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爱国侨领庄西言
  ⊙庄潮辉
  庄西言（1885-1965），号西元，又作西园，福建南靖县奎洋镇霞峰村人。幼年家境贫寒，3岁丧父，6岁母亲改嫁，由叔父抚养成人。1904年，年仅19岁的庄西言远渡重洋，来到荷属东印尼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谋生，在族亲庄宗泽店中当店员。他工作勤勤恳恳，生活勤俭节约，六年后便有所积蓄。1910年，庄西言与他人合资创办了以经营土特产为主的“三美公司”。1914年，他独资开设“全美有限公司”，经营进口布匹，生意兴隆，截至上世纪30年代初，成为巴城一方富甲。
  庄西言致富后不忘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满腔热情地为华侨服务，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也因此在巴城商界享有崇高威望。他曾先后任励志社干事、巴城慈善委员会主席、荷印华侨输入商总会第一届主席、巴城棉布商会会长、中华商会理事、巴城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华侨智育会主席、巴城福建学校学务委员长、巴城中华学校副总理、巴城福建会馆会长、中华女校委员、养生院董事、闽侨救乡会会长等。
  1931年，庄西言出任印尼中华总商会会长。上任伊始，他就制定了帮助祖国实业发展计划，倡议组织印尼华侨商业考察团，回国考察祖国工商业，以华侨集团的力量谋求中国、印尼工商业合作发展。这一倡议立即得到华侨的响应。庄西言被公推为团长，率团回到祖国考察，受到各界欢迎，国民政府也因此委任他为侨务委员会委员。1938年7月-1942年9月，庄西言又连任第一、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31年6月到8月，以江淮地区为中心，发生了百年罕见的全国性大水灾，受灾面积超过英国全境，40余万人葬身浊流，成百上千万的灾民遭洪水围困，啼饥号韩、辗转流徙。这场江淮洪水，属于长历时、大范围，后果极其严重，长江及主要支流，如金沙江、沱江、眠江、涪江、乌江、汉水、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以及淮河、运河、钱塘江、闽江、珠江，都发生了大洪灾。黄河下游也洪水泛滥，伊河、洛河的洪水为近百年所未见。东北的辽河、鸭绿江、松花江、嫩江等河流，也纷纷泛滥成灾。据1931年8月24日《申报》报道，“长江之水未退，黄河之水又增，汉口之难未纤，洛阳之灾又起”，到处洪水横流，灾情几遍全国。据当时的国民政府公报，全国受灾区域为16省，遭洪水不同程度波及的省份，当有23省之多。其中受灾最重的地方.是江淮流域的鄂、湘、皖、苏、赣、浙等八省。回到巴城以后，庄西言得知祖国遭遇特大洪灾，立即发起成立印尼巴城华侨赈灾委员会，自己率先捐出巨款，之后奔走呼号，筹款10万余元、衣服百余箱，汇回祖国救济灾民。
  1934年，庄西言出任巴城南靖公会总理时，鉴于作为公会会所的“南靖庙”年久失修，损毁严重，遂倡议重修，并带头捐款。历3载大修告竣，特立碑石纪念。碑文曰：南靖公会立碑记：本会创始于1824年，考诸本庙历史，与夫基业之由来乃南甲必丹戴亮辉先生所建，以垂吾靖邑在巴城永久纪念。盖此基业无论何人不能改移……今倡议维修以保遗迹……立碑记之，以崇纪念。
  在经商和服务华侨的同时，庄西言也积极投身革命。到巴城后，对自己要求甚严，一直坚持半工半读和参加华侨社会活动，这使他眼界更开阔，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刚到巴城时，正值中国同盟会成立之际。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随即在新加坡设同盟会分会，作为英荷两属地的革命总部，并有计划地派遣20多人先后到印尼开展革命活动。1907年，同盟会巴城分会成立不久，庄西言就毅然加入，并成为活动骨干。当时，为避免荷兰殖民者的干涉，没有打出同盟会的旗号，而是取名“寄南社”。为方便活动，1909年同盟会巴城分会（寄南社）与华侨书报社合并，以巴城书社名义向殖民当局备案。庄西言经常组织同乡好友到书报社读书、看报、听演讲，还帮助在更多地方设立书报社。为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孙中山连续策动武装起义，并在南洋奔走募捐起义军费。当时，庄西言经济一般，仍省吃俭用捐资相助。中华民国成立之后，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倒行逆施，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庄西言与印尼进步华侨一起，跟随孙中山铁血共和。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九·一八”事变消息传到印尼后，庄西言立即倡议华侨组织抗日团体。10月13日在巴城成立了包括50多个华侨团体参加的救国后援会，发动华侨捐款支援祖国。庄西言还亲自带着华侨上街宣传抵制日货，被发动起来的华侨各个社团还印制奸商名单遍贴街道，对于继续卖日货的商店，则在商店招牌上泼洒柏油，或者没收其货物或者课以罚款。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中国军民惨死在日军狂轰滥炸下。庄西言再次振臂疾呼，号召华侨捐款捐物，为国输财，他组织印尼华侨捐款，为中国红十字会筹款68万余元，赈济难民。为更好支持祖国抗日战争，庄西言领导印尼侨胞成立了印度尼西亚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亲任主席，专事筹款赈灾工作，全力开展捐助活动。不到一个月，他领导下的印尼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已汇回祖国捐款150万盾。10月，在庄西言的倡议和主持下，巴城中华总商会在当地举办大型国货样品展览，号召华侨不用、不买及不卖日货。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侵华，国难当头，民族垂危。庄西言身居异乡，心怀祖国，密切关注国内时局的发展和变化。为了抗御外侮，支持祖国抗日，他一方面以印尼中华总商会会长身份，发动各商家抵制日货、断绝日货进入印尼，不为日商做工，不把军需物资供给日本侵略者。在遭到空前的广泛抵制后，日货几乎濒于断绝，从而使日本侵略者在经济上受到沉重的打击。有两对数字可以说明：1937年日本与印尼贸易量为输出200051万元、输入153450万元，1938年输出104145万元，输入88240万元，分别减少了48％和42％。
  另一方面，他积极发动捐资救国。如国民政府成立了以蒋介石为主任委员的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陈嘉庚、庄西言、陈守明、胡文虎、李国钦等知名华侨担任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向海外陆续发行了救国公债、国防公债、金公债和储蓄券等，号召华侨购债救国。国民政府发行第一期救国公债5亿元，庄西言带头认购10万元。同时，他奔走各地宣传、发动华侨踊跃购买。在庄西言和其他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华侨常务委员的努力下，第一期救国公债中，华侨认购了一半以上。除发动华侨购买救国公债，庄西言还持续组织各种募捐活动。当时，巴城街头贴了许多“节食救国”和“踊跃输将”的标语，号召华侨在此国难当头，大家应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赴国难。身为雅加达福建学校学务委员长、巴城中华学校副总理的庄西言，周密部署，积极发动，使全市华侨学校成为募捐主力军。当时在巴城中学校执教的张国基后来回忆说：“记得那时每逢农历除夕的夜市和元宵等重大节日，学校师生就上街募捐，用事先准备好的鲜花，向过路行人插花劝募，我们还登门向有钱人家劝募或举行各种义演、义卖等。”在庄西言等的鼓舞力下，仅一年时间，就在印尼华侨中募集捐款450万盾和购买了150万盾的公债。
