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69年11月，我们五个女知青，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到西潭公社玉楼大队下茂营村第三小队插队。“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我们个个胸怀大志，满腔热情地准备接受贫下村农再教育。
  一切都是新鲜的
  报到的那一天，我们各自借了辆自行车，沿着渠道岸，一边是流淌着的渠水，一边是田园，岸上长满杂草，中间只剩下凹进去的一尺来宽的小道。我们十分小心地瞄准这尺来宽的弯弯曲曲的、高高低低的车道，生怕车头稍不稳便会掉下水去。中午，好不容易才到了下茂营，两只手都麻木了，从没骑车走过这种路！
  乡干部领我们到生产队去，刚好碰上生产队吃公饭。在一片荔枝树下，饭用竹篮子装，菜用钵头盛，人们围着菜钵蹲着吃，年轻的村姑热情地给我们盛了饭，我们也就入乡随俗，蹲着吃了起来。但没过多久，我们几个不约而同地站起来，蹲着吃怪难受的，几个大嫂都在偷笑。
  高低不平的村道，大地当饭桌的第一餐，开始了我们知青农村新鲜的、漫长的生涯。
  清晨，天刚蒙蒙亮，我们肩扛锄头，踩着露珠，在甘蔗园锄草、松土、培垅。这时，千万要穿长袖衣服，要不，甘蔗叶子两侧有锯齿，会像刀子一样划破皮肤，非常痛。更难以忍耐的是甘蔗株上白色的茸毛，别看它软软的，粘在衣服上、手臂上，肉眼看不到，但不时地有扎刺的感觉，好几天都难受，连农民兄弟都不敢忽视这个小问题，他们叮咛说“要趁露水未干时干活，太阳出来后就别干，回去一定换掉衣裤”等注意事项。
  阳光下的田野很美，庄稼的色彩就是大地的衣裳。春季，稻田如碧绿的地毯，微风吹拂，丝绒般的华丽；稻田由绿而黄，金色遍野，此时的田野里，到处是沸腾的声响和成熟的香味，让人有成就感。阳光下的田野很美，一年四季都在忙碌。生产队长哨子一吹，我们和社员们就成群结队地出发，“园改田”时，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引水灌溉；收大花生时，蹲在花生地上，用铲子扒翻，捡起那些没被连根拔起来的残余果实；砍甘蔗时，剁去蔗头，修去蔗尾，还要挑到大队小型糖作坊去榨汁……“迎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当年知青的歌曲，就是当时劳动繁忙的写照。阳光下的田野很美，但田野的阳光很毒，夏天，“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怕’夏日长”。没多久，我们都被晒得黑不溜秋的，夜里见面，只能瞧见对方一嘴牙齿，两个白眼球。
  最令人难忘、最具特色的农活要算稻田里“薅草”了。秧苗插下一周后就开始要三遍的施肥、锄草、松根。“薅草”之前要先撒牛棚粪或泼入粪尿，然后大家把裤腿高高卷起，一字排开，跪爬在水田里，每人左四丛，右四丛，边朝前爬跪，边抓田土和杂草。队长两手插腰，站在田埂上喊：“屎团要往苗根旁塞！”我们真的都照办，实在太傻了，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仍感到十分恶心。我们知青与社员同等任务，每人分得三、四亩地，膝盖皮都跪得磨破了，血流不止。晚上，洗擦干净涂上红药水，明天还得跪爬。年纪较小的女伴忍受不了，哭了。这活怎么这样干的？世世代代原始的劳作方式不能变革吗？纵观全县其他农村，那年代大都是如此干，我们扭转不了乾坤，只怪膝盖太不争气了。我们商量后决定全体穿长裤，拖着裤腿爬跪，这在当地农民眼里，已是一大改革了。皮肉之苦尚可忍受，被蚂蝗叮上更让人心惊肉跳。稻田里有些地方水面上漂浮着一层七色的油光，这种地就像红军过草地时碰上的沼泽一样，人或牛一踩上去就会被深深地陷进去，且越陷越深，难以自拔，要别人帮忙，或铺上稻草爬上来，或用扁担拉。我们学会了识别与回避，但是这种水田蚂蝗特多，且都是黄边的，大条的。“蚂蝗听水声，远远里里来”，人一下水田干活，一条条蚂蝗就左右扭动着腰姿游过来了。那家伙紧贴在腿上吸血，不吸到圆滚滚的绝不甘愿脱落，而且据说它吸多少血，脱落后必继续流多少血。干革命流点血怕什么，令人恐惧的是那东西紧吸在腿上，滑溜溜的，拉起来又弹回去，口香糖似的掐不掉！
  尽管天天“日未出而作，日已落尚不息”，一年到头辛苦劳作，余粮却仅仅三毛七分钱。
  为了每天三餐饭
  在城关，人们做工赚钱，买米买柴草回家做饭，而在农村，除了出工外，空闲时间几乎都耗在了准备解决吃饭的问题上。做饭的米是稻谷变来的，要先用石磨碾，去掉壳，再到石臼去舂，去掉糠，又再用竹筛子筛出来糠，选出白米，工序既复杂又规范，要按部就班，马虎不得。做饭烧的柴草，要自己去割或砍，每天闲下来时就要围坐在一起“缠草茵”，那“省草炉”一天要“吃掉”很多柴草，天天“缠草茵”，天天被烧光。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总让人感觉到花在每天三餐的时间太多了。工余时间怎么总与一缕炊烟有关？其实所煮的也就仅是“饭”而巳，一天三顿，清肠寡肚的，虽吃得让人烦厌了，却还是要吃、想吃。记得当时每当生产队会餐时，大家心里都会牢记“三项基本原则”：一碗尖，二碗平，三碗顶到中脊梁。这是抢饭吃的策略。还记得一个冬天的夜晚，我们躲在被窝里，肚子饿得咕咕叫，有人提议煮夜宵，然后两个人就跑到菜地里偷拔了人家的一颗包心菜，回来煮了菜饭，五个人竟然把三斤包菜、四斤米做的菜饭一归而光！
  自留地里用科学
