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庄亨阳其人其事
  庄亨阳（1686—1746），乳名天钟，字元仲，号复斋。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奎洋镇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山村的贫寒家庭，父亲庄光泽质朴憨厚，终身以塾师为业。母亲叶梦坡，是漳平县文士叶岳伯之女，自幼颖悟，是当时农村中少有的有文化素养的女子，她知书达礼，“恭俭好义善治家，剂盈酌虚各有条理”（庄亨阳《先慈叶太君行述》），在庄亨阳的成长过程中，严慈相济，亨阳四五岁即口授《唐诗》百余首并《乡党》一篇，稍长母亲叶氏又送他外出拜师学习，康熙四十二年（1703）亨阳师从戴麦川，19岁补弟子员第一名。26岁中举人，乡举后受过陈汝咸的教诲，后结识李清植，并拜安溪李光地为师，学业大有长进。康熙五十七年（1718），时年33岁的庄亨阳中进士，殿试二甲第八名。从此庄享阳步入仕途，历任山东潍县知县、国子监助教、吏部佥封司、湖广德安府同知、徐州知府、淮徐海道按察副使。乾隆十一年（1746）正月十六，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分巡淮安、徐州、海州道任上。庄亨阳“才高而学邃，品端而行芳”，是一个勤政廉明的名宦，清代著名数学家、水利专家，也是一个敢于向西方学习，具有相当开放思想的士大夫。在庄享阳的《秋水堂集》中有他关于实际政务的奏疏和议论文章，如《上德制台》、《上陈中堂》、《河防说》、《上讷公》、《天然湖略节》、《序海图说》、《禁洋私议》等篇章，闪烁着积极进步的经济思想的光芒，在当时乃至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庄亨阳经济思想的重农思想
  封建社会主要的生产领域是农业。封建统治阶级，无论是皇室、贵族，还是地主，其经济收入主要由农民提供，庄亨阳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循吏、清官，“以农为本”的思想成为其经济思想中最主要的内容。明末清初，黄河下游堵塞，多次决口，黄淮合流，给两岸造成严重灾害，康熙皇帝把“河务”列为他的三大政事之一，大力修治黄河。庄亨阳虽然生活于政治较为清明的康乾盛世，但是雍正、乾隆时期，他为官的山东潍县、淮徐地区仍旧水旱频繁。他深入体察民情，深切地感受到长期的水旱灾害，给黄淮地区的农业生产及百姓生存、国家安宁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威胁。“自到南徐，已遭荒岁，去年赈务方竣，而今岁灾害洊臻，黄水横流，八属告惫，自惟不德，累及黎民，尸位素餐，将何以报圣恩而答知己。”（《上陈中堂》）“徐州所属无岁不灾，无灾不赈，费朝廷数十余万之帑金与数千万斛之漕米，百姓虽苟延残喘，幸免流离，而疮痍既深，元气难复，人情苦则轻生，穷则为盗，窃劫之案日恣月积，不知何所底止。”（《上德制台》）因此，庄亨阳不论在山东潍县或淮徐地区，他都把办赈救灾、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放在一切实务的首位，用农业收成的好坏作为衡量治绩的标准。
  雍正三年三月，庄亨阳知山东潍县，潍县频年旱灾，百姓困苦已极，庄亨阳到任后，又连续几旬雨不入土，当年夏季又发生蝗灾。庄亨阳看到百姓遭难，忧心如焚，如病在身。他看到“麦缩其穗，谷槁其苗，嘉禾不殖，民腹将枵。”在城隍庙祷告天地神灵，“嗟彼黔黎，亦有何罪，罹此鞠匈，使我心愎，政刑不节，实某之愆，凡有殃咎，身甘受焉。”（《城隍庙四月二十日祈雨文》）看到蝗蝻修起，他“思灾不虚生，由人所召，毋乃某实失职，致罹天遣。然而守土庇民，御灾捍患，年不顺成，八蜡不通，则我与神明均有责焉。”（《祭八蜡文》）他殚精竭虑忙于抗灾，关心民瘼，甚而还祈祷神灵与他一起庇佑灾难深重的民众。以至于当年六月慈母病逝于就养途中，亨阳内心悲恸，但因公务脱不开身，不敢擅离职守，只得差人嘱咐弟弟料理丧事，直到翌年三月才回乡守制。
