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忆项南同志漳浦行
  黄步翔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项南同志，在福建省任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多次莅临漳浦检查指导工作。十多年来，漳浦人民沿着项南同志指引的念好“山海经”方向大踏步前进。开垦荒山荒坡，扩种果树；围海造地，发展海水养殖，一改过去贫困县的面貌，跃居全国水果、水产大县。如今，项南同志已离开人世二周年了，但他那亲切的音容，开拓的气魄，敏捷的思路，廉洁的作风，给漳浦干部、群众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一）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刚刚到福建上任的项南同志，第一次下乡时，就到漳浦调查研究。陪同前来的有省委常委温秀山，地委书记刘秉仁等诸位领导同志。当时，由于“左”的影响，漳浦还很穷。全县有一百多万亩秃头山，有五十多万亩浅水海滩待开发。人民群众收入水平很低，农民纯收入人年均只有六十五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县委从实际出发，调整了生产方针，首先把粮食抓上去后，接着考虑向山向海发展，山上发展林、果、竹，海上发展鱼、虾、贝，耕地主攻粮、油、糖，加上办好工业，让人民群众迅速富裕起来。并把这一设想制作了一个电控规划图。项南同志边听汇报边看图，一目了然。他立即肯定地说：“你们的想法提得好，你们是在干着一个伟大事业。今后，在保证粮食稳定增产的前提下，就是要向新的领域进军，向山进军、向海进军，这样才能较快的发展。福建地少人多，这个历史状况短时间内改变不了。因此，对粮食生产一定不能松懈，但领导的注意力要放在抓新的发展领域方面”。
  项南同志此来十分关心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当听到“牡蛎包产到户后发展很快，未承包前，社员为了争工分，把海蛎敲光了，资源受到破坏，承包之后，社员积极性高了，台风把放牡蛎的石头刮倒了，立即被社员扶起来。荔枝未承包前光开花不结果，承包之后，生产就上去了。水田迟包下去，冬季小麦减产了”，这些鲜明对比的情况汇报后，项书记高兴起来，鼓掌说：“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过去我们常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就是说社会主义能比资本主义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可我们干了二十年了，就不如人家发展快，怎能算是社会主义呢？现在，象你们这样搞法，生产力一定会很快发展上去，将来一定会超过资本主义。所以，我说你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受此教育和鼓舞，漳浦县委立即召开生产队长以上的万人大会，全面落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于当年“八一”立下了开发山坡地，种果二百万株的“军令状”，实施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开发，分户经营办法，提供资金、种苗、技术等服务，在全县迅速掀起了一个向山向海进军的新高潮。
  （二）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五日，项南同志在省委常委温秀山、龙溪地区副专员黄长茂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再次到漳浦检查工作。这一年，漳浦的山海开发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山区的顶马甘蔗示范场建立了水果品种实验基地，在海边的竹屿盐场（原化工厂）建立了对虾育苗基地，并在省农行的大力支持下，建设了10个集体所有制林场，绿化了百万亩荒山。项南同志一行直奔顶马场实地检查，并在那里探索水果基地的发展方向。参加检查工作的同志就基地是办场还是办公司争论不下，办场（办厂）属生产型、办公司属生意型，项书记都不同意。他问我：“黄步翔，你懂不懂托拉斯，托拉斯就是跨国集团公司。”我说：“不懂，国内目前还不够通俗，我看基地还是叫做中心好”。项南同志思想开拓，思路敏捷，现场提笔亲自设计，把基地命名为漳浦县花果中心，并迅速地写出中心的宗旨：产供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权责利一元化，科研、推广、生产相结合。把贸工农体系定了位，把科研摆上了首位。同时，还为花果中心亲自设计了一个大门，横额是：“漳浦县花果中心”；对联是：“念好山海经，黄土变成金”。右边粉墙写上中心宗旨，左边粉墙划了一个花果山远景图。项书记要求县委在三年内把中心办起来，并当场题词，希望花果中心做到：四时有不谢之花，常年有不缺之果。
  在汇报工作中，我们对没有完成“军令状”种果任务，荔枝树只种了120万株，又旱死了30多万株，还被讽刺为“大炮”的情况如实向省委作了检查。项南同志立即说：“孙中山先生在号召国民推翻帝制时，不是也被人称为‘孙大炮’吗？大炮总比机关枪好，要干的人总比不干的人好。漳浦种了那么多的果树，是实炮不是空炮，要分清‘军令状’的功过是非，要正确对待敢说敢干的干部。你们不是要作检查，而是要受奖励。”项南同志一席话，大大鼓舞我们坚定了山海开发的信心，把我们思想进一步解放过来，提高到一个更深的层次。并于当年九月、十月先后建设起花果中心和水产开发中心。推动了全县山海开发的第二个高潮。
  （三）
  一九八五年六月六日，项南同志在当时的省委常委贾庆林（后为福建省委书记，现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市委书记张文良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又一次到漳浦视察。这时的漳浦大地生机勃勃，一片繁荣景象，满山遍野林果成荫，“蓝色牧场”碧海连片。花果中心在龙山建设一个水果品种园，一幢中心大楼（内设展览厅、专家室、储存库、加工厂）和一座望果亭，品种园引进了广东荔枝、泰国石榴、台湾杨桃等优良品种；三大海湾、二百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开发了万亩对虾池，发展和恢复了“古雷扇贝”、“霞美牡蛎”、“六鳌紫菜”、“佛昙鲻鱼”等各具特色的五个水产养殖基地。水产开发中心，8000多立方米水体的对虾育苗池配套齐全，动工兴建专家楼、千吨冷冻厂和千亩对虾基地。聘请专家育苗，引进台湾草虾等优良品种。全县山海开发已初具规模。
  项南同志此行，对山对海作了全面检查。在望果亭上，对山峦起伏，一望无际的果树，心情特别舒畅（尔后，还为望果亭题匾），在展览室了解优良品种，欣赏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郑思远的“龙溪漳浦行，调寄忆江南”的诗词：
  闽南好，景色胜江南。六月荔枝红似火，秋来蕉叶绿荫繁，豪气满江山。
  创业好，万马齐共奔。鹿澳模式顶马路，争分夺秒志凌云，歌颁拓荒人。
  当天下午，项南同志有意地安排游览了名胜古迹赵家堡，项书记说：“这座宋城是全国少有，香港有个假宋城，漳浦有个真宋城，一定要保护整修好，这里距海边只有8公里，可以搞游泳区，添上游艇，把经济特区的客人引进来。”并亲自题词：“赵家堡里赵家人，富国富民带头人”。启发我们开发第三产业。
  通过多次的调查研究，当天晚上，项南同志亲自接见了漳浦县委台湾工作部全体同志和外经等涉外部门负责同志，项书记说：“漳浦是一个开放县，开放的意思就是要把我们的东西打出去，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引进来，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要有外汇，所以要打出去。你们漳浦什么能打出去，石头、对虾、石斑鱼、罐头、蔬菜等能打出去。漳浦离台湾近，离高雄更近，省委给你们一个任务，要发挥优势，通过渔民在海上与台湾搞小额贸易往来，把台湾的一些先进技术和水果、水产、花卉、蔬菜等的优良品种引进来，只做不说，不登报、不宣传”。深夜，项书记亲自召集县委常委、副县长两套工作班子进行分工。漳浦县委坚决执行省委提出的这一伟大任务。书记抓山、副书记抓海，县长抓对台小额贸易和引进，把山海开发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因此，八十年代后漳浦的对台小额贸易和引进居全省之最，为建设闽台农业合作示范基地起了一个好头。加上引进一批世界银行山海开发贷款，在全县迅速形成向山向海进军的第三个高潮。
  （四）
  项南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年年亲自到漳浦视察，前后共六次，直至最后离开前，还带着新上任的省委书记陈光毅同志到漳浦“交班”。
  项南同志工作深入实际，每次下乡都轻车简从，乘坐一辆中巴士，把随从人员、新闻记者和当地领导统统叫到一辆车子上，边走边看边议边汇报。面对面领导，解决实际问题。他那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不图形式，不摆架子的为人，给我们下面工作的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生活作风俭朴，要求严谨，三餐坚持“四菜一汤”，不得超标。省里有个别同志不适应鱼鲜，宾馆多加了一道素食，就受到指责。刚投产不久的“闽燕”啤酒，拿出来品尝，他喝了一杯，还带头交了一角钱。有次到一个农场检查工作，当地干部花钱买水果，挨了一顿批评。
  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爱憎分明。对于那些忠诚党的事业，埋头苦干，立志改革的拓荒者，不仅敢于支持和爱护，而且“永远想在拓荒者中当一名小卒”。对于那些不干工作，不动脑筋，不作改革，四面讨好，妒贤忌能，挑剔诬告者，敢于大喝一声“不许诬告”。
  在项南同志和省委的亲切关怀爱护下，漳浦干部、群众精神振奋，开拓进取，在短短的六、七年间，山海开发已取得了显著成果。水果面积扩种了8.5万亩，水产养殖增加9万亩，其中：对虾面积从187亩，扩大至38500亩，为长江以南之最。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上升到403元。水果种植面积达到48.9万亩，现在已硕果累累，产量35.4万吨，居全国百强县的二十四位，水产养殖面积发展到27.1万亩，水产品产量25.5万吨，居全国百强县的第十五位，引进台资企业为全省最多，闽省海峡两岸首次花博会会场设在漳浦。
  漳浦念“山海经”的成功之路，为项南同志树立了一座有形无言的丰碑。
  参加革命队伍 解放漳浦
  郑光星
  初踏征程
  为了保存党的有生力量，1949年4月初，厦门市工委提出“下乡打游击。迎接解放军南下”，把一批已暴露身份的在校地下党员转移到农村发挥作用，化整为零地防止国民党的破坏和不必要的牺牲。因此，党组织决定首批疏散几位厦大学生和省立厦门中学闽西南党支部主要成员赵孟如和我离开厦门，到闽南地委参加游击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没几天，赵孟如老师就找我传达党组织关于离校奔赴游击区的路线、时间、地点和注意事项，并指定我的跟踪对象是赵老师。翌日早晨八点，我作学生打扮，带着简单行李和干粮，自个儿提前到了码头附近等着，一声长笛把我的视线转移到远处的海面上，一艘载货的外国大轮船正缓缓地从我眼前驶过，船尾的水翻起滚滚的浪花，还有两只“海豚”在船边时起时伏地互相追逐着，这时我伫立在岸边的空地上，左右顾盼，发现右边一小队国民党宪兵在巡逻，向码头靠近，引起我的警觉，转移到隐蔽处避过了宪兵的视线。一艘客轮正向码头停靠，不一会儿，旅客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走到码头走廊，赵老师也从远处向码头靠近。客轮响起一声汽笛，在向旅客们示意做好上船准备。旅客们在码头候船处经国民党军警验证后，走下台阶，争先恐后的上船。此时我控制着既激动也有点紧张的情绪，随人流向前挪动，前头赵老师已验证过关，我也出示学生证，经检查上了船。轮船上二个水手，一个开船一个收票。我刚上船坐稳，船就开了，离岸不远客轮就加速前进，终于顺利地离开厦门。十五分钟后，已到嵩屿码头岸边，待赵老师登岸有段距离后，我才跟着上岸，悄悄地跟着赵老师上了车。开车后，沿途上下车各站都有全副武装的蒋军士兵上车检查并盘问。到了漳州车站，虽没有再遇到国民党军警的盘查，但我仍然警惕地向周围观望和盯准赵老师的举动。下车后已是中午，赵老师走到旧桥头的一家小饭店吃饭，我与他互不打招呼，各吃各的。饭后赵老师继续赶路，我也在后跟着，不到一支香时间的路程，我发现不止是赵老师和我，前后还有零星几个人走在同一个方向，也在赶路，向山区挺进。走了大半天还没有走出敌占区，但天已快黑了，又不敢往村庄走。这时，有个人向我们示意，带我们到村外隐蔽处休息，他自个儿进村联系，事后才知道他是程溪工作团的交通员，是负贵接应我们的。不久，交通员和接头户为我们带来开水，并领着我们到村外不远的一个山洞过夜，山洞很宽畅，大约有七八平方米，地上已铺着稻草，足够住下我们这支小队伍。接头户为我们定下规矩：白天不准出洞，黑夜要轮流放哨，并和交通员定下了接头的暗号。我们遂各自解开行装，利用自带的干粮做晚餐。当天晚上，交通员又来对我们说：“明天白天不行军。因为还有几位同志没有到，也要等隔天夜晚找机会才能安全通过炮楼”。大家折腾一天，很疲倦，躺下便睡着了。
  游击生活
  清早，接头户送来早饭。饭后，交通员许昭明同志为我们讲了一些夜行军必须掌握的要领和注意的事项，如怎样互传口令，怎样联络，发现敌情怎样隐蔽和疏散，万一暴露了怎么办？通过交流，大家都有了充分的心理和应变准备。这时厦大学生已到齐，安排了行军次序：交通员带队领头，郑元在后掩护，赵孟如、罗春、颜明、丁丁、吴志诚和我居中。许昭明又一一叮嘱了相关的注意事项，鼓励大家过好关键性的这一天。夜幕来临，已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有利时机，许昭明一声令下：“出发！”大家按照事先安排，一个紧接一个。通过一段山区小道的夜行军，已经望不见后头村庄的灯光，却看到前方不远处有灯光的闪烁。交通员提醒道：“准备通过敌人的“炮楼（碉堡）”。他领我们向左拐，朝长满茅草处摸黑前进，当队伍全通过一片松树林时，从身后传来敌人哼着京剧小调的声音。这时，交通员从前头传话过来，继续赶路，加快步伐，尽快地脱离危险地带。到天刚亮时，已接近进入游击区范围，可以白天赶路。大家用过干粮，休息片刻，经过持续的爬山越岭急行军，黄昏前就到达了游击队所在地三坪革命老根据地。大家卸下背包，喜气洋洋地和游击队同志们逐个握手、会了师、聚了餐。
  翌日，游击队负责人张亚挞同志派员护送。我们又开始了前往闽南地委机关的急行军。在往闽南地委机关的行军路上，有一溪涧，涧不宽、水不深，涧中满是小卵石和大石头，我们大家就下涧逆流而上，或涉水而行，或在石头上跳跃向前，据说从涧中走可不留痕迹，让敌人弄不清我们的去向。在涧中还看到有几位身着黑衫裤的游击队战士，背着军需品，边走边说说笑笑，经过一天艰巨的跋涉，终于在黄昏抵达了地委机关。那时由主持工作的卢叨同志热情接见我们。
  当时地委机关在四面环山又非常隐蔽的山沟里。这个小天地，是利用山里的木、竹、茅草搭盖起来的既简陋又配套的草寮群。从此我们就过着有组织、有纪律的集体生活，既学习又参加各种锻炼。由于不能暴露目标，炊事员同志就坚持每日天亮前和黄昏后烧好饭。我们这班新入伍的同志，每天除吃两顿饭与休息外。其余时间就是安排有序的理论学习，看地委机关出版的前哨报、写个人心得体会：进行军事训练、开展文娱活动，期间还参加过新战士入党宣誓。我们在白区入党没有参加过宣誓的党员也参加了。经过一个月的整训后，大家服从组织上的派遣、分配到靖和浦县工委安排到各工作团，正式走上了革命征途。
  工作团活动
  我先分配在何清标工作团，工作范围是平和的欧寮和南靖的小龙溪一带。后来又调到许金全工作团，工作范围是石榴的田寮、长兴和梅林一带。当时县工委给工作团的任务是按各工作团的工作地域范围，充分发动群众，培养骨干和我们联系，巩固老区革命根据地，向外围发展游击区的关系户，依靠他们提供线索，向地主官僚派粮筹款和军需品，为壮大游击队伍筹足粮草和经费，逐步扩大游击区。我们的工作方式是白天在革命根据地宣传党的政策，动员老区革命人民继续发扬根据地的优良传统，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有时白天敌情清楚，可以白天活动就白天活动。记得革命群众给我们可靠的情报，得知小龙溪的白军换防，我们工作团就利用白军调防空隙之机，于进圩场找地主保长筹粮派款的同时，找到贫雇农发展了红点户。但以往大多是在夜间才有活动，尽量不与敌人相遇，遇到敌情，能打过对方就打，打不赢就不打无把握的战。到漳浦县解放前夕，两个工作团把游击区扩展到刈后和梅林一带（距县城分别为10公里和4公里）。这时在靖和浦县工委领导和部署下，各工作团开展了对伪职人员进行投诚起义、弃暗投明、立功授奖的有关政策教育，起到了对南浦和石榴区署的国民党官兵分化瓦解的作用，愿意与国民党决裂，服从共产党领导，和我们工作团达成协议，和平解放了小龙溪、石榴坂。随后，于9月中旬，各工作团集中石榴，研究解放漳浦县城。1949年9月19日漳州解放，国民党漳浦县长翁化清潜逃，警察武装人员撤离县城退驻溪南。在这样县城空虚的有利时机，在我独立大队武装力量去解放官浔、长桥未归的情况下，各工作团领导根据靖和浦县工委的统一部署精神决定通过溪南、城关地下党组织进一步对国民党县党部、警察开展政治攻势，抓紧达成和平解放协议。接受放下武器，投诚起义，警察武装暂驻溪南待命。
  解放漳浦县城
  1949年9月23日，各工作团全体成员（除分工留守石榴、南浦外），从石榴坂出发，由起义人员吴金龙带路，向县城进军。当时行军队伍有的用自行车载，有的步行，路过梅东、梅西、直达县城西门进城。虽然同志们都十分警觉，手紧握枪柄，子弹上膛待候，却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和设障，也没有发出一枪一弹，顺利地通过城内街道，当进入有条石铺砌的西大街南端，只看到街道两旁的店门、店窗，有的开着做买卖，有的闭门从窗口探出头来观望，街头上两旁围观者多是小孩。队伍从准堤室巷口拐进不上几十米，见到一座旧祠堂，大门左旁挂着“漳浦县商会”的牌子，大家走进大门，一直往大厅列队坐下。当时就座的有何清标、杨和文、许金全、陈国俊、赵孟如、肖岱、郑星光、罗春、吴志诚、蔡国才、林田税、郑元、颜明等近二十位同志，漳浦县地方维护委员会负责人徐晓峰先生出面会见我们，他在讲话中代表国民党县党部、政府双方，宣布起义投诚，欢迎靖和浦县工委各工作团接管漳浦。这一天真是漳浦和平解放日。
  当天下午三时左右，就是我们工作团同志们进城约半个时辰，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某团参谋长由革命群众带路找到工作团负责人，传达部队首长指示：“部队到达县城外围就地休息，是否需要兵力？”工作团负责人回答：“不用，漳浦已宣布和平解放。”随后，我们就送别参谋长离开县城率部队往南继续行军。当天晚餐住宿在原“社会服务处。”
  1949年9月24～27日，各工作团在闽南支队吴扬、独立大队柯永麟的领导下，分工办理了由独立大队武装继续控制敌情、社情，维持县城治安；由闽南支队负责在兴教广场举行伪警察局弃暗投明、缴枪投诚仪式的任务；抽出各工作团的有关人员，筹备召开庆祝漳浦县解放大会。
  9月28日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在原漳浦中学礼堂胜利会师，并留影纪念，可以说是解放后第一次干部大会。
  10月1日，漳浦县人民政府成立，从厦门地下党来的同志分别安排在政府、公安、文教、妇联等部门工作。我分配在县支前办事处，由于当时人员尚未配齐，工作不能开展，在这段时间，受人民政府的派遣，我和肖岱、郑元等三人组成接管组，负责漳浦中学、道周高中的接管工作，开展学校旧档案的移交和工作人员、财产的登记造册。在边接管边宣传人民政府的接管政策和有关规定的同时，和学校的领导教职员工一起开展文娱活动，教唱革命歌曲和学跳扭秧歌。一直到学校复课，教学上轨道，我们才离开学校走上各自的岗位。
  1949年11月，县支前办事处机构虽然已经健全，但开展工作的条件非常差，新的基层政权尚未建立，明处敌人看不见，但隐藏的敌人没有停止破坏活动。财政又困难，公路沿线有些地段是土匪出没之地，记得有一次，我和吴金龙、吴茂昌三人带着二支美式步枪，一把左轮到玳瑁村发动群众修路，串不到几户人家，遇到二区区委书记李文率区中队人马包围一个匪窝。李文说明敌情后，我们就投入这次的战斗，一直坚持到抓拿了徐植卿匪首的部下归案才结束战斗。还有一次在杜浔段尖石岭上遇到一股散匪在枪劫。我们发动附近村在田间劳动的群众共同抓拿土匪，由于土匪分散逃走，结果抓到一个土匪送交区公所惩办。我们就是本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积极配合当地革命武装，走遍沿线各地村庄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口号是“消灭反动派残余势力。支前修好路，支援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翻身做主人”。就这样把沿线两旁的贫苦农民发动起来，自带干粮和修路工具抢修公路，通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奋战，修通了漳浦界内北从马口南到北旗的简便公路，并完成了漳州～漳浦段的胜利通车。这对支援厦门、解放东山发挥了巨大作用。
  关于陈文平和陈焕彬的历史材料
  李松辉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在内蒙古自治区营盘湾煤矿就业当职工。1969年9月，福建省三位干部，为调查干部历史问题，不远万里，从福州到内蒙古，通过公安厅劳改局矿部联系来找我，要我写20份材料，其中最重要的是涉及中共“叛徒”问题的两份材料，一份是关于福建省民政厅副厅长陈文平的，一份是关于漳浦县旧镇中心小学教员陈焕彬的。事关重要，我以负责任的态度，认真谨慎，实事求是地，就我与这两人接触的经过及所知情况详细交代。那三位调查组干部在煤矿住三十多天，一面审阅我写的材料，一面与我交谈，一直到我交代清楚写完材料，他们才满意地回福建。
  1971年8月，我由内蒙古煤矿遣散回漳浦，得知陈文平在“文化大革命”时，曾由省下放漳浦劳动，后来，经福建省委审查确认并非叛徒，恢复公职，直至离休，在福州安度晚年。又得知，陈焕彬也得平反，恢复教职，办理退休。联想到他两人的平反，与我在内蒙时所提供的材料有关。回忆往事，不胜感慨，不妨将实际情况记述于下，以供参考。
  一、关于陈文平的问题
  陈文平，诏安县城人，长期在闽粤边区乌山一带打游击，曾任中共闽南特委，解放初在漳州任专员公署副专员，后调任福建省民政厅副厅长。“文化大革命”时，被揭发检举“解放前当闽南特委时，为保存自己实力，排斥异已，暗中私通国民党军政人员，危害革命”定为叛徒。福建省派出的调查组知道陈文平在乌山打游击时，我在诏安当国民党警察局长、因此到内蒙向我了解情况。我在交代材料中写明：当时，共产党的游击队盘据在诏安、平和、云霄三县交界处的乌山，四出活动，声势浩大。国民党当局惶惶不安，福建省政府、保安司令部先后调派省保安第二团上校团长陈言廉、保安第一团少将团长胡季宽，率领全团，并调动诏、云、和三县自卫队兵力，共一千多人，长期驻防乌山周围，多次进行“围剿”。在指挥官胡季宽和第五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王笑峰召开的“剿匪会议”上，发动一次最大规模的“清剿”——“诏云和党政军警民联合大围剿”，诏安县长钟日兴、国民兵团副团长张冠雄、三青团千事长徐际明、书记沈步青、党部秘书张茂章、县政府军事科长皮世同、警察局长李松辉等都率带县自卫队、警察及其他地方武力参加以省保安团为主的“联合大行动”，助长声势。但乌山游击队灵活机动，避而不战，尽管国民党的队伍进行搜山，根本无法削弱游击队力量，而且游击队力量反而日益壮大。
  抗战胜利后，国共重庆谈判破裂。国民党千方百计企图消灭共产党，密令各省、地区、县设立“特种会报”机构，由当地党、政、军、警、三青团、参议会头子组成，在政府内设“特种会报秘书室”，由军统或中统特务担任秘书，主持“特种会报”事务。诏安县“特种会报”由县长钟日兴任主席，成员有县政府主任秘书李旭东、军事科长林春风、警察局长李松辉，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许以仁、秘书许茂章，三青团诏安分团干事长徐际明、书记沈步青，议长沈淮三、副议长吴名世、特种会报秘书（军统人员）陈思明等11人。每月开会一次，会后设宴，款由“戡乱委员会”向各乡镇摊派。会议主要任务是针对乌山游击队和陈文平。“特种会报”有特殊权力，捕到共产党或游击队嫌疑犯，可以不通过司法程序，也不必经过军法审判，只在会议上作出“将人犯某某交由自卫队运用”的决议，即由军事科长面谕自卫中队长把人犯秘密押到山野僻处予以枪毙，回报“犯人押送途中企图脱逃，被乱枪击毙”了事。
  诏安“特种会报”会议讨论通过一个重要议案，要对乌山游击队施行“剿抚兼施”手段，派军事科长林春风到乌山与陈文平当面谈判，企图将乌山游击队收编为县的一个自卫中队，委任陈文平为中队长，划太平、大布、秀篆、官陂一带乡村归其驻防，负责维持治安，官兵粮饷给养由县政府按自卫中队标准按月发给。林春风接受任务后，选择吉日上乌山找到陈文平，回来后告诉我，他受到陈文平酒宴招待，但陈文平拒绝受编，而是客气地送他下山。陈文平写一封《致诏安父老》信，托林春风带交议长沈淮三等地方绅士。这事，林春风首先报告县长钟日兴和议长沈淮三。钟县长即召开“特种会报”会议，林春风在会上报告上山会谈情况，传阅陈文平的信。信中尽说革命大道理，痛骂国民党背信弃议，祸国殃民，只字不谈受编之事。与会成员阅信后，面面相觑。
  “围剿”乌山游击队屡次失败，诱降又不成，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采取拘捕陈文平家属迫降的办法。1946年6月的一天，诏安县长钟日兴接到“剿匪指挥官”胡季宽密令：“着即拘押住在诏安县城的陈文平家属全家大小送来公田。”钟县长批交我办，我即派巡官杨杰率警会同保长，到陈文平家里，把他母亲沈凤鸣、妻沈瑶玲、女陈丽娟、妹陈雪华、兄陈文琪、嫂郑玉娇、侄陈炳辉等男女老幼共7人拘押到警察局，在警察局拘留所关了一夜，第二天派警押解到官陂，交自卫中队长张志鸿，转解乌山公田，交保安第一团第二营收押。他们在公田被关禁，受尽折磨、迫害、两个月后再押到小溪保安第一团团部，交指挥官胡季宽。胡季宽使用手段，分别审讯，威胁利诱，企图以人质迫陈文平下山“自新”，但不能得逞。陈文平的家属被关在小溪警察所一段时间，解送南靖，寄押在龙溪中心监狱（抗战时从漳州内迁南靖的），最后解回诏安县警察局，我请示钟县长同意，将他们交保释放。他们共被关押一年多，出狱时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一家相抱痛哭。然而，国民党对家属的残酷迫害，丝毫不能动摇陈文平的革命意志。
  国民党想尽办法，企图消灭乌山游击队，一计不成，一计又起。1947年4月的一天，钟县长打电话叫我去，我一到县长室，看见三青团干事长徐际明和书记沈步青已先在那里。钟县长对我说：“潜入游击队当交通员的青年团团员沈成发来密报，陈文平等五人在湖内龙充山炭窑内，叫沈成发来县城拿报纸，约他今晚送去，这是围捕陈文平的绝妙机会。”经一番商量后，决定由我与沈成发见面，共商行动方案。
  我遵照办理，于傍晚派刑警队长张祖成率带便衣警察20名，由沈成发带路，赶到湖内龙充山围捕。翌晨，张成祖回来报告，说：“昨晚11时，我们赶到湖内龙充山，可能由于我们走路时手电简的亮光被察觉，还来不及对炭窑布好包围阵势，即被游击队发现，开枪射来，走在前头的刑警陈秋良被击中腿部，随即双方开枪互击，我们击毙游击队员一名，缴获土驳壳枪一支，油印宣传品一批，内有陈云讲话《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手册，有林永通名字的练习薄一本，陈文平等人已转移。”沈成发不识死者姓名，报说击毙的是交通员林永通，这消息在诏安《青年报》发表。事后获悉，死者是游击队庶务长张大学，不是林永通。
  我在内蒙时，如实将以上情况向福建派去的调查组干部报告，写出陈文平不屈不挠，坚持革命的事实，证明陈文平绝对没有私通国民党军政人员。
  二、关于陈焕彬的问题
  陈焕彬，漳浦县白沙村人，在漳州福建省立龙溪中学求学时，与同村人陈江水同时加入共产党，毕业后在旧镇中心小学当教员。
  1949年1月，漳浦县长黄清淮接到专员公署特种会报秘书室密电：“共产党员陈江水、陈焕彬现在旧镇中心小学当教员，请即拘解讯办。”黄县长批“交李局长办。”（就是交我办、我已于1948年调回漳浦任警察局长）。翌晨，我即派刑警队长蔡介英率带刑警前往拘捕，随后，我感到案情重大，也骑自行车前往旧镇。蔡介英向我报告：“只逮到陈焕彬一人，搜到毛泽东著作《实践论》一本，陈江水被脱逃。”蔡介英将陈焕彬押到县城，关在刑警队队部（设在通府巷王姓祠堂“植槐堂”），我面谕蔡介英好为看管，候捕到陈江水，一并解送专署讯办。
  陈焕彬的父亲拜托“国大代表”陈志谟向黄县长和我说情，以为陈焕彬若被解送专署，恐怕会被暗杀掉。陈志谟、黄清淮与我都属陈达元一帮人关系，志谟坚持要设法搭救陈焕彬，要我想办法。我再三考虑后拟议，由我签呈县长，说陈焕彬患重病，急需保外就医，可以交保随传随到，候捕到陈江水，一齐解漳州讯办。黄县长同意我的拟议，即批准，着陈焕彬取保就医。他获释后，仍在原校当教员。我知道陈江水（改名陈述）已上山打游击，肯定无法抓到，不了了之。
  事隔三十多年，福建派出调查组到内蒙找我，说根据检举材料，陈焕极被警察局扣押时，供出革命同志名单，致使革命同志受到危害，所以将陈焕彬当叛徒处理，要我写材料。其实，我扣押陈焕彬是奉令扣押，案属专署特种会报秘书（军统特务）陈庆元掌握，用不着我审讯，既是国大代表陈志谟向黄县长和我说情，便以患重病保外就医为理由将其交保释放，专署特种会报秘书陈庆元那里，自有陈志谟疏通。我确实没有对陈焕彬审讯，陈焕彬确实没有向我供出革命名单。我任漳浦警察局长时，除奉令拘捕陈江水（未获）和陈焕彬以外，并无拘捕其他任何共产党人。调查组相信我交代的情况，证实陈焕彬没有危害革命，不是叛徒。
  几次革命战斗的回忆
  林建德口述 高聿占整理
  （林建德同志，漳浦县六整镇下寮村人，现年78岁。1948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二纵39军116师348团2营7连当战士、班长。参加过“辽沈”、“平津”等战役及渡江南下。在抗美援潮战争中，立过特等功、大功、三等功数次，在战斗中负过伤。1953年退伍回乡，任鳌南乡副乡长，“坑（内）六（整）公路”民工队长、党支部书记，深土、六鳌粮站，水产站负责人。1979年离休。1995年创办六整延寿水产养殖场，任场长。）
  一、打锦州攻沈阳
  锦州是东北通向关内的咽喉，是“北宁线上”的枢纽。锦州又是座古城，有外城内城，城垣2米多厚，城外有10米宽，2米多深的护城河。蒋军在城内外构筑无数碉堡，鹿砦，工事可谓密如蜂房，城防固若金汤。
  1948年9月12至29日，我军肃清了锦州外围之敌后，接着阻击了蒋军的“东进兵团”，消灭了“西进兵团”，把锦州守敌团团围得插翅难飞。10月14日中午11点，总攻开始，“炮纵”的炮群万炮齐发，半个小时的炮击，锦州内外城墙及防御工事几乎被夷为平地。冲锋号一响，我军像潮水漫过轰塌的城垣，涌进城内。一进城立即与敌人展开巷战，一条条大街小巷，一座座工厂楼房进行争夺，战斗十分剧烈。在巷战中敌我双方建制都打乱了，后来以三人为战斗小组，指战员凭勇敢机智与敌人厮杀。
  当时，我端着一支冲锋枪、冲进一座五、六层高大楼，我身后跟着连长和数位战友，一进楼便遭到守敌阻击，有几位战友挂彩倒下。我和战友们以冲锋枪射击，并将手榴弹投向敌人，敌人有的被击毙，有的举手投降。这时，我听到楼上有猛烈的枪声，三步两跳冲上楼，占据三楼楼梯转台，向二楼守敌俯射。二楼守敌以为三楼已被我军占领，惊慌失措退到楼角一间房。我接连掷了两颗手榴弹，硝烟未散，一个箭步冲到这间房门口喊道：“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屋里十几个敌人慌忙放下武器举起双手。其中，有一个当官的正要拔手枪，我一扣板机“哒哒哒”这家伙仰身摔在地上。我再喊：“列队出来！”此时，数位友邻部队的战友见我一人押着十几名俘虏，立即上前帮我看押，其中有一位同志叫我入屋里清理登记战利品：除了十多支长短枪外，还有一部电报机、三部电话机及数张地图，显然是一个指挥部。那位同志在笔记本上连写带画一会儿才登记完。他问我是那个部队的、我简单告知部队所属，他作登记。
  15日，我找到自己的连队，连长用批评的口气问我跑到什么地方去，要我作检查。我说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敌我大牙交错，怎能固定在一起。但连长还是坚持要我作检查。
  18日，我们团长的通讯员来叫我去团部，我心想，莫非团首长听了连长会报要处分我？到了团部，敬礼毕，团里首长个个笑容满面，一一与我握手。我定睛一看、大前天在大楼里帮我登记战利品的那位友邻部队的同志也在场。原来他是友邻部队的团长。这时我才明白那天大楼上驻守的是敌人一个团部，俘虏的有敌团长、团参谋长及几位尉官，勤务兵、电话兵、报务员。这个团部被消灭后，附近的守敌群蛇无首，纷纷投降。
  解放锦州经过31个小时激战，至10月15日18时结束，全歼守敌10余万人，生俘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与第6兵团司令卢浚泉及其部下军官千余名。
  11月1日，我参加解放沈阳。炮群轰击后，我们跟在坦克后面，坦克开进护城河，压断水中尖竹桩，我们尖刀连战士踩过坦克冲入城中，第二天解放了沈阳城。
  “辽沈会战”结束后，各军师开展评功选模活动，经“二纵”上报，“野司”批准，授我特等功一次。评语为：“突破外围，带头冲锋，完成一切任务，丝毫没有违反战场纪律。”
  二、打天津、渡江南下
