分量重要，居画面氛围的主导角色，安金贴金仅集中于衣服和树叶，和部分勾勒线条与文字。
3.擂金深浅层次变化多，以金彩代墨色，营造层层迭迭的崇山峻岭，既表现出中国水墨画的特色，又能发挥黄金耀眼的贵气。
4-4水林师沙港广圣殿的凿花木雕
广圣殿位于湖西乡沙港村，主祀叶、朱、张三府王爷，是该村村民的信仰中心。2007年9月出火之后接着拆除旧庙，新庙址北移而重新扩建成现代水泥大庙，并于2009年底落成入火。拆除的旧庙虽系1977年-1979年重建，但其结构和木石雕刻作品，系保留和沿用前一次重建完成于1929年的旧物，当时已有80年的历史了。广圣殿80年前的旧品，除了有历史和年代的意义外，在文化和艺术上的成就相当高。
水林师1925年完成澎湖天后宫的彩绘和擂金画后，返回福建东山，结婚、生子，期间，他再度应邀来澎湖，参与湖西沙港广圣殿的新建工程，时间在1927年-1929年间。
水林师除了与有三师两人分做凿花木雕外，分析也参与彩绘，并找来师兄弟朱钦和黄文华一同施作，可惜1977年展开重建前，没有留下相关记录与图照，所以彩绘失去了可稽的事证，但可确定的是：朱钦唯一的徒弟，沙港人曾福相应是来此施作期间，才收的。
水林师在沙港雕凿花柴的时间比有三师长，所以作品也比较多，整个牌楼面是水林师所做，除了圣旨牌雕成三龙护卫着，饱满精致外，其下的八仙斗座，两两成组分成四个，连同座骑，彼此似乎正对话着，八仙上方，由下而上，分别有兽类、水族、花鸟为题的五连弯枋，八仙下方，有三星斗座和兽类斗座与大楣衔接，大楣下方的大门两侧，则是春、夏、秋、冬，卍字盘长做底的四季花鸟屏。
此外，广圣殿内部，以鳌鱼和凰朝牡丹为题的插角，两两成对十分精彩，布袋和尚、李铁拐、象、狮为题的斗座，布景安排和造型则与一般宫庙略有差异，两边小港的注生娘娘和土地公的神龛花鸟屏堵，卍字底上分别安排造景的硕大湖石置于下方，上立牡丹、鹤、绵鸡等禽类，背后则以细长枝条带出花叶，摇曳之姿和鸟禽的动态安排，整体显现轻柔曼妙的感觉。
其中，前殿左右栋架上各安排有一个金瓜筒斗座，侧饰一蹲姿的人物竖仙，两手高举，有如“憨番扛庙角”般对应上方的斗栱，有趣的是这人手上还拿一方孔钱，右架栋的钱上并雕有“金钱世界”四字，是暗讽这世界一切向钱看，还是期待财源滚滚，80年前暗藏的想法，如今则不得而知了。
探讨水林师凿花的功力和作品的特色，可以水林师当年在离开沙港前，发下“以后如果有人凿的比他这支（大楣）更『卡水』，他要再做一支来换”豪语的大楣为例来了解。这支在广圣殿牌楼面下方，大门上方将近4公尺的大楣，水林师将之等分成三段，分别雕刻《西厢记》的“普救寺杜确退孙飞虎”、《三国演义》的“苦肉计”和《白蛇传》的“水淹金山寺”的故事。每个做事，在有限的空间里，各有13、4个人物周旋其间，随着故事情节安排背景与造境，繁复热闹而不杂乱，彼此牵引而流畅生动，略述如下：
1.人物比例精准，穿戴服饰随角色而华丽细致，或充满造型美感，如苦肉计的周瑜、蒋干、西庙记的张君瑞、杜确，以及水淹金山寺的虾兵鱼兵——龟、鲎和蚌精等。
2.人物表情和动作幅度变化大，不但呼应剧情、角色需要而呈现生动灵活之姿，且骨架结构合乎解剖学。
3.能依出头故事情节，安排人物配置的主从关系和视线的流动性，不但张力大、层次分明，且彼此环环相扣、扎实紧凑不冷场。
4.有限的木料厚度（15公分）里，虽是人物为主，但彼此交迭对话或冲突、加上建物、树石、与座骑、器物、波浪等，层层迭迭，将“内枝外叶”的层次，做了极大的发挥。
5.人物的“屈势”和人马的动态，也是这支大楣极为成功之处，当视线移动上下左右后，将发现水林师几乎是把他们做成圆雕作品般的精彩和完整。
五、结语
这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东山师傅朱水林（锡甘）在澎湖宫庙有精采的作品流传，他的身世长时间来却遭到误会，在水林师逝后70年，至他的墓碑取景拍完正面照片后，猛抬起头来，意识到自己竟是跪在他的坟前；我想，除了致敬，还有十二万分的佩服——在那样的年代，他两次远渡来澎湖，为我们留下至今仍让人称羡的佳作，形塑出今天珍贵的文化资产。
谈论澎湖的凿花和彩绘、擂金画，在东山水林师和广东潮汕朱锡甘两个名字各自流传数十年后，水林师而陈水林而朱水林，竟而与朱锡甘合而为一人，这些怪异的过程与时间点的巧合突破，让我们深感不可思议，前年（2010年）1月17日傍晚，澎湖东山一行6人（陈宗铭、东山资深凿花师、水林师内侄女、侄女婿、当地企业家和笔者）讨论到最后，竟是“冥冥中注定”做结。那天，东山见过与水林师熟稔的年逾八旬晚辈，熟悉水林师事迹的资深凿花师，他们也才知道“朱锡甘”之名，透过照片也才知道澎湖天后宫有水林师精彩的擂金画作。
这真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经历，能为东山来澎湖进行宫庙装饰施作、横跨凿花木雕与彩绘两个领域的大师厘清身分和作品，个人深感荣幸，当然后续犹待努力，不过，愿藉此文，再次明白肯定下列事实：
1.澎湖天后宫精彩的擂金画作完成于1925年，作者是来自福建东山的唐山师“朱锡甘”，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水林师”。
2.天后宫中，同时期的彩绘作品，朱锡甘的堵仁画作涵盖正殿和三川殿前殿的前步口，他并有后代在台湾，但并不参与凿花木雕和彩绘擂金画。
3.天后宫当年的凿花木雕，参与的除了泉州来的黄良师等，另一批东山来的三个师兄弟：朱钦、黄文华外，“陈（？）水林”，就是朱水林，也就是朱锡甘。
4.朱锡甘曾经二度来澎湖参与宫庙工程，“水林师”就是这次沙港广圣殿凿花木雕时，当时村人所知道的名字。他在此对自己作品有充满自信的豪语发声，也间接提供解开水林师和朱锡甘身世之谜的关键。
5.澎湖目前保有朱锡甘的擂金画、彩绘、凿花木雕作品的天后宫，已是国家一级古迹，作品将永久被保护。沙港广圣殿虽因重新扩建，凿花木雕作品已拍卖，但买主承诺完整保留，并已于沙港村建立“印象·沙港民宿”，以民宿的人力和营运所得提拨经费维护设于民宿一楼的“沙港广圣殿文物典藏馆”，该典藏馆的展品，主要是水林师的凿花木雕，保存上不成问题，并对外开放免费参观。
6.不论澎湖乡亲或东山乡亲，大家熟悉的那个擅长凿花木雕的“水林师”，也就是擅长和完成澎湖天后宫的擂金画和彩绘作品，并长期被误以为来自广东潮汕客家师傅的“朱锡甘”——事实上他一直与“客仔师傅”“不合”。
笔者注：本文节录修改自2010年澎湖研究第十届学术研讨会，笔者发表的“朱锡甘（水林师）-澎湖宫庙装饰艺术的大师”一文，感谢过去提供意见和指导的木雕凿花师和前辈们，也十分谢谢接受访谈，提供协助的福建东山、台湾和澎湖在地的长辈朋友们。
参考文献：
1.杜仙洲主编，1984年，《中国古建筑修缮技术》，明文书局，台北市。
2.国立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研究所都市计画室规划，1983年，《澎湖天后宫保存计划》，国立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研究所都市计画室，台北市。
3.王鸿楷，1985年，《澎湖天后官之彩绘》，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研究所都市计画室，台北市。4.李干朗，1986年，《台湾的寺庙》，台湾省政府新闻处出版，台中市。5.林会承，1990年，《台湾传统建筑手册形式与作法篇》，艺术家出版社，台北市。
6.李干朗研究主持，1993年，《台湾传统建筑彩绘之调查研究；以台南民间彩画师陈玉峰及其传人之彩绘作品为对象》，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台北市。
7.李奕兴，1995年，《台湾传统彩绘》，艺术家出版社，台北市。
8.国立台北艺术大学，2002年，《新竹县北埔姜氏家庙彩绘纪录》，新竹县文化局，新竹县。
9.李干朗，2004年，《台湾传统建筑匠艺七辑》，燕楼古建筑出版社，台北。
10.王文良，2006年，（澎湖天后宫的装饰艺术〉，《开台澎湖天后宫志》，p.203～244，澎湖。
11.王文良，2010年，〈澎湖的宫庙凿花木雕发展概述〉，《第四届台湾·浙江文化节浙台民俗文化澎湖大讲堂论文集》，P.126-143，浙江省文化艺术交流促进会，澎湖地区两岸交流协会，浙江。
（编者注：本文中部分纪年书写及标点符号按规范作了调整。）
金门、澎湖、东山旅游圈
发展之探索性研究
（台湾）张梨慧
一、前言
金门、澎湖、东山这三座位于中国东南的海岛，虽孤悬海上，但在历史上同样担负防御海疆之国之重镇任务。三岛历史文明同样悠久，文化渊源有相通之处。根据史料记载，从1648年以后的300年间，大陆民众向台湾移居大约可分成四次高潮时期。第一次是明清之交，随郑成功移居台湾的官兵与居民；第二次是康熙、乾隆年间迁往台湾的渔民；第三次是太平天国年间，因躲避战乱而移居台湾的福建南部民众；第四次是1945—1949年间随国民党政权迁往台湾的军民。
台湾原属福建，因此居民也大都由福建迁至。大陆居民移居台湾的路线之一为：从漳泉至金门、再从金门至澎湖、澎湖至台湾。因此开台进士郑用锡、文学家林豪等均是台湾金门移民中的佼佼者。在澎湖的移民中，根据金门县志记载，于明万历9年即有后丰港约20名洪姓居民迁居至澎湖尖山红罗村。明永历元年起（公元1647），长达30年明清抗争的郑成功时期，当时金门处于明郑以漳、泉二府为政治中心的边陲，长期动荡不安，居民纷纷「走食于澎湖」是金门人移民澎湖的巅峰期。今日澎湖人的祖先，百分之八十五是由金门迁徙来的，如开澎进士蔡廷兰为金门琼林人。而东山与台湾一水之隔，距台湾嘉义布袋港仅80海浬，台湾人中祖籍东山的有二十多万人，相当于东山岛现有的人口数。由于特殊的地缘、人缘关系，东山与台湾民间交流交往频繁。
金门、东山、澎湖三地在历史上、地理上与资源上有相似的发展与互相的关联，因此未来旅游的发展是确定可行的方向。跨越边界的旅游本身即是吸引力，尤其金门与东山岛曾经有过战争的因缘，因此，未来可以结合三地资源特色，规划各式游程，例如：来自内陆到东山岛旅游的游客，可以延伸到金门、澎湖旅游；来自台湾的游客也可以经由澎湖、金门直接进入东山岛旅游。因此本研究目的希望藉由资料之分析，发掘金门、澎湖、东山旅游圈可行性分析，以供三岛观光旅游之业者与政府部门研拟观光营销与推广策略之参考。
二、跨界旅游吸引力理论回顾
（一）全球大变革改写国际关系
冷战结束，导致当代历史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上演许多分分合合的政治局面，同时打破了许多以往牢不可破的国际关系。面对二十一世纪新的国际关系，让国境线的重要性已不再突出，过去许多政治障碍和行政敌对状态的国境线慢慢在超越与解决中，取而代之的是本地和跨越边界的地区利益日显重要，因此，边界相关的议题再次获得全世界政府及组织的注意。
全球政治地理的重大变化，改善了国际关系，创造新的国际环境，和谐友好的国际关系增加国际边界的渗透性，这些变化已经影响到了旅游业的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传统的政治边界的作用。在某种情况下，使得以前不允许进入的国家或地区，现在可以自由出入，并成为游客争相观光的“新旅游景点”。除此之外，全球化进程快速发展的结果，在全球建立了大量的经济和社会相关的政治国际联盟或贸易联盟。这些联盟最初目标是解决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本身即涉及旅游方面，这些联盟所制订关于人力资源、游客过境和流动、环境保护、市场营销、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政策，会直接影响到旅游的形式、旅游发展和成熟的程度。
（二）旅游业的全球化
科技进步帮助旅行者快速流动。1990年代后的因特网开始冲击「行动通讯技术」，行动电话变成移动的通讯实行方式。观察整个1990年代我们看到了惊人的「时空压缩」，各种计算机程序的研发拉近了全球人们的距离。Bauman（2000）描述这种转变是从固定的、呆板的现代性变成流动的、加速的现代性。这种空间压缩感部分源自旅行者的快速流动，以及游客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物理流动性，特别是从一个机场到另一个机场的流动性。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产生了虚拟旅游和实体旅游的区别。虚拟旅游是透过网络、电话、收音机和电视获得的虚幻旅游，而实体旅游是以旅游业全球化为基础。以此为基础的「交通」数量在这十年中迅速增加，但这些不同的旅游模式之间又存在着不分彼此的复杂交集（Urry，2002）跨边界的旅客带动世界文化交流，因而我们所谓的实体旅游具有极大的尺度，使世界人民可以跨越边界。由于具有流动性，全球几乎所有社会团体间的关系经由游客传递，各个地方都以符合这种流动特性的方式改进。所以全球都出现全盘吸收的生产和「地方消费观」（Urry，1995）。现代世界文化的核心内容包括旅馆自助餐、游泳池、鸡尾酒、海滩（Lencek&Bosker，1998），机场休息室（Gottdiener，2001），和晒成古铜色肌肤的游客（Ahmed，2000）。
这种全盘吸收的观点假定「旅游反射率」的增长。这种有秩序、程序和标准的形式能够使任何地点得以监控、评估，并在全球化旅游模式中发展其自身旅游潜力。这种反射率涉及定义一个特定地点在地形、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条件，特别是对其实际和潜在能力的定义和评估。这种反射率不仅是简单的个人事件和他们的生活可能性，而是系统化的、有组织的，也有评估程序，能够使每个地点在不稳定的全球中观察他人、进而修正，并充分利用。这样的程序发明、生产、定位市场并不断循环，特别是透过电视、网络、新闻，不同包装或重新包装，或是透过生态独立的地方和他们相应的视觉形象。这种形象循环的更进一步发展是透过全球的观点，从遥远的角度反视自己。
边界/边陲区域以发展观光来振兴经济，观光业正快速的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业之一，今日从事旅游的人们，比以往多更多。在观光业的运作定义中总是涉及跨越一些政治边界，其对政治国境及伴随的惯例和问题尤其敏感，因此，边界对观光业而言有重要的含意。政治边界的本质影响了旅客的流动性，目的地的选择，观光业的计划编制和实质的发展，市场竞争的型态和范围。边境和旅游的关系研究可反映出观光模式、及边境和旅游之间的密切关系。
边界旅游具有无比强度，许多世界上最受欢迎、引人入胜之处往往位于靠近边界或正在边界之上。许多作者曾讨论在开发地区旅游业情境中的周边性（如Boyd，1999；Butler，1996；Es-sex&Gibb，1989；Gibbons&Fish，1987；Herzog，1990；Krak-over，1985；Lintner，1991；Minghi，1981；Slowe，1994；Timo-thy，1995；2000），指出存在于世界许多周边地区之仰赖于来自核心之支持而存活的依赖性、或新殖民性质关系（Hoivik&Heiberg，1980）。外围位置可从两种观点来看：以全球化政治经济观点，诸如世界较未开发之国家，指的是国家或地区中最贫穷的部份；及以地区性的观点，诸如边界地区与实质孤立的地区（Timothy&White，1999；Weaver，1998），指的是靠近国家边界的地区，或气候与地形严苛的地区。其结果是，旅游业经常被标定为在边界地区与其它周边地点的经济发展方式（Friedmann，1966；Husbands，1981）。旅游业在边疆地区发展，因为这些地方提供某些独特、原始的自然景观，并产生一种吸引游客的神秘边疆印象（Butler，1996）
全世界有数以千万计的岛屿，其中大部分的岛屿位于国家或地区的边陲，虽然它们的面积及人口非常少，但当它们处于国际纷争或合作的关键位置时，对世界秩序及国际关系的影响却十分巨大（Clarke，1987），事实上，岛屿有其蜿蜒复杂的价值，吸引外部力量的介入，特别是当它们具有全球通讯、地理政治及军事考虑的超级力量时（Royle，2001），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在过去几十年间、现在、甚至在未来亦很有可能，这些小小的岛屿对全球地理政治、地理策略发展有重大且显著的影响力。岛屿是海洋中非常突出的地理环境，人们沿海而住或自成为一个岛国，地理学家及其它领域的研究者致力于了解岛屿的政治、经济、社会议题及现今观光旅游发展。然而，我们发现到许多岛屿之所以具争议性，乃在于它们具备了边界岛屿和岛屿双重功能，称之为边界岛屿，边界岛屿所施行的特殊政令，影响越界观光发展甚深。
台金厦之间游客的流动，逐渐地瓦解了严峻的政治界线，其变化并已经影响到了观光旅游业的发展，并有很大程度影响到了传统的政治边界的作用。因此，观光发展之越界旅游业规划对金门、澎湖、东山而言更为重要，本研究以越界观光吸引力的观点，来讨论金门、澎湖、东山旅游圈的可行性研究。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属于探索性的研究，在资料的收集与分析过程中，主要采取质化研究方法。本研究之研究流程依序为：文献收集与分析、参与观察、分析整理成果、归纳结论。本研究的研究范围包含金门、澎湖、东山三座位于中国东南的海岛，探讨每个岛屿拥有之旅游资源与可能合作之方向，达到研究目的。
四、金门、澎湖、东山旅游资源分析
（一）金门观光资源与发展现况
金门观光事业的发展始于1992年终止战地政务对外开放之后。1993年金门终止战地政务后有条件开放观光的管理规范，此时期的金门观光系处于管制性开放阶段。1994年10月14日「金门马祖地区开放观光办法」废止，金门观光正式迈入所谓全面性开放的阶段。然从到访的旅客对象来看，1994年金门虽称全面开放观光但此时期的两岸关系，台湾方面并未开放大陆地区居民赴台湾从事旅游观光，是以来金门从事旅游的观光旅客也仅限于国民旅游的本国人士为主及少数入境台湾以后再辗转来金门观光旅游的非大陆籍的国外人士。根据金门县政府统计数据显示，从1993年至2000年总计约有3百20余万人次的旅客到金门从事观光旅游，平均每年约有40万人次的旅客到金门从事旅游活动。金门已成功的发展成为台湾地区国民旅游重点旅游目的地之一。
资料来源：金门县统计年报（2007）、金门县统计月报（2010/08），本研究整理。2001年元月金门开始实施“小三通”政策，允许大陆地区人
金门县旅游人口统计表（单位：人次）
民经申请许可后可得进入金门、马祖从事“旅行”活动的。但受制于大陆方面并未有同时开放大陆居民可赴金门、马祖从事观光旅游活动的政策，是以此阶段属单向政策时期。2004年12月7日首批福建省居民55人由厦门搭乘“同安轮”前来金门从事观光旅游活动。正式拉开大陆居民来金门从事观光旅游的序幕。此后，金门地区观光景点的到访旅客已经从单一的国人及极少数的非大陆籍国外人士的场景，增添了大陆地区的旅客但是为数不多。
2008年5月台湾政党轮替国民党执政，两岸关系渐趋融洽，6月12日海基会董事长江两坤与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于北京钓鱼台宾馆举行会议共同签署“海峡两岸关于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协议”及“海峡两岸包机会谈纪要”，启动了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与两岸直航的机制。包含双方政府相继宣布大幅度的旅游开放政策后，大量赴台湾地区从事观光、交流的大陆居民在前述开放政策下经由“小三通”的管道进入（或过境）金门并从事观光旅游活动。以2009年为例，从“小三通”口岸入出境金门的旅客达128.9万余人次其中即约有21.7万余人次为大陆居民（约占17％），这当中约有13.7％是只到金门地区观光旅游，另约有86.3％达18.7万人次是于赴台湾地区旅游的过程中亦来金门观光旅游（其行程方式有经金门后转赴台湾再返程直航返陆或直航赴台后返程经过金门或进出均经由金门）。2010年，此类旅客更成长到31.7万余人次，约占“小三通”总旅次量的23％。大陆地区旅客的到访及其人数随着政策的开放骤增，已成为来金门观光旅游的主要客群。
金门过去是军事前线，现为两岸交流的前锋，无论是人文历史、古迹建筑、天然环境、产物和侨民，都是发展观光的主要资源。金门除了战地文化、闽南文化、侨乡文化等魅力外，金门在两岸区位、观光条件优势下，政策目标为成为国际观光休闲岛、免税精品购物岛，这包含正在构建的物流暨免税精品中心、国际观光旅馆等民间投资案。希望观光旅游与购物消费能紧密结合，以有效带动整体观光发展。金门小三通条件足以吸引大陆厦门、泉州、漳州等沿海人民、中转台湾观光客、国际旅客等消费，因此商机无限。
（二）澎湖观光资源与发展现况
澎湖群岛由90座大小不同的岛屿组成，位于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台湾海峡中央，距台湾本岛约40余公里，总面积126.86平方公里（澎湖县政府网站）。澎湖群岛罗列，拥有柱状的玄武岩、美丽的沙滩，蔚蓝的海洋等许多浑然天成的自然美景。澎湖曾是大陆人民渡海来台的前哨站，自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设立巡检司隶属于同安县，迄今已有七百多年之开拓史，在整个开发过程中，遗留下不少先人奋斗的足迹，如炮台、庙宇、古厝、蜂巢田、石沪、镇邪石敢当等具有地方特色的人文资源，这些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使澎湖观光事业极具开发之潜力。