  乾隆七年，庄亨阳任徐州知府，此前徐州已频年告灾，因而他一到徐州，就把解除水患对民生的威胁作为自己施政的急务，他说“兴利贵在因时，除患务求探本。”（《上讷公》）用了近半年的时间，“遍历河干，审察形势，访耆硕而咨官僚，早夜讲求，颇得其所以水患之由，及所以御水之法。”（《上陈中堂》）他以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不辞劳苦的工作精神，详细勘察徐州及邻郡的山川湖泽，掌握了水情、地情。时任沭阳县令的大诗人袁枚称其对“沭水原委簿领利弊皆悉，论山经、地志、星象、乐律甚辩……”（《淮徐海道按察司副使庄复斋先生传》）在徐州三年期间，庄亨阳又遇到了三次大水灾和两次饥荒，每次遇到水灾，庄亨阳都能尽全力地动员百姓抗灾救灾，常常“饥不暇食，困不得眠。”乾隆七年黄河水冲决石林，沛县城危在旦夕，百姓人心惶恐，争相逃窜，庄亨阳驾起小船，赶到沛县，向沛县父老宣告说：“太守来与尔民同难，尔民何往。”（《庄复斋公墓志铭》）他亲率百姓堵筑堤坝，连续七天七夜，终于保住沛县县城。
  庄亨阳的重农思想还表现在全身心地投入在抗灾，生产自救，兴修水利的工作中，并且不断地上疏反映淮徐水灾，讨论、分析水灾造成的原因及治理的策略。引起朝廷的重视和支持，目的就是要彻底消除给人民生存及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影响的水患。为了使自己的治水策略得到实施，他据理力争，与钦差、河员、地方官吏展开斗争，指出钦差大臣在赈灾治水中不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措施不得要领，“然而绝原举要先务，未见有所设施，其在徐州者，求急之方止塞一石林口，善后之策止修一缕水堤，水利工程则委员四出仓皇估计，曾不匝月即便施行，守令不及与闻，舆言不及遍采，或急其所当缓，或后其所当先，卤莽灭裂不一而足……恐徒费金钱，而水患仍未有已也。”（《上抚宪陈》）河员在治理水患时对前人的治水经验没有加以总结，领会其要害，只是“守其说而失其意”，（《上德制台》）所以面对水患“不知变计，导致下殃百姓，上累国家……”（《上陈中堂》）地方官员则缺乏长远之计和从地方利益出发，庄亨阳批判只求解除燃眉之急，如暂时加高堤堰，以求苟安数岁，或只塞一石林决口便可了局，以及“只填闸门一丈二尺，水入少则患自平”这种“在萧言萧，不顾害之他及”（《天然闸略节》）等等做法是“非为上为德、为下为民之大君子。”（《天然闸略节》）提出了在治理黄淮水患的时候要有全局观点，从长计议。经过了一番细致的调查研究，他大胆指出“黄河之水，衰则利合，盛则利分，既盛仍合，壅淤冲溃势所不免。”（《上德制台》）徐州水患与上江颖、泗，下江淮、扬，皆以“壅塞”为害，在对康熙、雍正、乾隆数朝河臣的治水方略进行比较分析之后，庄亨阳充分肯定了康熙时代治水名臣靳辅的方法，“靳文襄收黄之利，今则却黄之利而反招黄之害，且又受淮之虐。”（《河防说一》）大声疾呼应该恢复靳辅的治水方略。“究其所以致患之由及所免患之故，则今日治水之策，
  唯有仍靳文襄之旧贯，而不必别置一议者。”（《河防说二》）认为要解除水患“宜导而疏之”，（《上德制台》）主张“蓄汇兼筹”，在上游建水库蓄水，下游开渠泄洪，中游综合治理，因而必须开毛城铺天然减水闸，使黄河水南泄洪泽湖，徐州水患才能平息，开天然坝使徐州上游的淮河水入注高、宝诸湖，使上江的水患平息，开范公堤而注之海，则兴、盐、泰诸州的水患才能平息。庄亨阳在淮徐期间组织百姓修筑南四湖，黄淮堤防，扩大中小库容和修建金沟、境山等数十座水闸，以提高泄洪能力，同时，清理了黄、沭、睢、汴等河道的沙障，拓宽了运河狭窄地段，解除了长年困扰徐州的水患问题。
  庄亨阳的重农思想还表现在他在组织百姓进行抗灾救灾的同时，还注重发动灾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开展农田水利综合治理和建设，进行生产自救。乾隆七年，石林决口堵住之后，铜、沛之交纵横百余里，汪洋巨浸，只有韩庄闸及荆山口二处地区泄水有限，随着冬季的来临，“存留之水将冻而不复涸，及冻而解，涸而燥，当在三月之交，春麦亦难入土”，（《上陈中堂》）这种情况下，庄亨阳号召灾民抢抓来年时机及时播种秋禾。萧县由于地势低洼，天然闸在汛涨时进水太多，所泄又少，导致积满四溢，即使在闭闸之后数月，但水犹未尽涸，冬麦不能入土，庄亨阳“目击心优，乃令经历武承运，督同巡检强国宣等于积水之区，开引河数道归入闸间，渐以就河”以使“春麦可望”。（《天然闸略节》）由于毛城铺天然减水闸关闭，导致徐州各县年年告灾，特别是在李道华家楼起讫苏家山九十里，由于没有修筑堤岸，黄河每次发大水，处处都可过水，导致淮徐境内的铜、沛、邳、宿、桃、沭、安、海及山东的金、鱼、滕、峄等地无数的良田民庐皆受其害，而且“九十里高埠无堤之所，俱变为低洼。”