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云和诏乌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沈明瑞
  一、革命力量转上乌山及中共云和诏县委的建立
  1935年初，饶和埔诏县委机关从赤竹坪转移到黄秋坑、尖素仔一带，这时饶和埔诏县委只剩5个干部和十几个小村庄，工作异常困难，就主动撤离秀篆、上官陂、霞葛，转入乌山建立根据地。
  乌山，崇山峻岭，山洞深邃，地形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它的周围尽是偏僻零落的小山村，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由于连年军阀割据，兵灾匪祸以及地主豪绅的掠夺，造成自给自足的经济濒于破产，这里的群众生活十分贫困。因此，乌山成为我党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好地方。
  1935年秋，进入乌山地区的红三大队，经过周密的部署，很快消灭驻防诏安县保安团、乌山著匪沈东海部的有生力量，在乌山站住了脚。在此之前，由卢胜同志带领闽南红三团一个精干武装排，在取得埔尖山（位于靖和浦三县交界处）的战斗胜利后，根据闽粤边区特委开辟乌山根据地的指示，也游击到乌山一带，并奇袭了云霄水晶坪桥仔头一个土围楼，枪毙了一个反动地主，缴获长枪10多支，把没收的大部份财物分给群众，从而扩大了政治影响，打开了局面。不久，这两支武装部队在云和诏的交界地月眉池胜利会师。根据闽粤边特委指示，卢胜部并入红三大队，原计划打回凤凰山，恢复浮凤美区工作，后因敌人重兵封锁诏饶边境，大部队运动不过去，又折回乌山坚持武装斗争，在乌山之巅插上了革命红旗，从此，乌山地区便逐步成为闽粤边人民革命的摇篮。
  1935年6月，潮澄饶红军抵达乌山后，即与县委年初派到这里开辟诏（安）黄（冈）区的赵金弟会合，加紧扩大饶诏边游击区。
  9月下旬，红三大队获悉国民党驻诏安县城一个警卫连调防，遂召集地方组织狙击，这一役，红军毙敌10余人，缴获长枪10余支。之后，红三大队、特务大队配合当地赤卫队先后袭击饶诏边的华表、上营、洋边等乡，没收了8户地主土豪的财物，又攻打西潭、丁洋埔两乡后备队，打垮国民党驻坪坑盐警小分队，共缴获长、短枪20多支、子弹和军需品一批。
  为了在乌山一带开展猛烈的游击战争，使周围几县的游击区联成一片，1935年10月初，闽粤边区特委委员何鸣到诏安十八间（地名）召开中共潮澄饶县委扩大会议，总结经验教训，部署恢复潮澄饶地区的工作和开辟云和诏游击区。根据特委的决定，从潮澄饶县委领导骨干中抽出一批干部，组建中共云和诏县委，派蔡明（蔡尉林）任县委书记，调整潮澄饶县委，由陆位保任书记，组织部长陈耀潮，宣传部长蔡茂，负责领导恢复潮澄饶地区的工作。原潮澄饶县委书记张敏调任特委委员后，被任命为云和诏、潮澄饶特派员，兼管两县工作。10月底，中共云和诏县委正式成立，书记蔡明，组织部长陈耀潮，宣传部长陈老诏。下辖四个区：一区江亩坑至西潭，二区江亩坑至景坑，三区在进水、金溪一带，四区设在云霄、平和边境（诏安四、五都各有一个工作组），至年底饶和捕诏县委撤销后，其辖区划为云和诏第五区。
  特委根据开辟乌山，发展云和诏游击区的需要，对潮澄饶红军进行全面整编：由红三大队、特务大队、卢秋桂短枪队和闽西红九团的邓珊部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闽粤边区独立营（简称独立营）。营长邓珊，政委贝必锡，全营200多人枪，担负开辟乌山根据地。这年冬，独立营攻打上岭埔时，营长邓珊在七高际中弹负伤，抬到稿寮村后牺牲。独立营由贝必锡暂时兼任营长。1936年1月，根据特委指示，把浮凤区联队、浮凤区赤卫大队、潮澄饶第一中队和县区一批地方武装骨干合编成潮澄饶红军第一大队，由卢秋桂（后李金盛）任大队长，曾才炎任政委，活动于饶诏边，担负恢复潮澄饶地区的工作。2月，独立营政委贝必锡被粤边特委以“屡抗命令”的罪名撤职后，又被定为“社会民主党”反革命分子而遭错杀。特委派卢胜接任营长，吴金任政委，并宣布独立营划归特委直接领导。
  二、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拓闽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全盛时期
  中共云和诏县委及粤边独立营建立后，摆在面前的重要任务，就是怎样依靠群众，开展武装游击斗争。为巩固乌山革命根据地，吸取了凤凰苏区失败的教训，独立营立足于云和诏乌山地区建立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并对肃反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纠正，使部队得到生机，很快恢复了战斗力，先后以梅林、仙人石、大沙岗、斗寮、七高际、银空、和尚寮、公田、水晶坪、北蔗、彭水、进水、五洞、六洞等一带为根据地，进行来回活动，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地主豪绅反动势力。广大指战员通过不断的实践，积小胜为大胜，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与敌人周旋，敌人来了就拉上山隐蔽，敌人走了又出动抓土豪、打民团，消灭地主武装，做群众工作，发展赤卫队。在当地群众的密切配合下，独立营立足乌山，四处出击，取得了辉煌战果：1935年12月，出其不意地攻打诏安四都盐警队，毙敌1名，生俘土豪沈彩兴之子及亲属3人，缴枪1支，迫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并沿着诏安东部的四都到梅洲一带出击，直逼云霄县城；又从西部的景坑、搭桥、坪路一带出击，席卷距诏安县城较近的西潭、美营、湖内等地区，还一度直捣国民党保安队长沈东海的老家，活捉了沈东海的哥哥和侄子；北部从上下宫陂打到秀篆直至平和大溪。这样在诏安范围终于打出了一个比较广阔的游击区域。
