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礼请土豪惩民团
  江左风
  1932年6月23日，张贞残部纠集反动民团4000余人，兵分三路，从南靖、漳浦、平和气势汹汹地“围剿”红三团驻地车本村，形势对红军很不利。
  由于红军三团的主要领导人错误地估计形势，坚持了“死守车本”的主张，致使车本村受围困后失陷，红三团蒙受重大损失，团长冯翼飞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红四连只剩下20余人。在这种情况下，连长余天助并没有气馁，他仍然带领四连战士与敌人周旋，坚持在南靖县的靖城、沥阳、武林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为了补充部队的给养，购买枪支弹药和治伤疗病的药品，余天助召开临时会议，与战士们商量后，决定向草坂村的土豪们筹集款项。
  筹粮筹款，是红军生存的一种手段，按照过去的通常做法，就是利用手中的枪杆子，迫使富豪们拿出粮食、银元。这种做法，虽然简单易行，但往往会被群众视为“土匪抢劫”，影响不太好。因此，当战士们向余天助提议打土豪时，余天助语重心长地说：“打土豪也要看对象，对那些坚持与人民为敌的恶霸土豪，我们当然不能心慈手软。但土豪当中，也有开明绅士，有的还同情革命。据了解，草坂村的土豪陈五县、陈湖能、陈荣科等人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罪行。对这样一些民愤不大的土豪，我们能不能晓以大义，请他们帮助我们红军度过难关呢？”战士们想想也有道理，对土豪是应该区别对待的。但也有个别战士担心，红三团在车本失利还不到一个月，“红三团被消灭了”的谣言纷起，那些土豪能“请”得动吗？能口服心服地捐款给红军吗？余天助说：“试试看吧，咱们先礼后兵。”
  会后，余天助派第四班班长陈周带领几个战士去草坂“请”土豪，并命令说：“不许虐待土豪，如果违反纪律，定当严肃处分。”四班战士深知余连长的脾气，果真客客气气地把陈五县、陈湖能、陈荣科等8个土豪“请”来了。
  土豪们战战兢兢地站在余天助面前，不知是凶是吉，久久不敢坐下。余天助吩咐战士们设法用好茶饭菜款待他们。他和气地对土豪们说：“你们以前做的坏事，红军和老百姓心里都有底，今天不会杀你们，不用害怕。你们要看清时局，不要跟着国民党反动派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假如你们执迷不悟，继续干坏事的话，老百姓恨你们，红军也饶不了你们。假如你们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一些好事，人们会一点一点记在心里的。现在红军革命暂时有困难，但情况会逐渐改变的。”一番话说得刚才还胆战心惊的土豪们稍微定了神，纸一样白的脸半天才恢复常态。
  这些土豪在来的路上，还以为到了红军驻地，就会挨打，甚至脑袋搬家，有罪恶的人更是吓得魂不附体，这会儿看到红军既不虐待又刀下留情，个个感恩不尽，连忙说：“我们一定办好事，一定办好事。”当他们听说红军有困难，每人当即表示愿意捐款支持红军。
  放走土豪的第二天，红四连收到了这几个土豪捐献的银元1800多块。
  余天助对于同情和支持革命的土豪，主张进行教育；对于欺压百姓、反对革命的反动土豪，则主张给予坚决镇压。
  1932年农历8月初，葛山圩有几个小商贩气喘吁吁地跑到红四连驻地，向连长余天助控诉了反动民团长何天生每逢圩日就带着团丁到圩场耀武扬威，敲榨勒索，欺压群众的罪行，要求余天助派兵镇压反动民团。
  余天助平生最痛快欺压老百姓的“地头蛇”，如今一听此事，不禁怒火中烧，决心严惩反动民团，一来为老百姓伸张正义，二来壮大红军声威，粉碎敌人造谣的“红三团在车本全军覆没”的阴谋。于是，他派出儿个便衣侦察员，前往葛山圩暗访，调查何天生的罪行，摸清何天生的生活习惯和生活规律。
  经过几天的仔细侦察，余天助得知何天生及其团丁都十分喜欢芗剧，据说何天生一看戏就会走火入魔般地着迷，一时不知身在台上还是在台下，往往弄得优伶们哭笑不得。