  在了解到祖国抗日前线急需医护人员和药品、手术器械之后，庄西言和柯全寿、洪渊源、许启兴等组织印尼华侨回国抗日医疗队，驰赴祖国抗日前线救死扶伤。《新华日报》1938年1月27日、5月7日和6月18日连续报道了此事，其中在一篇报道中有这样记载：“1937年10月，由巴城中华总商会主席庄西言主持，名医柯全寿负责计划，许启兴负责筹募经费，准备组建一支巴城华侨救护队。自登报后，应征者竞达400人，结果挑选了医生4人和看护15人，以吴英璨医生为领队，配备救护车9辆，携带大批药品、医疗器械，于12月10日由巴城出发，奔赴广州、长沙、徐州、许昌、信阳等地救伤工作。1938年6月辗转到达武汉，6月16日，侨务委员会设宴慰劳救护队。”庄西言和柯全寿等先后组织了四批医疗队，每批十多人。他们在抗日前线奋不顾身，抢救伤员，受到中国红十字会和前线抗日官兵的高度称赞。
  1938年7月，在举行“七·七”周年纪念活动时，庄西言将巴城划分为20个区，分头开展献金活动，倡议全市华侨素食一天，将节余的钱献给祖国抗战。他还规定凡经营布匹的华商，每售出一码布要捐金一毫的救国钱。同时，庄西言参与创办巴城华侨慈善夜市，为祖国抗战筹款。当时我国华南、西南地区疟疾流行，巴城华侨还踊跃捐献奎宁丸（金鸡纳霜），不到两年时间即捐一亿粒以上。重庆难童保育会及寒衣募捐会急需30万件寒衣，印尼华侨认捐6万件寒衣，价值约18万元。据统计，南侨总会成立后，自1938年10月至1940年12月，荷印华侨每月原认捐54.4万元，26个月共认捐1415万元，但实际汇出捐款达3105万元，比原认捐的款额增加一倍以上，约占南洋华侨捐款总数的四分之一。
  随着抗战形势进一步发展，南洋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高潮。为了进一步团结华侨，使筹赈救亡工作能够统一行动，南洋各地华侨团体认为必须成立一个联合组织。1937年秋，作为侨领的庄西言、李清泉，分别代表印尼、新加坡华侨致函陈嘉庚，恳切建议在新加坡或香港组织南洋华侨筹赈总机关，以便统一组织和策划支持祖国抗战事宜，但当时由于陈嘉庚先生的谦逊而未能接受，以“乏相当才望”委婉推辞。
  1938年5月1日，厦门沦陷，鼓浪屿中外人士组织“国际救济会”，电请各地华侨筹款协助。同时，“福建救济会”也向海外发电报，提出同样要求。此时，庄西言再次致函陈嘉庚，倡议召集南洋各地华侨代表开会，讨论救济华南事宜。另一方面，庄西言同时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这一主张。7月30日，陈嘉庚接到行政院长孔祥熙的电询：“巴城庄西言先生建议，应由君在新加坡组建筹赈总机关，领导各属华侨筹款。本院已委外交部，电告南洋各领馆，通知各属侨领派代表到新加坡开会，希筹备一切。”
  由于庄西言的积极建议，陈嘉庚亦认为时不待人，义不容辞，即开始进行工作，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筹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于1938年10月10日（即双十节，是辛亥革命纪念日，也是那时的国庆节），在陈嘉庚创办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举行。到会有马来西亚、缅甸、荷属爪哇、菲律宾、香港等东南亚四十五埠华侨商会、筹赈代表168人，大会正式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当选为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大会还制定了各埠筹赈会办法举要。会议发表宣言，号召1000万东南亚侨胞“充大精诚，固大团结，宏大力量”，“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鞭自策，自勉自励，踊跃慷慨，贡献祖国”，“洗百年之奇耻，一报九世之深仇”。同时，南侨总会还以美国独立战争为例，殷切勉励华侨说：“美国独立战争初期失败，名城尽失，要地多丧，余众不过万人，卒以华盛顿之坚苦沉毅，百折不挠，长期抗战到七年之久，而博最后成功。今日我国抗战情势，比较当时美国实远胜之无不及，最后成功之希望必更容易实现，断无疑义，一时之胜败，一地之得失岂足转移我同胞之心乎？愿相与共勉淬砺，以加速民族解放之日之来临。”
  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南洋第一次把不同地域、不同层次、不同行业、不同信仰的千百万华侨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到1940年，南侨总会领导下的基层救国组织已达702个。南侨总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抗日史和华侨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南洋华侨实现爱国大团结的具体象征。其重大意义正如陈嘉庚在其《南侨回忆录》中所言：“是项组织的实现，不特各属筹款机关，可密切联系，而冶于一炉；即南洋八百万侨胞，亦可精诚团结，而化为一体。”
  南侨总会在陈嘉庚主席的坚强领导和李清泉、庄西言两位副主席全力支持配合下，领导侨众以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祖国抗战，为最终彻底打败日寇，做出入所共知的历史贡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组织南洋华侨救国捐款。南侨总会号召全体华侨团结抗日的口号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敌爱国”。向华侨募捐、支援抗战，是南侨总会的首要任务，总会通过各地分会，采取种种有效方式开展爱国募捐：有特别捐、常月捐、纪念日捐、货物舟车助赈捐、游艺义卖捐、迎神拜香演剧捐，还有货物、药品等物捐和学生卖花筹款活动。据南京政府财政部统计，华侨自1937年——1945年，八年中捐款共达十三亿多元（国币），平均每年一亿六千多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捐献比重最大。
  组织南侨机工回国抗日。南侨总会成立后，组织南洋华侨支持祖国抗日最具有历史壮举的，是发动和组织南侨机工回国抗日。1939年2月，南侨总会应国民政府军委会西南运输处的请求，组织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并捐赠汽车310辆及其他物资，前往新开辟的滇缅公路西南各省服务。先后共有3200多人回国服务，从事繁重的运输和修路工作。滇缅公路是当时西南大后方唯一的国际运输大动脉，担负着重要的运输任务。南侨机工克服重重困难，以忘我的牺牲精神、争分夺秒地为祖国抢运战略物资，平均每天运输300吨以上物资，被誉为滇缅路上的“神行太保”，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1941年12月30日，南侨总会在新加坡成立华侨抗敌动员会总会，不久组成了千余人的华侨义勇军继续支持祖国抗战事业直至抗战胜利。