  1936年4月，部队用挖地洞、炸炮楼和内外夹攻的办法，与敌激战七昼夜，攻破了诏安山区的一大反动据点——隔背坑坝楼，迫使地主武装投降。接着，又一举攻克官陂的凤狮凤岗楼，缴获民团枪支几十杆，使革命工作向西北方向推进。
  1936年5月，独立营连续两天攻打平和马塘一股较大的地主武装，虽然没有夺下“土围子”，但震动很大。到8、9月间，卢胜又亲自率队攻打平和大溪反动民团，取得重大胜利后回师诏安，在地方武工队、自卫队的大力配合下，袭击了诏安金溪附近的圆林灰寨。这是一个由七八个地主豢养的一支200多名武装占据的反动联防堡垒，装备较好，工事牢固，独立营强攻几次都失利，最后集群众智慧，采用挖地洞，埋炸药强行爆破的办法，迫使他们缴械投降，把这个反动据点拔掉。
  1936年6月，“两广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向广东逼近，闽南的驻军又集中清剿平和地区，云霄县城只有一个伪保安团驻防，后方极度空虚。独立营及红三团摸清敌情后，为解决部队给养，决定利用“中元节”进行一次化装奇袭。7月18日早晨，从独立营和红三团挑选出来的40多名精干的班排干部和老战士，组成一支小分队，由卢胜亲自带领，有的扮成农民，把枪支插在柴草里，或埋在篮子中，有的装扮成阔佬商人，混在络绎不绝的人群中涌进县城。而由独立营、红三团、赤卫队组成的一支500多人的队伍，则在拂晓前赶到云霄城南门外的将军山下埋伏，利用甘蔗园作掩蔽，还在离城二三里的山堡安置了两挺机枪，以掩护部队进城和撤退。小分队在城里同敌人进行了1个半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迫使云霄宏利银行的出纳交出钥匙，完成了“取款”任务，共缴获伪钞1万多元，银元300多，除解决边区红军的给养外，还送一部分给根据地人民。这次行动，在闽南的政治影响很大，围剿平和一带的敌军闻风丧胆而自行溃退。
  在中共云和诏县委和独立营的努力下，乌山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和扩大，根据地增设了交通站、被服厂和印刷所，并设有后方伤兵站和看守所。乌山周围，东至诏安沿海的四都、梅洲，直至云霄县城，平原到诏饶交界的坪路、景坑、塔桥一带，直至诏安县城附近的西潭；北面以秀篆、官陂一直扩大到平和的大溪，形成了云和诏革命新区，并在5个工作区中建立了100多个党支部，发展党员500多名，人民抗日义勇军500多名，农民抗日自卫军3000多名，农会会员和农民抗日救国会员1万多人，党的地下联络站也大大增加了。诏安城关建立了党的内线工作小组，并先后在青山、湖厝车、城关北门外的紫峰庙等处建立党的联络站，及时提供情报。云和诏革命根据地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喜人形势。
  但是，革命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当云和诏革命力量由弱到强，革命烽火越烧越旺的时候，蒋介石急忙调遣国民党中央军八师和粤军一五七师，纠集闽省保安团和地方民团先后对乌山根据地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围剿，敌人在军事上实行围剿、搜剿，经济上实行封锁政策，政治上还采用阴险毒辣的移民并村和加强保甲联防等手段，企图把根据地群众同红军游击队割裂开来。对此，云和诏县委针锋相对，根据特委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机智灵活的应变措施，有效地巩固和加强了革命根据地。
  在军事上，面对着十几倍于我的强敌，云和诏革命人民配合独立营战士进行了顽强无畏的斗争，运用机智灵活的战术，始终保持着军事上的相持状态，粉碎了国民党中央军妄图于5月底彻底“肃清红军游击队”的计划。1936年2月，国民党八十师和省保安团共7000多人清剿乌山根据地，历时14天。红军游击队采取灵活战术，避开强敌，深入敌后，于6月在平和东坑赤卫队配合下，拔掉防守严密的地主武装驻防的堡垒“凤山楼”，沉重打击了敌人。同年春，云、诏二县反动军队又进犯乌山湖内两侧，相距10余里，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上午故意投入敌人的包围圈，黄昏时悄悄撤出，分两路埋伏于湖内的山上。入夜，两路犯敌都向湖内展开攻势，自相残踏，双方各有伤亡。正当敌军双方战时，红军从后路截击，结果，敌人大败，死伤数十人，及至敌人发觉上当时，红军已班师回营。这年夏，国民党八十师两次进犯湖内，红军独立营及当地游击队严阵以待，以战壕为掩蔽，使敌军前后受击，死伤20多人，丢枪10多支，狼狈溃散。
  经济上，针对敌人的经济“清剿”和封锁，云和诏党组织采取了“坚壁清野”和允许群众集体“自新”等灵活措施，敌人一到，就掩护来得及转移的群众上山，来不及转移的允许他们集体向国民党“自新”，敌人一离开，又带领群众开荒垦植。通过这一灵活政策，保护和团结了群众，保障了生产。
  政治上，对敌人的移民并村和保甲联防，云和诏县委展开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县委工作人员同独立营、游击队组成地方工作队，在群众中大力开展政治工作，巩固和发展了党组织，保存和壮大了红军力量，而且争取了敌人的守望队，使之成为红色抗日自卫队，使敌炮楼变为红色炮楼；并在乌山周围建立了军事缓冲区，争取了多数的保长搞两面政权。在武装游击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靖和浦根据地和云和诏根据地连成一片。这时，闽粤边三年游击战争达到全盛时期。
  三、肃反运动