澎湖群岛具有先天地理与港湾的优越特殊条件，自古即为军事要冲及重要的移民中继站，具有离岛的人文风情、异国统治时期殖民的空间地景、军事防御的遗迹等。陈国伟（2009）认为碧海蓝天，旖旎曲折的海岸线以及丰富的生态资源，浑然天成的自然条件，使得澎湖具有成为夏天渡假的热门景点的先天优势。梁家祜、梁荣达、王翰元（2010）认为澎湖群岛具有发展多元化目的地意象之高潜力，例如：独特文化及传统、节庆活动水上运动项目，风帆等水上休闲活动的意象；此外，英国学者Brunsden，KonandEsther等地质专家，于2003年至澎湖实地探勘澎湖玄武岩保留区，指出澎湖玄武岩数量多、面积大、柱状和板状节理发达且具多元化的壮观自然景色（赵信甫，2008）。除了优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海洋资源外，传统庙宇文化、民俗节庆文化……等，让澎湖群岛更增添了神秘色彩，加上澎湖县政府每年都会配合时节举办不同的活动，如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菊岛海鲜节、赤莰丁香鱼季、七美的九孔美食节……等，无不是为了想营销澎湖的观光（李淑梅，2007）。
长久以来澎湖县政府一直认为，观光是带动地方成长的产业（澎湖县政府，2004）。澎湖因离岛受限于交通的关系及东北季风因素观光客多集中于夏季，2010年游客人数突破55万人次，为近十年澎湖旅人数最多的一年（澎湖县政府，2010）。澎湖风景管理区对赴澎游客调查研究中，显示澎湖的旅游替代地点方面，以“出国旅游25.8％”之比列为最高，其次依序为“东海岸含绿岛15.7％”、“金门11.9％”、“垦丁10.2％”、“兰屿10.1％”等，显示这些地点均有极高的比例可替代澎湖为旅游目的地，这显示澎湖旅游在目的地意象上与出国无异，了解游客对澎湖的意象有助于澎湖的观光发展。澎湖国家风景区处与澎湖县政府利用强劲的东北季风，化阻力为助力，于2001年与亚洲杯国际风浪板巡回赛结合推出「海骊风帆艺术节」，并以富有澎湖景。
东山现代旅游发展始于1984年，现今已建成酒店70多家，评定的星级酒店中，四星级酒店1家，三星级酒店5家，兴建中五星级酒店2家，也有11家旅行社。国家4A级旅游区、福建省十大风景名胜区之一的风动石塔屿景区为代表的观光朝圣区；以大众型沙滩度假区布局开发的马銮湾景区；以按国际海滨康乐休闲度假区进行规划建设的金銮湾景区，均已初具规模。东山旅游经济开发区范围内有旅游投资项目100多个，总投资30多亿元人民币。2010年共接待境内外游客16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4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6.6％和29.6％。2011年厦深高铁的开通，可达性加强，抵达东山的游客人数将快速增长。游客人数预测：到2020年260万人次，其中境外53万人次。
东山岛内食、住、行、游、购、娱等旅游设施齐全，到东山食海鲜，住海滨别墅酒店，行景观大道和环岛路，游古城和岛屿，购东山芦笋茶、海柳雕等特色旅游纪名品，是到东山一游的吸引力。东山县被福建省旅游局评为“优秀旅游县”、“福建最佳旅游目的地”，是漳州市唯一获此两项殊荣的县份。
五、结论与建议
东山县是中国大陆距台湾南部最近的县，与台湾源远流长，是重要的台胞祖藉地，两地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化相同、习俗相似、经济相关，在历史上、地理上、与资源上有相似的发展与互相的关联，因此未来旅游的发展是确定可行的方向。跨越边界的旅游本身即是吸引力，尤其金门、澎湖与东山岛曾经有过战争的因缘，又有海岛文化与自然景观，因此，未来可以结合三地资源特色，规划设计一5天至7天的游程，锁定目标客群，让来自内陆到东山岛旅游的游客，可以延伸到金门、澎湖旅游；来自台湾的游客也可以经由澎湖、金门直接进入东山岛旅游。为了节省交通时间，建置跨岛快捷方式，可考虑定期航班，让三地游程以最丰富、具特色与简便的形式呈现让游客选择。为了达到上述金门、澎湖、东山旅游圈可行之合作构想，因此在旅游目的地管理上之相关议题如游程的开发与规划、旅游目的地信息、设施、餐饮、住宿、交通、活动、娱乐等显得复杂与具挑战性。跨边境区域旅游目的地管理分析为藉由合作，当地旅游业及服务业者对旅游地规划出统一且综合的发展、组织及营销：包含信息→旅程→当地信息→餐饮→住宿→交通→活动→娱乐→离开等。如何藉由目的地管理策略，以提供给游客的所有内容，进行形象塑造、品牌和营销及传播更为重要。因此，为了促使金东澎旅游圈计划可行，本研究之建议必须进行以下工作项目：
（一）建立支持跨三岛旅游圈发展之观光政策工具的观光组织
在过去，国家政策往往会忽略边境地区，尤其是那些被认为是国境线内的周边地区的地方。边境的存在既阻碍边境小区的相互来往，又影响对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议题进行一致的管理。随着单一市场和经济及货币联盟的建立，其目标不仅是要扩大自身，同时还要使金东澎跨境合作的融合走上一条可行和持久的道路。
因此，必须建立一个跨三岛之观光组织，一个意味着目的地的整体管理组织，也就是“特定组织结构、三岛目的地之内的协调要素”。另一方面来说，也可用于某个机构，例如：在旅游地观光业之内，某个执行综合性任务、及协调目的地管理活动的观光组织。提供所有合作营销的机构，包括了目的地内各业界人士职务权限的规范。三岛旅游圈的目的地管理过程中，将职务转移至既有的组织，或合并既有区域或当地观光组织，皆为可行之道。重要的是指定一个能为众人认可的观光组织，来建立沟通及合作架构，并规范责任与职务编派，以及勘查所有联合措施的实行程度。
以欧盟的申根协议为案例，申根协议旨在促进共同的欧盟移民政策和边境体系。在申根国家之间，边境检查站和控制关卡已被撤销，进入这些国家只需要使用共同的“申根签证”。该协议的第一个目标是要在申根区域内部消除边境上的检查站和关卡，并对区域的外部边境关卡加以协调。因此金东澎旅游圈的推动，需要共同争取进出边境的自由、配套设施和所提供的服务，让观光客能快速方便的进出，以达成发展旅游圈之概念与目标。
以欧洲小区的行动方案为例，为了促进跨区域的合作，可以推出不同之方案，例如：促进跨境、跨国和地区之间的合作之方案；消除导致劳务市场内的不平等和歧视现象的因素之方案；专注于集合渔业和经济活动中的活跃力量，来达成可促进永续发展的地方策略等。
也可以指派一个所谓“目的地管理公司（DMC），从旅游地最强势业者手中接过以市场导向领导和目的地管理责任，以免过于多样化融合与代表重责干扰其中立政策。目的地管理公司首先应集中心力在核心业务的发展与推广，以及营销活动的监督与协调上。本研究建议三岛合作指派一个区域性和跨岛屿之游客服务中心（TCS）。用意在使这机构像私人企业一样运作，以做为产能营销中心，其资金来源可由政府部门支应或为本身收益，例如向公有或私人客户收取服务费。
（二）金门、澎湖、东山岛三岛联合目的地管理概念的执行
任何目的地管理概念的最高目标在于确保其永续竞争力。为此，可能有必要调整既定组织结构，以及舍弃传统孤立主义的心态。为了要征服过度饱和的市场，一个目的地必须供应充裕，并且着重自己的强项。只有靠有效率的组织结构，及专业管理营销，这个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目的地管理是在特定旅游战略和规划基础上对某一特殊地理区域的目的地综合体的所有元素的协作与整合。目的地综合体元素包括吸引物和节庆、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和酒店资源。此外，目的地管理围绕目的地必须提供给游客的所有内容进行形象塑造、品牌和营销及传播。
目的地管理的观念是藉由一个主导企业来统筹管理，制定其策略，甚至连整个基础设施都归其所有。这需要用扩展式的方法，来进行规划、筹资、及全面性措施的贯彻执行。以此看来，不能把这套观念强加诸于金东澎旅游圈之上，而必须构想出为金东澎旅游圈情况量身打造的目的地管理新法。
一般来说，访客依个人需求，对地域的设定多少较为松散随意，因此想要把目的地定界概括化，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基于组织的观点，与产品定义的理由，业者必得建立一套合理的定界形式。进一步来看，定界只有从交织关系（例如牵涉到观光客游览行为、或是配套营销）的层面，才有可能实现。如有已颇具名气的当地景点（金门、澎湖、东山已具名气），来做为目的地发展的基础，这套方法就显得很恰当。
以上定义提出了目的地管理的根本概念：藉由合作，当地旅游业及服务业者，对其旅游地规划出统一且综合的发展、组织、及营销。虽然各项服务由各个独立业者所提供，但三岛旅游圈的整体服务范围，在访客看来，应为单一同质的观光产品。
在目的地管理中，“目的地”的涵义已转变为一种实质的观光产品，这种产品通常含盖了整体观光营销和服务，代表境内观光业中的实质竞争单元。一个地理区域，个别或团体访客选择做为旅游的目的地。含盖了所有停留期间所需设施，如住宿、餐饮、娱乐、和活动（如图1）。因此，这是境内观光业中的实质竞争单元，必须视为一策略性的商务单元来统筹运作。
目的地管理的新概念为必须与各利益团体通力合作，才能使共同的经营策略更趋完善。重要的是结合所有可用资源，相辅相成，进而促成目的地的整体发展。“目的地发展的关键点在于，将传统观光景区内相近的地点、商家、基础设施业者，转变成为能因应国际市场，自力自强，策略经营的一个竞争单元。欲将其发扬光大，需要一个共同的旅游地名，来作为所有观光业者统一市场形象的企业身份平台；并采用USP（独特销售主张）或UAP（独特宣传主张）来确保自其它观光景区脱颖而出。
目的地管理代表观光业合作的第三代发展，呼应了当代高度竞争市场状况，和消费者要求的增加。既然仅有极少数地区能够做为独立旅游目的地来力抗当代竞争，于是观光结构的重整便有其必要。这包括了空间和组织两者的重新设计，及各营运方面职务的重新分派。
陈立群
摘要：东山、金门、澎湖三岛经济、文化、旅游的合作，可以从史前时期“东山陆桥”使三岛连在一起的地缘关系及其源远流长的文化关系中，找到深厚的历史根源。再从闽台社会经济区域的离合重组历史与现状，发现台湾海峡经济圈崛起的历史必然趋势。在这种历史趋势中，三岛具有海洋经济开发的资源优势，又有鲜明物质的海洋文化所形成的软实力，三岛构成的台湾海峡“金三角”的崛起无疑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认识这一必然性，对三岛合作、“金三角”的崛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三岛合作、历史根源、崛起的必然性、海洋资源、海洋文化、软实力
首届东山一金门一澎湖三岛合作论坛“东山共识”［1］开篇指出：东山、金门、澎湖同为海岛，一水相隔，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同云云。对此，笔者认为有深度解读之必要，因为，想全面了解今天、准确把握明天的唯一办法，便是回顾历史。故本文通过考察史前时期三岛密切的地缘、源远流长的文化关系来寻找三岛合作的深厚历史根源与基础，并通过对闽台社会经济区域的离合重组、台湾海峡经济圈的崛起、三岛海洋经济开发的资源优势、三岛海洋文化的软实力等问题的探讨与分析，试图从理论上揭示三岛合作形成台湾海峡“金三角”［2］崛起的历史必然性。
一.史前时期三岛密切的地缘与文化关系
东山往北距金门仅80海里，向东距澎湖98海里，三岛三足鼎立于台湾海峡南部，地缘相近，交通便捷。然而，三岛密切的地缘关系可追溯到台湾海峡成陆的冰河时期。在冰河时期的最盛时期，露出海面的“东山陆桥”使三岛乃至海峡两岸都连成一片，此乃“地缘相近的真正含义。正因有这种密切的地缘关系，才有了最早的并不断发展、延续至今的文化关系。本节主要从考古学的角度，分两个小节阐明“东山陆桥”——冰河时期三岛的地缘关系与三岛史前文化的密切关系。
1.东山陆桥——冰河时期三岛的地缘关系
台湾海峡海洋地质数据显示：台湾海峡海底存在一道横亘海峡的浅滩。这道浅滩发端于东山岛，向东延伸到海峡中部的台湾浅滩，再向东北，经澎湖列岛而后至台湾西部。浅滩由台湾浅滩、南澎湖浅滩、北澎湖浅滩和台西浅滩四部分组成，一般深度不超过40米，最浅处仅有10米深。浅滩的形成属于由更新世不同时期的陆相堆积物组成，成为略高于海峡底部的台地。浅滩南北宽约25千米，其西北部以颈状台地与东山岛附近的-36米深的海底阶地相连；浅滩南侧从﹣40米迅速降至﹣150米深的大陆架边缘，而后又突降至﹣250-400米的大陆坡，与南中国海相接。浅滩北则较平坦，水深约70～90米，只要海平面下降40米时，这道浅滩便露出海面成为连接大陆与台湾的陆桥。1981年4月在美国召开的全新世海平面变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福建师范大学林观得教授将这道浅滩称为“东山陆桥”。台湾学者多称之为“台湾陆桥”［3］。
“东山陆桥”的沈浮，直接取决于海平面的升降。约在300万年前地球进入冰期，地球表面冰川作用强烈而又广泛，尤其是北半球冰盖堆积和融化，引起了全球性的气候波动，导致海平面时升时降，即所谓海进和海退。哈佛大学张观直教授指出（1979）［4］：在更新世期间的冰河时代，冰覆陆地，海水下降。根据最近世界上许多地点对海岸以外浅海大陆架上动植物化石的研究，发现在15000年以前海水水平面低于今日约130米，在30000年以前，也低于今日约六七十米。如果这种情况在我国东海、南海也可适用，那么在更新世的末期台湾岛根本便是大陆的一部分，而这种情形在更新世较早期的阶段，也一定常常发生。
在第四纪时期，“东山陆桥”曾多次出露于海面，林观得认为（1982）［5］：现在的“东山陆桥”位于今日海面之下40米处，而古海平面的位置在70000、42000、30000、27000、26000、23000、15000和11000年前则分别位于﹣70、﹣110、﹣70、﹣80、﹣90、-100、﹣120、﹣130和﹣70米处，也即，“东山陆桥”至少有三次露出海面之上。
厦门大学蔡保全教授则认为（1995）［6］：第四纪以来，全球性海平面下降超过40米的大致有7次。因此，“东山陆桥”至少有7次露出海面。分别是多瑙冰期（早更新世，180—140万年前）、贡兹冰期（早更新世，120—93万年前）、明德冰期（早更新世，80—73万年前）、里斯冰期（中更新世，37—25万年前）、11.7万年前、4.8万年前、2.3—1.2万年前。晚雨木冰期（2.3—1.2万年前）为第四纪的最低海平面时期。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赵希涛教授指出（1984）［7］:“在16000—15000年前的晚雨木极盛时期，海面下降至最低深度-150—﹣160米。代表水深﹣150—﹣160米最低海面的古海岸线与大陆架外缘坡折线重合。在现代海底地形上，由济州岛东侧呈弧形凸地绕过我国钓鱼岛外侧，最后弯向台湾东北角。此时，不只是“东山陆桥”出露为陆地，而是几乎整个台湾海峡全是陆地。
陆桥的每一次出露，无疑使地理近便、地势平坦的东山、金门与澎湖最先连成一片。如果仅以地史而言，东山、金门与澎湖的关系史不仅限于末次冰期，它甚至可追溯到更遥远的冰河时期。
每当海水从陆桥之上退却，陆桥很快就形成一片沃土。依据孢粉分析，当时这里的气候温湿，栲、栎、松等木本植物广布，植被茂盛，河流发育。为了逃避寒冷的动物便纷纷迁到这里栖息，靠采猎为生的人类，也追随着动物来到这片土地上。于是，人与动物在这里留下了足迹，也留下自己的遗骸。因此，在今天台湾海峡底下的陆桥之上，澎湖、东山、漳浦、晋江石狮等海域，均先后有大量陆生哺乳动物化石的发现。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祈国琴等认为（1999）［8］：海峡两岸哺乳动物化石在成员组合上均以诺氏古菱齿象、达维四不像鹿和水牛等为主，反映了它们同属于一个动物群。该动物群成员除个别种类，大都是晚更新世时期华北和淮河流域常见的类型。
在“东山陆桥”的西部、中部和南部，除了捞获大量哺乳动物化石之外，还先后发现了人类化石：“东山人”、“海峡人”和澎湖人类股骨。“东山陆桥”之上发现哺乳动物化石与人类化石，表明在“东山陆桥”成陆时期，不但庞大的陆生哺乳动物群在陆桥上栖息，而且已有人类活动。他们在陆桥之上建立自己的家园，甚至形成属于他们的史前社会。他们以狩猎与采集为生，并为扩大生存空间而顺着陆桥东移，一直进入台湾，从而开凿了闽台史前文化关系的渊源。对此，学者叠有论及。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尤玉柱等在《论史前闽台关系及文化遗址的埋藏规律》一文中，论述了华南古人类的迁徙模式及闽台古代地理气候变迁情况之后，对台湾古人类迁入的时间和路线进行了具体分析并认为：台湾的“左镇人”，可能是约在距今36000至32000年间，即末次冰期的一次亚冰期，从福建迁至台湾的。“左镇人”可能自福建的东山岛启程，沿着东山陆桥，经澎湖列岛，再沿浅滩抵达台湾，其登陆地点是在台南一带的海滨，之后可能从南端绕过大坂鹅銮鼻，再经台东抵达花莲一带。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教授宋文熏也指出（1991）［9］：台湾在更新世冰河时期与大陆相连，以狩猎与采集为主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有可能自北方南下，跟随动物群移居台湾。张光直也明确指出（1979）［10］：我们已经初步的知道台湾自数万年以前旧石器时代以来，歴有人居，而且它的原始社会史的每一个阶段，在文化的包涵内容上，都与华南大陆的原始文化息息相关。
在旧石器时代闽台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中，位于两岸之间、“东山陆桥”之上的东山、金门、澎湖三岛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勿庸置疑的。
2.源远流长的三岛文化关系
进入全新世以后，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台湾海峡形成，大约在距今约7000年前，海浸达到最高峰，台湾和沿海岛屿又与福建大陆分开。此时，“东山陆桥”才最后被淹没于台湾海峡海底。然而，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却不因此而中断，相反，有数据显示两岸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并一直贯穿整个座史时期，直至现今。
迄今为止，金门至少已有17处文化遗址，史前遗址9处，歴史时期遗址8处，其中以富国墩遗址最为闻名。富国墩遗址是1968年国立台湾大学地质系林朝棨教授在金门做矿产田野调查时发现的贝冢遗址（大陆称：贝丘遗址），并进行首次试掘。使用贝类C14测年得出三个数据，最大的一个是距今6305±378年。1982年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黄士强教授对该遗址进行复查与发掘，用树轮校正底层年代达到距今6750～7450年。它是福建省新石器时代最早的遗址，在1987年东山发现古人类化石“东山人”以前，一直代表着福建距今7400多年最早的人类活动史。福建博物院副院长王振镛研究馆员（1981）［11］把福建新石器时代文化归纳成三个类型，最早的一类便是富国墩遗址。与此类型相似的遗址尚有闽候溪头、平潭南厝场、广东潮安陈桥和海丰沙坑遗址均属之。张光直先生（1989）［12］指出：如果富国墩文化代表南岛语族祖先的文化，昙石山文化便代表这以后在中国大陆上占绝对优势的汉藏语族的文化。照目前的资料看来，南岛语族的祖先文化分布在福建广东东部沿海区域和台湾。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龙山形成期的文化自北方蔓延到福建，建立了昙石山文化，而原来的南岛文化退居海峡东岸，便是后日台湾土著民族的祖先。
另一个重要遗址就是金龟山史前遗址。该遗址是在金门1992年解除战地政务后建立金门国家公园，内政部营建署委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陈仲玉先生进行金门地区考古遗址的初步调查之中发现的。陈仲玉先生于1994～1995年对遗址进行了二次考古试掘，使用贝壳测年，得出三个年代数据，最大的一个为距今6410～6279年。2004年，该遗址又由陈维钧博士进行了第三次试掘，并经贝壳测年法获取4个年代数据，最大的一个校正后距今8980～8600年。对该遗址的文化性质，陈仲玉等指出（1995）［13］：金龟山遗址早期的文化不论就自然生态环境与文化内涵均同属于富国墩遗址的文化，同属一种文化类型是无疑的。陈维钧博士却认为（2006）［14］：我们并不知道在金门地区是否存在着其它相同文化类缘的遗址，也不清楚福建沿海地区类似遗址的分布情形。这些数据的阙如，使得遗址的聚落形态和生业系统是否类似等课题的比较研究，无法有效的进行。也因此，现阶段对文化归属和文化类缘的研究，似乎并没有较为具体的结论，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迄今为止，澎湖与东山尚无相同年代的考古数据与金门富国墩、金龟山遗址作比对，但这并不意味着三岛间就没有文化联系。澎湖与东山相距远于金门，但史前文化联系相当密切。
