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亮丽的风景线 振兴经济的大动脉
  漳诏高速公路漳浦段
  陈黎明 王文国
  漳诏高速公路在漳浦境内的里程有66.6公里，东北——西南走向，处于漳浦腹地而贯穿全境。途经赤岭畲乡、南山华侨茶果场、湖西畲乡、赤土乡、旧镇镇、霞美镇、杜浔镇、沙西镇等9个乡镇场，设置赵家堡、旧镇（漳浦）和杜浔3个互通口，天福、沙西2个服务区，与省道“漳东线”、“山旧线”和新“杜古线”（古雷港区）相衔接，经12公里的“山旧线”与漳浦县城、国道“324线”相沟通。整个路线结构，与境内的县道、省道、国道及古雷港区公路专线，构成了一个四通八达、协调和谐的公路网络。成为漳浦经济发展、漳州古雷港区开发的大通道、大动脉，也成为纵贯漳浦全境的一条亮丽的、富有时代气息的风景线。
  漳浦县多丘陵山地，比较理想的公路线路走向，已分别被省、国道选用。高速公路发端于世纪之交，建设于新世纪之初，所以路径走向的选择颇费工程设计者们的心思，在我县，只有选择沿山、少村社的丘陵山地。漳诏高速从龙海市白水镇进入我县的赤岭畲乡后，便以5％左右的纵坡翻越连绵不断的山峦，经该乡的油坑村、杨美村，以三座大中型桥梁，飞架在杨美水库之上（杨美水库为漳浦县最大的水库），顺坡而下，进入湖西畲乡。湖西地形属小盆地，这里山青水秀，土地肥沃，农产丰富。且有五里三城之美称（三城：赵家城、诒安城和新城，分别为宋末代皇族避难隐居，到明代又显耀，筑城堡以聚族的古城堡，名赵家城，又称赵家堡；诒安城为清初康熙间湖广布政使黄性震出资营建，供族人聚居的城堡；新城为清雍正年间福建水师提督蓝廷珍营建的府第。湖西畲乡旅游资源丰富，现是闽南乃至福建饶有名气的旅游区）。
  过“赵家堡”互通口，穿鼓志山长隧道（隧道长2600米。此山原名苦致山，山上有赤土乡溪东村的苦致自然村），进入赤土乡的溪东村、下宫村到达天福服务区，区内除服务区全部功能外，还有投资者——天福集团规划建设的唐山过台湾石雕公园，是一处好玩的旅游景点。从天福服务区到旧镇（漳浦）互通口，里程6公里，两侧是名闻遐迩的乌石荔枝产地浯江、东厝、山兜等6个行政村，十里荔海，十里荔香。每年的7月，鲜红的荔果挂满枝头，红绿相间，蔚为壮观。过旧镇互通口，往南行驶1公里，1466米的旧镇跨海大桥映入眼帘，“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大桥那宏伟壮观气势，令人赞叹不已。越过旧镇跨海大桥，进入霞美镇，公路沿梁山山脉南麓，经过田村、眉田村、五社村地界，7—8座横跨在高速公路之上的高架桥，使霞美镇靠山的几个村社更加便捷地保持与沿海各村社的沟通。杜浔互通口设置在与霞美镇接壤的院边村的刺里自然村附近，与漳东线和新杜古线相衔接。过杜浔互通口再向南行驶，穿越杜浔的路边、后因跨浔阳溪进入沙西镇境内，跨西溪，沿龟山南麓，穿高山社，过天桥到高林山、屿头山、阿边山，跨院前溪，沿梁山南麓山体边缘至北旗村弯溪社、寺仔社进入云霄境内。自旧镇跨海大桥至沙西北旗这一段，沿途山海风光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高速公路为漳浦河山筑就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漳浦的山海风光，也因高速公路装扮得格外妖娆。
  一、高速公路的产生及发展
  高速公路是专供汽车高速行驶的公路，由于在高速公路上采取了限制出入，分隔行驶，汽车专用，全部立交以及采用较高的标准和完善的交通设施等，从而为汽车的大量、快速、安全、舒适、连续地运行创造了条件。
  现代交通运输包括铁路、水运、公路、航空和管道运输。水运历史已上千年，其余有近200年的历史。公路运输自1886年第一辆汽车问世至今100来年，由于具有机动、灵活、迅速、直达、方便、投资少、周转速度快、便于分期修建以及技术改造较容易的特点，所以发展比其他运输形式快。目前，已居主导地位。
  高速公路之所以发展迅猛，其原因：一是世界汽车发展迅速。近期30年中，美国汽车保有量从4900万辆增至1.5976亿辆，增长3.26倍；联邦德国从115万辆增至2533万辆，增长22.9倍，日本从23万辆增至4269万辆，猛增185倍。全世界也从5500万辆增至3亿4千万辆，增长6.2倍。世界汽车年生产能力已达3500万辆。二是汽车载重两极分化，美国大型载重车、中、小型车比例分别为12.8％、2.3％、84.9％；日本为7％、5.1％、87.9％。汽车数量骤增，运输结构改变，由于小车高速行驶的需求，一般公路已远远不能适应汽车发展的需要。三是汽车事故剧增，汽车数量剧增，一般公路不能适应交通量增长，交通堵塞，交通事故已成为社会公害。高速公路正是适应连续、大量、安全、快速，以及舒适运输需要的一种新型交通手段应运而生。四是国际高速公路网正在逐步形成，1977年9月1日，联合国经互会规划制定两条国际大通道，一是横贯全欧，东自奥地利、维也纳，经荷兰、法国，至西班牙的瓦伦西亚高速公路，全长3200公里；北至丹麦的哥本哈根，经德国、奥地利，南至意大利的罗马高速公路，全长2100公里，纵贯全欧。北至波兰的格坦斯克，经捷克、奥地利、意大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土耳其，南至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全长5000公里。另一条宏伟的世界高速公路正在规划设计中，该路从东京出发，连接汉城、平壤、北京、河内、达卡、新德里、德黑兰、莫斯科、华沙、柏林、波恩、巴黎（或经巴格达、布达佩斯、维也纳、慕尼黑到巴黎）最后到达伦敦。该工程将穿过日本海峡、博斯普鲁海峡、压勒海峡、费马思海峡、英吉利海峡和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等。
  高速公路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相关的。
  德国是最早修建高速公路的国家。1919年通车的是世界上最早设有上、下行车道、中间设分隔带的公路，是高速公路的雏形。从1933年到1939年，德国共建成3440公里高速公路，平均每年建582公里；意大利也于1924年动工修建高速公路。美国是高速公路最多，路网最发达，设备最完善的国家，1937年动工兴建；日本于1958—1965修建第一条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密度最大的国家是荷兰，每1000平方公里面积有43.97公里，其次是比利时和德国；按百万人口平均，高速公路密度最高的是美国，为380.61公里，其次是加拿大和德国。
  全世界到1984年止，高速公路已有13.5万公里，分布于55个国家，美国83956公里，德国8050公里，法国6000公里，意大利5901公里，加拿大4939公里，日本2435公里，英国2666公里。
  中国高速公路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迅猛。2002年我国已跃居全世界高速公路里程的第二位，达2.5万公里。1972年北京至天津的京津塘高速公路100公里初测，1990年建成通车。沈大高速公路375公里，1984年6月开工，1988年10月25日第一段120公里通车，1990年全段通车。接着广深珠（广州、深圳、珠海）300公里，沪（上海至嘉定）270公里，相继于1999年左右建成高速公路。台湾南北高速公路系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1968年开始工可研究，1970年动工，1978年竣工，该路始自高雄，经台南、台中、台北到基隆，全长373.4公里。
  二、漳诏高速公路是全国沿海大通道的一段
  漳州至诏安高速公路是自黑龙江省同江至海南三亚国道主干线福建省境内的一部分，是我省高速公路“一纵两横”的重要组成部分。漳浦高速公路是漳诏高速公路的一部分。漳诏高速公路起于龙海市碑头，终于闽粤交界的诏安县汾水关，北接福泉厦高速公路，南接广东省的汕潮汾高速公路，主线全长140.549公里，概算总投资51.7174亿元，其中世界银行贷款2亿美元（折人民币16.6亿元），国债0.5亿元，银行贷款14.7174亿元，福建省配套资金5.07亿元，漳州市配套资金5.1亿元，交通部投资9.73亿元。其中漳浦路段66.6公里，湖西至佛潭连接线7.5415公里，捆绑工程石榴至漳浦城关10.5公里。占漳诏高速公路全长近一半里程，总投资约25亿元，总土石方量795722万立方米，路基排水及防护工程48.34万立方米，涵洞213道，中小桥1521米/32座，大桥1423米/8座，旧镇特大桥1466米/1座，鼓志山隧道2545米/2604米双孔，互通立交三处（即赵家堡互通、漳浦（旧镇）互通、杜浔互通）分离式立交34处，上、下行通道80处，征用土地7337.974亩，拆迁房屋5.83万平方米，坟墓1.6万座，果树25.332万株。三杆拆迁量为：电力杆1754根，3.5kv高压电力线10192米，10kv高压线60790米，0.4kv线长5706米，变压器5台。电信杆749根，电缆线9737米，电信光缆24145米，部队电信光缆4000米，广电光缆33760米，电杆243根；供水管道13290米，沿线村民供电、电话线5750米。
  主线按平原微丘区标准进行设计，计算行车速度为100公里/小时，隧道段为80公里/小时，路基宽度26米，行车道2×7.5米，中央分隔带2米，内侧路缘带2×0.75米，外侧硬路肩（紧急停车带）2×3米，两侧土路肩2×0.75米，桥涵与路基同宽；路面采用沥青砼路面，4公分AK—16A沥青砼抗滑表面层，5公分AC—20沥青砼中面层，7公分AC—25粗粒沥青砼下面层，36公分的5％水泥稳定碎石基层及16～20公分的3％水泥稳定碎石基层，总厚度为63—73公分。设计使用年限15年。收费站和隧道内采用水泥砼路面，设计使用年限30年。桥梁设计荷载：汽——超20，挂——120；设计洪水频率特大桥为300年一遇，路基、大中小桥、涵洞和小型排水构造物为100年一遇，地震基本烈度7度，构造物按8度设防。
  三、漳诏高速公路呈报审批和领导机构设置
  1996年12月省交通规划设计院完成工程预可行性研究报告。1997年10月国家计委委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组织专家对本项目建议书和预可行性研究进行评估；1998年3月国家计委以计交能（1998）309号文批准立项；1998年3月国家计委以计基础（1998）1596号文通过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批：1998年国家计委以计投资（1998）1636号文下达开工令；1999年8月国家国土资源部以国土资函（1999）417号文批准用地手续。
  漳诏高速公路实施以项目法人负责制。1998年2月26日，中共漳州市委以漳委（1998）15号文，成立“漳州市高速公路指挥部”，1998年9月，省、市按股份比例成立“漳州市漳诏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各县相应成立高速公路建设领导机构，1998年3月19日，漳浦县委以浦委综（1998）9号文成立“漳浦县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指挥沈元坤（县委书记）；副指挥洪德庆（县长）、陈黎明（副县长），成员由各有关部门领导抽调组成。1999年3月3日，漳浦县以浦委综（1999）35号文《关于调整漳浦县高速公路指挥部和征迁安置领导小组的通知》，指挥沈元坤（县委书记）副指挥钟禄贵（县长），陈黎明（副县长），成员由相关部门人员组成。漳诏高速公路建设全过程具体工作由陈黎明副县长分管实施。这么长路段，这么多的工作量，这么大的工作难度，应该说漳浦县委书记钟禄贵及县有关领导，都是勤勤恳恳，一心一意扑在高速公路建设事业上，为占漳诏高速公路近一半的漳浦路段建设承担排忧解难的任务，确保无施工干扰环境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组织施工队伍和监理单位招投标
  项目业主漳诏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严格执行专家评标，项目法人定标，政府主管部门监督的评标体系，所有招投标都严格按程序运作。先在《中国经济导报》刊登招标通告，1999年1月16日，《联合国发展商业报》502期刊登漳诏高速公路总采购通告（国际招标名称为总采购选择施工队伍），而后发售资格预审，再由专家库抽取专家组评审。业主认定后报国家交通部和世界银行，审批后发出招标文件，然后召开投标、评标会，项目业主根据评标委员会意见，推荐中标单位上报国家交通部和世界银行审定批准中标人。评标过程由国家纪检部门实行全方位监督，杜绝暗箱操作。真正保证“公平、公正、公开”的运行。
  评标结果于2000年2月3日得到国家交通部批准，2000年3月至5月间得到世界银行批准。路基中标单位为：中港四航局二公司承建A2标段，K13＋400～K27＋200（赤岭至湖西互通口）；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A3标段K27＋200～K34＋500（湖西苏溪至鼓志山隧道口）：中港三航六公司承建A4标段K34＋500～K50＋400（赤土，旧镇段）；山西省路桥总公司承建A5标段，K50＋400～～K73＋000（霞美、杜浔、沙西一段），路桥集团一局厦门工程处承建A6标段K73＋000～K79＋880（沙西土楼至北旗）。
  路面工程同样按国际招标程序办理。2000年8月31日，联合国发展商业报第541期和同年9月《中国交通报》和《中国日报》均刊登招标事宜。评标结果于2001年6月得到国家交通部批准。2001年7月6日得到世界银行批准。路面工程中标者为上海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承建B1标段，即K13＋400～～K34＋500，中铁十六局承建B2标段即K34＋500～K73＋000，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公路工程咨询监理总公司联合体承建B3标段，即K73＋000～K79＋880。
  监理单位通过招投标，由福建省交通咨询监理公司，厦门路桥监理公司负责漳浦路段工程监理。按照国际竞争招投标方式，选择美国施伟拔公司为外国监理单位。
  五、漳诏高速公路参战者是能征善战的施工队伍
  中港四航局第二工程公司承建A2标段，世界银行通知其中标进场最迟，但工程进展却能同步跟上。这段工程是漳诏高速公路最复杂的地段，在赤岭与湖西盆地，地形地貌各式各样，要越过丘陵坡地，山间谷地，杨美水库、八担水库，有高填高挖，高边坡加固，软基处理，桥梁施工，其中油坑大桥长367米，12孔30米跨径，下部结构为肋式台、柱式墩1.5米、1.2米钢筋砼冲孔桩基础；梧岭大桥，长139米，4孔30米跨径，下部结构为双柱式墩身，U型桥台浆砌台身，1.8米钢筋砼挖孔桩基础，片石砼扩大基础置于强风化岩上；小示大桥，长132米，5孔25米跨径，下部结构为双柱式墩身，肋式台身，1.4米1.2米钢筋砼冲孔桩基础。赵家堡互通立交，主线长1.05公里匝道中，单向车道，长1443米，对向双车道长613米，主线下A匝道.互通式立交采用下穿单喇叭形式。互通内共有三座桥梁，A匝道上部结构为现浇预应力砼双胸梁，下部结构为Y型桥墩，肋式桥台，冲孔灌注桩基础墩梁固结，总长为305米，分四联；B，C匝道桥上部结构均为现浇预应力砼单胸梁，下部结构为簿壁式桥墩，肋式台、冲孔灌注桩基础，墩梁固结。桥长均为62.95米，互通内有6道涵洞，一个通道，另外，有中桥502米/6座（景垅中桥、油坑中桥、新坑中桥、田厝中桥、茶山中桥、八担中桥），和坑小桥28米/1座，分离式立交桥502米/10座，通道305米/10座，涵洞1266米/36座，路基挖方295万立方米，填方140万立方米，路堤排水沟，路堑边沟，截水沟，渗沟共4.2万米。路堤、路堑防护砌体16.2万立方米，边坡绿化40.5万平方米。
  中港四航局第二工程公司在承建A2标段过程，施工科技含量比较高。如路堤加筋，浸水路堤抛石挤淤，高边坡24米，边坡锚索式锚杆新工艺和桥梁传统工艺，都完全满足设计要求和符合规范规定。荣获漳诏高速公路组织“百日大会战”劳动竞赛第一名。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漳沼高速公路A3标段7.3公里，位于湖西接赤土乡界，线短但工程复杂。主要是古致（鼓志）山隧道，左洞长2563米，右洞长2604米，全隧道采用新奥法施工，光面爆破，复合式衬砌，衬砌时间通过监控量测结果确定。由于受长乐至南澳大断裂带的影响，古致山隧道段多处与线路相交的断裂破碎带对隧道围岩类别有较大影响，所处地段地震活动较为活跃。基本烈度VⅡ度设防。隧道内预理各种机电，通讯设施，洞内采用两侧内径25波纹管排水，运营通风近期安排8组16台射流风机，远期预留安装23组46台能力。
  湖西大桥132米，采用钻孔灌注桩基础，肋式台，双柱式墩，上部构造5孔共40片25米预应力砼连续箱梁。湖西改线大桥长105米，采用钻孔灌注桩基础，肋式台，双柱式墩，上部构造为5孔20米预应力砼空心板梁。还有中桥4座，即湖西一号分离式立交中桥，长53米，古致山分离式立交中桥76米，上部构造均为预应力砼空心桥梁。湖西Ⅱ号分离式立交中桥长95米，岭脚分离式立交中桥长76米，上部结构为预应力砼变截面连续梁。另有小桥225.9米/8座，涵洞通道43座，路基挖方32万方，填方82万方，各种水沟1.6万米。防护工程砌体圬工为3.7万方。
  隧道工程往往是公路工程的拦路虎。中铁五局承建古致山隧道不但没有拖漳诏高速公路后腿。相反，凭着铁道施工的丰富经验，隧道工程提前完工，并在古致山隧道防水板挂设工艺和隧道二次衬砌施工工艺的改进，技术攻关和创新上取得可喜的成果，确保了古致山隧道不渗不漏和衬砌内实外美。省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评语为隧道断面尺寸符合设计要求，轮廓线条顺直美观，衬砌混凝土强度满足设计和规范要求，表面平整密实，防水工艺较好。洞内未出现渗漏水现象，洞内外排水通畅，隧道洞门墙外表平整美观，砌筑工艺好，隧道混凝土路面强度，厚度及各项指标均满足设计和规范要求：工程质量等级评为优良。
  中港第三航务工程局第六工程公司承建A4标段，即古致山隧道口至霞美镇过田村段，长15.5公里。主要工程是旧镇特大桥1466米。溪东大桥和西林墘大桥共长528米。顶厝中桥，眉力中桥，东行中桥，过田中桥共220米/4座，互通区一处，天福服务区一处，下穿分离式立交中桥5座，共长352.8米（其中机耕道三座，汽车道二座）跨式下穿分离式立交中桥一座，长58米。通道22处，其中通道小桥7座，共长14550米；通道涵15道，共长432.07米；涵洞36道共长1420.09米，软基处理长1.132公里；路基土石方，挖方253.55万方，填方120.3万方。
  中港三航六公司是擅长海上水工建筑作业的大型企业，是国家交通部直属企业，是福建省航务工程的主力军，其承建旧镇特大桥是有其特有的优势，特大桥桩基采用冲击成孔的施工工艺，即搭设施工平台，埋设护筒，桩基就位冲孔、清孔、钢筋笼安放、浇注水下砼、砍桩头，然后系梁、盖梁施工。三航六公司30米T梁预制是漳诏高速公路施工中，得到省、市有关部门公认质量最好，并以现场观摩学习的典范。旧镇主桥为三跨预应力连续钢构，每幅箱梁为单箱单室断面。单幅桥面宽为12.75米。净空可供300吨海轮通行。箱梁悬浇施工，是漳州地区首次试用新工艺，即施工挂篮，挂篮设计最大承载力为1300KN，挂篮及模板自重520KN，呈菱形结构，行走方便，拆装灵活，安全可靠，经济适用，挂篮4对共八套不周转，挂篮在厦门三航六公司预制场加工后，用船运至现场拼装，利用起重船安装就位。悬绕施工中，特聘请同济大学监控组对挂篮施工过程和悬绕施工进行全过程监控。特大桥合拢段是关键施工时刻，先施工边跨合拢，达到设计强度后，进行支座体制转换，最后，中跨合拢。边跨合拢采用支架支承模板施工，中跨合拢采用吊架吊模施工。合拢施工前都做好准备，严格按设计要求，合拢时的初凝温度控制在当天最低温度。所以，旧镇特大桥也被评为优良工程。
  山西省路桥建设总公司承建A5标段。即霞美过田至沙西镇土楼村段。长23公里。是漳诏高速公路最长施工路段，这段工程地质特点是冲海积亚粘土，亚砂土，其余，为冲海积平原；特别是沙西路段，路基工程施工难度较大。这段人烟稠密，分离式立交桥特多。主要是大厝分离式立交桥，刘坂分离式立交桥、运头中桥、运头人行天桥，考塘圩Ⅰ分离式立交桥，眉田分离式立交桥，尖石山中桥、尖石山分离立交桥、山岭Ⅰ分离式立交桥，山岭Ⅱ立交桥、山岭后分离式立交桥、六高尾Ⅱ分离式立交桥，六高尾中桥、后因中桥、后因分离式立交桥、新圩中桥、高山分离式立交桥、塘南分离式立交桥、高林分离式立交桥、高林Ⅰ中桥、高林Ⅱ中桥、厝石山人行天桥、河边分离立交桥、枋林分离式立交桥、高山中桥，涂楼人行天桥、浦头中桥。杜浔互通立交桥内有5座匝桥，2座人行天桥，以上中桥594米/10座，小桥102米/4座，交叉工程中、小桥1702.13米/3座。各式各样桥梁千姿百态，成为漳诏高速公路一大奇观，成为山海协作通道的一大亮点，沙西停车场一处。A5标段土石方量为240万立方。
  这段征迁任务最重，工作难度最大，施工干扰最多，牵涉面最广，给施工队伍带来很多施工影响，有着丰富施工经验的山西省路桥总公司副总经理陈自力劳累得黑发变白发。但经过高速办，征迁办耐心细致地做群众工作，排除干扰，确保A5标段施工如期完成。
  路桥集团公路一局厦门工程处承建A6标段，即沙西涂楼村至北旗（接下去是云霄地界），在我县主要工程是路基6.88公里，建筑物只有潘寮分离立交桥，庵兜小桥，通道小桥、白衣一号桥、北旗小桥、峙仔小桥。其工作难度主要是地质复杂，庵兜村高挖方护砌，受台风影响塌方，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现场勘察设计补强处理。这段工程竣工评为优良。说明路桥集团公路一局厦门工程处的技术力量雄厚，施工经验丰富，科技含量高的特点。湖西至佛潭7.5415公里连接线也是路桥集团公司厦门工程处首先在漳诏高速公路全线开工前的1999年11月8日首先开工建设。
  漳诏高速公路全线结构物采用集中拌和，各施工单位均使用自动计量的强制式搅拌设备，砼输送设备，提高砼拌和能力，缩短砼浇注时间，对高填方、填石、土石混填路段采用北京欣路特公司的CYZ25重型冲击式压路机进行补强，改善与加速路基工后沉降。为保证路面水稳层养护质量，采用土工布覆盖养生；为保证沥青混凝土路面摊铺质量，采用两台摊铺机前后联合作业，避免因单机摊铺作业产生的弧线路拱等问题，提高路面平整度，为控制标高和厚度，采用挂双基准线和使用非接触式平衡梁。
  高速漳浦路段，不仅有自然景色、田园风光、人文景观优势，而且工程本身的绿化工程建设到位，同样给人以美的享受。工程建设主管部门明确规定，在高速公路建设的同时，绿化工程必须同步进行。所以，沿途看到的是草坪连绵不断，树木郁郁葱葱，花卉争妍斗艳，体现了高速公路的设计规范与要求，给人们留下美感和舒适感。得到世界银行外国专家的好评与赞誉。
  路标指示规范醒目，车过交叉路口都有路牌指示，准确表明前方城市、方向，一目了然。安全指示标志都十分抢眼，符合安全规范。
  福建省交通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测站，对漳诏高速公路全段质量检验评定：路基、路面、桥梁、隧道、互通立交、交通安全设施工程均评为优良工程。
  路是人走出来的。1999年9月定线放样是在1996年3月工程预可行性研究基础上优化而来的。福建省交通规划设计院外业勘察线型，是在汽车走不到，满山遍野，千崖万壑的地形上，拿着全站仪按卫星导航定位先进测绘技术，对照大比例尺航空摄像图的纸上定线勘察优化选线。漳浦境内原拟三条高速公路走向：一是官浔、赤土、万安农场到旧镇；二是赤岭油坑、南山茶果场、白竹湖和坑作业区、湖西、赤土至旧镇；三是马坪、佛潭、赤湖、深土到旧镇。最后以中线线短，造价低，经济辐射面广，选择中线。测绘线型作业阶段到施工图设计，达四年之久，省交通规划设计院在我县高速办、征迁办及各乡镇、场高速办全面配合下，真是历尽千辛万苦。三条线的走向长几十公里，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县高速办有个同志在配合选线测量中，不慎跌落三米深山谷，局部受伤，仍坚持工作：另有个别同志攀山越岭，第二天上厕所下蹲都感疼痛不堪。各乡、镇、场高速办，更是一马当先，充分发挥其地形熟悉的优势，为设计部门提供全方位的服务，给外业优化选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高速公路正是在人走出来的基础上，完善设计后，才由好几家国家一级施工企业分段开工，用现代化机械设备和人的聪明才智及劳动创造出来的。应该说漳诏高速公路能于1999年11月8日开工，2002年12月28日竣工，并通车运营，除参战的各施工单位的辛勤劳动，也是沿线地方党、政、人民群众通力协作，无私奉献的结果。漳浦县高速办、征迁办、乡镇、场、村相应机构具体工作人员付出的血汗，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漳浦县公安机关和武警漳浦县中队，为高速公路建设保驾护航，在向极个别人蓄意破坏高速公路建设的违法行为作斗争中，个个挺身而出，站在斗争第一线，真不愧为人民的好公安、人民的好武警。
  六、建后经济评估
  1、漳诏高速公路实际投资40.76亿元，比计划投资少10.96亿元。漳浦路段占近一半，漳浦人民作出的奉献是巨大的。本项目是世界贷款项目，按国际招投标办法，以最低评标价作为中标人，投标人采用降低施工成本，减少企业利润等方法编制报价，极大地压低了中标价格，对业主有资金投入少的有利的一面；但施工企业为了中标刻意压低价格，甚至非理性地低于成本，以超低价抢标，中标后采用分包或转包方式降低风险，给施工管理带来诸多后遗症。这种国际招投标法，目前尚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国情。从设计角度来看，为降低总工程造价，采用全线压低标高，造成徐坎、北旗下行机耕道长年积水，后改道增加费用。杜浔收费站人行天桥形同虚设。由于时间匆促，造成极个别的设计败笔也是不奇怪的。
  2、漳诏高速公路建成后，对漳浦县经济建设起着重要的辐射作用：一是缩短厦门至汕头两个经济特区的距离，加速广东珠江三角州经济互动作用，促进历史源远流长的福建和广东的经济交往。二是加快漳浦经济开发区的建设步伐；旧镇、黄仓、绥安经济开发区在漳诏高速公路通车后，外商、港澳、台商纷至沓来，到漳浦县经济开发区落户增加了二十多家。三是促进古雷港区的开发建设进度，漳诏高速公路，为古雷深水岸线开发，提供了良好的港口疏运条件，为漳州市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漳浦经济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漳浦万吨级码头的零突破
  ——古雷汕尾建材综合码头
  王文国
  古雷港区汕尾五千吨级建材综合码头（兼靠泊一万级船舶）得以落户，是漳浦县丰富的硅砂矿，紧紧地拉着厦门明达玻璃厂的心；是漳浦县政府诚信招商，外引内联的结果；也是古雷天然深水港建港条件优越所使然。该码头位于古雷湾内侧汕尾（属岱仔村），原设计五千吨级建材码头的引堤，引桥加长5米即达万吨级水深位置，增加投资不多，用倒缆靠泊万吨级船舶完全符合港口工程设计规范，为支持漳浦县地方经济发展，厦门明达玻璃厂同意按兼靠万吨级船舶进行设计、施工。使漳浦县实现万吨级码头零的突破。
  该码头长150米，宽22米，码头结构考虑兼靠万吨级船舶作业，引桥长86米，宽10米，引堤长762米，宽8米，护岸总长281米，码头和引桥均为高桩梁板结构，桩基采用60×60公分和55×55公分预应力砼空心方桩，上部结构以现浇预制纵梁，迭合板组成。引堤、护岸采用抛石斜坡结构，护面视不用段的水深、风浪的不同，分别采用丁砌条石和丁砌块石结构。码头面高为黄零5米，码头前沿水深负12米。陆域形成面积8100平方米，采用吹填中、粗砂2.29万立方米，抛石棱体6万立方米。码头设计年吞吐量43万吨。设计单位为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厦门分院，监理单位为中交水运工程设计咨询中心，工程质量监督为福建省交通基本建设质量监督检测站。1999年11月25日开工，2000年12月31日竣工。预算总投资3787.73万元，其中：水工和陆域形成投资1538.5万元，砂库及皮带输送机流水线由明达玻璃厂自行安装。装卸机械流水线10T门机等未配齐，但目前已初具生产条件，实际总投资约2200万元。经省工程质量监督站评为合格工程。中港二航五公司对码头、引桥等工程主要部份、对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空心方桩，这一工程质量关键部份，极为重视。预应力砼方桩在汕头中港二公司预制场预制，监理单位派专人到现场，对原材料计量选定及核检、核检机具的校核，钢筋张拉、放松及混凝土浇筑等全过程监控，保证工程质量。方桩满足设计强度后，用1000吨自航驳船运到施工现场。沉桩采用锤击法施工。由于工程地点岸线曲折，测量控制较困难，采用砌筑测量平台，前方任意角交汇进行沉桩测量控制的方案，确保桩位准确。由于古雷海域盛行冬春季风，风力多在7级以上，按施工规范这种气候条件是不允许沉桩的，故沉桩要避开冬春季风的季节。另外，沉桩时发现地质变化，标贯击数已达到设计要求很多，标高却相差很远。后经设计部门变更设计，对区域性砂密实及砾石层打不下去进行技术处理。施工队伍克服了种种困难，完成了任务，得到有关部门赞赏。桩基形成排架后，进行上部结构施工，预制构件和现浇横梁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后，用起吊船进行起吊安装。
  引堤护岸的施工，采用砂基开挖至设计标高后抛石，自卸车运至现场抛填，挖土机整平，抛石采用陆上推进法，棱体、堤心石同步进行，低潮时进行护底块石抛填和棱体石理坡，这种施工方法可减少浪击损失。堤心石形成后对堤身进行重锤夯实和振动碾压，然后进行二片石垫层的抛理护面。
  道路堆场原设计吹填中粗砂，但现场陆地砂源丰富，故改用陆上回填砂，回填方法由护岸周围向中心匀速推进，利用海水浸泡与压泵灌水对回填砂进行密实，二片石铺设后，再用强夯机强夯和振动压路机振动碾压，直到符合设计要求。堆场和道路路面基层为级配碎石和水泥稳定碎石层。面层铺设高强联锁块，面层表面清洁，格缝清晰顺直，排水畅通无积水。
  码头建成后，厦门明达玻璃厂年出口硅砂运量20～25万吨。除供本厂生产砂矿尚有富余，可供出口日本、韩国。外轮若按万吨级船舶靠泊，码头经济效益将会成倍增长。目前，码头前沿水深负12米，按港口工程设计规范，万吨级散杂货船满载吃水深8.8米，加富余水深0.6米即足矣。考虑落后船型或装载不均衡或者风浪6级以上，造成船舶摇摆增加吃水深留0.4米。综上不可预见因素，统统加在一起为9.8米左右。尚余水深2.2米左右。只要生态环境保持现状，万吨级船舶靠泊是可行的。
  码头选址在预备岸线是正确的。开始选址时业主领导想选深水岸线位置，经笔者耐心解释，岸线使用要遵循深水深用，浅水浅用的原则，更何况深水位置引桥引堤长1.8～3公里工程造价很高，会增加不必要的投资。经苦口婆心劝说、建议，终于让业主接受。利用汕尾的天然沙垅（活动性的）头部左转弯建码头，一工程造价低，二有利于隐固海岸，防止海蚀。建后实践证明，沙垅线被引堤、堆场稳固住了，码头前沿水深同设计时没有变化，这说明在不破坏海水流速流向的情况下，高桩梁板码头的建成，不但对生态环境没有造成不良影响，反而对生态环境有利。今后，古雷海域围垦造地，仍需科学慎重行事，建议要请南京河海大学做海水流体力学模拟试验，确保科学围垦。
  港口建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这是港口建设一般规律。古雷缺乏城市依托，目前有这种起步基础确实来之不易，要脚踏实地，务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笔者认为，古雷港区应以吸收货主码头的思路为上策，尊重现实，以占有天然深水港址和丰富的建材矿产资源的优势，吸引中外客商。相信古雷深水岸线必将会逐步得到开发建设，成为漳州市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革命不图名利 一生甘于奉献
  ——记柯志达同志
  陈国坚
  以人为镜，可以正衣冠。许许多多的老革命前辈，在长期默默无闻地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中，时时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处处体现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柯志达便是其中的一位。