  1936年2月至4月间，闽粤边区特委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在潮澄饶、云和诏县委和红军中又一次开展清查“社会民主党”和“AB团”运动，错杀了大批革命干部和红军指战员，使革命事业遭到极大损失。
  原浮凤区委书记文步炳，在国民党重兵进大山乡时，见敌军沿途烧劫村庄，疯狂捕杀群众，激愤之下率赤卫队狙击敌人，不意暴露了牛寮村红军隐蔽点，致红军受追剿遭损失。因此，清查运动一开始，文步炳便被诬为有意通敌，是暗藏的“社会民主党”分子，潮澄饶县委、县革委机关驻地打埔岽和三平遭破坏，又怀疑县革委秘书张镇波和县委印刷厂负责人希壶是内奸，对这些凭空的怀疑和推断，特派员张敏，不作调查取证，认真核实，竟给他们戴上“社会民主党”反革命分子罪名，命令政治保安队将3人坑杀于黄牛山下。接着，又在机关干部中开展群众性检举运动，把清查“社会民主党”分子推向新的高潮，结果，又冤杀了浮凤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黄淑苏、区委委员林振翩、妇委叶淑兰，以及浮凤区联队队长柯良、饶城工作组组长林木松、红军骨干彭喜等。
  2月后，错误的肃反运动从地方机关扩大到红军队伍。当时，因转移到闽南的部分指战员听到家乡亲人被国民党军杀害，家园被烧，强烈要求打回浮凤为父老报仇。他们对潮澄饶红军改编为独立营，担负开辟闽南新区的决定，思想有抵触因而强调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要求保留原来的部队建制，不要混编。对于这些被迫暂时离开乡土而又未经严格训练的工农战士，一时出现的恋土情绪和狭隘的复仇思想本来是不难理解，然而，由于领导存在极左思想，竟然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乘机煽动“哗变”。于是，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迅速在红军中展开了。独立营政委贝必锡和政治部主任浦益多，被诬为“带头抵抗党的命令”“于改编红军时在队伍内散布悲观失望的谣言”，是暗藏的“社会民主党”为首分子，均被宣布撤职，后遭冤杀。潮澄饶红军第一大队队长卢秋桂，在红军改编时，对部分战土要求不要分开、决心打回浮凤为父老报仇的心情表示理解和同情，也因此被指控为制造哗变为首分子。当他获悉政治保卫队要将他杀害时，愤怒地弃枪乘夜离队出走。保卫队抓不到卢秋桂，竟将他的妻子兰花株连坑杀。红军家属林花、文翠英，也在亲人被诬为“社会民主党”分子以后遭冤杀。
  由于肃反中大搞逼供讯，对被扣押的人百分之九十五施行酷打。逼刑之下，百分之百被迫承认参加“社会民主党”。在乱招口供中，又无端牵连他人。结果，区一级干部十分之七被扣押，独立营中的队长及中队长、排长十分之五被扣押，总共被扣押了130余名红军指战员和区一级干部，首批便被处决了七八十人。
  3月份后，大规模的消查运动又扩大到乡村基层干部和革命群众。平时说过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的人，也被当作“社会民主党”的骨干分子来打，严重混淆敌我界限，大批干部群众惨遭冤杀。共产党员黄秋练、黄三海、文炎兵等，就是因说过一些错话而被当作“社会民主党分子”杀掉的。更严重的是原潮澄饶县委书记陈信胜调潮澄揭（阳）工作后，专程到诏安找特委汇报请示工作，也被诬为漏网的“AB团”首要分子，被拘捕后遭杀害。
  闽粤边特委在潮澄饶县委和红军中搞大规模的肃反，使革命队伍充满一片恐怖气氛，人人自危。云和诏县委书记蔡明，看到一批干部被错杀，唯恐自己也无辜遭罪，遂乘夜离队出逃。大批区乡干部和红军战士，原要求打回老家为父老报仇，如今看到一批战友和乡亲遭冤杀，害怕受到牵连，也相继离队逃跑他乡。结果，原有200多人枪的独立营，肃反后仅存官兵100多人枪。从浮凤区转移到闽南时，潮澄饶县、区、乡干部和红军家属近400人，肃反后，只剩下200人左右，且人心惶惶，组织松散，战斗力低下，革命事业遭到极大损失。1936年下半年，闽粤边区特委觉察到肃反的错误，进行纠正，恢复健全组织活动，革命斗争才在闽南地区重新开展起来。
  四、闽粤边红军的改编
  1936年6月，闽粤边区特委根据抗日形势发展需要，组织干部深入乡村进行反蒋抗日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抗日义勇军，成立乡村抗日民众团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把独立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闽南抗日第一支队，支队长卢胜，政委吴金。潮澄饶红军第一大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闽南抗日第五支队，支队长李金盛，政治部主任刘炳勋。
  7月，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不顾国家危亡，命令陆军第八十师陈琪部纠合诏安、平和两县保安团继续围则梁山革命根据地。为支援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第一支队联合闽南红三团，奔袭云霄县城，破宏利银庄，共收缴银元3万多块，钞票1万多元。迫使陈部忙回兵救援。红军此举既解梁山之围，又筹集到大批军需经费。这年秋，国民党派粤军一五七师黄涛部进驻诏安，纠集饶平、平和、诏安三县地主武装，凶猛围剿闽粤边区革命根据地。第一支队和红三团鉴于敌我力量悬殊，决定避敌锋芒，化整为零，充分利用地形地物，大打麻雀战、夜战、突袭战，抓住敌军立足未稳及军事薄弱环节伺机出击，接连在北蔗、太平等地组织几次夜间袭击，搞得敌军蒙头转向、坐卧不安，始终找不到红军主力。接着，第一支队又在云霄车仔圩外围山坳打伏击，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警卫连。红军紧密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黄涛在三月之内消灭共产党之预言，使他不禁慨叹“剿共是世间一项最苦差事”。活动于饶诏边境的第五支队始终坚持深入发动群众，不断扩大农会和革命武装，领导农民展开抗租抗税与分粮的斗争，镇压地方反动豪绅地主，先后拔除了20多个反动据点，缴获长枪100余支，壮大了红军队伍，巩固和发展了饶诏边游击区。
