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血的历史 不容篡改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陈国坚
  上世纪以来，日本政府当局处心积虑、不择手段地上演了掩饰日本侵略罪恶史的一幕幕丑剧，并愈演愈烈。近日，日本政府审定通过否认和美化侵略的历史教科书，日本小泉首相还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等等，做出了一连串伤害中国、韩国、朝鲜及东南亚各国人民感情的事情，引起亚洲各国包括日本民众的极大愤慨。对日本当局所作所为，其外交部发言人高岛肇久4月17日竟大言不惭地解释说是对世界的庄严承诺，为了世界的明天更加美好。这不能不使人想起与当年日本侵略者狂妄叫嚣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遗唾何其相似。究其原因，兴许日本当今一些当权者抑或骨子里遗传了他们先人侵略成性的基因，抑或内心深处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不散，才会冒此天下之大不韪，肆意对人们至今记忆犹深的历史事实进行否认和美化，对死有余辜的战犯亡灵进行招魂参拜。本文提出这样的定义并不过分，翻开漳浦历史，循踪觅迹，就可以找到佐证，看到他们的老祖宗从十四世纪起，至上世纪四十年代是如何持续对与日本并没有陆路交通，又远隔重洋的漳浦伸出罪恶的魔爪，杀人越货，酿造了多少人间惨剧。这血的历史，是任何人篡改不了的。
  一、从元代起，倭寇对漳浦的侵犯
  倭，系古代日本称呼。倭寇，指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时劫掠我国和朝鲜沿海地区的日本海盗集团。其最初由日本南北朝时混战中逃生的武士组成，专门从事走私和抢劫。漳浦从元朝起，便蒙受倭寇祸害。尽管元朝的倭患的在《漳浦县志》中缺载，但倭患情况仍可以从其它书籍中窥见，如冯梦龙的《喻世明言》里的一则悲欢离合故事中，述说元朝时陕西省西安有一个人叫杨八老，到漳浦采办从广州转口运来的番货，逢倭寇登陆，被掳去为奴多年，后在浙江剿倭中获救，才得与任绍兴县丞的儿子相会。漳浦至正六年（1346年）间黄氏所修族谱也记载，宋末崖山败亡之际，护闽冲郡王赵若和逃到浦西的内阁侍臣黄材之孙黄宽夫12岁时，倭寇登陆浦西，全家独他被掳上贼船，其余皆被杀。出海后因掠物太多超载，他被抛入海中，幸抓到一块木板，漂到大担岛外，被嵩屿人林世英所救才得以保全性命。明朝时倭患情况，可见戚继光著《戚少保文集》所言“倭贼土寇，北自福建福宁沿海，南至漳泉，千里萧条，尽为贼窟”。清康熙年间编《漳浦县志》则记载倭寇侵扰时间较具体，如：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倭寇六都。三十七年五月，倭寇盘陀水港，复移寇长桥。三十八年二月，倭寇县郊，驻溪南。十一月，倭寇麦园埔。三十九年四月，倭驻峰山，纵掠溪南，复移驻无象铺。四十年二月，倭驻屿头（在今白水镇附近）月余。闰五月袭陷镇海卫城。四十一年二月，倭寇入掠县郊。四十三年二月，戚继光从仙游追击大股倭寇至漳浦八都（盘陀）汤坑蔡陂岭，斩首数百级。残寇败逃广东，最后被戚继光，俞大猷合兵歼灭。蔡陂岭一役，戚家军阵亡将士80余人，共葬一坟。称“忠勇墓”。后人又建“忠勇祠”以祀英灵。现仍保存在天福茶庄内，供人们景仰。约至万历三十年（1620年），铜山把总张万纪与浯屿钦依把总沈有容在南澳彭山洋合歼从台湾来侵扰的大股倭寇后，倭患才稍得以平息。此后，倭寇虽不再登陆大陆沿海，而还窃据海岛截劫商船，正如清代曾任广州知府的漳浦人蓝鼎元在其著作中所言“倭寇与明朝相始终。”
  其实，倭寇的后裔们之凶狠残暴，比其江洋大盗的祖先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清朝末年，他们就通过发动甲午战争，霸占了与漳浦仅隔一海峡的中国领土台湾，勒索清政府支付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并得到西方列强在华已有的一切特权。1904年至1905年，日本还通过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等侵略扩张行动，把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强行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其后来发展到妄图吞并中国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是其本性所决定了的。
  二、日寇侵华期间对漳浦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不久，对福建已是虎视眈眈。先是派出2万余名日本浪人潜入沿海各地进行破坏活动外，还收买土匪、流氓到处骚扰，甚至策划搞所谓的“自治运动”，妄图在漳浦、海澄等县组织傀儡的“闽南自治政府”。1937年10月26日，日军侵占了与漳浦隔海相望的金门岛。1938年5月10日，日军侵犯与漳浦近在咫尺的厦门岛，13日，厦门岛沦陷。同年8月至9月间，日军多次向与漳浦一水之隔的东山岛进犯，一度占领东山岛。1939年12月1日，日伪军侵占与漳浦陆路相距百余里的诏安县城，后被击退。漳浦也从抗战后方变成抗日前线。为了抵御日军侵犯，漳浦当局采取在旧镇港沉舟坠石，破坏沿海公路，炸毁桥梁，破坏通信设施等消极防御措施。特别是闽南红军武装虽已北上抗日，但共产党在漳浦城乡广泛建立的抗日组织仍存在，民众抗日情绪十分高涨，也竟使日军一时难以登陆漳浦，日军对漳浦的侵犯于是采取海面封锁和空中轰炸的方式，日军炮艇在漳浦海面游弋，向渔船、渔村开枪开炮，给漳浦沿海渔民造成惨重生命和财产损失。由于当时兵荒马乱，交通阻绝，加之后来档案材料丢失，使我们今天难以搜集到损失情况，中共漳浦县委办公室在1953年10月6日第20期《通报》关于“第八区白沙乡渔民解放前后生活上的变化”调查报告一文中，写到白沙乡在抗战爆发后第二年，出海捕鱼的船被日寇烧掉6只，渔民被杀20多个。漳浦海岸线长达216公里，散布着大小百余个渔村，一个乡村蒙受损失就如此惨重，照此推算，即使再打折扣，也将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日军对漳浦实施空中轰炸情况大致为：1938年5月24日上午，日机8架空袭漳浦县城，投弹10枚，连教堂、教会学校、教会医院也无法幸免于难，教会执事及医院职员各被炸死一人，有一户居民被炸死5人，仅一女孩外出玩耍逃过此劫。同年8月24日，日机3架向县前街商住区投弹多枚（其中有燃烧弹）、焚毁楼房4座、店铺4间、炸死炸伤居民13人。同年10月28日，日机2架向县城投弹4枚，炸毁打锡巷李氏楼房及祠堂3座、王氏万年春巷住宅4间、炸死1人。同年10月29日，日机2架向北街商住区投弹多枚，炸毁黄氏住宅6间。1939年5月14日，日机2架向县城东门外防空洞一带投弹多枚，并以机枪扫射。同年8月6日，日机2架空袭佛昙镇，炸毁民房3间，炸伤1人。同年9月间，日机2架向县城县政府及孔庙一带投弹多枚。同年10月11日，日机2架空袭旧镇，向渡口处商住区投弹多枚，几家商行被炸，倒屋4座，死3人。同年11月间，日机一架空袭赤湖镇前张村，并用机枪进行扫射。据统计仅在1938、1939两年中，日机共在漳浦炸死炸伤平民25人，炸毁房屋多处，酿成数十户人家家破人亡或财产荡然一空的悲剧，造成财产直接损失68.32万元，间接财产损失107.72万元（据当时县政府呈报数字）。据当年目击者介绍，由于县城实施人口疏散和挖防空洞（壕）防空，及数枚炸弹或因榕树枝干抵挡或因落入民宅院中水井，才避免造成更大人员伤亡，故而有“抗日榕”、“抗日井”等的传说。
  当日军铁蹄践踏漳浦大地时，已是处于日暮途穷之际，惶惶如丧家之犬过境。1945年春，日本帝国主义所发动的太平洋战事已转胜为败，日本本岛受到盟国海空包围，为此，决定调整兵力，缩短中国大陆战线，相对集合兵力，扼守战略要点，以作困兽犹斗，把日军陆军铃木第九师团由北方调防广东，经海路南下，途经金门、厦门，与广州方面的南支派遣军会合，其由四艘军舰运载的先头主力部队在漳浦菜屿列岛海面遭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又称“飞虎队”）的袭击轰炸，炸沉1艘、重创3艘，几乎覆没，只得龟缩金门、厦门。鉴于台湾海峡制空权、制海权已为盟军掌握，于是决定由该师团德本光信大佐率领所属联队及师团残部和部分伪军、汉奸便衣队，改从闽南沿海陆地流窜广东与南支派遣军会合。6月29日，该部在德本光信指挥下，从金门、厦门两地分5批向海澄之港尾白坑、岛美等处登陆。6月30日凌晨4时许，日军先头部队在白坑村登陆。7月1日11时许，另一路日军经小澳在岛美村登陆。两路兵马全部集结后，其先头部队于7月4日由隆教乡进犯漳浦县前亭乡属田中央村。至7日，日军一直侵扰前亭乡。在3天里，日军在前亭墟、田中央、大社、桥仔头等村大肆抢劫，并把搜捕到的妇女强行关押在学校里轮奸。8日，日军窜至佛昙镇，大部分驻扎在纯美中学内，一部窜入大坑村，依旧奸淫掳掠，抓挑夫、抢耕牛，撤走时还把大小便撤在床上被窝内、米缸里，并炸毁佛昙桥桥墩3座，以阻追兵。9日，日军分两路从大坑和松仔岭窜抵赤湖，所到之处，四处劫掠，强奸妇女，连老太婆也不能幸免。日军还沿途开炮乱轰乱炸，炸死一人，并掳去10多人强行逼迫当挑夫，同时对沿途掳来当挑夫的20多人进行搜身，并放军犬将2个佛昙挑夫活活咬死。赤湖挑夫中，先后被枪杀一个、累死一个，其他下落不明。10日，日军窜至乌石大厅、深水坑一带，先头部队抵达旧镇北岸，用山炮向南岸轰击，企图强渡遭反击，乃转向漳浦县城方向，敌后续部队在乌石、深水坑与“华安班”（设在华安的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第四营第二连发生遭遇战，“华安班”阵亡排长、士兵各一名。日军至旧镇镇途中，又枪杀2名农民。11日11时许，日军窜至城郊，在城东高地印石亭山开炮击毁城北鸡笼山碉堡，并与县自卫队发生接触战，县自卫队一中队长受伤。日军后从东门进城，沿郡营顶、官学口街、城隍庙口，出南门。取道县城时，抢了两家糕饼店，抓了10来个挑夫后，继续向西南方向流窜，正巧走的是与整整380年前被戚继光几乎全歼的那股倭寇流窜之不归路。当夜，日军露宿大南坂一带山头。12日清晨，继续向盘陀岭方向逃窜，沿途村庄尽遭抢劫，其中下阮村受害最为惨重，粮食遭抢光、禽畜被杀光，妇女被拘禁一室，幸而追兵在后，那些妇女才免受凌辱。下午5时许，日军窜至盘陀岭，曾受盟军飞机轰炸，并遭“华安班”第四营狙击。尽管比其老祖宗命运好些，侥幸越过盘陀岭，但后虽与南支派遣军会合，终究难逃覆灭的下场。此次日军流窜漳浦期间，给沿途人民群众严重摧残，“战区各地损失惨重，灾民遍野，状极可怜”（《漳浦县厦敌流窜应变报告书》1945年8月）。据当时不完全统计，日军流窜7个乡镇，占全县面积30％；民众被杀22人，伤数人；被掳掠壮丁当挑夫200人；全县难民5万人，一时失业1万人，难民平均每人衣物损失5元；被掠夺食米430担、麦子208担；耕牛被宰130头；损失民船60艘、渔船113艘，渔民损失财产达100万元以上，渔产减少50％；侨汇损失700万元以上；学校图书、仪器设备损失约5万余元等等。（军队及地方武装人员的伤亡方面，本文采用李林昌著《九十九峰起伏漳浦史》一书所采亲历亲见者回忆的说法。）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本文特地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日本从元代以来对漳浦的侵扰及其犯下的滔天罪行，以血的历史事实，还历史本来真实面目，使读者在重温历史的同时能得到启示，进一步认清日本当局一些当权者在对待历史问题乃至台湾问题和包括人权在内的一些国际问题上的叵测居心，及其任其发展必将造成的危害，以史为鉴，提高警觉。更希望日本政府那些当权者能正确对待历史，尊重历史，吸取教训，深刻反省，改弦更张，因为“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么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马克思著《法兰西内战》）。“参拜”和“招魂”是不可使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的杀人恶魔得到解脱，与篡改和美化历史一样枉费心机，只能使日本重蹈老祖宗覆辙。只有珍惜新中国建立以后经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和有识之士长期艰辛努力形成的中日友好合作关系，以4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非峰会会见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时提出的发展中日关系5点主张为精神，坚持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继续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才是人间正道。
  参考书目：
  中共漳浦县委党史室编《漳浦人民革命史》
  李林昌著《九十九峰起伏漳浦史》
  《福建党史月刊》1995年第九期郑澄桂撰《末路兽行》
  深水坑与日军遭遇战亲历记
  林如山口述李林昌整理
  （合订编者按，本文原登载于《漳浦文史资料》第9辑，请参阅，现不予重载。
  回忆抗日时期二三事
  林祥瑞
  1937年7月7日发生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经历8周年，胜利结束。其时，我刚8周岁，在海乌中心小学（即后来的浯江小学）读三年级。抗战时期海乌中心小学师生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唱抗日歌曲，演抗日潮剧、话剧，献金支援抗日等等。特别是临近抗日胜利的前个月，日军流窜漳浦，道经我的家乡乌石，且在深水坑的倒亭隙遇到“华安班”的阻击，印象尤深。适逢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特地回家乡进行采访，结合自己的回忆，将抗日时期在乌石、在海乌中心小学发生的几件事记述如下。
  海乌中心小学师生抗日活动
  海乌中心小学自1941年上半年有了首届毕业班，已成为有一定规模的完全小学，教师配备较完整，学生数也较多，周围十多里的学生都到此读书。其时，抗日活动如火如荼，全体师生除学习功课外，还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如写抗日标语，画抗日宣传画，唱抗日歌曲，演抗日短剧、抗日潮剧等等。其中，印深较深的是演抗日潮剧，且社会影响也较大。
  抗日潮剧共演两幕，一幕是《潮汕沦陷》，另一幕是《血泪湔仇》。内容都是叙述广东潮州、汕头一带沦陷区人民受日寇的残杀、掳掠，起来反抗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控诉日寇的罪行。剧本由潮剧艺人林汉光编写，导演是原“三正芳”潮剧戏班的演员孙文听，演员都是海乌中心小学学生。
  《潮汕沦陷》于1944年初排练，7月7日为纪念抗日战争七周年演出，演员绝大部分是第四届（1944年7月毕业）学生。剧中人物有：沈时达、沈妻张氏、儿子沈杰、女儿沈秀英、沈秀花、渡伯江福、日本皇军、会长、日本兵等，参加演出的学生有：林汝江、林满池、林祥兴、林素贞、赵锦霞、林俊侠、林庚全、黄凤金、林达才等。
  《血泪湔仇》于1945年初排练，于8月15日后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文娱晚会上演出。剧中人物有：李国华、李妻蔡氏、女儿李云英（A、B角同时上台）、儿子李怀烈（A、B角同时上台）、日本小队长、日本兵等，参加演出学生有：林汝江、林古金、林素月、林风台、林祥瑞、林何如、赵贻谋、郑文英等。演出的学生分属第五届至第八届。此次为庆祝抗日胜利，两幕潮剧一齐演出，已毕业的学生也部分回来参加。同时还演出抗日短剧、三簧和一些破除迷信的短剧。
  这两幕抗日潮剧的演出，收到很好的效果，观众对日本兵残杀潮汕百姓万分债怒，同仇敌忾。一些从潮汕逃至乌石的难民也积极参与这两幕潮剧的司鼓、司锣的工作。
  关于“功侔卜式”匾
  约于1943年，福建省政府发动地方献金支援抗日，乌石乡亲和海乌中心小学师生热烈响应，踊跃献金，获得省政府授匾表彰。大木匾红底黑字，题“功侔卜式”四大字，悬挂于乌石祖祠一一乌石大厅（即海乌中心小学校舍）的左大门内横梁上。挂匾之日，海乌中心小学师生列队举行挂匾仪式，鸣放鞭炮，气氛十分热烈。卜式是西汉人，家有许多羊群，他屡次以家财捐助朝廷，反对外侮。这里用“卜式”来表彰乌石乡亲和海乌中心小学师生献金抗日的行动。
  学校在动员学生献金时说，献金是要购买飞机打日本，不久就可看到我们买的飞机从天上飞过，学生们个个兴高采烈。然而，当时只有看到日本飞机从头顶上飞过，后来是美国飞机飞过，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从没有见过一架中国飞机的影子。
  “日寇流窜”见闻
  1945年7月10日（农历六月初二日）上午，日军德本光信联队的残部从赤湖、示埔沿公路自东向西流窜。至示埔与寨内间的小境溪，发现寨内村外有一片树林，疑有伏兵，即在溪坎下发射三发迫击炮轰炸树林，进行火力侦察，见没有动静，即经寨内过浯江（亦称大溪），进入乌石。
  日军原是要走公路，经乌石至旧镇，过旧镇港后再沿公路到云霄、诏安，进入潮汕地区。后来，因尖兵到旧镇后，发现旧镇港中无船只可供过渡，报知指挥官，原已走到倒榕的日军接命令改道走小路，由芹山村后小山北侧经邱厝、山兜、大厢、深水坑等村而至倒亭隙，然后经漳浦县城，越过盘陀岭而至云霄。
  日军刚到深水坑村，即受到驻守在倒亭隙的“华安班”的阻击。大约从中午一直打到初夜。据说日军兵分三路，左翼登上南面山，右翼沿海云山脚，中路在深水坑村西的糖铺安下机关枪。等两翼包抄已定，然后开枪射击；“华安班”也兵分三路，但火力较弱，只有短射程的卡宾枪，一开始即处于被动。日本兵中有不少是金门人或闽南人，会讲闽南话，当时称为伪军，这些伪军作为先头部队，为日本人开路。
  当时，我们后埔边村的民众都跑到深水坑村避难，因深水坑村靠近海云山（乌石岩山），山间有很多石洞可藏身。我们躲藏的大石洞就住了13户人家，男人都跑到山上去，洞中只有妇女和儿童。这个洞洞中有洞，又有泉水流经洞里，是一有适宜于暂时避难的石洞。但有一点很糟糕，当时无人预和日军会从倒亭隙流窜，而这个洞正好在倒亭隙的北边山脚下，下面就是战场，我们全洞人都处在虎口上，处境万分危险。
  战斗一打响，全洞人都吓得不敢出声，有一个婴儿哭了几声，大家都轻喊：“快喂奶”！有人警戒说：“孩子一啼哭，引来日本兵，全洞人就都没命了”。枪声一直响到入夜，各种枪都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能辨明什么响声是什么枪，如“笛笛笛”是华安军（班）的卡宾枪，“达达达”是机关机，“咔咣、咔咣”是坎狗枪（日本三八大盖），“砰、砰”是迫击炮，大家心情都十分紧张，静听着阵阵的枪炮声。
  据说日军当夜在倒亭边上的紫仔埔野营，到倒亭隙东边的深水坑村，西边的北叶村、南叶村抢粮食和猪、鸡作晚餐。7月11日（农历六月初三日）早晨，日军向西往漳浦县城方向流窜。下午，在确定日军全部撤走后，我们才从山洞中回到深水坑村。当时，我父亲是海乌乡农会主席，在打扫战场时，发现有两具华安军尸体，从其佩带符号得知，一个是排长陈日晖，一个是列兵蔡水湖，及时上报，并出资备棺就近荔枝园收埋。后来，陈日晖的亲属镌刻一道墓碑放置于其墓前，两墓址今尚存。当时并没有发现日本兵尸体或伤兵，其伤亡情况不得而知。
  日军进入乌石，乌石民众都跑到山上避难，日军见近处有人就抓去当挑夫，远处有人露出目标，即当活靶打。桥头墟村70岁老人林悠远躲在村外园地间，被日军发现，开枪打死。芹山村林枝站在马头山观望，身穿白衣，目标明显，也被从山下经过的日本兵开枪打死。新厝村林知和站在紫薇山间观望，被日本兵开枪打中头上笠顶，笠子飞掉，人幸无事，急躲起来。据说旧镇西示村陈权送信件到倒榕处遇日军，也被打死。
  日军到处抓民夫、抢牛。山郑村林广东被抓去带路，后埔边村林仁道躲在深水坑村外也被抓去当挑夫。到盘陀墟吃午餐时，日本兵戒备较松懈，林仁道乘机溜进路旁棺材店，躲在空棺中而脱险；在盘陀岭上，林广东乘美国飞机轰炸日军时逃脱。山兜村林合茂家被抢去黄牛一只，深水坑村林打铁家也被抢去一只黄牛。抢去的牛先是负载辎重，后被宰杀。
  日寇流窜漳浦距无条件投降仅一个多月，已处穷途末路。然而，困兽犹斗，在乌石倒亭隙遭遇“华安班”阻击，作垂死的挣扎。倒亭隙之战是抗日战争中发生在漳浦县境内唯有的一次战斗，乌石父老至今尚能叙述“走日本”的情形和痛诉日寇的罪行。
  老区抗日民歌
  吴木信搜集
  夫：我抗日，夫：我时时为保卫家乡站岗，
  熟我生产，妻：我保证生产不困难。
  合：你我坚持不逃难。妻：你英雄，
  夫：我拿起枪杆上战场，夫：你模范，
  妻：我拿起锄头去种田。合：赶走日本鬼，共享太平年！
  蚂蚁搬泰山 老区换新颜
  蓝利发
  石坑是赤岭畲族乡西北部边境的一个老区贫困村。全村138户，591人，分布为5个自然村（过溪、楼仔、新美、澎林、竹树），有水田560亩，坡地4000多亩，山地15000多亩，由县石坑林场管理。由于地理条件、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文化落后等因素制约，经济发展较慢。近几年来，由于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石坑老区人民发扬革命精神，奋发图强，拼搏进取，艰苦奋斗，石坑村的面貌发生了较大改观。
  调整产业结构 优化果蔬产品
  农业是基础，增收是关键。在发展石坑经济中，我们紧紧抓住发挥优势，因地制宜，合理安排，科学管理，促进果蔬业“短、平、快、稳”的高优品种发展：一是对坡地果园通过总结经验教训，选择“东魁”杨梅、无籽柿、枇杷、桃李等，具有较强的抗台风能力和耐霜耐冻的优良品种，发展4000亩；二是对水田耕地，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同时，村两委干部于2001年带头试种台湾“圣运牌”的珍珠西红柿和日本香瓜及反季节西瓜、蔬菜等市场适应性强的高优品种。成功之后，以典型引路，发动组织村民播种一百多亩，户均种植一亩以上，户均增收3000多元；三是适度土地转让承包，引进企业规模生产。凭借东南花都（马口）的辐射，村两委于2002年8月引进“万兴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落户我村，建立“石坑九坵绿化苗培育场”，经营绿化苗地160亩。不仅带动村民个人培育绿化苗100亩，还解决了全村30多个富余劳力的出路（年可增加20多万元的劳动工资）；四是村委会组织联系用工单位，和村民“帮、带”相结合形式，帮助富余劳力外出打工。至去年底，全村外出打工人数达102人。仅此一项收入，全村达30多万元。三年来，全村人均纯收入从2000年的1300元，提高到2200元，预计今年可达2700元。
  完善基础设施 促进经济发展
  俗话说“想致富，先修路，耳目明，大进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在“五通”（即：电力、电讯、电视、道路、自来水）基础设施建设上下大力气，用真工夫：首先把重点放在道路建设上。石坑村距漳浦县城50多公里，通往长（长桥）佛（佛县）线和外界有三条道路。三年来，在两委的认真组织和带头行动，对三条通道进行维修，又新造机耕路5条，长16公里，村民义务投工投劳累计1200多个工日，投入机械台班费近3万元。但仍是晴天通，雨天不通。为了彻底改变这一面貌，我们根据省政府实施“年万里农村公路网”决定，省、市、县、乡出台农村道路补贴标准，抢抓机遇，再次动员全村干部群众和外出务工人员筹集资金18万元，在市、县的交通、民政、老区、民委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以蚂蚁搬泰山的精神，于2003年7月动工兴建6公里水泥路面，总投资200万元，已完成工程80％。将于日前全部竣工；其次是认真解决通讯问题。动员群众积极入户，争取有关部门支持，于2001年5月份开通全村的程控电话，入户率达95％以上；第三是在县电力部门的支持下，于2002年8月完成全村的农网改造，完善电力配套，大大改善了老区人民的生产、生活用电问题；第四是开通了最边远三个自然村的有线电视。经广电部门的大力支持，于2003年4月份开通楼仔、过溪、新美等三个自然村的有线电视，丰富了老区人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食粮；第五是打算于今年完成水泥道路建设之后，建设自来水厂，为建设小康新村打下良好的基础。
  公推直选班子 干部有为有位
  1999年的两大自然灾害（强台风、强霜冻）给石坑人民带来严重打击，果树死亡率达98％，损失十分惨重。村民灾后自救的信心不足，再发展非常茫然。那年人均纯收入1000元左右，千元以下的户占40％。摆在石坑面前的是如何灾后自救、如何发展和发展什么等等，老区人民坚定地说：“不能靠天，只能靠自己”。乡党委、政府十分重视，首先着手对村新一届两委的班子成员进行精心组织，“公推直选，重新组阁”，建立一支具有凝聚力战斗力的班子，把我推上支部书记的位子。我是1995年入党，1996年奔赴上海打工创业，赚了一些钱。2000年当乡亲推荐，组织动员，我毅然放弃自已的事业，回乡勇挑重担。我对班子同志说：在大灾困难面前，我们不能计较个人得失，只有奉献才能当好干部。吃不上亏，不敢吃苦，怎能为群众服务，有为才有位。二是我们村两委干部、老党员和村民代表对石坑如何“求发展、排困难、早脱贫”进行全面“会诊”，认真探讨，理清思路，制定计划，确立奋斗目标，不断加快实施步伐。今后，我们下定更大决心为改变石坑面貌、建设小康新村而不断努力地艰苦奋斗。
  （作者系石坑村支部书记）
  开发良港展宏图
  ——古雷港区开发综述
  严利人 王汉清
  一个气势恢弘的名字——“中国·古雷”横空出世，一座临海工业城市——“漳州古雷港”即将由蓝图变为现实，正一步步地向我们走来。
  古雷港像一块尚未开采的璞玉，价值连城；像藏于深闺的佳人，丽质天生。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她千万年的沉睡，是科学发展的规划使她有了定位和布局，是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大潮给了她崛起的机遇。于是，20多年来，从古雷下港，漳浦古雷港到漳州古雷港，这里鼓响大地，雷震长天，开发建设拉开序幕，规划布局着手启动，崛起的宏图展现了曙光，成为海内外客商万众瞩目的投资宝地。
  在改革开放春风中苏醒
  港口经济，作为一种成熟的经济形态，既体现传统意义上的货物运输、渔业捕捞、船舶修造，更重要的是包含现代临港工业、港口物流功能和与之相匹配的综合运输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港口经济为导向，已经成为国内外有港口条件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崛起的重要依托。据世界银行统计，全世界经济总量的75％集中在港口，日本经济总量的84％是港口经济。21世纪是海洋经济时代，也是港口经济时代。面对激烈的竞争，谁拥有海洋，谁的海岸线长、港口资源丰富良好，谁就能在竞争中取得率先发展的优势。
  在我国交通网布局中，运价低廉的海洋运输比较薄弱，而且海港的分布也不平衡。现有的万吨级深水泊位大多集中在上海港以北岸段，而东南沿海则较少。东南沿海虽然岸线丰富，但适于建设超大型深水港口的岸线资源并不多。现有深水岸线一般距岸较远或进出航道需要整治维护。经过专家反复考察、论证，全国可供建设20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的港址仅有8个，而漳州古雷港则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闽南漳浦县最南端，有一个狭长的半岛，南北走向呈条带状伸进台湾海峡。南北长17.3公里，东西宽3-4公里（最窄处仅300米），面积40平方公里，多为沙滩沙丘及沙质地。半岛东岸海面，有惊涛拍岸，如击鼓，似响雷；西岸海面，风也平，浪也静，仿佛一泓湖水。半岛环抱起一个大肚小口坛状的大海湾，这个半岛就叫古雷。众里寻她千百度，原来“她”就是漳州古雷港。
  根据专家考察证实：古雷港区具有非常珍贵、稀缺的深水岸线资源，这里水深港阔，风平浪静，20万吨船舶满载全天候进出港区，30万吨船舶可满载乘潮进入港区。古雷港区与其它深水港湾相比，其特点是：“深”（水位﹣38米）、“宽”（航道宽1公里以上，且不需清礁整治，经过20多年观察不淤积）、“稳”（由于东向和北向有山体掩护，即使常年主导风向东北风达6-7级，港区内也是风平浪静，稳妥顺当）、“近”（出即国际航道，内有避风锚地），因而具有周边港口难以媲美的综合自然优势。
  由于历史的原因，福建省的海运事业发展缓慢，古雷港区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长期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是改革开放的春风使古雷港湾得以苏醒。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古雷港便以其卓越的丰姿、优良的深水条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和投资商的青睐。开发建设古雷港便成为漳浦县委、县政府及全县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最大的心愿，也引起了中央、省、市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1982年，福建省沿海港址普查，古雷湾被列为全省六大深水港湾之一。同年，交通部把在古雷头下垵建设大型码头纳入福建省港口发展远景规划。1985年春，厦大海洋地貌地质专家蔡爱智率调查组来古雷湾作3个月的勘察，发现古雷港比台湾基隆湾还要好，可以与胶洲湾的青岛港相媲美。他认为“人们还难以在我国东南沿海找到一处比下垵更好的深水港址。”1985年，国家交通部、水电部、海洋局的领导先后到古雷视察，称下垵是“被人们遗忘的深水良港。”1985年6月7日，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常委贾庆林等一行七人在地委书记张文良、县委书记黄步翔的陪同下视察了古雷下按深水港。当年9月份，福建省交通运输协会、福州港口协会共同派出调查组，实地勘察，再次证实下垵是一个天然深水港区。10月份，中国港口协会的40多位专家、学者云集漳浦，现场考察研究，一致确认下垵自然条件优越，是一处全国罕见的优良深水港址，是全国的宝贵资源，要加强宣传，抓紧开发，形成很好的对外口岸和全方位开放窗口。1986年2月，《中国港口》杂志创刊号刊发了严利人撰写的专题文章《闽南优良深水港址——下按》，杂志从全国专业的高度对下按港给予了肯定，认为“下按自然条件优越，是一处全国罕见的优良深水港址，是国家的宝贵资源，要加强宣传，加紧开发，形成很好的对外口岸和全方位开放窗口。”
  1987年6月，省水电厅、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分别到下垵港口调查研究。1992年11月、1993年11月，上海第一航运设计院两次到古雷做港区规划。1996年5月，漳州市计委把古雷港区列入发展港口工业的一个重要区域，指出可适当发展港口配套工业和海洋化工。1997年8月，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与市政府编写的发展战略正式提出建设“古雷港口工业区”。1999年11月，明达（厦门）玻璃有限公司投资4700万元，设计生产能力19万吨的杏仔硅砂选矿厂及5000吨级（可停靠1万吨船泊）建材综合码头破土动工。2001年元月，明达建材综合码头破土动工。2001年元月，明达建材综合码头建成投产。这标志着，古雷港区的开发正式拉开了序幕。
  在科学发展规划中启动
  璞玉的开采期待良匠良法，古雷港的开发需要在科学发展的规划指导下进行。2000年9月，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委员会在市县领导林殿阁、钟禄贵、蔡金海等陪同下考察古雷港区。同月，市委书记郑立中、市长郑道溪到古雷港区实地考察，对港区发展规划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自2001年开始，按照省、市关于高起点、高标准建设古雷港口经济区的要求，古雷港口经济开发区从编制规划入手，扎实做好港区开发建设的各项前期基础性工作。2001年，委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总公司经过一年的实地考察和详细论证，编制完成《漳州古雷港口经济区发展规划》，并委托省委政研室、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省计委经济研究所编制《古雷港口经济区发展纲要》；2002年，委托福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50平方公里的北区《总体规划》，并于2003年委托漳州市城市规划设计院编制40平方公里的南区《总体规划》；2003年，委托交通部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厦门分院编制完成《古雷港区总体布局规划》，港区先期规划岸线长6.87公里，分为油品化工区、散杂货区和多功能区。根据《规划》，古雷港区作为漳州港重要组成部份的地方性港口，规划建设成为临海工业港，旨在发挥其大型深水泊位资源优势和对台优势，在经济发展中分阶段开发建设，力争纳入国家大型产业布局规划和备选点，逐步建设成为以石化、钢铁、大宗散货和外贸外资中转为主，集多式联运、商贸、仓储、加工为一体的综合性港口，从而进一步建设具有保税功能的现代化港口及对台“三通”的重要口岸。此外，开发区还委托省环科所开展环境影响评估。
  古雷港口经济区的开发建设既肩负着为漳州开拓更广阔空间的历史重任，又具有发挥对内对外联接通道和构建全省临海工业基地的特殊使命。2003年5月，由省委政研室牵头编制的《古雷港口经济区发展纲要》提出了战略定位，即：争取用20年或更长的时间，努力把古雷港口经济区基本建成以深水港为依托，突出临海工业和滨海旅游业两大特色产业的临海工业生态旅游区；承接台湾和国内外产业梯度转移的重要基地；全省拓宽对内对外联接通道，促进共同发展的新增长极，并通过临海工业区的启动与推动，逐步把港区建成漳州南部新兴的中等港口城市。
  根据交通部第三航务勘察设计院2003年完成的测量成果，从古雷头南端往北可利用岸线长8.8公里，先期规划的岸线长6.87公里，分为油品化工区、散杂货区和多功能区，规划布局万吨以上泊位22个，其中：25万吨级2个、20万吨级4个、10万吨级2个、5万吨级6个、2万吨级4个、1万吨级4个，并在南北两个方向均预留了发展岸线。
  古雷港的开发建设得到省、市、县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2002年，漳州市委、市政府作出开发古雷港的重大决策，确定古雷港区为全市的重点发展区域。此后成立古雷港口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及经济开发有限公司，杨降林、游建兴分别任主任、总经理。授予管委会市级行政管理权，并出台一系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2003年2月18日，卢展工省长、陈芸副省长一行到古雷港调研，9月卢省长再次来到古雷港，肯定漳州市的战略思路，表示在推进古雷港口经济区重大措施的前期工作中，省直部门将给予全力配合。2003年5月12日，常务副省长黄小晶对省委政研室牵头编制的《古雷港口经济区发展纲要》作了重要批示：“漳州古雷港口经济区有望成为东南部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要认真研究……”5月13日，省委政研室、省政府研究中心、省计委经济研究所在福州牵头召开“加快漳州古雷港口经济区发展恳谈会”，省委常委、秘书长朱亚衍指出，开发建设古雷港口经济区是我省进一步壮大区域经济和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增长极，他要求省有关部门在规划和项目审批、政策倾斜方面给予充分的支持。2004年12月，省委书记卢展工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2005年1月，省长黄小晶在省十届人大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出要抓紧“开发漳州古雷港区”。
  在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中崛起
  良港逢良机，开发正当时。立足全国全省全市的大局，古雷港的开发势在必行，刻不容缓。中国在和平崛起，加快发展成为主旋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第一次把“海峡西岸”写进中央文件，对福建是一个难得的契机；福建省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纲要中提出以港兴省的战略，古雷港开发成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市全县人民的目光聚焦古雷，海内外的豪商巨贾钟情古雷……古雷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夕。如同躁动于母腹中的婴儿、如同海面上见到桅杆的帆船、如同朝霞满天喷薄欲出的红日，一个临海工业港口城市古雷即将应运而生，将给我们带来机遇、繁荣与富庶。
  古雷港口经济区开发建设的范围，包括漳浦县古雷港及其后方的古雷镇、霞美镇、杜浔镇、沙西镇和下蔡林场、杜浔盐场，以及漳诏高速公路的以南部分和相关海域，陆域面积130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48平方公里，其中滩涂面积55平方公里，大陆海岸线78公里。其开发建设具有独特的区位与战略意义，古雷港口经济区地处华南城市带中部，厦门与汕头两个经济特区的中点，具有承东启西、沟通南北、通江临海优势，周边已形成陆海空东西向并进的交通网，同扩散地区的空间距离近，联动发展可产生级差效益，易于接受扩散效应。它距厦汕两港的水上距离为72和77海里，陆上距离为180公里左右，因而它不仅处于厦汕两个特区的经济辐射范围之内，且可以其优良的大型深水良港成为厦汕两港深水泊位不足的重要补充。开发区与台湾隔海相望，距台湾高雄仅143海里，是祖国大陆与台湾的最近点，是承接港澳台地区产业转移的便捷区域。开发区所在的东山湾距外海国际航线很近，随着深水港口的开发建设，古雷港有望成为香港至上海，新加坡至日本、韩国之间西太平洋“黄金航道”的中转港。而且港口条件优越，旅游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目前，路基宽23米、水泥路面宽9米、长21公里、总投资5800多万元的杜古线疏港公路已建成投入使用，延长线还将延伸至1号码头。随着我国南部沿海交通集疏网络建设的完善，尤其是同三高速公路贯通和漳潮汕、厦深铁路建成通车后，30公里扇面半径内，港口、铁路、机场具备，港口的先发优势和集聚效应作用更加明显。其经济服务的腹地将从现在的闽西南地区，进一步扩展到东南沿海和华南地区，从而形成原料和产成品大进大出的集散地之一。因此，古雷港口经济区的开发建设，战略意义十分重要。
  根据发展环境分析与目标定位，古雷港口经济区的开发建设，总体上必须坚持向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化的方向发展。整个发展，要坚持当前与长远相结合，着眼建设大工程，着手引进大项目，着力营造大市场，着重发展大集团，确保开发区在发展中取得最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精心打造新古雷，蓄势待发展宏图。天然良港蕴藏无限商机，海内外客商纷纷前来考察、洽谈。2年来，已有9个大型项目签约，总投资达210亿元，目前已有2个项目在动工建设。一德石化是落户古雷港区的第一个大型项目，总投资为6亿元，将兴建一个5万吨兼靠10万吨级船泊的石化专用码头和一座30万立方米的石化储罐库区。首期工程已完成工程量的40％。
  古雷港区的开发已成为福建省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全国八大集装箱干线港之一的厦门港进行互补对接，也提上议事日程。古雷港区面临千载难逄的良机，抓紧开发正当其时，美好的前景正向我们招手！
  杜古公路的变迁
  王文国
  沿着古雷半岛东侧新规划的杜浔至古雷公路于2002年9月9日开工建设，2003年10月1日竣工并交付使用。杜古公路既是交通战备公路，也是古雷深水港区的疏港公路。公路的建成必将为交通战备和船舶的货物疏运发挥重要的作用。
  杜古公路的前身为霞雷线，又称镇雷路。民国19年（1930年），范威毅等合股，通过漳浦县县长张瀚向福建省建设厅申请，组织海滨汽车公司，拟建霞美至古雷头公路，全长28公里，利用龙诏路（后称龙汾线，改称龙汾副线，又改为漳云线，现为漳东线）旧镇至霞美路段外，需新筑50里。省建设厅批复：“按本省建筑公路工程法规计之，至少约需工程费十六、七万元，及核现呈建筑预算书，仅估需6万余元，且所送工程计划亦太简单，似此草率敷衍，势必不堪行车，应候漳龙分局查复后，再行检发工程法规，令县转饬该公司，重行勘估设计，另编详细计划预算及详图，并验明资本，呈厅核办。未经本厅核准立案之前，勿得擅行施工。”事遂不行。
  民国24年（1935年）1月26日，福建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朱熙拟订漳浦县新修公路计划，呈准构筑“镇雷”、“长浔”（长桥至官浔）二路，征用民工建筑路基，由官督民办汽车公司承租路权。“长浔路”未建。镇雷路从龙诏路霞美站起，经上黄、白石、北江、港口至古雷庙前社，全长31.56公里。漳浦县民工从霞美建到港口社；以下自港口社至庙前社海岸，计14.94公里。当时属于东山县辖，由东山县民工修建。这一条海岸尽是沙滩，草率施工，路基疏松，第一次试车，车轮陷入沙中，动弹不得。从此这一公路抛荒。
  建国后建设杜古线公路，1956年2月24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资，聘请省第三工程处第一工程队测量设计，从杜浔至古雷头，全长28公里，当年5月10日开工，同年8月13日竣工通车。该线型是利用原埭岸弯弯曲曲拓宽而成，号称九曲十八弯，实际上有33弯，有的路段路基宽不足7米。1996年铺设沥青路面，一改40年泥结石路面坑坑洼洼的落后局面，但该线型地质属软基，重车难于承受，多年来由公路养路部门接管养护。但路况非常不适应漳浦经济飞速发展的需要，更不适应部队战备运输的需要。是古雷深水港区开发建设的瓶颈。选择新路线势在必行。
  “九五”期间，南京军区编制交战公路网，把杜古线列入计划报中央军委公路处审批，与此同时，漳浦县路港交通有限公司于1998年委托福建省公路局公路设计院承担杜古线测量、设计。设计前提是选择古雷半岛东侧新路线，并按二级公路技术标准和适度超前以适应港口发展的需要，以路基宽23米，砼路面宽15米设计。与此同时，野战飞机跑道也选在杜浔风砂场段结合设计，此举是为县军事交通建设项目能一举三得，既解决了交通战备公路，又解决了野战飞机跑道，又可节省地方的资金投入。但设计成果出来后，中央军委嫌飞机跑道太暴露，不利于隐蔽，故改在漳东线霞美段。可是笔直的线型已设计好了，故杜古线线型非常宽敞、笔直、美观。初步设计阶段，省交战办曾委托省交通咨询监理公司卓湘（原省交通厅副厅长）等一行八人到现场审核，开始质疑为什么不利用杜古线旧路拓宽改建以节省投资，但对照二级公路设计标准，旧路太弯，可利用路段极少，况且又要拆很多民房，地质又差，选古雷半岛东侧作新线，保留旧线作为乡道是可行的。在设计阶段，于港口村的沙滩路段，设计人员开挖出回填黄土30公分厚及6米宽，印证该线型与民国时期抛荒的霞雷线的线型有惊人的一致。
  2002年9月9日开工前，漳浦县成立以于南生副书记为指挥的杜古线建设指挥部（后于南生调漳州，调整黄宝山为指挥），并由交通、公路、土地、环保、林业等单位领导组成工作班子。考虑公路投资大，且部队亦只要求二级公路即可。为此，又转委托省林业勘察设计院在原设计基础上按12米宽二级路标准作技术性调整，以备呈报军交单位审批。但施工中仍按适度超前设计路基23米宽施工，砼路面改为9米宽。路基工程由所在杜浔、古雷辖区路段按一公里60万元包干建设，杜浔段的中桥按总造价40％另行补助，并由漳州路通有限公司、先行交通有限公司、九龙建筑集团承建路基工程。路基工程施工中，原设计填黄土50公分，由于古雷段采土困难，而直接在砂基上铺设砼路面，路肩表层填黄土。古雷半岛系海积、风积平原，其砂既细又圆，系粉砂，一旦七级以上地震很容易液化，况且长乐至广东南澳为地震断裂带，该施工工艺，确实有点安全风险。路面铺设由中铁16局和省建筑安装集团及漳州先行交通有限公司承建。路面结构为20公分碎石基层，18公分5％碎石稳定层，20公分砼面层。该线实际施工长度更改为20公里，即杜浔至古雷镇岱仔村。总投资约3200万元，其中中央军委补助900万元，其余均由地方贷款和筹资。公路建成后试运行至今，路况尚好。
  杜古线从民国24年（1935年）至2003年建成水泥路，历尽六十八年沧桑，从不讲公路施工技术标准、草率而抛荒，到资金不足，形势所迫，将就着埭岸改建拓宽为公路，直到今日笔直的水泥路。如同古雷人一样，从打赤脚到穿布鞋，到现在人人穿皮鞋的漫长的生活变迁过程。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深水港开发建设的需要，交通战备运输的需要，才使新的杜古公路得以建成，满足了人民群众长年期望交通方便的夙愿。
