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论施琅铜山出师
  吴幼雄
  1661年4月21日，郑成功率领军队2万多人，2百多艘战船，从金门料罗湾放洋，进兵台湾。经过10个月的奋战，至次年2月1日，郑军打败了被马克思称之为“十七世纪标本国家”的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了台湾。1683年6月14日，施琅率领军队2万多人，战船2百多艘，自铜山放洋，攻取澎湖，统一祖国。郑成功和施琅在收复台湾和统一祖国这个大前提下，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他们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当郑成功在热兰庶城附近登陆时，“随即有几千个中国人出来迎接他们，用货车和其他工具协助他们登陆①。”战斗缝隙，郑成功巡视蚊港，“四社土民……男妇壶浆，迎者塞道②。”而当施琅于1683年8月13日到鹿耳门受降时，“其各乡社百姓以及土番，壶浆迎师，接踵而至……咸皆欣欣踊跃③。”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说施琅在保卫台湾、建设台湾等方面，是继承了郑成功的事业。
  清初，郑经政权早就准备援引琉球、朝鲜例放弃明朔，向清王朝称臣纳贡，以保持“半独立”或“独立”的地位①。所以施琅率师所要解决的是台湾要不要统一于中国，或者再次从中国分离出去的问题。自1683年施琅统一台湾至1895年的不平等的“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台湾沦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之间相距212年。在这2百多年的时间内，台湾人口从20万人增至320多万人，行政区域从一府三县，增至一省、三府、一州、十六县和六厅。这就是说，施琅统一台湾，为中华民族争取到2百多年的时间，使台湾和祖国大陆完全统一。这是铁的事实，是国内外任何别有用心的人否定不了的。
  施琅统一台湾是从铜山岛放洋的，因此，铜山岛在施琅指挥整个统一台湾战役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果说它是占有决定性的重要地位，也一点不过分。当年施琅训练水师的水操台——铜陵镇九仙山上的“仙峤瑶台”，和出师放洋的宫前湾天妃宫等地，至今仍然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文物，而且也是铜山发展旅游业的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胜迹。
  施琅率师攻取澎湖，经历了十多年的艰难历程。首先，他必须取得康熙皇帝对他的信任。接着，清廷出现进兵台湾是乘北风或乘南风的激烈争论。施琅必须说服康熙皇帝接受他的乘南风“专征”台湾的意见。其间虽然出现不少挫折，但施琅的乘南风专征的决心更加坚定不移，终于取得康熙皇帝的支持，率军乘南风取得澎湖海战大捷。
  “乘北风”或“乘南风”的历史回顾
  古代祖国大陆与台湾的交通，有具体年月记载的，当推《隋书》，记云“大业六年（610年）二月，武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州，击流求，破之”①。宋代，类似记载渐多。如《攻媿集》有“乾道七年（1171年）四月，起知泉州……郡实濒海，中有沙洲数万亩，号平湖，忽为岛夷号毗舍耶者奄至……他日又登海岸杀略”②。即《诸蕃志》所记毗舍耶“至泉之水沃、围头等村，恣行凶暴”③之事件。与此同时，《水心文集》也有记“白蒲延大掠流鹅湾，同巡检轻战而溃”④的事件。流鹅湾在漳浦县，是一个半岛海港，明初建巡检司于此，距铜山岛甚近。白蒲延为巴布延群岛。这就是说毗舍耶人于乾道七年夏四月，有的乘西南风通过巴士海峡的巴布延群岛到达澎湖列岛，有的乘西南风到泉州沿海的永宁、围头和漳浦的流鹅湾劫掠。夏四月，正是南太平洋刮西南季风的季节，是中国出洋航船、外国航船和南海船返航闽、广港口的季节。
  南宋政府为保护南海航线的安全，针对毗舍耶每于夏四月乘西南风来袭扰，决定对澎湖由每年的夏四月“每遇南风遣戍为备”，改为“春夏遣戍，秋暮招归”⑤。即提早于春夏之交派兵至澎湖列岛戍守，待秋暮初冬刮东北季风时返回。以上的隋朝赴流求在春二月，南宋的戍澎湖在春夏之交，这些时间是多刮东北风的季节，而毗舍耶来泉州和漳浦沿海和宋军戍守澎湖，有时也是在夏四月，多刮南风的季节。这表明隋代以后，台湾与大陆的往来既有乘东北风季节，但多乘夏季西南季风的。
  1661年，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是于夏四月乘南风进兵的。在盛吹西南季风时进兵台湾，可对驻爪哇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封锁消息，使台湾的荷兰殖民者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实践证明郑成功的决策是正确的。但是，台湾海峡的季风并不是夏四月一定不停地刮西南季风，实际是台湾海峡的夏季南风的风信经常变化的，即时而南风，时而东北风地交替出现。