  解放前夕乌山革命斗争记略
  韩学宽
  红星乡地处革命根据地乌山的西南麓，建国前是中共闽南地委、云和诏边县委领导下的进水老区和金溪游击区。1949年10月以后，这里集结了南下和本地的干部、独立大队和三十一军侦察营的指战员和本地民兵。中共诏安县委会和诏安县人民政府在这里宣告成立，进军诏安县城的两路大军从这里出发，但见军容整肃，民心振奋。
  53年过去，这里青山依旧在，人事已更新，往事正堪回首。
  一、红白区分界线
  从点灯山蜿蜒而下的楼仔岭和后到岭，这条山脊是红、白两区的分界线。但随着形势变化时而西进或东移，形成拉锯状态。山脊以内一片小平原通称金溪，大小村落栉比鳞次：有金溪圩、圆林、许寮、庙兜、楼仔、石楼和下河等村。村民多许姓杨姓。沿溪北上有朱厝、碗窑、下寮、水头和梅林等村，罗姓居多。这一带人都讲闽南话；西向北步步登山可达进水，进水大村的四周有下溪尾、钟老鼠、火烧龙、笋头科、白路盆、坑心和大塘北等小村，散落在乌山下或山腰；靠西则有五洞、六洞等村，这一带人多姓张，讲客家话；另有坪林村，虽近金溪，却在重山围绕之中，形势险要，是云和诏边县委直属队（队长张瑞成）的常驻点。
  这一带村民，长期和乌山上的闽南特委和游击队血肉相连。1937年7月16日“漳浦事件”和“月港事件”后，乌山红旗不倒，山下青少年纷纷参加闽南支队和云和诏边独立大队，正在为解放全中国浴血奋战。
  山脊外是两个大村子——大布寨和走马塘，前者封建势力较强，后者是国民党景溪乡公所的驻地，国民党保安团胡季宽部和诏安县自卫队在此常驻，并不时越岭骚扰。1949年5月解放军渡江以后，一度入侵金溪的国民党军队相继撤走，红白分界线更移至后到溪。到八、九月间，原在饶平山区一带活动的云和诏边县委和独立大队，又回驻大塘北山上，金溪游击区更加巩固。逢农历二、五、八的圩日，山面（当时对紧靠乌山一带村子的通称）人赶圩卖土产者越来越多，白区来的生意人也放胆前来交易，圩场上客家话和闽南“河佬”话混杂交谈。到10月底，人民币和银元并行流通。
  二、羊角山战斗
  1949年10月6日，即中秋节，从漳州地委分配到诏安工作的南下干部46人，他们佩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的胸章，由武克、李振经率领，经云霄水晶坪到达圆林村。同时，云和诏县委机关干部和独立大队的指战员们也由李亚伟、张振福分别率领从各个驻地赶来。一时，圆林村顶寨、下寨和灰寨，分驻着讲普通话的、客家话的、闽南话的，穿绿军装的，黑军装和便服的，大家亲切交谈，一片热烈团结的气氛。
  次日凌晨，突闻枪声大作，李亚伟发出“占领后山”的命令，朦胧中可见到一支黑衣队伍在北面山头——羊角山上，居高临下，向正在撤出圆林奔向楼仔的敌人猛烈开火，敌人边逃边还击，双方对射的子弹交织，打得水田“噗、噗”声响，禾苗乱飞。此时天已大亮，清楚地看到张振福把机枪架在一个小同志的肩膀上连发扫射，场面极为壮观。敌人奔向楼仔岭，拼命向大布寨方向逃去。
  事后得知，敌人是县自卫队张志鸿部。他们本想抓几个“散匪”发些洋财，并不知道昨天圆林村已有大批队伍集结。我们的岗哨已发现，但因敌人服装与我南下干部服装相近，分不清敌我。待到鸣枪示警，睡在接头户家的吴永周、许开嘴（革命群众）两人已被抓去。（后来，许开嘴花钱赎出，吴永周则一直被关到我军入城前乘乱逃出，在原县政府大堂迎接我们）。
  三、坪林成立县政府
  当晚，全体干部转至坪林，战斗部队则留驻金溪布防警戒。数日后，宣布成立中共诏安县委会，由武克、李亚伟分任正、副书记，成立诏安县人民政府，由张振福、李振经分任正、副县长（原云和诏边县委机构中属于云霄、平和两县人员已各归编制），并确定了各人的工作岗位。基层几个工作团，有张瑞金的官陂工作团已接管国民党的官陂镇；张贯通、谢瑞山的第三工作团、沈德溪、吴振生的第五工作团都来坪林汇报工作和接受任务。
  县委派出的圆林工作组（组长吴章喜、副组长张瑞成、组员韩法昌、王里程、申远龙、刘锡乎、谢小洪、林小亭、陈镇川等），主要是发动群众、筹集粮草等工作。又派马立功和韩觉组织民兵训练班。受训的是金溪各村的进步青年，对他们进行形势教育，准备配合大军作战，维持后方秩序等。
  原驻走马塘之敌，已闻风撤走。县委领导人多次星夜越岭来到后到村，约定走马塘封建头子“老秀才”徐涌源过河来缴交枪械弹药。事后，沈静、韩觉和陈镇川等多次到走马塘和大布寨执行此项任务。
  10月底至11月初，县委抽调干部组成宣传队，由韩觉和沈静任队长，队员有刘乃成、张寿炎、詹功伟、张兆民、刘文、刘栋材等18人。宣传队在金溪后村写标语，召开村民大小会，传达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的喜讯，讲解《约法八章》精神。又写就“中国共产党诏安县委员会”“诏安县人民政府”“诏安县人民公安局”“诏安县地方税征处”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前司令部诏安办事处”等5个牌子，以备入城悬挂。
  四、进水会师大会
  11月中旬，参加会师大会的全部人员齐集坪林，大会即将举行。但是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国民党各路残兵败将一路逃来，集在诏安这一弹丸之地。他们是：福建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童懋山、流窜过境而又走投无路的刘汝明兵团、“军官团”和交警第四旅残部。而本地拥有一些实力的土劣和军政人员也伺机而动，各树旗号，割据地盘。有张冠雄的“闽南暂编纵队云浦诏东地区支队”、沈思泰的“特务团”，其属下吴汉中营——即海匪吴乌螺，扰民尤烈。一时诏安城乡，遍地腥云，满街狼犬，民怨沸腾。尤其是原县自卫队长，多次骚扰游击区的张志鸿，又当上了张冠雄部的独立营长兼诏饶联防主任，率部重返走马塘，并与霞葛、秀篆的反动势力相勾结，企图负隅顽抗。