  柯志达，原名柯雅言，参加革命后更名。漳州市健在的党龄、工龄、年龄最长的老红军。人们习惯尊称他“柯老”。漳浦县绥安镇溪南村人。1908年11月29日出生。少年时期曾在县城小学读书，后因家境困难辍学，回家务农。1932年4月间，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占漳州，红三军解放漳浦并在广大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和抗日宣传，柯志达积极协助红军开展工作，并由红军指战员吴福盛、李震书介绍，与柯宗保、柯宗章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溪南党支部。中央红军回师中央苏区后，柯志达与溪南支部的党员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继续发动贫苦农民组织起来，秘密组建农会和赤卫队，巩固和发展党组织，工作出色，1935年间任溪南党支部书记。柯志达善于领导革命群众开展斗争，使与敌人近在咫尺、离县城仅一水之隔的溪南村及周围乡村后港至下楼一带，成为革命基点村或游击村，溪南村也先后成为中共闽粤边特委、靖和浦县委机关工作人员主要驻地。溪南村党支部还承担了为党组织、红军从县城购买军事、生活用品和获取军事情报等任务。漳浦梁山革命根据地开辟后，柯志达任漳浦中心工作团主任。1936年10月，中共漳浦县委重新成立时，柯志达任中心区委委员，后任县委委员兼任浦南区委书记、溪南特别支部书记。“漳浦事件”发生后，柯志达与漳浦县委积极配合闽粤边特委，接应突围的红三团指战员，组织群众送米送菜送武器上山，支持红三团在溪南村附近的清泉岩地方，重整抗日武装。1938年元月，根据闽粤边特委指示，参加闽西干部训练班干部学习。结束后，鉴于柯志达具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经过多年革命斗争的考验，而刚组建的新四军亟需军事、政治方面的干部，因此分配到新四军二支队司令部工作，并随军出发参加南昌新四军军部教导营首期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踏上北上抗日的征程。8月，任二支队司令部副官处特务连指导员、党支部书记。1939年底，调任4团2营教导员。1940年间，先后调任朱绍清任营长的五支队8团营教导员、苏皖支队特务营教导员。参加了津浦路西反摩擦战役和路东抗击日军9路“扫荡”战斗，参与平定津浦路东8个县的地主、汉奸、土匪相互勾结的大规模武装暴乱，并下乡发动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参与创建了淮南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1941年，调任江北指挥部军法处警卫营教导员。1942年，参加了长达33天的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战斗。此役作战37次，歼灭日寇800余人。尔后，先后调任第4师9旅26团营教导员、淮北行署保安总处便衣大队政委，泅灵睢县委常委兼社会部部长、公安局长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淮北第七专署军事科长兼大队长、淮北支队参谋长。1946年12月，柯志达率部参加宿北战役，不幸负重伤，先后在山东野战军第4师、2师卫生部和华东军区休养所治疗。1947年12月，伤愈出院后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科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柯志达除驰骋疆场奋勇杀敌外，长期承担部队首脑机关警卫任务与从事政治工作，和暗藏内部、外部的汉奸、匪特作斗争，这是远比武装斗争更为尖锐、复杂的任务，需要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敏锐的明辨敌我友的能力和处变不惊、驾驭复杂斗争局面的能力，为柯志达以后长期从事政法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48年12月，柯志达被选调参加华东局党校举办的有关接管新区工作的培训班学习。结束后参加“南下干部纵队”。5月中旬，上海解放，柯志达任上海军管会专员，接管静安区警察分局，率先破获特务破坏案，得到了陈老总的夸奖。后来，又主动请缨，配合对金融市场混乱局面进行整治，为稳定上海市场物价出了力。1949年7月中旬，奉命参加接管福建的“长江支队”。21日，中共福建省委成立，柯志达被任命为晋江地委常委兼专署公安处长。9月4日，参与接管晋江。其时，晋江匪特活动十分猖獗，公然向人民政权武装挑衅。柯志达着手建立和健全各县公安机构和规章制度，依靠群众广泛建立监控网络。在剿匪部队协助下，几个月时间内，有效地迅速肃清匪患。1950年4月，闽西告急，数万武装匪特有恃无恐地多次攻打连城、武平、长汀、龙岩、漳平等县城，具有丰富的剿匪反特经验的柯志达奉命任龙岩地委常委、兼任社会部长、专署检察长、公安处长。到任后即迅速建立地、县公安机构和公安队伍，实施户口制度，有效地限制了匪特的活动，坚决执行中央“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对被逼上山为匪、没有罪行的实行从宽处理，促成大量土匪下山自新。广泛发动群众投入剿匪运动，组织民兵队伍，建立情报站，发展群众眼线，形成天罗地网，在剿匪部队有力打击下，至1952年初，祸害闽西地方几百年的匪患基本消除。为了巩固剿匪成果，柯志达参与领导开展了取缔反动会道门及外国传教士组织的“圣母军”斗争，彻底铲除了盘根错节的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使龙岩地方社会秩序得以正常，人民安居乐业。
  1952年11月28日，柯志达调任龙溪专署专员。不久，兼任地委副书记、支前委员会主任、福建省人民法院龙溪分院院长等职。他把全部精力投入领导恢复和发展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上，在他主持工作期间，龙溪地区各行各业开始复苏，经济得到发展。境内道路、桥梁迅速得到修复，交通畅通无阻。此外，具体领导了代号为“3613”工程的军用机场建设、鹰厦国防铁路工程漳州路段的建设，还由于他的力争，增建了漳州站，结束了漳州没有开通铁路运输线的历史。支前工作为取得东山保卫战胜利提供了强有力后勤保证等等。农业生产方面，全地区普遍组织起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兴起科学种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高潮。1953年起，龙溪地区粮食生产开始自给有余，还支援外市、县区。教育事业方面，至1953年底，已建有中学17所、完中5所、小学、幼儿园得到充实和调整，基本满足了当时城乡居民子女入学要求，还开始实行统一招生方式和人民助学金政策，使更多的贫困家庭子女得以上学。同时，在各县、区创办机关干部业余学校和工农干部文化速成班，以提高工农干部文化水平。号召全日制中小学教师在当地农村开办“冬学”、“夜校”，把普及农村扫盲工作落到实处，使政治上、经济上刚刚翻身的农民，在文化上也获得了翻身……在专员的工作岗位上的那几年，柯志达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地工作。1955年间，过度的劳累使他终于病倒，先后被送到省立医院和上海华东医院治疗。
  1956年3月，柯志达病愈出院，调任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书记。肃反运动开始时，奉调“省委5人小组”，负责参与领导全省肃反、审干等运动。1961年2月，肃反结束，调回省法院主管审判工作。期间，参与制定《福建省人民法院工作条例》。明令各级法院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审判制度和审判程序，全省的审判工作走上正规化、程序化。1965年3月，调任中共福建省委监察委员会专职常委。协助省委抓党建和干部队伍建设、党员纪律教育，对在“反右倾”斗争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及分批为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帽子，并抓加强各地区受理信访工作力度，密切同人民群众联系等工作。
  “文革”期间，柯志达惨遭批斗，被诬陷为“省高院反党集团团长”。面对“造反派”强加的“莫须有”罪名，、柯志达铁骨铮铮，大义凛然，拍案而起，针锋相对，写了洋洋洒洒长达3万多字、整整180张的“大字报”，张贴在省法院大院内，驳斥了“造反派”的无耻谰言，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恼羞成怒的“造反派”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地说他张贴翻案万言书，把他关进“牛棚”强制劳动改造。身处逆境，柯志达泰然处之，始终坚信党、坚信人民，会还他清白，还忙里偷闲加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毛主席著作，正如他后来所说：“终于有这一‘天赐良机’来好好学习，对我复出领导工作大有裨益。”同时，也在思索对于“文革”的困惑。1969年11月，柯志达获得“解放”，在省法院任党支部书记，协助军代表抓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工作。12月中旬，奉调到建阳麻沙镇搞专案工作。尽管自己还尚未完全平反，且仅挂着专案组“连长”的职衔，却敢于顶着压力，实事求是，仗义直言，竭力为蒙冤受屈、身陷囹圄的原省委书记林一心、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张昭娣、省劳改局局长马振兴等一批老同志昭雪平反，为保护老同志尽了自己绵薄之力。
  1970年初，龙溪地区革委会向省里要求调柯志达回龙溪协助开展工作。当组织上征求他意见时，他不计较职务高低，只想能为家乡父老乡亲做点事，便欣然答应。初时任地区革委会生产指挥部领导成员。到任后即积极投入抓全面恢复全区的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工作中，不久任地区革委会常委。1971年6月当选地委委员。1978年任地委常委兼副专员。1981年任龙溪地委副书记。在回家乡工作期间，他还具体分管全地区的计生、教育、体育、党史、地震、对外宣传等几个方面的工作。尽管各部门业务不同，他很善于抓住各部门工作重点难点，充分调动干部积极性、创造性，使分管的各部门工作颇有成绩。计生工作方面，这在当时是称为天下第一难事，他迎难而上，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与计生干部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狠抓各种节育措施的落实，并在全省范围率先推行“一胎放环、二胎结扎”的计生工作要求。在他的努力下，计生工作列入党委的议事日程；列入国民经济计划；列入党委检查汇报工作的内容，形成各级党委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大气候。龙溪地区的计生工作一直走在全省前列。1982年、1983年，他连续获得省政府表彰。至他离休时，人口自然增长率己从29.13％下降到11.86‰，为稳定和加快龙溪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教育方面，为了及时补救“文革”造成的人才“断裂层”，他提出创办各种层次的师范院校。1975年，龙溪地区开办龙溪师范大专班。文革结束后，又复办云霄师范，增办龙海师范，为龙溪地区迅速培养了一大批师资力量。1979年，柯志达兼任地区工农教育委员会主任，为了提高整个地区在职干部、职工文化素质，满足广大社会青年因“文革”耽误上大学学习的愿望，他亲自抓创建漳州业余大学和福建广播电视大学龙溪分校，并兼任业大校长。为了解决全地区亟需4000多名中学教师的严重局面，他积极向上反映，争取批准复办漳州师专。他还指示有关部门，抓紧抓好落实“文革”中教师冤假错案问题，使教师甩掉“包袱”，全身心扑在教育工作上。在他和教师共同努力下，教学相长，漳州业大获得国家教育部备案，师专升格为师院。体育方面，他兼任地区体委主任，在他主持工作期间，各县均建立起少体校，体育竞技水平提高从少年儿童抓起。各师范院校均开设体育专业班，满足中小学体育师资需求。体育运动在城乡普遍开展，还恢复了各种层次各种项目的体育竞赛，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漳州能成为中国女排的摇篮，也凝聚着他的心血，由此结下了他与中国女排的不解之缘。1972年，国家体委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决定在国内建设一个排球训练基地，承担考察地点的副司长是柯老的老战友，时兼任体委主任的柯老在接待中与老战友相逢，自然话多情深，考察也越详细越全面，就这么定在漳州。基地建成后，全国排球联赛前8名的省队都要到漳州集训。1976年，中国女排在漳州组建。后来中国女排每次到漳州集训，都请柯老到场讲话，并由柯老帮助解决集训中出现的问题。有趣的是，连女排队员代表权之争的事，也请柯老拍板解决呢！1981年，中国女排不负全国人民的愿望，勇夺世界冠军，女排队员都记着柯老的贡献。1984年，当柯老作为全国老干部代表到北京参加国庆庆典，在参加国务院总理宴请代表宴会上，与荣幸出席宴会的女排队员不期而遇，女排队员争先恐后地与柯老握手，围着柯老问长问短，情意浓浓，一时成为美谈。70年代末，党史工作成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1979年，福建省龙溪地区中共党史研究分会成立，他当选任名誉会长。1981年，兼任中共龙溪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组长，在他的领导下，龙溪地区党史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一是各县机构、人员编制、经费得到落实。二是党史征集、研究、编写、宣传卓有成效。1983年起，还相继召开“抗日初期闽南国共合作历史经验”、“芗潮剧社”、“闽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平和暴动”、“中国工农红军攻克漳州”等大型专题学术讨论会，及时征集和抢救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为编写闽南地方党史及各县党史打好了基础。三是党史征研成果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平和暴动”、“中国工农红军攻克漳州”、“闽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等研究成果被收入《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四是培养了一支业务精、作风正的党史工作队伍。漳州的党史工作走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先进行列。此外，柯志达兼管的其他部门工作，都开展得有声有色。
  1983年，柯志达办理了离休手续。当组织上征求他意见，要求他继续发挥余热，为漳州市的“两个文明”建设再做奉献时，他欣然应允，现在他还担任省、市老体协副主席、主席，市关工委名誉顾问、老龄委名誉主任、党史顾问组组长、计生协会名誉会长、周恩来研究分会名誉会长，闽粤赣边区革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业大名誉校长等等职务，他一如既往，踏踏实实把各项工作开展好，不辜负组织上的期望。离休以来，仅党史工作方面，经他审稿后由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党史书籍近20本。参与制定和筹备的“纪念红军进漳60周年”大型系列活动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业余教育方面，漳州业大被授予“全省教育先进单位”。老年体育方面，漳州市老体协被评为“福建省老年体协团体会员单位一类先进单位”。他参与组织、主持了“全省第二届老年人体育运动会”、“全国老年人地掷球比赛（南方赛区）”、“全省老体协农村工作经验交流会”、“全国老年人体育工作会议”等等。老区建设方面，全区老区村基本实现了“五通”，并设立了老区育才奖学基金等等。1991、1999年，柯志达分别获得“全国健康老人”及“漳州市离休干部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莫道桑榆晚，夕阳也火红。2002年8月，在市离休老干部座谈会上，年届95岁高龄且刚手术出院不久的柯志达，有感于今天许多中青年干部，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知之不多乃至知之甚少的现状而担忧，提出拟把自己参加革命70年的经历写出来，用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帮助中青年干部加深理解并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加快漳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的念头时，得到了与会老同志的一致赞同。柯老说做就做，几个月后，有关这本书的章节脉络草稿初就。书名暂定为《青山不老》。一些与柯老并肩战斗过或共事过的将军、省市领导童小鹏、伍洪祥、王直、郑立中、童万亨、曹德淦等闻之欣然为之作序、题词，点点墨香透溢着对柯老高尚品德的肯定与敬佩之情，其中，王直将军的题词是：“革命不图名利，一生甘于奉献。”高度概括柯老参加革命70年历程，言简意赅，评价中肯而贴切。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祈盼《青山不老》的出版，能给予我们更深刻的启迪和教育。
  陈平革命的一生
  林达诗 供稿
  陈平，原名林荣煌，学名林辉，参加革命后改名陈平。
  陈平1915年7月26日生于漳浦县沙西镇涂楼村，少年入本村私塾，后入本村小学，老师为其起学名林辉。1925年底，漳浦反军阀“乡约”战争失败后，林辉随父亲林宝圭到厦门集美学校三叔林宝基处，躲避军阀张毅对父亲的追捕。1927年春经补习英文合格后考入集美学校初中一年级，1930年转入集美学校高中学习。1931年“9.18”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学生和爱国人士的愤怒。林辉响应集美学校学生会的号召，积极参加由各县同学组织的回乡抗日宣传队，将“9.18”事件的真相告诉家乡的人民。
  1933年夏，林辉考入上海同济大学，按规定要先补习德语两年方可正式入学，但林辉经过一年的勤奋学习后即顺利通过了德语考试，提前一年转入同济工学院一年级学习。入同济大学后，林辉接触了进步同学胡锦芳和李荣来，阅读了不少的进步书籍和刊物，同时还与几位同学发起成立无线电研究会，在追求进步思想的同时开展对科学的探索。1935年底“12.9”运动爆发，林辉积极参加上海各高校学生组织的示威游行和到南京的请愿团，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团结抗日。1936年4月，由胡锦芳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任团支部书记。1936年暑假去南京浦镇机车修理厂实习，“7.7”芦沟桥事件后立即返校，并在“8.13”日本侵略军轰炸上海事件后投身于上海各高校组织的救济难民的工作。9月随同济大学西迁浙江金华。1937年10月中旬经党组织批准，林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1月由于日本侵略军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同济大学又西迁江西赣州，学校党支部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组织部分党员留在浙江开展敌后游击斗争，林辉按照党组织的安排留在金华。林辉等留在金华的党员青年汇同从武汉、江苏等地陆续来的几批抗日青年共40多人，于12月底抵达浙江丽水，重点在龙泉、云和和遂昌县，陈平被分配到云和县。因当时云和县还没有中共党组织，林辉到达后立即成立特别党支部，并任组织委员、书记，公开的利用国共合作担任县政府职务之便开展抗战宣传，深入农村调查，开展减租减息，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并在农村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两个党支部。1938年9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云和县委，林辉任云和县委第一任县委书记。1939年4月调浙南特委任宣传部长，工作转入地下，林辉由此改名为陈平。6月在地区特委党代会上被选为特委委员，并出席7月召开的浙江省第一次党代会。
  1939年底国民党撕毁国共合作抗战协议，围捕共产党人，尤其在浙江更为严重。陈平于11月底去丽水参加省宣传工作会议后与新任特委书记郑丹甫一同返回浙南特委所在地，在途中向温州、瑞安等县传达中央有关反摩擦斗争的部署时在平阳被敌人拘捕，关入平阳监狱。被捕后两人首先销毁随身携带的党内秘密文件，未暴露身份。为掩护郑丹甫，陈平化名陈一光，是复旦学生，从皖南回厦门做抗日救亡工作的；郑丹甫化名翁文生，是进山买茶叶的老农，两人在路上相遇而行；这样，郑丹甫一直到1941年从上饶集中营逃出也没有暴露身份。无机可乘的敌人虽然采取各种手段逼迫陈平自首，但他一方面以进步青年学生的身份向敌人宣传抗日无罪，与敌人进行了面对面的英勇顽强斗争，另一方面始终严守党的机密，从未动摇。
  1940年8月陈平被关入上饶茅家岭监狱，后转入上饶集中营；在被关入上饶集中营后，由于叛徒的出卖才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但敌人仍没有能从他的口中得到任何党的机密。他在狱中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建立了临时党小组，在狱中党组织的领导下，团结狱友与敌人进行不屈不饶的斗争，协助郑丹甫逃出集中营。1942年初日本侵略军进攻江西，上饶集中营南迁福建，途中他积极参与狱中党组织的暴动准备工作。6月17日在途经福建崇安县（现武夷山市）赤石镇崇溪河时，党组织领导了著名的赤石暴动，带领突围人员奔上武夷山。在突围过程中，他不顾个人安危，掩护战友，机智地躲过了国民党宪兵的围追堵截，历尽艰险上了武夷山。在福建省委和闽北特委的接应安排下，突围人员组成了60多人的游击队并成立了临时党支部，陈平任支部书记，在闽北特委领导下在闽赣边境武夷山打游击。九月闽北特委政委、省委委员汪林兴以国民党围剿武夷山、形势严峻为由，假借省委名义要突围出来的人员离开崇安到建（阳）松（溪）政（和）地区找陈贵芳，指示游击队队长沈崇文将人员带出崇安。后被省委得知，省委立即派常委左丰美去追找，终因不知他们出崇安后的行走路线，一直到闽浙边境也未找到，终成憾事。陈平等人出崇安后，由于人生地不熟又无向导，国民党又四处抓人，为避免被敌人发现，保存实力，支部决定化整为零，将枪支弹药埋藏，分散活动，设法去找新四军。陈平与大家分散后，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又无经济来源的情况下，经过艰难历程，返回丽水、温州寻找党组织。由于当时浙江省委书记刘英被叛徒出卖被捕牺牲，浙江党组织遭受到严重破坏，故未能同党组织联系上（他离开温州的第二天地方党组织曾派人来找过他）。随即他从温州经宁波到上海，在上海联系到党组织后，于1943年初到达江苏广德县新四军苏南区所在地。经党组织审查，苏南区党委于1944年3月宣布恢复陈平的党组织关系。陈平在苏南期间，先后在广德县委、苏南地委、苏南行署工作。日本侵略者投降后，陈平于1945年10月随苏浙干部大队从苏南北上至山东临沂。期间与在浙江一同工作的战友杜永康重逢后两人结婚。1946年初陈平调任山东博山神头发电厂副经理、山东矿业公司沂蒙分公司主任。1947年3月底与朱毅等人奉调去辽宁省大连办军工，组织枪炮弹药的生产，以满足解放战争战场的需要。在新组建的生产型企业大连建新公司（即东北军工部第九办事处）中，朱毅任经理，陈平先后担任工程部长、计划处长、副经理等职。建新公司四年期间共生产了近百万发炮弹及大量引信雷管等弹药，极大地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当时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同志给旅大市委及建新公司的领导信上说：“华东地区解放战争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这是对陈平及其战友们功绩的最高赞誉。
  1951年4月奉调去重工业部在沈阳组建的航空工业局任职，当时局长由何长工代部长兼，陈平任主管计划的副局长，重点负责航空局所属工厂的改扩建计划。5月又到北京组建航空局设计处并兼任处长。1952年4月航空局由沈阳迁到北京，全家也定居北京。同年8月随周恩来总理率领各部委组成的政府代表团赴苏联谈判援建我国“一·五”计划的156个工程项目。1953年5月受李富春指派带着中苏谈判协议草案返京面交周总理。
  回国后第二机械工业部（国防产品工业部）成立，陈平调任该部七局代局长，主管五个设计院。1954年部基建局与七局合并仍称七局，任副局长。1958年一、二机部合并为一机部，任基建局副局长。1960年5月一机部分为一、三机部，任三机部基建局副局长。1961年12月中央成立由国务院和军委双重领导的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建制属军委，由国务院组织，陈平调任工办一局任副局长；1962年定军衔为大校，1963年任一局局长。
  “文革”期间，陈平被造反派诬陷为叛徒、变节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关进牛棚，下放劳动。但他坚决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进行斗争，始终相信党和人民，原则性很强，从不讲假话，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1979年2月党组织给他平反恢复名誉后，任国防工办基建局局长。1983年被批准按副军职待遇离职休养。1986年8月经总政治部批准享受正军职待遇。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陈平离休后仍以强烈的事业心和饱满的革命热情，关心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积极为党工作。亲自组织撰写了“中国的基本建设——国防工业卷”，总结了建国36年来国防科技工业的主要建设成就和基本经验教训，为国防工业的发展少走弯路，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陈平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战斗的一生。他对党忠心耿耿，对共产主义事业有坚定的信念和追求。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始终与党中央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坚决拥护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他对同志襟怀坦白，赤诚相见，一贯表里如一；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任劳任怨；他清正廉洁，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为人谦虚谨慎，作风艰苦朴实，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党的好干部，优秀的共产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陈平同志生有一子二女。1995年4月28日，陈平因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他的骨灰暂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八室。
  余满松自传
  余满松
  我于1942年农历8月11日出生在漳浦县石榴区温斗乡下楼村，父亲余文新是一位纯朴的贫农，因家境贫寒，于青年时期（1929年）到东南亚谋生，1936年回国成家。母亲陈母是一位贤惠的家庭妇女。父母亲留给我瘦弱的身体，却传给我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善待他人的品德。
  自1948年起，我先后在梅林小学、芳林小学、石榴小学就读，1954年入漳浦县第一中学，朱全春、林丰年、许俊琛、吴一流、黄宠惠等师长的谆谆教诲对我刻苦求学、为人处事有很大影响。
  1960年，我高中毕业并考入福建医学院（现福建医科大学）医学系，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读完医学基础课程，在校期间学业优良，先后担任班长、团支部书记、总支委员。1964年，国家高教部、卫生部委托上海广慈医院（现瑞金医院）对南方医学院校的教学质量进行考核，我作为福建医学院的学生代表被派到广慈医院实习，与中山医学院、浙江医学院、江西医学院和蚌埠医学院的学生代表混合编组，接受为期1年的专业考核。1965年8月毕业，即应征入伍。
  参军后，我被编入铁道兵第11师医院任军医，先后从事内科、外科、传染科等临床工作，但经常深入铁路建设工地，进行巡回医疗和抢险救护工作。
  1968年，我与在北京解放军第304医院任军医的大学同学陈丽贞结婚，1971年5月，我也被调到304医院，改做医疗管理工作，1983年，被任命为该院副院长（副师职），在管理工作中，仍没有脱离临床医疗，还自学计算机知识并用于医院管理和医学诊断，取得2项科研成果。
  1988年，军队恢复军衔制，由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我被授予大校军衔。1989年5月调任总后卫生部卫勤研究室，任副主任（副师职），从事战时、平时卫勤指挥研究工作。1991年任解放军医学图书馆首任馆长（副师职），在图书馆业务管理现代化方面做了一些开拓性工作，实现了与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的联机检索，并在国内首先开展图书信息远程传送，即通过军用卫星，将我馆的资料和从国外信息库获得的资料即时传送到全国各地。
  1992年10月，任总后勤部人民军医出版社副社长兼《解放军医学杂志》主编（副师职），1996年12月任该社社长（正师职），任社长4年多期间，策划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医学专著，23种图书分别获国家图书奖、中国科技图书奖、解放军图书奖，18种图书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一、二等奖，有58种图书的版权被国外、境外出版单位购买，达到了出版社历史最好水平，使出版社在国内的影响明显提高。同时，4年间获得的经济效益超过了建社45年收入的总和。2001年被推荐为全军唯一的韬奋奖候选人。
  2001年1月，我已到了军官服役最高年龄，被免去了社长职务，但因工作需要，作为编审（出版专业正高技术职称）和研究生导师继续服现役，2002年12月，经中央军委命令晋升为技术三级，授文职将军衔，享受副军职待遇。
  学术职务和兼职：
  第6届全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
  第3届全军医学编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委员
  1994年，被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聘为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现为第二军区大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硕士生导师
  行政职务：
  1983年任解放军总后304医院副院长（副师职）
  1988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1989年任总后卫生部卫勤研究室副主任
  1990年任解放军医学图书馆馆长
  1992年任人民军医出版社副社长兼主编（技术职称为编审）
  1996年任人民军医出版社社长（正师职）
  2002年晋升为技术三级，授文职将军衔，享受副军级待遇
  本人获军队科技进步奖3项：
  1.《手术学全集》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9年。
  2.厌氧菌计算机鉴定诊断系统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 1991年。
  3.联想式角号编码住院收费微机管理系统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 1990年。