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臧振华1983年春季至1985年夏季在澎湖列岛做考古学调查研究的结果显示［13］澎湖共发现91处遗址，其中52处为史前遗址，39处歴史时代遗址。主要史前遗址有：菓叶A遗址、锁港遗址、南港遗址和赤崁头遗址，其中，锁港遗址可与东山大帽山遗址作比对。
锁港遗址位于澎湖本岛东南海滨，距海岸线约400米，海拔高度6～10米，年代距今约在4600年左右。臧振华指出（1992）［16］:澎湖锁港期的文化特征，也可以在广东和福建沿岸的绳纹陶遗址中找到类似之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锁港期的陶器和石器特征，与福建东山大帽山的极为相近，此外与福建闽候昙石山和香港深湾遗址Cb层出土的遗物也有类似之处。它们之间的可能关联，可进一步由它们之间年代的接近获得支持。他于1999年又进一步指出［13］澎湖马公市锁港遗址与福建东山大帽山遗址一海之隔，两者无论在陶器形制、生产形态和年代上，都有高度的相类性，就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例子。稻作农业的技术和知识这个时候传入台湾，更有可能导因于这一互动的结果。
东山有史前遗址32处（包含旧石器时期与新石器时期的石器地点18处），歴史时期遗址81处，其中，以大帽山贝丘遗址最具代表性。大帽山贝丘遗址位于东山岛陈城镇大茂新村东北约1千米的大帽山东南坡，海拔66米，东距海边约1200米。遗址残存面积约400平方米，文化层厚度约20～55厘米，年代距今4300—5000年之间。2002年和2006年，福建博物院、东山县博物馆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联合对大帽山遗址进行两次考古发掘。发掘期间，台湾学者臧振华、陈仲玉、李匡悌等先后前来参观交流。
大帽山遗址发掘研究者之一、美国毕士普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焦天龙博士，选取了6件残石进行了岩相、XRF，ICP-MS分析，同时选择其中的5件标本进行了同位素分析，并将分析结果与采自东山岛的岩石标本和已经发表的台湾海峡两岸的有关岩石标本的化学元素材料进行了对比分析，其结果表明：大帽山遗址石锛的原材料来自澎湖群岛。焦天龙博士指出（2009）［17］:“对于这一结果可以作两种解释：其一，大帽山居民远航到澎湖群岛进行贸易交换或捕捞，在岛上交换或采集到制作石锛的石料；其二，澎湖群岛的居民远航到大帽山，用石料与其进行交换。无论哪种可能性更接近现实，都表明大帽山与澎湖群岛的联系是相当密切的”。
尽管限于考古材料与两岸对峙导致的文化交流的不足，三岛史前时期文化交流互动的更多情节尚有待考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它们拥有相同的早期海洋文化。如果从早期海洋文化的视野来考察，便不难发现三岛有着相同自然生态环境以及诸多共性的早期海洋文化，似可简明地归纳成几点：1.相同的自然生态环境：海岛；2.相同的经济形态：采集与狩猎（渔猎）为主；3.相同的居住形态：均为贝冢（贝丘）或沙丘类型，小而分散的聚落群；4.相同海洋文化特色的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器：以小型石器为主，贝壳工具的利用与低火候陶器；5.相同的交通形式：航海，并导致沿海大陆型岛屿文化链的形成，陆地与岛屿、岛屿与岛屿之间交流习以为常。早期海洋文化不断发展为共同的海洋文化传统，是一个漫长的演绎过程，虽然它首先取决于相同自然生态环境，但频繁的交流、互动与合作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三岛史前时期的文化关系无疑是十分密切的，此乃三岛合作之深刻的历史根源。
二闽台社会经济区域的重振与
台湾海峡经济圈崛起的历史必然趋势
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曾对闽台社会经济区域的发展史有过精辟的分析，认为（1998）［18］：从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角度看，闽台经济受政治、军事影响而隔绝，只是暂时的现象。这不仅因为两者海洋经济地理上处于同一区位，更在于两者内在的推拉力，势必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的优势，在未来的海洋竞争中占有自己的位置。
福建沿海地区的原住民为古闽人，属闽越族，是海洋民族。沿岸采集、渔猎与海洋飘航即为其原始的海洋经济。汉人入闽后，在与闽越族的交流互动中逐渐成为福建主体民族后，沿海地区便逐渐形成了“以海为田”的海洋发展模式。汉唐之际，随着造船业与海盐业的兴起，海洋经济发展模式开始转变为以海洋捕捞型为主，形成古老而又普遍的海洋经济形式。唐末以后，西太平洋沿岸与印度洋沿岸联结了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了中世纪东方世界的海洋贸易圈。五代甘棠港的开通，宋代“通洋裕国”的政策鼓励，福建造船航海技术全国领先，福船、闽商活跃于东西洋上。南宋至元，海洋商业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繁荣，闽南遂成为我国中古海洋经济最活跃的区域。明代后期，即西方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时代，西方开始从大陆经济向海洋经济转型，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地区民间不顾朝廷严禁，下海通蕃，非法走私。这种繁荣一时的民间“海上贸易”活动，加快了福建对台湾的移民活动，促使台湾逐渐进入汉族移民社会的发展轨道。最迟在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闽台便初步形成一个互动的社会经济区域。入清以来，朝廷的迁界、禁海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致使闽台海洋经济遭受沉重的打击。尽管如此，清廷却无法阻挡福建沿海地区向台湾移民的潮流。康熙年间清廷统一台湾之后，大量移民的涌入使台湾丰富的农业资源得以开发，经济得以快速的发展，仅百余年便超过了大陆已开发的区域。同时，闽台经济互动关系越来越密切，并最终使闽台经济连为一体，基本形成一个互相依赖、互为补偿、共生共存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区域。但在歴史的起伏跌宕中，闽台经济社会却经歴了离合重组的曲折过程。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闽台口岸中心市场圈对外开放，从而培育了台湾社会经济区域的形成，甲午战败后，台湾割让日本半个世纪，台湾经济遂被纳入日本的殖民经济体制，逐渐脱离了母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掠夺型海洋经济没落，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走上由传统经济形态向现代化经济形态转化的海洋发展道路。从台湾光复到1949年，闽台经济社会又连为一体。可惜好景不长，1950年以后，台湾与大陆经济再次隔绝，各自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走着不尽相同的发展道路。至上世纪60年代下半期，台湾经济由内销型海岛经济向外向型海洋经济转变，纳入国际分工体系，从而实现了经济的起飞；而大陆却因“文革”而坐失良机。
然而，由于海峡两岸有着先天性地缘、无法隔绝的亲缘和源远流长的文化关系，闽台社会经济区域的框架仍然存在。
杨国祯教授认为（2003）［19］：本区更具有巨大的开发优势和发展潜力。首先，从世界各沿海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趋势看，海岸带和海洋由于巨大的资源量和尚低的开发程度，仍然蕴藏着巨大的开发潜力，无论是传统的海洋产业，还是新兴的海洋油气业、海洋旅游业以及未来的海洋化学和海洋能利用，都为沿海国家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可见，倘若有安定的海洋环境，闽台社会经济区域的海洋经济开发前景是无可估量的。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世界海洋区域合作发展是一种历史趋势。从西太平洋沿岸经济发展的态势来看，香港、澳门和广东、广西与海南的区域合作，带动了华南经济的繁荣；韩国与山东的区域合作，促使了“海上山东”的崛起。这都是借助传统贸易圈的重组和改造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例子。传统贸易圈或合作区域框架，是深深根植于悠久的文化与历史土壤之中，蕴藏着强大的生命力，一旦被恢复并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变，必然带来经济的大发展。闽台社会经济区域的重振，也必将带动台湾海峡经济圈的崛起。这是一种歴史的趋势，福建提出“海西“建设、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签订与全面实施，即是这种歴史趋势的积极表现。
在闽台社会经济区域的重振与台湾海峡经济圈崛起的历史趋势中，东山、金门、澎湖三岛所形成的经济“金三角”的崛起，是其中不可缺或的一环。
三.海洋经济开发的资源优势
东、金、澎三岛的海洋经济资源极为丰富，其蕴藏的开发优势是多方面的，其中以海岛旅游资源为最。比较其它传统的海洋经济，开发与发展海岛旅游经济应是首选，是三岛经济崛起的基本方向。
三岛风光旖旎，各具特色，不但拥有多种自然旅游资源，还拥有丰富多彩的海岛人文旅游资源。这种由海岛历史文化所沈积的极具地域色彩与海洋特色的人文旅游资源，包括了历代的文化遗址、民俗风情、民间信仰、宗教寺庙、军事遗址等等，无疑也是海岛旅游经济开发的重要资源，也是海岛旅游经济开发的一大优势。
当今世界迅速崛起的海岛旅游业，也为三岛旅游经济开发提供了世界性的发展背景与千载难逢的发展契机。
热带亚热带海岛旅游是当今世界旅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世界的热带亚热带海岛旅游由于其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涌现了加勒比海地区、东南亚、太平洋岛屿等一大批海岛海滨旅游区。然而，由于受到海洋环境、开发政策与资金等因素的影响，除了加勒比海中的一些岛屿外，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旅游资源均未能得到充分的开发。例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尔代夫、斯里兰卡，以及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包括三岛在内的许多岛屿一直保持相对原始的状态。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态势是：拥有众多海岛海滨旅游区的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当前，海洋旅游不仅成为世界旅游的热点，而且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向。世界旅游组织调查表明，目前世界著名的旅游度假区中就有两类位于沿海区域，即海岛度假区和海湾度假区。例如被誉为世界八大童话海岛的菲律宾最逍遥的长滩岛、最浪漫的“蜜月之岛”——巴利岛、最热情普吉岛、波利尼西亚最梦幻的大溪地的茉莉娅岛和波拉波拉岛、最刺激的斐济、最纯情的马尔代夫、最风情的毛里求斯、最自由的塞舌尔，还有印度尼西亚巴利省杜阿岛、墨西哥坎尾、多米尼加波多普拉塔、土耳其南安塔利亚、西班牙加那利群岛、蓝沙罗特岛等等。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滨海旅游业收入已占全球旅游业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据统计分析，海岛滨海旅游不仅投资少、周期短、行业联动性强、就业率高，且具需求普遍和重复购买率高等诸多优势。
众所周知，随着海峡两岸气氛的缓和、“小三通”、“自由行”等一系列政策的不断实行与大陆赴台旅游热的不断升温，海峡两岸旅游业正在走进一个从未有过的崭新时期。这正是重振闽台社会经济区域的历史的必然趋势。在这种必然趋势下，极具海岛旅游资源优势的东、金、澎三岛“金三角”的率先崛起便成为可能。
四.海洋文化是海峡“金三角”崛起的软实力
如果说东、金、澎三岛优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海洋旅游资源是崛起的硬实力，那么，三岛的海洋文化便是发展崛起的软实力。
“软实力”（SoftPower）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提出来的。1990年，他分别在《政治学季刊》和《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变化中的世界力量的本质》和《软实力》等一系列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出版的《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中译本）一书，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他指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可见，他的“软实力”即指“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实际上意识形态属于文化的内涵，从根本上说，“软实力”实则属于文化的范畴。因此，高占祥指出（2007）［3］：软实力的核心就是文化力。他进一步指出，文化蕴涵着巨大的力，人类文明进步的歴史充分表明，没有文化力的积极引领，没有文化创造力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即使具有相当的物质科技硬实力，也不可能长期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经济是血肉，文化为灵魂，把文化力注入到经济开发之中，必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迄今为止，海洋文化尚无一个公认的定义，一般认为：海洋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之一，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和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实践中形成的精神与物质成果的总和；它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方式。海洋文化具体应包含了海洋渔业、经济、贸易、军事、科技、文学、学术、艺术、教育、宗教、风俗等方面的内容。
海洋文化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但不同国度或不同区域因地理条件的差异而具有不尽相同的海洋文化。福建海洋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中华文化中一个极具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它在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培育下，成为中国海洋文明的杰出代表，并为多元的中华文化做出巨大的贡献。福建海洋文化的形成及其发展，是经庭了漫长的歴史演变、文化撞击与磨合、独特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逐渐造就的。《山海经》载：“闽在海中”，表明自古以来，福建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就与海洋息息相关。早在史前时期，福建先民即以善于造船、习于航海着称于世。勤劳勇敢的闽族先民凭借富饶的海洋资源，不畏惊涛骇浪，不怕海途茫茫，漂洋过海，最早从海上实现了对外交流，同时也铸就了开放的商业文化意识和坚韧的冒险拼搏精神。
东、金、澎三岛均为移民社会，其海洋文化是福建海洋文化的组成部分。然而，“闽在海中”，三岛更是在海中，其海洋文化与其母体文化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就在于三岛海洋文化更具海洋性，更具冒险的勇气与开拓进取的精神。仅渡海迁移这一点，便可说明问题。再则，中国古代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传统海洋文化的基本内涵是农耕文化的延伸，“以海为田”便是传统的大农业观念的集中概括。与西方海洋文化的开放性和向外开拓性相比，中国传统的海洋文化具有浓重的内聚倾向，即使是海洋文化相当发达的福建沿海地区也未能彻底摆脱这种内聚倾向。离岛则不然，因深入海洋而更具海洋性与外向性、更接近现代海洋文化的新观念。
值得一提的是，三岛的军事或海防文化，是其海洋文化特有的内涵与重要特质。歴史以来，政治与军事造成的恶劣的海洋环境一方面严重阻碍了三岛海洋开发的进程，另一方面却在客观上丰富了海洋文化的内涵，并赋予热情、开放、勤劳勇敢与坚韧不拔的海洋人文性格。明代的海禁政策、倭寇的频繁侵扰及清初包括海岛在内的沿海大规模迁界移民，三岛海洋经济无疑遭受极为严重的摧残，同时也使三岛海洋文化更具深厚的文化内涵，并赋予有别于沿海地区的更为鲜明的海洋人文性格。这种热情、开放、勤劳勇敢与坚韧不拔的海洋人文性格所蕴藏的文化力是巨大的，一旦被开发释放出来，便可能形成推动海洋经济开发的软实力。换言之，三岛软实力是源于海洋文化的巨大文化力，并在该文化力引导下形成的人文性格、价值观念、规章制度与发展模式等影响自身发展的因素。这种以文化力为核心的软实力，主要体现为文化号召力、教育发展力、科技创新力、政府执政力、城市凝聚力、社会和谐力、商务吸引力、形象传播力、区域影响力和信息推动力等等。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这种具有核心主导作用的文化力无处不在，它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的人类本身及其社会的方方面面。但从理论上说，软实力所包含的众多之力，可以归纳为合力和创造力。合力可含括号召力、凝聚力、和谐力、吸引力和影响力等，而创造力则包含发展力、创新力、传播力和推动力等。在软实力形成以及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合力是从分散的海洋文化中提炼、整合出文化力，而创造力则创造出包含人文性格、价值观念、规章制度、发展模式等一系列社会整体的软实力，并使之对人本身以及社会经济与文化全面发展的积极影响。
当前，中华民族正处于对民族复兴的新的文化自觉。这种新的文化自觉，在沿海地区包含对海洋文化的自觉。然而，没有认知便不可能有自觉。例如，往往某些分散、局部与个体的成功，是海洋文化精神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人们多把它归结于偶然现象，却未能从中总结找到成功的规律而加以认知。缺乏文化的自觉，成功可能像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没有文化自觉，就很难在一个族群当中形成特有的人文性格，而人文性格往往在经济发展中是关键的因素。海洋文化只有深深根植于海岛人心中，并逐渐形成海洋人文性格与自觉行为时，它才能真正形成推进社会发展的软实力。这就是文化底蕴最终影响经济发展方向、进程与速度的道理。因此，三岛的发展与崛起，必先大力弘扬海洋文化，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自觉。实际上三岛合作，正是这种海洋文化自觉、软实力的合力与创造力的集中体现。三岛论坛论的就是三岛海洋文化，探讨的就是三岛合作的政府政策、组织形式、长效机制、发展模式、发展策略等一系列如何增强软实力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三岛论坛是合力与创造力的结果，反过来它可能丰富海洋文化，推进经济发展，甚至可以创造历史。
