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一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燃遍了抗日烽火。不甘愿当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一批一批的奔赴抗日前线。诏安一些进步青年也不落后。1938年春，陈文平、林楠、许沙洛、谢世杰前往龙岩，因赶不上最后一批开拔往江南的新四军，在白土（新四军后方留守处）接受短期训练后，奉派回平和由中共漳州中心县委分配工作。陈、谢2人上乌山搞农运，林楠和许沙洛在中心县委领导的碧野列宁小学工作一段后，又派回诏安城区，以公开职业为掩护筹建党的组织。这一年的8月，中共地下诏城支部秘密成立。支部书记林楠，支委许沙洛、沈秋生。时值国共合作的抗战初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团结假期回乡青年，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救亡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包括诏安中学学生在内秘密参加地下党组织的人越来越多。为了便于领导和开展活动，地下党诏城支部，经中共漳州中心县委决定，分为社会、学校2个支部。1939年4月学校支部成立，辖简师、初中2个小组，党员都是对国民党统治不满，一心一意希望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青年学生。抗战开始后，国民党表面上赞同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暗地里却在迫害共产党和爱国军民。他们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的办法》，严密监视、限制共产党员和一切进步分子的言论和行动，破坏抗日组织，把一切活动纳入国民党的御用团体——抗敌后援会中，这就是抗战中的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前后，诏安风声鹤唳，白色恐怖弥漫全城，继1936年“大同派报社”事件之后，反动魔爪又一次伸向革命人民。地下党社会支部一些支委经组织同意，先后撤离诏安到外地隐蔽。刚接任学校支部书记不久的沈文陆（诏中简师丙班学生），这时也离开诏安到龙岩工作。地下党学校支部书记一职经过上级党组织的慎重考虑，挑选了一向热爱党、热爱共产主义事业，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党员学生谢荣光担任。
  二
  谢荣光于1921年出生在诏安城关的一个书香门第，兄弟4人，他居第3。家庭清贫，父亲早逝，母亲勤俭持家，含辛茹苦把几个孩子拉扯上学。他自幼聪颖勤奋，小学毕业后考入诏安简易师范，接触一些进步同学，受到启迪和教育，一心追求真理，相信共产主义一定要在中国实现。1939年初，年仅18岁的谢荣光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诏安城关的地下组织，化名张普。沈文陆撤离诏安后，谢荣光受命于危难之际，继任学校支部书记至1941年2月毕业离校时为止。这一期间，上级党组织曾先后派毛志宏（老毛）、吴青山（小林）、王质文、李文忠等人来领导支部工作，传达指示。谢荣光家无形中成了党的交通站，掩护过上级派来的同志。学校支部在谢荣光的带领下，巧妙地利用时机，进行了大量工作：
  积极而又慎重地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支部规定每个成员要固定联系一、二位同学，介绍他们阅读《前哨报》（中共漳州中心县委机关报）、《论青年修养》（张闻天著）等进步报刊，通过个别谈心，进行了解和培养教育，符合共产党员条件的就发展吸收。诏安初中和简师2个小组，在2年中发展了15名党员。支部还在党员中组织学习《论新阶段》《论持久战》和党的文件。
  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扩大全民抗战的思想影响。抗战初期，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国民党被迫同意抗日。学校支部与社会支部一起，在校内外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如利用旧元宵节的“闹厅”形式，上街演唱救亡歌曲，演出街头剧，献金劳军，张贴“坚持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醒目标语。1939年12月初，诏安县城一度为日伪占领，学校支部组织学生宣传队到美营、沈厝寨一带乡下宣传，号召群众奋起抗日，不当亡国奴。
  1940年春，王质文同志（厦门大学学生）到诏安常住。谢荣光和其他同志通过各种关系，介绍他到诏安中学当英语教员。学校支部在谢荣光和王质文的领导下，在校内编辑《文艺旬刊》，举办时事讲座，抗日气氛极为活跃。
  1941年1月发生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再次掀起反共高潮。国民党驻闽南的保安队频频围攻乌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形势十分严峻，党组织要派人来诏城联络工作困难重重。后来终于来人向2个支部传达上级指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为了贯彻这“十六字”方针，还提出已暴露的党员向外转移，组织停止活动，不开会，不发展党员，党员暂不交纳党费；党员保持单线联系，实行“三化”（职业化、合法化、社会化）和“三勤”（勤职、勤学、勤交友）。谢荣光向支部党员做了传达并认真执行。中共诏安城区党组织也改由中共潮梅特委领导，由谢荣光负责联系。由于上述原因，加上党员学生于1941年春季和1942年秋季相继毕业离校，又不能发展新党员，学校支部遂停止活动。