  1948年11月23日，我们夜行晓宿，越过长城，悄悄进入华北，分兵切断天津与北京守敌之间的防御联系。1949年1月14日，我军对天津守敌发起总攻。我们348团在炮火掩护下对守敌发起冲锋。我连冲在最前面，一个班被负隅顽抗的守敌机枪火力压在一道断墙下。我正要抬头观察敌人射击点，“啾”一声，头皮像被烟头烫了一下，我接过一把步枪瞄准敌人射击孔，用5发子弹撩倒敌人两个机枪手。机枪一停，战友们冲上去炸掉这个碉堡。后面的卫生员上来，看我头皮渗着血，一检查见是伤皮不伤骨，笑着说：你命在丝发之间”。天津守敌抵档不住我军凌厉攻势，仅29个小时，13余万人被歼，天津司令长官陈长捷也当了俘虏。
  接着，华北国民党军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宣告起义、北平和平解放。我们“三野”挥师南下，一路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枯拉朽，渡长江过湖南、广东，直至广西。部队在南宁市进行休整，评功选模。我被二纵39军评上两个大功（其中打天津一次）。被116师评小功一次。
  三、抗美援朝
  1950年10月25日，我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一过鸭绿江昼伏夜行赶到金川郡。11月1日立即投入云山战斗。这是志愿军入朝第一战。由于指战员的智慧7，勇猛，激战两昼夜，消灭了美军骑兵一师及韩军第一师的大部。云山战斗胜利，我被评上小功一次。
  1951年春，美国飞机成群结队不停轰炸朝鲜的公路、铁路、桥梁，给我们运输补给带来了极大困难，我军营地也常遭受敌机袭击。那一天轮到我站岗，有十数架敌机飞来，我隐蔽在一株大树后，忽见前面山坡上有个人鬼鬼崇崇向我们营地靠近，我立刻冲上前喊声：“不动！”这个青年人竟拔腿就走，我一个箭步扑上前用枪顶住他的后背，把他押到营部。经讯问，原来是韩军特务，专门给美国飞机指示轰炸目标的。上级对防奸十分重视，我抓到敌特、被评一次三等功。
  1952年1月，我团驻守在上甘岭对面马凉山。两山阵地成角之势，上甘岭战斗举世闻名。我营驻守在龙贾亡洞。敌人几次进攻。大炮轰，飞机炸，步兵整营整连进攻、我们阵地巍然不动。一个诀窍就是我们坑道工事做得非常好，敌机的炸弹、敌人的大炮把山上石头炸成一、二米厚石粉，但我们在地下坑道里伤亡不大。轰炸一停、敌人冲上来，我们从坑道里反击敌人，双方肉扑，刺刀见红，一次一次把敌人压下山。一次，敌机上百架来轰炸，我在第一层坑道猫儿洞，不料一颗炸弹在附近爆炸，我全身被压在崩塌的土中。敌人被打退后，战友把我挖出来时，人已休克，大肠被压出肛门，右臂骨被压断，全身浮肿，只是心脏还在微弱跳动。在战地救护了三天。送到后方医院动了手术，两个月后方出院。由于右臂与下腹部带残，不能再上前线，组织上调我到后勤看管仓库。后被评为二等三级残废军人。
  1953年，我作为志愿军功臣代表、回国晋京参加防奸治安大会。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漳浦县政协各界人士学习组回顾
  黄美成
  一
  漳浦县政协成立于1956年4月，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和当时形势，为加强工商、医务、教育、文艺、宗教、归侨侨眷各界及社会人士的学习，组成了各界人士学习组，该组属县政协学习委员会领导，刚成立时，由原县政协副主席兼学习委员会主任陈万年具体主持，县委统战部负贵人郑光星、陈柳枝等经常到学习组辅导，也常请各部门负责人及学识丰富人士到学习会上作专题讲座。佛昙、旧镇、杜浔等集镇设各界人士学习组，以县政协内的各界人士学习组为中心组，推动各集镇分组的学习。参加各界人士学习中心组的成员七十多人，按界别分为七个小组，每周学习一个晚上。学习的主要内容有政治、政策、法规、时事等，过一段时间便举行一次文娱晚会。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政协停止活动，各界人士学习组随之解散。
  1980年10月，县政协恢复活动，成立第五届委员会，各界人士中心学习组随之恢复。县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陈柳枝负贵这项工作。参加学习的成员除政协委员外，还根据自愿原则，不少并非政协委员的党内外人士、离退休干部、教师、职工参加学习。陈柳枝副主席领导各界人士学习直至1998年底第九届县政协换届，他退休后，还经常到学习会与各界人士座谈时事，关心学习组学习。第十届县政协副主席杨开生分管学习委员会工作，各界人士具体的学习工作由学习组组长李松辉负责，县政协办公室始终对学习组给予很大支持，为其学习、参观等活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二
  各界人士学习组由政协学习委员会领导。学习委员会主任第一至第四届陈万年，第五至第七届陈柳枝，第八至第九届主任刘飞龙、副主任林进道、李松辉，第十届主任黄美成、副主任蔡红茂、洪照宏、李松辉。从县政协副主席到学习委员会正副主任、学习组长，都为各界人士学习操劳，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帮助搜集学习资料。学习委员会主要负责三方面工作：
  一为县政协中心学习组；二为县政协机关人员学习组；三为各界人士学习组。本届县政协各界人士学习组都是离退休干部（教师、职工）和老政协委员，以及部分社会知名人士。学习组以自愿原则组成，而参加学习者情绪高涨，非特殊原因从不缺席，风雨无阻。如：原国民党起义人员享受离休待遇的现任县政协常委李松辉、退休的龙溪农校教师现任漳浦县台属联谊会名誉会长蔡启昌、现任漳州市政协委员的侨眷柯亚可、现为县政协委员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的李林昌、离休老干部黄启裕、原教育局长现退休教师协会会长何庆云、已退休的中学教师老政协委员许和安、已退休的小学教师老政协委员黄惠珍（女）、已退休芗剧团团长老政协委员庄海土、革命“五老”曾敏英（女）、退休名演员林美勤（女）、退休中学教师梁孝安、退休小学教师林榕辉（女）、基督教会人员张淑恤（女）、退休工人郑五加等二十多人，每次都准时参加学习，踊跃发言。热烈讨论。学习时间安排在每周四下午。
  三
  各界人士学习组学习的一个特点是形式比较灵活，学习的内容全面，包括政策、法律、时事、各种知识，材料有报纸、文件、杂志，形式有专题发言、讨论，都围绕国际关系，国家大事，党的中心工作，结合本县实际，如党的十五大召开后，学习邓小平理论，学习江总书记报告；1997年香港回归，县政协特邀厦门大学教授孔永松来作香港问题的报告，请在香港的县政协委员吴天籁来谈切身体会。1999年5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该组学习了江总书记和胡锦涛副主席讲话，声讨美国的罪行；7月，台湾李登辉发表祖国大陆与台湾是“国与国的关系”谬论以后，学习成员一致声讨，尤其是与台胞有亲缘关系的人员，义愤填膺，坚持反对李登辉的分裂言论；在准备迎接澳门回归的时候，学习组专门请县委党校老师前来作关于澳门问题的报告，了解澳门历史与现状，加深国家势必完成统一的认识。2000年陈水扁回避一个中国原则，吕秀莲仍在发台独言论，学习组成员都严词驳斥。学习组还由县政协安排，于适当时机，专车到盘陀、大南坂等开发区、闽南花卉开发中心参观访问，增强对本县大好形势的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信心。对地方报纸、广播、电视所播放的新闻、“传真干线”，如建设公路，改善交通，殡葬改革，建设殡仪馆，新村建设，发展现代化农业，领导下访，化解矛盾，反腐促廉，惩办盗窃等，也进行专题学习、热烈讨论。
  反映社情民意，提供县领导及有关部门作为工作的参考，是该组活动又一个特色。长期以来，参加学习的成员，在学习讨论中，就所历、所见、所闻，对群众在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上，以及各种社会现象的焦点、热点问题提出谈论。部分政协委员还征求学习组成员的意见，写成材料，作为政协提案，送请县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办理。李松辉先生在这方面做得特别突出，他每年都写一两件有份量的提案，如“打狗”、“建公厕”、“禁放鞭炮”、“建立巡警”等，都被评为优秀提案，得到采纳实施。
  第三个特点是各界人士学习组成员把学习提高认识化作社会贡献的动力。不少成员协助“三胞”在故乡举办不少公益事业。如：柯亚可在印尼创业的父亲柯汉扬，在故乡一中、二中设奖学金，在一中建春晖亭，蔡启昌的胞兄台北漳浦同乡会名誉会长陈则蔡先生也在漳浦一中设奖学金。漳浦联谊大厦是“三胞”（侨胞、台胞、港胞）集资建成，李松辉、蔡启昌等先生协助统战部、台办、侨联、台属联谊会做了许多工作。
  各界人士学习组成员自1954年政协成立以来，为《漳浦文史资料》写出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弥补了自清末至民国时期由于没有编写县志而致的一百多年没有历史资料的空白，为新编《漳浦县志》所采用。学习成员之一的李林昌先生自1980年以来在县政协帮助编《漳浦文史资料》每年出版一辑，并出版《九十九峰起伏漳浦史》、《漳浦与台湾关系史》、《漳浦掌故》等书，受到县领导及社会各界的好评。
  县政协各界人士学习组自成立来，为各界人士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在各个时期的任务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他们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完成党的任务起到很好的作用。为此，他们的学习受到社会的称赞，漳浦有线电视台传真干线作了专题报导，给予充分肯定。我们相信，在县政协的领导下，在各位学员的努力下，学习组将会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更好的贡献。
  维修行业的一面旗帜
  ——记李来通委员
  陈桂味
  认识达通机动车修配公司总经理李来通的人都有这种印象：诚实守信，技术过硬。驾驶员、车主都乐意和他打交道，把应维修、保养的车辆送到该公司维修保养。该公司的修理场上，经常是车辆盈门，业务应接不暇。
  进入九十年代，我国的汽车工业发展迅猛异常。社会机动车辆逐年成倍增长，这给汽车维修业的兴旺带来了机遇，十年间，漳浦县的机动车维修工场（厂、公司）120多家，它方便了车辆的保养维修，也带来了行业的剧烈竞争，达通公司就是在这种环境中，以质量、速度、安全可靠为企业宗旨，对技术精益求精，对故障一丝不苟，赢得驾驶员、车主们的信赖，也赢得行业主管部门和车辆管理监理部门的信任，赢得社会的承认。就李来通总经理个人。1996年以来，连任漳浦县机动车维修同业公会会长，县商会第六届执委、常委，第一届个私企业协会理事，第十届县政协委员。1999年参加漳州陆军预备役后勤保障旅修理营，任坦克装甲车修理工程师，授中校军衔。2000年3月，在清华大学通过全国统考，考取全国机动车鉴定评估师技术职称；就达通公司集体言，1993年2月，被全国用户信得过汽车维修业户评选组委会授予“用户信得过汽车维修业户”，1996年，省交通厅授予福建省机动车维修“双优企业”，1998年，漳州交警支队授予机动车特约保修“先进单位”，1999年度，市交通局授予机动车维修“先进企业”等光荣称号，鲜花和荣誉来自他对技术，对事业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来自他对社会的热心奉献。
  李来通已过不惑之年，中等身材，四方脸，宽额头，浓眉大眼，以右颊上的“一束毛”最使人印象深刻。他待人接物和霭可亲。四十多岁正是年富力强，事业中天时期。他在事业上的“步步高”，还得从70年代进厂学艺说起。1971年，县里为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充实各大队农机维修技术力量，决定每一大队选送一名知识青年到县农械厂培训，19岁的李来通应调来到县农械厂，在机修车间当学徒工，师从陈顺福师傅，学习柴油机、拖拉机、汽车的动力维修，机遇使他一步接触机械的“心脏”，他正年青，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决心学得一技之长，当一名名符其实的师傅。三年的培训期间，师傅及车间的技术员发现李来通是块钻技术学技术的料，十分器重，乐于将技术“真传”。李来通对技术心领神会，很快掌握机械动力维修的要领，在众多的培训学员中颖脱而出。1973年县拖拉机站修配厂需充实机修力量，由农械厂推荐李来通到拖拉机站工作，既当驾驶员，又当修理工。在新的工作环境中，李来通不以出师为满足，而是更加谦虚好学。到拖拉机站修配厂维修的机动车门类齐全、各种型号拖拉机、汽车、推土机为李来通创造一个广泛接触各类型动力的机会，至1976年，小李又完成为期三年的“进修期”，使他掌握了准确“诊断”车辆“病况、病因”的技能，维修技术一再提高。他的尊老敬贤，谦虚好学，敬业爱岗精神，深受厂里技术人员、师傅们的好评。至今，李来通尚念念不忘在拖拉机修配厂期间深受技术人员洪海生、季庆珍等师傅的厚爱，手把手地传授技术知识，尤其是对推土机结构原理、维修要领的解说，使他受益匪浅，在此期间李来通曾被派往旧镇东厝大队支农，负责机耕及培训驾手，原定半年，但由于李来通的出色工作，被该大队一留再留达二年多，在该大队为全部水田作一年二季的机耕，每季连续下田达40多天，有时还得开灯夜耕，一心扑在生产上，深受好评和赞扬。
  70年代初，全县手扶拖拉机及中型拖拉机发展进入一个快速时期，大批驾手须经培训方能上岗。1976年，县农机局农机培训班缺教员，李来通以素质优势被聘为教练员和讲师。为人师表，二讲师德，一讲师资，此时，李来通为驾手师是称职的，但为能使学员在短期里掌握技术要领，他系统地学习机械理论，然后结合实践，做好备课，学员们都说来通师傅讲课质量较高，理论实践相结合，听得懂学得来。1979年，小李再完成一个三年的“讲师期”，为其在机械原理、机械理论上的提高，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条件，使其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又迈出坚实的一步。“三年一台阶，九年三大步”，他的技术是久经磨练而造成。
  1979年2月，县合成氨厂指挥部组建车队，需一名懂业务的人当队长，李来通应调来供此职——不脱产的车队机务队长，既是修理工又是驾驶员，也是称职的不脱产队长。当时，车队共有各类拖拉机，推土机12部，李来通除带班驾驶之外，还有诸如驾驶员工作生活问题的协调，交通安全事故的协调，车辆维修方面的验证等属企业管理内容的事宜，开始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接触和理解。在合成氨厂干了11年，1991年2月停薪留职，下海办厂。
  辞别大锅饭，办厂操旧业，私营总经理，名好实难当，支撑、操持一个企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内内外外一把手，方方面面须顾及，这对一个刚从国营企业走出来的职工来说，确实是一个大飞跃。办厂初期，考虑到自身技术、维修市场、企业生命等原因，他选择在家乡发展，在省道漳云线公路旁建厂房近千平方米，随着业务量增加，为方便顾客及拓展业务，于1992年5月迁厂入县城，在交警大队附近租了1000平方米空闲地，因陋就简，草创工场，开展他的“第二轮创业”。
  李来通作为技术型企业主，当“乌手”是本行，当了总经理，也还是一身油污，和技工、徒工们一道劳作于修理工场上，重点是把好维修质量关。为了确保如期把车辆修好，加班加点是经常事（从来不收加班费），有时甚至通宵达旦，他都身先士卒，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一个环节，每一辆送修的车辆。在他的管理、指导下的维修工们，都具有对技术求精的工作态度，都把质量视为企业的生命。
  达通公司维修业务应接不暇，除技术过硬原因外，诚实守信是第二原因。李来通办事言必信，行必果，他承接业务，新老客户一视同仁，公车私车小车大车同样对待，维修价格合情合规定，从不抬价，从不弄虚作假。“赚昧良心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害人害已，毁企业名声字号，我是不会干的。”李来通如是说。第三条原因是维修设备比较齐全，而且先进精良。在达通公司维修工场上，配备有双柱缩压汽车举升机二台，使车辆底盘、下部的维修减轻劳动强度和提高维修质量。公司还配备有烤漆房，应用车辆烤漆的全新技术，为车辆外观整修提供可靠的条件。
  来通热心公益事业。1990年，家乡有一段靠近村庄的溪堤，因失修将有塌崩危险，他被群众推为“指挥”，带领村民在溪堤工地上劳动近一个月，并担负石料、水泥等材料费4千多元，修复了溪堤，使村民免受洪水威胁。在担任机动车维修同业公会会长以来，团结带领全体会员搞好同业公会的各项工作。一方面，为加强行业管理，先后五次积极配合交通运管部门，对全县600多家维修厂家进行分期整顿，从根本上扭转我县维修市场“三无”的混乱状态。同时，还参与市县交通局举办9期共650人次的维修技术、安全培训班，提高了全行业的技术素质和安全意识。另一方面，积极主动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对同业会员被侵权，依法规进行交涉，讨回公道，维护了会员的合法权益。同时，对会员在生产生活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特别是遇到台风暴雨灾害时，李来通深入各维修厂家探望慰问会员，把温暖送到会员家中，因而备受大多数会员的拥护和信任。在2000年3月全省交通系统维修管理会议上，漳浦机动车维修同业公会作为我市唯一的典型单位，在大会上作经验介绍。
  李来通热心于国防建设，积极参与预备役后勤保障旅修理营的组建工作，从1999年3月至10月，他几乎把全部时间义务扑在修理营的组建上，从修理技术兵员的调查摸底动员登记到兵员军训点验等，他热情忘我工作，无私默默奉献，受到南京军区表彰，其事迹还见诸军区简报和所拍的录相片上。他还担任修理营坦克装甲车修理工程师，授中校军衔，社会兼职多了，参加会议等活动时间多了，但来李通对各种社会活动始终保持旺盛的热情，对政协、工商联的会议、活动，以及有关部门单位召集的会议，或举办培训班，他都视为光荣的政治待遇而热情参加，积极工作。
  漳浦开发山海热潮的兴起
  陈国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漳浦农村开始逐步进行一系列改革，使农业生产力得到明显提高。特别是从1981年起，漳浦县委从实际出发，在全省率先吹响了“向山海进军”的号角，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大念“山海经”热潮，使漳浦农村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里程。当年的奋斗，经历了20年时间的检验，化为漳浦大地的金山银海，值得我们去欣赏和回顾。
  大念“山海经”是漳浦县委的得意之作，但却非一时兴致，偶然所得，它同样经历了一段艰苦的探索过程。
  当历史车轮驶入1980年时，漳浦县委对农业生产的领导，表现为贯彻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精神，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经济工作的领导，着力在调动生产积极性方面，采取建立干部，群众的2个“责任制”和2个“积极性”。并根据中央（79）50号文件精神，制定了工农业生产的“十五字”方针，即粮油糖、林果茶、渔虾贝、猪牛鸭、轻（工）手（工）加（工），努力实现把漳浦建设成为粮食、油料、糖业、畜牧、水产等方面的商品基地县的新构想，试图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改变单一经营方式，实现农村农林牧副渔并举，振兴漳浦农业经济，并开始组织集体开山造田，兴建前亭江口对虾养殖场和开发顶马山甘蔗示范场等。由于囿于巩固和壮大集体经济的框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未能得到充分调动，农业生产的深度和广度未能明显扩大，成效未能明显提高，除粮食总产达到四亿五千五百二十万斤外，农业人口年人均纯收入依然在65元左右徘徊，振兴漳浦农业经济的出路在哪里？成为县委一班人苦苦思索的问题。
  1981年初，省党代会提出了念好“山海经”，建设8个基地的设想。元月19日，上任伊始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到漳浦调查，看了漳浦县委根据“十五字”方针构想制成的电控规划图，对漳浦县委工作思路给予很高评价和肯定。他说：“你们的想法提得好，你们是在干着一个伟大事业。今后，在保证粮食稳产增产的前提下，就是要向新的领域进军，向山进军，向海进军，这样才能较快的发展。福建地少人多，这个历史状况短时间内改变不了。因此，对粮食生产一定不能松懈，但领导的注意力要放在抓新的发展领域方面。”项南同志寥寥数语，给漳浦县委选好选准农村经济增长点突破口，具有震聋发聩的启示作用，再次认识到漳浦农业发展的基础是：耕地仅50万余亩，余下的是164万亩的荒山野岭，51万亩的浅海滩涂，布局是“六山二海二分田”，单纯强调“以粮为纲”，死抠着50余万亩地做文章，把山海优势丢掉，潜力挖掘是有限的，发展后劲不足，只有向山海发展，念好“山海经”，在非耕地上找用武之地，实现资源替代，变粮经相拥为分道并进，才是实现翻番治穷的巨大潜力之所在。为了更好统一县委、县政府一班人的思想认识，县委于4月20日把常委会议移到山上开，让每个常委，面对漳浦的荒山秃岭，去感触和思索开发山海任务的迫切和意义，明确自己肩上应负的重大责任。
  8月1日，县委书记黄步翔自告奋勇，立下“军令状”，亲自承担挖掘深1.2米、直径1米的200万个荔枝果树穴的组织工作。同月12日，县委在四届五次全会上，提出三、五年内把荒山秃岭、海滩海面变成生产山珍海味生产基地，建设一个“金漳浦”的响亮口号，揭开了漳浦大规模开发山海，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的帷幕。
  为了使漳浦大规模山海开发避免重复走历史老路，即把开发同开荒划等号，从“开山治穷”出发，以“越开越穷”告终，漳浦县委把冲天干劲、开拓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首先组织农、林、水等部门科技人员，对全县山海资源进行全面的普查，并虚心向有关专家学者请教，论证制定了科学的开发规划，根据我县土壤偏瘦、偏酸，及易受干旱及台风、暴雨灾害等自然条件影响，把山的开发定位为林果牧综合开发。重点发展荔枝、杨梅、橄榄、柿子、余甘等果树，并把43万亩海拔300米、坡度25度以下的低丘地作为首期开发重点；在海资源开发方面，立足海岸线216公里，有3个大海湾，滩涂平坦，水质肥沃，饵料充足的自然优势，确立发展水产养殖业。主要发展既适宜本地养殖，又能打入国际市场的对虾、牡蛎、泥蚶等拳头产品和扇贝、红好、龙虾、石班鱼等特优珍贵产品，突出对虾养殖，为了增加开发后劲，漳浦县委未雨绸缪，注意建立科研基地，以便及时解决开发山海亟需解决的技术问题。
  山海开发战略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一蹴而就，这是因为，要打破长期因循守旧的框框和农民眼见为实的心理积淀，不能光凭口号，须要通过实践的结果化为群众自觉的行动。
  以种植荔枝作为大念“山海经”的突破口来说。当年，县委书记负责组织挖掘的200万个果树穴，已种上了127万株荔枝树苗，由于天旱和管理的原因，仅成活70余万株，占60％左右，但数量上已超过了漳浦千余年荔枝树发展至当时所存数的一倍半，成绩是相当了不起的，更主要的是证实了荒山秃岭也能种植荔枝树的事实，这就增强了农民开山种果信心和积极性。但农民心里还有顾虑，担心政策会变，辛辛苦苦一场空，针对群众思想，漳浦县委制定了开发荒山荒滩的优惠政策，即谁种、谁养、谁所有，谁受益，产品有权自行处理，允许继承等。还发动各级干部带头参与开发山海热潮，如原县委副书记黄色周，与家人开山种果千余株，使群众吃下“定心丸”。根据开山造林、种果花工大、周期长的特点，群众在资金上有困难，漳浦县委除实施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开发，分户经营方法外，着重从资金、投资上扶持群众开发，并简化贷款手续。1982年，全县共拨出40万余元和100多万斤粮食支援社队发展林果茶生产，荔枝树苗采取无代价赠送的办法，减轻了农民资金投入的压力。为了帮助农民克服小打小闹的小生产、小农意识，还注意采用典型引路，以点带面，在开山种果方面，还树立了种果户叶维茂为典型。开山造林方面，采取国营、集体、个人一起上的办法，并划出12万亩的山地由社员作为自留山进行开发。还根据中发（1982）45号文关于“抓好搞好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的指示，成立县稳定林权发证领导小组，由县长、人大副主任、农委主任、法院院长任正副组长，抽调县社两级干部799人，组成251个工作队分赴各社队开展“三定”工作，山权、林权的稳定，调动了群众开山造林的积极性，出现了以水库为中心，加速荒山绿化的库社队联办林场的新方式，如梁山、眉力水库与灌区社队联办林场，当年春夏造林面积达10.8万亩。
  在开山种果促成的开发大气候中，浅海滩涂资源的开发也以此为契机，迈出坚实的步伐。由于围垦养殖投资多、技术强、风险大，开发采取由国营、集体先上马的方式。一是进一步完善前亭国营对虾养殖场、下按海珍品养殖场；二是由集体贷款，统一规划和开发，然后由渔民承包养殖；三是划出一部分自留滩，由渔民自行养殖。1982年，海水养殖面积扩大万余亩。为了进一步提高水产品商品率，还兴建旧镇水产品加工冷冻厂以提高保鲜、储藏能力。水产部门也进一步放宽政策，允许水产品议购议销和长途贩运，刺激提高海水养殖积极性。
  值得指出的是，1982年，漳浦山海开发刚刚起步，其意义不止在于山海得到初步开发，还在于同时促进了农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使发展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成为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和行动，促使他们努力从现有耕种的土地上摆脱出来，从更多的领域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出现了农业生产告别单打一抓粮食生产的萌芽，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农村中涌现了畜牧业重点户和专业户3000户；林果业重点户万余户；水产养殖联合体450多个。
  1983年7月，漳浦县委、县政府不满足于刚刚取得的成绩，为了加快开发山海的力度，决定参照工业企业群体的做法，成立为农民开发提供系列服务的“中心”，把广大农民吸附到中心的周围，形成新的经济组合，成为大规模开发的群体力量。当就以顶马场为水果开发基地的新经济组合是叫场还是公司的名称展开讨论时，正巧省委书记项南与省委常委温秀山再次到漳浦检查工作。当他听到正为顶马场名称各执己见时，饶有兴趣地进行启发，并提议基地命名为花果中心，确定了中心宗旨。同时，挥笔设计了中心入口处的大门图样，题写了横幅和对联，提出办好中心的希望，赞扬和肯定了漳浦县委在开发山海方面敢说敢于的业绩，项书记一翻话，说得在场的领导们心里热乎乎的，更坚定了开发山海的信心，把思想解放提到又一更高的层次。县委立即召集长桥公社、长桥农场、顶马山甘蔗示范场、石坑林场的干部，传达了项南同志的指示，研究以长桥公社万余户和三个场的职工为主体，成立一个“花果中心”。9月，花果中心成立，马上对周围的万亩山地进行规划，并筹集资金180万元，组织县里3个开发公司承包，连片开垦了水平条壕式果园3.5万亩，然后折价交给农民承包经营。此举大受农民欢迎，纷纷到“中心”挂钩。11月，在旧镇湾的竹屿半岛成立由沿海4个乡镇、1个盐场和1个养殖场联合组成“水产开发中心”。性质、服务宗旨与花果中心一样，突出市场畅销、换汇率高的对虾养殖作为主攻方向。在山海开发的带动下，漳浦服务农业的几个中心又相继成立。1984年，成立糖业中心，范围为一厂（鹿溪糖厂）六乡镇（城关、石榴、盘陀、赤土、旧镇、绥安），组织管理形式，为由厂、乡镇联合成立董事会，负责处理工农关系、经济关系，规定各方任务。中心为蔗农提供资金、技术、种苗、运输、结算等系列服务。1986年6月，成立畜牧业开发中心，为专业户提供系列服务。年底，成立漳浦县林业中心，所属有10个联办林场，主要解决本县边远地区结合部荒山绿化问题，有县管县办、县乡联办、乡村联办等多种形式，加速推动全县荒山绿化进程。上述各个中心，是一种集生产、经营、服务于一身的松散、协作式的合作组织形式，比较适应当时生产力水平，因而能很好发挥其各自的优势。如实施统一规划、统一开发，提供种苗、技术，帮助贷款等，使漳浦的山海开发迅速形成规模并持续发展。
  至1986年底的短短几年间，漳浦山海开发业绩是显著的，山地开发达30.5万亩，其中果园8.5万亩，初步形成了以旧镇、城关、赤土为主的荔枝生产基地；以长桥、南浦、赤岭为主的柑桔生产基地和佛昙、湖西为主的龙眼生产基地。全县新老果园面积达14万余亩，花果中心范围扩大到18个乡镇、6个国营农林茶场和10个联办林场，与中心挂钩的专业户和联合体达12902个，占全县农户数近10％；林业方面，造林50.3万亩，封山育林8万多亩，并转入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甘蔗种植面积达7万亩，产量达30万吨，比1983年增长84％；水产开发中心范围扩展到沿海10个乡镇2个场，全县扩大海水养殖面积6万亩，在古雷、旧镇、佛昙湾内建成4个养殖基地，所提供的鲜蛎、活虾占全县水产品总量80％以上。其中对虾养殖2.3万亩，产量1725吨，总产值3500万元，为国家创汇800多万美元，总产量跨进全国对虾千吨县行列。山海开发给漳浦经济增长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在3年（1984—1986年）中增长59.4％，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71元增至400元，其中，水产养殖以其见效快更为显著，如前亭乡，全乡330户对虾养殖户养虾7500亩，产虾640吨，总产值1200万元，夺全省之冠。出现了收入10万元以上的有5户，5万元以上的有7户，万元以上的有200户的喜人景象。果业方面，也涌现了年产万斤荔枝、万斤柑桔的水果大户30多户。1986年后，尽管漳浦山海开发势头未减，但漳浦县委审时度势，认识到只有进行深度开发，系列开发和综合开发，才能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有竞争能力和创汇能力，才能使漳浦农业从原料型农业向加工成品型农业转化，因而及时把经济建设的主攻方向由“两水开发”调整为“一工两水”，以工补农，服务农业，把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摆上重要地位，并立足漳浦港、侨、台关系的地理、人缘优势，开展“三来一补”业务、引进三资企业等，为漳浦农村经济振兴增辟新路子，尔后的漳浦山海开发，不再是以开垦为主，而是更多地注入“两高一优”农业，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的内容。
  山海开发，使漳浦山山岭岭遍栽“摇钱树”，海面滩涂尽成“聚宝盆”，打开了漳浦农村致富的广阔领域，使解决农民温饱问题并向小康迈进不仅是可能而且逐步成为现实。漳浦的山海开发，在全国、全省具有一定的影响。当时，中央、省、市委有关领导先后对漳浦走组织群众从事农业规模开发的路子作了批示。尽管漳浦随着农村变革的深入，农业开发向纵深发展，并基本构筑了现代农业的框架，但八十年代山海开发壮举，在漳浦当代史上，应是浓墨重彩的一页。
  沙西镇“姓李埭”农业的发展
  林智祥
  “姓李埭”位于沙西镇的东南面，与杜浔镇相邻，是海滨滩涂围垦而成，面积7000亩，占沙西镇水稻面积17300亩的40％，属高林村、庄前村和高山村的前埭、新墟、塘南自然村所有，村民姓李，所以俗称“姓李埭”。
  姓李埭土壤系海相沉积物形成，土层深厚，有机质丰富，潜在肥力高，是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但土壤粘重，易旱易涝，易返盐，易受海潮威胁，是农业生产主要障碍因素。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只管抽捐抽税，不顾人民生活，“姓李埭”耕作者面对恶劣自然条件和政府的苛捐杂税，只能度日如年，望埭兴叹。民谣道：“生产十冬无三收，地租钱粮不罢休，苛捐杂税乱使抽，穷人饿死无人救。”
  解放后，人民当家做主，生产积极性提高，但面对旱、涝、盐三大灾害仍无法抗御，因为姓李埭由港道和港道两侧涂滩围垦而成，原有港道形成低洼埭田，非港道地势较高，两者高低相差0.4～1米之间。高处碰到干旱季节，土壤龟裂，加上原来海生动物如螃蟹洞穴多，漏水严重，田面保水性差，土壤盐分上升，含盐量达0.4％以上，致使禾苗干枯死亡。而低洼处长期积水，每逢“芒种”季节，早稻孕穗扬花期，一旦二日内雨量超过100公厘，背面山脉集雨面积50多平方公里的水通过西溪和杜浔港向姓李埭倾泄，整片埭田变成汪洋，一浸就4～5天。每逢农历九月初三和十月初四大潮，潮水经常冲破埭岸，浸泡作物，形成毁灭性灾害，因此有“三天无雨闹旱灾，一场透雨涝难排，秋潮一涨海堤坏，颗粒无收遍地哀”的民谣。
  直至1971年农业生产仍然非常落后，查阅当年高林村粮食产量年报表，早稻实播面积1332亩，单产263斤，总产348800斤，而早稻育秧播种量8万多斤（80％以上是烂种烂秧），一粒种子下地只收4粒粮食。这样的生产状态，只能是广种薄收，听天由命，根本说不上精耕细作和科学种田。改变“姓李埭”恶劣生产条件引起上级党、政领导的重视和群众的迫切呼声。七十年代初全国农业学大寨，“姓李埭”的人民决心用大寨精神，吃大苦耐大劳改变自然条件，搞好农田基本建设：
  1、1971～1972年由县革委主任姜学硕亲自任总指挥，建设祖马林水库，使原有库容量388万立方增加到3600万立方，基本解决杜浔、沙西二镇抗旱用水大问题，同时对防洪防涝也起了缓冲作用。
