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现任上海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陈炳权教授，是共产党解放后培养起来的一个突出科技人才。陈炳权出身于诏安县城东门内的一个书香世家。曾祖父辈进过秀才，中过贡元、举人，他们的书法诗文在县里有一定影响。有的还精习岐黄，名闻遐迩。祖父辈也大都行医、业儒。到了父亲一辈，家境渐趋窘迫，但家族成员仍勤勤恳恳、谨守家风。至今族中子弟，有医师、美术师、工程师。就连离乡旅居东南亚、台湾的几位，也都艰苦创业，各有建树。炳权的哥哥早年失学，后来自学成材，成为精通数理的老会计。炳权的弟弟任职江西省广播电视厅处长、高级工程师。可以说，这个书香世家的“好学上进，勤奋敬业”的传统家风，是陈炳权秉赋的基因，也是他刻苦成材的基本动力。
  1935年11月，陈炳权生在这个书香世家的贫民家庭时，父亲做小店员、学校工友，微薄的薪水应付不了一家数口的果腹需要，加上抗日战争爆发后，百物腾贵，母亲只好到20华里外的山区割草当燃料，大哥也不得不辍学当学徒。一家子虽然挨饥受饿，但父母还是计较让炳权进了小学。凭着他的勤学奋进，成绩优异，校方照顾他免交学费，还不时资助学习用品。他读完小学时已是解放后的1950年9月，又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初中。从初中到高中这6年中，他在各阶段的各学科学习成绩获得均衡发展，在文史地和数理化各领域都打下坚实的基础。1956年夏天高中毕业，他响应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带着争取当一名工程师的愿望，考进上海同济大学土建结构系。1961年7月毕业后留校工作直到现在。不仅在此扎下了根，而且开花结果。他的职称从助教而讲师而副教授到教授，他的职务从普通教员而研究室主任、系副主任、系主任而副院长到院长，成为这所名牌大学的中上层领导骨干和中坚教师，而且是创建了许多新学科的知名学者。他的机遇确实难得，而他的进展更是难能可贵。陈炳权的成就不仅是他个人的光荣，也是家乡人民的骄傲！
  三十几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驹光的一瞬，而对一个具体人来说却是半世生涯。这三十几年，我们的祖国经历了崎岖曲折的途程，政治运动接二连三。大学校园不是世外桃源，不断的阶级斗争冲击着教学和科研，多少有才华的学人成了历史的牺牲品。而陈炳权却能往复盘旋，不断前进，攀上学府的顶端，靠的是什么？我想，他的遗传基因——家族传统的“好学上进，勤奋敬业”的家风不能不是重要的一环。正是党的培养和传统秉赋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激发了他的良知，促进他的成熟，使他养成了“执着追求，不断探索，不断进取”的特殊性格。
  作为教师，陈炳权不是仅仅将属于从老师那里学到的知识转授给学生的“因循守旧”型，而是属于希望通过教学，培养学生自已获取知识的能力的“开拓”型。他常说：老师教学生，好比给一条丰美的鱼，学生尝到鱼的滋味还不够，还要学怎样钓到更多更丰美的鱼的“钓鱼术”。这和他一入大学就读到新专业不无关系。他攻读的“建筑工程经济与组织”是刚刚试办的管理类新专业。新专业给他新的启迪，他开始考虑怎样结合管理实际发展新的学科。当大学四年级他被抽调当实习教师时，即向学生讲授新兴的学科——华罗庚的《运筹学》。毕业后留校又刚好在建筑经济教研室。于是，他悄悄地向新学科进军，认为新学科能更好地联系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对新时期有较强的适应力，学生毕业后能学以致用。没有多久，“文化大革命”开始，粉碎了他的追求新学科美梦。直到1978年，经过拨乱反正，百废俱兴，陈炳权等人受校方派遣，晋京请示恢复管理专业事宜。不久，同济大学建立管理工程教研室，他开始了新的起跑线。
  同济大学恢复管理专业后，成绩扶摇直上，在全国高等院校中引起瞩目。全国同行在管理学科领域内剧烈地竞争。陈炳权想，除非开垦科学的“生荒”——无人研究的领域，才能有所作为。但开发科学无人区还要注意主客观条件，量力而行。他陆续选择了3个新兴学术领域作为研究方向，采取文、理渗透，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方法，力图寻找它们的交叉点，使之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为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服务的巨大作用。这3个领域就是行为科学、质量管理学和人类工效学。