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与台湾关系

知识类型: 析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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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东山文史資料第十四·十五辑》 图书
唯一号: 130720020230004158
颗粒名称: 东山与台湾关系
其他题名: 两岸关公文化交流谈
分类号: D618
页数: 61
页码: 120-180
摘要: 本文记述了东山县与台湾的关公文化交流谈,其中包括了关公·东山关帝庙·台湾关帝信仰、台湾的关帝信仰与东山关帝庙的关系、关帝信仰与国民性格——兼论东山关帝庙等。
关键词: 东山县 台湾关系

内容

关公·东山关帝庙·台湾关帝信仰
  林其泉
  一
  谁都明白,关公神是由关羽神化来的。
  关羽字云长,今山西解虞县人,三国时蜀国武将,相貌堂堂,膂力过人,年青时就练就一身好武艺。平时见义勇为,好打不平,常常因此给家里父母招来许多麻烦。父母怕他在外面闯祸,常把他关在家里,可怎么也关不住他。一次,关羽偷偷出门,看见县令的小舅子强娶民女,借势欺人,民女的父母受欺,抱头痛哭。关羽见了怒不可遏,拿着剑冲入县衙,当场杀了县令和他的小舅子,而后只身逃去潼关。关于这件事,《三国志》记载说,关羽于东汉末年亡命奔涿郡时,刘备正在招兵买马,积蓄力量。关羽与张飞一道前往投靠刘备。他们一见如故,立誓共生死,情若兄弟。此即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桃园三结义”。官渡之战前,刘备与北方的曹操曾有战事,刘备战败,关羽被俘。曹操眼见关羽作战勇敢,甚看重他,封他为汉寿亭侯,可关羽不干,仍去投奔刘备。刘备派他守荆州,其间他曾率军攻打曹营,水淹七军,斩庞德,一时威震华夏。后来,东边的孙权派员率军偷袭荆州,关羽自恃勇敢,骄傲轻敌,结果兵败,自己被杀,死于今湖北当阳玉泉山,死后被追封为壮缪侯。当地民众在他死处为他立祠以祀,以示对他崇敬和怀念。
  宋元明清,中国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城市日益繁荣,有些地方还发展起了商品经济,与此同时,社会风气也发生了变化。农村中破产的农民纷纷到城市寻找生活出路,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以各种形式组织起来,桃园三结义和关公的忠义思想,成了参加各种组织的人的精神支柱,关公信仰和关公崇拜成了一种社会现象。封建统治者为了收买民心,也顺着民情,不断加封关公,明清以后加上《三国演义》的影响,关公名声愈来愈大,崇拜的人愈益增多,到处建造恭祀关公的庙宇。各阶层、各行各业的民众,多向关公顶礼膜拜。
  人们总是崇奉自己认为值得崇奉的历史人物,把他们奉为神仙加以祭祀。关公正是这样被奉祀起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关公是一位五常兼备的武圣人,所谓千里寻兄可谓仁,华容释曹可谓义,秉烛达旦可谓礼,水淹七军可谓智,单刀赴会可谓信。对这样五常兼备的武圣人,人们崇拜他乃是很自然的。
  民众尊崇关公,封建统治者也褒封关公。因此,死后的关公其头衔多得令人数不清。民间除了通称关公,还有关帝爷、夫马公、武圣公、武王等,并把他与至圣先师孔子并肩而立,共奉于文武庙中。儒家顺着民意,称关公为文衡帝君、关圣帝君、关夫子,甚为褒崇。道教向把为民众做过好事、善事的历史人物尊为神灵,加以崇祀,对关公自无例外,尊之为伽蓝神、协天大帝、武安尊王、翊汉天尊、荡魔真君、伏魔大帝等,并以左玉皇称之,与玉皇平起平坐,以示尊崇之甚。佛教也不稍让,尊之为护法伽蓝、盖天古佛。关公成了万民同仰、三教共尊的超级偶像。这在中国还是为数不多的。
  二
  福建崇祀关公神当不迟于唐代,那是与汉人开发福建同步的。汉人开发福建,始于晋盛于唐。或说唐代陈政、陈元光父子开发福建南部时从中原带来关公神像,引来奉祀关公的香火,首先在闽南一带奉祀关公。宋元明福建逐步得到全面开发,经济得到巨大发展,与此同时,奉祀关公神遍布八闽大地。
  在福建奉祀关公神的活动中,引人注目的可提东山铜陵关帝庙。
  东山铜陵关帝庙也称武庙,座落于铜山古城东门,如今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历史记载,铜陵关帝庙与铜山城一起建造于明初洪武年间。为了防止倭患,洪武二十年(1387年),建造了铜山古城,并立祠以祀,祠曰保安堂,规模较小。到了明正德三年(1508),人们对保安堂加以扩建,历四年时间,至正德七年(1512)建成,庙名关王庙,依山临海,纵一百二十尺,横五十一尺,“王宫巍巍,廊腰缦回,阶级峻绝,中肃间门,莫是过也”。人称之为八闽关庙之冠,附近民众多前往烧香燃烛朝拜,远近府县民众亦多闻名而来祈祷问签,“祈者颂”,“问吉凶者赞羡”,“游玩者乐”,可谓盛况空前。
  铜山关帝庙建造后,历明、清、民国,多次修葺,气势磅礴、雄伟壮观。
  关帝庙修造后,一直是东山民众信仰关帝、崇祀关帝的活动场所。
  信仰,这是人们对无形力量、理想、学说、宗教神灵的敬崇和信服。而信仰的出〓山先是信仰者的要求,其次是被信仰对象值得人们信仰。东山民众对关公的信仰正是这二者的统一。这是东山地理环境和东山民众生活要求所需要的。
  东山地处海岛,民众多跟海洋打交道,或出海捕鱼,或从事海上经商活动,或出海从事其他工作,总之,离不开海洋。在科学不发达的年代,在原始的海上交通条件下,面对大海的波涛,不免感到神秘和畏惧,人们除了加固行船,还希望有一种能救海难、保安全的力量帮助大家,以战胜各种灾难。而历史上不时出现的倭患和出没无常的海盗,也常常给人们带来许多麻烦,除了组织起来共同抵抗倭患的侵扰,对付海盗的抢劫,人们也希望有一种力量能帮助大家。而传说中的关公力大无比,能斩妖灭怪,保民平安。这正是东山民众所需要的。人们毫不犹豫地信仰关公。关公成了东山民众心里的一种依托,成了他们从事海上活动的一种动力。
  这是一种信仰,有人说是迷信。两者确实很难截然加以区分。在科学不发达,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年代里尤其是这样。如果撇开字面的争议,那我们可以这么说,东山民众崇奉关公,出自与自然作斗争的需要,出自与倭寇作斗争的需要,出自防海盗的需要,一句话,出自求平安的需要。
  也许东山民众开始时并未想到,他们信仰和崇祀关公的做法,加强了海峡两岸同胞的关系和联系。
  三〓现
  大体说,宋元明清间,随着大陆族移民到台开发宝岛,关公的信仰也从大陆传到了台湾。
  不久前的统计数字表明,台湾地区奉祀关公的庙宇——通称关公庙、关帝庙、武庙等,达350多座,其中以台南、宜兰、苗栗为最多。最古老的关公庙多集于台南一带,香火最盛的大体可数台北的行天官,关公神像最高大的是新竹青草湖后山普天官里的恩主公。恩主公系台湾前几年新塑的关公神像,高120尺,如果连同太师椅的座台也算上去,超过了150尺。这尊关公神像身着绣龙刺凤战袍,端坐太师倚上,气宇轩昂,犹如栩栩如生的天神下凡。
  台湾同胞对关公的信仰是普遍的,对关公的祭拜是隆重的。
  说到台湾同胞对关公的信仰和祭拜,自不能不说它与福建的关系,不能不说它受到福建的影响。
  台湾奉祀关公是与福建移民开发台湾同时,最初大体多只是烧香恭祀。最早建庙奉神像恭祀的,有说系于明永乐年间,时泉州移民从泉州土门关公庙分灵到彰化建庙以祀,因此有人称彰化的关庙为台湾的“开基武庙”。到了明万历年间,又有人从东山奉关公神像到凤山建造关帝庙以祀,文衡殿就是当年为恭祀从东山分灵的关公而建造的。这大体算是台湾南部最早的关帝庙了。不过,有明确记载的,台湾建造关帝庙的时间是十七世纪中叶郑氏政权时代,这是福建移民在台南建造的“祀典武庙”,是为东山关帝的分灵,当年依附于郑氏政权的明室宁靖王朱术桂还特地为这武庙写了“今古一人”的匾额。清政府统一管理台湾后,更多的福建移民来到台湾从事开发和建设,更多的人从大陆关帝庙分灵到台地建庙以祀,大多是从东山关庙分香的,这主要因为东山离台湾近,水上交通方便。
  奉祀关公神,在开发和建设台湾过程中曾起过积极作用。
  早期从大陆到台湾从事开发的,主要来自祖国东南沿海的闽粤二省民众。他们在开发台湾过程中,自始就在克服天灾、人祸中进行。在天灾面前,移民们感到无能为力,于是求诸超自然的力量,求诸神的力量。他们希望能得到神的帮助,以战胜各种天灾,因此向神灵烧香、做拜拜。他们崇祀从家乡带来的神灵,崇祀妈祖,为了航海安全,崇祀保生大帝和王爷神,为了除病消灾,崇祀关公,除了求平安,更多还在于崇敬他的人格。
  在台湾,关公一开始就是移民们的精神依托,而建造关公庙宇,除了奉祀关公神,曾有个时候还是移民们聚会和办事、联络的场所。平时,人们互保互助,交换信息以及防盗、治安、交易和通婚联姻等,多半在关庙或其他庙宇里进行。关公庙和其他庙宇成了相当一部分移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的中心,团结合作的纽带。关公庙以及其他庙宇在台湾开发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不说自明。
  后来,随着台湾的进一步开发,随着台湾人口的增加和商业活动的频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愈益复杂,生意关系和人际交往,需要讲求信用,讲求义气,而人们向来认为关公最讲信用、最讲义气,这样,继续崇拜关公在商品社会仍是人们的需要,有人崇拜关公为了发财致富,为了赚钱;有人崇拜关公是因看到社会上人情淡薄,回味结义情深寄托情思。这就是为什么在台湾历史发展过程中关公庙愈建愈多,人们对关公神愈信愈诚。
  关公被台湾同胞看成最有神力的神灵,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人员多信仰他,向他顶礼膜拜。在清代,人们看到,许多不满清政府统治的人,每把关公抬出来以鼓舞反清斗志,人们在关公神像前歃血为盟,团结以赴,因此关公成了反清起义者团结战斗的象征。在清代的台湾,人们经常可见“结拜兄弟”,“盟兄弟”,“换帖兄弟”等,那都表明台胞对关公的崇拜。
  人民群众崇拜关公,统治者不好阻止,只好因势利导,加以利用。他们大力宣传关公忠勇精神,一方面可用以鼓励斗志,以发挥清兵的勇敢精神,去镇压那些反对清政府的人;另一方面,又可以把群众中的一些人甚至多数人引导到效忠封建王朝方面来,可谓一举两得。因此,清政府在台湾的统治者多半是积极支持各种奉祀关公的活动。
  人民群众崇拜关公,封建统治者也利用关公,所以,在台湾对关公的祭祀愈益隆重。
  何止历史如此!近几十年来西风东渐,洋气日盛,道德堕落,社会混乱情况日益严重,中国故有的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面临着新的考验。如何维护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免引起广大台胞的关注,人们又想到关公的高大形象,再求诸关公神灵。在奉祀各种神像的同时,特别突出了关公神。
  台湾同胞信仰关公,从其有组织地祭祀关公中不难看到。
  台湾同胞祭祀关公通常通过组织“关圣帝会”来进行,信仰关公的人是“关圣帝会”的成员,每个成员都有义务缴纳会费以充作祭祀之用,并轮流充当炉主负责组织各次的祭祀活动。
  祭祀关公一般在农历五月十三日进行。祭祀时除了烧香、燃烛、做拜拜,有时还专门聘请戏剧团体到有关的关庙演出中国传统戏,以增添热闹气氛。最有意思的,有些台胞专门选择祭祀关公的日子在关庙前举行结拜或结盟仪式,并互相换帖。