  “这就是何天生的致命弱点呀！”余天助听完侦察员的报告后，一条惩恶妙计很快就成竹在胸了。
  闽南风俗，农历8月，农村普遍要上演社戏敬拜神明，哪怕再穷的村，都会演上几个晚上的芗剧，以祈求合境平安。葛山圩是附近几个村庄共有的小圩场，当然免不了要大演特演了。严惩反动民团长何天生的机会就这样水到渠成地到来了。
  中秋之夜。掌灯时分，何天生就带着10几个民团丁，迫不及待地来到早已准备好桌椅烟茶的戏台下，安排好4个哨兵守卫戏场的4个角落后，便与当地土豪一起边吃中秋月饼边聊昨晚的戏文，有时争论得脸红耳赤，便停下来喝茶释怀。
  社戏开演了。临时用木板搭起来的戏台上，优伶们正在白炽光下上演《跳加冠》。守戏场的4个民团丁，背着长枪，叼着香烟，心不在焉地时而望望戏台，时而色迷迷的在观众群中渔猎美色，只有何天生和陪看的几个民团丁，一听到闹台的锣鼓声，便丢下嘴角的香烟，翘起二郎腿，右手随着台上的锣鼓节奏，在膝盖上轻轻的打着拍子，摇头晃脑地陶醉在戏文中。
  此时，余天助率领20余名身着便衣的红四连战士，已悄悄地混杂在观众群中“看戏”了。8名战士分别以“二比一”的兵力，守候在4个守戏场的民团丁旁边，时刻准备擒敌。战士们恨不得速战速决，马上打死何天生，但余连长的眼神仿佛在说：“别忙，别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何天生还没进入角色呢！”
  《跳加冠》之后，正式戏文《陈三五娘》就在一阵紧锣密鼓中登台亮相了。
  当演到“陈三磨镜”时，何天生居然站起来，手指着演陈三的主角大声喊道：“你怎么把镜磨破了？你怎么把镜磨破了？”“陈三”吓了一跳，一看手中用玻璃镜子代替的古铜镜果然缺了一角，顿时虚汁涔涔而出。
  何天生进入角色！余天助向战士们眨了三次眼睛，发出动手信号。战士们立即心神领会，热血沸腾，纷纷拔出刀枪，扑向预定的目标，4个守戏场的哨兵当场被缴械并被塞堵了嘴巴。
  余天助摸到何天生的背后，掏出手枪，对准何天生的后脑勺，低沉地喝道：“不准动！今晚我们特地来这里找你算帐！”，何天生看戏正看到兴头上，以为是哪个地痞流氓要讨帐（何天生平时到处欠账），便拨开冰凉的手枪，大咧咧地说：“算账？算什么帐？明天再算，别搅了我的戏瘾。”余天助不禁冷笑一声，说道：“穷人的血泪帐今天就必须清算，哪能留待明天？”何天生一听话音不对劲，连忙转过头来，喝问：“你是什么人？”余天助说：“我是红四连连长余天助！今天代表人民审判你！”话音刚落，余天助就扣动扳机，“砰”的一声，击毙了何天生。民团丁们一听枪声，大吃一惊，有的悄悄溜走，有的刚想拔枪顽抗，就被先下手为强的战士们打死了。顿时，台上台下一片慌乱。
  余天助跳上戏台，扬起手臂，大声说：“乡亲们，不要害怕！我们是红三团的战士，今天是特地来收拾何天生这条地头蛇的。现在，何天生已经被我们打死了，民团丁死的死，跑的跑，再也不敢来葛山圩为非作歹了。今后，如果还有反动民团要欺负穷人，我们还会出面主持公道的！乡亲们，敌人造谣说我们红三团在车本村被‘吃掉’了，可你们看，今天，我们不是又回来了吗？红军是咱们穷苦人的大救星，有广大穷苦人的支持，是永远不会被反动派‘吃掉’的！反动派吃不掉我们，我们最终却要‘吃掉’反动派！乡亲们，对不起，惊扰大家了，现在，你们继续看戏吧！我们红三团还要执行新的任务！咱们后会有期！”余天助说罢，旋即跳下戏台，带领战士们撤离了葛山圩。
  革命老基点村科岭下斜
  王少卿
  70年前，在南靖、永定、龙岩三县交界的崇山峻岭中，有一个几乎被国民党反动派毁灭的小山村。这个与闽西中央红军革命根据地毗邻，又处在国民党反动势力严密包围的小小自然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经历了血与火的严竣考验，被永远载人了闽西南革命斗争的光辉史册，它就是南靖县梅林镇科岭下斜村。
  下斜村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群众备受反动地主豪绅的高租重利盘剥、国民党腐败政府的苛捐杂税的重压和官、匪、兵、灾之祸，挣扎在贫病饥困的死亡线上。不少农民一年中有半年以上要靠野菜充饥度日，不得不借高利，卖儿卖女。仅1930年，只有16户人家的下斜村，就有7户农民忍痛卖掉了亲生儿子。困苦无助的农民日夜盼望有着翻身出头的日子。
