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宝树斋1966—1970年的神州大陆，人人胸前都要佩戴毛主席像章。像章别在左胸前是“正位”，因为左胸是心脏呆的地方，心脏的分分秒秒只为毛主席跳动，毛主席日日夜夜住在每个人红彤彤的心中。那时的人们言及“忠诚”二字，都恨不能用尖刀将心脏剜出来，戴着红色的像章，犹如将赤心剖露在外。还有将像章别在军帽上，别在左臂的红袖套上，虽算不上“正位”，但别具含意，在头顶上自然是“至高无上”，在左臂上是坚定的左派。
  像章不贵。小的五分钱一枚，大的五角钱一枚，最大的也就块把钱。红卫兵大串联，把火种播向四面八方，主要内容是散发传单、贴大字报、写大幅标语、送像章和《毛主席语录》。广大人民群众对像章的需求量很大，于是，新华书店、百货商店便设点专卖像章。往往是头一天贴出“海报”报告特大喜讯：明天毛主席像章到了。海报中万不可有“卖”、“出售”之类的商业字眼，那样会亵渎毛主席。人们得到喜讯，奔走相告，三更半夜便去排队。到出售时，已是蜿蜒如龙。人们不会乱挤和“夹塞”，这些行为都是对毛主席不忠的表现。人们的表情都犹如在领一份“圣餐”。
  如此大规模出售的像章，自然是最一般化最便宜的产品：一种是红底金像，售价五分或七分；另一种是金头嵌在五角星中，下面有一个横章，写着“为人民服务”，售价一角。那些好的精品像章往往通过别的一些渠道获得：大的单位，大的造反派组织自己投资制造，所以就有了各种各样的造型，各种各样的材料，各种各样的品种。有用荧光塑料做成的“夜明像章”，至今一到夜晚还闪闪发光；有用折光塑料配合偏心装置做成的“闪光像章”，一佩戴在胸前便转动闪亮。甚至还有砸不烂、摔不坏的，淹在淡水、海水、碱水里也不会发生化学变化的。佩戴这些精品像章的人往往是夸示自己所在的组织或单位，夸示自己不同凡响的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有的人平时萎萎缩缩，被人瞧不上眼，可一旦佩戴了一枚高级像章，立即可以趾高气扬，令人刮目相看。人们拼命地别出心裁地制造各种像章，着魔似地追逐精品像章，不惜一切代价。
  有些戴像章的人为表示忠心，以多取胜，胸前一排排，像将军的勋章。那时候，大街上经常能看见戴十几枚像章的人，最多的有戴三百枚，浑身闪闪发光，像武士的盔甲，足有十斤重，而且都要挤在前胸。背部、裤腰带之类的地方是绝不能佩带的。胸前实在挂不了，可往肩上乃至头顶蔓延。据说当时造出的像章超过10000种，至少20亿枚。那时全国人口只有7亿，平均每人3枚。其实实际数字不止这个数。
  再后来，像章越做越大。愈大愈忠，愈大愈震人。据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编辑出版的《大世界基尼斯纪录大全》介绍，有一枚名叫“永久的笑容”的像章是全国最大的毛主席像章。它直径1.22米，重量56公斤。该像章系沈阳搪瓷厂为庆祝“九大”胜利召开而特制，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1995年3月颁发了证书。该像章由沈阳鲁迅美术学院设计绘制，沈阳搪瓷厂经过十三次的烧制而成。该像章于1996年第一批进北京展出，引起了轰动，各界报纸进行了报道，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的亲属、社会名人纷纷与其合影留念。国家有关部门确定此像章为中国历史文物。
  几十亿枚像章联系着无数可悲可叹可笑的故事。闻传设计像章的人只准设计毛主席的正面和侧面头像，而侧面像，脸部必朝左方，形象必须严肃庄重。设计者的虔诚度远远高于普通戴像章的人。那时，笔者听说过内蒙古有一位设计者误将毛主席头像设计成“向右看”。设计好后，便拿去铸造，然后出售、赠送、流传。忽然有一日被人识别出来，立即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反革命”案件。设计者拿着自己的作品，确认的半天，才明白过来，毛主席的确在“向右看”，于是伏罪，被判入狱，在当时未被枪决也算是大幸了。
  毛主席像章有时不知不觉被当成“护身符”。孩子一生下来，襁褓上便别上像章，让红太阳日夜照耀着幼小的生命；许多人家的蚊帐上也别着毛主席像章，仿佛老人家也能驱赶蚊虫和恶梦似的。如今，这种“遗风”并未绝迹，许多汽车司机喜欢将仿制的较大的毛主席像章悬挂在驾驶室里晃荡，说是请老人家保佑一路顺风。
  笔者当年喜欢舞文弄墨，常向省外一些幸存的报刊投稿（主要是诗歌）或参加征文比赛。那时，各报刊社已取销了稿酬制度，就寄来毛主席像章代稿费，以资鼓励。但这些装有毛主席像章的信一到大队部，就会被人拆开，取走毛主席像章，仅留下一张“稿件采用通知书”或“退稿信”（当时凡投稿就会得到一枚毛主席像章，不管稿件是否被采用）。为了避免收不到毛主席像章，我往往会于稿件发出数日后，天天中午跑到大队部等信。但这并不是根本的办法，毛主席像章“遗失”的事还是时有发生。怎么办呢？后来，我用自家的地瓜“收买”了邮递员，让他把信直接送我家。那时，地瓜是城里人的稀罕物，家住城里的邮递员能在我家吃上几条煮熟的地瓜，也是一种口福，何乐而不为呢？随着投稿的次数多，我家的毛主席像章也逐渐多了起来，我就把它们送给渴望得到的“知青”朋友和亲戚，让他们和我一起分享投稿的喜悦。
  “毛主席像章热”大约持续了四、五个年头。1971年的一天，毛主席以诗人的气度，愤怒地说：“还我飞机！”因为大家把用制造飞机用的精致材料，都拿来生产毛主席像章了，毛主席心痛了，才说了这四个字的“最高指示”。从此，“毛主席像章热”才逐渐冷却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