  台湾同胞对关公的信仰表现出如此虔诚,这是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
  (作者系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台湾的关帝信仰与东山关帝庙的关系
  张文绮
  关帝是三国时代的汉寿亭侯,名羽,字云长,武勇绝伦,博学多能,喜读春秋,为人梗亮有骨气,与刘备,张飞为布衣之交,结为兄弟,所谓“桃园三结义”世传佳话。及刘备收蜀为汉帝,关羽坐镇荆、襄,威震许、洛、势成鼎是,成为英明盖世的扶汉忠臣,后与东吴交战时牺牲,年68岁。刘备感念其生前的一片赤心,丰功伟绩不可一灭,自古忠臣义士,生为正人,殁为明神,故建庙祭祀,从而为后世所崇祀,其事迹家喻户晓,又经历代递封号,易侯而王,易王而帝,推崇无以复加,崇为武庙,与孔庙并祀,均列为上祀。
  台湾的关帝信仰,始于荷郑时代,台南市的开基武庙,俗称小关帝庙,创建于明永历初期,祀典武庙,俗称大关帝庙,创建于永历二十二年(1668),为郑经所建,前者,显然是为大陆移民所建,属于民祀,后者,则是郑成功复台后为官方建立的祀庙,有宁靖王手书匾额“古今一人”悬于庙内。可见台湾的关帝信仰与崇祀,与大陆特别是闽粤移民有着密切关系,据《东山县志》记载:明崇祯元年(1628)郑芝龙受政府招抚,曾招有铜山(东山)五都饥民到台湾垦荒定居;清顺治十八年(1661)三月二十二日郑成功收复台湾时,铜山有500多名青壮年随军入台,其后大部份定居于台湾。清代,戊守澎湖的清军中,有铜山营拨去的班兵,名额135人,三年一换班,历二百年之久。有些退役兵则留居于澎湖,定居于台湾的东山移民把家乡信仰崇祀关帝的习俗带到台湾,从铜陵关帝庙分去香火,按照铜陵关帝庙模式建庙,如台湾宜兰礁溪的协天庙,就是其中之一。后来,台湾东部、北部的信徒到此再分香火,建庙,把关帝的信仰普及开来。1933年,东山康美村建筑师林进金叔侄三人应聘到澎湖和台北,仿照铜陵关帝庙模式建起4座关帝庙。在基隆的东山移民亦建有一座与铜陵关帝庙式样相同的关帝庙①。说明台湾的关帝信仰与东山铜陵关帝庙有着香缘关系。
  台湾的关帝信仰,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之后,随着台湾的开发而发展,官民信仰崇祀关帝不仅普及而且隆重。
  台湾关帝庙的普及状况,据1930年调查统计,全台共有150座关帝庙,分布在台北17座,新竹23座,台中30座,台南48座,高雄20座,澎湖11座,花莲1座②。至1960年,全台关帝庙增为192座,分布在基隆市3座,台北县市12座,台中县市11座,台南县市24座,高雄县市25座,宜兰县17座,桃园县4座,新竹县4座,苗栗县16座,彰化县10座,南投县10座,云林县15座,嘉义县9座,屏东县10座,澎湖县11座,花莲县6座,台东县5座③。
  清代,台湾官方对关帝崇祀特别重视和优隆,除了把郑经所建的大关帝庙重新扩建列为祀典武庙外,并在设治的府、县、厅也相继建立起祀典武庙。如康熙二十九年(1690),台厦道王效忠即把台南市的大关帝庙重新修葺,增建扩大,后殿为三代祠,又经五十五年(1716)五十六年(1717)重修、改建,栋字华丽,工巧异常,大非昔比,至雍正五年(1727)列为祀典,春秋祭以太牢,乐舞八佾,追封三代,成为台湾关帝的信仰中心。此庙的墙壁具有庄严气象,门厅大门极为高大,门坎甚高,据说清时,妇女无法跨越,亦不准妇女入内朝拜。该庙是台湾保存最完整,最壮丽的古庙,迄今仍为台湾关帝的信仰中心。尔后随着地方的开发,除台南市的祀典武庙外,主要城市皆有祀典武庙,地方官率属下按时进行祭祀。台湾官方对关帝之崇祀,其性质与大陆闽粤原藉所有祀典武庙相同之处,还有其持殊性,这在台湾或增建武庙的碑记中可以窥见。
  第一,台湾地处海外,清朝治台后,民番错杂,地方不宁,特别需要对人民进行忠信、节义的道德教育。如彰化县知县秦士望,雍正十三年(1735)所撰的“关帝庙碑记”中说:“我彰邑,荒昧初开,民番杂错,沐圣朝雍熙之化,渐知服教畏法,若更感之以帝德,摄之以帝威,则其鼓舞益神”④。又如署台湾府观察督学蒋允君,乾隆三十年(1765)“增建武庙官厅碑记”中说:“台虽荒服,沐浴王化……于文庙以习其礼乐冠裳之盛,于武庙以作其忠诚义勇之气,二者交资,不可偏废,受捐廉俸谋为新之……都人士观科此感动名教之心,与优游典物之情,交相培养,忠信节义,当有油然而兴者矣。”⑤又如台湾知府蒋元枢,乾隆四十二年(1777),“重修关帝庙碑记”中说:“勿谡郡(台南市)处僻远,仰止神明,用鼓其忠诚义烈之气,而潜化其恣睢嚣竞之风,习俗转移,不当在是耶”⑥。再如台湾府儒左堂着重嘉庆十四年(1809)“重修文武两祠碑记”中说:“国家胪陈礼典,自都城以及各府州县,莫不建祠崇奉文昌帝君、关圣帝君,所以振扬文都,扶植纲常也。”经过官方提倡崇祀后“儒雅之风,蒸蒸日上,忠义之心,油然而生。”⑦从上列诸碑记的内容和文辞中充分说明了台湾官方所以崇祀关帝,目的是针对台湾“民番杂错,地方不宁”故而崇祀关帝是“感之以帝德,摄之以帝威”,潜移默化其“恣睢嚣竞之风”,从而使台湾人民易风移俗,成为忠信、节义的良民。
  第二,台湾孤悬海外,开发既迟又未臻完善,凡去台官吏面对渡大海入荒域的险境,自然畏惧三分,故官吏本身极为崇信神明的护佑。若是有化险为夷,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等事件的发生,皆归之于神的护佑,以至崇祀报神,优隆有加。若妈祖、若大道公、施琅、福康安等有妈祖灵迹神佑之说而崇祀;台湾知府周懋奇等有大道公免灾除疫灵迹神佑的崇祀。因此对于关帝护国佑民,威镇海邦的功迹。也同样极其崇信。如台湾知府杨廷理,乾隆五十四年迹。也同样极其崇信。如台湾知府杨廷理,乾隆五十四年(1789)“重修郡西关帝庙碑记”中说,“乾隆五十年(1785)逆匪(引者按,指林爽文起义)不靖,蔓延经岁,南北骚然,焚郭戕吏,所在不免,而府城得坚守无恙者,每贼众犯城时,辄闻庙中金鼓声隐隐,似无数万甲兵,出而撼贼,为我民呵护者,而城获全,则神有功于兹城也大矣!……方理之出入戒行也,跃马提兵,数与贼遇,不杀贼则死耳,宁复作生计。然而不死者,向非神之威有以作其力、助其气,挫贼锋而顿踣元,其能率自保耶?重以劳形苦心,数月不安席,累夜不交睫;而身不病,卒以捍其人民,得以偕存活者,岂非神佑之彰彰之者哉?”⑧为此,积极修葺庙宇,面酬谢关帝。
  台湾的官方极其重视崇祀关帝,民间对关帝崇祀也极虔诚。全台关帝庙,除官祀武庙外,皆为民间崇礼、信仰的关帝庙。关帝成为大陆移民开发台湾的保护神,凡有移民所至之处,皆建庙奉祀。其起缘多因防“番”害。因此其首要功能为“驱番”“镇番”的伏魔神。如南投县集集镇大山里北势巷的关帝庙,“相传乾隆间,汉人入垦集集后,番害频起,乃为驱番而刈香于福建省,私祀关帝圣君于自宅”,后“由居民杨顶者首倡建庙”。草屯镇坪顶里南平路的关帝庙,“相传缘起嘉庆间,因地处番境孔道之士诚南方丘陵,番官屡起,因此,由居民醵资建庙,供奉关圣帝君,号称平山官,盖寓‘平定蛮荒’之意也”。南投镇振兴里的关帝庙“相传系往时为防番而创建者。”⑨显然,上述关帝庙的创建,系借关帝的威武镇“番”,以求获得一方移民生活的保障,这与清朝治理台湾崇祀关帝,以威镇海邦具有同样目的,台湾民间对关帝之崇祀,不仅汉族移民需要关帝的威武庇护。而且被汉化了的平埔族人民也崇祀关帝,祈求关帝的庇护。如道光初,当西部平埔族大举迁入埔里盆地之际,对于分刈之土地,却有“言约每埒田,全年纳租栗五斗,以为关帝祝寿之费”⑩。因为平埔族人民迁居埔里盆地之后,经常受到“生番”的骚扰和威胁,也极需要关帝的威武加以庇护。
  其次一个功能为台湾人民“福佑群生”的守护神。高雄市的文衡殿和宜兰县开发较晚,然而关帝庙的建立却有17座,单单宜兰市区就有6座,西关帝庙是其中之一,庙貌虽小,但是香火鼎盛,咸丰二年(1852)创建以来,就成为居民的信仰中心。如台南县关庙乡的关帝庙,是该县最著名的关帝庙,为附近居民的信仰中心,凡乡名、村名、皆名为关庙。显然这座关帝庙的建立是与当地居民生活休戚相关,关帝为当地居民的守护神。
  第三个功能为商人的商业保护神。台湾商人对关帝特别崇拜,因俗信经商的帐簿为关帝创始,又因慕其义气。视为正义、忠信、信用象征,除了建庙、修庙崇祀之外,还居家供奉关帝,如台南县的盐水关帝庙,为“清嘉庆捌年(1803)岁次癸亥桐日诰授奉政大夫林文浚自捐银肆仟壹百元修建”⑪。林文浚系林品元,讳文浚,祖藉泉州,是鹿港郊行日茂号的创始人,平日乐善好施,崇信关帝。嘉庆八年旅行至盐水,在里仁桥之南,择地创建商业保护神关帝庙。此庙后来重修,也由各郊商号纷纷捐资修葺。道光八年(1828)“重修武庙碑记”中记载,当时庙前有一对宏伟的旗竿台,有赵相泉等各郊,铺号的名称,此外凡是各地武庙重修,改建,各地郊商、铺号皆向义热心捐资,如彰化县鹿港关帝庙,嘉庆二十四年重修,其碑记中就有“商郊,莫不向义喜捐”⑫的记载。此外台湾商人还对大陆的关帝崇祀活动,也是踊跃捐助,参与,如东山关帝庙同治九年(1870)进行重修,其“重修武庙碑记”的捐资名单中就有澎湖金顺利、金长顺、顺美号等商号、台南的三郊和陈邦记、德记行等郊、行的捐资⑬。充分说明了台湾商人对关帝崇祀、信仰的虔诚。
  综观上述,台湾的关帝信仰,无论官方或民间都是极其崇信,对台湾的开发,社会的安定,政治、经济的发展都有一定的作用。
  由于台湾关帝的信仰与东山关帝庙有着渊源流长的香缘关系,因而进谒祖庙,又成为对关帝信仰崇祀的一种活动。
  1988年8月,高雄市30多位台湾同胞前来东山关帝庙进香朝拜。并敬献“追源谒祖”的匾额。1990年7月,台湾宗教咨询委员会李炳南教授和台南财团法人学甲慈济官董事长周大围先生前来东山关帝庙考察,认为东山铜陵关帝庙是台湾关帝信仰的发祥地。此后台南、台北、台中、台东、高雄、桃园、花莲、基隆、澎湖等地关帝庙的信徒多次前来铜陵关帝庙进香谒祖。关帝信仰成为联系海峡两岸人民友好往来的纽带,加强了两岸人民的密切关系。
  (作者系厦门大学历史系讲师)
  关帝信仰与国民性格——兼论东山关帝庙
  周建昌
  关帝是中国民间信仰中一个历史非常悠久,影响非常广泛的神灵。他源于三国时期蜀国的一员大将关羽(关云长)。历史上有关关羽的事迹,大约有如下几项:怒杀虎员外;桃园三结义;温酒斩华雄;身在曹营心在汉;秉烛户外;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失荆州;走麦城等。这些事迹经《三国演义》的喧染使“关羽成了忠义、勇武的化身,在民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名声不仅高居刘、张之上,而且俨然成为历史名将之首。”(干春松:《神仙信仰与传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92年版,第223页以下。)随着关羽名声的传扬,再经过明清两朝皇帝的加封和推崇,关羽由一名武将跃成为一个世人皆“拜”的民间巨神和武林至尊(武圣),不仅位居岳飞之上,而且名与孔子并列,此可谓人神崇拜之奇观,民间推崇之特例。如何解释这种现象?笔者以为这要从国民性格中寻求缘由。