  征台乘风之激烈争议
  1662年郑成功死讯传来，清朝对郑氏政权采取军事进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1663年11月，以福建提督马得功率领的福建水师，会合郑氏降将施琅、黄梧、郑鸣骏、杨富等和荷兰舰队，攻陷金门、厦门，郑经败退铜山，面临覆没局面，只好退踞台湾。清军乘胜追击，命施琅为统帅，周全斌、杨富为副，统率郑氏投降诸将兵攻取台湾。1665年（康熙四年）5月，施琅率军自铜山放洋，也是乘夏季南风进击。可是船队至清水洋遇风折回。用施琅自己的话说是“明年（1665年），挂靖海将军印，统诸镇征剿台湾，往往为飓风所阻，以故暂停止。”①清廷怀疑此役的失败为郑氏降将暗中破坏，为防止郑氏降将的内外勾结，造成沿海更大祸患，康熙七年（1668年）四月，部文到闽，令“催施琅即进京陛见。授琅内大臣，裁水师提督缺，悉焚诸战船……次第催拔各投诚官兵，分配外省开垦”①。清廷从此搁置攻取台湾的计划。而施琅进授内大臣至复出的十三年之间；清廷给予的薪俸日减，生活十分艰难，如《天咫偶闻》所云：“世家自减俸已来，日见贫窘，多至售屋，能依旧字者甚少。以余所见，如续顺公沈氏，靖海侯施氏皆数易其居，赁屋以处。②”可见清廷对内大臣施琅的不信任。此后，清廷忙于镇压“三藩叛乱”，郑经取得时间在闽、粤沿海巩固自己的地位。
  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月，郑经死，诸子争立，内部动摇，清廷重议攻取台湾。安溪人大学士李光地力主乘机攻取台湾，并推荐施琅出任主帅。姚启圣也向康熙皇帝力荐施琅，指出：“原任水师施琅威名，郑锦畏之如虎，所以郑锦将施琅之子齐舍与至亥舍，给以官爵，以羁縻之……施琅即有一子在海，尚有六子在京，京中家口数百，肯为一子而舍六个儿子与数百口家眷乎？③”以释康熙皇帝之疑虑。
  于是康熙皇帝再次起用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到任后即投入练兵、造船和筹饷等事宜，准备于次年乘南风攻取台湾。可是，清廷内部在乘西南风或乘东北季风攻取台湾的问题上争论激烈。总督姚启圣、吴兴祚等坚持乘冬季东北风进兵台湾，他们认为东北风迅猛，可占上风上流之优势。李光地、施琅等则力主乘夏季西南季风攻取台湾。两派意见相反，相持不下，结果给反对进兵台湾论者提供借口。于是有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五月至七月，户科给事中孙蕙、左都御史徐元和户部尚书梁清标等上疏康熙皇帝，他们认为内部意见不统一，征台湾时机未成熟，请“暂停台湾进剿”。康熙皇帝虽然征台湾的决心没有动摇，但却同意乘冬季东北风进取台湾的主张。
  九月，施琅奉命率领二万一千多军兵，由厦门移师“泉州海口臭涂寄泊操练。①”十一月初三日移师兴化府平海卫澳，准备乘冬季东北风自平海开驾进兵台湾。十二月二十三日放洋，可是海面忽转东风，船队全部被风吹回平海卫。十二月二十七日，再次从平海卫开驾，船队至青水墘，风力骤减，遂转东南顶头风，整个船队又被风吹回平海卫②。施琅以两次实践证明，乘东北风进军台湾，貌似合理，但实际是难以成功的。总之，经过1665年的乘西南季风与1682年的乘东北季风的试验，施琅更加坚定乘西南季风进取台湾的信心。另一方面，经1682年乘东北季风进取台湾的两次失败，持乘东北季风论者也就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反对施琅的持乘南风论了。
  施琅力主夏至乘南风之正确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三月，施琅向康熙皇帝《密陈航海进剿机宜疏》云：“古者行兵，多用奇计，声东击西，兵不厌诈，非可直道而行”。去冬具疏，请以“今年三四月微北风进兵，盖为郑逆奸细颇多”，使之知“我舟师必用北风而进，然后出其不意而收之。”现在，郑军中计，“艘纠集澎湖，欲抗我师，据险以逸待劳”。此时，假设清军乘东北风攻澎湖，则必由澎湖西屿头，然后转帆向东北。春夏之文，东北风为多，则清舟师尽是顶风顶流，断难逆进，而郑军则“已先站立外堑、内堑，接连娘妈宫，俱居我上风上流，其势难以冲击取胜。”倘若就“夏至南风成信，连旬盛发，从铜山开驾，顺风平浪，船得联〓齐行，兵无晕眩之患，”其时郑军“反居下风、下流”，“进不得战，退不能守”，则澎湖唾手可得。得澎湖则“扼其吭，拊其背”，台湾的郑军不战自溃矣。如若不然，俟至“十月乘小阳春时候，大举进剿，立见荡平。”
  然而，督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欲与施琅随军征台。施琅明知姚启圣“生长北方，虽有经纬全才，汪洋巨浪之中，恐非所长”，而吴兴祚“初到视事，未识闽疆情形”，让他们随军督战必有所失或误大事。因此，施琅密陈康熙皇帝，让“督臣宜驻厦门居中节制”，让自己“得专统前进”。这样，将士知有“督臣后趱粮运策应，则粮无匮乏之患，兵有争先之勇”。据此，力陈康熙皇帝“密行温谕督臣，免其躬身偕行。①”施琅正确地处理与之意见不同、又事实证明对手是错误的同僚。