  2、1975年由县委常委吴三土任指挥，集中杜浔、沙西二镇主要劳力挖长5500米，宽45米的西溪，直通海边排水闸门，加速排洪排涝。
  3、1973年在庄前村新围垦埭田1700亩的西溪出水口增加建设10口闸门，增加排洪量130立方米/秒。
  4、逐年加高、加宽埭岸和护坡切石，使3.1公里长海堤经受大潮和几次强台风暴雨袭击安然无恙。
  5、搞好道路和排灌渠配套工程，高林、庄前、高山三个村共建机耕道路15公里，挖“幸福港”宽12米，长1800米及挖5米宽以上渠道不计其数。
  以上五大工程使“姓李埭”旱、涝、盐三大灾害基本缓解。上级的关心和重视使当地人民看到曙光，树立夺高产的信心和决心。要夺高产就要科学种田和增加投入，70年代开始做好几件工作：
  1、建立农科小组，培训科技骨干：高林村首先于1971年成立农科小组，划出二个试验基地：在土壤条件较好的湖底片划出6.3亩做为各种试验对比田和高产样板田；在新围垦的新埭片划出46亩做为埭田改良利用示范片。选派知识青年李景全到龙溪农校培训。由于村领导的重视和当时公社农技站的指导，农科小组的试验和示范取得良好效果，小田带动大田，对本地区的良种推广、适时播种、培育壮秧、合理密植、科学施肥、病虫害测报等起了显著作用。如1975年杂交水稻丰产试验田面积1.2亩，单产1290斤，总产1548斤，群众形容“雀窝飞出金凤凰”，为杂交水稻推广作出示范。
  2、因地制宜推广外地经验：龙海县是高产地区，很多新品种、新农药、新化肥、新技术的使用先走一步，值得推广。但又不是盲目地死搬硬套。例如：1972年以前，县主要领导为了学习龙海县清明前插秧结束的经验，采取行政干预，要“姓李埭”早稻也要在“清明”前插完成，结果出现几个问题：
  ①要早插就必须早育秧，早育秧，由于沿海地咸、水冷、风大，在气温未回升又当时薄膜育秧无法普及的情况下，烂种、烂芽、烂秧非常严重。所准备的良种一批一批烂掉，最后只好外调商品粮食当种子使用，结果成熟期参差不齐，不但种子浪费，而且产量受严重影响。
  ②要清明前插秧，为了赶季节，采用卷秧和铲秧（即小苗带土移栽）对于内地地区也是好经验：可以缩短返青期、浅插分蘖快，分蘖力强，延长大田营养生长期等，从而达到高产。但“姓李埭”大部分属低洼埭田，插秧时水层一寸以上，一寸半秧苗插在一寸水层的田内，秧苗基本浸没，水的浮力加上海风震荡，秧苗多上浮水面，失苗严重。
  ③清明前插秧在气温不稳定和当时磷肥供应、施用不足情况下，易发生“坐苗”不长，而影响产量。
  由于主观愿望违背客观条件，不但不能发挥优势，反受“惩罚”。通过农科小组试验和摸索，制订出适应本地区早稻播种、插秧、抽穗期“三前改三中”方案：即原先要求“惊蛰”前播种，“清明”前插秧，争取“芒种”前抽穗，改为公历三月中旬播种，四月中旬插秧，六月中旬抽穗（中、迟穗熟品种可适当提早播种）。通过播种、插秧期的调整，不但大大减少烂秧、坐苗等现象，而且抽穗扬花期在六月中旬，芒种雨季高峰基本结束，光照充足，光合作用强，产量大大提高。
  3、利用土壤普查成果进行科学施肥。
  ①土壤普查结果表明，该片埭田除村庄附近小部分“洋田”外，大部分埭田含盐量在0.2％以上，速效磷含量大部分少于8ppm，是致使早稻插秧后“坐苗”的主要原因。盐害问题通过排灌系统配套，经常排灌水洗盐，逐步解决；缺磷问题通过农科小组对比试验和大田生产调查：早稻每亩用过磷酸钙60～80斤当基肥，一般可增产60～80斤粮食，在一定范围内，用肥量和产量几乎成等量增长，甚至对于严重缺磷“坐苗”田，还可能增产50％以上。70年代以前，增施氮肥，水稻叶色浓绿，分蘖多，长势好是众所周知，而磷肥主要是促进根系发达，籽粒饱满，对促进分蘖和叶色浓绿没有明显表现出来，所以较难为群众所接受。个别群众反映因不慎将过磷酸钙大量倒在田中，数日后观察水稻也没有什么明显变化，误解过磷酸钙根本无效。施用磷肥的试验与示范效果就是给群众进行现场教育和指导，使磷肥的施用逐渐普及，从80年代开始，“姓李埭”基本没有出现缺磷肥而产生“坐苗”现象。
  ②氮、磷肥施足，水稻产量提高了，新的矛盾又出现：根据分释，每生产1000斤谷子，需要纯氮21～22斤，磷12～14斤，钾21～22斤，在低产的情况下，土壤中有效钾免强可以供给，缺钾问题不突出，随着产量的提高，氮、磷肥施足，而土壤中所含钾供给逐渐不足，所需肥料比例失调逐年严重，造成水稻叶片黄化，茎秆不粗壮，易患病虫害，籽粒不饱满等现象。科学施肥为群众掌握后就变为行动。80年代后，氮、磷、钾三要素肥料均能按比例科学施用，而且能配合其他微量元素肥料如硼、镁、钼等根外施肥。
  4、做好病虫害测报，以防为主，及时扑灭。
  农科小组建立和不离村的农民科技人员培训，形成农村科技网络。农民技术员经常下田检查病虫发生情况，做好预测预报工作，并能及时提出防治措施，稳、准、狠地将病虫害消灭在暴发之前。扭转过去对病虫防治轻敌麻痹和盲目施药二种倾向。特别是盲目乱施药的祸患不但人力、物力、财力浪费，更严重的是大量农药流入江、河、海滩，造成水产养殖业减产和环境污染，其后果更不堪设想。
  由于自然条件好转和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70年代水稻生产大幅度增产，特别是早稻更为明显，赶上或超过一般“平洋”地区的产量。如：
  高山村1981年早稻面积1510亩，单产722斤，总产1133700斤，比1971年早稻面积1458亩，单产313斤，总产456400斤，单产比增230.6％，总产比增248.4％。
  庄前村1981年早稻面积2080亩，单产671斤，总产1396300斤，比1971年早稻864亩，单产330斤，总产284700斤，单产比增203.6％，总产比增490.4％。
  高林村1981年早稻面积3267亩，单产707斤，总产2312500斤，比1971年早稻面积1332亩，单产263斤，总产348800斤，单产比增268.8％，总产比增662.9％。
  概括归纳“姓李埭”农业生产巨变，人民共赞党的好领导：“水库防旱又防涝，排灌系统成配套；海堤坚固如马路，中小灾害不必苦；围海造田数千亩，科学种田迈大步，粮食增产大幅度，共赞党的好领导。”
  后记
  1981年以后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更加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产量进一步提高。至1999年早稻单产平均在970斤至992斤之间。
  粮食增产，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后，正如江泽民主席说：“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姓李埭人民开始思索经济发展新项目。一些青年农民从1982年开始组成花卉盆景研究小组、盆景协会等，探讨花卉栽培和榕树育苗技术，从此榕树盆景从野生有限资源转向人工繁殖栽培。每家每户先利用房前屋后零星杂地，阳台石板屋顶等空间栽培榕树薯（人参榕），后继续发展到山坡地和近村良田，至今已发展2200亩，还创办79个具有规模的花木场。十多年来提供全国各地榕树苗约2亿株，半成品榕薯盆景一千万株，成品盆景400万盆，至今预计年产值2000万元。1998年列为国家级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园区。
  漳浦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陈章兴
  为了改造自然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农田地上以改土、治水为中心，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通过农田灌溉、排水、盐碱地改良、围垦、人畜供水及水土保持等水利技术措施，改造对农业不利的自然条件，合理、充分利用降雨、地表水和地下水，以调节农田土壤水分状况，调整区域水情，防止和提高抗御洪、涝、旱、碱等自然灾害的能力，挖掘土地增产潜力，扩大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农田，保证农业生产全面丰改。
  漳浦县位于闽南沿海，属沿海丘陵地带。总面积1981平方公里，有20个乡镇、11个农林茶盐场。背山面海，河流短促。主要山脉有梁山（海拔837.6米）、石屏山（海拔1006米）；主要河流有鹿溪、南溪、浯江溪、赤湖溪、佛昙溪、杜浔溪等6条流域；海岸线总长322公里（实测），形成三个半岛（六鳌半岛、古雷半岛和整美半岛）和四大港湾（江口湾、佛昙湾、浮头湾和东山内澳湾）。大自然赋予“山、海、田、热”兼备的有利条件，素有“金漳浦”之称。但由于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多年平均降雨量880到1740毫米，年际差别较大，地表水不同年份的迳流量：丰水年约24.03亿立方米，平水年约15.14亿立方米，枯水年约8.87亿立方米。水量分布从西北部向东南部逐渐递减，六鳌、古雷两个半岛最少。旱涝灾害频繁，加上每年夏、秋常受台风袭击，给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的危害。建国前兴建的塘井、堰坝破损不堪。全县50多万亩耕地大部分属“望天田”，历代遗留的水利工程灌溉面积约12万亩，至1949年底只有84869亩（抗旱能力30天以下），占当时耕地总面积16％。三天无雨，赤土千里，俗谚：“漳浦人八字欠水。”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新中国成立后，漳浦县从1951年5月起，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坚持不懈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至2000年9月底统计：全县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资金3.31亿元，投入劳力1.55亿工日，完成土石方1.35亿立方米，现有蓄水工程有中型水库8座、小（一）型水库19座、小（二）型水库65座和山围塘等4769处；引水工程有桥闸、陂堰等345座；提水工程有水井（含机电井）2000多眼、机电站装机容量2012台1.2万千瓦。有效灌溉面积由1949年8.5万亩扩大到46.7万亩，占现有耕地总面积92.2％。各类水利工程设施，为有效灌溉面积年供水量3.3亿立方米，平均每亩供水量710立方米，确保农业稳产高产。
  建国后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漳浦县先后掀起4次规模较大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
  50年代初，在整修加固历代遗留下来年久失修的提防、塘坝基础上，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第一次掀起以兴修小型水利工程为主的水利高潮。1951年至1955年，兴修小型水利工程3966处，全部是平塘、吊井、沙土陂、石陂等，主要组织人工提水、引水抗旱灌溉。1954年9月11日至11月6日发生56天旱灾，全县受旱农田面积316930亩（其中水田面积169330亩），占当时耕地总面积58.12％。因缺水无法插秧的水田面积4.9万多亩、插秧后被晒死的水田面积4.7万多亩。当时全县141个乡（镇）中受旱减产的占90％，其中有28个乡减产八成以上（几乎绝收）、44个乡减产五成以上、减产五成以下的有58个乡；受灾人口近25万人，占当时总人口92％；缺粮户和基本断炊户达28471户11.7万多人。杜浔城外（近城）1951年至1954年修建平塘28处、打井25眼、筑沙土陂10多座，1954年发生56天秋旱，受旱农田面积1740亩，平均每亩只收稻谷1.25公斤。农业合作化高潮的1956年至1957年，全县投入劳力233.8万工日，兴建了祖妈林、申内、水磨岭、下仓等4座小（一）型水库，消灭农田旱灾面积近5万亩，占2年中灭旱总面积74％，加上新建小（二）型水库9座和山围塘、平塘、引水渠等3121处，改善灌溉面积9690亩、消灭农田旱灾面积67400亩（其中水田53154亩）。1957年7月6日至9月13日，虽然遭受69天干旱，受旱农田面积19.5万亩，但仍然争得不减产或少减产，当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1.09亿公斤，比1955年0.7995亿公斤增产36.3％。杜浔城外（近城）新建小型水利工程53处，当年发挥效益，1957年受旱69天，全村播种晚稻面积850亩，平均亩产223.5公斤，总产量19万公斤，加上地瓜（主粮）4.1万公斤，全年不仅减少了国家回销粮的供应，而且还给国家出售余粮6.25万公斤。
  在大跃进时期，第二次掀起规模宏大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1958年大跃进后4年中，先后新建了眉力、石过陂、后井、梁山等4座中型水库，以及井内、台山小（一）型水库，改变了人工提水为自流灌溉。4年中投劳1247万工日（平均每年投劳312万工日），兴修各类大小水利工程8075处，消灭农田旱灾面积18.59万亩（其中水田13.95万亩）。1959年9月12日至1960年3月12日连续发生180天大旱灾，全县受旱农田面积26.8万亩，除9万余亩断水改种旱作物处，其余通过引、戽、车、吊、提等各种形式抗旱，基本解决了灌溉用水问题。1959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仍达1.2635亿公斤，是历史上最高的一年，比丰收的1957年增产18％。
  1951年至1961年，全县投劳1683.6万工日（其中技工32.3万工日），完成土石方3599.8万立方米（其中石方49.5万立方米），投资642.5万元（其中群众自筹165.4万元、贷款54.5万元、国家补助422.6万元），兴建各类水利工程27213处（其中抽水机站107台1430匹马力），消灭农田旱灾面积275359亩（其中水田面积211383亩，抗旱能力60天左右），占当时耕地总面积56.6％。
  1957年，县在旧镇建立上蔡水土保持工作站（由水利部门主管），贯彻“沟坡兼治、治坡为主”的方针，初步治理荒山坡，1958年荣获国务院水土保持红旗单位。接着，在霞美五社村推广。1957年至1961年，全县治理水土流失：初步控制面积77.05平方公里、基本控制面积25.42平方公里。
  12年来出现六大变化：
  一是自流灌溉面积逐年扩大。1950年全县农田自流灌溉面积8.4万多亩，1961年达27.5万亩，扩大2.2倍。
  二是机械提水面积逐年扩大。1955年全县只有抽水机站2台24匹马力、提水灌溉面积780亩，1961年发展到107台1430匹马力、提水灌溉面积46720亩，增加59倍。
  三是粮食产量逐年增产。1950年全县粮食总产量0.7925亿公斤，1957年起，粮食产量基本稳定，以后年年递增，至1961年总产量1.145亿公斤，增长44.48％。
  四是受旱农田面积逐年缩少。1955年发生31天干旱，全县受旱农田面积达120542亩，占当时耕地总面积22％；1961年5月28日至6月26日发生28天干旱，全县受旱农田面积18918亩，占当时耕地总面积2.5％。
  五是投入抗旱劳力逐年减少。12年来兴修水利受益农田面积35万多亩，以1954年旱情对比计算，年可以节省抗旱劳力215万工日。
  六是播种面积逐年增加。几年来虽基建用地面积5万多亩，但由于开荒扩大耕地面积6万多亩，全县耕地总面积仍不减少，而复种指数却有很大增长：1950年是154％、1955年是167％、1957年是182％、1960年达202％。
  60年代，在1963年遇到历史罕见的百日大旱后，第三次掀起以解决重点旱片为主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再新建小（二）型水库20座、小（一）型水库5座和中型水库1座。
  1963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贯彻“巩固提高、加强管理、积极配套、重点兴建，并为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的水利方针，各地因地制宜贯彻“多受益多负担、少受益少负担、不受益不负担”的政策，采取以下四种合理负担办法：
  1、体制下放分队时，没有分得水利设施的生产队，以前统一负担的水利工分没有处理的，要新建水利工程，受益生产队负担劳力10％（穷队5％），其余90％或95％劳力由全大队（含受益生产队）统一负担；有的地区与1958年以前兴修的水利工分统一计算。经费均由受益生产队负担。
  2、大包干前失修或水毁工程，劳力受益生产队负担30％、大队负担70％，经费由受益生产队负担。
  3、跨队新建与整修的水利工程，所需的劳力、经费按受益亩数分摊负担。
  4、受益生产队劳力负担过重的，按照“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由支援工解决，经费有困难的给予适当补助。
  在劳力报酬办法上，兴修小型水利工程都实行评工记分，与农业同工同酬，参加当年分红。兴修重点水利工程采取三种处理形式：（1）民工工资一半归个人、一半向生产队买工分；（2）工资由民工收入，生产队按完成定额评给工分；（3）工资由民工收入，生产队按民工劳力基本分评给工分。
  通过合理处理负担和报酬后，1963年冬春修，全县上场劳力由1.9万人增加到3.2万人，完成省、专项目5处、新建小型水利工程437处、新增排灌机械145台1501马力，完成整岁修水利工程1391处、加固海堤长55.73公里和修复水毁江、海堤防长69.24公里，新增灌溉面积2.1万亩、恢复灌溉面积1.52万亩和提高防洪、防潮标准面积4.59万亩，完成水土保持面积17.8平方公里（其中加工提高14平方公里），投劳239.24万工日（其中技工9.96万工日），完成土石方235.15万立方米（其中石方10.56万立方米），占年度计划112.3％，使用经费306.14万元（其中自筹63.06万元、贷款43.52万元、国家补助199.56万元（其中省基建项目补助113.2万元、抗旱补助29.9万元）。
  1964年，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指导下，各级党、政加强领导，集中主要劳力0.59万人，抓紧对后井、梁山、台山等3处重点水库和续建1963年临时性抗旱工程、水毁尾工。1964年春节后，县委、县政府在2月16日召开的县扩干会议上部署兴修水利工作。会后，全县每天上场劳力保持2万人左右（最高达3.3万人）。全县投劳104.3万工日，完成土石方95.17万立方米（其中石方3.94万立方米），使用经费79.5万元（其中省补助56万元、群众自筹6.97万元），完成各类水利抗旱工程2374处和修复水毁江、海堤防238处（总长45.36公里），新增灌溉面积1.5万亩、恢复灌溉面积1.04万亩和提高防洪、防潮标准面积0.37万亩。
  1963年成立漳浦县水土保持办公室，具体负责水土保持工作，水、林、农部门共同配合，贯彻执行“全面规划，因地制宜，集中治理、连续治理、综合治理，坡沟兼治、治坡为主”和“预防与治理兼顾、治理与养护并重”的水土保持工作方针，1964年在霞美山岭村搞小流域综合治理试点，改造坡耕地面积1000多亩、种植防护林带面积1100亩。
  1965年，当时农村搞社教运动，全县抽调干部1400人（其中县、社主干250人）下队蹲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动手比去年早、规模比去年大、进度比去年快。春节前，县委提出“大于15天，打井1万口”的口号，干、群表决心说：“打井三丈不算深，引水十里不算远，车水十盘不算高。”深土公社院前大队（近院）组织100多个强劳力，打歼灭战，完成水井26眼，打破了“无泉论”，灌溉受旱水田面积284亩。3月中旬，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开展“万井千塘”运动，经过4个多月的顽强抗旱，新打水井3290眼（其中标准井512眼），当季发挥效益。抢种花生8.79万亩、甘蔗0.93万亩、黄豆2.8万亩；实插早稻面积23.68万亩（其中抗旱抢种的12万亩），比1964年同季扩大13.2％。群众反映说：“依靠党的领导和集体力量，河山改色幸福来！”全县每天上场劳力4万多人（最高峰近7万人），全年投劳325.44万工日，完成土石方348.35万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计划38.3％，新建各类水利工程3094处、整修配套工程4672处，扩大农田受益面积9.74万亩。1965年早稻总产量0.503亿公斤，比1964年同季增产25.4％。
  1966年，当时在漳浦社教工作团和县委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突出政治，认真贯彻”大寨精神，小型为主，全面配套，狠抓管理，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的水利方针，掀起了学大寨、赶大寨的群众性兴修水利运动。但大规模的兴修水利运动所需的石料是个大问题。即在东平水库等工地培训打石技工833人、砌石技工76人、炸石技工1320人。全县每天上场劳力、技工保持1.5万人（最高达2.8万人），新建、整修各类水利工程1750处（其中新建工程557处、水轮泵60台等），投劳240万工日，完成土石方241.9万立方米，扩大有效灌溉面积8.5万亩（其中旱涝保收面积2.0万亩）。1966年早稻总产量0.665亿公斤，比1965年同季增产32.2％。
  70年代，在“农业学大寨”期间，第四次掀起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大搞改溪，引、蓄结合，新建大（三）型桥闸2座、中型桥闸2座，以及中型水库2座、小（一）型水库7座和小（二）型水库14座。
  当时位于灶山之下的深土公杜，有19个大队、1个社办场，人口3.07万多人，耕地总面积3.07万亩，是一个十年九旱的穷地方，当地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深土不深尽红土，灶山无泉出石头。”1970年被列为全省1000多个“穷”社之一，公社党委书记为代表赴省开会，汇报问题找穷根，交流经验促大干。这个公社示埔大队，早在大跃进时期，眉力水库配套完成后就通水受益，可是十几年来，为什么粮食产量一直徘徊在60万公斤左右呢？究其原因，就是“三跑田”问题没有解决好。这个大队土地都是坡地，下雨天要“三跑”，不下雨，渠水长期漫灌也要带走一部分肥和土，年久日深，土壤板结，土层脊薄，地越种越瘦，产量越来越低。1971年冬，以示埔为试点，发动群众大造水平田、深翻改土，苦干一冬春，移墩填塘、平整土地、砌石修渠，实行排灌、渠路、林带“三结合”，建成一片每丘面积3亩，共247亩水平田。1972年在这片地上种上水稻，抓了“早、种、肥、管”科学种田，平均亩产突破”千斤关”，单位面积产量每亩提高135公斤。从而认识到治水与改土的辩证关系：只有治水又改土，才能彻底改变缺水低产的面貌。1973年继续大干一冬，平整土地面积980亩、开山造田面积60亩、农改田面积1100亩，全大队粮食总产量突破100万公斤。以点带面，全面推广，自力更生，治水改土。全公社组织一个万人平整土地大会战，挖“一渠”、改“二溪”、修“三库”、建“四站”，大干2年平整土地面积5000亩。1974年12月，全县组织民工3万多人，会战鹿溪中游改道工程，完成挖、填土石方716万立方米，将西起梅东合溪口、东至英山之间迁回曲折的旧河道长11.7公里，截弯取直、新开1条长8.3公里、底宽120米、深2米、提高6米的“人工河”。同时，改赤湖溪、浯江溪等河道，先后结合新建旧镇、鹿溪2座大（三）型桥闸。
  1980年全国水利厅（局）长会议后，漳浦县认真总结前30年来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经验教训，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凡是按照两个规律办事，水利建设就多快好省。治水是与大自然作斗争，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以最经济的办法取得最大的效益。否则，长官意志，主观主义，瞎指挥，必然违背自然规律，甚至走到反面，事与愿违，达不到投资少、见效快、受益大的目的。大跃进和十年动乱时期，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水利建设战线长、工期拖、浪费大。
  第二、认真调查研究，搞好全面规划，水利建设效果就比较显著。相反地，就事倍功半，甚至无效。搞水利建设，没有充分的调整研究，搞不清水文、气象、地质等情况，就不能做好规划和设计，“三边”工程多，还出现过“一平二调”和忽视工程质量的问题。
  第三、水利建设不能盲目大干，追求形式，搞什么红旗招展群众运动，表面上看轰轰烈烈，实际上效率很低。有的盲目“想新的、干大的”，小型水利工程受到破坏；有的围垦工程付了“学费”后不得不停建。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曾经按照上面的要求，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1974年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改溪，有的地方缺乏因地制宜、全面规划，造成河道严重冲刷，留下了“后遗症”，变水利为水害。
  第四、要讲经济，以最少的投资、最少的人力取得最大的效益。粉碎“四人帮”以后，认真贯彻“八字”方针，肃清极“左”流毒，狠抓“两个现有”（现有水利工程和现有灌区耕地），集中力量搞好续建配套，努力完成十二项“半拉子”重点工程（即刈掉十二条尾巴），使之尽快发挥工程效益。
  通过总结，肯定成绩，找出差距。当时比较突出的存在三个问题：（1）遗留尾工多，配套任务大。全县还有可挖“明力”近10万亩（其中蓄水工程6万亩、引提工程3万多亩），要从现有工程作文章，大搞挖潜配套。（2）沿海水利没有过关，小江小河没有治完。当时，全县易旱农田面积20万亩，大部份分布在沿海两个半岛和丘陵地区高坡上。五大流域尚未综合治理，易涝面积有9万亩。江、海堤防标准低、险工多，有一半急需整修加固。（3）现有耕地低产田多数没有改造。有山垅田面积2万亩、山排田面积1万亩、旱坡地面积7万多亩，单位面积产量低而不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狠抓安全、效益，搞好水库除险保坝、挖潜配套，加固江、海提防，解决人畜饮水和城市供水，并结合兴修水利发展农村小水电建设。
  经过拨乱反正，实事求是，讲究实效，1980年投劳363万工日，完成土石方375万立方米，兴建各类水利工程445处、打机井170眼，新增灌溉和旱涝保收田面积共1.7万亩、发展喷灌0.5万亩、改造中低产田面积2.8万亩。由于水利设施发挥效益，粮食产量比1979年增产1750万公斤。全县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0.7亿公斤提高到2.2亿公斤，增产1.5亿公斤。1981年一一1982年，根据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把着重点转向水利管理上来。在搞好水资源区划取得较好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抓好杨美水库右干、后井隧洞、后港防洪堤、沿海垦区建设、丘陵区打井喷灌和旧镇、赤湖溪桥闸等续建配套、除险加固工程，扩大工程效益。1983年，遭受严重的水、风、旱灾害：春季100天低温阴雨，接着发生“4.9”、“5.12”、“6.19”等3次洪水；6月21日开始出现34天的“六月旱”；7月25日（下午15点50分）第4号强台风中心从深土大店附近登陆；7月28日至8月17日无雨干旱，尤其在10月15日以后，连续1个多月秋旱。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坚决执行中共中央〔1983〕1号文件，积极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联责经济责任制，调动了水利管理和基建工程单位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后井水库右干渠于1983年3月11日打通新隧洞长1800米，再挖暗涵100米和新干渠长1470米，于8月12日通水效益，扩大新增灌溉面积1500亩，在秋旱中保灌面积1.46万亩。
  截至1983年9月底统计：全县耕地总面积53.79万亩（其中水田31.86万亩），总人口63.43万人。建国34年来，累计投资5973.2万元（其中基建2137.6万元、事业费2847.8万元、县财补助987.8万元；按分类：农田灌溉4364万元、防洪除涝932.6万元、水力发电676.6万元），投劳9612.6万工日，完成土石方9074.01万立方米；兴建蓄水工程4847处（其中中型水库7座、小（一）型水库18座、小（二）型水库59座）；引水工程131处（其中万亩以上3处、千亩以上24处）；机电提灌站2271台801千瓦/19380马力（其中机井374眼）。蓄、引、提总水量由1978年2.85亿立方米增加到3亿立方米。
  1984年，在中共中央[198411号文件的指导下，继续清除“左”的影响，进一步完善岗位经济贵任制，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的主要成绩：（1）除险加固。完成杨美水库溢洪道进口护坦加固和旧镇、赤湖溪桥闸坦水加固，以及南门岭、苦竹、水磨岭等小（一）型水库和鹿溪桥闸除险加固等7座。（2）挖潜配套。完成祖妈林中型水库溢洪道闸门、眉力水库左右干渠部分改建、梁山水库低干渠蒲野渡槽配套等，以及石过陂中型水库、桥内小（一）型小库渠道配套和狮头电灌站等。（3）小型水利。完成续建象牙小（二）型水库和新建长桥、春建、马圩、灰陂、梧桐等石陵6座。（4）围海垦建。完成庄后、东坂、奋发、江口、田中央、过港等围海垦建工程6处。（5）灌浆喷灌。完成内洞、南门岭、台山、小径、东平沓、大山、红坑、岩坑、月眉、老鼠穴等小（一）、（二）型水库大坝灭蚁补强灌浆10座，以及眉力、顶马喷灌点2处。投劳52.34万工日，完成土石方31.68万立方米（其中石方4.32万立方米），投资249.6万元，（其中水利88万元、防汛82.2万元、围垦36.9万元、水毁26万元、电灌12万元、抗旱4.5万元），新增灌溉面积0.46万亩、围海面积1030亩、垦建面积927亩、喷灌面积200亩。
  1985年，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引下，于3月13日至14日召开全县水利工作会议，认真贯彻全国水利改革座谈会《纪要》精神，以改革为中心，以整党为动力，进一步完善水利基本建设和水利工程管理责任制，确保工程安全，为发展农村商品生产服务。全年国家投资207.94万元（其中小农水61.94万元、围垦70.2万元、防汛岁修54.8万元、小水电11万元和水利事业费10万元）。
  水土保持工作，除水土流失区封禁面积10万亩外，投劳19.32万工日，完成土石方49万立方米，挖鱼鳞坑1.4万穴、营造水土保持林面积5.2万亩、种果面积5.9万亩、种竹面积0.15万亩，改造坡耕地面积0.6万亩、套种经济作物和绿肥面积2.35万亩，培修地埂面积0.6万亩，新建、整修梯田面积0.55万亩。
  1986年是“七五”计划第一年。在党中央“开放、改革、搞活”方针指引下，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坚定不移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长期战略方针，加强对商品粮、蔗基地的农村水利建设和管理工作，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开展防汛抗旱斗争。同时，大搞围垦建设，开发、利用浅海滩涂发展对虾养殖，为改善人民的食品结构和出口创汇服务。全年投劳147.54万工日，完成土石方87.88万立方米（其中石方9.9万立方米）。主要工作：（1）农田水利完成各类水利重点工程50处（其中除险加固13处、岁修工程28处），新增灌溉面积2020亩；（2）围垦建设完成花厝、霞美、竹屿等围垦工程5处，围海面积1.4万亩；（3）打井灌浆完成机井2口、大坝灌浆4处（眉力、下仓、山美、新岭等水库），总造孔184孔、总进尺1458米。
  1987年，全县投劳69万工日（其中技工4.5万工日），完成土石方78万立方米（其中石方3.5万立方米），投资418.6万元（其中国家补助205.6万元），使用水利粮食32.5万公斤（其中县粮10万公斤），完成各类水利工程446处（其中挖潜配套254处、修复水毁工程102处），新增灌溉面积0.3万亩、恢复灌溉面积2.58万亩。全县粮食播种面积78.8万亩，比1986年扩大6.9万亩；粮食总产量2.21亿公斤，比1986年增产2750万公斤（其中春粮增产569.5万公斤、夏粮增产715万公斤、秋粮增产1465.5万公斤）。
  1988年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和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中，大力宣传贯彻《水法》，总结推广任期目标责任制”、劳动积累用工制、水利投资合同制、施工招标承包制、人员岗位责任制等五项制度，出现了乡乡村村兴修水利的新局面。全县每天上场劳力最高达3万多人，投劳116万工日（其中技工8.3万工日），完成土石方89.2万立方米（其中石方6.3万立方米），投资597.5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81万元、县财投入15万元、以工代资248.5万元），完成各类水利工程505处，新增灌溉面积0.77万亩，解决沿海突出部和岛屿人饮1.75万人。佛昙镇水利管理站，管好用好现有水利设施、做好防汛抗旱工作，使全镇农田保灌面积扩大到3.7万亩，占耕地总面积82％，于1988年12月6日被评为全国244个区乡水利水保管理服务站先进单位之一。