  中国的国民性格究竟是什么?包括哪几项内容?没有做过系统的研究。笔者以为中国的国民性格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几千年中华文化积淀的结晶,这就体现在民间民俗文化之中,民间信仰是体现国民性格的最主要,最自然的场所。粗略地考察一下中国民间信仰,我们可以发现:只有关帝信仰与中国国民性格有较紧密的联系。举例说,妈祖信仰与林默娘在海上的救助行为有关;而吴真人的信仰也与吴本的高超医术相联系。当然,这里我们不能排斥这些信仰有道德因素和国民性格的配合,但是这与关帝信仰相比当有较大的区别。首先从他本人的言行方面来考察,关羽神化前的所作所为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臣武将,平凡而贴近生活,具有较明显的国民特色,更易于为人所接受。其次,关羽的行为通过后人的宣扬,特别是《三国演义》的塑造,其一举一动似乎都成为表现标准的完美的中国国民性格的范例,是人们模仿和学习的榜样。对于关帝的信仰,人们更多的是学习他的为人,而不是他的武功(当然这一点也不是完全没有的)和为人民群众作出多大的贡献,这就是关羽信仰的特色。总而言之,关帝信仰是与中国国民性格相融合的结果,我们在看到关帝信仰的国民性成因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关帝信仰对部份中国国民性格的形成的影响,只有辩证地讨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正确地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国民性格中有哪些方面促进了关帝信仰的发展?或者说关帝信仰在哪些方面塑造了中国的国民性呢?笔者以为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人崇尚忠君爱国,这是几千年儒家“忠孝”思想教育的结果,是几千年封建统治阶级极力提倡的“精神”价值。关帝的原形关羽正是“忠勇神武,为国捐躯”模范,(刘志文著《中国民间信神俗》,广东旅游出版社,91年版,第11页。)关羽一生紧跟刘备,忠于蜀国,不被高官厚禄所迷惑,不被美女黄金所收买,“身在曹营心在汉”,“过五关斩六将”,一心归汉(刘备)。关羽的这种精神正迎合了统治阶级的口味,同时也和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中的“忠”字相吻合,也是关帝崇拜的价值之一。东山关帝庙的兴起和发展与此也有莫大的关系,明末清初,东山正处于郑成功父子抗清的前线和根据地,郑氏军民同仇敌忾,以一种反清复明,忠君爱国的共想共思,团结起来共同抗清,尤如一支忠君爱国的“忠义之军”。郑氏军民这种忠君报国之精神,正与关帝的“忠”刘(忠君)行为和精神相吻合。关帝与郑军的这种精神的共鸣,加上郑军中早有的相当数量的信奉关帝的东山兵丁的促进和推动,促成了郑军中关帝信仰,进而随着郑军的入台,东山的关帝信仰即成为台湾的“信关”的发源地。东山关帝信仰正是在某个持定的时代和特定的条件以及特定的地域中得到发展和推广。从中,我们不能不看出关帝信仰与国民性格之间的密切关系。
  第二、中国人讲究信义和信用。这一点是儒家“仁义礼智信”思想教育的结呆。关羽的“桃园三结义”的“义”字正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所崇尚的高尚情操,中国人崇尚仁义,俗语道:“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就是中国人这种仁义性的忠实写照“义”在中国国民中被看成是做“好人”的基本条件,看作是处理彼此关系所应遵守的起码准则。关羽的“义”正迎合了中国国民性格,成为中国国民性格中“义”的化身。这一点特别受到民间的信奉。“义”,可以说是民间各色帮会的团结的保证,成长的支柱。所以,旧时中国民间许多帮会组织(如哥老会、青红帮)都以关老爷为其崇拜的对象,现如今港澳台同胞中的大量商会(特别是绸缎商、典当业)等需要讲究“义气”和信义的组织都拜祭关老爷,以学习他轻利重义,结义同心的高尚情操。做生意,如能不遇欺诈,彼此信义,那么当可“生意兴隆”了。关帝讲义,所以受到广大商人和商业组织崇奉。据李乔著《中国行业神崇拜》一书记载,与崇拜关帝或与关帝有关的行业有描金业、皮箱业、皮革业、烟业、香烛业、绸缎商、成衣业、厨业、盐业、酱园业、豆腐业、屠宰业、肉铺业、糕点业、干果业、理发业、银钱业、典当业、军人、武师、教育业、命相家等22个行业。(参见原书,中国华侨出版公司90年版,第479页。)东山关帝庙的兴起与郑氏军队有关,而郑军的前身正是一支以讲“义气”共患难并以保护私人海上贸易为目的而组织起来的私人海上武装。这支军事力量因“义”而组成和缘“忠”得发展,关帝“信义”有力地保障了这武装力量的内部团结。从而增强其凝聚力和战斗力,所以关帝受到郑氏父子的推崇。据说,郑成功发兵收复台湾之前,曾到过东山关帝庙抽签,正是关帝老爷使郑氏军民下定了收复台湾的决心,关帝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扮演了支持郑氏军队的角色,在东山发展并随郑军登陆台湾而传入台湾的。
  第三、中国人讲究正统和名门正派。古时大都以汉为正统,反对和排斥少数民族的统治,这种所谓的正统观念历来都有,而且在民族矛盾尖锐时,这种思想或说这种国民性格会表现出更加突出和热烈。宋元时期中原人民的抗元;元明交替时期的反元;明末清初的抗清以及清末革命党提出的所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都是这种正统国民性的具体写照。关羽正是这种正统的代表,也是维护这种正统的模范。所以关羽在宋代民族矛盾尖锐时得到追封和推崇。当然,后来的元清两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的皇帝们,对关帝也给予大力的推崇,但此时他们所推崇的关帝信仰的中心内容就不是关帝的正统,而是关羽行为中符合儒家核心思想的忠和义了。忠义可以超出民族界线,成为维护封建君权的工具。中国人的正统观念,在明清交替的年代表现为南明政权与皇清王朝之间斗争,这种斗争体现在信仰上则为南明政权尤其是郑氏政权选择了维护正统的关帝的信仰。东山的关帝信仰在明清交替之际,获得更大的发展,这与郑氏政权奉明朝为正统,而把清政府当成夷狄篡汉的非正统政权并要与之斗争到底的历史背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正因为此,关帝扮演了维护正统角色,受到了郑氏军民的倍加推崇。
  第四、中国人追求完美、尽善尽美,所谓“杀身成仁”,宁死不屈。关羽一心向汉,尽忠报国,一生光明磊落,以仁招黄忠,宽仁忠厚;以礼待兄嫂,秉烛户外;不恋黄金美女,挂印封金;不贪高官厚禄,忠心不二。所有这些,都成为关羽完美的体现,而为人们所推崇。郑成功毁家抒难,郑氏军队誓死反清护明,尽忠报国,在势孤力穷的情况下仍不屈不挠,抱朱明正朔,驱荷入台,继续抗清。他们所有这些作为,都与关羽之所为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郑氏军民自然更喜好和信仰关帝了。东山是郑氏军队的反清根据地,也是郑氏军队频繁活动的地方,同时,东山人从宋末避元兵到明万历设兵寨,直到郑芝龙、郑成功、郑经时代都有大批东山人入台定居,关帝信仰随东山人走而传,随东山兵战而去,特别是配合郑成功的反清护明的“正统”抗争,东山的关帝信仰被进一步的推动和传播了起来。
  第五、中国人有一种尚武精神。关羽原是一员虎将,历史上有温酒斩华雄的美谈,同时,他手中青龙偃月刀和跨下的赤免马也成为他武功高强、英雄神武的体现。人们喜欢关羽,崇拜关帝,仰慕关帝的武功。从而培养了人们的尚武性格。从坏的方面看,关羽常常成为以打斗为业的黑社会帮派组织的保护神;从好的角度上理解,关羽对中华武术的发展和中国人尚武性格的形成都有相当的促进作用。举例说,平和县的一个黄姓聚居的村落(大坪)的“大马拳”,就是这里的人们信仰关帝,欣赏和喜好关帝的“盖世”武功,逐渐养成了练武的习惯,在人们长期的练武过程中,通过人们不断的摸索和总结而出现一种独特的拳术。这种拳术粗朴厚重,稳健有力,动作简单而又实用,为人们防身健体的一种理想的武术运动,至今流传。关帝是武圣,做为一个武之王,他不仅是体现国民尚武的武术的保护神,而且也是做为从事武力争战的军队的保护神。据《鼎建铜城关王庙记》载:明朝洪武二十年(1387年)周德兴“城铜山,以防倭寇,刻像祀之(即关帝)”目的是“以护官兵”。显然关帝信仰与明朝政府在东山的军事行动有关系,并且就在当时关帝威灵就得到了官兵的信赖,即所谓“官兵赖之”。“铜山岛一直是郑成功的军事基地,他在岛上招兵、措饷、筹粮、操练水师、督造战船,把铜山做为发展抗清义军和收复台湾的重要地方。郑成功和铜山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当年铜山有五百多名青壮年参加郑成功部队收复台湾。”(转引《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东山县分卷》)郑成功与东山之间如此密切的关系,再加上关帝信仰在历史上的“护官兵”功用和尚武精神,东山的关帝信仰很自然地能与郑成功“取得”联系,而郑成功也很自然地会信奉关帝。
  以上是本人对关帝信仰与国民性格,结合东山关帝信仰的历史所做的分析。总而言之,关帝是忠义的象征,是正统的化身,是中国国民性格完美的体现,同时关帝作为与“文圣”相比对的“武圣”,也是军队的保护神。东山人民信奉关帝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东山人的国民性格和在东山不断出现的忠与义的战争(在东山除了规模宏大的郑氏政权与清王朝的战争以及郑成功收复台湾和施琅统一台湾这些众所周知的战争外,还有东山人民配合明朝官兵多次参与扫清倭寇以及红夷骚扰的战争)两方面共同造成的。经历了长期忠与义的战争的磨练,东山人民练就了一身爱国的忠义的国民性格,这恰好与关帝信仰中的忠义内涵相吻合;经过黄道周正统儒家思想的不断的熏陶,东山人民养就了“一心”正统观念,这又与关帝信仰中的正统内涵相同;东山地处兵家争战之地,入伍者多,民为军,军尚武,这也与关帝信仰中的尚武精神相统一;在东山战争总是与分合有关,在这分与合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好这一对矛盾,关帝信仰正好为东山人提洪了榜样。黄道周为东山关帝庙所写的长联正好反映了这一点:“数定三分,扶炎汉,平吴削魏,辛苦倍帝,未了一生事业;志存一统,佐熙明,降魔伏虏,威灵丕振,只完当日精忠。”这里,黄道周把关帝对统分的选择着眼于正统与否,也体现了东山人民的国民性格。关帝信仰是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最充分的体现,而东山人民的忠义、忠勇和正统、尚武追求完美的国民性,以及东山岛特殊的军事地位和在这里上演的多次战争大戏,都是促进东山关帝的信仰在东山出现、传播、发展的主要原因。也就说,正是东山人的正义、忠诚与爱国的情操促进了东山的关帝信仰,带动了关帝信仰的传播,使关帝信仰走出东山,进入台湾。
  1997年5月12日写于厦门大学海滨
  (作者工作单位:厦门大学图书馆)
  关帝信仰与天地会
  罗炤
  在中国社会中,关帝信仰不仅作为民众的一种崇拜而存在,它还助产了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和顽强生命力的秘密社会组织——天地会。
  天地会,又名三合会、三点会、小刀会、哥老会,等等,其内部通称洪门。关于它的产生时间,学术界至今尚未形成一致意见,主要有明末说、顺治说、康熙说、乾隆说四种主张。自1991年以来,我在闽南、闽中进行长期调查,找到大量珍贵文物与秘籍,结合历史文献的考证,发现天地会的早期组织出现在明朝嘉靖至万历年间,崇祯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至清朝顺治、康熙时期最终形成以反清复明与复仇为宗旨、互济互助为纽带的秘密会党组织,此后延续三百五十余年,至今仍然是海外华人中一支强大的、分布广泛的社会力量。
  天地会效法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以歃血结盟的形式结会,会内人以兄弟相称,关云长的忠义精神是其感召力与道义的源泉,关帝是他们最崇拜的神祗。天地会结拜,必设一秘密会场,场内须悬关帝神像,正中香案上要供一个名为“木杨城”的圆形或方形木斗,这是被会中人视为神圣的器具。在现存的各种天地会秘籍“会簿”中,都有《木杨城诗》,其中最早的《贵县修志局本》所载的《木杨城诗》,第一名就是:“木杨城内有关公”①。在这本“会簿”的结尾,收录了十三条对联,都是天地会结拜时贴在会场中的,反映了天地会最重视的思想信仰,其中最后两联是《关帝联》:“匹马斩颜良,河北英雄皆丧胆;单刀会鲁肃,江南豪杰尽寒心”;“生蒲州,仕豫州,守荆州,战徐州,万古神州有德;兄玄德,弟翼德,释孟德,擒庞德,千秋圣德无双。”②这两对联语文字精巧,对仗工稳,高度概括了关羽一生的功业。它们贴在结拜的神明。