  在资源型项目招商中推进六鳌区域特色经济发展
  何晓明 魏唐国
  六鳌镇位于漳浦县的六鳌半岛上，半岛全长12.7公里，宽2公里（平均数），陆地面积26平方公里，辖10个行政村，18个自然村，5700多户，2.5万人。这里的居民祖祖辈辈在海上谋生，是漳浦县重点的渔业大镇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六鳌人民大念“海经”，着力发展养殖和远洋捕捞，经济取得较快的发展。
  2002年6月，新一届镇党政班子成员上任后，深入各村、各企业开展调查研究，集思广益，在镇党代会、人代会上，创造性地提出开展以招商引资为载体的“项目工作落实年”活动和“紧紧抓住发展第一要务，着手开发三大资源，发展三大产业，建设六大战略区，全面建设六鳌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战略，以招商引资开发资源优势，以项目带动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思路，得到了党代表、人大代表的响应、支持，形成决议并付之实施，取得较好的效果。经济发展进入了良性循环，区域经济得到全面提升，初步呈现了三个明显的转变。
  一是经济运作模式的转变。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半自然经济受到外来资金和经济运作方式的冲击，经济发展由自力更生向借助外力型转变；以粗加工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开始向高、优、精、细、深加工为特征的集约型经济转变。
  二是群众思想认识的转变。外引内联力度的不断加大，促进项目建设的不断升温，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壮大，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近就地务工，同时也使群众在利益观上的可喜转变。
  三是村镇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城镇建设项目不断深化，乡村脏、乱、差得到治理，广大居民的住宅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基础设施日臻完善，据统计，2002年-2005年以来，累计投入1800多万元建成1个5000吨级综合码头和2个陆岛交通码头，还有1个陆岛交通码头已完成施工图评审，着手招投标工作；累计投入2000多万元建成13.5公里长的水泥路，建设里程是建国以来总建设里程的60倍。
  2002年-2005年的四年间，六鳌镇的招商引资工作，特别是资源型项目招商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初步形成四大资源型临海工业主导产业：
  一是风电产业。引进中国大唐集团公司落户六鳌，注册成立大唐漳州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六鳌风电场，首期计划投资11亿元，规划装机容量10万千瓦，年发电量达2.3亿kwh。第一期工程于2004年12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3.5亿元，装机规模3万千瓦，年发电量0.7亿kwh，于2005年11月26日投产并网发电。大唐集团六鳌风力发电项目，是福建省2005年重点建设项目，也是目前我省投建的最大型风电项目，该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年可创产值9400万元，上缴税收600多万元，如果实现海上风电开发，年发电量、年创产值、年创税收均可翻番。
  二是砂矿产业。2002年漳州市劳教所投入500万元兴办的祥龙标准砂厂，2003年福建省华福石英砂有限公司投入2000万元兴办的年产40万吨硅砂项目，2005年开工并投产的漳浦福鑫硅砂厂。随着这三个硅砂开发项目的相继落户和投产，表明六鳌的硅砂开发生产能力已居全市一流，标志着六鳌已成为全省包括硅砂、型砂、过滤砂、标准砂、玻璃砂等型号最多、品种最全的乡镇之一。
  三是海产品加工产业。2005年，引进菲律宾客商投入400万元兴办龙鑫（漳州）水产品有限公司和厦门客商投入800万元兴办漳州和晟食品加工公司，应用自动化生产线对紫菜深加工，将有效地带动全镇的紫菜加工业的发展。引进的台商总投资560万元进行鲍鱼养殖、加工的国统水产品公司，就鲍鱼加工在全市尚是首项。
  四是造船产业。2005年9月底签定的漳州一帆重工有限公司六鳌船体分段生产厂项目，总投资达1亿元，年可形成预处理及制造4万吨钢材的船舶分段制造能力，该厂将于2006年3月建成投产。投产后，年可实现产值2亿元，上缴税收近千万元，解决用工近千人。
  回顾近4年来六鳌镇的招商引资硕果，我们的做法体会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立足镇情，紧扣特有资源优势，确立好发展思路、引资思路、区域经济培植思路
  六鳌半岛面积仅仅26平方公里、距县城或者距高速公路出口都是40公里以上，而且仅与深土镇接壤，受地域、交通等限制，长期躺在纯海洋经济的怀抱里。由于长期积贫积弱造成的工业基础、交通条件落后等原因，经济总量在全县处于中下游的位置。2002年6月，新一届党政班子一上任，就对六鳌如何抓工业抓招商进行认真思索，并清醒的认识到：海洋是六鳌最大的优势，六鳌地处海峡西岸最前沿，海岸线长38公里，浅海滩涂面积2万亩。紫菜养殖面积上万亩，而且“六鳌紫菜”还是2004年度福建省名牌产品。但长期以来，受纯海洋养殖、捕捞经济的束缚，海洋意识缺位，造成了临海工业的缺位。半岛是六鳌最大的实际，大澳湾深水良港、虎头山深水良港……都是得天独厚的深水良港，特别是大澳湾，岸长、水深、风小、浪平，可建5000吨至万吨泊位10几个。另外，六鳌半岛是全国最大的冲积沙平原，蕴藏着储量达5亿立方米的硅砂，拥有硅砂、型砂、过滤砂、标准砂、玻璃砂丰富的矿产资源。六鳌四季风力充沛，风电资源丰富，具备承接大型风电场入驻的能力，尤其是海上风电开发，前景更加喜人。为此，我们从实际出发，着手开发硅砂、风力、岸线三大资源，发展种植、捕捞、加工三大产业，建设高优海产品养殖加工、砂矿开发、滨海旅游、风电开发、物流仓储、造船修船六大战略区，正是我们这一届党委、政府简洁梳理出的六鳌的发展思路。思路一通百通，四年来，我们一如既往的按照这一思路，积极实施资源型项目的招商引资和建设。
  二、未雨绸缪，围绕特有资源优势，重点抓项目前期、项目规划、项目储备
  思路一确定，抓好项目前期是根本。比如说六鳌有丰富的风电资源，但同样的半岛乡镇、沿海乡镇也有风电资源，为此我们秉承一棒传一棒的发展意识，从地方的长远发展战略出发，高度重视并积极抓好项目前期。如六鳌的风电资源，我们从1997年开始，就率先在我省首开设立测风塔收集测风数据，深入研究地区风资源的风向、风速年变化规律及其特点，并提出合理的风能资源评估结果，编制出《漳浦六鳌风电场工程项目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为六鳌风电场的顺利投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再如六鳌的岸线资源，我们依据38公里长的海岸线做好规划，并积极申报下大澳5000吨级综合码头为对台开放的二类口岸。如今，六鳌已有大澳湾、崂岈山、虎头山等3大优良港区，加上即将开发建设的原拆船厂码头，环六鳌半岛的临海产业发展，面临极好的前景。
  三、突出“运足内力，巧借外力”，搭建引资平台，搭建落地平台
  我们主动推介项目。热心宣传介绍六鳌独特的资源和投资环境，充分发挥4.9、9.8、6.18、11.28和网上招商等五个招商平台，印制《六鳌招商指南》，多层面、全方位做好宣传推介。我们还分4批次组织班子成员、企业主到上海、张家港、南通、东莞、厦门、晋江等地进行招商推介。2005年初，东莞台商黄先生组团到六鳌考察后，镇党政主要领导多次主动与其联系，提供第一手翔实资料，三天内把鲍鱼加工意向传真到东莞，促成了全市首家鲍鱼加工企业的落户，以主动争取了这个项目。
  我们主动跟踪落实。建立了“领导带头、分管挑担、部门对接、分工协作”的项目建设工作新机制，实行项目工作“一门子”管理、“一站式”审批、“一条龙”服务，做到每一个工业项目均指定一名领导责任挂钩，一套人马具体负责，一笔经费给予保障。大唐六鳌风电场项目正是通过县、镇二级领导多次上北京、福州等地，协助大唐福建风电场项目筹备处到省发改委、经贸厅以及中行福建分行抓好项目立项、工可、论证、初设和可研的设计评审以及资金问题，让投资者深受感动，坚定了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投建的信心和决心。
  我们主动加强服务。“不讲诚信，难凝万人之心；不会服务，难聚八方之财。”镇党委、政府树立谋发展、议发展、求发展的“发展意识”，用亲商、扶商、富商的态度，努力为工业发展提供全方位、全身心服务。大唐六鳌风电场是2005年全省重点建设项目，我们为确保该项目按原定计划实施，建立了项目挂钩责任制，指定人大主席全程跟踪，并长驻公司上班，到现场为项目排忧解难，通过建立责任制，将任务落实到班子成员身上，责任到人，有力地促进了该项目的顺利建设。强化服务，领导到位，精力到位是关键。镇党委、政府在进一步加强对工业发展领导的基础上，要求三套班子成员树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民本意识，把招商引资作为关系六鳌经济发展的一项头等大事来抓。通过走群众路线，实施“一线工作法”，深入农户，向群众宣传引进外资的好处，镇村干部的入户率高达95％。群众工作的难点，项目工作的难点，我们能做到主要领导亲自抓，正是班子成员的步调一致，奋勇争先，自始至终抓工业、议工业、上工业，工作才能取得这样的显著成绩。
  四、倾力基础设施建设，为项目建设、产业发展打造良好平台，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环境就是生产力，环境就是竞争力”。近年来，六鳌镇积极采取措施加强综合投资环境建设。2005年7月，六鳌镇创建市级文明乡镇通过市委验收组的考核验收；2005年，六鳌镇创建“平安六鳌”深入扎实有效开展；六鳌也是信访“三无乡镇”之一。
  在硬环境建设方面，我们围绕路、港、水、电等生产基础设施打造新六鳌，将水泥路、码头建设同步并举，为六鳌经济发展铺就一条康庄大道。充分把握抓住上级交通主管部门先后出台的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政策这一机遇，大掀基础设施建设热潮。近年来，先后投入2000多万元完成农村水泥路的硬化13.5公里，为建国以来六鳌水泥路面的60倍，发展环境大为改观；全县功能最齐全、效能最突出、功能最合理的大型码头之一的下大澳5000吨级综合码头建成运营，横屿、菜屿陆岛交通码头的开工建设，为广大渔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方便。
  用招商引资促进工业化，用工业化带动城镇化，既打破了城乡之间二元结构，也统筹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全镇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农民人均纯收入、就业率分别由2001年的13699万元、8500万元、4070元、83％，增长到16400万元、14600万元、4500元、95％，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农民人均纯收入、就业率的大幅攀升，有力地保障了全镇开放开发及各项事业的快速、健康、持续发展。
  四年的努力，四年的成果，我们深感来之不易，这是县委、县政府正确领导、正确决策的结果，是市、县有关部门，诸多领导和广大项目工作同志鼎力支持热心帮助的结果，是六鳌人民为建设美好未来的明智的选择，也是六鳌党政干部不懈努力、顽强拼搏的结果。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这一切，都还是六鳌发展起步初始阶段，发展的路还很长很长，我们仍须继续努力、继续奋斗。我们充满信心，坚信再过一个、二个4年，六鳌将会更加飞跃发展，更加繁荣富强，更加和谐美好。
  金浦大地抗洪歌
  ——漳浦县抗击2005年第10号强热带风暴“珊瑚”纪实
  邱耀斌
  2005年8月13～14日，第10号强热带风暴“珊瑚”严重影响我县，给全县造成了重大损失。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各级各部门领导靠前指挥，各项防御措施落实到位，全县上下发扬伟大的抗洪精神，万众一心、齐心协力、全力以赴抗洪救灾，使灾害损失降至最低限度，取得了抗击第10号强热带风暴的阶段性胜利。
  （一）
  数十年未遇的特大洪灾袭击漳浦
  “珊瑚”强热带风暴于8月11日14时在菲律宾以东洋面生成，13日12时45分在广东汕头澄海登陆。“珊瑚”的风力虽不是特强，但降水强度特别大，多年未见，对我县影响极大。登陆时，我县沿海最大风力10-11级，内陆最大风力9-10级。13日凌晨，我县开始普降暴雨，全县各流域累计过程降雨量在500毫米以上，其中梁山水晶场水库过程雨量达698毫米，梁山水库连续雨量655毫米，鹿溪城关站水位超过警戒水位1.3米，为50年一遇。全县有2座中型水库—祖妈林、梁山水库溢洪，祖妈林水库14日晨4时48分泄洪，最高流量达217立方米/秒。76座小型水库都满负荷运行，小（二）型水库溢洪占30％。
  在狂风暴雨的摧残下，我县遭受灾害为漳州市之最。截至8月17日统计数字，全县损失7.6亿元以上，其中农作物受灾面积26万亩，损失1.41亿元；水产养殖受淹冲毁18万亩，损失3.98亿元；速生丰产林受损7.4万亩，花卉受灾3.7万亩，损失1.26亿元；工厂企业受灾损失2880万元；公路路面损坏320公里（其中水泥路面10公里），桥梁冲毁12座；房屋倒塌2560间，损坏2752间，水利设施、渠道塌方32公里，堤坝塌方12公里；电信、电力、广电线路倒杆断线12公里。全县有52个行政村受淹，绥安镇炉尾村、盘陀镇蒲野村、南浦乡龙桥村和后坑村、官浔镇锦江村和下炉村、长桥镇潭阳村和割后村等村受洪水围困群众共计13136人。
  请看暴风骤雨时的一组镜头：13日中午，县城大雨滂沱，风暴在各条街道、主要路口肆虐，时不时“啪”地一声，又一棵街景树折断。一时路上行人稀少，地上积水越来越多，路中车辆象是在水中漂流，水花四溅。部分商家广告招牌也被大风刮下。车站前，信誉班车顶风冒雨等候急需搭车归家的旅客。金浦路上，狂风夹着大雨，直接威胁着建筑物顶棚、广告牌、车辆及行人。瞧！一些骑摩托车的朋友被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惊呆了，进退两难，在狂风中只好紧贴着车子原地不动。好家伙！不到两分钟，狂风就“推开”了两间店面的防盗铁门。下午，在绥东、南门、府前街和印池潭一带，水漫金山，部分居民住宅开始进水，几千户住户浸泡在水里，许多居民急忙搬运转移家具货物，来不及搬到高处的家杂只能在水中漂浮。
  而位于山区的南浦乡，13日晚上20时，随着一声巨响，龙桥村100米长的大桥被洪水冲毁了两个桥拱。原来，由于境内南溪水位迅速上涨，水势十分凶猛，长约30米的两个桥拱及桥墩被大水冲垮。这样，桥西边的新厝、桥头两村三面环水，猛涨的河水又断了两村另一条通往外界的路，大桥就成了唯一的出路，却又遭到水毁。一时，两村成为孤岛，2000多名群众以及前去疏散群众的县乡干部顿时被困村里，后来绕道3公里小路才得以转移。
  象这样的场景还有很多，绥安镇炉尾村7户养殖户在一片汪洋中被冲锋舟救走；古雷镇派出四条船在风浪中抢救鱼排上68岁的黄老汉；盘陀镇干群涉水转移三峡移民；杜浔镇电力工人泅水维修线路为桥闸供电开闸泄洪；犹为惊心动魄的是官浔镇锦江、下炉两村数千群众大转移……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指挥抗灾、抗洪一线、抢险关头、后勤保障等方面，在抗洪抢险的日夜里，留下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动人故事，涌现出一群群可敬可佩的模范人物，抒写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二）
  市委书记深入漳浦指挥抗灾
  县委书记、县长及县领导全部深入抗灾一线
  8月11日晚上，第10号强热带风暴消息发布后，我县立即着手做好防抗强热带风暴的各项工作，通过电视、广播、手机短信、宣传栏等及时通报最新动态，滚动宣传，做到家喻户晓。
  12日，全县进入全面抗台状态，市委常委林晓峰亲临我县坐镇指挥；10时，县委、县政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部署抗台工作；中午，县委办、县政府办向各乡镇场发出《关于做好防御第10号热带风暴工作的紧急通知》；17时，县委召开县五套班子领导成员紧急会议，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会后，五套班子成员立即赶赴各自挂钩的乡镇场，深入一线指挥抗台工作。
  13日13时30分，气象部门发布台风登陆消息后，针对可能出现较强降水过程的汛情，县委、县政府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进一步加强防范，继续做好各项防灾工作；17时30分，县委副书记、县长蔡金海主持召开紧急会议，针对防洪防灾工作，进行专题部署；19时，县防汛指挥部针对祖妈林水库过程雨量大的情况，紧急召集专家会商，制定出泄洪方案。14日8时、10时分别召开县直机关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防汛抗灾动员会议和乡镇场班子领导成员防汛抗灾电话会议，进行再动员、再部署；14时30分，县长发表电视讲话，要求全县人民群众紧急行动起来，齐心协力抗灾；16时10分，再次召开县防汛指挥部成员紧急会议，研究制订了紧急救援和行动方案。
  14日下午，专程赶赴我县组织抗洪抗灾工作的漳州市委书记刘可清，一下车就直奔县防汛指挥部，听取我县抗洪抢险救灾工作汇报，对我县抗洪抢险工作部署周密、措施有力以及县、乡、村各级领导深入基层、靠前指挥、坚守岗位给予充分肯定，要求我县继续全力以赴，认真分析灾情，继续做好受困群众的安全转移工作，妥善安排好灾民生活。18时许，刘书记一行涉水深入受灾最重的官浔镇锦江村和下炉村，实地检查一线抗灾工作，要求要加强巡查，不让灾民滞留在低洼地带。刘书记还看望慰问参加抢险救灾的武警官兵和县乡村干部，当了解到目前只有5艘冲锋舟在救援转移灾民时，当即指示增派4艘冲锋舟，加快转移速度。
  14日当晚，县委书记谢毅泰坐镇受灾最重的官浔镇，亲自指挥锦江村和下炉村受困群众的安全转移工作。在锦江村，一位老人认为身在楼上比较安全，执意不肯上船转移。谢书记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当即拿来对讲机，让老汉的儿子与老汉通话，做老汉的思想工作。最后老汉终于答应上岸，谢书记才放下心来。15日凌晨4时，当听说被营救上来的一名老汉腿脚不便，无法走路时，谢书记当即指派一部吉普车将老汉送到临时居住点一官浔中学，并亲自将老汉送上车。待到村民全部转移，已是15日凌晨5时了。
  15日上午，县长蔡金海又一次来到县城防洪堤炉尾村段被冲出的大决口前，察看水情及灾民安置情况，仔细嘱咐绥安镇干部做好后续工作。随后他赶到南浦乡龙桥村，徒步3公里，慰问村里灾民。龙桥村156户民房倒塌，42户村民无家可归。蔡县长要求镇乡村党员干部要全力做好灾民的转移和安置工作，解决好灾民们的吃饭、饮水和睡觉等问题，指示卫生防疫部门要立即行动起来，确保灾民饮食饮水安全等。
  在灾害面前，我县各级党员干部恪尽职守，冲锋陷阵，全力以赴。通过广大干部的大力工作，在台风到来之前的12日18时，全县281艘60马力以上渔船及其它各类船只全部回港，渔排上的1519名养殖人员全部上岸。尤其是14日早上，鹿溪水位暴涨，最高水位达到7.77米，超过6.5米的警戒水位，形势非常紧急，县防汛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后决定启动防洪预案，由5名县领导带队，带领绥安镇镇村干部及农业、经贸、宣教等五个系统干部共1000多人，对鹿溪沿岸进行通宵达旦的巡查，检查鹿溪大堤，大家坚守岗位，并组织群众转移，提前防范。
  各乡镇场及县直各部门严格实行抗洪救灾工作责任制。水利、气象等部门加强预测预报，及时发布风情、雨情、水情；宣传部门加强防风抗灾宣传，播放风情汛情、及时发布台风警报和县防汛指挥部的决策部署。县委、县政府组织四个督查组，对全县抗洪救灾情况进行督查，确保责任层层落实，形成强大合力，拧成一股绳，为抗洪救灾取得成效赢得了一个个宝贵的时机。
  （三）
  广大干群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抗洪战歌
  危难时刻显身手，抗洪抢险走前头。这次救灾是我县自解放以来营救受困群众最多的一次。受强暴雨影响，加上部分溪堤、虾池决口，至14日中午，全县受困群众达6.5万人。面对如此险情，全县共组织3000多名干部群众全面营救受困人员，县防汛指挥部出动2艘冲锋舟、武警部队派出9艘冲锋舟，武警、驻军某部、公安干警共350人参与营救。经过全县干部群众和军警的奋力营救，至15日凌晨5时，受困群众全部安全转移。
  大暴雨使地处九龙江支流一南溪畔的官浔镇遭遇百年不遇的洪灾，2万多人全部受灾，1.8万亩农田、2000亩虾池被淹，4000亩花卉受损，尤其是14日12时起，由于锦江河堤三处决口，洪水猛涨，地势较低的锦江村在一个小时内涨水达1.2米深，14时进水超过2米，最深的达到4米，下炉村党支书何志强兄弟四人共有60亩虾池被洪水洗劫，损失价值50万元。家住楼房的村民赶紧撤离到楼上，而住平房的只能转移到他人家里，有的则只能爬到屋顶，在一片汪洋中纷纷打手机求救。附近地处低洼的下炉村也遭遇了同样的困境，两个村5000多村民一下子被洪水围困。
  情况危急！连续两天在各村抗灾的官浔镇领导在稳定好群众情绪的同时，第一时间向县防汛办紧急求救。县防汛指挥部指示该镇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同时向漳州市防汛办报告。人命关天！市县决定马上派出由部队、武警组成抢救突击队，实行紧急转移。
  14日晚至15日，380多名家被淹的群众转移到官浔中学的15间教室里，统一安排吃饭，住宿。村民们对政府不惜代价抢救遇险群众非常满意，今年76岁的锦江村何老汉连连对党和政府、对干部和子弟兵称谢，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编了“少见大洪水，淹了咱屋顶；幸亏党员来，救出全家命”的顺口溜。在这场英勇的“洪流大营救”中，涌现许多先进事迹，副镇长何华忠深入驻点的下炉村组织村民抗洪防灾工作、安顿倒屋的村民的转移，却因洪水暴涨与村民受困在水中共度两日两夜，他在村中身临现场指挥抗洪，帮助该村减少损失。锦江村文统员何太原与干部巡视堤岸，洪水突涨，家里只留下妻子赵尾甜抢搬家什，又要照看一位痴呆儿子，赵尾甜在搬家什上楼时，不慎掉落水中淹死，直至何太原回家后才发现。村民们都说何太原是为了大家才“牺牲”小家的。
  在此次洪灾中，南浦乡遭受重创，民房倒塌232间107户；交通道路被毁27公里，4座大小桥梁倒塌，6.5公里的灌溉水渠被毁；4000多亩农田被淹；2800亩水果受灾，全乡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元以上。
  受灾最严重的是龙溪墟和祖厝两个自然村，13日20时；水位猛涨，龙桥被洪水冲毁了两个桥拱，2000多名干群被围困，灾情发生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蔡金海、林五四、王彩云等县领导立即带领110、武装部、水利、交通等部门成立临时指挥部，部署排险工作，紧急调来防洪冲锋舟，通过移动电话保持联系，稳定被困群众情绪，乡干部加大疏导群众力度，尽一切力量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14日凌晨，2000多名干群被疏散或转移到安全地带。当晚，兴巷村的许厚根夫妇在洪水中被围困了10个小时，在县镇干部的指挥下，几十个武警官兵和村民带着竹竿，带着缆绳营救受困急流中的许厚根夫妇，此时风雨交加，险情严峻，但干群与子弟兵毫无畏惧，迅速展开救援行动，用绳子绑住人，几经努力后终于成功获救。
  在与“珊瑚”的较量中，在金浦大地上，经过暴风雨的洗礼，历经洪水的考验，还有很多很多的无名英雄，他们用无私无畏的实际行动，在抗洪抢险中舍小家、顾大家，为了他人的安全，宁可把危险留给自己；为了群众的利益，再苦再累也毫无怨言，真正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四）
  “奉献爱心，救助灾民”赈灾活动深入开展
  14日夜晚，令人心焦的大暴雨终于逐渐减弱直至停下来。15日上午，暴雨警报解除，全县灾情逐步缓和，主要流域水情逐步消退，鹿溪水位降到4.8米，低于警戒水位。15日早上，官浔镇下炉村、锦江村受困群众已全部转移。以此为分水岭，全县救灾工作重点全面转入灾后自救和恢复生产工作。15日上午，我县立即召开灾后生产自救工作动员会，并下发明传电报要求各乡镇场立即全面投入灾后恢复生产工作，提出灾后主要工作：县五套班子领导和县直各部门深入到各挂钩乡镇场；各级各部门迅速组织服务队、专家组，深入第一线指导、开展生产自救工作；各乡镇村组织镇村干部，进村入户，指导自救；对各地受淹、被水浸泡房屋，进行全面检查，在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不得回迁；对中小水库、山塘全面巡查；加强地质灾害点监测；对进水住房进行全面清理，卫生部门进行全面消杀；要求受灾群众做到有房住、有饭吃、有衣穿、有安全水喝。做好粮食作物补种、种苗补种，倒伏作物扶正，水产养殖的苗种供应，养殖池加固；公路、电力、通讯、供水设施抓紧抢修；水库、堤坝、水利设施水毁工程制定重修计划；做好企业厂房修复，进行设备清理，抓紧恢复生产；抓紧做好城镇基础设施及环境清理整修工作；物价部门做好市场动态监测，严禁哄抬物价；经贸、农业部门做好物资、蔬菜供应。
  与此同时，15日，由国务院办公厅、民政部、财政部有关部门领导组成的国务院调研组一行，深入我县官浔、南浦等灾区实地视察灾情。国务院调研组听取县、镇主要领导的工作汇报，详细查看了被淹村庄的受灾情况，看望慰问灾民，了解集中安置点灾民们的生活情况。强调要“以人为本”，重点做好灾民的吃、住，保障基本生活，立即组织开展灾后生产自救，指导帮助群众重建家园。
  16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动员部署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到灾后自救和恢复生产工作中，力争把灾害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县委书记谢毅泰、县长蔡金海对全县各地灾后自救的各项主要工作进行的部署，并强调要狠抓落实，确保灾民生活保障。
  从18日开始，全县开展了以“奉献爱心，救助灾民”为主题的赈赈灾捐助活动。广大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加。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截至8月28日下午，共收到各界捐款230多万元，捐物1300多件，8月25日还举行了大型赈灾义演，县委、县政府号召广大干群立即向受灾群众伸出援助之手，尽快帮助灾民解决基本生活，重建家园、恢复生产。
  天灾无情人有情。在不可抗拒的天灾面前，全县上下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通力协作，艰苦奋斗，连续作战，众志成城，最大限度保证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充分体现了全县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力参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打造生态工贸港口旅游强县的进程中，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没有什么艰险不能战胜的！
  心中有路大道行
  ——记全国劳动模范、漳浦县政协常委黄全和
  严利人 陈桂味
  路在心中，心中有路。
  农民出身的黄全和当了30年的筑路工，省道、国道、高速路装在他的心中，在他的手下延伸。同时他的心中还有一条追逐理想之路：讲信修睦，扶贫济困，回馈桑梓，报效社会。二千多年前的古老理想在他头脑中扎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古道热肠在他脚中涌动，雷锋精神在他身上熠熠闪光。黄全和所做的件件好事，桩桩义举，身体力行地构筑着通向大同的美德大道。在这有形的和无形的道路上，黄全和都是一颗闪光的石子，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建设者。
  成长足迹
  黄全和，漳浦县旧镇镇狮头村人，读过12年书，当过6年农民。1975年，28岁的黄全和带领本村民工参加公路建设，从此，便与修桥造路结下了不解之缘。1993年，漳浦公路分局成立第一工程队，他被聘为队长。1996年，他担任漳州市路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第四工程处处长。2003年，在第四工程处的基础上他注册组建了漳州全和公路工程养护有限公司。黄全和带领的队伍，先后完成公路大中修改造工程170公里，铺设国道水泥路面18公里、高速公路清基11公里、高速公路铺设路面30公里。目前，拥有4个工程队、1个加工厂，员工320人，其中具有路桥专业高、中级技术职称的工程技术人员43名。年营业额达2000多万元，纳税金额100多万元。
  凭着苦干、实干、巧干的精神，凭着扶贫济困、回报社会的义举，黄全和赢得了人们的尊重，赢得了一串串的荣誉；被评为漳浦县十佳人物，当选为漳浦县政协委员、政协常委、漳浦县工商联副会长，连续两届被推选为漳州市人大代表，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甘于吃苦
  1978年，黄全和带领狮头村的民工队投入龙汾线降坡施工。为赶工节省搭工棚时间，他在附近借用原养猪场的一排猪舍，作为工人住宿工棚，40多号青壮年挤住在低矮简陋的“宿舍”。每进出必须弓着腰，开头大家不习惯，许多人的额头上都碰出了疙瘩。黄全和既是队长、技术员，又是民工，脏活累活抢着干，挖土推车走在前。全队齐心协力，大家肯于吃苦，敢打硬仗。在工地十多个民工队中，狮头队总是夺得流动红旗。有时上级领导来工地检查工作，看到这个没有“头头”的队伍干得繁忙有序、十分起劲，感到不解，责问带队的跑哪去了。这时黄全和直起腰，抹了一把汗水应答，领导还有些不相信呢！一些民工队因太苦太累而解散回家，而黄全和的狮头队却越干越欢，队伍不断扩大，组成全市唯一的从民工队发展起来的路桥工程公司。
  从此，黄全和被叫作“老黄牛”，狮头队成了突击队，工程一个接着一个干，干的工程一个比一个好。哪里任务重，那里就有黄全和；哪里险情大，那里就有狮头队。1997年5月，强台风袭击漳州，山洪冲毁了国道324线九龙岭路段的涵洞与路基，车辆阻塞，十万火急。当时黄全和的工程队正在龙海角美地段修筑漳厦高速公路，接到上级的抢险命令后，他们顾不上队里被暴风雨掀翻了顶的工棚和浸泡在雨水泥浆中的被盖及生活用品，以最快的速度组织人员和各种机械进场。当他们冒着风雨来到现场时，只见23米宽的公路豁开了一个大口子，塌方沉陷约1100立方米，而且是在山谷里。黄全和沉着指挥，有的挖方运土，有的拌料砌石，日夜施工。饿了，吃盒快餐或干粮；困了，轮流到车厢内打个吨。经过三天三夜的奋战，塌方填平了，险情排除了，国道又恢复了畅通。
  “把心系在路上，把路放在心中。”这是黄全和的座右铭。他深情地说：干我们这一行的，冬顶三九严寒，夏冒酷暑高温，风餐露宿，哪个不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但是当看到自己亲手修建的公路上车流奔腾、畅通无阻时，我们付出的辛劳就化作了欣慰，苦就变成了甜！
  注重科技
  黄全和热爱公路事业，对公路凝聚着满腔挚爱。他深知，光有热爱是不够的，更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从农民到筑路工，从技术员到助理工程师，再到工程师，他实现了一次次的嬗变。
  从书本上学，从实践中学，从能人身上学。长期以来，黄全和刻苦钻研筑路铺桥的技术知识，对每一施工路段，他都进行水文地质的勘察，对图纸、预算、质量悉心研究和掌握，做好施工方案、工作规划，有完整的资料入档。从中学习、积累了经验，摸索掌握了一套公路设计、现场管理、防治施工病害的专业技术，并且有不少技术革新和创造发明。比如他改进泥结碎石路面的施工方法，既大大节省了材料，又使工效提高了3-4倍；在沥青路面的施工中，他发现沥青车按原规定喷洒的层次不合理，就进行作业调整，使沥青路面的使用寿命大大延长；在盘陀岭隧道管养清洗中，他从山上引水入洞清洗代替以车运水清洗，使隧道养护的成本每年节约2万元以上；在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中，针对蜂窝、断板、路面露骨等病害，采取合理化的施工方案，现已使其基本杜绝；为了克服桥头沉降跳车问题，他发明在桥路接头的伸缩缝中，采用黄土拌和法填筑。采用这个办法施工的6座桥梁，至今都没出现跳车问题……
  讲究诚信
  做人讲究诚信，做工程讲究实在，黄全和靠质量、靠诚信拓展了市场。前些年，各地大兴先行工程，出现了不少豆腐渣工程，这是混水摸鱼、大把捞钱的好机会，但是黄全和不为之心动。他说，我们要做“信得过”的工程队，要修让人民满意的公路，决不能昧着良心赚黑钱。
  谁争取到工程，谁就得到了赚钱的机会，这其中很容易出现权钱交易的把戏。有人劝黄全和不要死脑筋，要走动走动，疏通疏通，但黄全和坚定地摇头。他相信原则，不相信“潜规则”，走正道不走歪门邪道，领导家的门他没有登过，桌子底下的交易他没搞过。他对腐败深恶痛绝，前不久他侄儿升为副科级，走上领导岗位，他告诫侄儿：当官就要当清廉的官。你没钱花就跟我说，我帮助你，决不能搞腐败！
  公路的质量关系国计民生，工程的质量关系工程队的生命。每接到一项施工任务，黄全和都与技术骨干讨论操作方案，严格把握每一个程序。施工中越是碰到隐蔽地方就越认真，宁可多投工、多加料，也要确保基础牢固质量达标。1991年，黄全和铺设漳浦旧镇至竹屿的沥青路面时，就换填软基14处、增建排水涵洞6口、修复旧涵洞12口，虽然因此多花了几万元，但路面的强度、稳定性大大提高，至今未出现质量事故。1998年，漳州市公路局对全市公路工程质量评比，全市共评出8个优质工程，而黄全和的工程队就获得了其中的5个。要干好一个工程并不难，要坚持长期做到每一个工程都优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黄全和做到了，他的工程队所承建的工程，年年都受到市、县公路部门和各级政府的好评与赞扬，获得“放心施工队伍”、“免检工程”的美誉。
  回报社会
  黄全和出身于世代农民家庭，父母淳朴勤劳，邻里相亲相爱。小时候农村经济落后，生活贫苦，乡亲间常有柴米油盐的互助和食物的互赠。父母教育小全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长大有了出息，一定要报答乡亲、报答社会！黄全和把这些教诲牢记心中，付诸于行动。
  修桥铺路，造福乡里，自古以来就是行善积德、功德无量的好事。黄全和为自己的职业自豪，同时也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先富起来之后，他首先想到是奉献社会。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为家乡狮头村修建起一条沥青路、一条水泥路。又捐资50万元请来钻井队，打出9口水井，建造起一座蓄水150吨的水池、水塔，埋设通向各家各户的自来水管道，使全村乡亲告别不洁水用上了甘泉。
  为实现全县村村通水泥路，黄全和身体力行，积极投入捐资建路热潮。除自已带头外，还于2005年7月撰写《企业界同仁请为农村造路慷慨解囊》的公开信，在《闽南日报》、《金浦报》上刊登。信中说：“我们今天生活越过越好，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给了我们创业的平台，不能忘记是群众支持了我们创业。我们要更加牵挂众多还不宽裕的农村父老乡亲，要更多地回报农村父老乡亲！我们有义务多做光彩事业，为子孙后代积德，慷慨解囊，为我县乡村道路早日建成献出一点爱心！”
  一路施工一路歌，黄全和把路铺到那里就把好事做到那里。位于石榴镇的漳浦五中与省道相连的是田间小路，雨天泥泞难行。黄全和利用工地转场的空隙，自带材料，为五中师生铺筑了一条长1公里、宽6米的沥青公路。沙西镇埔里小学由于漳诏高速公路建设需要而拆迁，因资金不足，新学期快到了，新校舍还没建好。正在参加高速公路建设的黄全和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立即组织人马上场施工：为学校建起了围墙、操场、校道、排水沟等约造价12万多元工程项目。保证孩子上学安全，使学校按时开学。他还为长桥镇友爱村小学修建一公里多水泥路；在水泥价款涨至每吨500多元情况下，他带施工队为霞美镇刘坂村修建了一条1.6公里水泥路和排水沟，使该村走了几百年弯曲泥泞巷路有一条穿村而过水泥大道。同时增设该村排污沟涵、消除了长期臭气熏天污水横流不卫生现象；为让台湾同胞回乡谒祖拜妈祖，他带施工队筑路基、铺路面，为旧镇乌石兴建一条2.5公里长沥青路面；为促进社会综合治安管理，他向见义勇为等基金会捐款5.5万元、并花15万元捐赠县公安局巡警大队三部巡逻车……
  2005年，为本县乡村道路建设捐资40万元，其中绥安镇罗山村东岩道路10万元；旧镇镇旧镇至埔尾道路10万元，东厝村8万元，寨内村3万元；赤湖镇西城村3万元；沙西镇蓬山村6万元。
  扶贫济困
  苦过方知蜜甜，在苦水中泡大的黄全和对今天的幸福生活特别珍惜，对仍处于贫困中的群体满怀同情，慷慨解囊。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黄全和把这古老的理想变成自己的行动准则。旧镇狮头小学校长说，从1999年开始，每年开学初，黄全和都打电话到学校，询问困难学生的名单，为他们代交学费。还特别交待，不要把他资助的事告诉学生和家长。在一次县里扶贫助学活动中，他一下子就与五名高中生结成对子，使他们圆了大学梦，并顺利完成学业。对于孤寡老人，他像亲人一样地关爱。单身老汉黄旺叶，去年初患病，他为其治病送去3000元，后又送上2000元。半年后死亡，他又出了丧葬费2000元。路过遇到陌生人有难，他同样热情相帮。一次他看到有人病倒在路旁，立即请来医生诊治；有一外地人患重病无钱住院开刀，被他碰上了，他掏出3000元代交。收费员问：“病人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又问：“病人是你什么亲戚？”回答：“不认识。”病人进了手术室，他就离开了。后来怎么样，他也不知道。
  施恩不图报，做好事不留名，是黄全和的信条。他常说：“做好事不图宣扬，图宣扬的就不是好事了。”因此，黄全和做了很多好事，有些并不为人们所知，连他自己也没放在心上。这里粗略估算，10多年来，黄全和用于回报社会、扶贫济困的资金已达到500多万元以上。
  对公益事业、对贫困的人，黄全和大把地掏钱，但对自己的生活，节俭得却近乎于吝啬。他穿的是普通衣服，吃的是粗茶淡饭，施工时与工人一起劳动。有一次，黄全和去购买大量包子给工人当点心，店主见他一身工人的模样，怕他做不了主，就说：“还是叫你们头家来吧！”黄全和讷讷一笑：“不要紧，一样的。”这种气定神闲的心态是多么的可贵！
  比大地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宽阔的是心脚。黄全和的心脚是宽阔的，他心中有路，路在心中，走在一条宽阔平坦的大道上。
  百岁老人陈斟“五代传芳”
  陈源水
  2005年8月3日下午，中共漳浦县委谢毅泰书记、漳浦县人民政府蔡金海县长率领县五套班子领导到深土镇锦东村，为百岁老人陈斟授“五代传芳”匾。镇、村领导一齐前来祝贺，气氛热烈，体现盛世祥和景象。
  漳浦县农村土地体制五十年变革
  李鸿坤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几千年来，中国农民阶级为获取土地，无数次的起义与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农民才翻身做主人，建国后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贫雇农分得土地，实现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愿望。但五十年来的农村土地体制经历了风风雨雨。
  一、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
  1949年9月23日，漳浦解放。全县耕地53万亩，其中水田30万亩，农地23万亩。全县二千多户地主（其人口近2万人，约占全县总人口25万人的7％左右）却霸占水田11万亩，其占有量超过全县水田面积的三分之一。地主户均占有水田50多亩，且都是较好的良田。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广大农村迫切要求土地改革。漳浦县土地改革运动从1950年12月开始分三批进行，至1951年12月全部完成。共没收、征收封建土地（水田）11.49万亩、耕牛1429头、农具5.99万件、房屋8096间、粮食449.58万斤、家具88.85万件。消灭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全县广大无地、少地农民，人均分到2亩多耕地并领到了解放后第一任县长柯永麟颁发的土地证书，实现农民土地私有制，农民翻身当家作主人。此时全县广大农村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农民“耕者有其田”，改变无粮、缺粮历史；二是农民当家作主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到处笑声阵阵。新生的民主政权得到充分巩固。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民带耕地入社
  根据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土地改革后的漳浦乡村，陆续组织农业互助组。互助组坚持“自愿互利、等价交换”原则，有常年互助组和农忙临时互助组。这期间，耕地仍归各农户私有，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变，耕种由各户自主安排，只是在劳力、耕牛、农具等采用取长补短、互通有无，按件死分活评互助互利的做法。
  1953年2月，全县农村陆续办起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至1955年底，全县初级社753个，入社农户4.84万户，占全县总户数的88％。这期间农户土地造册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并由社员按股缴纳合作基金（包括股份基金、生产基金），耕地与劳力按比例分红、劳力评工记分。
  1956年2月起，初级合作社先后合并成立高级农业合作社，至1956年底，全县共办高级社245个、入社农户5.84万户，占全县农户总数的96.4％。高级社期间，农户带地入社（留少数的自留地），取消土地分红、土地归集体所有，社员评工记分、按劳分配，耕牛、农具折价入社，这是土改后农村土地体制的一大变革，当时全县农户带地入社面积约有45万亩。
  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集体土地“一平二调”
  解放后，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农业实现合作化，农村形势欣欣向荣，但大好形势容易使人头脑发热。1958年农村体制突变，1958年8月30日起，全县划分建立10个人民公社，下设50个管理区，辖256个生产大队，入社总户数6.47万户，达到全民入社。实行政社合一管理体制，公社既管理生产，又取代了原来区、乡行政权力。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改为人民公社，生产资料归人民公社一级所有，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搞“一大二公”。作为生产资料的耕地、劳力、农具、耕牛搞“一平二调”，自留地、自留果收归集体。据有关资料表明：当时受到县、社、队各级平调土地达50％以上，劳力、农具、耕牛、果树更是无数，单自留地收归集体就近万亩，严重侵犯了农民利益。此期间农民对土地失去支配权和经营使用权，由于两风（共产风和浮夸风）越刮越大，分配上的“一大二公”，生产资料的“一平二调”，挫伤了农民积极性，破坏农村生产力，粮食连年减产，造成三年困难时期。
  四、包产到户，一路风雨，联产承包，以地为本