  在此关键时刻，施琅上康熙皇帝《请决计进剿疏》，重申南风进取澎湖之理，不愿在关键时刻把内部分歧闹大。为释总督姚启圣疑虑，也为了十拿九稳，施琅派出快船二十三艘，由总兵董义、曾成，提标署左营阮钦为、各镇营千把等领驾，“前往澎湖了望”。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六月四日，从漳浦县古雷洲出发，次日“到澎湖猫屿……湾泊花屿”。六日，“由虎井过狮屿头，了望刘国轩”船只，尽泊娘妈宫。七日返回，八日到达厦门。虽遭到阻截，但比预料的小得多。因此，经侦察得出结论云，“此行遣发巡哨船只，来去无阻，见有明据矣。若决乘南风进取，岂不可见成效乎？①”
  可是，乘南风取澎湖的决定仍然不断受到牵制。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四月，施琅完成战前一切准备，即“船坚兵练，事事全备”。这时，宁海将军喇哈达、侍郎吴努春到厦门视察。五月初五日，二将军合同姚启圣统率舟师至铜山，以侯夏至南风成信，即联〓进发。可是姚启圣到铜山后，“转意不前，而三军侧听并尽解体”，施琅有前功尽弃之险。他据理力争。姚启圣竟云，“以提督同心合意”加以压制。此时，宁海将军等二人却密陈兵部，竟颠倒黑白诬说施琅“称南风不如北风”，以此强加施琅有欺君之罪。
  施琅又探知“刘国轩恃威妄杀，稍有隙缝，全家屠戮，人人有芒刺在背，间有心欲投诚”。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四、五月，刘国轩侦知施琅乘南风进攻，集中二百余号船只，二万余军兵，严守澎湖，孤注一掷作决死战。施琅抓住战机，若攻下澎湖，郑军主力丧尽，台湾唾手可得。
  施琅经长期的实践和调查研究，得知“六月时序，澎湖无五日和风，即骤起飓台，怒涛山高，变幻莫测，三军命悬，悉听之天。②”施琅选定夏至前后，台湾海峡有几日和煦南风的特点，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四日，自铜山放洋，正东航至八罩水道，在望见西屿（渔翁岛）的最高点西屿头后，折北驶向澎湖岛，充分利用南风，占据上风，上流，而置郑军于逆风、逆流的不利地位。十五日，抵澎湖花屿、猫屿，泊八罩水 澳。次日进攻澎湖。十七日，复泊八罩水按。刘国轩死守以待飓风发作，借以歼灭清军。二十二日，施琅水师分多股乘南风冲击，黄昏，全歼郑军主力，刘国轩败遁台湾。澎湖海战大捷，取得预期的乘南风进取的效果。澎湖的胜利，证实施琅的预见，郑氏政权必将“不战自溃，内谋自应。”总之，从进取澎湖、台湾的战略战术，进军时间，战前准备及处理同行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施琅都表现了军事家、政治家的品质。特别在进取澎湖的时间选择上，施琅能选准进军时间为六月夏至前后数日，进军的最佳地点是铜山岛。施琅的这些决断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调查、实践，最后作出的打破常规的决断。澎湖战役的实践证明施琅决断的正确。
  总之，施琅选取南风自铜山出师攻取澎湖，统一祖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以后又顶住弃台逆流，保卫了台湾，建设了台湾，为中华民族争取到二百多年的统一时间，施琅其功昭昭。如今铜山岛上的施琅练兵场所和出师港湾，既是历史文物，又是发展旅游业的胜迹。这笔重要的文化遗产需要切实加以保护和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作者系泉州师专历史系副教授
  施琅攻打台湾统一中国为何要选择在东山出兵
  林其泉
  攻打台湾统一中国，是施琅一生中的最大功劳。
  施琅采用武力解决中国统一问题，可说是对台湾郑氏政权一再拒绝和平谈判的一种最好的补救办法。
  人们都清楚，郑成功于1661年率军东征赶走入侵台湾三十八年的荷兰殖民者后，即在台湾建立了政权，以与当时大陆的清政府相对抗。于是，中国一时出现了一个国家两个政权的局面。但是，做为一个完整的、统一的主权国家，不能同时存在两个政权，而应统一起来。当然，这以后海峡两边的掌权者，都在谋求统一中国而积极准备力量，但一时都没能达到目的。为了尽快实现国家统一，在郑成功去世后，清政府多次主动提出与台湾郑氏政权举行和平谈判，但都被台湾的当权者郑经以各种理由加以拒绝，虽然两边多次接触，可都没谈拢。这事引起施琅的极大不安与不满。
  和平谈判不成，只好诉诸武力解决。施琅认为，要使台湾当局“倾心向化，则海靖边宁”，既然台湾不愿就抚，那只好用武力去“剿讨”之①。他对清政府说：“堂堂天朝，万国宾服，岂容此余灰以滋蔓患日？”不能一再拖延下去了，不然的话，会变成“无可破可剿之日。②”朝中许多大臣都有同感，也都主张尽早出兵攻取台湾，让国家早日实现统一。希望能够通过和平谈判实现统一，但事实上毫无和平统一的希望。在这样情况下，清朝最高统治者康熙皇帝，也只好做出采用武力解决的决定，下令由施琅为统帅，“独任专征”，相机行事。