  1929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入闽，在长汀县发动群众闹革命，建立起福建省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这对与闽西接壤的南靖县影响极大，穷苦的农民仿佛在漫长的严冬之夜听到了阵阵春雷。1930年，红十二军挺进南靖科岭乡及和溪的红畲、迎坑等村庄，发动群众打土豪、破粮仓，分浮财，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下斜村贫苦农民欣喜相告，终于盼来了自己的大救星！1932年，红军再次来到科岭乡，镇压了当地反动恶霸地主和劣绅，给贫困农民分田地。下斜村十几户农民分得了土地，实现了多少辈人多少年来的梦想，群众生产和革命斗争的热情十分高涨。在红军的帮助下，下斜村农民成立起农民协会，组织起赤卫队、妇女会、游击队。仅七十多人的小山村，头一批就有37名青年积极报名参加了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和农会会员积极配合红军游击队在周围一带打民团、捉土豪。妇女们则主动地为红军游击队送粮送菜、缝米袋、补衣裳。革命斗争在这偏僻的山村里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军民共同努力，在这与闽西永定、龙岩一山之隔的山坳里建立起牢固的革命根据地，与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中共苏区的一部分。红军指挥员及中共党的许多领导同志如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刘永生、肖振忠、李明康、魏金水、伍洪祥、罗桂华、王直、熊兆仁、李德安等，前后有四年时间，以下斜村为革命基点，领导革命斗争，转战于漳州、龙岩公路沿线及周围几个县，扩大革命影响，筹集红军所需款物，影响涉及闽西南。
  国民党反动派得知下斜村驻有红军游击队，坐卧不安，调集一大批军队从永定的苦竹来围歼。红军指挥员刘永生、张鼎丞等获得消息后，迅速组织群众撤离村子上了山。敌人进村后扑了空，疯狂地放火焚烧了群众的房舍，砸烂群众的生产生活用具，抢走了群众的牲畜和全部粮食，烧毁房屋共六十多间，肆虐之后仍不甘罢休，又派伪中央军四百多人窜到科岭去逞凶狂。下科岭有二十多位农民被抓去，八位农民当场被杀害，九座土楼二百多间房屋被烧毁。面对敌人的凶残，面对被抓被杀的亲人和被毁的家园，群众没有屈服，更加深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满腔仇恨。为了防备敌人再来摧残破坏，下斜村群众与红军游击队在山上搭起草寮，日夜住在山上，继续与反动派作斗争。国民党反动派纠集大批军队和地方反动民团，驻守在科岭与下斜村附近的龙岩适中、龙潭、永定苦竹、书洋曲江、梅林长教、双溪奎洋等。到处布岗哨、筑炮楼、设埋伏，严密封锁通过科岭与下斜村的各条道路，严密控制运往科岭、下斜村的物资，严密监视进入科岭、下斜村的群众的行动。狡猾的敌人采取白天看炊烟、夜间看火光、清晨看露水、岩石看青苔的办法来辩认红军游击队的行踪。随着国民党蒋介石打内战剿共产党和中央红军军事行动的加剧，国民党对闽赣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国民党一四五旅旅长杨逢年在靖城成立起“闽南讨逆军”，加紧对闽西南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对红军游击队的“清剿”。1934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军委派出红军独立第八团、第九团挺进闽西南，打击敌人，牵制敌人，以配合中央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保护闽西革命根据地。