  天地会结拜时,会场门内要架起两把刀,新入会的人须从刀下钻过,表示从此绝对忠于会内兄弟,保守秘密,否则甘受惩处,做刀下之鬼。当新成员从刀下钻过的时候,主持仪式的人口中要念诗句:“此刀不是非凡刀,乃是关公义气刀。能斩清朝奸国将,不斩洪家半分毫。”③在这里,关帝又是作为决定身家性命和反清事业胜利的神灵出现,再一次表现出关帝在天地会中最为崇高与神圣的地位。
  现存资料显示,天地会兴起于漳州南部的诏安、云霄、东山三县,明末清初活动于这三个县的异僧道宗是主持天地会结盟的盟主。道宗在云霄、东山、诏安修建了多处寺庙,庙内均供奉有关帝神像。尤其是,诏安县官陂镇下宫墟的万古庙、是道宗为奉祀其结义亡兄、郑成功麾下大将万礼神位而建的寺庙,庙内供奉的主神即关帝。崇祯时期,万礼、道宗等十八人以官陂为中心,效仿桃园三结义、结拜兄弟,各人去掉本来姓氏,均以“万”为姓,表示万人同心,是为在历史上留下重大影响的“万姓集团”,天地会即自万姓集团脱胎而出。
  台湾东吴大学教授翁同文先生在二十年前详加考证,著《万姓集团余党创立天地会》一文,十分有说服力地揭示出道宗创立天地会的脉络,翁先生特别注意到,康熙十三年春道宗的义弟、万姓集团主要成员之一蔡禄,在河南怀庆(今沁阳)秘密策划响应吴三桂,反清起事,被清延发觉,康熙皇帝下令处死蔡禄。这一事件成为道宗于当年七月主盟结拜反清复明的天地会、为蔡禄复仇的直接原因。翁先生对此事的考证独具慧眼,发前人之所未发。只是,这一事件是由一系列曲折复杂的历史事变所引发,且与东山关帝庙有直接的联系,翁同文先生没有详细言明。值此关帝学术讨论会之机,我愿做一陈述。
  蔡禄在崇祯年间与万礼、道宗等人结义,改名万禄,排行第七。万姓兄弟有勇有智,势力逐渐壮大,在崇祯末年占据诏安县北部山区,成为闽粤边界的一支武装割据集团。清兵入关后,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万姓集团的政治态度随之变化,于永历三年由大哥万礼带领,加入郑成功抗清部队,成为一支劲旅,战功卓著,深受郑成功倚重,万礼很快升至后提督,并被永历皇帝封为建安伯。道宗实为这支部队的军师,因其奇才异能而为郑成功特别善待。万姓兄弟中的蔡禄、郭义(万义、在万姓兄弟中行二)均晋升为镇将(相当于总兵),统率重兵,成为郑成功军队的骁将。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七月,郑成功北伐大军兵败金陵,万礼在战场上阵亡。撤回厦门之后,郑成功设立昭忠祠奉祀战死将领亡灵,万礼神位入祠受享。后来,郑成功听信诬谤之词,将万礼灵位自昭忠祠撤出。此事对于经桃园三结义为效法榜样的万姓兄弟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污辱,他们与郑成功之间出现裂痕。加之郑成功决定进军台湾,驱逐荷兰侵略者,当时郑军大多数文武官员均不赞成,道宗、蔡禄也不肯离开大陆,害怕到台湾不服水土,且会失去万姓集团的根基。于是,顺治十八年五月,由道宗主谋,当时驻扎在东山岛的郭义、蔡禄二军叛郑降清,史称“铜山之变”。后来,蔡禄部队被辗转安置在河南怀庆屯垦。当蔡禄决定降清之时,曾到东山关帝庙求签卜问吉凶。据康熙四十三年成书的《台湾外记》记载:“(蔡)禄往关帝庙求签,得第十七首,诗曰:‘田园价贵好商量,事到公庭彼此伤。纵使机关图得胜,定为后世子孙殃。’”这明明是一首下下凶签,《台湾外记》的作者也评说:“天意既如此,帝心怎奈何?一签明说破,报应岂蹉跎。”④可是,平时崇敬、笃信关帝的蔡禄,却迷途不知返,决意叛郑降清,十三年后始悔降清失误,决定再度反清,却被清延发觉加以杀害。道宗这时也悔悟自己主谋降清,却将义弟葬送,于是毅然拜盟结会,重新树起反清复明大旗,为蔡禄报仇。这一段恩恩怨怨、反清—降清—再反清的曲折史事,不足向世人原原本本道出,于是便造出西鲁犯边,少林寺僧人揭皇榜出征,打败西鲁凯旋回朝,康熙帝负义火烧少林寺,杀害郑君达,五祖逃出,结拜天地会的故事,隐去了蔡禄之死的真相,并用以激励会众反清复仇。
  天地会的创立,与东山县有特别的渊源关系,岛上现存有很多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文物遗存与秘籍。有意思的是,三百年前的《台湾外记》所记东山关帝庙的签文,竟与现今东山关帝庙所用签文一字不差,而蔡禄当年所抽之签,竟为后来的历史验证。
  道宗在结天地会的同时,又创立了一个特别的佛教派别——香花僧(宗)。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香花僧构成了天地会的核心与中坚。1993年11月,在东山县铜陵镇一位渔民周炳辉的家中,发现了其家世代秘藏的一部手抄本—《香花僧秘典》。此书汇集了香花僧的历史、仪轨、赞偈、诗联等,其中大部分是道宗的手笔。与天地会有关的文字,约占全书的一半,它们透露出的历史秘密,让学者们感到震惊!《香花僧秘典》的发现,是天地会研究中的重大突破。从这本秘籍中也可以看到,关帝信仰在道宗和天地会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香花僧秘典》第三部分“赞曲”中,第一首是一篇《净天地神咒》:“天地自然,秽气氛散,虚空宝藏,琅朗太元。八方三威神,使我自然,观音符命,普告九天。乾牢檀那,〓罡太元,斩妖缚怪,杀鬼万千。弥陀玄文,持诵一遍,按行五岳,辞煞归天。魔王束手,八海消衍,凶秽消除,侍卫我轩。乾坤正气,人寿丰年。”熟悉关帝信仰文献的人,一看便知这篇《净天地神咒》来自《关帝明圣经》,仅将其中的一些道教术语换为佛教术语、并改动数句而成。
  《香花僧秘典》的“诗联”部分,居第一位的又是《关圣帝君安坛联,五月十三日,法事科仪》,共收录四条联语:“打开利义关,具见英雄过人气概;参透天人路,便是圣贤行己工夫。”“赤胆独难,半月青锋分宇庙;丹心不泯,终宵红烛照纲常。”“天下可均,爵禄可辞,白刃可蹈,彼所云豪杰士;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此之谓大丈夫。”“威名满华夏,真义士,真忠臣,若论千载神交,合与睢阳同俎豆;戎服读春秋,亦英雄,亦儒雄,试认九霄正气,当随奎壁焕光芒。”这四条关圣联语,是为古历五月十三日关帝圣诞建法坛祭拜时所用,它们与上引《贵县修志局本》中的两条《关帝联》,文字风格完全相同,似出自一人之手,不同处仅在于:《贵县修志局本》的《关帝联》侧重于关帝的功业,因为它们是在结拜入会、立誓反清复明的场合所用;《香花僧秘典》的《关圣帝君安坛联》着眼在关帝的德行,因为它们是在关帝圣诞日的祭坛上张贴的。至今东山县民众中供奉的关帝像,多半仍然采用《香花僧秘典》中的“威名满华夏,戎服读春秋”两名联语配置神像左右。海外洪门人士则把古历五月十三日作为“关老爷磨刀日”,每年隆重祭拜。由此可见,关帝信仰在天地会中留下多么深远的影响。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
  
  台湾关帝文化发祥地——东山关帝庙
  孙英龙
  全国重点文保单位1996年11月20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福建省东山县铜陵关帝庙,位于铜山古城岵嵝山下,依山临海,气派巍然,是一座闻名海内外的庙宇,且具有明清古建筑艺术科学价值。
  唐总章三年,陈政、陈元光奉旨开发闽南,带来了家乡所奉祀的关羽神像香火入闽,作为战士们心灵依托。历代帝王为了颂扬关羽的忠义精神,不断加封,由侯而公而王而帝。宋祥符年间,赵恒皇帝召颁天下崇祀关公。当时,东山设置四铺,驻铺兵,并奉祀关公。明太祖还下令天下郡县,建武庙以崇拜,春秋二祭。
  明清古庙历经风雨
  东山铜陵关帝庙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建铜山城防倭寇之时,刻像祀之,以护官兵。明正德三年(1580年)扩建,至正德七年(1512年)落成。在庙大殿石柱上镌刻“大明正德吴子约敬送”字句。雄浑的庙门横石柱正面镌刻“明正德已己年绅耆吴子约、黄宗继、方延元、游日初、黄宗能、方肃敏、方钱扬、林道继、唐孟岳、武守九月吉日募众鼎建”字句。庙内立一块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鼎建铜城关王庙记》碑。证明庙宇至今已有610周年悠久历史。
  庙的木结构部分为明代,部份为清代和近代建筑。庙字属抬梁式木构架建筑,面阔三间,进深六间,总长40米,宽17米,建筑面积680多平方米,悬山顶,绿瓦,多是石梭柱,柱础鼓状。
  庙前有一大广场,石雕栏杆,叠隔其间,莲花池介场中,绿水漪波映衬古庙。庙前有明清时代雕刻石狮四对,昂首威猛,神气各殊。庙门建筑用二根石梭柱和四根圆石斜柱顶托数百支纵横文错、承力均匀的斗拱,拱架上捧着一座宫殿式的楼亭,称“太子亭”。亭上有各处闽南地方持色的瓷雕图案,正面是“八仙过海”和“八兽图”(麒麟、象、狮、虎、鹿、羊、骡、豺),背面雕塑唐宋故事情节中的120个人像,造型生动,多彩多姿,举目环视,气势雄伟。“太子亭”不但建筑艺术高超,且有很高的建筑科学价值,它经历数百年来发生的大地震、大台风袭击仍是安然无恙,赢得中外古建筑专家赞叹不已。大殿、前殿屋脊都塑有“双龙抢珠”及“凤凰飞舞”的瓷雕。
  庙内金木雕、石雕更是巧夺天工,金碧辉煌。大殿下的水磨青色大陛石上,雕刻一条全国罕见的盘龙,腾云吐珠,峥嵘露角。这些金木雕、石雕、都出于历代名家上乘的珍品。大殿中间是关公神像及神龛,两边是四员大将王甫、赵累、周仓、关平。庙内有许多明清的石、木刻对联、匾额。清咸丰皇帝御笔“万世人极”高悬于上,两边柱上挂有明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黄道周亲笔写的木刻楹联曰:“数定三分扶炎汉平吴削魏辛苦倍常未了一生事业;志存一统佐熙明降魔伏虏威灵丕振只完当日精忠。”殿内还有台湾同胞蔡狮的对联:“义佐关刘彪炳事功照日月;气吞吴魏刚张节凛冰霜。”
  大殿东侧悬挂一口高1.2米,底周长2.15米,重四百多斤的清道光年间铸造铜钟,声音宏亮。整座庙宇布局严整有序,气魄非凡。
  台湾关帝庙的祖庙
  据查证,东山关帝庙是台湾众多关帝庙分灵入台的祖庙,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关系。
  明嘉靖年间,铜山水寨官兵到台湾参加守卫,三年期满,轮流更换退役。去台湾的东山官兵胸前都挂着“铜陵关圣帝君”的香火,祈求平安;退伍后,部分官兵留居台湾。澎湖关帝庙保留的庙碑有记载这段历史。
  万历年间,有一泉州船停泊铜山港,姓陈船主闻关帝神威灵应,特地谒庙进香,请求分灵到船中奉祀。后来,陈船主将船中奉祀的关帝送到台湾凤山(现高雄市)兴建文衡殿,成为台湾南部较早的关帝庙。又据澎湖红毛城关帝庙管委会主任王镜芳先生介绍,铜陵关帝先分灵澎湖,然后,再由澎湖转入高雄。
  明永历十八年(1663年)郑经撤离铜山归台,明宗室宁靖王朱术桂也随往,特地在王府内造“祀典武庙”。该庙人员说是从东山关帝庙分灵来的。正殿神龛两旁挂有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府知事杨廷理仿写黄道周赠送东山关帝庙的对联。神龛上,亦悬挂和东山关帝庙同样的匾“万世人极”。至今,该庙虽已拓建,而旧庙宇仍保存。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3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师统一台湾后,许多官兵把“铜陵关帝庙”香火分布台湾。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铜山人游崇功任台湾守备时,特地从铜陵关帝庙分灵一尊关帝神像,奉迎到诸罗县东北隅(今嘉义县)建关帝庙奉祀。