  当时清政府与台湾郑氏政权相比，不论在土地、人口、物力、财力、军力等方面，都居于强势，以大压小，以众攻寡，以强击弱，可以说清政府是处于压倒的优势。问题是，清军攻打台湾，要横渡一个台湾海峡，一时还存在一定的困难。这得认真加以对待，就是说：“不得不筹万全”的作战方案。也就是说，要做好准备，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以求得最佳的效果。为此，施琅在受命为征台统帅后，即着手进行筹饷、练兵等并深入了解敌情，分析敌情，拟定作战方案，即做好出战前的各种准备。
  做好充分准备之后，施琅于康熙二十二年农历六月十四日率大军从铜山（东山）开驾，十六日晨进攻澎湖，凡7日攻克澎湖。郑氏政权的主将刘国轩眼看势蹙，“乘走舸自吼门出，以入东宁（台湾）。③”
  澎湖攻破后，施琅领军攻台岛，以大军压境，逼迫郑克爽等台湾当权者就抚。至此，郑氏政权，无计可施，只得宣布投降。从而结束了战事，也结束了两岸分裂的局面，实现了国家大统一。
  这里，施琅出兵台湾为什么要选择从铜山（东山）出发呢？当然决不是随意想出来的。
  东山位于福建南部诏安湾，靠近台湾的澎湖列岛。澎湖为台湾本岛四达之咽喉，外卫之藩屏，攻打台湾不能不先攻取澎湖。施琅说，欲攻打台湾，宜先取澎湖，取下澎湖“胜势已居其半”，这因为，“舟师进发，若据澎湖岛以扼其吭，大兵压近，贼胆必寒”①。
  只是，福建沿海其它地方不同样可以进攻澎湖吗？郑成功出兵收复台湾时不就是从金门出发，而不是从东山出发。那不是很好的成功的战例吗？为什么施琅不加以参考呢？
  这里，施琅还有另外问题的考虑。这就是时间、风向和潮水方面的选择。“水道行兵，专赖风信潮水，非比陆路任意驰驱，可以计定进止。”海上行军，如果在东北风多时进兵，“我船尽是顶风顶流，断难逆胜。②”因为东北风多发生于冬季，风势刚硬猛烈，骤发骤息，难以逆料，一旦战而不胜，船被吹散，一时难得集合再战。所以最好是乘东南风，那不但风轻浪平，波浪颇恬，将士们无晕眩之患，且居上风上游，可置敌于逆风逆流地位，打起来势如破竹，甚为稳当，可一鼓而获全胜③。可谓“期出万全”。
  要利用东南风，那只有夏季出兵，这时选择东山开驾最理想。从东山正东航往八罩湾水道，在望见澎湖的渔翁岛（即西屿）之高处后，折而向北，开入澎湖列岛海湾，即可利用南风，进行作战，胜利是有充分的把握的。
  当然，在当时条件下，即使不在夏季而选择其他地方开驾，最后也肯定会打败郑氏政权而取得胜利，只是那种可能要花出更大的代价，也可能走些曲折的路罢了。
  选择东山开驾，可说是施琅用兵的高明战略和决策，这是他善于观察形势，善于运用谋略的明证。
  施琅虽系武夫出身，但他“机略畅晓”，有全面运筹帷幄的能力，用兵持重，计出万全，对战事“成算在胸，瞭若指掌”①。靠着这些，施琅一举成功，立下不朽功勋，永为世人所称颂。
  东山，做为当年清军进兵台湾统一中国的出发地，永载史册，永为世人瞩目。
  （作者系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施琅从铜山出师台湾的史迹
  孙英龙
  施琅（1621-1696年），字尊候，号琢公，福建晋江衙口人。他出任福建水师提督，两度上疏朝廷，请求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因剿寓抚”的对台方针。1681年，康熙帝委其统一台湾的重任。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师从铜山（今东山岛）出发，攻克台湾之咽喉要地澎湖，迅速收复了澎湖36岛，招降台湾郑克塽，使郑氏具表投降，台湾从此统一于清廷管辖之下。1684年，清政府批准施琅的建议，在台湾设立一府（台湾）三县（台湾、诸罗和凤山），直属福建布政使司管辖；又设“台厦兵备道”于台湾，设“澎湖巡检司”于澎湖。
  施琅在东山岛兴师复台之后，是决定台湾从行政上、法律上恢复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重大历史事件。东山岛做为当年清军进军台湾的出发地，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永远为世人所瞩目。最近，有的专家学者认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意义，专门向国家主席江泽民写了报告，要求在东山岛兴建“清代台湾回归中国纪念馆。”
  施琅为什么选择铜山出师台湾
  施琅将军为什么选择在铜山做为出师台湾的地点呢？
  施琅是一位有才华的军事将领，有全面运筹帷幄的能力。他用兵持重，计出万全。他对出师台湾的地点、时间、潮水、风向都非常慎重考虑，因为这关系到能不能完成出师台湾的关键问题。
  施琅接受康熙帝关于出师台湾的任务后，就考虑选择出师地点。他通过全面思考，通过总结历史教训和现实的经验教训。确认：出师台湾从铜山乘南风最好。铜山是个具有战略地位的地点，距澎湖只有85海里，铜山是闽粤沿海人民利用南风前往澎湖的最好出发点之一。澎湖为台湾四达的咽喉。施琅曾提出“欲破台湾，必先攻取澎湖。”