  为使会师大会的安全和顺利进行，与会人员漏夜登山涉水，移师进水。11月20日举行会议，诏安县委、县政府及县直机关干部、各区委、区公所、区农会干部计120余人出席，分别由武克、李振经李亚伟、葛奠华作了“会师动员”“征粮政策”“减租减息”“接管政策”等报告，并学习了有关文件，张振福则带县大队在金溪一带巡逻警戒。
  参加会议人员按入城后的工作单位编组：第一至第七组在进城后是7个区的编制，组长姚金孝、王子清、侯永华、张存死、吴章喜、郎壮保、刘庆生等，他们分别是一至六区、城关区的区委书记或区长，第八组之后是县直机关。
  27日，大会结束。武克作总结报告，布置进军诏安城的任务。进军的先头部队——三十一军侦察营已到达进水。12月8日，兵分两路，东路军转经云霄打梅洲；北路军推进金溪，越后到岭，强攻走马塘，并挥师诏安县城。
  作者附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事隔53年，纵是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虽有轮廓，难免眉目不清。事有凑巧，前些年漳州市方志办某同志出差上海，在旧书堆上购得1949年12月出版的《漳州电讯》数份，载有《诏安县委召开誓师大会》一文。作者署本报通讯员：徐慕尧、韩觉。是吴杰和我当时的化名。据此资料，正好补回忆之不足。
  北蔗雷公陂，巧摆地雷阵
  罗双孝
  地处诏安、云霄、平和的乌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创建的闺粤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中共粤边特委，闽南特委，云和诏县委，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不计其数次的战斗。其中北蔗雷公的地雷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46年12日31日，时驻云霄上坂村的国民党福建省保安二团队长林凤祥，出兵100多人向乌山进犯，妄图消灭我乌山游击队，抓捕地委书记陈文平。
  乌山游击队在支队长李仲先的率领下，在三角北面隔溪的一个狭长路段上摆下了地雷阵。这里地名叫雷公，也叫老虎陷，是水晶坪到北蔗的通道，路上是陡坡，路下是布满乱石的溪流。陈文平和吴新加控制着地雷阵的引爆开关，严阵以待。
  敌人带着三挺轻机枪和充足的弹药，一路小跑向北蔗村而来，虽是寒冬时节北风凛冽，但穿着笨重棉衣的保安团兵，跑了十几华里到达雷公陂时，已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个个口渴舌干。这时，保安团兵一见路旁有溪水，就急着蹲下来捧水解渴，后面的见前面有水也就紧跟上来，于是本来长长的队伍一下子就缩短“集中”在地雷区了。此时陈文平看得真切，亲自把电线往干电池上一压，顿时整个雷公陂路段轰隆隆、轰隆隆，有如万炮齐鸣，硝烟弥漫，震耳欲聋。国民党兵被炸得蒙头转向，哭叫声与地雷爆炸声此起彼落。走在队伍后的林凤祥吓得魂不附体，急忙连声大喊：“快撤，快撤！有的敌人不敢走回头路，便向北蔗村的方向逃生，正好被我们埋伏的战士抓个正着。
  这次地雷战，由于我们自制的土地雷里面装填了不少碎玻璃，一碰到爆炸高温很容易熔化，因此杀伤力不强，只炸死1个传令兵，炸伤10多个人，俘虏5个，缴获步枪3支和子弹500多发。但初试锋芒，却将林凤祥吓破了胆，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这次闻名遐尔的“北蔗地雷战”，大扬我乌山红军游击队的神威，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本文据参战者张潭黎生前讲述和解放后诏安第一任县长张振福《巍巍乌山战士情》整理）
  金溪地区的统战工作
  林再友
  中共云和诏党组织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在诏安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矛盾多次激化的形势下开展的。
  在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清剿的恶劣艰险的政治环境中，中共云和诏县委根据闽南革命斗争的大局需要，在乌山云和诏地区坚持武装自卫斗争，不仅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清剿，保卫了老区的生产自救和群众利益，保存了革命力量，同时，也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获得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云和诏县委创造性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执行了福建省委在1942年12月制定的《关于统战不同对象的具体政策》。县委特派员陈文平挑起了这一重担，他带领县委和武装队伍开展活动，依靠基本群众，打击最反动的顽固分子。在乌山根据地周围的金溪、官陂、大布、走马塘、四都和云霄世板等地区，建立了一大片新统战区域。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利用一切旧关系打进旧政权中，去充当保甲长或区长及职员等等，尽量实施一切有利人民的事业，如实现民主、改善民生等”的指示，云和诏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如国民党政府军事科长林春芳，金溪、官陂的士绅许顺智、张清修，以及走马塘的徐悦明、徐江水，大元中、四都等地的保甲长，都曾参与陈文平倡办的谈判。使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在金溪地区、走马塘、大布等村更加活跃，使这地区变为保护乌山基点的缓冲区域，保证了云和诏县委和武装队伍的经济给养，为更广泛地发动各阶层民众投入抗日反顽斗争，打开了新的局面。