  本人获国家或军队优秀图书奖5项：
  1.《手术学全集》普通外科卷 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 1997年。
  2.《手术学全集》胸外科卷 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 1997年。
  3.《手术学全集》普通外科卷 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 1997年。
  4.《手术学全集》胸外科卷 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 1997年。
  5.《军队医德学》第二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提名奖 1998年。
  发表学术著作4部：
  1.《医学综合征大全》（280万字） 第3作者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年。
  2.《军队基层医学技术与管理》（20万字） 第1副主编 海潮出版社 1992年。
  3.《常见病简易新疗法精选》（24万字） 第2作者 人民军医出版社 1995年。
  4.《药名查对手册》（50万字） 第2作者，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0年。
  发表学术论文27篇：
  1.高费用军队伤病员住院治疗开支项目分析。解放军医院管理杂志，2002年（6）：392。
  2.军队大额病例用药品种及费用分析。医学与社会，2002，15（4）：14。
  3.解放军医学杂志1996～2000年著者分析。解放军医学杂志，2002。
  4.解放军医学杂志1996～2000年引文分析。解放军医学杂志，2002。
  5。解放军医学期刊引文分析研究（靳纯桥硕士研究生论文）（导师），2002，5。
  6.严重烧伤病人切削痂术后贫血指标的近期观察。北京医学，1993，15（增）：35。
  7.从论文作者看军队医学科技工作的动向，中华医院管理杂志，1993，9（6）：330。
  8.关于军事卫勤法体系的几个问题，后勤学术，1991，1：72
  9.行为科学在军事经济人才管理中的应用，军事经济研究，1991，10：45。
  10.用需求与激励理论改进军队医院管理。后勤学术，1990，增3：25。
  11.皮肤内虎珀酸脱氢酶测定方法的改进，中华整形烧伤外科杂志，1990，6（3）：219
  12.电子计算机在厌氧菌鉴定中的应用，微生物学报，1990，17（4）：214
  13.英军马岛战争与美军几次战争精神病减员率的对比分析（译文），外军卫勤参考资料，1991，（5）：21
  14.试论制订军队卫生工作发展战略的原则要求，人民军医卫勤增刊，1990，（2）：3
  15.住院收费的计算机管理系统，中华医院管理杂志，1989，5（2）：107
  16.烧伤病人血清反三碘甲状腺原氨酸、促甲状腺素的临床实验研究，解放军区学杂志，1989，14（2）：116
  17.烧伤病人血清C3、C4变化的动态观察及临床联系，北京医学，1989，（2）：136
  18.高效能住院收费微机管理系统的实现，第6届世界医药信息学大会（MEDINFo—89）论文，1989，5
  19.过痒化氢灌留法消度头皮针具效果观察，消毒与灭菌，1988，5（3）：159
  20.用计算机鉴定诊断厌氧菌，计算机信息报，1988，7：26（第3版）。
  21.耗散结构论在医学人才管理中的应用，人才研究，1987，（12）：27
  22.新技术革命与军事医学人才培养，中国人才报，1987，8：5（第3版）。
  23.ImprovedManagementofStatisticalLndexesinHospitalDepartments。AbstractsandSelectedPapers，China—UnitedStatesConferenceonManagingHospitalsinthe1990s，P131
  24.跟腱反射时正常值与年龄性别的关系，中国应用生理学杂志，1987，3（3）255
  25.应用多因素相关值估测法考核科技人才的尝试，见：杨家驹主编，人才定量考核方法，能源出版社，1986，338—344
  26.医院科室统计指标管理方法的改进，中华医院管理杂志，1987，增2：63
  27.Saaty氏多级模糊综合指数法的应用与改进，人才研究，1987，（4）：25
  28.试论科技人才管理者的心理学修养，人才研究，1986，（8）：16
  陈震宇自传
  陈震宇
  陈震宇，男，汉族，广西科学院研究员。基督教徒，原籍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深土镇墩柄村，1931年10月19日生于上海，1937年～1950年先后在墩柄村小学、佛昙中心小学、泉州培元第三小学、晋江县立初级中学、晋江省立高级中学（期间1938年家父陈学伊病故，1940～1946年随家母黄仁爱在泉州信心孤儿院后称信心儿童教养院度过）、厦门双十中学、上海市市立市西中学就读，1950年考入国立山东大学理学院水产学系海洋捕捞专业，1954年毕业，当年参加革命工作。
  1954年7月～1984年4月，历任广西农业厅水产处技术员、广西区直鹧鸪江“五七”干校学习、红茂矿务局物资总会计、煤井棚架工、理发员、河池地区农业局技术员、广西水产研究所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源研究室主任。1984年5月～1993年4月任广西科学院副院长；1986年7月晋升研究员至今；兼任广西科学院顾问、广西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1988年期间兼任过两年的广西检察院特约检察员和广西海洋研究所所长。还曾先后被选任为：广西和全国第七届人民代表（1998年1月～1993年1月）、广西政协第七第八届常委（1993年1月～2003年1月）、广西政协第八届副主席（1998年1月～2003年1月）、全国政协第九届常委（1998年3月～2003年3月）、《广西科学院学报》主编（1886年～1993年）、《广西科学》主编（1994年～2000年）、民革广西区委第七、八届常委、副主委、第九届主委（1988年5月～2002年5月，同时兼任邕江大学董事长）、民革中央第七、八、九届委员（1998年12月～2002年11月），并担任过全国水产学会、海洋学会和广西环保学会、海洋学会、水产学会、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的有关职务和名誉职务，是中国老教授协会海洋经济分会副会长。
  在五十年的科技工作中，特别在渔业资源的调查研究方面取得可喜的成果。主持的项目和参与编著的《广西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报告》，获广西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报告》，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由全国岸调领导小组颁发重要贡献证书；《全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报告》，获国家海洋局科技一等奖；《漓江受污染对渔业资源的影响》、《桂林环境污染综合防治》、《广西江河渔业资源综合调查》、《珠江水系鱼业资源综合调查》和《广西石山地区综合治理与开发战略规划实施研究》等五项，均获省部级二等奖。此外，还获得过广西政协“四个一”活动荣誉证书、国家民族团结先进个人、广西宣传先进个人、《广西百科全书》编写先进个人，以及多次获得地厅级单位的科技进步和先进个人奖。在长期的科技实践中，传帮带了一批年轻干部，经组织考核，已有十几位被提拔到处级和厅级的岗位上工作。截至2002年底，已发表和出版的调研报告、论文和著作有80篇（部、册），译文16篇（册）。1988年获广西有突出贡献科技人员称号，1991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在对广西郁江西津水电站和红水河梯级电站的项目论证中，经过实地踏勘和详实调研，认为在广西江河兴建拦河坝可以免建过鱼设施，用设立渔业增殖站作为渔业资源的补赏，这一观点已被广泛采用，为国家节约了十几亿元的投资。为此，中科院的《科学时报》在“科坛群英”栏目发表了记者熊和生的文章《只为江河鱼欢跃——记广西科学院研究员陈震宇》（1991年1月29日）。
  受组织派遣，从1954年至2003年，足迹踏遍广西的山山水水，到过全国除西藏以外的各省市自治区；1985年至2002年，先后考察过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以及美国、丹麦、日本、泰国、越南、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作学术交流或友好访问。除了科技工作外，凡是组织和领导分配的任务，无论何时、何地、何事，都能坚决服从并尽力去完成。本人是一个基督教徒，但能在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方面，根据个人半个世纪的工作经历和实践经验，结合广西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向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和有关部门提交不少建设性的意见、提案、议案，且已得到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中国海洋报》在头版发表我写的《先把海洋国土观念建立起来》，并编发荣获征文一等奖的受奖照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英语广播了记者的采访，报道了信仰基督教的人民代表对三峡项目的观点；《广西画报》（1998年7月总第170期）“众里寻他”栏目发表了记者冯文东的长文《如水的心灵永远明净》，同时配发记者朱熙勇拍的照片，注明“全国政协常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民革广西区委主席陈震宇先生”，文内五个小标题分别为：“治机关如烹小鲜”、“学海泛舟资用自理”、“智者乐水成就非凡”、“仁者乐山用心良苦”、“学富五车何困之有”，如实提到最初接受基督教义和文化知识的两种启蒙；《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4期）发表了马微的文章《参政议政的带头人——记全国政协常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民革广西区委主席陈震宇》（配发照片），最后几句话是：“淡泊名利，只求能对社会和人民有所回报。信守这一人生哲学的陈震宇，不论为学或为政，总能使人感受到他浓厚的爱国情怀和壮心不已、奋斗不止的精神。”从上可以令人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无比威力和丰硕成果。
  卢继传自传
  卢继传
  卢继传，《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高级记者、原理论部副主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著名的科普作家，著名的知识经济研究专家。中国科协现代管理知识讲师团兼职导师。在交叉科学、生物进化论、自然辩证法、知识经济、管理科学等交叉科学领域学术研究工作和科学普及方面都取得重要成果。他在国内首先发表论述了21世纪将是生物学世纪、知识经济、地区形象设计等论文；著书修正了有关生物进化论的史实以及进化理论，率先提出创建综合现代进化论；还首先在国内出版比较系统阐述生物工程的专著和通俗著作等。所出版的《进化论的过去与现在》、《现代综合进化论》、《谁将在生物学世纪称雄》、《达尔文环球科学探险记》、《财富与文明之源》、《科技——强国之路》等专著，合著的《第一生产力论》、《中国管理科学导论》、《大协调——科学技术社会等》、《大杠杆———震撼社会的新技术革命》、《大动力——科技技术动力论》等，主编的“科学与社会从书”、“少年放眼看世界丛书”、“中华人物丛书”等多部丛书，受到普遍的好评。其中，有10部著作在全国获奖。他主编的《谁是未来世界的强者》一书荣获第二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对《大杠杆——震撼社会的新技术革命》和《谁是未来世界的强者》给予高度评价。他来函称赞：“《大杠杆》比起时下流行的、中外关于新技术革命的书，都更完全，所以是本好书。向各位执笔人及编者应致贺！”同时，他称赞、推崇《谁是未来世界的强者》一书。部分著作有的成为高校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必读的参考书，有的成为省级党校教学参考书。1996年3月2日在《人民日报》率先发表的《论知识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一文，引起广泛的影响，被确认为国内第一篇知识经济的论文，国务院研究室研究报告（总63号，1998年8月17日9号）把该文列为第一篇知识经济论文加以介绍。该研究报告写道：“1995（应为1996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卢继传的论文《论知识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该文阐述了知识是重要的生产要素的论点，使用了智力经济一词。主编《知识经济》丛书成为全国性学术研讨会的重要参考书，主编《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一书（共三卷、1200万字，1999年1月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大胆创新，采取动态分类编排，摘录荟萃我国新时期社会科学的新成就。这在全国尚属首次。该书成为科学研究最实用的参考书和工具书，专家们称其为“精品巨著”、“首卷精品”。还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科普作品和几部优秀科普著作，被中国科普作协第三次代表大会授予建国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称号。还有，他以知名专家学者的名义应邀到各地讲学，受到欢迎与好评，并担任一些重要著作和杂志的编委或顾问，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博士生毕业论文、科研课题的评审专家。
  吴庭坚传略
  县党史办供稿
  吴庭坚（1893～1943年），漳浦县石榴龙岭村人。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少年时曾读过二三年私塾，后因生活困难而辍学，帮助家里捡柴、放牛等。稍长，与两位兄长一起租种地主的田地或外出打短工。
  民国17年（1928年）春，平和暴动后，龙岭、小山城、大坪等村的人民群众自发组织“雷公会”，反抗豪绅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得到在漳州南乡活动的王占春等共产党人有力支援。吴庭坚初步意识到只有反抗、斗争，才能改变长期受欺压、做牛马的命运。民国19年，陶铸、谢少萍等到车本开展革命活动，吴庭坚毅然加入革命行列，把革命火种带回家乡龙岭村，秘密成立和发展农会组织。
  民国20年底，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巡视员邓子恢和闽南工农游击队长王占春带领游击队来到小山城，领导农民反抗征收“航空救国捐”，吴庭坚发动龙岭群众积极支持这一革命行动。邓子恢派他到小龙溪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在大坪、院前等村成立农会。在斗争实践中，吴庭坚得到锻炼，并接受党的考验，经邓子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21年4月，中央红军攻克漳州，进驻漳浦。吴庭坚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成立农民赤卫队，为以小山城为中心的靖和浦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做出很大的贡献。红军离漳后，吴庭坚与其他同志一起，领导组织根据地人民，配合闽南红三团，粉碎敌人对苏区的多次围剿，并到根据地周围的乡村开展工作，不断扩大红色区域。民国22年2月，吴庭坚积极发动人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健全基层中共党组织、农会和赤卫队。
  吴庭坚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经常用通俗的语言宣传革命道理，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还为群众采药治病，在群众中很有威望，也得到中共党组织的信任。民国23年3月，成立中共靖和浦中心县委，吴庭坚任委员，兼任中心区委书记。同月，成立靖和浦苏维埃政府，吴庭坚任副主席。他和其他同志一道，致力于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并领导靖和浦苏区14个乡近1万人口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同年5月，吴庭坚在根据地各基点村组织赤卫队、模范队、儿童团等，有力地配合和支援红军游击队，击退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民团对苏区的进犯。10月，中央红军开始万里长征，国民党加紧对靖和浦苏区“围剿”，闽粤边特委为粉碎敌人进攻，决定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向外围开展新游击区。民国24年春，吴庭坚带领工作人员到梁山的龙潭、后井一带开展新区工作。
  吴庭坚到龙潭、后井以行医和帮工为掩护，宣传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成立农会，建立党组织。此后，把革命工作发展到梁山东侧的巷内、竹仔林、笼仔埔、黄厝路、五社等村，建立龙潭、后井革命根据地。民国24年夏，成立浦南工作团，吴庭坚任工作团主任。同年10月，成立中共浦南区委，吴庭坚任书记。从此，他一直同张太西、洪椰子、林素兰等在这一带开展工作，先后建立18个支部，组织赤卫队、抗日义勇军等地方革命农民武装，配合红军游击队袭击地方反动武装，镇压反动豪绅地主。民国25年10月，成立中共漳浦县委，吴庭坚担任县委书记兼中心区委书记。接着，对旧镇、霞美、杜浔等地的反动势力进行袭击，并配合红军第三团第一、三连，先后攻打驻防在霞尾、旧镇等地的粤军157师和反动壮丁队，打死打伤敌人100余人，缴获步枪80多支，拔掉碉堡5座，巩固龙潭、后井一带的革命根据地。
  民国26年7月，“漳浦事件”发生后，卢胜、王胜等百余名指战员冲破敌人的封锁，到梁山清泉岩集中，供给困难。吴庭坚带领工作人员到各基点村搜集枪支、粮食、衣服等物资，送到清泉岩，支持重建红三团。同时，吴庭坚又同闽粤边特委巡视员朱曼平一道，为复建漳浦地方党组织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
  民国27年3月，红三团北上抗日，漳浦实现国共合作抗日，吴庭坚领导下的漳浦县委，利用有利时机，大力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发动组织群众参军打日寇，募捐支援前线。同年5月，吴庭坚由于体弱多病，改任县委委员，但他仍不顾环境恶劣，在根据地坚持革命斗争。
  民国28年后，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合作抗日，继续围剿革命根据地，漳浦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敌人不断进行搜山，斗争环境极为残酷。在一次敌人搜山时，为不暴露目标，吴庭坚把出生不久的亲生孩子捏死，确保同志们的安全。在革命斗争严酷的环境下，吴庭坚带领工作人员在金岗山，开荒种粮，坚持革命斗争，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同时，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到各村给群众诊治疾病。
  民国32年1月29日深夜，国民党反动军警在叛徒的带领下，突然包围中共漳浦县委驻地霞美虎崆岩，吴庭坚与张太西等县委机关人员正在研究工作，突遭袭击，在场全体工作人员奋力抵抗，开枪反击，吴庭坚当场壮烈牺牲，时年50岁，漳浦人民永远怀念这位为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捐躯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张太西传略
  县党史办供稿
  张太西（1980～1943年），原名张天瑞，漳浦县石榴长兴村前房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9岁时，父亲逝世，母亲除操劳全家生活外，还帮人家砻谷、舂米赚些钱，供他读书。张太西自幼聪明伶俐，在家乡读几年私塾，后到县城逢源小学就读，不久，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张太西在县城读书期间，阅读进步书籍，接受革命思想。辍学后在家劳动，就在家中办起夜校，把自己接受的知识和新思想传播给乡亲，帮助穷苦的乡亲识字和认识社会。
  民国21年（1932年）4月，中央红军攻克漳州、漳浦，革命风暴席卷全县。张太西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意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有穷人的活路。他毅然投身革命洪流中，协助红军做许多有益的事。民国22年2月，张太西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任长兴前房村党支部书记，以长兴为中心点，在附近的岭后、寸石等地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成立农民协会，发动群众抗捐抗税，与土豪劣绅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小山城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
  张太西带领游击队开展革命斗争，在长兴祠堂设立队部，公开升起革命红旗，人民群众为之振奋，反动土豪惊慌失措。民国23年9月，国民党反动军队进攻长兴村，张太西带领游击队还击，毙敌排长1人，士兵多人，为保存力量，游击队主动撤退到山坪顶基点村，召开庆功会，给革命群众以极大的鼓舞。同年10月，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进行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国民党反动军队配合地方反动民团，对靖和浦苏区发动大规模的围剿，妄图消灭闽南红三团。为保卫红色根据地和革命武装力量，张太西与吴庭坚等到梁山一带另辟新区，深入龙潭、后井等村组织赤卫队，配合红三团作战。同时，成立4个工作团，发展10多个中共党支部，建立中共浦南区委，张太西任区委书记。在此后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浦南地区成为红三团和游击队的主要活动地区，也是抗日时期中共漳浦县委开展斗争的主要基地。
  民国26年7月，“漳浦事件”发生后，卢胜等百余名红三团指战员突围到梁山清泉岩，处境十分艰难。张太西与漳浦地方党组织领导人一起，组织干部、群众送粮、送枪到清泉岩，支持重建红三团，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同时，配合红军在漳浦下楼村镇压反攻倒算的土豪，鼓舞根据地群众的斗争情绪。
  民国27年2月，闽南红军整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张太西在梁山一带进行抗日宣传，发动群众参军打日本，募捐支援前线，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同年秋，国民党顽固派在漳浦不断制造摩擦，挑起事端，企图削弱共产党在民众中的影响。张太西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国民党顽固派保持高度警惕，在根据地开展“二五”减租和“一元献机”运动，发展基层党组织，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
  民国28年春，中共漳浦县委委员蔡国叛变投敌，中共地方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这时，张太西接任漳浦县委书记，在艰难的日子里，临危不惧，坚持革命斗争。他一面隐蔽革命同志，一面带领游击队伏击叛徒和反动军警，拔掉敌人设置在下楼的反动据点。民国29年，斗争环境更加恶劣，梁山一带革命基点村经常遭受敌人的摧残，并受到严密的封锁，张太西带领同志们转移到金岗山开荒，进行生产自救活动。他白天与同志们一起吃野菜，开荒生产；晚上则带领同志们到各村开展革命工作。敌人对张太西十分恐惧和仇恨，扬言：“抓到张太西，赏洋银500元；抓到张太西，用石磨碾”。反动派抓不到张太西，就把张太西的妻子和8岁的儿子抓进监牢，传话说：“只要张太西下山自新，就可把他的妻儿放出来，让他全家团圆”。张太西说：“要我离开革命队伍，办不到”！敌人一计未成，又生一计，把张太西的妻儿具保释放，妄图放长线钓大鱼。张太西识破敌人的诡计，没有回家看望。民国30年，张太西带领游击队在龙岭官真寮一带开荒生产，在极端困苦的时刻，组织同志们学习中央的刊物，把新四军、八路军打日本的胜利消息告诉大家，使大家认清革命形势，坚定革命信念，认识到困难是暂时的，革命定会成功。
  民国31年10月，县委委员曾明智叛变投敌，漳浦地方党组织再次受到严重破坏，斗争环境更加险恶。民国32年1月29日，张太西得知叛徒告密，国民党反动军警将包围中共漳浦县委机关驻地霞美虎崆岩，为了保卫县委机关和吴庭坚等同志的安全，他不顾个人安危，连夜从龙岭官真寮赶到虎崆岩，同吴庭坚一起研究对策时，敌人包围虎崆岩，张太西与吴庭坚指挥县委机关全体人员顽强抵抗，由于寡不敌众，吴庭坚当场牺牲，张太西弹尽被捕。
  在漳浦监狱中，张太西受尽敌人严刑拷打和威胁利诱，始终坚强不屈，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品质；在敌人的法庭上，他慷慨激昂地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行。民国32年7月27日，张太西在漳浦县城英勇就义，时年35岁。临刑前，他不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张太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永远活在漳浦人民的心中。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记柯永麟同志
  陈国坚
  改革开放年代，人才辈出，竞领风骚。也许，“共产党员是钢铁炼成的”豪言壮语似乎逐渐被人淡忘。然而，无数的共产党员尽管默默无闻，仍在努力履行入党时的承诺，展现共产党人的风采。柯永麟作为其中的一员，以其丰富的经历，无悔的追求，毕生的实践，足以让我们重掂“共产党员是钢铁炼成的”沉重份量。
  柯永麟同志是我县一位德隆望重的老革命，漳浦人民政权建立之初，任县人民政府县长，也许这个缘故，漳浦人民至今仍尊称他“柯县长”。
  柯永麟青少年时就参加了革命，是在革命斗争熔炉里锻炼成长的。他的家乡漳浦绥安镇溪南村，是革命基点村。1932年4月间，中央红军东路军进驻漳浦，村里便建立了党组织。梁山革命根据地开辟后，由于村党支部善于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群众又十分拥护和支持革命，因而先后成为中共靖和浦县委、漳浦县委机关秘密驻地之一。县委领导朱曼平、梁培德、吴庭坚、张太西等同志曾住在柯永麟家里，他们有空便给柯永麟讲解革命道理，使他的思想觉悟得以较快提高。1936年6月，年仅15岁的柯永麟参加了革命工作，承担着县委与县城党组织的信件、宣传品、药品等的秘密递送，这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任务。1938年初，闽南红军北上抗日，柯永麟同志跟随县委机关上山，成为游击队战士。不久，调中共漳州中心县委（后改称闽南特委）机关当警卫员。1941年底，设在车本村蜈蚣山的特委机关留守处遭到敌人袭击，柯永麟与3个被打散的同志，顶风冒雨，忍饥挨饿，在崇山峻岭中硬是找了2天2夜，才在平和县圆仔村找到了党组织，回到了党的怀抱，表现了坚定的革命信念。以后，柯永麟先后承担闽南特委副书记钟和闽粤边特委机关的警卫工作。1945年5月，调王涛支队任第一大队驳壳枪班副班长，不久调任第四大队中队长、中队指导员。在残酷的战斗环境里，柯永麟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如攻打乌山公田村国民党“云和诏三县联防办事处”战斗时，敌人负隅顽抗，我们牺牲了几个战士，柯永麟挺身而出，冒着弹雨匍匐接近，用大砍刀砍断敌军用于捆绑堡垒大门板的粗铁线，这才得以打开了缺口。第四大队编为钟骞支队后，柯永麟任副政委。1946年6月，根据闽南特委指示，率一小分队承担了恢复靖和浦老苏区的任务。他不负重托，紧紧依靠老区群众，以30余人队伍和上千名反动武装展开周旋，并伺机打击敌人，在短短一年里，不仅打开了局面，恢复了老苏区，还扩大了游击根据地区域，壮大了革命武装，发展了地方党组织。1947年6月，成立中共靖和浦县工委，柯永麟任书记。同时还成立5个工作团。7月，兼任闽南特委执委。8月，成立靖和浦独立大队，兼任政委。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柯永麟很善于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积极开展政治攻势工作，领导靖和浦党组织、独立大队有效地敦促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吴英连队起义和国民党福建省参议员、漳浦县党部书记长柯汉阳，县警察局长李松辉率部起义，增加了革命武装的人员及其武器装备，加快形成了对漳浦、平和、南靖、云霄等县县城包围的态势。1949年9月23日，柯永麟率领靖和浦地方革命武装和工作团，解放漳浦县城。9月28日，长江支队的50余名南下干部抵达漳浦。根据中共福建省委、龙溪地委决定，中共漳浦县委、县人民政府于10月1日成立。柯水麟任县委委员（当时无设常委制）、县长。
  漳浦县人民政权成立之初，面临远比夺取政权更为严峻的考验。社会治安方面，数量10倍于我的2200余名武装土匪四出骚扰，杀人抢劫，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社会经济方面，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造成的通货膨胀、百业俱废、交通梗阻、民生困苦的局面严重地困扰着各项工作的开展。与之同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我县必须承担支援前线粮草的繁重任务。柯水麟与县委、县政府领导一班人，团结协作，精心领导群众开展生产救灾、减租反霸、组织城乡物质交流、抢修公路、借粮、剿匪、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斗争，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在短短几年里，漳浦的社会生产力、文化卫生教育事业得到较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党在群众中威望与日俱增，并得到衷心拥护，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的执政能力、水平和执政为民的本质。1956年，柯水麟调任龙溪地区行政公署林业局局长。1957年底，转任经济作物局局长。1963年12月，任诏安县人民政府县长。1982年8月，回家乡任中共漳浦县委常委。9月间，任县政协主席。1984年办理离休，为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奋斗了近半个世纪。