  施琅从以前进攻时乘北风都失败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早在清康熙四年（1665年）四月十五日，施琅曾率师从铜山放洋，进攻台湾，但到清水洋为飓风所阻折回。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12月23日，施琅率领清军自兴化府平海卫乘北风放洋进军台湾受阻；27日，第二次从平海卫放洋又受阻。总结历次经验教训，乘北风是要失败的，只有乘南风收复台湾。这是施琅深入调查研究海情风汛、潮水后，明确的大胆决断。施琅在康熙二十一年七月十三日上疏康熙帝指出：“夫南风之信，风轻浪平，将士无晕眩之患，且居上风、上流，势如破竹，岂不一鼓而收全胜！？”“若决乘南风进取，岂不可见成效乎？”“然臣生长海滨，总角从戎，风波险阻，素所履历……阅历至今，岂有海面形势、风信水情犹不畅熟胸中……”。所以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施琅决定要利用南风进攻澎湖。
  要利用南风，只有在夏季，选择东山岛启航开驾最为理想。施琅要等夏季南风的到来，把船顺南风进发到澎湖。从东山东北航行，开往八罩湾水路，很快到了澎湖西屿。再向北就到了澎湖海域，这样就可以利用南风的有利方向，进攻郑军。
  施琅从铜山出师的史实
  许多历史文献都记载了施琅从东山岛出师台湾的史实。据江日升《台湾外记》、连横《台湾通史》、《海上见闻录》、《台湾事典》、《台湾知识辞典》、施琅《靖海记事》、陈碧生《台湾地方史》、施伟青《施琅评传》等史料书籍，都记载施琅出师台湾的地点是在铜山，也就是在东山县平海澳（今宫前湾）。施琅率师到铜山一共有三次，其中一次出师澎湖遇飓风退回；一次出师因意见不同没出成；最后一次出师获胜。
  第一次，在清康熙四年（1665年）四月十五日，施琅统帅大队舟师，由铜山进发澎湖，船队开到澎湖湾，遇到飓风，结果退了回来。据《台湾外记》（190页）载：“康熙四年四月，施琅见船只已备，遂令藩、院、诸投诚官郑鸣骏、黄廷……等兵分配，飞报出师日期，将大队舟师出铜山，十五日，开洋。”但，这次出师遇到飓风，“是夜三更，至青水墘（即澎湖港）忽烟雾四合，飓风大作，狂涛叠至，横涌冲击。琅等舟师弗能成〓，各飘散靡定”。施琅的船只漂到广东碣石、甲子、南澳，有的漂至铜山附近，船只损坏不少。施琅退了回来，在厦门收集漂散的水师和船只。
  首次铜山出师遇到飓风没有成功。
  施琅于康熙二十年十月初六复任水师提督，马上请求专征台湾之权。
  出师台湾，施琅仍看准铜山这个地点，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在这个问题上，施琅和福建总督姚启圣有过争论。《清先正事略·姚启圣传》记载：“二十一年夏，施公（施琅）请乘南风攻澎湖，公（姚启圣）欲待北风直趋台湾，彼此意见不合，师不果出。”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九（324页）载：“五月，施琅见船只齐备，遂咨请喇哈达、姚启圣至铜山，欲乘南风当令，进取澎湖。启圣曰：‘南风轻软，候北风，方可出师！’琅曰：‘南风虽软在铜山放洋，居于上风上流，我舟师可得成〓，兵士又无晕眩之苦，势如摧枯拉朽。’互相争执”。因为施琅和姚启圣对进征的风信问题发生分歧和争论，所以这次出师台湾没有成功。
  正当施琅竭尽全力捕捉战机之时，姚启圣为反对以南风进兵，竟然“用三千金买孙蕙上本，说兵不可轻动，恐船入大洋损兵辱国。①”最后，由于姚启圣等人的反对，施琅出师台湾没有成功。施琅先后数次上疏康熙帝迫切要求出师台湾，并表示为报效君恩，他准备赴汤蹈火，“若事不效，治臣之罪②”。上疏后，施琅一方面派人到澎湖侦察，一方面继续在厦门操演舟师并待谕旨。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七月十三日，施琅《决计进剿疏》曰：“臣即于五月初三日会同督臣姚启圣，统帅舟师，开驾到铜山，以候夏至南风当令，联〓进发……。夫南风之信，风轻浪平，将士无晕眩之患，且居上风上流，势如破竹，岂不一鼓而收全胜？！”③以上奏疏，也说明施琅为什么要选择在铜山出师台湾的原因。
  康熙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施琅统五营官兵船只，就厦门开驾，至泉州海口，界泊操练。又咨檄海坛、金门、铜山、兴化各总兵、镇协、营将以及联络赶缯等船，至兴化府平海卫接旨“进剿海逆，关系紧要，……勿致迟谈。”十月二十八日又接旨：“毋失机会而行可也。”施琅连接旨意，进剿权咸归已，逐咨请启圣剿抚事宜，以便主决。④施琅在平海卫连续二次接到圣旨，催促进剿台湾。