  经过三年（1958～1960年）自然灾害，中央开始纠正“左”的错误，通过整风算账，着手解决“一平二调”问题，全县共需退赔由各级平调总数2107万元，（其中：省、地级1329万元、县级356万元、公社175万元、大队248万元）。1961年，中央颁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六十条），1961年底中央又作出了改变基本单位的决定，取消大队核算和生产队搞“三包一奖”的作法，全面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下设作业小组，恢复家庭副业和自留地。全县重新划分为26个人民公社，287个生产大队，2724个生产队。此时，个别社、队（沿海缺粮地区）趁上级纠错的机会，利用边角地，暗中搞起包产到户。1963年下半年，上面定了调子，说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复辟，并在1964年—1965年点、面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受到严厉的批判。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批判包产到户更是达到了顶峰，说“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种植、自由市场、包产到户）是刘少奇搞的一大罪状。从社教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农村批判包产到户批了十多年，加上文革所造成对农村经济的破坏和影响，农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8年12月，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事”的思想路线。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在全会精神的鼓舞下，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农村改革，寻求振兴农业之路。1979年，从外地传来了搞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消息：“他们有的搞分田到组，联产承包；也有的地方搞分田包产到户”。农民早就想包产到户，只因上面不准，被批判怕了。此时也有一些长期缺粮队、社员生活极为困难的生产队，穷则思变，偷偷摸摸搞分田包产到户，但多数生产队还是比较公开的搞分队、分组。由于各级对农村改革尚未一致认识，看法不同，加上长期以来领导干部“一大二公”的极左观念。说包产到户是公有制的倒退、“辛辛苦苦三十年，一下退到解放前”。对农村体制改革，抱着观望等待态度，还提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决与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对分田到组，包产到户予于行政干预与制止。
  其实，当时绝大部分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并不满足于搞“分田到组，联产到组”的责任制，而是主张搞“大包干”式分田包产到户，这种做法简单明了，效果最佳，但是上面不答应。当时的沿海公社，六鳌、深土、旧镇、杜浔等地方群众偷偷摸摸的搞，如六鳌的地瓜包产到户，整片地瓜，品种不一，长势不一；深土的花生包产到户也是这样，看是一整片，实是各户，只瞒上不瞒下。六鳌公社的领导在此问题上还受到地委领导的点名批评。
  1980年初，时任福建省委常务书记的项南同志前来漳浦视察、调研，介绍称赞外地农村体制改革，包产到组、户的经验与做法。我县干部、群众学习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认识农村的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广泛深入思想教育，为改革政策的贯彻实施扫清思想障碍，取得农村体制改革的初步胜利。全县2681个生产队，实行多种不同形式生产任制的有1859个队，占70％左右。其中：包产到户674队，实行“三包一奖”660队，分组（队）包干327队，实行“双田制”198队。当年农业生产就获得大发展，粮食大幅度增产。
  1980年9月，中共中央7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提出“解放思想、大胆改革”指出：“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方，可以包产到户”。1981年4月，省政府发出《关于农业生产若干问题的规定》。根据上级政策精神，县委作出《关于进一步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决定》，1981年底全县有90.6％的生产队实行分田包产到户或专业承包，耕地面积40万亩，效果甚好。
  1982年初，中央以一号文件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确认包产到户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性质，夏收夏种后，其余生产队全部搞完，至此，我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画上圆满句号。1983年后，中央确定土地承包期15年不变，土地所有权是生产队（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社员（村民）承包的土地只有经营权和使用权。全县实行联产承包耕地44万亩。
  实行耕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继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公社化后，农村又一次土地大的变革。
  五、联产承包显威力，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1984年，贯彻了中央“社改乡”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解体了，全县以原来人民公社为基础成立乡、镇人民政府。在原来生产大队的基础上成立村民委员会（原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这期间，所有农村人民公社的耕地（基本都是合作化时农民带地入社的）统称集体所有制土地，以队（生产队）为基础、除个别由公社、生产大队集体开荒、围垦没有分配到各生产队，一贯由公社、生产大队掌管，及公社、大队办的农、林场土地外，耕地所有权都属生产队（后为村民小组）集体所有。
  与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并行的有属于全民所有制的地方国营农、林、盐、茶场。其土地（耕地、林地）均属地方国有的。
  农村土地联产承包，是农村改革的一大举措，产生了巨大的效应：它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调整了生产关系，提高劳动生产力，大力发展了农村经济；农民生活大改善。1998年底第一轮承包期满时，全县农业总产值25.09亿元，比1980年2.57亿元增长22.52亿元，增长9倍；粮食总产31.01万吨比1980年23.77万吨增产7.24万吨，增长30％；199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157元，比1980年的208元增加15倍，基本进入“小康”。在联产承包过程中，也出现过如：集体财产（大型农机具、仓库、谷埕、耕牛）受到一些损失。水利设施及较大型农田基本建设和维修受到一些影响等问题。一些地方还存在“双田制”的作法，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应予于解决。
  1995年后，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发出文件，对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作出一系列规定。199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办发（[1997]16号）和福建省（闽委办[1997]15号）文件相继发出《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这表明中央和各级党政领导对土地承包的高度重视。通知指出：“土地的承包期都要无条件地延长30年不变”；“‘两田制’不要再搞，已经搞的要认真整顿；机动地原则上不留，已经留的必须严格控制在耕地总面积5％以内。”中央所以如此强调，我认为主要有三点考虑：第一是稳定农村基本制度。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在农村的一项基本政策。而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是双层经营体制的核心，是农村政策的根基。第二是为了调动农民种地养地的积极性。达到保护耕地，提高改善生产条件。第三是为了保持农村的安定稳定。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土地不仅是农业基本生产资料，而且是农民最主要、最有效的社会保障，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
  我县自1998年下半年起，按上级的部署，在全县农村开展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以下简称“延包”）的工作。采用“大稳定、小调整”，以原包为基础、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办法，对全县应延包的276个行政村，3404个村民小组，144857农户、397244亩土地进行延包发放《土地经营权证》和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农林盐茶场土地属国有土地，不列入土地延包；农民自留地虽属集体所有土地，但不需办证延包，由农户自留经营）。至2002年5月基本结束，在这期间全县共纠正“两田制”（220个村民小组）29514亩。
  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土地流转呈现加快发展的趋势。为指导农村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健康发展，中共中央于2001年12月31日下发了中发[2001]18号文《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承包地使用权流转是指，在不改变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农户将土地转让他人耕种。土地流转必须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农户流转土地，也不得阻碍农户依法流转土地。”土地流转是动态的，我县每年大约有近十万亩土地进行流转。为我县农业产业化生产起了积极作用。加速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第二轮土地延包后，在农村尚有个别村、组、农户还存在着人地矛盾较为突出现象，这主要是所在地区（小区域）耕地资源短缺及个别农户近年来人口自然增减变化较大等原因；也有个别原“两田制”由于结构调整，鉴于历史原因，一时难于收回，改用流转办法处理。这些都有待在今后“小调整”中给予完善。
  2002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2003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是当前我国农村土地体制的法律依据。
  我县新一轮（第二轮）土地承包期依据全市统一，以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三十年不变。
  农民负担古今谈
  李林昌
  唐朝
  从开始设立漳州和漳浦县的唐朝说起。唐朝承袭前朝的均田制度而有所变革，规定：每一男丁（18岁以上）配给永业田20亩，及口分田80亩。永业田不必归还，可以世袭，可以买卖；口分田于年老（80岁以上）归还一半，死后全还。但又规定“狭乡不给”，即是地少的地方不配给耕地。陈元光奏准设立州县于故绥安县地时，“可耕乃火田之余”（以烧燎山林开垦土地），是否实行均田制，无资料可考。
  皇朝并不是白给农民土地，而实际上是将地租给农民耕种，规定：每丁每年应缴纳租粟（小米）2石，叫做“租”；并纳绢（或绫、絁之类丝织品）2丈，绵（丝绵）3两，若纳布（葛布）加五分之二，并加麻3斤，叫做“调”。官员免租免调。又每丁每年应服工役20日（可以绢3尺抵役），叫做“庸”，贵族免庸。由平民负担的还有州县征用的杂役，有白直、执衣名目，都是按丁征收代金雇人充当州县衙门的差役。
  由于土地买卖兼并及户籍没有按期整编，到了开元年间（713年以后），均田制已经败坏。《新唐书》载：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自开元之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不论漳州有无实行均田制按丁授田，还是以垦荒得田，也都会发生土地兼并现象。而租庸调的负担还是要按照已经“订死”的数目征收，那些丁多地少的农民便负担不起沉重的赋役，只好逃亡（所谓逃亡，不一定要跑出多远，只不过让官府找不到征收赋役的对象而已）。漳州本来辖漳浦、怀恩2县，至开元二十九年，便因户口逃亡而将怀恩县合并于漳浦县（户口不足不能立县）。从这一事例，可以说明唐朝农民负担的沉重。（陈元光初设立州县时曾薄征赋役，那只能是朝廷默许的对新开发地区的权宜之计，以后朝廷便会责成州县按照规定征赋派役）。
  建中元年（780年）。德宗皇帝接纳吏部侍郎同平章事杨炎建议，颁行“两税法”，取消以“丁”为主要征税对象的租庸调旧法，改为资产多寡为主要根据分户等，于夏秋两季征税，租、庸、调3项折合钱价合并征收。地税（田赋）和青苗钱（广德二年即公元764年增役的田赋附加税，粮食未成熟时便征收，故称青苗钱），照大历十四年（779年）耕地亩数重新摊征，改变过去以“丁”为征税对象的做法，是比较合理的。但后世官府竟“忘记”赋役已合并征收，在“两税”之外还要加派捐税于农民。
  五代时期，闽国废除两税法，还是按丁征税，漳泉等州每丁每年征米7斗5升。
  宋朝
  宋朝田赋之外，还按照丁数征派夫役。宋朝先后在金、元压力下，年年要向金或元朝纳款求和，为支应纳款及其他军政费用而增加“经制钱”和“总制钱”两项捐款，合称“经总制钱”。乾道六年（1170年），漳浦知县薛世清认为漳浦经济比较发达，有“金漳浦”的美誉，人民比较驯服，征税比较容易，将原来每年要完成的总制钱每年一万缗（一缗一千文铜钱）增加为二万二千缗，受到朝廷记功。但百姓负担沉重，后任的县官感到征收困难。嘉定年间（1208～1224年）漳州知州赵汝珰才报经福建路长官转报朝廷，每年减征5千7百缗。
  元朝
  元朝江南田赋，每年征两次，每次每亩上田征稻谷3升，中田2升半，下田2升，水田5升，夏税折钞，秋税征实物，不算重。而按人口摊派的“盐课”比田赋重三十多倍。按户口摊派的捐税也很重：每户每年须纳丝料1斤6两4钱，包银4两，俸钞1两。夫役随时按需要征派，更使人民不胜负担。
  明朝
  明朝田赋之外有里甲、均徭、机兵、驿传四差。起初田赋并不重，每亩每年三升五合三勺四秒。正德九年（1444年）建乾清宫，加赋银一百万两。嘉靖年间，倭寇祸患东南，并发生俺答汗（蒙古右翼土默特万户首领）率众进犯京师的事，又加赋120万两以充军费。万历末年，为筹集抵御满洲兵入侵的军费而增赋，称为辽饷，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每亩加征三厘五毫，全国增赋二百多万两，次年每亩再加三厘五毫，再次年又加二厘，每亩前后共加赋九厘，全国增赋五百二十万两。崇祯三年（1630年）在此九厘之外再加三厘，全国再增赋一百六十五万两。又为镇压农民起义而增练新军十二万人，加征“剿饷”，剿饷之后又有“练饷”，每亩再加一分，全国共增赋七百三十万两。《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说：“盖自神宗末，增赋五百二十万，崇祯初再增一百四十万，总名辽饷，至是复增剿饷、练饷，先后增饷一千六百七十万，民不聊生，益起为盗矣！”
  明代农民负担共有里甲、均徭、机兵、驿传4项徭役：
  “里甲”本是基层单位的称谓，起初，里长、甲首只负责催征田赋，传达政令，后来，种种苛杂摊派都要里甲负责，“里甲”便成为正赋钱粮和种种摊派的总称，成为明代四项赋役名称之一。
  “均徭”本来有“按丁口多寡、产业厚薄以均适其力”的用意，男丁自十六岁开始有服工役的义务，另外，每田一顷出夫一人，每年服役三十日（可出米一石雇代），后来徭役繁重，就不在这限额之内了。徭役有银差、力差二种，知县的马夫和轿夫，府县学的斋夫和膳夫等征收代金，由官府雇用，叫做银差；衙役、狱卒、驿夫、铺兵、巡检司的弓兵等，要选派适当的人去充任，叫做力差。机兵即民兵常备队，在壮丁中征用，经过训练，守卫地方。驿传经费是从田赋附加摊派，供给驿站夫役（马夫、驴夫等）的饷项和招待过往官员、公差的费用。驿站之下所设的分站叫“铺”，十里一铺，铺兵则是属于徭役。
  明代后期，田赋加重，有的农民因负担不起而逃亡，里长甲首只好将逃亡户钱粮分摊给未逃户负担，造成更多的人逃亡。有的里长、甲首完不成任务。在官府催迫下也逃亡。官府且漫无限制向里甲摊派苛捐杂役。如“驿传”一项，不但要向里甲派款供给经费，而且“每使客至驿，追呼急迫，或份外需索，动费以百计，领官银则官吏迟留扣折，十不给五，民有捐产鬻妻，甚至殉命者有之”（引《漳州府志》原话）。
  赋役沉重，而且地籍紊乱，出现许多“诡寄”和“洒派”（地多者转嫁负担给地少者），造成逃赋，使朝廷出现财政困难局面。有不少朝臣作出赋役改革的设想，要付诸实施却困难重重。
  万历初年神宗皇帝年幼，国事由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万历六年（1578年）下令全国清丈土地，清查隐瞒漏赋，实行“一条鞭法”，规定将所有里甲、均徭、土贡、雇募及一切苛捐杂税纳入田赋和丁口摊派，就是差役征收代金，由官府统一雇募，收支有定额，不再名目杂出，更没有“无名之征”。漳浦县是按“丁四粮六”每丁（16岁以上男子）派银三分三厘八忽，大比年（三年一次）加派二分九厘一丝九忽，未成丁减半；田赋每石（附加）派银五分四厘一丝二忽，大比年加三分一厘三毫七丝六忽五微。“一条鞭法”与唐朝的“两税法”同是我国历史上赋役制度的大改革，既利便群众，又解决了官府的赋役征收困难。但是后来，官府都将那徭役代金当作“正税”，而在“一条鞭”之外另加派徭役和“无名杂差”；田赋赋额也一再加重，已在上面记述。
  清朝
  明末清初的战乱（先是郑成功与清军的争战，后耿精忠叛乱，郑成功之子郑经乘机从台湾打入福建）及“迁界”，造成包括漳浦在内的许多地方户籍、地籍紊乱。清朝实行保甲制度，顺治年间，漳浦还暂保留明末遗留来下来的里甲，只将里长甲首改为保甲长，官府征赋派役唯保长是问，保长随意将各种负担摊派给子民，子民交纳不起的，由官府派衙役来拘捕，以至“囹圄日满，里市萧然”（引康熙《漳浦县志》原话）。
  康熙皇朝为保钱粮征收，下令整顿地籍，康熙三十三年，福建郭总督颁布编审条规，要求各县实行“清册籍，查欺瞒，立的户，革甲首，严收除，禁滥免，择里书，均粮额，禁短苗买卖，禁需索”十项措施，切中时弊。但积习相沿已久，各县都无法施行。
  漳浦知县陈汝咸于康熙三十五年到任，于康熙四十年完成保甲的编定后，即执行福建总督颁布的整顿赋役十项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用一年时间，完成地籍底册（田地经清丈画图，坵坵相连，状如鱼鳞，故称鱼鳞底册），丁口也重新编审，列榜张贴城墙上，让群众核对，经过改正，然后施行。地籍以都、图为地段，户口以保，甲为编制，互相表里。五年后再次编审，并规定以后每五年编审一次。赋役积弊基本清除，征赋派役较能顺得进行。
  陈汝咸时，于清丈田地的同时，厘定田亩等则，按洋田、山田、洲田、埭田、海田的不同，定为上、中、下三个等则，每亩每年上则田征银一钱一分七毫六丝，中则田征银九分二厘三毫，下则田征银七分三毫四丝，园（旱地）二亩作为一亩，按上则征银。据康熙五十一年奏销册，漳浦县共有田园一千六百七十一顷七十亩五分一毫，共征银一万七千零二十四两多。
  丁口银，康熙年间漳浦每丁征银四钱二分一厘二毫四丝一忽五微三纤一抄九尘六渺九漠；女口征食盐课银一分六厘三毫一线五沙八尘四埃五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皇帝下旨，依照上年所报丁数固定税额（漳浦共有五千七百七十九丁，女口五千五百二十七口，除绅衿削免之外，共征银二千二百八十两多），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税。雍正二年（1712年）“拥丁入地”，丁口银并入田亩征收，从此没有“丁口银”名目，于无地和少地的人有利（据清《漳浦县志》）。
  但是，漳浦县虽无“丁口银”名目，而后来，丁口银是以“食盐课”名目“借尸还魂”了。据《漳浦县志·光绪再续志》记载：“乾隆四十一年，据奏销册，漳浦县实在人丁六千三百一十丁，食盐课六千一百一十六口（女口），实征丁口银二千三百六十八两八钱二分五厘”。即是说：乾隆四十一年漳浦比康熙五十一年增加男丁521丁，女口589口，都以“食盐课”名义“实征丁口银”，康熙皇帝“续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圣旨及雍正二年“丁口银归入地粮内合征”的规定并无贯彻到乾隆年间。（所谓食盐课其实就是丁口银，因为只收银，不给盐；官府还要向盐坵课税，盐商还须缴纳专卖税，每个丁口都要卖经过两重课税的盐食用，连同按人口征收的食盐课，共三重税）。
  陈汝咸的征赋良法也不能延续到嘉庆年间。《光绪再续志》说：“嘉庆初又渐滋弊，钱粮归户胥，秋屯归差役，自封投柜之设久不从民便矣。以今言之，鱼鳞原册既废，户名无稽，权归胥役。虽察禁严惩，无如一弊塞，诸弊汇流，其何能够哉！”
  清朝末年，私藏底册的胥役成为绅士，称粮胥总办，包揽全县钱粮（田赋），向其转包各图田赋的称为图承。知县易人，粮胥总办照例送给红包，称进门礼，继续包揽田赋，县官只好依靠其完成上缴任务。不过，农民最重的负担在于差役，详细情况无资料可稽，大概如明万历之前。
  自从清廷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8月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开割地赔款之先例，中国逐步论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甲午，即光绪二十年（1895年），清廷在中日战争中战败，翌年，被迫订立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于日本，并赔军费白银二亿两。接着，清廷又于光绪二十七年被八国联军所败，被迫与英美等十一国订立辛丑条约，赔银四亿五千万两，年息四厘，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2238150两，以海关税、常关税、盐锐作为抵押。清廷用各种名目将负担分摊在全国民众头上，其中直接征自漳浦农民的是地丁附加捐，每地丁钱粮一两银每年附加铜钱400文，或小银4角。（据李序宾：《清末琐记》）。
  清末政府腐败无能，乡间宗族械斗延续一百多年，火药、刀械等费用及人命钱都由族长分摊给村民负担，弄得民不聊生，很多人出国或往台湾谋生。（据陈万年：《红白旗械斗》）。
  民国
  民国初年，军阀轮番割据漳浦，直接征收苛捐杂税，不必经过县官之手，而是包给捐棍。大捐棍成为绅士。大绅十之下有小绅士，都要鱼肉农民。无论是袁世凯旧部福建督军李厚基，还是民国6年以后统治漳州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民国11年前后统治漳州的北洋军阀张毅，粤军洪兆麟等都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而且以“种也捐不种也捐”的方法摊派“田亩捐”强制农民种植罂粟煮鸦片，这种捐税最重，漳浦全具承包额每年50万银元。洪兆麟是陈炯明的得力部下，民国9年随陈炯明回师广东。民国11年6月，陈炯明叛离孙中山，洪兆麟再度进军漳州，与驻在闽西的李厚基旧部王献臣等组成“联军办事处”，除沿袭征收各项苛捐杂税外，并创办果树捐。漳浦果树捐由柯安邦承包，首先将乌石乡果树捐转包给张启诗等，每株荔枝树要征收银元1元，乌石农民奋起抗捐，结果被洪兆麟派兵镇压，罚款1万元。那时陈炯明被孙中山击败，令洪兆麟同援惠州，洪率部离漳，漳浦其他各乡果树捐才免征收。
  漳浦“田亩捐”本来由黄宝忠向北洋军阀福建督军李厚基承包，后来李厚基被粤军许崇智打败，漳州地盘由归附于“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及“福建督理”周萌人的另一北洋军阀张毅所占据，漳浦“田亩捐”改由柯安邦向张毅承包。黄宝忠转而投向广东革命力量，与佛昙杨士鹏，赤湖陈启芳等组织“乡约”民军，一度攻占漳浦县城，不久，漳浦县城又为张毅的北军所占有，东区及南区民军攻旧镇失败，北军大肆“清乡”，杀人放火，并向佛县和赤湖派军费十多万元，每个人口分摊4元，每亩地分摊6元。南区有参加“乡约”的陈、林、李、黄四姓各村也被罚款。
  民国15年10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入闽，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漳浦临时县党部即掀起农民运动，发动废除苛捐杂税，一时民困大苏。然而，翌年（民国16年）4月国民党“清党”以后，苛捐杂税重新出现。民国17年，原北伐至南京的新编第一师调驻漳州，改称陆军第四十九师，师长张贞成为漳州至闽西的军政长官，成立“漳龙财政整理处”，征收的各种苛捐杂税比北洋军阀时更繁多，依然要征“田亩捐”强制农民种罂粟制鸦片，依然收赌捐，花捐（妓女娟）等等，还增加“航空救国捐”（群众称“飞机捐”），所以有“张毅换张贞，捐款加二升”的民谣流传。单“飞机捐”一项，每户大约要分摊银元6元，（完不成，无具体资料可稽）。
  张贞统治漳州时，农民的主要徭役（义务工）负担有：1.建公路。张贞派人主持汀漳公路分局（名义上属省建设厅管理），漳浦组成车路局，征召民工修筑北至马口桥，南经旧镇、杜浔至与云霄衔接的“龙诏公路”之一段公路路基土方。后又完成自漳浦县城至象牙庄、旧镇至佛昙两支线及葛后至龙溪墟、佛昙至马坪、佛昙至湖西等乡村公路路基建设。（桥涵等设施由向省建设厅租路营运的汽车公司垫付工程费，分年从路租中抵还）。
  四十九师于民国21年4月被从江西入漳的中央红军东路军击败，残部被奉蒋介石之命调驻福建的十九路军兼并，漳州才结束军队长官主裁财税的局面。后十九路军发动反对蒋介石的“福建事变”，失败后，蒋介石于民国23年派陈仪主闽，财税工作渐入正规，而徭役征派还是漫元标准。
  民国23年10月起，在省、县二级政府之间增设行政区，设督察专员公署，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设漳浦，专员朱熙兼漳浦县长，群众的主要义务工是清浚自葛后陈井至县城南门的溪道（这溪道历史上上段称为岩前溪，下段称南溪，专员公署的办事人员不懂，在向省政府的报告中称“傅公河”）。
  民国26年7.7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翌年起，群众的徭役（义务工）负担日益沉重，主要有：1.在旧镇港口沉船坠石筑防锁线，按保派任务，保长向群众摊款去卖石头填海。2.为防日军机械化部队进攻，闽南公路一律破坏，都派民工去挖。战后要修复公路，也派民工修路基。八年抗战以至三年内战期间，凡军队过境需要挑夫，都派民众负担，县成立“军民合作站指导处，乡镇设军民合作站，专门负责向保甲派民夫”。
  而民众最繁重的负担还在于田斌和兵役。
  田赋
  从前，田赋折征银钱，民国24年实行法币制度，改征钞票，赋额单位称“赋元”。民国30年漳浦完成地籍编查，而由于经办人员作弊和失误，地籍存在很多错乱，有的少地农民在地籍图册上却有不少土地。有的等则过高。并有“重号”、“无主”等地籍。全县总赋额326320.50元，达到第第五行行政区九县总赋额的四分之一。县政府于民国31年举办“补正地粮”减少赋额13万多元，被弹“补正过滥”，致县长黄明日于翌年被撤职，“补正成果”被推翻。以后，经过复核，报省政府批准，按222773.83元征收。并非征银也不是征钞，自民国30年起已实行“田赋征实”，即是征稻谷，每赋元征谷3市斗，带征县级公学粮1市斗6升，计4市斗6升（每市石10斗，折算110市斤）。
  田赋征实给于群众的负担本来就重，加上许多地籍错误，仍无改正，更给征赋工作造成困难，只靠乡镇保甲不能完成任务。每年早晚二季稻谷登场，县政府即派员率领保安队兵下乡催征。很多负担不起的农户只好逃赋，门被钉封，贴上县政储封条。催征人员走后，逃赋者从后壁挖一个洞出入。抗战期间，从官绅至群众，还能体贴抗战需要；抗战结束后，继之发生内战，征赋更不容易。民国35年漳浦县政府在《施政检讨报告》中说：征赋成绩不佳的原因，一是风水灾害，一是民心已变。
  兵役
  全面抗战开始，实行兵役制度。规定：每家只能留一个壮丁缓役。起初，壮丁及其家属大都能深明大义，踊跃应征，有的自动入伍。由保内摊派给入伍壮丁以丰厚的安家费。后来，由于入伍壮丁大都受到虐待，人们便千方百计逃避兵役。再后来，兴起化钱雇人当兵之风，中签壮丁出一部分钱，一部分用保内摊派的安家费抵充。内战时期，所有入伍壮丁都是雇代的。由于通货膨胀，币值狂跌，一般买卖改以黄金或稻谷计值，雇兵也是如此，雇一名兵要用十多担至二十多担稻谷（一担二石，即220市斤）。
  新中国
  解放后，农民的观念随着旧政治制度的革除而改变，尤其自土地改革以后，对交公粮，对支援前线及国防建设，对建水库及其他水利设施等等，无不踊跃参加。对于参军，尤其具光荣感，争相入伍，有很多人由参军而受培养，成为各种人才，与上述旧社会种种逃避赋税、徭役、兵役现象截然不同。并且响应共产党号召，自50年代初便投入合作化行列。1958年8月以后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由于搞平调，社员就分不清是为生产队劳动还是做义务工的界限了。大炼钢铁、“移苗并坵”搞浮夸和其他一些不切实际的做法，使生产遭受巨大损失，造成三年“暂时性困难”。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雪上加霜。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农村才逐渐恢复生机。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各部门按经济规律办事，须要劳动力得支付工资，农民不再承担义务工，中国自古以来的徭役制度从此消失。自21世纪初叶开始，乡镇停止向农民征收“三金”（公积金、公益金、提留金）。特产税停收，并准备停收农业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出现许多纳税大户，农民负担大大减轻，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
  漳浦县老年大学十年回顾
  （1994.6—2004.6）
  詹金龙
  漳浦县老年大学开办十年来，始终以“增长知识、丰富生活、陶治情操、促进健康、服务社会”为宗旨，在县委、县政府的关心重视下和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学校的教学规模逐年扩大，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教学管理日趋完善，办学效益显著。特别是近五年来，在党的“十六大”精神指引下，发展更为迅速。到过学校本部学习的老年人有750多人，现有校部在校学员243人，绥南社区老年大学分校学员310多人。西施岭活动中心设教学点，学员百来人，三地共计学员650多人。学校已成为一个与外地交流的窗口，曾经接待平和县老年大学110多人，接待厦门老干局厦门市老年大学及厦门市辖区（思明区、集美区、开元区、杏林区、湖里区）老年大学的领导近20人，老年大学夕阳红文艺轻骑队四次受邀请到漳州、龙海等地表演，八次代表漳浦县参加市老体协等单位组织的文体比赛。现在学校设必修课（政治时事、老年卫生保健）两课，选修课（音乐与欣赏、摄影艺术、国画、美术、英语）五课，研讨班（书法、水墨绘画、剪纸）三班，以及讲座课等。平均每个学员选读3课多。学校还组织一支“漳浦县夕阳红文艺轻骑队”，五年来自编自演文娱节目56个，到县城、乡镇集市、老区、海岛去演出，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服务中心工作，很受群众欢迎。
  十年的办学实践告诉我们：老年教育是全面提高老年人素质的教育，是终身教育阶段。她属于成人教育范畴，是教育工作、老龄工作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是传播先进文化、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场所，是培养和提高老年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基地，是实现健康的、积极的老龄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成绩的取得在于：
  一、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我县老年大学有今天的办学规模和成就，关键在县委、县政府领导的关心重视，各部门的密切配合，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我校是县委以浦政[94]88号文件组建的，她一开办，县委就委派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县长林奕斌兼任校长、校委会主任，派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兼任校委会常务副主任，历来如此。现任的县委书记钟禄贵，县委副书记、县长蔡金海都兼任了县老年大学校长、校委会主任。现在的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洪颐是我校校委会常务副主任。县委还委派县委组织部、宣传部、老干局、工会、妇联、财政局、教育局、人事局、民政局、劳动局、广电局、老龄办等单位领导组成校务委员会，并由县长、部长分别兼任正副主任，领导学校工作。与此同时，还聘请三位热心老年教育事业、有办学经验、身体健康的退休干部分别担任学校常务副校长、副校长、教务主任，组成学校工作班子。钟禄贵书记、蔡金海县长多次到学校来调研，召开现场办公会，参加学期开学式，为学校排忧解难，给学校工作充分肯定，给学员许多鼓励，体现党和政府对老年人的关爱。因此，我县老年大学得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办学设施不断得到补充，多次荣获省、市、县老年教育工作先进单位。2002年荣获国家、省、市“亿万老年人健身活动”优秀组织奖，被授予漳州市老年大学“示范校”，学校越办越红火，办学路子不断拓宽。
  二、正确的办学方向
  老年大学的办学宗旨和根本目的，在于全面提高老年学员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而思想道德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为此，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加强政治时事教学，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学员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和分析问题，解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方面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到“政治坚定、思想常新、理想永存、永葆青春”，跟上时代步伐，老有所为，再做奉献。
  针对老年学员的特点，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学校整个教学过程。具体做法：1.是加强政治理论教学和举办时政讲座。2.寓思想政治教育于各科教学之中，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倡导文明、健康、高尚的生活方式，使各种腐朽思想、歪理邪论在老年学员中没有立足之地，抵制批判“法轮功”、战胜“非典”。3.组织文艺轻骑队、兴趣小组旅游参观，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把学、乐、为融为一体，发挥校园文化的陶冶作用。4.组织学员参与社会实践，到学校、社区、街道去当辅导员，关心下一代，关心老年群体，激励、提高自己，寓教于为。5.积极倡导良好的校风、教风、学风和工作作风，制订“学员守则”，总结国画班学习精神，即“酷爱知识、热爱集体、坦诚研讨、不断进取”，在全校推广这种精神，形成我要学习、我爱学习、我爱老年大学的思想氛围。
  三、建设好三支队伍
  学校建设依靠三支队伍，这就是教师、领导班子和学员骨干。
  （一）教师队伍。国家颁发的《教育发展纲要》指出：“国家的希望在教育，教育的希望在教师。”办好老年教育也是这样。在学校的全部工作和活动中，建立一支较高水平和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是提高教学质量的第一位。我校现在8位教师都是富有专业技能、有社会上享有盛誉的退休老专家、能人。他们热心老年教育事业，善于理解老年人心理特点，不辞辛苦，任劳任怨，为老年教育事业付出大量心血。他们为保证课堂教学能吸引学生，使老年学员学有所得，学有所成，学了能用，用了得益，四处寻找合适的教材，认真编写教材教案。这8位专业课教师，个个都是本校开设的学科的首任教师，他们一踏上老年大学讲台，就离不开。他们在老年大学的教龄都与开设学科的时龄相同，杨南泰老师的教龄还是从老年大学开办算起的。他们热爱老年大学的敬业、奉献精神，深受学员赞赏，被誉为良师益友。几年来，我们坚持从政治思想上提高他们参与老年教育工作的认识和荣誉感，从感情上加以沟通，使他们乐于为老同志服务；在业务上支出持、指导，为他们提供方便；在生活上关心照顾，尽可能地为他们排忧解难，使他们感到温暖，增进了感情，增强了吸引力。每学期至少召开两次老师、班长联席会，逢年过节组织慰问，如教师节、春节。
  （二）学校领导班子。县委、县政府很重视学校班子建设，学校未开办，就委派县长、组织部长兼任学校主要领导，组建校委会。同时委派老干局一位副局长兼任老年大学副校长，具体为学校工作牵头，还从离退休干部中选聘政治思想强、热心老年教育事业、有求真务实精神、有一定办学能力和经验、身体健康的老同志担任学校常务副校长、副校长、教务主任，组成学校工作班子。在县委、县长的直接关爱下，学校现有班子的特点是：办学宗旨和办学目的明确、爱岗敬业、勤俭办学、通力协作，富有开拓实干和勤于服务的精神。年轻的兼职副校长林建明尊重老同志，工作主动，总是把困难的事抢着干。他说：“我来兼职不是来监督老同志，而是来为老同志服务的。”老青在一起工作很开心。
  （三）选拔培养学员骨干。我们按学科给学员编班，聘请学科老师兼任班主任，还通过民主选举，选出班长、副班长，形成学科班级领导集体，给班主任、班长以具体职责，每学期举行二次的校性班长和班主任、老师会议，学校领导跟班听课，每二周都与老师、班长交换一次班级教学情况，及时掌握校情、班情，及时处理问题，保证教学工作、学员学习生活正常进行。班长们个个表现好，勤于为同学服务，带头出勤，事事率先垂范，是学生的好带头人，为学校与学员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密切学校师生各方面关系。
  四、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老年群体思想更加活跃，有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希望跟上时代步伐。为此，我们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管理等多方面进行一系列探索、改革。在改革中紧紧抓住“四主”（教师为主导、学员为主体、课堂为主场、实践为主线），强调“四重”（重实际、重实践、重实效、重实用），达到“四出”（出成果、出效益、出经验、出人才）。具体说：1.注意教学程度的多层次，根据学员的不同程度，因材施教，开展多层次教学班，如普通班、提高班、研讨班、复式班拉开档次，以适应不同层次老人学需要求，如美术、国画、英语。2.注意教学内容的多样性，为适应老年人自娱自乐、自我保健、自我提高，我们开办了老年卫生保健、摄影艺术、音乐与欣赏、国画、剪纸，二胡，也开设一些适应社会需要，为老年人服务社会创造条件的课程，如家电、英语、烹调、花卉、经济讲座等课程，形成内容齐全、长短结合的课程结局，教学内容做到了科学性、知识性与实用性、趣味性相结合。3。注意教学方法的灵活性。我们采取教师课内讲课与学员个人自学相结合；理论教学与实践实习相结合；课内教学与课外活动相结合的教法。林思源老师的摄影艺术课就是课内外、校内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方式的典型。摄影课已在我校开设10年，他担任课五年来，与班长陈国土等带领班上学员到过县内前亭火山岛，“唐山过台湾”石雕园等77个优秀景点和开发区，省内到厦门、泉州、湄州湾等34个优秀点，省外到汕头大学、北京、南京、杭州等15个优秀景点等126个胜地。还有部分学员还到香港、新、马、泰等地旅游，深刻接受改革、开放伟大成果的教育。
  学员们在学习中形成一种自觉精神，一种生活需要。如音乐班口号是：“我唱歌，我开怀，健身心。”体操健身班是：“我锻炼，我健康。”国画班是：“我绘画，娱乐怡情。”摄影班是：“游山玩水，美景尽收我心头。”卫生班是：“读医、小病自理、大病不恐惧。”学习效果日臻显现。
  五、选编好教材
  要搞好教学，提高教学质量首先要有好的教材。我们重视选用、编写教材工作。坚持从实际出发，因材施教，分层次多形式地开展选用、编写教材实践活动，尽可能地满足学员需求。近五年来自编的教材有杨南泰师的《卫生保健讲义》40万字、叶美云师选编的《音乐》歌本14本130首、郑平风师编写的《山水画技法》5本、林思源师编写的《摄影知识要点》，此外，还选用省内外一些老年大学教材，如太极拳、剑、操和舞蹈教材示范影碟、录相、磁带25套教材，现在，已做到科科有教材，教师讲课有教案，教学效果好。
  六、学为结合
  老年人经验比较丰富，知识比较广博，有强烈的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虽然退出工作岗位，但无私奉献的精神犹存。他们通过学习更新了知识，掌握了新技能，积极地为三个文明建设作贡献。学校重视开展“学为结合、以学促为”工作。努力为学员开辟“为”的渠道，主要做法：①组织漳浦县夕阳红文艺轻骑队，参加县“三下乡”活动。②组织文体骨干在重大节日直接参与社区老年学校、老年协会、老年文体活动，在那里当辅导员、当演员。③到城关各小学去当校外辅导员，关心下一代工作。五年来有叶美云、刘棉、汤素燕、陈国土等15位老师、学员先后荣获福建省家教先进个人、福建省帮教工作先进个人、福建省老年体育工作先进个人和漳州市、漳浦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的荣誉。④在绥南社区办分校，培养社区级老年教育示范校，帮助分校组织“绥南老人文宣队”，为分校编写表演节目，服务党的中心工作，如芗曲表演唱《三个代表指航向》，在抗“非典”期间编写《预防非典是大事》、《万众一心抗非典》、《老年人健康歌》。而《三个代表指航向》这节目还荣获福建省2002年党员教育录相片比赛铜奖。由于老年教育工作做得好，绥南社区各项工作都很出色。曾经被评为治安模范村、漳州市老年学校示范校、漳州市老年体育锻炼示范点，市、县村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单位、计生工作先进单位等等；还有学员自办幼儿班、当代课教师、下乡为农民传授科技知识，为农民致富出力。
  时至今日，我县老年大学已成为广大老年人喜爱的学习、交流和发挥作用的场所，取得明显的教学效果和社会效益。她对提高老年学员的生活质量，促进改革、发展、稳定和社会文明起到积极作用。通过学习提高老年学员的身心素质，必将影响和渗透到各个方面。通过学习医学保健和科学养生知识，积极开展健身活动，提高自我保健意识和能力，促进健康长寿，增强了“老有所医”效果。通过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唱歌、绘画，增添了乐趣，拓宽了爱好，陶治了高雅情操，丰富了晚年生活，老年大学百人合唱团多次参加县歌咏大会多次获前二名奖励。通过学习时事经济、现代科技，跟上时代步伐推动了第二次人才开发，提升了老有所为的能力。
  总之，通过学习，老年人的政治素质、道德水准、知识结构、健康状况、人生观、价值观都发生可喜的变化。我校没有一个老人参加“法轮功”邪教活动，信心百倍战胜“非典”，他们成为崇尚科学、反对邪教的基本力量。成为党和政府推进改革开放和处理社会疑难问题，以及关心下一代的得力助手，成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力量。老年学员高兴地把老年大学誉为“知识的海洋”、“老年人的乐园和健康基地”、“为老年人融入社会搭起了桥梁”，他们从内心感谢党和政府为老年人创办了这么好的学习活动场所，使自已能在这里欢度幸福晚年。