  照理说：“无官一身轻”，柯永麟可以心安理得地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可是，他依然闲不住，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用毕生的精力和行动去实践入党时的承诺。尽管他知道身上挂满了名誉主任、名誉会长等种种职衔，那是人们出于对他的尊重，但他却把这些看成对老同志的期望和重托，不顾年高体弱，认真履行职责，还要办实办好。
  漳浦是个老区县，老区的经济建设、群众的生活状况是柯水麟时时挂在心上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更何况老区人民对革命支持的是大恩大德。他常到老区乡镇、村走一走，进行调查研究，与镇村干部和群众探讨加速脱贫致富的路子，积极为县委、县政府在老区工作方面提供思路和决策。他认为，扶持老区工作不能只搞“输血”，重要的是帮助提高“造血”功能。要因地制宜，组织农民上山开荒种果种竹，扶持农民解决开发资金问题。他还和许多老同志一起，多次向县委、县政府呼吁解决老区村的行路难、用电难、信息不通等制约老区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引起了县委、县政府领导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如仅对车本村，投资70多万元，修建了长达7公里多的盘山公路；投入20多万元，架设高压线，输电上山；投入40万元铺设通信光缆，拉近了山里与外面世界信息沟通的距离……对老区村农民迫切要求解决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他尽心尽力协助妥善解决。如赤岭乡石坑村山地的归属、盘陀镇葛埔村与林场的土地纠纷等等。1995年12月下旬，柯永麟连续十几天下乡搞调查，有时累得连饭也吃不下，有一天，驾驶员关心问原因时，他笑着用“一路上吃尘土饱了！”来搪塞。10来天后，一篇近万字的《关于革命老区群众生产、生活的情况反映》送到了县委、县政府领导书案上，引起了高度重视，除转发各乡镇、机关单位外，专门召开全县老区工作会议，进行研究讨论，及时出台了有关老区建设的几项优惠政策，进一步加大了倾斜扶持老区发展经济建设的力度。柯永麟同志的心血没有白费。这几年，漳浦老区村经济发展一直保持较快步伐，如开山种果方面，随着果树陆续进入盛产期，经济效益显著，成为农民收入不竭的经济增长点。柯永麟很关心老区的文化教育问题，认为老区经济要有大发展，科技是关键，人才是保证，要发挥科技进步对老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要格外重视老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因而每到一村，他总要到学校看一看，过问教育情况，那些校舍破损、桌椅残缺的学校所在村村干部，都受过他语重心长而又相当严厉的批评。柯永麟同志还积极向教育部门反映要重视修建老区村校校舍，增添教学设施，选配好教师，并在升学招生和收费问题上给予适当照顾，要向上争取定向招收老区“五老员”子女，加快老区建设人才培养步伐等等。这几年，在县委、县政府、教育部门重视下，老区村教育面貌焕然一新。
  柯永麟同志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在有关场合，他都强调要抓好党建工作，要加强干部、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说这是我们促进各项工作更快更好开展的传统和优势。而他本人就是一个典范，听过他讲话或与他交谈过的人，都会感到柯永麟同志理论政策水平很高，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往往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高度进行分析，使人获益匪浅。这是柯永麟同志长期坚持政治理论学习的结果，至今仍保持这良好的习惯。他特别重视运用党史资料做干部、群众、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工作，为现实服务。如曾发生过某个被国民党政府毁灭的老区自然村的老果树归属问题，从历史或现状处理是截然不同的结果，因而一度矛盾越来越激化，柯永麟运用党史资料，为解决矛盾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使该问题迎刃而解，争议双方口服心服，从而密切了党群关系。漳浦的一些中学和学区，他都去讲过党史专题报告，取得很好的效果。1995年，漳州市委组织部举办市直机关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邀请他做革命传统教育报告，他当时患脚痛风，脚板肿得鞋仔穿不下，还得敷药、打针，但作为至今唯一健在的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闽南特委委员，他感到责任义不容辞，只好在大热天里穿着雨靴赶到漳州，忍着疼痛给市直机关的干部作了一场精彩生动的漳州地区革命斗争历程的专题报告，使与会同志不仅从报告中，更从柯永麟身上，加深体会当年革命前辈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的献身精神。1993年初，年届72岁高龄的柯永麟，萌发了撰写靖和浦边区革命斗争史的念头。目的是“让现在的靖和浦人民，尤其是青少年了解本地区的二十三年革命斗争历史、革命传统……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这个想法，是十分大胆的。这是由于一方面，小时因家里穷，没能上学读书，是在革命队伍里，忙里偷闲学文化，才有了初步的文化基础。解放后，长期处在领导岗位上，为了把党交给的各项工作完成得更好，自觉加强了文化与理论方面的学习，才使文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另一方面，毕竟岁月不饶人，记忆与思维能力都不能不说有些衰退。可是，决心下了后，便认真搜集有关靖和浦革命史资料，找当年的老同志座谈帮助回忆，于1993年底开始动笔，其中笔耕之艰辛，可想而知，毋须赘述。1994年底，一部长达20多万字的《靖和浦边区革命斗争见闻》终于脱稿，以自己的经历为主线叙述了靖和浦边区的革命斗争概况。厦大教授、我省党史专家孔永松审阅后，给予较好的评价。柯永麟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老领导卢胜、张昭娣、柯志达及县委书记林奕斌欣然为该书题词。出版发行后，得到漳州市社会上的普遍好评。1997年夏天，已是77岁高龄的他，又着手准备撰写一部回顾20世纪漳浦的百年沧桑史书，着重反映解放以来半个世纪漳浦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不断取得辉煌业绩的不平凡历程。让读者加深对“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独立和人民幸福”这一党的十五大论述中国百年巨变得出的结论的理解。这是一项更为艰巨的写作任务。因为党的领导涵盖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他曾参与领导漳浦解放初期的各项运动和生产建设，但离开漳浦毕竟整整26年。同时，所叙述的史实又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所记忆犹新，一个事实的出入，乃至一个数字的差错，叙述分寸的把握不妥，便会引起争议，降低该书的可信度，乃至产生不好的社会影响，这是史学工作者所最担忧的。为了准确、真实地反映解放后的50年，他除了广泛搜集各部门、乡镇村的材料外，还下乡搞实地调查落实。当时陪同的党史室同志因连日的高温天气、车子的颠簸都感到受不了呢！他依然坚持每天跑几个乡镇和自然村，做到取得第一手资料。1999年春，长达近30万字的《世纪回眸》一书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和新世纪钟声即将敲响的前夕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献上了一份凝聚着一个老共产党员心血的厚礼！县委书记沈元坤、县长钟禄贵热情为该书作序或题词。该书的出版，为漳浦干部、群众、青少年了解建国50年来漳浦的历史发展状况，加深对党的执政为民本质的认识，进一步坚定信念，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发挥了党史教育、感染、鼓舞、激励人和为现实服务的政治优势。值得补充说明的，柯永麟的许多文章，除因涉及党史资料，党史室同志协助修改外，其余都是他一字一句斟酌写成的。他对党史室同志说，你们是在职干部，必须与县委保持一致，这是组织原则。我写的情况汇报，所提的建议，是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你们不必帮忙，以免引起误解。这既表明了柯永麟同志的高度党性观念，也流露了他对干部的拳拳关心和爱护之情！更使人感到难能可贵与尊敬。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党的十六大召开后，全党掀起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高潮。柯永麟这位老共产党员以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不顾83岁高龄，沉疴缠身，今年6月中旬，赤日炎炎，他又连续跑了几天，到佛昙、杜浔、霞美、长桥、南浦、大南坂等乡镇场的老区村搞调查，与干部、群众探讨老区人民如何尽快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过度的劳累使脚痛风又复发了，他忍着疼痛刚写了6000多字的调查报告又患了重感冒，连日发高烧。7月8日晚，急性胆结石炎症发作，被送到县中医院抢救治疗。7月18日，县老促会成员调整暨老区工作会议召开，他毫不犹豫地拔掉输液针管，到会作了一个小时的发言，才又躺到病床上。他格外珍惜县委、县政府对老区建设工作的重视和关怀的。
  “试玉要烧三日满，识才须辩七年期”。柯永麟同志以其近70年的一言一行，诠释了“共产党员是钢铁炼成的”这一名言的涵义，具体地表现了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漳浦人民心中的丰碑
  ——艰苦奋斗的县委书记阎观文
  沈淮森 陈国坚
  1997年清明节上午，漳浦县佛昙镇白石村边的海滩上，哀乐声如泣如诉，悱恻低徊，一场庄严、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在这里举行。人们纷纷从四面八方涌来，为一位和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英魂送行。
  10时许，大海涨潮了。骨灰安放仪式开始，当和着鲜花的洁白骨灰溶入大海怀抱的时刻，人们再也忍不住了，不约而同地含着泪花从口里、从心里呼喊着：“阎书记，您慢走1”“阎书记，我们怀念您……”
  浪花失去了往日的喧哗，轻轻地、轻轻地拍打着沙滩；潮涨潮落，潮落潮涨，依依不舍地挽留着骨灰，挽留着英魂；沙滩上，素有“绿色长城”美称的木麻黄树组成的防风林带，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在肃穆默哀中给赋予它们在漳浦防风御沙使命的县委阎书记行最后一个庄重的注目礼……
  阎书记——阎观文，一个在漳浦工作了20年的南下干部，一个离开漳浦近30年的原县委书记，对漳浦大地依然爱得那么深，魂兮，不归故乡归漳浦，清清白白地从这里投入浩瀚的大海，死后不占方寸之地。
  “共产党员来漳浦不是为了挖金子”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漳浦县连年遭受特大自然灾害，群众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干部积极性也受到挫伤。为了鼓舞干群团结一致战胜自然灾害，县委书记阎观文在一次全县干部扩大会议上，风趣地插上了一段对漳浦县古有“金漳浦”之誉的精彩分析。他说，漳浦依山面海，土地贫瘠，又极易受风、涝、旱灾袭击，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尽管耕地面积53万亩，可灌溉面积仅12万亩，其余皆为“望天田”，从来就是缺粮的农业大县。人民食不裹腹，却为什么叫“金漳浦”？原来，在旧社会，到漳浦当官的，期满离任，都能搜刮到大批钱财入私囊，他们是来挖金的，所以叫“金漳浦”。他接着说，漳浦的主要领导干部大都是南下干部，是共产党员，千里迢迢来到漳浦。图什么？图的就是全心全意为漳浦人民谋利益1与漳浦的当地干部和群众同心协力，艰苦奋斗，把漳浦建设好，共产党员来漳浦不是为了挖金子！阎书记的讲话顿时被台下热烈掌声打断了。
  “共产党员来漳浦不是为了挖金子”，字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作为一个县委书记，阎观文不仅这样说，而且一直这样做。
  阎观文原籍河南汲县东栓马村，出生于1926年11月，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村治安主任，汲县二区武委会副主任、主任。1949年2月，参加由中共太行、太岳两区委抽调干部组成的南下区党委“长江支队”。1949年9月底南下到达漳浦的，在共和国成立的隆隆礼炮声中，漳浦县人民政权诞生，他任第一区分委副书记。12月，转任第五区分委副书记（时末配备区分委书记），后任区委书记。
  第五区是建国初期漳浦对敌斗争最激烈最复杂和发展生产任务最繁重的地区。管辖范围为现在佛昙、前亭、马坪3个镇。这是沿海突出部，背山面海，与金门隔海相望，海面国民党军炮艇骚扰破坏，山上武装匪特蠢蠢欲动，是剿匪也是海防前线。这儿又是风沙和干旱肆虐的地方，风沙满天，滴水如油，耕种和捕捞条件、环境相当恶劣，群众生活十分困苦。要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要恢复和帮助群众发展农业、渔业生产，要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以树立共产党在新解放区的威望，作为该区的第一把手，重任在肩啊！
  阎观文认为，只有社会治安的稳定，才能迅速打开工作局面，才能使生产和建设得以顺利进行。因此，上任伊始，他把剿匪放在首要地位，每次剿匪行动，他都亲自带区武装班出发。马坪的林埭土匪活动十分猖獗，他打起背包挎上抢，偏偏就要“虎口拔牙”，在那儿住下来，紧紧依靠群众，狠狠打击了土匪嚣张气焰，提高了干部群众剿匪积极性。1951年10月17日凌晨，盘踞金门的国民党军仗着炮艇，进犯前亭的江口村。当激烈的枪声从海面传到佛昙时，为了减少绕道时间，他带上通信员，摇着小舢板从海上直接赶赴江口村。同志们劝他说，天这么黑，敌情又不明，这样做太危险了！但他坚定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是区委书记，早一分钟赶到，民兵、群众就有了主心骨，就能坚持到配合解放军赶来共同消灭来犯之敌。”
  为了帮助群众迅速发展生产，他走遍了五区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每到一处，总是卷起裤筒帮农民干活，向农民了解农业生产状况和要求。针对五区沿海村庄农业生产灌溉靠戽水，易受风沙、干旱和土地盐碱化严重威胁的状况，他发动植树造林以挡风沙，还制定兴建东埭引水渠的规划，并组织实施，解决了800多亩水田和1300多亩农地的用水问题，这在当时还是个新鲜事，改变了祖祖辈辈流传的耕种方式，减轻了劳动强度，又提高了农作物产量。针对海面作业易遭国民党军炮艇炮击和掳掠，他发动群众搞近海作业和滩涂养殖、围埭种植等，挽回外海作业的损失。1951年8月间，正逢天文大潮，汹涌的海浪铺天盖地而来，东埭堤岸岌岌可危，当时他胃病发作，痛得在床上直打滚，可一听到险情，马上一嗗碌下床，冲到东埭堤岸，组织干部群众抢险。他自己带头装沙袋、扛沙包，加固堤岸，接连干了一天两夜，终于使东埭堤岸安然度过了汛期。五区群众纷纷说，阎书记为了老百姓，连命都顾不上了。在五区工作2年多的时间，他就是靠着拼命精神，把党的温暖送到了群众心坎上，与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留下了一段段佳话。
  1952年8月，他调任县委组织部长，4年后任县委书记兼县政协主席。1958年至1960年间，在当时“左”倾思想指导下，漳浦县对工农业生产的领导，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过不顾客观实际冒进和蛮干现象。由于他不善于搞“浮夸”、放“卫星”，转任第二书记。
  1960年2月，在漳浦与全国各地一样处于严重经济困难之际，他重新接任县委书记。深谙潭浦农业生产关键在于治水的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水利建设上。尽管当年漳浦灾害频繁，春旱180天，夏季又连续遭受12次特大台风、洪水灾害破坏，但由于措施得力，各项经济工作出现好转的局面，当年全县国民经济收入达6200多万元，比1957年增加42％；基本建设投资722万元，比1957年183万元增加2.93倍。正当人们满怀大灾之年大丰收的喜悦并松了一口气时，传来了周总理期望龙溪地区拨出1亿公斤粮食支援重灾区的消息。为了不辜负党中央的重托，阎观文号召漳浦人民为国家分忧，此次漳浦县承担了支援近0。5亿公斤粮食的重担，这是当时龙溪地区所属十县一市的任务的一半啊！
  1960年冬，党中央为扭转农村形势，要求全党同志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阎观文带领县委一班人，坚决贯彻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把遏制“共产风”、“一平二调”作为搞好农村经济的头等大事抓实抓好，提出“广种、高产、多收”的发展农业生产思路，带领群众兴起上山开荒、下海围埭造田、科学种养等热潮。同时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商业、工业等行业政策调整，为漳浦县顺利渡过经济困难打下基础。
  阎观文重视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每年要跑遍全县2次，1981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每次都要花上个把月以上的时间才能走遍，其中一些重要产粮区的生产大队，他还要蹲点调查研究。每当下乡，他不准秘书挂电话，避免干部弄虚作假或准备招待，到了农村，他白天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中午、晚上与群众交谈，吃、住都在较穷苦的农民家里。有次到崎溪村，正逢夏收，一担湿漉漉的稻谷都有100公斤，他挑得咯出一口血，仍照常参加夏收。全县山区乡村，特别是交通不便的山乡僻壤，他也是翻山越岭步行去的。他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下乡时，除了乘摩托车到第一个点外，其余均步行。正是这种脚踏实地的作风，使他对漳浦农村情况了如指掌。县委秘书们都说，每次开干部会议前，秘书的工作不是忙于找材料，写讲稿，而是好像在听阎书记如数家珍的汇报，记录下来，就是大会的发言稿了。也正是这种踏实的作风，使他更了解、关心群众的疾苦，及时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中。1961年，漳浦县遭受8次特大洪、风灾害，损失严重，他一头扎入重灾区调查，当看到城关公社后港村农民在完成征购任务后，喝着清得见底的稀粥，这位刚强的汉子掉泪了，他马上批示，立即给该村拨救济粮，同时指示县粮食局长，亲自找一个村为试点，对全县粮食总产量进行落实和重估，确保群众口粮标淮。
  正是在阎观文这样一大批共产党员率先垂范带领下，群众发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至1965年，已建成初步具有抗旱防涝能力的水利枢纽，粮食稳产增产有了可靠的保证；渔业捕捞能力向外海推进；216公里海岸线的茫茫沙滩上筑起了通道绿色屏障；工业生产有了初步基础；公路四通八达；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经济开始呈现初步繁荣；市场物价稳定；群众生活有了较大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金漳浦”逐步将变成生活中的现实。
  “谁叫我是县委书记”
  阎观文就任县委书记后常说，谁叫我是县委书记。这句口头禅，使他时刻充满对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使命感。
  漳浦依山面海，河道狭窄短促，因而是风、涝、旱的多灾地区。每次抢险救灾，阎观文总是走在前头。有一次，南门村遭水淹，他打电话请部队火速携带橡皮艇救援，又要求机关各单位烧水做饭，解决受灾群众吃喝问题，自己则在没胸的深水里往返帮助抢救。刚刚背出一位老人，房子就坍倒了，随同人员都捏了一把汗，纷纷劝说，阎书记，你这样做，太危险了，还是让我们去。他说，谁叫我是县委书记，越是危险的地方，就是我的工作岗位。
  在生活上，阎观文十分勤俭朴素，深知“俭以养廉”的道理。他平时穿着是白粗布上衣和黑布短裤，与普通老百姓没有两样，只有一套哗叽衣服是开会时穿的。他努力在机关领导干部中形成保持廉洁奉公的风气，从点滴小事抓起。1963年10月8日，他主持了以县委名义制定的《机关整改初步意见》的文件，内容涉及停办机关小食堂；取消特殊供应；看戏、看电影一律自费；制止请客送礼；下乡不许用摩托车接送；自己打扫卫生和打开水等。这些规定，主要都是对科局级以上领导的约束。其实，就是在机关有办小食堂的时候，他也是坚持伙食低标准，不搞特殊化的。有一次，县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会后就餐时，有个与他既是同乡，又是老战友的区委书记自作主张去食堂炒米粉。饭端上来时，阎观文一看，火了，说：“别以为有我一同就餐，伙食就可以超标，不行！”他带头交出超过标准部分的餐费，并把那位区委书记语重心长地教育一番。有一年中秋节，县供销社送来两盒月饼，他批评了代收的工作人员，板着脸说：“怎么拿来的，自己怎么拿回去！”
  在对待自己的亲属、子女问题上，阎观文更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他就任县委书记时，弟弟因河南家乡遭受特大灾荒，生活困苦，到漳浦求当了县委书记的哥哥找出路。看着年幼时就和自己颠沛流离到山西讨饭，相依为命的弟弟，他的心颤抖了，那时候，讨来的一口饭都匀着吃啊1现在，机关办了大小食堂，自己连同妻子、孩子同吃一桌饭的机会都没有，夹着个弟弟真是难办。但当了县委书记，难道连弟弟的一口饭都不管吗？尽管当时工厂纷纷上马，介绍当个工人只是举手之劳的事，但他经过反复琢磨，对弟弟说，县里的陶瓷厂缺少推窑土工，这是十分累和脏的活，没人要干，我看你就去干吧！1961年间，漳浦根据中央有关调整指示，进行了精简压缩城镇人口，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工作。阎观文以身作则，带头把母亲的户口迁到佛昙镇农村，还把弟弟调到县农科所当农工，承担到县委机关掏大粪，运肥料到农科所试验田的任务。一个县委书记的弟弟，就这么在哥哥的“照顾”下，把这个又臭又脏的任务干到离开漳浦。弟弟回家不久便病故了。阎观文主动承担起抚养弟媳一家生活的担子，这就是“无情”哥哥对弟弟的深深手足情啊！他对子女管教是十分严厉的。有一次，大儿子亚伟到农科所玩耍，看到农民在池塘里放养着刚引进来繁殖用来喂猪的青饲料水葫芦种苗，觉得好玩新奇，捞了2个，被看管的农民一直追到县委大院。阎观文知道后，向农民道了歉，并当面打了孩子一顿，觉得还不够解气，把孩子拉到宿舍里关起门打，同志们百般劝还是不开门，只好搬来阎观文的母亲当救兵，当门打开时，阎母责怪他为什么这么狠打孙子，阎观文含着泪说：“谁叫我是县委书记，谁叫他是县委书记的儿子，从小就要知道丁点损害农民利益的事，就是干不得！”
  阎观文任县委书记近30年，后来因病调到市里工作也一直是处级领导干部，可妻子、儿女没能跟着沾一点光。妻子在解放初期就参加工作，曾在漳浦一家国营企业当厂长，随着丈夫工作的调动，调来调去，不仅没了“乌纱帽”，最后还是在一家不景气的企业办理退休的。5个儿女或上山下乡或部队复员安排工作，也都在企业单位。妻子是漳浦马坪人，但直到大儿子结婚，阎观文从未到岳父母家拜访，一则因为工作忙，二则也惟恐惊动地方公社、大队领导引起诸多不便。“无情未必真豪杰”，但作为县委书记，他不能不如此。他生活俭朴，从牙缝里省下来的钱，除了长期接济在佛昙工作访贫问苦时认识的一位孤寡老人外，全部寄给母亲、弟媳和岳母。倘不是市直机关后来实行房改，连“家徒四壁”的份儿都没有。正如他在1993年立下的遗嘱中所写的，他是“勤俭持家的”，“现在如旧也没有什么财产”，欣慰的是“也没有欠别人债务，一身轻松”，告诉妻儿要继续负责祖母和外祖母的生活费用，“尽到做子女的责任”。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个县委书记深深的舔犊之情。而于自己，最好“当天去世，当天火化，以减少家属的痛苦”，又无不折射着浓浓的夫妻爱、父子情。
  “文革”期间，在逆境中，阎观文敢于坚持真理。有一次，有个派性组织要他批1.5万公斤粮，迫于当时形势，违心地批了1500公斤，但马上与县委其他同志通了气，深感愧疚。谁知隔天派性组织找他算账，坚持要1.5万公斤，阎观文顺水推舟接过已批拨1500公斤粮的条子，立即撕得粉碎，坚定地说：“粮食是国家控制的重要物资，既然我这个县委书记还有批条子的权利，一斤也不能乱批！”结果，免不了挨批斗和拳打脚踢。
  1970年2月，阎观文调任龙海县革委会常委、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同年8月，调龙岩陆家地煤矿采煤团任团长、政委。1972年8月，调任华安县委副书记，后任书记。不管调到哪里，他依然保持艰苦奋斗，忠于党的事业，做人民公仆的共产党员本色。在煤矿，他坚持与工人在井下采煤作业，后来得了矽肺病，为了照顾他的病，地委调他到华安县任职。为了改变华安生产状况，使人民群众生活能有较快提高，他带着秘书整天一座山一座山地转悠着，与当地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交谈，向他们请教，探索华安农业生产的思路，常常累得上气接不着下气。他要求华安县机关干部，必须经常下乡参加义务劳动。他动情地说，华安县群众还很穷，我们是国家干部，毕竟还领着薪水，更得为改变华安县落后面貌多尽责任和义务。这种不流于当时豪言壮语形式的号召，很快得到华安县干部的积极响应。隔年，他因劳累过度患高血脂症和肺大泡，仍坚持带病工作，直到连饭也难咽时，才不得不躺倒在医院病床上。当同事们征询是否叫他女儿到医院护理时，他连连摆手，说：“她是厂里的先进工作者，如果仅为了父亲的病就放下工作，像什么话！”
  1997年3月30日上午，与病魔斗争多年的阎观文与世长辞，几天后，根据他生前的遗愿，他的灵枢悄悄地被接到漳浦，接到了佛昙镇。
  当和着鲜花的骨灰在海面上打着漩儿慢慢漂离的时候，在场的干部、群众议论起来，怎么眼睁睁地看着阎书记简简单单地走呢？大伙儿建议集资在这儿立块石碑挽留住阎书记的魂灵，让佛昙的子子孙孙记住，让漳浦的子子孙孙记住：有个共产党员，有个县委书记，从北方来到漳浦，为漳浦人民办了许许多多的好事、实事，最后连骨灰也撒在这里啊！阎观文的家属婉言谢绝了父老乡亲的好意。后来，碑没有立成，但阎观文——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人形象，已在漳浦人民的心中矗立起一座丰碑。
  谁记住了人民，人民将永远记住他！
  情系山海 硕果永存
  ——记原漳浦县委书记黄步翔
  程德源
  黄步翔是漳浦县解放后第十二任县委书记。在漳浦县的十三个年头里，他和大多数县官们一样、带领人民修溪坝、筑河堤、治环境、兴工贾。然而，人们至今念想他的仍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带领全县人民大念山海经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和从此之后所带来的源源不绝的社会财富。
  黄步翔于1932年5月1日出生于海澄县（今龙海市）莲花乡溪北村一个农民的家庭，家中兄弟姐妹九个，他是老幺儿。这位老幺儿7岁丧严，9岁失慈，但生性勤奋好强的他，在解放后就积极上进，热心为乡亲办好事。1951年5月，黄步翔被吸收入伍，参加海澄县土改工作组，在海沧区任财政助理员。1952年，受提拔任城关税务所长，县税务局监察股长。1954年，被选送上海华东财经学院进修一年。1955年6月，县成立人民检察院，时调任秘书，翌年升任副检察长，1958年任县委委员、检察长。同年6月，到上海社会科学院进修一年。1960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黄步翔调任龙海县步文公社书记，5月，任县委常委兼角美公社书记。1974年11月27日，调漳浦县任县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1987年6月27日，调任漳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在漳浦的13年中，黄步翔一刻也没闲住。1974年12月，刚走马上任的新县委书记立即在全县掀起“农业学大寨”的热潮，旧镇、城关、石榴、赤土、长桥、南浦6个公社的一万多名民工汇集鹿溪大会战，拉开鹿溪改造工程，推动全县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的序幕。1975年元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同志到福建视察时，特意到漳浦参观，称赞这是一个“人定胜天”的伟大工程。
  当时，漳浦县虽然算得上是一个农业大县，有山有海有田，但由于单一经济，科技也不发达，1977年，全县农业总产值仅9059万元，单位年亩产仅419.5公斤，早稻单产仅137公斤，中晚稻294公斤，许多群众仍过着寅吃卯粮的日子，沿海地区群众缺粮少食情况尤其严重。黄步翔书记抓“农业学大寨”不单是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主要现实问题是水利问题制约农业的发展。为此，在解决温暖的问题上，黄步翔在77年之后，大声疾呼各级党政重视农业，努力实现农业跨“双纲”的目标。他先后亲自在沙西公社的土楼大队，赤湖公社的保安大队，湖西的岭脚大队驻队蹲点，抓吨粮田科学实验，抓一个大队年增百万斤活动，使漳浦的粮食生产着实上了一个大台阶，至1988年，全县农业总产值达4.46亿元，是1949年的8.77倍，1978年的3.13倍，农作物单位产量每亩648.6公斤，是1974年的1.5倍，不少公社还实现了“跨双纲”。
  在漳浦的13年中，黄步翔书记也悟出一个道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不念山海经也无出路。因此，抓工业，抓外向型经济，成了黄书记的一大块心事。没有资金，他跑北京，上福州，甚至连群众集资，以工代资的方法都用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漳浦的工业规模，在他的手里，有了很大的发展。79年办了合成氨厂，1980年上了罐头厂，1981年上了鹿溪糖厂，1983年拆船厂，啤酒厂先后投产，1985年办轧钢厂，钢板弹簧厂，龙岩适中水泥厂也投入运作。水产冷冻厂、脱水蔬菜厂、塑包厂、饲料加工厂等一批骨干企业也都初具规模，国营企业至1988年达69家，其他企业103家，1988年工业总产值2.88亿元，比1949年增长320倍，比1978年增长4.36倍，四十年工业平均递增15.94％。“三资企业”、“三来一补”企业在这个时间里也从无到有，三资企业有5家，两头在外加工企业12家，补偿贸易企业一家，签订“三来一补”合同130份，可收工缴费29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成绩。
  在任职的时期，黄步翔还组织了专家组对全县矿产资源和自然资源进行综合勘察，特别是对玻璃沙，玄武岩，三水型铝土矿，花岗岩，稀土等十个资源丰富的矿产资源知根知底，为日后的生产做了资料积累。在古雷湾深水港码头开发的前期工作中，黄步翔更是大声疾呼，每逢上级领导，他必宣传，还不惜花钱请厦门大学专家教授进行实地勘察，积累第一手水文地质地理资料。
  黄步翔在漳浦的十三年中，最令人念想又难忘的事是他的“山海经”。这里有一段对话，1981年1月29日，省委常务书记项南一行到漳浦县视察时与黄步翔的对话（记录稿）：黄书记汇报全县近四年共增产粮食一亿六千万斤，去年战台风增产五千万斤时，项书记说：全省去年增产三亿三千万斤，你们一个县就占了七分之一，福建日报应该表扬这件事。建议报纸上刊登一个“福建之最”—刊头就叫《百花村》。黄书记汇报到县委首先把粮食抓上去了，接着就考虑向山，向海发展，办好工业，不然就富不起来。项书记说：“你这个想法很好，今后在保证粮食稳定增产的前提下，就是要向新的领域进军，向山进军，向海进军。这样才能较快地发展。福建地少人多，这个历史状况短时间内改变不了。对粮食生产一定不能松懈。但领导的注意力要放在抓新的发展领域方面。”黄书记汇报全县现在重点抓粮油糖，海产养殖重点抓鱼虾贝，项书记说：“提得好，你们在干着一个伟大的事业。”