行为科学基本上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它是应用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知识，研究在纽织中人的行为以及组织行为的规律的学科。质量管理学比较偏向于技术科学，需要较多的数学，技术科学（如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为基础。人类工效学要研究人类在劳动和生活中，人、机器和环境的最佳结合，谋求达到效率、安全、舒适和健康。由于陈炳权在学生时代打下了较全面的知识基础，参加工作以来又广泛涉猎，接触面较广，加上坚强的毅力和善于钻研，所以很快地进入上述学术领域，并在上海以至全国范围内积极活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除了单独或与人合作撰写专著发表论文外，陈炳权还注重开展社会活动，使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为社会服务。他多次到本市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和各类培训班讲课，还应邀到新疆、福建等省、区讲学交流。他还担任数十个科研、企事业单位的顾问，为他们解决科研和生产上的疑难问题。由于不断接触社会，注重实践，他的教学内容更加充实，教学效果不断提高，除教好本科生外，还带出好几名研究生，搞了不少教学研究课题，在行政管理上也摸索出一套新的模式，受到有关方面的注视。他还曾应邀前往阿拉伯也门、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家讲学和进行学术交流。
  虽然是这样，但陈炳权的强烈进取心并没有减退，更没有躺倒在已取得成就的温床上。1988年笔者到同济大学拜访他时，他曾透露：“我打算将质量管理学、行为科学和人类工效学三者的有关内容融合成一体，以质量管理为对象，以质量管理中的心理和行为作重点，开拓一门新的学术领域。”
  我问：“这个新学术领域叫什么学科？”
  陈炳权说：“暂时称之为‘质量心理学’吧！”
  3年后，陈炳权如愿以偿了。1991年10月15日，他将交机械工业出版社当年6月出版的新著《质量心理学导论》邮寄给我。他在《编者的话》中说：“质量心理学是一门正在建立的新学科，它还很不完善，很不成熟。故此，作者用了《质量心理学导论》的书名。导论2字含有倡导、入门、概要、引论之意。”是的，作为一门新学科，也可能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但它毕竟是形成一个新的学科，成为一门新的学术领域了。此外，陈炳权的学术成果也十分丰富，据《中国当代经济科学学者辞典》（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4月版）“陈炳权”条目的释文记载是这样，陈炳权于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经济与组织专业毕业后，“一直从事经济与管理领域的教学，并以企业质量管理、行为科学以及工效学为研究方向。近年来更致力于上述学术领域的交叉性研究，建立‘质量心理学’的新领域。1986年主持的‘安全系统工程的研究与应用’科研项目多次获奖。著作有《心理·行为·激励》（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组织行为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质量心理学导论》（机械工业出版社，1991）、《现代工业管理导论》（主编。同济大学出版社，1987）、《企业现代管理学》（副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全面质量管理的组织与推行》（合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论文有：《略论中国行为科学的中国特色》（《行为科学》1986年第2期）、《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效果定量化评估的探索》（《管理世界》1986年第4期）、《职业安全投资的经济效益计量及其评价》（1988年在北京人类工效学国际会议上发表）、《全面质量管理中人的因素》（《质量管理》1982年第5期）等20多篇。”
  他不但简传载入《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大词典》《上海高级专家人名录》《中国当代教育名人大辞典》等多种辞书，1993年还荣获国务院发给的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