  清嘉庆年间,漳州平和县人林枫,因要进京诉讼,搭船经铜山,耳闻关帝君威灵显赫,进庙恳求关帝庇佑,进京后果然获得胜诉。归途从铜陵关帝庙分灵回乡,雕塑神像。后来,林枫的子孙林应麟等人又亲自来铜陵分灵过台湾北部,越过草岭入兰阳平原,在礁溪建庙供奉关帝,成为台湾北部最早关帝庙宇。台湾各地纷纷来该庙分灵建宫立庙。(《台湾名胜古迹大观》)。1989年台湾《汉声》杂志中的《台湾的漳州人》专栏《礁溪协天庙关圣帝君》记载说:“宜兰礁溪协天庙是台湾一百四十余座关帝庙中历史较为悠久的一座。最早由清代漳州平和林氏,从东山县的关帝庙分香回乡,并塑关帝金身。清嘉庆年间,这尊关帝又随林姓后人渡海来台,入噶玛兰,在五峰山下临海处建庙奉祀。咸丰十七年(1868年)再奏请敕建,取名协天庙。此后信徒由台湾东、北部来分香,回乡建庙立坛,把关帝信仰播散扩远。”
  现在,台湾北部关帝庙宇,以宜兰礁溪敕建的协天庙为主庙。南部以高雄市文衡殿为主庙,故有“北协南文”之称。
  随着东山关帝庙分灵到台湾,庙宇文化也相继传入。澎湖的关帝庙大多是东山人蓝木去建的。1933年,东山康美村林进金、林进添、林保宗叔侄三人应澎湖一张姓的邀请,按照东山关帝庙的建筑形式建了澎湖、赤嵌、小卷、台北等关帝庙。
  台湾的关帝庙风俗习惯,都遵循东山古礼,二月抬关帝出巡,五月十三、六月二十四为关帝祝嘏,搭戏台唱戏,礼仪都按东山铜陵关帝庙体例进行。
  “关帝文化”互交流
  随着东山关帝庙分灵到台湾,关帝文化也相继传入。
  历史以来,台湾关帝庙信徒常来东山拜谒关帝祖庙。在铜陵关帝庙里保存一块清同治九年(1870年)重修武庙碑记,记载台湾安平、澎湖、鹿港等地数十位军、政、商、渔、船各界人士捐资修建铜陵关帝庙的芳名和金额。
  1988年8月,高雄市文衡殿信徒数十人到铜陵关帝庙谒祖庙进香,敬献“追源谒祖”的匾额。1990年7月台湾宗教咨询委员会李炳南教授和台南财团法人学甲慈济官董事长周大围先生,亲临东山铜陵关帝庙考察,当他们看到庙里黄道周撰写的对联,恍然大悟地说:“台湾关帝信仰文化正原于此。”“东山铜陵关帝庙是台湾关帝信仰的发祥地。台湾诸多关帝庙都悬挂此对联,但不知出于何人所撰,现在谜可解开了,找到了这个根。”他们回台湾后进一步宣扬铜陵关帝庙是台湾各关帝庙的祖庙。
  据最近统计,台湾有大小关帝庙950多座。其中台北234座,高雄118座,台南67座、云林65座、台中61座、宜兰58座、苗栗50座、基隆47座、南投41座、桃园35座、屏东24座、嘉义23座、花莲19座、新竹18座、澎湖16座、台东15座。近些年来,台湾的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宜兰、桃园、屏东、花莲、台东、基隆、澎湖等20多个县市近二百座台湾关帝庙数万信徒前来东山关帝庙朝圣谒祖,多者四五百人,少者几十人。其中,台中圣寿宫主委张子清先生年率信徒来东山朝圣。1995年1月至7月,东山关帝庙关帝神像应邀出巡台湾,引得台湾数十万各界人士信徒争相膜拜,轰动全岛,台湾数十家报刊电台争相报道。
  1997年1月7日,“东山关帝祖庙赴台访问团”10人赴台访问半个月,增进了两岸关帝文化的交流和研究。”
  铜陵关帝庙周围有铜山古城、风动石、黄道周故里、黄道周纪念馆、博物馆、宝智寺、石僧拜塔、虎崆滴玉等文物名胜和旅游点,为福建省公布的首批省级名胜风景区,每天中外游客如云。
  试论铜陵武庙在关帝文化传播中的地位
  许陈忠
  一、海隅东山铜陵武庙建筑、崇拜、香缘三绝
  福建东山铜陵武庙,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六百一十年来,历经数次修膳扩建,发展为现有的规模格局。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全国数以万计的关帝庙宇中,铜陵武庙就其庙宇本身而言,规模可说是很小,历史也谈不上最久远。然而,“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庙不在大,有神则灵。铜陵武庙这座明朝初年才建立,而又地处东南海隅的“袖珍”关帝庙宇,却以其建筑、崇拜和香缘“三绝”,而在全国关庙系列中踞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被尊为与山西解州关帝庙、湖北当阳关帝庙、河南洛阳关帝庙齐名的全国四大关庙之一。
  铜陵武庙的古建筑艺术具有浓厚的闽南地方特色,它集中体现在“太子亭”、剪瓷雕和木雕石刻三个侧面。铜陵武庙的庙门,用六支圆形石柱顶托数百支纵横交错、承力均匀的斗拱,拱架上捧着一座宫殿式楼亭,称作“太子亭”。五百多年来,“太子亭”经历过数不清的地震和飓风袭击,至今安然无恙,赢得众多中外古建筑专家的赞叹。铜陵武庙的大殿和前殿屋脊,都塑有“双龙戏珠”、“凤翔凰舞”的建筑工艺用在庙宇外装饰上,在中原关庙建筑中并不多见,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铜陵武庙庙内的木雕石刻,多为人物山水、飞禽走兽、云龙飞凤。其造型生动栩栩如生,工艺精细巧夺天工。主殿下的陛石磐龙石雕,磐龙腾云吐珠峥嵘露角呼之欲出,其艺术精美,实为罕见之石雕珍品。庙堂内高悬的清咸丰皇帝御笔“万世人极”匾额和明武英殿大学士黄道周亲书木刻楹联:“数定三分扶炎汉平吴削魏辛苦倍常未了一生事业,志存一统佐熙明降魔伏虏威灵丕振只完当日精忠”,更是全国关庙不可多得的文物经典。
  谈到铜陵武庙的香火鼎盛,历数百年而不衰,东山民众对关帝的崇拜至诚至敬无以复加,凡到过东山的人都说是全国关庙之“最”。东山铜陵居民百姓,家家户户大堂正中都悬挂关帝画像和楹联,历代相传已成民俗,其普及之广全国绝无仅有。每逢初一、十五,四乡八里的士农工商善男信女前来铜陵武庙进香祈财福抽签问平安,风雨无阻络驿不断,其崇拜之诚,也可以说是全国绝无仅有。每年农历五月十三至六月二十四期间,铜陵民众自发举行关帝祝嘏大典和迎神盛会,社戏连台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其气氛之浓烈,在全国关庙也当绝无仅有。
  东山铜陵武庙建庙610年来,关帝神灵显赫,其声名近传闽南粤东,远播台湾海外,有众多海内外关帝庙宇从铜陵武庙分灵挂香缔结香缘。据台湾寺庙整编委员会统计,全台有关帝庙字951座,其中象宜兰礁溪协天宫、台南祀典武庙、高雄文衡殿等这些台湾最早和最有影响的关帝庙,都是在明清时期从铜陵武庙分灵挂香设立的。现在台湾有数百座关帝庙宇,都悬挂源自铜陵武庙的黄道周木刻楹联。由此可见,铜陵武庙在台湾关帝庙宇中的香缘之广,也是全国关庙之一绝。
  二、东南关帝文化传播铜陵武庙登峰杰作
  关帝由生前作为蜀汉名将,死后被民间捧为神明,到最终被朝庭敕封为圣帝,经历了由人而神而圣的一千多年流传弘扬过程。自晋代陈寿《三国志》记载关帝生平事迹起,经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的人物造型拔高和其后数百年民间的流传汇流,至中唐时,在关帝生前活动的地域中原一带,始形成关帝的信仰和崇拜。唐仪风元年(677年),始出现了以玉泉山关庙为代表的第一批中国最早的关帝庙宇。
  关帝信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沿着中国古代经济文化传播的轨迹,由中原腹地逐渐向东南沿海放射,其有组织的传至福建东南沿海,当数唐总章三年陈政陈元光父子率领中原地区五十八个姓氏将士开拓闽南建置漳州时期。陈氏父子为安抚将士,从祖籍地引来关帝香火,在居留地建庙设灵,由此关帝信仰逐渐在闽南传开。而关帝信仰在东山铜陵的广泛传播则是起自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其时明江夏候周德兴率兵来东山建铜山城设水寨以防倭寇,为安抚官兵情绪,在铜陵建关王祠,“刻像祀之,以护官兵”。由此,关帝信仰始在铜陵民间广为传开。
  关帝信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和其它的文化现象一样,其产生、传播和弘扬,都明显带着所处历史时期和所在地理环境的社会烙印。关帝信仰由中原传播至闽南,中原汉族文化与沿海古越族土著文化互相渗透融和,赋予了新的内涵,对闽南的早期开发和经济发展发生积极的作用,并由此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关帝信仰传入东山正值明代初年,正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东山特殊的地理环境,才使得关帝文化自明清以来得以在这个东南海岛上广为传播不断弘扬,关帝信仰盛极一方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使得东山铜陵武庙历史地成了中原关帝文化在东南沿海传播的登峰杰作。
  首先,关帝信仰文化在东山传播和弘扬的明代清初,正值封建朝庭对关帝的敕封到了“关圣帝君”、“关圣大帝”等至高无尚地位和关庙升格为正统国庙“武庙”的显赫时期。其间,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问世和流传,推崇关帝的“忠”“义”,刻划关帝的“神威勇武”,又极大地丰富了关帝文化的内涵。由此,关帝的圣帝地位,关庙的国庙规格,关帝信仰的忠义精髓,在恰逢彼时开始设立的铜陵武庙,在恰逢彼时开始传播的东山一方,正好恰得堂堂正正轰轰烈烈贯彻弘扬之。所以,铜陵武庙打一设立起就富具关帝文化鼎盛时期的特征,起点高品位高内涵深。黄道周唱咏关帝业绩和关帝文化精义的楹联以及咸丰皇帝的御笔匾额出在东山,出在铜陵武庙,并非事出偶然。它正是关帝信仰文化在铜陵武庙,在东山一方发扬光大独树一帜的历史写照。
  其次,东山作为东南海疆前沿,作为福建四大海防基地之一。正处在抵御外来侵略的要冲和明清之交东南沿海军事对峙的主战场位置上。由此,关帝的“忠勇”精神,在这里更具有根植和发扬的地壤。东山人民和守御官兵,将关帝作为保疆卫国的保护神来崇拜,以关帝的忠勇来鼓舞军民斗志,同仇敌忾抗击倭寇,追随郑成功驱夷复台,支援施琅统一台湾。至今流传的南宋末年陆秀夫和赵昺君臣抗元崖山兵败死难后,灵魂投身铜陵武庙关帝周仓神祗,显灵助民抗倭,从而铜陵武庙被赋予关帝与周仓“平起平坐”特殊格局的故事,以及郑成功、施琅以至福康安自东山出师东渡台湾时,在铜陵武庙抽签应验的传说,都是关帝“忠勇”精神在东山一方升华为军民保疆卫国气节的佐证。
  第三、关帝信仰文化所以特别能在东山广泛传播和弘扬,还与东山作为海岛的地理环境以及东山岛在明末清初备受清朝庭岐视的历史条件有关。东山岛人历史上以捕鱼为业,由于生产力落后,渔民经常遭受飓风海啸袭击,生命得不到保障,更需要人与人之间有一种“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义气和扶危救难的道德风尚,这与关帝的“信义”精神正好相合。由此,关帝信仰在东山特别具有社会基础,更加易于在渔家民众中广泛传播。另外,清朝初年,由于郑经以东山为大陆最后基地对抗清朝廷的历史原因,清政府对东山一直采取岐视的态度。康熙年间实行海禁迁界,东山人民被迫背井离乡,东山岛几乎沦为废墟。复界之后,清朝廷对东山仍不承认不予注册入藉。东山人民为争取生存和权力,又需要以关帝的信义精神来动员和团结民众与朝廷抗争。相传关帝托梦漳浦县令陈汝咸和铜陵各大姓族长,指点官民联络向朝廷奏议的途径。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东山始被批准入籍清朝版图,豁减赋税徭役,由此东山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传说加上现实,为了感激关帝恩泽,东山人民对关帝的崇拜更加至诚至深,家家户户悬挂关帝画像,将关帝作为自己的祖先来奉祀。关帝的“信义”精神,也升华成了东山岛民众扶危救难的道德风尚。