  揭露汪精卫投降阴谋。1938年10月末，日寇向我华中、华南猖狂进攻，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抗战进入危急阶段。前方将士正浴血奋战，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却违背全民抗战意志，公然发表对日和谈谬论，密谋投降卖国。陈嘉庚先是劝阻，后是揭露，提案攻击，公开声讨，给汪精卫之流以沉重打击。庄西言代表印尼华侨对汪逆叛国罪行亦不放过彻底揭露批判，使之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通过这次斗争，使东南亚广大华侨中开展了一次爱国团结、扬善除恶的教育。
  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在南侨总会一系列抗日救国活动中，组织以侨领为主要成员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简称“慰劳团”），也是引起海内外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事件。1940年3月26日，慰劳团发起人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副主席庄西言、慰劳团成员霹雳侨胞领袖王振相、槟榔屿侨胞领袖陈清虎及陈嘉庚秘书李铁民等一行五人乘“康定”号飞机自仰光直往重庆，与通过滇缅公路先期到达的其它成员会合，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
  4月14日，慰劳团成员全部到达重庆，开始在重庆慰劳视察。他们利用各种大小欢迎会或个别交流，参观访问等机会，充分表达海外华侨对祖国军民的关切之情，深入了解国内实施抗战状况，宣讲民族大团结，早日战胜日寇，在重庆各界人士参加的欢迎大会上，陈嘉庚发表了题为《以心许国》的庄严热情演讲，指出华侨出钱出力支持抗日，是国民人人应尽的天职。庄西言也慷慨陈词，他说：“抗战以来，敌人与汉奸汪精卫等不时派人到南洋活动，阴谋煽动侨胞，动摇抗战信心，然千万华侨，洞察其奸，虽威胁利诱，不为所动，吾敢断言，侨胞中决无甘愿附逆降敌作汉奸者，所有侨胞惟知拥护中央政府，拥护领袖，敬爱忠勇将士，坚持抗战，坚持最后胜利！”两位爱国侨领的精彩演讲，使在场人士倍受感动，振奋不已。慰劳团在重庆期间，先后受到蒋介石、何应钦、孔祥熙、陈诚、白祟禧、宋子文及冯玉祥等国民政府要员及各机关部门的接见，在重庆慰劳后，即分成三个分团，于5月1日离开重庆，前往西北、华东、中南15个省区慰劳视察，并定于7月返回南洋。庄西言则陪同陈嘉庚在重庆深入慰问考察40天，“收获”不小，“感慨”良多。庄西言本拟继续陪同陈嘉庚前往各地考察，因荷印局势骤然紧张，另有任务，只好提前南返。11月6日，陈嘉庚视察到漳州时，特地要求来南靖视察。当时有人建议南靖是山区小县，没有什么好视察的，去了也没用。陈嘉庚激动地说：“南靖是西言兄的故乡，这次无论如何我都要去南靖看看。”足见陈、庄二人感情之深。
  庄西言提前返回巴城后，陈嘉庚继续在重庆活动，与国共两党要员接触商讨抗日大计，然后赴西北各省慰劳。应毛泽东邀请，陈嘉庚转赴延安参观访问，多次受到毛泽东、朱德的接见和宴请。7月25日，应重庆“国民外交协会”主席陈铭枢的邀请，陈嘉庚作《西北观感》的著名演讲，列举在延安所见的生动事实，证明延安一派新气象。指出：“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成金。”陈嘉庚的著名演讲，经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刊登，使大后方的广大人民耳目一新，受到极大鼓舞。为此触怒了国民党当局，便趁南侨总会换届之机，派菲侨出身的国民党中央常委王泉笙赶到巴城协同吴铁城等人，对庄西言百般拉拢，叫他不要选陈嘉庚为主席，但庄西言正气凛然，不为所动，并说：“我知无处再觅此好人，何能别举？”王泉笙说：“陈已共产化。”庄西言则针锋相对：“我认识其为正道无私好人，不管是否何党化。”毫无客气地给王泉笙顶了回去。同年3月29日，代表大会如期在新加坡开幕，到会代表152入，在庄西言等代表的全力支持下，陈嘉庚以151高票，继续当选为南侨总会第二届主席，庄西言、杨启泰（菲律宾）选为副主席。代表大会挫败了国民党当局的阴谋，体现了南洋华侨在团结抗日旗帜下的精诚合作，捍卫了陈嘉庚作为海外华侨领袖的历史地位。
  同年4月1日，南洋各地闽侨代表300余人，聚集新加坡开会，陈嘉庚担任临时主席，向大家汇报回国慰劳情况。经过两天讨论，会议通过了组织“南洋闽侨总会”。3日，众选陈嘉庚担任主席，庄西言为副主席。总会创办周刊，发表宣言，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通过捐资赞助南洋华侨师范学校基金等议案。闽侨总会成立后，为祖国抗战也作了大量工作。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向东南亚大举进犯。马来亚、新加坡、印尼相继沦陷。南洋各地侨领和仁人志士处境十分艰险，日寇宪兵队日夜出动搜捕，到处风声鹤唳。陈嘉庚和友人陈贵贱、刘永玉、陈永义等人，于1942年2月3日乘汽船离开新加坡。4日中午抵达荷属苏门答腊岛的淡耶。2月19日晚又乘汽船往己东，电告庄西言：“待有船即往。”庄西言即回电报应承。并告知他的公子陈济民、陈厥祥已安达加里吉打。
  2月28日午后.陈嘉庚一行到达巴城，寓庄西言宅，会见侨领多人，得知爪哇昨夜沦陷。此时庄西言家属已迁往芝安术陈泽海橡胶园内，该处僻静适于避匿。庄西言为陈嘉庚一行前来居住而作了极其周密的安排。陈泽海亦热情应承，连同橡胶园经理赵全福一家，共住40余人。
  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当地部分土番危害华侨甚烈，有一家华侨男女共7人，夜间，土番百余人破门而入，5人被杀，家产洗劫一空。庄西言闻讯，立即驱车前往芝巴蓉视察、慰问。
  3月3日，日军进逼巴城，荷军望风而逃，市内一片混乱；当地歹徒趁机打劫华侨财产，死伤数百人。4日，日军未遇抵抗就长驱巴城。5-6日两天，芝安术暴徒20余人图谋抢劫陈泽海橡胶园。8日，庄西言在芝巴蓉的别墅被抢劫一空，损失价值30多万盾的布匹。此时，日军大肆逮捕“敌性华侨”，特别是侨领。3月9日，庄西言胞弟从巴城带来日本宪兵队长给庄西言的一信，内云：“请庄先生速来见，有事相商，切勿延迟。”另加口头警告，如不来就要枪杀其全家，必自食其果。陈嘉庚和庄西盲预感情况不妙，陈嘉庚惟恐连累老朋友，坦然告之：“敌若知余与君有关系，必须告者主勿讳。”庄西言明确回答：“有我庄西言，就有嘉庚兄。”当面表达了护陈决心。庄西言因此被日本宪兵传讯。
  4月上旬，日本在巴城四出搜捕“敌性华侨”，庄西言不幸遭捕。日本鬼子诡计多端，对庄始则“好言”相劝，“优待”有加，底牌是：“请你协助我们与陈嘉庚建立合作关系。”庄答：“这我确实无能为力。”日本宪兵队长又追问：“陈嘉庚在哪里？你说出来我就放你。”庄答：“丝厘不知！”敌人见软的无效，改用硬的：“上刑！”硬是将庄西言打得皮开肉绽，伤痕累累，连牙齿也被打落四颗。日寇一再严厉追问陈嘉庚的下落，庄西言还是那句话：“丝厘不知！”残暴的敌人使尽各种残暴手段，却毫无所获，就将庄西言投入监狱，长期关押在西冷及万隆集中营，妄图“放长线钓大鱼”。直至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身陷囹圄达三年四个月之久的庄西言才得以重见天日。但他已是被折磨得骨瘦如柴，遍体鳞伤，白发苍苍的老人了。获释后，庄西言继续经商。