  1989年贯彻执行国务院批准水利部《关于依靠群众合作兴修农村水利的十条政策》，本着合理负担、量力适度的原则，规定每个农村劳力每年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劳动积累工10个工日以上。各乡（镇）政府采取适应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多种形式，实行劳动积累用工制度，当年指标，当年完成，当年结清。1989年12月11日至12日，县人大和各乡（镇）人大主席团及县直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共34人，组成2个水利视察组，分别深入到赤湖、佛昙、绥安、杜浔、霞美、旧镇等6个乡（镇）视察，发现问题，提出建议。县委、县政府于1989年12月28日在霞美镇召开冬春修水利现场会议，深入贯彻国务院国发〔1989〕73号《关于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决定》，认真落实和完善有关政策，把冬春修水利计划任务列入各乡（镇）政绩考核内容，签订责任状。1989年投劳175.8万工日（其中技工9.8万工日），完成土石方145万立方米（其中石方7.6万立方米），投资534.1万元（其中国家补助265.2万元、县财投入40.5万元，比1988年增加1.7倍），完成各类水利工程633处，新增灌溉面积1.38万亩、防洪治涝面积1.85万亩、改造盐酸性渍害低产田面积0.11万亩。1989年全年平均降雨量1140毫米，比正常年减少1/3左右，但天旱地不旱，全县粮食总产量2.56亿公斤，比1988年增产3476万公斤，单产、总产均超历史最高水平，受到国务院表彰。县水利电力局也荣获省厅1989年度水利建设先进单位和省府1989年度粮食丰收与支农先进单位，得到30万元水利开发项目的奖励。
  1990年，投劳222.4万工日（其中技工8万工日），完成土石方176.4万立方米（其中石方8.9万立方米），投资586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44万元），兴建各类水利工程712处、修复水毁工程855处，新增灌溉面积1.3万亩、恢复灌溉面积7.5万亩、防洪治涝面积2.5万亩和解决人饮0.7万人。在多灾的情况下，1990年全县粮食总产量2.66亿公斤，比历史最高的1989年增产1004.9万公斤，增产3.9％。
  在“七五”期间，连续几年集中人力、财力大抓眉力、石过陂、后井、梁山、赤兰溪、杨美、祖妈林等7座中型水库的除险保坝，先后投入资金53万元（其中国家、地方补助36万元），对赤兰溪、眉力、梁山等水库进行大坝灌浆，对杨美水库加固溢洪道，对梁山水库局部翻修、加固大坝迎水坡和进行涵洞套砌钢管。各中型水库经过除险加固后，大坝基本达到设计标准。1990年9月14日至1991年6月14日，降雨量仅271.2—327.7毫米，连续9个月没有下过一次透雨，发生建国以来罕见的特大旱灾。1991年早季，各中型水库为灌区14.5万亩早稻供水量达6640万立方米，平均每亩供水量457.5立方米，确保灌区91.7％面积大旱之年大丰收，比1990年同季增产粮食1350万公斤。
  为防止水土流失、开发荒山，从1983年5月开始，动员社会力量在中、小（一）型水库库区办起10个林场，以封为主、封造结合，造林面积22.8万亩、种果面积1.3万亩、封山育林面积8万亩。至1991年，全县开发山地建设标准果园面积35万亩（其中新开发标准果园面积10万亩）、沿海营造防护林带面积17万亩。
  “有收无收在于水”。全县广大农村干部、群众从“水利不兴，农业不稳”的实践中，迫切要求和自觉地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八五”期间前3年，投劳899.6万工日，完成土石方829万立方米（其中石方33.7万立方米），投资3187.9万元（其中国家补助656.4万元），新建、整修各类水利工程2822处，新增、改善和管灌面积共14.35万亩，与1988—1990年对比，投劳增加75.4％，土石方和投资各增加1倍多，受益面积增长25.9％。1991年连续发生春、夏干旱，同时遭受“6.26”洪水和3次热带风暴袭击；1992年发生“7.5”大暴雨、2次热带风暴和农历八月天文大潮灾害；1993年又发生了夏、秋干旱。在县委、县政府领导统一指挥下，发动和组织广大干部、群众投入防汛抗旱斗争。3年中投劳225.3万工日，完成土石方155.1万立方米（其中石方5.2万立方米），投资844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26.5万元），兴建临时性抗旱工程2486处和抢修水毁工程2388处，抗旱灌溉面积27万亩、恢复灌溉面积17.95万亩、防洪保护面积6.5万亩，防潮保护面积0.75万亩，把受灾损失减到最低限度。
  为对外开放服务，解决绥安工业开发区用水用电问题，县水利电力部门多层次、多渠道集资，在国家无偿补助100万元支持下，由中闽公司经营性投资250万元、县以电养电基金投入668万元、县财政补助120万元和贷款480万元，共集资1618万元，于1992年2月29日动工兴建1座最大坝高37.8米、总库容1020万立方米的澎水中型水库和电站，当年12月16日提前钻通输水隧洞长1822米后，兴建水电站压力管道长1256米，装机容量6400千瓦/2台，于1993年7月1日调试发电，年增加发电量1408万千瓦时。
  1993年，漳浦被列为国家立项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分期实施的乡（镇）、场有前亭、霞美、杜浔、佛昙、赤湖、深土、古雷、官浔、盘陀、沙西、长桥和大南坂、长桥农场等13个项目区。1996年1月30日，县人大在十二届三次会议作出决定，把建设现代化节水灌溉示范工程列入今后3年内再为民增办10件实事之一。1996年漳浦县被列入全国建设300个节水增产重点县之一。即在项目区中选择沿海丘陵8个乡镇19个村，开展节水型农业试点，完成地埋低压输水管道长2.3万米，发展管灌面积1.4万亩，年节约用水量106.4万立方米（平均每亩节约水量76立方米），增产粮食68.6万公斤（平均每亩增产49公斤）。广大干部、群众看到发展节水型农业既省水又增产，增加投入，积极推广。霞美镇眉田村埋设地下暗管长1060米，从后井水库大坑渡槽引水至庙后，消灭馒头山农地旱灾面积400亩、农地改水田面积200亩，全村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总面积90％，实现了“吨粮村”。前亭镇后蔡村群众投资7.2万元，建地埋管道长2500米，引用东方小水库水源，管灌面积2000亩，种植芦笋，年增加收入100多万元。据统计：1996年全县20个乡镇、280个村，农户148281户、农业人口670755人。按1990年不变价，1996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32.72亿元，农业总产值20亿元，分别比1990年增长23.8％和16.1％，农民人均纯收入1474元，比1990年增长20.1％。
  1997年继续投劳608万工日，完成土石方605万立方米（其中石方16.2万立方米），投资4560万元（其中群众自筹2350万元、集体投资980万元、地方投资750万元），完成海堤加固达标长64.94公里、加固防洪堤长28.6公里、修复当年水毁工程386处、除险加固小（二）型水库37座、石陂32座和石渠长48公里、清淤渠道长910公里、完成节水管灌工程6处、打机并466眼、新建供水工程5处（总供水量2540吨）、解决人饮2.6万人，新增灌溉面积0.34万亩、恢复灌溉面积4.1万亩、节水管灌面积0.55万亩，新建围垦面积0.42万亩、水土保持面积10平方公里、改造中低产田面积0.9万亩。
  截至1998年底统计：全县13个项目区投入资金5698万元（其中市以上财政投资1658.9万元、专项贷款754万元、县镇配套和群众（企业）自筹资金3285.1万元），改造中低产田面积14.2万亩、开垦宜农荒地面积1.5万亩、营造生态防护林面积1.86万亩，建设了赤湖、深土、官浔等一批高标准的万亩高产稳产农田，以及古雷下堀村、赤湖亭里村和花果中心、花卉中心等节水管灌示范片。项目区新增粮食生产能力3030万公斤、油料75万公斤、糖料300万公斤、水果500万公斤；项目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从立项前的1002元提高到3160元，新增产值1.8亿多元。
  1998年10下旬，遭受第10号强台风袭击，水利工程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县委、县政府加强对冬春修水利建设的领导，实行“建管并重”方针，投劳532.8万工日，完成土石方604万立方米，投资1500万元，搞好一溪（鹿溪城防）、二港（东港、乌桥港）、三闸（旧镇、鹿溪、花厝）、四库（大安、蔡坑、芹山、杉仔湖）、五片（石榴、盘陀、深土、沙杜万亩节水片）等重点项目工程。
  1999年9月，国家水利部授予漳浦县“一九九九年全国农村水利先进集体”荣誉称号，激励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坚持不懈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11月3日，县委、县政府在赤湖镇召开全县冬春修水利现场会。县五套班子领导、乡镇场书记、县直机关有关单位领导、赤湖镇直机关干部、学生、群众和某部驻军官兵等近万人参加义务劳动。全县掀起了冬春修水利建设新高潮，投劳460万工日，完成土石方480万立方米，县财投入资金380万元，重点建设城区防洪堤、乌桥港排涝工程、赤湖溪和东港清障工程、官浔南溪除险加固工程、节水管灌工程。沙西镇党委、政府于1998年发动组织万人会战乌桥港，1999年冬春修又组织干部、群众千余人扫尾，投入自筹资金250万元，完成总长3公里的乌桥港排涝工程，港道由原来16米拓宽到40米，大大提高了排涝能力，保护两岸农田面积0.5万亩和0.3万亩虾池安全。至2000年9月底，全县投劳498万工日，完成土石方513万立方米，投资5130万元（其中省市投资840万元、县财和水管单位740万元、乡镇630万元、村和群众自筹2920万元），超额完成计划7％，完成除险水库20座，加固水闸42座、续建小（二）型水库2座、清淤渠道长1630公里、改造中低产田面积2.4万亩、围垦面积0.44万亩、水土保持面积8平方公里、解决农村人饮2.3万人，新增灌溉面积0.28万亩、新增节水管灌面积3.8万亩。2000年11月4日，国家水利部等有关部门委托省政府，对漳浦县建设全国节水增产重点县暨节水灌溉示范项目通过验收。经过50年来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基本实现初级水利化县。
  兴建漳浦西湖公园记事
  沈淮森
  漳浦西湖公园于1995年腊月奠基动工，1999年元旦开园，历经3年整。
  历史沧桑话西湖
  西湖，始建于南宋嘉定八年，即公元1215年（乙亥年），当时的县令赵师缙为使鹿溪上游诸水不至横溢，近郊良田不至苦旱，蓄水灌溉，广收其利，遂建西湖。据旧县志记载：湖的周长为515丈，湖中建有一亭，提岸广种桃柳，湖里遍植菱芡，红绿相映，含远山，映近堞（堞即城垣上的矮墙），美化环境，促使文化教育发展，人才辈出，故称“湖泽储英”，为漳浦十景之一。
  由于年代更替，西湖也有它的坎坷历程。明朝万历元年，（1573年）西湖沿边被人垦为田园，构建房舍，蚕食斑斑。经县令房寰大刀阔斧整治，才得恢复原貌。以后逐渐淤塞。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县长黄明日计划辟西湖为公园，拟在湖中兴建忠、孝、廉、节四“乡贤亭”，也因为经费问题，只在原“湖心亭”遗址上建一个方台，亭未建，只留下一个奠基石而已。解放后，为发展淡水养鱼，把西湖改建为鱼苗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县城市容市貌的改观，全县人民包括海内外乡亲迫切希望县城有一公园，多次在县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建设西湖公园的议案。经漳浦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议，把兴建西湖公园作为本届政府为民办十件实事之一。中共漳浦县委立即于1994年5月组建工程建设指挥部，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戴全成挂帅任指挥，县建委主任陈玉宝、原人大常委沈淮森分别任副指挥，土地局长陈荣华、建委副主任陈荣耀、绥安镇书记黄荣川（现任副县长）、绥西村书记李传来为成员，后期因人事变动增加县委副书记翁福、副县长陈黎明为副指挥、县计划局长蔡和平、财政局长吴如山、建设局副局长林开封、西湖工程开发部主任李两姓、新任绥西村书记林树森为成员。接着，漳浦县人民政府于1994年11月和1995年4月先后以浦政（1994）218号文和浦政（1995）63号文出台兴建西湖公园决定和批准实施方案。
  聘请名师建名园
  漳浦县西湖有着近八百年历史，为把历史名胜建成现代名园，工程建设指挥部一开始，就把规划设计作为工作的重点。组织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分别参观了杭州的西湖和泉州的东湖公园，并对享有“花园之国”美称的新加城进行考察，前后花了一年时间，作了三个方案。起初，是请漳州市园林部门设计了第一、第二方案，海内外乡亲提出了许多不同看法。工程建设指挥部广泛征求意见后，下决心聘请名师设计。由正副指挥分别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先后北上天津，敬请国际名师彭一刚教授为西湖公园规划设计。彭一刚是天津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人大常委，他工于建筑绘画表现，精于建筑设计创意。著有《建筑绘画基本知识》、《建筑空间组合论》、《中国古画园林分析》、《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创意与表现》等，他的创作已被翻译再版至日本、台湾等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并入选中国名人录。1995年5月下旬，彭教授应聘亲临漳浦西湖实地现场考察，并亲自动手为西湖公园整体规划设计和景点建筑设计。漳浦西湖公园总体规划的规模，用地15.3公顷，折合230市亩（包括少年宫），其中：陆地用地140亩、水面用地90亩，湖的周长1953米，超过历史记载的水面。湖中设计一湖心岛为全园中心。岛上设计储英阁和先贤馆，比史志记载的湖心亭更为壮观，明渠引水恢复了历史本来面貌。湖边设计各种亭、榭、楼、阁等建筑小品。湖的东西分为动区和静区，东面设计儿童乐园、少年宫、青年活动中心、老年活动中心等，西面设计碑林、拱桥、曲廊、茶室、冷饮厅、盆景园、沁园春（酒家）等。这些园中景点均采用“小青瓦、白粉墙、燕仔尾”的仿唐建筑艺术，造诣深，受到国内外专家的好评。旅居美国的华人陈中民教授夫妇回家探亲，参观西湖公园时就说：“此仿唐建筑，十分可观”。清华大学原建筑学院院长高冀生教授夫妇应聘正在华大授课，闻彭教授为漳浦西湖公园设计，冒雨前来参观和考察。他对我县聘请名师设计，把历史名胜建成现代名园，认为是卓有远见的举措。对彭教授规划设计的仿唐建筑艺术，充分体现地方特色，又有时代创意，独具一格而十分赞赏。他说漳浦西湖公园建成后，将成为全国名园。
  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戴全成亲自上京，先后托人敬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彭冲、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启功教授，分别为公园的南大门、东大门的“西湖公园”匾额赐笔。县书法家协会主席蔡乙鹉也托友人上京敬请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为“储英阁”匾额赐笔。沈老先生闻悉彭教授设计，欣然挥毫，给西湖公园增添了光彩。
  人民公园人民建
  1995年11月27日西湖公司隆重举行奠基仪式，县委书记兼县长林奕斌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号召全县人民发扬人民公园人民建的精神，共同为建设西湖公园作出应有的贡献。
  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开春之后，工程建设指挥部组织了一次挖湖造园大会战，县委、政府、人大、政协的领导同志带领县直机关干部、职工一千多人直奔工地，驻军部队首长带领机关全体官兵也前来参战，西湖公园所在地的绥安镇、绥西、绥南村的干部、群众更加热情高涨，他们不仅奉献心爱的土地建园，而且积极参加挖湖会战，施工队出动挖土机、推土机、拖拉机、汽车等全部机械出动参战，工效高、进度快、军民共建公园，为建园打响了第一炮。
  桑梓情深，捐资建园。漳浦县旅外乡亲开展捐建西湖公园活动。身居特区的旅厦乡亲情注故园，在漳浦乡友厦门联谊会会长林九来带动下，多次集会捐资，捐献“鹭芳亭”一座，共有98位乡亲捐资、捐献人民币14.8万元。福州市漳浦同乡会、漳州漳浦乡亲联谊会和漳州漳浦佛昙侨乡联谊会也先后寄来了捐资款。旅居福州市的乡亲和曾在漳浦工作的同志在会长蓝德裕的推动下共有16位捐资、捐献人民币0.56万元。旅居漳州市的乡亲在会长许崇安的推动下共有46位捐资、捐献人民币2.03万元。旅居北京、上海、南京的乡亲也先后寄来捐资款。台胞蔡西湖先生系高雄市众新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多年来为其船务实业奔走海峡两岸，对漳浦这块热土情有独钟，他亲眼看到漳浦在建西湖公园，立即慷慨解囊，捐献钟楼一幢，捐资美元一万元。旅居台北市、高雄市、基隆市和香港的漳浦籍乡亲也先后寄来捐资款，美元4700元，港币2000元，台币17万元。
  捐资建园，责无旁贷。在漳浦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县人民代表和县政协委员带头为建设西湖公园捐资，得到全县干部、教职员工的热烈响应。县、镇机关干部、职工3886人，共捐资人民币23.3万多元。县中小学47个单位教职员工5113人，共捐资26万多元，县交通局捐建拱桥一座，人民币15万元，县水电局、工商局捐建进出水涵桥各一座，分别各捐资12万元。县电力公司为公园路灯捐献人民币12万元，县邮电局、中福公司分别为游船码头和钟楼的基础水下工程捐资人民币各5万元。
  全县各界人士和海内外乡亲在建设西湖公园期间先后捐资和实物，共折价人民币202万元。对于捐资人民币200元以上的个人和集体（单位），工程指挥部均在《金浦乡讯》报表彰，并在公园湖心岛中刻石留念。
  开发小区、聚财建园。兴建公园的主要资金是漳浦县人民政府每年从财政拨出60万元人民币作为启动资金，一届五年，应拨300万元，县长洪德庆为早日开园又增拨100万元，实际财政拨款396万元。同时，划出西湖小区一平方公里范围，提供800亩作为城市小区开发用地，其中403亩划作公园、道路、学校、市场、厕所、绿地、停车场等市政公共用地，余作开发小区出让地，建设一批与公园相配套的别墅和沿街的商住房。前后五年实际开发668亩，提供市政公共用地316亩，可出让地35亩，从土地出让金和城市配套费中提取二千多万元作为西湖公园开发基金。公园建设总支出三千二百多万元，完成总预算的68％。
  精心设计精施工
  高品位的规划设计，关键在于精心施工，出真品。为此，工程建设指挥部着眼选择过硬的施工队伍。富有闽南石文化功底的福建省东南工程建筑公司暨泉州市万安石材工艺有限公司这支施工队伍，在泉州、厦门、龙岩等地的石雕工艺方面均有较好的表现，工程建设指挥部同意其承建西湖公园的东大门、先贤馆、储英阁、鹭芳亭、钟楼等主要景点工程，作为建设西湖公园的骨干施工队伍。公司总经理杨志坚对彭老教授的工程设计十分敬重，亲自带着工程技术施工人员飞往天津大学设计院，请院长林赐恩对图纸进行交底和切磋。并聘请老工程师杨炳川长驻工地进行技术指导，在施工过程中精工细雕，提供优质工程。
  曾为漳州九龙公园建设施工的漳州市先行交通总公司第四工程处，主任肖妙瓶原籍漳浦霞美，少年时外出打工，在闽南一带长期从事道路建筑工程，富有工地管理经验，拥有一定的资金、技术和设备，在质量、工效上均过得硬。工程建设指挥部门同意其承建挖湖造园工程和西湖小区造路骨干工程。为了家乡的事业、全县人民盼望已久的公园，肖氏全家兄弟4人分工组织、测绘、施工、仓管，长期驻扎工地，协助工程建设指挥部扫除障碍，打开局面。并为挖湖造园、小区开发、新建40m宽的龙湖路、拓宽32m宽的金鹿路创造出一流工程的优异成绩。此外，县二建公司承建公园管理房、游船码头、内外两用公厕等项目，也都派出得力技术人员长驻工地，确保工程的工艺和质量。
  同时，工程建设指挥部对工程所需的建筑材料也十分考究。屋上的黑色瓷砖是遵照彭教授指定的产地，闻名于世的紫砂壶之乡的江苏省宜兴市紫砂材料生产的仿古瓷砖，地上墙上贴的石板材，我们采用了建筑北京人民大会堂所用的石板材——产地泉州603#花岗岩进行两遍斧加工的石板材，钢筋、水泥均指定生产厂家，以保证工程的工艺和质量，使整个工程建筑外观，既古色古香又有现代创意，充分体现了闽南石文化的特色。
  在施工过程中，彭教授不顾年迈体弱，曾5次南下漳浦，检查指导西湖公园建设。为了给公园节约开支，有二、三次是安排在广州评议全国“九运会”建设项目返回时顺道进来的。他亲手设计的项目除已施工外，还有南大门、历史长廊、老人活动中心、茶室、冷饮等尚未施工的项目，这些设计费用，全部无代价奉献给西湖公园工程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陈玉宝带着工程技术人员和施工队伍对国际大师设计的新工艺均先在地上试作，然后才搭架钉模。对屋上的瓷砖是通过平贴与叠贴的比较，才作定案。没有按照设计和试贴的方案，施工队和指挥部不惜代价，千方百计改进，以达到工程的工艺和质量要求。
  为了让全县人民早日一睹西湖公园芳姿，西湖公园工程建设者都以饱满的激情，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建立责任制，顶风冒雨，日夜加班，加快工程建设步伐，在开园之前，公园建设已初具规模，并形成八个景观：即东门风光、儿童天地、登阁一望、两水畅游、碑林观赏、峡谷含翠，绿坡休闲，桐林夕照，以优秀作品笑迎四方游客。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袁启彤参观后，挥毫书曰：
  “西子姗姗来漳浦，
  回眸一笑乙亥年”。
  漳浦县委书记沈元坤在开园之日，歌颂曰：
  “唐郡宋湖，千载沧桑今胜昔；
  尧天舜日，万民沐泽寿而康”。
  国家“八五”、“九五”计划
  ——漳浦交建设成绩斐然
  王文国
  国家“八五”期间，我县交通建设项目有国道324线漳浦路段拓宽、改建工程；省、县、乡道铺设沥青路面；改造等外公路为等级公路。航务工程建设重点为新建佛昙港3个陆岛交通码头，即白石100吨级1个泊位，整美50吨级1个泊位，岱嵩50吨级1个泊位。“八五”期间，漳浦县公路干线拓宽、改建和省、县、乡道路面改建及航务工程建设的投资为1.6408亿元。国家“九五”期间，漳浦县交通建设项目是省道牛旧线漳浦县绥旧段（绥安至旧镇）拓宽、改建工程；县道屿整线（屿仔尾至整美）风柜斗岭降坡工程；霞美公路飞机跑道工程。航务工程建设重点是古雷港区汕尾5千吨级建材综合码头1个泊位；六鳌下大澳3千吨级硅砂码头1个泊位。“九五”期间漳浦县公路、航务工程建设投资为13774万元。两个“五年计划”交通工程建设总投资为30182万元，相当于建国以来40年交通工程建设投资总和的5倍多，是我县经济建设的一大亮点，大大缓解了交通运输的“瓶颈”问题，使我县公路网两纵两横的路面等级普遍提高；航务工程建设，突破了我县无靠泊万吨轮的历史，必将大大促进我县外向型、效益型、创汇型经济的飞速发展。
  “八五”期间交通建设项目：
  （一）公路工程建设。
  1、国道324线漳浦段拓宽、改建工程。1992年10月27日，福建省委、省政府在马江召开会议，以闽政（1992）综338号文《关于实施“先行工程”加快公路干线建设的决定》下达各地、市、县遵照执行。漳浦县立即在全县掀起公路建设新高潮的动员会。全面做好前期测量、钻探、设计、筹资工作，为全面开工奠定了基础。该工程南段绥安镇霞潭至盘陀镇隧道入口处和北段马口至绥安霞潭，分别由江苏省交通科研所和漳州市公路局测设所勘察设计。按国家交通部部颁平原微丘区二级公路技术标准测设，全长46.80173公里，路基宽23米（超二级路规范标准）、水泥混凝土路面15米。桥涵与路基同宽。最大纵坡5％，土石方量97.7354万立方米，其中土方94.009万立方米，石方3.7264万立方米。小桥167.18米/9座，涵洞1362.29米/130道。设计荷载汽车—20级、挂车—100。设计车速80公里/小时。总投资为1.2亿元。为了加快公路建设步伐，掀起全县建设公路的高潮，漳浦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出《关于实施“先行工程”加快公路建设步伐的决议》，吹响了全县人民投入公路建设的号角，干部、职工纷纷捐资，农民也投工投劳或投资。举县上下一片欢腾，建设公路的推土机、压路机、铲车来回穿梭，尘土飞扬，施工的人流、车流交织在改建的公路建设工地上。与此同时，漳浦县人民政府以浦政（1994）8号成立以县长林奕斌为指挥，副县长陈黎明为常务副指挥、县交通局长邱秋月为副指挥和各有关部门的领导为成员的“漳浦县公路建设工程指挥部”，下设指挥部办公室、筹资、工程监理、交通管理、宣传办公室。各乡、镇、场也相应成立公路建设工程指挥机构。国道324线漳州路段拓宽改建工程的组织领导，以漳州市领导和各县（市）区分管领导组成指挥机构。市公路局郑成朕为法人代表，各县（市）、区政府为协助单位。工程质量监理由市公路局监理部牵头，各县（市）区公路分局为分支监理单位。施工组织管理工作基本上是各县（市）区政府负责制。工程承包合同，工程监理认证，工程质量评定等由市公路局垂直领导，工程进度款由施工队报县公路建设工程指挥部转报市划拨。公路路基工程由各县（市）区行政辖区内的路段，按每公里40万元包于承建（含小桥、涵洞、护砌工程、排水系统工程及征地、拆迁等）。大桥另计单列，由市组织有公路施工资质单位单独施工。开工前，市公路局巫琦总工程师和漳浦公路分局陈志坤工程师还专门组织沿线各乡、镇、场人员集中技术培训，提高群众的工程质量意识，确保工程质量。
  国道324线漳浦南段（绥安镇霞潭～盘陀岭隧道入口），K378＋000～K398＋801.73计20.80173公里于1994年1月18日由盘陀镇群众，打响开工第一炮，大南坂农场，绥安镇紧接着也相继开工。北段（马口至绥安镇霞潭）K352＋000至K378＋000计26公里，亦于当年5月开工，北段路基工程由官浔镇、长桥镇、长桥农场、中西林场、农业局、绥安镇负责包干承建。南、北段路基工程施工进度不一、先完成者呈报市公路局监理部，派专门验收组分段验收。凡经弯沉测试和密实度检验，符合国家交通部部颁公路工程验收标准的，评定合格后，由砼路面队分段铺设路面工程。不合格路段重新返工或变更设计处理。路面施工队由江苏省武进县市政工程公司第二分公司、省武警总队路桥公司、漳州市振兴公路工程公司漳浦分公司、诏安分公司、长泰路桥工程公司、莆田市路桥建设公司、龙海市角美建筑公司、广东省潮州市政建设总公司、漳州市公路局工程处、汕头市建安工程总公司等10家负责承建。1995年4月，324线漳浦段拓宽、改建工程全线竣工，交付使用。
  国道324线漳浦段的前身是龙诏公路。公元1922年漳诏地方（龙溪、漳浦、云霄、诏安）团体发起组织“漳诏公路期成会”，促政府加速修建该路。1926年12月漳浦县境内组织民办车路局，才从漳浦向北修筑至马口段，向东修筑至旧镇，直到1928年后才修通，1936年8月直达诏安至分水关全线通车。龙诏公路历尽沧桑，“焦土抗战”时，当局下令炸桥断路，到头来反害了国人交通不便。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当局无力修复，该路千疮百孔，难于通行。建国后，华东支前公路修建委员会商请中南军政委员会同意，由广东省交通厅组派广东指挥分所，协助修复汕漳公路，后该路称龙汾线。1966年3月龙汾线改线，从漳浦经大南坂，越盘陀岭，经后埔至云霄。较之从漳浦经旧镇、沙西至云霄“海线”（称龙汾副线，后改为漳云线）缩短21公里。从1966年至1978年前后进行马口桥、长桥岭、割后段改建，1976年至1980年路面铺设沥青，才结束泥结碎石路面，结束旅客饱受尘土飞扬之苦的历史。但是闽南属丰水地区，沥青路面几经辗磨，很快老化，凹凸不平的路段比比皆是，路幅9～12米，日通车量为7～8千辆次，已超负荷运行，不能适应经济飞速发展的需要，成为制约经济腾飞的“瓶颈”。“先行工程”一声炮响，才把前身龙汾线现为国道324线彻底改建为宽敞的二级水泥路。1989年3月1日盘陀岭隧道单孔汽车道开工，1992年竣工，结束了车辆盘山绕岭的困扰。1996年12月23日盘陀岭第二公路隧道开工，总投资5578.85万元，其中隧道工程2956.97万元，接线工程2623.06万元，翌年12月竣工，建成双孔隧道，大大改善隧道通车条件，使国道324线漳浦段的拓宽改建工程全线告捷。“先行工程”实施的优点是群众参与，是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相结合的运作机制。成绩是主流，但缺点是群众回填土方，有小部分未按公路施工规范辗压，造成水泥混凝土路面最大特点是强基薄面无法体现。事后水泥板无抗弯能力，造成裂缝、断板的现象，是值得总结经验教训的。其次，超限运输也是加剧水泥板病害的外因，5吨载重车运10多吨，20吨车装运100多吨现象十分严重。今后应强化路政管理，以期达到水泥混凝土路面符合规范的使用期限。
  2、实施省、县、乡道铺设沥青路面工程和新建县际断头路。工程指挥部组织国道324线漳浦段拓宽、改建的同时，对全县省、县、乡道下达铺设沥青路面工程、提高路面等级的任务。由漳浦县交通局和潭浦公路分局分别组织测设和施工。沥青路面以6米宽铺设，完成180.0087公里沥青路面铺设，总投资为4280万元。工程费分担为省道由县和乡（镇）、场各分担一半；县、乡道由县负担三分之一，乡（镇）、场负担三分之二。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县性提高公路路面等级化的大建设，泥结碎石路面和土路面大大减少了。1992年还新建四级路老区基点村车本公路9.2公里；1996年连接南浦通平和县三坪的县际断头公路9.6公里；贯通官浔至龙海市东泗乡的县际断头路3公里；马坪镇至白水镇县际断头公路4.2公里。1996年新建石榴桥26米，1993年新建南浦乡桥23米，结束了漳浦县漫水桥的历史。使人、车往来不必涉水和耽心洪水季节过漫水桥的不安全隐患。
  （二）航务工程建设岱嵩陆岛交通码头工程3个泊位
  为改善海岛居民交通条件，改变海岛的渡口靠泊自然海岸上、下乘客的落后现状，减少冬天老弱病残，孕妇涉水上岸，溺水事故时有发生的不安全隐患，省交通厅、港航局同意我县岱嵩50吨级、整美50吨级和对应的白石100吨级交通码头兴建，该项目设计单位为福建省港航局设计室，施工单位为汕头市建筑安装总公司，工程质量监督单位为福建省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建设单位邀请泉州华侨大学方稻香教授为工程监理。
  漳浦县陆岛交通码头工程建设指挥部以杨安乐副县长为指挥，交通局邱秋月局长为副指挥，及有关单位领导组成指挥部，负责该项目的建设管理。1992年6月1日开工，总投资148万元，岱嵩陆岛交通码头长20米，宽6米，引堤长77米，码头为空心方块结构型式，码头前沿零米等深线为2.6米。整美陆岛交通码头长20米，宽6米，引堤25米，码头前沿零米等深线4米，高桩梁板结构型式。对应的白石陆岛交通码头长25米，宽10米，后方以港区接线公路820米衔接，码头为高桩梁板结构型式，码头前沿零米等深线低潮干出，该交通码头只能乘潮作业，1992年12月31日竣工并交付使用。3个陆岛交通码头建成，大大方便了海岛群众交通来往，促进海岛的经济发展。
  旧镇港5000吨级对台贸易码头工程是“七五”期间开工，1992年元月竣工，在此不计列。
  “九五”期间交通建设项目：
  一、公路工程建设
  1、省道牛旧线绥安至旧镇路段拓宽改建工程。该工程黄仓口至旧镇路段，原路基为9～12米，沥青路面7～9米宽，该路段是漳浦县主通道，车流量大，十分拥挤，交通肇事时有发生，已经不能适应漳浦县经济飞速发展，改建势在必行。绥安经济开发区漳浦海关路口至朝阳路口，1997年3月10日新建长3.437公里。路基宽18米，路面宽7.5米，结构型式为水泥混凝土，投资550.266万元。朝阳路口至黄仓口于1996年2月15日新建长2.274公里，路基宽18米，路面结构型式为沥青路面，投资74.8202万元。为了使绥旧路段和城镇建设相配套，在上述两段公路工程设计时参照城市道路建设设计技术标准，并设朝阳、黄仓两个大圆盘，省道牛旧线绥安至旧镇路段拓宽改建时，上述两段均按路基宽40米纳入设计施工，以适应漳浦县将来县改市的需要。该项目由漳州公路局勘察设计所承担设计，福建省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漳州分站负责质量监督，漳浦县交通局和漳浦公路分局担任工程监理，南方建设公司承建，漳浦县委、县政府成立以黄双庆副书记（半年后工作调动，改由于南生副书记）为指挥，陈黎明副县长、陈求良调研员为副指挥，和各有关部门领导，组成“漳浦县牛旧线公路段拓宽改造工程指挥部”。漳浦县路港交通有限公司总经理为该项目业主和法人代表，承担举债和建设管理，向漳浦工商银行贷款3600万元。该工程按国家交通部部颁平原微丘区二级公路技术标准测设，全长13.905公里，路基宽40米（超二级路规范标准），其中分隔带5米，行车道2×11.25米，分隔带2×1.5米，人行道2×4.75米。路面结构型式为水泥混凝土，平曲线极限最小半径250米，最大纵坡3％，停车视距160米，桥涵与路基同宽，设计荷载为汽车﹣20级，挂车﹣100。主要工程量为土石方量45.05万立方米，水泥混凝土路面294177平方米，小桥35米2座，涵洞1180米/25道，防护工程11000M3/13.905KM，设计车速80公里/小时，总投资6100万元。1998年6月1日剪彩开工，路基工程从黄仓路口至旧镇楼仔村按每公里60万元，漳浦县绥安经济开发区漳浦海关路口至黄仓口每公里30万元，由绥安镇和旧镇镇政府包干承建。路基工程经省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漳州分站验收合格后交付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队施工，1999年10月1日全段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