  三、台湾关帝文化传播铜陵武庙功不可没
  东山岛与台湾岛,地缘近、人缘亲。东山岛和铜陵武庙由于其特定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环境关系,又历史地成了关帝信仰自沿海至台湾的传播发祥之地。关帝信仰文化由东山传往台湾,主要通过三种途径。
  途径之一是戍垦移民。这样的事例有:明嘉靖年间,铜山(明初起,东山称铜山)水寨扩建游兵营,辖台湾的淡水、澎湖、凤山。铜山民众三丁抽一参加水师到台湾服役,退伍后部份士兵留居台湾澎湖一带,与土蓍结合共同开垦台湾。这些人把从铜陵武庙分灵的香火奉祀居留地作为保护神,如澎湖关帝庙等。明永历十八年(1663年)郑经撤离铜山归台,部份明宗室同行。宁静王朱术桂特地在台南王府内建“祀典武庙”,祀奉从铜山分灵进台的关帝。该庙仿铜陵武庙建造,庙里悬挂有仿写的黄道周关帝楹联和与铜陵武庙相似的“万世人极”匾额。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铜山人游崇功出任台湾守备,特地从铜陵武庙分灵一尊关帝神像,奉迎到诸罗县东山隅(今嘉义县)建庙崇祀,以关帝神灵慰藉追随赴台的铜山官兵等等。
  传播途径之二是商贸往来,这样的事例有:明隆庆年间,铜山成为东南沿海五大水寨最大的造船厂,海外商人因铜山船舶坚固廉价之故,争相订制。当时,出洋海船在铜山港必须先到铜陵武庙焚香朝拜,赐给香火。于是铜陵武庙的香缘就随商船出洋奉祀于台湾和海外各地。明永历年间,东山与台湾航道畅通商贸往来频繁,泉州一商船停泊铜山港,陈姓船主来铜陵武庙进香,分灵到船中奉祀,从此这艘商船生意日上。后陈船主为感谢关帝庇佑,将船中奉祀的关帝神像送到凤山(今高雄),兴建文衡殿,尊祀关帝,成为台湾南部较早的关帝庙宇。清嘉庆年间,漳州平和人林枫进京诉讼搭船往铜山,进铜陵武庙祈求神灵庇佑,进京后果然获得胜诉,归途中再度进庙叩谢,并分灵回乡,塑金身奉祀。后来林枫的子孙林应狮等人又亲来铜陵武庙分灵,奉迎至台湾礁溪立庙供奉,等等。
  传播途径之三是建筑交流。这样的事例有:东山县康美村建筑师傅林进金之大哥林进添、叔父林保宗,早年应聘到台湾澎湖、台北等地建筑了四座关帝庙。1933年夏,林进金叔侄又应澎湖一位张姓台胞之请,三年中承建了三座关帝庙,即马公关帝庙、赤嵌关帝庙和小卷关帝庙。他们所建的关帝庙,庙宇的设计布局都与铜陵武庙相仿。其后,台北乡亲又亲往澎湖,迎请林进金到台北仿照铜陵武庙的样式建筑台北关帝庙。
  大陆中原的关帝信仰文化精义传播到东南沿海,经东山地方和铜陵武庙的弘扬发展后,通过多种途径再传播到台湾,对保卫台湾和开发台湾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和深远的历史影响。由于台湾的经济物质基础不同,台湾的关帝信仰也逐渐有了新的特点和内涵,如一庙并祀诸神,把关帝作为财神来崇拜,以及较多地带上帮会和宗教色彩等等。但不管如何,台湾的诸多关帝庙宇至今都悬挂着铜陵先贤黄道周的关帝楹联,充分说明台湾的关帝信仰文化,仍然弘扬光大着关帝“忠”“义”的精义,与大陆的关帝信仰文化一脉相承,炉丹共香。
  四、两岸关帝文化交流铜陵武庙再当重任
  打从关帝信仰于明清时期由东南沿海传播到台湾岛之后,两岸关帝文化的双向交流就一直在进行着。东山岛由于其地域之近舟楫之便,铜陵武庙由于其神灵显赫香缘之广,数百年来一直是两岸关帝文化交流的前沿汇流之地。
  台湾各地关帝庙自来对铜陵武庙十分关注,每逢祖庙修建,总是慷慨解囊,踊跃捐资。现在铜陵武庙里还保存着一块清同治九年(1870年)重修武庙碑记,记载台湾同胞协助修庙事迹,镌刻有安平、澎湖、鹿港等四十多位军政商渔各界人士捐资芳名和金额,留下了历史的证实。就是在海峡两岸隔绝的年代,东山和台湾两地渔民经常在台湾海峡同场作业捕鱼,民间的关帝信仰交流也没有间断过。自1978年经批准东山为台轮停泊点以后,台湾渔船到铜陵来避风、加水、加油和进行小额贸易成了家常便饭。台湾渔民一到铜陵,总是首先到武庙进香朝拜,问卜吉凶祸福,祈求神灵保佑,事业一旦有成,就来乐捐还愿。
  最近十年来,随着台湾海峡形势的和缓,台湾与大陆的关帝文化交流逐渐发展成有组织大批量的态势。铜陵武庙首当其冲,更成了台湾诸多关帝庙宇人员信徒来大陆谒祖朝圣的首站和热点。1985年8月,高雄文衡殿庙众倡先莅铜陵武庙举行谒祖进香挂匾祭典。1990年7月,台湾宗教咨询委员会委员李炳南教授亲临铜陵武庙考察,当他看到黄道周撰写的关帝楹联真迹,恍然大悟地说:“台湾关帝信仰文化正源于此”,进一步印证铜陵武庙是台湾关帝信仰的发祥地。回台后他向各地关帝庙宇传播有关铜陵武庙香缘关系的信息,引起台湾宗教界的重视。随后,台湾寺庙整编委员会秘书长黄志贤先生承担追根探源的重任,步李教授后尘,多次前来东山铜陵武庙实地考察,并于1990年8月11日在台湾圆山饭店举行“两岸同祀关帝庙宇信仰文化交流筹备会台湾代表联席会”,发布铜陵武庙与台湾关帝庙宇香缘史实,取得与会代表的共识。8月27日又亲率台湾台中圣寿宫、高雄关帝庙、台南山西宫、池上玉清宫、花莲圣天宫、台中慈德堂等十一个宫庙代表,抵达东山举行“两岸关帝信仰文化交流筹备联席会”。自此,台湾各地关帝庙宇先后组团,接踵而至莅临铜陵武庙竭祖进香。1990年11月8日,桃园大溪普济堂等七个庙宇126人,奉抬蒋经国先生的祖母所崇祀之关帝铜像前来铜陵祖庙挂香过炉。1991年4月25日,宜兰礁溪协天庙由主委吴朝煌先生倡领,组织台湾北部所在协天庙挂香的信徒476人,浩浩荡荡莅临铜陵武庙,举行祝嘏大典,并迎奉关夫人神像赴台绕境。后吴朝煌先生还与台中圣寿宫主委张子清先生一同倡议,在古时自东山迎奉关帝赴台崇祀的铜陵故址西门澳上筹建“朝圣楼”。据铜陵武庙理事会的不完全统计,自1988年8月以来十年间,就有数十批数百座台湾台湾关帝庙宇组织谒祖朝圣团队前来铜陵武庙朝圣进香。
  作为两岸关帝文化的双向交流,东山历史老人、关帝文化学者陈汉波先生,于1992年夏应邀前往台湾考察关帝信仰文化,传播铜陵祖庙的信息,所到之处,受到台湾各关帝庙宇的热烈欢迎和一致认同。1995年元月6-10日,铜陵武庙主神由基隆普化警善堂主简火土先生等倡领的朝圣团恭迎,乘“源丰号”渔船赴台湾参加“玉敕文武庙建教”大典,并且巡境台湾全省,一时在台湾岛上引起轰动传为佳话。1997年元月7-21日,东山铜陵武庙访问团,应台湾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协会邀请,赴台湾进行宗教文化交流活动,再次与台湾各主要关帝庙宇会香结缘,更对两岸关帝文化的交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综上所述,关帝信仰发祥于中原,千多年来关帝由人而神而圣,其信仰和崇拜由中原传到沿海。地处东南海隅的东山岛,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特定的历史条件,铜陵武庙历史地成了关帝信仰文化在东南沿海传播的登峰杰作,至今经典精义保存最完好,香火最鼎盛,神灵最显赫。明清时期关帝信仰由沿海传到台湾,东山由于其与台湾特殊的地缘和亲缘关系,铜陵武庙又历史地成了关帝文化自沿海至台湾的传播发祥地。如今两岸关帝文化的双向交流和关帝忠义精神的发扬光大,铜陵武庙再度站到了前沿汇流地的位置上来。现在台湾广大关帝庙众信徒追寻当年关帝信仰文化自中原而沿海而台湾的传播轨迹,由台湾而沿海而中原追源谒祖,铜陵武庙理所当然地成为首站和热点。按照陈汉波先生的说法,“东山与台湾关帝信仰文化是历史淀积和现实文化的共同体,是一座应予重视的文化彩桥”。铜陵武庙在关帝信仰文化传播中的地位,历史已经作出了充分的证实。其当今在促进两岸关帝文化交流以至促进中华民族统一大业进程中的作用,也将由历史得到充分的肯定。
  1997年5月于铜陵
  参考篇目
  陈汉波——《东山与台湾关帝信仰文化缘系小考》
  孙英龙——《东山铜陵关帝庙的建筑艺术》
  黄匡国——《东山铜陵关帝庙的香火缘》
  陈立群——《东山人为什么崇拜关公》
  东山关帝庙的三大特色
  曾五岳
  美丽的东山岛,古称铜山,雅号蝶鸟。岛上人文荟萃,滩多沙白,林茂山青,素有“东海绿洲”、“海上明珠”之美称。岛东端的风动石——塔屿风景区,是福建十佳风景名胜区之一。座落在风景区内岵嵝山东侧山腰的铜陵关帝庙,不仅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而且是台湾全岛关帝文化的祖庭。1996年11月20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眼下全国文物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750处,可谓群芳竞秀,百花争艳,展示着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的辉煌。而铜陵关帝庙得以跻身于全国文物“国宝”之林,更为国家文明精品的百花园增添了一分春色。然而,“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就历史思维学的视角来观察,这枝“红杏”便是铜陵关帝庙在中国古代文明精品中所具有的少见的三大特色:
  一、小巧玲珑的建筑艺术特色
  中国传统文化最高、最系统的体现是“天人合一”思想。所谓“与天地合其德”、“为天地立心”,“赞天地之化育”,实质上是一个精深的生命现象哲学,一种高尚的精神追求,一方纯洁的人生艺术境界。其核心是天与人、生与死、神与俗,此岸与彼岸,没有不可逾绝的鸿沟。无论是儒家的止于至善,佛家的明心见性,道家的返朴归真,都在执着追求真善美的高度完美统一。其特点是崇天理,重人文,天人共尊。关帝文化之所以风靡全国以至东亚,固然与宋徽宗封其为“忠惠公”始,历代皇帝屡有敕封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它体现着中华民族许多值得歌颂的传统美德,如“对国以忠,对民以义,对友以信”等等,赢得世代人们的无限景仰与崇拜。正是这样一种带有广泛社会性的群体心态,促使关帝成为儒佛道三家信徒共尊的神明,亘千余年而不绝,庙宇建筑也越来越精美绝伦。
  宋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说的是人类是我们的朋友,大自然是我们的伙伴。体现在铜陵关帝庙的建筑艺术上,主要有两点:一是它与文物环境的高度协调,二是它本身建筑的风姿独具。
  铜陵关帝庙在风光旖旎的著名海上园林石斋园的西南角。石斋园因明末抗清英雄、儒学大师、大教育家、大书法家黄道周(1585-1646)别号“石斋”而得名。关帝庙右前方隔一条小道,有座古朴的明清平屋,便是黄道周的故居。自幼生长于斯的黄道周,深得中华关帝文化的真谛,一生壮怀激烈,以天下为任,三受延杖,冒死直谏,刚正不阿,气壮山河。隆武时任武英殿大学士兼史、兵部尚书,请缨行边,击剑长啸,力挽狂澜于既倒。兵败被俘,拒不降清,高风亮节,大义凛烈。临刑时啃指裂帛血书云:“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这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十六个字,深刻地反映了关帝文化的清萃与辉煌。早在崇祯八年(1633)年十月黄道周回乡探亲时,为铜陵关帝庙撰写楹联云:
  数定三分,扶炎汉平吴削魏,辛苦倍常,未了一生事业;
  志存一统,佐熙明降魔伏虏,威灵丕振,只完当日精忠。