  同年10月2日，在印尼华侨和集美厦门大学校友保护下，在敌人鼻子底下隐居三年多的陈嘉庚从爪哇玛琅重返新加坡的途中，来到巴城。两位挚友历经数年磨难，久别重逢，紧紧拥抱，悲喜交加，热泪不禁夺眶而出，当晚陈嘉庚即寓于庄宅。两位挚友，促膝谈心，无话不说。
  “想不到我们都还活着啊！，嘉庚兄。”
  “是啊，西言兄，我走后让你受苦了！”
  “嘉庚兄，我一口咬定不知道，日本宪兵部也无奈我何！”
  “西言兄的恩情，我真不知如何报答。”
  “别这样讲，是嘉庚兄的爱国精神感召着南洋全体侨胞。”
  陈嘉庚与庄西言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战友情谊和舍生取义的精神永远值得称颂。庄西言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独立而斗争的铮铮铁骨，赢得了人民对他的敬仰。有感于他的侠肝义胆和凛然正气，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为庄西言颁赐“光明正大”匾额以彰其德。
  庄西言热爱祖国，也热爱家乡。1926年，他捐资2000银元兴建霞峰小学校舍，后因地方匪乱，未能如愿。同年还寄款回家乡，不分姓氏，按户赈济。1948年，他回乡探亲，再次捐资1800银元，始将霞峰小学建成。此外，他还捐资1000银元修建奎洋中心小学教室，为家乡教育事业做出了较大贡献。1964年，他在写给堂侄的信中有“老夫身体尚健，家乡建设事业自当考虑”等语，表明他不忘桑梓的拳拳之心，不料，他的心愿尚未尽偿，不幸于1965年因病治疗无效，在香港病逝，享年80岁。
  庄西言爱国爱乡的光辉业绩流芳千古。
  爱国侨领张庆重
  ⊙饶秀峰
  爱国侨领张庆重生前担任印尼、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侨领，他热心侨团工作，身居海外，心系桑梓，为侨居国和祖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他的感人事迹在海内外广为传颂。
  少年时期投身革命
  张庆重（1910-1992）男，又名希川，1910年，出生于南靖县书洋镇塔下村裕德楼。其曾祖父张景芳系塔下德远堂张氏第十五世，清代捐官得“恩授岁进士诰封中宪大夫钦加三品职位”。祖父张桂石的二哥张桂龙早期出洋经商发迹，拥有资金200万银元，被族人誉为“双百万富翁”。张桂龙于清光绪四年（1878）携巨款回家乡兴建一座高4层，每层32开间，共128间的圆形土楼裕德楼。父亲张顺振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科檀学院岁试取进县学第十一名（即前清秀才）。
  1917年，张庆重进入书洋塔下大坝培英学校学习，破格跳班三年级读书。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国文课本全册过目不忘，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深得教师赞赏。1926年，他前往漳州省立第三中学就读，当时全国各地军阀混战，各据一方，民不聊生，新文化传入漳州，方兴未艾。对新事物富有敏感的张庆重有机会接触进步人士，阅读新文化书刊，眼界大开，思想日进，忧国忧民。在一次学校举行的有600多人参加的作文观摩（即作文比赛）中，他名列榜首，博得全校师生的好评。在校期间，他积极投身学生运动，毅然参加进步组织，担任该校学生会主席、龙溪县学联会主席、共青团南靖县委委员等职，主编龙溪县学联会月刊，与革命家王德（建国后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等职）、王占春（农民领袖）、李兆炳（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结下深厚情谊。有一次，他只用三四天时间就写成话剧剧本《恶社会的片面》，揭露社会时弊，在漳州上演，震动很大。他还受到中共福建省委的重用，多次手抄重要绝密文件。因当时受到驻军军阀张贞部和警察局的跟踪盯梢，风险很大。为了保密安全，他用毛笔蘸饭汤在白纸上写成文件发出，对方接到纸条后把它放在碘酒中浸泡，文件便可看见。由于他频繁参加进步活动，加上内奸告密，暴露了身份，1927年6月23日，他不幸被军伐张贞部下杨逢年旅长逮捕入狱。他在狱中宁可受苦也绝不低头“认罪”。经历3个月铁窗生活，后幸得他大哥庆衍斡旋，由印尼泗水中华总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协同陈嘉庚先生致电漳州军政首长，促使他们释放张希川（即张庆重）。张贞慑于海外侨团侨领和社会各界的压力，最后提审张庆重，问他：“把你送到福建省函证养息所，将来为县效力，你有什么意见”？张庆重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要出洋”。他得到保释后只准其出洋。
  迁徙南洋驰骋商海
  1929年5月10日，张庆重告别家乡亲人出国到印尼泗水，开始他的实业生涯，这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初到泗水，他在大哥庆衍的“新锦兴”商店学做生意。主要经营土特产进出口生意，代办代兑转口土特产商品。由于当时商店经营管理欠善，发展缓慢。张庆重克服语言不通，人地生疏，无经商经验等困难，为使自己将来能成为一个全面指挥伙计的老板，他事必躬亲，亲自送信，到邮局领信。到各土产商店了解白糖、大米、豆类、咖啡、辣椒干等所有爪哇出产的土特产品信息。特别是东爪哇出产的亚参（为印尼人煮菜配料），每年生产季节收购数万吨。为了区别产地、干湿、籽粒多少为定质量标准，每当收购季节，他都亲自检查质量，选购最佳产品包装，印制“伞标”商标，在印尼、星洲（新加坡）销售，每年销售额达万箱以上。
  经过5年的艰苦奋斗，新锦兴商店经营状况逐步好转，年年盈利。随着事业的发展，商号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35年6月，便改商号为福利有限公司，为兄弟股份公司，庆重主理公司业务。公司内设有相当规模的饼干厂、糖果厂，由商业转入工业，大大地扩展了经营范围，公司资本日益雄厚，庆重的声望也日益提高。海军将领萨本栋为张庆重题词：“经商南洋，有敏妙手腕”。
  1937年后，福利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不断扩大，还在马辰设立分公司。“天有不测风云”，日本侵略军占领泗水后不久，公司工厂货品被洗劫一空，商店、工厂被占，配出货物不是在码头被烧毁，就是在货轮中被炸沉没，银行存款现金全部被冻结。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接着印尼宣布独立。张庆重重整旗鼓，整顿收回原有的公司和工厂，继续经营。数年后，他的工商企业再次崛起，除原有福利有限公司的饼干糖果厂外，还以巨款向当时政府收购大型玻璃厂、制罐厂、咖啡粉厂。1956年，首次代理轮船航务，公司下属有9个工商机构，共有职工1400多人。在当时的泗水可算是首屈一指。此时二弟庆能、三弟庆类都具有一定的经营管理能力，成为他事业第二次腾飞的得力助手。
  20世纪50年代后期，印尼政府颁布劳工等各项条例，工厂工人怠工、罢工经常发生，工厂生产受到很大威胁，企业发展越来越受制约。接着，排华事件不断发生。张庆重以企业家的卓识远见，当机立断，有计划的逐步结束印尼营业，转移印尼资金至香港。