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海洋经济是海洋文化的物质基础，而海洋文化则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动力。没有海洋经济，便不会产生海洋文化，更不可能形成软实力；没有海洋文化的繁荣与软实力的增强，也就没有海洋经济的发展。纵观中国历史，曾经有过开放的海洋政策，促进了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的大繁荣；也有过严厉的海禁政策，导致海洋经济倒退、海洋文化凋零。唐宋时期，海洋政策开放，以海上“丝绸之路”等为主导的航运业快速发展，促进了当时海洋经济的大繁荣。宋元两代政府实行“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的政策，使海洋经济发展、海洋文化繁荣。发达的海洋经济为海洋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社会物质基础，是海洋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有利条件。相反，明清时期的统治者实行了严厉的海禁，致使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的衰败。
以史为鉴，可知开发海洋经济的进程，便是中华民族的振兴之路。推而论之，中华民族振兴的历史必然，就是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中国海洋经济崛起的历史必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东、金、澎三岛构成台湾海峡“金三角”的崛起，软实力无疑是关键的要素。
五.认识历史必然性的现实意义
认识三岛合作形成台湾海峡“金三角”崛起的歴史必然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俄国著名思想家和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有一句名言［21］：自由是认识了的必然性。认为必然性被认识后便获得自由。当然，这里的“自由”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自由”，这是指人们对某一必然的发展趋势有了明确认识之后，并意识到自已处于该必然发展趋势链条上的某一不能缺失的环节，从而获得了自觉的行为。通俗地讲，这也是“时势造英雄”的另一种浅现的说法。当一个人对某种必然趋势有了足够的认识，并清醒地意识到他在这一必然趋势链条上所处的某一环节时，他便获得了一种常人无法获得的非普遍意义的“自由”，即可能在那个属于他的环节上发挥重要作用而获得巨大的成功。
现在，我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由东、金、澎三岛构成的台湾海峡“金三角”海洋经济崛起的歴史必然性，并且能够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在这一必然性进程中所具有的不同程度的歴史使命，便获得了这种具有高度自觉行为的“自由”。
如上所述，三岛合作，正是海洋文化自觉、软实力的合力与创造力的集中体现。这在某种程度上已反映了对这一座史必然性认识后的一种顺应时势的具有高度自觉的“自由”行为。
这一点对三岛合作的现在与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有了这种具有高度自觉的“自由”，才能准确地把握自己，使自己在“金三角”崛起的歴史必然趋势中发挥应有的歴史作用，并从而获得成功。
注释：
［1］由漳州市人民政府、福建省台办、福建省旅游局、福建省闽台交流协会主办、东山县人民政府承办的“首届东山-金门-澎湖三岛合作论坛”于2011年6月14日在福建省东山县举行。东山、金门、澎湖三县的领导、政要、与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生态旅游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及如何加强三岛经济、文化、旅游合作的课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共同发表《东山共识》。
［2］首届东山-金门-澎湖三岛合作论坛《东山共识》第二条提出：以平等、互补、互利、互动、互赢为原则，携手合作。三方一致同意：通过资源互补、优势共享、区域协作，在经济、文化、旅游等领域寻求更大范围、更多层次、更深层面的相互沟通与合作，力促更好更快发展，立足海峡、放眼全球，共同打造台湾海峡的“金三角”。
［3］何传坤：《台湾陆桥史前动物及人类化石的新发现》，台湾《历史》，2000年5月刊。
［4］［10］张光直：台湾省原始社会考古概述，《考古》，1979年第3期。
［5］林观得：台湾海峡海底地貌的探讨，《台湾海峡》第1卷，第2期，1982年12月。
［6］蔡保全等：东山在闽台旧石器时代文化交流中的地位，《文物》1995年2期。
［7］赵希涛：台湾海峡两岸全新世地质的对比，《中国海岸变迁研究》，福建科学出版社1984年。
［8］祈国琴、何传坤：《台湾第四纪澎湖海沟动物群及古地理环境》，《第四纪研究》，1999年3月，第2期
［9］宋文熏：由考古学看台湾史前史，《汉声》第34期，台湾，1991年10月［11］王振鏞：试论福建贝丘遗址的文化类型，《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
［12］张光直：新石器时代的台湾海峡，《考古》，1989年第6期。
［13］陈仲玉、董伦道：金门地区考古遗址初步调查（一）内政部营建署委托，中华民国国家公园学会，1995年
［14］陈维钧：金龟山贝冢遗址考古发掘，金门县文化局，2006年10月。
［15］臧振华：澎湖群岛的考古学（中文摘要），中央研究院歴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九十五，1992年5月。
［16］臧振华：台湾考古的发现和研究，《东南考古研究》，第2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7］焦天龙：东山县大帽山遗址与台湾海峡两岸史前文化交流，东山县社科联《海峡经济论坛论文集》2009年4月。
［18］杨国桢：《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11月。
［19］杨国桢：《东溟水土——东南中国的海洋环境与经济开发》，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8月。
［20］高占祥：《文化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
［21］俄·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歴史上的作用问题，王荫庭译，商务印书馆，北京，2010年。（笔者：陈立群，东山县博物馆研究馆员，福建省考古学会会员）
郑成功东山史迹考
林定泗
摘要：郑成功（1624-1662）是中华民族英雄，三百多年来，倍受全国人民尤其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尊敬和崇拜。明末清初，郑成功为反清复明，尤其是为收复台湾，以铜山（今东山）为筹师地之一，以金门为出师地，以澎湖为首达地，并在这些地方留下大量史迹，成为珍贵的度史文化遗产。当今，东山、金门、澎湖三岛开展经济、文化与旅游合作，这份珍贵文化遗产必将得到充分的开发与利用。有鉴于此，本文拟对郑成功东山史迹做一番全面考证，使之融入三岛郑成功旅游专线，以裨于三岛资源互补、优势共享的文化旅游合作。
纵观郑成功反清复明尤其是收复台湾的各项筹备工作，铜山（今东山）可谓首屈一指。他先是选择了铜山，并四次到铜山具体谋划；再是委派亲信干将经营铜山，终于把铜山打造成最稳固的筹师基地。
一、郑成功四次莅临铜山的经历
早在清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5月前，郑成功就第一次到铜山。据清陈振藻《铜山志·卷六·选举志》载：“弘光元年乙酉，国朝顺治二年……国姓与师莅铜。”这里的“国姓与师”，指的就是国姓爷郑成功同他的军队。我们知道，弘光帝是在这一年的5月被俘杀的，因此“国姓与师莅铜”的时间当在1645年5月之前，亦即胸怀鸿鹄之志的郑成功早在他22岁上半年的时候，就看上了铜山，并率领他的军队到此。又据（明清）夏琳《海纪辑要》（卷一）载：清顺治二年（1645）六月十五日，黄道周、郑芝龙等共奉唐藩即位福州，改元“隆武”。再又据清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五，第64页）载：郑芝龙于当年九月引其子森入见。“隆武寄其状。问之，对答如流。隆武抚森背曰：‘恨朕无女妻卿！’遂赐姓，兼赐名‘成功’，欲令其父顾名思义也。封为御营中军都督，仪同驸马、宗人府宗正。自此中外咸称国姓。”这里，隆武帝希望“朱”姓的江山能“成功”恢复并借此使郑芝龙“顾名思义”。遗憾的是郑芝龙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倒是他的儿子郑森从此义无反顾，为恢复朱姓江山而奔走驱驰。如果说，几个月前郑成功与他的军队到铜山，其鸿鹄之志尚未具体化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朱成功”，反清复明的志向已经很明确了。
郑成功第二次到铜山，为清顺治五年（永历二年，1648）五月。时“郑成功据同安，以丘缙、林状猷、金作裕三将守之，自领大队舟师铜山，候永历旨，以便会合恢复。”（《台湾外志》卷六第91页）郑成功此次来铜山，目的是要等候永历帝的圣旨，使自己今后的军事斗争师出有名。为什么候永历旨非得到铜山？就因为当时永历皇帝在广西桂林，永历帝的使臣将坐船由广西入福建，而铜山便是使臣入福建最近也最为安全、方便的港口。
郑成功第三次到铜山，在清顺治五年八月（永历二年，1648）。这时，郑成功急切地等候永历帝使臣带来的圣旨，可是这道圣旨却迟迟未到。为此，郑成功一边等候，一边利用铜山这个基地，加紧“复明”的人力物力准备。据《台湾外志》（卷六，第92页）载：“八月，成功在铜山，整顿船只，训练士卒，候广西永历信到。”
郑成功第四次到铜山，还是清顺治五年（永历二年）八月。正当郑成功在铜山边候旨边做复明的人力物力准备的时候，“忽接叶、陈、邱、林（即同安知县叶翼云，教谕陈鼎，守将丘晋、林壮猷）告急请援文，（郑成功）即整大队舟师回救”，但由于风向不对，舟师“五日方抵金门，侦报同安已破……遂移师镇海、铜山。”（《台湾外志》卷六第92页）这是郑成功第四次到铜山。
到铜山后，郑成功到底住了多长时间，有关史书上没说，但是我们可以从有关史书对此的表述做推测。据《台湾外记》（卷六，第92页）载：在郑成功于八月移师镇海、铜山后，适逢“漳浦守将王起棒谋降，事泄，弃家从旧镇入铜山，成功受降。”可见，郑成功在王起俸入铜山时，还在铜山。又据明清泉南夏琳《海纪辑要》（卷一）载：“守将王起俸降，（郑成功）遂由云霄抵诏安。”那么，在守将王起俸投降后，郑成功是于何时到云霄？据《台湾外记》（卷六，第92页）载：“十月，江于灿、黄志高同太监刘玉赍（音ji。持；带；送）永历诏到，晋封成功威远侯。功拜受毕……遂兴师从云霄白塔登岸……遂率众攻城……城陷。”即是说，郑成功在铜山“候广西永历信到”后，即从铜山起兵，进攻邻近的云霄城，城陷后才往诏安。这就是说，郑成功此次在铜山逗留的时间，从顺治五年八月到十月约两个月时间。（但据《诏安县志》载：顺治六年，郑成功在铜山。时漳浦守将王起俸（时为清军副将）谋叛事涉，弃家从旧镇入铜山。成功受降，授铁骑镇，寻改正兵镇。同柯宸枢联络铜山等处，募兵措饷。《诏安县志》所载，与《台湾外志》和《海纪辑要》所载时间相差一年）郑成功终于等到了永历皇帝的诏书，就等于他今后的反清复明斗争能够被天下人视为正统而师出有名，由此也可以广召天下仁人志士，联络并联合各派反清力量，以完成复明大业。这正是反清复明军事斗争必须首先解决的先决问题。
二、郑成功经营铜山的多方位举措
及其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先谈“成功在铜山，整顿船只，训练士卒”之情事。
郑成功在铜山，是如何“整顿船只”呢？笔者以为，这里的“整顿”，除了有整治船只编队、整饬军事管理等之外，还有修造设置的意思，即修造兵船。已故厦门大学历史学教授庄为玑先生就曾考证说，郑成功的最大造船厂就在东山岛。（《石狮日报？揭开郑成功古战船秘密》2003.12.24）铜山自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设铜山水寨署，配备福船、哨船、快马船、冬船等；到景泰三年（1452）铜山水寨由井尾澳移至铜山西门澳，修船造船便成为水寨的必做之事。因此可以说，铜山修造船，由悠久的历史，也必然有一支修造战船的能工巧匠；尤其是铜山的比邻地区云霄、诏安、漳浦、平和山区，有足够的造船材料，并且可以通过这些地区的河流如漳浦的漉溪、云霄的漳江、诏安的东溪放排经过东山内海到铜山水寨的西门澳。因此说，郑成功在铜山修造战船，当是长期的事务。
在铜山城西的水寨大山北麓，曾有郑成功军队的船坞。在上世纪50年代修建位于水寨大山附近的后澳避风港，就曾从该地的淤泥深处挖出古代船只的龙骨和船板。因此说，郑成功的整顿船只，除了整治船只编队、整饬军事管理之外，更重要的是修造船只，换言之，郑成功借助铜山的优越造船条件修造战船，对反清复明尤其是东进台湾，无疑会发挥重大作用。除了修造战船之外，还得购置船上武器及其它物品。《台湾外志》（卷十一）载：清顺治十七年（永历十四年，1660）七月，成功遣兵官张光启往日本借到铜熕（铜制大炮）、鹿铳、盔甲、倭刀。东山县博物馆收藏有几十年来在东山海域打捞的相当多的日本造铜炮、铜铳、弹药。2000年1月23日，东山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在东山岛东南端冬古村的浅海处，发现一处古沈船遗址，并采集了其出露的丰富文物。经研究分析，该沈船属郑成功水师战船。出水的文物有兵器、瓷器、船构件、货币和其它五类。兵器主要有铁炮4门、铜铳5杆、地雷手雷各数十枚及大量弹丸火药等。瓷器主要有碗、盘、杯、碟、壶等。船构件主要是一些船板残片和两枚圆柱形船侧铸铁带缆桩。沈船船身总长估计在30米以上。货币类有两枚“永历通宝”铜钱。“永历通宝”的发现，为判断沈船年代提供重要的依据。当时“在东山岛海域驰骋的舟师，除了握有制海权的郑氏舟师外，别无他师……因此，有理由推断沈船当属郑成功战船。”（陈立群：《郑成功战船沉没遗址惊现东山岛》）从东山岛冬古村发现的这艘郑成功战船，虽然不能说明它就是铜山水寨修造的，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中联想到当年经过整顿后的此类船只，在台湾海峡破浪东进，训练有素的士卒威武地排列在甲板上高声呐喊，以抒发收复台湾的雄心。
那么，郑成功在铜山，又是如何“训练士卒”呢？虽然今天我们无法看到当时训练士卒的壮观场面，但是，历史留下来的诸多的物证，完全可以左证这个问题。在水寨大山北面，有一镌刻有“仙峤瑶台”的巨石，这里就是当年郑成功及其将领们训练水师的水操台。站在巨石之上，但见眼前碧波万顷，百舸争流；在靠右边地方，就是被当地百姓称之为“大宫”的妈祖庙，也是水军出师放洋祭江的地方。由于这里地处东山内海，水域广阔而且具有较高的隐蔽性，非常适合水军的训练。可以想见，当年郑成功在这里指挥战船，海上军旗林立，呼声震天的壮烈场景。在水寨大山的铜山石室内，有一块镌刻着《仙峤记言》的石碑（高170厘米，宽70厘米），饰有祥云拱日图案，碑文记载南明永历六年（1652）正月郑成功驻铜山部将洪旭、张进、黄廷、甘辉、万礼、余宽、卢若腾、黄兴等43人捐银修建观音堂之事。这么多的军事将领留名于此，完全证明当时有更多的士卒也曾驻扎在这里。在水寨大山下的后澳港边，有一块镌刻着“万军井”的巨石，石旁有一口古井，是当年为供应郑成功水师饮用而开凿的。由此可见，铜山确是郑成功训练水师的绝妙之地。
再谈郑成功利用铜山这一军事基地“募兵措饷”的事。
据明清泉南夏琳《海纪辑要》（卷一）载：“（永历二年，1649）八月，（清军）遂陷同安……自同安败后，赐姓往铜山募兵，”在郑成功多年的反清复明战斗中，需要大量的兵将，这些兵将的来源，大部分都是来自忠于明廷的闽南人。《台湾外记》（卷六）所讲的“联络铜山等处”募兵，即包括铜山及其周边地区的诏安、云霄、漳浦等地招募的兵员。虽然我们至今无法知道郑成功军队全部士卒的籍贯，但是从其中的诸多将官的籍贯，便可知其兵源。单永历三年（1650）五月活动于诏安、平和、云霄一带的两千多名农民起义军，就由施琅引荐投奔郑成功，其首领、平和人万礼又在以后的战斗中迅速成长，成为郑成功“五虎将”之一。原镇守铜山的军事首领南昌伯朱寿，就是铜山顶街朱姓人；湖广武进士出身的礼官陈瑞龙，原为铜山参将，官至都督，后依郑成功。被称为海澄公的黄梧，心腹属将赖玉、罗栋也都是平和人。多有才学经济的刘玉龙、蔡禄部将陈华、被郑成功高参陈永华视为“勇略可人”的江胜、武艺高超的蓝登，都是漳浦县人。总督承天府南北诸路的大将周全斌心腹将领沈吉，是诏安人。虽然这些人不一定都是通过铜山招募来的，但是通过铜山的地利，以此做为联络点，发动和招募兵员，肯定很有益处。又据《东山县志》记载，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时，单铜山有500余名青壮年随师赴台参战。可见，郑成功利用铜山做基地，联络周边地区的义士加入其反清复明的队伍，无疑是高招。
再之，郑成功又怎么利用铜山“措饷”的呢？确实，在郑成功军队长期军事斗争中，筹措粮饷一直是个难题。清顺治五年（永历二年，1648）这一年福建出现了严重的饥荒，郑成功不得不与郑彩（同安县人，隆武帝时封永胜伯，鲁王监军入闽封建国公，永历元年挟鲁王退守厦门）连手，经过铜山，组织大批的船只前往广东购买粮食；同时也在铜山附近的诏安措饷。尽管铜山周边各县，都是闽南著名的产粮区，尽管该地区民众诚心拥护郑成功，但民以食为天，措饷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稍一疏忽，便容易产生军与民争食的问题。为此，郑成功派甘辉维持地方稳定，在很大方面就是为解决因措饷与地方发生的矛盾。（《台湾外记》卷六第92页）郑成功尽管在措饷方面做了最大努力，但是军中缺粮问题继续存在。顺治八年十二月（永历五年，1651）……郑成功因其军队“士卒繁多，地方狭窄，以器械未备、粮饷不足为优”（《台湾外志》卷六第105页）
郑成功措饷，得到了铜山人们的无私援助。据刘小龙先生的《海峡神缘·演武亭万福公》一文中介绍郑成功措饷中，铜山“贵人公”故事而可见一斑（此故事在东山家喻户晓）。据该文（第82页）介绍，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1661）郑成功东向收复台湾，因战事拖延粮饷不济，急令铜山军民运送兵粮驰援。一位海商义无反顾，几次亲自督船运粮到攻台的郑成功军营中。以后官兵们每看到该海商运粮船到达，便亲切地称之为“贵人公”。不幸此海商及船员在返航途中遇难，人们打捞到他们的尸体，安葬于铜山万福公处。嗣后，军民建祠奉祀，仍称其为“贵人公”。可见，郑成功利用铜山措饷，一得益于周边丰富的粮食资源，二得益于当地百姓的踊跃支持。因此说，郑成功借助铜山地利、人和以措饷，作用巨大。
郑成功选择铜山做为反清复明的军事筹备基地，客观上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即可以借助铜山关帝来保护他的军队，统一思想，激励士气。据今立于铜山关帝庙的明正德十一年（1516）的石碑，其中《鼎建铜城关帝庙记》一文就明示：洪武二十年周德兴建铜山关帝庙，初衷就是“以护官兵”。《台湾外记》（卷十一）载：郑成功欲东向收复台湾，其手下将领们意见不一。宣毅后镇吴豪认为：“怎奈荷兰人炮台利害、水路险恶，纵有奇谋而无所用，虽欲奋臂而不能施，是徒费其力也。”黄廷认为：“台湾地方闻甚广润，实未曾到，不知情形。如吴豪所陈红毛炮火，果有其名。况船只又无别路可达，若必由炮台前而进，此所谓以兵与敌也。”建威伯马信认为：“不如统一旅前往探望，倘可进取，则并力而攻；如果利害，再作相商，亦未为晚。”铜山民间传说：面对各将领的意见不一，郑成功派快马到铜山关帝庙请关帝定夺。关帝明示：郑成功匡扶社稷，其诚可嘉。关帝将庇佑其化险为夷，直至逐走荷夷收复台湾。听到关帝的明示，郑成功军营里顿时群情激愤，勇气倍增。在铜山，不管是军营还是民间，关帝被奉为最灵验的神灵而威名远扬。又据《台湾外记》（卷十一）载，当年郑成功舟师东进，留下张进、蔡禄、郭义守御铜山。蔡、郭暗通黄梧，欲投诚，未知吉凶，蔡竟也到关帝庙求签，得第十七首《石崇被难》，为下下签，诗曰：“田园价贵好商量，事到公庭彼此伤。纵使机关图得胜，定为后世子孙殃。”《台湾外记》作者江日升就此评日：“天意既如此，帝心怎奈何？一签明说破，报应岂蹉跎。”后二人结局可悲，其中蔡禄父子被清圣祖捕杀；郭义虽为“精奇尼哈番”（子爵）却在湖南兵败逃往官山，其女上吊自杀，这是后话。由此可知，郑成功选择铜山，借助关帝神灵的庇佑，促其凝聚人心，统一全军思想，收复台湾产生了重大作用。