  廖廖四十二字,对关羽一生的功绩与品格作了精辟的高度概括。这既是对古代豪杰的热情讴歌,也是对道周自已内心丰富感情的自然流露。道周如此注重“节义”、“精忠”,不妨说是明清鼎革风云突变,色彩斑澜时代关帝文化的化身,其人格力量有如滔滔沧海,巍巍高山,垂青史以至永远。正是地灵钟成人杰,庙馨孕育英雄,名人光照名园,名园附丽名庙,名庙显耀名岛,名名相同,相得益彰,此乃铜陵关帝庙不同于其他全国文物“国宝”之所在。
  石斋园人文荟萃,景点锦簇,以关帝庙为中心,左有宝智寺,东壁书院(今黄道周纪念馆),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母系氏族社会(距今约7000年)的艺术孑遗——生殖崇拜与月亮崇拜岩画(在“贵子石”与钓鳌台),“天下第一奇石”风动石、石僧拜塔等名胜;右有榕荫小院、城隍庙、黄道周故居、虎崆滴玉等古迹。这些胜景烘托铜陵关帝主庙,宛如众星拱月。庙前为山腰开阔地,依地势高低,铺设九层白色花岗岩条石附有雕花栏杆的石板场,逐级迭落,井井有条;一口直径35米,围长110米的莲花池,波光粼粼,清澈见底;绿荫奇石中有几条小径通幽,花木扶疏,楼亭半露,鸟语啁啁啾,暗香轻送。原长1800米,高4至6米不等的明初防倭古城墙,从东北方至西南角从庙门对面山峦隆起部蜿蜒而过,那东门城楼飞檐翘角,傲视海疆,显得格外雄壮。隔海的东门屿峰尖,屹立着一座建于嘉靖五年(1526年)的七层八角密檐式实心花岗岩石塔,高31.7米,突兀峥嵘,高耸入云。登临城楼远眺,天风云影,海光山色尽收眼底,令人神旷心怡。回眸关帝庙,只见头顶高高蓝天,脊牵悠悠白云,官殿层层迭落,门亭轩昂高张,恰似那苍龙舞海,气象巍峨。在纵横不足半里的如诗似画海上园林里,竟然集中了如此之多的胜景,且与皇冠上的明珠关帝庙互相协调,浑然一体,达到水乳交融、如梦如幻的意境,别说在神州大地,就是在全世界来说,恐怕也是罕见的。
  铜陵关帝庙的总体建筑构思,采取宫庭式的基本格局,依山势高低,分门楼、前殿和主殿三进,进进递升,再腰廊缦回,围合成后、前高低两小天井,结构严谨,重点突出。面阔20米,进深34.69米,建筑面积约706平方米。加上庙右巧妙布置假山、花卉、石桌、石椅的半亩榕荫小院,占地约一亩半。由于四周场地的限制,只能在亩地方圆中施展建筑才华,因而在建筑艺术上便以“小巧玲珑”著称。
  门楼又称太子亭,不加封闭,似门非门,似亭非亭,由两根白石梭柱和四根长圆白石斜柱顶托一个造型精美、色彩艳丽的半拱与屋顶组合而成。白石梭柱的前后两侧还有两块高约一米半的两块长石板夹紧,再凿小圆洞用石锥闩紧,似此奇妙的细部处理,中外实属罕见。虽历经近五百年风雨地震的侵袭摇撼,依旧安然无恙,风姿绰约,可谓中国建筑史上的杰作。在亭右侧,还不经清基就在原始花岗上刻阶砌墙盖起庑廊,真是别出心裁,大胆构筑令人耳目一新。
  前殿有蟠龙石柱、雕花石窗、青色抱鼓石、浮雕石板饰墙等等,就连檐柱、雀替和垂莲也用青、白石细雕而成。大门正中是悬挂夔龙饰边的青石竖匾,阴刻楷书“武庙”两字。而两侧僧合舍却朴实无华,与一般卧房无异。可谓繁简有度,精粗有别,明处铅粉重施,暗处淡装素裹。
  主殿前檐下,斜立一通宽2.88米、高1.66米的水磨青色大龙陛石,雕有云涌苍龙、张口含珠、峥嵘露角,巧夺天工。而在腰廊上的10根青石梭柱,勒有仙鹤、荷花、绿树、凉亭、小鹿以及书生骑马、随从挑担、艄公驶船、老翁春游等浮雕形象,其中一柱竟刻出13个神态各异的古装人物,栩栩如生,实属难能可贵。
  主殿正中供奉关帝神像,红脸长须,一身浩然正气,精美雕花的神盒龛前,竖立太平、周仓、赵累、王甫四位关公心腹大将的泥塑像,为已故民间雕塑大师、画家林少丹先生的力作。殿顶悬挂咸丰皇帝御书“万世人极”的巨匾。而雕梁画栋,鎏金漆画,雕花隔扇,铭文铜钟等等,都极尽华美。黄道周的楹联书艺,高古奇崛,远承晋人,兼涉北朝,刚劲之中,自成精熟,堪称镇殿之宝。其他石刻楹联笔法秀丽,如“山岛雾收舒正气,海门日出照精忠”;“德配文宣垂万古,功高武穆冠春秋”;“义薄云天君与臣,情同骨肉兄及弟”等等,虽无深奥文字,却状景贴切,抒情自然,深刻揭示了关帝文化的厚重内涵。
  关帝庙的琉璃瓦屋顶,运用平雕、浮雕和圆雕三种工艺,装饰花卉、飞禽走兽和古装戏曲人物的彩瓷剪贴,色彩鲜艳,形象逼真、可谓集漳州屋脊装饰艺术之大成。
  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陋室铭》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总览铜陵关帝庙的建筑艺术特色,亦可称之为:宫不在小,有巧则名;殿不在大,有精则灵。斯是小庙,风姿独具,不似仙宫,胜似仙宫,确是一处具有大背景、大内涵、大效应的文化景观。
  二、释道儒交融的民间信仰特色
  儒出自孔孟,源远流长;道出自神州,土生土长;佛出自印度,东渐中土,变而为禅。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传至曹溪,芽发五叶。花开闽中,重镇林立,群禅竞秀,最早的南少林当推漳州紫芝山开元寺与原属泉州德化县(今属莆田市仙游县)的凤山九座寺。
  据1993年秋在东山县铜陵发现的周炳辉藏本《苦菜寺源流》记载:九座寺建于唐懿宗咸通六年(865年),正觉禅师倡建,钵承南祖临济义玄禅师,寺僧五百余众,“有南少林之誉”。明天顺壬午六年(1462年),该寺明雪熙贤禅师南下铜山龙潭山苦菜寺弘法,后传至古来寺、长林寺、恩波寺、西山岩、南正院等等,使铜山成为后来传至海内外的著名南少林洪拳的发祥地。又据光绪《漳州府志》卷40《古迹》载:
  开元寺:在府治西北紫芝山麓。原嗣圣(864年)间建于漳浦,明皇二十六年(738年)改今所。……明中丞汪道崑诗:“严城吹角入边声,古寺邀兵坐月明。海藏三秋开法界,关山五夜照行营。散花座上天香满,说剑樽前斗气横。但得玉门归有日,便依金埒学今生。初地招寻旧酒徒,当筵叱咤尽枭卢。鲸鲵出没潮声接,龙象经行海色扶。静夜清笳吹塞草,高天白露下庭梧。”
  诗中“古寺邀兵坐月明”、“说剑樽前斗气横”等句,表明此寺与寺僧练武有关。据南宋朱嘉高足陈淳(1153-1217)在嘉定间《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云:环城五大禅寺(开元、净众、法齐、南山、龙山等)寺田曾占当地总土地的七分之六,由于僧团经济的畸形发展,“五大禅寺为郡头目,皆出头好闹,至狡黠者图之,握钱谷大权在手,聚奸凶大众在院,遂作无边罪苦,便虐平民,陵抗大夫。”(见万历《漳州府志》卷10)证实当时开元寺等为收租、护院和教授僧众习武健身,早已豢养武僧。恃财势欺人,连缙绅亦不放在眼里。光绪《漳州府志·艺文志》云:宋景炎二年(1277年),抗元英雄文天祥曾率义军驻扎于此,作《驻师漳州夜宿开元寺诗》一首。黄仲昭《八闽通志》对此寺特别注明:“宋末毁于兵。”可见其不同福建一般禅林,或许同该寺拥有武僧并参与抗元斗争有关。张胡山《漳州开元寺的武术渊源》说:“漳州开元寺历代均有习武健身的寺规。历代相传下来的僧众,多有武艺。开元寺的武术经过历代的创新与发展,成为一种有柔有刚,攻防并蓄的独特风格。其拳术特点是迅猛凌厉、轻松活泼而且形用兼备。”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力佐证,就是今日饮誉寰球被称为“中国消炎神药”的荔枝牌片仔癀系源紫芝山自开元寺,若无世代练武技击,兼习行医精研养伤消肿验方,哪来的消炎止痛神药之有?
  铜陵关帝庙始建于明初,至今已有670年的悠久历史。据现存于该庙主殿右侧,竖于龟趺之上,正德十一年(1516年)四月初六日月堂和尚立的《鼎建铜城关王庙记》云:“国朝之二十年(1387年),城铜山,以防倭寇,刻像祀,以护官兵,官兵赖之。”尽管当时它已经成为守城官兵的精神依托,然而它却是一座单开间的简陋小庙(在今关帝庙右侧榕荫小院内),亦有喜施者想重建,又因工程浩大而却步。后有漳州开元寺第九代法嗣南少林高僧圆球和尚(字肖岐,号月堂),漳州人,幼入空门,爱读此书,笃好文墨,二十岁受具足戒。素喜观山玩水,游方参学,至此“仰观关圣殿之福地,声灵必震于千年”。遂募善缘,策划重建。正德三年(1508年),云霄财主吴子约避寇来铜同铜陵善土黄宗继等九人鼎力相助,即于次年五月初七日,在原庙左之空地上鸠工兴建,至正德七年二月初二日落成。正德十一年立鼎建庙碑云:“庙之地势,龙盘虎踞;庙之壮观,翚飞鸟革,矢棘跂翼;庙之定制,纵袤百二十尺,横广五十一尺;庙之规模,王宫巍巍。廊腰缦回,阶级峻绝,中肃间门,外高华表,傍则僧舍翼然。非昔日之旧矣!”并高度评价关帝庙的建筑特色与历史价值,说“虽古滕王阁,莫是过也。”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平心而论,其布局合理,结构严谨,统一对称,精雕细刻,色彩对比强烈,细部处理奇巧,确为艺术之精品,神嗣之杰作,为铜山名岛增添了几分春色。
  铜陵关帝庙落成之后,香火一直鼎盛不衰。人们心目中的关公,始终是一位活在冥冥之中不摆架子的帝君,指点迷津的先师,体察民情的长者,赏罚分明的法官,伦理道德的卫士,纳福迎祥的保护神。于是在当地逐步形成了烧香膜拜、求签解签、乐捐资财、演戏祝嘏、挂像祈安、迎神出巡、挂香朝圣、沙门当家等富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据东山县知名人士、关帝文化研究专家陈汉波先生考证,早在嘉靖(1522-1566年)间,设置在此的铜山水寨扩建游兵营,辖台湾的淡水、澎湖和凤山。铜山居民多为世袭军籍,凡一户三丁者要抽一丁参加水操,三年期满轮流替换。当时,他们胸前均挂铜陵关帝庙香火袋,以求平安。退役后,部份员丁移居台湾,把关帝香火留下奉祀。到万历(1573-1620年)时,传说有一艘泉州商船停泊铜山港,船主陈氏到关帝庙分香到船中奉祀,后到台湾凤山(今高雄市)定居,鸠工兴建文衡殿,轩宏壮丽,为台湾南部关帝文化之始。康熙五年(1648年),郑成功率大队船舟据此抗清,干戈扰攘,穿波逐浪,官兵更赖关帝暗中保佑,相传藩主曾到庙进香,祈求关帝匡扶反清大业。康熙三年(1644年),明宁靖王朱术桂随郑经东渡,特地在台南王府建所仿自铜山祖庭的关王庙,后称“祀典武庙”。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铜山人游崇功出任台湾守备时,从祖庭分香至诸罗县东北隅(今嘉义县)建庙奉祀,以慰随他赴台的铜山官兵。又传嘉庆(1796-1820年)间,平和人林枫子孙林应麟等从铜山分香到宜兰县礁溪建协天庙,传遍台湾北部。至此,逐有“南文北协、相映生辉”之美称。据不完全统计,台湾全岛有敬奉关帝的宫殿庙坛,馆社堂舍,院府寺庵共481座,可谓“云蒸霞蔚,群星璀璨”。由于关帝文化的本质是释道儒文明交融的中华传统文化,深得人心,四十年来台湾关帝庙比原来增长二倍多,信从跃居全省第二位。五年来台胞来铜陵祖庙谒祖进香的团队已达47批2050人。正是:几度风雨海上花,传入宝岛人人夸。神缘本是血缘化,华夏子孙共一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鼎建铜陵关帝庙的不是官府、缙绅和道士,而是来自南少林寺的高僧。圆球和尚毫无宗教门户之见,不受释道儒教门的羁绊,唯中华传统文化的圣贤豪杰,人文伦理是尊,实属难能可贵。康熙三年(1664年)五月十三日晚,青福建总督李泰帅大军到铜山,实行惨绝人寰的“迁海政策”,十四、十五两日,纵兵焚毁,庐舍灰烬,人民扶老携幼,纷纷从八尺门流徒漳泉内地,骨肉流离,饿莩遍地。铜陵关帝庙被毁,关帝偶像也在劫难逃,幸亏该庙住持僧大陆和尚负神像脱逃入云霄,暂居下港尾武庙侧室(号“铜云室”)。到康熙甲寅十三年三藩之乱中,忽闻复籍之命,复负神像回铜,清其殿痕构数椽茅屋,蔽风雨而已。康熙十九年(1680年)复界,总兵黄镐仍以故址兴筑恢复旧貌,其年落成。现存于左廊墙壁的《关永茂碑记》,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立,说明原来铜城官军世袭,是为军籍,里甲丁粮,世莫之闻。“迁界”时清兵墟其地,复界后,回归者不及原来十之二、三,均无户籍。至康熙四十年(1701年),漳浦知县陈汝咸因其泛而无宗,终非贻燕良策,就叫他们依在铜陵关帝庙的门下,以关为姓,立一个总户名叫“关世贤”,编入临时户口册。康熙五十年(1711年)编审公议,又表其名曰“关世茂”,分为七房,顶补漳浦十七都六图九甲,方才正式列入户籍,消除政治岐视。经此一波三折,令人荡气回肠的柳暗花明历程,天帝与当地人民的命运就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神之间缘分也就非一般。而对鼎建、修建、管理该庙的僧侣也敬重有加。据该庙第二十五代僧人承理民国修纂的《铜陵关帝庙世系略谱》记载:该庙共被沙门管理了四百多年,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宗教、民俗、体育史上一种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不仅为全国750所文物重点单位中所仅见,且在古今中外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三、影响洪门起源的民俗文化特色