  省道牛旧线绥安至旧镇路段前身是浦镇路。北伐后，闽南兴起建路热，当时漳浦县长卢义声在漳浦改革杂捐，改私下承包为投标承包，并废除承包旧赋的“进门礼”，余款拨作公路桥梁器材之用。民国15年（公元1926年）6月兴建，政府筹款建桥梁，民工建路基。是漳浦县第一条公路，1929年建成。先由漳浦县商会长陈雨苗先生和旧镇“五行”商家入股并纳入台湾籍商人汽车6辆，组织乡车合作社营运，民国20年（公元1931年）纳入龙诏公路，由漳州龙诏汽车公司统一经营。事隔70年的1999年绥旧段（绥安～旧镇）才得以全线拓宽改建，改建中只抛掉林美村0.6公里和麦园埔段0.8公里旧路，线型基本和70年前设计的线型吻合。根据县五套领导班子的意见，下一步拟增设道路照明工程和旧镇楼仔村绥旧公路拓展长548米，宽18米，与漳诏高速公路旧镇互通口段衔接，进一步完善公路网的建设。待资金筹措落实后方能实施。
  2、霞美公路飞机跑道工程。位于省道漳云线K60＋270～K62＋770，即霞美尖石岭至杜浔院边，本工程为国防交通工程，平战结合的工程。其建成将起到完善机场场网布局，战备永备机场的补充，对遏制“台独”、“两国论”，维护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其意义十分重大。1999年9月3日国家交通部和国家交通战备办公室以交规划发（1999）463号文下达《关于漳浦霞美公路飞机跑道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即由福建省林业勘察设计院和福建省交通规划设计院共同承担设计任务，按国家军用标准GJB1859-91《军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道面设计规范》进行勘察设计，公路跑道为二级乙类，跑道长2500米，前后连接线为1.70572公里，宽度26米，道面20米宽水泥混凝土。土石方量：挖方20.0739万立方米，填方14.2776万立方米，排水及防护工程1.3859万立方米。路面工程7.8809万平方米。涵洞11道。公路设计标准为平原微丘一级公路，设计行车速度100公里/小时，平曲极限最小半径400米，桥涵荷载为汽转超﹣20、挂﹣120；桥涵与路基同宽。工程总造价3135万元，其中中央军交办补助1200万元，该工程于1999年11月6日开工，该项目由县委沈元坤书记为指挥，钟禄贵县长、陈黎明副县长为副指挥，各有关部门领导组成指挥部，负责该项目建设管理。由福建省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负责质量监督，空军派员现场监理，漳州市路通工程公司承建，2000年8月完工。霞美公路飞机跑道的建成，亦给省道漳云线增添了一道新的风景线。
  3、县道屿整线（龙海屿仔尾至漳浦整美）拓宽、改建工程。K16＋300～K27＋915，全长11.615公里。原路基宽6～7米，最大纵坡14％，平均纵坡大于8.3％的连续坡度达1.2公里（风柜斗岭段），是重型车和集装箱车的“卡脖子”路段，外商和广大群众要求改建呼声很高。1997年11月23日县成立以洪德庆副书记（后调整于南生副书记）为指挥，陈黎明副县长、陈求良调研员为副指挥及有关部门领导组成屿整线改建工程指挥部，负责该项目建设管理。并委托漳州市公路局勘察设计所承担设计任务，按国家交通部部颁平原微丘二级路和山岭重丘二级路测设。路基宽9米、12米、23米三种，水泥混凝土路面7.5米（漳浦境内），沥青路面宽7米（龙海境内3.47公里）。福建省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漳州分站负责质量监督，漳浦公路分局承担现场工程监理。由漳浦通达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漳浦县顺达机械工程队、漳浦县绥兴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承建。1997年11月8日开工，该项目土石方量49.5314万立方米，涵洞3113.3米/12道，小桥20米/1座，工程总造价1750万元。其中前亭镇贷款200万元，省、市补助100万元。1999年2月21日竣工并交付使用。该工程建成，大大改善漳浦县投资环境，特别是前往中银开发区3.5万吨级码头的车辆可以畅通无阻。
  二、航务工程建设：
  1、古雷港区汕尾5千吨级建材综合码头工程。厦门明达玻璃厂系1995年全国最大五百家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为在漳浦县古雷采硅砂到厦门加工为玻璃产品，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又为漳浦县天然深水岸线开发大型港口的需要。经市计委以漳计工交（1998）60文批准立项，兴建古雷汕尾5千吨级建材综合码头一个泊位。本着适度超前和今后扩大生产的需要，码头前沿零米等深线水深和靠泊安全系数按一万吨级泊位设计，设计单位为国家交通部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工程质量监督为福建省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中国交通咨询公司承担工程监理，由中国第二航务工程局第五公司承建。汕尾5千吨级建材综合码头地理座标为北纬23°46′30.756″，东经117°34′44.961″与北纬23°46′26.044″东经117°34′46.320″之间。设计年吞吐量43万吨，该码头泊位长150米，宽22米，码头前沿线布置在﹣12米等深线附近。码头面标高5.0米，引桥长86米，宽10米；引桥面标高5.0米，陆域总面积8100平方米；引堤总长762米。水工码头结构为高桩梁板型式。砂库面积1820平方米，变电所和管理楼总面积369平方米，总投资4438万元。其中工艺设备投资469.7万元。1999年10月开工，预计2000年11月底竣工并交付使用。
  该项目建成为漳浦县古雷深水岸线开发利用，必将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从而结束了漳浦县无靠泊万吨轮的历史。为古雷临海工业城市港口的起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六鳌3千吨级硅砂码头工程。该项目是江苏省华润（集团）公司（1994年全国500家最佳经济效益工业企业），拟在六鳌采硅砂运回张家港市的需要，决定在六鳌下大澳村海域兴建3千吨级硅砂专用码头。本着适度超前和减少运输成本，该码头前沿水深和靠泊安全系数按5千吨级泊位设计。由福建省航道局勘察设计试验中心负责勘察设计，福建省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承担质量监督，漳州航道处担任工程监理，汕头市港务工程公司承建，2000年7月开工。该码头平台由4个墩和3个联系桥组成，墩顺平台方向长13米，垂直平台宽度15米。墩间为联系桥，桥顺平台方向长11米，垂直平台方向宽10米。4个墩和3个联系桥构成码头平台总长85米，码头平台两端设系缆墩和人行桥。系缆墩平面尺寸为4×4米，人行桥长14米，宽1.5米。后方也以长127米，宽4米的引桥和长79米，宽4米的引堤接至现有海堤与陆域相连。码头前沿水深﹣6.4米（理论深度基准面下），设计年吞吐量25万吨。码头平台均布荷载20KN/M2。集中荷载2吨拖拉机（码头不能上、下汽车）。码头装卸工艺是皮带输送机。总投资610万元，预计2001年6月竣工。该码头建成是货主专用硅砂码头，零件杂货无法利用上、下船。但该码头建成将带动六鳌中小型泊位开发利用，促进区域性经济的发展。
  国家“八五”、“九五”期间，是漳浦县交通建设取得较大发展的时期。伴随着5千吨级建材码头的起步工程的建成，漳诏高速公路早日贯通，漳汕铁路的规划建设，漳浦县交通事业的发展将会更上一层楼，明天的前景一定会更好。
  漳浦县的师范教育
  柯清元 柯惠玲
  漳浦县解放前历次所办师范教育，不是附设就是分校，或只是训练。解放后的六十年代初，在县委、县政府的重视下，由于县教育行政部门的认真经办，经省教育厅批准，才办起一所初级师范学校，算是单独建校（以下简称初师）。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不上三年，初师就停办了。漳浦县的小教、中教师资大都是到外地受培训的，但在师资缺乏的年代，县内培训的师资所起的作用甚大，就是说，县内的师范教育成绩不可磨灭。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九月决定自下年起废科举，兴学校。漳浦县为了兴办新的学校，需要一大批适应新时代的新型师资，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由县长谢刚国任命林心照（经漳州简易师范培训）为所长，在县城办起有史以来唯一师范讲习所。聘请蓝起龙等为讲师。办所经费由县财政拨支。招收秀才、童生谢梦得等18人进行学习，当时群众称为“十八学士登龙门”。学习4个月，结业后由县派往各地改良学校（由私塾改造后成为小学）任教员。
  教员养成所
  民国初年，新校兴，师资缺。民国十一年（1922年）秋，县教育行政机构由劝学所改为教育局，办起培养新型师资的教员养成所，聘请县教育界老前辈陈克仁先生为所长，招收一批优秀塾师及中学毕业生入所学习，时间6个月，采用速成教学法，讲师（教员）由县立第一小学教师兼任，结业后由县政府派充小学教员。不久停办。
  短期及简易小学师资训练班
  20世纪30年代，乡间小学甚少，为使偏僻乡村的学童有机会上学。兴办1年制“短期小学”，漳浦县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办“短期小学师资训练班”，招考有初中毕业资格者施以三个月培训。派充短期小学教师。民国二十六年，推行二年制义务教育，短期小学改为简易小学，漳浦县又招考一批具初中毕业资格者送往漳州（后抗战爆发，为避日机轰炸，迁设于平和）第五行政这义务教育师资训练班受培训5个月，回来派充简易小学教师。后简易小学改为国民学校，初小四年学制。
  县立初中附设简师科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学校大量增设。当时全省只设一家普通师范学校，各地区设简易师范，龙溪简易师范迁设山城，改名为南靖简易师范，招考小学毕业生为四年制本科生，毕业后派充初小教员，供不应求，特增设简易科，分甲种、乙种、丙种。甲种简易班招考初中毕业生或具同等学历者施以一年培训，派充国民学校（初小）教员。漳浦县初级中学也于民国三十三年请准附设简易师范班，属于甲种简易科，学生毕业后，由县统一分配到各国民学校（初小）任教。自1944年秋至1947年，前后毕业4届，毕业生160多人，对我县普及初等教育，起了积极作用。
  龙溪师范漳浦分校
  后来南靖简易师范改为普通师范（招考初中毕业生入学，学制3年，毕业生为合格的完全小学教员）。抗战胜利后迁回漳州，恢复校名为龙溪师范，民国三十四年，经省教育厅批准，在漳浦设立分校。学生来源以本县为主，兼收云霄、诏安、东山、平和的学生入学。开设三个教学班，学生150多人，校舍利用城关文庙旧址（今县公安局处），分校经费由总校逐月拨给。首任分校主任叶士俭（漳浦长桥青果人，厦门大学教育系毕业），第二年，叶氏他就，由省教育厅委派丘寅宾接任（丘氏杜得镇人，福建师范专科学校毕业）。按照预定，分校只办一届（三年），1948年这一届学生毕业，分校停办。
  浦一中两度附设初师班
  解放后，漳浦与兄弟县一样，百废俱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除接管一些旧人员进行教育改造录用外，各部门用人紧缺，人民政府采用因陋就简，就地取才。为解决师资缺乏问题，于1952年由县立初级中学（今一中）附设初师一班，招考小学毕业生录取50人入学。学制3年，班主任先后有陈焕彬、吴一流、许丽影、林丰年等。1953年接省教育厅通知，该班并入龙溪师范学校，1955年学习3年期满，除一部分年龄偏少，个头偏低，继续留校升上普师科外，一部分由专区分配回本县任教。
  1958年，“大跃进”浪潮席卷全县，各行各业呈现出“跃进”的势头，漳浦一中（1956年起已升格为完中）再次附设“速成师范班”（相当于初师），招收初中毕业或同等学历的在乡知识青年和少数小学代课教师，经入学考试合格，录取80多人入学，设2个教学班。校长蔡地发，教导主任朱全春，班主任徐辉典、秦秀清等，教材按初中教学内容施教外，还加上教育学、心理学、教材教法等内容，经一年刻苦学习，完成中央规定的学习内容，成绩及格者准于毕业，由县政府统配到各小学任教。此届毕业后，没再续办。
  漳浦初级师范学校
  经省教育厅批准，1959年2月创办“福建省漳浦初级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初师）是建县以来唯一独立性质的师范学校。前后三年仅办三届，没有自建校舍，先借用实小教室，后利用农校原有校舍。初办时只招收一班40人入学。1960年扩大招生172人，分三个教学班上课。是年8月，学校再招收新生三班168人。笔者任教育科教研组长，初师扩办后，县政府正式任命笔者为校负责人兼教导主任。9月，因国家战备需要，要初师校舍作为野战军137医院，县委提出：小局服从大局，决定初师让出全部校舍，校址迁移至浯江公社后埔边自然村（今属旧镇镇）。时隔半年，县政府拨款1.6万元作为基建初师校舍之用，建材由计划内供应。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张秀峰指定副社长刘永在协助初师择址与筹建事宜。经过协商，并征求当地生产大队党支部意见，校址选在中学后面（即乌石大厅后面）的一片荒地（据说原是一片树林，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时砍掉树木作为大炼钢铁燃料，剩下满地树头，荒芜已近三年）。正当学校基建顺利进行的时候，中央关于人民公社条例60条下达，学校基建触犯“一平二调”的戒律，县委决定初师校舍停建，要求把已建石墙拆平，地基石挖清，还地复耕。时值11月中旬，学校放农忙假，学生回家协助秋收冬种，只剩下10余个护校师生。响应县委号召，以“一顶十”的干劲，日夜奋战，把已建成一半的6间标准教室拆平，连地基也全部挖光，以利今后社员耕种。以后初师停办。初师创办历经三届，毕业400余人（含一中附设的初师班82人）。
  为贯彻中央“八字”方针，对初师毕业的学生进行一番整顿，权衡利弊，决定去留，分路三条：一条是部分表现较好，文化底子较厚，有认真钻研，事业心强的，由政府分配到各小学任教；一部分支援财贸部门，当营业员、会计、出纳；一部分回乡务农。教师除一部分充实进修学校教学力量外，其余分别安排到各中学任教。学校财产移交给“漳浦县教师培训班”。
  教师进修学校附设中师班
  漳浦县教师进修学校日常工作除了负责全县教育系统的师资培训、教研活动外，还曾强承办龙溪、云霄两校的师范班：1979年8月至1981年7月承办云霄师范中师班2班学生120人的教学任务；1985年8月至1987年7月又承办龙溪师范函授部离职学习中师班36人，又承办云霄师范2个中师教学班，招收小学民办教师40人，学生除本县外，还有来自邻县的东山3人，云霄2人，芗城区1人。招考应届高中生，录取36人，编成一个教学班，学生除本县外，还有来自诏安县11人，平和县2人。这些学生在漳浦县教师进修学校就读，从学习到生活由校本部管理，毕业后分别由龙师、云师发给毕业证书（执行省教委的意见），毕业生由县人民政府统配，一般回本县任教。
  此外，漳浦职业中专学校设办幼师专业班，已于第十八期《漳浦县的职业教育》一文中提及，这里不再赘述。
  前进中的达志中学
  陈少华
  达志中学前身赤湖中学，由赤湖镇群众集资建教学楼一座2200平方米，仅设初中部。原籍赤湖镇南峰村，后居台湾，又到泰国办企业而入泰国国籍的名望人士陈志谟先生，在得知赤湖已改变没有中学的历史以后，深为故乡教育事业已跨出一大步而欣慰，又感到，赤湖是一个大镇，初中已创办多年，很有必要增办高中，以便利莘莘学子升学，在经营工业有成之后，便决心在赤湖增办高中。恰好赤湖中学校园面积达90多亩，为今后发展留有广阔余地，赤湖当地人士陈荣泰、陈燕山等向志谟先生报知情况，鼓励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志谟先生便请他们与镇领导一起，组成筹建委员会，聘请名师设计图纸，寄经志谟谟先生认可。志谟先生于1990年首次投入人民币180万元，至年底，完成基建面积7000平方米，其中有科学楼一座2100平方，内设物理、生物两个实验室；一座有200个座位的梯形教室，为全县所首创；办公楼一座1150平方米；学生宿舍一座1000平方米；教师宿舍一座750平方米，及围墙、校门等。报经省教委批准，定校名为漳浦达志中学，请彭冲副委员长书写校名，标在校门匾额上。加上原来群众集资所建的一座2200平方米教学楼，再经扩建，各种设备逐步完善，现在共有科学楼一座，办公楼一座，教学楼三座，学生宿舍楼一座，教师宿舍楼三座；有一千多平方米的水泥校道贯穿全校，配备排列整齐的路灯；有运动场，内有400米环形跑道和足球、篮球、排球等球场，双杠区、单杠区、乒乓球区等运动设施；供电、供水设施齐全；有多媒体计算机教学网络系统、多媒体语音教学系统、多功能电教室、理化实验室，都按国家示范学校标准设置；有2.5万册的资料室；有清洁卫生的学生食堂，全校基建总面积近二万多平方米。校道两侧芒果树成荫，校园内花草树木与白墙素壁互相掩映，形成优美的学习环境。
  1991年赤湖中学初改为完全中学的达志中学时，由副校长陈跃河主持，1992年秋，县教育局调詹辉为达志中学校长，1999年詹辉调为县进修学校校长，派原教育局督察室主任张顺林接任达志中学校长，在这期间，县教育局陆续为达志中学调配优秀教师，教职员工通力合作，为这所新的完全中学创造卓越的成绩。在短短的9年间，共培育5千多名合格的高、初中毕业生，有6百多名毕业生考入高等院校。1997年，蓝爱兰以优异成绩考上中央民族大学。1998年，蓝俊伟摘取县中考状元。1999年中考综合比，获县二等奖，居普通完中第一名。高考上省专生翻一番，居全县普通完中第一名。学科竞赛获奖面广，获奖人数多，获国家级奖一人，获省级奖5人，市级奖30人。2000年高考再上新台阶，全校理工、文史两大类考生195人，上省线者32人，其中理工类16人，文史类16人；第二批录取市专线66人。先后有122名学生获省、市、县“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等表彰。有12个班级获省、市、县先进集体称号。
  2000年，达志中学设36个教学班，学生2千多人。教职工176人，其中专任教师1百多人，学历全部达标，几年来，有3位教师受到省级表彰。有30多篇教学论文发表并获奖，汇编成论文集。学校先后获省1992～1996年度“农村体育工作先进单位”，市“文明学校”、“办好初中校”、“安全文明小区”等称号。1995～1998年，又连续获市“农函大工作先进单位”、“中小学校园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先进团校”，县第六届“文明学校”、“先进基层党组织”、“师德风范建设先进单位”、“创优评优先进单位”、“普法先进单位”等嘉奖。2000年，列为市“党政共建教工之家先进单位”。
  陈志1谟先生及其子陈瑞和、孙陈建中三代人不断投入，充实设备，并设奖学奖教基金，至1999年，学生共有1500多人次获奖学金，教师300人次获奖教金奖励。更由于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大力支持，全校教职员工认真办学和敬业、爱生的严谨教风，学生们的刻苦学习，促成年轻的达志中学挤身于全市先进学校的行列，向前迈进。
  革命老区龙岭小学简史
  吴木信
  我启蒙于龙岭小学，任教于龙岭小学，退休于龙岭小学。我在这所小学任教数十年，前后任校长20年，经历了她的诞生、生长的全过程。
  龙岭地处浦之西偏的山区，是革命老根据地。解放前，这里山穷林深，人烟稀少，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从未正式创办过学校，孩子们只是放牛、捡柴。有时，虽也有人办私塾，时办时停，孩子们也学不到多少知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1952年春，龙岭小学正式创办，当时称“漳浦县龙岭初级小学，”学制四年。首任校长陈献涛，教员陈安林。孩子们高兴极了，争着报名读书，第一学期全校学生26人，女生约占三分之一，按文化程度和年龄，分成了3个程度，编成2个班级，复式教学。
  学校设在通坑的祠堂里，那是古式的两进平房，土木建筑（里边还居住着一户人家），门口有晒谷场，算是操场了。学校的设备十分简陋，办学条件差得难以形容，两块木片制成的黑板，还得老师亲手上黑漆，黑板楷由学生从家里带来的破布代用。老师的生活十分艰苦，每月才领80斤大米为工资。1953年后，才实行工资制，每月只领20多元。到学区开会，买菜买米，都得步行十多里以上，连学生的教科书也得老师到书店挑回学校。老师们怀着一颗火热的心，教得认真，学生们学得用功。有时，师生还得参加社会活动，宣传抗美援朝，到各村打扫卫生，填臭水洼，烧厕所里的蚊子、扑苍蝇，灭老鼠等，还帮助革命老妈妈洗地板，检柴草等。
  1953年，陈安林任校长，学校搬到口角社的“畚箕楼”里上课。那是政府帮助老区人民建设的民房，只盖个“厝壳”，未曾装修，连门窗都不全。此处优点是活动场地较大，且是本村的中心地段，学生上学比较方便。是年秋季，民房要装修，学校又搬回原处。
  初小创办了，夜校也跟着办起来。那时候，群众迫切要求学文化，青壮年上夜校热火朝天，风雨无阻，学员比小学生还要多，由小学老师兼教。不久，吴川水先生来当第一个民师，是义务的，这就减轻了老师的工作负担。学员们晚上在煤油灯下学识字，学珠算等。这就是龙岭小学诞生后的概况。
  1958年以后，学生数约60人左右，4个年级，3个教学班，教师也增加，始聘民办教师1人，计3人。1960年，学生数增至近80人，祠堂里容不下，于是搬到老区卫生所上课（卫生所于1958年停办）。这里阳光充足，环境清洁，又有学农园地，但太偏僻，不利于学生上学。那时候，冬天很冷，清晨满地银霜，池塘冰冻，山风刺骨，作物冻死，连龙眼树也遭霜害。由于山区人民穷苦，孩子们上学光着脚，衣服单薄，不少学生手脚都冻紫了。
  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加上浮夸风，乱指挥，学校经常停课去支援生产，如积肥、割稻、除草、烧炭等。学校自身生产也搞得不错，当时，上级强调勤工俭学，且是办好学校的评比内容之一。学校垦出不少的荒地，种上瓜、菜、豆、蕃薯、甘蔗、水稻等，其平均收入居全学区第一、教师们克服了粮食困难，可以放开肚皮吃饱饭，在这里工作，虽苦也甘。而教师们并没有放弃教学工作，至“文革”前，龙岭小学一直是石榴学区的一面红旗，教学质量名列学区前茅，业余教育（后称成人教育）也获全公社成绩显著的“十二看”之一，誉为“铁民校”，公社党委还在这里召开现场会。其他如服务中心，搞宣传，编演文娱节目下村演出等都干得不错，几次被评为学校全面工作先进单位。1963年，荣获地区、县、公社表彰。
  “文革”期间，学校受到冲击，根本停滞。1970年“清队”后，学制统一为五年制，从此，龙岭小学成为完全小学，教员5人，不久又增至6人，主要是增加民办教师，领生产大队的工分值，政府只每月补给5元，不久，改补16元，民办教师的工资约30元左右。
  1974年，生产大队革委会主任（书记）吴木川等领导选定在海岛林山上兴建7间教室，土木结构的平房，于是，学校初步有了自己的家。可遗憾的是这里很偏僻，交通极其不便，师生天天爬山坡，遇到雨天路更滑，一不小心就摔倒。白蚂蚁更惊人，只数年，便吃掉屋顶的木料，桌椅、门窗也不例外。经风吹雨打，土墙倾斜崩塌，校舍成危房。学校把实情上报。1981年秋，教育局派员检测，其结果是：“不能使用，拆除重建。”
  1982年春，大队领导吴木川、吴阿龙等总结了经验教训，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选择本大队的中心地段——橄榄脚自然村公路旁的2亩6分地为校址，建筑质量较讲究，以块石砌墙，共建教室6间。办公厅、宿舍、厨房等配套建筑各一间，建筑面积达382平方米（至今已扩大为600平方米）。当年12月1日举行新校舍落成典礼，全校师生、全大队群众个个喜气洋洋，脸上露出自豪的笑容，到处欢声笑语，会场成为欢乐的海洋。那一天，县教育局、有关部门、公社的领导同志前来参加庆典，公社书记林土金剪彩，师生们步入崭新的教室。龙岭小学新校舍的落成，是我县响应中央“办好教育”号召的先例，《福建教育》刊登了龙岭小学新校舍的照片，以号召广大农村应多方集资建新校舍，办好教育，多培养人才。从此，龙岭小学结束了校址“三年搬四次”的局面。弹指一挥，龙岭小学已走过了30年的艰苦历程，这时，在校学生数已达120人左右，教师7人，1988年，村并入电网，小学安上电灯，又安装自来水，学校设备逐年完善，龙岭小学正在逢勃发展，并结出了硕果。
  优越的条件大大鼓舞着师生的斗志，干群办学的热情洋溢，适龄儿童几乎全部入学，大家充满信心，一定要把龙岭小学办好。1984年“四率”达标，1985年被县指定为接受市“四率”验收单位，这时，学生数192人（6个班），教员8人，是在校生数最多的一年。到90年代，由于计划生育，在校生数虽只有160人，但入学率却达98％以上，县教育局每年到校检查工作称赞学校工作做得实。在校男女生数基本相等，有时，女生略多于男生。
  1990年初，龙岭小学被县指定为“一无二有”的验收单位；同年12月，又被指定为“合格化”学校的验收单位；1995年，县级“文明校”验收达标；1997年，“两基”验收合格。
  龙岭小学造就不少人才。1952，学校始办时第一批入学的学生，到60年代已有一部分人参加社会工作，其中任小学校长2人（88年后为3人），供销社主任1人，会计1人，还有在其他单位工作的数人，这算是创办学校的第一功。
  80年代后，人才辈出。1981年，漳浦一中向全县统招初考生，石榴学区20多所小学，只有龙岭小学吴美端成绩优异被录取；1991年，原由龙岭小学送往象牙中学就读的学生吴秋木，中考成绩优秀，录取进中等专业学校，那是象牙中学办学史上的第一次突破，颇为震动（该生今工作于交警）。至今，于龙岭小学就读过的学生，进入大中专院校的有30多人，其中，吴美端被漳浦一中保送到福师大深造，她是龙岭小学创办以来第一个大学生，今任教于漳浦一中。现在，大学毕业任中学教师的3人，任小学教师2人，其他行业7人，还有两人将于2001年毕业。2000年再考进大学3人。14个中专毕业生中，有5人任小学教师，其他的在各行业工作。在其他方面参加工作的也有数人。
  今后，龙岭小学将为祖国培育出更多的人才。
  历任龙岭小学校长附于后：陈献涛、陈安林、林长金、吴铁仙、吴木信、许坤水、吴海南、蔡振泽、林其寿，吴金固等。
  漳浦文化工作十年
  （1990～1999年）
  黄以结
  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和经济发展，漳浦文化事业欣欣向荣，各种文类均创佳绩。因篇幅关系，本文仅记述音乐、戏剧创作丰富，演出成功；书画，剪纸艺术名闻海内外；文学和文史书刊出版盛况空前等情况。
  一、音乐、戏剧、舞蹈创作及其展演
  1990年，县文化局组织业余作者，深入生活，创作了《媳妇》、《春回大地》、《带泪痕的鲜花》、《风波》等14个现代小戏，热情讴歌了开放改革，赞颂了开放改革中的新入新事新风尚。其中，描写计划生育题材的《风波》参加漳州市纪念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十周年的文艺汇演，并荣获创作奖。同时，县芗剧团编剧汤印昌创作的古装新剧《母子桥》、《兄弟讼》也参加漳州市专业剧团巡回观摩演出，并获奖。
  6月，商和坤、巫宏毅、黄以结主编，蔡乙鹉、周健军编辑的《宝泉之声》出版，该书系漳浦一中音乐教师庄宝泉创作歌曲选集，收有齐合唱、小组唱、表演唱、少儿歌曲、组歌共42首歌曲，沈阳音乐学院原院长丁鸣为本书作序。
  1990年11月，县芗剧团编演《慈母泪》参加省18届戏剧会演，获剧本创作奖。
  1992年5月，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我县群众性文艺创作十分活跃，歌曲、舞蹈、美术作品或赴省参赛，或赴市参展，均频频获奖。由洪振垣作曲、王莲华演唱的《甜甜的故乡》获全省农村歌曲演唱比赛二等奖。
  1994年8月，省音像出版社为我县歌手王莲华录制了个人磁带《王莲华——第一生命》，该磁带的出版发行，填补了我县个人专辑磁带的空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国庆期间，我县群众性文艺创作活动深入开展，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品。舞蹈《盼通车》、歌伴舞《筑路新歌》、《闽燕之歌》参加省第七届音乐舞蹈节漳州分会场演出，获市创作二等奖。
  1995年上半年，我县有线电视台自办电视音乐节目，拍摄《元宵乐》、《爆竹声声迎新春》MTV，声情并茂，景色怡人，富有地方特色，在电视音乐创作上跨出坚实的第一步。
  5月，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组织省现代戏剧本征文评奖，我县芗剧团编剧汤印昌的《海边风》获三等奖。
  1996年2月，由我县芗剧团编演的古装戏《保婴记》参加省第20届戏剧展演，荣获剧本创作二等奖，剧目奖、音乐设计奖和演员奖（纪美美、张晓荣、陈青兰、许美香）。翌年12月，该剧晋京展演，誉满京华，中央电视台一、二、四套分别在不同栏目和《文艺报》在第三版“文艺评论”栏，予以报道，北京电视台和中央广播电台还全场录像录音，并向全国播放。该剧荣获福建省第二届百花文艺奖二等奖，剧本在《福建戏剧》、《剧本》月刊登载。
  1997年5月，漳浦县编演舞蹈《小海妞》参加文化部、民政部、全国残联等联办的第四届全国残疾人艺术节，荣获全国启智奖。
  7月，湖西乡编演的舞蹈《畲族风情》，参加省文化厅、省民委举办的全省少数民族文艺调演，获演出三等奖。
  1998年元宵节期间，县芗剧团携带《保婴记》参加闽南金三角第九届艺术展演，获专家观众一致好评。
  同年，县芗剧团编演了讴歌改革开放大好形势的现代戏《海边风》、《改名》参加省21届展演漳州分场演出。
  1999年，县芗剧团原编剧汤印昌创作的古装芗剧《拾银记》参加“向建国50周年献礼.暨省戏曲会演”征文评奖，获创作奖。
  二、文学著作的出版
  1990年8月，本县马坪镇人陈澍的长篇报告文学《走向天堂》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1992年5月，本县石榴镇人许六溪与人合作的历史小说《公案春秋》由鹭江出版社出版，该书描述蓝鼎元任普宁兼潮阳知县时办理民刑案件的历程，是许六溪继描述黄道周抗清历史《披甲儒臣》小说之后的又一部力作。
  7月，原籍本县的海外作者柯汉扬所著《海外四十年》由鹭江出版社出版。该书记述作者漂泊海外经过及漫游世界各国的见闻，著名作家郭风、著名文学评论家曾镇南作序题跋。
  1993年，漳浦人曾镇南的《人生文学与法》由群众出版社出版，该书24.1万字。此前，曾镇南还编著出版了《泥土与蒺藜》、《生活的痕迹》、《缤纷的文学世界》、《孙犁散文研习录》等书。
  7月，我县作者严利人的《金浦潮》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作者发表在报刊上的通讯、散文和评论文章，热情讴歌开放改革的新人新事，共18万字，原省委书记项南作《赞拓荒者》代序。
  1994年2月，我县作者许崇安的《绿满九龙江》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作者发表于报刊的通讯、散文，对漳州市各区县，特别是漳浦县的新人新事多角度的反映，共24.7万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何少川为该书作序。
  1997年8月，徐贵阳的《人转·山转·水转》出版。该书收集作者发表于报刊的特写百来篇，呕歌改革开放以来漳浦各地各方面新景象，共16万字，县委书记沈元坤作序。
  1999年10月，道周中学教师林跃奇将多年创作的小小说《特别的一年》等70多篇，结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本县宣传、文化部门还为此书举行首发式。
  三、书画、摄影、剪纸创作及展出
  1991年，林仲文创作的《国色飘香》、《晨曲》、《月是故乡明》等5幅国画作品参加福建省政协委员书画作品展览。
  在省首届画展中，漳浦职中教师粘东旭创作的油画《阿怨十六岁那年》获铜牌奖，由省美术馆收藏。
  1992年春节期间，县文化馆举办陈达文摄影作品展，县长康天厚为影展书写了题头。同年，陈秋日、欧阳艳君、黄丽茹的剪纸作品参加中国首届农民书画赛，获优秀奖。
  1993年元月24日，省群众艺术馆组织8大类，335件工艺美术作品赴菲律宾展览，其中漳浦县作品30余件，黄素、林桃、陈秋日荣获入选证书，县文化馆荣获组织奖。
  12月，漳浦县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剪纸）之乡，省文化厅副厅长庄宴成、省群众艺术馆馆长陈秋平专程莅临授匾。
  1994年建国45周年期间，漳浦县组织书画作品参加省第二届书画艺术节，组织摄影作品参加省首届艺术摄影展，柯云瀚的书法作品获铜奖；漳浦县湖西乡在福师大就读的学生蓝达文的装饰画《嬉童》入选全国八届美展。
  1995年春节期间，县文化局在县实验幼儿园举办剪纸精品展、陈达文海蚀景摄影展和蓝达文画展。
  4月，在同安举行的省第四届民间绘画研讨会上，漳浦县组织一篇论文和多件剪纸作品参加。《百猫图》、《大猪花》、《取之于民、造福于民》获优秀作品奖，陈秋日被省文化厅授予优秀辅导员称号。
  9月28日至10月15日，县民间美术研究会应邀组织149幅剪纸精品参加’95上海桂花节，轰动申城。剪纸销售5000元。
  1995年林仲文行书入展第三届中国书坛新人作品展览，入展全国第六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览，又入展全国第六届书法篆刻展览，并获全国奖。1996年春节期间，应新加坡历史博物馆的邀请，本县文化馆陈秋日随厦门闽南风南播展览团，在新加坡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剪纸表演。