  再加上山上的林果茶，这就是黄步翔念山海经的三大内容。是黄书记再造一个海上漳浦，再造一个山上漳浦的宏伟蓝图。1983年4月，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又到漳浦，他向黄步翔介绍许多国内外农业模式，建议漳浦用大工业生产的观念来改造漳浦的“风水宝地”，并建议这个管理名称叫做“中心”。项南1983年9月15日再次到漳浦时，在漳浦的顶马甘蔗场，欣然为漳浦的三个中心之一的“漳浦花果中心”写下了门楹：“念好山海经，黄土变成金”。还亲自为“中心”拟下宗旨：产供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科研推广生产相结合。并审定花果中心的门面。项书记还指示：三年后这个中心要实现：四时有不谢之花，常年有不缺之果。
  漳浦的五个中心：林业中心，花果中心，水产中心，畜牧中心，糖业中心，是黄步翔带领漳浦人民大念山海经的一种组织方式，“中心”是一个多层次，松散的经济实体，用经济合同的形式，使国营，集体，个体经济建立长期的生产业务关系，达到产供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权责利一元化的目的。专业户在这里获得科技信息，信贷资金，优质种苗，技术指导，生产资料，加工运输，产品供销等服务。是一种类似“托拉斯”的管理和服务模式。不管是山是海还是田，统一规划，统一筹款，统一开发，统一质量标准，然后统一折价交农民承包经营。这样的生产模式，为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民解决了一系列难题，有组织的规划和开发避免了生产的无序行为，统一筹措资金解决了农民资金短缺问题，中心的一系列服务解决农民技术困难，特别是供销难题。
  中国经济理论界一位权威人士闻讯到漳浦考察后极力赞扬漳浦模式是发展方向，漳浦的做法经新华社《国内动态》刊登后，时任中共中央要职的领导阅后批示：“这种服务中心的专业联合形式，可能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形式，应予关注。”
  至1987年，漳浦的花果中心，水产中心，畜牧中心运作在黄步翔和县委班子的指挥下，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绩。山的方面：长桥、官浔、赤岭、南浦、绥安、赤土、湖西、马坪、盘陀、石榴等内山乡镇开发了10多万亩水平条壕式果园，全县果园面积达14.27万亩；海的方面：旧镇的狮头垦区，佛昙的东坂虾池，前亭的花厝垦区，霞美的刘坂垦区，沙西的屿头垦区，除屿头垦区外，先后建成投产，全县共有虾池4.3万亩，可供养殖面积19.2万亩，水产品产量3575万公斤，比1974年的1052万公斤增长了二倍多。畜牧业1988年存栏数6.96万头，比1977年的4.03万头多了近3万头。1988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48057万元，比1978年的10532万元，平均增长9.2％；社会总产值88203万元，比1978年的18727万元，平均增长10.71％。其中工业总产值88年28769万元，比1978年的4724万元平均增长18.29％；农业总产值44591万元，比1978年的10279，万元平均增长11.69％。财政收入1988年达2005万元，比1978年的549万元增长3倍多，比1974年的371万元增长5倍多。人均国民收入1988年623元，比1978年的162元增加461元，比1974年的117元增加504元。
  这些活生生的数字，是改革开放后县委带领全县人民战天斗地，执行党在农村的政策的伟大成果，也是黄步翔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贡献给漳浦大地的一份答卷。
  黄步翔退休后，仍兼任市农民体育协会主任工作。但他却仍钟情着漳浦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1997年，他和相濡以沫的妻子商量，重回漳浦，在花果中心的龙凤山上搭起了平房，在一块60多亩的不毛山包上搞起了“新一轮创业”。他请人挖大沟，掘大穴，下大肥，搞起了改造土壤条件种名优水果的试验，山上没水，他拉电抽水，用滴灌搞节水型的溉灌的示范，引导周边的农民向他学习。几年过去了，这片过去的不毛之地，居然郁郁葱葱生机盎然，一年四季花果飘香。有人曾笑问，老了何必如此“歹命”，黄书记笑着说：“我是农村走出来的，我热爱土地，这山山水水才是我心中所系，是我生命的全部。”
  吴运琳传略
  县党史办供稿
  吴运琳（1901～1989年），又名黄德琳，海南万宁县新寨村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吴运琳自幼勤劳勇敢，读过3年私塾。13岁时，因家境困难，辍学务农。民国9年（1920年），随乡人漂渡到印尼槟城做工度日，受尽资本家的剥削压迫，遂于民国16年2月返回海南。
  民国16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组织的活动从城市转入农村。5月，吴运琳参加海南地区革命工作。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任新寨乡党支部委员、乡共青团支部书记、乡农会主席和赤卫队队长等职。他深入当地农村，发动和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宣传中共的主张、策略，领导农民进行抓恶霸、打土豪、烧田契、分田地、减租减息、抗捐抗税等革命活动，在斗争中发展一批党员、农会会员，建立新寨乡赤卫队和成立苏维埃政府。
  民国18年秋，国民党加紧对海南苏区进行清剿，海南地区的中共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吴运琳离开海南，前往新加坡做工。民国20年9月，吴运琳在新加坡参加马来西亚共产党，任大坡小贩支部党小组组长、小贩秘密工会主席。他领导工人进行革命活动，与资方展开维护工人利益的斗争。多次举行节日纪念活动、集会、游行，大力宣传党的主张，成立工人纠察队。民国21年，8月1日是反帝大同盟纪念日，吴运琳带领一批纠察队员，与当局进行提高工人工资和争取合法地位的评理斗争，被英国警察逮捕入狱，拘禁2年后，被驱逐出境。
  民国23年6月，吴运琳回到祖国大陆，与中共党组织接上关系，到福建闽南游击区工作。7月，担任闽粤边区特委交通总站站长。他对一些要及时传递的机密文件、重要信件、急要情报等，皆亲自与交通员一起递送。民国24年夏，特委机关要转移到一区白云村，敌人获得情报，纠集兵力，策划于7月17日兵分三路，要攻打苏区白云村的中共特委机关。交通总站获得这一重要情报后，16日上午，吴运琳立即把情报送给特委，特委机关马上转移，使敌人扑空。同月，吴运琳调任特委机关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主持经济工作和部队、干部的生活供给工作，尽职尽力。
  民国24年秋，闽粤边特委为粉碎敌人向苏区的“围剿”，决定向外围开辟新区，建立革命游击根据地。吴运琳服从组织需要，到二区工作，先后在漳浦的梁山、后洞和南靖的官园、浮山、东头等地开辟新的根据地，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建立16个党支部和赤卫队，有党员55名和赤卫队员97名。民国25年3月，吴运琳任靖和浦县委第二区区委书记。4月，国民党调兵到漳州集中驻防，吴运琳接到上级指示，立即组织武装力量，配合红军第三连在九龙岭伏击国民党75师1个运输连，打死打伤敌人20多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20多支，子弹1000多发，士气为之大振。6月，吴运琳组织武装队伍，攻打官浔区署，毙敌11人，俘敌20多人，缴获枪枝20多支。7月中旬，吴运琳带领队伍到湖西抓地主、打土豪，没收一批粮食和物资分给群众。
  民国26年春，吴运琳从二区调到平和小溪、文峰一带工作，任文峰区委书记。当时，国民党调遣军队到闽南游击区“围剿”。吴运琳依靠基层党组织及根据地人民，迎击敌人，夺得反“围剿”的胜利，巩固革命根据地。民国27年3月，红军第三团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北上抗日，吴运琳留在平和山内区任区委书记。当时，国共合作抗日，吴运琳领导人民群众参加抗日后援会，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同年4月，吴运琳到漳州中心县委任组织部长，分管南乡农村工作，后又被调到平和任县委组织部长。民国29年，吴运琳带领一支政治保卫队，到南靖狮头山开荒种田，在不断遭受破坏和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顽强地坚持斗争。民国31年5月，“南委事件”发生后，闽南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吴运琳在党组织指派下，到华安县白区从事秘密活动。直到解放战争时期，党组织通知他回靖和浦中心区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龙溪地委分配吴运琳到漳浦工作。1951～1953年，他仅以一个普通干部在县老区办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他深入实际，深入基层，走遍革命根据地的150个基点村，认真调查研究，想方设法为老区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在他的努力下，县政府批准筹建车本、岭后、后洞三个基点村3所小学，解决边远老区子女上学难的问题。1953年，他建议在梁山下的老鼠穴建漳浦县第一座水库，解决老区过洋、后因等村1000多亩水田缺水灌溉的问题。
  1954年4月，吴运琳被选为漳浦县副县长，大抓工农教育，开办夜校、中午班等，使全县近半数的人口摆脱全文育。自1954年起，吴运琳连续5届被选为漳浦县副县长。
  1968年，吴运琳年老退休（后改离休），但他仍满腔热情地关心漳浦各项事业的发展，并为党史部门撰写10多篇的革命回忆录，为下一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1989年4月，因病医治无效而逝世，终年88岁。
  我所经历的漳浦一带解放前及解放初情况
  张若丹
  编者注：张若丹，漳浦石榴镇长兴村前房社人，乳名罔示，学生时代改名德成，1948年3月在厦门“国立第一侨民师范学校”读三年下时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改名若丹。侨师毕业后在南安、厦门做地下工作，后转到闽南游击队打游击，从华安、南靖、平和转到靖和浦县工委所在地漳浦车本村，任靖和浦独立大队第一中队副政治指导员。1949年9月随县关工委书记柯永麟和平解放漳浦县城，参加接受国民党警察局的投诚仪式，后任县大队警卫连政治指导员，参加剿匪，后任边防办公室主任，在旧镇、六鳌等地组织民兵守海防。1954年6月上调福州军区，在闽南沿海从事对蒋军的宣传工作，主要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厦门对敌有线广播站编辑组组长（正团职）。1983年5月离休，居厦门军队干休所。正在写回忆录，已写出提要。漳浦县政协征得他同意，将“提要”前一部分，即他从学生时代至解放初期所经历的一些情况，先在《漳浦文史资料》发表，以供研究漳浦一带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历史情况的参考。
  读私塾、小学、初中、侨师
  我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11月3日（农历丁卯年十月初十日寅时）出生在漳浦县长兴村前房社巷头祖家（今属石榴镇长兴村所辖），乳名罔示，是方言“罔饲”的同音异写，罔饲即姑妄养之的意思。父亲张红毛是农民，母亲柯任是一个小脚家庭妇女，娘家住县城绥南盐仓巷（祖籍溪南）。因“外家”关系，我小时随父母移居绥南。1935年至1936年上半年在城隍庙后面许厉老师的私塾读书，一年间读了《论语》和《孟子》，读到能从到尾背诵，各奖毛笔一支。1936年下半年到1937年上半年改在城隍庙西面王进益老师设的私塾读书。王老师教我读《中庸》、《大学》、《诗经》和《小雅》。《中庸》也读到能从头到尾背诵，奖毛笔一支。其余仅部分背诵，《诗经》、《小雅》没读完。1937年“7.7”抗日战争爆发，我随父母迁回老家居住，停学在家，帮做一些农活。1939年2月，母亲看我已渐长大，恐怕日后被抽壮丁，要我到学堂（正规学校）读书，父亲起初要我帮他干活，不让上学，结果还是拗不过母亲的主张，送我到县城读逢源小学，插班读三年级下学期，寄住在盐仓巷大舅家里。校长郭泽龙见我报的名字不雅，就替改名为张德成。1939年5月24日上午，日本飞机9架来轰炸漳浦县城新路尾洋楼区，英国人办的源梁医院、英国人住的“番仔楼”及附近民居都中弹，炸死一些人，血肉横飞，很惨。逢源小学教学楼被炸坏一角，好在那天是星期日，没有师生伤亡。此后，日本飞机又多次轰炸漳浦县城，最惨的一次是8月24日，县政府前面市场边一个防空洞被炸塌，死伤十多人。逢源小学搬到石榴后埔村，借用礼拜堂继续上课。我在后埔从三年下读到四年下。1940年9月，逢源小学校舍修理好，从后埔搬回原址上课，我从五年上读到六年下毕业，仍寄住大舅家。1942年9月我升入漳浦县立初级中学，属第五届学生。这次是寄居二嫂娘家。1945年2月，我读初中三年下学期（毕业班）。6月底，为避日军流窜（编者注：3月19日，日陆军第九师团德本光信联队从上海南调广东，用4艘军舰运载，至菜屿列岛海域，受到从长汀机场起飞的美国陈纳德第四航空队飞机轰炸，沉一艘，其余逃往金门、厦门，与原驻厦日海军不和，补给困难，6月底，在金门强征民夫、骡马，准备从闽南陆地流窜广东，漳浦接漳州军事当局通知，进行防备），漳浦中学毕业班搬到石榴芳林村搭竹棚上课，其余提前放暑假。7月11日日军流窜经过漳浦县城以后，漳浦中学毕业班从芳林搬回县城原址上课。才举行毕业考试，8月中旬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正遇到日本宣布投降，我们参加了县的庆祝抗战胜利大会。我们是漳浦中学第五届，毕业典礼照片上有72个毕业生。
  初中毕业后，要读高中得到外地去，我家没有钱，就选择读师范，读师范吃饭不要钱，毕业后必须担任小学教员3年以上才可转业，否则领不到毕业证书，不能升学，是一般富家子弟所不愿意的，却是贫困生的好出路。最理想的是读“国立第一侨民师范学校”，那是陈嘉庚先生向国民党政府建议创办的，设二校，第一侨民师范设福建，第二侨民师范设广东。福建人都简称第一侨民师范学校为侨师，最初设在长汀，1945年3月日军打到赣南，侨师仓促搬到漳平，借用旧祠堂上课。抗战胜利之初，侨师已准备迁往厦门，一时校舍无法解决，暂仍设在漳平。1945年8月中旬，我与几位同学到侨师漳州考区投考。投考的共有36人，结果录取11人，漳浦中学毕业生只被录取2人（我和另一位厦门籍同学）。抗战时破坏的公路当时未修复，我从长兴前房社步行，一天赶到漳州，与两位同学会合，第二天到浦南，后去华安，取道永福，第六天才走到漳平县城郊临时借用破旧祠堂的侨师注册。9月17日举行开学典礼，欢迎我们50多名新生入学，第二天正式上课。侨师教导主任黄卫世是漳浦人，漳平县长陈志谟谟也是漳浦人。漳平原来就有一个漳浦同乡会。他们热烈欢迎我们几个漳浦新同学的到来，与我同班一起受欢迎的还有官浔的何庆云和墩柄的陈在胎，开学前我们并不认识。
  我们是侨师第八届学生，在漳平上课三个月以后，便与全校二百多名学生、二十多个员工于1945年12月17日迁到厦门曾厝垵仓里社新校舍，一座华侨所有的有几十个房间的两层大红楼。在漳平时伙食办得很好，还节约不少伙食费分给学生。我利用学校搬迁过程中还未恢复上课的寒假期间回家一趟，学校发给的节余伙食费我除路上用去一些，还有余款借给家乡的旧同学补助结婚费用。当时一传开，“读书还赚钱”成为佳话虑侨师搬到厦门后还有所建设。不久，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各师范学校的学生伙食日见恶劣，甚至吃不饱，师范生很多自潮为“思饭生”。侨师学生开始饿肚子，对学校校长挪用公款，吞占学生假期伙食费大为不满。1947年6月24日，在进步学生带领下，全校学生举行大罢课，批斗校长，影响省内外。在这次罢课行动中，我是积极分子。罢课以后，学生成为学校的主人翁，民主气氛高涨。学生绝大多数是穷苦劳动人民的子女，因而成为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温床。我所在的三年上这一班还利用假期伙食费和学校的一点实习补贴，自己组织到台湾参观实习一个月。
  侨师参加地下党和地下工作的学生甚多。地下党在侨师附近办了几所农民夜校，侨师进步学生义务担任夜校教员，并在社会上开展各种革命宣传活动，发动“反美扶日”游行大示威。解放后侨师改为厦师，经过省市有关领导批准，于2002年在曾厝垵侨师的旧址建立了一座国立第一侨民师范学校纪念碑。
  参加革命
  1948年3月27日起，我成为厦门市城工部地下党的成员。在入党的志愿书（自传）上，我把张德成改名为张若丹。在鼓浪屿第一次参加党的会议上，被组织编为“27号”。我拼命阅读党的书报杂志和文件，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形势和任务，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参加“5.28”全市大中学校学生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游行大示威。我和另一个同学高举横幅大标语，走在侨师队伍的最前头。1948年7月至8月暑假期间，我回漳浦长兴老家，边参加劳动，边向农民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党的政策，秘密拿党的书籍给初中时的旧同学看。同时向群众揭露国民党的腐败。9月，我回厦门，被地下党派去南安，与几个侨师同学一起做地下工作。向教师、学生、农民宣传革命。1949年1月至1949年4月，我被调回厦门，在禾山当小学教员。在城工部厦门市委直接领导下，参加职业界党支部的整风学习。负责联系禾山地区的几个党员，在学校做教师和学生工作。1949年4月10日，城工部厦门市委被迫作出停止一切组织活动的决议。我于4月中旬由地下党交通员带路，化装香客，到三坪寺接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第八支队（即闽南支队）任宣传队队员。5月上旬参加攻打南靖南坑的战斗，冲到“炮楼”（碉堡）下向敌人喊话。到溪边向赶圩的群众发表演说。这一仗打死敌军1人，俘虏4人，缴获步枪10多杆，子弹400多发。我军无一伤亡。打南坑后，由支队长李仲先和卢炎率领的一团二连、三连、五连和吴扬副支队长率领的七、八连在“树海”会师后，我于1947年5月中旬由支队代政委、闽南地委组织部长卢炎分派到一团三连任文化教员。1949年5月17日，我们参加攻打许竹（归德）乡公所和大圆楼谷仓的战斗。我和一个班到乡公所楼下喊话。这一仗打开谷仓，分给群众仓谷七、八百石，缴获长短枪30杆，子弹数百发，手榴弹3枚。打死保安队兵一人，俘虏十多人。乡公所投降十多人。我写了一篇战地通讯《漂亮战》，登在闽南地委办的6月17日的《前哨报》上，署名阿丹。1949年5月下旬在华安某地参加攻打华安县伪“国大代表”（土匪出身的“土皇帝”）黄雨定。这一仗，兄弟连牺牲了一名排长，支队命令撤出战斗，我们三连殿后。
  1949年5月下旬，我们部队本来要去安溪会师，遭到国民党保安团围追堵截。我们三连守住华安团内村后的一个山头，国民党保安团用马克沁重机枪、迫击炮和步枪打我们，子弹在我们周围乱窜，炮弹在我们附近爆炸，但他们一个也不敢冲上来。我们守了一天才后撤。
  团内战斗一结束，卢炎同志找我谈话，表扬我上山后表现好，派我回老家靖和浦边区参加建立地方武装的工作。第二天，我们部队又和保安团打了一仗。夜里，卢炎派老何为交通员，带我在华安、南靖、平和的山上走了6天，昼伏夜行，从5月底走到6月初，走了几百里才到达漳浦县的车本村找靖和浦县工委书记柯永麟同志。柯永麟同志告诉我：“你从部队来，又有文化，太好了！我们要建立武工队，作为地方工作团的后盾。”他调何协兴来当武工队队长，并调几个老同志来当班长，叫我负责政治工作，队员由我审核吸收。武工队宣告成立，到6月15日，队员已发展到二十多人。6月16日开始集训，军事政治双管齐下，7月7日告一段落，队伍发展到三十多人。7月9日出发到平和小溪镇周围执行任务。在小溪后面的峨嵋山上，我根据县工委委员张阿挞的指示写了17封向土豪派款和政策攻心的信，交工作团分发。7月下旬我们回到车本，从各地来了不少知识青年。县工委都让他们先到武工队接受教育才分配工作，后来他们都成为重要的地方干部。
  1949年8月，靖和浦县工委突然接受国民党正规军少校连长吴英率全副美式装备的八十多个官兵起义上山来归。其中有一部分自愿解甲归田的，发给路费，送他们回家；一部分自愿留下来的，与武工队合并整编成立靖和浦独立大队，由柯永麟兼政委，何协兴任大队长。下辖二个中队，共80人左右。我任第一中队政治指导员。9月中旬，靖和浦独立大队由柯永麟率领，与闽南支队会合，在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解放漳州城后回县，配合靖和浦县工委领导的工作团，于9月23日解放漳浦县城。10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同时，成立漳浦县人民政府。靖和浦独立大队整编为漳浦县大队。实际上只有一个连，称为警卫连（其余为区中队），我任警卫连副政治指导员。
  解放初，漳浦政治土匪十分猖狂，警卫连在全县范围内东奔西突，抓到许多土匪。1949年11月，在杜浔击败偷袭包围杜浔区公所的李天章、林茂财股匪，活抓3人。1949年12月24日，我与郝指导员到盘陀东林与陈流芳谈判。陈流芳原来率领一支政治土匪在梁山一带活动，在我军围剿下已走投无路，我们说服他交出一挺轻机枪，十多杆步枪，还有手枪，向人民政府投诚。在此之前，我们还到赤湖、旧镇、石榴等区抓到十多名土匪。我们配合兄弟部队在县城北门外的罗山、霞潭至葛后一带消灭从将军澳偷渡登陆潜入内地的“两龙纵队”土匪，俘虏十多人，缴获卡宾枪10杆、冲锋枪2杆。1949年蒋军一条船在杜浔海域起义，我负责将他们三十多名官兵送到漳州军分区。1950年上半年，我们又到四区（旧镇）、万安、六区（赤湖）、墩柄、车鳌、五区（佛昙）南宅一带抓到许多土匪。9月起，我们警卫连驻赤土岭，进行重点清剿，通过发动群众和军事行动，消灭了林德音股匪和林田螺股匪，活抓“大队长”林德音和“中队长”陈坤及许多匪徒。林田螺逃到赤湖海边也被捕获。匪干和匪徒三十多人到赤土岭向我连投诚。这次剿匪取得的最大胜利是全歼匪“漳厦地区游击司令部”。重要因素是：先已与县公安局有联系的匪部叛徒郭庆瑞及时向我提供了准确的情报，由我订出周密的作战计划，我和连长等4人化装为砍柴的农民，先上山搜索监视土匪，然后全连跟进，将整个山头团团围住。1950年10月30日早上至31日下午，我们警卫连用两个白天和一个黑夜严密搜索灶山上的云山燕子洞及其周围一系列石洞（在东平村之上一华里处），俘获由蒋军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胡琏任命派遣的“漳厦地区游击司令部少将司令”佟振洲、“上校副司令”韩荣魁等10名军官和1名士兵，缴获全部武器装备，有手枪3支，冲锋枪、卡品枪、步枪各一支，八八式掷弹筒一门，子弹数百发。我们警卫连受到剿匪指挥部通令嘉奖。
  1950年2月2日，中共漳浦县委批准我重新入党，侯补期三个月，5月2日转正（后来我调到福州军区工作，军区政治部党委根据中央决定，批准恢复我1948年3月入党的城工部党籍）。我在警卫连历任支委、副支书、支书。1951年在二连任支书、政治指导员。
  1951年上半年，我又带队到长桥潭阳清剿黄狮股匪，军事政治双管齐下，黄狮逃进乌龟马肚山。我带“飞行小组”住进乌龟马肚山，逼得黄狮身边的人也陆续自新，剩下黄狮和他的一个亲信躲在山洞里，最后被擒。
  1951年5月至1952年7月，我在漳浦县独立营（龙溪军分区独立第四营）第二连任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1951年6月，由我负责从我连的二百多名战士中，动员挑选一百人上升主力部队三十一军，7月全部完成，漳浦县人民政府还开欢送大会，给上升的战士每人发一本纪念册。1951年8月，由我和连长率领第二连到佛昙，负责从整美到大坑一线的海防。1951年9月14日至11月30日，我们第二连从佛昙开到赤湖，负责垵角至将军澳一线的海防。作为全营典型，第二连于1951年经过几个月关于共青团的系统教育，于11月14日在赤湖隆重宣告成立团支部，是全营第一个团支部。并举行由地方和部队参加的盛大庆祝会，由本连干战自编自演一场文艺晚会。1951年11月30日，第二连又开到佛昙。从12月至1952年5月，我负责领导全连开展清理中内层、三反、整党等政治运动。1952年6月，在鹿溪桥，我负责二连的整编。全营整编结束，由我代表独立第四营带领204名战士和9名干部到云霄陈岱移交给公安80团。其中有二连的战士112人。
  1952年7月起，我在漳浦县人民武装部任政治干事。7月下旬至9月3日，第一次带工作组到六鳌，任务是搞民兵建设，守海防，选举乡长、民兵队长，建立和巩固乡政权。1951年10月24日蒋军在六鳌登陆，基层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不久又恢复巩固。1952年9月4日至10月2日，我负责抓一区（城关）和二区（石榴）国庆民兵大检阅，举行大规模的阅兵典礼。1952年10月3日至11月16日，我被派到云霄“浦云东诏民兵干部训练班”当政治教员。参加训练的四县民兵干部354人（漳浦147人，东山51人，云霄64人，诏安92人）。训练完毕，由我负责总结，在军分区召开的会议上汇报。1952年11月18日至11月27日，龙溪军分区在漳州召开十一个县市（包括厦门市）人武部领导会议，汇报总结一年来民兵工作情况，布置冬训和备战工作。我又被领导指定代表漳浦在大会上作全面汇报。1953年2月4日至5月5日，我负责抓全县实行普遍民兵制的落实，并为全县连排级人武干部整理军衔鉴定，上报军分区。1953年3月，我被选为共青团漳浦县委员会委员。1954年2月，我被中共漳浦县委指定为县边防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在13位委员中，除我以外都是中共漳浦县委委员。边防办公室有5名地方干部。1953年9月23日至1954年2月初，我带工作组到六鳌工作，任组长，组员有军队干部2人和地方干部2人。六鳌无驻军，我们5人就是驻军，就是人民政府的代表。我们与村干部同生死共患难，守海防四个多月，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有：（1）中秋节前后开展对敌政治攻势一个月，因为发动群众好，搞得很有声势。（2）组织民兵站岗放哨守海防，工作组每天每夜查岗放哨。当时形势十分紧张，我睡觉枪都上了膛。1954年1月4日上午，敌人机帆船改装的炮艇开到后江来捉民船，我带工作组和乡长张大吉等人迅速爬上后江的山头，用美式三〇步枪打敌船，敌人也用迫击炮打我们。我连续打了23发，其他的人也打，才把敌船打跑，救到一条惠安的运输船。当时九区区长陈金龙给我们寄来一封慰问信，信封上写一首诗：“邮至风沙半岛中，张庄将相守海防，消灭来敌保国土，挂起勋章见首都。”（庄是九区区委副书记，元旦前来六鳌的）这封信使我们很感动。
  我两次到六鳌，时间都比较长，与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走后有人告诉我，六鳌人柏荣写了一首唱你老张的顺口溜，他念一遍给我听，我非常感动。我说不敢当，词也没记下来。
  我回县城以后不久，又率领地方干部到沿海工作，负责将县委的指示下达基层，并将在下面调查了解的情况上报县委。我们在海边到处跑，曾在岱嵩岛住过。1954年起在旧镇镇的白沙安营扎寨，调查漳浦渔民与东山渔民的矛盾。当时古雷属东山县，古雷杏仔村的渔民与旧镇白沙村的渔民常因定置渔网问题而吵架，我要协助地区专署调解两县的矛盾。我到杏仔住了几天，二次到浮头湾上的小岛井垵、巴流，穿便衣，与白沙渔民住渔寮，同吃同睡。渔民们把我看成他们的亲人一样。我第二次在巴流住了一个星期，渔民送我到菜屿、红屿。我在菜屿给六鳌的渔民开会，教他们如何向蒋军宣传，还作了一些标语。当时这里是蒋军常来的“游击岛”。我在边防办公室写过多少东西已记不清，但记得写过渔业互助合作情况、海防情况等。
  1954年6月5日我在白沙，被通知回县，因为军区指名调我去福州。我到福州军区干部部报到，干部部叫我到敌工部分配工作。以后，我就在闽南一带沿海前线从事对蒋军宣传工作，主要担任福州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助理员、福建前线广播电台编辑、福建前线厦门对敌有线广播站编辑组组长（正团职，行政十六级）。在前线几十年，在炮火纷飞中奔忙，有很多事可记。这里只记述早年在故乡求学、工作的一些经历，以供研究漳浦一带解放前后历史情况的参考。
  掌中神技 扬誉寰宇
  ——记著名木偶艺术大师杨胜
  陈国坚
  闽南，特别是漳厦地方，流传着一种古老的神奇木偶表演艺术，艺人以精湛的指掌操纵技艺，赋予表情固定的木偶以仪态万千的情态，凭借几尺宽的舞台，演出一场场或令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或为之动容动情的场面和情节，给人以艺术美的享受，此即掌中木偶戏。漳州民间则称之为布袋戏，盖因所演出的道具用一只布袋就可以装完而得名。久而久之布袋戏倒成了区别其它种类的木偶表演艺术的名称。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扶持下，布袋戏艺人杨胜的表演天才得到充分发挥，使原囿于闽南乡村驱神逐崇、禳灾祈福的社戏跻身高雅的艺术殿堂，引起中国乃至世界艺坛的瞩目，被国际友人赞为“人类的真正艺术”，为祖国文化艺术赢得很高的声誉，杨胜也因之蜚声海内外。
  承家传才华初露
  杨胜1911年出生于漳浦县佛昙镇白石村前社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曾祖杨乌仙的木偶表演艺术在台湾和闽南地区颇有名气，有“木偶状元”美称。由于家传和环境熏陶，更兼农村布袋戏班往往由家庭成员组成，故杨胜7岁时就在父亲手把手教导下练学戏，开始舞台生涯。13岁时已能娴熟运用杨家木偶表演技艺，挑起舞台大梁重任，人称“童子师傅”。杨父思想比较开朗，于杨胜14岁时便放手让他闯荡木偶表演圈子，以博采众家之长，充实、光大杨家木偶表演技艺，包给同安县一个布袋戏班班头，当“头手师傅”。临别时，父亲千叮万嘱，要杨胜切记艺无止境，在演出时做到“眼见为师，到处为徒”。
  其时，闽南布袋木偶戏表演有南、北两派之说。北派特点是京剧味较浓，唱腔以汉剧、京剧、芗剧为主，擅演武打戏，人物动作性较强。南派唱腔以南曲为主，善演文戏，人物动作较缓慢。杨胜所在戏班属北派。为了在表演中有更浓的“京味”，杨胜认真汲取京剧表演艺术精华，闲暇时间总是观看京剧演出，细心品味，揣摩京剧表演的一板一眼、一招一式。杨胜对老艺人十分敬重，常请他们到戏班授技教戏。杨胜对“南派”表演艺术也潜心研究，常“偷戏”且虚心向南派名家撮师请教，尽自己所能在经济上帮助他。诚心所至，金石为开，撮师终于打破门户之见，破例传授南派丑角舞台动作，最后又将射马箭、雨伞步及独家绝活皮股功也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杨胜。
  杨胜牢记父亲教诲，虚心好学，刻苦钻研，兼收并蓄闽南木偶各个流派表演艺术的特长与精华，集其大成冶于一炉，以其独特的风格让人耳目一新，最终确立了北派风格为代表的布袋木偶戏在木偶艺术中的重要地位。同时，杨胜还针对布袋木偶表演时仅上半身有动作的缺陷，给木偶套上跑裤，配上龙头靴，创造了木偶的走路动作，使木偶人物造型得到完整，人物刻划更为生动，表现手法更为丰富，进一步演“活”了木偶。此外，有关“水袖”招式的运用、武打动作的程序、特技的使用等木偶表演技艺，杨胜都有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至20岁时，杨胜在漳州乃至闽南地区的布袋木偶戏表演挺有名气，演出颇受人们欢迎，被人们亲昵地称为“胜师”、“乌面胜”（杨胜脸庞黝黑）。
  但是，在旧中国，杨胜也难逃艺人“戏仔头、乞丐尾”的悲惨命运，艺人总被看得低人一等，常受地痞恶霸的歧视和迫害。加之战乱频仍、农村经济破产加速，以农村为主要活动场所的布袋木偶戏演出陷于绝境。出外闯荡多年的杨胜，最终不得不空怀一身绝技回漳浦佛昙老家，靠说书、种田聊以度日。
  改创新掌戏扬名
  新中国的诞生，给已届不惑之年的杨胜展示一片新的艺术天地，而农村经济的复苏，给布袋木偶戏提供了演出的机遇。杨胜得以重新操起心爱的布袋木偶，把欢声笑语撒给翻身解放的农民群众。党和政府重视挖掘、扶持民间艺术的同时，对杨胜这位民间艺人十分关心、器重，于1952年推荐他参加专区文艺会演，精彩的表演使“胜师”、“乌面胜”的名声又响了起来。接着又送他到泉州戏曲训练班进修，使他的艺术造诣有了显著的提高。