  村民们都很朴实、真诚，对我们很关照，我们与村里同龄的兄弟姐妹们关系又特好。生活方面，平时收工回家，无论路经何家门口，只要锅里准备喂人和猪的地瓜已煮熟，我们优先吃；农活方面，哪个季节种什么，如何开沟引水浇灌，怎么挖粪坑，独轮车怎样才能把稳，脚踩水车时应注意什么等等，我们都听乡亲们的，一些劳动技巧，还手把手地教会我们。但我们毕竟多喝了点墨水，多懂些科学常识，多少也想露一手。于是，我们通过关系到山东农科院要了些白菜、萝卜等种子。农科院的种子就是不一样，种出来的白菜有茸毛，一棵十几斤，但一煮就烂，味道鲜美极了；种出来的萝卜一截白色，一截青色，且可生吃，甜甜的；种出来的荷兰豆一直开花结豆夹，连续摘不完。当然，我们科学地使用了“920”催长药液喷洒，自留地的花生、地瓜、蔬菜等农作物长得比其它园地的好，村民们看了都夸：“这些知青阿姐会种田！”
  日夜奋战建大坝
  当时，亚湖水库建设是一个大项目，其规模之大，民工之多是我县所罕见的，可以说，当时是举全县之力在完成这个任务的，当时社会上流传着顺口溜：“拆戏园、补亚湖，拆民房、修公路，拆公园、做草鱼埔……”就是很好的写照。
  修水库时，我们的任务是用独轮车从山上运土筑大坝。之前，我们刚刚学会了推独轮车到广东饶平县去挨家挨户地买草木灰，到县城运载石灰来改良土壤，收成时运运稻谷、花生、地瓜、甘蔗等等。但推独轮车的本领，却在筑大坝时得到了升华，我们个人披肩坎、系水巾，独轮车上绑着四个竹筐，装满土后立即冲刺，人随车跑，如猛虎下山，又趁势冲上坝头，然后两手朝上一举，车手把向前一掀，车翻转180度，轮子朝上，四筐土扣地，随后再走到车尾一提，土就倒在坝上了。所有的一系列动作连贯、干净、利落，如此周而复始，一天来回要跑上百次。真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如此高危的重活，对于当时才二十岁的我们，竟然没有一点恐惧感。回想起来，倒是有一幕惊险镜头，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是村里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女孩载土下山，因山路不平，土筐前移，结果重心不稳，车翻下了山沟，人被车把撬到了大腿，连滚带翻了几个跟头，好险！幸好人无大恙，只擦伤了几处，但大腿内侧至膝盖下的裤腿被撕开了。当着众人面，小女孩紧紧地捂着，揪着裤子，脸涨得通红。
  工地上人声鼎沸，红旗飘扬。机器声、喇叭声、口号声连成一片，各镇村来的民工在开展劳动竞赛；工地的夜晚，汽灯通明，人们仍在加班加点，你追我赶，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大坝在不断长高。由于日夜奋战，我们浑身都酸痛，于是每夜躺下便睡得很死。直到撤离工棚时，草席一翻才发现，我们席地而卧的“床”，稻草垫发黑腐烂，有的还被“孵”出了白色的菇。
  随遇而安苦中乐
  上山下乡的生活是艰难的，平淡的，难道一辈子就这么过了？大家心里十分茫然。无可奈何之下，只能随遇而安、苦中求乐了。我们向其他生产队的知青借来一些手抄本，相互传阅，看得津津有味；月光下，知青友拉着二胡，自拉自唱，其他人边听边干活，偶尔也附和，形成女声小组唱，不亦乐乎；听说广东省潮州县在放映电影《卖花姑娘》和《三笑》，这对于当时只能看到样板戏的我们来说，吸引力太大了，我们立刻骑上自行车，赶到七十公里外的潮州县买高价票观看……特别聊以自慰的是我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位大嫂，上午还挺着大肚子和大家一起出工干活，半途交代我们帮她把牛牵回牛圈。等收工了，我们把牛拴好后找到了她，她正在溪边洗衣服。原来，她已经把小孩生下来了，马上又亲自到溪边清洗东西。天哪，生个孩子简直就像拉了次大便！看着这位大嫂，比起这位大嫂。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言苦道累呢？因此，在五个知青的大家庭里，我们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相互鼓励，时刻充满着朝气和活力，那间知青小屋，也始终充满着歌声和笑声。
  上山下乡的日子是艰辛的，但磨炼了人的意志，我们练就了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积极进取、勇于奉献的人格，形成了懂得珍惜、知足、理解、宽容的胸怀。因此，我1975年之后有机会当上赤脚医生，抓药、打针、外敷、接生样样会；1980年考上云霄师范民师班，在校是优秀生、学生会干部；1982年到诏安县实验小学任教，兢兢业业，积极探索教育教学改革，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福建省优秀共产党员”、“漳州市劳动模范”，获得“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和“县拔尖技术专业人才”等荣誉称号，我也从教师、副教导、副校长到校长兼支部书记，1992年10月光荣地出席党的十四大会议；1993年11月任中共诏安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十年宣传部工作，尽职尽责，被评为“福建省宣传系统先进工作者”；2003年11月至退休，任诏安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当选漳州市人大代表。
  知青这一代人特殊的经历，的确让人永久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