  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少不尽人意之处，我们的学校环境有待改善，学校设备有待进一步充实。这一切敬请社会各界给予大力支持。
  我们坚信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在县委、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我们一定能把漳浦县老年大学办成传播先进文化的阵地！
  （作者系漳浦县老人大学常务副校长）
  漳浦县离退休教育工作者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工作回顾
  （1999～2005年）
  胡国忠
  漳浦县离退休教育工作者协会（简称离退教协）首届理事会在县教育局和有关部门重视关怀下，于1985年9月10日成立。经过20年的历程，一至四届理事会根据党的老龄工作方针，依照“自我建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宗旨，围绕“六个老有”目标，以“送温暖、作贡献、促共享、保健康”为工作重点。重视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开拓创新，得到持续发展，在管理和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对促进老龄教师的身心健康、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促进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作出积极贡献。现就本届理事会6年来的主要工作回顾汇报如下。
  一、基本概况
  本会首届理事会成立时会员376人，会长黄银忠；第二届会长王举才；第三届会长黄启裕；第四届理事会于1998年10月成立，会长何庆云，会员1077人，至今年6月已增至1821人。其中男1303人，女518人，中学会员395人，小学1404人，幼儿园22人。全体会员中含离休12人，退休1708人，退职20人，退养58人，民政12人，职工11人。职称分布：高级99人，中级781人，初级518人。有部份教师离退休前后没有参评职称。主要原因是当时职称评定政策尚未出台。
  组织机构方面。本届理事会成立后，对少数基层小组成员稍作调整充实，至2003-2004年遵照国务院关于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精神和县民政局社团办的意见，对本会基层组织作了较大调整改革。本会报经主管局同意，由县民政局发文成立漳浦一中等21个分会和县城6个直属小组。（自然撤销原31个小组的设置）每个分会设会长1人，副会长1-3人，秘书1人，财务1-2人（直属小组同），分会按会员住地的镇村角落为块，各设若干个基点小组开展活动。
  协会基本建设方面。县协会办公地点、活动室几经变动，均得到县人事局退管办协调安排。去年来，利用县退休干部活动中心作依托，附设我县离退休教育工作者协会办公室、活动室，形成现有面貌，设奋基本齐全，档案管理有序，活动室由班子成员轮流值班，全年天天开放。基层分会基本建设得到当地乡镇、中学、学区的大力支持，多数分会办公室、活动室就设在校内，文体活动的开展得到逐步普及。其中漳浦一中、漳浦职专、杜浔、旧镇、佛昙、马坪、前亭、石榴、六鳌、南浦、沙西等分会的办公室、活动室设备比较完善，活动也比较制度化、经常化。其他单位也在逐步改进中，总的势头还好。
  二、六年来的主要工作与成绩
  1、加强政治理论和时事学习，提高会员政治思想水平
  当今社会进入新世纪，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为了紧跟时代步伐，我们老教育工作者同样需要不断学习。六年来，从本会到基层，均把加强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放在首位。每次工作例会均安排政治学习为第一议程。上下一致，形成制度，坚持始终。例如漳浦一中分会现有会员85人，他们在学校离退休教师党支部书记林丰年同志（原浦一中校长）的领导下，要求家住城关的党员会员、分会领导成员、小组长带头，每周一回校集中政治学习，通报教育形势，开展文体娱乐活动，形成制度，长年坚持。今年7月，被评为市先进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政治时事学习形式上采取定期、不定期，集中与自学相结合。学习主要内容：一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论述；二是学习党的十六届一中、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党报党刊，党员会员还积极参加“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三是要求广大会员坚持天天收看中央、省市县电视新闻节目及其特别报道节目。例如：全国万众一心抗非典；神州五号宇宙飞船成功上太空，首位宇航员杨利伟英雄事迹，以及神州五号宇航报告团访问香港、澳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新民党、新党主席率团访问大陆过程；美朝六方朝核问题会谈等等。通过学习，大大提高会员政治思想认识水平，大大提高会员爱党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通过学习，做到工作岗位退下了，思想认识常新，树立“活到老、学到老”精神，保持革命晚节。六年来，全县1800多名会员没有一人违法犯罪，实现零犯罪率。为创建平安漳浦，促进社会安定团结和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2、加强协会基本建设，增强组织活力
  ①学习外地先进经验改进本会工作。本届理事会成立于始，则由何庆云会长带队前往龙海市、芗城区离退教协参观访问，向兄弟单位学习协会工作先进经验，回来后进行传达讨论，增强管理服务意识。此次访问还从龙海市获知省人事厅、财政厅，《关于自1996年起，提高离退休干部活动经费标准的通知》文件，我们复印带回主管局汇报，经主管局李旺万副局长出面与县有关部门协商，订立每年下拨退休活动经费不少于省定标准的50％的协议。虽是一半，已见提升，是件好事。随后，我们又通过市离退教协会在我县组织召开的协会工作现场会上，学习借鉴了漳州一中、龙溪师范离退教协和其他兄弟县区的先进经验，促进了我们的工作。
  ②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加强协会组织建设。本届理事会成立之后，我们经了解听取建议，首先对少数基层单位班子成员因长期没有变动，存在年老体弱或缺岗问题。我们经上下征求意见，稍作调整充实。还据工作需要及时增补黄朝主、戴梅柳同志为我会常务理事，请他们负责抓协会文体娱乐活动，有力地增强文体活动领导力量，使文体活动生机勃勃，有声有色，名声在外。
  特别是2003年，原县教育局局长巫宏毅同志退休后，当选市离退教协副会长，上任后，他以对教育队伍的固有情怀，深入我会蹲点，热情听取汇报，对改进协会工作给予有力的指导。首先抓基层单位班子建设，多次带队深入漳浦一中、进修学校、石榴、盘陀、佛昙、湖西、马坪等单位与当地乡镇党政、中学、学区领导和部份会员座谈，广泛了解，征求意见，听取建议。回来后开会研究，形成决议，向主管局领导和民政局社团办汇报，取得支持。由本会申请，报经主管局同意，县民政局下文成立漳浦一中等21个分会和县城六个直属小组，自然撤销原31个小组的设置，让基层分会开展工作名正言顺。
  ③加强班子领导力量。经本会调查研究，征求意见，报主管局发文聘请一批中学、学区退休党支部书记、校长或基层工会主席，担任基层协会正副会长。还由主管局发文任命，聘请杨少仁、巫宏毅同志兼任本会名誉会长；聘请全县各完中（含职专、电大、进修）学区和部份初中校在职党支部书记、校长兼任当地基层协会名誉会长。这一举措，大大加强协会领导力量，增强组织活力，有力地促进协会工作的顺利开展，受到广大会员的称赞和社会好评。受到市离退教协会领导的肯定和推崇。
  ④加强协会基本设施建设，为会员的活动提供方便。六年来，县协会所需的办公室、活动室和设备，县人事局给予大力支持。以县退休干部活动中心为依托，安排我会需用的办公室。会议室、活动室及其设备共同使用，水电费和保洁工的工资由县退管办报销。本会每年更新和添置部份设备，订阅10多种报刊杂志等，每天到活动室参加活动的人数均在30人次以上，协会免费供应茶水。
  佛昙学区于1998年投资6万多元，购买当地教师安居工程集资房一套106m2，供分会使用，还发动所属21所小学捐款共6000多元，用于购买各种设备。杜浔学区在中心校调整二间空余教室供分会使用，并投资2000多元，购买设备，安装电话等。漳浦一中、漳浦职专各调整二间办公室供本校离退教协会使用，还各投资3000多元为之购买办公、文体娱乐活动设备、安装电话、订阅报刊杂志等。今年春天，旧镇分会需要搬迁，在会长郑建章等的努力下，旧镇学区在中心校调整二间空余教室供其使用，还与当地浦三中、长春、白沙、李园中学合计捐资4800多元，用于装修房子、添置设备。旧镇镇政府赠送新的标准乒乓球桌一张1000多元，旧镇八一希望小学赠送大彩电一台，使分会场所设备完善标准化。分会新址启用时，还由镇政府许镇长、市离退教协会巫副会长揭牌。马坪分会的建设经会长陈建民的努力，当地侨联为其提供办公、活动用房，马坪中学、学区各为之捐款1000元，用于添置设备。分会办在侨联院内，环境优雅，会员开心。达志、前亭、江口、田中央、霞美、南浦等中学，赤湖、石榴、六鳌、沙西、盘陀、湖西、赤土等学区，也对协会的建设以大力支持。
  3、坚持经常性开展文体活动，注意保健养生，提高会员身心健康水平
  文体娱乐活动是广大会员的爱好，也是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份，这已成_为本会历届的传统项目之一。
  ①文娱活动方面。本届理事长何庆云生前非常重视并亲自抓文娱活动工作，还舍得花钱购买设备搞活动。协会现有歌舞队员20多人，乐器队员10多人，成为骨干力量。多年来坚持每周六集中活动排练，平时自学。2001年参加市汇演获优秀节目奖。本会文娱队还与县老年大学文艺轻骑队密切配合，融为一体，联合活动，多次参加县文化三下乡和县重大节日庆典文艺晚会。如国庆节、元旦节、春节、喜迎党的十六大召开、漳州马口花博会、天福茶博物院、漳诏高速公路石雕公园、前亭火山地质公园开幕庆典。还深入杜浔、沙西镇分会与农村会员联欢等。浦一中、职专、旧镇、杜浔、佛昙、沙西、实小、绥安、赤湖、官浔等集镇分会的文娱活动也搞得比较活跃。
  ②老年体育健身锻炼方面。县协会在县老体协的关心和指导下，积极组织会员开展体育健身活动。主要项目是气排球队、.门球队和地掷球队等。做到每队锻炼定地点、定时间、有制度、有人抓。坚持经常性锻炼活动。气排球队多次参加县赛获一、二名五次，参加市赛获二、三名三次，队长、主力队员黄朝主还于2002年，在市赛中被选拔加入漳州市代表队参加省第六届老运会比赛。门球队曾获县赛一、二名，市赛三、四名，本会几位队员还是县队主力队员，为县队在参加省市和全国比赛中做出贡献。地掷球队也取得市级比赛第二名。漳浦一中、职专、赤湖、佛县、旧镇等分会体育活动设施比较多样化，活动也较经常化、制度化。赤湖气排球队是以退休教师为主体组队，取得市赛第二名。佛昙分会还多次在重阳节组织登山比赛。
  老年体育健身活动比较普及的是家住城关和农村大集镇的广大会员，他们每天早晚到县体育场、西湖公园以及校园、乡镇广场、街头参与群众性的拳功舞操锻炼，已成新的社会风尚。他们能者为师，互教互学，逐步发展，势头看好。赤湖会员陈茂振坚持结合海滨游泳三年，治愈心脏病，还带动邻里多人参加活动。在达志中学退休的会员陈若章带动下，赤湖海滨活跃着一支坚持冬泳的健身队伍。还有已85岁高龄的会员唐达文二十多年如一日，坚持养花上百种300多盆，自家庭院如同小花园，去年被评为市级健康老人。我会的文体娱乐活动得到县文体局、县老体协的大力支持。
  ③组织会员参观旅游，开拓眼界，陶冶情操。六年来，我会及浦一中、二中、三中、职专、电大分校、进修学校、实小、实幼、马坪、长桥、官浔、杜浔、佛昙、旧镇、赤湖、南浦、前亭、石榴、盘陀、沙西、深土、古雷、霞美、大南坂、六鳌、赤岭等分会都先后以健康、安全、自愿、自费为原则，组织部份会员到北京、长江三峡、武汉、南京、庐山、桂林、深圳、汕头、潮州和本省市风景区、工业区参观，开拓眼界，受到会员欢迎。如漳浦一中分会多次组织会员到省内外参观，分管的副校长魏如燕亲自带队，在家校长胡少吴经常挂电话问平安，差旅费全部由学校拨款报销。本会常务理事陈仁俊近10年来到过祖国大陆各地和台湾，拍摄照片近2000张，被评为县老年大学摄影班优秀学员。
  ④组织会员读书、体检，提高养生保健意识。本会及各基层单位重视组织会员学习卫生保健书刊，常年订阅《益寿文摘》、《中国老年报》、《福建老年报》，每期订购《丹霞日志》600册、《健康信息》160册，供会员学习。实小、旧镇、深土、佛昙、职专、道周、进修、电大等单位还做到人手一册。最近，全县各分会、直属小组踊跃订阅市离退教协推荐的《养生百招》一书，共1600多册。此外，还有家住城关的会员中，有100多人参加县老年大学学习，城关各中小学、幼儿园还为离退休教师参加老年大学学习的学员报销学费。
  六年来，我会还先后邀请北京、西安、江西等医学科研部门部份专家到本会为会员义诊，开医学讲座。多次联系县医院、城关卫生院、博爱医院以优惠价为会员体检，受检人数约700多人次。古雷、石榴、南浦、漳浦职专、实小、实幼、绥安、城关分会参检人数较普遍。马坪分会长陈建民积极联系当地卫生院以特价优惠，为全体会员及配偶体检，受到会员赞扬。
  4、关心会员生活疾苦，庆祝重阳节、祝贺金婚
  ①重视关心会员生活疾苦。本会及各基层单位领导成员上下一致，均把关心会员生活疾苦、为会员办实事送温暖作为日常的主要工作项目之一。我们六年如一日，凡遇会员家中天灾人祸、患病住院必登门慰问；会员逝世，为其联系所在中学、学区领导，共同帮助治丧，开追悼会送终，这已形成制度。例如：去年里旧镇分会原会长陈加添病逝，其退休单位浦三中校长胡水友立即召开班子会议研究，特殊批拨1000元，送其家中慰问家属，并与分会长郑建章配合，积极组织治丧事宜，为其举行隆重追悼会，送葬队伍300多人。该分会小学会员郑松青年迈的父母相距四个月病逝，经济特困，会长郑建章等发动会员捐款2100元帮助度难关。石榴分会在石榴学区、漳浦五中、象牙中学、梅林中学的重视支持下，设立教师互助基金会。平时遇教师因病住院，退协与病者所在学校领导登门探望，基金会送去慰问金100元。如遇教师的父母逝世，协会和学校领导登门探望，慰问家属，基金会送去纸钱100元。若教师本人逝世，基金会送去慰问补助金1000元，协会与其所在中学或学区领导出面，为其举行隆重告别仪式，协会领导和本镇中小学领导、教师代表参加告别仪式、送终。今年5月，漳浦职专离退休直属组长陈从周（原副校长，享受副处级待遇，离休于部）病逝，现任校长杨惠聪出差外地获息，立即赶回学校为其成立治丧小组，并派员协助处理治丧事务。我会副会长黄启裕、詹金龙、胡国忠和常务理事陈仁俊、张金山前往吊唁，协助料理后事。县老干部局长兰志耀等领导出面为其举行隆重的告别仪式，县教育局杨少仁局长主持，副县长林仲文亲临致悼词。今年3月，本会会长何庆云病重住院，市离退教协会副会长巫宏毅同志及我会和部分分会领导成员多次前往探望慰问；他逝世后，我会及各基层单位均派人吊唁，送去花圈和纸钱计约4000多元。县教育局为其举行隆重的告别仪式，杨局长亲自主持，林仲文副县长致悼词，送终队伍200多人。前亭分会长杨荣土同志近几年来，为郑全章等四位家住厦门、漳州、龙海市的外籍会员病重至逝世料理后事而长途奔波服务，不辞劳苦，而他自己身患胆结石未愈，可见如此行动实在不轻松，他就是这样一位好会长。实幼会员王海霞之子患血液病，为抢救孩子的生命，决定把自家住宅卖掉，该园退休直属组长杨玉珍与现任园长陈少丽，为此积极发动全园退休教师和在职教职工献款计6000多元给予援助。还有原县进修学校副校长黄既济，退休后回泉州市定居。去年里因病住院，该校离退教协直属组长郑汉明同志（原进修学校校长）获息后，立即向学校在职领导汇报。第二天，他们一班子人乘专车赶到泉州登门慰问。见面时，这位已78岁高龄的老同事热泪盈眶，无限感激。以上行动，为老教师送去了党和政府的关怀，深受安慰和鼓舞，社会影响很好。
  1999年8月，县教育局为进一步关心离退休教师生活，特行文发出《关于离退休工作人员享受福利过节费有关规定的通知》指出，全县统一七个节日，各学校在进行慰间活动或发放过节费、福利费（非生产性）时，离退休人员至少应享受在职人员的50％；平时重大伤病事故，所在单位领导应及时关心慰问，以示关怀。此文下达后，各级学校均积极贯彻执行。自始至今执行最好的单位是：漳浦职专、漳浦二中、三中、道周中学、南浦中学、电大分校以及去年以来的县教育局等，离退休人员享受与在职人员同等待遇。其中待遇最高的是漳浦职专，全年每人均可领到1500元左右。近几年来，达志中学、赤湖学区、霞美学区在学校经费困难的情况下，每年花在对离退休人员的伤病慰问、发过节费、组织活动补助、丧葬、救济、表彰等费用各近万元。这样的行动确实难能可贵。
  ②庆祝重阳节、庆贺金婚。每年重阳节、教师节，县教育局及各乡镇党政和多数中学、学区均召开离退休教师茶话会、表彰会，会餐宴请或发过节费。例如旧镇镇政府11年来坚持每年重阳节为全体离退休教师（现有140多人）召开座谈会，镇领导出席讲话祝贺，旧镇学区、浦三中和李园、长春、白沙中学联合捐款宴请一餐，还发给过节费。仅这一项活动，每年均要花上五、六千元。多年来，霞美镇的霞美学区、霞美中学、刘坂中学、霞南中学和佛昙镇的佛昙学区、浦二中、鸿江中学、东坂中学等单位也同样办理，每年各要花上三、四千元。
  自2001年重阳节起，县教育局、县教育工会和本会联合为会员举办庆金婚活动，至今举办4届，计为167对金婚、钻石婚会员伉俪祝贺，并发给贺卡和纪念品。2003年我会共有121对金婚会员得到市离退教协首届金婚庆贺。
  5、老有所为，发挥余热，回报社会
  我县离退休教育工作者队伍是一批知识层次较高的社会群体。他们工作岗位退了，但政治思想觉悟没有退。好多同志退而不休，利用自己的优势在发挥余热，回报社会。如本会原会长何庆云，他在五十年代就当过县政府教育科长、人民公社社长，七十年代归队任县教育局副局长至退休，他是我县教育界一位老领导、老前辈。退体后，受聘县法院少年法庭陪审员、县关工委委员、县政协教育文史学习组成员，1998年当选本会会长，工作满腔热情，认真负责，雷厉风行，舍得放下架子，勤跑腿，勤请示汇报，耐磨嘴皮，为本会和会员解决许多实际问题。协会文体娱乐活动有声有色，名声在外。在他任内，协会二次被评为市先进单位，为市协会提供现场会一次，他本人先后二次被评为市先进个人。我县教育局原局长巫宏毅同志，他在职任内，争取各级党政领导重视和关心、支持，带领全县师生团结拼搏，大打教育翻身仗，是漳浦教育事业由后进变先进的领军功臣。他退休后当选市离退教协副会长，受聘本会名誉会长，热心老年教育事业，对老园丁饱含深情厚意。上任伊始即到本会蹲点调查研究。从抓基层协会基本建设入手，在管理与服务方面，真抓实干，手把手指导，使协会全面工作跃上新的台阶，获得市离退教协的肯定和推崇。他本人获市协会工作贡献奖。漳浦职专原校长詹金龙同志退休后被县委聘为县老年大学常务副校长、县关工委学校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被县教育局聘为教育系统关工委常务副主任，1998年当选县离退教协副会长。他退而不休，一心扑在老年教育事业上，他身兼多职，有机安排，科学兼顾，把县老年大学办得规范有方，有声有色，被评为省市先进单位。2003年获全国亿万老年人健身活动优秀组织奖。他本人多次被评为省市先进个人。他的爱人叶美云同志从实小副校长岗位退休后，热心关心下一代工作，被评为市十佳家教教员和省家教工作先进个人。她还热心于社会老年教育工作，受聘县老年大学音乐教师，她发挥文娱爱好与特长，指导老年大学文艺轻骑队、本会文娱队、县中老年艺术团的活动。还义务担任绥安镇绥南社区文娱队的节目编导，许多活动节目多次被省市县电视台采访报道。她创作的《“三个代表”指方向》录相节目参加省党员电教片评比获铜奖。她本人也多次被评为省亩县先讲个人。漳浦一中特级教师林志煌是我县地理学科带头人，他退休前为我县中学地理教学编写漳浦地理科普讲座，教书育人，呕心沥血，历尽艰辛，他还撰写多篇地理科普知识文章在省内外地理杂志发表。他还是省七届人大代表、市地理学会理事。退休后仍脚怀大志，应聘在浦一中地理科教学岗位上，辛勤耕耘，为我县人才的培养无私奉献了自己的全部才智和心血。多次受到省市县表彰。还有漳浦一中德高望重的老教师许俊琛退休后，更热心于老年健身体育锻炼，他自学成才，学精门球与剑术拳操，受聘县老年大学、老体协老年门球、太极拳、剑操教练，徒弟少也有几百人。他是我县老年体育健身娱乐活动的第一代教头，受到群众的敬重，多次获省市县表彰。漳浦职专教师林祥瑞退休后，受特聘为县政协文史委委员，担任《漳浦文史资料》编辑，省姓氏源流研究会林氏委员会学术委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个人撰写《漳浦体育志》、《漳浦县志·人物卷》、《文化古乡乌石》、《赴台观感》、编注《全唐茶诗》，参与编辑《漳浦文史资料》共10辑、《漳浦村社要览》、《漳浦姓氏丛谈》、《漳浦县志》点校本等，为我县发掘整理县志等文史资料付出艰辛劳动，做出积极贡献。2002年获省林氏源流研究成果优异奖，2003年被评为市离退教协先进个人。盘陀分会长陈振明同志积极响应镇党委政府号召，大干一年实现全镇村村通水泥大道的目标。他的工作从老家东林村做起，当镇政府在他的家乡召开全镇修水泥路现场会时，他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宣传动员发言，并带头捐款700元。随后，又组织全体会员活跃在全镇各个村落，协助作群众的思想工作，为该镇成为全县第一个实现村村通水泥道的乡镇，助一臂之力，受到镇党委的表扬等等。例不胜举，仅列几个类型代表。
  6、总结工作，表彰先进
  六年来，本会工作做到年初有计划、年终有总结，隔年有评优表彰。2003年秋季，市离退教协在我县召开全市离退教协工作现场会，龙海市和本会在会上作了典型经验交流。六年来，我会与县教育局计评选表彰先进单位36个，老年工作贡献奖19人，先进个人286人次，健康老人13人，荣获市级表彰先进单位12个，老年工作贡献奖2人，先进个人19人次，健康老人6人。取得可喜的成绩。
  三、存在问题
  1、活动经费困难。本会活动经费来源只有靠县财政转退管办拨款和县教育局活动补助款二条收入。按照省人事厅和财政厅联合发文规定，1999年1月至2005年9月，县财政经退管办应返拨给本会活动经费计81.07万元，而实际只拨给19.01万元，落实省定标准（每个退休干部每年80元）的23.45％。我会再把其中的一半拨给基层协会（直属小组），这样上下都紧张，难以开展活动。这里我们谅解县财政的困难，希望县财政、县退管办按照政策规定多给离退休老教师一些关爱。
  2、退休教师看病难，医疗费报销更难。近10年来，会员一般门诊看病没法报销，重病住院甚至死亡，其医疗费也要等待很长时间才报销四、五成左右。好多经济困难的会员常忍病不敢求医，危害生命。有些会员反映说，“公费医疗名存实亡，医保难保。”这是当前热点问题。我们盼望有关部门和领导能引起重视，妥善加以解决，为老教师排忧解难。
  3、基层协会活动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一些山区、海岛，会员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缺乏经费，难以集中政治学习和开展健康有益的文体娱乐活动。
  4、离退休教师共享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成果问题存在很大差距。近几年来，一部份中小学领导贯彻主管局[1999]184号《关于离退休人员享受福利过节费有关规定的通知》规定执行不力，大打折扣，少数单位如长桥、大南坂学区近四年来甚至空白。还有，在职教师每月住房公积金照交，但自1999年至今退休的教师，退休前交的住房公积金尚未偿还。我们请求主管部门能统筹协调，加以解决，兑现党的干部政策，让教师能与国家公务员一样享受应有的住房公积金制度，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四、几点经验体会与一条建议
  本届协会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原因是多方面的，回顾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体会。
  1、市离退教协的热心指导和大务支持。名誉会长陈玉璋、正副会长陈文铮、李受麟和秘书长徐友成等领导多次莅临本会指导工作，每年尽早提出工作计划、分阶段开会布置工作，对我们促进很大。这次，市离退教协新任会长蔡港泉等领导又亲临我会指导，给我会工作莫大鼓舞。特别是巫宏毅副会长上任后，他以对教师队伍的特有深情和开拓创新思路，到我会蹲点指导，有力地推动本会工作向前迈进。
  2、县教育局、有关部门和全县各中学、学区在职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主管局三位正副局长把本会工作列入议事议程，多次听取本会工作汇报，及时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例如2002年7月12日，杨局长出席我会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作重要讲话。他说，老龄工作是我们人事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社会都应该关心重视。你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做好老龄工作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我首先就要当好县离退教协的后勤部长，并要求全县各学校领导要高度重视做好老龄教师工作，做到政治上尊重老教师，思想上关心老教师，生活上照顾老教师。会后，当他了解我会拟在秋季召开表彰会和庆金婚活动，盛夏炎热，活动室需要安放电风扇等设备正愁资金困难时，他当即答应分两次批拨一万元支持。六年多来主管局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拨给本会补助款计7.48万元，占我会活动总经费的28.24％。分管副局长李旺万很重视我会工作，他积极联系有关部门增拨退管经费，也为解决本会办公活动场所问题出了大力。没有主管局的重视支持，我们协会活动是难以开展的。县人事局吴佐局长、退管办黄伟安主任也很重视退管工作，多次到我会出席会议，了解活动情况，指导工作。今年5月黄主任还抽空到我会参加教育局退休支部党员“保先”学习讨论会，当他了解到协会活动室音响、彩电老化，多次花钱修理，效果很差，他当即答应再修扩音器，更新大彩电，投资3000多元。县民政局社团办主任陈全春同志对本会的管理工作也抓得很紧，经常给予热情指导。在社团培训收费方面，同情我会经费的困难，多次给予减免优待。全县各中学、学区领导重视老年事业，他们把退协工作当份内事来抓。在对当地基层协会的活动经费的补助和加强管理服务方面，都给予大力支持，对协会的困难尽力加以解决。
  3、本会及各基层单位领导成员团结一致，分工合作，热心老年工作，乐于奉献。如会长何庆云生前工作认真负责，直至临终前，仍关注协会工作，可谓鞠躬尽瘁。常务理事张金山10多年如一日，以协会为家，每日早上班，晚下班，是位好管家。各基层协会领导均以无私奉献精神，长年累月活跃在广大会员身边，为他们办实事、送温暖，排忧解难，其精神更难能可贵。如漳浦一中吴一流、职专陈李立、马坪陈建民、旧镇郑建章、实小陈国士、杜浔洪继志、赤湖陈开盛、石榴许金超、前亭杨荣土、电大进修郑汉明、盘陀陈振明、霞美杨结德、绥安蔡仲奇、道周梁孝安、佛昙杨文远、沙西洪冠雄等都是很出色的基层协会一把手。在这里，让我代表县协会道一声感谢，你们辛苦了！
  4、前三届理事会领导班子为我们打下良好基础。本会一至三届领导班子积极工作，不断开拓进取，持续发展，他们于1992-1996年已荣获“省先进退休职工之家”和“市老年体育工作先进单位”称号。所以，老前辈创造性的工作为我们今天协会更上一层楼打下良好基础，我们要承前启后，再创佳绩。
  5、一条建议。那就是本届理事会会长何庆云同志已千古，我们在怀念之余，想得更多的是协会今后由谁来领导？经多次讨论、听取基层建议，一致认为原我县教育局局长，现任市离退教协副会长，本会名誉会长巫宏毅同志来兼任本会新一届会长是最佳选择。並已在8月30日召开的全县基层协会会长、县直属组长会上，得到一致赞成。这是人心所向，众目所归。希望这条建议能够得到出席第五届代表会的领导和代表们的采纳。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我们要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俱进。本届理事会已届满超期，六年一瞬间过去了，新一届又将开始。我们衷心欢迎世代交替的历史自然规律。今后协会工作应在创新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我们深信，新一届理事会一定会更有作为。
  漳浦县诗词学会成立八周年回顾
  郑汉琛
  清漳春雨来，金浦诗花开。1996年以来，漳州市诗词学会为了弘扬诗词创作的优良传统，扩大传统诗词对社会的影响，几次派人到漳浦了解情况，发展会员。当时，我县何友麟、洪照宏、郑汉琛、黄玉磐、邱耀星等作者首批加入漳州市诗词学会。1997年初，经漳州市诗词学会秘书长施榆生与何友麟等会员几次联系，连续酝酿，讨论了成立漳浦县诗词学会的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我县开始了有关创会的各项筹备工作，从订立章程，吸收会员，到成立大会的准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终于，在1997年7月1日，在欢庆香港回归的大好日子里，漳浦县诗词学会宣告成立。并宣布了“漳浦县诗词学会理事会成员”名单：顾问：曾镇南，名誉会长：杨玲，名誉副会长：陈桂味、方荣和，会长：何友麟，副会长：洪照宏、何重印、程德源、詹辉、郑汉琛，秘书长：郑汉琛（兼），理事：何友麟、洪照宏、何重印、郑汉琛、詹辉、卢涌泉、程德源、林仲文、严利人、黄仰文、黄玉磐、杨永寿、洪俊哲、邱耀星。那一天下午，在漳浦县政协会议室里，诗声朗朗，诗情激荡，你吟我和，热气盈盈，掌声阵阵，充满热烈欢快的气氛。诗词学会名誉会长、县政协主席杨玲和诗词学会名誉副会长、县政协副主席陈桂味等领导出席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给与会的20几位会员和许多诗词爱好者以极大鼓舞。
  漳浦县诗词学会顾问、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文学评论》编委曾镇南特地从首都北京给本会寄来三首诗稿，热烈祝贺漳浦诗词学会成立，热情歌颂香港回归，由衷表达双庆日来临无限欣喜的深情和对诗词未来发展浓浓的希冀厚意。
  诗词学会会长何友麟也在讲话中热烈祝贺漳浦诗词学会成立，热烈讴歌香港回归，感情起伏，时而沉郁凝重，时而慷慨激昂，博得满堂喝彩鼓掌。紧接着副会长洪照宏、程德源，秘书长郑汉琛等也一个接一个朗读吟诵自己创作的庆贺诗篇。台上台下，大家始终沉浸在万分激动的气氛中。
  成立大会召开后，趁热打铁，学会鼓励多创作，会员的创作激情大增，创作的诗作与日俱增。同时，学会还抓紧时机，发展会员，壮大创作队伍。根据当时迅速发展的实际情况，决定搜集大家创作的诗词作品，编印出版第一本《梁鹿诗词》。
  鹿水长流远，梁峰霁色新。1998年元旦，惠风和畅，大地焕然。由杨玲作序的第一本《梁鹿诗词》终于问世了。这本诗词集共精选诗词作品120多首，按内容分“创作感吟”、“回归之颂”、“金浦雅声”三辑编排，诗词后面，严利人先生写的《诗人兴会更无前——县诗词学会聚会赋诗庆回归》一文，既是对成立大会的客观报道，也是情真意切地表达他作为学会理事对诗词学会的衷心祝愿。
  1998年，为了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二十周年，暨庆祝1999年元旦，学会广泛发动会员和诗词爱好者写诗，并在漳浦宾馆和漳浦职专、县文化馆密切配合举办诗词吟诵会。会上，大家欢声笑语，激情洋溢，纷纷朗诵自己创作的诗词，如杨惠人的《沁园春·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洪俊哲的《改革开放二十年有感》、郑汉琛的《改革开放二十年颂》、郑永安的《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二十年》、邱草琴的《改革开放二十年感吟》等。此外，为了更好配合纪念活动，丰富吟诵内容，许多同志还找了补充材料，在会上吟诵，讴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革命和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丰功伟绩，讴歌在抗洪第一线作出无私奉献的英雄人物的光辉事绩等壮美诗篇。这些诗篇激动人心，感人至深，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让参加者受到一次生动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
  澳门高唱回归曲，诗人挥毫谱新篇。1999年，全体会员更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创作，以迎接澳门的胜利回归。二十几位会员共创作30多首质量上乘的诗词，可谓成果辉煌。黄玉磐老先生的《眼儿媚·澳门回归颂》一词中以饱含激动的热泪痛斥殖民统治罪恶，讴歌邓老，赞颂“两制”，情真意切地期盼神州一统，读后，让人情怀激越。许多会员满怀激情，歌颂“一国两制”的英明决策，从内心深处发出“两制光辉照禹甸”、“两制神威壮国基”、“中国行两制，寰宇羡无双”的赞美之情。
  1999年7月，漳浦县举办“漳浦民间剪纸艺术节”，特邀中华词诗学会会长、顾问刘征，全国政协常委、著名诗人贺敬之亲临指导，他们并写诗题词祝贺，给剪纸艺术节增添光彩，给与会同志深刻启示。漳州等地的许多诗人、专家也莅临漳浦指导，品赏漳浦剪纸奇葩，都众口同声夸赞这朵美丽之花，并希望她盛开得更娇艳。
  1999年10月，为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暨人民政协成立五十周年，学会全面发动，要求学员人人动笔抒怀，大写歌颂五十华诞的诗词。会员积极响应，认真投入创作，写了不少好诗词。洪照宏副会长也写了长联热烈祝贺五十周年大庆。此外，李林昌老先生、郑汉琛、林祥瑞、程德源、郑汉明等也写诗词祝贺，学会一共收到百首祝贺诗词。这些诗词同声歌颂五十年来伟大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祖国一日千里的发展和腾飞，并为祖国的发展成就，各项事业蒸蒸日上而感到由衷喜悦和无限自豪。笑脸露欣喜，歌颂鼓人心。大家表示要一心向祖国，迎接新世纪的更大挑战，争取更大辉煌。
  2002年，天福茶博物院举行剪彩庆典，特邀漳州、漳浦诗词学会会员代表参加庆典吟诵活动，学会要求与会者积极做好准备。当天，漳州、漳浦诗词学会会员在天福曲水流觞欢聚，吟诗诵赋，气氛热烈，其乐融融，大家共同祝贺茶院兴隆百业成。
  同年，为纪念王羲之《兰亭集序》问世1649年和祝贺林仲文先生在天福茶博物院举办个人书画展，天福茶庄邀请我学会参加吟咏诗会，群贤胜友欢聚曲水流觞，你吟我和，共同赞颂《兰亭集序》传承之绵长，影响之深远。梁山脚下，诗声一浪高过一浪。
  此后，年年三月三或重阳节，天福茶庄都在兰亭曲水流觞处举办兰亭吟咏诗会或兰亭修禊茶会，以诗会友，以茶沟通交流，让天福茗香飘千秋。2003年3月18日，“好客主人常约定，倾心雅士屡嘤鸣”，曲水流觞边，年逾八十的老诗人李林昌吟诵了《七律·癸未年天福茶会感赋》，此时，“琴声飘逸兰亭下，诗韵萦回曲水中”。老中青诗人诗兴盎然，尽情吟唱。“右军一序醉千载，雅韵悠悠古逊今”。“兰亭曲水留诗话，陆羽薪传盛世篇”。“万首唐诗已古，看吾辈，藻绘从容”。“盛世吟诗趣倍添”。会长何友麟的六首《浣溪纱·天福吟草》的吟咏，使大家的诗趣更浓，诗情更饱满。2004年10月21日（农历三月初），国际修禊茶文化节在天福茶博物院内举行。“贤主殷勤招贵客”，诗词学会会员到场助兴，吟诵诗词。何友麟会长吟诵《满庭芳·甲申天福兰亭春禊抒怀》，赞颂修禊茶事盛况，“妙曲响彻春山碧”。中日韩和台湾来的友朋，共同为弘扬中国茶文化倾心献艺传道。在天福茶庄李瑞河总裁大力倡导鼓励下，会员多次参观天福茶博物院和天福茶庄石雕园，对李总裁回故乡投资兴业并迅速发展，且带动盘陀镇的茶文化经济也得以相应发展等情况越来越了解，也就有越来越多的感想体会。“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学员们纷纷挥毫泼墨，写诗作词，尽情赞颂天福茶庄的兴业与发展、收获与影响。天福茶庄对此也很重视，多次编印漳州、漳浦会员的诗作，广为传播，且在《天福年鉴》收录这些诗作。
  为配合县举办的各项活动的开展，增加活动的氛围，扩大诗词的影响，发挥诗词的社会功能。县举办的几届花卉博览会，县的双拥活动，老区活动，蔡新纪念馆落成庆典等较大型的活动，我们也都曾写诗祝贺。除此之外，何友麟会长曾到中小学作诗词知识讲座，郑汉琛曾到绥西老年人协会为老同志作诗词知识介绍讲座。诗词学会视参加这些活动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
  八年来，在诗词学会会长直接领导下，诗词学会遵照章程办事，紧密配合县里开展的各项活动，写诗作词，抒发情志，已创作上千首诗词，不少诗词在全国性刊物或省、市级报刊上发表，如《中华诗词》、《长白山诗词》、《中国政协》、《福建日报》、《红土地》、《漳州诗词》、《闽南日报》、《金浦报》等。会员诗词入选全国诗词专著的至少也有500首之多。何友麟、郑汉琛、洪照宏、黄玉磐等会员的部分诗词作品获得过各种等级奖。已出版《梁鹿诗词》第一集。《梁鹿诗词》第二集也正加紧赶排出版。郑汉琛于2004年10月出版《十年诗词集》，集里共选有500多首诗词和70多副对联。林祥瑞经一年搜集、探求，从《全唐诗》全集中寻录出500多首茶诗，并一一作出了注释说明，于2004年编注一本《全唐茶诗》出版。卢涌泉、黄玉磐等也都准备出版自己的诗词专集。1997年何友麟第一位参加中华诗词学会；2004年林森竹第二位参加中华诗词学会；2005年洪照宏、郑汉琛、林祥瑞三位学员同时被中华诗词学会吸收为会员。
  “学会诞生已立盟，腾奔梁鹿树吟旌。通同意趣成诗侣，聚首高歌热气盈。”学会成立后，在相关部门的关怀支持之下，凭着全体会员的“通同意趣”，大家一步一步走来，克服困难，不断前进，为梁鹿树起“吟旌”，深感欣慰。今后将继续努力，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反映现实生活的诗词奉献给家乡，奉献给大众。
  石斋天地盘考释（1）
  ——以《易》理历数释天解地的教学石案
  伊世同
  编者按：伊世同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天文学家，对天文学有精深的研究。伊世同教授多次到漳浦，对黄道周讲学处中“天地盘”进行精测、考察和研究，证实“天地盘”的衡间图与我国古代《周髀算经》的衡间图有着密切的关系，既有继承，又有所改进。这一研究成果，是研究黄道周“天地盘”的一个重大突破。作者对黄道周的号“石斋”和讲学处名为“石斋”均源于“天地盘”的认识，供读者参考。现将伊世同教授撰写《石斋天地盘考释》全文刊载，以飨读者。
  石斋：乃黄道周（1585～1646）号，实指先生讲学处天井所设置的教学演示石案，用以求析易学术理本原，可自学或演示授徒。人、宅均以石案为名、为号，知先生对其重视程度。
  谨考证并解析大概，抛砖引玉。
  一
  黄道周，字幼玄，又字幼平，号石斋。明万历十三年二月九日诞生于福建漳浦铜山所深井村。二十五岁时，举家迁至县城东郊，也就是现今的漳浦县绥安镇石斋村黄道周讲学处。石斋村是为了纪念先贤，以先生讲学处（石斋）改为村名的；而石斋的核心，即先生宅院天井专供教学演示用的石案，一般称呼为“天地盘”。
  黄道周于明代天启二年（1622），三十八岁时中进士，开始了仕宦生涯，步履学子成材后的坎坷道路；从政二十几年间，刚正不阿，敢言直谏，曾多次被严旨斥责、贬官降职、杖责下狱，但仍坚持理想，不改初衷、正气。但，却始终未能实现其理想或夙望，终而以身殉国，成为晚明烈士。
  明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占北京城；崇祯帝吊死煤山。其后，清兵于五月进北京，并挥戈南指。晚明南部诸臣先后拥立福王、唐王即皇帝位，共推黄道周出山维持晚明残局，晋升黄道周为礼部尚书、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太师兼少保等诸多高级官职；黄道周则以一介书生，自请带兵抗清。
  晚明隆武元年（1645），黄道周率领的抗清民军在离婺城十余里的童家坊明堂里被清军击溃；十二月廿五日黄道周被俘。
  在清军的监牢里，黄道周视死如归，拒绝洪承畴等人劝降；又在门生寄回故乡的书信中，加添十六个字：“蹈仁不死，履险若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
  隆武二年（1646），黄道周六十二岁；三月五日，黄道周和门生四人同时就义于南京东华门。临刑，黄道周写有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
  临终血书言志，概括了黄道周先生忠贞的一生；其对理想的追求，及生死大义气节观，均堪为后世楷模。
  清乾隆帝对黄道周的人品评价是：“黄道周立朝守正，风节凛然，其奏议慷慨，极言忠荩，溢于简牍。卒之，以身殉国，不愧一代完人”。视为敌对朝廷的忠臣死士，乾隆帝能对黄道周写出上述评语，是很能说明问题的（2）。
  二
  身为学者，黄道周一生勤奋好学，不但对经、史、诗、赋下过功夫，且通音律、天文、地理。此外，他还是一位书画名家。
  徐霞客曾评论黄道周的学艺人品：“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内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可就此概见一斑。
  黄道周又是晚明时期的易学高手，从黄道周遗存或佚亡书目中，直接、间接论及《易》学的文章、专著，几达其平生著述的三分之一；而在易学文章及专著中，则又偏重于易理和易数。故，清代乾隆间汇编的《四库全书》，多把黄道周著作收入“数术”类目（3）。
  黄道周致力于易学探求（特别是对易数）恐怕和他年轻时到粤中求学故事不无关系；黄道周二十六岁那年，曾去漳州府拜访郑观察。郑曾问及几个和天文有关的问题，试探黄道周的学力基础和治学方面，黄道周皆不能回答。回家后，黄道周立志发债钻研易理、天象；天地盘石案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促成的。天地盘石案代表着黄道周平生努力治学的方向和奋发图强精神，以石斋为号也是满有道理的（4）。
  三
  黄道周讲学处即石斋。他本人也以石斋为号；为纪念乡贤，他所在的村庄后来则改称石斋村。而石斋的核心或灵魂，就是现存于黄道周讲学处天井中的天地盘石案，四周围以庑廊；这是黄道周生前讲学论道时的主要演示教具，也是自学易理，自习易数时的演算或释图工具。明乎此，则天地盘石案在黄道周治学或从事教育的一生中，其所占地位和受重视程度，均不容低估。
  天地盘案面正方，边长3782mm，盘面刻划一万多个方格，每格合当年所用尺度的一平方寸；之所以仅提及方格约数，是因为黄道周为演释方便，故意不刻盘面经纬网线中的某些格或某些线，以便于显示特定的圆规或相关纵横格值；也便于寻找某些应该注意的坐标点线。使之突显盘面圆规径、周关系，以及圆规与切圆方框间的比值变化；也为此，把其间某些线条加粗；某些部位留空；甚者，拼接天地盘案面的条状石材尺度，也都是有所考虑的。
  想当年，黄道周在这里运用石案释天论地，讲解易学数理本原及其变演关系，应该是得心应手、运用随意而又方便的自制教具。
  核校天地盘石案所用尺度，知黄道周虽然生活在晚明，石案制度却导原于唐代古尺，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因晚唐以后，内忧外患等政局动荡，大都发生在北方（起码也是长江流域以北）；闽水以南，则是波及较少的相对封闭或相对安定局面，但也相对保守。商业方面虽然在有宋一代已与南洋地域有所往来，但当年南洋地区的发展水平实比闽南更为落后，故而所依制度标准，仍然行用盛唐时期的古尺标准；隋、唐尺度也因而自然地变演为地方制度。闽尺尺值偏短，则主要受限于地方偏安条件制约。
  为测定天地盘石案所用尺值，我们精测了石案主要部位尺度（特别是较长部件尺度），以恢复黄道周当年用尺的尺值，进而保有一种当年流通于闽南地区的地方尺度标准（实则是唐尺），这对了解晚明闽南地区社会实况，还是能多少有所参考的（5）。
  石斋天地盘石案，高出地面两层，象征着地数为阴（即双数）；但，案面所刻划的圆规，又象征天（即天圆、地方古训），故，顶层石案边长合唐尺一丈三尺；此单数则又照顾了天数（即单数）。问题是方案毕竟是以地方为主的，因此又在所刻划的网格四围，又附加一边框，边框尺寸合唐尺1.2寸，这又凑成了地数；案面最外圆规的圆径破方，且为尺寸单数（天数、阳数……），可见黄道周在设计石案过程中的用心之细、之苦。
  应稍加强调的是：石斋天地盘石案现有的石护栏，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为保护有关文物而后加的，这类乎蛇足；不难想见：黄道周在使用天地盘石案时，既要考虑上、下石案时的方便，又要照顾四围门生或师友的近观条件。石案四周庑廊，便于远观；更随时可由庑廊步入石案四边，便于近赏；如想进一步捉摸、探索，则可在石案四面随处登台，石护栏实无必要。建议在近期大修工程中撤除石护栏，以再现黄道周当年规划原貌。
  四