  为了报答党和政府给予新的艺术生命，杨胜更加致力于布袋木偶戏艺术的探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奠定了当代布袋木偶戏表演的基本模式。
  他对舞台、道具、操纵方面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舞台方面，过去仅6尺宽，仅容纳两三个木偶活动，表演空间有限。台后也只能坐着两个演员操纵，表演时动作互受牵制。道具方面，木偶仅8寸高，受视觉的限制，不能容纳更多的观众。杨胜把舞台加宽至一丈六尺，木偶增高至一尺二寸，这样一来，既增加表演的木偶数量，表现更为广阔的艺术场面，也容纳了更多的观众。杨胜又改演员坐式操纵表演为立式操纵表演。这就解决了演员操纵木偶的间接传递表现难题，达到演员、木偶、角色三者感情和动作的一致。杨胜还创造了演员表演时“拾脚步”的行走方式和“高举手”的提高演员臂力、腕劲的训练方式，使布袋木偶戏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观众面前，更符合当代观众对布袋木偶戏的审美要求。
  在表演特技上，杨胜认为，特技能增强木偶动作的真实感，把木偶表演得更活。使舞台气氛更为浓烈，收到更强的艺术效果。杨胜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花费心血发明了许多新的辅助道具，如有一种行话叫“通”的特技表演时用的小棍子，有“眼镜通”、“双用通”等，使手中的木偶能自由地开合伞、扇，准确地执壶斟酒，灵巧地耍碟子，利索地弯弓射箭……
  杨胜对布袋木偶戏的又一重大贡献，是他刻意追求并实现了表演中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和谐统一。杨胜认为，对于木偶演员来说，艺术修炼上最重要的不是追求技巧，不是靠道具来做戏，而应当努力探索和掌握适宜木偶戏特点、最能刻画人物性格的真正的表演艺术，他创作《雷万春打虎》时，专程到海澄向老猎户了解老虎进食的动作，多次观看《深山虎影》影片，又经常到动物园观察老虎扑食的神态。认为只有真正了解老虎，才能演好虎戏。有趣的是，在一次表演中，杨胜掌中已酣战多时的老虎的一只脚被舞台板隙夹住，一时翻不过身来，情急智生，杨胜临时设计了老虎喘喘气再翻身反扑的动作，赢得满堂掌声，这个即兴的创作，更符合情理，符合艺术的真实，以后被正式编入老虎的动作程式。难怪素有“江南活武松”之称的京剧表演大师盖叫天对《雷万春打武》情有独钟，佩服地对杨胜说：“你的打虎动作，我可是学了好几招。”杨胜还创作了许多表现生活真实而不失略带夸张的表演动作，如“喘气”、“缩颈”、“甩水发”、“脱衣服”等，使布袋木偶戏的表演更接近生活的真实，刻画人物性格更为细腻传神。在杨胜掌中，同是打虎的英雄，由于打虎动机不一，遇虎时的表情也有所区别，如武松是惊，李逵是恨，雷万春则是喜，这就把同一处境中不同人物的性格、思情感情真实体现出来。正是对真正表演艺术的执著追求，杨胜在布袋木偶戏表演中创造出许许多多栩栩如生、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京剧大师梅兰芳、周信芳、肖长华等对杨胜的木偶表演赞不绝口。电影木偶专家虞哲光评价说，布袋木偶戏能这样深刻地刻画人物的性格，这种高超的艺术称得上是第一流的。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心、重视下，杨胜的布袋木偶戏表演艺术天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事业如日中天。在摘取福建省戏剧会演一等演员奖桂冠后，1954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华东区戏曲观摩会上，杨胜获得了“特种艺术表演奖”。1955年4月，在由文化部主办的木偶戏皮影戏观摩大会上又获得优秀演员奖。杨胜精妙绝伦的表演技艺为世人所瞩目，他主演的剧目多次被搬上银幕，布袋木偶戏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55年，杨胜从漳浦调到北京中国木偶剧团任教，为培养新中国的一流木偶戏演员殚精竭虑。从此，在频繁的演出同时，杨胜与木偶教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民族奇葩异域馨
  杨胜以掌中神技，向世人展现了古老东方文化艺术迷人的魅力。他曾带着心爱的木偶，作为祖国的文化使者，4次访问苏、捷、波、匈、罗、蒙、法、瑞士等国家，那出神入化、引人入胜的精彩表演，使近乎湮灭无闻的布袋木偶戏蜚声海外，风靡世界，显示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
  1956年，杨胜随中国木偶剧团首访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等国家。剧团曾在布拉格演出。布拉格是东欧的木偶之乡，观众对木偶表演艺术有很强的欣赏力，对来自中国的神秘布袋木偶戏无不兴趣盎然。海报刚刚贴出两个小时，一个星期的戏票已告罄。为了满足未买到票的广大观众的强烈要求，全捷所有电视台进行了实况转播，仅开头两场，看电视转播的观众就达50多万人以上。每场演出，谢幕一次又一次，台下依然掌声雷动。许多好奇的观众特地赶上舞台，要求演员当场操纵道具给他们看。在苏联莫斯科中央木偶剧院内部参观演出时，尽管观众都是内行的艺术家，但对杨胜他们能如此灵活、生动地操纵木偶还是感到不可思议。为了释疑，杨胜拉开布幕，当众套上两个木偶，双手同时表演两个不同性格人物，一个是娇媚百态的小旦，一个是滑稽可笑的小丑。观众在喷喷叹绝之余仍心存疑窦，又派代表上台查看杨胜身上是否装有遥控之类的装置。当证实杨胜“一身清白”时，全场顿时响起雷鸣般掌声和欢呼声。苏联一位著名的木偶艺术大师在报纸撰文说：“当时我们都看呆了，感到吃惊，他不愧是木偶大师。”另一著名艺术大师谢·奥布拉兹卓夫当场握着杨胜的手心悦诚服地连声说：“你们的手，真是神手啊！”以后按捺不住激动与佩服，在报纸连续撰文介绍。演出引起了轰动效应，苏联戏剧家协会特地聘请杨胜和他的同行陈南田为该协会名誉会员。当时能获此殊荣的，国内可谓屈指可数。
  杨胜首访欧洲，即以神奇的技艺折服了观众，可谁能想象，那后来让国内外观众如醉如痴的《大名府》，却是再访欧洲时在法国巴黎信手拈来创作而成的。那是1957年5月，杨胜随中国皮影木偶艺术团到了巴黎。彩排后，法国专家提出，因语言障碍，木偶戏表演时过多的唱词和对话会影响演出效果。为了让法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木偶戏艺术，增进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艺术团当即编排一个以哑剧形式表演多种技巧动作的节目，从构思剧情、编写伴奏曲、排练节目展示在法国专家面前，前后仅半个小时。在仓促编写的20分钟哑剧式技巧动作节目《大名府》里，杨胜掌中的木偶各显神通，转碟顶碗、骑马驰骋、弯弓射箭、飞檐走壁、巧打花鼓、弄蛇舞狮、矛盾对抗，无不活灵活现，妙趣横生，令在座的法国专家瞠目结舌。彩排结束后，法国文学社领导人索利亚先生兴奋万分地对艺术团领队陈虹说：“团长先生，像这样的节目好极了，它可以征服我们巴黎的观众，也一定能征服全欧洲！”果不其然，《大名府》成为此次访问最受欢迎的一个节目。在历时4个多月访问期间，在法国、瑞士、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家演出共计88场（包括两场电视转播），观众达303万人次，各国报刊纷纷撰文盛赞，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都特地拍摄了木偶戏表演的电影新闻纪录片。
  1960年9月，杨胜的艺术创作获得了最丰硕的收获，其艺术成就得到世界各国艺术家的公认。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二届国际木偶和傀儡戏比赛联欢节上，尽管高手云集、名流荟萃，杨胜仍以深厚的艺术功底、娴熟的高超技巧、逼真的细腻刻画、诙谐的动作语言令各国艺术家为之倾倒，谢幕时热烈的掌声持续30多分钟。杨胜主演的《雷万春打虎》、《大名府》剧目荣膺该届比赛金质奖，杨胜与同行陈南田荣获一等表演金质奖。布袋木偶戏登上了世界木偶艺术的高峰，展示了中国木偶艺术家的表演是真正的优秀艺术家的表演，中国是最能产生真正的优秀艺术家的地方。
  杨胜的木偶艺术成就和贡献受到了人们的敬重。1956年他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1960年被评为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全国戏剧家协会理事、福建省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福建省政协委员。1961年，杨胜的艺术生涯及精彩技艺被拍摄成影片《掌中戏》，在国内外放映。1962年初冬，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观看了杨胜的演出，兴之所至，挥毫泼墨题诗以赠：“创造偶人世界，指头灵活十分，飞禽走兽具表情，何况旦生丑净。解放以来出国，如今欧美知名，奖章金质有定评，精上再求精进。。”对杨胜木偶表演艺术及其成就作了高度的概括和中肯的评价。
  杨胜没有陶醉在鲜花和赞扬声中。为了家乡这块孕育木偶艺术的热土，他放弃了在北京工作的优厚待遇和舒适的生活条件，回漳州挑起木偶教学和演出的双重任务，创办了全国首家以学习木偶表演技艺为专业的龙溪艺校木偶科，自编教材，探索木偶教学规律，教学相长，想在有生之年为布袋戏艺术著书立说，让布袋戏艺术后继有人。
  然而，一场“文化大革命”浩劫毁坏了美好的愿望，杨胜在遭多次批斗后被“劝退出党”，扣发工资，处理回家。残酷的身心摧残将他击倒在病床上。每当病情有些好转，杨胜总是喃喃嘱咐家人要保存和整理好那些优秀的传统剧目，久久端详着瘦如枯枝的手，噙着泪花叹惜“指头硬了”，接着就用力扳手指，练甩指功。他，离不开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木偶，剪不断对木偶艺术追求的情结，多么想有朝一日重返舞台。1970年5月13日，一代木偶艺术巨匠杨胜怀着深深的遗憾溘然与世长辞。
  1978年8月，中共龙溪地委为杨胜彻底平反昭雪，并举行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文化部、全国文联、中国对外友协等送来了花圈和唁电，对杨胜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值得告慰英灵的是，在文艺的春天里，浸透杨胜心血的中国木偶艺术之花生机勃勃，并在国际艺苑花园中傲然怒放，争奇斗艳。
  百岁民间剪纸艺人林桃
  何友麟
  林桃是我国著名剪纸艺术大师，被誉为“中国民间毕加索”。林桃老人一生坎坷，富有传奇色彩。她1903年出生于漳浦县旧镇苑上村，3个月就被抱养到白沙村当童养媳。9岁开始学习刺绣，16岁自学剪纸。20岁成婚，第二年生下一个儿子。丈夫嗜赌与父亲闹翻后离家出走，远赴南洋，杳无音信，儿子8岁夭亡。后来林桃过继了一个3岁男孩当儿子，60岁时才为儿子成家。解放前，林桃白天捡柴拾草做佣工，为人春米、挑水、纺棉纱、织布，晚上在灯下剪纸刺绣。解放后，她加入船社，以织网缝帆为业，一边进行剪纸艺术创作。
  林桃为人正直、性格豪爽，乐观豁达、乐于助人。面对艰难坎坷的人生，林桃从不怨天忧人，在与命运抗争中坚持艺术创作，并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林桃剪纸艺术创作进入旺盛期，作品在国内外屡创佳绩，为漳浦剪纸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83年，《鼓花》、《八卦花》等作品参加省《民间剪纸艺术展览》。
  1983年，作品被省文化厅选送到斐济交流展览。
  1984年，作品参加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美术联展》。
  1985年，作品参加“九省十县民间剪纸联展”。
  1985年，南京艺术学院一群毕业生到我县采风，拜访林桃老人，称林老为“中国民间毕加索”。
  1985年，被中国剪纸研究会吸纳为会员。
  1985年，作品参加《全国剪纸展览》。
  1986年，荣获漳浦县1985年度美术剪纸创作特等奖。
  1986年，《肚兜花》、《八卦花》等作品参加省《建瓯版画·漳浦剪纸·莆田藏画·屠羽树根艺术造型迎春联展》。
  1986年，《老鼠》等三件作品参加“省民间美术作品展览”。
  1989年，作品参加“全国首届工艺美术佳品奖评选活动及名艺人作品展览”。
  1991年，《肚兜花》、《猴戏狗狮》等作品参加省“迎春根雕·剪纸艺术展览”。
  1992年，《马》、《养羊》、《抬轿》等作品参加《漳州·龙海现代民间绘画漳浦剪纸作品展》。
  1993年，作品《猪脚花》荣获《全国首届民间剪纸大奖赛》二等奖。
  1993年，作品由省文化厅选送到菲律宾交流展出。
  1993年，作品参加《福建民间美术展览》。
  1993年，林桃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1999年，参加“福建·漳浦剪纸艺术节”，接受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福建电视台、福建有线电视台、漳州电视台等新闻单位采访，会见陈竟、梁汝初等专家学者。多幅作品收入《福建·漳浦剪纸作品集》林桃专栏。
  1999年，作品参加《福建农民画展》。
  2000年，《福建日报》、《厦门日报》、《闽南日报》、《南方周末》等报道林桃老人事迹—《中国民间“毕加索”—记著名剪纸艺人林桃》。
  2000年，作品《猪脚花》等被福建博物馆收藏。
  2001年，中央电视台为林桃老人录制电视专题片《“花姆”林桃》。
  2002年，福建电视台为林桃老人录制电视专题片《花姆》。
  2003年，东南电视台为林桃老人录制电视专题片《百岁花姆进城记》。
  2003年，省文联、县政府为林桃老人举办“庆贺林桃百岁诞辰·弘扬漳浦剪纸艺术”活动。是时，福建电视台、漳州电视台、漳浦电视台和《人民日报》、《海峡都市报》、《金浦报》等开辟专版报道了林桃老人的艺术人生。
  2003年，福建电视台为林桃老人录制专题片《长命百岁》。
  林桃剪纸艺术作品取材广泛，艺术风格独特，富于想象力和视觉冲击力，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洋溢着浓厚的原始趣味和稚拙美感，受到海内外专家、学者的普遍推崇，最近，她的作品收入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型文献《中国民间美术全集·剪纸卷》，该书在剪纸概论中称：“她们有出奇的想象能力，而且对剪纸的形式美有一种天生的感觉和把握能力。许多出自无名女性之手的剪纸作品，无论写形传神与黑白构成，其精美绝伦，常令职业美术家自叹不如。老年阶段特别是70岁以上的老龄妇女……她不再模仿也勿须依凭熏样，剪纸程式早已化入血液，她胸有成竹，一把大剪只管尽兴铰去，若挥毫大写意，大刀阔斧，自在老到，少数天质不凡者开始显露大家风范。她们的状态使人联想到中国画家晚年自然而然到来的‘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无法之法’状态。在这个年龄段的剪纸老人中也许会出一两位突出的‘大师’，如近20年发现的张林召（陕西）、王继儒（山西）、林桃（福建）、库淑兰（陕西）等人，在万千剪纸妇女中这种人虽然是凤毛麟角，却代表着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
  现在林桃老人一家四世同堂，儿孙孝敬，家庭和美。老人虽已百岁高龄，依然耳聪目明，矫健乐观；依然创作不息，常剪常新；依然为家庭和邻里做着力所能及的事，依然用她的作品和品格影响和教育着他人，奉献于社会。
  （陈建新 整理）
  勇攀中医学术高峰的年轻博士
  ——记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张群豪
  县政协文史委
  张群豪，赤土乡埔阳村罗辉社人，生于1967年。北京医科大学药理学博士后，现为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和麻州总医院研究员，结合医学中心主任、结合医学课程部副主任兼教授，美国中医学会副会长兼麻州中医学会会长。
  张群豪1990年毕业于福建省中医学院，获医学学士学位，同年获保送为该校研究生。1993年获医学硕士学位，后考取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全国心血管病中西医结合治疗中心博士研究生，师从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中国老年医学会会长、世界卫生组织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教授，从事冠心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研究，为国家八五攻关课题《冠心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主要成员。1996年获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又考取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药理系博士后，师从北京医科大学常务副校长，世界药理学会执行主席兼中国药理学会主席、《北京大学学报》主编，当代世界著名的药理学家林志彬教授，从事中药灵芝的免疫药理学及抗肿瘤研究。1998年到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从事心血管病博士后研究。现为哈佛大学医学院和麻州总医院研究员、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心副主任，哈佛大学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医学课程部副主任兼教授，美国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兼麻州中医学会会长，《美国中医杂志》编委，新英格兰中医学院教授，世界卫生组织世界中医联合会28名常务理事中最年轻的常务理事，并被聘为中国卫生部海外（美国）专家咨询委员、香港中文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纽约中医学院、新加坡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冠心病研究获中国卫生部1996年科技成果一等奖，高血压研究获美国哈佛大学优秀奖。在国内外著名杂志发表学术论文42篇。主编或参编英文版医学专著3部。
  史地索隐
  李林昌
  菜屿列岛为何曾被叫做礼氏列岛
  总部设在雅加达（荷兰殖民者将其改名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一个拥有武力，具宣战和缔约特权的侵略机构，成立于1662年（明万历三十年），总督燕·彼得逊·柯恩（Janpletrszoancocn）组织一支远征队，拥有11艘三桅大夹板船和一些小艇，有1千2百人左右，任命科纳里斯·雷尔生（CornelisReyrtsz，一译雷约兹）为司令，于1622年（明天启二年）4月出发。他们向澳门发起三次进攻，被葡萄牙人击退，转去占领没有设防的澎湖。7月，这支船队在澎湖风柜仔澳抛泊，强迫当地住民为他们采石筑城，运土建屋，劳力不足，财物欠用，就派舰艇到海上拦劫商船和渔船，到闽南海岸抢劫，掳掠人民为奴。《明史·荷兰传》记载这支舰队的活动地点是“泊舟风柜仔，出没浯屿、白坑、东碇、莆头、古雷、洪屿、甲洲、沙洲间。”荷兰人不懂地名，就将莆头（即赤湖将军澳）以下六鳌、古雷二半岛之间的洪屿（红屿）、甲洲（菜屿）、沙洲等一系列岛屿用他们司令的名字命名为“雷尔生列岛”。许多中国走私商人到那里与荷兰人做买卖，由于“雷尔生”译音带闽南腔，叫成“礼氏列岛”。
  窃据澎湖的雷尔生于1623年7月派两艘战舰到厦门，向明朝厦门都督提出“只与荷兰人在澎湖贸易，不要让商船到吕宋及其他不属于荷兰管辖的地方贸易”的要求。7月29日，厦门派出4条船到澎湖，回告雷尔生：不许荷兰人窃据澎湖，要他们撤回巴达维亚，厦门可以让商船到巴达维亚和大泥与荷兰人贸易。雷尔生见要求不遂，便调动8艘大夹板船，派克里斯登·法兰士为指挥，开往漳州港（当时外国人称厦门一带海域为漳州港），用烧、杀、掠人为奴、抢劫财物等手段，企图使中国方面惧怕他们的武力而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双方在厦门谈判破裂，发生战斗。《熹宗实录》卷三十记载：“红夷（荷兰人）自天启二年六月入我澎湖，专人求市，辞尚恭顺，及见所请不允，突驾五舟，犯我陆鳌（六鳌），陆鳌逼近潭浦，势甚岌岌。该道（漳南道）程再伊、副总兵张嘉策多方捍御，把总刘真计沉其一艇，浮斩十余名，贼不敢复窥铜山（东山），放舟外洋。抛泊浯屿，此地离中左所（厦门）仅一潮之水。中左所为同安、海澄门户，洋商（海商）聚集于海澄，夷人垂涎，又因奸民勾引，蓄谋并力，遂犯中左所，盘踞内港，无日不搏战。又登岸鼓浪屿，烧洋商黄金房屋船只区。遂泊圭屿，直窥海澄，我兵内外夹攻，夷惊而逃。已复入厦门，入曾家澳，皆即堵截，颇被官兵杀伤。”
  天启四年五月，福建巡抚南居益派水师向澎湖荷兰海军基地发起进攻、围困，七月，荷兰人被迫毁城撤往台湾。明朝处在满洲军队入侵及农民大规模起义双重威胁下，无暇顾及东南海域，荷兰人以台湾为基地，又在闽、浙、粤沿海亦商亦盗，所谓的礼氏列岛成为他们的巢穴。同时，中国海盗纷起。至崇祯元年（1628年）朝廷招抚海盗商人郑芝龙，利用他消灭其他海盗，屡次打败入侵厦门一带的荷兰舰艇，荷兰人才不敢再犯闽南。
  1661年2月1日（清顺治十八年，即南明永历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郑成功逐走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而由荷兰人命名的“礼氏列岛”却为清朝所沿用，民国未改。由于菜屿在这些岛屿中的主要地位，人民政府将这一系列岛屿定名为菜屿列岛，写入漳浦县地名办公室编的《漳浦海域地名志》。
  马口城建于何时
  九龙江南溪源自石屏山和三坪山，向东北流至官园，前面有九龙岭挡住去路，乃转折向东，流经马口桥下，经官浔，至浮宫汇入九龙江下游。从前，潮水能涨到马口，通船运。在陆路上，马口又是闽粤驿道的要冲，大山夹峙，形势险要，曾设甘棠驿，并曾建一座小城。而后来，驿站裁撤，城也长期成为空城。这里从前是漳浦、南靖、海澄三县交界处，村庄稀疏，人们对城为什么建在这荒野间不能理解，因此产生“马口城是南宋末代小皇帝行宫”的传说。村人十分相信那传说，说那城边的一块天然大石是“皇帝殿”，那石上镌刻很多字，由于年久风化，字迹多不可辨，村人传说，若能将那些字读完，大石自开，里面有宋帝昺珍藏的很多财宝。有些读过书的，则引据康熙《漳浦县志》卷十八《艺文》收录的明末清初名士张士楷的一首诗，用来证实“宋帝昺宫城”之说。我们先来看看张士楷的诗：
  马口溪，相传，宋室南奔，策士于此，时野草齐花，溪山改色
  宋士临危贪释褐，公车射策满平沙。阁将丞相千行泪，开连春风百草花。
  野殿宵衣能立国？宫袍画锦已无家。空谈久被书生误，谁执干戈卫翠华？
  这首诗一字也没有说到马口城的事，却说“宫袍画锦已无家”，等于说马口并无城廓宫室，只有“野殿”。明末清初所传说的只是“马口溪开科取士”故事，说宋帝昺逃到这里暂时驻跸，并开科取士，榜未发，而元兵追到，宋帝昺匆皇继续南逃，投考的士子挽住御辇要求开榜，宋帝昺乃在溪沙上划“尽赐进士”四字，才得解脱投考者的纠缠，继续他的南逃之路。那时马口城未建，所以还没有“马口城是宋帝昺行宫”传说。这诗的作者张士楷是明末清初隐士，作这首诗是对明末一些迷恋官爵之士，在明朝大朝廷已亡之际还要追求南明小朝廷封官的一种讽刺。
  张士楷此诗的题目下已注明“马口溪策士”是一种传说。康熙《漳浦县志·艺文志》收录此诗，不能作为“马口城是宋帝昺行宫”的根据。马口城建于何时，为何要建此城，康熙《漳浦县志》卷十五《建置》是这样记载的：“马口城，在二十八都尽境，康熙二年总兵王进功建议，督院（本文作者注：福建总督）李率泰建，刻记石上，俯溪桥。原有千总驻于此。”康熙二年（1663年）正是清朝厉行“迁界”以防郑成功之子郑经的时候（郑成功早一年已病逝台湾），马口地处水陆交通枢纽，建此城驻千总以资调度。在清朝统一台湾后，此城失去军事作用，变成一座空城。南来北往的人穿城而过，对此城为什么建在荒野有神秘之感，由于早有“马口溪开科取士”传说，马口城便被附会为“宋帝昺的行宫”。
  被传说为“皇帝殿”的大石和马口城已陆续被毁，现在已无从考据其实物了。好在前人已有考据，留下资料，可供后人参考。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福州协和大学福建文化研究会出版的《福建文化》第三卷第二十期是翁国梁写的《漳州史迹》专辑，其中有宋帝昺在马口的传说：“帝昺当时虽被元军节节追赶，但跟他走的皇族、官僚、兵士、平民不下数十万人，到了马口桥地方，想暂时居住，就起了一座皇宫，同小城一样，纵横数百步，东北靠山，南北开了二个宫门，南门石额刻‘寅禧’二字，北门石额刻‘怀远’二字。……宫殿今虽倒塌，但宫门及石额尚存，行旅往来，皆穿宫门而过。在宫门左边，有巨石作三角形，一面刻‘仙鹤瑞芝’及卷书之状，一而刻字很多，但多残缺。乡人传说，刻鹤芝者乃石门，内为宋帝昺藏宝之所，若能将石上之字读完。则石门自开，可以入内取宝。最近有人就石摩挲，约略认得数十字，就旧本《福建通志》校对，乃知石上所刻为宋黄惠《三十三桥记》，因为自龙溪至漳浦大路有桥三十三座也。事在帝昺之前，乡人藏宝之说虽属附会，然亦可见普通之心理。”（本文作者按：《黄惠三十三桥记》应为《黄櫄三十五桥记》，记载南宋庆元四年（1198年）太府寺丞知漳州傅伯成领导建设自漳州南谯门至漳浦三十五座石桥的功绩，比宋帝昺早80年。该碑记自已写明刻在甘棠路边天然大石上。甘棠是马口古地名，宋代设甘棠驿）。翁国梁虽然因为没有考据出马口城是康熙二年建的驻兵小城，而误信为宋帝昺的行宫，但为后人留下实见资料，证实所谓皇帝殿的文字石刻实际就是南宋庆元四年黄櫄所作的《三十五桥记》。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宋庆元四年（1198年）开始有被后人传说为“宋帝昺藏宝标志”的甘棠驿路边《三十五桥记》石刻，在有这石刻以后80年，才有南宋祥兴元年（1278年）赵昺接夫在广东浅湾（据许地山考证，浅湾即今香港海域）翻船溺水病死的宋赵是而称帝，在祥兴二年宋帝败亡后384年才有马口城。而民间传说竟将这三项事物“浓缩”在一个时间里。此类传说甚多，却往往被误信为真。
  “长桥”是谁建的
  长桥镇长桥村以曾有一座“长桥”得名。民间传说，那长桥是清康熙年间福建陆路提督蓝理建的。蓝理热心益事业，他曾主持修建被郑成功之子郑经的主将刘国轩炸毁的江东桥，建筑漳州千里港提岸，建浦南街道店屋，见于地方志记载，就是没有记载建长桥的事。又有人将“提督蓝理建长桥”的传说讹传为“提督蓝廷珍建长桥”，这就更不符合史实，蓝廷珍原来是蓝理麾下一名兵丁，因善于剿除海盗而累次升官至南澳总兵，康熙六十年平台湾朱一贵有功，才于雍正元年升官福建水师提督，病逝于雍正六年，清《漳浦县志》光绪《再续志》为其立传，没有记载他建长桥的事。蓝鼎元的《鹿州全集》里有蓝理和蓝廷珍的传记，都没有提到这两个提督建长桥的事。康熙《漳浦县志》对各石梁桥的建造者都记载其姓名，独对长桥，长林桥、三古桥等没有记载建桥者姓名，只记载其地点：长林桥在长林铺（本文作者注：在今长桥镇溪内村长林溪上）；长桥，在长林北三里；三古桥，在长桥北八里许。原来，这三座桥是宋代庆历四年（1198年）太府寺丞知漳州（被尊称为漳州郡守）傅伯成拨公款建造的自漳州到漳浦的35座桥梁的一部分。龙溪进士黄櫄作《三十五桥记》、刻记在甘棠驿（马口）驿道边天然大石上，（这大石20世纪50年代才被毁）全文收入《福建通忐》、《漳州府志》，独《漳浦县志》没有收录，只在《古迹》里记载：“三十五桥，宋庆主四年傅公伯成由太府寺丞知漳州，自郡南门达于漳浦造桥三十有五所，皆伐石为之，长九百五十尺有奇，桥成，复砌石治道千二百馀丈，郡人黄櫄为记。”《三十五桥记》记载：“……自三古坑至于邑为桥十有三，曰乌石径；曰草履岭；曰吴径；曰茭蓼潭，其壮大为诸桥之冠；曰新坑；曰木豪林；曰黄林；曰虎深坑；曰陈垄；曰横漳，其桥二；曰龙山庄；日葵坑。其间又有小桥九，不著名，悉皆坚好，共长九百五十尺有奇。……”茭蓼潭桥是宋庆元四年所建自漳州至漳浦35座石梁桥中最长最大的一座，被叫做长桥。那桥辅设在一片浅水潭上，那浅水潭长满茭白、辣蓼等水草，故名茭蓼潭，桥因此叫茭蓼桥。潭南的村庄以潭名为村名，以谐音雅化为“嘉礼社”，后来因为茭蓼桥被叫做长桥，“长桥”也就取代“嘉礼”成为村名。那座桥至民国前期还存在，20世纪80年代还有当地遗老黄沧海等能讲述他们曾天天看到，时常走过的那座桥的形状：是5条石板并铺而成，宽15市尺，共17拱，每拱长15市尺，全长240市尺（约数），架在一片长满茭白、辣蓼等水草的浅塘上。浅塘一边通山涧，一边通小溪。后来，浅塘逐渐淤积泥沙，被开垦成水田，只留一条水沟。民国十六年（1927年）开建漳浦至漳州公路时，那座长桥被埋没在公路路基下，只在水沟上建一座很短的钢筋水泥公路桥，仍标桥名为“长桥”。当时主持建设这一段公路的漳浦县建设局局长黄秉钧（长桥人）在20世纪80年代证实此说。
  “五里”古今
  宋代庆元四年（1198年）太府寺丞知漳州（简称漳州知府）傅伯成拨公款建设自漳州城南至漳浦县35座石梁桥，其中一座建在马口附近的“五里”地方，一座建在长桥附近的“深坑”，分别称为五里桥和深坑桥。后代将这两座桥传说为清朝蔡相爷（文化殿大学士蔡新）的六公子“截饷银”（截留地方上应上缴朝廷的赋税）所建，说六公子向朝廷虚报建了“五里深坑桥”（将分别建在“五里”地方和“深坑”上的两座桥说成一座五里长的“深坑桥”）。这故事是虚传的，而这传说显示，“五里”这地名很容易被误解成长度五里。其实，“五里”因在宋代甘棠驿（马口）以南五华里处得名，在古驿道（今国道324线）边，曾有村庄，后来因为地方不靖，村民迁走，田园荒废。1958年成立长桥农场，在“五里”地方设作业区，因地处溪坂村的山边自然村附近，称为山边作业区，招募赤湖、杜浔、沙西等沿海村民来此定居，现有人口335人，办有一所初级小学，设3班级，教师3人，学生30人。高小学生则到溪坂村就读。
  自1995年以后，随着新兴的花卉业发展，马口建成“闽南花卉大世界”，长桥农场山边作业区受到辐射，一些具有规模的三资高优农业企业在此兴起，主要有“漳州德全高优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三德（漳州）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新加坡加东花卉有限公司”等。其中，三德公司所属“三德观光牧场”别具一格，有山水风光，名优花卉，各种稀珍动植物，与马口花博园同为旅游胜地。
  梅林曾在闽粤驿路上
  梅林（今为属于石榴镇的梅东、梅西二村），从前为梅、林、谢三姓所居，故名“梅林社”，最迟在宋代已形成村庄。
  县志记载，宋代自漳浦县南下至与广东交界只有甘棠驿（在马口）、仙云驿（在县城）、临水驿（在诏安）三个驿站，“路远驿疏，行人无所依托”，淳熙末年（1184年左右），漳州长官傅伯寿始创“随铺立庵”办法（“铺”是驿路上的分站，负责传递公文，招待过路官员、差役，“随铺立庵”就是“铺”与“庵”同设，由和尚兼管铺事）。自漳浦至诏安共设11铺：横章铺（在今长桥镇溪内）、仙云铺（在县城）、梅林铺（在梅林）、无象铺（在盘院）（以下在今云霄、诏安县境的从略）。从这则资料可以知道，宋代的闽粤驿道要经过梅林；至今尚存的梅林庵，是宋代与梅林铺同时设立的。从前，自县城西门经西宸岭、西庙、高罗山，过博济桥（因在一座状如包子的小山下，俗称包仔桥）、白石头、梅林，这一段路都铺着整齐的石板，经几百年无数脚板蹭磨，表面十分光滑，始建于宋庆元二年（1196年）的石板桥甚至凹入（沿路石板至20世纪60年代才拆除，博济桥至今尚存）。梅林至盘陀之间有地名“官径”（今属大南坂农场坑内作业区），就是因为在驿路上得名。
  古代，漳浦南门外有大溪“李澳川”，宋代前期未造桥，过渡不易，所以驿道从西门出，过梅林。至南宋淳祐年间（1245年左右），南门外溪上建一座长30丈的五凤桥，明万历五年（1577年）在五凤桥以南半里处沼泽上建一座长200丈的乾桥（俗称沟仔尾桥），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在乾桥南2里处新溪道上建一座得仙桥（俗称土桥，今鹿溪桥闸），驿路才改从南门出，梅林铺移设于南门外十里处（今大南坂农场场部），梅林庵仍在原地，至今尚存。
  梅林陈姓开基于明初洪武五年（1372年），始祖顺夫（号永兴）来自莆田涵江。至清代衍成大族，分衍于盘陀产山、绥安镇西峰、下梧、台湾宜兰等处。至于原来居梅林的梅、林、谢三姓，现在无从稽考。
  揭开“越王潭”的神秘面纱