  7月，在漳平举行的省第五届民间现代绘画交流展上，漳浦县40余幅剪纸作品参展。陈斯婕的剪纸《妞妞》获二等奖，县实验小学学生许婷艳的剪纸作品参加全国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大赛荣获铜奖。同年，文化馆陈达文的摄影作品《漳浦海蚀景观六鳌石》、《鳌城仙界》入选省举办的《大画杯》比赛，获二等奖。
  1996年，林仲文的行书入展全国第二届楹联书法大展，同时，其行书收藏于北京中南海。
  1997年，柯云瀚书法作品参加全国首届书法艺术节，获精品奖。同时，林仲文的行书入展全国第一届扇面书法大展。
  1998年6月，《陈秋日剪纸集》由福建美术出版社出版，这是漳浦县有史以来第一本个人剪纸集。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何少川、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袁启彤等为该书题字题词。该书共收集陈秋日各时期剪纸作品《富贵孔雀图》等100幅。中共漳浦县委宣传部为该书举行首发式。
  5月，柯云瀚、林仲文书法作品获省第二届百花文艺奖二、三等奖。
  8月，漳浦剪纸的发祥地旧镇在文化站举办常年性剪纸展，共展出剪纸老艺人黄素、林桃、陈瓠来及其学徒剪纸作品100多幅。
  1998年12月，柯云瀚的行楷作品获全国第八届“群星奖”银奖。此前，霞美学区教师蔡汉长的书法作品于1997年5月至10月，入选“全国第一届扇面书法展”和“世界华人书画展”，又于1998年7月入选“第四届全国书坛新人作品展”。
  1998年，林仲文行书入展世界华人书画展。
  1999年2月3日，漳浦县文化局批准文化馆成立漳浦县剪纸艺术中心。该中心旨在弘扬优秀传统艺术，开展有偿服务和剪纸艺术商品经营活动。
  2月19日至29日，青年剪纸女艺人张峥嵘应邀参加漳州市组织的赴澳大利亚福建同乡会联谊会活动。进行剪纸艺术表演，并将带去的100多幅剪纸作品分送乡亲。这是继陈秋日之后第二位出国传艺的漳浦剪纸艺人。
  3月19日至29日，我县剪纸艺人陈秋日、高少萍应邀参加福建与德国莱法州结好十周年商品展销会，通过剪纸表演和作品展销，加深友谊，扩大影响。
  3月，为了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献礼，由福建美术出版社出版第三集《福建漳浦剪纸集》。该书由中共漳浦县委宣传部编，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兆国、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省文化厅厅长吴凤章、中国民间剪纸协会会长倪凤皋分别题词，县委书记沈元坤为本书作序。该书共收集漳浦剪纸作品230多幅，全面深刻地反映新时期漳浦的剪纸艺术水平。
  7月3～4日，漳浦县成功地举办’99福建漳浦剪纸艺术节，其规模之大，效益之好都是破天荒第一次的。艺术节收到中国艺术研究会、中国戏剧家协会等团体的贺电，收到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冲、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兆国、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中国民间剪纸协会会长倪凤皋、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袁启彤、省政协主席游德馨等的贺电和题词，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全国部分剪纸之乡的代表，关心支持漳浦发展的各级领导、人士，境内外客商，新闻单位领导及记者近千名海内外来宾出席盛会。
  3日上午1万多人参加开幕式，观看16支文艺踩街队表演；3日下午部分代表参加剪纸艺术研讨会和《福建漳浦剪纸集》首发式，他们还参观漳浦实验小学和漳浦职专两个剪纸基地，参观漳浦剪纸艺术展，观摩黄素、林桃、陈瓠来及中青年剪纸艺人的表演。晚上观摩了专场文艺晚会。
  原中宣部副部长、原文化部长、著名诗人贺敬之，著名作家刘征应邀参加艺术节，他们分别向县图书馆、漳浦一中逸夫图书馆赠送了亲笔签名的《贺敬之诗集》、《柯岩小说集》和《刘征诗书画集》。
  艺术节期间，各级政府和有关单位借艺术节客商云集的机会，进行名优特产品展示展销，还与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台湾、香港等等国家和地区的客商签订10个投资项目，共引来3300万美元的投资，取得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7月中旬，在建阳举行福建省第六届现代民间绘画研讨会。漳浦县带去论文5篇、剪纸20多幅，陈斯婕、李小燕各一幅作品获优秀奖。
  这期间，商长金的《踏浪行》、《夏的鸣奏》、《喜庆丰收》等十余幅摄影作品获省以上奖项，有的还被送往印度和菲律宾参展。
  1999年，林仲文行书入展全国第三届楹联书法大展。12月，其行书入展全国第七届书法篆刻展览。
  四、文史书刊
  漳浦县政协每年编辑出版《漳浦文史资料》一本。各界人士同撰稿。
  1993年元月，李林昌著的《九十九峰起伏漳浦史》由鹭江出版社出版，该书18万字，分十章，详述漳浦历史。陈则蔡、柯汉扬、陈建仁为该书作序。
  11月5～8日，由县博物馆和漳州市历史学会倡议，县筹委会举办海峡两岸蓝鼎元学术研讨会。收到论文53篇，来自美国、上海、广东和本省的130多位专家学者和领导参加了会议，海峡两岸的蓝鼎元后裔也应邀参加会议。这是漳浦县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活动，取得圆满成功。12月，黄以结编著的《漳浦史话》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11万字，分人物春秋、文物天地、文化纵横三部分，厦门大学常务副校长、历史学家郑学檬、漳州市文化局长黄亚惠、漳浦县长林奕斌为本书写序，县委书记王良才为本书题词。
  1994年11月，《蓝鼎元研究》一书，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林奕斌、张国举撰写序，县委书记王良才题词。
  12月，县博物馆长王文径编的《漳浦历代碑刻》出版，共收集漳浦地面上已知的碑刻200余处，300余方，14万字。分为摩崖石刻、官府告示、功德碑记、寺庙碑记、宗祠碑记、墓道墓志、木刻匾额七部分。漳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吴凤章，漳州师院副院长林继忠教授、县长林奕斌为本书作序，省文化厅文博处处长吴玉贤、县委宣传部长柯云瀚为本书题词。
  1995年8月，《漳浦文化志》经过10年努力，三易其稿，正式出版。该书分四章，共21万字。由黄以结主编，漳州市文化局局长黄亚惠作序，中共漳浦县委副书记欧友祥题词，是对干部职工以及读者群众进行艰苦奋斗、职业道德教育的好教材，对存史、资政、教化都有一定作用。
  1996年，县文化部门对全县的妈祖庙、玄天上帝庙进行专题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还参与撰写、编辑《乌石天后宫》一书，撰写《闽南地区的漳瓷文物》、《漳浦赤土窑的黑釉瓷器》等篇论文。
  本年度，县文化部门完成或基本完成《漳浦古堡》、《赵家城》、《福建省建筑大观》漳浦古建筑部分、《漳浦古代陶瓷》的撰写任务。1998年，县博物馆长王文径应邀赴新加坡参加《闽南古代陶瓷及对东南亚的贸易学术研讨会》；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应上海博物馆之邀，王文径携带县博物馆文物五件到上海参加《鸣远紫砂展及学术研讨会》。
  1999年4月，县政协文史委副主任李林昌的《漳浦掌故》出版。该书分为史迹寻踪、地名及雅称溯源，政区沿革、民间传说与史实，谚语故事等五编，介绍漳浦的史地与掌故，集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是一部很好的乡土教材。
  深入传统 变化出新
  ——林仲文书法简评
  虞卫毅
  林仲文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福建省政协委员，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省政协画室画师。他书画兼擅，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美术系中国画专业，他的国画以山水、花鸟为主，作品曾入选“海峡两岸名家书画大展”、“八闽名家书画展”、“福建省中国画展”、“全国政协书画展”等大型展览。他的书法篆、隶、行、草四体皆能，作品曾入选全国三大展览，第三届中国书坛新人展、全国第六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世界华人书画展、全国第七届书法篆刻展。全国第二、三届楹联书法大展，全国第一届扇面书法大展，全国第六届书法篆刻展并获“全国奖”。他多方面的艺术才能使他在1998年荣获福建省政府颁发的“第二届百花文艺奖”，1999年又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发的“全国第八届群星奖”。
  林仲文的书法由晋唐入手，后广采博收，多方取法，对明清浪漫派书家王铎、黄道周、倪元璐等人的行草书深入学习，融于创作。漳浦是黄道周的家乡，这里遗留有黄道周的许多碑刻与手迹，因而他对黄道周的文章气节与书艺成就十分推崇，1989年他在《书法》杂志上撰文介绍黄道周的书法艺术，重点对黄书的笔法、结字、章法特点进行了深刻评论。他在全国第六届书法篆刻展上获奖的作品，就是一幅融合黄道周、王铎、倪元璐三家风格为一体的行草书佳作。从这件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在深入传统，变化出新方面具备的功力与灵性。宗白华先生在论述传统与创新关系时曾指出：“艺术家经过‘写实’、‘传神’到‘妙悟’境内，由于妙悟，他们‘透过鸿濠之理，堪留百代之奇’。”实际上，书家学习传统，由临摹到自由创作，其间的过程就是由“写实”到“传神”再到“妙悟”的过程。林仲文学黄道周，不仅能“传神”，而且能达到“妙悟”的境界。观其作品，流丽潇洒，酣畅遒密，点画之间，俯仰向背，欹正敛张，各有意态，线条的起伏跌宕，字势的奇崛飞动，深得黄书神理意趣。他参展全国第七届书法篆刻展的作品（见附图），是一幅融合王铎、米芾、倪元璐等家风格并结合自己个性，表现奇纵潇散风貌的行草书佳作。这幅作品虽取法于黄道周，但已与黄书的体貌拉开了距离，更多地溶入了王铎的书风，体现出了“既学古人又变古，天机流露出精神”（林散之语）的艺术思想，表明他的创作已开始进入一种新的境界。仲文善画，他从“画家字”中悟法，又从明清浪漫派书风中领悟“写意书”与“写意画”的内在关联，最终使书画创作持续精进，不断上升到新的境界。仲文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多年来他一直默默耕耘，勤奋学习与探索，他的才情、学养，他的勤奋以及他刚过不惑之年的年龄，都预示着他今后岁月里，在艺术方面，一定能取得更多更高的成就。
  （本文作者虞卫毅，安徽寿县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书法理论评论家）
  虎踞龙盘今胜昔
  漳浦县报业发展概述
  严利人
  新闻是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以出现的先后顺序可归纳为口头新闻、手抄新闻、印刷新闻、电子新闻四种形式。新闻事业的主要职能有：报道新闻，交流信息；宣传思想，引导舆论；传播知识，普及文化；娱乐生活，提供服务。报业是新闻传播事业的一个分支，是运用报纸这一大众传播媒体有组织地采集、报道、评述和传播新闻以影响舆论、服务社会的经常活动。报纸是最早出现的新闻传播媒体，报业是近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中国唐代即已出现《邸报》，其后报纸的发展经历了手抄、印刷阶段，现正向电子报纸阶段迈进。现代报业已经发展成为信息产业的一种，对人类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漳浦县的印刷新闻出现于三十年代。60多年来，报业走过了坷坎、曲折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三十、四十年代，二是五十、六十年代，三是九十年代以来。虽然这三个时期政治背景不同，办报宗旨有异，但是一代代报人秉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新闻事业，直面现实，笔耕不辍，记录历史，为漳浦的报业、为漳浦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如今，漳浦县报社在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全体同仁艰苦创业，负重奋进，总结吸取前人办报的经验，奠定基业，终于走出了一条具有漳浦特色的办报道路。
  （一）
  漳浦县解放前的报刊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而蓬勃兴起，初期主要表现为宣传抗日，后来由于消息来源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为主，在国共分裂后沾染上反共的色彩，并成为地方派系斗争的舆论工具。
  《抗敌周报》，是漳浦最早的报纸，漳浦县抗敌后援会主办，创刊于1937年8月，为四开四版周报，由绥安印务馆承印，后改为32开本小册子，印数1000份，免费赠送。办报宗旨是宣传抗日，内容多是一些年青人抗日的文艺习作。负责人是县商会理事长、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陈则蔡，主要编辑人员有：陈冷（又名如水，曾任厦门星光日报编辑，抗战胜利后任台湾成功日报社长）、曹起凡（抗敌后援会宣传工作团团长）等。经费由抗敌后援会筹付。1938年3月停刊，改办《漳浦日报》。
  《漳浦日报》，1938年3月创刊，四开两版，日报，仍由绥安印务馆承印。负责人陈则蔡，主要采编人员陈冷、曹起凡等。办报宗旨：报导新闻，宣传抗战，宣传政令，反映民意。稿件来源：1、用收音机收听记录重庆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新闻广播；2、本省新闻大部分采用国民党福建省党部所办国民通讯社及省政府所办中华通讯社及“新闻配达”发布的消息；3、由记者及通讯员采写本县及邻县新闻；4、选载香港报刊专稿；5、第二版下半版为副刊，以文艺性的“星火”与知识性、趣味性的“五味”轮流出现。经费来源除报费及广告收入外，由商会筹措弥补，通过各联保“递步哨”向各保送报，县城订户由报社派送。每期1000份左右。1939年1月停刊，改名《漳报》。
  《漳报》，1939年1月办，四开两版，日报，办报宗旨稿件来源等均与《漳浦日报》相同。以国民党驻军75师史克勤旅部政治部主任李泽为发行人，陈则蔡仍为实际负责人。主要编采人员有陈冷、曹起凡、柯汉扬、蔡启昌、李林昌等。因经费困难于1939年4月停刊。
  《组训通讯》，四开四版，周报，1941年5月由漳浦县国民兵团创办，漳州古宋印刷厂承印。负责人为漳浦县国民兵团副团长林春风，主要编辑人员蔡正南、李泽昌，办刊宗旨宣传国民兵组训，内容国民兵组训法令、本县新闻、文艺副刊等。印数800份，免费送给各保。当年9月因经费困难停刊。
  《漳浦民报》，1942年4月创办，三日刊，四开四版，初由绥安印务馆承印，后集股办四维印刷所，文字由旧五号改用新五号排印。负责人许元瑜为国民党漳浦县党部书记长，以个人身份申请登记。办报宗旨宣传三民主义和国民党政策、法令、报道新闻，发表政见。内容以地方新闻为主，对国内外时事只用综述。编采人员陈倩伟、丘坚（女）、林辉明、练世鑫、林维仁、李林昌等。经费来源主要靠报费、广告启事收入和印刷所业务收入，职工享受公教人员一样的公学粮。向乡保摊销报份，学校、机关、团体及商户由推广员去征订、收费。每期印数1000份左右。至抗战胜利，厦门收复，民报负责人许元瑜为扩大政治影响，于1945年1月将《漳浦民报》改名为《南潮报》，准备迁往厦门出版，后迁厦计划未能实现。1947年7月停刊改办《漳报》。
  《漳浦青年》，创刊于1943年5月，是三青团漳浦区队联合办事处机关刊物，由《漳浦民报》编辑人员兼编。刊期半月，初为八开四版，后改为32开小册子。印数1200份，分送三青团员，至1947年4月停刊，改办《青年报》半周刊。
  《南潮》月刊，1945年1月由“南潮学社”创办，负贵人柯汉扬。16开本，每期约100页。主要编辑人员柯汉扬、林维仁、杨觉初、詹祚伯、李林昌等。办刊宗旨讨论学术问题及发表文艺作品。经费由南潮学社成员自愿捐助，刊物一部分寄各地书店代售，一部分发给社员分赠朋友。1946年8月因经费困难停办。
  《南天报》，1946年1月创办，四开四版，三日刊，负责人李林昌，主要采编人员李林昌、管若明、林培元等，办刊宗旨报道社会动态，发表政见，宣传国民党政策法令。每期印数1000份，1947年5月停刊，并入《南潮报》，改名《漳报》。
  《青年报》，1946年6月创刊，半周刊，四开四版，负责人是三青团漳浦分团干事长陈秀夔，主要编辑人员柯和坤、卢慈云、胡秀致、陈炳煌、王周武等。每期印千份左右。1947年国民党党团合并时改名《绥声报》，社长陈建仁，总编辑胡秀致，编辑陈炳煌、许应宜，副刊编辑黄仰文，记者陈元亨等，继续出版至解放。
  《漳报》（后漳报），1947年7月由《南潮报》、《南天报》合并而办，三日刊，四开四版，负责人为国民党漳浦县党部书记长、省参议员柯汉扬，主要编采人员李林昌、张兆基、管若明、黄启裕、柯宗林、高聿占。办刊宗旨和发行情况与《漳浦民报》同。时事栏主要根据的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和路透社、合众社等所发的新闻，反共的色彩浓。由于吸收一些思想比较进步的青年为编采人员，在言论上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如张兆基将李济琛在香港发表骂国民党反动派的谈话编入通讯版，有人将报纸送到省党部检举，省党部责令追查。柯汉扬呈报说“已将编辑人员撤职”，其实并没有撤职。1949年9月因漳浦解放而停刊。
  （二）
  1958年大跃进时期，县直各部门创办了许多不定期刊物。如《漳浦通讯》、《漳浦工业》、《思想战线》等。后来，县委决定将各部门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取消。由县委直接主办一种定期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综合性刊物。1958年12月24日，县委作出了创办《大跃进》杂志的决定，并组织人员着手筹办。刊物的人员组织情况是：由李振经、郑光星、蔡新生、高松涛、马戒三、周金泉、陈惠发、吴荣桂、林德建、杨德志等同志组成编委会。李振经任编委会主任，郑光星任编委会副主任。编委会设编辑部，由马戒三任编辑部主任，蔡新生任编辑部副主任。后来，蔡新生任编委会副主任兼编辑部主任，增补郑永昌、许茂法为编委。
  杂志的宗旨是：宣传马列主义，交流总结人民公社以农业为主的包括工农业、财贸、文教、政法及党的建设，宣传工作各方面的实际经验，反映广大工农群众和各界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和共产主义萌芽，以鼓励群众的革命干劲。推动各方面工作的前进，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的共产主义觉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59年元旦，《大跃进》更名《飞跃》出版，县委第一书记李振经同志为《飞跃》写了创刊词，《飞跃》初创时暂定半月出版一期。每月一、十六日为出版期，每期印数一千五百份。
  1959年2月1日，县委决定《飞跃》杂志从第三期起公开发行，并改半月刊为月刊，每月1日出版。主要阅读对象是干部，教员和其他战线上的工作人员。
  《飞跃》在刊行的5个月时间中，共采用文章84篇，民歌16首。1959年5月1日，县委决定《飞跃》自出版第六期后停刊。
  1958年4月，县委决定把原来不定期出版的《漳浦快报》改为定期的二日刊《漳浦报》。版面为四开二版，并于4月4日创刊出版第一期，以后逢双日出版。
  《漳浦报》是县委的机关报，由县委副书记牛庚明任社长，马戒三任总编辑，周金泉为副总编辑，办事员有：藩紫珍、王全盛、郭建勋、林和宁、陈暨南、蓝明亮、洪明华等。
  《漳浦报》办报宗旨是：以马列的政治思想作指导，宣传贯彻各时期党的方针、政策，抓生产、抓思想，指导推进各项中心运动的开展，反映全县人民的精神面貌。报纸刊登的主要内容以农业生产为主，照顾工业、文教卫生等其它方面，主要的有县委有关指示、决定，公布生产进度，交流生产经验，表扬先进，适当批评落后。
  1958年8月1日，《漳浦报》由初创时的四开二版扩版为四开四版，报道内容除反映全县工农业生产情况外，更多地反映国内外形势及本县财经、政法、文教、卫生、军民关系等情况。
  1958年8月16日，中共漳浦县委作出了“关于加强《漳浦报》工作的四点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善于运用报纸宣传政策，组织群众，交流经验，推动工作。
  1959年元旦起，《漳浦报》改版面为四开四版日报，更名《漳浦日报》。突出报道工农业生产，及时大量地反映国内重大事件和本县财经、政治、文教、卫生、军民关系等情况。
  1959年5月1日起，《漳浦日报》改为三日刊报，更名《漳浦县报》。
  1960年元旦起，《漳浦县报》由三日刊改为隔日刊，版面照旧，改刊后逢单日出版，大月31日无报。
  1960年在漳浦报社工作有的：马戒三（总编辑），周金泉（副总编辑），陈田复（编辑），杨福基（秘书），还有记者：郭建勋、陈暨南、王周武、王全盛、柯连海、林和宁、李树麟、王国英、张鲁等同志。
  1960年7月9日，漳浦报社从西大街90号迁入县人委大院办公，在此之前，新路尾13号（旧县医院）、红楼、西大街90号等先后作过漳浦报社社址。
  1961年2月23日，鉴于当时国家经济暂时困难现状，《漳浦县报》停刊。这样，从1958年4月4日至1961年2月23日，《漳浦县报》（《漳浦报》、《漳浦日报》）共编印报纸512期，每期发行量有四千多份，最高峰时达5561份。
  自《漳浦县报》停刊后，陆续办过一些水利工地小报（如《工地快报》、《鹿溪战报》等）、《梁峰》文艺小报以及县政协编印的《漳浦文史资料》丛刊等。
  《工地快报》，1971年1月1日创刊，漳浦县旧镇桥闸工程指挥部主办，四开二版，主要反映桥闸工程建设情况。由严利人主笔、编辑，副指挥马非（马戒三）审稿。1971年8月底因为工程接近尾声、人员调动而停刊，共出29期。
  《鹿溪战报》，四开二版，漳浦县鹿溪桥闸工程指挥部主办，由陈辉负贵，黄仰文主笔、编辑。1974年12月17日至1975年5月25日，共出52期。
  《梁峰》，1981年12月由县文化局、县文化馆主办，四开四版，是以文艺为主的不定期小报，主要刊载本县文学爱好者的习作、地方文史、风土文物以及文化方面的新闻报道。先后由高聿占、洪和漳、何荣林编辑，黄以结审稿。每期铅印1000—2000份，分发赠送，经费系财政拨款与从有关方面筹集。到1995年11月共出版52期，后停刊。
  （三）
  漳浦县人口多，地域广，是漳州市数一数二的大县。而且历史悠久，资源富饶，文化沉淀浓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繁荣，人们愈来愈迫切期望：能有一张自己的县报，能重振漳浦报业的辉煌。
  八十年代初，漳浦得改革开放之先机，率先大念山海经、开展闽台交流，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先进典型。县委书记黄步翔对办县报满腔热忱，支持加快筹备的步伐。经县委研究同意，1983年6月17日，县委宣传部向省、地委宣传部呈送“关于办《漳浦报》的请求报告”，报告说：“我县是闽南最古老的县份之一，历来文化比较繁荣，解放前和五十年代均有办报的历史……为加强组织领导，交流消息经验，促进两个文明建设，锻炼培养一批人才，很有必要办一张县报。……《漳浦报》为县委机关报，立足本县，努力办成具有漳浦特色的地方小报；《漳浦报》为四开四版的周报……”其报告经龙溪地委宣传部批准同意并转报省委宣传部，省宣新闻出版处研究后认为：龙溪地区还未有报纸；应先集中力量办地区报，县报暂缓，放下一步考虑。九十年代初，县委书记王良才也曾积极探讨办《漳浦报》的事宜。
  《金浦乡讯》于1992年9月由县委宣传部、县侨联、县侨办共同办理申请登记手续。1992年10月16日省侨办、省侨联作出同意创办《金浦乡讯》的批复。1992年10月22日，县长康天厚在县委宣传部“关于请求为《金浦乡讯》拨款的报告”上批示：“经费明年纳入预算”。1992年11月10日，县编委发文，“同意《金浦乡讯》配备专职编辑人员编制一名，编制来源在县委宣传部内部调整解决。”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翁福在福州亲自到省有关部门办理手续。随后，福建省新闻出版局同意登记，发给“侨刊乡讯登记证：CN—35Q0031号。”
  “雏凤鸣金浦，绥城春正浓。衔情过海峡，带笑舞东风。羽炫九龙水，翎编七彩红。新声翻雅韵，清气溢晴空。”（雏凤新声——贺《金浦乡讯》创刊，作者洪照宏）。1993年2月1日，《金浦乡讯》正式创刊，揭开了漳浦报业史上崭新的一章。
  金浦乡讯社社长：杨国连，副社长：商和坤（1995年更换为何友麟）、黄以结，主编：严利人，副主编黄仰文，美编：林仲文，编委：林伟雄、周健军、李林昌、何大成、杨亚成（后增加何志腾、邱宏伟、陈章兴），编辑人员：严峥、张惠阳等。
  《金浦乡讯》作为联系三胞之桥、中外交流之窗，其办报宗旨是：立足本县，体现特色。心系三胞，情播四海。内外并举，古今兼蓄。传递乡音，交流信息。弘扬文化，服务建设。增进友谊，振兴漳浦。在对外宣传、对内宣传之间寻找共同点、结合点和切入点，坚持政治家办报、坚持正面宣传、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融新闻性、知识性于一炉，力争办得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生动活泼，为海内外读者所喜爱与欢迎。
  《金浦乡讯》创办之初，人手少，经费缺，依托在县委报道组内，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共用一间办公室、一部电话，组长兼主编，组员兼记者，这在全省还是第一家。经济上独立核算，实行主编负责制。创刊第一年，就实现了月月有报，期发数迅速达到万份以上，成为漳州市第一家实现月报的乡讯、第一家期发数超万份的乡讯。1994年出版乡讯14期，1995年出版乡讯17期。采用县邮局代办发行、自办发行、邮寄赠送等多种形式，扩大覆盖面，大大提高了知名度。1995年6月，在西安召开全国侨刊乡讯研讨会，金浦乡讯社的“立足漳浦大地，努力办出特色”的总结作为大会的典型材料分发，其主编荣获“全国侨刊乡讯优秀工作者”的称号，办报水平步入全国侨刊乡讯先进行列。
  为了适应事业发展的需要，金浦乡讯社进一步健全了财务管理，办理了单位代码证、工商广告许可证，还于1995年底在县城中心区租赁一套三室一厅单元房作为社址，并购置办公用具，安装了电话，从此有了独立办公的场所。1995年12月29日，金浦乡讯社编委扩大会议在新址隆重举行，县委宣传部、统战部、侨办、侨联等部门领导和编委们争先恐后发言，总结经验，筹划新的跨越。大家提出在办好《金浦乡讯》的基础上，应该办一份县报，并就如何办好县报各抒己见，气氛热烈。县委书记林奕斌、代县长洪德庆、县委副书记张国胜和欧友样等领导亲临会议，听取汇报，并现场办公，解决具体困难，就创办《漳浦报》的问题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张副书记说，我来漳浦工作后，发现《金浦乡讯》，每期必看，办得很有特色。在此基础上，办《漳浦报》很有必要。洪代县长说，《金浦乡讯》办得不错，我都看了，内容丰富，编者花费很多心血，难能可贵。我同意办《漳浦报》，投入一些钱值得。希望再把印刷厂办起来，以报扶厂，以厂养报，带动我县印刷业的发展。欧副书记说，办《漳浦报》这个建议很好，我完全赞同。最后，林书记作总结发言，他说，《金浦乡讯》走过近三年历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很不容易。对促进我县两个文明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办得不错。质量越来越好，订数越来越多，越来越受欢迎，越来越受重视。县委是满意的，对你们的工作是肯定的。三年应该有个新跨越，办《漳浦报》的条件已经具备。希望你们一手抓对外向大报发稿，一手抓对内办好小报。报纸、电视各有优势，报纸可以宣传得更具体深入。要把镜头与笔头、文字与图像、大与小结合起来，使新闻网络更加健全。希望你们越办越好，办出特色，办出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
  真诚的话语，良好的祝愿，殷切的期望，给报人们以巨大的鼓舞，为扩大创业装上了助推器。说干就干，雷厉风行，筹办《漳浦报》和漳浦县报社印刷厂的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1996年1月2日，县委办公室、县委宣传部联合向市委宣传部报告“关于创办《漳浦报》的请示”，县委书记林奕斌、代县长洪德庆在文件稿上签字“同意”。1996年1月8日，县委宣传部向福建省新闻出版局报告“关于创办《漳浦报》的请示”，并呈送附件漳浦报总编辑人选严利人（主任记者）及编辑部主要成员黄仰文、林仲文、陈章兴、姚鸣声、蓝智伟、严峥、张惠阳的简历。两份文件就办县报具体做法作了详细说明：《漳浦报》是漳浦县委机关报，县委宣传部为主管单位，县委报道组负责组织筹办。以刊载本县新闻为主，是全国、省、市三级党报的补充，保持一致。在县委、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当好县委和人民的喉舌。《漳浦报》四开四版，暂出旬刊，期发数万份以上，由县邮电局代办发行。同时积极筹办印刷厂，就地印刷，以提高新闻的时效。《漳浦报》与《金浦乡讯》两块牌子、一套办报队伍，共存共荣，相互促进。1996年1月6日，《漳浦报》试刊号出版，以最快的速度问世。1996年共出版两报28期，其中《金浦乡讯》17期、《漳浦报》11期。此后，两报统一按旬出版。全国政协副主席苏步青、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项南先后为《金浦乡讯》题写报头，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叔亮为《漳浦报》题写报头。《金浦乡讯》（《漳浦报》按月份寄台、港、侨同胞，受到广泛好评和选誉。每年还出版合订本1000册，分送海内外读者，作为资料查阅和收藏。
  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经过短期的酝酿与筹备，由报社全体同仁及各部门热心人士集资入股，于1996年3月，注册成立金浦新闻发展有限公司（漳浦县报社印刷厂）。注册资金60万元，股东会由30多位成员组成，其中县财政拨10万元给县报社入股办厂，以示支持。报社主编兼任董事长。采取边集资入股、边办理相关手续、边采购电脑和胶印设备，边培训技术人员的办法，于4月10日即编印出版了《漳浦报》，5月份出版了彩报。迈出了创业的第一步，实现了采、编、排、印一条龙作业。
  1997年3月，漳浦县报社印刷厂从原租用的粮食局100多平方米仓库迁入县食品公司一座两层小楼内营业，面积400多平方米。县报社也从泰怡园单元房迁入新址，与印刷厂合在一起，以便就近管理和编排校印。通过建机制、抓管理、保质量、拓市场，县报社印刷厂经历了一年的草创期，步入了四年的成长期，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质量稳步提高，名气逐步打响，业务发展很快。同时，培养造就了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赢得了广大客户和社会各界的赞誉。被定为福建省出版物印制企业，荣获漳州市“诚信企业”称号，为扩大经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金浦乡讯》、《漳浦报》在办报过程中，得到县领导、各机关单位和乡镇场，以及旅外乡亲、台侨港同胞、热心的读者作者等的关心、支持和爱护。台北漳浦同乡会创会会长陈建仁先生对家乡的小报关爱备至，先后给县报社寄来信件约100封，从寄稿件、将县报的文章推介到台湾媒体上发表到为报社的发展出谋划策，拳拳之心，令人感动。为解决办报和邮寄经费的不足，陈建仁先生、香港漳浦同乡会，以及台胞李瑞河、蔡永合、林森豪、陈隆峰、柯和坤、刘昆桦、陈瑞麟、香港同胞杨维廉、杨达华、陈志邦、吴侨植、黄定维等先生热心给予赞助。陈建仁、李瑞河等先生还成为县报社印刷厂的股东，为报业的发展尽心尽力。县长钟禄贵与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吴达金、副县长骆沙舟等到县报社和印刷厂调查研究，对办报成绩给予充分肯定。钟县长说：“你们有开拓精神。用股份合作制的形式办印刷厂，这条路走对了！”此后，钟县长多次听取汇报，为报业的发展排忧解难，帮助出点子。
  1999年2月9日，县编委批复，同意成立漳浦县报社，文件内容是：“为了适应我县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加大新闻宣传力度，加强舆论宣传管理，促进我县两个文明建设。经研究，同意成立漳浦县报社（含《漳浦报》、《金浦乡讯报》），为股级事业单位，隶属县委宣传部，人员编制核定4名，经费由县财政核补。”1999年3月30日，县委宣传部发文：“经研究决定：严利人同志任漳浦县报社（《漳浦报》、《金浦乡讯》）总编辑。”进一步健全完善了县报社的机制。