  金溪地区经过县委长期深入细致的统一战线工作，党同各方面的人士团结合作所形成的巨大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反顽武装斗争，同时对党组织自身的巩固和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金溪地区原有许、杨、林几个姓氏的村民，周围几十个村庄划为3个保，曾经联过乡，“有事共商，互相帮助”。几个保甲长、开明绅士在行动上是比较一致的。统战工作长期深入发展，首先是老区群众张天赐和保长许培兰以亲戚关系而串联起来，然后，由许顺智和许培兰去打通其他保甲长和开明绅士等农村上层人士的关系，把他们串通联系好后，陈文平代表党组织与之联系。通过广泛接触群众，了解各种人的思想，经过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统战工作在金溪地区有了新的发展。一是解决好金溪许氏、杨氏和林氏的民间纠纷，做好许氏中的顶寨和下寨的工作，甚至阻止了姓氏间的封建械斗，向他们指出，国难当头，全国各族人民应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并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不发兵到抗日前线，而驻兵于乌山根据地的门口的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经过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落实。二是做好农村中保甲长、开明绅士和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由陈文平建议，由许顺智去串通这些上层人士，用灵活的办法去反对国民党政府不合理的征兵、征粮和征税。如用拖拉、敷衍的办法应付国民党的征兵和税收，使广大群众得到不少利益，从而减少了对云和诏县委的压力。保甲长要给国民党政府做的事，都事先与云和诏县委派出的人员联系商量。他们还主动为根据地筹备粮食，支持革命事业的发展。三是在进行保甲长统战工作的同时，党组织更注意巩固基本群众的工作基础，做好基本群众的思想工作。当时，乌山周围还没有建立基层政权组织，党始终依靠群众，通过革命群众去做基本群众的思想工作。如依靠近乌山的朱厝、坪林等村的革命群众罗逢如、黄阿禄等去进行基本群众的思想巩固工作，实际上起到了基层政权的组织作用依靠基本群众的协作，使云和诏县委的统战工作不断向外围周边扩展，使金溪以外的大布、走马塘等大村都开展了党的统战工作，以后还发展到官陂、大元中、四都和云霄的世板。
  金溪地区统战工作的新发展，使国民党顽固派在清剿中失利，争取到当地保甲长及开明绅士倾向共产党，从而，使这些乡村逐步成为云和诏党组织的新的隐蔽据点，革命工作得以顺利发展。诏安国民党顽固派虽然经常派兵金溪一带，封锁革命根据地乌山的出入口，但却完全失去了效用。云和诏党组织的工作人员在统战人士和革命群众的掩护下，可以安然地出入顽固派驻地的周围地区，深入国民党统治区去进行工作；革命群众也能秘密地把粮食、物资、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乌山革命根据地，支持了乌山云和诏县委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发展，直至革命斗争取得胜利。
  黄琪璋传略片段
  黄方辟
  黄琪璋（1889-1931年）出生于霞葛镇五通村，少读孔孟学说，青年喜读康梁文章，树立鼎革思想，成年克守祖业，勤俭持家，经济富裕。他信义疏财，乐善好施，关心大众疾苦，为人正直，待人平等，处事有方，被霞葛黄氏族人尊崇为族长。
  民国十八年（1929）春，中共饶和埔县委刘锡三、余丁仁、连铁汉、谢卓元等领导人到秀篆、霞葛传播马列主义，开辟新区。他们宣传发动农民运动，成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赤卫常备队，发展中共党员，先后成立了中共石下（秀篆镇境内）、赤竹坪（霞葛镇五通村境内）两个党支部和陈坑（五通村所属自然村）苏维埃政府，同时创建饶和埔诏工农红军第三连。为进一步打击敌人，扩大苏区，县委认为黄氏族长黄琪璋是可争取对象。经研究决定派余仁接近黄琪璋。余利用与黄琪璋妻子是同乡关系，经常到黄家中，议国事、谈人生，经过革命思想的疏导，黄旗璋成为当时左派人士之一。
  民国十九年春，当地农民抗缴鸦片捐，反对官盐增税提价，群情激昂。县委书记刘锡三抓住时机，于农历三月十八日率领驻陈坑村的红军第十八团隶属一个连队，进攻霞葛圩盐馆。馆长林茂芝及其他盐警闻风而逃。红军打开盐馆，将食盐以低价卖给群众或无偿救济贫苦农民，群众拍手称快。红军借机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反对苛捐杂税，于是，革命声浪高涨，形势一片大好。