  石斋天地盘石案的案面，刻划有万余方格，并在其间画有按等比级数扩展的多重方、圆，实即《周髀算经》中所强调的衡间之图；并以重格夹着实线围定了内、中、外三个正方形，图中显示衡规直径等于其四围正方形的边长（即容纳衡规的方框，恰为方内切圆关系）；而此方形对角线的外接圆（即下一级衡规），其圆径则又与次一级方框边宽相等……如此内切、外接的圆、方或方、圆关系可逐级放大或缩小，并可无限地伸、缩。
  《周髀算经》附图显示的七衡六间之内衡，是由太阳在其周年视运动轨迹（黄道）的北点（高点），也就是夏至点的周日视运动轨迹所圈定的；外衡，则由太阳在其周年视运动轨迹的南点（低点），也就是冬至点的周日视运动轨迹所圈定的；中衡，为太阳在二分点（即春分、秋分点）时的周日视运动轨迹圈定，即天球赤道。显然，七衡六间以内、中、外三衡的指定最为关键。
  内（夏至周日环）、中（春、秋周日环）、外（冬至周日环）三衡一旦确定，其余衡间关系就迎刃而解了。石斋天地盘案面共刻有间距逐渐扩展的八个同心圆，其中除由外向内数的第四个同心圆系故意错刻者外，其余均按等比级数关系刻划；而错刻的圆环则在其南点径外，刻有两条线，便于寻求该圆的
  石斋天地盘制度：
  天地盘石案设计、加工时，所依据的是闽南地方尺；实即唐尺。尺值＝285.54mm。图中仅提及案面边长和底阶台尺度；是因为较长尺度引入的平均误差较小。且由于地基沉降所引起的台面变形，度量细部尺度并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大修之后，各部位尺度有望复原。
  正确直径位置。是为教学演示方便特意刻划的，使其比对明显。
  古代测定夏至（内）、春、秋分（中、赤道）、冬至（外）三衡，主要靠太阳对物体投影的周年长、短变化，以定比值常数。而这一比值常数也必然要经过长时期的观测、比较、修正，才能逐渐逼近理论值；并用以调整、修订古代历法。这是要经过累月积年的统计，才可算定主要天体的各类视运动周期常数或相关运行率；而这类常数，实际上也不可能恒定不变，又要经过漫长比较和逐渐修正、逐渐逼近于理论值；其测算手段，也因而趋向完善。这些，显然又和不断调整或改进的古代历法有关，其漫长变演过程，现代人是很难体会，甚而是很难设想的。
  任意取石案上靠近的三个同心圆，皆可视为《周髀》中提及的内、中、外三衡。
  比较衡间图的内、中、外三衡数比关系，不难证明：
  ·外衡径＝2×内衡径；
  ·外衡径减去中衡径＝中衡径减内衡径；
  ·内衡径/中衡径＝中衡径/2×内衡径；
  ·外衡径/中衡径＝中衡径/内衡径＝/〓。
  当被开方数为正整数时，2为最小无理数，即：一个正方形，在其边长等于1的情况下，它的对角线的长度就是〓；或对角线长度为边长的/〓倍。换句话说x：这是一个特殊情况的勾、股数题；而《周髀算经》描述的盖天说题例，基本上都是古宇宙观的勾、股数比关系题解；即，古人对宇宙空间关系的几何求证，或几何题例的题解。
  中国历法承传的古天文图，均以展开图法为宗，一直不使用投影图法；故而，现代学者以投影图法解析盖天图时，免不了牵强误解，甚者会闹些笑话。这类问题，大多由于现代学人囿于西亚一带几何源流所导引的缘故；稍微大意，就会陷入类似困局而又无所察觉，细想起来，则不足为怪，某些错失或疏忽，常产生于细支末节的差讹，颇值强调。
  五
  古盖天图说中的“七衡六间”，除前面提及的天球分、至衡（即：内、中、外三衡）外，余四衡则分别显示黄道上两两相对的八个中气点的太阳周日视运动轨迹，即：北天的小雪、大寒（靠近内衡的次级或第二圈）衡规；霜降、雨水（靠近赤道中衡的第三圈）衡规，均属北天。由赤道中衡向外，依次有处暑、谷雨第五级衡规和大暑、小满第六级衡规。
  黄道周石斋天地盘石案，就案面刻划而言，外衡指案面最外的大圆圈刻划（由内向外数是第八圈）；圆圈内接的正方形对角线，即中衡规直径（由内向外数是第七圈）。
  石斋天地盘外衡直径，等于石案边长（当然，黄道周在设计石案时也留有少许余地），是案面刻划所重点强调的，显示得非常明确，不致于误引、误读；即外衡为石案四周所内切，或日毁方而为圆。依此例内推：案面强调了围切各级衡规的等比级数外伸、内缩关系。它的里面虽然还围有多级方圆，但都是演示用的。
  向内，石斋天地盘石案案面所刻画的方圆级数，既然可无限逐级缩小，则向外推演，也能够逐级外伸；但，石案是受尺度局限的，向内微缩显然比向外扩展为优，既方便于演示、讲解，又可使石案有一个合理的尺度。
  案面没有刻划的局部区域，是黄道周在设计时故意存留的，它们有些是为了读数方便，有些则为了图形显示清楚，更有些是为了在石案上利用所刻划格值或坐标去演算涉及的几何题例、释《易》题解；也可用来演示、证明勾股定理和径、周比值。
  总之，石斋天地盘石案的设置，在当年条件下，是一件独出心裁的创造，可谓得心应手、运用自如，显示出黄道周的深思熟虑和实践技巧皆入于化境，有些地方是很难用文字去表达的；故，黄道周以讲学处名石斋，又以石斋为号，是有其玄机和深意的。
  六
  《周薛》，乃我国承传的古历算书之一，更为盖天家的仅存代表作品。自唐代起，始被尊奉为算经之首，因而一般引其书名时，尊称为《周髀算经》，其得以流传，列为算经十书之一，也是重要因素。
  《宋书·天文志》引蔡邕上书：“论天体者三家：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术数具存，考验天状，多所违失，惟浑天仅得其情……”。看来，东汉时，《周髀》一书，已视为代表盖天说的专门论著，惜乎，“过于粗疏”（6）。
  《周髀》中的“薛”字，指直立于地表的木竿或石柱，实乃代表直立着的人体，是古人用以测影，进而求得天体视运动规律的一种主要手段；《周髀》中，直呼表为“髀”，显示出极为古老的含义或背景。
  引字典，“髀”指股，即人的大腿；在《周髀》书中，实代表着直立的人体。最初，古人在日中（午正）时度量人影的长短。直立的人体高度及其午正时投影于地平面的人影长度间比值，有着以年为周期的规律性变换；导出的常数，则可据为编算历法的依据。
  实际上，测影术更有远古的祭祀背景。之所以用木竿或石柱逐渐代替了人体，不仅是因为测量时读数方便以及因人而变的尺度不能视为理想准则；以表代人，更有祭祀时的特殊用途。远古祭祀天地大典，有时会以人为牺牲，但，死人是无法站立的，代表人体的木竿或石柱，则可摆放、插放牺牲者的人头，用以为献礼，代表人类与天相通。“髀”之代表人体，也是一种顶天立地的象征。髀字如果去掉“骨”字偏旁，而改换为“石”字偏旁，就成了“碑”字；引《说文》：“碑”字指竖石，还是代表人体的。
  度量人影长短的玉尺或石尺，是以人影短至（夏至）为标准磨制的；垂直竖立的立表和后世沿子午线平卧并逐渐伸展的玉尺（圭），合称为圭表；是测天仪器，也是敬天礼器。而先前的短短玉圭（土圭），则变演为王者与天地通，或替天行道的象征。天、地相应或天、人互唤，当然要讲信用；故，“君子佩玉”。后世王侯执圭，以礼制规定了不同级别“圭”的长短，则显然对圭的原始用途，已搞不清楚了。
  《周髀》中呼表为髀，显示有古老背景；正是由于古老、漫长的过渡，导出表影比值及其变换规律，终而定出勾股率。
  古代，定圆周与直径间的比值约率为3∶1（即圆周率π值），其间也反映出古人测人体与其在正午时的投影比值有关，导其本原，理应是极其悠久的。
  《周髀》章首就讲到古时周公就天地关系求测之术请教于商高，实际上，《周髀》算经中只有这一段文字可视为经文，总数不到三百字（7）（不同版本字数不一，笔者所引，仅254字）。其余，仅可视为传文或历代诸家的注释文字以及对经文的理解或拓展，既有错讹，更有误释或误解之处。设以此为据，则《周髀》乃周公承传商代或比商代更早之算率、算法，不能晚于三千年前。
  但，从其它方面论证，学界前辈认为成书下限约为两汉之交，即大约是两千年前的作品，实比古希腊学者比达哥拉斯的直角三角形定理求证更晚（8）；故，当二十世纪前半期海内外学界有人建议直角三角形勾、股、弦比值关系定理应改名为“商高定理”时，曾引发争论。原因有二：首先，商高定理论证得不如比达哥拦斯定理严格，较为粗疏；其次，商高比比达哥拉斯更早的证明不足，缺少证据；甚而有否商高其人都很难说。
  那么，《周髀》算经的较早正经文本，究竟能提前到什么时代呢？黄道周在《周髀》经文研究中又受到哪些启示？
  七
  古昔，无所谓著作权问题，对承传文献或自然率也往往随时代进展而逐渐改动，既敬天法祖，尊重祖祖辈辈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不轻易改动；又把修正前人的工作成果、改进测术或数值等等视为晚辈的应尽义务。这两种态度其实并不矛盾，理所当然，是正常的和必然的。且：越粗疏的数或术，除注意后人引入的错讹之外，其所反映的时代很可能更早，道理不言自明；《周髀》正经文字，应有更早出典。
  今日，我们不仅能寻觅到《周髀》确曾在商周之交时期应用并有所承传或改进；且有更为提前的通用实例为证：
  ·从考古发掘取得的史前遗迹等线索判断，早在红山文化时期（约5000年前）的古代祭祀坛台构筑中，已采取《周髀》中提及的圆方或方圆间等比级数展开之数率，用为规划坛、台方圆或圆方层次比值。依辽西牛河梁红山文化圜丘和方丘间的圆、方比值等现场考古实测数据（9）：其内、中、外三环直径，分别为11米、15.6米、22米。即外环直径相当于内环直径的两倍；而中环直径，又恰好等于以内环直径为边长所围成的正方形对角线斜长。这，无论如何，总不能视为偶然巧合。
  ·就牛河梁的地理位置而言，它相当于古东夷族团向中原迁徙的一处中转站，而商代先祖，也正是东夷部族之一，二者的承传关系是很明确的，也不能以偶然巧合去解释涉及现象。
  ·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室蚌塑天文图及墓穴几何形状，已有人从事过与《周髀》圆、方或方、圆相互比较的论证（10）；墓葬年代约为6500年前，是用C14同位素测年法定值的，既比辽西牛河梁红山文化更早，相当于仰韶早期，表明牛河梁红山文化祭坛圆方比值不是什么孤证。
  上述诸多线索或其它方方面面旁证，归根结底则可概括为一条：既综合考虑诸端实证或旁证线索，涉及的论证基础是踏实而又牢靠的，结论也信得过。
  八
  仔细判读石斋天地盘石案案面的方圆或圆方刻划，表明：黄道周既在探索《周髀》图解，释演其来源与拓展，也受《周髀》术数率启示，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是以古算为基础，既探讨远古宇宙的时空几何关系，溯本求源；也在从事《易》学哲理的时空进展等研究，有其独到的发现、贡献的。
  黄道周发现：《周髀》正经文字与后学释读或图解有矛盾。最明显的地方是：石斋天地盘案面以《周髀》圆方或方圆率刻划的衡间之图，与《周牌》经文所附的“昔者荣方问于陈子”等答问与图解、计算结果不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周髀》算经正经文字后面的陈子答荣方问中，有理论解释，有对七衡六间各轨迹的计算值，有方圆、圆方及七衡六间图释。问题在于：《周髀》附文中引“万物周事而圆方用焉；大匠造制而规矩设焉；或毁方而为圆，或破圆而为方。方中为圆者，谓之圆方；圆中为方者，谓之方圆也。”
  文中指明：“毁方而为圆”，即方内、圆外。“破圆而为方”，即圆内、方外。前者，以正方形对角线接圆，是毁方求圆术；后者，以四围正方形边长为径来求取内切圆，是破圆求方术。故，前者是毁内方求外圆；后者则是破内圆而求外方。这是石斋天地盘衡间之图释解概念的前提条件。再依此条件去比对《周髀》算经所附近“七衡图”及图注七衡里数，存疑就突显出来了。
  陈子对荣方所问的计算答案，则是在内、外衡距间，线性等分的，矛盾非常突出。显示着图法与计算的不同体系。
  石斋天地盘石案案面刻划的衡间之图，衡规则完全用等比级数规距圈定；谨以同一比例绘两图互比，其差异一目了然：
  中国承传的古文名词中，衡、规之类皆有其泛指的一面；在不同场合下，其含义也大不相同。例如：当描述盖天星图时，上规或内规指北天恒显圈；外规或下规，则指南天恒隐圈；有时又指行星轨迹……
  黄道周石斋天地盘所刻多重规环，也不是仅为《周髀》设想的。西法东渐后，黄道周更以石案所刻划规环探究行星轨道的几何表达律；但，这类研究导引《周髀》之类古算法以为今用，是颇值强调的。
  九
  古往今来，人类对周围事物的探索、认识，总要有个认识程序、过程：相互比对，不仅程序繁复多变，过程也极其漫长。仅就时、空探索的拓展或促进关系而言：现代人对古昔的进化，可谓“厚今薄古”，即过于低估古人的探索能力、认识水准；也必然要缩短人类求知学识的时间过程。在认识的时限标度上，经核实；往往要比从前的评估结果，以倍数关系翻番、推前（11）。对东方文化或文明的时限判断，则更该特别注意。
  近五百年来，当以西亚两河流域文明为本原的近现代科学迅猛扩张其势力时，正赶上东方古文化、古文明的承传、发展链因多种因素处于停滞甚或衰退状态。以这种情况为背景，近五百年来的东西方文化与文明交往中，固然有其时尚方面的积极影响，不容忽视；但，我们也不要低估其消极方面，即：囿于西方标准而对东方承传文化或文明的诸多否定因素。其间，既有认知与习惯上的感受影响，更有殖民者散布的区域或种族差异、优劣等人为成见、干扰，是不能不正视的。
  当人类进展达到某种水平时，类似的发现、发明或创造，可在互不沟通的不同地点产生，并以多种形态发展。故，人类进步是多元的。当然，我们也承认文化与文明间的传播或交往影响。在特定条件下，这类影响有时还是主要的进步动力，但不可把这类因素绝对化，更不可据这类“理论”肯定或否定一切。
  仍以几何学角度去从事宇宙空间的描述为例：我们既承认西亚两河流域古代几何学的高水平发展；或相对而言，东方文明在几何逻辑论证方面的粗疏、欠缺。但，这并不等于东方类似发现比西方更晚，有时粗疏的定理、法则，反而是更为古老的例证，只不过表述方式不同罢了。就眼下掌握的原始发现与发明线索来说，东方要早于西方几千年。
  问题还在于：前期发展不等于后期的进步，却往往演变为后期停滞不前的远因，这有大量史实为证，论者不可不察。
  五百多年前，哥白尼（12）以几何论证的形式，把地球逼出太阳系的中心宝座，公布了他平生为之努力的巨著：《天体运行论》（13），被誉为自然科学的独立宣言。
  四百多年前，第谷（13）曾以平生主要精力从事精确的天体观测，其成果则为开普勒（14）行星运动三定律的发现提供了基础条件。开普勒也是从几何学的理论分析中，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定律，使哥白尼太阳中心体系发展到一个全新水平、全新的高度，且为牛顿（15）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铺平了道路。
  开普勒的生活年代比黄道周稍早，他不仅以平面方圆的外切与内接关系的等比级数去试探天体轨道间距的逐渐拓宽规律，更设想以五种正多面体充填于各行星轨迹所在的天球空间不同层次之间。
  开普勒导出行星层次与五种正多面体配置关系是：土星～正立方体～木星～正四面体～火星～正十二面体～地球～正二十面体～金星～正八面体～水星，并为此出版了《宇宙的神秘》（16）一书。
  二百多年前，提丢斯（17）波得（18）证明：行星和太阳的距离不是互不相关或偶然形成的，它们之间的轨距，实际上是一种几何级数关系，被称为提丢斯——波得定则，即：一颗行星到太阳的平均距离，约等于其轨道外面另一颗行星到太阳距离的一半。这和石斋天地盘案面上刻划的方圆或圆方间逐渐展缩级数规律是一致的；而其背景，竟然能和五千多年前的红山文化有所联系……可以想见人类认识过程如何漫长。
  不过，人类进展也往往有以偏概全的另一面，当掌握一项新的发现或发明后，通常的表现是试图以此去解决一切问题，寻觅终极定理。文化的多元性质也表明了它们的多元局限，论者不可过于强调某单元的片面，想入非非地去一统天下。
  石斋天地盘石案上的方圆或圆方刻划，既要联想到透过《易》学的古老承传背景，也该看到黄道周本人的学术拓展成就，还应想到其受半封闭环境影响所形成的局限，但是；不可以此去苛求前贤。
  晚明，是西学东渐的开端。随着欧洲商业资本的输出，西欧强国已开始掠夺殖民地；兴起以宗教改革为标志的文艺复兴。因宗教改革引起的教义争论或教派战争，促使教廷派出教士赴世界各地传播教理、教义，以证明教廷乃宗教正宗；其效果，却在为殖民者的炮艦开路。历史变演，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西方当年的文化，受教会的极大影响，或者可谓：中世纪的西方文明，主要掌握在教会手中。传教士来华，则意味着西学东渐。
  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体验到东方古老文明虽已表显出某种停滞或下滑状态，但几千年的文明传承仍有其牢固基础，故而建议教廷多派懂天文历数的传教士来华，以学术为敲门砖。黄道周当年在京任各级官职时，正是徐光启与教士们合作开局译书时期，他们系统地翻译欧洲数理经典文献，以为改历基准。黄道周身逄其境；虽然从多方面看，受西方学术影响很少，但受到启发的条件是具备的，颇值进一步去深入研究。
  就眼下的线索判断，黄道周石斋天地盘案面刻划，反映出黄道周承传有经典思路，并有开拓性的进展，既改进了前贤学术，又有独创性发挥。其对《周髀》衡间之图的几何释义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黄道周生于晚明乱世，其讲学也多在其壮志受挫之时，但却显示出一代哲人的治学方向和水平。其成就用“前无古人，后少来者”的评语是中肯的。应视为传承文明（特别是对《易》学）并有所进展的一座里程碑。黄道周石斋天地盘石案及讲学处（建筑物），可谓“独此一家”，石斋天地盘更是罕见的科技史信物；该受到更高级别的保护。谨建议把涉及文物列为国家级重点保护单位。
  草就本文过程中，曾得到地方领导及县博物馆合作，除申明外，谨致谢意。
  注释：
  （1）“天地盘”是当地民间通常的称呼，黄道周生前似乎未给它起过专名。
  （2）以一介书生领军、殉国，曾有人认为是一种“愚忠”，是不妥的。这只要看乾隆帝的评语即可了然。能得到敌人敬重并入祀孔庙者，历史上能有几人？！
  （3）可参阅《四库全书》相关书目的评介文字。
  （4）“石斋”除指天地盘石案外，更象征黄道周的顽强不息的治学精神。
  （5）《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附表部分，文物出版社，1981·北京。《中国古代度量衡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郑州。
  （6）“过于粗疏”，还涉及用率习惯和描述用词的承传问题；祖冲之对圆周与直径的比值关系（π）密率导出于一千多年前，但文人、术士在论及径、圆比值时，仍用径一周三率，可见一斑。此外，古算术中多用乘、除法，径一周三率在运算中也大为简化。
  （7）引《古今图书集成·历法典·周髀算经》经文：“昔者，周公问于商高曰：‘窃闻乎，大夫善数也；请问古者包犠立周天历度。夫，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将尺而度。请问：数从安出？’商高曰：‘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为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环而共盘，得成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生也。’周公曰：‘大哉，言数。请问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绳，偃矩以望远，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方数为典，以方出圆。笠以写天；天青黑、地黄赤；天数之为笠也，青黑为表，丹黄为里，以象天地之位。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圣。智出于勾，勾出于矩。夫，矩之于数，其裁制万物，唯所为耳。’周公曰：‘善哉。’”共254字。周髀算经中，正经后面的文句，均后贤对经文的传释，可供参考。
  （8）《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119～136页：〈周髀算经考〉。科学出版社，1983·北京。
  （9）辽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发掘简报》，〈文物〉，1968.8。
  （10）冯时：《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文物〉，1990.3。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12。
  （11）目前，这类时代提前量，还仅能视为经验公式，但成果的时限推估提前，则是明显的、肯定的。
  （12）哥白尼Copernicus（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他的不朽名著《天体运行论》，直到弥留之际才终于问世。哥白尼日心学说以简单完美的几何形式吸引了天文学家注意，更因冲破中世纪的神学教条，改变了人类宇宙观而引起一场“哥白尼革命”。
  （13）第谷Brahe，Tycho（1546～1601），丹麦天文学家。是望远镜发明前的最精确天文观测者。逝世前，他把一生精心观测的资料，赠给他的学生和助手开普勒，为开普勒发现行星运行三定律和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创造了条件。
  （14）开普勒Kepler，Johannes（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和占星术士。他一生最大成就是在第谷精密观测基础上发现行星运动三大定律，即：①行星轨道不是正圆而是椭圆，太阳则位于椭圆两个焦点之一。②行星向径在等时内扫过等面积。③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等于轨道半长径的立方。他还是近代光学的奠基人。
  （15）牛顿Newton，Sir工saac（1642～1727），英国物理学和数学家。牛顿提出力学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还发现白光由色光混成，为物理光学奠定了基础；也是数学上微积分学的创始人。主要著作有《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等。
  （16）《宇宙的神秘》：出版于1596年。书中，开普勒讲了他的宇宙和谐思想，并以非凡的空间几何论证，受到天文学家第谷的赏识。
  （17）提丢斯Titius（Tietz），JohannDaniel（1729～1796），德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1766年，他发现一个表示行星到太阳距离的定则，后为波得证实。提丢斯虽因此而闻名，但他主要精力还是从事于物理测温学以及动、植、矿物的分类学。
  （18）波得Bode，JohannElert（1747～1826），德国天文学家。因证实太阳与行星平均距离的经验公式而闻名；被广泛称为提丢斯——波得定则，可表述如次：数列0、3、6、12、24、......，在每个数上加4，并把所得结果除以10。若以天文单位（日地距离）表示，则前面的七个答案（0.4、0.7、1.0、1.6、2.8、5.2、10.0）。非常接近行星轨迹间的等比级数展开关系。
  读点校本《漳浦县志》
  郭志超
  文化化导于前，人才焕发于后。有历史深度的文化化导不可或缺，而本土的文史典籍具有很强的可感性，其整理出版，很有意义。清朝康熙年重修、续修，光绪年再续修的《漳浦县志》，经由陈桂味主编，李林昌、林祥瑞点校，于2005年问世。这是漳浦县文化建设的一个夺目的亮点。
  漳浦之有志，始于嘉靖，万历两修。这三种版本的古志，清代已佚。而清代《漳浦县志》在本邑已失传，本省惟鹭、榕两地聊可一见。幸民国七年（1918年）漳浦县以石印重刊，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铅版重印，1993年由县文化馆据铅印本誊印，邑志得以一脉相传。
  点校本《漳浦县志》堪称旧志整理之典范。文加标点，字用简体，且将续修和再续修之部分按内容分别标明而续入相关卷节，因阅读方便从而扩大读者面，充分发挥了文化建设的社会功用。点校本《漳浦县志》据与有关志书的校勘，对讹误缺漏加以考订，并对人物的字、号、里籍和坊表、坟墓、艺文等做了确当的增补。所做的考订、增补皆标明，加注文字用异型字体嵌入。这样，既不影响原貌，又正误补缺。例如：卷十二、卷十三的选举，罗列的贡生、举人、进士，以及荐辟、吏员、武科等，计2145人，皆无里籍，补注里籍的有857人，颇费心神。如明嘉靖三十七年中举的陈魁立，原述：“号龙江。户部主事。博学，有文名。”补注：“赤湖月屿人，建月屿堡。”这就使人物与其里籍在今何处联系起来，从而使历史人物与今地没有断裂。史籍难免有误，通过考订，避免以讹传讹。例如：卷十九《杂志》，原书列述有：“葵冈寨在盘陀岭……”，括号的楷体注释为：“乾隆《漳州府志》卷二十三《城堡关隘·诏安县》：‘葵冈山，在县东四十五里，两山对峙，号相见岭，有古关隘，叠石为之，乃诏安、云霄孔道。天启间，知府施邦曜设名色把总，驻大兴公馆。’又在《兵纪》篇记载：‘宋葵冈寨军。乾道三年有马武翼者白于州守林孝泽，请拨左翼军队正一员，领兵更番附守。寨在漳浦葵冈山，即诏安径心铺，明戚继光据险于此。’可见康熙《漳浦县志》误以为宋葵冈寨与汉蒲葵关同在盘陀岭。”所做的增补，还注意注明出处。例如：卷十八《艺文志（下）》增补宋至清之文计八篇。例如，林士章《镇海卫学博木湾陈先生创行乡饮记》，注明据《镇海卫志》补；林士章《漳浦县重修儒学大门记》，注明据移立于漳浦一中“柳园”的原碑刻补入。漳浦一中“柳园”这一碑铭，《漳浦历代碑刻》已收入，但《漳浦县志》点校者，仍实地临录，从而避免不少讹误。由此透露的工作态度和求实精神，令人肃然。林梓《重修忠勇庙及乾桥便民桥记》，原立于盘陀忠勇祠，系漳浦县文博专家王文径亲录，录件无瑕，点校本《漳浦县志》收录后，注明“据《漳浦历代碑刻》补”，不掠人之功。
  诚如清康熙漳浦县令陈汝咸序《漳浦县志》曰：“文物名声，博见闻者定准今而酌古”，“镜前人而资法戒，迹往事以知从违”。“邑之有志，而为政治之要图”。读点校本《漳浦县志》，兴味盎然，所感所得略举如下：
  一、览浦邑沿革而知兴替
  行政区域是不断变化的历史范畴。已故著名漳州籍历史学家叶国庆先生说：“世人习以闽地望限在今福建省内，其实古书所载不尽然也。”其意重在强调古今行政区划之变动。历史是在时空中运行的，县域变迁，不可不察。
  康熙《漳浦县志》对于秦汉时漳浦地之归属的记述，与诸多文献可以互证。卷十九《杂志》记“蒲葵关”日：“汉南越故关也。……按《汉书》，元鼎五年，汉击南越，东越王馀善以兵从，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持两端。及汉破番禺，遂引兵还击之。关当作邑之南，今盘陀岭是也。”这段文字说的是，应汉朝中央的指令，闽越将与汉军合击南越。但闽越军队过了蒲葵关这个比邻闽越的南越关隘，进入揭阳（即后来的潮州）后，仅以此为敷衍，显示已听命攻入南越的姿态，就驻足观望。等到汉军攻破南越的都城，闽越军队才不得不顺势攻击南越。
  漳州地区的隶属，从秦汉至隋唐一直漂移不定。秦汉时的闽越与南越这两个地方政权之间的缓冲地带的地理阻隔和方国边界，就在今盘陀岭。晋至南朝，绥安县属义安郡（治所在今潮州），隋初改属建安郡，数年后绥安县废，县域管辖归属龙溪（泉州属县），首次脱离行政区划的岭南粤东。宋代吴舆《漳州图经序》说：“唐垂拱二年十二月九日，左玉钤卫翊府左郎将陈元光平潮州寇，奏置州县，敕割福州西南地置漳州。”据此可知，隋代开皇十二年（592年）绥安县撤废后，其县境仍属福州，因而吴才有早唐的垂拱二年（686年）“割福州西南地置漳州”之语。治所在今云霄的漳州初设后，仅有漳浦（治所今云霄）、怀恩二县。漳州州治北迁到今漳浦后，漳州仍只有原二县，直到中唐的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怀恩县因户口逃亡，废而并入漳浦，同年属泉州的龙溪县划归漳州管辖。
  康熙《漳浦县志》卷一《方域志》对于漳浦沿革做了追溯：晋灭吴后，绥安地或说属晋安郡（治所福州），或说属义安郡。隋代，绥安县并入龙溪县。入唐代后，绥安地仍属龙溪县，但领龙溪县的泉州（今福州）与广州同属岭南道（治所在广州）。由此，可以理解，作为广州鹰扬府（相当于军区）军官的陈元光领兵驻戍绥安，并两次入潮平定“寇乱”。卷一《方域志》又道：“高宗总章二年，诏玉钤卫翊府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政镇泉、潮间，故绥安故地。仪凤二年将军陈政卒，子元光为左郎将，讨平崖山寇及诸蛮于潮州，开屯漳水之北。诏从建州之请后，遂于“屯所为州”。原注云：“州名漳。章水清浊，泊杂有章，曰漳。溪水自西林出，海水自铜山海门入，清浊合流，义取诸此。”
  漳浦历史文化悠久，无论是作为州治故地，还是作为析出新县的母县，它与周边县市的历史文化关系极为亲密，便于漳浦实施立足本邑、依托周边的基本发展战略。漳浦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应特别注意文物古迹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这不仅是科学发展观的综合思维的重要内容，而且其在旅游经济开发中将提供取之不竭的文化资本。由此而观，文化立县，也是有自己特色的漳浦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漳浦是花果之乡，应重视保护品种的多样性
  漳浦是花果之乡。早在宋代募定九年，龙图阁学士叶奭《辟西湖记》就提到：“（漳浦）山中美果自熟，不知名数”（见卷十七《艺文志》）。足见漳浦盛产花果之原始，可谓天地所钟之灵秀热土。
  卷四《风土志·花之属》，所列花卉107种。状水仙花曰：“单叶者金黄、银盏，千叶者花片卷密蹙，下轻黄，上淡白。”说“赛兰”曰：“花与树兰相似，佛经‘伊兰’即此，浦人呼‘碎兰’，亦曰‘鸡脚兰’，淡香清远。”道“菊”曰：“种类不一，名号各殊。其花有黄、白、紫、红、蓝五色，极小者号‘满天星’。浦中菊花多至十月开。其在春初开者日元宵菊，亦备诸色。今或有五六月开者。”言“梅”曰：“邑山中皆有之，惟绿叶者胜。又有千叶红、千叶白两种，皆出自人家。间有一花能作三实者，谓之品字梅。又有一花谢而复开者，其种最贵。”
  卷四《风土志·果之属》，所列果有34种，名列前六位是荔枝、龙眼、柑、橘、橙、柚。排名第一的荔枝，词条解释的篇幅也是最长的。品种有八：火山、绿罗包（亦叫叶冬青或乌叶子）、金种、桂林、难得、青皮、何家红、山荔子。释文道：“有四月熟者曰火山，有五月熟者，有六月熟者，其种不一。以绿罗包为胜，叶冬青，亦名乌叶子。此种乃邑陈亹为广东布政时移来，船中避风日，以绿罗护之，故名。旧植鉴湖最胜。后林功懋（点校者注：任广东东莞知县时）亦携来。今乌石一村特胜，味最佳。而林所手植尚存。……南海荔即金钟，亦陈亹携来。次状元红，……次桂林，一名野种，《府志》云：“同安产也”。次难得，皮粗瓤厚，核小而甘。次青皮，皮青而甘，小暑前、夏至后即出，较早于绿罗包而贵倍之。又有何家红者，其种亦佳，……又有实小而红，味甘带酢，出夏秋之交，号山荔子，种类更多。……中有一种极小而无核，号无核荔，亦奇品也。”以上品种除了绿罗包（或叫叶冬青、乌叶子）金钟由任职广东的陈亹和林功懋由广东引种，以及桂林由同安引种，其他应为本土品种。可见，漳浦的荔枝种植，历史久远。引种的乌叶子和本地产的青皮为上佳，由于青皮早熟，故比乌叶子的价格贵一倍。无核荔，在诸多品种中皆有，不算是一个品种。这些明清时期的品种是否都存续至今？四月即熟的火山现在似没了。据报载，弯状而较小的天宝正宗的香蕉品种过去因产量较低不敌形状较直、产量高的香蕉品种而近乎消失，这是急功近利的短见行为酿成的结果。保护品种的多样性，就是保护宝贵的农业资源。
  三、西湖始辟于宋代的，至20世纪废，幸在世纪末得以再造
  西湖的变迁似为漳浦政治清明的缩影。其理亦很简单，犹如丧魂落魄之人是不会打理自己形貌的。据卷一《方域志》的描写，西湖，在西门外，周五百五十丈，由县令赵师缙主持，辟于宋嘉定八年，湖通南溪，溪潮以时出入。当秋色晴明，鉴澄浩碧，含远山，映近堞，近邑一胜观也。湖有亭，曰“湖心亭”。宋代嘉定九年，龙图阁学士叶奭撰《辟西湖记》（卷十七《艺文志》）云：“浦五千户。……郭西古陂，涵受众水，修数里，有真君道院。……陂废不治，枯落见底，而殿亦徙置，……赵君师缙之来，偶以事行西门，访道院，周视良久，忽若心动。……即以其力复殿旧址，浚陂茀堤，闭纵以时，使水常满泽，而谓邑人日：‘据阴阳法，坤申上位也，水之长生，俊秀所出也，邑其兴于善乎！’陂阴为堂，中湖为亭，高有桃柳，下有菱芡，红敷绿绕，俯仰映带。”明中晚期，西湖为旁湖居民所侵。万历初年，县令房寰按图追复，收其利为公。龙溪人、进士蔡文撰《复西湖记》（卷十七《艺文志》）云：“出浦西门有湖，曰西湖，其周五百一十五张，其广八十亩有奇。……所溉民田不下千亩。故诸山之水不至横溢，邑之田不至苦旱……至正统年间，傍湖……者，遂奄全湖而有之。嘉靖间，藩臬梁、夏二公，案行兴复不果。至房侯之来，……凡筑为田园室庐及规为饲鱼者，悉还之官；追利入数百金，与今每岁佃金并贮于公，以须缓急。”西湖之治，确与政治清明相系。
  至20世纪，湖废，荒草萎萋。20世纪末，县政府慧识湖用，疏浚再造，西湖焕然一新，成为漳浦人民休闲的胜景佳处。2005年11月24日，省委书记卢展工很有兴致地视察西湖及湖畔的县博物馆。惟一的遗憾是，卢书记未能如愿看到博物馆展厅的展展览，因为经费问题使布展停滞。展厅一旦布展，博物馆才名副其实。如此，将在西湖变迁史留下重笔，将成为本县文化之一大建设。当年赵令谓邑人曰：“据阴阳法，坤申上位也，水之长生，俊秀所出也，邑其兴于善乎！”所言蒙有神秘色彩，然境佳而地灵，优美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确能营造俊秀辈出的氛围。
  四、才俊辈出的赤岭蔡坑蔡氏和大南坂蔡氏的书香传统
  《漳浦县志·选举志》罗列了唐朝至晚清取得科第功名的学人。原志无注明里籍，点校本根据资料支持的可能，对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学人增注里籍，从而让我们知道他们乡土之根。而里籍出现频率的多寡大致也可以透露此乡彼土的书香浓淡。宋代取得功名的学人中，出自赤岭蔡坑的蔡氏有很高的占有率。宋代26名进士中，蔡坑蔡氏有3名。应知道，当时漳浦县境包括今云霄、东山、诏安，以及平和、南靖的部分地区和龙海边地。区区的一个村社的蔡氏居然频出才俊，其浓郁的书香传统可以感受到。在宋代漳浦，“荐辟”入仕的学人有19名，蔡坑蔡氏赫然占有15人。尽管“荐辟”总数遗漏很多，蔡坑蔡氏“荐辟”（推荐选拔）入仕者的占有率很不准确，但15名出于一村的奇迹，足以反映问题。“荐辟”入仕者，品高学优。卷十五《人物志·缙绅》的宋代人物传略仅7人，其中的蔡振先即“荐辟”者。其传略云：“宋末授凤州总管。将之任，途遇元兵，为所执。说之降，不可；临之以刃，不屈，遂被杀。”由此可感受赤岭蔡村蔡氏所传承的学人风骨。元明以后，蔡氏当迁出赤岭的蔡坑，蔡坑蔡氏学人因此再也无闻。
  据《漳浦县志·选举志》，清代西湖、下布蔡氏取得科第功名的学人出现频率最高。卷十五《人物志》为开基大南坂下布村的蔡氏始祖蔡璧写传，在述其后昆俊秀时赞叹：“蔡氏科第，甲于邑中”。清朝，漳浦的42名进士中，西湖、下布蔡氏就占有7名；举人共200名，蔡氏占有18名。蔡氏功名学人，高度集中在个别家支。进士：蔡世远，蔡云从，蔡新，蔡溎（新胞兄），蔡善述，蔡本俊（新子），蔡行达（新孙）。举人：蔡可远（世远季弟），蔡鸣珂（世远仲弟），蔡长汉（世远长子）蔡观澜（世远子）蔡本德，蔡超（溎长子），蔡式廓，蔡本仗（新次子）蔡本俶（新长子），蔡兰香奇，蔡长汹（世远子），蔡元宽（新从弟），蔡本俊（新第六子），蔡行兰，蔡本份（新第五子），蔡开弟（新曾孙），蔡开昌（开弟胞弟）。蔡氏书香渊源可溯至蔡璧。卷十五《人物志。蔡璧》述道：“蔡璧，字君宏，号武湖，下布人。父而煜，字邦赍，号季湛，师事黄道周，下笔为书，古文辞风骨辄与之肖，道周心重之。明季寇攘，乃携家避居梁山之麓。”师事黄道周的蔡璧，既是蔡氏在大南坂下布的开基之祖，也是下布蔡氏的书香之启。从名师大儒，使蔡氏之学自此高屋建瓴。下布蔡氏书香沁人，科第壮观，确非偶然。
  从科名品味两地蔡氏书香，其世承传统给人印象最深，给人的思考远不止教育。风气蔚起后，持之有恒，即成传统。传统又是今风之根底，今风若缺乏历史厚度终究浅薄。弘扬优秀传统与树立良好新风，是互渗并济的关系。
  知古可以鉴今。当思想穿梭于古今，阅读点校本《漳浦县志》，将给我们更多的兴味和教益。
  （作者为厦门大学人类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导师）
  六鳌城
  陈桂味林祥瑞
  六鳌城古称陆鳌城，在福建省漳浦县六鳌半岛末端的六鳌山上，今属六鳌镇管辖。六鳌山原称青山，元代在此设青山巡检司。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朝廷派江夏侯周德兴在漳浦县东北海滨兴建镇海卫城，同时在沿海线修筑陆鳌、铜山、悬钟三座守御千户所城。今镇海卫城属龙海市，铜山城属东山县，悬钟城属诏安县，唯独陆鳌城仍属漳浦县。为建陆鳌城，将青山巡检司移至赤湖将军澳的莆头。
  陆鳌城沿青山山腰环绕一周构筑而成。青山顶上巨石累叠，林木苍翠，突兀于东海之滨，远观所城，其形状似一只从海中爬到陆地上的大鳌，背上负载着青山，被称为“巨鳌载岳”，因此，称所城为陆鳌城，称千户所为陆鳌守御千户所，青山也改名为陆鳌山，其地也称为陆鳌。后来，把“陆”当为数目字，写为“六”，陆鳌城就叫做六鳌城（以下“陆鳌”均用“六鳌”表述）。
  六鳌城平面近似于三角形，城墙全长约1931米，全部用石筑成，墙厚2—3米，高5—6米，因沿山筑墙，地势内高外低，有部分城墙内侧几乎与城中路面等高，而从城外看，城墙十分高峻。城设东、西、南、北四个门，西门略偏西南。四个门均用三层板石券顶构筑，城门两边各建一座马面，城门上原各建有城楼，今已倒塌。北门是主城门，深10米，宽4米，外边建瓮城，紧护城门。北门外平地设教场，为军士训练的场所。教场今为鳌东、鳌西两村村民聚居处，也是六鳌镇政府所在地。全城又建有水门5个，用于雨天排洪，也为民众出入之通道。在建所城的同时，还建有陆鳌、洪丘、峰山3座烽火墩台（《闽书》载“墩台五”，无具体地点）。其中，陆鳌墩台就建在六鳌山上，还建有瞭望台，便于了解、监视敌情。站在六鳌山上瞭望，极目东海，水天一色，天风鼓浪，震撼山川，更显地势之险要。加之六鳌城墙高峻难以攀越，真有“一将守关，万夫莫开”之气势。
  六鳌城东、南两面濒临台湾海峡，西为鹿溪出海口旧镇湾，是漳浦县海上门户，西南与漳浦县另一个半岛古雷半岛遥相对峙，形势非常险要。六鳌千户所与东北的镇海卫所，与西南的铜山、悬钟千户所踞列在漳浦县海岸线上，互为犄角，发挥很好的联防作用。六鳌千户所正处在这条联防线上的中点，守卫着漳浦县的大门，所以，六鳌城是我国古代一座雄镇海疆的军事要塞。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所城建成后，置陆鳌守御千户所，设正千户1员，副千户2员，镇抚1员，百户10员。据《漳浦县志》载：“原设官军1898名，后仅有旗军417名，新选余丁533名，共950名（《闽书》载：操、屯、旗军1190余名，旧额也。今旗军480名）。隆庆六年（1572年），增设陆鳌土兵营，初守铜山，后与浙营对调，扎守陆鳌城外，营将名色把总1员，官兵450名。”明代兵制，卫所兵均由军户充当，少壮者守防作战，老弱者屯垦耕种。军队大部分驻扎在城中，有一部分驻扎在城外，今称营里社。而军户的居住地今称下营、教场头、大澳、山门等社。现六鳌各村有陈、林、蔡、李、郑、张、徐、石、冯、阮、刘、杨、王、邱等姓，有一部分尚是军户的后裔，如冯姓与徐姓，分别是正千户冯贵（称为冯将军）和副千户徐斌的后裔。
  六鳌城由于地势险峻，城防坚固，更兼官兵纪律严明，勇猛善战，所船于海上巡逻，追缉盗贼，海寇闻风而避。即使在倭寇猖獗的嘉靖间，六鳌城也安然无事。据《漳浦县志·萑苻》载，仅有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六月，海寇许朝纲探知六鳌千户所正、副千户均带兵外出，所中无人指挥，即聚集至六鳌登岸，试图劫掠六鳌村社。时镇抚杨勋（亦作杨兴）在所中，得知军情，急令在家百户带所兵准备迎敌。并组织下营、教场头等村社军户，持械戒备。军户皆系习武之人，闻知有警，大家摩拳擦掌，急忙鸣锣集合，俨然一支所兵队伍，威武异常。海寇许朝纲见所城内外均有准备，且军民协力，势不可挡，下令贼众撤回船中，急遽扬帆而逃。
  六鳌虽属滨海斥卤之地，军户子弟多有读书，因凡军户子弟入卫学或县学读书为庠生者（即秀才），可免其军役，所以读书之风颇盛，也出了不少的科举人才，有“三军、九举、六进士”之称，即出了3个将军（不是由科举），9个举人和6个进士。其将军是冯贵、徐坚和徐斌；举人是林俭、郑嘉秀、邱有翼、郑龙东等；进士是林文焕、郑恭、蔡时鼎、林茂桂、陈臣表和张国经。六鳌千户所非但军事防御坚固，文化也极为繁荣，居3个守御千户所之首，可与卫所镇海相媲美。城中文物颇多。原有石刻多处，大部分无存，现存摩崖“海天一览”和五绝诗一首：“嵯峨一片石，独视水中天。大地东南去，群山不敢前。”二处落款均已风化难辨，应系至此视察的长官或守将所题。城中原有妈祖庙二座，一在山上，今已废；一在北门，尚存，庙中有万历二十年（1592年）造的石香炉一座，今已佚。北门外有关帝庙一座，系隆庆五年（1571年）由总兵杨南江修建，现庙中存有《叙大总戎南江杨君鼎建关帝庙碑》一座，由六鳌人、北京刑部主事（后为广东参议）郑恭（号羞斋）撰文勒石。庙中供案上祀有一座明分守漳南道副使俞士章的长生禄位牌“明赐进士巡海道宪大恩公俞大老爷神位”，据《东张印梁先生澍德碑》载：“守道俞公以清海掩骼，崇祀于鳌，岁久祠圮，自出工费修之，……”可知当时除立《宪伯俞公泽枯靖海碑记》碑歌颂外，还曾建生祠祀俞士章。祠圮，张国经出资修复，后又圮，移长生禄位牌入关帝庙中。城内外原有石碑5座，现存者除上述关帝庙碑外，尚有《宪伯俞公泽枯靖海碑记》、《陶公惠鳌德政碑》、《东张印梁先生澍德碑》3座。分别歌颂时任分巡漳南道副使俞士章（江苏宜兴人）、漳州府同知陶拱圣（江西南昌人）、六鳌东张社人张国经（明四川左参政）对六鳌民众的恩泽。
  六鳌城今虽部分城墙倒塌，但大部分保存完好，且多处城墙生长着巨大榕树，盘根错节，攀援城墙，形成一列列榕树城墙奇观。东门外更有一大片榕树林，几十棵榕树连成一片，浓荫蔽日。六鳌城以其古老壮丽，文化品位高，历来深受文化艺术界的青睐，电影《欢乐英雄》、《阴阳界》，电视剧《郑成功》、《康熙大帝》均在此为主要外景地进行拍摄。近年来，城中居民己陆续迁到城下新居，六鳌城基本成为一座空城。2001年2月，“六鳌城墙”被公布为福建省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慕名至六鳌城旅游者络绎不绝，六鳌城成为闽南旅游胜地。
  高山·高山港·高山大宅院
  陈桂味
  沙西镇高山村高山社（自然村），座落在梁山南麓一支脉尽头的龟山。省道漳东线从村东经过，漳诏高速公路从村社的西部穿村而过。西面和西北面与蓬山、徐坎两村接壤；南面与塘南、庄前毗邻；东面隔西溪与新墟、前埭相望。全社有200户1200多人，黄姓所居。
  社名“高山”，应是龟山的讹音。“龟山”严格说不算是山，而是梁山山脉延伸至海滨的一处相对独立的小山丘，海拔84米。从东面眺望，山体形如龟，故名（从西面鸟瞰，山体形如牛，所以，另一说高山是牛地）。民宅沿龟山的东、东南、南、西南麓环山成带状布局，依山而筑，高低错落有致，有几座古建筑大宅院，多年失修显得苍老，但不失气派。从其结构、规格，还可以判断昔日宅院主人的“级别”身份。村社边古城堡残缺的城墙上，爬满薜苈藤蔓、杂草和小灌木，显得古朴苍凉。城堡东门的基石上，镌刻“大明正德十年”字样，清晰可见，它告诉城堡建设的具体年代。（公元1515年）东门内与东城门相距不远的坡地上，一棵巨大的榕树，盘根错节，老态龙钟，但仍枝繁叶茂，生机盎然，犹如一把巨大的墨绿色凉伞。人们从老远的地方，就可以看见它浓绿的树冠，诸多迹象表明，昔日高山，曾有过轰轰烈烈、风风光光的一段历程。近代史上的百年沉沦使高山今非昔比！笔者有缘认识高山已三十多年了，亲闻高山点滴往事，亲见高山遗存史迹，亲自考证有关高山史料，抚今追昔，感慨良多，于是拼凑成此拙文，旨在存史、咨政，也寄以启迪、激励新一代的高山人。
  龟山三面临海，高山港在东门兜
  龟山是一处宝地，毓秀钟灵；高山原来面海临港，区位优势明显。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的《漳浦县志》，记载漳浦县有港口九处，其中云霄港、中寨港、上杭港今属云霄县境内；后澳港今属东山县境内；属今漳浦县的只有四处，高山港是其中一处。可见高山港在当时的漳浦县，地位非同一般。
  从现存的一些地图、文字资料中探究；从现在这一区域的地形地貌上分析；从这一区域田地里挖掘出与海有联系的沉埋物（如红树林的枝干、海蛎壳、贝壳、铁锚、锚绳、废船板等）；从延用至今的一些与海、与捕捞作业名称有联系的地名等等来判断，当年龟山三面（东北、东、东南、南、西南）临海，这一海域处于今东山内湾海域的东北角，范围东至杜浔、东南至西浯山、北至赤岭山，发源于梁山南麓东段的多条溪流注入此海域。而高山港与杜浔港是这一海域的二条姐妹港，杜浔港在东侧，高山港在西侧。从徐坎，蓬山方向来的溪流在高山东门兜汇合注入高山港，东门外港口遗址今依稀尚存。
  港兴业兴，高山万烟
  从明代至清代中叶，依靠港口优势以及浅海滩涂的地利，造就高山经济发展，人丁兴旺，人才辈出。那个时候，每年有几多商贾、学子、达官贵人、“水客”、商贩和大量的货物、商品出入于高山，装卸于高山港。港道之上，百舸争流，千帆竞发；港口之中，舳舻接踵而至，船上岸上人来人往，忙碌劳作，到处呈现繁忙热闹景象。那时的高山人，有的从事航海运输业，有的从事农业、渔业和制盐业，有的从事客栈、货栈、餐饮、搬运业。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活跃，经济活动的多样性，带来经济的繁荣，人口的聚集，村社的兴旺。到正德年间，高山城堡建成，从城堡范围看，在城堡内能容纳的住户估计在千户左右，在城堡周边，还有方、曾、侯、吴、张、刘、龚、陈等姓氏聚居的村落，形成“众星拱月”之势，俱有小城镇的雏形。高山鼎盛时期。传说有“万烟”（万户）。“万户”，这应该是一个概数，比较确切的在一千几百户、两千户是有可能的。清代“康乾盛世”时期，高山仍相当兴盛。比如高山首富黄行高（绰号黄百万）就是凭拥有几艘三桅杆的木帆船，以从事航运业和贸易业为主发家的，他经手建造“三进九厅十六房”的大宅院五座，加上其弟中锋是举人、其侄绍烈是武解元，也建有相似的大宅院两座，这七座大宅院的建造，为高山社增添了几多气派、几多庄重。建造这些大宅院所需的建筑材料，尤其是大口径的杉木楹料，单体上万斤、几万斤重的石材，都要从外地操办，用大船从海运至高山港“上水”来实现的。黄百万、黄中锋等先贤，就凭高山港之便利，成就其七座像模像样的大宅院的成功建造。