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下科岭共产党员王建荣、郭治妈、王顺芳、王秋荣、王盛金等成立起党支部，挑选村里二十多位农民组成担架队和运输队，跟随红军游击队在漳龙公路沿线及周围各县伏击敌人，并领导群众秘密地为红军游击队送情报、送粮食、采办军用物资和药品。女党员郭治妈则带着年轻妇女想方设法为红军找粮送粮、缝补衣裳，并轮流到设在科岭水口山上的红军临时休养所护理伤病员。国民党反动派不能够剿灭红军游击队，就采用更恶毒的手段。他们常常成连成营窜进科岭、下斜村，见人就杀，见物就抢，见房就烧，甚至烧山、封山，企图烧死、困死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1934年11月，下斜村妇女代表林三妹趁着暮色挑起一担粮食准备送去给红军游击队，刚一出山寮门，就被埋伏的国民党军队用机关枪射死，年仅22岁。同月，下斜村红军接头户王善荣也在为红军送信途中，被国民党军队杀害。1935年，叛徒带着化装成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数百人围剿科岭根据地，抓走了三十多位农民，杀死了十三位农民，把全村的房子都烧为灰烬，把群众的粮食、牲畜全抢光。连附近的坑下、都宁头、五更寮等小山村也横遭摧残。不久，国民党军队数百人又到科岭、下斜搜山，在坑下村放火烧山，连烧三天三夜，周围几十里山林都成了一片火海。上千名群众无家可归，衣食无着。敌人的疯狂破坏和血腥镇压，丝毫不能动摇下斜村群众支持红军、拥护革命的思想意志。下斜村女接头户黄细妹，经常帮助丈夫王志荣（红军司务长）送粮食和物资去秘密地点。1936年2月16日，当黄细妹与丈夫送粮食到凹崎时，遇到了巡山清剿的国民党军队，机智的黄细妹敏捷地钻进草丛，朝树林中跑去，想引开敌人。敌人朝她开枪，打中了她的右臂，而她的丈夫王志荣却被敌人抓住，押到龙岩杀害。1936年6月里的一天，天末亮，敌人从龙岩、永定、梅林等方向五个路口包围了下斜村，抓走了刚好回到村里的赤卫队员王开太、王鼎荣。敌人逼问：“红军在哪里？”“张鼎丞有枪藏在哪里？”王开太、王鼎荣不回答，敌人就施以吊打、灌辣椒水、泥土水、用电话线通上电刺激身体等毒刑。两人始终不肯吐露实情，被关了三、四个月，结果是王开太的亲戚卖了牛以钱把他赎了出来，王鼎荣则是父亲卖了小儿子，将钱交去赎出大儿子。1936年9月间，下科岭女党员郭治妈在一次送粮食给红军途中，不幸被敌人捉去，敌人对她严刑拷打，逼她说出红军的行踪，郭治妈总说“不知道”。凶恶的敌人竟用刀将她的双乳割下来，并把盐撒在伤口上。郭治妈宁死不屈，毫无办法的敌人最后竟残忍地把郭治妈杀害了。在三年游击战争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在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封锁围剿的白色恐怖中，下斜村群众始终与红军游击队同生死、共患难，用鲜血和生命支持了革命，保护了红军和游击队，保卫了中央苏区。一个只有十六户人家的小山村就有八户被国民党反动派灭绝，有七个人为革命牺牲。这七位烈士是：王志荣、王书荣、王才荣、王善荣、林三妹、王秋太、江玉辉。
  解放后，人民政府特别关心科岭下斜村群众的生产、生活，曾多次拨款拨物扶助下斜村群众重建家园，发展生产，创造新生活。也有不少曾在下斜村生活、战斗过的老革命同志几次探访这曾经印遍他们足迹、洒遍他们血汗的红土地。他们没有忘记曾经保护过自己的下斜村贫苦农民。他们一次再一次，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不顾山高路陡峭，执意地要去探访昔日的赤卫队员、红军老接头户。走在山道上，他们一边喘息，一边念叨着那些还很熟悉的名字，一边诉说着那永难忘却的战斗经历。是啊，历史是不该忘记的。尤其是这血写的历史更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