  事件震惊了诏安县国民政府，遂于同年5月间，派杨明泉（杨德部属）带领一连军队，进驻官新庵和霞葛天堂村，以催收鸦片捐和追查盐款为名，到处杀人抢物敲诈勒索。五通村村民黄文榜等4人到官陂赶集时抓走，杨明泉又派人到五通村新楼仔自然村抓人劫物。在中共赤竹坪党支部和陈坑苏维埃政府领导下，黄琪璋以鸣锣为号，带领乡亲自卫还击。他们以土枪、长矛、镰刀为武器，当场打死杨明泉土兵2人，活捉4人，其余土兵见状不敢强攻，逃回天堂村驻地。当天晚上，黄琪璋挑选勇敢善战的壮丁100多人，偷袭杨明泉军驻地，强行救出被抓去的黄文榜等3人（1人已被打死）。杨明泉见势不妙，深夜怆惶逃回诏安县城。次日，他隐瞒自己抓人抢物激发民愤的事实，仅向团长杨德报告黄琪璋带领民众参予红军反抗的经过。海盗出身的杨德恼羞成怒，扬言要出动全团兵力剿平五通村。消息传出后，五通村民人心惶惶。为稳定民心，黄琪璋一边向党组织联系，一边将妇女、儿童转移到官陂张姓居住地。
  7月中旬，中共饶和埔县委为了保护群众利益，巩固革命成果，粉碎国民党军队反扑，派余丁仁到龙山岩召开农会主席和赤卫常备队队长会议，开展反围剿斗争。会议研究决定以中共赤竹坪党支部和陈坑苏维埃政府为核心，率领五通、溪东群众正面歼敌，溪边、下河、黄茶赤卫常备队负责阻击敌军退路。会后，余丁仁与黄琪璋一同制定作战方案，发动群众参战，并召开霞葛黄氏各房长会议，成立抗歼敌军指挥部，地点设在五通宫。中共赤竹坪党支部和陈坑苏维埃政府派黄娘寿、黄茂远、黄兆昆、黄挺进4位同志协肋黄琪璋开展抗歼敌军工作。同月，黄琪璋在五通宫召开霞葛黄氏千人祭旗大会（誓师大会），宣布霞葛黄氏18岁至45岁的男丁均要拿起武器，同民国政府杨明泉匪兵决战到底，立即做好一切抗敌准备。
  农历八月初一，杨德亲自带领国民党军队一个团，从诏安县城出发，向霞葛行进。中共饶和埔县委得悉情报后，即通知黄琪璋按原计划做好战斗准备。初二凌晨天刚亮，德军队到达天堂村。此时，黄佛率领的红军连队早已埋伏在上涂村后的树丛中；指挥部调动的五通、溪东二村壮丁，也埋伏于甘蔗田和溪岸芦草中。乘敌军深夜行走精疲力竭之机，由少数人到“鸭母田”（今洋素）放鸟枪诱敌。杨德不知是计，遂被诱入包围圈，指挥部铜锣土炮齐鸣，黄佛率领红军横截敌人，埋伏在蔗田、芦苇的壮丁蜂涌而至，他们用土枪、长矛、扁担与民国军队短兵相接，展开血肉搏击。战斗中，杨德在小元中岭被伏击群众捅死，敌匪被击毙100多人，余者溃不成军，纷纷向南陂、天桥、元中一带逃窜，次日逃回诏城。溪东、五通壮丁有4人死亡，40多人受伤。这次农民用土枪长矛智胜国民党军洋枪洋炮真枪实弹的战斗威震闽南。
  事后，诏安民国政府惊惶失措，上书告急，民国当局派四十九师隶属团团长黄南鸿设计到五通村调和。他一面认亲拜祖，设酒席宴请黄氏各房长，麻痹黄琪璋的戒备，一面借口调解，答应要赔偿勒索群众的银元4万两。1931年3月26日，黄南鸿带着银元来到五通村，佯称前来赔款。离开时，他把黄琪璋骗出，送行途中把他擒获，关进诏安县城监狱。同年4月20日，国民党当局以黄琪璋参与红军叛乱为由，将他杀害于诏安西较场。当时，他的妻子22岁，最小的儿子黄有德才出生8个月。
  永不磨灭的业绩
  ——记“乌山妈妈”吴阿柔
  杨楼
  在云和诏地区的革命斗争史上，有一位被人誉为“乌山妈妈”的吴阿柔。她虽然是一名普通的地下交通员，却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她的光辉形象，将成为永远激励人们奋进的一种精神力量！
  阶级觉醒投身革命
  吴阿柔原是西潭村人，生于1890年9月。由于家境贫寒，在她投世几个月后，父母就割爱让乌山顶上的北蔗村张家抱去当童养媳。张家也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穷人，只是为日后独生子长大了谋娶一个“便媳妇”打算，所以咬紧牙根，一把泪水一把汗的将她拉扯大。她生有1男3女，本来早已穷得揭不开锅的日子，这下子更加凄苦。她的丈夫走投无路，最后只得横下心将她母子抛下，只身出洋谋生去了。吴阿柔含辛茹苦地抚育4个儿女，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
  这时是1935年，我们党在乌山成立了中共云和诏县委和红军独立营。吴阿柔所在的北蔗一带也很快成为革命活动的中心。从此，死水一潭的山区便开始震荡起来，反霸惩恶，抗捐抗税，减租减息搞得热火朝天，在红旗的感召下，吴阿柔如饥似渴地参加学习，接受革命薰陶，很快就成为农会和妇女会的积极分子。接触革命之初，她有一连串的思想疙瘩：为什么在这世间，有的人可以长年吃鱼吃肉、使奴唤婢、一手遮天，而有的人却长年累月在地里打滚，还落得饥寒交迫、妻离子散却不敢反抗，她想不明白，便鼓起勇气，向红军领导人请教。领导同志耐心帮助她认识到这是阶级差别和阶级压迫。天下穷人要甩掉这种阶级苦，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斗争，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推倒，才能够翻身做主人。阶级觉悟提高了，吴阿柔浑身是劲，带头参加各种斗争，主动帮助红军筹粮筹款。不久，云和诏县委决定在乌山地区建立地下交通站，发展接头户和交通员。她凭着熟悉地形和聪明才智，很快被批准为一名正式的地下交通员。
  勇敢机智 竭尽忠诚
  吴阿柔的勇敢机智，来自她的高度阶级觉悟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当地下交通员，历严寒、冒酷暑、攀高山、穿荆棘，还得跟猛兽毒蛇斗勇，与匪军地痞斗智，没有一颗红色的心和一副过人的胆识，是绝对不能完成地下交通任务的。吴阿柔正是仗着她的赤胆忠心和勇敢机智，一次又一次巧妙地穿越匪兵的重重哨所和封锁线，出色地完成任务。
  看到她风来雨去，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家里却抛下4个儿女，党组织十分关怀她的生活如何安排，她毫不犹豫地说：“领导不用替我担心，我自会安排的，想我吴阿柔，穷也穷到了，苦也苦透了，不跟共产党走，还会有别的出路？”多么坚定的革命信念啊！