  1960年印尼大肆排华至1967年，张庆重迁往香港定居。他在香港组建新中华国货公司，自任总经理。股东大部分为印尼华侨，每股50万港元，总资金500余万元，公司大力推销中国大陆工业产品，希望国货能更多进入香港这个国际市场，公司经营6年，生意兴隆。
  1967年，新加坡政府宣布，投资坡币50万元，即可定居新加坡，5至10年后可称为新加坡公民。为了追求事业的开拓发展，张庆重于1967年移居新加坡，与二弟庆能合营源源船务有限公司，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公司鼎盛时期拥有“金”字头千吨以上吨级位轮船46艘，其中万吨级位10艘，航行四大洋，设11个分公司于各大埠头。每月运载进出口货物数十万吨。新加坡运往印尼等地货物，有半数以上是由源源船务公司承运。后来，他再独资创办新侨船务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和总经理，远航五洲四洋，生意兴隆，鼎盛时，除代理轮船业务外，有自置数千吨及万吨级位轮船17艘，其中，“新凤凰”号万吨客轮航行于新加坡至厦门航线。与此同时，他还代理中国租船公司、中国远洋运输公司业务。
  当时，中国与新加坡尚未正式建交，张庆重为开创两国贸易大门，在两国间穿梭往来，航运开始前后30多次赴北京，每年二、三次，为办理业务有时一住就是个把月。1971年，他又成功地开辟了新加坡至厦门的海运航线。19年来，由于张庆重的不懈努力，为中新两国邦交正常化积极牵线搭桥。因此，多次受到新加坡总理的亲切接见，并和他一起合影留念。
  抗日救国深孚众望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庆重在印尼泗水团结华侨，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并通过在香港的廖承志，多次捐资赞助延安军民，支持抗日。南侨总会成立后，他担任泗水海产公会主席，以会长名誉，发动会员献金救国，并征得全体会员同意，将海产公会的公积金捐献给祖国抗日。同时，规定新加坡葛和源轮船运载泗水的鱼干，每吨加收1元作为救国金，所筹款项和金鸡纳霜等药物全部援助祖国军民抗日。日本南侵，张庆重正欲协助有关人士保护刚从新加坡逃到印尼泗水避难的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安全时，他自己却不幸被捕坐牢。
  心系祖国情连桑梓
  新中国成立初期，张庆重经营的远洋万吨货轮首航祖国大陆，为沟通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航运事业开创先例。随后，他在福建、广东两省的投资公司投资巨款，支援祖国建设。同时，存入数十万元，准备作为举办家乡公益事业专用款。他多次应邀回国参观访问、考察商务。40多年来，他为造福桑梓所捐献款项金额达300多万元。1959年，他捐资20多万元，在家乡创办曲江华侨医院。1960年，建成2层门诊楼1座和8间病房的平房1座，占地面积2000多平方米，医院对经济困难的患者实行半费或免费治疗，改变了长期以来山区缺医少药的状况。与此同时，他还和海外同乡张荣汀一起，购回一批食物和药品，赈济遭遇自然灾害的乡亲。并积极发动华侨集资为家乡乡亲购买化肥千余吨，帮助他们恢复生产。
  1962年，张庆重先生又捐资11万元，兴建“南侨戏院”，戏院建筑面积1700平方米。自1963年正式营业至1989年，据不完全统计，共放映和上演电影、戏曲、歌舞、杂技等16000多场次，观众达1500多万人次，县级以上会议在戏院开过1400多场次，有120多万人次参加会议。1984年，龙溪地区行政公署为他颁发“热心公益事业一等奖”匾额，表彰他的爱乡之情。
  1972年，张庆重回到久别的家乡，目睹民国时期被军阀烧毁的裕德楼楼墙还很坚固，当场决定出资人民币7万元，修复裕德楼的前半楼，后半楼盖上护墙瓦，形成目前所见的围裙楼的独特景观。1985年，张庆重再次捐资人民币15万余元，在南靖县华侨大厦内兴建一座“百岁楼”。1987年8月，他又捐赠港币34万元，人民币5万元，作为兴建南靖县图书馆的首批经费。还捐赠旅行车两部供县侨联作接待之用。1990年10月，张庆重携眷回乡探亲，看到家乡巨变，感慨万千，他倡议设置“南靖县华侨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并带头捐献100万元港币作为基础基金。此外，他还赠送曲江村一部电影放映机，赠送曲江医院一部救护车，到1991年，资助曲江医院累计30、6万元人民币。1992年12月，荣获福建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办医利民”金质奖章、奖匾和荣誉证书。同时，他还捐建塔下村公路1条，石拱桥1座，钢筋水泥桥3座，凉亭1座；出资架设村内水电高压线路，为家乡古稀以上老人设立“度岁金”等。
  张庆重说：“人生不过数十春秋，在有生之年应做些公益事业为后人纪念，否则是与草木同休”。他数十年身居海外，热心社会公益和社团工作，曾任泗水海产公会主席、泗水漳州同乡会主席、《大公商报》董事、香港福建同乡会副理事长、香港中华商会名誉会长、新加坡张氏总会名誉主席、漳属总会主席、名誉主席等职。对侨居国和家乡的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对维护华侨权益工作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其拳拳赤子之心，赢得了家乡人民和海外侨胞的赞誉。
  1992年2月4日，张庆重因病在新加坡逝世，享年82岁。省、市、县侨办，市、县侨联、海外联谊会，南靖县人民政府、县华侨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曲江华侨医院、塔下德远堂春祭委员会、德远堂教育基金委员会等单位向张老先生的家属发传真、电报、寄唁函深表哀悼。家乡人民感念他的功德，在塔下村“德远堂”前为他竖立石旗杆，以旌其功。
  2010年，在张庆重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南靖县侨联编辑出版《张庆重传略》，以此缅怀旅外先贤，启迪后人。漳州市人大原副主任陈莘、市政协副主席罗春生、县长张翼腾等领导为该书题词，张庆重先生的长子张承强博士还在千里之遥的新加坡为传略对稿、修改，为南靖华侨史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同年4月28日，在南靖大酒店三楼会议室隆重举行纪念爱国华侨张庆重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暨举行《张庆重传略》首发式。市外侨办、市侨联、县五套班子有关领导、县华侨基金会全体理事、县统战系统全体干部职工、曲江华侨医院、曲江华侨中学、塔下、南欧、曲江等侨村、张庆重国内亲属等70多人出席座谈会，张庆重先生的儿子张承强、张承川昆仲也专程从新加坡回来参加纪念活动，大家深切缅怀张庆重先生爱祖国、爱家乡所做的不懈努力，追思和学习他为造福桑梓、奋斗不息的崇高风范。会上，还举行《张庆重传略》首发式。
  爱国华侨报界翘楚张实中
  ⊙王少卿江清溪
  在漳州市著名侨乡南靖县书洋乡南欧村，有一位闻名海外的归侨以他的见识、学识、胆识受到他的宗亲们的敬佩和尊重，虽然他出洋几十年至归来，没有获得财富和荣华，但正是他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满怀爱国情愫赢得了广大旅外的侨胞及祖地乡亲们的敬重。他就是旅居印尼的爱国华侨，著名的办报人张实中先生。