  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施琅率领清军自兴化府平海卫乘北风出洋进军台湾受阻没成功。十二月二十七日又第二次开驾台湾，至青水墘，又受阻回来，收师回平海。二次出征半途而返，风汛不利却使舟师得到了锻炼，为下次出师成功打下基础。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施琅将大队舟师齐集铜山，咨请姚启圣至，共商给发粮饷，及犒赏银两。十一日，琅令各镇、协、营、守备、千把总随征诸官将先锋银锭排列，传令：“征剿澎湖谁敢为先锋者领取，以便首先冲〓破敌。”遍示诸将，未有出应。独提标署右营游击蓝理挺身出领“先锋银锭”，琅允许。十三日，祭江。十四日辰时，琅统诸船从铜山出师东征，于是晚即放洋。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以蓝理、何义等为先锋官的东征水师从铜山宫前湾启航，第二天先头船直抵澎湖，锚泊于猫屿与花屿海面。郑军派大将刘国轩坐镇指挥，决心在澎湖阻击清军。十六日，施琅派蓝理率七条船冲入刘营，以作试探，双方各有得失。二十二日，施琅调整船队，东、西、中三路发动总攻。经七、八小时激战，大败刘军，焚毁、击沉、俘获战船一百九十六艘，击毙将士万余名。守澎郑军百余名将领四千八百多名士兵全部缴械投降。清军只有三百余人阵亡，一千八百余人负伤，船舰一条未失。
  澎湖海战是清政府出师台湾的一场关键性战斗。战后刘国轩力主归降清朝。同年八月，郑克塽具表归降，国家实现统一。
  战后施琅上疏奏请康熙帝敕封妈祖。因妈祖“助战”，“神明显助破逆”，请乞“皇恩崇加，敕封事具”⑥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下诏敕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照应仁慈天后”（原为护国庇民妙灵照应弘仁普济天妃）。妈祖从“天妃”升为“天后”，康熙二十三年，宫前天妃宫正式命名为“天后宫”。二十四年康熙帝赐御匾悬挂宫前天后宫永为纪念。并派钦差大臣雅虎亲赴宫前天后宫祭祀，宣读祭文。康熙帝还特赐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妈祖生日在宫前村天后宫演戏十天。
  至今，东山县宫前村（原称平海村，因在天后宫前，改名为宫前村）的天后宫还悬挂一块清康熙二十四年立的匾额，为木质，绿底金字，外框193厘米，高79厘米。内刻记施琅的奏本和康熙帝差礼部郎中雅虎致祭的祭文。现将该匾额全文抄录如下：
  “太子少保，光禄大夫，内大臣，靖海将军靖海候，世袭罔替，兼管福建水师提督事务施琅，前奉。
  旨征剿台湾，师次平海澳，有天妃庙之左有一井，往常雨顺，水已不能资百口，遣人淘浚，泉忽大涌，足供四万余众，及澎湖鏖战之日，平海之人，俱见庙中神像，衣袍透湿，知为助战致然，乃以神明显助破逆，请乞皇恩崇加
  敕封事具
  题奉
  旨差礼部郎中雅虎等致祭曰：
  国家茂膺景命，怀柔百神，祀典具陈，罔不抵肃。若乃天庥兹至，地纪为之效灵，国威用张，海若于焉助，顺属三军之奏凯，当重泽之安澜，神所凭依，礼宜昭报。惟神钟灵海表，绥奠闽疆，昔藉明威，克襄伟蹟，业隆显号，禋享有加。此者虑穷岛之未平，命大帅之致讨，时方忧旱，井泽为枯，神实降祥，泉源聚涌，因之军声雷动，直捣荒陬，舰阵风行，竟趋巨险，灵旗下飐，助成破竹之功；阴甲排空，遂壮横戈之势，至于中山殊域，册使遥临，伏波不兴，片帆飞渡，允兹冥佑，岂曰人谋？是以遣官敬修祀事，溪毛可荐，黍稷惟馨，神其佑我家邦，永著赖崇之戴眷。兹亿兆益弘利赖之功，惟神有灵，尚克鉴之。
  康熙二十四岁次乙丑孟冬谷旦立。
  该匾于1993年底至1994年6月赴台湾参加福建“妈祖信仰民俗文物展”，引起大家的瞩目。
  如上所述，施琅奏请康熙帝敕封妈祖，和所谓的妈祖“神明显助”有关，而施琅出师地点确实是在铜山。现平海村（即宫前村），天后宫的匾额具在，便是很好的历史见证。宫前村天后宫及宫前湾，在历史上曾为施琅出师台湾统一祖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明代铜山寨的设置及其影响
  林仁川
  （一）
  明朝政府为了加强福建沿海的防卫，洪武年间设立三个水寨：福宁州的烽火门、兴化府的南日山、泉州府的浯屿。景泰年间，又增设二水寨，福州府的小埕及漳州府的铜山。后因升平日久，武备废弛，逐渐失去防卫作用。嘉靖年间，军门谭论，巡按李邦珍、总兵戚继光建议恢复“旧五水寨，以扼外洋”，又发挥了海上防卫的作用。
  铜山是“漳滨海之重镇”，明朝政府对铜山寨的建设十分重视，开始时以铜山卫有才望的将领统其事，后来又专设钦依把总一人，“按明制钦依把总与守备同体，事权颇重，非各营哨名色把总之比，漳属只有南澳游，铜山寨二员”②铜山寨配备有福船、哨船、冬船、快马船，共46只，官兵1141人，“非汛期则团泊寨澳，轮番出哨，遇讯期则分哨四出，前哨镇海，左哨陆鳌，右哨沙洲，后哨鲎壳澳，各防讯信地皆险要也”③，甚至于外洋岛屿，如横屿，菜屿、井仔湾，大小甘山等最险要地区，也属于铜山寨的巡哨范围。铜山寨不仅管辖附近海面，而且还管辖元钟寨。《筹海图编》云：“漳州府所辖漳浦一县最近海滨，设水寨者二，铜山西门澳为把总水寨，而元钟受其节制，故今止以五寨为名，岁拨镇海、永宁卫及元钟铜山所军分番巡哨，北自金山以接浯屿，而南自梅岭以达广东”。