  高山黄姓源远流长
  据高山黄氏族谱资料记载，高山开基祖黄名卿系邵武黄峭第九子黄化的十一世孙，于元末从平和琯溪迁徙于兹。黄峭（公元873—953）字峭山，号青冈，生活在唐末五代间，唐昭宗朝为工部侍郎，至朱温篡唐，峭山避乱归隐于邵武和坪，娶三妻，共生二十一子。其时正处唐末五代，兵连祸结，社会动荡之际，认为“多男多惧”、“燕雀怡堂而殆，鹪鹩巢林而安”、“聚不如散”是正理，于是，便遣散诸子到闽、粤、赣各地避乱、安居、发展。临别时，赠“遣子诗”一首，作为日后各地子孙认亲证据。时过千年，“遣子诗”成为海内外黄姓的“认宗诗”，峭山也成为万派共宗的邵武黄氏“大显祖”。
  高山黄姓，自元末明初从平和琯溪迁徙于兹开基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明代近270多年间，传衍十二世。世代牢记老祖宗的嘱咐，继承峭山的家训，坚持“聚不如散”的理念，务使好儿男“骏马登程各异方，任从胜地立纲常”，使高山世系在明一代枝繁叶茂，瓜瓞绵延，枝柯遍布。先后分衍到徐坎（鉴）、崎圳、土楼、雉川、陂仔、桥头、新墟、窑里、古雷汕尾、马埭、宜隆、竹围、下厝、东山东钵、礁头、杜浔红坑、破院、店仔后、漳浦县城、旧镇：诏安高坑，云霄和瑞堂、荷步，广东饶平、南澳、揭阳、潮州、海陆丰、汕尾，渡台的分布在南投、台北、高雄、凤山等地。同时，也继承重视子孙教育培养的家风，努力培养造就人才，务使人尽其才。府、县志有载的高山黄姓人才，就有六、七位，再加上由婚嫁姻亲关系，师生、同学、同科关系等所构成的社会关系网，共同形成和推动高山的社会地位、社会影响的不断提升。区位优势造就经济繁荣，经济繁荣促进人才培养，人才辈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这种良性循环态势。
  昔日高山 人才辈出
  以名卿为高山第一世，到第六世黄靖，娶涵头（今杜浔北坂村）刘观之女为妻。刘观任宿州知州。族谱虽不曾记载黄靖的学历、身世，但在婚嫁讲究门当户对的封建时代，靖也许不是等闲之辈。第六世还有：①黄昇（1426—1476），字明远，明成化六年贡生，授浙江衢州训导，昇在年青时师从著名学者、进士周瑛“苦志力学，以孝义闻”。②黄宠，字廷式，授广西永宁州训导、吏目。③黄嵩，庠生，广东吏员，授抚递运使。第九世有：黄利见、黄利用兄弟。其父建中，是涵头进士刘友仁的妹夫，后随刘友仁迁居县城。④黄利见：贡生，嘉靖年间授广西荔浦教谕。有二女，均嫁与名门望族。长女婿林绍，佛昙港头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官至山东副使，万历七年参与修编《漳浦县志》；次女嫁浯江人进士林功懋次子、进士林士宏弟林士弼。利见嫁女择婿，门当户对，在当时相当风光体面。⑤黄利用，字以崇，太学生，授广东海康主簿，是佛昙大坑“布政”陈亹的孙女婿。⑥黄季成，高山第十一世，字集征，号惕弦，万历十七年（1589年）己丑科进士，初授浙江东阳县令，有政声，擢工部主事，分管铸造局（铸币），府、县志皆有传，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授东阳县令，邑素健讼，听断毕，即遣去，不入缓金”、“分管铸造局，局故繁琐，颇涉利窦，季成一以淡泊处之，禁绝常例，大司空姚公深重其品，方举推铨曹，而季成卒矣，绩用未究，士论惜之。”季成卒于崇祯六年（1633年），因政绩显著，敕命赐葬，赠尚书郎，其父黄日暄，贡生，因子贵，例封承德郎，户部山东司主事。季成有子三：亻夕（攀）文、侗文、衡文，生活在明末、清初。衡文，监生，子黄朝（高山第十三世），康熙年间，官至副将，有军功，授阶昭勇将军。朝廷依例，分别赠其父衡文、其祖父季成为“昭勇将军”。朝子德深，以父荫官至通判。
  经康熙朝头二十年“迁界”折腾，返回高山定居的黄姓，经康熙朝后四十年的拼搏，到雍正年间，就有十五世黄行高、黄中锋兄弟，黄行高、黄天衢父子，黄中锋、黄昭烈叔侄崭露头角。①黄行高，以拥有三桅杆帆船多艘，从事海运、贸易、商行为主，发家致富，绰号“黄百万”（后裔称他为“百万祖”），相继建造“三进九厅十六房”的大宅院五座（五个儿子每人一座），这五座大宅院内装修精雕细刻，厅堂屏风镂刻花鸟走兽、戏剧中的文武百官，栩栩如生。黄行高死后，蔡新为其撰墓前石望柱联，为墓茔增辉。黄行高墓在后井水库边的龙潭社附近，石望柱已折断，残柱上勒刻有“……旌鲤训”、“……锡翠章”字样，落款“刑部左侍郎、姻眷弟蔡新拜题”，证实高山黄家与下布蔡府存在婚嫁关系，结成姻亲。吏员出身的行高二子天衢在乾隆朝任河北望都县、蠡县知县，与朝内的蔡新无不有密切关系。行高有子五人，长子黄海，从事海运贸易，乐善好施，于乾隆中后期渡台，在南投县水里乡开基发展，后裔奉黄海为开基祖，形成台湾“黄海公派”。②黄中峰，雍正十三年举人，任连江教谕，拣选知县。③黄天衢，吏员出身，乾隆中期授保定府望都知县、蠡县知县（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年〈1774—1775〉间任蠡县知县，）政绩卓越，乾隆皇帝御赐“两任清风”匾额和颁给其父母的敕命诏书。赠其父黄行高为文林郎、望都县知县，其母邱氏为孺人。（敕命诏书的匾额尚存）④黄绍烈，号东川，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科武举人第一名，称武解元。（黄中峰、黄绍烈的府第建筑风格与黄行高府第类似，今尚存）
  这里捎带一个民间故事：说的是“祖妈自择葬地”的故事。相传高山黄氏第三世伯尧的夫人陈氏，八十二岁无疾而终，弥留之际，梦与仙姑游山，看中雉川胶令门枫树山（今祖妈林水库库区内）作为她的墓地，逝世后，子孙尊其遗嘱，葬三世祖妣于满山遍野枫树林的枫树山南麓，后人称墓茔为“黄婆墓”，周边的枫树林称“黄婆墓林”或“祖妈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扩建的漳浦县第二大水库一一祖妈林水库正是以高山三世祖妣墓茔地名来命名的。祖妈林水库建成后，三世祖妈墓地所在的那座山还浮露在库区湖面上，犹如出水芙蓉。黄氏祖妈自择墓地的美丽传说，蕴含着后代人的良好愿望和对祖先的祝福，但客观事实却也如此完美一—四世纪一位平凡女性的墓地，一直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如此响亮地流传于世，记载于史，应该说是奇迹。
  龟山依旧在 痛失高山港
  作为海上运输贸易意义上的高山港，大约在清末咸丰——光光绪年间就消失了。
  高山港荒废的主要原因，一是受康熙元年至二十年“迁界”惨祸的为害，二是清末沿港流域浅海滩涂无序的围垦建埭埭造田、建盐埕所致。首先说清初迁界惨祸。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为巩固政权、清除福建沿海郑成功势力之患，福建沿海居民一律强行迁移内地。漳浦县凡在梁山以南、旧镇以东的土地，皆为“弃土”，弃土上的村庄强制“迁界”，人不论男女老幼必须在期限内全部迁到“界内”，高山属“迁界”村社之列。康熙元年（1662年），漳浦沿海“界外”民众的官迫大迁徙全面铺开。在政府没有指定安置地点，更没有提供安置补助、运输工具的情况下，“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露处。”一支支携儿带女、肩担身背、爬山越岭、涉水跨涧的流离迁徙人群，是何等凄凉悲惨。“当播迁之后，官府即派差役民夫，放火烧厝，民居、庙宇无不化为焦土，千村万户流离颠沛”、“在界外溪河之上，钉立木椿栅栏以封锁船只出入”高山黄姓民众，迁徙何处，没有记载，据传分别迁到漳浦县城、南门、盘陀蒲野、石榴下车。高山的其他姓氏的民众，也不知投奔何方。高山港也全被封锁。这种寄人篱下的客地生活，一去就是二十年。康熙十九年，郑成功子郑经退回台湾，清廷收复厦门。康熙二十年（1682年），郑经死在台湾，沿海平静，政府下令“复界”，内迁的群众要迁回原籍。二十年后的“原籍”，村社荆棘丛生、残垣断壁、田园荒芜，浅海滩涂上的蚝埕、蛏埕以及盐埕等全都报废，高山港也因二十年的荒废而淤积搁浅。……复界回乡的民众，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二次创业”，才能恢复到“迁界”前的水平。所以，原居住在高山城堡周边的异姓各社，大部分在寄居地居住，没有返回。就是黄姓，也未能全部迁回高山，有一些户或搬迁困难、或住地关系条件较好，而继续留住异乡。其次是这一海域的无序围垦造埭、建盐埕，人为破坏使港道淤积搁浅。清代《漳浦县志》有记载的，陆续在这一海域上围垦的“埭”，有西浯埭、上浯埭、卢厝埭、刘塘埭、香炉埭、五使埭、程渊埭、八使埭等八处。民国时期继续围垦的，如万佃围、何埭、高林埭（万二公司）等等。港道流域的浅海滩涂日渐萎缩，港道生态严重失衡，加上陆上溪流水土流失严重，更加快港道的淤积搁浅。
  百年沧海桑田，高山港从海港到河沟直至完全消失，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它到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由港变成埭沟（河沟），到五十年代末，高山大队的社员们，从“黄土海”捞回作肥料的海虫间，小船还可以顺河沟驶入“三口斗门”外“上水”。港道上游的“三口斗门”遗址今尚存，它默默地躺在田间的水沟中。当年修建“三口斗门”，是为拦截注入高山港的来自蓬山、徐坎方向的溪水，引向庄前，以灌溉农田之用。庄前李姓一夜建成这一“三口斗门”的故事传说，至今还那样生动感人、可歌可泣。修建年代说法虽然不一，或明末，或清末，它反映封建社会漳浦沿海人民求生存、图发展的一个生动事例。持“明末”说的，以叶向高、李九五与黄季成及庄前族长之间关系为主线展开的；持“清末”说的，以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当权时的大宦官李莲英与庄前李姓族长关系为主线展开的。这两个故事的人物主角，都是明末、清末的真实的大人物。（人物简介见附录）
  “三口斗门”的建造，对高山港荒废所起的作用，实质上并不是像传说的那么重要。作为考证，应尽量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说法。于是，笔者在今年春夏之交的一天，邀请县博物馆馆长王文径先生现场踏勘，王馆长从遗址上的花岗岩条石斩凿加工的手法，三合土层的结构，判断是明末的建筑。明末庄前人建“斗门”，目的很明确，即在于解决庄前田园用水问题，说明高山人的风格，庄前人的团结、协作。“伤了高山地理”是不足信的，因为自明末建“三口斗门”至清代康乾盛世时“黄百万”、黄天衢等人才出现的这100年间。高山经济发展，人文鼎盛，不存在有“伤地理”问题。如果“三口斗门”是建于清末，其时作为海上交通运输的高山港已荒废，中国社会正处在清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外患内乱，民生凋敝，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中。正是高山走下坡路、走向贫困的直接原因。
  新世纪曙光
  失去区位优势，中落了一个世纪的高山，今又逢盛世。
  公元2000年，世纪之交，黄百万所建，清乾隆间的县令黄天衢所居的那座大宅院，正处在漳诏高速公路的道路红线范围之内，必须整座拆迁。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重视文物保护，认真采纳县、市文物管理部门意见，对这座有保护价值的古民居做保护性的拆迁，即以原建筑尺寸、建筑材料及风格重建。迁建工作由漳州市文管会主办，委托三明古建筑修缮公司承建，建设资金由高速公路建设方直接与迁建主办单位结算，竣工验收后，交原住户管理使用。此宅复原在高山东门外，省道漳东线西侧，今为“漳州市文物点”。大宅院古色古香，美轮美奂，“黄百万”的后裔们无不欣慰庆贺。住户联名立碑于大门外，碑文记述迁建原因、经过，追思宗功祖德和昭示后人等内容。这一事件，对高山社来说，是新世纪之初的一件好事盛事。
  同样在新世纪之初，县政府在这一区域（行政辖区含杜浔、沙西镇，所以简称沙杜片）实施现代化农业综合开发，名曰：漳浦县国家级农业综合开发试验园区。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入手，如机耕道路、标准化排灌渠、节水型管道和地块平整改良等，进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向高、优、特方向发展，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这一事件，对高山村及高山社来说，是新世纪曙光之兆。
  当今，一批有文化、有知识、有作为的高山人，正在追寻高山昔日的辉煌，思考、探索高山中兴的途径。从事农业的新一代农民，认真研究栽培技术，不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使之与市场相适应，相衔接，其中“沙西榕树”，高山占有相当份额；“沙杜片蔬菜生产和良种繁育基地”，高山占有一定面积。民营企业在高山己开始起步，其中黄大炎创办的纸业加工企业规模正在扩大；黄明合的石板材加工场正在发展；黄大火与广东汕头人联手创办的蔬菜收购、冷冻加工出口企业，业务除在沙西、杜浔本地外，在广东、云南、甘肃等地设有办事处，生意做得红火。还带动一批高山人走出高山。村民黄太嵘在深圳创办的职业中介机构一一跨世纪人才服务发展有限公司，为社会的劳动力就业做出很大贡献，同样也带动一批高山人到深圳务工，效果很好。从大中专院校毕业，走向社会，事业有成的有黄庆麟、黄长远、黄闽南、黄跃明、黄跃珍、黄周武、黄木坑、黄岳瑞、黄国璋等人，关注家乡、奉献家乡。更可喜的是，高山人的观念正在改变，智力投资、子女培养得到重视，“走出高山，发展高山”的观念正在树立（全社有100多名青壮劳力外出务工），以知识、人才、技术、资金为支撑，高山的中兴才有希望的观点逐步明确。
  昔日，依靠区位优势造就过高山的辉煌，失去区位优势造成高山的暗淡贫困。新世纪的灿烂阳光正普照在青翠的龟山上，高山中兴的曙光已见端倪。奋斗吧，黄名卿的裔孙们！黄季成的裔孙们！黄百万的裔孙们！黄天衢的裔孙们！
  从高山港（包括杜浔港）的失落，联系我县现有的港口——旧镇港、佛昙港、后蔡江口湾等渔港，淤积搁浅日益严重，功能作用日渐蒌缩，高山港的兴衰史值得借鉴，诸港流域的民众和当政者应该明白，应该珍惜，应该保护，务使高山港的消失不在佛县港、旧镇港重演。
  附录：【相关链接】
  一、有关人物简介：
  刘友仁
  刘友仁，字是成，杜浔涵头西林（今属古雷）人。明正德九年进士，历官湖广、河南、浙江参政。
  林功懋
  林功懋（1509—1566），字以谦，号竹溪，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授广东东莞县令，升南京户部主事、郎中，迁江西赣州知府，四川、山东按察司副使，河南参政，广西按察使等。
  林士宏
  林士宏（1532—1593年），字仁甫，号中峰，功懋长子，明万历八年进士，开漳浦县“父子进士”先河，并与女婿刘庭兰（涵头，今杜浔北坂人）同榜进士。士宏官至承天（今湖北钟祥）知府，万历二十一年卒，与夫人合葬的墓葬，建造在沙西河墘社北之游普山（羊羖山），墓以正四品规格建造，背靠山丘，面向大海，墓道石兽俱以青石雕琢墓前立石坊表一座，做工考究精美（此古墓葬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大跃进”、“大炼钢铁”时被挖掘破坏，甚为可惜）。
  陈亹
  陈亹，字尚勉，号梅庵，明正统元年进士，官至广东左布政使（《漳浦县志》有传）。
  叶向高
  叶向高（1559—1627），字进卿，号台山，福建福清人。明万历十一年进士，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四十二年（1614年）辞职回乡。天启元年（1621年）进中极殿大学士，任首辅（首相），屡与魏忠贤抗争，被阉党指为东林党魁。天启四年（1624年），被排挤去官。
  李廷机
  李廷机（1541—1616），字尔张，号九五，福建晋江人。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殿试一甲第二名，榜眼及第。会试第一名，会元。乡试第一名，解元。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万历三十五年，与叶向高同时受命入阁，为官清正廉洁。万历四十年致仕。万历四十二年（1616年）逝世，寿76岁。
  李莲英
  李莲英，清同治、光绪间储秀宫总管太监，是慈禧太后的心腹。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加赏李莲英二品顶戴，权倾内外，不可一世。
  二、乾隆皇帝给黄天衢父母敕命诏书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求治在亲民之吏，端重循良；教忠励资敬之忱，聿隆褒奖。尔黄行高乃原任直隶保定府望都县知县黄天衢之父，礻是躬淳厚，垂训端严。业可开先，式谷乃宣猷之本；泽堪启后，贻谋裕作牧之方。兹以覃恩，赠尔为文林郎、原任直隶保定府望都县知县，锡之敕命。于戏！克承清白之风，嘉兹报政；用慰显扬之志，昭乃遗谟。
  制曰：朝廷重民社之司，功推循吏；臣子凛冰渊之操，教本慈帏。尔邱氏乃原任直隶保定府望都县知县黄天衢之母，淑慎其仪，柔嘉维则。宣训词于朝夕，不忘育子之勤；集庆泽于门闾，式被自天之宠。兹以覃恩，赠尔为孺人。于戏！仰酬顾复之恩，勉思抚字；载焕丝纶之色，永贲幽潜。
  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三、迁建碑记
  高山黄公天衢家宅，构筑于清雍正年间。因漳诏高速公路建设必须拆迁。人民政府重视文物保护，经省、市、县文物部门派员调查，认定其确为有一定价值的古建筑，并报省文化厅和公路建设单位批准，决定按原样迁建于妥当之所。
  迁建工程由漳州市文管会委托三明古建筑修缮公司承建，一干人员，严格按照古建筑修缮程序，详细测绘，有序拆迁，精心复原。此宅产权诸户，亦能积极配合，尤以黄公之八世孙闽南、黄锡、庆麟为最。时值世纪交替，岁序庚辰，工程自五月初奠基开工，同年十月底告竣。家宅又以原貌展现于兹，古色古香，美仑美奂，令人感慨。
  祖上遗构，已历二百六十余载，世代更替，几经修茸，但未免老态龙钟。适逢国家建设动迁，承按原规模款式复原，究其因果，非宗功祖德所不能及。先辈创业艰辛，子孙守成非易，后辈居此宅者，务思迁建缘由，念前人之功德，耕读有方，处世入理，光前裕后，世代相传。
  裔孙：赐丹、赐宝、苍富等三十二人俱名立石
  公元二〇〇〇年十二月
  漳浦新路林氏与林孔著后裔的传衍
  林祥瑞
  一、缘起
  1995年6月下旬，笔者被聘为新编《漳浦县志》编辑，负责编纂第三十八卷，即人物卷。在编写中，遇到古代人物的里籍这一个难题。编写《县志》总不能象一些县外的著作，仅在漳浦籍人物的名下注明“漳浦人”即可，而是必须尽量把人物的具体乡里地址写清楚。然而，原《漳浦县志》对人物的里籍都没有说明，这就增加了编写的难度。
  漳浦多林姓，就进士而言，原《漳浦县志》记载有林姓进士28人，必须查明每人的里籍，由此而派生的问题是这些林姓进士属何宗支的林氏？其中，探花林士章，进士林功懋属乌石林氏、尽人皆知，而通政使林梓、兵部左侍郎林宰父子进士，里籍何处？属何宗支？却无人知晓。后来，笔者在《乌石林氏宗谱·狮仔沪记》中发现有“新路林通政”的记载，因而得知通政使林梓居县城新路，属新路林。然而，新路林属何宗支？还是一个谜。
  二、神话般的新路林
  漳浦县城有许多关于新路林的传说，因其家族出了不少官宦，被誉为“十八顶纱帽”，且有“睏牛”地的祖墓和“见狗也唱喏”的传说，所以，一提起新路林，县城人是妇孺皆晓。然而，现在漳浦县城已无新路林氏的后裔。新路林神话般地兴起，又神话般地消逝。
  2000年4月10下午，新路林氏族谱竟然神话般地出现在笔者眼前。踏破铁鞋无处觅，来得全不费工夫，真是喜从天降。这天上午，漳浦芗城区浦南镇溪园村溪环社林旺火先生带领6位族亲，乘专车到漳浦县城，寻访从浦南传衍到浦的宗亲。从上午9点至下午3点，寻访了漳浦林氏工作站负责人和另一些人，了无所获。正在失望之际，向导建议：“刚才在访问漳浦林氏工作站时，提到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林先生，我们去寻访一下，或许还会有点希望的。”林旺火先生听从向导的建议，驱车至职专教师楼笔者家中，作最后一次尝试。这一天下午，恰好笔者在家，有幸与林旺火先生见面了。林旺火先生带来一本厚厚的浦南溪园社宗本堂藏本的唐林孔著派系的《林氏族谱》（以下简称《溪园谱》）。笔者终于看到了梦寐以求的新路林氏谱系，真是鬼使神差，使我圆了这个梦。
  林旺火先生立即询问其31世族人林蕃镇（名岵）、立镇（名嶷）从龙溪移居漳浦西门的事，说族谱中有记载。翻开《溪园谱》，果然有31世蕃镇、立镇，其名下注明“蕃与立俱往府城西门住”。笔者指出，这里说的府城是指漳州城，不是漳浦县城。林旺火先生说：“漳浦县城以前就是府城”。笔者告诉说：“唐朝开元四年（716年）至贞元二年（786年），漳州州治在今漳浦县城，以后，移至龙溪，即今漳州城处。当时只称漳州，而称漳州府，是明、清时代。笔者又指出，《溪园谱》中记载，与蕃镇、立镇同为31世的仲镇（名，号空斋）是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举人，可以推得蕃镇、立镇是正德、嘉靖间人，所以漳州府城即今漳州城而非漳浦县城。林旺火先生听后十分感慨地说，20世纪60年代，家乡有一位族人到漳浦当工作组的干部，曾认识一位70岁的老人，这位老人说，从漳州来的林氏有一支迁到离县城5里的村庄，而今天来了，却无法寻找，显出失望的神态。于是，笔者就把所了解的县城各街道林氏所属各个派系略作介绍：麦仔市街、西街、绥南尚书府、军营顶等林氏属乌石林氏；县前、铺仔口、十九门内等林氏从上洞迁来，属路下林氏或北街浦北林氏；印池边林氏属湖仔内林氏；北街“世大夫第”林氏属港头林氏；又北街浦北林氏除传上洞外，还传东罗和麦园埔一部分；此外，尚有新路尾的新路林氏，不知属何派系？被誉为“十八顶纱帽”，现已消声匿迹，漳浦县城没有其后裔。林旺火先生很专注地听我叙述，当听到最后的新路林氏时，非常兴奋地说：“新路林在县城吗？这是从我们浦南传来的，族谱中有明确记载，当官的都在这一派。”笔者急忙翻开《溪园谱》，果然在第141面找到“第26世林宗仁移居漳浦新路世系”，林梓、林案、林宰等俱历历在目。真是喜出望外，新路林氏之谜终于解开了。
  最后，笔者告诉林旺火先生，所要了解的“离城5里的村庄”的东罗、麦园埔林氏系属浦北林氏或路下林氏，如有发现属林孔著派系，定当报知。由于时间不早，客人要赶路回漳州浦南，再搭乘渡船回溪园村。大家欢愉地道别，并约定改天到溪园抄录《溪园谱》。后来，经笔者联系，由诏安林九忠先生到溪园联系林旺火先生，得知《溪园谱》在市图书馆有复印本，随即赶到市图书馆复印了两份，一份带回给笔者。现将漳浦新路林氏世系与林孔著后裔的传衍情况简介如下，以飨读者。
  三、漳浦新路林氏世系
  漳浦县城有一条新路街，在兴教寺后，近北边城垣。其东端起自北街北端，自东向西伸向西门附近。新路街西段称新路尾，有小巷直通西街。新路尾住着一支林姓大家族，称新路林，也称新路尾林。
  据《溪园谱》载，漳浦新路林氏系唐代随陈政平闽的林孔著的后裔。林孔著，字秉序，号鼎峙，原籍河南光州固始县人。唐总章元年（668年）（《彰浦县志·陈政传》“元年”作“二年”），从陈将军政，为军谋祭酒。娶陈政第九女儿。政殁，佐妻弟元光讨平广寇诸蛮，开扩山林有功，创建州郡。宋高宗追封为谋国将军，赐谥竭忠。
  林孔著传至21世祖发，祖发生德仁；22世德仁生明玉、洪斌；23世明玉生从尚、裕修；24世从尚生容德、容礼；25世容德生宗信、宗仁；26世宗仁，移居漳浦新路，为新路林氏的始祖，其世系如下：
  一世（总第26世）
  宗仁，讳民则，男二：明珮、明琚。
  二世（总第27世）
  明珮，男三：长秀、长清（止）、长福；
  明琚，男四：长茂、长富、长森、长耸。
  三世（总第28世）
  长秀，男二：通宝（移居诏安竹港，今属云霄县）、通机（止）；
  长福（移居诏安竹港，今属云霄县）；
  长茂，男二：檀、柯；
  长富，男二：松、楠；
  长森，男三：梓、栋、；
  长耸，男三：桐、槐、楩。
  四世（总第29世）
  通宝，男一：邦业；
  檀，男一：邦藩；
  柯，男二：邦翰、邦辅；
  松，男一，邦直；
  楠，男二：邦彦、邦仁；
  梓，号考吾，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官至通政使。男六：案、宰、宠、宁、宸、宗；
  栋（后失记）；
  ?，庠生。男二：守越、玟璧；
  桐，男一：容；
  槐，男二：宾、完；
  粳，（后失记）。
  五世（总第30世）
  邦业（后失记）；
  邦藩，男一：时芳；
  邦翰，男一：耀；
  邦辅，（后失记）；
  邦直（后失记）；
  邦彦，男一：运开；
  邦仁（后失记）；
  宷，号省考。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举人，官至广西副使（原谱误记为“广西大参”，那是其父林梓任过的官职）。男四：朝锦、朝镐、朝铭、朝钦；
  宰，字德衡，号平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男四：朝、朝铎、朝铉、朝鑛；
  宠，号光庭，庠生。男三：朝钺、朝镜、朝钟；
  宁，庠生。男二：朝鉴、朝钫；
  宸，庠生。男一：朝钥，庠生（止）；
  宗，号奕考，太学生。男三：朝鈜、朝鐤、朝镒；
  守越，庠生。男一：明生；
  玟璧，府学庠生（后失记）；
  容（后失记）；
  宾，字吕郎，明廪生。清顺治五年（1648年）举人，著《蜕马玄声》，善章草；
  完（后失记）。
  六世（总第31世）
  时芳（后失记）；
  耀，号六如，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举人，官学正（后失记）；
  运开，庠生（后失记）；
  朝锦，字炯卿，号玄中，官凤阳府同知。男二：泓（庠生）、淳；
  朝镐，号龙宇，官长史。男二：汉、漼（府学庠生）；
  朝铭，号晋纯，官同知（后失记）；
  朝钦，号敬一，官同知。男二：潮（庠生）、次官；
  朝锜，讳新舍，号履一，太学生。男二：演（庠生，以祖荫任子，未补官）、应官；
  朝铎，讳二舍，庠生（后失记）；
  朝铉，讳锡舍，庠生（后失记）；
  朝鑛，讳奇舍，庠生（后失记）；
  朝钺，讳再官，太学生。男二：申官（庠生）、廖爹；
  朝镜，讳三官，庠生（后失记）；
  朝钟，讳四官，庠生（后失记）；
  朝鉴，讳富官，庠生（后失记）；
  朝钫，讳老爹（后失记）；
  朝鈜，讳兴官（后失记）；
  朝鐤，讳福官（后失记）；
  朝镒，讳顺官，庠生（后失记）；
  明生（后失记）。
  原谱记载新路林世系至总第31世止。
  统观《溪园谱》，漳浦新路林氏是其族裔中的佼佼者。林梓、林宰父子进士，是族谱中记载唯有的两名进士。林梓官至通政使，位臻九卿之列（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及都察院都御史称“七卿”，加上大理寺卿、通政使司通政使，合称为“九卿”）；林宰官至兵部左侍郎，南明隆武时，欲召为兵部尚书，因年已近90岁，无法赴任；林梓长子林案，举人出身，官至广西副使。父子三科甲，更为显赫；林梓祖林明琚、父林长森俱以林梓而赠官；林案子林朝锦、林朝铭均以祖林梓而荫官，林朝镐、林朝钦也分别官至长史、同知；林宰孙林演以祖荫官，未授职；林梓侄林宾、林耀俱举人；又《漳浦县志》载，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举人林怀彦也收录在《溪园谱》的科举名录中，足见林怀彦也属新路林氏。这样，共有科举仕宦13人，太学生、庠生17人，因而，新路林氏被誉为“十八顶纱帽”（“十八”系取其约数）。
  四、新路林氏的衰落
  由于新路林在明代显极一时，而后又消声匿迹，因此，漳浦县城对他们的传说很多，主要有“一时掀与万世贤”和“见狗也唱喏”这两个传说。
  明成化弘治间，新路林氏始祖林宗仁逝世，子明现、明琚为父择地埋葬。当时，家道丰足，颇为相信风水地理，于是聘请从江西赣州府学习堪舆术归家的师兄弟、本县人叶谐和涂纯为地理师，卜择吉地，最终在县城北郊择得一块牛眠地，俗称“睏牛”。地理师问主人，此墓是要做成“一时掀（显）”还是要“万世贤”？主人急于立竿见影，要求“一时掀”。果然，第四代出了通政使林梓，第五代、第六代科甲仕宦连绵，新路林成为漳浦县城最显赫的豪门望族。就全县而言，仅次于乌石林氏，可与鹿溪胡氏相抗衡。但由于至第六代后就没有再出人才了。新路林经三代荣显后随即衰落，这已成为史实，后来，好事者即套上“风水地理”的模式，以其“只要一时掀，不要万世贤”来解释新路林氏的盛衰缘由。其实，一个家族的盛衰有其复杂的社会因素，并非由一座坟墓的“风水地理”来造成的。
  又有一个传说：清康熙间，陈汝咸任漳浦知县，常到县城官宦家族府中拜访。有一次，到新路林氏府上，听见屏风后一阵沓杂的靴声，以为是主人出来迎客，于是急忙唱喏（边作揖边出声致敬）。忽听见一阵嘲笑声：“嘻嘻！见狗也唱喏。”急抬头一望，只见几个婢女牵着一只四腿都套穿着官靴的狗在嘻闹。陈汝咸被戏弄得非常难堪，回县衙后，恼羞成怒，决心把这些旧官宦势力铲除，新路林氏当然首遭其锋，所以就很快衰败而消亡。
  传说毕竟是传说。新路林的衰亡有其具体的原因：首先，林梓有6个儿子，17个孙子和几十个曾孙，除了长子林案、次子林宰由科举出身授官和几个孙子由祖荫进入仕途外，其余虽大部分是太学生和庠生，其实都是纨绔子弟，公子阿舍，只图享乐，不求仕进。明亡后，家族的显赫气势顿减。虽然，林宰活至清顺治间，林宾于顺治五年中式举人，但已不能挽回其家族的颓势；其次，顺治十八年（1661年）迁界，新路林有不少田地和产业在“界外”，迁界后均荒废，家庭收入大大减少。康熙二十年（1681年）复界后，田地为他人占垦，而粮赋仍归旧主，称为“乱粮”，官府衙役猛催粮赋，旧田主多为旧宦族，损害特别大，新路林也不例外，家道顿时中落；最后，战乱与瘟疫使新路林氏趋于衰亡。清代多次战事、兵燹均发生在城西北，这一带民居被夷为平地，新路林氏府第被焚毁无存，其家族也云消星散，再加上瘟疫，新路林氏几近于灭迹。20世纪30年代，新路林氏仅存一孤身老者，在兴教寺前摆金箔香烛摊，兼帮香客解卜谶诗，并无后继。现漳浦县境内尚未发现新路林氏的后裔。
  值得一提的是新路林氏二世林明珮的子孙迁诏安竹港（今属云霄县）的后裔颇为昌盛，至今有300户人家，1000多人口。其在漳浦的祖墓址在西郊高罗山，穴名“乌鸦下田”。
  据《竹港林氏族谱》载，竹港林氏尊明珮为一世祖；长秀、长福为二世祖；三世为长秀子通宝，而长福子名字失记；四世邦业、邦福（“福”字疑有误）、邦姜。邦业是通宝子，邦福、邦姜疑为长福子；五世为邦业子时芳（《溪园谱》载，时芳为邦藩子），邦福子时蓟，邦姜子金、袍。此外，还有称“玄孙”的承魁、时政、可荣、可华、遥舜、德、养等。1998年，竹港林氏据其族谱载“叔祖通政使，墓在漳浦石鼓山。”到漳浦访问笔者，笔者告诉他们，这是通政使林梓的墓。这样，竹港林氏属林孔著派系的漳浦新路林的后裔。在笔者得到《溪园谱》后，马上通知他们，使其能了解祖源。
  五、林孔著后裔的传衍
  《溪园谱》载有不同年代的3篇序言，说明至少曾有过3次修谱。首篇序言是明弘治元年（1488年）由二十六世孙林泰撰《家乘小引》；第二篇是明崇祯七年（1634年）由二十九世孙林檀（字子宣）撰《序》；第三篇是清咸丰十一年（1672年）由三十六世孙林凤池撰《重修小引》。
  崇祯七年修的《谱》载，林孔著男三：云卿、明卿、深卿。长房云卿，讳龙德，传至第二十一世孙：彦章、清甫；次房明卿，讳虎德，传至第二十一世孙：用和、祖发；三房深卿，讳凤德，传至第二十一世孙；汝长、汝恭。而咸丰十一年修的《谱》载，林孔著男六：承贵、承华、承美、承缨、承业、承基。第三子承美男三：凤德、龙德、虎德。凤德谥明卿，龙德谥云卿，虎德谥深卿。把崇祯《谱》的第二世作为第三世，以明卿为长房，云卿为次房，深卿为三房，次序也略有不同，并注明“前二十世失修，无从稽考，今自二十一世提起”。而自二十一世起，长房：彦章、清甫；次房：用和、祖发；三房：汝长、汝恭。与崇祯《谱》相同。
  林孔著派系除在漳州地区传衍外，还播迁到省内外和南洋等地。简况如下：
  漳州地区：
  龙溪县、海澄县，今芗城区、龙文区、龙海市等地。
  漳浦县城新路。
  漳浦县马山（今属云霄县）。
  诏安县竹港（今属云霄县）及诏安各地。
  平和县龙丰头高寨墩下、南胜、北门。
  长泰县南门、西门、甘棠墘、寨头、北山、产坑。
  华安县银塘。
  在福建省内还传衍以下各地：厦门、同安、永春、漳平、大田、福州、永福（今永泰）。
  在省外传衍以下各省：广东省的惠州、惠来、归善、博罗、徐闻、潮州、澄海、普宁、海丰、南澳；广西省的柳州、钦州；浙江省的温州；台湾省各地。
  此外，还传衍吕宋及南洋各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移居台湾的派系，依《溪园谱》抄录如下：
  长房明卿（旧谱作“云卿”）
  第35世
  成温，讳厉，移居台湾；
  成谦，讳榜，往台湾；
  成萃，讳撮，往台湾；
  国愠，往台湾。
  次房云卿（旧谱作“明卿”）
  第32世
  光翰，往台湾。
  第33世
  纵，移家过台湾。
  六、结语
  漳州浦南溪园林氏，自始祖林孔著于唐总章二年（669年）随岳父陈政入闽，至今已1337年，其后裔传衍漳州及省内外、南洋各地。然而，外地宗亲几乎没有回浦南祖地认亲，即使在漳州地区的漳浦、云霄、诏安、平和、长泰等处的宗亲，竟然也不知其祖源。尤其是漳浦新路林氏，整个家族已衰亡泯没，更无人知晓其属何支派。此次《溪园谱》的发现，揭开新路林之谜，让更多的人了解漳浦新路林氏，了解开基于唐的林孔著派系。同时也希望其传衍台湾的后裔能据谱回大陆祖地认祖。
  《溪园谱》明确记载，林孔著派系自第三世或第四世至第二十世，无从查考，即约自晚唐至元初，族谱资料俱缺。从二十一世起，才有世系记录，也才有名人事迹的记载。其中，进士两人，即林梓、林宰父子，为漳浦新路林氏；举人12人，其中林案、林耀、林宾、林怀彦4人也为新路林氏，足见这一派系的历史名人绝大部分出自新路林。新路林氏人物事迹载于史书，也留下他们的文章与著作，如林梓撰《重修忠勇庙及乾桥、便民桥碑记》，该碑原立于漳浦县盘陀忠勇庙旁，现收藏在福建省博物馆，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林宰撰《重修东林书院记》、《给谏肯怡丘公建堡碑记》，又为漳浦鹿溪仪宾（郡马）胡廷宰先生画像题赞，赞辞为“丰标颖异，矫矫越伦。何穰殷咏，宾于王门。箕裘克绍，鹿宴迎恩。荣华富贵，玉友金昆”；林宾著《蜕马玄声》，为当时士子必读之书，书法擅长章草，载《漳浦县志》。
  漳浦新路林氏虽已泯没，而其人物事迹永载史册，其著作文采焕然，为漳浦县乃至漳州府历代人物中的英杰，也是林孔著派系的骄傲。
  漳浦城区地名溯源
  李林昌
  漳浦县治所在地，古地名李澳川（李澳川即南溪，以溪名为地名）。唐开元四年（714年）漳州州治及漳浦县治一并从原陈元光屯军处移设于李澳川，70年后，州治移设龙溪县，县治一直在原地，至今不变。元代至正十五年（1355年）始建县城，现在的城区就是从原来县城扩展而成的。清代，城区已划分为东隅、西隅、南隅、北隅4保，民国23年（1934年）实行保甲制度，城区分设东隅、西隅、南隅、北隅、金南5保，总的同属于城厢联保。1940年（民国29年）城厢联保与四郊的几个联保合并为绥安镇（以古县名为镇名），城区的几个保分别改名绥东、绥西、绥南、绥北、金南5保，即现在的绥东、绥西、绥南、绥北、南门5社区。随着城区的扩展，增设城西、城北、石斋、道周等社区。
  本文介绍新城区一些地名沿革。有一部分已在《漳浦文史资料》第19辑《城区新旧地名》一文中介绍过，恕不重述。
  绥东社区
  印石亭 在东门外。小山上有一块长方形岩石，状如官府大印，称印石，因此，山称印石山。印石旁边的盘石上有亭，最初是木构的，始建于北宋大观年间，知县傅希龙所建，傅知县有倡凿傅公河的功劳，绅士为纪念他，称印石亭为遗爱亭，但群众都称为印石亭，以至印石崇山峻岭下一带以“印石亭”作为地名，后亭废，而地名一直沿用下来。民国23年，福建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漳浦县长朱熙倡辟印石亭为中山公园，发动印尼归侨蓝秋金就原址重建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八角亭，标名为汉寿亭（朱熙字琛甫号汉寿），但群众仍按习惯称印石亭。解放后，印石亭山辟为革命烈士陵园。
  岳下 印石山东麓有东岳庙，祀仁圣大帝，为泰山之神，泰山为东岳。东岳庙之下近有村庄，地名“岳下”，今为东岳新村。
  十字巷 岳下之东的村庄称十字巷，以有巷道交义得名。清末村废，尚存残墙败壁，废墟上长满“鸡母珠”树（即红豆树，豆科乔木，其种子即红豆，又名相思子，唐诗“红豆生南国”即此）。解放初，十字巷废墟的后段尚存大厝一座，有一户村民，该地称“巷尾”。
  巷尾以东今属道周社区。
  上述东门外地名今为市区的一部份，龙湖路东段。
  应城口 在东门内，以在应城寺前面得名。应城寺始建于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元、明几度修建，清末被太平天国部队烧毁。其地现为绥安镇中心小学。
  射圃 在应城口之西。明清时代县学在该处设练习射箭场所，称射圃，以至“射圃”成为地名。在今浦一中校园内。
  君荣境 在花亭巷附近，是一个“社”的名称，尚存土地公庙，门额挂匾标“君荣境”。今讹音“军营顶”、“君仔顶”。
  官学口街 在君荣境之西，以在“官学”之前得名。这官学是明清时代县级的官办学校，考取入学的称庠生或生员，即秀才。县学内有文庙（孔庙）。民国期间，旧县学改为县立第一小学（简称“县一”），后改称培文小学。后培文小学与培英小学合并为县立第一中心小学，原校舍曾为道周高中校舍。解放后道周中学停办，县公安局设在该处。
  印钱潭 在官学口街南侧，以潭名为地名。“印钱潭”官定的名称是“印池”，由于漳浦方言称“池”为“潭”，故俗称印池为印池潭，讹音为印钱潭。印池的由来：北宋大观年间，漳浦知县傅希龙倡导开凿一条小河，从县学的泮池通南溪，南溪通鹿溪，溪水受海潮顶托，能朝夕有序地进出于泮池，使池水保持澄清，梁山倒影其上。绅士们为纪念傅希龙的功绩，称该人工河为傅公河（旧县志记载，建一座澄心亭跨傅公河两岸，可该河不宽，群众俗称为港仔，故其通南溪处称“港仔口”）。至明代，傅公河及部分泮池淤为平地，故道上被盖上房子，或辟为园地。嘉靖二年（1523年）知县周仲知道这一情况，便偕同县丞、主簿等属官去实地查勘，下令拆除侵占河道的建筑物，恢复傅公河。将泮池的淤积部分凿成方塘，挖出的泥土堆在池中央，成正方形，四周砌石，形状如印，称为印台，池称印池（详情可参看嘉靖《漳浦县志》编者林梅所作《重辟傅公河记》）。
  上述地名今为龙湖路东段的一部分。
  铺仔口街 在县前街（即府前街）之东，今为县前街的一部分。“铺”是宋、元、明、清历代驿路上的分站，负责传递文书，这里设一个铺，称县前铺，“铺仔口”便是因为在县前铺的前面得名。
  十九门内 是一个居民小区，以有十九个隘门得名。每一个隘门之内为一个家族单元，有多户人家。总的开一个大门通后沟巷。另外有一个巷道通东街，一个巷道通君荣境，并通深巷。
  绥南社区
  绥南原称南隅，成立绥安镇后改称绥南。
  县前街 以在县署（清代及清以前称县署，民国时期改称县政府）前面得名，民国二十六年改称府前街，但群众仍习惯称县前。
  仙脚穿 在下尾仔以南。西街的阴沟经下尾仔，北街的阴沟经后沟至印池，都从南水门出港仔口。港仔口本是宋代所凿傅公河通南溪的出口。元代始建县城，在港仔口上方开一个水门，称南水门。人们将县城比做一个仙，将阴沟比做仙肠，将南水门比做仙的肛门，按方言称仙脚穿，成为地名。
  鹿市头 在县学街转入西街处。传说，宋代高东溪童年丧父，事母至孝，母病后想吃鹿肉，他正苦于无钱可买鹿肉，一只老虎受他孝心感动，于一天凌晨咬一只小鹿来丢在他门前。母子俩不忍心吃它，就豢养起来。小鹿很乖巧，只要将要购的物品名称写在纸条上，连同价款放在一只篮子里，将篮子挂在它项上，它便会跑到市上，店主收下价款，将物品照单放进篮内，让它回报高东溪，那小鹿常来购物的街市便得名为鹿市头。但这传说经不起思考，高东溪是杜浔“独角麒麟”山下宅兜人，一只小鹿独自跑到50华里以外的县城购物，路上要不是被山野间的猛兽攫食，也会被村夫或路人所猎取。宋代漳浦确实有很多野鹿，后来绝种，都是人类捕猎的缘故，顾名思义，“鹿市头”应是买卖野鹿的“市头”。
  万年春巷 从鹿市头通向城西南隅的巷道，王姓所居，始祖于明代来自南靖上苑，培养一株“万年春”花树，为附近一带人们所欣赏，因此，“万年春”成为地名。
  准提室巷 西街下段通向西水门的巷道，颇宽。原名西塔巷，因为元代至正六年在巷内建泗洲佛院，佛院内建一座塔，被称为西塔。后佛院废，塔残存（解放后才拆除）。清康熙十三年在这巷口通西街处建一座准提佛室，“准提室”便取代西塔巷成为地名，讹音为“水鸡室”（“水鸡”是田蛙的土名）。
  佛母巷 在准提佛室旁边，佛室有门通这巷道。由于准提佛俗称“佛母”，故该巷称佛母巷。巷一边通县署前，一边通西街，斜对仔埕。现称风巷。
  〓仔埕 在西街下段准提巷与三房巷之间。有三座坐北向南的“大厝”，门前有大片石埕，民国八年在各街道分设各类市场，指定海仔（一种薄壳蛤类）在这里交易。以后延续多年都在这里交易仔，“仔埕”遂成为地名。
  西水门 “水门”是县城除四城门以外的小城门，为排除大雨时城内积水而设，并便利居民出入城，全城开三个水门，东水门在东埔，南水门即“仙脚穿”，此为西水门，门外有桥架在南溪上，通王顶。由于南水门久废，且一向称为“仙脚穿”，故此西水门被误称为南水门。
  水阁仔 在西水门附近，有一口池塘，上面建一座水阁，为休憩胜地，始建于南宋，历代修建，解放初尚存。这座水阁很著名，故“水阁仔”成为地名。
  詹厝潭 在南门附近，旧县志称为南城池，因为附近为詹姓所居，故群众称为詹厝潭。
  绥西社区
  绥西原称西隅，自1940年（民国29年）成立绥安镇，西隅保改名绥西保，解放后为绥西村，今为绥西社区。
  后寮池 旧县志载：“后寮池，在邑西门外，多产莲花。”可知从前那里有一口莲花池，称后寮池，今讹音为后楼池，已成市区的一部分，金浦路的一段。该地在城部西北，旧县志之所以说其地点在西门外，是因为那时西北方有城墙围着，要到后寮池，必须从西门出。后楼池今为金浦路的一段。
  倒城隙 在金浦路与环城路、龙泉路交叉处，现在是非常热闹的地段，而从前这里围着城墙，无路可走。清末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一日（阳历1865年2月16日），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的部队从漳州来攻漳浦县城，用土炮将这里的城墙打开一个缺口，从而进占县城。以后这缺口一直没有修复，被称为倒城隙，成为地名。
  西街 旧县城的古老街道之一，北起倒城隙，南至下尾仔，纵贯旧县城。上部属绥西，下部属绥南。
  新路尾 起初，西街不是起自倒城隙，在未有倒隙以前，有一条新路街，自西门至北门横贯旧城北部。西北隅城下的居民要通过一条叫“尾巷”的小巷跨越新路街，才能进入西街。太平天国军队用土炮打开西北隅的城墙进占县城，西北隅居民区及新路街首当其冲，为炮火所毁。后来，梅林一户姓陈的来将新路街的西段废墟辟为园地；霞潭村一户姓蔡的来将新路街东段辟为园地，都在那里居住耕种，传衍子孙。光绪初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通过中国教士，以低廉代价向蔡姓购到新路尾（原新路街北段）土地37亩多，建起教堂、源梁医馆、牧师楼、医生楼、姑娘楼（住不结婚的教会女士）及男校、女校等，被称为“番仔楼”（其实和中国传统建筑物一样都是土木结构）。从此，人们大都只知道有“新路尾”，不知道曾有“新路街”。原新路街废墟接近西街顶部分，于民国24年被开辟为体育场，场前辟大路，北通倒城隙（今汽车站），南通西街。今成为热闹街市。
  兴教 以曾是兴教寺所在地得名。兴教寺始建于唐景福元年（892年），历代修建。民国初年只剩下一座三进的佛堂和一间大佛殿。民国21年，十九路军破除迷信，捣毁三宝佛石像及大佛殿，最后一个和尚士同师离去，从此，兴教寺已不存在，而地名“兴教”一直沿用下来，至20世纪80年代在那地方建设中共县委会和县人民政府，人们才不再称呼那地方为“兴教”。（近年来在“大亭”地方另建一个兴教寺）。
  古井头 在西街转向麦仔市街处，以有一口古井得名。按旧县志记载，该古井称驿前井，在临漳驿馆前面。古井头斜对面称石狮头，因为在面对麦仔市街的店屋前面放置一只石狮以避煞。
  许官巷 是石狮头通至西城垣的巷道。民国八年在石狮头设菜市场，农家在许官巷排尿桶收集肥料，因此，许官巷又名拉尿巷。巷口斜对北街，与火烧巷相望，有“火烧对拉尿”的俗谚。1985年至1986年，许官巷和火烧巷都建成街道，与麦仔市街相衔接。
  驿内 在西街转入麦仔市街处，历代在这里设驿馆，宋代称仙云驿，元、明、清称临漳驿。巷道向北通至兴教寺。
  金芳巷 原是蔡姓居住的小区，因有一土地庙“金芳社”而得名。90年代拆迁，建金芳楼。
  龙亭巷 西街中段通至西城垣的巷道，以曾有一座龙亭得名。
  打锡巷 在龙亭巷之南，巷尾与龙亭巷及三房巷相通。我家世居打锡巷、但不知道甚么时代这巷内有人以打锡为业。
  三房巷 在打锡巷之南，以有陈姓三房祠堂“孝友堂”得名。讹音为田斑巷（“田斑”是一种小斗鱼）。
  后楼 在西湖公园东边。民国时期是一片废墟，有多处鱼池水阁遗址，据传原是清康熙年间湖南布政使黄性震的别墅，有花园、楼台、水阁，清末被太平天国军队烧毁。现在是密集的居民区，有多条巷道通西街。
  西门 漳浦县城西门，门上建楼，也称西门楼，20世纪80年代建青年路时拆毁，其东为西门内的居住区，今为青年路的一段。
  牛墟巷 原是西城墙外的护城壕沟。全城都有护城濠，独自倒城隙至西门这一段，因为地势高，不能引来溪水环绕。民国初年，自东门兜至倒城隙这一段城垣拆平，建为公路，西护城壕成为通倒城隙公路的通途。原设在北门外的牛墟迁设于西门外，一直沿袭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牛墟仍在西门外。乡下牵牛来交易，大都经倒城隙走进西城壕到达西门外牛墟，因此，西城壕被叫做牛墟巷。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牛墟巷成为居住区，县林业局也建在那里。牛墟巷通青年路的巷口建起几家银行，牛墟巷被改称金融巷。