  张实中1904年出生于南靖县书洋乡南欧村一个书香门第。他毕业于永定县中学。中学毕业后，因家境困难，未能继续深造，民国17年他在邻村侨办聚英高等小学（县立第二小学）任教三年，期间，他广阅文史经典书籍，勤奋自学。1928年他随同乡亲出洋到荷属印尼谋生，先后在万隆、泗水等地的华侨中学、华侨小学教书。民国26年（1937年）张实中回南靖探亲，感于家乡教育落后，他想方设法筹资，在家乡南欧村创办南欧小学。1938年，张实中重赴印尼泗水，受聘在泗水新华中学当文史教员，兼泗水进步华文报《大公商报》评论员。他的文章笔锋锐利，切中时弊，受到重视。后来他被老板聘为《大公商报》总编辑。当时蒋政权驻印尼领事陈开懋找上门来，并随带表格，恳请他填表申请加入国民党，并恫吓说：“共产党到处活动，如不加入国民党，将被荷兰政府疑是共产党，对个人不利”。张实中严词回答：“孙总理在世时我没入党，现在形势已变，我愿做个没有党籍的孙总理信徒”。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张实中在该报多次发表文章，揭露日军侵犯中国，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使《大公商报》成为团结华侨侨胞共同投入抗日救国运动的主要宣传阵地。
  民国28年（1939年）元旦，《大公商报》出版新年专刊，张实中在《诛汪》一文中，揭露了汪精卫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在国民党政府中争权夺利的丑恶行径，文章中写道：“当年慷慨歌燕市，今竟怆惶作汉奸，试问一朝遭杀戳，黄泉何以见中山”，抨击被汪精卫集团控制的国民党政府投降日军丧权辱国的可恶行为和汉奸本质，在印尼华侨侨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远到异国他乡的张实中十分关注。他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屠杀进步人士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政策十分愤慨，认为这完全违背孙中山总理的教导。他努力通过多种渠道获取“皖南事件”的相关信息，并决定在报纸上公布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阴谋。他先在《大公商报》上发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正参谋长何应钦和副参谋长白崇禧的发给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的电文（此电文中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命令在大江南北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要求将50万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这份电文表明国民党顽固派决心把共产党领导的绝大部分军队驱逐到黄河以北，使这些军队在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夹击中被消灭。在国民党何、白正副参谋长向朱德、彭德怀和叶挺发出电文后，国民党又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勒、顾祝同等部准备向新四军进攻。接着，张实中在《大公商报》发表共产党方面朱德与彭德怀的复电（复电中据实驳斥国民党的反共诬蔑和无理要求，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国民党反共投降的阴谋，同时表明，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开赴长江以北）。张实中还在《大公商报》登载外国记者从重庆发出的关于皖南事变的新闻报道。通过事实，有力揭露了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张实中，他虽然不能亲临战火纷飞的战场，去消灭屠杀自己同胞的敌人，但他却以他尖利的笔作枪，无情地向一切非正义的战争，向罪恶的敌人开火，在捍卫祖国、保卫同胞的战线上，张实中不啻是一名勇敢的战士。
  1942年2月，日军侵占印尼，大肆逮捕“敌性华侨”，张实中被迫匿居在东爪哇的一个偏僻的农村，过着清贫的生活。在那里，他日夜惦记着祖国的前途命运，惦记着亲人的生存安危。漫漫长夜，他总是不能成眠。他将自己的思想，心底的期望，倾注在笔端。那期间，他写下了《子夜诗歌》、《圣母娘·鲁迅·陈嘉庚》、《史话及其他》和10万余字的《春秋经史论》等作品。他坚信黑暗必将过去，光明一定会到来。他随时准备着重返他的战场，参加战斗。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东爪哇后，他十分兴奋，欣然命笔，写下一首七律：东京降讯满城乡，口语相传喜欲狂，异族聚居虞变乱，同乡相戒莫声张，儿童裹足疑无路，今日驱车酒满觞。转念慈亲知此否？家书未作泪沾裳。当年8月，他返回泗水，第一件事便是找亲友、同行商谈办报事宜。1946年元旦，张实中与印尼地下党（共产党）林降祥一起创办了《南侨日报》，张实中任总编。该报经常登载印尼当地反帝性质的工人罢工新闻和一些针砭时弊的文章。这样做惹怒了当局，不久《南侨日报》即遭到东爪哇英国印度军司令部的查封。张实中不惧威胁，不畏强权，他旋即又回到了《大公商报》，继续担任总编辑。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实中和印尼侨界进步人士联名发表《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通电，祝贺祖国新生。他还在《大公商报》发表社论，旗帜鲜明地拥护人民政权。
  1951年8月，印尼当局逮捕全国共产党人和华侨左派分子。张实中以“中共宣传工作者”罪名被捕，坐了一年又二十天的牢狱。直到1952年中国与印尼建交，经中国使馆领事交涉才获释。出狱后，张实中仍任《大公商报》总编。在那动荡不安的社会，许多亲朋劝他避险转商，甚至有人愿垫资帮助他。张实中婉言谢绝了，他表示要为新闻事业奋斗一生。多年以来，他一直不懈地与国民党特务报《青光日报》、《自由中华》报展开笔战。他对国际问题的评论和对华侨社会问题的见解均极为中肯。最后，《青光日报》被印尼政府勒令停刊，其头目章勋义被驱逐出境，他敢于为正义出声，敢于坚持真理，得到侨胞的敬重和当地进步人士的支持。
  1954年10月，张实中被我中侨委和我国驻印尼大使馆邀请，作为印尼第四届华侨代表回国观光团成员，到祖国首都北京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大典，之后，由中侨委安排到东北各工业城市及上海武汉等地参观。观光结束回印尼后，张实中写了许多文章，介绍祖国建设新面貌和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活，所著文章连篇登载在《大公商报》上，让广大侨胞了解新中国不断发展强大的情况。张实中在办报的同时，广泛地联系和团结侨胞，努力维护侨胞的权益，积极支持侨胞在当地的发展和兴办公益事业。
  1955年4月万隆会议期间，张实中主持的《大公商报》以头版头条位置刊出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声明的新闻，并同时发表社论表示坚决拥护周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竭诚地维护祖国的尊严，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鸣锣开道。