  古代，我国东南一带的主要民族是越族。其中，浙江南部是越族的一个支派瓯越所居，称东越；广东、广西一带是骆越所居，称南越（支派中的支派甚多，有“百越”之称）。春秋时代，浙江越族成立从属于周朝的诸侯国越国，公元前973年，越王勾践战胜吴国，疆域扩展到苏北，六传至无疆，征楚失败，反而被楚国征服，族人南迁于闽地，与闽族融合，成为闽越族，建立闽越国，驺无诸为王。秦始皇统一全国，废封建，置郡县，实行中央集权制，派官兵带同中原人民进入南越，建立南海（今广东一带）、桂林（在今广西）、象（今广西西部至越南北部）三郡。没有派兵派官到闽，只废除驺无诸的闽越王称号，降为闽中郡郡长。秦末，龙川县令赵佗（原河北真定县人）兼并南海、桂林、象三郡，建立南越国，自立为王，得到汉高祖加封。后裔世袭为王，孙赵胡为第二任，曾孙婴齐为第三任。婴齐未接王位时，曾到汉朝都城当人质，娶邯郸女子蓼氏为妻，生一子名赵兴。回南越后又娶一越女为妾，生一子名建德。婴齐接王位后，蓼氏成为王后，婴齐子赵兴接王位，尊蓼氏为太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南越丞相吕嘉（南越人）杀蓼氏及赵兴，立建德为王，出兵反汉。
  闽越方面，，驺无诸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受封为闽越王。后划出闽越国南部（今闽粤毗连处）分封无诸的一个后代邹织为南海王。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划出闽越国北部（现闽浙毗连处）分封无诸另一后代驺摇为东海王。南海王邹织最先反汉，被汉武帝迁往上淦（今江西靖江县），其闽粤毗连处的封地就被南越和闽越所瓜分，其分界线就在梁山的主要山口盘陀岭，当时岭上有很多蒲葵树，南越在岭上建关隘，称蒲葵关。
  由于梁山的一段曾是汉朝南越与闽越两个诸侯国的界山，后来南越与闽越都因为出兵反汉被汉武帝平定，东晋义熙九年在闽粤毗连处设立绥安县，梁山成为绥安县的脊梁，因而有“越王潭”的故事流传。
  旧《漳浦县志》引据刘宋沈怀远所著《南越志》：“绥安县北有连山，昔越王建德伐木为船，其大千石，以童男女三千人举之，既而人船坠于潭……”。沈怀远并作《次绥安》诗，有“徐善既辞师，建德乃伐木，番禺竟灰烬，冶南亦沦覆”之句，指汉武帝讨平南越王建德和东越王馀善的事。而所说建德在番禺（广州）城破时逃到梁山下伐木造船之事与正史不符。据《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前汉书》卷九五《南粤传》有同样记载）：元鼎六年冬，汉伏波将军路博德于犁旦（黎明）攻破番禺城时，“吕嘉、建德已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问所得降者贵人，以知吕嘉所之，遣人追立，以其故校尉司马苏弘得建德，封为海常侯，越郎孙都稽得嘉，封临蔡侯。”梁山在广州之东而不在西，吕嘉与建德既是“以船西去”，便不是逃来梁山。何况，伏波将军路博德既是从南越的降臣口中得知建德、吕嘉的逃亡地点，即派兵追捕，因功而得封侯之位，便不可能再有逃到梁山之事。旧县志所说“越王潭上时闻拊船有唱唤督进之声，往往有青牛驰而与船俱见，盖神灵之事也。”那无非是将风吹水动之声附会于越王建德和三千童男女的神灵活现。所谓“青牛”引自唐代李郢《送友人之岭南诗》云：“关山迢递古交州，岁晏怜君走观游。谢氏海边逢素女，越王潭上见青牛。嵩台月照啼猿曙，石室烟含古桂秋，回望长安五千里，刺桐花下莫淹留。”李逞是长安人，唐大中年间进士，曾任御史。《全唐诗》收入他的诗10首，所咏多关浙江、江西地方风物，《送友人之岭南》一首为送别到岭南（广东）去的友人而作，按“刺桐花下莫淹留”句，他与友人握别的地点可能在福建。这首诗将“谢氏海边逢素女”与“越王潭上见青牛”作为对偶句，所说的“越王潭”可能在福州而不在梁山之下。“谢氏海边逢素女”是一则神话故事，始见于晋代干宝《搜神记》：“谢端，年十七未娶，于海中得大螺，贮之瓮中，每出游还，见有炊饭汤火。疑之，于篱外见一少女，从瓮中出炊，便入问之，答曰：‘妾天汉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孤贫恭顺，使我相为守舍，待君要归还去，今无故相伺，不宜复留，留此壳贮米，可不乏。’忽风雨而去。”陶潜（渊明）作《搜神续记》，说得见详细，并标明谢端是侯官县人（万历《福州府志》载：“谢端，闽县人。”闽县旧为侯官地）。这便是闽江“田螺姑娘”故事的由来。清乾隆年间福州里人何求所著《闽都别记》提到李郢“谢氏海边逢素女，越王潭上见青牛”的诗句，并记述谢端“海边逢素女”故事，又记述；“欧冶池在城隍山后，即剑池，越王铸剑处”。按福州这些故事，李郢诗句所咏的越王潭指福州的越王潭，即第一任闽越王无诸铸剑处，而不是传说中的末代南越王建德逃到梁山下伐木造船处。“南越王建德逃到梁山伐木造船”的故事是沈怀远按民间传说所写，沈怀远生活在南北朝的刘宋时代，距汉武帝讨平南越时已五百多年，应以汉武帝的太史令司马迁所写的《史记》为可信。
  漳浦的赵宋皇族后裔
  漳浦有许多赵宋皇族后裔，聚居于官浔赵厝、旧镇甘林、湖西赵家城，并由这三处分传的其它地方。
  赵宋皇族南迁的原因，先是为金兵所逼，后是为元兵所逼。宋朝对皇族事务设“宗正司”管理，景祐二年（1036年）置“大宗正司”于东京（开封），崇宁二年（1104年）增置“南外宗正司”于南京（河南商丘）及“西外宗正司”于西京（洛阳）。靖康年间（1126年）金兵攻陷东京，“大宗正司”的皇族被杀甚多，而分居南、西二“外宗正司”的皇族幸免于难。南宋移“大宗正司”于江宁（今南京）；“南外宗正司”先移设镇江，又移设于泉州；“西外宗正司”先移设泰州及高邮，后移设于福州。从此，有很多皇族入居福建，传下众多后裔，出了很多人才，留下许多文物古迹。如漳浦赵家城之祖赵若和，其曾祖父赵彦卿，是魏王廷美第七代裔孙，原任学士，居开封，是“靖康之变”时的幸存者，移居福州凤凰桥，传至赵若和为魏王廷美以下第十世，受在福州称帝的端宗赵是封为闽冲郡王，随之南迁广东，于宋帝昺崖山败亡时逃居浦东，又迁居佛昙积美。湖西赵家城是明隆庆五年进士、若和的十代裔孙赵范，于历任浙江按察副使等官归休后，于万历年间与其子赵义所营造的一座仿宋花园式居民城，已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远近知名。
  华安银塘有“北溪赵”，是宋太祖第四子秦王赵德芳的后裔，也宣传得相当有名。而漳浦“南溪赵”（官得赵厝），同样是宋太祖第四子赵德芳的后裔，由于没有宣传，却默默无闻。其实，“南溪赵”明代文物之盛不亚于“北溪赵”，其在宋末元初避难隐居的历史比“北溪赵”更悲壮。“南溪赵”（官浔赵厝）开基祖赵与昉，是宋太祖第十代裔孙，原居南宋都城临安府（杭州），后移居漳州。他的儿子孟传，是一个“探花”（理宗端平二年进士第三名），钦点泉州市舶司，泉州先被元军占领，孟传逃回漳州。元元攻占漳州时与防和儿子孟传，孙宣春，曾孙由广，隐居山林，后迁居官浔木豪山之下，开基赵厝社，因在南溪之滨，后裔称“南溪赵”。明代人才辈出：赵超，天顺三年（1459年）举人，任国子监博士（国家最高学府教官），其子赵浑，成化十七年（1481年）进士，历任云南、广西思恩、广东雷州知府，赵浑之孙赵从谊，万历十三年举人，任广西浔州府推官（法官）。“南溪赵”于明代先后建二座与赵家城完璧楼同样型式的三合土楼，虽然文物比不上赵家城丰富，却不在”北溪赵“之下。
  “南溪赵”第四世分传于鹿溪下游北岸甘林社，甘林社又分传附近的下坑、鸟空等社（其中有一部分赵家城后裔）。
  甘林赵姓也是人才辈出：赵仕魁，明万历十六年举人，任广西廉州府推官；赵桐友，清雍正五年（1727年）进士，任山西临县知县；赵廷魁，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武进士，初任宫廷侍卫，后任云南腾越总兵。赵仕魁为甘林第九世，墓在草湖（今属万安农场），甘林往守墓的族人传衍成村庄。
  佛昙石门
  明代划湖西盆地和佛昙沿海（不包括东坂、洞野、花林、整美）一带为十七都，清代沿用十七都地域名称，在今佛昙镇设石门上、石门下二保，石门上保辖鸿儒江以南，石门下保辖鸿儒江以北。
  台山山脉是现在湖西乡与佛昙镇的分界线，湖西在西，佛昙在东。源自台山东坡梧岭洞的庵前溪流经后窟、石门，出白石海域，古称梅月东港。石门为溪流与海潮交汇处，两岸二石夹峙，称石门，以至成为地名。明嘉靖年间，石门村为防御倭寇而建一座石城，门联云：“鸿江南畔，山野秀峰集藏良石；梅月东港，海潮汇涨聚水隘门。”
  民国时期的佛县镇共辖十二保，石门保只辖石门、花园、人家、山坪、后仓、园中央等自然村。现在的佛县镇共辖二十个行政村、三个场、一个居委会，石门行政村只辖石门、花园二个自然村。这显示历代人口增长的速度。
  佛昙下坑——漳浦佛昙杨姓发祥地
  德祐元年（1275年），南宋都城临安府（杭州）被元军占领，年仅六岁的恭帝赵显与她生母全太后（度宗皇帝的遗后）被挟北去。杨淑纪（度宗的遗妃）带着她生的年仅八岁的皇子赵是在她弟弟杨亮节护从下逃出临安，隐匿山中七日，得到都统张全带一支骑兵小分队来护卫，逃到永嘉（温州），几位大臣也逃到永嘉，合议拥立赵是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迁移到福州。翌年十一月，拥立赵是称帝，改元景炎，尊杨淑妃为太后，授杨亮节为处置使。然而元军已从江西入闽，攻占建宁府（今建瓯），很快便直逼福州，南宋小朝廷急忙以船队航海南下。到泉州港，逢泉州长官蒲寿庚降元，闭城屠杀赵宋皇族，南宋小朝廷急忙航海继续南下。适杨亮节带着他的三个儿子上岸办事，来不及同行，只好带着儿子到漳州沿海一带寻觅。到佛县时，听说南宋小朝廷已南下广东，便将患病的第三子杨盛寄养在佛昙，自己带长次二子往鹭岛（厦门），要觅船往广东。在鹭岛找不到往广东的船，却听说南宋小朝廷已经败亡，他乃带着长次二子前往浯洲（今金门）官澳，以耕山渔海为生，传下众多后裔。他的第三子杨盛，住在佛昙大荟山下，生四子，长子大成，次子大振，三子大秀，四子大韶，后裔分为四房，从下坑发祥，传衍到佛昙各村落、马坪林埭、旧镇林美、湖西曹厝、楼下、示仔埔、过龙、千秋坛、赤湖古山、霞美竹屿仔、绥安镇油车、前亭江口、龙海白塘，以及省内外许多地方（包括台湾）、马来西亚、印尼各地。
  佛昙梅月城
  佛昙梅月城原是黄姓聚居地，其开基祖是护从宋末闽冲郡王赵若和从崖山逃亡到浦东（在今龙海市港尾镇）的侍臣黄材的曾孙黄寿夫。寿夫原居浦东，元末遭倭寇之乱，逃往莆田组织义军反元，至明朝开国，以军功升任指挥使，奉命驻守佛潭桥（今佛县镇），在一次抗击倭寇的战争中牺牲在香山之下，谥鸿禧，即子孙后裔称为鸿禧公的。他的儿子均安、均寿居佛潭桥西岸头，命名其家园为西桑园，又称西墘，后裔建梅月城防倭。梅月城北起鸿儒江南岸岸头，西南到埭田，东北至下赵（在今石埕村）交界，东南至东门兜（在今园东衬，园东村即是以园中央、东门兜两个地名各取一字为行政村村名），为黄寿夫后裔聚居地。
  黄寿夫之弟必夫的后裔聚居于海滨积美（锡尾）。因为必夫之子过继给改姓为黄的赵若和为嗣，故居积美。
  明末战乱，清初“迁界”，梅月城黄姓陆续迁居湖西。锡尾黄姓也于“迁界”时内迁，一部分于“复界”时回居锡尾。梅月城黄姓则在湖西传衍成大族。
  佛昙下赵
  佛昙下赵以赵姓聚居地得名（在今石埕村辖内），虽然已不再是赵姓聚居地，而地名不改。下赵始祖是宋末闽冲郡王赵若和（宋太祖三弟魏王廷美的的十代孙）。他于祥兴二年（1279年）南宋最后阵地广东崖山被元军攻破时，在待从官黄材、宣慰使许达甫等护从下，以十六艘船逃出，遇飓风，大部分沉没，剩下四艘，至浦东（在今龙海市港尾镇）登岸。黄材假称是遇海难的商人，赵若和隐匿在他户内，假冒黄姓。后为避元朝追缉，赵若和离开黄家，迁居佛县积美（锡尾），仍假冒黄姓，娶大坑陈姓为妻，生子天福、天禄、天寿、天佑。禄、佑出家当和尚。天福生明官、文官，天寿生惠官。明初，仙们还习惯姓黄，因为户籍不能更改。洪武十八年，惠官娶黄氏女为妻，被告“同姓结婚，伤风败俗”，文官拿族谱到官府申辩，御史朱鉴查勘属实，奏准朝廷给予复姓为赵，并赐官，授明官为鸿胪寺序班，文官为儋州宜伦县主簿。
  赵若和的第十代孙赵范，于明隆庆五年登进士第，任无为州、磁州知州、户部贵州司郎中、浙江按察副使等职。归休后，于万历年间选择在官塘（今湖西）硕高山建楼堡府第，聚族而居，佛昙赵姓就都迁居湖西了。在此之前，已有人迁居县城，后裔迁居旧镇甘霖，与从官浔赵厝迁居甘霖的“太祖派”赵姓后裔同住一地。
  赵若和原在下赵建有府第，后面是一座三合土楼，自迁居湖西后，下赵的府第土楼就空无人住。清道光年间，在佛昙设县丞署（俗称分县），便是利用原来赵范的府第加以改建，至民国初年已全坍废。民国二十三年，华侨杨纯美筹建纯美中学，请准将原佛昙县丞署旧址拨充校址，民国二十五年校舍落成，秋季开始招生。我是纯美中学第一届学生，亲眼看到，赵范的古楼楼墙还完好。纯美中学解放后改为漳涌县第二中学，扩建校舍，古楼墙才拆除，尚存一部分石砌地基。
  杜浔小山东
  杜浔镇有一个村庄叫“山东”，原名小山东。据《杜浔小山东谱记》，该小山东杨姓始祖名维邦，于南宋理宗时以抗元有功官至尚书左仆射（按，理宗年间已不设尚书左仆射，当是任过相当于这职务的官职，后世编写族谱错写），后受贾似道排挤失权，晚年随端宗（赵是）播迁，忧愤国事，捶脚吐血，死于船上，端宗追赠为“丞相”。尸体火化，骨灰用原来的官服包裹，船到漳浦古雷海边，停靠休息，其子杨敞、杨考背父亲骨灰上岸找葬地，见一路都是沙滩，到杜浔鸡母岫山，才见树木青翠，认为是好地方，将骨灰入土安葬。葬毕回去找船队，不料船队已在元军（降元的原泉州市舶司蒲寿庚助以航船水手）追击下离开古雷海湾，继续南逃。两兄弟只得再到鸡母岫山下，结庐耕种。由于原籍山东兖州泗水，就命名新开基地为小山东，称鸡母岫山为山东岭。至明代天启年间，其九世孙杨文补立墓碑，中间一行大字：“丞相始祖杨公墓”，上角加注“公讳维邦”，至今尚存。六鳌东门杨姓和绥安镇后港村杨姓是由杜浔小山东分衍。
  上埔原名商氏埔
  大南坂农场上埔村原名商氏埔，因是商姓聚居地得名，叫快了变成上埔。又叫做松树埔，因为从前村中有一棵大榕树，“榕”在漳浦叫“松”，松又与商谐音，如明朝名臣商辂（即民歌故事“雪梅小姐”守节培养的大学士商辂）读如松辂。松树埔书面上则往往写作榕树埔，因为“松”的本义是“榕”。清代，松树埔与南门合为“在坊”的南松保，民国29年与京仔社合为属第五区（石榴区）的榕京保，民国33年与金南（南门）合为属绥安镇的金榕保。新中国初期为属于第一区（城关区）的商树埔乡，1956年为属于石榴区的商埔乡，1958年9月公社化时，为属于城关公社的上埔大队，1960年3月改属大南坂农场。在历来的地名中，有时写“松”，有时写“榕”，有时写“商”，最后写“上”。
  上埔村商姓开基于宋末元初，开基祖商稷，原是福清石竹（今东张镇）人，是宋朝庆元二年进士，湖南桃源知县商景春的次子。商景春之弟商景夏于宋末组织民兵抗元，失败被俘，自杀。在元军追剿下，商姓族人纷纷弃家逃亡。商景春有五个儿子，除第四子商平、第五子商世早天，长子商禹和第三子商当逃到赤礁避难，商禹于战事过后回居石竹，商当留在赤礁，分别传下长房和第三房后裔。次子商稷逃到漳浦，见县治西南鹿溪之滨一片沃土，便住下来垦荒拓土，传衍第三房后裔，建立商氏埔村，即今上埔村。上埔村商姓还分传族裔于杜浔和诏安。
  菲律宾“国太”的故乡漳浦南蔡村
  蔡姓曾是漳浦县第四大姓，蔡姓聚居的村庄分布在全县各地，有一些村名带上一个蔡字，如上蔡、下蔡、后蔡、东蔡等。有一个“南蔡”自然衬，因为受海沙浸入，田园埋没，清末已经“无社”，现在鲜为人知，而“南蔡”地名仍在，有一座桥称为南蔡桥，在霞美镇下蔡村附近，今下蔡林场界内。下蔡林场就是在久已“无社”的废墟和海边荒埔上建立起来的。其中有一处叫红墩的地方，就是南蔡自然村故址。
  1997年菲律宾世界日报登载一篇文章，说菲律宾第一共和国总统米略·阿奎纳多的祖母蔡氏，祖籍在漳浦县南蔡村。阿奎纳多于1869年3月22日出生在菲律宾甲米地省卡维特镇，父亲是农场主。阿奎纳多于1895年当选卡维泰市市长，同时秘密参加反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卡的普南”（音译，意为最高最受尊敬的菲律宾儿女协会），后成为领袖。1998年6月12日在卡维特镇发表独立宣言，98名代表在宣言上签字。1899年6月正式颁布宪法，宣告成立菲律宾共和国，翌年1月，推选阿奎纳多任总统。而那时，美国占领了菲律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于1941年攻占菲律宾，战后，美国重新占领菲律宾。经菲律宾人民不懈斗争，1946年7月4日，菲律宾宣告独立。新的菲律宾共和国政府认为，阿奎纳多在日军占领菲律宾期间曾与日军合作，因此将其逮捕，后予释放。而历史上称1898年阿奎纳多任总统的共和国为菲律宾第一共和国，他的祖母蔡氏被尊称为蔡国太。1950年，阿奎纳多被任命为国务会议成员，病逝于1964年，享寿95岁。
  “陈井”地名故事
  长桥镇割后村陈井自然村是陈姓聚居地，祖祠“凤仪堂”，门联“泉灌分支祖自同；漳中立族宗开浦。”即是说，其祖于宋末元初自泉州的同安灌口前来开基。初居官浔，后裔一部分迁今址，地名都叫“陈井”。究其源，祖居地灌口的陈井是老牌的陈井。从灌口陈井分传的，除漳浦陈井外，还有福州陈井、台湾陈井、海南岛陈井。
  陈井地名的由来有一则故事：南宋末年，同安马巷名士陈太源，抗元失败，受元兵追辑，惟恐被查出，有灭门之祸，便令四个儿子逃散分离，约定：无论逃到何处定居，都要在井栏上镌刻“陈井”字样，并以陈井为地名，以后好相认。于是，他带次子陈武和幼子陈烈逃到灌口隐居，他的长子陈文则远远地逃到海南岛，他的第三子陈英逃到漳浦濠浔（今官浔），以陈井为地名，后裔迁居今址，仍叫陈井。
  灌口是交通要道上的重镇，陈太源的次子陈武和幼子陈烈在那里传下众多后裔，建立陈井15社，分传于福州，也以陈井为地名。明末清初，灌口陈井人陈永华佐郑成功抗清，他的大批族人随之参加郑军，直到随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在台湾垦荒拓土，至今传衍族裔6万多人，嘉义县鹿草乡的陈井是其最早的聚居地之一。
  火烧埔原是林荫地
  绥安镇与旧镇镇交界处，因曾设鹿溪糖厂而热闹一时。在未设糖厂时，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曾在那里垦荒，那时，那地方是一片不毛之地，因而知识青年称它为“火烧埔”，遂成为地名。可是，它原来并非光秃秃的，而有一个风雅的地名，叫“好洲埔”。它附近有一个村庄，名大林，以原是一片林地得名，又有村名林尾（今雅化为林美）和临林（今讹音为熊林），都是因在“大林”之下得名。在未通汽车时代，人们从县城步行往旧镇，沿途被太阳晒得额热口干，大都要在那“大林”下歇息一下，感受凉风送来的清爽，因而称为“好洲埔”。解放前，由于乱砍滥伐，林木消失，徒存“大林”地名，好洲埔好景不再，知识青年以“好洲埔”的谐音送给它一个“火烧埔”的新名。现在，那一带尽是郁郁葱葱的果园，然而，“火烧埔”的地名却难以恢复为“好洲埔”。
  李仔园地名由来
  旧镇镇于1992年选址在秦溪、石桥、甘林、玉等村的中间地带“李仔园”地方设立工业园区，又于1994年增设李仔园中学，于是，李仔园成为热闹的地方。
  解放前，那地方原是一片无名荒埔，秦溪村贫农王水涨在那里披荆斩棘，开垦成园地十多亩，种上李树数百株。因在旧镇通往县城的公路边，那时又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公路破坏，汽车停驰，徒步及挑担经过那地方的行人很多。王水涨之弟赞龙，以帮其兄看管李仔园之便，在公路边搭草寮卖凉茶，供过路人止渴。过路人在草寮里喝一碗凉茶，大都要顺便休息一下，欣赏李园景色，因此，“李仔园”成为众所周知的地名。
  解放初修复抗战时破坏的公路，这条公路自漳州市区经漳浦县城、旧镇、杜浔、云霄通至诏安分水关与广东公路相接（那时盘陀岭末通公路），本来必须在旧镇下车，乘渡船过港再乘另一辆车，继续行程，解放初修复公路，在旧镇港两岸各建一座渡船码头，配备载车渡船一艘，可将汽车连同乘客渡载到对岸，继续行驶，当时认为这样已经很合理想要求。1955年7月5日，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派出一支军队进攻东山岛，被增援的解放军击退。然而由于增援部队受到旧镇港过渡的延缓，致守岛部队和群众受到一些损失。战役过后，为改变用船过渡状况，在旧镇港上方甘林溪头渡建一座木质公路桥，从桥头建一条公路至李仔园与原公路相接，并设李仔园客车停靠站，树立站标，以利行人。从此，李仔园知名度更大。虽然，那一片李仔树已改种其他果树，溪头渡桥梁也已于旧镇桥闸建成后废弃，而李仔园地名一直沿用下来。
  文史札记
  林祥瑞
  历代《漳浦县志》的纂修
  新编《漳浦县志》业已出版，全书共38卷，200多万字，卷帙浩大，内容丰富，制作精美，是漳漳浦县历来最大型的一部县志，读者在阅读新编县志时，即可知悉其编纂工作的艰巨。新县志本着古为今用的精神，清代及其以前历史资料大都采自原《漳浦县志》的记载。现将历代《漳浦县志》纂修及刊印情况略作介绍。
  一、首修于明嘉靖九年（1530年），由知县周仲主持，聘请本县进士林梅纂修，经7个月，纂修完成，全书共12卷，18个门类。刊印时，周仲请龙溪进士、广东参政林魁撰序，冠于卷首，林梅也写跋附于次。周仲，字南仲，江西吉水人，举人，嘉靖五年至十年任漳浦县知县，兴学重教，政通人和；林梅，字魁春，一字以和，号朴（璞）山，嘉靖八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郎中。
  二、再修于明万历七年（1579年），由知县朱廷益主持，聘请归休在家的本县缙绅朱天球、王应显、林偕春、林绍纂修，参照前志，重新编纂，经3个月又两天，纂修完成，全书共16篇（卷），319章，比前志更为完备，纂修完成后，朱廷益和林偕春各撰写一篇序言。朱廷益，字汝虞，号虞峰，浙江嘉兴人，进士，万历五年至十年任漳浦知县，政绩丰伟，檄为通省榜样；朱天球，字君玉，号淡庵，嘉靖二十九年进士，官至南京工部尚书，当时任南京太仆寺少卿；王应显，字惟谟，号心泉，嘉靖二十九年进士，官至南京太常寺卿；林偕春，字孚元，号警庸（今云霄县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历官翰林编修、湖广参政；林绍，号碧潭，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官至山东副使。
  三、续修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由知县王猷主持，本县儒学教谕陈所立纂修，仅1个月，续修完成，按原志续接自万历七年至此27年的史料，王猷为续志作序。王猷，字尔嘉，号在吾，浙江慈溪人，进士，嘉靖二十七年至三十三年任漳浦知县，振兴颓废，兴修学校，浦民立祠祀之；陈所立，长乐人，举人，嘉靖三十二年任漳浦县儒学教谕。
  四、重修于清康熙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1698—1699年），由知县陈汝咸主持，聘请本县缙绅林绍祖、林登虎等纂修，经10个月纂修完成，并于康熙三十九年刊行。此次进行重新编纂，全书共19卷，13个门类，内容比前志更为详备。康熙四十七年，陈汝咸将离任时，又主编续志1卷，除名宦志外，其余12个门类均续上10年的史料，全书共20卷。在初次刊行时，陈汝咸撰写序言和凡例，续编时，在凡例最末一条补述编写续志的因由。陈汝咸，字莘学，号心斋，浙江鄞县人，进士，康熙三十五年至四十七年任漳浦知县，整理赋役，兴修学校，政绩显著；林绍祖，字衣德，号丹麓，康熙三十九年进士（三十六年会试中式），官至吏部员外郎；林登虎，号剩庵，康熙八年举人，官临汾知县。
  五、续修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由知县施锡卫主持，请邑绅林喜亭纂修，经数月纂修完成。自康熙四十七年至此共177年史料，按康熙志编目、门类，另编续志2卷，使全书共22卷，刊行时，施锡卫撰写序文。施锡卫，安徽人，进士，光绪九年任漳浦知县，颇有政声；林喜亭，本县士绅，曾就教于梁峰书院，与知县斌敏有诗文相酬唱。
  六、石版刊印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由县城北街同文美记印书局刊印。当时，清代刻本已很少，书商用石版印刷刊行，扉页有“经理林藏珍”字样，其老板林垂，漳浦县城人，系书籍图册爱好者。全书最后“丛谭”载有：雷鋐（汀州人）、秦星徽（泉州人）、庄亨阳（南靖人）、李杜（海澄人）曾在漳浦寓居事迹。此史料为今本所无，似是刊印时增入。
  七、重新刊印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由福建省第五行政区专员兼漳浦县长朱熙主持，本县学界泰斗陈克仁对清末选举略作补充。朱熙为重刊本写序，县财务委员会蓝长泽等11名委员也联名发表序言，陈克仁撰写跋文，跋中首次提出漳浦“忠、孝、廉、节”四贤人。这就是我们现存的原清代《漳浦县志》的版本。朱熙，字琛甫，湖南汉寿人，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任第五行政区专员兼漳浦县长，重视振兴文化教育事业；陈克仁，字敦甫，号勿斋，光绪三十年岁贡，铨选府经历，梁峰书院改为中西小学堂，被聘为董事，人称“贡老”。
  《漳浦县志》虽经几次修订、翻印，但仍是繁体字、竖行排列的版本，而且没有标点，阅读很不方便。现漳浦县政协文史委拟编印用简化字，横排，并加以标点、校注的版本，方便广大读者，相信读者也将拭目翘首以待之。
  （合订编者按，《漳浦县志》点校本已于2004年12月出版，经点校、注释、补充，内容更丰富、详明。）
  漳浦县元魁知多少
  古代读书人在取得生员（秀才）资格后，要考取进士，必须经过三次考试：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是全省统考，中式（录取）者称为举人，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各选出一名最优者，列为该科前五名，称为“五经魁”。第一名称解元，第二至第五名称经魁，（清代称第二名经魁为“亚元”），第六名至十二名称亚魁（亚魁不是第二名，更不是“亚元”）。举人参加会试（全国会考），中式者是当然的进士（清代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会元，第二名至第十八名称为会魁；会试中式者必须参加殿试，方可成为进士。殿试也称廷试，由皇帝出题目，考后由考官选出前十名给皇帝亲自面试，并确定前十名的顺序。殿试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这前三名列为鼎甲或第一甲（第一等），称“赐进士及第”，俗称鼎甲三及第，这是科举荣誉的顶峰。第二名至若干名为第二甲，称“赐进士出身”。再以下若干名为第三甲，称“赐同进士出身”。漳浦县在明、清两代科举最为鼎盛，获得不少元魁，现简介如下。
  漳浦县获得最高荣誉是探花。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旧镇浯江（乌石）人林士章探花及第，是漳州府五个鼎甲之一，是漳浦县唯一的鼎甲及第者。林士章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其次是蔡新，殿试第四名，称传胪，官至文华殿大学士。据志书记载，漳浦县在历次会试中有十个会魁：明万历二年（1574年），林缵振第七名；绥安宪台（也是六鳌）人蔡时鼎第九名；万历八年，石榴崎溪人（原属南靖县）吴宗熹第七名，杜浔北坂人刘庭兰第十四名；万历十四年，六鳌人林茂桂第四名；万历二十六年，绥安水涵人朱一鹗第七名；天启二年（1622年），大南坂官径人戴国章第七名；崇祯十六年（1643年），绥安西湖人蔡而?第七名；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旧镇后垅大油甘林颙第三名；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大南坂下布人蔡衍诰第二名。还有崇祯元年，云霄西林人（原属漳浦县）叶绍京第十五名。
  漳浦县在历次乡试中有五个解元：明万历四年，杜浔北坂人刘庭兰；万历四十六年，大南坂官经人戴国章；天启四年，县城北街人程祥会；清乾隆元年（1736年），大南坂下布人蔡云从；乾隆十五年，赤岭石椅人蓝彩琳。获得乡试经魁者，明代有佛昙大坑人陈公相第二名，大南坂上埔人商家俊三名，霞尾刘坂刘正中第三名，佛昙港头林钟秀第三名；清代有（志书没有注明名次）赤岭人蓝陈略，赤湖赤水人陈天祚，旧镇潭仔头人林献之，旧镇白沙人陈日煜，大南坂下布人蔡开第，还有籍贯未详的陈汝舟都属经魁。此外，漳浦县还有三个武科解元：乾隆十七年，杜浔路边人陈琏；乾隆三十六年，籍贯未详的黄绍烈；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赤土水磨人陈则荣。
  上述这些元魁，遍布全县各地，他们是漳浦县在全国、全省科举中的佼佼者，为漳浦县争得荣誉。
  吕令峰与傅公河
  漳浦县城东郊有座印石山，因山上有一巨石似印而得名。印石上靠北一面两旁分别刻“吕令峰”、“傅公河”六个大字，中间刻一篇碑文，年久风化，字迹难辨。“吕令”、“傅公”是谁？“峰”、“河”在何处？碑文写什么？现据《漳浦县志》及有关史料简述如下。
  “吕令”指宋代漳浦县令吕璹。吕璹，字季玉，晋江安海人，吕惠卿之父。景祐元年（1034年）进士，授知漳浦县事。他留心治教，建学延师，教民焚燎，开地耕种，对开发漳浦作出很大的贡献。当时，有老虎咬死孩子，吕璹在虎坑岭设“虎阱”，捕捉到咬人之虎，众人以为神异（当时尚未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邑人就把虎坑岭称为吕令峰。据《漳浦县志》记载：“印山，旧址为虎坑岭。”、“虎山（即好景山），在西门外里许，与吕令峰东西相望。”虎山之东是县城，县城东郊就是印石山，由此可知，吕令峰即印石山。
  “傅公”指宋代漳浦县令傅希龙。傅希龙，字廷允，仙游人。元祐间（1086～1094年）进士，授知漳浦县事。他善政爱民，锐意文教。当时，南溪流经县南城垣下，他就在学宫（孔子庙）前开凿一条小河，连接南溪，在鹿溪涨潮时，潮水能流入泮池，为学宫增置一景。为纪念傅希龙凿河之功，称这条小河为“傅公河”，民间也称为港仔，河与南溪连接处称为港仔口，并成为村名，至今沿有。傅希龙性情耿直，不阿附权贵，任满后，即归家隐居。
  邑人为纪念这两位县令的功绩，就把“吕令峰”、“傅公河”刻在印石上。中间的碑文是傅希龙撰的《印石记》。傅希龙游印石山时，发现邑人把傅公河与昌令峰并列刻在石上，因吕璹后来官至光禄寺卿，且他的儿子吕惠卿任参知政事，为副宰相之职，傅希龙自谦，不敢与吕璹相比，就写了这篇记，文中述说开河的缘由及其对地理形胜、人文教化的影响，最后说：“因游印石，观诸公题河，过以小子对太师（尊称吕璹）墨迹，但膺愧赧，聊志于石。”傅希龙还在印石后的巨石上建一座亭子，俗称印石亭，游览者可凭栏眺望，冯虚御风，飘然欲仙。傅希龙离任后，邑人把亭命名为“遗爱亭”，并成为漳浦八景之一的“印石松风”。
  司马第与叶厝巷
  漳浦县城北街中段有条巷，因东端北侧有一座府第，称司马第，因此，巷以“司马”得名，称司马巷；县城西街南段准提室巷内南侧有条叶厝巷，其南端直冲尚书府后围墙，北端与准提室巷交汇，且直冲对面陈我峰府，因此筑一段高而窄的照壁，遮住巷口，倍添神秘感。然而，分处县城东西两隅的司马第与叶厝巷却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
  叶厝巷，顾名思义是居住着叶姓人家，并蕃衍城南一带，与北隅的林姓构成县城“南叶北林”的格局。明景泰、成化间，叶穆、叶谐兄弟俱登仕途，使叶姓更为昌盛发达。叶穆，字式文，明景泰四年（1453年）举人，授山西汾州知州，执法不阿，因而得罪上司，改调吉州。吉州地处黄河东岸，近壶口，土地贫瘠，文化落后，他到任后，立即兴办学校，赈济饥民，百姓感戴恩德。升直隶河间府同知，三年考绩后，已无心仕进，就致仕归家，居住在叶厝巷内，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至清代，其后裔出了个侍卫，也曾显赫一时。小小的叶厝巷有三道巷头门，晨昏定时启闭，至今，巷中居民尚能传述当年繁盛的景况。
  北街的司马第是谁的府第？为何名为“司马”，却鲜为人知。叶谐于成化十六年岁贡，官至同知。他早先读书业儒，几次参加乡试，均名落孙山。当时，社会崇信堪舆（风水地理），蔚然成风，他即与好友涂纯到江西赣州府拜师，学习堪舆术。涂纯心急求成，两年后即归家，适逢新路林氏欲在城北卧牛山修祖茔，被聘为师。叶谐三年学成回乡，艺超涂纯，也被新路林聘为师，两人相辅相成，俱出了名，也发了财。叶谐在北街东侧近城垣处建一座宅第。他岁贡后，官至府的同知，其职务相当于唐代郡的司马，明、清时，府同知别称为“司马”，所以，叶谐的府第就被称为司马第。司马第几易其主，今已拆除，惟余司马巷作为历史的遗迹。
  探花林士章在漳州的故居
  林士章，字德斐，号璧东，漳浦乌石（今旧镇浯江村）人，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探花及第，历官翰林院编修，两京国子监祭酒，经筵讲官，翰林院侍读学士，国史副总裁，礼部左、右侍郎，南京礼部尚书，御赐“忠爱”匾额，名闻遐迩，世称“林探花”、“林尚书”、“林忠爱公”。
  林士章在乌石的故居于清代毁于兵灾，其祖祠海云家庙（乌石大厅）以规制宏伟壮观而著称。他当官后，建府第在县城南隅城隍庙西侧，称尚书府（初建时应称为“探花府”），也是尽人皆晓的。然而，明万历九年五月，林士章致仕归家，即在潭州城东北的长桥建造“小坞”以度晚年，却鲜为人知。这个“小坞”，《漳州府志》、《龙溪县志》载为“长桥土城”。据林士章墓志铭载：“公故居邑城，厌其喧嚣，乃卜郡郊东北之长桥，风气淑美，相而乐之，因筑小坞其间，为池、梁、台、榭，可以游观，潮汐往来，林木映带，居然一名胜地。”