郑成功选择铜山做为反清复明的军事筹备基地，促使他在铜山招募了诸多人才。铜山自古受关帝忠义思想熏陶，产生了诸多仁人义士，诸如为节义而殉节的大学士黄道周，与张献忠作战而受磔刑献身的七省军务陈瑸，与张献忠作战被剐献身的四川巡抚陈士奇，与李自成部将贺锦作战被磔献身的甘肃巡抚林日瑞等，都是东山人。又据明清泉南夏琳元斌《海纪辑要》（卷一）载：永暦五年春二月（1651），清巡抚张学圣会提督马得功袭厦门，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曾樱不肯受辱自杀。其门人陈泰冒险出其尸殡于金门。这陈泰，就是铜山人。
在铜山为郑成功军队占据时期，有不少仁人志士到郑成功麾下任职。据《铜山志·卷十杂志》载：“郑成功……割据时，铜庠生之仕于伪朝者有林调鼎户部司务、黄见常监纪司、许应梦南日学官、游戴酢厦门通判、谢元宾诏安训导、谢若魁教谕、陈骏音监纪、武大成晋南地方、陈昌言监纪、翁求多左镇。又伪郑曾设铜山安抚司，以陈骏音充任。”
又据《铜山志》载，知恩图报的铜山百姓，竟为有德于民的忠匡伯张进建生祠。著名明末清初明朝、南明大臣辜朝荐云：“铜为忠义文献之区，孤城抗战，我国家三百年深仁厚泽之报，仅得于铜。”（《铜山志·忠匡伯张公德政碑》）这里的“孤城抗战”，指的是明亡后铜山百姓仍坚持反清复明的大业。铜山人民因为反清复明的情结，也付出巨大牺牲，全城人直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才被允入正籍，期间遭受清廷的压迫和剥削，也是绝无仅有的。
此外，铜山在许多时候，还是郑成功父子的避难地。康熙元年（永历十六年，1662）十月，明藩主郑经部将周全斌军溃，退守铜山。（《明季稗史》）翌年（永历十七年，1663），明藩主郑经由厦门败退铜山。有了这个坚固的堡垒，尽管“靖南王耿继茂、福建总督李率泰差使到铜山招抚”，而郑经就可以“不受。”（《台湾外志》卷十二）
概而言之，郑成功选择铜山为反清复明的筹师基地，在此候永历圣旨以号召天下，使之出师有名；利用铜山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修造战船，训练水军，募兵措饷，广罗人才，使之兵甲粮草充足；又得益于铜山关帝庇护，助其反清复明、收复台湾之大业。郑成功选择铜山做为其筹师之地，证明了他的独具慧眼，也证明了铜山做为反清复明筹备基地的巨大作用。三、郑成功对守御铜山的重视和清军对铜山的进犯。
为了长期占据铜山，郑成功总挑选亲丁干将或武艺高强者戍守；而清廷也总想利用铜山挟制郑成功。
据清江日升《台湾外记》（卷六）和明清夏琳《海纪辑要》（卷一）及清陈振藻《铜山志》等史书记载：清顺治八年（永历五年，1651）四月，郑成功令由亲丁镇张进代朱寿守铜山。尽管朱寿是铜山籍人，且忠勇可鉴，但郑成功还是不放心，非得由他手下仅有的两个亲丁镇官员之一来防守不可。所谓亲丁，指亲属中有血统关系者，用当今的话说，即嫡系部队。五年后，即清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1656）七月，郑成功又“令黄元、郭华栋二镇领本部将士下铜山，同张进协守。”（《台湾外记》卷九第136页）期间，碰到一件大事：“八月，贝勒知成功犯福州，与李率泰相议：一面拨梅勒章京阿格商统领骁骑救援福州，一面遣提督马得功带兵由云霄八尺门渡江袭取铜山，效击魏救韩之法。”（《台湾外记》卷九，第138页）九月初六日，清军福建提督马得功领兵至八尺门，欲渡海进攻铜山。守将张进侦知，“遣黄元、郭华栋统众来敌。得功屡挥军欲渡，悉被华栋等踞险攻击，死伤甚众。得功见其有备，遂抽师周回。郭华栋报捷于成功。”（《台湾外记》卷九，第138页）
又过了四年，到清顺治十七年（永历十四年，1660），清军想趁郑成功军队江南之败喘息未定，欲前来攻击。为保住铜山和南澳，郑成功亲自调遣：“驰檄南澳忠勇侯陈霸，准备船只，防敌苏利、许龙。又另檄铜山忠匡伯张进出熕船于官仔前游扬，以作南澳援师；谨守八尺门炮台，以备陆路渡江。”（《台湾外记》卷十一，第161页）翌年正月，即在郑成功准备舟师台湾时，为铜山等岛屿的安全，郑成功“命世子经监守各岛”，又“拨郭义、蔡禄二镇，带本部兵土前往铜山，与张进协守，策应南来之师。”在蔡禄、郭义、二镇叛变后。郑经又令洪天佑同黄元相继守铜山。（《台湾外记》卷十一，第167～174页）
据清·陈振藻《铜山志·卷三武备志》载：“铜山为海寇所据……几四十年”。尽管期间有短暂的被清军占据的日子，但不久又被郑军重新占领，直到康熙十九年复界，铜山基本还在郑氏集团的手中，前后共近36年。可以说，铜山做为大陆沿海反清复明的军事重镇，其存在时间是绝无仅有的。由此可见郑成功父子对铜山这个反清复明军事基地的重视程度，也足见为守御它而付出的代价是多么高昂。
综上所述，东山作为郑成功反清复明、收复台湾的筹师地之一，保留下来的丰富史迹，足以融入三岛旅游资源的整合开发。倘若三岛联合构建郑成功筹师铜山——出师金门——首达澎湖——攻占赤坎的旅游专线，将为海峡旅游天地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笔者：林定泗东山二中高级教师、原东山县教育局副局长）
澎湖咸饼和金门贡糖
与祖地东山的关帝缘
刘小龙
提要：福建东山关帝庙为中国五大关庙之一、东南沿海关庙首着，其关帝圣灵香火延播海峡两岸，影响遍及闽、粤、浙、台及南洋海外。自古以来，东山全岛百姓共奉关帝为“祖”，故历史上从东山传承过海的澎湖咸饼和金门贡糖都与祖地东山的关帝祖爷结有不解的情缘。
关键词：澎湖咸饼、金门贡糖、祖地东山、关帝缘。
福建东山关帝庙为中国五大关庙之一、东南沿海关庙首着，建庙600余年来，关帝圣灵香火延播海峡两岸，影响遍及闽、粤、浙、台及南洋海外。东山人最为敬奉关帝，入清之后，全岛百姓共奉关帝为“祖”，尊称为“帝祖爷”，即是最高的家长神，故凡遇生死、祸福、功名、利禄、升学、考试、婚姻、生育、建宅、迁移、置业、诉讼等大小事情，必到关帝庙求签问卜，请“关老祖爷”主意决断或点拨消解。因此，历史上从东山传承过海的澎湖咸饼和金门贡糖，也都与祖地东山的关帝老祖爷结有不解的情缘——一、得灵签澎湖开饼铺
明中期以后，即有不少铜山（东山）人渡海移居澎湖。入清后，铜山人先后在澎湖开办了“云珍”、“亦发”、“干利”、“合利”、“兴盛”、“清心”、“泉利”等多家糕饼店。其中，有一家店号叫“盛兴”的咸饼铺，坐落于离澎湖马公岛铜山关帝庙不远处的顶街（今仁爱路旁），店铺门前有棵老榕树，店面虽然不大，却是门庭若市。澎湖的饼产很多，有梅干菜、冬瓜糕、花生酥、海苔酥等等，但首推要算令人垂涎的“盛兴咸饼”。盛兴饼铺拥有百年老店的信誉与独特风味，名闻全台湾及东南亚各地。
这饼铺即是闽南铜山（东山）人朱盛于同治三年（1864年）渡海到澎湖所开设。朱盛出身于铜山城内朱氏望族，据《铜陵下街朱氏族谱》所载：下街朱氏因在康乾年间出了“叔侄三侍卫”而闻名邑里。此后的朱氏家族中多有人经商，亦有多人渡海移居台澎。年轻的朱盛考中秀才后无意继续读书，就在铜山城内开设“游鼎盛兴”商号，制作糕饼也兼卖南北杂货。不久因太平天国之乱，便将商铺转与他人经营，自己随做班兵的亲友去了澎湖，起初在妈宫（马公）北甲开个杂货店，卖米卖茶，生意也算一般。据说，那年朱盛思想改行做别业，改做什么好呢，一直犹豫不定。反正生意不是很好，便回到铜山探亲走走。临回澎湖的那天早上，到原来饼铺看望新的陈姓头家，临别，新头家送给一大包咸饼，说：“带回尝尝新吧，这咸饼很好销，试试看。”
从原来老家饼铺出来，朱盛又想起改行的事，就特意转到关帝庙问签请示关老祖爷主意。敬香过了，卜了三个笠杯，抽得第二十九签《司马温公嗟困》，签诗云：
祖宗积德几多年，源远流长庆自然；
若更操守无倦已，天须还汝旧青毡。
解签人问明来意，说道：这支签嘛，签序为“丙壬”，属“上上”好签。你回去后若决意改行，事当如意，终有发达。但要修心积善，方得源远流长，不可变易祖德。签诗中有“旧青毡”者，暗喻旧行。你还旧行来做最好。运乃失而复得，否而复泰也。你看，这“丙壬”的“壬”字，你改回原来的一横，不就成了“丙王”（饼王）码？
回到澎湖，仔细想想关帝爷开示的签意，看着从铜山老家带回的咸饼，朱盛忽然悟到什么，就想利用自己原来所操技艺，改旧行重开饼铺。意犹未决，又到澎湖铜山关帝庙问关帝爷，竟然连得三对祥杯。于是决定重操旧行改开饼铺，并用铜山老家“游鼎盛兴”旧店号的后二字“盛兴”为新店号，寓意“游鼎”在东山“盛兴”在澎湖，以寄心念并祈发达。
朱盛拿出从铜山老家带来的咸饼，尝尝试试，细细研究配料和做法，着意再作创新，于是动手研磨，制作出与众不同品味的“盛兴”咸饼——这文饼以面粉、胡椒粉、猪油与芝麻、葱花烘焙而成，薄薄的，选料精细、做工实在，吃起来香脆无比，入口即化，且口留余香；饼又分荤、素两种，供不同口味的人选择。
盛兴饼铺开张后，其咸饼一出炉上市，就大受澎湖的闽南人，特别是铜山人的青睐，名噪一方，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饼名传遍澎湖，饼香飘过台湾……
朱盛以研制咸饼成功而发迹，同时也兼营一些甜式糕饼。
此后，朱家饼铺坚持以铜山饼食传统手工制作方法，配以自家精制的馅料，经别样烘焙，生产出独一无二的盛兴饼食，而且坚持每天现做现卖，并依季节改变配方比例，以适应当季口味。盛兴朱氏饼业一代传承一代，自朱盛之后，又历经朱鼠、朱耀、朱文杰等四代经营，迄今传至第五代，已有140多年历史，愈加兴盛发达。据说，这盛兴咸饼还深受台湾先“总统”的肯定和垂青呢。
话说当年朱盛在澎湖成就“饼王”事业之后，为了报答祖家关帝恩德，曾经特意回到铜山拜谢关帝祖爷。道光年间铜山关帝庙重修，盛兴朱氏也虔心捐资题缘。澎湖铜山关帝庙每年五月十三给关帝做生日，盛兴朱氏后裔必到庙里给关老爷敬香祝寿，同时，盛兴饼食也成为关老爷喜爱的一道供品。
如今盛兴咸饼已成为澎湖岛的观光名产。澎湖马公市的盛兴饼铺旁边建有“朱盛文物纪念馆”——朱氏饼铺第五代传人朱宏釮先生为纪念祖先朱盛从铜山入澎经营糕饼业，将历代祖先留下的制饼器具、版模及制饼相关资料等文物，加上自己收集的古玩珍品，兴建了一座纪念馆。人们来到这里，即可从中看到海峡两岸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
二、遵圣意贡糖入金门
与东山一苇可渡的金门岛，自古有“海上仙洲”、“桃源胜景”之美称。人们来到金门岛上旅游，在观赏了岛上美丽风光之后，无不争先购买金门的“三件宝”——贡糖、高粱酒和菜刀。这著名的“金门三宝”当中，高粱酒和菜刀自是金门地地道道的土特名优工艺产品，而贡糖有人说是由厦门的师傅所传入，其实，这贡糖祖家就在东山，至今金门最著名的名记贡糖老板就是东山人。
话说闽南东山岛铜陵城的石笋池边，自清代以来居住着张姓一大望族，世代以行医出名。谁知这张氏传到第九世，第三大房五房有个张泽，却另辟蹊径，于民国初年在铜山后街尾开张了一家“泰利发”糕饼行，其制作的贡糖，因香、酥、松、脆而很快闻名遐迩。与当时东山的“瑞珍”一品糕、“建昌”花生管、“礼记”豆沙饼、“源兴隆”梅干菜、“寿全堂”宋金枣等，成为一方土特优名吃，驰誉海内外。
这贡糖为古时候朝廷贡品，是皇帝喜爱的茶料零食，所以称“贡糖”。人们最喜欢用它做“茶配”、“酒配”。东山人祭拜关帝神明，供品里免不了有贡糖之类，每逢关帝老祖爷的圣诞节庆和纪念日，供桌上摆放着一包包这张氏贡糖，香喷喷的叫人闻之馋涎欲滴。
不久，铜陵石笋池张氏十世孙、第三大房二房的张命，承父（叔）辈之业，在铜山另外开张一家“名记”糕饼店（寓意家族所传之闻名店号），其制作的贡糖、酥糖、口酥等名噪一时。民国年间，时值抗战前夕，国势动荡，百业维艰，名记糕饼虽好，但毕竟岛内市场小，生意平淡。据说一日张命的母亲备了好多贡糖和糕饼，来到关帝庙进供上香，卜问家业前途，抽得一支灵签，关帝爷圣意点明：眼下百般不济，若有图谋，宜向他乡，虽有波折，但日后可见辉煌。
东山人自古都奉关帝为祖，最是崇信关帝爷，既然圣意如此，于是，为谋取更好的发展，张命遂告别父母，去到厦门，凭自己的好手艺受雇于厦门“伍丰”糕饼行。由于他制作的贡糖一炮打响，大为利市，一时享誉一方，深受老板器重。谁知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张命被征调去金门修飞机场。也是命中缘份所定，修完机场，张命落居于金门；因只身漂泊他乡无倚无靠，遂过继金沙镇斗门陈氏为子，改姓名为“陈世命”。之后便在金门开起糕饼行，挂用东山老家“名记”糕饼的老招牌；其生产的贡糖、酥糖和酥糖碎等很快声名鹊起，生意蒸蒸日上。于是，这东山“名贡”在金门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渐渐名闻遐迩，香飘四海了。
金门“名记”糕饼经过几十年不断打拼进取，现已发展为“名记”贡糖食品大公司。张命（陈世命）在年老之后把事业交由大儿子陈（张）奇作掌管经营，继之由三子金庆接手经营，至今仍保持最初的老字号——“名记”贡糖第一老店。“名记”贡糖传到第二代花开多枝，不断发扬光大，尤其由四子陈金福创建经营的“陈金福号”“名记”贡糖更是颇具规模独具风骚而冠压群芳。“名记”贡糖在保留传统口味的工艺上，又创新出咸贡糖、椒盐贡糖、猪脚贡糖、芝麻贡糖，还有猪脚酥、竹叶酥、地瓜酥、花生酥、香芋口酥、海苔酥、芝麻酥、子弹饼等几十个优质品种。这金门贡糖口感细腻，质酥味香，地道纯正，作为金门名优特产之一，与高粱酒一并被列为“台湾一百大食品”，成为广受海峡两岸四面八方游客青睐的绿色食品和健康茶点，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金门“名记”贡糖传人不忘祖地东山关帝老祖爷的福佑恩德，按祖家风俗，在家中和老店都供奉着从东山分香的关帝老祖爷圣像，每日晨昏香火侍奉，并在平时用最好最新鲜的贡糖糕饼进贡给关帝老祖爷品尝。2002年，陈（张）金庆、金福兄弟携家人跨海回东山祖地寻根谒祖，特意与东山铜陵石笋池张氏族亲一起到关帝庙隆重盛祭关老祖爷。
参考文献与资料来源：
《东山与台湾》刘小龙编著，海风出版社，2002年版；
《海峡关帝传奇》刘小龙著海峡书局2012年版（出版中）；
东山《铜陵下街朱氏族谱》2004年编，2012年印刷；
东山《铜陵石笋池张氏家史探源》（铜陵石笋池张氏族谱）2000年编；
笔者田野调查笔记：
东山铜陵老渔民黄歹访谈实录（2002年）；
东山铜陵石笋池张氏裔孙张永楚访谈实录（2011年12月）；
金门贡糖传人陈（张）金庆、金福兄弟访谈实录（2012年3月6-11日）；
百度网搜“澎湖盛兴咸饼”、“朱盛文物纪念馆”。
（本文作者：刘小龙，东山县政协副主席，漳州师院闽台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世界关公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
东山与澎湖两地北极殿的神缘
黄炳钦
提要：东山岛和澎湖岛自古以来关系密切，两地民间交往频繁。澎湖县马公市东甲北极殿碑文《重建北极殿落成记》，记述了民国年间两岛之间一则传奇性故事，是东山与澎湖神缘缔结的见证。
关键词：东山，澎湖，上帝公，北极殿
东山岛铜陵镇和澎湖岛马公东甲，各建有一座北极殿，民间俗称“上帝公庙”。庙内供奉的玄天上帝又称真武大帝、玄武神、上帝公，是道教中职掌北方天界的天神，全称“武当山北极玄天真武大帝荡魔大天尊”，为明代朝廷敕封奉祀的护国之神。民间传说，玄天上帝生性神灵，七岁就能诵读经文，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无所不通。十五岁立志修行，造福万民，便舍弃王位，隐居太和山，历经四十二年，终体天心，功满道成后，玉帝令其镇守北方，统摄真武之位，并将太和山更名为武当山，意“非玄武不足以当之”。按道教的说法，北方属水，所以玄天上帝被民间当作航海保护神加以敬奉。
据清代《铜山志》载：东山岛铜陵北极殿，明成化四年（1468年）由总兵黄廷标倡建，祀玄天上帝。北极殿神殿两旁的大圆石柱上，有对联“水德渊源流炎海，帝威显赫耀南天”，颂扬上帝公“德流炎海、威赫南天”，护航保护渔船民平安的功绩。铜陵北极殿为东山岛首建最大的供奉玄天上帝的神庙，对本岛民间信仰有很大的影响。据笔者2008年调查统计，分布东山岛各地的上帝公庙共有20座，信众遍及全岛，由此可见上帝公在东山岛民众心中的重要地位。明、清时期，停靠东山岛的商船、渔船出海，船主和船民都要到铜陵上帝公庙祭拜求平安。岛上将士渡海到台湾、澎湖戍守，民众渡海过台湾、澎湖开荒垦殖，出海前都要到铜陵北极殿祈求香火护佑平安。
二
铜陵北极殿和东甲北极殿自古以来关系密切，有东甲北极殿《重建北极殿落成记》碑为证：
庙宇之设，原以崇有德而报有功，非徒为庙貌巍峨，籍此观瞻之色也。查立庙祀北极真武大帝，建于何年未详。自明末有之，由来已久矣。有创之于前，必有振之于后，非能历久而常新。溯自丁卯年改建而后，历时未久，讵料风云不测，于乙酉年因遭战乱，受炸倾颓，触景兴怀，伤心惨目，不忍付其废墟，决意有以新之。商诸甲民，众志佥俞，乃发簿劝助。诸善信闻风信仰，踊跃乐输，足见神恩普惠之深，有以使然也。幸得腋集裘成，土移丘积，爱是鸠工庀材，经始于民国丙戌年六月，落成于己丑年三月，计费台币陆佰万余元。抑有灵者，方定议兴工之始，欲得材木以为用，澎湖无可得。思购之于内地而未得其当。主神忽进驾指示，亲欲往托东山上帝采购，可将需要材料陈明。因列单禀呈。不数月，果然东山帆船载北极殿之杉料来澎。查验其数相符，闻者咸称有应。此外辄着灵迹，至如疾疫，而有祷皆应者，奚只一方之庇。是役也，虽谓民丁之竭诚，实籍神灵之显赫。从此庙貌森严，规模宏广，神所冯依，其在斯乎。用将题捐姓名暨董事备勒诸石，以志不朽，并综其颠末而为之记。
民国三十八年岁次己丑三月吉旦重建董事
要解释这篇碑文，还得从东山岛和澎湖岛的历史渊源说起。
东山岛位于福建南端，澎湖岛位于台湾西南，两岛相距仅98海里，从东山岛乘木帆船出海，顺南风一昼夜就可到达澎湖。据数据记载，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元兵进攻东山岛，有东山人为躲避元兵屠杀，夺舟入海，逃往澎湖。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明政府派兵驻守澎湖；万历二十年（1592年），增设澎湖游兵，铜山（东山岛古地名，下同）民户三丁抽一，参加戍守，称“铜山营”；三年期满，营兵换班服役，许多铜山人居留当地，开荒建家。《澎湖县志》说，早期从大陆前往开发澎湖的，主要是东山人和泉州人。刘小龙《东山与台湾》载，澎湖马公东甲北极殿是明朝末年由铜山戍守澎湖的将士从铜山北极殿分灵到澎湖而建造的，东甲北极殿里的上帝公神像据说也是从铜山过去的。《重建北极殿落成记》碑说，“查立庙祀北极真武大帝，建于何年未详。自明末有之，由来已久矣”，和《东山与台湾》记载相符。
自古以来，东山铜陵北极殿和澎湖马公东甲北极殿关系密切，经常来往。清朝年间，铜山人戍守澎湖的班兵前后共有1万6千余人次，成为两地往来交流的使者。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驻守澎湖的水师协标右营游击、铜山人黄象新曾在澎湖各处劝捐修建东甲北极殿。民国初年，擅长木雕、油彩的东山县城关（今铜陵镇，下同）人黄文华应聘到澎湖为东甲北极殿等神庙做油漆彩绘工作，后定居澎湖，参与了1946年东甲北极殿的重建工作。据黄文华三子黄友恭回忆，当时他家就住在东甲北极殿附近，他小时候经常到东甲北极殿玩。碑文中说东甲北极殿“乙酉年（1945年）因遭战乱，受炸倾颓（被盟军飞机炸毁），触景兴怀，伤心惨目”o1945年黄友恭已7岁，当时的事他至今记忆犹新。
东甲北极殿被盟军飞机炸毁后不久，日本宣布投降，澎湖及台湾回归祖国。“民国丙戌年（1946年）六月”，澎湖民众踊跃集资筹备重建东甲北极殿，“方定议兴工之始”，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欲得材木以为用，澎湖无可得”，使筹建董事会束手无策。这时候，东山岛和澎湖岛之间海上运输的恢复，为东甲北极殿筹建董事会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且看《重建北极殿落成记》碑中是怎么说的：“……思购之于内地而未得其当。数月，果然东山帆船载北极殿之杉料来澎。查验其数相符，闻者咸称有应。”就碑文中记述之事，2010年5月，笔者采访了东山县铜陵镇93岁的老渔民李粒。李粒回忆，大约在1946年农历九月底的时候，东山城关一个叫“肥仔憨”的商人想乘东山和澎湖恢复通航之机，运货物到台、澎贸易，临行前到城关北极殿求得上帝公神示，雇用城关“传合号”老板的一艘“撩白带”渔船（专门捕捞白带鱼，当时还未到捕鱼季节——笔者注）到石码装运杉木往台湾贸易。李粒当时是这艘渔船的渔工。当这艘装满杉木的船行驶到澎湖附近的狮屿山附近时，海上突然起风，形势非常凶险，李粒他们只好把船驶进澎湖港避风。据说当这艘装运杉木的船还在海上时，澎湖马公的“乩童”出乩说，东山岛城关北极殿“上帝公兄”给我们送杉木来了，要马公信众赶快到海边迎接。信众们赶到海边时，李粒他们运杉木的船正好到达。信众们高兴地欢呼起来，连忙帮忙把杉木从船上卸下，运到东甲北极殿施工现场，当天晚上设酒席宴请李粒他们一船人。
东甲北极殿从1946年农历六月开始兴建，到1949年农历三月建成，历时2年多。黄友恭说，东甲北极殿内的木雕、油彩都是他父亲黄文华亲手制作，现在殿内供奉的“大圣神”（孙悟空）神像，也是黄文华雕刻。
三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澎湖马公东甲北极殿分别先后多次组团到东山铜陵北极殿朝拜进香，隆祀玄天上帝，进行海峡两岸民间信仰文化交流——
1997年间，东甲北极殿许大福先生三次渡海到大陆考察寻根，终于找到东山铜陵北极殿。1999年和2001年，东甲北极殿主委苏昆雄先生二次率信众组团到东山朝拜晋香；2002年6月，东甲北极殿新任主委许龙雄等五人重临东山进行文化交流，并捐资重修东山北极殿。2009年11月4—7日，澎湖东甲北极殿举行“入火落成大典”，派人到东山县铜陵北极殿恭请铜陵上帝公神像到澎湖马公参加东甲北极殿落成典礼，东山铜陵北极殿65位信众应邀护送铜陵北极殿的上帝公神像出席庆典仪式。这是六十年来铜陵北极殿上帝公神像首次莅临澎湖。庆典仪式结束后，铜陵上帝公神像留在澎湖巡游2个月，信众几十万人次争相膜拜，轰动全岛。2010年1月16日，澎湖东甲北极殿派人护送铜陵上帝公神像顺利返回东山铜陵北极殿，受到了沿街数千名信众的夹道欢迎。