  1960年，印尼当局反共排华。时任《大公商报》总编辑的张实中针对当时的情况，先后撰写了《从一条裤腰带说起》和《兰笃墟事件的真相》等社论，抨击印尼当局，报社几度被勒令停办。报社停办后，张实中受聘于印尼泗水的中华中学和泗水华侨师范学校，任文史教员。但他并未就此挂笔。他转而与当地进步的印尼青年合作，以《大公商报》原班子为基础，创办民族性报纸《友谊报》。他以总编辑顾问的身份承担该报的总主笔工作。直至1963年，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印尼后，12月1日《友谊报》正式发行。张实中再一次回到报社，仍任总编辑。身后有伟大祖国的强大依靠，张实中感到自豪和欣慰。不论是在动荡不安的年代，还是在沉闷压抑的环境，张实中心中始终牢记着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那一份自尊足以使他面对种种困难而不屈服，使他能坚持正义、恪守新闻工作的职业道德。1964年，《大公商报》复刊，张实中仍担任总编辑，张实中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贯彻在他的办报工作中，使《大公商报》具有代表人民说话的鲜明的立场和清新阳刚的风格，不但在印尼得到广大侨胞的热爱，而且在国内也得到肯定。民主同盟主席张澜、郭沫若、沈钧儒等8人曾联名致函张实中，对《大公商报》及张实中备加赞赏。张实中任《大公商报》总编辑28年，他勤奋刻苦，兢兢业业，不仅精于报业，而且，在史学、语言、文学等方面均造诣很深。他是一位治学严谨，有独立见解，刚正不阿又谦虚温和的学者。他研究古代历史，对孔子作《春秋》提出大胆的质疑。在《春秋经史论》这部著作中，他认为孔子作《春秋》绝非事实，《春秋》记事形式在《尚书》和《竹书记年》等古籍中已有过记载，并非谁人所创作。所谓褒贬，所谓微言大义，一切权威，由孟轲先奠其基，加上司马迁的附合，董仲舒的胡说，逐步形成研究者愈多，附合的话愈多，《春秋》好象成了历代帝王不成文的宪法，它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有好有坏，现在我们应该正确对待。1962年，张实中将此见解函请郭沫若求教，郭老亲笔复函，基本同意他的观点。不管是办报，还是在教书，不管是在印尼身处逆境或归国后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他都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他自觉地将这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大公商报》和张实中，在印尼广大侨胞乃至当地社会中，享有很高的信誉，对于广大侨胞和当地民众，，《大公商报》和张实中在他们之间架起了一座团结与友好，理解与沟通的桥梁。
  1965年，印尼爆发“九·卅”事件，反动当局对印尼共产党和进步华侨大肆屠杀，张实中与几位爱国侨领均被反动当局列入捕杀名单。在驻印尼的中国大使馆的帮助下，张实中于1966年5月辗转返回祖国。张实中回国后，国家政府在生活上给予关心照顾，安排他任福建省文史馆馆员、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常委、顾问。
  1986年2月21日，张实中因病治疗无效在南靖山城逝世，享年82岁。
  泰国福建会馆理事长——张建禄
  ⊙侨声
  数百年来，遍布全球的闽商，秉承“爱拼会赢”的精神，努力拼搏，以他们的勤劳、智慧和热情，为中国及所在国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早期一批远渡南洋辗转到泰国的闽商也在这几百年的商海驰骋中形成了自己特殊的精神，人们把它概括为蓝色的海洋经营精神，它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和历史诠释：兼容并蓄、善拼敢赢、义利相兼、勇担道义。正是这一代代可敬可爱的闽人，从几百年的风雨逆境中走来，用他们的双手和坚韧的毅力在泰国为当代闽籍华人华侨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在泰国华人界以及福建南靖，有一位备受尊敬的老人，他的名字是慈善的响亮代名词、是爱心的使者、是为福建乡亲而大公无私的奉献者、是深受广大华人爱戴的华侨领袖。在泰国耀华力历史博物馆，他的事迹与照片作为文化典范呈现。在我们面前，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我们感动于他奉献几十载的慈善机构与活动，感动于他几十年如一日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他就是泰国福建会馆理事长张建禄先生。
  祖籍福建省南靖县书洋镇塔下村的张建禄，1933年出生于泰国曼谷。少年时，父母虽忙于生意，但不忘传承中华文化，将其送回家乡。在这一时期，聪敏的张建禄不但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种下了对家乡深厚的情感，1950年，他重返泰国，学习父辈们的经商之道，尤其受爷爷的影响最大，而爷爷的处事方式与善良深深地影响着他：爷爷早期是地主，平时去佃户家察看生产情况时，他会自己带上一盒午饭（一般地主是佃户们准备好饭菜去吃的），尽量不给人添麻烦，到收租的时候，爷爷常常看见穷苦人家就不忍心收了，总是空手而回。爷爷的善良与包容、家族的诚信与厚道让他铭记于心，也正是得益于良好的教育，在他驰骋商场60多年，张德盛有限公司以及泰钢管配件有限公司在他的打理下，始终坚持其产品的精良，价格的适中，备受老用户的长期支持与认可，在赢得泰国市场的同时，产品大部分远销欧美、中东及南亚地区，饮誉海外。
  60年并不短，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却鲜有人知张建禄先生青年时期打拼的过程：早在张先生爷爷那代，他们的家底比较富裕，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父辈们也各自分家，到他这一代已并没有可以让他做事业的资本了，一切都得靠自己去创造。张建禄先生性格温和谦逊，各行各业的朋友也非常多，不怕吃苦的张建禄便有机会涉足各种行业的尝试与磨练，做小买卖、接小工程等，来来回回跑过老挝、越南、菲律宾、柬埔寨……责任感极强的他告诉自己一定要有所成就才能成家，但在那个年代要想做一番事业并没现在这么多机会，除了肯吃苦、愿坚持，没有捷径可走，那一时期碰到的困难数不清，但在他的人生格言里从未有过“放弃”。到他三十岁的时候，小有基础的他终于成家。
  此后张建禄先生的事业可算是一帆风顺，他从最初的租房子到现在拥有多栋大别墅，经历了6次搬家。他从跑小买卖发展到机械、钢铁公司及至今产品出口遍布欧美及东南亚……很难想象他是怎么做到的，“其实也不难，做生意就是厚道一点做人，你诚实别人就会相信你，不要欺骗，哪怕欺骗一次，你就没有信用了，还有就是多付出一点，付出会让你收获快乐。”他说的话很简单，但却是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没有明白的道理。
  在他事业丰收的同时，他还花大部分时间投在侨务以及慈善公益事业，作为福建华侨，他也是泰国福建会馆的一份子，从1968年他开始任职福建会馆理事开始，他便担起了为泰国闽商的发展要做出最大努力的决心，并得到了福建会馆自创会以来全馆会员们空前的尊重与推崇。到1984年任泰国福建会馆理事长，至1998年蝉联会馆第50至57届理事长，59届永远名誉理事长，2004年又再高票当选为第60届理事长至今，他创下福建会馆蝉联理事长次数最多（共九届）、任职时间最长、贡献最大的先例。在此期间，他还担任泰国张氏宗亲总会永远名誉理事长、泰国德远堂教育基金会理事长、旅泰华人九属会馆侨领、缅甸清河堂永远名誉理事长、福建省归国华侨联合会顾问、漳州市海外交流协会高级顾问、南靖县归国华侨联合会名誉主席等职务。