  长桥在漳州城北十里，并成为附近一带的地名，桥东有桥头村。林士章择地在桥头村西离长桥一里的溪边坡地筑城而居。所谓“小坞”、“土城”，其实，既不小，也非用土筑成，而是占地数十亩的大石城。自万历九年（1581年）开工，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历时十三年才全部建成。其间，在桥头设墟，称长桥墟或桥头墟。这是漳州府最大的私家城堡。现自东至西北的城墙已拆毁，东南至西的二百多米城墙和南、西两城门尚保存完好。城墙高四至六米，有小溪绕护，绿榕成荫，南门、西门均有石匾额，分别为“迎台门”和“孚兑门”，万历十九年，建成城墙，林士章亲自题写门匾，至今保存完好。南门外跨溪筑一座单拱大石桥，风姿古朴。城中原有尚书府第、官厅已经改建，书院、花园等仅存遗址，十几列厢房完好无损，石庭砖厅，整齐洁净。城中并有神祠一座，至今尚为村民崇祀。相传，林士章曾题城门对联上联：“楼门前，万顷田，子孙得地，”有一丐仙乞酒喝，醉对下联：“花影下，一壶酒，凡事由天。”传为佳话。
  长桥城现称楼内社，属龙文区朝阳镇桥头村。城中尚有林士章后裔近十户，其余大部分村民为清代黄公台（海澄公黄梧）后裔。清初，战乱频冗，长桥城坚固可守，黄梧带兵进住，其后裔即在此衍居。至今，村民们都能叙述林尚书建城和黄公台征战的故事。
  卢吏部与“天官”坊
  明代，漳浦出了不少名人，卢维祯就是其中之一。卢维祯，字司典，号瑞峰，居县城后沟巷，祖籍锦屿（竹屿）。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初授太常博士，历官吏部郎中、大理寺卿、工部右侍郎、户部左侍郎。因为他在吏部任职时间长、权力大，所以人们都称他为卢吏部。
  吏部居朝廷六部之首，其顺序为吏、户、礼、兵、刑、工。这是从周代的“六官”演变而来，周代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所以，吏部也称天官。吏部设有稽勋、验封、考功、文选4个清吏司，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封勋等事务。卢维祯自隆庆五年（1571年）至万历十一年（1583年），任过吏部验封司、考功司、文选司主事，升稽勋司、考功司员外郎，再升验封司、考功司、文选司郎中，遍历4个司，历时13年。这是当初隆庆皇帝命授给清要之官的特殊恩宠，史无前例。因此，在漳浦县城北门外官道上建“天官”坊表，以示荣宠。
  吏部文选司郎中官阶虽只有正五品，但权力最大，深受人们的钦羡，凡任逮个官职者都立坊褒荣。漳州府还有长泰县人戴时宗也任过文选司郎中，所以也在其县城建“天卿”坊。因为“六官”也称“六卿”，所以“天卿”、“天官”同为吏部的别称。卢维祯的“天官”坊闻名遐迩，不仅是其隆恩显荣，更主要是“天官”这两个擘窠大字的书法笔力雄健，风格独特。每字约长65厘米、宽50厘米。“天”字笔划刚直道劲，“官”字下部“目”的左边一竖有如一根擎天大柱，其近下端右侧，有两条长10多厘米、宽各1厘米、相距0.5厘米的飞白，且两飞白中间又有两处相通，阳刚之中兼带轻柔。由于书法的奇特，非同凡俗，所以民间传说此碑字是一位乞食仙用甘蔗粕醮墨写就的，神乎其神。其实，明代是我国文化发展全盛时期，整体的文化素质较高，书法水平也都很高，载于《书学史》的明代书法家就有360多人，其中不乏善书大字者，且有不少人专练题写各种衙署额书和碑坊巨匾。卢维祯欲立“天官”坊，献字者一定不少，因而从中选取最能体现天威赫赫的字来刻匾，以至成为传世墨宝，这也是必然的事。坊以人立，人以坊传。尽管卢维祯后来升任工部右侍郎，并在北门内建“司空三锡”坊表，而最终官至户部左侍郎，人们却没有称他卢侍郎或少司空、少司徒等部级副长官的称呼，而是仍称他为卢吏部，一直至今；民间也因“天官”、“吏部”而编造出卢维祯曾任吏部尚书的故事。这些都是直接受到“天官”坊表的影响。
  “天官”坊的书法人见人赞，从坊下经过的人都不禁驻足仰首瞻赏。民国初期，县城北街同文美记书局曾拓印“天官”匾，改横写为竖写，并用石印版印刷，裱成条幅出售，此拓本也许尚有人珍藏；而“天官”坊今已无存，据说拆毁时石匾跌下断为两块，至今下落不明。或许这稀世墨宝的原碑刻或拓本有日能重现世上，再为人们共赏。
  李唐桥与卢维祯耕读处
  李唐桥在长桥乡割后陈井村。陈井古称东庄，村前有一座花山，山下有一条桃溪，是岩前溪（棕口溪）的北源，溪上横跨一座大石桥，共4拱，其中2拱为引桥。每拱有3条石板，桥板长6米，宽55厘米左右。桥头竖立一块石碑，刻“李唐桥”三个大字。碑高160厘米，宽66厘米，字为楷书，每字长45厘米，宽40厘米，笔法遒劲丰润。碑两旁各有一行署款，左为“邑丞武夷游大辉立”，右为“郡丞建安真绍祖书”，右上有“×××重建”字样，这是我县少见的古桥碑刻。
  旧《漳浦县志》有关桥梁的记述没有提到李唐桥，而在古迹“桃溪精舍”却有记载：“桃溪精舍，在东庄洞口，宋郡丞建安真绍祖碑刻‘李唐桥’三大字其上，明时为侍郎卢维祯耕读处。”这记载把桥与精舍混谈，但明确提到桥碑题刻年代是宋代，附近有桃溪精舍，明代的卢维祯曾在此耕读。后代称前代，习惯把该代皇帝的姓氏冠在朝代之上，如李唐、赵宋、朱明等等。桥名“李唐”，顾名思义，应是唐代的古桥，这比南宋时漳州郡守傅伯成从漳州到漳浦建三十五桥更早。足见唐宋时，此处为郡邑交通要道。
  桃溪精舍未知建于何时？何人所建？精舍本指书斋、学舍，集生徒讲学之所；后也称僧、道居住或讲道说法之所，这里指前者。明万历间，县人户部左侍郎卢维祯致仕后，常在此隐居、讲学，故称为“耕读处”。当时，吏部左侍郎杨时乔等极力推荐卢维祯出任辅臣，他却甘于寂寞，在此安度晚年。
  桃溪精舍今已倾废无存，而李唐桥遗迹犹历历可辨，它给研究唐、宋桥梁建筑和我县境内古道变迁提供可贵的实物资料。
  “魁星”石刻与林春斋
  漳浦县城西湖公园碑林中，有一显眼的“魁”字石刻，上端刻有赞词。这“魁”字写得很别致，左边“鬼”字象鬼形，右边“斗”字象北斗七星，这两个象形文字组成一“魁”字。
  这“魁”表示什么？“魁”象征北斗。魁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也被称为主宰文章兴衰的神，后世建奎星阁崇祀。“魁星”神象的头部象鬼形；一脚向后翘起，如“魁”字的大弯钩：一手捧“斗”，如“魁”字中间的“斗”字；一手执笔，意谓用笔点定中式人的姓名。由此可知，西湖公园碑林“魁”字的石刻就是象形“魁星”。
  我国古代读书人在学塾和家中都雕象崇祀“魁星”，尊称为“魁星爷”。他们梦寐以求，有朝一日能魁星高照，魁星爷把朱笔往自己名上一点，就能录上秀才，考上举人，中式进士。这充分体现崇信命运和“学而优则仕”的社会心态。
  “魁星”石刻上端有一段林春斋写的赞词：“林春斋赞曰：尔何名耶？非字非画，异态异形。吾不知谁之子，尽道文运之精。运帝车兮酌元气，锡瑶光兮耀王绳。浑天得之而文明天下，傅说得之而辅相武丁。我发尔秘，尔显吾灵。屈伸精萃之堂，舞蹈敬一之亭。兆九重之梦寐，圆惟肖之丹青。史臣占之奏曰：天开文运，贤俊汇征。”末有“明万历二十八年冬刻”的字样。
  林春斋名楚，字德春，号春斋，别号玄谷老人，乌石人。他是探花林士章的堂兄，堂兄弟俩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同科中式举人，林春斋时已50岁，魁星爷的朱笔在他的名上点得太迟，且也仅点这一次而已。翌年，林士章殿试第一甲第三名，探花及第，而这一科，漳州府其他数十名应试举子全部落第，“魁星爷”有点不公平，独照林士章一人，使其成为漳浦唯一的、也是漳州府第四个鼎甲三及第。林春斋官至广东雷州府通判，学问渊博，是明代理学名家，并被誉为士林领袖。万历十七年（1589年）逝世，他的四女婿刘霖为撰《春斋林先生行状》。万历四十三年被崇祀为漳浦县乡贤。他的著作甚丰，载于省、府、县志书的《艺文志》。
  “魁星”原刻于湖西乡后溪村山中巨石上，此地应是文士读书、隐居之处。镌刻“魁星”时，林春斋已逝世11年。
  薛士彦墓表文与沈起津
  旧镇甘霖村西北有座小小的岐山，山西坡有一座灰质坟墓，面朝西南，鹿溪流出旗鼓山隙迎面而来，从左边绕过，墓虽不大，但颇得山水之胜。墓下山坡尽处的田坎上有一巨石，竖立如镜，上面刻成一座石碑形状，碑上刻小篆6行，共58字，署名“丹诏生鹤沈起津题”。岐山坟墓主人是谁？诏安人沈起津为何在此题刻碑文？这碑文与墓有何关系？
  经查询得知，当地人称此墓为“薛厝（氏）墓”，山下有地名官塘潭，墓主人是明代布政薛士彦。薛士彦，字道誉，号钦宇，县城北郊罗山大路塔人。万历八年（1580年）进士，官至广西右布政使、云南左布政使。致仕后，在家讲学。明亡后，隐居山林，卒于清顺治初年，故仅以灰质坟墓简葬。他与诏安人沈鈇于万历元年（1573年）同科中式举人，两人既是同年，又是好友。
  沈鈇，字继扬，号介庵，诏安三都人，万历二年联捷进士，官至九江知府。归休后，他热心家乡公益事业，万历二十四年和三十八年，两次倡建、重修诏安东溪桥，为民造福，诏安人士讴歌其功德。时任广西右布政使的薛士彦为撰《东溪石桥碑记》，文中说：“介庵公以癸酉同袍，清风亮节，楚粤著声。居乡训子弟，戒童仆，毫无侵损子民。创文昌阁，置漏泽园，建三清观，修港头路，种种善绩，邑人士将尸祝俎豆于万年。”赞扬沈鈇的功绩。沈起津，字承筏，号生鹤，沈鈇第四子。天启五年（1625年）进士，任池州府推官。年少时，曾就学于薛士彦，得益匪浅。崇祯七年（1634年），其父沈鈇卷入地方宗派纠纷，被朝廷判处死刑，薛士彦多方营救无效，悲痛万分。沈起津对年伯、老师薛士彦深感恩德，薛士彦死后，为撰《墓表文》，刻于其墓前石上。沈起津是一位著名书画家，碑文书法古朴瑰丽，小篆多用别体，较难解读，当地人称为“天书”。现据《漳浦历代碑刻》所载，全文如下：“鼎如规，录各砥。映而照，鉴之莹。朝而峙，见之世。历百千万劫，我不知其纪。噫！嗟乎！其星斗之降而化气，而口紫薇氏之所苟孕口我。丹诏生鹤沈起津题。”因时已改朝换代，故文章隐晦含蓄，意蕴深奥，且也不署明年号。
  清顺治五年四月，沈起津率诏安、平和民众反清，攻打漳浦县城南门，随被击退。回诏安后，隐居深山终老。他的书画入神品，世人视为珍宝。
  上埔石佛与商进士
  县城南郊有个上埔村，为商姓聚居地，与聚居在蒲野赤桧村的范姓齐名，因聚居地较集中，且县境内同姓者较少，并称“孤商独范”。上埔出了不少科举人才，最著名的是进士商文昭，被尊称为“进士祖”；上埔又有一尊石雕佛像，据传是商进士带回的，商姓视为珍宝。
  商文昭，号任宇，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授广东高要知县，三年考绩为最，擢南京刑部主事，迁员外郎、郎中，升江西南安知府。不久，辞官归隐，带回石佛，为上埔族人供奉。石佛为半卧的布袋和尚雕像，露胸坦腹，笑口常开。其正面腹部刻有题辞：“放下杖囊，伸脚终日。两眸齐闭，六用都寂。寂不为身，动不为人。天作时雨，山川出云。”署名“弟子林希极盥手拜书”。林希极，未知何许人。腰带上刻“万历四十七年福州工匠李民造”。明确记载雕像的时间与工匠的籍贯、姓氏。此石佛是一件宝贵的文物，可惜的是，于1989年8月中旬丢失，上埔人深感痛失去一宝。
  商文昭晚年颇好佛。万历末，族人商为标舍地于县城东郊麦园埔建九云庵，商文昭与当时在家休闲的左副都御史王志道常至庵中，二人均为庵院题匾额，商题：“海藏祗园”；王题：“净华妙云”。据传，东罗岩的石佛“悟相”也是商文昭带回的。这些好佛的表现与他退隐山林的情怀、逃时遁世的心境是一致的。
  明亡，商文昭也郁郁而终，葬于七都铜鼓石下风山湖。时值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年号“弘光”，其墓碑刻“弘光元年（1645年）”，墓碑尚存于漳诏高速公路天福服务区内。商文昭登进士后，迁居县城，建府第在兴教寺路口西侧，地址原称“武营”，即县实验幼儿园处，称商进士府，今已拆除。
  商文昭的孙商为楷，崇祯三年（1630年）举人；曾孙商及超，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举人，亚元，均未仕，能以诗礼传其家。裔孙商必达，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举人，授金山盐大使，曾参修《漳州府志》。
  溪东古迹与丹山张氏
  灶山亦称丹山，西麓有开山根、梅坞等古迹，村居密布，古称丹山十八寨（村社），有塔行、苕溪、丹溪三座塔，人文繁盛。居民皆姓张，出了张若化、若仲（称“丹山二先生）”、若俶三兄弟，张若仲为漳浦县“忠、孝、廉、节”四贤人中“廉”的典型。
  旧《漳浦县志》古迹篇载：“开山根，在七都溪东保，有堑深五、六尺，相传元时以是山有王气，可出圣人，遣使凿断其脉，泉喷出如血，俗名开龙根，山下有圣人穴”；“梅坞，在七都溪东保灶山之麓，古有太正山人者，不知何代人，隐居于此，名氏无可考，石壁上镌字尚存。”；“开山根”是地壳剧烈活动造成的断裂，古人借“风水”来解释，并衍生出“圣人穴”；“梅坞”两大字为楷隶，古朴苍奇，每字80厘米见方，边款为“太玉山人口明叔书。”第五字缺，有明显凿毁的痕迹（“太玉”《通志》作“大王”，《府志》作“太玉”，《县志》作“太正”）。近处有一宋代建筑遗址，据推应为宋末元初高士隐居之处。据《古今人物别名索引》载：“南宋俞德邻，号太玉山人”。俞德邻，字宗大，号大迂山人，太玉山人，嘉兴人。咸淳九年（1273年）进士，宋亡不仕，遁迹以终。他的著作《佩韦斋辑闻》于元皇庆元年（1312年）刊行，福建建阳人熊禾为其作序。熊禾，咸淳十年进士，授宁武州司户参军，与俞德邻交情颇深，宋亡亦不仕，教授乡里以终。元时，俞德邻是否至福建隐居，“梅坞”是否其隐居处并题字刻石，有待查考。
  丹山原有溪东张和古致张，分别称为“丹溪”和“丹山”两个宗支。丹溪张氏于清朝雍、乾间随翰林张先跻移居旧镇，溪东一带遂为古致张衍居，而原溪东张氏的祖祠堂存。
  张若化，字雨玉，号苍峦，家在丹山古致顶村，青年时，曾师事黄道周。崇祯九年（1634年），中式第十一名举人。后进京会试没有登第，适遇黄道周向皇帝进言而被囚于大理寺监狱，他改装成仆人，冒险入狱中探望黄道周，并为之传递消息。南明隆武时，征召为江西监察御史，赴任数月，乞请归休，在家隐居40年。子士楷，字端卿，号小越，克承父志，不去应试，在闪园（今称闪门）架崖为屋，精研理学，被称为“理学布衣”。
  张若仲，字声玉，号次峦，自幼与兄同窗读书。崇祯九年中式第七名举人；崇祯十三年登进士，授益府长史。明亡后，不仕清朝，与兄隐居山村，乡人十分敬重他，称为“圣人”，至今尚有不少“圣迹”，如水吼坑的圣人松、系在腰间的圣人玉印（柴刀枷）等等。
  张若俶，字郎玉，号稚峦，被称为“三老爹仔”。明时庠生，明亡后，与两兄偕隐。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藩之乱起，漳州府宁洋县儒学缺教师，他借此机会受聘为宁洋教谕。不久，归家闲居。
  今古致村张氏兄弟读书处“耒绂山房”和张士楷在闪门架屋巨石上刻的对联：“盘回丹岭顽仙洞，削立青天大隐屏”的遗址尚存。后人因上联有“顽仙洞”，误认为是仙人葛洪修炼处，所以在崖石下构筑“仙祖庙”，其实，“顽仙”是张士楷的自况，而下联的“大隐屏”正说明此地是大贤隐居之所。
  漳浦县的“九十九”
  漳浦县民间流传着许多“九十九”的俗谚，老漳浦谈起这些，如数家珍，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有山、水、社、桥四个“九十九”：“梁山九十九尖（峰），鹿溪九十九斡（湾），县城九十九社（土地庙），沟仔尾桥九十九板（桥板）”。
  梁山有几座山峰？旧日《漳浦县志》载：“梁山为邑之案，总九十九峰”。梁山绵亘在县南7个乡镇场境内，从地图上点数，大小山峰80多座，说“九十九峰”并不过分。然而，人们经常看到的仅是沿县城至盘陀路上视野所及的10多座山峰而已。梁山有莲花、狮子、金刚、力士、双髻、长剑、七星、八柱、观日、临海、晋亭、青阁、金光、爵目等26座主要山峰，其中以金刚峰最为著名，成为漳浦的象征。故俗语说：“外出的漳浦人三天看不见金刚山，心里就不自在。”
  鹿溪有九十九湾吗？鹿溪流经10个乡镇场，若把干、支流的大小溪湾都计算，恐怕也能凑及此数。然而，所说的“湾”，实际是指从石榴镇梅西坟庵到旧镇镇石柄铳城的溪湾，有墓庵湾、九曲湾、鹿溪桥湾、柘港湾、峰山湾、英山湾、徐坑湾、绕江湾、水光岩湾、秦溪湾、百丈石湾、宫前湾、铳城湾等，共有20多处。沿溪村落密布，居民藉以航运、捕鱼、养殖，溪湾与民生息息相关。
  为什么说县城有九十九社？这由县城有九十九座土地公庙而来。“社”古代指土地神，与称为“稷”的谷神并称“社稷”，成为国家的代称。“社”又指土地神祠，俗称土地公庙，并标明“某某社”，社社不同名。每一个民居角落或村落都有土地庙，“社”就成为角落或村落的代称，这就是农村自然村至今尚称为“社”的由来。
  县城准提室巷内有一个特殊的土地庙，称双头庙，庙中一墙隔开，两面都开庙门，分祀两尊土地神，向北的称双福社，向南的称智择里社。民间由此而有“县城建不成一百座土地庙，只能用九十九座庙祀一百尊土地公”的传说。至于县城是否真有九十九个土地庙，也就不必拘泥于此数而深究。县城现存土地庙约39座，废庙约38座，合祀3座，约共80座，说有“九十九座”并非空穴来风。其中有社名者59座，以城南（包括绥安、港仔口、南门）最多，有34座，有绥南15社，南门18社及蚬埕巷1社。现存土地庙绝大部分都保留社名，如军营顶的君荣境社，东街的保极坊社，北街的海岳钟灵社，西街打锡巷的仙云社，木屐街的万钟境社，下尾巷底的厚美社，五凤桥（南门桥）头的五凤社，沟仔尾的古美社等等。其名称均具当地街巷的特色，如古美是沟仔尾的雅化。
  如果说上述三个九十九仅是约略之数，而“沟仔尾桥九十九板”确是实实在在，毫不虚夸。沟仔尾桥在南门外古美社后，本名乾桥。旧《漳浦县志》载：“乾桥，在五凤桥南半里，长二百丈，万历五年（1577年），僧宗源募建。”万历十一年，知县王命爵重修，增高桥基二、三尺，邑绅林梓为撰《重修乾桥记》。
  顾名思义，沟仔尾是水沟之末。从王顶处有水沟通至此，形成一个大水塘，石板桥就从水塘通过。全桥共25拱，每拱4条桥板，其中南端第8拱只有3板，全桥共有九十九条桥板。距乾桥南端50米处，另有一桥，其规制与乾桥相仿，七拱28条石板桥，应是乾桥的延续。乾是八卦之一，属阳爻，象征阳性或刚健，含有自强不息之意；又阳爻为九，九九为八十一，而不是九十九，故桥板之数未明何意。也许与上述三个“九十九”同样形容百以内数的“最多”。乾又是干，“乾桥”意为陆桥，如大桥两端在陆地上的引桥，也许此桥并非从溪流上经过，仅在浅塘或水田上跨越，属于陆桥，故也称为乾桥。
  此外，漳浦县尚有许多的“九十九”在民间广泛流传，无论其虚与实，都体现出漳浦人对乡土的热爱。
  紫薇书院 誉满闽粤
  明朝嘉靖至万历间，漳浦县科举最为鼎盛，自嘉靖八年（1529年）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的91年中，举行31科会试，漳浦中式进士98人，其中有10人（包括1名广东人）就读于乌石紫薇书院，尤其是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乌石人林士章探花及第，漳浦学界在福建占尽风流，紫薇书院也誉满闽粤。
  林士章能够一举即中探花，并非偶然，这与乌石林氏家族良好的文化氛围和优美的学习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林士章中式探花之前，父兄辈中就已有进士3人、举人7人、科举仕宦共14人，涌现了“三凤齐鸣”、“五桂联芳”，乌石林氏已是本县望族。
  紫薇馆俗称顶围，明弘治、正德间，乌石八世林环建，他重视对子弟的培养，在顶围设学，族内子弟均来就学。林环于正德十一年逝世，广东参政、龙溪白石人林魁为撰墓志铭。其长子林玑，继承父业，与从兄弟林泉、林黼、林竦等共襄义举，致力办学，并开辟山中石洞为读书处。后来，林玑的儿子林成纲中式举人，任广东香山知县，归休后，在家主持紫薇书院；理学名家林一阳、林楚（号春斋）也亲到书院讲课、指导，使士子学业精进，紫薇书院声誉更加远播省内外。
  紫薇石洞在紫薇峰下，林木掩映，泉石清奇，大江来潮，曲径通幽。从洞右侧两石夹缝中拾级而登，进入洞内，豁然开朗，爽气沁人。洞后以石砌为壁，有小石门通向洞外。嘉靖三十年（1551年），县丞林文相雅慕乌石，畅游紫薇山，特在洞中石壁上题刻“紫薇洞”三个擘窠大字，洞也因此而得名。天启五年（1625年）十二月，县人刘衡到乌石瞻观紫薇书院，在紫薇洞右边大石上镌刻《乌石山中读书科甲题名有铭》，以示敬仰。在此读书成名者共17人（《题名录》漏2人），其中有进士10人，紫薇书院不只培养了乌石进士林功懋、林策、林一新、林士章、林士宏、林汝诏，举人林一初、林一阳、林成纲、林楚、林士旅，还培养了本县县郊宪台（也是六鳌人）进士蔡时鼎、六鳌进士林茂桂、刘坂进士刘霖。更可贵的是广东省的士子也纷纷慕名前来就读，他们是饶平进士黄琮、潮州举人黄文炳、揭阳举人张凤翼，张凤翼之弟、秀才张鸣梧也来就读，他们学成回家时，林春斋写一篇《四贤归潮序》赠送他们，并冀以重望。紫薇书院为本乡、本县和省外培养如此众多的杰出人才，这在省内外极为少见。
  黄琮后来官至福建省左布政使，他对紫薇书院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任职期间，旧地重游，写下《题紫薇山》诗一首，刻碑立于紫薇洞旁，中有：“昔我东游紫薇山，紫薇花开红日斓。主人延我紫薇馆，回然伦空荡尘寰”等诗句。
  紫薇馆今已倾废，在荔林中仅能觅其遗址。紫薇洞、科甲题名石和黄琮诗碑尚保存完好，到此旅游观光者对这誉满闽粤的历史文物，莫不一览为快。
  漫话得仙桥
  得仙桥在县城南门外1公里处，横跨鹿溪，俗名涂桥。古时，桥的下游不远处有一道水陂，名涂陂，因而桥也以“涂”为名，地名称涂桥头。得仙桥于1975年治理鹿溪时拆除，在桥的上游30米处建一座鹿溪桥闸，交通、灌溉两用，利国利民，得仙桥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得仙桥为8拱大石桥，每拱5条大石板，桥全长近50米，宽约2.5米。明、清4次修建：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知县黄应举重建；明崇祯元年（1628年），知县陈元钦重修；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知县陈汝咸重修；清乾隆五年（1740年），知县长庚重建。今鹿溪桥闸北端竖立3道石碑，分别为明万历、崇祯和清乾隆时的修桥碑记，碑于治理溪道时挖出，据说尚有1道未挖出，或许就是康熙时的修桥碑。
  据碑刻记载，万历三十七年是重建，那么，桥始建于何时？原来此处本是一条鹿溪小支流，溪上早就有桥。鹿溪主溪道从梅林流来，直奔西宸岭下的石厝邪，经西湖、西水门、南门五凤桥、港仔口，东流与东溪汇合，转折流向炉尾、鹿溪桥社而流过旗鼓山峡。后来，溪流改道，大部分溪水流经此处，小溪变宽，万历间才重建较大的石桥，并立“得仙桥碑”纪念。
  明崇祯重修，知县陈元钦题疏，疏文中说：“窃闻乘舆以济，国桥蒙诮于当年；鞭石而成，祖龙贻讥于后禩。乃知徒杠与梁，王者所亟；而九月十月，仁者必循。今南门外得仙桥，创自先朝，路当孔道。维棠一再修筑，而乃旋复崩颓。倾圯有年，未经缮治。木同沟断，无复驾水之长虹；石类碑沉，不睹横空之金?。解鞍无苏子，徒存两岸绿杨；吹箫少玉人，空负满桥明月。问渡者起临河之叹，褰裳者怀濡轨之虞。盈盈衣带，迥同银汉之迢遥；湛湛长波，若隔蓬莱之清浅。似兹急务，所当必兴。第工费浩繁，非独力所能任；而府藏若洗，又非公帑所能支。告尔民，量力协助。以民间之财，成民间之务，谅众仁所乐从；以见在之德，作见在之果，亦智者所不靳。我为尔倡，尔为我终。如有愿心，同登兹疏。特谕”。陈元钦带头捐俸十两，乡宦蔡思充、刘行义、蔡宗禹、詹于忠、林采、吴启蒙、陈镳、吴廷 、游禹图、文三俊、张国经等俱踊跃捐资，修建得仙桥。
  清康熙三十七年又再重修，知县陈汝咸倡修。大约此次把桥址往上游迁移，并立石碑纪念，今碑已不存在。
  再经42年，溪水又渐移桥外，冲决堤岸，“跨溪半枯，查架断岸。俯瞰狂澜，行人侧足。”于是，乾隆五年进行重建，“长视溪而溢焉，于昔桥倍宏坦坚致。”规模比前更宏伟，此即拆除前的大石桥重建。翰林院检讨、邑人李实黄为撰《邑侯长公重建得仙桥碑记并铭》，歌颂知县长庚建桥的功绩。其铭文为：“谁谓溪平，洪涛九折。谁谓溪险，中流可截。长虹亘岸，灵犀隐穴。允矣人功，能填地缺。陋哉济溱，脱辀是悦。勒此宏规，用贻来哲。”
  自漳浦大桥建成后，国道324线已不经过鹿溪桥闸，得仙桥经历数百年沧桑，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今非昔比，现在横跨鹿溪已有10多座桥或桥闸，其规模和建桥技术已非当年得仙桥所可比拟。
  漫话“清、慎、勤”石刻
  佛昙小学校园里的榕树下，有块“清、慎、勤”石刻，署名“朱熙”，字为楷体，端正刚健。石刻虽近在大道之旁，然而校园并非专供游览之所，所以知者甚少。
  朱熙，字琛甫，湖南省汉寿县人。民国23年至26年（1934—1937年）任福建省第五行政督察区专员兼漳浦县长，当时，专员公署就设在漳浦县城。朱熙在任职期间，比较注重办实事和进行地方建设，一上任即“除陋习、却私谢、止卖委、定差费”。他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如各地设办小学，翻印《漳浦县志》，举行第五行政区体育运动大会，辟建印石山为中山公园，开设施医所等等，颇有政声。
  “清、慎、勤”这句话出自宋代吕本中著的《官箴》。“清”指廉洁；“慎”指谨慎、严格要求自己；“勤”指勤劳、尽力、勤于治政。吕本中，字居仁，号东莱先生，寿州（今安徽凤台）人。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进士，官中书舍人兼侍讲，权直学士院。因中书省称紫薇省，故世称“吕紫薇”。他著有《官箴》、《东莱诗集》、《紫薇诗话》等。“箴”是劝告、规戒的意思。也是用以规戒他人或自己的一种文体。《官箴》一书是居官格言，开头即揭示“清、慎、勤”三字，作为当官的法则。清康熙皇帝对此箴言十分赞赏，御书“清、慎、勤”三大字，刻石赐内外百官，以为训示，足见此箴言在古代的影响。朱熙以此箴言自勉，并题刻在佛昙桥头莲山巨石上，引以训戒诸官员。
  朱熙在漳浦的题字刻石尚有：县城东郊印石山的“忠、孝、廉、节”，旧镇海屋的“磐石”等，署名“汉寿朱熙”。印石山原有宋代知县傅希龙建的亭子，称“遗爱亭”，年久倾圯。印石山开辟为公园时，县人为纪念朱熙，就在遗爱亭旧址重建一亭，名为“汉寿亭”，俗称印石亭，至今犹存。
  梁麓胜迹“别有天”
  梁山金刚峰北麓有不少名胜古迹，著名的有清泉岩、永清堡和蔡新故居，游客络绎不绝。然而，近处尚有胜境“别有天”，因地处幽谷而无人问津。
  “别有天”在大南坂农场下楼作业区墓后自然村南的山涧中。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县城西湖村蔡而煜为避靖南王耿精忠的叛乱，携家定居下布（墓后社附近一带地名），他的孙、礼部侍郎蔡世远，曾孙、大学士蔡新俱成为一代名人。
  蔡而煜初至下布，常流连于古刹清泉岩，他写下《游清泉岩》诗：“支筇来古刹，一望起秋阴。咫尺登高路，相邀载酒寻。”但佛寺香客沓杂，毕竟不是养静之所，于是，有意另辟幽居。康熙十四年，他在所居村附近山涧中，寻得一幽静之境，十分高兴，命名为“别有天”，并作诗抒怀：“我从卜居得此境，水石清幽天下奇”。从此，他苦心经营，“别有天”成为可供栖息的山居别业。康熙四十年，蔡世远撰写《别有天记》，记中说：“从蛰龙潭至疏璃洞约八九百步，其中阁二，洞二，小池一，池连洞者三，石似门者三，泉滴于石不绝若线者一，石壁碪〓戴草者二，游必半日方竟”。记述其中有蛰龙潭、夹流亭、戴石阁、喷珠池、大洞天、琉璃洞、小瀑布、石井等胜概，并说确是一处隐居、读研的胜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蔡世远的第五子蔡长汭，孙蔡本林继续营造，筑“水石居”书屋，有楼、有亭、有重轩、有曲径，花木掩映成趣，景色更为优美。
  “别有天”久已荒废，当地人讹传为“六公子”玩乐处。现涧边尚遗存“鸢飞鱼跃”、“砭俗”、“石室”等数处摩崖石刻，其近处尚有明万历八年（1580年）刻的《朱、姚二侯宪断石碑存证》摩崖碑记。别有天的洞、台、泉、石极为幽邃清奇，若加以整建修复，将成为一处不可多得的旅游景点，定会倍受游客的青睐。
  古寨的独脚对联
  大南坂农场梧陂作业区的林厝，有一座小寨堡，寨门左边刻一上联，右边空白，这就是漳浦县独一无二的独脚对联石刻。民间曾流传有关独脚对联的传说。
  据说清代大学士蔡新的第六子，俗称六公子，因厌倦了官家府第的生活，就在金刚峰下林厝村后建一座城堡式的别墅，既可避暑，又可观赏金刚峰秀色和坑壑的瀑布。过了不久，他嫌自然景色太单调，就挖空心思来开开心。在六月大农忙季节，诓骗农民到金刚峰顶看戏，而且每人可以从中抓一大把银元。果真有些轻信的人，爬到山顶，只见几个蔡家家丁在那里敲锣打鼓，哪有什么演戏的；所谓抓一大把银元，只是用两支手指伸入窄口的小陶罐里夹铜钱，每人只能夹一次，实际上只能夹出一个铜钱。大家知道受骗了，无可奈何悻悻地下山。这时，六公子却坐在别墅中看俏神，遥望那些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的样子，实在开心极了。然而，六公子还不满足于此，他要装装斯文，拿一些读书人来开心，于是，就在别墅的门上写了一幅对联的上联，扬言有谁能对出下联，就给白银一千两。可是，读书人对六公子是闻而生畏，望而却步，有谁敢来对对联、邻赏银呢？所以，至今没有人对出下联。
  传说毕竟是传说。这幅独脚联确实刻在小寨堡的大门左边，上联是”人和地利天时顺”。门右边空白着，留着给人对下联。门上石匾刻“永安寨”三个大字，旁边小字是“雍正十二年孟春重修”。永安寨始建于何时，无人知晓，从石刻的字迹来看，题额与对联出于同一个人的笔迹，同是重修时所刻，其时，六公子尚未出生，显然，独脚联与六公子毫无关系。
  雍正间，社会比较安定，所以，对联上首是歌颂国家升平的景象，很通俗，在盛行写诗词、对对联的清代是不难对出下联的。为什么至今尚是独脚联呢？也许永安寨地处深山密林中，起初，没有人愿意去对对联；后来，时过境迁，谁也没有兴致去对它了。至于，当时为什么要出这个独脚联让人对下联，这却是两百多年来未解之谜。
  浦史两个葛仙人
  中国古代好谈神仙，漳浦也不例外。神仙原于道教，且多与名山有缘。原《漳浦县志》有不少关于神仙的记载，而且涉及两个葛仙人。摘录如下：
  “灶山，层峦叠嶂，高数百仞，周环四十里，上多怪石，有仙足迹、石棋盘、石碾、丹灶，多产石兰、黄精，相传为抱朴子炼丹处，亦称丹山。”“梁山，有峰曰晋亭，晋葛洪居之。山之麓为盘陀溪，宋仙人白玉蟾从梁山下水，疑即此也。”“丹灶，在七都灶山，葛洪炼丹处也，是地多产石兰、黄精，先辈诗云：灶冷烟寒雪满山，葛洪归去有馀丹，于今此地多芳草，处处花开玉干兰。”等等，仙迹宛然。上述的葛洪、抱朴子是同一个人；白玉蟾也姓葛，名长庚，他们都是历史上著名人物。
  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句容（今江苏镇江市西南）人，东晋道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术家。曾为谘议参军，晋元帝时，赐爵关内侯，后官至散骑常侍。后来，听说交趾出产丹砂，就求为勾漏（今广西北流县东北）令，到广州后，就去罗浮山炼丹，后卒于山中，时年81岁，罗浮山也被道教称为“第七洞天”。葛洪把道家教理与儒家的名教纲常思想相结合，以神仙养生为内，以儒术应世为外，提出以“玄”为自然的始祖，被列为道教灵宝派的传人。他的著作有《抱朴子内外篇》、《肘后备急方》、《神仙传》。这些著作俱收载《四库全书》。
  葛长庚，字如晦、白叟，号海琼子、白玉蟾，福建闽清人（一说海南琼州人），南宋道教理论家。他能诗赋，善书画，博学多才，后因任侠杀人，上武夷山当道士。嘉定间，征召赴阙，命馆太乙宫，赐号紫清真人。后又浪迹闽粤各地，年仅36岁而卒。他吸取佛教禅宗及宋儒理学思想入道，是道教全真道南宗教旨的实际创立者。他的著作有《道德宝章》、《武夷集》等。
  古代把在山中修道、炼丹的人称为“仙”，并加以神化，描绘成能呼风唤雨、霞举飞升的神仙。其实，如葛洪、葛长庚（白玉蟾）等都是有学问、有成就的历史名人，不同于一些荒诞的人物，我们在读史时应加以甄别。
  漳浦四中校园对联集萃
  洪俊哲
  1985年国庆及中秋双节联
  大中华一展鸿图迎国庆
  南海峡三思佳节应团圆
  1987年9月开学联
  青竹为秋一代贤才在此
  浦南育秀百十园丁求春
   1988年春月开学联
  问春风从来可曾误桃李
  是生命到此哪能简襟期
  1988年9月4日开学联
  求知有门当思学以载道
  问心无愧谁能大矣为入
   1989年元旦联
  三元初肇再来激扬后进
  一旦努力何须眺望前途
  1989年春节漳浦四中书画展联
  迎新春看书画风骚在此
  有斯民集纸笔精华如何
  1989年7月6日学校中考考点联
  夏日冬霜八载有谁能知
  春风大道今朝让我一试
  1989年秋开学联
  山前有路
  学海无边
  1989年国庆节联
  四十年风云弹指一挥去
  十一亿尧舜引吭高歌来
  1989年第二届金秋文赛《百草园》联
  1989年除夕-1990年春节期间校门联
  1990年夏季中考联
  才情广大有金秋气
  愿冬天过客前途顺利
  岁月如流含辛八载诚以正
  尔雅文章叩百草园
  祝春日归人身体健康
  风云际会投笔一试慨而慷
  1991年元旦联
  开门见山桃园春也将至
  教书育人我辈义不容辞
  1991年3月4日开学联
  十二年重说羊的故事
  一辈子请惜这样春天
  校门侧联
  再争朝夕
  又见师生
  1991年国庆联
  1991年11月29日漳浦四中第九届校运会联
  1993年中秋节联
  再回首艰难岁月恍如昨
  十踊跃学成义无反顾
  越风雨入此山追求什么
  重放眼永生星旗焕在天
  再冲刺可以决一雌雄
  为将来缘过去试看何如
  1994年夏季中考联
   涉学海青春有种扬帆到
  山河不旧永葆园丁风气
  1995年春开学联
  望彼岸壮志无边任我酬
  日月常新再贻学子青春
  校门侧联
  启智兴邦
  成才利国
  1999年春开学联
  敬事业精诚取正道
  爱家国慷慨得高风
  2000年5月15日贺漳浦四中东环路开通联
  群强协作心连盛
  万福依归道达元（此联句之前、后各缀一教师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