东山岛与澎湖岛的神缘，因人缘而缔结。东山岛与澎湖岛的人缘，因神缘更加亲密。
资料来源：
《铜山志》清陈振藻撰
《澎湖县志》（民国版）
《东山县志》（民国稿本），总纂李猷明，福建省东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1994年版
《东山与台湾》，刘小龙编着，海风出版社，2002年版
《东山岛见闻》第二集，黄炳钦着，国际华文出版社，2011年版
笔者民间采访实录
（作者：黄炳钦，东山县硅砂矿员工。）
东山师傅朱水林（锡甘）在澎湖
（台湾）王文良
一、前言
澎湖宫庙多，民众信仰虔诚和积极参与修建宫庙活动，过去曾礼聘“唐山师傅”前来施作，形塑澎湖特有的在地文化，也带出宫庙装饰艺术在澎湖的丰富面貌。其中，首列国家一级古迹的“开台澎湖天后宫”是为代表，且带动起一股宫庙装饰风潮，影响层面既深又广。
天后宫的艺术成就与影响，不仅是澎湖一地一隅而已，其凿花木雕和彩绘作品，至今仍然炫目。笔者往昔曾对参与凿花木雕的黄良师傅，及其在澎湖传承师系的调查和发展有所著墨，对另一参与凿花的东山水林师、参与彩绘的广东潮汕朱锡甘师的动向和作品，则一直关注和扒疏，无奈囿于年代久远和识者有限，诸多讯息和疑点难有突破，只能借着参与天后宫志，撰写其中〈天后宫的装饰艺术〉时，以朱锡甘为天后宫所完成的擂金画做结，陈述该批作品“不论是做为他个人在彩绘世界，或天后宫在宫庙彩绘中的代表性而言，都极具分量！”（王文良，2006，P.228）虽是致意，但又不得不根据有限的文献资料指出，“朱锡甘师为澎湖留下了相当多佳作，可惜只知他来自广东梅县大埔地区，其它都付诸关如。”（同上P.244）水林师也在做完澎湖天后宫后即整装返回东山老家了。
水林师与朱锡甘师这两个名字，曾经分别代表在澎湖天后宫施作的凿花师与彩绘师，文献上也分别记载来自福建东山和广东潮汕，如此看法行之有年，直到他离开澎湖80年后，我们做了连结、他逝后70年，笔者才为文在澎湖研究第十届学术研讨会上，试图为他厘清身世和正名：水林师就是朱锡甘，他来自东山，既擅长凿花木雕也善彩绘，他的成就是十分杰出的，在他为澎湖完成的宫庙彩绘和凿花木雕作品中，我们寻得力证；他是自豪的，我们在澎湖和东山的长者描述和转述中，得到诸多左证。虽然得年仅46岁，但他的作品和牵引的澎湖东山情谊，却是让我们感念和珍惜的！
二、过去文献中关于澎湖天后宫的
擂金画与朱锡甘、水林师
过去文献中，关于朱锡甘、水林师等人名，及凿花木雕、彩绘和擂金画等多有论述或提起；或深入探讨，或几句关键的话带过。不过，人名彼此的关连性，以及朱锡甘的出身地等，却有模糊又多样的说法，但长期来，被误解的情形是存在的。
2-1首见朱锡甘、水林师二名，并分属二人，同为东山岛人
文献中，最早提及“朱锡甘”、“水林”两个名字，是在1983年，“行政院”文建会补助国立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研究所都市计画室所出版的《澎湖天后宫保存计划》，是书乃根据该室1979年接受“交通部”观光局委托为期一年，研究保存之道的成果为主体所出版。书中指出“刺花”（应是凿花木雕）有一班是东山岛来的三位师兄弟，“朱钦、陈（？）水林、黄文华，以老二的功夫最好”，他们三人“也负责油漆，遍在天后宫各处的题名‘朱锡甘’应就是朱钦的别名，弟‘一琴’应就是水林司”（国立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研究所都市计画室，1983，P.54）
2-2肯定天后宫彩绘和擂金画，出现“朱澍传”之名
之后1983-1985年天后宫的修复工作，并未对彩绘作品有进一步的修补或添加动作，倒是事后发现屋顶全面翻修时，“因未能及时有效的对现存彩绘加以保护，经事后勘察，发现彩绘剥落又较以往严重”，（王鸿楷，1985，P.1）乃建议并经文建会拨款补助专业拍摄和纪录，同时于1985年出版《澎湖天后宫之彩绘》专书，书中指出“天后宫的彩绘具有多样风貌，”（同上）叙明有水墨静物及墨竹作品，“署名则是朱锡甘和朱澍传”。（同上P.3）指出“擂金画在澎湖天后宫被普遍地使用，同时也形成了天后宫最重要的艺术成就之一”，（同上P.4）并进而称许“以金箔之浓淡轻重表现出山水岩石的各种皴法、技法之纯熟亦是台湾少见”。（同上，P.4）这是进一步对天后宫擂金画的肯定之始，也在此首次出现“朱澍传”的名字。
2-3朱锡甘来自广东潮州大埔，朱锡甘兄弟主绘正殿的连结
李干朗教授于1986年出版的《台湾的寺庙》一书，谈起澎湖寺庙修建情形，指出蓝木、蓝合兄弟受邀主持天后宫重修，“配合的匠师还有卢司、水林司及来自汕头的龙司”，（李干朗，1986，P.104）“彩画匠有朱锡甘、潘科等人，朱氏的传世名作是天后宫神龛左右福扇的黑底擂金画，至今尚保存完好，弥足珍贵”，（同上）之后论及台湾南北彩绘师傅名家辈出时，特别指出“有的出身画家，至少工于书法”，接着说“大陆名匠则有广东潮州大埔来的苏滨庭及朱锡甘，后者绘马公天后宫”，（同上P.105），显然在此时，水林师已经从东山岛来的三个师兄弟被独立出来，朱锡甘也被确认为来自广东潮州大埔。
同书后续介绍澎湖天后宫时，李干朗直接表示彩绘水平颇高，正殿的“神龛两侧有朱锡甘所作擂金彩画，工精质优，值得永久保存”，并分析天后宫的彩绘为前后对场，“台南陈玉峰主绘三川，大埔朱锡甘兄弟主绘正殿，三川以青绿为基调，正殿以黑色基调，各有千秋，论精细则以大殿垛头见长”（同上P.155），在注中则进一步表示“天后宫彩画很值得研究”，“正殿以大埔系统朱锡甘及朱澍传为主。”（同上P.170），此为文献上继续肯定朱锡甘的彩绘成就外，也二度出现朱澍传，并有“朱锡甘兄弟”乃朱锡甘及朱澍传的连结。
2-4比较后，对澎湖天后宫擂金画的高度肯定
1990年，林会承教授的《台湾传统建筑手册形式与作法篇》一书在论述色彩与彩绘时，曾对擂金画的制作程序做了介绍，并说“目的是使室内显得“金碧辉煌””（林会承，1990，P.127），后续篇章则列举了几个台湾尚保有擂金画的宫庙祠堂，他特别指出“其中以澎湖天后宫之作品的艺术水平最高”（同上P.131），这是将澎湖天后宫擂金画与台湾同类作品并列比较后，直接抽离而出的高度肯定。
2-5朱锡甘在澎湖天后宫的分工角色
继而，李干朗主持以台南民间彩绘画师陈玉峰及其传人的彩绘作品为对象，所出版的《台湾传统建筑彩绘之调查研究》，书中指出陈玉峰和“潮汕籍的彩绘匠师朱锡甘等人”于“民国十四年时”，就“携手共彩澎湖天后宫”，（李干朗，1993，P.66）“陈玉峰工作范围以三川殿为主”（同上），而“朱锡甘则负责正殿和后殿阁楼全部油漆彩绘工程”，（同上P.70）并从澎湖天后宫现存的彩绘作品来观察比较，进一步推测“陈玉峰遗留作品不比朱锡甘多，因此有可能陈玉峰是以副手上场。”（同上）换言之，朱锡甘显然才是当年彩绘的主力，为朱锡甘在分工角色上做了厘清。
2-6对擂金画的异见
李奕兴先生则在1995年出版的《台湾传统彩绘》书中提及“台湾目前在传统建筑学术界，极度推崇的所谓‘擂金画’黑底金漆图画，澎湖天后宫有实例”，他似乎不以为然的指出“几乎已到过度神话式的吹棒，犹以台湾独具的特产之一，事实这就是漆工艺里的‘泥金’技法一种”，（李奕兴，1995，P.63），这可能是学界对擂金画的看法提出异见的首例，虽然详细的研究论述仍有待进一步的推敲，不过，独以澎湖天后宫为例，也可见作者视该批作品为代表。
此后，陆续的研究或著作中，仍多有提及朱锡甘等师傅的讯息，关于其生平及何方人士，则有不同的说法，朱锡甘与共同参与的师傅群也有不同的解读，同时，前后出现许多不同的名字，但大概不出上面所述范围。至于其中正确与否？一些推论的人名是否真有其人？大家显然无力解决，只有继续流传沿用或相互引用。
三、文献资料的扒疏与田野调查中的朱锡甘
文献中，除了《澎湖天后宫保存计划》点出东山岛来的三位师兄弟，同时担任凿花木雕与彩绘，并试着勾勒朱钦、陈（？）水林、黄文华与朱锡甘、一琴的关系外，其余几乎是将参与凿花木雕（若该文有论及）与彩绘的师傅分开来叙述，笼统的说，参与凿花木雕的是福建东山来的三个师兄弟，而绘制擂金画与彩绘的人，则是来自广东潮州的「朱锡甘兄弟」等，何以致之？这其实是诸多原因造成的！
3-1文献的扒疏比对
黄叔璥《台海使槎录》书中，谈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由台南漳泉郊商倡建的台南水仙宫时，有“庙中亭脊，雕镂人物花草，备极精巧，皆潮州工匠为之。”（转引自国立台北艺术大学，2002，P.72）的记叙，说明早在近300年前，潮州师傅就已来台湾参与宫庙的工程，且“雕镂人物花草，备极精巧”。（同上）
或许是“粤东大埔位于韩江上游，古代与下游的潮州文化关系密切”，（李干朗，2004，）同时“大埔在清末出了不少著名的建筑彩绘名匠，特别是擂金画、泥金画及鎏金画”，（同上，）而且“潮州自古以来最擅长的家具制作传统”，“多用擂金、泥金或鎏金，闻名海内外”（同上），因此，互为影响，大埔彩绘水平高，名师倍出，又有多人来台展示才艺，同样时空背景、擅长擂金画的朱锡甘因而被视为大埔人，自有其合理性。至少，在缺乏否定这个认定的直接证据和左证数据下，这是最可能的答案，因此，不疑有他的一再引用就很自然合理了。
至于朱澍、朱锡甘、一琴等名字，笔者曾一再观察细究并揣摩再三，而于《开台澎湖天后宫志》里，大胆做出以下的推测：
由种种迹像显示，及正殿明间右架栋背面的花鸟画作，，落款“仿黄梅道人画意一琴朱锡甘写意”，正殿前落后步口次间架栋上，“群芳聚会”花鸟画作上的署名“一琴居士朱锡甘”判断，朱澍、朱锡甘、一琴等，应是同一人的名、字、号，只是落款不同，以增加变化。（王文良，2006，P.244）
以此试着推翻一再相沿的说法，直到2010年的《第四届台湾？浙江文化节浙台民俗文化澎湖大讲堂论文集》，笔者提出“……朱锡甘，天后宫完工离去后，1929年落成的湖西沙港广圣殿的凿花是朱锡甘来澎湖两度之作，生动细致十分耀眼。”（王文良，2010，P.135），指出朱锡甘二度来澎参与凿花施作，而点出与水林师的连结。
关于他的名字，或出于笔误、或出于误认、或出于推论，也有的是朱师个人的习惯，给人错误的连结（详见澎湖研究第十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2沙港广圣殿凿花旧作拍卖另起契机
不过经由2007年底，澎湖县湖西乡沙港村村庙广圣殿因为扩建，将旧庙拆除并拍卖凿花木雕旧作，买主由该村旅外的乡亲陈宗铭先生，于2008年1月26日标得，原只是想留几件童年庙口记忆的陈先生，与笔者取得连系，对这批作品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后，不但发愿并接着着手为该批作品营造完成了一个雅致可亲的展示空间。在从村中耆老陈保壮处得知作者叫“水林”，后来更于2009年7月中旬展开深入的福建探访寻根之旅，想为这批精彩木雕作品的作者“水林师”，找得相关作品和事迹，以为比对和印证，不过，水林师的事迹虽得一些，凿花作品却无所获，知道姓“朱”，得年46岁，摄得墓碑照片，确认1940年辞世，碑上却没水林师的名字。然而，事后笔者却发现“锡甘”二字。前年（2010年）初，笔者的一趟东山行，亲近和走着朱锡甘师傅昔日的足迹，探访朱师在家乡的事迹，得到了大陆东山、台湾及澎湖的许多朋友协助，得以厘清许多疑点，也勾勒出朱锡甘师傅比较清楚的轮廓。
3-3朱锡甘这个人
朱锡甘，也就是朱水林，福建东山人，清光绪廿一年（1895年）生，民国29年（1940年）逝于家乡东山，得年46岁。
3-3-1朱锡甘的澎湖行及娶妻与兄弟
朱锡甘，以“水林”之名见闻于往来的生活圈中，1922年左右，与师兄弟朱钦、黄文华同至澎湖天后宫，参与凿花木雕工作，接着进行彩绘，至1925年秋天后，完成擂金画和三川殿前步口、正殿的堵仁彩绘画作后，彩绘工作即便结束而返回东山。目前天后宫这些彩绘和擂金画作品中，部分落款有时间和署名可为证。
回到东山约一年多，33岁的朱水林娶了同为东山人的陈雁贞为妻，由于水林师之母早逝，父亲也已续弦另组家庭，因此，他们婚后暂住妻子的娘家。不久，水林师又再度应邀至澎湖的湖西沙港，参与广圣殿的木雕凿花工作。从此，水林之妻即长住娘家，直至1929年广圣殿完工，水林师归来，也就跟着一直住下来，只有每年除夕前碍于女儿必须大年初二始得回娘家的传统习俗，因此有几天暂时离开外，水林师的工作和活动，都在太太的娘家陈姓这头进行，后来他也在此开了店。或许，这就是同为东山人的文华师之妻，在数十年后回想水林师姓氏时，依地缘关系而指为“陈”姓之故吧！
水林师并无兄长，只有同父异母的弟弟叫阿棋，后来跟水林学凿花，但时间上已是水林师结束澎湖工作以后的事了，而且功夫显然不如水林师出色，因此，朱锡甘兄弟做天后宫彩绘的说法并不能成立。
当年水林师与朱钦、黄文华三个师兄弟来澎湖工作时，他们的师傅曾叮咛：“不要一桶酒放下，三个人就喝到倒，工作通通不晓得要做了。”黄文华年近80的大儿子一澎湖彩绘名师黄友谦，曾听父亲生前说起这段往事，可惜记不得他们师傅的名字了。不过沙港工作期间，或是离开澎湖回到东山后，近身参观或相处的晚辈，都表示极少见到水林师喝酒。
1927-1929年，沙港广圣殿的凿花木雕本是水林师与有三师对场，后因故有三师离开，因此，大部分花柴作品都由水林师完成，他对自己的作品颇有自信，也赢得在地人的肯定，尤其叙述三段出头故事的中港门大楣，更是精湛，临去时，他曾发下豪语，前年受访时92岁的陈保壮老先生佩服的转述：“以后有人凿得比他这支（指大楣）卡水，他要再做一支来换！”
3-3-2东山的水林师
水林师的豪气，不只在沙港展现，在东山亦然；他的媳妇返回东山时，也曾听长辈说起他：“做得比我好，我就再做”的豪语，不服输，对自己的功夫很有自信，同时，一切自己动手做。当年东山十大庙，几乎都是“客仔师傅”的天下，所谓的客仔师傅，即来自福建南部的闽南如永定，和粤东的广东潮汕地区的客家籍的师傅，包含木工、土水、雕刻和彩绘，他们的工夫在当地人的眼里是很好的，雕刻也都很精致的。
住东山的资深凿花师许庆石先生，以前曾听一90多岁的老人说，当地宫庙并没有水林师的作品，因为他和“客仔师”不合，这老人认识很多凿花师，他说水林师“‘骄’，是厉害的人，勇的人会‘骄’”，老人赞许水林师字画都很好，雕刻也很好，每项都很勥（行），字也“真水”啦；当地老辈的师傅都知道水林师到澎湖施作过，也都肯定他的技艺。许庆石的父亲当年做木工，认识水林师，他形容水林“聪明、会变通、技艺高、多才多艺”，客仔师傅整批人数庞大，气焰亦高，但水林则不以为然，也不为所动而甘愿屈居于下；他勇于相抗，虽然因而失去参与东山许多大庙的工作机会，他制作的民家用物品却颇受肯定，如红眠床，“艺高品精致”是当时大家对他的评价。
除了制作雕刻红眠床，水林师后来也开了店，自己做“水银花镜”来卖，在一堵一堵的玻璃上画画，画好了从后面淋上水银，淋了“真水”，水林师妻子，81岁的侄女陈颜贞老太太这么形容，“他画花鸟，也画龙凤，画在玻璃中央，四周淋了水银就成为水银花镜了，红眠床床顶上头有的会装上五堵水银花镜来装饰，也有做成长匾的，都很好看。”当时的流行风潮，水林师的作品颇受欢迎，东山同业的后人，也还记得昔日父亲赞美“水林师水银花镜画得好”。
晚年的水林师，平素都剪平头，个头高高的，并不很瘦，看起来“将才将才”，喜欢静静的写字画画和工作，不吵人，也不生气，个性温和，小孩子好奇围来观看时，他总会挥手叫小孩去别处玩，尤其淋水银时，他会对着站在边边看的小孩说：“这不能喷到哦，喷到要生疗的哦！快走、快走！”
不知是否因为水银制作花镜，长期接触水银的关系，加上凡事亲为又求好，以致操劳过多，积劳成病，引发肺疾，1940年，才46岁的水林师便结束了他多才多艺的传奇一生，留下13岁的朱福全一子，和结〓14年的妻子陈雁贞。
四、朱锡甘在澎湖的作品
朱锡甘在澎湖的宫庙作品，可分为两类，一是凿花木雕，一是彩绘和擂金画；如果以宫庙区分，则集中在开台澎湖天后宫和沙港的广圣殿两处，如前述，讲凿花木雕的作品，就不得不提起水林师之名，谈擂金画和彩绘堵仁之作，还是得说落款署名是朱锡甘。
4-1天后宫的凿花木雕
天后宫为国家一级古迹，除庙龄在台湾澎湖间是最古老外，装饰艺术的成就与保存，也是极重要和具代表性的，尤其是凿花木雕与彩绘两部份，擂金画则常引为典范。凿花木雕是由东山来的水林师、朱钦、黄文华三位师兄弟与泉州来的黄良师等分边施作，《澎湖天后宫保存计划》一书认为“山川步口可能以铜山（即东山）这班师傅，正殿可能以泉州这班师傅为主。”（国立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研究所都市计画室，1983，P.74）黄文华之子黄友谦则指出当时东山师负责做东边，这样的差异说法，难以直接论断孰是，一则当时凿花木雕的分工并不是直接采取包工的方式，而是“论件计酬的。蓝木将形虽已由大木工匠作的花材，依重要相对构件（如山川步口的左右狮座）交给同一班工匠的概略性原则，交给不同的匠师。”（同上）因此，三川殿、正殿，或者是东边、西边，都有可能因题材成对的需要，或者整体的进度，而打破东、西，三川殿与正殿的分际，再则完工的花柴作品，可能经几个师傅之手，且除正殿屏门的花鸟屏，通常皆不留姓名，也就更难区隔论断何者谁做的了。
不过，总的来说，天后宫的凿花木雕作品数量极多，散布在屋架、神龛、门扇各处，上至圣旨牌、斗栱、斗座、随、弯枋、吊筒、插角，下至屏堵等处都有，作品类型包括“人物带骑”的出头故事、兽类、水族、花鸟、器物等，内容丰富，成就颇高，都是由东山的三位师兄弟和泉州的黄良师等人完成，而水林师是东山这组的“头手”师傅，工夫最好，负责打粗胚，（王文良，2006，P.235）角色当与泉州来的黄良师傅同等重要。
4-2朱锡甘在天后宫的彩绘
澎湖天后宫的彩绘和擂金画，是台湾、澎湖的古老宫庙中，历史久远却能未经重绘，仍保有早期原貌的佳作，完成于1925年、1983-1985年的古迹修复工程，因为：目前无法寻得损坏部分之早期的照片或施工记录作为修复的依据，同时国内也欠缺鉴定现存彩绘残迹以分析原有之色彩、图样的技术，此外传统漆料的配制熬炼技巧以及绘画手艺等等，也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所以未敢遽以修补或添加，以免破坏了原有的质量。（王鸿楷，1985，P.1）
不过，逃过澎湖宫庙普遍30年翻修重建，或因屋顶“抓漏”同时彩绘重作的宿命，天后宫的彩绘作品却不敌岁月摧残致部份剥落，加上1985年整修完成涌进大量的信徒和观光客，香火鼎盛致作品渐见熏黑，且又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不当的保护漆措施而益显暗沉，但其傲人的成就，仍为识者赞赏。
完成这批彩绘的有朱锡甘、朱钦、黄文华这批东山师傅，来自台南的陈玉峰和与他合作的澎湖团队二批人马。朱锡甘与陈玉峰是两边的拿笔师傅，负责完成堵仁作品的“画师”角色，陈玉峰主要画三川殿入三川门后的空间，包括前落后步口与后落的明间、左右次间，朱锡甘则画三川殿前落前步口的明间和次间，以及正殿的前落后落所有堵仁画作。
人物画作是天后宫彩绘的重要成果之一，藏身于三川殿和正殿的架栋上，以演义故事的“出头”为题。虽然侧重情境的铺陈，但人物表情的描写，以及相互关系和透过肢体动势、布局安排，更增戏剧张力和效果。尤其线条的运用与精准，彷佛剧力万钧跃然纸上，如正殿前落明间左右架栋、和次间左、右架栋上，描写三国“赵子龙单骑救主”的故事。其它如三川殿前落前步廊，明间左右狮座底下大通上的“商汤访伊尹”、“文王访太公”（落款题为“渭水垂钓”）等画作，以及部分三通上所作人物画，则以轻柔线条，画境恬适，山石若似有情来展示。（王文良，2006，P.228）
正殿前后落的花鸟画，有落款署名的，几乎不出“朱澍”、“朱锡甘”、“一琴居士朱锡甘”、“朱一琴”、“一琴朱锡甘”等。表现手法上，有采取水墨设色写实秀美之作；也有单以水墨挥洒自如之作；更有先行将绿色作底，再以没骨技法来表现花鸟的巧致，绿底映衬之下，不论是白色龙爪菊、玉兰花，或粉色牡丹、莲花等，皆显灵透生动。部分画作，作者甚至在款识中特别记上“拟八大山人粉本”，“仿黄梅道人画意”等，显示画作有所本，不愿独美，这也正是画师执艺谦冲、胸怀磊落的体现。
人物画作外，以花鸟为主。朱锡甘在三川殿前落前步口除前述的人物画外，花鸟翎毛、山水、隶书、魏碑和行草书，穿插其间，扎实的传统书画工夫展露无遗，所作多富秀丽柔美韵致。其它则尚有藏身正殿明间左右架栋大通的背面，各分三段，画成中段大、左右小的三堵写实风景画，就造景和技法而言，朦胧中所见，表现的显然是当时流风所及的日本景色，这虽非传统题材，却为反映当下政治实况之作，这样的风格与作法，在落新建的宫庙中，也可见其遗绪。
4-3朱锡甘在天后宫的擂金画
擂金画是结合安金箔与擂金箔成金粉作画的一种技法，或称“泥金”或“扫金”，是彩绘艺术中的一个异数。在黑色或咖啡色为地的画面上，它不用色彩描绘，全然以深浅不同的金色来处理。安金箔或以干毛笔沾金粉在未干的底漆上，将题材影像的明暗层次做适切的展现，技巧难度较高，但更增华丽高贵视觉效果的手法。所用金箔则依其色泽和纯度，又有“顶红”和“大赤”、“二赤”之分，顶红的黄金纯度高，略带红色，大赤则为金色，二赤色泽略白，加有银的成份。这种擂金画在台湾地区不多见，澎湖本地唯独天后宫拥有多幅朱锡甘艺高境远的佳作，成为天后宫彩绘装饰的重要成就之一。
天后宫的擂金画施作于正殿的后落，从左右架栋到神龛，有多幅精采的作品。黑色背景做底，金色画作和图案在幽暗气氛和天窗泻入的光束下，随视者移动的角度更显得耀眼。架栋上的瓜筒，以及二通、三通上也都有擂金画的装饰手法，其中左右架栋上，二通的头尾各有一幅隶体书法和画作。左架栋穿插人物，右架栋则以博古题材常出现的几种瓶花，缀上吉祥小品，相当讨喜可爱。