  龙文路 西城壕之西是一个丘陵，称龙文顶，在未有“倒城隙”时代，是霞潭、马坑一带乡村经过埔顶进出县城西门必经之处，在丘陵上开凿一条巷道，以利通行。新中国成立后，在这丘陵下建碾米厂，米厂土名米绞，所以这条路被叫做“米绞崎”，其中的一段现为粮食系统“再就业一条街”。因为曾是粮食局仓库区，没有地名，且原龙文顶已建成龙文小区，该路暂称为龙文路。
  西湖 自然村村名，在西门外，蔡姓所居，以在西湖边得名。
  青年路自西街顶段向西通西门外的新街道，始辟于1964年青年节，后因“文化大革命”停建，至1980年才开通至原324线（今金鹿路）。越过金鹿路通至西宸岭下为中华路。今中华路与青年路统名为西湖路。
  十二层崎 在西湖自然村之西。十二层崎之下，今为西市场。
  茶井巷 十二层崎之西，原有一条田垅，因为田垅边有一口泉窟，大旱不竭（旧县志称为虎泉）异常甘醇，城内居民常来吸取用于泡茶，俗称西湖井仔，又名茶井仔，那田垅叫做茶井垅。1984年青年路延伸建到西宸岭下（中华路），那田垅下段保留“茶井仔”，茶井仔之北填平为路；上段（路之上）田垅两边建屋，中间成为巷道，命名为茶井巷。
  城西社区
  在西宸岭周围。从前，这一带没有村庄，更谈不上有街道，20世纪末叶逐渐建起许多住房，形成社区。
  西宸岭 或西神岭，讹音西施岭，是县城西郊的一座小山，今为市区的一部分，山上有罐头厂（已停产），山下为居民区。
  石砫尾是一处新的居住小区。原来是乾隆朝文华殿大学士蔡新坟墓处，墓前有一对望柱，望柱俗称石烛，故称其地为“石烛尾”，基建图纸误标其地名为石砫尾，后发现有误，但认为所谓石烛实际是石砫，称其地名为石砫尾也无不可，石砫尾遂成地名，有的人按习惯称石烛尾。
  职中路 从金鹿路通到原漳浦职业中学的通道。现职业中学已改为漳浦职业中专学校（职专），再改为漳浦职业技术学校（职校），而路名照旧不改。
  绥北社区、城北社区
  北街古老的街道之一，与西街同是南北走向的直街。北街北起北门内，南至东西走向的县前街相接。
  北街 头北街与县前街相接处称“北街头”。
  东埔巷 按旧县志，原名忠孚巷，“东埔”是讹音。从北街中段向东通至东水门（东水门已废）。
  下东埔 在东埔巷以南的一条巷道，也通东水门。原名落霜巷（或洛苍巷，没有文字记载，只凭口传，不知其正确名称），隔北街与西街的田斑巷（三房巷）相对，有“田斑对落霜”的俗谚。
  死人巷 从县署通北街中段的巷道。明清时代，监狱在县署内西边，狱中若有囚犯死亡，尸体从边门抬出，经此巷通北街至此门外荒冢，此巷道便被叫做死人巷。
  火烧巷 北街通东北城边的巷道。当是以火灾得名，不知火灾发生于何时，康熙旧县志已记载有“火烧巷”地名，可见火灾的时间不迟于清初。现火烧巷是一条热闹的街道，为麦市街的一段。
  北街上段通到北城垣的巷道还有任厝巷、楼厝巷、三舟巷、北小巷等。
  环城东路自倒城隙向南延至东门兜。原是城垣的北段，民国十六年，将这一段城垣拆低加宽，建成公路，称环城马路（原计划将全部城垣都改建为公路，后没有实现，只建这一段作为东通旧镇，北通漳州，西通至象牙庄的城边公路）。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段还是公路，稍有改道，有一段是原城下溪道所填筑。而由于商贸发达，逐渐形成为街道，公路另辟。
  醴泉路民国二十三年，福建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漳浦县长朱熙及地方人士致力于修复名胜古迹，在北堑壕之西（倒城隙之西）找到被堙没的“龙井甘泉”加以疏浚的同时，在北山下（倒城隙之东）“龙泉”所在坑垅的下段、通漳州路东坡下田间找到另一处甘泉，命名为醴泉，加以修筑，并立碑。那时“龙井甘泉”已不甘，醴泉成为县城人用以泡茶的最好泉水。解放后在该地建农械厂，醴泉埋没。现该地为商贸及居住区，有一条巷道被称为醴泉路，该路实际在醴泉之东。
  千秋楼清初顺治十二年，郑成功收缩闽南兵力于海岛，令驻漳浦的部将潘庚钟拆毁漳浦县城，然后撤退。清总兵杨捷收复漳浦，即主持重建漳浦县城，在西北城垣上增建一个楼台，挂“千秋保障”匾，因此称该楼台为千秋楼，楼下（台下）城外称千秋楼角。康熙十三年，认为该楼台有伤风水，将其拆除，但“千秋楼角”地名一直沿袭下来，今称千秋楼，为居民小区地名。
  城北路民国十七年从县城北边（北门兜附近）开一条公路经大亭通罗山。20世纪末，近城的一段形成街道，现称城北路。
  北门兜在元、明、清时代，北门是县城通漳州的大门。原有城楼。清初，总兵杨捷重建县城碑记立在北门兜，后城毁，该碑堙没在护城壕中，20世纪80年代出土半截。北门外原有石坊表多座，今无存。
  大亭在北门外，明清时代在那地方设迎恩亭，凡有上级大官莅县，县官要出城到迎恩亭迎接。那亭颇大，群众称为大亭，后亭废，而“大亭”地名沿袭至今。
  朝阳路漳浦第一条40米宽的大街，建成于1997年。从北门外妈祖宫附近向东跨越宪台溪至草潭社，长1511米。
  大亭路1997年建的新街道，宽7米，从大亭通至宪台与朝阳路交叉，长1千米。现向北延伸到舟市，改称舟亭路。
  辕门社区
  辕门社区在县城北郊，即原来绥安镇辕门行政村，辖辕门、舟市、水涵、凹仔顶、考湖、埔仔6自然村。2002年11月整合于绥安工业区，行政村改为社区，6自然村成为社区内的6个小区：
  辕门以在一条小溪湾的出口处而得名为湾门，被写成辕门，遂以辕门为地名。（辕门是古代总督、巡抚衙门或领兵将帅营本部的大门，这里不可能曾有这种大门）。
  舟市从前，这里是周姓聚居地（明成化元年出举人周仁，曾任六安知州）；这里曾形成集市，故称周市，讹为舟市（旧县志记载为北门外市）。后来，这里不再是周姓聚居地，也无集市，而“舟市”地名一直沿用下来。
  石斋社区、道周社区
  石斋村原是县城东郊的农业村，民国时期属石斋保，因为黄道周（号石斋）讲学处明诚堂（俗称讲堂）在该保，故以石斋为保名，新中国成立后沿袭为村名。城关中学起初利用黄道周讲学处为校舍，后改名道周中学，建起颇具规模的新校舍，增办高中，成为完全中学。20世纪末叶，许多非农业人口在该村建屋居住，尤其自“东线”建设基本完成后，宪台、草潭、荔枝林、河尾等自然村建成相连的新村，道周中学周边也建成新村，成为市区的一部分，该村成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混居的区域，并有大部分农业人口转业务工和经商。2003年进行整合，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没有区别，分设石斋、道周二社区。
  宪台自然村村名，原是一个台地。该村至北城边的大片水田称“宪台洋”。现在，村连水田都楼房密集，成为市区的一部分。
  草潭在宪台之东北，原是自然村，以有一口水草丛生的浅潭得名，现与邻近的过潭、后田等小村都已成为楼房密集的新村，40米宽的街道“朝阳路”从该处通过。
  荔枝林在宪台之东，原是石斋村一个最大的自然村，现在也是市区的一部分。原名石埕社，居民蔡姓，称石埕蔡。此地并无荔枝树林，未知何时，也未何因改称为荔枝林社。
  河尾在草潭之东北，40米大街朝阳路延伸到该处，已建成新村。
  讲堂是黄道周讲学处明诚堂所在地，原为小村，现建成新村。
  南门社区
  南门社区，在县城南门外。从前是漳浦县城经盘陀岭通云霄以至广东潮州的出发点。南门溪和土桥头原是上通象牙庄和盘陀，下通旧镇的小船停靠处。现在南门溪淤塞，只靠一条渠道承接从梧桐陂引来的棕口溪之水，通至东门桥。
  原南门外通广东大路在南门社区的一段已成为街道。世纪之交开始兴建的40米宽龙湖路已从漳浦大桥处建到王顶，将通过南门社区、绥东社区通至黄仓开发区，成为横贯市区东南的新街道。
  港仔口从前，南门溪经港仔口转向东，绕过东城垣，至东门以下，汇入鹿溪。宋大观元年，开凿一条人工河，从县学的泮池通至港仔口，溪水受潮汐顶托，能进出于县学里的泮池。开凿该人工河的倡导者是知县傅希龙，绅士们称该河为傅公河，群众则称为港仔，港仔与南溪交汇处称港仔口，成为地名。后该河淤堙，而“港仔口”地名至今沿用。
  王顶曾是王姓聚居地，现有多种姓氏，而地名不改。在南水门外，南溪（即南门溪）西岸，有一条桥梁跨南溪，从南水门通王顶。20世纪末叶，开始有许多城内人迁居王顶，建设楼房。现王顶已建成新村，街巷交叉，笔直有序。湖滨西路从王顶村西边经过，40米宽的龙湖路从王顶村南边经过。
  沟仔尾在南门外，有一条乾桥（俗称沟仔尾桥），长200丈，建于明万历五年，架在一片浅潭上，从前是出南门往盘陀岭的必经之官道。
  土桥新村在沟仔尾西南一公里处，鹿溪桥闸附近。鹿溪桥闸建在原得仙桥上方30米处，得仙桥拆除。得仙桥俗称土桥（因为该处原有一个土陂），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崇祯元年、清康熙三十七年、乾隆五年3次重修。今在该处建成一个新村，称土桥新村。
  有人误以为现在鹿溪桥闸的前身是宋代鹿溪桥。其实，宋代鹿溪桥在今鹿溪村。（鹿溪村原名鹿溪桥社，是以桥名为社名，现桥已无存，而社名简称鹿溪。）
  状元匾与八角底座石旗杆夹
  李元有
  沙西镇庄前、高林、沙里、塘南等村聚居着李姓宗亲，漳云线公路从这些村边穿过，地处东南临海，背靠梁山山脉，村前是一片海滩转垦的万亩良田，也是漳浦县最大的平原，算是渔米之乡。庄前村有一座李氏宗祠，民国时该祠曾是庄前国民学校校址，解放后改为完全小学。我是一九四四年入学的孩子，初懂世事，知道宗祠座东向西，宗祠前面是一片广场，供逢年过节祭祖演戏之用，广场中间竖有石砌八角旗杆座及旗杆夹一座。宗祠系两进的建筑，其一进大厅悬挂着金字匾一面，匾额上题着“状元”两字，十分雅观，二进大厅屋内置放祖公神龛。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匾被拆下，旗杆早已不存在，石旗杆夹也于此时被拆除。可惜我没有记住这块状元匾发生在那代，状元又是何许人，也不了解，但状元匾和八角石旗杆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围绕这个问题，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相传只有状元才能竖八角旗杆座和旗杆夹，而漳浦县历史上只有乌石林士章中探花，未曾有人中过状元，然而，庄前村祖祠内挂的状元匾和广场上屹立的八角旗杆座着实是个谜。文革期间一个偶然机会，我的一位堂叔给我说了状元匾的来历和“虎咬新婚、状元出省份”典故。他说：相传漳浦县丹山山下的一个自然村叫车鳌，清朝年间，村里一位青年娶亲，新娘子年轻美貌，贤惠淑德。新婚之日，村里乡亲以及新朋好友都有来庆贺，确也热闹一番。新婚之夜，青年夫妻新婚燕尔，恩恩爱爱，至为幸福。岂料半夜新郎闹肚子，到村外解手，竟被老虎叼去，新郎一去，一夜未归的原因新娘一无所知。第二天老半天了仍未见新郎新娘出房，家人进入探问，方知新郎半夜出门未归，往四处寻找未果，产生怀疑新娘通奸害夫，拟议告官。新娘闻如此情，自感命苦，新婚未过，竟成寡妇，且又要遭受天大冤屈，不禁暗自悲伤哭泣，心想夫家已成绝路，爹娘又无颜复见，有苦无处诉，欲死又无奈，思来想去，唯有出逃保命，遵循“雪里青松气节高”的古训，吾有出头之日，方能清白。主意既定，待到更深人静，逃出村里，远走高飞，日夜兼程，终于逃出福建。进入广东后，过着流浪的生活，幸好有一天巧遇一位好心的员外，见其可怜，让其到家里做佣人。此时已知自己已有身孕，为了生活，在员外家中，料理家务，脚勤手快，任劳任怨，且为人贤惠晓理，故而被员外看中，即纳为妾，之后产下一子，知是原配夫君李姓种子，疼爱有加，精心教养。到了入学年龄，聘请塾师教读。那小孩聪慧过人，四书五经，一读精通，且出口成章，落笔成诗，造诣颇深，又能尊重师长，孝敬双亲，真是一位神童，乡里议论其长大定能成大器。有长大后考中举人，翌年赴京会试，竟然龙门高跳，独占鳌头，考中状元，消息传到家中，父母高堂，殊为高兴。
  奈因状元郎头上生疮，形态实为不雅，在家时屡治不痊，想借此机会，在京师请太医医治，哪知事与愿违，至为扫兴，内心十分晦气。是时朝廷准假，让状元返乡竖旗拜祖，谁知旗杆一竖就倒，一连再三，仍然如此，状元自觉诧异，乡人也感蹊跷，唯有其母见状，知道状元是李姓骨肉，应是让共认祖归宗的时候了，一者成全状元寻根拜祖，二者也可以为自己洗刷不白之冤。于是含泪对儿子陈述自己不幸的遭遇和来历：“你的生身父亲居福建漳浦，李姓。”状元听后泪流满面，随即收拾行装，赶往福建，进入漳浦地界的下寨村，虽然也是李姓，察看祖祠，与其母陈述不尽相同，乡亲们指出下寨李姓出自庄前村，状元认祖心切，拜别了亲人，赶往庄前。村里族亲，闻知李姓宗亲高中状元，远道归来认祖，相互奔走相告，自然热情接待。状元观察祖祠，均与其母所说相同，遂说明了认祖因由，这时族中的一位长者，知道十多年前车鳌村有一青年新婚时发生情况，指出车鳌和庄前虽然均是李姓，但是你的根是在车鳌，在族亲的指引下，状元到达丹山山下的车鳌村，说明寻根归宗，竖旗拜祖的缘由，村里的亲人恍然省悟，确认状元实系李姓的血脉，如今前来荣宗耀祖，是建祖祠时地理师预言的应验，族中长者提及地理师的留言：“日后子孙出了状元，头上如有带疮，可取神龛内的火炭，一涂即痊”。众人照办，物到疾除，十分灵验，且竖旗时一竖就成。
  状元满心欢喜，又觉得庄前村李姓宗亲，民风纯正，决定车鳌、庄前、塘南、下寨四村的祖祠分别各砌八角旗杆一座，又亲笔题定“状元”两字，经涂上金粉之匾悬挂在两村的祖祠内，定时竖旗拜祖，四村都热闹非凡，无比荣耀。
  塘南村在祖祠前竖旗杆和在祖祠内挂状元匾后，全村鸣不啼，狗不吠，村人知道担当不起，即卸下状元匾和旗杆，但旗杆座仍留着，解放后才除去。庄前村和下寨村的八角旗盘和状元匾文革破四旧时，被拆下来，如今下落不明，这样的文物被破坏，实为可惜。
  上述所说的典故，只是传说，我也示曾考究，且庄前村也没有族谱可查，故而无法辨别真伪，是为遗憾！
  编者按：
  “虎咬新婚，状元出在外省份”是深土镇车鳌一带李姓聚居乡村流传的故事，山边村李姓与车鳌同祖，该村外出女干部李惠崧曾据以写作一篇“臭头状元的故事”，县政协主办的《漳浦文史资料》注重选取史实资料，故未予刊登，后来在《金浦报》副刊刊出，内容与李元有现在投来的“状元匾与八角底座石旗杆夹”大致相同，细节略有不同。据我们所知，在漳浦车鳌、庄前、塘南、下寨竖旗挂匾的是清乾隆年间武状元李威光，广东梅州人，与漳浦李姓不同祖，来漳浦沿海4处李姓祖祠竖旗挂匾的主要作用是联络同宗情谊，并显耀身世；接受竖旗挂匾的乡村也借以满足其虚荣。车鳌李姓说：李状元在下寨、塘南、庄前竖旗挂匾都认错祖，后来都车鳌竖旗挂匾，“臭头”（癞痢疮）才痊愈，证明车鳌才是他真正的祖家。
  在不同宗支的同姓祖祠竖旗挂匾不独李威光如此，别姓也有，如民国时期驻漳州师长胡琏在漳浦县鹿溪桥村祖祠挂匾；漳浦县长黄明日在旧镇狮头祖祠挂匾便是一例。
  [相关链接]
  武状元李威光资料（据《中国历代武状元》摘录）
  李威光，广东梅州长乐（今五华县）黄埔村人。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壬辰科第一甲第一名武进士，武状元及第，授一等侍卫，正三品官衔。（同科武榜眼左瑛，武探花赵士魁，均授二等侍卫，从三品官衔）。历任广西提标左营游击，浙江黄岩镇标水师中军游击，福建烽火门参将，台湾安平协水师副将，福建闽安副将，代理海坛、南澳总兵，诰封四世武功将军，从二品官衔。后辞职归乡，卒于家。
  李威光到漳浦各地李姓祖祠挂匾，应在代理南澳总兵期间。
  台湾总兵林亮
  林智诗
  林亮，字汉侯，号惟执，绥安镇麦园埔村人，任台湾镇总兵。他在任职期间，抚恤穷民、招抚台湾山地的少数民族，深得台湾民众的爱戴。为清初著名将领。
  林亮出生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小丧失父母、孤苦伶仃，长负雄略大志，性情豪迈，喜欢结交豪杰，讲求韬略。四处求师学艺，练就一身好功夫。当时，沿海地任经常发生战乱，亮弃农从戎。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任台湾水师右营把总、康熙五十一年授铜山营守备。康熙六十年（1721）夏，台湾朱一贵反对知府王珍欺压百姓、横征暴敛，率众起义，人数达三十余万，声势浩大，攻关占地，杀总兵欧阳凯，占领全台，被推为“中兴王”。台湾文武守臣逃窜澎湖，惊慌失措。时林亮官澎湖守备，厉声日：“吾辈享朝廷厚禄，报国正在今日。万无锋刃未交而相率委去之理，请整战舰守住要塞，贼至决一死战，战不捷而亮死，公等遁未迟。”林亮即申明主将令，官民敢言退归厦门者斩。林亮按剑立江滨，瞋目而视，怒发冲冠。官民自是不敢再言，俱居澎湖，人心稳定。旬日后，水师提督施世骠、南澳总兵兰廷珍率领清军至澎湖，以林亮胆识超群，任他为先锋，率战舰六艘、水师五百，奋勇攻战天险鹿耳门，继而配合大军乘胜攻入安平镇，林亮驾舟横冲敌阵，敌悉毙于水。朱一贵残部只得退守府治不敢出，亮从西港绕其背，鏖战苏厝甲，所向无敌，四大战皆捷，遂克府治，七日内收复全台。叙功林亮为第一，总督满保手书褒扬，奖银四百两。
  雍正元年（1723）春，林亮受命为南澳左营游击，他没有到任，八月提升为台湾南路营参将，也未到任，当时他自願留在台湾；累前功加都督同知。当年九月，雍正皇帝亲自接见他，提升他为台湾水师副将，並赐予孔雀翎宝刀、貂皮、绸缎等及帑金二百两。十二月，提升为台湾镇总兵。
  林亮在台湾任总兵时，台湾疮痍满目，百姓憔粹不堪，百业待兴，他抚恤穷民，正已率属，整饬水陆兵防，与当地文官和衷共济，创建府治木城，百姓深受鼓舞。当时，内地的少数民族习性凶悍，时常袭击附近居民。林亮对他们进行招抚教化工作，使一百零八社“生番”归顺于朝廷，于是附近居民得到安宁，民乐年丰。朝廷闻知此事后，又赏赐一万两银给林亮，议叙晋升四级。林亮即把部分奖银购买色布、烟、盐等物，派员遍历各社，赏给各社“番民”，並说明这是朝廷德意，使少数民族深为感动，欢呼之声震撼山谷。尚余赏银八千两封存于台湾府库，林亮自己分毫不沾。
  雍正五年（1727），林亮调任浙江定海总兵，他重视水师的训练，每日率领战舰巡逻所辖海域。终因积劳成疾、卒于任上，时年六十六岁。赐祭葬，归葬于漳浦县和埔后面山，墓前竖立一对六角石望柱。柱联：克复东宁功第一，全归梁浦福无疆。其子林朝翼任广东琼州总兵。“父子总镇”的牌匾分别挂在麦园埔林氏祠堂、总兵府和鹭厦林氏家庙内。
  史地索隐（续）
  李林昌
  漳浦县的“龙脉”
  明万历年间，漳浦县的绅士们所关注的一件事是“龙脉”的损坏。先是于万历二十六年请知县杨材同往踏勘，加以人工填筑，而石基才就绪，杨知县升迁离任。翌年，王猷接任漳浦知县，绅士们又请他同往踏勘。他捐出俸银，动用公款，并由和尚募缘，共用银六百多两，征召民工，完成了“修补龙脉”工程。由嘉靖二十九年进士，时任广东佥事、提督广西学政，后来任南京工部尚书的朱天球作《奠龙脉记》，镌碑立于罗山岭驿路上，碑文并收入《漳浦县志》。《奠龙脉记》说：“漳浦龙脉发自平和之矾山，逶迤数十里而至铜壶山，起摩顶山，是为邑之宗山。将至铜壶处列三台过峡，奇甚，有蜂腰鹤膝之状，阔仅百尺，长如阔之数，而加三峡之左。其下有田，田畔有溪涧，耕者移溪洞于峡麓，岁久址啮，土崩不可支，阔之圮三分有二，长如其数。”以下记述绅士们与知县踏勘，用人工填补之事。
  所谓龙脉，就是勘舆家认为有关“地理”的山脉。这条山脉，起自平和大芹山，经大峰山、矾山而延伸到石屏山，三坪山，逶蜒经马口附近的五牙山，至漳浦县城西北二十华里长桥农场与葛后东坑交界处的摩顶山，延伸到县城北边十华里处的后堵山（后到山）。康熙《漳浦县志》卷一《方域》上篇说：“摩顶山，在县西北二十里，为西北诸山之宗，其形圆洁如佛顶，故名。脉自平和大峰山，由矾山、嵌头、欧寮、平水、三平、铜壶诸山。东行二十里为青苔山，又东为五牙山，至于甘棠驿（注：在马口），又迤南为三古铺、横内山（注：在长桥农场），南行为石硖山、盘石山、长林山（注：皆在长桥镇境内），东行为龟山，西为后到山。”
  后到山（后堵山）为漳浦县城的“后靠山”，与梁山代表峰“金刚山”南北相对。旧县志以金刚山漳浦县城的“案山”（案，桌子，比喻县城是一只后有靠背的宝座，面前有稳固的办公桌）。
  梁山是矾山以下另一脉，向东南延伸，蜿蜒于漳浦县南，与石屏山山脉遥遥相对。两山脉的流水汇流于漳浦平原，从鹿溪汇浯江东流入海。
  堪舆家的“地理”概念讲究形象，自然地理的概念则是务实的，但两者有共同点。梁山山脉与石屏山山脉之间构成漳浦平原，溪流分注，光照充足，少有霜害，这样的地理优势，经过人民辛勤开发，造成漳浦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人文鼎盛。
  赤岭原名雀岭
  赤岭畲族乡原名苌坑（“苌”方言如“场”，“苌坑”两字连读，音似“张坑”）雅称长卿。“苌坑”是总地名，“赤岭”原是其中一个自然村，设墟场，称赤岭墟。1958年“公社化”时，苌坑设公社，管委会设在赤岭原清代提督蓝理的府第，名赤岭公社。从此，“赤岭”取代“苌坑”为总地名，即今赤岭畲族乡。
  而“赤岭”地名实由“雀岭”演变而来。清康熙《漳浦县志》的全县地图上，在二十八都何家保（今官浔）与长桥之间有一座“雀岭”，现在人们大都已不知道“雀岭”是那一座山，我认真研究，认出了雀岭已讹音为“赤岭”，便是从今官浔镇横口桥以上延伸到赤岭乡赤岭自然村的那座山。横口桥下地名至今仍叫赤岭下，桥下的流水叫赤岭溪。从横口桥以上至赤岭自然村的山路叫“赤岭”，这就是赤岭自然村得名的由来。而“赤岭”，原是“雀岭”的转音。
  “雀岭”是一条西东走向的山脉，与被称为漳浦县“龙脉”的马口五牙山至县城北边后堵山这条山脉北南走向不同，故被称为“横山”（雅称衡山），在“横山”接近外地的山麓叫做“横口”，今属官浔镇所辖；靠近内地的山麓叫做“横内”，今属长桥镇所辖。
  这甘棠不是那甘棠
  古代，驿路上距数十里设一个驿馆，供传递公文的公差及经过的官员住宿，类似现在的招待所。宋代，漳州地区的驿路，上经泉州至福州，下经漳浦、诏安至与广东交界，共设五个驿馆，即：通源驿（在江东）、丹霞驿（在漳州城南门外）、甘棠驿（在马口）、仙云驿（在漳浦县城）、临水驿（在诏安）。甘棠驿设在漳浦地界，而驿务由龙溪县管辖，见于《漳州府志》记载，清康熙《漳浦县志》也载：“甘棠驿，署在县北五十里，地为浦邑所辖，而驿官隶龙溪。”
  甘棠驿设在甘棠村边。甘棠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庄，唐代已因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出了漳浦县第一个进士潘存实（官至户部侍郎）而知名。该地在交通要道上，但地处县境边缘，官府鞭长莫及，每遇兵荒马乱，村民便逃往别处，以致甘棠村几度亡村。甘棠村（自然村）和甘棠驿早已不存在，现在很多人不知道马口曾有甘棠村和甘棠驿，看到史志上有关于甘棠驿的记载，以为在长桥镇的甘棠行政村。
  其实，长桥镇甘棠行政村村名是沿袭民国时期的甘棠保名称。甘棠保原名甘塘保，始设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辖域包括甘园（讹音甘门）、石兜、塘仔、溪内等自然村，取甘园、塘仔二自然村头一字合称甘塘保，属由长桥、横口二“联保”合并而成的长横乡管辖。民国三十三年，全县30乡（镇）合并为15乡（镇），同时，乡（镇）和保的名称略有更改，横口保改为康庄保，长横乡改为长桥乡，甘塘保改为甘棠保，意在雅化。新中国成立后，原来的“保”改为“乡”，及至公社化，“乡”改为生产大队，即现在行政村的前身。自甘棠保至甘棠行政村，有七十多年历史。而马口甘棠村（自然村）是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古村；甘棠驿之设立，也是一千多年前的事。
  车田十五保
  方言称山田为“畲田”，漳浦西区（今石榴镇一带）因为多山田而以“畲田”为总地名，以谐音写成“车田”。这些地方，自古属漳浦县所辖，元朝至治年间（1321年以后），为加强对山区的统治，将漳浦、龙溪、龙岩三县毗连处划出设置南胜县，县治设在今平和南胜镇，后迁设于小溪，改名南靖县，又迁县治于今靖城镇，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分设平和县，而车田一直属属南靖县管辖。至清雍正年间，漳浦人蔡世远在朝廷任礼部侍郎，上疏建议将车田划属漳浦县。奏疏说（节录）：“南靖地方有地名车田者，户口千馀家，去县治地数十里，又多山林险阻，富者恃远而抗粮，催纳多不遵畏；贫者恃远而以宰牛、窃盗，强弱相凌，即赴县伸理，而差役登门，多抗而不出；偶有争竞，则聚众格斗，此皆离县太远故也。伏乞皇上敕令督抚派员勘查，准将东田二十四保改归漳浦，以利管理。”翌年，朝廷勘度形势，先将距漳浦县城较远的二十三都八图（即镇海卫地方）划属海澄县，再于雍正十三年划铜山所城（今东山铜陵镇）属诏安县，而以南靖居仁里一图车田十五保划属漳浦县（车田共有二十四保，还有九保，即今南浦、中西地方，至1957年才划归漳浦）。雍正十三年从南靖划归漳浦的十五保是：端阳（今东洋）、厦周（今下车）、西山（今西山场、岭后一带）、巽石（今寸石后浦一带）、石榴坂（今石榴村）、长兴（今长兴、田寮）、田埔（今田墘）、芳林（今芳林溪尾）、大水（今大水庵后）、攀龙（今攀龙村）、崎溪（今顶崎溪下崎溪）、乌陂（今乌陂寨仔一带）、福地（即北地）、象牙庄（今象牙村）、山城（今山城、龙岭、车本）。
  何处“界外”
  清廷为杜绝郑成功抗清部队在东南沿海的取给，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下“迁海令”，强制广东、福建、浙江、江南（清朝的江南省即南朝的南直隶，相当今江苏、安徽、上海、浙江一带）四省沿海居民内迁15～25里，建墙为界，界墙外挖深沟，跨越溪涧处不能建墙，竖大木椿为栅。界外城堡、民居、船只全部拆毁、烧毁。在临界地方建城堡驻兵，日间巡逻，夜间伏路把截，并在高阜上设瞭望哨、烽火台、炮台，发现越界者立斩。闽南是“迁界”的重点，执行最彻底。漳浦县于康熙元年（下“界海令”的次年，1662年）开始执行，旧镇以东，梁山以南划为“弃上”，拆毁旧镇城，将城石运到旧镇以西十多里处的秦溪村后土阜上建一座城堡，称秦溪城，驻千总；同时，拆除旧镇以东的下霞（霞陵）等村庄，凑合村舍的石料，建一座霞陵城（该城尚存，城墙中有很多阶石、门斗石、石器及其他杂石），驻把总；县东，利用明万历年间所建赵家堡，调驻城守营；县南，也利用明万历年间所建杜浔堡，调驻守备。
  清廷厉行“迁界”的同时，郑成功进军台湾，驱逐荷兰侵略者，于顺治十八年夏收复台湾，翌年（康熙元年）五月郑成功病逝，子郑经继承其事业，寓兵于农，并不因清廷迁界而受困。受害最大的是群众，流离失所，大片田园、涂滩、盐丘抛荒在“界外”，清廷的赋税收入也大大减少。事件过去已经三百多年，而人们仍难忘此事，仍称沿海一带为“界外”。而具体的“界”在何处，早已不存痕迹。康熙《漳浦县志》说“梁山以南，旧镇以东划为弃土”一句话过于简略，清廷派出巡视粤闽两省沿海“迁界”执行情况的杜臻所作《粤闽巡海纪略》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这里只节录漳浦县（包括云霄）部分：漳浦县之“界”，南接诏安梅州寨，经油柑岭、高塘洋、云霄镇、梁山、高洋口，至横口。杜浔堡被利用为守界城堡、后葛司（今杜浔近城村）霞美、古雷、旧镇、六鳌、莆头（将军澳）、赤湖、佛昙、官浔一带划在“界外”，报荒田地1163顷。这是最初“迁界”情况。康熙八年（1669年）有过一次“展界”。康熙十三年（1674年），清靖南王耿精忠响应平西王昊三桂叛乱，郑经乘机攻入闽南，迁移的百姓纷纷回归故土。康熙十五年耿精忠降清，康熙十七年十二月郑经败退于海岛，清廷再次下令迁界。至康熙十九年，清军克复厦门，郑经退往台湾，翌年，清廷才宣告复界。
  敦照镇——牯镇——旧镇
  旧镇原名牯镇，以在一座形状如牯牛的山下得名。因为牯镇是历史悠久的古镇，而且以“牯”为镇名不雅，后来便弃“牛”旁写作“古镇”，又写作“旧镇”，而口语仍称牯镇。
  牯镇以航运之便而商贸不断发展，至北宋，由官方命名为敦照镇，设“敦照务”收取商税并管理市场。《元丰九域志》记载：“敦照镇，在漳浦县东南二十里。”现在云霄有人说，敦照镇便是云霄镇，这附会太过牵强，因为云霄镇并不在漳浦县东南，而在西南，距漳浦县也不只二十里，而有七十里之遥。《大清一统志》已经说，敦照镇即旧镇。民国初年臧励和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地名大辞典》也说：“今有旧镇市，盖即《九域志》所载敦照镇也。”
  民国初年，旧镇之所以有“旧镇市”之称，因旧镇地处鹿溪和浯江入海口，漳浦腹地盛产米谷、蔗糖、花生油、鲜果、荔枝干、龙眼干、葱头蒜头，源源不断从这两条河流用小船载到旧镇，汇集出口。从香港、汕头、厦门、上海、宁波、温州等埠运来的工业品也从旧镇输入腹地。经营上述粮、油、糖、果、蔬五大类土产收购出口业务的商行统称“五行”，其中，以振成、美孚、捷发、义合（后为“恒泰”取代）、宝成五家最大，为“五行”中的五大行。
  在明万历年间的《漳浦县志》里，多次出现“旧镇”地名，可见，牯镇写作旧镇，最迟在明万历年间已经形成。
  大洋、正阳地名的演变
  现在的杜浔镇，西南部分（文卿、正阳、范阳一带）与沙西镇，于明代同属漳浦县第十都；东南部分（近城、湖里、北坂、林苍一带）与古雷镇，于明代同属漳浦县第九都。
  “都”不过是地域划分，不设行政机构。负责地方治安的是巡检司，为县的派出机构，每司各建司城一座，设巡检一员，弓兵16～30名。明初，漳浦全县设九个巡检司，隆庆元年（1581年）划出沿海东北部一些地方及龙溪县沿海一带合设海澄县；嘉靖九年（1530年）划出一都至五都（官陂、四都、南诏、东山一带）分设诏安县，漳浦还有五个巡检司：井尾司（在佛昙井尾）；青山司（原在陆鳌青山，迁赤湖将军澳，后移月屿堡）；盘陀司（在盘陀旧厝自然村附近）；古雷司（原是南靖县小溪巡检司，洪武二十年（1387年）移驻古雷，仍属南靖县管辖，正统七年（1442年）改属漳浦）；后葛司，现无“后葛”地名，须加研究。据明代《八闽通志》及《漳州府志》载：“后葛巡检司城，在（漳浦）县东南九都大洋社，周围长一百十五丈，墙宽九尺，高一丈五尺。”大洋社以有大片“田洋”得名，清代为正阳保，有玄天上帝庙正阳宫和佛寺青阳院，都因“大洋”地名演化而来。正阳保为洪姓聚居地，开基于明代。清初“迁界”，大洋社划在“界外”，后葛巡检司司城及居舍都被毁。“复界”后，洪姓重建家园，在原后葛巡检司司城遗址上建一座土楼，后来楼坍废，而至今仍存“楼内”地名。“楼内”又称“城外”，因为原巡检司司城旁边正是原来的“大洋社”，洪姓于清代又建一座城围住村庄，“楼内”便在“城外”。1964年实行公社制度，成立城外大队，辖城内和楼内，后为避免与其他公社的城外大队同名，改名为近城大队，即今近城村。
  “正阳”本是清代今近城村的保名，洪姓从这里发祥，逐渐传衍到杜浔镇内“下尾许”（清代的霞美保，许姓曾是主要姓氏，不是现在霞美的霞美村。现在霞美镇的霞美村清代为云霞保）。后来，洪姓成为下尾许的主要住民，民国三十三年保甲并编，以下尾许的洪姓与楼内、城内洪姓为主，成立原性保（以洪姓祖宗谥号“原性”为保名）。人民公社时期，将民国时期的原性保分为两个生产大队，城内、城外及附近小自然村（清代的正阳保）合为城外大队，后改为近城大队，即今近城村。就是说：清代的正阳保便是现在的近城村，而“正阳”之名被移植在清代的霞美保（下尾许）地方。
  鸿儒江
  佛昙江古名黄如江，以江中有黄如屿（今名赤屿）得名。唐朝杜祐所著《通典》载：“漳浦郡东南到黄如江一百里。”（唐天宝元年改漳州为漳浦郡，郡治在今漳浦县城，距佛昙刚好一百里）。康熙《漳浦县志》卷一《方域》说：“鸿儒屿，即《通典》所谓黄如屿也，今以黄如江为鸿儒江，故屿亦称鸿儒屿。上有树木，多集海乌，在镇海卫西南”。
  黄如江早在宋代已雅称鸿儒江，简称鸿江。白石郑解元《鸿江赋》云：“厥有胜景，其名鸿儒，纳长流之巨浸，会潮汐以奔趋，因以鸿名江，非夸大而过誉”。
  明初洪武年间，鉴湖（佛昙大坑）人陈则彝建鸿书院，造就很多人才，是第一个以“鸿江”为名的实体。明代，鸿江两岸确实已成为鸿儒荟萃之地，著名的“鸿儒”有：下坑杨守仁，嘉靖四十四年进士，任广东按察副使，其子杨一葵，万历二十年进士，任云南左布政使；港头林表，成化五年进士，任镇远知府，其孙林敬，嘉靖三十二进士，任长沙知府，曾孙林绍，嘉靖四十四年进士，任山东按察副使；下赵赵范，隆庆五年进士，任浙江按察副使；大坑陈亹，正统元年进士，任广东布政使，陈奂，成化十一年进士，任贵州参议，其孙陈公相，万历十一年进士，任广西副使。
  鸿儒、鸿江雅称越来越受广泛应用。现在有鸿儒小学、鸿江中学、鸿江大街，还有商号冠以“鸿江”招牌。
  六鳌与营里
  六鳌半岛自古是海防重地，元朝设巡检司于该半岛中部的青山上，与井尾巡检司互为犄角，明初沿袭下来。洪武二十一年，改在青山设守御千户所，以条石砌成，周长550丈，环青山山腰一周，状如“巨鳌载岳”，命名为陆鳌城，并以“陆鳌”为千户所名称，从此，青山改称陆鳌山。后以陆鳌为整个半岛的总地名，民国时期简写为六鳌。
  明朝前期，陆鳌守御千户所与铜山（今东山）、悬钟（在今诏安梅岭）同为属镇海卫所辖的千户所之一，每所有兵一千名左右，并备有巡海战船，对抗击倭寇入侵，起过重要作用。至嘉靖年间，政治腐败，卫所松驰，万历七年《漳浦县志》载嘉靖进士林偕春所作《兵防总论》说：“（卫所）久而浸懈，渐以无存，其存者则又苟且虚名，全无实用，甚至镇海为饶贼（饶平张琏）所袭，悬钟为倭奴所残，铜山水寨为海贼所烧毁，楼船、战具蓦然一空，弗能自保，乌能保人？”林偕春虽没有点名陆鳌，但从一些史料看，在嘉靖年间，陆鳌也是曾受倭寇侵犯。嘉靖末年，戚继光剿平入侵闽粤的倭寇以后调离福建，留一部份“戚家军”驻守闽南海防，其中一营（450人）驻铜山所城外，称浙兵营；隆庆六年又设土兵（募本地贫民为兵）一营，驻陆鳌所城外，后与铜山浙兵营对调。陆鳌东门外有地名“营里”，便是明代隆庆年间驻土兵营（后改驻浙兵营）的地点。民国29年，营里社与附近的店下社合编为一保，称下营保，是取二社社名各一字为保名，并非在“下营”之外有一个“上营”。现在，营里、店下各为一个行政村。
  将军澳与“皇帝城”
  赤湖溪入海处，以海中有一座将军屿而得名为将军澳，又以海岸上有一座小土阜（当地人称为东阜），土阜下为海船停泊和货物交易处，因此又称埠头澳，也写作莆头澳。明初洪武年间陆鳌（六鳌）建守御千户所所城，将原设在陆鳌的青山巡检司移设于埠头澳，司城建在小土阜上。明代正德年间，那司城被海寇击毁一部分，巡检司移设于月屿堡。埠头澳为飞沙地，残存的司城大部被海沙湮没，今只存残迹，民间传说为南宋最后小皇帝（宋帝昺）所建，称皇帝城。并传说，宋皇昺逃到这里，有将军护从，为将军澳得名的由来。
  旧县志对将军屿和将军澳得名的由来，列举三种说法：“将军屿，盘石垒耸……相传陈元光尝驻兵其上，故名”。南宋漳州史学家蔡如松辩谓：‘古闽越王（馀善）号力驺为吞汉将军，使之据险要以拒汉，故山澳礁屿皆以将军名’。按《汉书》，馀善发兵拒汉，道入白沙、武林、梅岭（注：在南昌附近），此非所经之处，当以《图经》为是。”旧县志这一段话，既否定将军屿、将军澳因陈元光驻兵而得名的说法，又否定因汉代闽越王馀善驻兵拒汉得名的说法。但我们可从主张“闽越驻兵拒汉”之说的南宋蔡如松生活在宋帝昺之前，得知“宋帝昺在此建城”之说是虚构的故事。旧县志转载南宋淳祐年间的《漳郡志》一段话：“……海上诸屿不通舶，场凡四所，此其一也。”即是说：将军澳是南宋时代漳州沿海四个贸易场所之一。
  明代，将军澳于正德至嘉靖年间多次受到倭寇及本国海寇登陆劫掠，天启至崇祯年间又多次受到荷兰侵略者登陆劫掠，见于《明史》记载。同时，将军澳又受海沙侵袭，因为赤湖溪上游水土流失，泥沙流入海中，受海潮顶托上岸，再受海风向内吹扬扩散，在明万历年间所编《漳州府志》所附地图中，已把将军澳标为“飞沙地”，到了清代，风沙之害就更严重了。清末同治年间漳浦知县斌敏作《将军澳海口》诗云：“恍入不毛地，茫茫四望空。海咸田尽卤，土赤石仍红。瘴起全遍日，潮来似带风。诗情偏不减，马首落长虹。”新中国成立后，在这一带营造防护林，防止海沙继续入侵。现在，硅沙得到开发利用；将军澳成为工业园区，有台商建厂制造豪华游艇，销往国外。
  “五狮”故事
  南宋最后一个皇帝——宋帝昺于广东雷州半岛崖山败亡之际，保护闽冲郡王赵若和逃到浦东的黄材（字国栋），是皇帝的侍从官（随从秘书），人们称地黄侍臣。在赵若和离开他家迁居佛昙积美后，他仍居浦东（前属漳浦县二十三都，今属龙海市港尾镇）。他的后裔：第二代两翁（燮翁、炳翁），第三代四库（制库、盈库、置库、永库），第四代十三夫（宽夫、信夫、敏夫、惠夫、廉夫、庸夫、应夫、膺夫、必夫、寿夫、仁夫、义夫、慎夫），第五代二十二均（恕不一一列举）。第四代时，已是元朝后期，倭寇猖獗，浦东地处海滨，遭受登陆劫掠。宽夫全家遇害，他才十二岁，被倭寇掳去，强载出海。因超重，被丢弃海中，同时抛弃海中的还有一些杂物，他幸而抓到一块木板，漂流到大提岛外，遇嵩屿人林世英从广东贩货回航，将他捞救，视如已子，养到十六岁，以次女林二姐婚配，然后送回浦东。宽夫找到出嫁许家的姑母，在她指点下，讨回一部分被人侵占的田户，重建家园于岭西，改“浦东”地名为“浦西”。于至正六年（1346年）在手志《谱序》记述惨痛家史，并立下遗嘱：希望以后黄姓分居地以“西”字命名。因此，有五处地方以“西”为地名第一字或第二字。由于方言“西”与“狮”同音，号称“五狮”，寓奋发图强之意，五狮（西）是：
  浦西，今属龙海市港尾镇，为本支黄姓发样地。
  西墘，在漳浦县佛昙镇。命名的原委是：浦东遭倭寇浩劫，寿夫迁居莆田，组织义军反元，明朝开国后，任指挥使，驻防佛潭桥（今佛昙镇），在一次抗倭战争中，牺牲在香山之下，谥鸿禧。子均安，均寿，命名其家园为西桑园，又称西墘（今岸头村），建梅月城防倭。
  湖西，旧名官塘。明末战乱，清初“迁界”，佛昙划为“弃土”，黄姓尽迁入官塘。由于官塘是四面环山的盆地，方言称盆地为“湖”，黄姓新聚地在盆地西部，便按宽夫遗嘱，称其地为湖西，又写作“乌狮”。
  西头，又写作“狮头”，始祖是宽夫第四子均助。他于元末天下大乱之初，从浦西来到旧镇附近建一座隆安寨，招集流亡，进行反元斗争，明太祖授予“镇宦”职衔。子孙传衍成村庄，按宽夫遗嘱命名为西头。嘉靖年间建黄家寨，又称狮头堡。
  西厝，为仁夫的次子均禄所分衍，后名前亭，请看下面专条记述。
  前亭与乌土
  前亭一带（今前亭镇）原名“连江”，以有多条溪流纵横交错得名。连江有一个村庄，原名西厝。清乾隆年间，当地人为纪念黄道周和随黄周抗清的“四君子”及西厝64位壮士而建了一座“梅亭”，亭中祀遗像和神位，亭前植梅树。后梅树凋谢，由于西厝附近原有一座亭，人们便称早先那座亭为后亭，称梅亭为前亭，时间一久，后亭、前亭都成为自然村村名。“亭”方音如“陈”。清初，后亭村人口比前亭村人口多，故以后亭为保名，写作“后诞”，（今后陈自然村，属桥仔头行政村所辖）。
  清初西厝村人口所以比较少，是因为受到明末清初战乱的影响。西厝人曾组织64人参加黄道周的抗清义师，全部在江西婺源明堂里牺牲（其中二人带重伤回家才死去）。以后，西厝又有人参加郑成功的队伍，加上“迁界”时下落不明的，在他们的族谱里，第八代男人尚存21人，第九代只存13人，第十代只存性学公一人，为西厝中兴之祖。
  清康熙统一台湾后，允许纪念黄道周。雍正朝大学士张廷玉负责编写《明史》，为黄道周立传。乾隆朝进一步开放对黄道周的纪念，准许黄道周的文章在删去违碍清朝的字句后编集出版，并在《四库全书》中编入黄道周的重要著作。西厝人在这种政治气候下，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在原来组织抗清义师的3间草房遗址上建起一座梅水宫，又名圣人祖庙，祀黄道周和与黄道周同时就义的蔡春溶、赖继谨、赵士超、毛玉洁4位学生（尊称四君子），并纪念随黄道周抗清牺牲的64位前亭义士。
  前亭村人口逐渐增多，设立墟场，成为附近一带的商贸中心，因而前亭成为总地名。
  前亭一带土壤呈里褐色，故别称“乌土”，故许多外乡镇的人把去前亭称为“去乌土”，前亭本乡人也常自称“乌土仔人”。
  前亭一带黑壤比别处肥沃，民间故事，是“皇帝嘴乞丐身”的罗隐一泡屎造成的传说。罗隐的传说很多，都是“出口成谶”的故事，其实，罗隐是不可能出口成谶的。前亭一带的肥沃黑土。是几万年前火山爆发时遗下的火山灰造成的。
  文史札记（续）
  林祥瑞
  三凤齐鸣
  古代科举中，同胞三兄弟俱登科甲，称为“三凤齐鸣”，漳浦县获此美誉者有三家。现简介如下：
  一、明朝天顺、成化间，云霄镇城（今云霄县城）吴永绥（原名晚绍，字永绥，以字行）的三个儿子吴原、吴泰、吴震三兄弟首享盛誉，在镇城建“联芳”坊表以显荣耀。吴原字道本，天顺八年（1464年）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为官清正廉明，宽厚乐施，世称“吴侍郎”；吴泰，成化二十年（1484年）进士，，未仕，性端谨，有文名；吴震，成化四年（1468年）举人，官广东提干，为人尚气节，尊崇1先贤高登（号东溪），成化间，疏请在漳浦县城为高东溪建祠，即今之高夫子祠。
  二、明朝嘉靖间，旧镇乌石（浯江）林黼的三个儿子林一初、林一阳、林一新继获殊荣，其故里也因而得名为三凤厅村，并一直沿用至今。林一初，字遂夫，号玉山，嘉靖十九年（1540年）举人，未仕。他精研古典，享有文名，著有《论语说》、《易说》、《庙制议》、《律吕辨》、《音韵说》等；林一阳，字复夫，号复庵，嘉靖十三年（1534年）举人，官山东济南府通判，为政宽严互济，人怀其德，犹畏其威。他对理学有精深的研究，坚持程朱正学，是漳州府理学名家。他的书法收人《书学史》，受称赞为“有晦庵（朱熹）、白沙（陈献章）笔意”；林一新，字跻夫，号南江，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官江西按察司佥事，为官秉正不阿，政绩卓著。又“三凤”的两位从兄弟林策，字直夫，号丹峰，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官江西按察司佥事；林成纲，字勉夫，号定庵，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举人，官香山知县。五兄弟合称为“五桂联芳”，誉满闽粤，并为高祖父林聪、高祖母陈氏在漳州府城建立“世联甲科、天笃贞义”坊表，以示褒宠。其高祖母陈氏也因此被称为“贞义妈”。
  三、明万历间，官浔横口王节的三个儿子王志逵、王志远、王志道再获美称。王志逵，字而升，号升斋，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举人，官至绍兴府通判，为政简易亲民，民颂赞之；王志远，字而近，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历官四川、江西、河南、广西布政使，为官坚持正道，刚正不阿。他能诗善文，参与漳州玄云诗社活动，与张燮、林茂桂、郑怀魁、蒋孟育、高克正、陈翼飞并称为“漳州七才子”；王志道，字而宏，号东里。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官至左副都御史，曾受魏忠贤阉党的牵连。南明隆武时，授吏部左侍郎。其祖父王会，字延亨，号梦斋，嘉靖十三年（1534年）举人，官曲靖府同知。他们祖孙三代人在龙溪县檺林铺建立“祖武同绳”坊表，以显荣宠。
  三郡太守赵浑
  漳浦赵氏有两大宗支，一为居南溪之滨、官浔赵厝的檺山赵氏，分衍甘林大社（后赵）、赤土过溪赵等地，称“太祖派”或“帝派”；一为原居佛昙积美下赵，后迁居湖西官塘的赵家城赵氏，分衍甘林下坑等地，称“魏王派”或“王仔派”。明、清时，漳浦赵氏出了赵浑、赵范、赵桐友、赵廷魁四个进士和文武举人多人，“太祖派”赵浑首登进士，历官云南、雷州、思州知府，人称“三郡太守”，为漳浦赵氏的佼佼者。
  赵浑，字伯全，号南溪，官浔赵厝人。父亲赵超，字志腾，号拙轩，天顺三年（1459年）举人，官国子监博士。赵浑自幼才思敏捷，成化十六年（1480年），即以儒士中式举人，翌年，登进士。初授户部主事，升员外郎，再升郎中。弘治十二年（1499年）出任云南知府，为官清正廉明，深得百姓爱戴。正德初年，进京考绩，时太监刘瑾当权，赵深为人廉介自持，不趋附权势，被调任广东雷州知府。不久，因与吏部尚书费宏抗论，被调任贵州思州知府。他自知忤逆时势，就乞请致仕。
  他致仕后，建府在漳州府城，漳州知府陈洪谟常询以政事并为其撰祝寿诗：“风度凌凌老更芳，引年何事用昌阳。试看阶下丛生满，况说天边雨露长”。嘉靖间，吏部尚书陆完谪戍镇海卫，曾到府城探望赵浑，对赵浑的气节与为人十分敬佩，并为其题画像赞：“望之如山，即之如玉。委弃庙廊，栖迟岩谷。先年而老者貌，与世若忘者福。德在三郡，其民永思；报在七子，其泽可知。虽然，所可写者，天之所与；其不可写者，乃先生之所自得，而世之所师”。
  赵浑遗存的文章有《五凤桥记》、《重建龙兴禅寺碑记》，《五凤桥》记述、赞扬漳浦知县王臣率民清理南门溪道，修护五凤桥（县城南门桥）的事迹与功绩，为研究五凤桥由来、南门溪道变迁等历史保存宝贵的资料。
  首修《漳浦县志》的林梅
  漳浦县自唐垂拱二年（686年）建县至明嘉靖初，尚未编修县志。嘉靖五年（1526年），周仲任漳浦知县，就致意编纂一部《漳浦县志》。
  嘉靖八年，县人林梅中式进士，遭父丧，归家葬父。翌年，在家守制，知县周仲即聘请林梅主纂《漳浦县志》。林梅本来也以修志为已任，立即应聘，并请原来的同学庠生高松、叶期远（后为进士）参与编修。他们广泛搜集历代史书对漳浦的记述，查阅府、县所存档案资料和个人笔记、传记、见闻等，进行分门别类，综核诠次，分为十二卷、十八个门类。经七个月的努力，完成一部“收历代之散亡，举旷世之遗典”的首部《漳浦县志》，也是漳州府第一部县志。广东参政、龙溪白石人林魁为之撰序，序中说：“使后之君子无‘文献不足于征’之叹，而将来吏于斯者，据之可以体国惠民，宪时嘉后，作则无穷。”给予极高的评价。
  林梅，字魁春，一字以和，号朴（璞）山，杜浔徐鉴人，出生于邻近的打（璞）山村，因以朴山为号，后裔称“朴山公”。高祖林龙，于元末明初由云霄高地迁居徐鉴。父林乔，延师教训其成人。林梅自幼勤勉好学，才华出众。正德十一年（1516年），中式举人，随即迁居县城。嘉靖十年，丧期满，起授户部主事，分管黄土等处仓场，办事严谨；调督九江关税，严究行贿，革除宿弊。擢户部郎中，分管漕运，严励督促，船无压帮或漂冻，粮运无“后期”。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外戚夏勋依仗权势，通过“奏讨”侵夺官田、民田为自己的庄田，朝廷下部审议，林梅坚决反对，因此遭贬，出为山东泰安州知州。在泰安任职一年半，政行令施，百姓安居乐业。升广西庆远府同知。不久，丁母忧，丧期满，起补江西南安府同知。迁南京户部员外郎，再升南京礼部郎中，卒于任上。著有《愚谷稿》。他的第四子林煜，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中式举人。
  林梅的后裔一部分迁居霞美镇埔上村，因林梅任过两京二个部曹的尚书郎（郎中或员外郎），所以，埔上祖祠灯号为“父子科甲”、“两京尚书”；另一部分后裔回传云霄田坪村，建一座圆土楼，聚族而居，分衍内埔、半径和云霄县城等地。如今，他的后裔尚在传述“朴山公”的事迹。
  风木亭与陈梧
  漳浦县城南郊京里村后的官道北旁，即今国道324线近大南坂大路店处，古代有一座石亭，叫做风木亭，行人常到此歇息。亭为八柱三开间，左右两间各有一道石碑，亭后有一座规制颇大的坟墓。据《漳浦县志》记载：“风木亭，在南坛（在京里村）南，邑人陈梧建”。亭后的墓是陈梧父母之墓，其父陈则武，封承德郎、工部虞衡司主事；母程氏，封安人。现亭和墓已无存，然而，关于陈梧的故事在民间却广为流传，如“陈我峰骑竹芦马往返家中与任上”、“陈我峰围城给蔡家造福”等等。