  她真的说到做到。有一次，她扮着媳妇走娘家的样子匆匆赶路去给游击队送信，半路碰上国民党搜山队。敌人用的是“合拢包抄”的办法，眼看躲不了，她机智地拾起一块小瓦片，用信纸包好丢进杂草丛中，坦然地迎着匪兵走去。敌人截住她搜身，连头发和草鞋也都翻了，还不放她走。敌人厉声问道：“干什么去？”她镇静地回答：“回娘家。”“娘家哪里？”她挥手一指：“还远呢！”“你是赤色分子？”她装听不懂：“什么？”“你——是——共——产——党！”她坚定地说：“我是种田的。”匪连长见搜山半日，一无所获，便恼羞成怒地捅她一枪托：“你再不老实，看我一枪打死你。”她乘势便哼哼喊痛个不停。最后，敌人无可奈何地走了。这时，她身上虽然被打得红一块青一块。骨头都快要断了，可敌人一走，她眼睛一亮，什么疼痛都忘掉了，连忙爬起身在杂草丛中捡回密信赶送到游击队去。
  吴阿柔经受这样严竣的考验何止一次？她的勇敢机智赢得了同志们的称赞，也赢得党组织的信赖，批准了她的入党申请，接纳她为中共党员。
  1936年秋，云和诏地区的反共顽固派紧锣密鼓地拼凑成立三县剿匪联合司令部，掀起空前规模的“围剿”活动。有一夜，吴阿柔奉县委之命，坐守北蔗村等待县委委员陈诏等同志前来接头，传递反围剿指示。不巧，敌人却已偷偷摸摸的爬向北蔗村，而且在沿途加置了岗哨。情况异常紧急，容不得吴阿柔去想是哪个关节出了漏子，她随身加穿一件破黑衣，避开哨兵抄着小路摸出村去，在事先约定的路上一个三岔口坐了下来。她怕半夜一时打盹误了大事，便又扯了几朵山藤，将它连接起来，一头系在荆棘上，另一头缚住自己的双手，横跨在小路上。就这样，强忍着刺骨北风的敲打和山蚊的叮咬，一动也不动地一直挨至天麻亮，才将陈诏等同志等到，带着他们安全脱险，保证了县委指示的畅通。
  任劳任怨 不屈不挠
  吴阿柔本来的职责是搞地下交通，但她是个闲不住的人，“交通”一闲，她又一再向组织要求参加筹粮筹款和救护伤病员的工作。开始，组织上怕她过分操劳，身体受不住，反而影响“交通”工作。可是，经不起她的再三保证，也就勉强答应她试试看。
  从此，凡是支持革命的工作，她都领了一份，从不喊一声苦。当时，敌人推行残酷的“三光”政策，连续不断地搞“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妄图置红军和游击队于死地。吴阿柔知道山上的同志快要断粮了，心急如焚，她二句没说，随即将家内仅有的一点粮食背上山去，却让孩子三餐吃野菜、薯渣。家内的米缸掏空了，她又带上孩子到自己的地里摸薯块，成熟一个摸一个。所以，她的番薯地往往还未到收成，就摸得东一窟西一窟的。后来，她又认识到光靠自己能力有限，也不是根本办法，就挨家挨户去发动基本群众献粮献款支援部队，保证驻在山洞里的同志不挨饿。
  有一次，吴阿柔从群众中筹到一部分谷子，正安排在山上一个石洞内加工。工序只完成一半，敌人就搜山来了。她迅速把谷子稍为掩盖一下就钻出洞去，想把敌人引开。敌人一见，连忙对天鸣了一枪，叫喊抓活的，就跟了上来。她急中生智，随即钻进另一个石洞，引得敌兵在石洞群中乱转，与敌人“捉迷藏”，直把敌人拖得精疲力竭，只好纵一把火烧谷子就撤走了。敌人一退，她又钻回石洞扑火，抢出了大部分粮食，连夜给游击队送去。
  “月港事件”后，云和诏县委的大部份领导同志都牺牲了，敌人象疯犬一样滥抓乱捕革命干部和群众。一时，乌山地区被白色恐怖笼罩着。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都动摇起来，逃命的、匿藏的都有。吴阿柔见此，心如刀割，但却没有丝毫退缩，连夜上山安慰藏在石洞里的伤病员：“你们千万不要悲观！有我吴阿柔在，就有你们在！不管环境怎样恶劣，我们都要坚持下去，相信党不会忘记我们！”她将所有的伤病员都看作是自己的子弟，敌情紧急时，她一个个的搀扶他们转移，直到卢胜重整队伍带队上乌山时，才把经过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伤病员交出去。
  还有一回，闽南特委副书记钟骞夫妇和警卫员到北蔗村工作，住在吴阿柔家。到晚上，敌人突然前来围村，挨家挨户要抓共产党，吴阿柔知道老钟是跑不出去了，便将后窗的棂栊撞断，让老钟和警卫员钻出去，隐蔽在山后的密草中。老钟的爱人身体有病，她不让她走，要她装作“疯哑女”关在内室，还故意将粪便和一些吃剩的杂物倒泼了满地。敌兵进来后见此情景，便个个捂着鼻子退了出去。敌人一走，她赶快让人带她转移。等敌人回头要来抓“疯哑女”时，却已迟了一步。最后，只得将一肚子气倒向吴阿柔，将她打得死去活来。
  母仪子烈 全家好样
  吴阿柔不仅自己勇敢坚定，而且为革命哺育教诲了家中儿女，使他们个个都成为革命的硬骨头和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她的儿子潭黎，是一个神枪手，多次浴血奋战于沙场，战功累累。大养女菊花，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被捕，在牢中受尽严刑拷打，她都严守党的机密。女儿耀玲，参加游击队后搞后勤，战斗到哪里，她跟到哪里，从不落人后。小养女秋香更是好样。她十六、七岁就当交通员，以后又参加游击队。在县委筹办的印刷厂当技术工，在一次敌人包围印刷厂时，不幸被捕。在敌人的利诱和严刑下毫不屈服，最后，昂首跳进敌人挖好的土坑。为革命献身时才21岁。
  全国解放后，吴阿柔已经年届花甲。但在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工作中，在土地改革、剿匪反霸、抗美援朝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她仍不甘落后，处处带头，事事领先，一直是山区人民的表率，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奖赏。1951年，她应邀上京参加国庆观礼，还到各地参观访问。之后，她又当选为省人民代表和县党代表，还多次当选为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和乡妇联名誉主席。
  参考资料：（1）陈文平回忆云和诏斗争记录稿；（2）访问陈天才记录；（3）沈铁生：《乌山妈妈吴阿柔事迹》；（4）访问吴振声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