神龛部分，则是擂金画聚集的重点。从大楣的三幅画作，到神龛左右裙堵四幅小品，构成一个独立的装饰领域。这中间安排穿插的凿花作品，也一并改为安金不施彩来呼应，形成一体的视觉效果。整个空间既呈静谧的氛围，又随自天窗投入的光束移动而显华丽跃动。大楣的中堵题为“富贵长春图”，在多朵盛开的牡丹花上，左绘展翅将歇的白头翁一只，回首望那右方成对栖息于摇曳枝头的鸟儿，牡丹花丛中则以右倾的寿石稳住中心。虽是花鸟无语，却在写实生动的影像中，流露出款款深情。两侧配以女性题材的人物画作，左为“虢国夫人承主恩”，右为“出汉关昭君长抱怨”，人物体态婀娜多姿，主角顾盼之情与侍仆视线的呼应，颇能传达出弦外之音。而女姓的题材，似乎也能呼应妈祖女神的神格。
下方四幅裙堵小品，分别是为“兰亭修禊”、“孟浩然踏雪寻梅”、“杜甫映壁题诗”、“赤壁泛舟”，描写的是王羲之、孟浩然、杜甫、苏东坡等文人逸事。题材或雅、或逸、或气势磅礴、或老友对坐话旧抒怀，情深境远，又是另一番世界。笔底下工夫尽然宣泄，金箔的显眼，以及金粉在干笔、漆底摩搓下的明暗层次，营造出山石肌理的阴阳向背，可谓“艺高境远、笔情墨趣俱足”之作（王文良2006，P.228）。.天后宫这批擂金画，由落款记载得知完成于“乙丑夏月”或“乙丑夏至前一日”，亦即天后宫重建完工后两年的1925年夏天。作者署名为“朱锡甘盥笔”、“朱锡甘摹古”、“一琴氏仿古”、“朱澍弟锡甘写”、“朱锡甘笔”。署名下方朱锡甘也比照传统画作钤印盖章，而画上印记。裙堵四件小品分别有育古、式、琴、仿古、如意，大楣左右虢国夫人和王昭君的题材有落款无署名，也没印章，但中间“富贵长春图”的署名“朱锡甘盥笔”下方，小而模糊的印文却是“东山”二字，原来，朱锡甘当年已有伏笔，只因印小位置高，又画作早因香火鼎盛熏黑难认，所以，一直为大家所疏忽，来自潮汕名师之称就延用数十年了。
擂金画能营造华丽的视觉，在用料上，使用和消耗的金箔量是相当可观的，有云“一贴、三扫、九堡金。扫金是贴金的三倍，堡金是贴金的九倍”（杜仙洲，1984，P.390），由此可见一般。不过，画师的妥善处置和适切发挥，更能增加其光彩，也就是笔下功夫的精良，更能呈现令人难以忘怀的视觉体验。
走访台湾与福建东山许多宫庙的擂金画后，经过比较，更能肯定与欣赏澎湖天后宫擂金画之可贵与杰出，以澎湖天后宫正殿神龛裙堵的四件小品“兰亭修禊”、“孟浩然踏雪寻梅”、“杜甫映壁题诗”、和苏东坡“赤壁泛舟”为例，朱锡甘擂金画的特色有：1.画面完整饱满、构图严谨、擂金、安金与线条钩勒的贴金交互运用，顶金、大赤、二赤材质的安排妥当，技法相当灵活纯熟。
2.擂金占画面的比例高，表现分量重要，居画面氛围的主导角色，安金贴金仅集中于衣服和树叶，和部分勾勒线条与文字。
3.擂金深浅层次变化多，以金彩代墨色，营造层层迭迭的崇山峻岭，既表现出中国水墨画的特色，又能发挥黄金耀眼的贵气。
4-4水林师沙港广圣殿的凿花木雕
广圣殿位于湖西乡沙港村，主祀叶、朱、张三府王爷，是该村村民的信仰中心。2007年9月出火之后接着拆除旧庙，新庙址北移而重新扩建成现代水泥大庙，并于2009年底落成入火。拆除的旧庙虽系1977年-1979年重建，但其结构和木石雕刻作品，系保留和沿用前一次重建完成于1929年的旧物，当时已有80年的历史了。广圣殿80年前的旧品，除了有历史和年代的意义外，在文化和艺术上的成就相当高。
水林师1925年完成澎湖天后宫的彩绘和擂金画后，返回福建东山，结婚、生子，期间，他再度应邀来澎湖，参与湖西沙港广圣殿的新建工程，时间在1927年-1929年间。
水林师除了与有三师两人分做凿花木雕外，分析也参与彩绘，并找来师兄弟朱钦和黄文华一同施作，可惜1977年展开重建前，没有留下相关记录与图照，所以彩绘失去了可稽的事证，但可确定的是：朱钦唯一的徒弟，沙港人曾福相应是来此施作期间，才收的。
水林师在沙港雕凿花柴的时间比有三师长，所以作品也比较多，整个牌楼面是水林师所做，除了圣旨牌雕成三龙护卫着，饱满精致外，其下的八仙斗座，两两成组分成四个，连同座骑，彼此似乎正对话着，八仙上方，由下而上，分别有兽类、水族、花鸟为题的五连弯枋，八仙下方，有三星斗座和兽类斗座与大楣衔接，大楣下方的大门两侧，则是春、夏、秋、冬，卍字盘长做底的四季花鸟屏。
此外，广圣殿内部，以鳌鱼和凰朝牡丹为题的插角，两两成对十分精彩，布袋和尚、李铁拐、象、狮为题的斗座，布景安排和造型则与一般宫庙略有差异，两边小港的注生娘娘和土地公的神龛花鸟屏堵，卍字底上分别安排造景的硕大湖石置于下方，上立牡丹、鹤、绵鸡等禽类，背后则以细长枝条带出花叶，摇曳之姿和鸟禽的动态安排，整体显现轻柔曼妙的感觉。
其中，前殿左右栋架上各安排有一个金瓜筒斗座，侧饰一蹲姿的人物竖仙，两手高举，有如“憨番扛庙角”般对应上方的斗栱，有趣的是这人手上还拿一方孔钱，右架栋的钱上并雕有“金钱世界”四字，是暗讽这世界一切向钱看，还是期待财源滚滚，80年前暗藏的想法，如今则不得而知了。
探讨水林师凿花的功力和作品的特色，可以水林师当年在离开沙港前，发下“以后如果有人凿的比他这支（大楣）更『卡水』，他要再做一支来换”豪语的大楣为例来了解。这支在广圣殿牌楼面下方，大门上方将近4公尺的大楣，水林师将之等分成三段，分别雕刻《西厢记》的“普救寺杜确退孙飞虎”、《三国演义》的“苦肉计”和《白蛇传》的“水淹金山寺”的故事。每个做事，在有限的空间里，各有13、4个人物周旋其间，随着故事情节安排背景与造境，繁复热闹而不杂乱，彼此牵引而流畅生动，略述如下：
1.人物比例精准，穿戴服饰随角色而华丽细致，或充满造型美感，如苦肉计的周瑜、蒋干、西庙记的张君瑞、杜确，以及水淹金山寺的虾兵鱼兵——龟、鲎和蚌精等。
2.人物表情和动作幅度变化大，不但呼应剧情、角色需要而呈现生动灵活之姿，且骨架结构合乎解剖学。
3.能依出头故事情节，安排人物配置的主从关系和视线的流动性，不但张力大、层次分明，且彼此环环相扣、扎实紧凑不冷场。
4.有限的木料厚度（15公分）里，虽是人物为主，但彼此交迭对话或冲突、加上建物、树石、与座骑、器物、波浪等，层层迭迭，将“内枝外叶”的层次，做了极大的发挥。
5.人物的“屈势”和人马的动态，也是这支大楣极为成功之处，当视线移动上下左右后，将发现水林师几乎是把他们做成圆雕作品般的精彩和完整。
五、结语
这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东山师傅朱水林（锡甘）在澎湖宫庙有精采的作品流传，他的身世长时间来却遭到误会，在水林师逝后70年，至他的墓碑取景拍完正面照片后，猛抬起头来，意识到自己竟是跪在他的坟前；我想，除了致敬，还有十二万分的佩服——在那样的年代，他两次远渡来澎湖，为我们留下至今仍让人称羡的佳作，形塑出今天珍贵的文化资产。
谈论澎湖的凿花和彩绘、擂金画，在东山水林师和广东潮汕朱锡甘两个名字各自流传数十年后，水林师而陈水林而朱水林，竟而与朱锡甘合而为一人，这些怪异的过程与时间点的巧合突破，让我们深感不可思议，前年（2010年）1月17日傍晚，澎湖东山一行6人（陈宗铭、东山资深凿花师、水林师内侄女、侄女婿、当地企业家和笔者）讨论到最后，竟是“冥冥中注定”做结。那天，东山见过与水林师熟稔的年逾八旬晚辈，熟悉水林师事迹的资深凿花师，他们也才知道“朱锡甘”之名，透过照片也才知道澎湖天后宫有水林师精彩的擂金画作。
这真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经历，能为东山来澎湖进行宫庙装饰施作、横跨凿花木雕与彩绘两个领域的大师厘清身分和作品，个人深感荣幸，当然后续犹待努力，不过，愿藉此文，再次明白肯定下列事实：
1.澎湖天后宫精彩的擂金画作完成于1925年，作者是来自福建东山的唐山师“朱锡甘”，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水林师”。
2.天后宫中，同时期的彩绘作品，朱锡甘的堵仁画作涵盖正殿和三川殿前殿的前步口，他并有后代在台湾，但并不参与凿花木雕和彩绘擂金画。
3.天后宫当年的凿花木雕，参与的除了泉州来的黄良师等，另一批东山来的三个师兄弟：朱钦、黄文华外，“陈（？）水林”，就是朱水林，也就是朱锡甘。
4.朱锡甘曾经二度来澎湖参与宫庙工程，“水林师”就是这次沙港广圣殿凿花木雕时，当时村人所知道的名字。他在此对自己作品有充满自信的豪语发声，也间接提供解开水林师和朱锡甘身世之谜的关键。
5.澎湖目前保有朱锡甘的擂金画、彩绘、凿花木雕作品的天后宫，已是国家一级古迹，作品将永久被保护。沙港广圣殿虽因重新扩建，凿花木雕作品已拍卖，但买主承诺完整保留，并已于沙港村建立“印象·沙港民宿”，以民宿的人力和营运所得提拨经费维护设于民宿一楼的“沙港广圣殿文物典藏馆”，该典藏馆的展品，主要是水林师的凿花木雕，保存上不成问题，并对外开放免费参观。
6.不论澎湖乡亲或东山乡亲，大家熟悉的那个擅长凿花木雕的“水林师”，也就是擅长和完成澎湖天后宫的擂金画和彩绘作品，并长期被误以为来自广东潮汕客家师傅的“朱锡甘”——事实上他一直与“客仔师傅”“不合”。
笔者注：本文节录修改自2010年澎湖研究第十届学术研讨会，笔者发表的“朱锡甘（水林师）-澎湖宫庙装饰艺术的大师”一文，感谢过去提供意见和指导的木雕凿花师和前辈们，也十分谢谢接受访谈，提供协助的福建东山、台湾和澎湖在地的长辈朋友们。
参考文献：
1.杜仙洲主编，1984年，《中国古建筑修缮技术》，明文书局，台北市。
2.国立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研究所都市计画室规划，1983年，《澎湖天后宫保存计划》，国立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研究所都市计画室，台北市。
3.王鸿楷，1985年，《澎湖天后官之彩绘》，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研究所都市计画室，台北市。4.李干朗，1986年，《台湾的寺庙》，台湾省政府新闻处出版，台中市。5.林会承，1990年，《台湾传统建筑手册形式与作法篇》，艺术家出版社，台北市。
6.李干朗研究主持，1993年，《台湾传统建筑彩绘之调查研究；以台南民间彩画师陈玉峰及其传人之彩绘作品为对象》，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台北市。
7.李奕兴，1995年，《台湾传统彩绘》，艺术家出版社，台北市。
8.国立台北艺术大学，2002年，《新竹县北埔姜氏家庙彩绘纪录》，新竹县文化局，新竹县。
9.李干朗，2004年，《台湾传统建筑匠艺七辑》，燕楼古建筑出版社，台北。
10.王文良，2006年，（澎湖天后宫的装饰艺术〉，《开台澎湖天后宫志》，p.203～244，澎湖。
11.王文良，2010年，〈澎湖的宫庙凿花木雕发展概述〉，《第四届台湾·浙江文化节浙台民俗文化澎湖大讲堂论文集》，P.126-143，浙江省文化艺术交流促进会，澎湖地区两岸交流协会，浙江。
（编者注：本文中部分纪年书写及标点符号按规范作了调整。）
金门、澎湖、东山旅游圈
发展之探索性研究
（台湾）张梨慧
一、前言
金门、澎湖、东山这三座位于中国东南的海岛，虽孤悬海上，但在历史上同样担负防御海疆之国之重镇任务。三岛历史文明同样悠久，文化渊源有相通之处。根据史料记载，从1648年以后的300年间，大陆民众向台湾移居大约可分成四次高潮时期。第一次是明清之交，随郑成功移居台湾的官兵与居民；第二次是康熙、乾隆年间迁往台湾的渔民；第三次是太平天国年间，因躲避战乱而移居台湾的福建南部民众；第四次是1945—1949年间随国民党政权迁往台湾的军民。
台湾原属福建，因此居民也大都由福建迁至。大陆居民移居台湾的路线之一为：从漳泉至金门、再从金门至澎湖、澎湖至台湾。因此开台进士郑用锡、文学家林豪等均是台湾金门移民中的佼佼者。在澎湖的移民中，根据金门县志记载，于明万历9年即有后丰港约20名洪姓居民迁居至澎湖尖山红罗村。明永历元年起（公元1647），长达30年明清抗争的郑成功时期，当时金门处于明郑以漳、泉二府为政治中心的边陲，长期动荡不安，居民纷纷「走食于澎湖」是金门人移民澎湖的巅峰期。今日澎湖人的祖先，百分之八十五是由金门迁徙来的，如开澎进士蔡廷兰为金门琼林人。而东山与台湾一水之隔，距台湾嘉义布袋港仅80海浬，台湾人中祖籍东山的有二十多万人，相当于东山岛现有的人口数。由于特殊的地缘、人缘关系，东山与台湾民间交流交往频繁。
金门、东山、澎湖三地在历史上、地理上与资源上有相似的发展与互相的关联，因此未来旅游的发展是确定可行的方向。跨越边界的旅游本身即是吸引力，尤其金门与东山岛曾经有过战争的因缘，因此，未来可以结合三地资源特色，规划各式游程，例如：来自内陆到东山岛旅游的游客，可以延伸到金门、澎湖旅游；来自台湾的游客也可以经由澎湖、金门直接进入东山岛旅游。因此本研究目的希望藉由资料之分析，发掘金门、澎湖、东山旅游圈可行性分析，以供三岛观光旅游之业者与政府部门研拟观光营销与推广策略之参考。
二、跨界旅游吸引力理论回顾
（一）全球大变革改写国际关系
冷战结束，导致当代历史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上演许多分分合合的政治局面，同时打破了许多以往牢不可破的国际关系。面对二十一世纪新的国际关系，让国境线的重要性已不再突出，过去许多政治障碍和行政敌对状态的国境线慢慢在超越与解决中，取而代之的是本地和跨越边界的地区利益日显重要，因此，边界相关的议题再次获得全世界政府及组织的注意。
全球政治地理的重大变化，改善了国际关系，创造新的国际环境，和谐友好的国际关系增加国际边界的渗透性，这些变化已经影响到了旅游业的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传统的政治边界的作用。在某种情况下，使得以前不允许进入的国家或地区，现在可以自由出入，并成为游客争相观光的“新旅游景点”。除此之外，全球化进程快速发展的结果，在全球建立了大量的经济和社会相关的政治国际联盟或贸易联盟。这些联盟最初目标是解决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本身即涉及旅游方面，这些联盟所制订关于人力资源、游客过境和流动、环境保护、市场营销、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政策，会直接影响到旅游的形式、旅游发展和成熟的程度。
（二）旅游业的全球化
科技进步帮助旅行者快速流动。1990年代后的因特网开始冲击「行动通讯技术」，行动电话变成移动的通讯实行方式。观察整个1990年代我们看到了惊人的「时空压缩」，各种计算机程序的研发拉近了全球人们的距离。Bauman（2000）描述这种转变是从固定的、呆板的现代性变成流动的、加速的现代性。这种空间压缩感部分源自旅行者的快速流动，以及游客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物理流动性，特别是从一个机场到另一个机场的流动性。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产生了虚拟旅游和实体旅游的区别。虚拟旅游是透过网络、电话、收音机和电视获得的虚幻旅游，而实体旅游是以旅游业全球化为基础。以此为基础的「交通」数量在这十年中迅速增加，但这些不同的旅游模式之间又存在着不分彼此的复杂交集（Urry，2002）跨边界的旅客带动世界文化交流，因而我们所谓的实体旅游具有极大的尺度，使世界人民可以跨越边界。由于具有流动性，全球几乎所有社会团体间的关系经由游客传递，各个地方都以符合这种流动特性的方式改进。所以全球都出现全盘吸收的生产和「地方消费观」（Urry，1995）。现代世界文化的核心内容包括旅馆自助餐、游泳池、鸡尾酒、海滩（Lencek&Bosker，1998），机场休息室（Gottdiener，2001），和晒成古铜色肌肤的游客（Ahmed，2000）。
这种全盘吸收的观点假定「旅游反射率」的增长。这种有秩序、程序和标准的形式能够使任何地点得以监控、评估，并在全球化旅游模式中发展其自身旅游潜力。这种反射率涉及定义一个特定地点在地形、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条件，特别是对其实际和潜在能力的定义和评估。这种反射率不仅是简单的个人事件和他们的生活可能性，而是系统化的、有组织的，也有评估程序，能够使每个地点在不稳定的全球中观察他人、进而修正，并充分利用。这样的程序发明、生产、定位市场并不断循环，特别是透过电视、网络、新闻，不同包装或重新包装，或是透过生态独立的地方和他们相应的视觉形象。这种形象循环的更进一步发展是透过全球的观点，从遥远的角度反视自己。
边界/边陲区域以发展观光来振兴经济，观光业正快速的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业之一，今日从事旅游的人们，比以往多更多。在观光业的运作定义中总是涉及跨越一些政治边界，其对政治国境及伴随的惯例和问题尤其敏感，因此，边界对观光业而言有重要的含意。政治边界的本质影响了旅客的流动性，目的地的选择，观光业的计划编制和实质的发展，市场竞争的型态和范围。边境和旅游的关系研究可反映出观光模式、及边境和旅游之间的密切关系。
边界旅游具有无比强度，许多世界上最受欢迎、引人入胜之处往往位于靠近边界或正在边界之上。许多作者曾讨论在开发地区旅游业情境中的周边性（如Boyd，1999；Butler，1996；Es-sex&Gibb，1989；Gibbons&Fish，1987；Herzog，1990；Krak-over，1985；Lintner，1991；Minghi，1981；Slowe，1994；Timo-thy，1995；2000），指出存在于世界许多周边地区之仰赖于来自核心之支持而存活的依赖性、或新殖民性质关系（Hoivik&Heiberg，1980）。外围位置可从两种观点来看：以全球化政治经济观点，诸如世界较未开发之国家，指的是国家或地区中最贫穷的部份；及以地区性的观点，诸如边界地区与实质孤立的地区（Timothy&White，1999；Weaver，1998），指的是靠近国家边界的地区，或气候与地形严苛的地区。其结果是，旅游业经常被标定为在边界地区与其它周边地点的经济发展方式（Friedmann，1966；Husbands，1981）。旅游业在边疆地区发展，因为这些地方提供某些独特、原始的自然景观，并产生一种吸引游客的神秘边疆印象（Butler，1996）
全世界有数以千万计的岛屿，其中大部分的岛屿位于国家或地区的边陲，虽然它们的面积及人口非常少，但当它们处于国际纷争或合作的关键位置时，对世界秩序及国际关系的影响却十分巨大（Clarke，1987），事实上，岛屿有其蜿蜒复杂的价值，吸引外部力量的介入，特别是当它们具有全球通讯、地理政治及军事考虑的超级力量时（Royle，2001），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在过去几十年间、现在、甚至在未来亦很有可能，这些小小的岛屿对全球地理政治、地理策略发展有重大且显著的影响力。岛屿是海洋中非常突出的地理环境，人们沿海而住或自成为一个岛国，地理学家及其它领域的研究者致力于了解岛屿的政治、经济、社会议题及现今观光旅游发展。然而，我们发现到许多岛屿之所以具争议性，乃在于它们具备了边界岛屿和岛屿双重功能，称之为边界岛屿，边界岛屿所施行的特殊政令，影响越界观光发展甚深。
台金厦之间游客的流动，逐渐地瓦解了严峻的政治界线，其变化并已经影响到了观光旅游业的发展，并有很大程度影响到了传统的政治边界的作用。因此，观光发展之越界旅游业规划对金门、澎湖、东山而言更为重要，本研究以越界观光吸引力的观点，来讨论金门、澎湖、东山旅游圈的可行性研究。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属于探索性的研究，在资料的收集与分析过程中，主要采取质化研究方法。本研究之研究流程依序为：文献收集与分析、参与观察、分析整理成果、归纳结论。本研究的研究范围包含金门、澎湖、东山三座位于中国东南的海岛，探讨每个岛屿拥有之旅游资源与可能合作之方向，达到研究目的。
四、金门、澎湖、东山旅游资源分析
（一）金门观光资源与发展现况
金门观光事业的发展始于1992年终止战地政务对外开放之后。1993年金门终止战地政务后有条件开放观光的管理规范，此时期的金门观光系处于管制性开放阶段。1994年10月14日「金门马祖地区开放观光办法」废止，金门观光正式迈入所谓全面性开放的阶段。然从到访的旅客对象来看，1994年金门虽称全面开放观光但此时期的两岸关系，台湾方面并未开放大陆地区居民赴台湾从事旅游观光，是以来金门从事旅游的观光旅客也仅限于国民旅游的本国人士为主及少数入境台湾以后再辗转来金门观光旅游的非大陆籍的国外人士。根据金门县政府统计数据显示，从1993年至2000年总计约有3百20余万人次的旅客到金门从事观光旅游，平均每年约有40万人次的旅客到金门从事旅游活动。金门已成功的发展成为台湾地区国民旅游重点旅游目的地之一。
资料来源：金门县统计年报（2007）、金门县统计月报（2010/08），本研究整理。2001年元月金门开始实施“小三通”政策，允许大陆地区人
金门县旅游人口统计表（单位：人次）
民经申请许可后可得进入金门、马祖从事“旅行”活动的。但受制于大陆方面并未有同时开放大陆居民可赴金门、马祖从事观光旅游活动的政策，是以此阶段属单向政策时期。2004年12月7日首批福建省居民55人由厦门搭乘“同安轮”前来金门从事观光旅游活动。正式拉开大陆居民来金门从事观光旅游的序幕。此后，金门地区观光景点的到访旅客已经从单一的国人及极少数的非大陆籍国外人士的场景，增添了大陆地区的旅客但是为数不多。