  陈梧，号我峰，别号清泉主人，县城西街西塔巷（今准提室巷）人。嘉靖十六年（1537年）中式举人，嘉靖二十年（1541年）登进士，初授工部主事，升广东按察司佥事。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被罢官归家，从此，一直在家侍奉父母，再也没有出去当官。
  陈梧对父母无比孝敬，尤其对母亲程氏，更为百般顺从。所以，母亲去世后，在其墓前建风木亭，以寄孝思。“风木”两字取自《韩诗外传》中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比喻父母去世，不得奉养之意。漳浦县历史上在父母墓前建有“风木”之思者多为坊表，建亭者仅此一处。
  陈梧母亲程氏，名粹然，出生于名门大家，自幼闻习书史，静庄有仪，不妄笑语，治家有方。她33岁时才独生陈梧，对陈梧钟爱万分。但她不以小慈败义，对陈梧严格要求，督促功课，培养其成人。陈梧自幼聪明颖悟，立志青云，不辜负其母亲的期望。12岁考取县学生员（秀才），19岁中式举人，23岁登进士，少年登第，春风得意。程氏平时经常对陈梧讲述古代慷慨节烈的事迹，对当代贤人也深表崇敬。在陈梧任官后，教督他要严肃执行法律，不可迎合上司，勾结下属，做亏心的事，陈梧谨遵母训。
  陈梧到广东任佥事时，对贪赃枉法的官吏和违法乱纪者都绳之以法，严惩不贷，因此，得罪了许多人。嘉靖二十九年，他32岁时，即被罢官归家。陈梧归家拜见母亲，深表歉意，程氏笑着说：“我教你要作正直的清官，但这种方法作官是不能长久的，你被罢官在我的意料之中，你不必恼悔”。母亲深明大义，使陈梧倍加敬重。
  陈梧壮志未酬，心情沉郁，常到离家不远的水阁玩赏散心，水阁又名静凉阁、风露香，与其府第之间隔着一道城墙，尤其是夜间玩月，出入城门不方便。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知县刘钦命扩建城墙，陈梧建议把城墙扩移至溪边，这样，水阁被围入城中，与陈梧府第近在咫尺。
  陈梧又在梁山的金刚峰下重建清泉岩，延请名僧智山为住持，山中有蟠桃坞、说梦台、蓬莱深处等胜迹，陈梧比之世外桃源，经常流连而忘返。万历二年（1574年），他56岁时，隐居清泉岩，写下《清泉招隐》诗八首，刻于石上，在山中度过他的晚年。
  陈梧登进士后，立“进士”坊表，于西街准提室巷口，现巷口尚残存嵌在民居屋壁中的四支坊表石柱，成为漳浦县城唯一残存于原址的明代石坊表构件。
  王太卿果断救民
  赤土乡石墓水库中，原有一村庄，称下云，居住着王姓。其祖先镇海青洋人，入赘何千户家，后定居前亭田中央村，因称“青田王氏”。后来，有一孙迁居湖西后溪，又数传，迁居赤土姑婆云，即下云社，今淹没于石墓水库中。明代，下云出了一个南京太常寺卿王应显，世称王太卿。其父王穹，以子官赠户部员外郎，墓葬也以大夫规制营造，用石件构筑成大型石墓，墓今也没入水库中，故水库以“石墓”得名。
  王应显，字惟谟，号心泉（也作“新泉”），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进士，授浙江嘉兴府秀水知县。嘉兴近海，秀水附府为县，屡遭倭寇进犯，民不聊生。应显上任后，即与知府刘悫共商守御策略，编练守城军队，他每日都到城上慰抚士卒，亲自巡夜，严防倭寇进攻。这时，城外敌情紧急，成千上万的百姓要入城避难，监司为防万一，不准开城门放人，只用绳索缒人入城。王应显说：“这种方法，太过缓慢，假若敌人突然袭击，城下百姓就会被杀光了。”于是，大胆地假传命令，开城门放避难百姓进城。百姓刚全部进城，倭寇即迫近城下，百姓齐声称谢王知县救命之恩，监司和知府也称赞其遇事果断，能通权达变，救民之危。后经几次提迁，任湖广参议，分守襄阳道。时襄阳一带发生饥荒，百姓有至饥死者，王应显到任后，急发粮赈济饥民，救活几万人，百姓感恩载德。王应显历官云南按察使、浙江布政使，终南京太常寺卿，位列小九卿之首。万历六年（1578年），因忤张居正，被罢官归家，从此，过了25年的村居生活，足不履公庭。
  王应显出身贫寒，当官后保持艰苦节俭的本色。在秀水县时，县衙后花园有桃树，每当桃树结果时，依照漳浦人习惯，采桃腌盐水来佐饭，过着清淡的生活。归家后，虽身为太卿，家务事常亲自操劳。有一次，屋瓦被大风吹翻，他亲自提畚箕上屋顶拾瓦。当时，举人（后为进士）林茂桂曾亲自淘井，时有民谚：“太常捻瓦，孝廉（举人）淘井。两条冰身，金寒水冷。”他的清廉简朴为世人所称道。
  万历七年（1579年），王应显应漳浦知县朱廷益之请，与县人朱天球，林偕春、林绍修纂《漳浦县志》，为漳浦县的修志做出贡献。他遗存于世的文章有《长泰令方侯去思碑记》，载于《长泰县志》。
  王应显的女婿涂绩，盘陀涂社人，举人，官怀集知县，外孙涂梦花，于清代顺治间登进士，官翼城知县。王应显死后葬在盘陀天鹅山南麓。
  徐给事为民解困
  漳浦县城东门外象墩社（今炉尾村和尚墩）居民大都姓徐，明代出了一位工科都给事中徐鼎，世称“徐给事”。徐鼎，字思重，自幼勤奋好学，聪明颖异。祖父徐仕耕，热心公益事业，宣德、正统间，捐献大片土地给县儒学，扩大学宫前广场、修建大门和开凿泮池。天顺六年（1462年），县学训导廖海撰《重辟门地记》，记述其事迹，并立碑纪念。
  徐鼎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中式举人。翌年，联捷进士，初授江西抚州府临川知县。他到任后，清理“虚粮”，平均徭役，减轻百姓负担；崇尚办学，培养人才；判决刑狱慎重。三年考绩为最，升南京户科给事中。不久，转北京礼科给事中。给事中执掌向皇帝规谏和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权力颇大。他上疏陈述“六事”，又弹劾不法督抚大臣，朝廷内外对他十分敬重。随擢工科都给事中。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徐鼎奉命前往广东，路过家乡漳浦。此时，适遇总兵俞大猷会同闽粤军队，攻打饶平武装集团首领张琏，家乡百姓苦于运输军粮和物资。徐鼎立即写信给主管的官员，请求象诏安县一样，允许百姓分给续运；并上疏朝廷，请归还以前浙江向福建借的粮银，以解除福建官府和百姓的急难。由于徐鼎的努力，这些为民解困的事宜都得到实现，家乡民众深感徐给事的恩德。
  徐鼎为人耿介正直，俊逸开朗，不逐流俗，关心穷友。他幼时与同里穷孩子马二哥结为好友，常到马二哥家中吃金瓜煮蕃薯汤，当官后，非常挂念穷友马二哥，但他为官清廉，囊中无钱可资助。据说有一次，他乘坐官船出差，被巡海武将误认为贼船而发船追捕，乱箭齐射。徐鼎正在船上观览海景，冷不防被流箭射中屁股，痛不可忍，不一会，巡海武将追上来，发现射中朝廷命官，大吃一惊，赶快叩头谢罪，并愿奉送一千两银子为疗伤费。徐鼎本想给于治罪，但想到这些银子正好可来救济穷友，于是忍痛收下银子，不予追究。事后，徐鼎把这一千两银子送给马二哥，马二哥从此不再过穷苦生活。后来，民间盛传“徐给事一泡屎给马二哥吃未了”的故事。
  徐鼎处处为民解困，被临川县祀为名宦，漳浦县也祀他为乡贤。徐给事的事迹在民间广泛流传。
  漳州府“三星”在漳浦
  明朝万历间，在漳州城的旧府路口建造一座宏伟壮观的石坊表，名为“五星聚奎”坊。这是表彰当时五位部级的正、副行政长官，他们是：南京礼部尚书林士章、南京工部尚书朱天球、两广总督增秩兵部尚书戴燿、户部左侍郎卢维祯、户部右侍郎石应岳。在万历二十八年林士章去世之前，五人同时在世，人们把他们比作天上金、木、水、火、土五颗行星同时出现同一个天区的特有天象，作为漳州府人文荟萃的象征，给予特大的荣誉，称为“五星聚奎”，这在漳州府历史上是绝无仅有。“五星”中的“三星”林士章、朱天球、卢维祯都是漳浦人。
  林士章，字德斐，号璧东，漳浦县旧镇乌石（浯江）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进士第三名，探花及第。历官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两京国子监祭酒、礼部左右侍郎、经筵讲宫、国史副总裁，终南京礼部尚书。万历九年（1581年），致仕归家。在漳州府城双门前（今香港路）建“尚书、探花”坊，以示褒宠。他为人沉默凝远，温恭下士，居显持恬，貌温内朗，器度如汪洋大海。他归家后在漳州城北十里的长桥建城而居，城堡至今尚存，称楼内村。
  朱天球，字君玉，号淡庵，漳浦县绥安镇溪南朱厝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进士，历官南京工部主事、南京礼部郎中、湖广按察司佥事、浙江参议、提督山东学政、南京太仆寺少卿、南京工部左侍郎、南京都御史，终南京工部尚书。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疏乞致仕，在县城南郊京里（近土桥头）建“宫保、尚书”坊，以显荣耀。归家后，与户部侍郎卢维祯等在梁山结社，吟诗作赋，徜徉山水。他为人庄重而正派，言寡而中肯，慎交游而重情谊，生活朴素，人多敬慕其高洁的情操。
  卢维祯，字司典，号瑞峰，漳浦县城后沟巷人。祖籍七都锦屿（今竹屿盐场）。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他历任吏部四个司员外郎或郎中，因而在漳浦县北门外官道上建立“天官”坊表，以示荣宠。后历官太仆寺卿、光禄寺卿、太常寺卿、大理寺卿、工部左右侍郎，终户部左侍郎。他致仕归休后，与尚书朱天球结社梁山，约订亲友故知十多人为“真率会”。又筑小圃水竹居，自号水竹居士。他知识渊博，典籍精通，晚辈以文章求教，他慨然给予修改，并加以鼓励。他乐善好施，赈济饥民，在家乡做了许多好事。
  另“两星”简介如下：戴燿，字德辉，号凤岐，长泰人。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官至两广总督，进秩兵部尚书；石应岳，字钟贤，龙岩连城人。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官至户部右侍郎。
  这五位官员职位高而不骄，为国为民，全始全终，因此，在漳州府城建立“五星聚奎”坊表，树立他们为楷模。
  林探花与林“太师”
  科举时代，进入翰林院史馆为官者如修撰、编修、检讨，均被尊称为太史，即使仅是选为庶吉士，也受此尊称。明代，漳浦县进士颇多，而能进入翰林院任职者仅有3人，他们是林士章、林偕春和黄道周（另有江灏，选为庶吉士）。而前两人同时在京任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探花林士章浦人皆知，而太史林偕春知者甚少，他就是后来被崇祀为神的林“太师”。
  林士章，字德斐，号璧东，旧镇乌石（江）人。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后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他在翰林院时，潜研典籍，考证古今，史臣多受其成，深受同僚的爱戴。尤其对同乡林偕春更为关怀备至，友情淳笃。
  林偕春，字孚元，号警庸，别号云山居士，云霄前涂（今属云霄县）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升编修，人称林太史，讹称林“太师”。
  万历三年（1575年），林偕春刚正不阿，忤相国张居正，被外转为湖广副使，随即上书辞官归家。此时，林士章已升任礼部右侍郎，对林偕春十分同情，给予安慰。林偕春离京时，还亲自到十里长亭设宴饯别。这使林偕春感激万分，当夜宿驿馆，立即写《出京谢林璧东书》表示衷心感谢。书中说：“某幸与长者同宗，又幸与长者同官。虽日已尊重，每不忘夙昔之情，即不肖近以庸朽辄从外转，长者既不以愚而戆，而时加慰勉之。濒行，辱赆饯隆叠；出都门，又辱台驾远临。厚情种种，难以言纪，铭刻于心，曷云能谖。”
  事隔6年，林士章也因忤张居正，升南京礼部尚书，看似升官，实则被排挤出京。不久，林士章乞请致仕归家，在漳州城北建长桥土城隐居，过了近20年的村居生活。万历二十八年，林士章逝世，时林偕春复出任职，官至湖广右参政后也退隐云霄故里，闻讣即前往吊唁。万历三十年九月初五日，皇帝遣福建布政使司左参政孙光启、福建按察使司副使朱汝器谕祭，林偕春也亲临拜祭，祭文中说：“忆昔从仕，出公后尘。蒙公指示，不啻至亲。”“谓公朱老，请益有日，或偕名山，共理残帙。勒成一家，以光遗逸。而不可待，此愿奚毕。”言出肺腑，真挚动人。
  4年后，林偕春也逝世，未能把林士章遗稿整理成集，终成遗憾。漳浦县两颗巨星相继消逝后，林士章名扬后世，为人们所敬仰；而林偕春被尊为神灵，建庙崇祀，称为“太师”公、“太师”祖，蒙上迷信色彩，这却是耿介刚直的林偕春生前所始料未及的。
  陈一洙“三世总宪”
  漳浦县城西北郊有新厝顶（原为甘门顶）、下学、棕口、埔顶、后径5个村子，住民皆姓陈，世称“五社陈”，其始祖来自小龙溪（南浦）畚箕湖。明万历间，下学村出了进士陈一洙，官至四川按察使，封赠三代，而按察使是各行省司法总辖，别称“总宪”，所以在县城后街（今麦市街）东端与北街交汇处，建一座雄伟的“祖孙父子总宪”坊表，世称“三世总宪”，其建在县城西门内的府第称“三世总宪”府。陈一洙弟陈一涍，举人；陈一沐，贡生；子陈绍枢，贡生，为尚书林士章孙女婿、副使林汝诏次女婿。至清代，其孙陈烠，举人，官饶阳知阳；曾孙陈垂，进士，官临高知县。陈一洙一门科甲蝉联，成为漳浦县的名门望族。
  陈一洙，字国潢，出生于下学村。祖父陈恕，号松庵，读书业儒；父陈铨，字奇贤，号笔山，庠生。他集古人格言善行为歌辞以教训子弟，和睦乡里，帮助贫友，人称“古君子”。陈一洙自幼受祖、父教诲，天性颖异，隆庆四年（1570年）中式举人，时年19岁。万历五年（1577年）登进士，初授广西灵川知县，政通人和。擢户部郎中，管理通储，榷税吴关，所经营课务，厘革积弊很多，事事俱便利商民，贤声大著。历升至四川按察使。他为地方施政筹设长远计划，都察院和吏部都给予推荐提升，但遭妒忌者的中伤，辞官隐居。他归家后，热心家乡公益事业，乡人颂德。
  陈一洙妾及所生儿子居留四川成都，清末，其后裔到漳州府任官，特地到漳浦县城寻访“祖孙父子总宪”坊表，作为认祖的标志，并找到西门内“三世总宪”府会亲，以遂其祖先二百多年的心愿。
  “秦楚文宗”薛布政
  石榴镇东山村薛姓在明朝万历间出了一个布政使（省级行政长官），俗称东山薛布政，闻名遐迩。
  薛布政，名士彦，字道誉，号钦宇，绥安镇罗山村大路塔人（大路塔薛姓系从东山村大路社分衍而来）。父亲薛阳清早逝，孤苦伶丁，依母亲养育成人。他自幼勤勉好学，至老不倦。万历八年（1580年）登进士，授南京兵部职方司主事。不久，升陕西佥事，提督学政；再升湖广副使，仍提督学政，许多士子都得以提拔而登科第，深得世人的赞誉。后官至广西右布政使、云南左布政使。因为陕西、湖广古代分别属秦、楚地域，又因为提督学政被尊为文学宗师，所以，东山薛氏祖祠悬挂灯号为：“薛府布政”、“秦楚文宗”。
  薛士彦归休后，在家设共学堂，讲阳明理学，以江西罗洪先（号念庵）的“本自静观，归于虚静”为宗，远近士子前来就学者数以百计，成为漳浦县在明代继林一阳、林楚之后，黄道周之前的一位理学名家。
  薛士彦本姓何，祖籍杜浔水港村人，以“外甥传母舅”，自幼嗣养于舅父薛家。至今，何姓尚称其为“何布政”。据传，薛士彦中进士回乡省亲时，薛、何两家均在县城北郊大亭设香案迎接，薛士彦得知此消息，当路过漳州市郊木棉村时，问路旁一位播育菜苗的老农：“培育蔬菜是育苗者的功夫多？还是种菜者的功夫多？”苗育老农说：“当然是种菜者的功夫多，我育苗是‘借过’而已，俗语说‘生的风骚，养的功劳’”。薛士彦受到启发，回到县郊大亭时，毫不犹豫地趋往薛姓香案，认薛为宗。然而，他对何家也给予照顾，为其生父买置菜屿列岛中的沙洲岛，采收紫菜、红菜为养老之资。至今，岛上渔民尚在传谈。
  薛士彦热心家乡公益事业，他死后，族人雕像崇祀，立碑纪念。他的文章有为诏安沈铁撰《东溪石桥碑记》、为鹿溪胡廷宴之父撰写的《胡文远先生画象赞》及为立于水磨岭的《奠龙脉碑记》书丹的笔迹传世。
  会魁林缵振和吴宗熹
  古代科举在会试时名次列前十八名的进士，第一名称会元，其余称为会魁。我县较著名的会魁有林缵振和吴宗熹。
  林缵振，字公悦，号警堂，漳浦人（居里未详）。父林祈峰，万历四年（1576年）岁贡，官武学训导。他少时读书过目能诵，作文不用草稿，行文华采流丽，福建提学周宏祖赞叹说：“真是奇才。”万历元年（1573年）中式举人，翌年，会试第七名，联捷进士，授工部主事，掌管节慎库。工部尚书朱衡知道他的才华，凡奏复条议都由他撰写，被人称为“文工部”。他忠于职守，有太监假说宫中要造象牙床，向工部节慎库索钱万金，林缵振知道其中有诈，当场揭穿，那个太监急忙溜走。他以不畏权势、廉洁奉公而闻名于时。他任职仅两年，卒于任上，时年27岁，人们皆为之叹惜。翰林编修、县人林偕春有《挽林警堂主政》诗：“一载即官已杳然，楚巫何处问苍天。降才只许王杨薄，赋命偏憎屈贾贤。乍望繐帷空寂寂，犹余词翰自翩翩。九原未忘归来意，应为招魂续一编。”他的著作有《海云馆集》。
  吴宗熹，字伯焜，号滨阳，别号恭醇子，石榴崎溪村人。因原属南靖县，旧《漳浦县志》仅在“丛谈”中提到他的名字。他自幼聪慧颖悟，在塾中就崭露头角，塾师出对子，总是他对得最快最好。万历七年（1579年）19岁时，中式举人，翌年，会试第七名，联捷进士，钦赐婚娶，恩享殊荣。初授海宁知县，抚循惠爱，讼狱衰息。但性格醇实，不能伺上官意，被降为景州学正。不久，迁国子监丞。后升工部主事。工部尚书曾同亨十分嘉许他的才华和操守，命他督修九门城工，他边修城，边吟诗，城竣工，诗也成集。万历十九年（1591年），参加主持广西乡试，事毕还朝，请归家休沐，回到家中而卒，时年32岁。吴宗熹是象牙吴氏唯一的进士，族人十分珍惜与敬重，因他曾主持云南乡试和参与祭南郊，至今其祖祠灯号为“云贵文衡，副车南郊”。据说，他的母亲林氏是乌石人，所以，他死后葬在乌石海云山大尖峰巅，墓碑刻“明工部滨阳吴先生之墓”。乌石讹传为“吴侍郎”墓，但为什么坟墓要建造在距家数十里的外祖家的高山上，却是令人费解。
  显宦国戚鹿溪胡氏
  漳浦县城东南郊鹿溪之滨，有鹿溪桥村，此处于宋庆元四年（1196年）修建一座鹿溪桥，村庄因而得名。桥早已倾废，村庄今也简称为鹿溪村。漳浦八景中的“鹿溪春涨”即于此村前溪滨观赏春潮奇景；列入十景的“峰山钟秀”的峰山与村隔溪相望。此地曾为元代白尚书隐居处，事载《漳浦县志》，今尚遗留“第一山”、“离垢境”等摩崖石刻。鹿溪村一带居衍着胡姓，地灵人杰，明朝中末期，鹿溪胡氏科甲鼎盛，成为漳浦县官宦望族。最为突出的有胡文耀、胡文远两大家族。
  胡文耀，字奇障，号鹿岩，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官户部郎中；子胡宾墀，字宗策，号见鹤，万年二十年（1592年）进士，官刑部主事。自幼寄养在胡家的文耀外孙苏民俊，海澄籍，由漳浦学中式举人，并与舅宾墀同科进士，父子进士、舅甥同榜，传为佳话。邑人、同科进士、翰林编修林偕春为题《户部郎中胡文耀公画像赞》：“翰墨已芳于棘院，姓名复捷乎南宫。部曹曾登夫郎署，品行人逊其下风。”苏民俊为题《刑部主事胡宾墀先生画像赞》：“丽藻文章，醇美德行。高第既登，旋膺简命。为南秋官，为西主政。堂构绍述，祈常志盛。”然而，胡文耀父子俱早逝，致使这一家族过早衰落。虽然，胡宾墀子胡铤、孙胡惟潆（举人）分别为翰林编修林偕春、黄道周的女婿，但也未能重振昔日雄风。
  更为显赫的是胡文远的家族。胡文远，字一行，号云溪，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举人，官淮府长史；长子胡廷宴，字以泰，号瞻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陕西巡抚、军门提督，俗称“胡军门”；次子胡廷宰，字以平，号隆柱，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举人，被淮府南康王朱翊?选为长女婿，贵为仪宾，俗称“郡马”。邑人、云南左布政使薛士彦为题《胡文远先生画像赞》：“峰山颖锐，鹿水波平。维公秉秀，应期而生。文学冠世，鹗翼秋腾。马帐弘启，淮府流馨。克昌厥后，紫诰叨荣”。
  胡廷宴因胞弟是郡马，天启间，成为阉党笼络的对象，由广西按察使提升为陕西巡抚，赐节钺，开府置属官，仪同三司，开漳浦籍官员奉节钺开府之先河，所以，在县城北门外建“节钺开先”坊表，以显荣耀。邑人、翰林编修黄道周为题《以翁先生画象赞》：“提琼林而快意，奉节钺以奔驰。才名直崇北阙，勋业永勒鼎彝。”胡廷宰贵为仪宾，是漳浦县唯一的国戚，在胡氏祖祠悬挂御赐“宾于王门”匾额。邑人、兵部侍郎林宰为题《仪宾胡廷宰画像赞》：“丰标颖异，矫矫越伦。何禳殷咏，宾于王门。箕裘克绍，鹿宴迎恩。荣华富贵，玉友金昆。”海澄人、南直隶巡抚周起元为题《郡主朱氏画像赞》：“雍雍而和，肃肃而敬。不矫己贵，不逞己性。克执妇道，以顺为正。”然而，这一家族的显赫随阉党被清除而终结。胡廷宴任巡抚期间，与三边总督史永安等在固原太白山为魏忠贤建生祠。崇祯二年（1629年）定逆案，胡廷宴被列入阉党，革职为民，一蹶不振。从此，胡氏的显贵成为历史陈迹。
  涂吏部与江雨文
  马坪、前亭和港尾于明代出了不少人才，由于志书失记，靠民间口传，仅得其一斑。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有涂吏部与江雨文的故事。
  涂吏部，名一，字廷荐，马坪仙都倒头溪人，后移居前亭顶埕村。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历官金坛知县、光禄寺丞、吏部考功司郎中、通政使司左通政。因他任过吏部郎中，民间称为“涂吏部”。涂一榛为官清正廉明，直声远播，被阉党视为东林党人而遭排斥，归家闲住。天启间，海澄人、巡抚周起元被阉党诬陷而遭逮捕，死于狱中，涂一榛也郁郁卒于家中。邑人黄道周为撰《涂纳言墓志铭》，给予极高的评价。
  涂一榛与港尾的江雨文同科中举，又同科登进士，交情甚笃，民间流传着他们的故事。江雨文，名灏，字质卿，乳名雨文（一说字雨文，号质聊）。海澄（今属龙海市）港尾古城村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户科给事中，后来出为外官，授浙江右参议。以母老，请求归养。据说在任给事中时，曾代皇帝祭南郊，大阅团营，因而被称为“一日天子”。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秋，涂一榛与江灏都要到省城参加乡试，两人一是卫学生员，一是府学生员，互不相识。这一天，涂一榛先到浮宫渡口，在饮食店中等吃汤面，江灏随后也到饮食店，当店小二送汤面来时，江灏抢先接汤面就吃起来。涂一榛见其不按顺序，抢去汤面，即要与之论理，那知江灏竟挥起手中的扇，往涂的头上击一下，涂一榛愕然一望，见江灏仪表非凡，气宇轩昂，忙问：“请问尊姓大名”？江灏笑着回答：“岂不识我江雨文乎？”涂一榛猛想起儒学中曾传诵被称为才子的江雨文的文章，连忙说：“久仰！久仰！我有眼不识才子，请再添两下扇股。”江灏见涂性格开郎豁达，就说：“有何不可。”就再轻轻地敲了两下。从此，两人结为至友，沿途同食同住同研读，互相促进。乡试后，两人同科中试举人。翌年，又同科联捷进士，民间传为美谈。
  涂一榛归闲后，居前亭顶埕村，江灏也归养在家，两人交往密切。顶埕通往港尾必经岱岭（亦名登云岭）道路崎岖难行，涂一榛捐资倡修岭路，方便行人；江灏在港尾开设墟场，便利农村货物交流。由于涂、江两人的努力，使顶埕、港尾一带的农村，一度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
  黄性震巧治无定河
  北京有条永定河，原名浑河，因上游流经黄土高原，河水浑浊而得名；又因下游淤浅，河道迁徙无定，故亦名无定河。清康熙间，虽经几次治理，均告失败。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漳浦人黄性震出任总理筑堤事务，终于筑成“永定大堤”，稳固河道，无定河也就改名为永定河。
  黄性震，字元起，号静庵，湖西诒安堡（湖西城）人。他喜读诗书，深黯韬略，脚怀大志。康熙十七年（1678年），郑经出兵攻打漳州、泉州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进驻漳州，黄性震谒见姚启圣，陈述平定海疆的十条策略，史称“平台十便”。姚启圣采用他的策略，瓦解郑经军队，很快收复失地，黄性震也被授官，历官至湖南布政使，人称“黄布政”，在县城建布政府第。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武昌被裁员的标兵夏逢龙叛乱，已攻陷四府，大臣廷议欲派京军镇压，康熙皇帝却说：“湖南有黄性震在，彼能佐平数十年海氛，何愁幺么跳梁辈。且襄阳有总兵蔡元，二人必能了之。”蔡元，漳浦东山保罗案社人，有勇有谋，号称“蔡老虎”，为敌所惧。不久，贼势渐衰，黄、蔡合谋，出兵猛击，夏逢龙战败而死。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黄性震因疾乞请致仕。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朝廷命于成龙等疏浚无定河，修筑堤岸，因指导不得法，堤岸修而复崩。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于成龙死，张鹏翮为河道总督，皇帝想起了黄性震，召其进京，出任总理河务，主持修筑“永定大堤”。黄性震赴任后，立即视察现场，认为河流湍急，河堤易溃难合，必须在河中打桩。于是，就派人往家乡选募数百名水性好的民工，在河中裸身泅水打桩，借以复土。又在沿河每五里处各设一旗一炮，旗写督监人姓名，有命令就升旗放炮为号，远近民工听炮声、看旗号，就驰赴河堤，一齐填堵，堤岸立成。黄性震以用兵之法来指挥河役，收到很好的效果，堪称治河史上一绝。以前数年完不成的工程，仅四个月就完成。河堤筑成后，他被升为太常寺卿。不久，卒于任上。
  黄性震热心家乡公益事业，捐俸倡建诒安堡。并捐巨资重修双溪坝，知县陈汝咸为他撰《修双溪坝碑记》，立碑纪念。
  “三世明经”与台湾儒学
  漳浦县城军仔顶花亭巷里，有一处屋宇连云的府第，称为“三世明经”。其临街大门匾额为“三凤家声”，对联为：“三世明经天下有，祖孙训台世间希。”门匾表明是乌石林氏“三凤齐鸣”的后裔；对联含意是祖孙、父子三代人都是贡生出身，并且祖林江誉、孙林虎榜都任过台湾儒学训导，教绩显著，声名传扬。
  林江誉，乌石“三凤”中进士林一新的七世孙。父林直庵，县学秀才，崇祀孝友，恪守祖训，教育子孙成人。林江誉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岁贡。初授永定县儒学训导，丁父忧，归家服丧，三年服满，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调任台湾诸罗（今嘉义）县学训导，兼署彰化。台湾多番社，各番社均办“土番社学”，以教番童。林江誉到任后，每季对两县28处“土番社学”认真进行考察。翌年，漳浦人蓝国佐任诸罗教谕，同乡共事，林江誉更为尽职尽力，以教训番黎有方，加大功一次，事载《台湾府志》。
  林江誉之孙林虎榜，字孙韩，号思亭。虎榜父林在田，字叶文，号文台，雍正十二年（1734年）岁贡，被聘为县义学教师。林虎榜自幼聪敏颖异，乾隆十九年（1754年）府学拔贡，铨试第一，称拔元。初授台湾彰化训导，他继承乃祖遗风，训督土番社学，教绩卓著，升大田县儒学教谕，历官广东石城县知县、广西庆远知府、太平知府、两江兵备道。
  林虎榜在彰化除教育番童外，更注重对百姓的教化。有一次，他在戏园中看戏，突然有一个卖油炸仔的小孩哭喊钱被偷，他得知实情后，即令关闭戏园大门，叫差役在大门内放一桶清水，并对众人说：“这穷苦孩子很可怜，每人给予捐助一文钱，投在水中，即可出园。”他在水桶边监视。投钱者一个个地过去，忽见一个鼠头獐目者投下一钱，水面马上泛起油珠，他喊令差役拿下此人，一讯即服，小孩的钱就是这个人偷的。因为小孩卖油炸仔的钱都沾了油，投入水中即浮油珠，众人都佩服他的神明。
  林训导办案如神的故事在彰化广为流传，“三世明经”、“祖孙训台”的声誉遍播闽台，《漳浦县志》也为其祖孙立传。
  总兵蔡万七
  漳浦县“清代多武将”，《漳浦县志》所载162名五品及以上武职官员中，清代152人，明代仅10人。其中，二品及以上者57人，全部在清代。在这些高级将领中，爵位最高、职权最重者要数蔡禄，官至左都督、河北总兵、加太子太保，赐爵阿思尼哈番（男爵）、恩准世袭八次三等轻车都尉（阿达哈哈番），封赠三代。长子蔡宗琚，以父荫补治中；次子蔡功，授烽火门参将。孙蔡兴邦，袭都尉，官太湖协副将。
  蔡禄，字全伍，漳浦县割后下店村人，因下店蔡姓源自海澄谢仓，故《海澄县志》也载入蔡禄为海澄人。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七，小名七仔，青年时代曾当过鱼贩，时人称为“卖鱼七仔”。他身材魁梧，性格豪爽，未成家就自已开伙食，食量大，生意多亏本，因此，夜间常去偷些薯瓜过日子。有一夜，他偷了两大箩蕃薯回来，进入家中大门时，侄儿坐在门槛上，嫂子喊孩子：“快起来，让你七叔的‘八座’过一下”。蔡禄听见嫂子挖苦的话，深受刺激，进屋放下担子，捋下扁担往地面一戳，说：“我七仔不坐‘八座’大轿不回家。”提起扁担，出门而去，落身草莽。此时正值崇祯末年，四处豪杰蜂起，漳州地面以平和小溪人张要（“要”读音“尾”，“张要”一作“张耍”）为首，聚众反抗官府，以“万众一心”为姓，结为兄弟，张要为大哥，称“万礼”、诏安郭义称“万二”、张要从弟达宗和尚称“万五”、蔡禄称“万七”等，因此，世人称蔡禄为“蔡万七”。明亡后，万氏兄弟转为“反清复明”，投奔郑成功，张要任都督，蔡禄、郭义为冲锋将，骁勇善战，转战闽、浙、粤等地。
  顺治十八年（1661年）六月，蔡禄、郭义驻兵铜山（今东山岛），当时守将张进是明朝将领，隆武时封伯爵，蔡、郭欲劫持张进归附郑军，张进不从，自引爆火药炸死，铜山遂为蔡禄、郭义所据。不久，郑成功进军收复台湾，留蔡禄、郭义镇守铜山。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死，子郑经继承，军心散乱，清海澄公黄梧原系郑成功旧部，与蔡禄、郭义交好，于此时派人策动蔡禄、郭义投降清朝，蔡、郭审时度势，率部向闽浙总督李率泰投诚，并力收复铜山、海澄等地，以战功显赫，郭义授广西南宁总兵，蔡禄授河北总兵，总兵官署设在怀庆府（今河南沁阳市）。
  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叛清，首倡“三藩之乱”，贵州响应附吴。翌年，郭义响应，广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均附吴三桂。四月，郭义派亲信到河北策动蔡禄归附。河北系京畿军事重镇，蔡禄若叛，京城难保，事非小可。清廷获悉后，急设计谋，于四月二十四日中午，杀蔡禄于官署中（传为蔡禄在跪下低头接旨时被砍头的）。一代英豪蔡万七，由聚义反明、反清复明、降清反郑，战功显赫，终因“三藩”之乱被疑反叛而被害。但因反形未露，清廷没有宣布他的罪状，让其归葬漳浦北门外圣杯石山，其子孙照例袭职。
  从前，下店蔡姓尚藏一大幅绢质的蔡禄画像，每逄过年，悬挂于祖祠让子孙瞻仰、纪念。民间却广泛流传“蔡万七”的故事。当时，随蔡禄至河北的将士定居于济源（今河南省济源市），有江、汤、田、夏、康、孙、吴7姓，除吴姓祖籍山东外，其余6个姓祖籍均为福建，7姓联宗在济源建蔡侯庙纪念蔡禄。孙姓至今有40户，220人，他们十分眷念祖地，2007年初，派人回漳浦寻根认祖。
  李实蕡与贤师李杜
  清初，漳浦县城西街李氏已传衍到北街东埔一带，雍正间，东埔出了一个李翰林，名闻遐迩。
  李翰林，名实蕡，字桃仲，号晋亭，御史李瑞和的玄孙。父李名扬，贡生出身，官至广东连平州知州。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李实蕡兄弟俱已长成，须延师指教，李名扬即聘请秀才李杜为家塾教师，在家中“髻园”教诲子侄。
  李杜，字逊唐，号南涯，海澄渐山人。他是蓝鼎元的妹夫，并同年中取秀才。后来，他受族人连累，避祸逃往广东，蓝鼎元伴其同行。翌年，平冤回家，道经盘陀，触景生情，蓝鼎元写下《盘陀宜城记》，抒发两人怀才不遇的共同心声。回来后，李杜寄居在县城新路蓝鼎元家。不久，即受李家延聘。
  髻园在县城东埔李家宅后，环境静幽，就学生徒有李实蕡和长兄实蕃、从兄如梓、三弟实芳，四人聪明伶俐，深得李杜钟爱，名之为“髻园四友”。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李实蕡脱颖而出，中式举人，大有“青胜于蓝”之势。有趣的是，雍正元年（1723年），开设恩科乡试、会试，李杜参加乡试，亦中式举人，并当年联捷进士，名扬海内，此时，才辞去李家之聘，真是所谓“老骥伏枥”者。李实蕡虽是“先先生而获荐”，至此，奋起而步先生后尘，于雍正五年（1727年），荣登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院深造。
  李杜登进士后，无意仕途，归家著书自娱，汇编成集，李实蕡为其撰序。李实蕡官至翰林院检讨，不久，致仕归休。时正值知县长庚重修得仙桥，李实蕡为撰《邑侯长公重建得仙桥碑记》，石碑至今尚存。“四友”中，实蕃字于国，早逝；实芳字霏章，乾隆十年（1745年）中式举人，也早逝；如梓字桐伯（一作桐似），府学岁贡，官训导，善诗文，撰写《漳浦八景赋》。李实蕡深感贤师李杜教诲之恩，追思往事，喟然感叹，特撰《髻园四友记》，以志不忘。李杜、李实蕡师生先后登科第，成为一段佳话，后人至今传颂。
  罗厝·罗总兵·罗厝楼
  石榴镇有座龟山，俗称浮山，山北有浮山村，山西南有罗厝村，山南有龟尾庙，庙向西，面对远处东柘与西津。罗厝原居住罗姓人家，今多姓许。罗氏祖先由粤东迁来，其后裔传衍台湾，前年，罗姓台胞回乡认到祖地。
  清康熙间，罗厝出了罗士鉁、罗士鋐兄弟，应募投军。罗士鉁以军功授左都督、水师提标中军副将，后来从施琅征台，台湾收复后，叙功给云骑都尉三世，升湖南镇箪镇总兵，未任而卒。罗士参卒后，子罗鸣淇袭职，洊授浙江温州中营游击，后卒于任上。鸣淇子罗若桐应袭不仕，若桐以子罗光诏承袭；罗士鋐也以军功授右都督，子罗景鄂、罗景恬以荫生分别授河南知府和杞县知县。
  罗光炤，字映寰，号朗亭，罗士鉁曾孙。光炤承袭祖职，初补闽安水师营都司。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台湾林爽文起义，罗光炤随征台湾，台湾平复后，升澎湖游击。嘉庆二年（1797年），擢川沙营参将，是年冬天，父丧，归家葬父，因超假回任，调降狼山营游击。他精于诗文，在狼山任上，开创“百蝶诗社”，与当地文士胡长龄（后荣登状元）、马有章、马元锡等相唱和，为一时名流之盛事。不久，以军功升吴淞营参将，再升京口副将。京口商贩多从水路走私，罗光炤整治哨船，沿江缉捕，走私得以肃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授浙江黄岩镇总兵。道光九年（1829年），以年老致仕归休。
  罗光炤回家后，在罗厝村前田园中建一座四方形楼堡，上、下40余间。称罗楼，至今犹存，后来，楼外形成村落，称罗厝楼社。现罗厝楼社已无罗姓，为许姓所衍居。罗光炻在家乡和睦乡里，乡人颂德。他把旧日诗作整理成集，名为《朗亭诗存》，载《漳州府志》诗文总目。罗光炤是一个文武兼备的将领，罗氏一门武功、书香并茂，名载史册。
  《漳浦县志》点校始末
  林祥瑞
  《漳浦县志》记载漳浦县一千多年的历史，是珍贵的文化遗产，是研究漳浦历史的重要史料。然而，旧《漳浦县志》均系古文，既是繁体字，又没有标点、分段，现在的读者读起来很费力，因此，必须加以点校和整理。
  漳浦县人民政府于1984年就发出《关于整理漳浦县旧县志，编纂漳浦县新地方志的决定》的通知。新编《漳浦县志》已于1998年出版，而旧县志的点校、整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尚属阙如。
  2004年元月间，我与李林昌先生向县政协分管文史的副主席提出点校、整理旧《漳浦县志》的设想。这一意见得到县政府有关部门的应允，并且通过政协主席办公会研究同意，将此列入2004年政协工作计划，指定由陈桂味副主席任主编，由我和李林昌先生着手进行点校、整理工作。
  漳浦县修志始于明朝。嘉靖九年（1530年）首修《漳浦县志》，万历七年（1579年）重修，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续修。以上三种明代出版的《漳浦县志》今已失传。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重修《漳浦县志》，全书有19卷；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续修1卷（称康熙续志），合前书共20卷，称康熙志；光绪十一年（1885年）再续修2卷（称光绪再续志），与康熙志卷数相连，共22卷。清代出版的《漳浦县志》今也无存。民国十七年（1928年），县城北街同文美记印书局曾据清代《漳浦县志》进行石版刊印，印数极少，现几乎无存；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漳浦县政府也据清代《漳浦县志》托漳州古宋印书馆以铅字排版重新刊印，此版本现存极少。1983年，由县文化馆据民国二十五年铅字排印本誊印。此次即以县文化馆誉印本为底本进行点校、整理。
  此次点校《漳浦县志》，主要做如下的几点工作。
  一、做“规范化”的工作
  1、全书改用横行排印，三张附图中的文字也尽量改横排。
  2、使用简化字，按《简化字总表》进行简化。个别人名属异体字，仍保持原字，不予简化。“〓”、“案”，分别是“瑰”、“采”的异体字，人名仍用“瓌”、“案”，如吴瓌、吴案、林案。又在“余”和“馀”意义上可能混淆时，仍用“馀”，如“馀失其名”、“馀恐遗漏”等；人物有“馀”姓，本来就不简化，如“馀善”；人物的号也仍用“馀”，如黄日谨，“号慎馀”等。
  3、依照《标点符号用法》进行标点，并加以分段，便利于读者阅读。
  二、做“整理”的工作
  清代《漳浦县志》分康熙志（卷一至卷十九）、康熙续志（卷二十）、光绪再续志（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二）三部分，各自成篇，互不连贯，读者阅读时深感不便。此次点校本采取归类衔接，使各类内容连续，增强整体连贯性。把卷二十的康熙续志、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二的光绪再续志，按类别分别插到卷一至卷十九中。其原目录保留，便予读者查阅。如历代科举的进士、举人、贡生等名录，分别收录在康熙志、康熙续志、光绪再续志中，查阅资料时往往会漏掉某一部分。特别是康熙续志中的进士1科2人，举人1科5人，贡生10年7人等最容易漏掉，造成资料不完整。
  三、做“校正”的工作
  1、这次点校是以1983年县文化馆誊印的民国二十五年铅字排印本为底本，其中错字、漏字、衍字除据原《勘误表》予以改正外，尚存一些错字，均加以改正。如明代佥事“陈祚”误为“陈阼”；军门“庞尚鹏”误为“庞尚鵰”、“龙尚鵰”，均据《福建通志·总辖》、《明史》予以改正。
  2、原三张附图中的错字也加以改正，如原图“海月岩”错为“海云岩”，“风木亭”错为“风水亭”，“崇真观”错为“崇真祠”；原东门缺名称，也据《建置志·城池》所载“将印门”补上。
  3、原书出现清代避讳的字，如康熙皇帝名玄烨，“玄”借用为“元”，“烨”字用省笔；雍正皇帝名胤祯，“胤”借用为“孕”，或省掉右边一笔，“祯”借用为“正”；乾隆皇帝名弘历，“弘”借用为“宏”（“历”的原字及避讳字今均简化为“历”）等等，现都予以改正。如黄道周，字“幼元”，改正为“幼玄”；“石公孕”、“陆孕祚”改正为“石公胤”，“陆胤祚”；明孝宗年号“宏治”改正为“弘治”等。
  4、记事有错的，现据史书或实物，用加注的形式予以改正。如原属漳浦县、现属诏安县的“葵冈寨”误为在盘陀岭的“蒲葵关”；“李唐桥”是桥碑，今尚存在割后陈井社，而误为“桃溪精舍”的题匾；又宋代蔡襄两首关于“西湖”的诗，不是咏漳浦的西湖，当时漳浦尚未有西湖。蔡襄任过福建路转运使、知福州事、漳州军事判官，所以，那两首诗应是咏福州西湖或漳州西湖之作；明朝进士石公胤，《漳浦县志》、《漳州府志》俱作“万历四十七年己未科进士”，而《明进士题名碑录》作“崇祯元年戊辰科进士”（《福建通志》同此），现在该条后加以注明。
  四、做“增补”的工作
  1、清代《漳浦县志》缺“坊表”条目及内容，存在对文物失记的缺陷。现据万历癸酉《漳州府志》、乾隆《漳州府志》、《龙溪县志》、《海澄县志》、《南靖县志》等志书和实物给予增补。所增补的坊表在原浦县境内者77座，在漳浦县境外者25座，已知墓前坊表9座，共111座。
  2、增补明、清名人的坟墓。据《福建通志·名胜》补入明代林士章、朱天球，清代蔡世远、蓝廷珍的坟墓；再据实地调查补入明代卢维祯、王应显、林功懋、林梓、薛士彦，清代林绍祖、蔡新、蓝鼎元、林亮等坟墓，共70座。
  3、增补《艺文志》中的历代著述书目和部分诗文。据《漳州府志》、《福建通志》、《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所载资料补入元、明、清作者60人，著作105部；增补诗文有宋代黄櫄、明代赵浑，林士章、林梓、卢维祯、陈元钦，清代李实的文章共8篇；明代王会、陈梧、林偕春、刘庭蕙、杨一葵、黄琮，清代庄亨阳的诗以及明代东罗岩诗碑所载唱和诗共17首。
  4、增补文物古迹。据《福建通志》、《漳州府志》及实物，补入林士章、黄道周、张若化、张若仲、张士楷的读书处5处；补入古迹“别有天”、“魁”字石刻、“玉垒山”碑等资料。
  5、补入人物的字、号及里籍。《人物传》的传主及进士、举人、贡生、文武职官、封赠、任子等名录中，补入其字、号及里籍已知者约共920人。如：高登，字彦先，号东溪，杜浔路打村宅兜社人；林士章，字德斐，号璧东，旧镇乌石浯江村大厅边北平社人；林梓，号考吾，县城新路人；薛士彦，字道誉，号钦宇，绥安罗山村大路塔社人；戴国章，号季庵，大南坂官径坑仔尾社人；蔡禄（蔡万七），字全伍，割后下店社人；林绍祖，字衣德，号丹麓，乌石人，居县城尚书府，士章玄孙，汝诏曾孙；蓝应元，字桃仲，号春圃、古萝，赤岭石椅村古萝社人；江观，字宾之，号果斋，县城南门外沟仔尾人等等。艺文中县外作者简历已知者也增补，如：文的作者朱熹、王祎、马明衡、徐溥、林希元、周宣、张岳、蔡文、俞士章、陈汝咸、郑郏，诗的作者如蔡襄、林弼、丰熙、戴燝、林釬等。
  6、原书缺清顺治初年至康熙四十七年间的县丞、典史、教谕、训导名录，现据《漳州府志》有关资料补入；并补入清光绪二十六年至宣统三年的知县名录。
  7、补入明、清个别知县、教谕的传略和简历。据《明史》补入明知县《汪泗论传》（节录）、《蒋英传》部分资料；据《潮阳县志》补入明知县《姚东阳传》；据《漳州府志》补入清知县《李元传》、《长庚传》，教谕《陈云树传》，并在“知县名录”中补入清知县陈汝咸简历。
  8、据《漳州府志》、《厦门志》、《台湾府志》等补入“弁韐（武职）25人，”“封赠”33人，“任子”12人等资料共70人。
  9、据《漳州府志》节录补入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率部进漳资料。
  五、关于资金的筹集
  俗语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印书要有经费，没有经费再好的书也出版不了。本书经费约需6万元，筹资由县政协领导为主操办。资金来源除县政府拨款1万元外，其余由民营、三资企业主捐助，其中有县政协委员陈展平以其母亲、革命五老员李有的名义乐捐1万元；县政协常委、漳州市路通公路公司第四工程处经理黄全和乐捐1万元；台资企业漳浦鸿群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蔡永合先生乐捐1万元；厦门因私出入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经理陈纪林乐捐1万元。
  结语
  《漳浦县志》点校工作是一件公益性的“公事”，需要有公益心的单位和人员的无私奉献精神才能够完成。盛事适逢盛世，这是政协文史室能够用最省的人力、财力和最短的时间来完成这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的盛世时代背景。政府林仲文副县长为本书设计封面，使书籍更加臻完美；金浦报社密切配合，从厂长到打字员都为《漳浦县志》点校本付出辛勤的劳动，一并在这里表示感谢！
  但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加上时间仓促，尽管我们认真地进行校对，谨慎地加注和增补，书中尚存在一些错漏和不妥之处。如序文部分陈汝咸《续修〈漳浦县志〉序》的标题第二行“清康熙三十九年”的“熙”字漏印；又卷十五《人物志上·蓝元枚传》中对“谥襄毅”的加注，因没有及时向有关部门查询请教，仅据蔡新《缉斋诗文集·苌溪蓝公墓志铭》一文中没有谈及赐谥，且祖孙同谥，从而对蓝元枚谥襄毅提出质疑。以上舛错，敬请读者谅解。
  〔合订编者按，点校本《漳浦县志·前言》及本文将民国十七年（1928年）北街同文美记印书局石版印本时间误为“民国七年（1918年）”，现据旅台乡亲卢涌泉先生由台湾带回该石版印本给予改正。〕
  给《漳浦村社要览》、《漳浦姓氏丛谈》
  编辑组的一封信
  赵旺陈
  漳浦县政协陈桂味副主席、文史委的同志们：
  你们好。
  2002年收到你们编的《漳浦村社要览》，2003年又收到你们编的《漳浦姓氏丛谈》，我如获至宝，感到这两部书内容丰富，是可贵的资料库。我最感兴趣的是新中国人物介绍，特别是在外地任职的漳浦老乡，你们竟然调查得那么详细，在书中一一记述，成为散布各地的漳浦乡亲联系的桥梁。
  我的孙子赵建君，录取于永安水电学校；外孙女林琦敏，录取于南昌大学外语专业；外孙林琦鹏，也录取于南昌大学机械一体化工业供电专业，都于2001年秋季入学，学制三年，2004年夏季毕业。毕业后三、五天就来一次电话，告诉就业困难，内外亲戚都为他们的就业问题着急。
  我是退休老干部，子孙们希望帮助解决就业问题。我根据《村社要览》及《姓氏丛谈》关于漳浦在外地工作人员的记载，于2004年7月11日从漳浦动身，用13天，先到江西省九江市，拜访市委秘书长林文德同志（漳浦深土镇山尾村人），再到福建省三明市，拜访教育局长庄国泰同志（漳浦绥安镇南门村人），会见时十分亲切。林、庄二位出面介绍，分别解决了我三位内外孙的就业问题。我勉励前去就业的内外孙，要努力工作，必须遵纪守法，以优良成绩回报党和政府的培养及同乡的关爱，要学习《村社要览》、《姓氏丛谈》编纂和编辑人员的刻苦精神，为国家，为故乡做贡献；祝愿在外地的乡亲继续发扬爱漳浦、爱家乡的优良传统，为家乡人民谋发展，一切事业办得更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