  作为旅泰华人九属会馆侨领，张建禄多次应邀回国参加各种庆典活动，并获得APEC共17个成员国特殊通行证。1978年，张建禄应邀率泰国福建会馆访华团参加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接见。1982年、1984年、1999年，张建禄偕同夫人应国务院侨办、国务院办公室邀请，三次回北京参加国庆大典，又多次受到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此期间张建禄先生还以侨领的身份参加了接待中国国家前领导人杨尚昆、李先念、邓颖超、乔石、李瑞环、叶飞、田纪云、王震等应邀到泰国访问，几十年以来，几乎每一届国家总理都有接见过他。2014年12月，张建禄先生应邀出席与国家总理李克强来泰国访问的会晤。
  在张建禄乐于奉献的侨务事业中，泰国福建会馆的成长与发展离不开他所做的巨大贡献，会馆自创立迄今已有102周年的悠久历史。在历届理事长和张建禄理事长的精心领导下，对推广教育及弘扬中华文化不遗余力，并带领会馆成员积极从事社会福利公益事业，常年设立优秀会员子女奖助学金并踊跃赞助泰华教师奖励金。尤其是在张建禄任第61届理事长初期，他率先捐助泰币四百万铢并积极发动理事会成员，凝聚乡亲力量，筹集基金改建福建会馆旧楼，并新建泰福大楼，给所有福建乡亲建立一个现代的家，在可容纳众多人的同时也便于定期举办一些闽商间相互交流的会议及节日庆典等活动。
  泰国福建会馆泰福大楼整栋楼均采用珍贵的油木建制，古香古色，从一楼到二楼的两个陈列厅里珍贵的照片可以看出福建会馆的百年发展历程，以及福建会馆在泰华社会所做的巨大贡献和成就。如今福建会馆泰福大楼已被定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这里倾注了张建禄先生以及与他并肩前行的广大乐于奉献的福建乡亲们的心血，这些成绩是对他们几十年无私耕耘的肯定。由于福建乡亲到泰国的历史悠久，早在佛历2437年，福建会馆便在曼谷是隆路建有公墓“闽山亭”，但近年来由于周围已发展成大厦林立的金融中心，公墓地处低洼，每逢雨季即遭水淹，楼台破损，已无空地，难以修缮，又地处交通拥堵区。中国人自古以来讲究风水，于是会馆早期还在春武里府购置有另外一片风水宝地为“福建山庄”，张建禄理事长便率先提议：为了造福所有乡亲，计划将“闽山亭”公墓迁往“福建山庄”，墓地迁移所有费用及补偿都由会馆全部负责承担，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一致认同与支持。
  在忙于各种侨务的同时，张建禄先生还倾注了他一生的精力与热情于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以他为首牵头筹资修缮的“清水祖师庙”、“顺兴宫”等泰国古迹，发展至今每年都以倍数吸引各界慈善人士观光，2014年9月，更是以千人同庆的沸腾场面吸引了世界各大媒体争相拍摄报道，同时也链接了台湾一批批乡亲的友好往来与交流。而张建禄先生代表着唐人街上“天华慈善医院”董事长，在他的领导下可以说创下了东南亚地区的奇迹，同时也引来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多年以来天华医院开设的中医门诊全免费开放，西医部也只收取一部分微小的成本，据说，天华医院住院部至今还有数位老人痊愈后不愿离开，一住就是十几年，而他们不需要掏一分钱。天华医院正是因为有了张建禄先生这样无私奉献的华人华侨的带领，才有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也感动者各方人士自愿捐款，使得华侨医院呈现在世人面前一片祥和的景象。
  用他的话说，予人快乐收获快乐，多年来，他资助千余名侨属子女就学就业、捐助许多华人新移民在泰待业期间的生活费，为了中华文化在泰国的传承，2008年，他鼓励自己的女儿成立“中国大地幼儿园泰国分校”，校园位于曼谷中心沙吞县高级住宅地区，环境优雅，分中、英、泰三种语言教学，采用先进的教学理念以及雄厚的师资力量，并经常组织教师参与各国教学交流，虽然张理事长年事已高，热爱家乡的他在2014年12月依然率领大地幼儿园教师团赴福建漳州进行学术交流与考察，几年辛勤耕耘，泰国大地幼儿园赢得了泰国社会及各界人士的好评与赞赏，也为中泰友好交往和促进泰中各领域的发展做出了许多意义深远的贡献。因此，他的慈善与爱心在泰国声名远播，并受到泰国国王的肯定与嘉奖，先后于1982年、1986年获得泰国国王颁赐的四等及二等白象勋章。
  在张建禄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的奉献旅程中，我们也解读了一直与他有着共同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夫人邓文仙女士。从张先生保存琳琅满目的照片中，我们见证了张建禄作为福建华侨的骄傲与荣耀，在他与历界中泰两国重要领导人的合影中，我们看见了一位闽商人从青年时代到华发暮年正直博爱的人生轨迹，有些是黑白的老照片，有些是近几年的，在这些照片中，我们发现了一位气质温婉的女性与邓颖超老人的合影，她便是张建禄先生的夫人，也是“泰华妇女联合会”第五届会长，在泰华妇女社会中颇负盛名。1991年3月1日，邓文仙当选上任会长一职后，带头捐款筹集资金组织救灾、筹备义卖、举办会庆、购买会址等，会务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并曾多次应邓颖超、陈慕华、康克清、李鹏、田纪云等中央首长邀请，率泰华妇女访华团到中国访问。到如今，她仍担任泰华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泰国福建会馆名誉顾问，同时，作为泰华社会女性杰出代表，她所做的贡献以及崇高的精神更加值得我们华夏儿女为之弘扬与传递。
  在闽南侨乡南靖县，张建禄以及夫人的名字经常出现在网络与各媒体，同时也代表着当代华侨为侨居国和回馈家乡做出重大贡献的海外侨领。虽然他在家乡仅仅生活了十年，但他对家乡深厚的情感在三十多年以来以各种方式回馈：为家乡建桥，修路，建学校，建老人活动中心，每年定期赞助残疾人、老人、学生，有时甚至一年回去7到8次只为奉献，捐款不计其数。三十多年来，他为家乡的捐助从未间断，三十多年来，他回馈家乡的爱心从未停歇。
  张建禄先生对他所有事业的热爱都表现为认真严谨的态度与井井有条的规划。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如今虽已80多岁高龄，但他每天仍然在工作，在办公桌旁的墙面上挂着一排他的近期日程安排，除了公司的工作，我们还看见他大部分时间都要出席各种公益活动，虽然年岁已高但他依然像年轻人一样充满活力与热情。“人的一生要活得有意义，才会觉得幸福，舍得付出就会收获快乐！”他用简单的话语感动着我们，同时也以他的人格魅力与美德诠释了闽商人无私无求的禅商大爱情怀……
  编者说明
  本书“兰水名流”部分选取庄西言、张庆重、张实中和张建禄四位人物。其中庄西言、张庆重、张建禄在过去文史资料里已有涉及，以往大多从名人对家乡的贡献角度进行编辑，但本书另辟新路，从人物的生平简介、政治态度、海外的爱国情怀等方面入手，文章具有可比性又有新意。这部分编辑中曾得到侨联和方志委的资料和帮助，衷心表示感谢。
  编者
  2017年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