  为了统一福建南部沿海海防的指挥，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朱纨题请福建设参将一员。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巡抚王悌题改设水陆参将二员，但未指明专管的汛地。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巡抚刘焘题请福建分南、北、中三路，添设参将三员。以漳州为南路，并水陆为一参将，统领钢山、浯屿二寨，浯铜、澎湖二游，辖漳州、镇海、泉州、永宁四卫，以及南诏、龙岩、陆鳌、铜山、元钟、筑武、福泉、金门、中左、高浦十所，“自祥芝以至大域皆为讯地，盖控漳兼制泉也，先是南澳未设副总，遇讯则参将专驻元钟，调度水陆防御；南澳设后，移驻铜山”④从南路参将驻地铜山，统一调度漳泉的陆海防卫力量，可见铜山在福建南部的海防上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由于三路参将的设置，构成福建海上防卫的整体防御体系，正如郭造卿在《闽中经略议》中指出：“今有柘林守备以控南湾，而漳有铜山寨足以扼其咽喉”，具体的防御体系是：铜山而北至担屿以会浯屿，浯屿会南日于平海，南日会小埕于南文，小埕会烽火于西洋，烽火出北浦以会温之金盘，然后，“视寇之所在，而总兵往赴之，贼在温而镇烽火，贼在潮而镇铜山，御不使入，此定策也”⑤从此，不仅福建沿海的五个水寨联成一气，互相支援，而且北与浙江南部的温州，南与广东的潮汕地区的海务也紧密配合，形成三省联防的格局。
  （二）
  铜山寨的设置及与其他水寨的协同联防，对于抵御外国势力的入侵起了积极的作用。十六世纪的台湾海峡是东方海盗与西方海盗的汇合点。东北亚的日本自十五世纪后期，足利氏政权名存实亡，日本进入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国内战争连绵不断。战败的将领、失业的流民在日本国内站不住脚，流亡海外，而战胜的领主也支持他们出海谋生。于是，他们纷纷航行到中国的东南沿海进行抢劫。另一方面，在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的殖民势力纷纷向东方扩展，最早来到东方的是葡萄牙的海盗商人。大约在正德十三年初（公元1518年）安德列派遣玛斯卡伦阿斯率领船队从广东屯门航行到泉州，打算从泉州航行到琉球，后被大风所阻，滞留在泉州附近海面，从事走私贸易活动⑥。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葡萄牙海盗商人在浙江双屿港被击溃以后，转移到福建漳州的月港附近，继续从事走私抢劫活动，据《世宗实录》记载：嘉靖二十六年，“佛郎机国夷人入掠福建漳州，海道副使柯乔御之，遁去”⑦，光绪的《漳州府志》也说：“二十六年，佛郎机番船泊浯屿，巡海道柯乔、知府卢壁，龙溪知县林松发兵，攻之不克”。
  与此同时，西班牙殖民者在占领海地、古巴、墨西哥等中南美洲国家后，把矛头指向菲律宾群岛，公元1521年3月16日，麦哲伦率领的远征队，侵占三描岛，揭开了西班牙征服东方的序幕。不久，又派兵侵占台湾的淡水。从此，他们以这两个地方为据点，不断袭击和抢劫航行于台湾海峡的中国商船队。
  十七世纪初，摆脱西班牙统治的荷兰也踏上征服东方的征途。公元1604年，首次入侵澎湖岛；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再次占领澎湖，并派船到福建沿海进行烧杀抢劫的罪恶活动。荷兰船长威·伊·邦特库在航海日记中写道：“十八日我们八艘船，三艘大船和五艘单桅帆船奉命开往漳州河和中国沿海一带，看看通过我们的敌对行动和使用武力，是否能使他们来同我们通商”；他在日记中继续写道：“四日，熊号小船捕获两艘中国帆船和二十五名船员，纵火烧毁两艘帆船”，“十二月二日，我们又登陆，抢劫了另外一个村庄，象前一个村庄那样放火烧掉了它”⑧。
  面对日本海盗和西方海盗的骚扰，福建沿海地区加强戒备，主动出击，给入侵者以沉重的打击。在这场保卫海疆的斗争中，铜山水寨起了一定的作用。如1622年秋，荷兰海盗在海面活动，遭到当地军民的反击，“红夷自六日入我澎湖，专人求市，辞尚恭顺，及见所请不允，突驾五舟犯我六鳌，六鳌逼近漳浦，势甚岌岌，该道程再伊，副总兵张嘉策多方捍卫，把总刘英用计沉其一艇，俘斩十余名，贼遂不敢复窥铜山，放舟外洋”⑨。再如铜山把总张万纪身先土卒，英勇杀敌，“每雨云阴晦，意贼所在，辄驾小舟，身携一剑，以骁勇数辈自随，装束如渔人，因以诱贼，贼相遇，手自击杀之，或死或缚，万纪虽屡经险阻，神意益壮，海上数年间，得安枕无恐者，万纪之力为多”⑩。
  （三）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铜山寨的建立给明代福建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困难。明代中后期是福建私人海上贸易发展的鼎盛时期，主要表现在：
  第一，私人海上贸易规模庞大，下海贸易的商人遍布沿海各地，“漳之诏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各海澳僻，贼之窝响、船王、喇哈、火头，舵公皆出焉”⑪闽南沿海“地险民犷，素以航海通番为生”。
  第二，私商人数众多，如在吕宋岛的中国“商贩者至数万人”，其中漳州海商占“十之八”。北自福宁沿海，南到漳泉，“尽为贼窟，附近居民，反为贼向，始虽畏威而胁从，终则贪利而导引，弥漫盘距，不可数计”。