  有了县报社，有了报社印刷厂，还需要一块立足之地。况且租用的办公楼属规划拆迁房，因而为促进我县报业经济的发展，寻找地址、兴建县报社办公楼成为迫在眉睫之举。早在1997年1月，陈求良等11位县人大代表和何友麟等10位县政协委员就分别兴建县报社大楼作出提案，要求将其作为县政府为民办实事之一列入规划。此提案后转为建议处理，但未有下文。1999年9月，县报社向县政府呈送请求解决县报社建设用地的报告。同时，采取增资扩股的办法，依托县报社印刷厂，在绥安开发区内购置建设用地，兴建县报社办公楼。1999年10月29日，县计划局发文同意建设县报社印刷厂房立项报告。2000年3月，县财政在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安排了专项“报社大楼基建经费”，作为启动资金，促成了工程上马，为我县报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2000年7月1日，艳阳高照，彩旗飘扬。位于绥安开发区霞潭路口、国道线旁的10亩围墙内的土地平整一新，巨型红色拱门上“漳浦县报社大楼奠基仪式”金色大字分外醒目。奠基仪式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何友麟主持，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吴达金发表热情洋溢讲话。县委书记沈元坤、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杨玲、县政协主席陈辉、县委副书记吴景辉、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吴达金、副县长阮伏水和黄荣川、县报社印刷厂股东代表、天福集团总裁李瑞河为大楼奠基培土。随后，承建单位闽南建筑有限公司即组织队伍进场投入建设。施工进展顺利，到2000年10月，第一期工程漳浦县报社综合楼（计三层，建筑面积1400平方利，到2000年10月，第一期工程漳浦县报社综合楼（计三层，建筑面积1400平方）框架已完成，预计年底可完工交付使用。2001年初，漳浦县报社暨印刷厂将迁入新址，迎来新的发展时期。
  立世纪之巅，临千年长风。漳浦县报业抓住历史机遇，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从困境中崛起，负重奋进，终于开辟了属于自己的一方新天地，奠定了创业的根基，构筑了起飞的平台，必将铸造新的辉煌！
  漳浦西湖与咏西湖诗
  林祥瑞
  漳浦县西湖公园前身为漳浦西湖。南宋嘉定八年（1215年），漳浦县知事赵师缙开辟西湖，周围共515丈，湖中建亭、植菱芡，湖岸栽桃柳，红敷绿绕，景色宜人，龙图阁学士叶奭为撰《辟西湖记》。明万历元～五年，房寰任漳浦知县时，把被湖边居民侵占的湖地收复，进行整治修建，使西湖水光山色，俯仰映带，更为引人入胜。右副都御史、龙溪人蔡文为撰《复西湖记》，刻碑立于湖畔，当时任礼部右侍郎的县人、探花林士章为石碑篆额。清康熙间，漳浦知县陈汝咸主修《漳浦县志》时，把西湖列入漳浦“十景”，景名“湖泽储英”。至清末民初，西湖已逐渐荒废。30年代，曾议在湖中修筑“忠、孝、廉、节”四亭，后来仅在原湖心亭废址四周砌石筑成方台，拟作“忠亭”，随即罢弃。
  西湖成为漳浦古代名胜之区，历代应有不少的吟咏，但原《漳浦县志》仅在其《艺文志》收入宋蔡襄《西湖》、《四月八日观民放生》两首诗；在其《方域志》“西湖”条收入明蔡大壮咏西湖诗二句。经查核，蔡襄是北宋时人，曾任福州知州多年，他死于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148年后，漳浦县才开辟西湖，显然，蔡襄的诗是咏福州的西湖。我县修志前辈应是出自对蔡襄的崇敬和对本县西湖的厚爱，因而录入该诗篇，借以为西湖增色。又本县缙绅蔡大壮，身居西湖之畔，对西湖美景情有独钟，其咏西湖诗句为：“山色入春青近堞，湖光含月碧连天”。可惜仅见一斑，未窥全豹。
  明、清两朝，漳浦人才济济，诗人辈出，而到漳浦游览西湖的诗人也颇多，其间必有不少吟咏西湖的诗篇，然而，几乎没有遗留下来，令人深感遗憾。现从历史文献中查得，《云山居士集》和《漳州府志》保存了明林偕春《朱明府招饮湖上》和清庄亨阳《西湖》诗各一首，填补了这一空白。林偕春，字元孚，号警庸，别号云山居士，漳浦六都（今云霄县）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历官翰林编修、湖广参政。万历五～十年，朱廷益任漳浦知县，其时，林偕春辞官归家，两人交情甚笃，曾于西湖饮酒吟诗，诗中“朱明府”即指朱廷益（“明府”为知县的别称）；庄亨阳，字元仲，号复斋，南靖人。康熙五十七年进士，官至江南淮徐道。他与漳浦进士蔡世远是至友，曾到漳浦畅游西湖，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今将这两首诗抄录于下。
  朱明府招饮湖上
  林偕春
  令尹能招客，言从郭外游。
  亭偏轻载酒，湖浅力移舟。
  水定鱼时跃，堤空山暗浮。
  仙凫依泛泛，谁适羡飞鸥。
  西湖
  庄亨阳
  湖名雅与浙江同，潆抱城西望不穷。
  二月桃花红滚浪，三秋藻带细迎风。
  流环鹿水浮佳气，影倒梁山浸碧空。
  频向小亭亭畔立，旧碑犹没紫苔中。
  今日的西湖公园更为多彩多姿，令人倾倒，将引发更多诗人为其吟咏，也将有更多的诗作问世，为西湖公园增辉。现将漳浦诗词学会推荐的数首吟咏漳浦西湖公园的诗词抄录如下，以飨读者。
  高阳台
  新春游西湖
  郑汉琛
  春色铺园，人流似水，汇西湖，庆新年。伫立平桥，碧波荡漾游船。闲步湖畔心情爽，竞赏花，百卉幽妍。更欣然，翠绿丛中，攒动欢颜。
  乐声阵阵知何处？四周楼房里，影视声喧。更有笙歌，甜美沁入心田。游乐场里嬉游乐，注情怀，喜地欢天。彩旗扬，汽球飘飞，风鼓征帆。
  鹧鸪天
  游漳浦西湖公园
  吴隆扬
  昔日溪西地不平，荒郊水涸蔽榛荆，城居夜半呼声急，野豹偷猪惹众惊。公园筑，四周明，梁山倒影小舟萦，亭台唱彻升平曲，结伴游湖无限情。
  贺西湖公园落成
  （台湾）卢涌泉林祥瑞
  拓建西湖千日功，园林亭榭景葱葱。
  湖中明镜梁山影，岭上松涛印石风。
  春夏秋冬花竞艳，东南西北门楼崇。
  乡关杰出观光点，惹得游人意兴浓。
  漳浦西湖公园
  三中全会架金桥，昔日淤湖始细雕。
  翠黛惊舒梁岳影，秋波暗送鹿溪潮。
  储英阁里怀先哲，邀月池中荡桂桡。
  更有碑林夸宇内，邑园独数此园娇。
  浦台关系十年
  （1990～1999年）
  吴养元
  漳浦县是台胞的主要祖籍地之一，与台湾有深厚、密切的地缘、血缘、亲缘、情缘关系，决定了他在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中必然地会凸显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十年来，在中央各项对台政策、方针的正确指引下，经过全县各级各部门的一致努力，以及两岸人民的共同促进，浦台关系各个方面不断有所突破和推进。
  一、经济合作
  1、台湾同胞投资企业
  10年共批准台资项目234个，投资总额5.23亿美元，合同台资4.91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额2.33亿美元，其中独资项目202个，合资项目22个，合作项目5个，对外加工装配项目5个。
  包括1990年以前批准的项目，至1999年底，我县共批准台资项目244个，总投资5.33亿美元，合同台资5.01亿美元。其中独资项目208个，合资项目23个，合作项目8个，对外加工装配项目5个。
  产业结构有农业、工业、房地产业、第三产业、基础设施等五种产业。已有27个乡镇场（含绥安工业开发区）已引进台资项目，占全县32个乡镇场（含绥安工业开发区）的80％。
  2、对台小额贸易
  指由我县对台小额贸易专营公司，在旧镇贸易点与来靠的台湾渔船、小商人进行的直接贸易，贸易额累计467万美元。
  3、输台海上渔工劳务合作
  该项劳务合作始于1992年，累计输台海上劳工14129人次。
  4、农业合作
  1997年，我县被列入国家农业部、外经贸部、国务院台办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漳州）农业合作试验区”。
  农业是台商看好的主要投资领域，至1999年底，范围包括种植、养殖、加工等行业的119个农业投资项目在我县落户，投资总额1.851亿美元，合同台资1.826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0.746亿美元，分别占台资总量的48.7％、34.7％、36.4％和30.1％。浦台农业合作，不仅引进了资金、市场，更重要的是引进了台湾的高优农业品种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我县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漳州市花卉中心择址在我县马口，1995年7月开始筹建，1997年正式成立，有千余家海内外花卉公司和场圃在该处从事花卉种植和营销，被誉为“福建花卉第一市”。1999年1月18日，首届海峡两岸花卉博览会在该中心召开，集闽台农业合作成果展示、两岸经贸台作、花卉技术交流营销、经贸购物、农业观光旅游、两岸文化交流为一体。设有两岸花卉盆景展示台和台湾玫瑰花馆、台湾火鹤花馆、榕树盆景馆、鸟类馆、茶艺馆等14个场馆，同时还开设海峡两岸摄影、书画展，根雕奇石馆等闽台文化交流馆所。
  5、漳浦籍台胞的投资
  1991年3月，佛昙洞野籍的台胞杨稻江先生投资20万美元，在洞野办了第一家漳浦籍台胞投资企业——盛丰果蔬制品有限公司，开了先河。此后陆陆续续就有14位漳浦籍台胞回乡投资办厂，总投资7201.27万美元，兴办企业22家，其中投资额达200万美元以上的有9家，投资总额6588万美元，超过1000万美元的有3家，投资总额5280万美元。这些投资的台胞的祖籍地分别在佛昙、赤湖、沙西、长桥、绥安、石榴等镇。
  主要投资企业：
  天福茶园观光园区
  1999年12月批准，总投资3000万美元，址在旧镇镇。项目内容：旅游观光、观光茶园、石雕公园、漳诏高速公路配套服务设施等。
  天福茶博物馆
  1998年7月批准，总投资400万美元，址在盘陀镇。项目内容：茶、茶具、茶艺、茶道的展示与经营。
  天福食品开发有限公司（即天福茶庄）
  1993年9月批准，总投资300万美元，址在盘陀镇。项目内容：种植、加工茶叶及制品等。
  天仁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1997年9月批准，总投资200万美元，址在盘陀镇。项目内容：生产乳制品蜜饯、茶食品加工。
  天福茶园
  1998年11月批准，总投资200万美元，址在盘陀镇。项目内容：种植茶叶、果树、花卉。
  易圣（漳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998年11月批准，总投资1250万美元，址在赤湖镇。项目内容：高优农业开发，休闲观赏农业、海滨渡假旅游。
  大鱼夫水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名“鲸湖水产开发有限公司”）
  1997年1月批准，总投资238万美元，址在佛昙镇。项目内容：养殖加工鲍鱼、虾类、贝类水产品。
  漳州三本肥料工业有限公司
  1997年11月批准，总投资80万美元，址在官浔镇马口。项目内容：生产有机肥料，种植花卉。
  二、台胞捐建家乡公益事业
  10年来，漳浦台胞回馈桑梓、造福家乡的热情很高。他们慷慨解囊，捐建家乡文教卫生、旅游设施、道路等公益事业20多项，捐款总额2263.85万元人民币。
  主要项目：
  达志中学
  址在赤湖镇，于1990年秋由赤湖旅台乡亲陈志谟等捐款300万元兴办。
  长春中学
  址在旧镇镇浯江，由祖籍旧镇浯江的台胞林瑞国等于1995年捐款150万元人民币兴建。
  长桥幼儿园
  址在长桥镇，由长桥旅台乡亲黄秉心于1993年捐款50万元人民币兴建。
  赤湖医院大楼
  址在赤湖镇，由赤湖旅台乡亲陈文俊等于1994年捐款56万元人民币兴建。
  联谊大厦
  址在县城，总投资220多万元人民币，由台湾、香港及国外乡亲共同兴建，其中旅台乡亲共捐340万元新台币。
  紫薇公园
  址在旧镇浯江，由祖籍旧镇浯江的乡亲林瑞国、林瑶琪等人于1992～1995年捐款150万元人民币兴建。
  威惠公园
  址在县城西宸岭，由台胞邱正吉、蓝胜民等人于1991年起陆续捐款300多万元人民币兴建。
  西湖公园
  有“漳州第一园”之称，址在县城，由县政府筹建。台北漳浦同乡会发动在台乡亲捐款21万元人民币。
  旧镇一一狮头柏油路
  由台商陈隆峰于1997年捐款100万元人民币修建。
  漳浦四中“万卷楼”
  址在杜浔“漳浦四中”，1993年10月落成，由旅台乡亲卢涌泉发动96人捐款150万元新台币兴建。
  三、交往交流
  1、台胞来浦
  台胞来漳浦，有两个渠道：陆上、海上。由于两岸尚未三通，所称海上来的是指在旧镇台轮停靠点停靠的渔民和从事小额贸易，及接送大陆渔工劳务的台胞。而探亲、寻根谒祖、定居、观光旅游、商贸考察、投资的台商、台胞，则从陆路入浦。10年来，台胞来浦总计12255人次，其中海上1054人次、陆上11201人次。
  回乡探亲的重要人士：
  黄秉心，男，1912年生，长桥人。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硕士。1945年去台，任台“长官公署参议”、“交通处主任秘书”，台湾省保险业监理会主任委员。先后创办台湾产物保险、台湾人寿保险、华侨商业银行、友联物产保险、中央再保险等保险公司与银行，任董事长、总经理。有“保险界摇篮”之美誉。
  1991年夏天，黄秉心偕其太太陈淑贞首次返乡探亲。
  陈建仁，男，1917年生，佛县人，1947年去台，任台“监察院闽台行署”调查专员、科长等职。1981年筹组台北漳浦同乡会，被推选为首、二届理事长，三、四届尊为创会理事长。1996年12月16日第一次回浦探亲。
  杨德辉，男，1935年生于赤岭乡土塔村，5岁时由马坪镇林埭村林红娘抱养。1949年随其伯父杨子麟入台读书。台陆军军校毕业后，便在军队任职，升至少将军阶。1999年4月退休。1999年6月15日偕其夫人等一行4人首次返乡探亲。
  寻根认祖的主要台胞
  李瑞河，男，美国天仁集团总裁，“世界李氏宗亲会”名誉理事长。1935年生于台湾南投县名间乡。180年前的清嘉庆年间，李先生先祖李仁英渡海去台，到李先生已是第七代。1987年，李先生几经周折，在漳浦找到祖籍地沙西镇下寨村（清代属白衣保），寻了根，认了祖。
  林瑞国，男，原居住台湾彰化，后移居南投县草屯镇。早年从政，后投身商界，主要从事服务业和建筑业，身兼台湾长春关系企业、台臂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通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是南投商界十杰之一。祖先于明朝末年从旧镇港去台。1991年底，经多方查询认证，找到祖籍地旧镇镇乌石浯江村。
  定居
  这10年间，台胞回浦定居15人，加上早先的28人，合计台胞在漳浦定居的有43人。他们的定居地分别在六鳌、赤湖、前亭、杜浔、旧镇、沙西、马坪、佛昙、古雷、霞美、绥安等11个镇。
  2、漳浦居民去台
  私事赴台
  漳浦居民因私事赴台，即探亲、探病、奔丧、定居、通婚共计1212人次，其中去台定居100人，通婚——漳浦女嫁台湾郎173人，全县三份之二的乡（镇）场都有姑娘嫁到台湾，其中人数最多的是绥安镇，有51人，其次为佛昙15人，石榴14人，旧镇、前亭各13人。
  公务赴台
  我县尚未有单独的项目去台。近年有6人公务赴台者，均为上级或行业组团，我县有关人士参加。
  3、交流
  蓝鼎元学术研讨会
  1993年11月，在蓝鼎元逝世260周年之际，我县于6日至8日成功地举办了蓝鼎元学术研讨会。会上，提交论文53篇，来自台湾的蓝鼎元后裔10多人，与加拿大、台湾、广东、上海以及省内专家学者130多人，共同进行研讨活动。会后，还从论文中精选37篇，汇编成《蓝鼎元研究》一书。
  蓝鼎元，字玉霖，别字任庵，另鹿洲，漳浦县长卿里（今赤岭乡）人，康熙间随族兄蓝廷珍入台参赞军务。后历任普宁知县、广州知府等职，是清初较有作为的官吏。著作颇丰。提出19条治台方略，后人以此为法，多有成效，被誉为“治台之宗匠”。
  首届海峡两岸乌龙茶品评展示会
  1994年10月23日，由美国天仁集团主办的“海峡两岸首届乌龙茶品评展示会”在盘陀天福茶庄举行。来自台湾、福建各地、广东的二百多位茶农，及省有关部门的领导、市、县领导、当地干部群众一千多人出席。
  天福集团五周年庆典——两岸茶业界的盛会
  1998年10月7月，天福食品开发有限公司（即“天福茶庄”）在所在地盘陀镇举行成立五周年庆典及天仁食品厂开业典礼。国台办处长李勇、省台办主任梁茂淦、市委书记李敏忠、副书记王良才、副市长林瑞华、市政协副主席杨琼、县委书记沈元坤、代县长钟禄贵，以及厦门市、漳州市的台商代表、和专程从台湾来的台湾茶界人士、天福集团股东、原台湾“司法院院长”林洋港等参加了盛会。
  吴沙祖籍地研究
  吴沙是开拓宜兰第一人，在台湾开发史上功绩彪炳，但史籍上只记载他是漳浦人，其他情况不详。1990年8月中旬，台湾吴秀玉（宜兰农工专科学校教师）、高双印（宜兰师专教师）夫妇专程来浦，在我县文史人员李林昌、翁镇南的陪同下，到石榴小山城、浦尾等地调查研究吴沙历史，回台后写成《开兰始祖吴沙之研究》。
  两岸族谱展
  1995年11月，漳州市举办“漳州海峡两岸族谱展”，我县搜集、整理了浦台两岸族谱58个姓氏的67本族谱及大量的图片等展品参展。
  四、漳浦台属及其组织
  根据1993年6月的普查，我县有旅台同胞1221人。在浦的亲属4891户25446人。其中分布较集中的乡镇有：
  旅台同胞亲属代表大会已召开两届。首届于1991年6月13日在县城召开。有131位台属代表、40位特邀代表参加，会议通过《漳浦县旅台同胞亲属联谊会章程》，成立“漳浦县旅台同胞亲属联谊会”，（以下简称联谊会）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
  第二次代表会议于1999年4月7日在县会议中心召开，有代表、特邀代表、列席代表共150多人参加。台胞、台商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漳浦县旅台同胞亲属联谊会章程修改意见》，选举产生联谊会第二届理事会。
  旅台同胞亲属联谊会是居住在本县的旅台同胞亲属组成的民间组织。其宗旨是：
  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团结我县广大台属，密切与旅居台湾的亲友的联络交往，增进友谊，共同为振兴漳浦，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贡献力量。
  首届理事会理事25人。理事长沈淮森、副理事长黄仁明、蔡易发、陈允成、陈经连；名誉理事长蔡启昌、陈锦铁、顾问李松辉；秘书长翁镇南。
  第二届理事会理事25人。理事长沈淮森，副理事长陈荣泰、黄仁明、蔡易发、陈允成。名誉理事长于南生（县委副书记）、杨玲（县人大主任）、蓝开发（县委常委、副县长）、陈辉（县政协主席）、蔡启昌（退休教师）、李瑞和（美国天仁集团总裁）、王茂竹（三兴集团总裁）、蔡奇男（高雄市漳浦同乡会名誉理事长）、陈建仁（台北漳浦同乡会创会理事长）、杨集文（香港漳浦同乡会会长）；荣誉会长：陈汕、余坤生；顾问陈锦铁、李松辉、邓江基、吴养元、郑益言；秘书长：何大成。
  1993年9月25日，县委、县政府召开“五好台属”代表及台属企业代表座谈会，倡议深入开展“五好台属”活动。五好是：一，热爱社会主义、拥护和平统一祖国好；二，勇于开拓创新，引进台资勤劳致富好；三，模范执行国家方针、政策，遵纪守法好；四，讲究文明礼貌，保护环境卫生好；五，搞好家庭和睦、团结海峡两岸亲人好。
  “五好台属”是：蔡启昌（绥安）、蔡元明（六鳌）、洪永炯（杜浔）、陈海树（赤湖）、林国生（沙西）、陈振明（石榴）、郑思勇（旧镇）、黄义宗（长桥）、杨民选（佛昙）、黄克瑜（绥安）。多年来，台属十分珍惜旅台亲人馈赠的资金，把它作为创办实业、发展生产、经营、勤劳致富资本，兴办台属企业。有的台属企业，如盛丰蔬果制品有限公司、佳禾纸品工业有限公司、金泰康保健品有限公司、长兴鞋业有限公司等，都适时地转为台资企业。
  五、对漳浦有突出贡献的漳浦籍台胞
  1、投资办企业
  李瑞河，祖籍沙西镇下寨村。1993年9月开始至1999年底，计投资5100万美元，在盘陀、旧镇兴办6家企业，立志“根植福建、香传全国、茗扬世界”，把后半生事业贡献给家乡漳浦。
  陈瑞和、陈建中父子，赤湖籍旅台同胞，先在漳州兴办“好发”、“三胜”房地产开发公司和建峰企业。1997年11月，投资80万美元在马口兴办“漳州三本肥料工业有限公司”。
  陈水才，赤湖籍旅台同胞。1997年9月投资30万美元在长桥兴办“台鸿畜牧有限公司”，1998年11月介绍亲友陈俊腾投资1250万美元在家乡赤湖兴办易圣漳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此前就已投资兴办商业城，房地产开发等项目。
  杨稻江，第二代台胞，祖籍佛昙洞野。1991年3月首开漳浦籍台胞投资先河，投资20万美元在洞野兴办“盛丰果蔬制品有限公司”。
  2、热心故乡公益事业
  陈瑞和，捐建达志中学，南峰小学，献大笔款项为漳浦联谊大厦建筑费等。
  林瑞国、阮富贵，捐建长春中学及紫薇公园。
  陈则蔡，组织在台乡亲为建设漳浦联谊大厦献款，率先献20万元台币倡导。自1994年起，每年献款30万元人民币作为浦一中奖学奖教金。
  黄秉心，捐建长桥幼儿园。
  陈建仁（台北漳浦同乡会创会会长），个人为多处公益事业献款。积极发动在台乡亲为筹建漳浦联谊大厦献款。
  卢涌泉（第四届台北漳浦同乡会理事长），热心为两岸沟通服务。组织在台乡亲献款建设漳浦四中“万卷楼”。
  陈茂春，为旧镇中心小学及其他公益事业献款。
  陈文俊，捐建赤湖卫生院大楼等。
  林瑶棋，捐建紫薇公园。在台创办《台湾源流》季刊，宣传两岸关系。
  邱正吉、蓝胜民，捐建威惠公园。
  王茂竹（台商、三兴集团总裁，漳州市台商协会会长）捐助漳州福利事业、赈灾。
  陈隆峰（闽荣集团总经理），捐款修建道路。
  1999年4月，以林瑞国（含阮宝贵）、陈则蔡、陈茂春、陈瑞和、卢涌泉等先生各为故乡教育事业献款20万元人民币以上，由县上报省人民政府予以表彰。同时，以台北漳浦同乡会组织乡亲为漳浦西湖公园献款；邱正吉、蓝胜民、林瑶棋、王茂竹、陈隆峰、陈建仁、陈文俊等先生热心故乡公益事业，由漳州市人民政府授予银质奖章、奖牌、证书。
  六、对台宣传
  10年来，对台宣传有两个突破：一是漳浦的文章在台湾的《中国时报》、《工商时报》、《台湾源流》、《乡情报导》、《新知识》等报刊发表，共40多篇；二是输送书、报、录相带入台，共有8924份（盒），此外，在国内报刊发表涉台稿件有一万多篇。都是宣传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宣传和平统一。
  主要涉台专著：
  《漳浦与台湾关系史》。由我县文史工作者李林昌先生在广泛收集浦台两岸文史资料的基础上，又与台胞交流资料，耗时3年，于1995年9月编纂成书。《关系史》洋洋近17万字，贯通古今，傍征博引，系统全面，以大量翔实的人文史料，展示不可辩驳的浦台两岸的地理、历史、人文渊源关系。
  《蓝鼎元研究》。根据1993年11月6日至8日在漳浦举办的“蓝鼎元学术研讨会”发表的论文精选汇编而成。其中对蓝鼎元治台的理论、方略和功绩，都有详尽的推介。
  报纸：
  《金浦乡讯》，由漳浦县金浦乡讯社主编，创刊于1993年2月1日。立足本县，面向“三胞”，以传递乡音，交流信息，弘扬文化，服务建设，增强乡谊，振兴漳浦为宗旨，报导台胞关心的各项信息和史料，每期均寄送台湾漳浦同乡会，深得旅台乡亲的评赞。陈建仁、卢涌泉、陈则蔡等多位乡亲，经常在《乡讯》上发表诗文，抒发思乡情怀。
  七、海上突发事件与救援
  1、突发事件
  10年间发生在我县外出作业渔船遭台湾派驻东碇岛军队炮击事件5起，25船次，死伤渔民16人，其中死亡2人。
  2、救援
  抢救、救援海上遇险遇难台湾渔船8船次，渔民、船员32人。
  落实台属政策工作回顾
  翁镇南
  自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光复至漳浦解放，去台湾任职、从教、经商及随军赴台，或其他原因居住台湾的漳浦人，统计有1221人，他们留在家乡的家属共4891户，25446人。由于解放初期台湾海峡还处于战争状态，台湾当局叫嚣“反攻大陆”，不断派出匪特潜入大陆活动，大陆加强海防；加上“文化大革命”、“左”的政治路线等原因，不少台属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错误处理。自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落实各项政策，全面纠正冤假错案，成立几个小组。台胞台属政策的落实由台湾工作部负责，部长陈锦铁主持，翁镇南、杨欺头、郑丰忠、林长等分头工作，在各乡镇场及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下，按步就班，重点对象先落实，一般情况后解决，一件件核实材料，逐案上报审核批准。
  首先纠正干部（包括教员）的错案。全县因“台湾关系”被开除公职的21人，受处理的68人，一一为他们昭雪，恢复名誉，有的继续任职，有的办理退休。如中学教师蔡启昌，解放前任漳浦中学校长，解放后留用，后调往龙溪农校任教员，其胞兄陈则蔡先生原是漳浦名望人士，临解放时去台湾，启昌先生因家庭成份及台湾关系被开除，落实政策时，台湾工作部派林长同志对他全面了解，核准档案资料，按照政策，报准首先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办理退休。他感动得流下眼泪说：“感谢各级领导，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我的关心照顾。”又如原石榴小学教员张缉如，因胞兄张缉熙先生在台湾和家庭成份关系，被开除回家务农，台湾工作部派翁镇南进驻石榴小学，调查落实他的有关资料，报准按照政策给予平反，办理退休，并为他儿子张克服办理补员任教。
  其次，按照“1970年以前入伍，1972年在册，因‘台湾关系’不能转正的民办教师应落实转正”的规定，对全县符合这一规定的民办教师65人一一核实，整理材料，逐级上报，由省教育厅和台湾事务办公室审核批准，分三批先后转正。如原民办教师蔡色波，其岳父王能家是台湾老兵，获悉故乡漳浦县在办理民办教师转正，来信来电要求为其女婿落实政策，调查小组调查核实，上报核准转为正式教师。再次，对有“台湾关系”的干部职工档案逐一清理。如物资局有一个业务干部，高中毕业，因其父当国民党兵，于1948年去台湾，“文化大革命”时，其政治审查表中写着“其父在台湾，不给予重用”，虽然他工作认真，能团结同志，有业务能力，却不能得到重用，经报县政府审批，给予落实政策，不应歧视，作成文件，存入其档案。还有落实房地产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等，共落实台属政策4千多件。
  国民党退居台湾后，海峡两岸一直是军事对峙，隔绝四十多年。1979年元且叶剑英委员长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后，台湾海峡局势有所缓和，台湾当局政策有所松动，但仍害怕岛内人员赴大陆探亲，在香港增派监控人员。然而还是有少数台湾同胞冒险突破禁区，回故乡与亲人团聚。原籍漳浦石榴镇长兴村，现居台湾高雄县凤山市的张缉熙先生，于1980年参加出国旅游团，抵香港后，悄悄回大陆探亲，在期限内回香港跟上旅游团，回台湾后瞒过当局追查。朋友向他打听大陆情况，他如实相告：“大陆政府对我们很热情，对台胞台属关心照顾，大家要想办法回去跟亲人团聚。”他多次带领台胞，以出国旅游为名，经香港悄悄回大陆探亲。
  1987年11月，台湾开放民众赴大陆旅游探亲，漳浦旅台人员纷纷取道香港回到故乡与亲人团聚。
  赵家堡里的《岣嵝碑》
  林仲文
  当我们在赵家堡漫步时，看到的不仅是古堡城垣，府第园林，还可以鉴赏到许多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碑刻，这些碑刻使赵家堡更富于文化内涵并添光增彩。这里有宋书法大家米莆的“墨池”碑，明书法大家张瑞图的“松竹村”横匾、祝枝山的“酒泉”匾额、有堡主赵公瑞的题诗，有《硕高筑堡记》、《筑堡碑记》等石刻。在东西北门上镌刻着“东方钜障”、“丹鼎钟祥”、“硕高居胜”石刻。还有“完壁楼”、“读书处”、“云巢”等等。这些碑刻有法书真迹，也有拓本翻刻，可谓真、草、篆、隶四体皆备，其中最令人难以辨识的莫过于《岣嵝碑》了，不少游者为它驻足流连，观赏探究，它为古堡平添了一分苍凉与神秘的色彩。
  《岣嵝碑》（又名神禹碑），古篆体书，相传为古夏禹时所刻，字体奇异古怪，很难辨识，被称为我国八大“天书”之一。岣嵝碑原刻在湖南衡山云密峰，又名岣嵝峰，岣嵝碑也因此得名。早在三国时代就有“岣嵝衡山衡州南狱有岣嵝峰，上有神禹碑”的记载，但终未发现。唐刘禹锡闻而未见，有诗云：“传闻祝融峰，上有神禹铭。古石琅玕姿，秘文龙虎形。”诗人韩愈也曾上山寻找，历尽艰辛而未得，发出：“千搜万索何所有，森森绿树猿猱悲”的感叹。至北宋时期，诗人方翥也有诗云：“虫文鸟篆不可识，如读岣嵝神禹碑。”历代虽有吟咏、传说，但此碑一直未能面世。到了南宋嘉定五年（1212年）何致子在衡山游览时听樵夫说岣嵝峰石壁上刻有文字，就摹其文刻于长沙岳麓书院，共77字。此后，历代摹刻多不胜记，明代杨慎刻于安宁州，杨时乔刻于江苏栖霞山天开岩，清代李蕃四刻于山东黄县，毛会建刻于西安，今存陕西博物馆，还有成都、昆明、开封、绍兴等地都有摹刻。漳浦赵家堡摹刻原石四片，现只存两片，共38字。每片高1.8米，宽1.14米，厚0.18米，约刻于明代崇祯年间。
  《岣嵝碑》是一座歌颂大禹治水功德的纪念碑，由于字体怪异，字形如蝌蚪文，又似虫书，也象篆书，又都不是，长期以来难于破解。历代文人墨客对此研究不疲。到明代已获破解，据载，有杨慎（升庵）、沈鉴、杨廷相、郎瑛、杨时乔等多种释文，各家所释都有所差异，比较准确，能合乎字义解释，又成文章的当推杨慎所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封李德贵又经多方考证，翻阅典籍，逐一辨析，用现代文字及语言认读、释出全文：
  承帝曰：咨！翼辅佐，乡洲渚，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
  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管，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裒劳余。伸湮郁塞，昏徙南渎。衍亨。
  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
  内容大意是承奉上天意志的舜帝说：哎呀，洪水泛滥，田地淹没，大禹受命出发投身到抗洪治水中去。为了治水，长期在外，露宿于山野，忘了自己的家，终于平定了洪水，在华、泰、衡等地筑堤坝，挖沟渠，使洪水流入江河，汇于大海，人民安居乐业。水患平定、天下安宁，百姓丰衣足食，到处歌舞升平，人民永远铭记大禹的恩德。
  宋皇裔赵范为重温奢华旧梦，模仿宋都汴京和临安于明朝万历年间兴建了赵家堡，通过叠山理水，栽植花木，配置园林建筑，来体现怀念赵宋皇室之意。其子赵公瑞扩建外城，并用许多匾额、碑刻、楹联，雕刻等充实其间，增加文化含量，来反映其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明代又是研究《岣嵝碑》最盛时期，所以，《岣嵝碑》应是他在任文华殿中书舍人期间带回拓本镌刻于赵家堡的。
  坊表，也写“华表”，漳浦方言称为“豪表”。古代，朝廷准许民间建造坊表，对科举仕宦、节孝贞烈、善行寿考等等进行歌功颂德、表彰褒扬。漳浦县古称“海滨邹鲁”，是一个著名的文化古县，坊表特别多，尤以科举仕宦、贞孝节烈之类的坊表占绝大多数。
  据现有资料统计漳浦县共有坊表93座（不包括墓前坊表），县境内者69座，县境外者24座，在县境内者有47座在县城及近郊。漳浦县虽有这么多的坊表，其在县城者至今均已无存，仅有数座遗存于乡村中；在漳州府城者尚存2座。现存清康熙间纂修、光绪间续修的《漳浦县志》没有载录坊表，令人颇感遗憾。要了解漳浦古代的坊表，只能查阅《漳州府志》及其他志书的记载。现根据明万历元年纂修的《漳州府志》，乾隆间纂修的《漳州府志》和《龙溪县志》、《海澄县志》、《南靖县志》等的记载，以及查访现存实物资料，整理成篇，以飨读者，并略加序号，以便阅读。另有墓前坊表9座也附录于后。
  一、在县境内者
  ①进士坊 在北门外（《漳州府志》记为“在西街”，误），为成化戊戍科吴超立。吴超，字华越，号起仁，绥安马坑人。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进士，官至广西参议，此为登进士时所立。
  ②节钺开先坊 在北门外，为陕西巡抚胡廷宴立。胡廷宴，字以泰，号瞻明，县城东郊鹿溪桥村人。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历官副使、参政、广西按察使、右佥都御史、陕西巡抚。这是天启间任巡抚时所建。因巡抚由皇帝赐节钺，开府置属官，仪同三司，且开漳浦县籍官员奉节钺开府之先河，故称“节钺开先”。胡廷宴任巡抚期间，与三边总督史永安等在固原太白山（在今宁夏）为魏忠贤建生祠。崇祯二年（1629年）定逆案，胡被列入阉党，革职为民，一蹶不振。
  ③天官坊 在北门外，为吏部文选司郎中卢维祯立。卢维祯，字司典，号瑞峰，县城后沟巷人，祖籍七都锦屿（今竹屿盐场）。明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遍历吏部四个司的主事、员外郎、郎中，升太常寺卿、大理寺卿、工部左、右侍郎，终户部左侍郎。这是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时所建。因吏部古称天官，且文选郎中权力最重，所以坊匾“天官”，“天官”两字书法遒劲刚伟，历来为人们所赞赏，并有不少神奇的传说，可惜在拆除时，石匾跌地，碎成数块，现未知收藏于何处。