庄亨阳认为在这些地方“诚宜急筑九十里之长堤，绝水北流”。（《上陈中堂》）在“毛城铺下游旧有五湖，皆水故宅，下河兴、盐诸荡亦然，原非夺民之地之予水，而是民夺水之壑为地耳。”（《上白总河赞尹总督》）在大山头，彭家溜尾闾这些地势低洼又一路砂礓，前经估计约需十万，去年少加疏凿迄无成功。”（《天然闸略节》）工程因为地质原因施工困难，庄亨阳大胆地提出“为今之计，莫若弃地与水，不与之争，而在半坡店开一径直引河，由赵家山到刘家屋……”（《天然闸略节》）再者这些地方田庐少，权衡利弊，这样不仅“所弃不过循山一线硗确之区，所全者千百顷膏腴之地，害少而利多。”（《天然闸略节》）庄亨阳在淮徐数年间为组织民众生产自救，常常是“再四思维”、“不远千里奔渎宪辕。”（《天然闸略节》）为增强泄洪，消除水灾，及时排涝，发展农业生产，组织民众开凿疏浚了包括定国寺倒勾河、富家洼引河、王家河、李家口河、蒋家河等在内的大量沟洫、渠道，修月堤、格堤、遥堤、缕堤等许多堤岸，并且兴建了涵闸配套工程，种植防沙林。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改善民众生活。
  主张放洋开禁发展国际贸易
  庄亨阳所处的时代，清政府大力施行海禁政策，闭关锁国。统治者把福建沿海民众支持郑成功抗清斗争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对人民出海始终极端疑虑，害怕在自己鞭长莫及的海上结党聚社，酝酿抗清活动。早在清顺治十三年就禁下海贸易，犯禁者不论官民，一律处死，货物从官，犯人家产赏给告发人，地方文武一律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不告发，便一律处死。康熙二十三年平定台湾以后，曾有条件地开放海禁，但之后清政府又不断地下达各种有关海外贸易的禁令，对民众出洋经商和外商入境贸易都有种种的防范和限制。康熙皇帝玄烨说：海外如吕宋，交留吧（今印尼雅加达）等口岸，多聚汉人，此即“海贼”之根。康熙年间，漳浦人蓝鼎元《论海洋弥捕海贼书》中描述了当时情况：“一船下水，必有族邻乡保具结，地方官查验，烙号给予护照牌照，方敢外出贸易。”经过这样严格审查的商船，仍禁止他们携带枪炮等自卫武器。商船“自度无炮火枪贼，不能御敌，又船多重滞，难以走脱，闻声落帆，惟恐稍缓，相顾屏息，侯贼登舟捆絷。”清政府还在《大清律》二百二十五章规定：一切官员及军民人等，如有私自出海经商，或移往外洋海岛者，应照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仅属失察者免死，革职永不叙用，获准外洋贸易的，如留在外国，则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月，还要行文国外，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斩。
  清政府的海禁政策，给福建沿海的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阻碍了商品流通，限制了人口的自然流动，使福建沿海在东南亚的贸易一落千丈。此时在漳州一带的士大夫阶层中，也涌现了一批主张解除海禁，对外开放的开明人士，如蓝鼎元、蔡新、蔡世远等，庄亨阳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夏五月，闽中督抚大臣奉命巡视海疆，庄亨阳“以职守从”，之后庄亨阳以他的实际见识，在《序海图说》一文中，指出“独是洋商海贾，艘舶往来，货利所丛，甘心者众。”他在《禁洋私议》中直指与南洋发展贸易的好处及海禁的弊端：“福建僻在海隅，人满财乏，惟恃贩洋。番银上以输正供，下以济民用。如交留吧（即今印尼雅加达），我民兴贩到彼，多得厚利以归，其未归者，或在彼处为甲必丹转徙贸易，每岁获利千百不等，寄回赡家。其族戚空手往者，咸资衣食给本钱为生，多效巨富。故有久而未归者，利之所存，不能遽舍也，去来自便，人各安其生。自海禁严，年久不听归，于是获利者既多，徒望故乡而陨涕者，又有在限内归，而齊金过多，为官吏垂涎，肆行勒索无所控告者，皆其闭也。夫不听其归，不可。若必促使尽归，令岛夷生疑惑，尽逐吾民，则自绝利源，夺民生而亏国计，尤不可也。”