  谢荣光在诏安中学简师班毕业后，被派往云霄县陈岱中心小学任教。陈岱离诏安城区仅六十华里，诏安城区地下党仍由他与中共潮梅特委联系。1942年谢荣光调回诏安县城，特委特派员陈谦来诏安，经常住在谢的家里。党组织考察谢荣光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较强的工作能力，有意培养他负责诏城地下党工作。1943年秋，曾由陈谦带谢荣光到广东省的澄海县白沙参加潮梅特委召开的党代会。会上，决定诏城地下党仍划归乌山云和诏县委领导。会后，特委派中共潮澄饶县委武装负责人周礼平先到乌山然后到诏安县城传达，宣布恢复组织活动。但是，周礼平始终没有到达诏安（一说，在一次战斗中牺牲），陈谦又调离潮梅特委，在乌山的陈文平虽曾派人要来诏城，也因故未能到达，诏城地下党遂与上级组织中断了联系。在此情况下，谢荣光把参加潮梅特委党代会的情况向党员作了传达，要求留在城区的同志自找职业掩护，广交朋友，隐蔽埋伏，等待上级通知。
  在隐蔽期间，鉴于白色恐怖严重，谢荣光对周围地下党同地进行革命气节教育，谆谆告诫他们，万一遭受逮捕，都不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更不能出卖同志。后来虽有2位同志因“赤嫌”被捕受审，但他们都不暴露身份，所以使敌人查无实据，不久就交保释放了。诏安城区地下党员在国民党统治时能隐蔽埋伏下来，组织也没有被破坏，这与谢荣光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解放战争期间，闽南地委陈文平和云和诏县委了解到埋伏下来的诏城地下党员没有暴露，于1948年起多次派交通员进城找他们联系。后来，为配合解放诏安，云和诏县委决定成立城区工作组（对外称学习组）。工作组核心组成员绝大多数是地下党员。谢荣光任副组长兼管组织，以他为主，通过了解、审查，连续2次介绍青年学生和小学教师10多人到乌山根据地参加学习和工作；工作组主要任务是收集地方上反动武装的编制、人枪、驻地，以及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头目动态，由交通员或派核心组成员到根据地向县委汇报，听取指示。工作组还开展广泛宣传活动，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把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警告信发到国民党军、政头目以及地方士绅手里。在这些活动中，谢荣光处处带头，既是组织者，也是执行者。临解放时，诏安敌人企图由海上运走物资，而被我游击队截获，正是获得工作组的情报而组织行动的。县城解放后，电讯畅通无阻，也是工作组深入做电讯工人的思想工作的成果。
  1949年12月12日，诏安县城解放。谢荣光又担任文工队队长，带领队员上街宣传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很快使商人开店、工人上工、学校开课。随后，谢荣光与城区工作组组长钟惠贞把工作组成员名单交给诏安县委副书记李亚伟，被分配在税务、公安等机关工作。谢荣光认为自己是小学教师出身，解放了，还是搞教育本行好，遂由人民政府派任城南小学校长。1951年1月参加土地改革，同年8月至翌年7月，调任县文化馆馆长。
  当城区工作组刚成立时，谢荣光即与其他地下党员向县委写了自传，详述自己的历史和奉命长期埋伏的情况，要求承认党籍，恢复组织活动。当时县委忙于准备解放诏安，来不及研究答复。
  1952年8月，谢荣光调到诏安中学当初中语文教员。在奉命隐蔽埋伏的时候，他刻苦自学，博览群书，用笔名向报纸副刊投寄一些杂文，敢于针砭时弊，文风犀利泼辣，又协助林景崇编写《每周时事述评》，文化素质获得不断提高。他原是简易师范毕业，调到诏安中学后，从初中教到高中，成为语文科教学骨干。
  三
  1966年6月，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长达十年之久的大劫难波及到谢荣光身上。6月下旬，谢荣光被揪斗，抄家3次。1967年4月，继监改劳动之后受逮捕关押，罪名是“叛徒”。谢荣光在监狱中身心备受摧残，仍据理力争，详述参加地下党的经过，与上级组织中断联系后奉命长期隐蔽，诏安城关地下党没有出现过叛徒和出卖组织的人，以及到临解放时由中共云和诏县委领导成立城区工作组的情况。最后“叛徒”查无实据，只好于11月4日宣布他无罪释放，回校工作。孰料至12月中旬给谢荣光家庭所在的城关镇第三街革委会的通知书却仍称他：“定为叛徒，遣送下乡监督劳动。”下乡后，谢荣光一家数口，嗷嗷待哺，生活无着，只好变卖家中东西来度日，几乎弄得家徒四壁。
  由于谢荣光及其家属的多次申诉，县革委会终于在1972年4月12日重新行文，撤销“叛徒”决定，恢复工作，但仍留下一个不公正的尾巴：“犯有严重政治错误”。
  带着不公正结论回学校工作的谢荣光，不怨天尤人，从没有动摇过共产主义信念。我曾多次去看望他，他满怀信心地说。“党是实事求是的，有朝一日，我的问题会进一步落实，不符合实际的结论一定会改正，我们的党籍问题也会合理解决。”这时，他的身体极差，加上经济拮据，营养欠缺，心脏病时有发生。但他没有要求疗养休息，而是一心扑在工作上。教师缺乏，他教两班高中语文，而且跟到高中毕业班，终因心脏病猝发，抢救无效，于1978年5月1日逝世，终年才57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谢荣光冤案在1982年5月得到彻底平反昭雪，不久，又恢复了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
  作为原诏城地下党学校支部书记和城区工作组副组长的谢荣光，一生默默地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我们应该悼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