  宇庙万物无一不受着时空经纬的制约。什么样的历史地理区域性文化,必然要产生什么样的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铜山岛孤悬海上,渔夫们望海为田,遇到海难每每舍命相助,捕鱼捞到人骨与化石,则不论人畜一律携返陆地掩埋;铜山又是对外贸易良港,商人重利崇义,恰恰是关公“仁义”、“守信”等优良品质,自必为黎民所景仰。铜山自古是海防重地与武林之乡,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亟需依靠异姓团结以攘外复内。此邦及儒学大师黄道周的故乡,素有“海滨邹鲁”之美称。李猷明《东山县志》卷11云:“明季,铜山人才蔚起,簪缨相望一时如陈士奇、陈瑸、林日瑞俱官至一省巡抚,故时人有‘七里三军门’之称。”该志并转引康熙《铜山志》说:“有明自嘉靖至崇祯百余年间,为铜山所科举最盛时代,计登会选者九,就乡荐者十有八,明经者二十六,茂才者四百余人,一时称大盛焉。故石斋先生每告人曰:“‘吾乡子弟,虽划船荡桨,亦能文章。’岂虚语哉。”由于深受浓酽传统文化的影响,爱国情怀与节义观念无处不在,故李猷明修志时转引《台湾外志》说:“清初鼎革,剃发令严,有‘留发不留头’之律。时铜山民众抗节蹈海而死者百有余人。”明乎此独特的历史人文地理环境,对伟大的天地会创始人道宗禅师于顺治八年(1651年)在铜山九仙顶长林寺创立气荡河山、影响极为深远的天地会,也就容易理解的了。铜陵镇香花僧白金泰收藏的天地会文件说:
  涱淋洔〓瀄汧,
  〓〓洔泈〓〓。
  沄泷〓跃治,
  〓〓浍〓〓汧。
  非常有力地证明了铜山确是清初天地会的诞生地。
  道宗禅师自明崇祯八年至清康熙三年(1635-1664年)间,先后在铜山参禅弘法近三十载。因九仙顶长林寺与关帝庙近在咫尺,且同为沙门管理,禅缘如醪如醇,也就深受关帝文化的影响,关帝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天地会人崇拜的偶像。如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5诗云:
  桃园开放万里香,久闻知已访忠良。天下英雄居第一,桃园结义刘关张。
  《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云:
  关帝对一:匹马斩颜良河北英雄皆壮胆,单刀会鲁肃江南豪杰尽寒心。
  关帝对二:生蒲州仕豫州守荆州战徐州万古神州有德,兄玄德弟翼德释孟德擒庞德千秋圣德无双。
  东山县铜陵镇渔民周炳辉藏本《会簿》(即《古来寺赞集》)云:
  打开利义关具见英雄过人气概,
  参透天人路便是圣贤行已工夫。
  赤胆独难半月青锋分宇宙,
  丹心不泯终宵红烛照纲常。
  也许有人要问,尽管天地会的故乡是在漳州,但关帝庙县县都有,甚至乡社古城堡也有,你凭什么说影响天地会起源的关帝庙是指铜陵此庙而不是其他的呢?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由于每一事物都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特殊性寓于普遍性之中,找到了它的特殊性便是它的个性特征与标志。周炳辉藏本《古来寺赞集.水灯章海边》下注:“五月十三日,红花亭曲词”,按前者为世俗关公诞辰之日,后者是指天会诞生地的曲牌。既然农历五月十三日,洪门人士(香花僧)在海边放水灯招野鬼孤魂,那自然是指位于海边关帝庙而不是指内山那些关帝庙。白金泰藏本《会簿》说:“长林寺枝节开,苦菜寺冬笋埋,云龙虎跃天台,天地会遍地开。”表明天地会的源头是铜山长林寺和苦菜寺,而与此两寺在地理上人文渊源上最接近的也是铜陵关帝庙。尤其重要的是,《铜陵关帝庙世系略谱》云:“盖谓木本水源,三教虽别,一一俱同,慎终追远,二谛并观,百年不易。清清楚楚地表明,它是普天下最奇特的释道儒三教合一的民间信仰神祠。请问:漳州以至全国能够做到佛谛、俗谛并观、百年不易,且由南少林武僧(清初起由香花僧)管理了四百多年的关帝庙,除了铜陵关帝庙,还有谁呢?在这里不能不指出,现在有一种不太好的风气,某些地方清争名人名胜的冠名权,如西施的故里就有六、七说,遑论其他。其实,历史是一门科学,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千万来不得半点虚假。考订天地会的诞生地也同样如此,要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尊重事实。
  总而言之,铜陵关帝是铜山六百年历史的见证,是闽台“六缘”(地缘、血缘、物缘、文缘、情缘、神缘)的重要载体,是全国古代文明的精品,是关帝文化极其重要的历史性丰碑,更是华夏子孙在走向伟大的二十一世纪争取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中弥足珍贵的一颗掌上明珠。
  东山铜陵“关圣帝君”出巡台湾
  孙英龙
  1995年元月上旬,东山铜陵“关圣帝君”应邀“出巡”台湾岛,至7月20日从基隆港乘坐豪华游舰回到东山。台湾有32人护送,议员刘先生也参加护送到东山。东山县举行了隆重的迎接仪式。
  东山县铜陵关帝庙原是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最近又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考证,该庙是台湾岛上400多座关帝庙的祖庙。台湾关帝庙是从这里包香火到台湾分灵或再分灵。每年都有许多台湾关帝庙的朝圣团来东山铜陵关帝庙进香谒祖庙。近年来台湾有20多个县市175座关帝庙数万名信徒前来朝圣,并赠送“追源谒祖”匾,开展两岸关帝文化交流。
  1995年元月6日至10日,台湾基隆普化警善堂堂主简火土先生、基隆区渔会理事长谢建政先生、拖网协会理事长江钦良先生率领二十三人组成的朝圣团到东山铜陵关帝庙朝圣谒祖,并派“源丰11号”渔船迎奉“关圣帝君”神像赴台湾参加“道教大典”,出巡台湾各地。
  元月14日,东山铜陵“关圣帝君”到了基隆正滨渔港,参加四百年来台湾第一次“七朝清醮道教大典”鉴醮。一起渡海赴台的还有东山铜陵天后宫的“注生娘娘”和“延寿娘娘”神像。
  东山“关圣帝君”出巡台湾各地时,受到台湾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如台湾基隆市市长林水木先生代表36万市民到渔港迎接“关圣帝君”神像。台湾政界、军界有许多高层人士亲自参加策划。台湾军界三艘舰艇和数十艘渔船一道参加迎接。
  在东山“关帝”抵台的前几天,李登辉亲临基隆关圣神坛了解道教大典筹备情况。李登辉还派出私人游艇,作为恭迎东山关帝靠岸“起驾”的指挥船。连战、朱楚瑜分别担任大典筹备委员会名誉会长。两人各送了匾,上面分别写着“醮光普照”和“醮光泽民”大字。早在迎接“关圣帝君”之前,基隆市市长机要秘书许昌吉一行十人先抵东山县研究“关圣帝君”“起驾”台湾仪式和迎送的方案。
  据了解,台湾渔轮“源丰11号”是于1月11日从台湾直航抵达东山岛口岸并运走“关圣帝君”神像的。但是,台湾方面对“直航”还相当敏感。台湾各种媒界否认“直航”的事实。但实际上是从台湾直接到东山港的,而送回来时,也是直航到达。这就为两岸“直航”开了先例。
  东山“关圣帝君”在台湾期间备受敬迎,台湾《中央日报》、《中华日报》、《中国时报》、《联合报》等30多家报纸和“中视”、“华视”等电视台、电台,在头版突出位置和黄金时间,连续报道东山铜陵“关帝”出巡台湾盛况。《中央日报》报道说:“东山铜陵关帝庙主神“关圣帝君”应邀出巡台湾,引得岛内数十万各界信徒争相膜拜,全岛轰动。据悉,此乃四十多年来大陆神像跨越海峡之首例。”有的报纸评价说:“这是海峡两岸交往的新突破,大跨越。”人们都认为这是海峡两岸传统文化交流的一大盛事。台湾民间流传着一件奇异的事,说台北信徒吴勇雄全家八口人朝拜关帝时,出现了“竖茭杯”奇像(即茭杯一对竖立起来),说是关帝灵圣,会有好运气。台湾民间信徒还传说关帝君挥舞大刀,把1月17日将在台湾发生的大地震赶往日本神户的神话,说东山关帝十分“圣灵”保护台湾生灵。
  这次东山县铜陵关帝出巡台湾岛,是应台湾广大民众的要求,目的是祈求风调雨顺,民安业兴,发展两岸传统文化交流,增进两岸同胞的骨肉情谊。其结果,确是一次成功的两岸传统文化交流,它既促进了两岸的交往,又增进了骨肉情谊。
  这次东山“关圣帝君”出巡台湾,能在台湾岛民众中引起巨大的反响以及吸引台湾高层人物的参与,是因为关帝传统民族文化受到两岸同胞的认同。我们要进一步积极促进两岸人民共同盼望的祖国统一能早日实现。

附注

①《东山县志》545页、550页。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 ②《台湾省通志》卷二,人民志宗教篇285页。 ③刘枝万“台湾省寺庙教堂(名称、圣神、地址调查表)”《台湾文献》卷十一,第二期。 ④⑦《彰化县志》卷十二,艺文志。 ⑥《台湾南部碑文集成》上册,109页。 ⑤⑧《台湾府志》卷二十二、艺文志。 ⑨⑩《南投县志稿》“风俗宗教篇稿”102-104页102页。 ⑪《台湾古迹全集》第二册,342-344页。 ⑫《台湾湾中部碑文集成》合订本,26页。 ⑬庄为玑等编《闽台关系族普资料选编》671页。 ①、②、③罗尔纲:《困学丛书》(上),第15页,50页,2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又载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正中书局,1943年。 ④江日升:《台湾外记》,第16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参考文章: ①东山县风动石旅游区管委会、东山县博物馆合编《铜陵关帝庙》。 ②参看曾五岳、陈立群、林定丛等撰《东山关帝庙》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台湾锦锈出版社合编《中国建筑艺术丛刊》百卷中之一卷(即出) ③曾春英(巍巍东山关帝庙》,《福建乡土》1997年第1期。 ④张胡山《漳州开元寺的武术渊源》,原载《漳州文史资料》第七辑第101页。

知识出处

东山文史資料第十四·十五辑

《东山文史資料第十四·十五辑》

本书收录了水调歌头·香港回归感赋、七律·欢呼香港回归、临江仙·迎香港九七回归、七律·庆香港回归、东山建县始末、八十年的路、1950年后到东山岛视察的中央和省领导人、纪念东山建县八十周年诗词一束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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