2008年5月台湾政党轮替国民党执政，两岸关系渐趋融洽，6月12日海基会董事长江两坤与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于北京钓鱼台宾馆举行会议共同签署“海峡两岸关于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协议”及“海峡两岸包机会谈纪要”，启动了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与两岸直航的机制。包含双方政府相继宣布大幅度的旅游开放政策后，大量赴台湾地区从事观光、交流的大陆居民在前述开放政策下经由“小三通”的管道进入（或过境）金门并从事观光旅游活动。以2009年为例，从“小三通”口岸入出境金门的旅客达128.9万余人次其中即约有21.7万余人次为大陆居民（约占17％），这当中约有13.7％是只到金门地区观光旅游，另约有86.3％达18.7万人次是于赴台湾地区旅游的过程中亦来金门观光旅游（其行程方式有经金门后转赴台湾再返程直航返陆或直航赴台后返程经过金门或进出均经由金门）。2010年，此类旅客更成长到31.7万余人次，约占“小三通”总旅次量的23％。大陆地区旅客的到访及其人数随着政策的开放骤增，已成为来金门观光旅游的主要客群。
金门过去是军事前线，现为两岸交流的前锋，无论是人文历史、古迹建筑、天然环境、产物和侨民，都是发展观光的主要资源。金门除了战地文化、闽南文化、侨乡文化等魅力外，金门在两岸区位、观光条件优势下，政策目标为成为国际观光休闲岛、免税精品购物岛，这包含正在构建的物流暨免税精品中心、国际观光旅馆等民间投资案。希望观光旅游与购物消费能紧密结合，以有效带动整体观光发展。金门小三通条件足以吸引大陆厦门、泉州、漳州等沿海人民、中转台湾观光客、国际旅客等消费，因此商机无限。
（二）澎湖观光资源与发展现况
澎湖群岛由90座大小不同的岛屿组成，位于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台湾海峡中央，距台湾本岛约40余公里，总面积126.86平方公里（澎湖县政府网站）。澎湖群岛罗列，拥有柱状的玄武岩、美丽的沙滩，蔚蓝的海洋等许多浑然天成的自然美景。澎湖曾是大陆人民渡海来台的前哨站，自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设立巡检司隶属于同安县，迄今已有七百多年之开拓史，在整个开发过程中，遗留下不少先人奋斗的足迹，如炮台、庙宇、古厝、蜂巢田、石沪、镇邪石敢当等具有地方特色的人文资源，这些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使澎湖观光事业极具开发之潜力。
澎湖群岛具有先天地理与港湾的优越特殊条件，自古即为军事要冲及重要的移民中继站，具有离岛的人文风情、异国统治时期殖民的空间地景、军事防御的遗迹等。陈国伟（2009）认为碧海蓝天，旖旎曲折的海岸线以及丰富的生态资源，浑然天成的自然条件，使得澎湖具有成为夏天渡假的热门景点的先天优势。梁家祜、梁荣达、王翰元（2010）认为澎湖群岛具有发展多元化目的地意象之高潜力，例如：独特文化及传统、节庆活动水上运动项目，风帆等水上休闲活动的意象；此外，英国学者Brunsden，KonandEsther等地质专家，于2003年至澎湖实地探勘澎湖玄武岩保留区，指出澎湖玄武岩数量多、面积大、柱状和板状节理发达且具多元化的壮观自然景色（赵信甫，2008）。除了优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海洋资源外，传统庙宇文化、民俗节庆文化……等，让澎湖群岛更增添了神秘色彩，加上澎湖县政府每年都会配合时节举办不同的活动，如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菊岛海鲜节、赤莰丁香鱼季、七美的九孔美食节……等，无不是为了想营销澎湖的观光（李淑梅，2007）。
长久以来澎湖县政府一直认为，观光是带动地方成长的产业（澎湖县政府，2004）。澎湖因离岛受限于交通的关系及东北季风因素观光客多集中于夏季，2010年游客人数突破55万人次，为近十年澎湖旅人数最多的一年（澎湖县政府，2010）。澎湖风景管理区对赴澎游客调查研究中，显示澎湖的旅游替代地点方面，以“出国旅游25.8％”之比列为最高，其次依序为“东海岸含绿岛15.7％”、“金门11.9％”、“垦丁10.2％”、“兰屿10.1％”等，显示这些地点均有极高的比例可替代澎湖为旅游目的地，这显示澎湖旅游在目的地意象上与出国无异，了解游客对澎湖的意象有助于澎湖的观光发展。澎湖国家风景区处与澎湖县政府利用强劲的东北季风，化阻力为助力，于2001年与亚洲杯国际风浪板巡回赛结合推出「海骊风帆艺术节」，并以富有澎湖景。
东山现代旅游发展始于1984年，现今已建成酒店70多家，评定的星级酒店中，四星级酒店1家，三星级酒店5家，兴建中五星级酒店2家，也有11家旅行社。国家4A级旅游区、福建省十大风景名胜区之一的风动石塔屿景区为代表的观光朝圣区；以大众型沙滩度假区布局开发的马銮湾景区；以按国际海滨康乐休闲度假区进行规划建设的金銮湾景区，均已初具规模。东山旅游经济开发区范围内有旅游投资项目100多个，总投资30多亿元人民币。2010年共接待境内外游客16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4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6.6％和29.6％。2011年厦深高铁的开通，可达性加强，抵达东山的游客人数将快速增长。游客人数预测：到2020年260万人次，其中境外53万人次。
东山岛内食、住、行、游、购、娱等旅游设施齐全，到东山食海鲜，住海滨别墅酒店，行景观大道和环岛路，游古城和岛屿，购东山芦笋茶、海柳雕等特色旅游纪名品，是到东山一游的吸引力。东山县被福建省旅游局评为“优秀旅游县”、“福建最佳旅游目的地”，是漳州市唯一获此两项殊荣的县份。
五、结论与建议
东山县是中国大陆距台湾南部最近的县，与台湾源远流长，是重要的台胞祖藉地，两地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化相同、习俗相似、经济相关，在历史上、地理上、与资源上有相似的发展与互相的关联，因此未来旅游的发展是确定可行的方向。跨越边界的旅游本身即是吸引力，尤其金门、澎湖与东山岛曾经有过战争的因缘，又有海岛文化与自然景观，因此，未来可以结合三地资源特色，规划设计一5天至7天的游程，锁定目标客群，让来自内陆到东山岛旅游的游客，可以延伸到金门、澎湖旅游；来自台湾的游客也可以经由澎湖、金门直接进入东山岛旅游。为了节省交通时间，建置跨岛快捷方式，可考虑定期航班，让三地游程以最丰富、具特色与简便的形式呈现让游客选择。为了达到上述金门、澎湖、东山旅游圈可行之合作构想，因此在旅游目的地管理上之相关议题如游程的开发与规划、旅游目的地信息、设施、餐饮、住宿、交通、活动、娱乐等显得复杂与具挑战性。跨边境区域旅游目的地管理分析为藉由合作，当地旅游业及服务业者对旅游地规划出统一且综合的发展、组织及营销：包含信息→旅程→当地信息→餐饮→住宿→交通→活动→娱乐→离开等。如何藉由目的地管理策略，以提供给游客的所有内容，进行形象塑造、品牌和营销及传播更为重要。因此，为了促使金东澎旅游圈计划可行，本研究之建议必须进行以下工作项目：
（一）建立支持跨三岛旅游圈发展之观光政策工具的观光组织
在过去，国家政策往往会忽略边境地区，尤其是那些被认为是国境线内的周边地区的地方。边境的存在既阻碍边境小区的相互来往，又影响对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议题进行一致的管理。随着单一市场和经济及货币联盟的建立，其目标不仅是要扩大自身，同时还要使金东澎跨境合作的融合走上一条可行和持久的道路。
因此，必须建立一个跨三岛之观光组织，一个意味着目的地的整体管理组织，也就是“特定组织结构、三岛目的地之内的协调要素”。另一方面来说，也可用于某个机构，例如：在旅游地观光业之内，某个执行综合性任务、及协调目的地管理活动的观光组织。提供所有合作营销的机构，包括了目的地内各业界人士职务权限的规范。三岛旅游圈的目的地管理过程中，将职务转移至既有的组织，或合并既有区域或当地观光组织，皆为可行之道。重要的是指定一个能为众人认可的观光组织，来建立沟通及合作架构，并规范责任与职务编派，以及勘查所有联合措施的实行程度。
以欧盟的申根协议为案例，申根协议旨在促进共同的欧盟移民政策和边境体系。在申根国家之间，边境检查站和控制关卡已被撤销，进入这些国家只需要使用共同的“申根签证”。该协议的第一个目标是要在申根区域内部消除边境上的检查站和关卡，并对区域的外部边境关卡加以协调。因此金东澎旅游圈的推动，需要共同争取进出边境的自由、配套设施和所提供的服务，让观光客能快速方便的进出，以达成发展旅游圈之概念与目标。
以欧洲小区的行动方案为例，为了促进跨区域的合作，可以推出不同之方案，例如：促进跨境、跨国和地区之间的合作之方案；消除导致劳务市场内的不平等和歧视现象的因素之方案；专注于集合渔业和经济活动中的活跃力量，来达成可促进永续发展的地方策略等。
也可以指派一个所谓“目的地管理公司（DMC），从旅游地最强势业者手中接过以市场导向领导和目的地管理责任，以免过于多样化融合与代表重责干扰其中立政策。目的地管理公司首先应集中心力在核心业务的发展与推广，以及营销活动的监督与协调上。本研究建议三岛合作指派一个区域性和跨岛屿之游客服务中心（TCS）。用意在使这机构像私人企业一样运作，以做为产能营销中心，其资金来源可由政府部门支应或为本身收益，例如向公有或私人客户收取服务费。
（二）金门、澎湖、东山岛三岛联合目的地管理概念的执行
任何目的地管理概念的最高目标在于确保其永续竞争力。为此，可能有必要调整既定组织结构，以及舍弃传统孤立主义的心态。为了要征服过度饱和的市场，一个目的地必须供应充裕，并且着重自己的强项。只有靠有效率的组织结构，及专业管理营销，这个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目的地管理是在特定旅游战略和规划基础上对某一特殊地理区域的目的地综合体的所有元素的协作与整合。目的地综合体元素包括吸引物和节庆、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和酒店资源。此外，目的地管理围绕目的地必须提供给游客的所有内容进行形象塑造、品牌和营销及传播。
目的地管理的观念是藉由一个主导企业来统筹管理，制定其策略，甚至连整个基础设施都归其所有。这需要用扩展式的方法，来进行规划、筹资、及全面性措施的贯彻执行。以此看来，不能把这套观念强加诸于金东澎旅游圈之上，而必须构想出为金东澎旅游圈情况量身打造的目的地管理新法。
一般来说，访客依个人需求，对地域的设定多少较为松散随意，因此想要把目的地定界概括化，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基于组织的观点，与产品定义的理由，业者必得建立一套合理的定界形式。进一步来看，定界只有从交织关系（例如牵涉到观光客游览行为、或是配套营销）的层面，才有可能实现。如有已颇具名气的当地景点（金门、澎湖、东山已具名气），来做为目的地发展的基础，这套方法就显得很恰当。
以上定义提出了目的地管理的根本概念：藉由合作，当地旅游业及服务业者，对其旅游地规划出统一且综合的发展、组织、及营销。虽然各项服务由各个独立业者所提供，但三岛旅游圈的整体服务范围，在访客看来，应为单一同质的观光产品。
在目的地管理中，“目的地”的涵义已转变为一种实质的观光产品，这种产品通常含盖了整体观光营销和服务，代表境内观光业中的实质竞争单元。一个地理区域，个别或团体访客选择做为旅游的目的地。含盖了所有停留期间所需设施，如住宿、餐饮、娱乐、和活动（如图1）。因此，这是境内观光业中的实质竞争单元，必须视为一策略性的商务单元来统筹运作。
目的地管理的新概念为必须与各利益团体通力合作，才能使共同的经营策略更趋完善。重要的是结合所有可用资源，相辅相成，进而促成目的地的整体发展。“目的地发展的关键点在于，将传统观光景区内相近的地点、商家、基础设施业者，转变成为能因应国际市场，自力自强，策略经营的一个竞争单元。欲将其发扬光大，需要一个共同的旅游地名，来作为所有观光业者统一市场形象的企业身份平台；并采用USP（独特销售主张）或UAP（独特宣传主张）来确保自其它观光景区脱颖而出。
目的地管理代表观光业合作的第三代发展，呼应了当代高度竞争市场状况，和消费者要求的增加。既然仅有极少数地区能够做为独立旅游目的地来力抗当代竞争，于是观光结构的重整便有其必要。这包括了空间和组织两者的重新设计，及各营运方面职务的重新分派。
附注
参考文献：
陈国伟（2009）。澎湖民宿游客体验营销与民宿品牌建立，高雄师范大学成人教育研究所硕士论文。
梁家祜、梁荣达、王翰元（2010）。澎湖地质公园游客观光意象与旅游动机对旅游满意度之影响，运动与游憩研究，第四期，页116-138。
赵信甫（2008）。地质公园的评鉴与认证，地景保育通讯第19期。
李淑梅（2007）。民宿的服务质量、顾客满意度及忠诚度关系之研究-以澎湖地区为例，国立澎湖科技大学，未出版硕士论文。
澎湖县政府（2004）。澎湖县综合发展计划观光部门，澎湖县政府。
http://www.penghu.gov.tw/chinese/08results/plan.pdfo
澎湖县政府（2009）。振兴经济的出路：澎湖国际观光度假区说帖，澎湖县政府。www.cicd.org.tw/～media/newspic/pen-hucasino.doc o
中华民国户外游憩学会（2003）。澎湖国家风景区游客调查暨旅游人次推估模式建立规划，交通部观光局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第三届海峡论坛、第五届漳州旅游节、第二十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会议资料。
Ahmed，S.（2000）.Strange encounters.London : Routledge.
Bauman，Z （2000）.Liquid modernity.Cambridge : Polity.
Boyd，S.W.（1999）.North-south divide : The role of theborder in tourism to Northern Ireland.Visions in Leisure and Busi-ness，17（4）:50-71.
Butler，R.W.（1996）.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frontierregion: Issues and approaches，In Y.Gradus & H.Lithwick（Eds.），Frontie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Lanham （pp.213-219）.MD: Rowman & Littlefield.
Clarke，Colin & Payne，Tony （eds.）.（1987）.Politics，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 small states.Allen & Unwin，London.
Essex，S.J.& Gibb，R.A.（1989）.Tourism in the Anglo -French frontier zone.Geography，74（3）:222-231.
Friedmann，J.（1966）.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 A caseof Venezuela.Cambridge，MA: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TechnologyPress.
Gibbons，J.D.& Fish，M.（1987）.Market sensitivity of U.S.and Mexican border travel.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26（1）:2-6.
Gottdiener，M.（2001）.Life in the air.Surviving the new cul-ture of air travel.Lanham，Mass: Rowman and Littlefield.
Herzog，L.A.（1990）.Where north meets south: Cities，space，and politics on the U.S.-Mexico Border.Austin : Centerfor Mexican Ame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Texas.
Hoivik，T.& Heiberg，T.（1980）.Centre-periphery tourismand self-reliance.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32（1）:69-98.
Husbands，W.（1981）.Centres，peripheries，tourism and so-ci。-spatial development.Ontario Geography，17，37-59.
Krakover，S.（1985）.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ort areas inarid regions，in Y.Gradus （Ed.），Desert Development : Man andtechnology in Sparselands.Dordrecht : D.Reidel Publishing （pp.271-284）.
Lencek，L.& Bosker，G.（1998）.The beach.The history ofParadise on earth.London : Secker and Warburg.
Lintner，B.（1991）.Forgotten frontiers : Peace brings inves-tors to notorious border region.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6May :23-4.
Minghi，J.V.（1981）.The Franc。-Italian borderland : Sov-ereignty change and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s in the Alpes-Mar-itimes.Regio Basiliiensis，22，232-246.
Royle，Stephen A.（2001）.A geography of island.London :Routledge.
Slowe，P.M.（1994）.Thegeographyofborderlands:ThecaseoftheQuebec-USborderlands，inP.0.Girot（ed.）WorldBoundaries，Vol.4，TheAmericas，London:Routledge，3-17.
Timothy，D.J.andWhite，K.（1999）.Community-basedecotourismdevelopmentontheperipheryofBelize.CurrentIssuesinTourism，2（2/3）:226-42.
Timothy，D.J.（1995）.Internationalboundaries:Newfron-tiersfortourismresearch.ProgressinTourismandHospitalityRe-search，1（2）:141-52.
Timothy，D.J.（2002）.Tourismintheborderlands:Compe-tition，complementarityandCross-frontierCooperation.TourisminFrontierAreas，S.KrakoverandY.Graduseds.，233-58.BaltimoreMD:LexingtonBooks.
Urry，J.（1995）.ConsumingPlaces.London:Routledge.
Urry，J.（2002）.Globalcomplexity.Cambridge:Polity.（1990）Theconsumptionof“tourism”.Sociology，24:23-35.
Weaver，D.B.（1998）.Peripheriesoftheperiphery:TourisminTobagoandBarbuda.AnnalsofTourismResearch，25:292-313.
知识出处
《東山岛文史第25辑》
本辑《东山岛文史》计收文稿35篇，总约21万字，共分为《东山·金门·澎湖三岛论坛论文选》、《海峡两岸关帝文化》、《黄道周文化》、《海峡长风》、《侨乡旧忆》、《史海钩沉》、《文化春秋》等栏目。着重于对东山县涉台关系史料、两岸关帝文化史料，黄道周文化史料、华侨史料、民俗和其他方面史料的深入调查挖掘，不断追寻发现，同时加以研究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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