  庄亨阳论驳禁与南洋贸易主张的理由，并批评了一些大臣不恤民情的做法：“又设禁之意，特恐吾民作奸，勾岛夷以窥中土，不知交留吧不过荷兰一小属国，去荷兰尚数千里，相隔千里，相隔既远，无从生心。又吾民在彼，贫则仍留，富则思返，怀土顾家，亦无心引彼窥我之事，此皆前任督抚不恤民瘼，张大其说，以见己之留心海邦，而厉阶之生，遂至今为梗矣。”（《禁洋私议》）
  庄亨阳敢于冲破陈规俗律，大胆阐述解放思想、开放海禁、发展海外贸易的外交理念，还建议在开放的同时加强海关管理。他认为：“大抵防海之策，不外乎严岛、澳之巡徼，密口岸之防闲。”（《序海图说》）“为今之计，莫如听其自便，不给照，不挂号，永驰前禁，令海船得以及时往返，不遭恶风，无覆破之患，此上策。其次于出口时，取具船户甘结，不得将奸人载回，违者罪之。再则于入口之时，严加议察，异服异言不得入港，其年久在限外回者，令自供籍贯，造册报官存察，到家安插后，陆续取其族或领据甘结，地方官不得藉端蒙骗。”（《禁洋私议》）庄亨阳的这些主张深得蔡新、方苞等人的支持，并受到朝廷的重视。正是庄亨阳等一批开朗的封建士大夫的努力，雍正五年（1727年），经福建总督高其卓的奏请，清廷批准恢复对南洋的贸易。
  把西方先进科技知识应用于执政实践
  庄亨阳生活的时代，西方的科学知识通过不同的途径逐渐传播到中国，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利玛窦与李之藻编译了《同文指算》，在国内康熙皇帝爱好数学，梅文鼎父子编写了《梅氏全书》及《数理精蕴》。天文学方面，西方历学名师多禄某、利酌理的天文学著作也流传到中国。庄亨阳在国子监助教期间，有机会接触到许多西方的数学和天文学著作，对这些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庄亨阳不象当时的许多封建士大夫那样加以鄙视，而是认真地学习和研究。特别是对西方数学的学习卓有成绩，更难能可贵的是庄亨阳能够把中西方数理知识加以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特的数学体系，如收录在《四库全书》中的《庄氏算学》，就是他运用中西数学的原理，在徐州各县治理水患，清理淤沙、河障、开辟新渠道引水泄洪，扩建水闸，加固堤岸，组织搬迁过程中进行测量、计算的工作笔记的汇编。它避开高深理论，力求浅显易懂，多以通过解题方式及口决来撮举精要，深入浅出地介绍数学知识及原理，且文字流畅，图表准确，采用边解题边分析方式。《庄氏算学》对当时普及和提高数学知识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清乾隆年间进士，龙溪人李威在他的文章《书秋水堂遗集后》这样[图为庄亨阳（中）与家人在秋水堂前的画像]评论庄亨阳：“威年十二、三，先君子命读古书，困述少时，从师多俗学估哗操觚，凡听讲求类皆庸下，惟及南靖复斋先生之门，始得平所未见，奥衍宏深……”，“修后进礼，谒蔡文恭公，为言复斋先生素喜算术，所著书为泰西人所重……。”庄亨阳在发扬光大我国的传统数法，促进东西方科学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庄亨阳一生没有论及经济的专著，他的经济思想体现在他实际政务中，是零碎的、朴素的、直观的。他的经济思想包括忠君、重农本思想都是属于封建主义的经济思想，他对本业的重视，对人民命运的关切，特别是他能重视和研究学习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大胆用于执政实践，并提出对外开放，发展正当的经济贸易的经济思想，在庄亨阳所处的时代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当然庄亨阳提出的一些有利于社会生产和社会进步的主张和改革措施，只在一定的条件和范围下能得以施行和贯彻，在很多的时候，面对灾难，庄亨阳也感到无可奈何。然而正是因为有了象庄亨阳这样一批有开放意识的封建士大夫在前面作下铺垫，才有一百年后林则徐等人向西方学习，放眼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形成，因而从这一点看，庄亨阳的经济思想对当时的社会乃至后世今天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