  第三，私人海上贸易范围扩大，福建海商足迹遍布东西二洋，东起日本，中经菲律宾群岛，南到南洋群岛，西至印度半岛，到处都有福建海商在活动，他们经常出没于太平洋、印度洋沿岸各个港口，十分活跃地经营各种海上贸易活动。
  第四，出现新的贸易商港，如漳州月港“自正德以后，月港豪民多造巨舶向外洋交易……法不能止”⑫到成化、弘治以后“商贾辐辏”，成为福建沿海一大市镇，享有“小苏杭”的称号。再如诏安梅岭港，港湾曲折，岛屿星列，是漳州海商活动的理想场所。嘉靖时，有“林、田、傅三大姓，共一千余家，男不耕作，而食必梁肉；女不蚕织，而衣皆锦绮，莫非自通番接济为盗行劫中得来”⑬总之，明代中期福建私人海上贸易有很大发展，人数之多，范围之广，规模之大，都超过以前各个时期。
  然而，明朝政府对私人海上贸易采取种种措施加以控制和摧残，不仅制订一系列严格的海禁政策，进行法律制裁，而且在东南沿海广置卫所城寨，重兵驻守，严防海商出海贸易，给私人海上贸易商人的活动造成很大困难。如严山老、谢策、张维、洪迪珍都是月港著名的海商。谢老名谢策，又名谢和，与“王靖溪皆漳州人，悉节年贩海通商为奸利者”。他们以浯屿为贸易基地，联合其他海岛集团在漳州海域进行贸易活动。但他们的海上贸易遭到明朝军队的残酷镇压。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把总徐廉在诏安梅岭走马溪袭击谢策海商集团“沉其数船，贼大败遁去，官兵乘胜追至广东南澳外洋而回”⑭。洪迪珍也是福建漳州人，“初与直通番，后直败，其部下残倭乃依洪迪珍，往来南澳，浯屿间”⑮。洪迪珍原来并不是海盗，而是海商，凡“中国人被倭虏掠，辄以物赎之遣还，其人人颇得之”。但是，明朝军队不仅禁止他从事海上贸易活动，而且拘捕其家属，使“迪珍始无反顾之期，与倭表里为乱”⑯，走上亦盗亦商的道路。从上可见，沿海水寨的设置，成为明朝政府暴力镇压、军事围剿海商的据点之一，阻碍了私人海上贸易的繁荣和发展。
  作者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教授

①甘贝勒《荷兰人统治下的福摩萨》（英文版），第二部分，第二节《到达和战胜国胜爷》，第413页。1903年，伦敦版。 ②《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第152页。1931年影印本，商务版。 ③施琅《舟师抵台湾疏》，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九日。 ①连横《台湾通史》卷2·建国纪，第36—40页，1983年，商务印书馆。 ①《隋书》·炀帝本纪·三，1976年，中华书局版 ②楼钥《攻媿集》卷88·《汪大猷行状》。 ③赵汝适《诸葛志》卷上·毗舍耶国。 ④叶适《水心先生文集》卷24·《周镇伯墓志铭》。 ⑤周必火《周文忠公全集》卷67·《汪大猷神道碑》。 ①施琅撰王铎全校注《靖海纪事》·施德馨《襄壮公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①江日升《台湾外纪》卷6·康熙癸卯年至康熙甲寅年，共十二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②震钧《天咫偶闻》卷3。震钧系满族皇室，嘉庆、道光时人，所记康熙、乾隆事甚多。此条引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展岳先生提供。 ③姚启圣《忧畏轩奏疏》卷3。 ①施琅《舟师北上疏》，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②施琅《海逆情形疏》，康熙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①施琅《密陈航海进剿机宜疏》。康熙二十一年三月初一日。 ①施琅《请决计进剿疏》，康熙二十一年七月十三日。 ②施琅《飞报澎湖大捷疏》，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①施琅《靖海纪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8页。 ②同上第66页。 ③连横《台湾通史》卷三十，施琅传。 ①施琅：《靖海纪事》第50页。 ②同上第59页。 ③同上第63页。 ①蔡致远：《靖海纪事·跋》，见《靖海纪事》第24页。 ①李元地：《榕村语录》（续集）卷一、二。 ②施琅：《决计进剿疏》、《靖海纪事》。 ①严如熤：《洋防辑要》卷12，但据光绪《漳州府志》记载福建五寨均建于洪武年间。 ②光绪《漳州府志》卷22。 ③④严如熤：《洋防辑要》卷13。 ⑤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6。 ⑥张天泽：《中葡通商研究》45页。 ⑦《明世宗实录》卷33。 ⑧威、伊、邦达库：《东印度航海记》页9、82、84。 ⑨《明熹宗实录》卷30。 ⑩严如熤：《洋防辑要》卷13。 ⑪茅元仪：《武备志》卷214。 ⑫乾隆《海澄县志》卷7。 ⑬俞大猷：《正气堂集》卷2。 ⑭⑮胡宗宪：《筹海图编》卷4、卷8。 ⑯乾隆《海澄县志》卷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