  ④世进士坊 在北门外，为进士林表、孙林敬、曾孙林绍立。林表，号侃庵，别号灶山道人，佛昙港头人。明成化五年（1469年）进士，历官湖广黄州知府，贵州镇远知府；林敬，号诚斋，别号罗山居士。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进士，官湖广长沙知府；林绍，号碧潭，林敬侄。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历官湖广荆州知府、山东副使。因祖、孙、曾孙俱登进士，所以建“世进士”坊；又都任过知府，俗称“港头出知府”；且知府官阶已步入“大夫”的等级，所以他们建在北街（今“港头林巷”）的府第称“世大夫第”。
  ⑤孝友坊 在北门外，清代为学子洪琼光立。洪琼光，县城北门人，孝敬父母，友爱兄弟，雍正八年，诏旄孝友。
  ⑥贞孝坊 在北厢观音亭里，为儒士周健妻林氏立。清雍正间旌表贞孝。
  ⑦怀德坊 在北门内，为漳浦县令元买撒都刺、明刘钦命立。买撒都刺，蒙古人，元至正间，任漳浦县达鲁花赤（官名），监临、总辖一县之政事。漳浦县治原没有城，仅有四个城门，至正十二年（1352年），买撤都刺主持砌砖石为城。从此，漳浦县治始有城垣；刘钦命，卢陵人，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任漳浦知县。嘉靖三十七年，为防倭寇，尽拆旧城，扩大范围，重新构筑新城。漳浦县士民怀念这两位县令的恩德，建此坊怀念。漳浦历代知县有政绩者颇多，《漳浦县志》均为之立传，且有不少功德碑记，但立坊颂德者仅此一座而已。
  ⑧司空三锡坊 在北门内，为工部侍郎卢维祯（履历见坊③）、赠祖卢鉴、父卢池立。工部侍郎称“少司空”，此为任工部侍郎时封赠二代、及已三代所建。
  ⑨邦伯坊 在北门内，为知府林表立。古称知府为“邦伯”，林表（履历见坊④）任过知府，因而立此坊表。
  ⑩祖孙、父子总宪坊 在后街布政分司左，为按察使陈一洙、赠祖陈恕、父陈铨立。此坊立在麦仔市街东端与北街交汇处。陈一洙，字国潢，县城西北郊下学村人。明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官至四川
  按察使，封赠二代，因而建此坊表，又因按察使是各行省司法的总辖，别称“总宪”，所以，世称“三世总宪”。其建在西门内的府第称“三世总宪”府。
  ⑪进士坊 在后街布政分司右，为成化乙未科陈奂立。陈奂，字朝美，号古愚，佛昙鉴湖（大坑）后许人，布政使陈侄孙。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进士，官至贵州右参议。此为登进士时所立。
  ⑫进士坊 在后街，为正统丙辰科陈亹立。陈亹，字尚勉，号梅庵，佛昙鉴湖（大坑）斡仔内人。明正统元年（1436年）进士，官至广东左布政使。此为登进士时所立。
  ⑬外台肃宪坊 在西街，为按察使林功懋立。林功懋，字以谦，号竹溪，旧镇乌石苑上人，后定居赤土万安村。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历官赣州知府、四川副使、山东参议、河南参政，升广西按察使，未任而卒，此为其后裔为其建立。因按察司掌各行省司法、监察之职，称“外台”，“肃宪”指按察使。
  ⑭廷尉坊 在西街，为大理寺右评事、右寺正林策立。林策，字直夫，号丹峰，旧镇乌石大厅边南平人，后裔定居大油甘村。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历官浙江萧山知县、大理寺右评事、右寺正，终江西按察使司佥事。大理寺古称“廷尉”，此为其在大理寺任职时所建。
  ⑮绣衣坊 在西街，为御史詹惠立。詹惠，县城南隅人，祖籍赤湖西庵。明正德三年（1508年）进士，授南京云南道御史，后改河南许州判官，迁广东顺德知县。因御史古称“绣衣直指”、“绣衣使者”，故坊名“绣衣”。此为任御史时所立。
  ⑯昼锦坊 在西街，为布政使陈亹立。“昼锦”为贵显衣锦还乡之意。此为陈亹（履历见坊⑫）任广东左布政使时所立。后来，他的侄孙陈奂官至布政使司右参议，俗称“大坑出布政”。
  ⑰秋官大夫坊 在西街，为刑部郎中徐表立。徐表，号龙泉，绥安象墩人，有后裔分居后港徐坑村。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历官江西上饶知县、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谪湖广布政司理问。此为任刑部郎中时所建。刑部古称“秋官”，郎中官阶已步入大夫之列，故称“秋官大夫”。
  ⑱进士坊 在西街西塔巷口（今准提室巷口），为嘉靖辛丑科陈梧立。陈梧，号我峰，县城西塔巷人。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历官工部主事、广东佥事。此为登进士时所立。现残存。
  ⑲奕世恩纶坊 在城隍庙前街（今南大街），为封副使（应为“知州”）赵淑宽、子赵范立。赵淑宽，原名赵大清，字淑宽，号南田（清代避讳，改以字行）。赵范，字范之，号鸿台，佛昙积美下赵人，后定居湖西赵家城。明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历官无为州知州、磁州知州、户部员外郎、郎中、浙江副使。此为赵范任知州时，父赵淑宽封如其官所建。
  ⑳纶章洊锡坊 在城隍庙前街，为封（应为“赠”）御史刘大成、子刘霖立。刘霖，字润苍，霞美刘坂过田村大厝人。明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历官行人、御史、河南副使、广东参政。此为任御史时，父刘大成赠如其官所立。
  ㉑荣宠天申坊 在城隍庙前街，为长史胡文远、子副使胡廷宴立。胡文远，字一行，号云溪，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举人，官至淮府长史，其次子胡廷宰为淮府南康王朱翊铊长女婿，称“郡马”，是漳浦县唯一的国戚。此为其长子胡廷宴（履历见坊②）任广西副使时，胡文远封如其官所立。
  ㉒龙章宠锡坊 在城隍庙前街，为赠户部员外郎王穹、子太常寺卿王应显立。王应显，字惟谟，号心泉，赤土下云（今为石墓水库）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进士，历官户部员外郎、郎中、云南副使、湖广参政、浙江布政使、太常寺卿。此为任户部员外郎时，父王穹赠如其官所建。
  ㉓少司徒坊在城隍庙前街，为侍郎吴原立。吴原，字道本，号云坡，云霄镇城（今云霄县）人，明天顺八年（1464年）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世称“吴侍郎”。户部侍郎别称“少司徒”，此为任户部侍郎时所立。
  ㉔崇恩坊 在城隍庙前街，为赠礼部侍郎林竦、子林烽、孙南京礼部尚书林士章立。林士章，字德斐，号璧东，旧镇乌石大厅边北平人。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进士，殿试第一甲第三名，探花及第，历官翰林院编修、两京国子监祭酒、礼部左右侍郎、南京礼部尚书。此为任礼部侍郎时，封赠二代，赠祖林竦、父林烽如其官所建。此坊制作工艺高超，饰件均为镂空青石雕刻，人物、花鸟栩栩如生，是漳浦县坊表群中最精美者。
  ㉕进士坊 在县南南门街，为正德戊辰科詹惠立。此为詹惠（履历见坊⑮）登进士时所立。
  ㉖藩伯坊 在南门外，为参政王春泽立。王春泽，原名王滴，字以润，号印东，县城人，祖籍南靖县靖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官至山东参政。参政是布政使司的高级官员，布政司古称为“藩”，参政是领导一方的长官，称为“伯”，故坊名“藩伯”。此为其任参政时所立。
  ㉗进士坊 在县城南门外，为天顺丁丑科吴森立。吴森，字以时，号讷庵，云霄镇城（今云霄县）人。明天顺元年（1457年）进士，官至浙江参政。此为登进士时所立。
  ㉘宫保、尚书坊 在南坛，为太子少保、南京工部尚书朱天球立。朱天球，字君玉，号淡庵，绥安溪南朱厝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进士，历官南京刑部侍郎、南京工部左侍郎、南京都御史、南京工部尚书，卒赠太子少保。此为卒后所建，址在得仙桥南端官道上。
  ㉙华衮褒贞坊 在南坛琼野山前，为奉旨特封安人陈氏（刘庭蕙母）立。刘庭蕙，字云嵩，杜浔涵头登科村人。明万历八年（1580年）进士，官至云南提学、广西参议。他出生5个月，父丧；未登第，母又卒。他当官后上《陈情表》叙母育儿之艰贞，中有句：“人间哺儿以乳，臣母哺儿以血；臣登科第母不及见，臣操升斗母不及养”之句。刘庭蕙亲为此坊题坊柱联二副，其一：“归刘甫六霜，矢志霜天独鹤；抚孤才五月，伤心月夜啼乌。”其二：“伏阙叙艰贞，荷天明之一瞩；表闾颁特宠，垂冰操于万年”。落款“……子庭蕙泣书”。坊联历代为人传颂。坊址在今京里村。民国时期，刘母被列为漳浦县“忠、孝、廉、节”四贤入中“节”的典范。
  ㉚贞孝坊 在南坛登瀛里，为赠兵部尚书蔡衍鎤妻、诰封太夫人、晋赠一品夫人林氏立。蔡衍鎤是清大学士蔡新之父，此坊是蔡新任兵部尚书时为其母林氏立。蔡新，字次明，号葛山，别号缉斋，大南坂下布人。清乾隆元年（1736年）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父早逝，母林氏抚育蔡溎、蔡新兄弟成人，并俱登进士，故立此坊以褒荣。
  ㉛节孝坊 在京里，为水田寨人刘学周妻张氏立。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旌表。刘学周，系蔡世远妻刘氏之弟。
  ㉜双节坊 在京里，为上埔人商声妻林氏并媳、商琳妻蔡氏立。
  ㉝烈妇坊 在南关外梅林塘，为都司佥书蓝云锦妻林氏立。坊址在大南坂大路店。蓝云锦，字悼文，蓝鼎元长子，官至都司佥书，早逝，妻林氏，总兵林亮之女，卒赠恭人。蔡新为坊表题联；邑人、翰林李实为撰《林烈妇歌》。
  以上33座坊表在闽粤官道经过的街道及城郊，这些坊表充分体现出漳浦县科甲鼎盛的气派。现已全部无存，仅坊⑱4支石柱嵌在民居壁间及一些零星构件遗存民间。
  ㉞梁山钟秀坊 在儒学前，即今官学口，明嘉靖六年（1527年），知县周仲建。坊匾外刻“泮宫”、内刻“梁山钟秀”，坊旁列科榜题名匾，以此激励漳浦士子，奋发上进。周仲，字南仲，江西吉水人，嘉靖五年至十年任漳浦知县。漳浦县自正德末年至嘉靖六年，无人中式举人或进士，周仲致力整顿学宫，学风为之一振，翌年，有两人中举；再越年，林梅登进士，从此，漳浦县科甲蝉联。
  ㉟聚英坊 在儒学左，明代建立。
  ㊱育秀坊 在儒学右，明代建立。
  ㊲双凤坊 在县学东，为成化己丑科进士吴瑰、林表立。吴瑰，字仲伟，号省庵，云霄镇城（今云霄县云陵镇）人，明成化五年（1469年）进士，官至云南右布政使。吴瑰与林表（履历见坊④）同科进士，美称为“双凤齐鸣”，故建此坊。
  ㊳玉堂褒宠坊 在儒学街西端，即木屐街与官学口街交汇处，为封翰林院检讨林文贡、子翰林编修林偕春立。林偕春，字元孚，号警庸，别号云山居士，云霄前涂（今属云霄县）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历官翰林院检讨、编修、江西副使、湖广参政。此为任翰林院检计时，封其父林文贡如其官所立。
  ㊴双节坊 在军营社，即君荣境社，为举人徐辅妻林氏、子藻妇周氏立。徐辅，广州府同知徐弼弟，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举人，早逝，妻林氏，宁府长史、邑人林埙妹；子妇周氏，六安知州、邑人周仁女。嘉靖间，两广总督、惠安张岳为撰《双节志》。
  ㊵儒粹、耆硕坊 在县治左，为封郎中（应为“封知府”）林廷臣立。林廷臣，字敬侯，号云峰，按察使林功懋（履历见坊⑬）父，乌石苑上人。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岁贡，授广东长乐训导，以母老不赴。他绳检自律，居乡有德，称长者，福建提学朱衡、漳州知府卢璧分别旌表其闾为“儒粹”、“耆硕”，并以此建坊于县城。坊址在县巷与县前街交汇处东侧。
  ㊶联芳坊在北街，为举人杨盛、杨武立。杨盛，里籍未详。明正统六年（1441年）举人，授睢宁教谕；杨武，字德毅，杨盛弟，正统十二年举人，授宁都、永新教谕，聘为河南、山东、广东主考。因兄弟登科，故称“联芳”。
  ㊷步蟾坊 在北街，为举人詹肃立。詹肃，里籍未详。明景泰元年（1450年）举人，官新会训导，升郑府教授。古代称登科为蟾官折桂，故坊名“步蟾”。
  ㊸文英坊 在东街，为举人张昶（《府志》误为“陈昶”）立。张昶，里籍未详，明宣德十年（1435年）举人，官教授。
  ㊹翀霄坊 在东街，为举人谢祐立。谢祐，里籍未详。明景泰元年（1450年）举人，官全州（或作泉州）学正。“种霄”为“一飞冲天”之意。
  ㊺钦赐祭葬坊 在东关外，为礼部侍郎、赠尚书、谥文勤蔡世远立。蔡世远，字闻之，号梁村，大南坂下布人。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卒赐祭葬，故立此坊。
  ㊻贞孝坊 在东门外岭仔头，为陈富妻林氏立。
  ㊼上和乾纲坊在县城南郊溪南社后留庆山（狮仔山），为南工部尚书朱天球立。此坊在朱天球墓后大道上。
  以上坊㉞至坊㊼共14座坊表，在县城其他街道及城郊，现已全部无存。在上列县城坊表中，坊㉓㉗、㊲（吴瑰）、㊳的坊主今属云霄县人，因建在县城，所以也给予列入。
  ㊽云岳钟秀坊 在旧镇乌石海云山下倒亭隙，明嘉清四十三年（1564年），为乌石林氏科举仕宦：探花及第林士章、进士林功懋、林策、林一新，举人林纯一、林一初、林一阳、林成纲、林士宏（后为进士），林楚及仕宦林永春、林珪、林廷臣等13人立。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六月，被飓飓风摧折顶部，下部及构件残存。
  ㊾节孝坊 在旧镇乌石深水坑村大路旁，清乾隆间，为林日衍未婚妻许氏立。林日衍是乌石苑上林守让的儿子，未娶而卒；许氏是南浦后坑许酆（许湛官）的孙女。大学士蔡新为题一柱联：“玉洁冰清，四代老姑仍处女；天长地久，九泉白发未亡人”。另一柱联失记。
  ㊿节孝坊 在旧镇甘林庙旁，为赵世元妻张氏立。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旌表。
  51节孝坊 在杜浔厦卢，为卢鸿答未婚妻林氏立。广西两江兵备道林虎榜为题柱联：“甫纳聘，红雨飞来，苦节早关天定；×××，×心永矢，女贞用表华坊”。署名“海邦外史、愚侄虎榜顿首拜书”。现残存。
  52节孝坊 在杜浔径口，为黄彦章妻林氏立。
  53进士坊 在十都，今杜浔，为弘治乙丑科陈琛立。陈琛，杜浔人。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授苏州府推官，迁大理寺评事。此为登进士时所立。
  54进士坊 在六鳌千户所，为弘治已未科林文焕立。林文焕，号省斋，六鳌人。明弘治十二年（1449年）进士，官至户部员外郎。此为登进士时所立。
  55洊膺褒纶坊 在赤湖镇内，为封浙江诸暨知县、累赠刑部署郎中事员外郎、百岁翁陈世烈、子按察使陈镳立。陈镳，字君义，号观海，赤湖北桥人。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官至广西按察使。此为其父陈世烈年臻百寿时所建。现存。
  56人瑞坊 在赤湖，为101岁寿星陈允立。陈允，赤湖人，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时年101岁，犹矍铄健饭，知县陈汝咸详请题族，奉敕建坊。
  57父子大夫、乡贤名宦坊 在湖西赵家城，为赠户部员外郎、子副使赵范（履历见坊⑲）立。次间石匾为“司农”、“宪台”。此为赵氏定居赵家城后所建。
  58双桂坊 在佛昙鉴湖（大坑），为永乐庚子科举人陈翼、陈亹立。陈翼，字尚弼，号竹庵，佛昙鉴湖人。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举人，未仕；陈亹（履历见坊⑫）是陈翼三弟，兄弟同科中式举人，是漳浦县首家兄弟同科中举者。登科古称“蟾宫折桂”，故称为“双桂联芳”。
  59秋卿、万石坊 在佛昙岸仔头，为刑部郎中、知府杨守仁立。杨守仁，字嘉复，号蓉江，佛昙下坑人。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历官刑部郎中、严州知府、广东副使。刑部古称“秋官”、“秋卿”；知府别称“二千石”，所谓“万石”是杨守仁任过江西建昌、浙江严州、直隶太平、湖广黄州四府知府和广东副使（官阶正四品，同知府），经过五任的“二千石”，故称“万石”，并预兆子孙多人官至知府之意。后来，杨守仁的儿子杨一葵，进士，官至云南布政使，何只知府而已。现存。
  60宪伯坊 在佛昙，为按察副使赵范立。此为赵范（履历见坊⑲）任副使时所立，当时，赵氏尚居佛昙积美下赵村。
  61登科坊 在东山，今石榴镇东山村，为举人黄贞立。黄贞，石榴东山人，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举人。古称中式举人为“登科”，故以为坊名。
  62瑞应重熙坊 在石榴胜利大水村口，为五代同堂林敷功立。林敷功，号启齐，增生，石榴大水村人，举人林宽兄。五代同堂，俗称“三公”，共享天伦之乐。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闽浙总督兼署福建巡抚汪志伊为其立坊。漳浦知县廖仁翥、和顺知县郑玉振分别为题柱联。廖联：“宪典耀胶庠，硕彦八旬徵瑞；风声扬宅里，华堂五世同荣。”郑联：“齿德兼优，乡党观型钦士品；曾玄（清避讳借为“元”）并侍，夫妻介寿荷天褒”。郑玉振，龙溪人，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进士，官山西和顺知县、福建延平府教授。现存。
  63节孝坊 在石榴田，为林录未婚妻余氏立。清嘉庆间，邑人请旄表立坊，邑绅蔡善述为题坊柱对联。孙林徵兰，字心一，道光元年（1821年）岁贡。
  64皇明钦赐葬祭坊 在长桥镇内，为南京礼部尚书、探花林士章立。林士章（履历见坊㉔）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逝世，葬于万历三十二年，坊应建于此段时间内。坊在闽粤官道上，其坊匾两旁间有小匾，分刻“尚书、探花”，“祭酒、学士”，是漳浦县规格最高的坊表，现存。坊前约10米处有林士章及夫人柳氏、继配夫人郑氏墓道碑亭，为后来郑夫人逝世时所建，也保存完好。现存。
  65节烈坊 在长桥镇内，为陈缵妻程氏立。陈缵，割后陈井村人。明嘉靖间，外出客死高邮（今江苏高邮县），程氏闻讯殉夫，墓在东庄（陈井）官塘山，称程烈妇墓。坊建在长桥，与林士章葬祭坊并列于官道上，其坊柱联为：“天付岁寒心，慷慨殉夫千里魄；月悬冰洁表，峥嵘砺世万年名。”现残存。
  66贞节坊 在高车亭，为庠生赵茂青妻何氏立。赵茂青、官得赵厝人，早逝，妻何氏苦节，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旌表。时任工部尚书蔡新、御前侍卫赵廷魁各撰一柱联。蔡联：“苦节可贞成寿母，孝思不匮裕贤昆。”赵联；“劲操矢青年，历尽风凄雨苦；华坊旌白发，群知玉洁冰清”。坊立在官道旁，今长桥镇路尾村田间。现残存。
  67双节坊 在下径里，为李友伦妻林氏并媳李振光妻蔡氏立。此坊立在柴桥附近胶东仔巷口的蜜婆湾处官道旁。
  68赈荒义士坊 在官浔沈厝寨山下大道上，为沈暹立。沈暹，字克高，号师古，明正统间，岁荒，出粟七千石赈饥，敕旌“贩荒义士”，特立此坊。后来，沈厝科甲连绵，沈氏家族被称为“科第乡贤世家”。
  69进士坊 在南浦锦田，为乾隆已未科许元锳立。许元锳，字季昭，号松亭，锦田（南浦）后坑人，许鄷（许湛官）之子。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官兴化府教授。
  以上坊㊽至坊69共22座坊表，散布于全县各地，现存及残存者有坊㊽、51、55、59、62、64、65、66，其余仅有零星构件遗存。
  二、在县境外者
  70五星聚奎坊 在旧府路口，为尚书林士章、朱天球、戴耀，侍郎卢维祯、石应岳立。南京礼部尚书林士章、南京工部尚书朱天球、户部左侍郎卢维祯，均漳浦人（履历分别见坊㉔、㉘、③），戴耀官至两广总督、兵部尚书，石应岳官至户部右侍郎。约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左右，5人为漳州府同时在世的部级行政长官，譬喻天体中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同时出现，聚于奎宿，为漳州府之瑞兆，故立此坊，以示纪念。
  71世联甲科、天笃贞义坊 在城西仓巷口，为林聪妻陈氏及其玄孙：进士林策，（履历见坊⑭）、林一新，举人林一初、林一阳、林成纲立。林聪，字仕敏，号亮庵，旧镇乌石人，早逝，妻陈氏，抚养二子成人。明嘉靖间，5个玄孙俱登科第。林一新，字跻夫，号南江，一初三弟，乌石三风厅人，定居桥头圩村。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官至云南佥事；林一初，字遂夫，号玉山。嘉靖十九年（1540年）举人；林一阳，字复夫，号复庵，一初次弟，嘉靖十三年（1534年）举人，官济南通判；林成纲，字勉夫，号定庵，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举人，官广东香山知县。同胞兄弟一初、一阳、一新称“三凤齐鸣”，合堂兄弟策、成纲称“五桂联芳”，誉满闽粤，旌表建坊。乌石林氏祖祠“乌石大厅”为陈氏挂匾”旌表贞义”，世称陈氏为“贞义妈”。
  72尚书、探花坊 在双门前，为南京礼部尚书、探花及第林士章立。林士章（履历见坊74）于万历九年（1581年）致仕，定居漳州城北长桥，建长城土城，今龙文区朝阳镇桥头村楼内。同时，在漳州城内建坊表，在今香港路。此坊装饰石件全部为青石镂空雕刻，规模宏伟，制作精工，是漳州府最精美的一座石坊表，现保存完好，1996年列为第四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3内台肃宪坊 在东坂后街，为御史沈汝梁立。沈汝梁，号衡岩，官浔沈厝人。明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授广东海康知县，升南京广西道御史。都察院古称御史台，亦称“内台”，此为沈汝梁，任南京御史时所立。
  74父子少卿坊 在南市街，为封（应为“赠”）太仆寺少卿吴流川、子吴华立。吴华，前亭刘下村洋尾下厝吴人。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历官尚宝司丞、太仆寺少卿、南京光禄寺卿、南京通政使。父吴流川，筑室居洋尾村。此为任太仆寺少卿时，赠其父吴流川如其官所立。
  75殿中执法坊 在南市街，为御史刘霖立。此为刘霖（履历见坊⑳）任御史巡按京畿时所立。
  76勇壮简易、所向无前坊 在东门外岳口，为福建提督蓝理立。蓝理，字义甫，号义山，赤岭石椅人。清康熙间，随施琅收复台湾，后官至福建陆路提督。在收复台湾战事中，蓝理破腹拖肠血战，康熙皇帝赐御书“勇壮简易、所向无前”，因以此建坊。现存。1996年列为第四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7折冲之才坊在南厢南山街，为都督蓝瑗立。蓝瑷，号蘧侯，蓝理四弟，清康熙间，官至左都督、金门总兵。
  78贞义坊 在东门外赤岭关帝庙右边，今龙文区立交桥附近。此坊原建在漳州城西仓巷口，称“世联甲科、天笃贞义”坊（即坊71）。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为扩宽街道，奉知府金溶之命，移建于此，今已废，尚存一构件在赤岭关帝庙中。据当地乡老谈，此坊极为雄伟壮观，有12支坊柱，上面构件均为镂空石雕，精美绝伦，并刻有许多官职和姓名。据遣存石构件所刻文字可知，此坊把明代漳浦乌石林氏所有科举仕宦和封赠任子均刻上去，其中列有进士6人，举人10人，官吏12人及封赠9人（清初科举仕宦是否列上，未详），堪称闽南第一大坊表。
  79祖武同绳坊 在龙溪县檺林铺，为祖王会、父王节、子王志逵、王志远、王志道立。王会，字延亨，号梦（亦作“漫”）斋，官浔横口人。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举人，官至云南曲靖府同知，王志逵，字而近，王节长子，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举人，官至绍兴通判、云南白盐井提举；王志远，字而近，志逵次弟，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官至四川右布政使、广西左布政使；王志道，字而宏，号东里，逵三弟，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官至左副都御史。王志逵、王志远、王志道三兄弟并称“三凤齐鸣”。此坊为任布政使时所建，坊名中的“武”是足迹，“绳”是继续，“祖武同绳”意为“共同继续祖考所履践之迹”。
  80贞节坊 在海澄县城西街，今龙海市海澄镇内，为户部主事苏民俊母胡氏立。胡氏，漳浦县鹿溪人，户部郎中胡文耀的女儿，夫儒士苏可教，应试溺水死，时子苏民俊出生刚6个月，胡氏抚育成人。隆庆初，海澄建县，所居乡里划归海澄县。苏民俊寄养外祖家，由漳浦学中式举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会试第十名，与舅胡宾墀同科登进士，授户部主事。万历二十二年，疏陈母节，奉旨建坊。
  以上坊70至坊80共11座坊表，在漳州城内、城郊及龙溪、海澄等地，系为个人建立。今存者有坊72、76，坊78虽由坊71移建，但规模与内容俱超前坊，且《漳州府志》、《龙溪县志》两坊并载，故也分列为两坊。坊80虽在海澄，因胡氏系漳浦人，子苏民俊由漳浦儒学中式举人而登进士，故也列入。
  81进士坊 在东坂后街，为成化已丑科林表等立。
  82进士坊 在城西隅，为弘治已未科林文焕等立。
  83四科进士坊 在东门外，为嘉靖壬辰、乙未、戊戌、辛丑科林功懋、徐表，林策等立。
  84四科进士坊 在旧府路口，为嘉靖甲辰、丁未，万历癸未、丙戌科王春泽、林一新、王健，郭廷良、吴华、陈公相、陈锦、林汝诏、江环、林茂桂等立。
  85多贤坊 在南市街，为嘉靖已酉科举人蔡大壮，徐鼎、朱天球、王应显、林敬等立。
  86七科进士坊 在东铺，为嘉靖庚戌、癸丑、丙辰、已未、壬戌、乙丑，隆庆戊辰科朱天球、王应显、徐鼎，林敬，蔡明复，林士章，蔡一楠，林梓、胡文耀、林绍、杨守仁、郑恭，卢维祯等立。
  87六榜文魁坊 在东门外，为嘉靖乙卯、戊午、辛酉、甲子，隆庆丁卯、庚午科举人：童环、林士宏、胡文远、熊大楠、王克家，林士章、杨守仁、陈魁士、胡文耀、林梓、熊鳌、林楚，吴华、戴维则、黄义方、卢维祯、郑嘉秀、林绍，林德、刘文芳、赵宗凤、郑恭，陈公相、黄云绘、赵范、曾嘉伟，沈汝梁、陈一洙、蔡时鼎、郭廷良、邱养举、张时迪等立。
  88进士坊 在卫前街，为嘉靖乙丑科林梓、胡文耀、林绍、杨守仁、郑恭等立。
  89进士坊 在东门外，为隆庆戊辰科卢维祯等立。
  90六进士坊 在漳州城内，为隆庆辛未科赵范、林鹏飞等立。
  91元魁坊在东门外，为万历癸酉科解元柯挺（海澄人）及同榜举人袁有凤、康济时、吴一桧、林缵振、刘祥鹗、陈煜、邱汝植、薛士彦、林茂桂等立；又万历丙子科解元刘庭兰及同榜举人蔡昂（改名杲）、刘庭芥、蔡升、刘庭蕙、蔡琮、刘霖、黄朝英、林汝诏、张震等立。
  92进士坊 在东门外，为万历甲戍科林缵振、沈汝梁、蔡时鼎等立。
  93进士坊 在东门外，为万历庚辰科薛士彦、林士宏、蔡升、蔡琮、邱汝材、刘庭蕙、刘庭兰等立。
  以上坊81至坊93共13座坊表，在漳州城内、城郊，系漳州府为历科进士、举人集体立坊，有的坊仅记载干支序年，没有帝号，较难以准确推断属哪一科。所列各科、榜中式者姓名均系今属漳浦县人，由于人数较多，又属集体立坊，故个人履历不一一详列。
  此外，县境内原有多座墓前坊表，现多不存，今就现存及已知者9座，另编序号，列述于后。
  （一）印石松楸坊在县城东门外印石亭山南麓，为封大理寺右评事林泉墓立。林泉，字廷涌，号松坡，庠生，进士林策（履历见坊⑭）父。坊约建于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左右，今已废。
  （二）宠贲（bì）泉扃坊在鹿溪柘港村旁，墓坊主未详，坊匾遗存于鹿溪村民居中，坊已废。
  （三）“蛛蜘枷”坊在石榴玳瑁九龙山（九垅）油车仔村后，为封贵州道监察御史李长庚墓立。李长庚，字酉卿，号西星，县城西街人。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举人，考授知县，以子瑞和封官。李瑞和，字行远，号宝弓，别号顽庵。崇祯七年（1634年）进士，授松江府推官，迁御史，巡盐两浙，世称“李老爷”。此为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李瑞和为其父营葬时所建，坊名失记，当地人称“蛛蜘枷”。李瑞和亲题柱联二副，其一：“满壑烟云流菽水，自天雨露湿松楸。”其二：“列环多奇峰，潜翳炼形万古宅；别开一福地，萦回化气九龙山”。坊今已废，尚遗存石横梁残件，上刻“……县西星李先生”，“岁次丁酉嘉……”。此墓地原系明东阁大学士、龙溪林所营造，后别择他处，将此转售李家。坊已废
  （四）钿山茧室坊在石古蛤钿山，为连平州知州李名扬墓立。李名扬，字孝成，号抑轩，县城东埔人，进士李瑞和曾孙。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贡生，初授广东镇平知县，擢连平州知州，是进士李实父。李实蕡，字桃仲，号晋亭，清雍正五年（1727年）进士，官翰林院检讨。此系雍正十二年为其父营造墓时所立。李名扬预先自题坊名，并请吏部侍郎崔纪题柱联：“粤水风清，棠柏阴怀漳水永；蓬山露渥，松楸翠护钿山深。”坊今已废。
  （五）恒庵真隐、半溪深处坊在旧镇甘林村后，绕江岩前，传为六鳌林姓墓的墓前所立。坊于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建。坊上次间横匾为“湖山千古梦”、“风木四时心”。系子为父母所建。现存。
  （六）白云深、修门坊在灶山上东平村西山间，为林桧墓前所立。林桧，号清斐，深土地区人。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中式第二十八名举人，授晋江教谕。何乔远为题匾及石柱联一副：“北斗人师不远，东山吾道何嗟。”何乔远，字稚孝，号匪莪，晋江人。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官至户部右侍郎。因林桧曾任晋江县学教谕，特请何乔远为其撰题。现存。
  （七）卢池墓道坊墓原在峰山之麓的青峰岩下，为赠工部侍郎卢池立。卢池，字孔琳，号小涧，县城人，卢维祯（履历见坊③）父。此坊系卢维祯为父卢池、嫡母沈氏、生母李氏所立。沈氏，官浔横口人，御史沈汝梁曾祖父沈道宏之女。坊今已废，仅遗一构件从县城南门外古桥水潭中捞出。正面刻“文林郎、南京广西道监察御史、外侄孙沈汝梁拜书”。反面刻“万历二十二年甲午春二月之吉，不肖子维祯立石”。坊已废。
  （八）羊古（游普）山墓道坊在沙西河羊古山下，为承天知府林士宏墓立，林士宏，字仁甫，号中峰，林功懋子，赤土万安村人。明万历八年（1580年）进士，历官行人司行人、司正，升刑部郎中、湖广承天府知府。今坊表已废。
  （九）慥庵坊在横口桥南端大道旁山上，为横口王姓墓前坊表。墓主未详。坊表仅四支石柱和两条横梁。残存。
  以上9座是墓前坊表，其中坊（五）（六）尚保存完好，坊（九）残存右柱及横梁，其余仅存构件或文字记载。这些坊表仅为墓表饰物，为其后人寄托风木之思，亦以聊表虚荣。
  结语
  综上所述，关于漳浦历代坊表的情况，可归结出以下儿点。
  （一）漳浦县坊表数量之多仅次于漳州城（含龙溪县），是一个名副其实“海滨邹鲁”的文化大县。这些坊表在县境内者，大部分建在县城及城郊的闽粤官道上，跨道跨街而立，显示了漳浦县科甲鼎盛的风采。其家离县城较远者，就其乡里建立，居县北一带者，也有建在漳州府城或龙溪县内。
  （二）坊表的类型以科举仕宦最多，且多数建于明代嘉靖、万历间。建坊出自于政治需要，也形成一种社会风尚。自万历末期以后，建坊的极少，时风日下，充分体现明朝统治的衰落。在此类坊表中，就个人而言，建坊最多者是林士章，他个人所建及为他而建的有6座，加上乌石宗族建者3座，共有9座。其次是朱天球、卢维祯各5座，林表、赵范各有4座，陈有3座。而有2座者10多人；就家族而言，建坊最多的是乌石林氏，家庭及个人所建者有11座，加上科举集体建者6座，共17座。其次有港头林氏、鉴湖陈氏和鹿溪胡氏，为个人及科举集体建者都在5座以上。个人建坊多少与其官职、社会地位和个人财力都有密切关系；家族建坊多少首先取决于族中科举仕宦之多寡，但与所处年代也有密切关系，如明末建坊的极少，许多名人都没有建坊，有的来不及建坊，而明朝就灭亡。
  （三）清代所建的坊表多为民间妇女而立的节孝贞烈类的坊表，科举仕宦者极少，仅有坊69、76、77等3座坊表为进士许元、福建提督蓝理和金门总兵蓝瑗而立。就整个漳州府来看，建坊仕宦多为武职官员，而文职官员建坊者绝少。这从侧面可反映出清代对文职官员褒荣的限制。所以，民间多向朝廷申报节孝类的表彰，这也形成一种时代风尚。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丙申修《漳州府志》时，各地滥报节孝类列女，多得令修志者瞪目咋舌，上报未能批准，无法收录刊印，以致延迟到嘉庆十一年（1806年）丙寅才补刻刊行，足足延缓30年。
  （四）节孝、荣寿类坊表和墓道坊表多有一对或数对的石柱联，这有别于科举仕宦类坊表。坊主除了立坊例显荣耀之外，还要请名人撰题柱联，撰联者或为当道官员，或为当地缙绅，其落款除了官职、姓名外，其与坊主有亲属或年家等关系，均在署款上表明，如在杜浔厦卢的坊51，署“愚侄虎榜”；在长桥路尾的坊66，两联各署“姻家眷侍生蔡新”、“愚叔廷魁”；在石榴大水村的坊62，两联各署“年家眷弟廖仁翥”、“年家同门弟子郑玉振”等字样。借这些名人的撰题，为坊表增辉。
  （五）漳浦县坊表现存者寥若晨星。坊表最早毁于飓风，据清光绪再续修《漳浦县志》载：“同治十二年（1873年）六月二十七日，飓风大作，飞瓦拔木，东北二路华表（即坊表）、墓道多被摧折。”如坊㊼，位于海云山麓的“云岳钟秀坊”，其上部即被此次飓风摧折。至清末民初扩建街道时，县城西街、城隍庙街、南街等坊表多被拆除。至1949年解放时，县城仅有坊①、②、③、④、⑧、⑪、⑱、㉔、㉖、㉗、㉘、㉙、㊳等13座坊表遗存，其中坊①、⑪、㉗上部已拆除，仅存石柱及横梁。现漳浦县城的坊表全部拆除，唯见坊⑱陈梧“进士坊”的4支石柱尚嵌在民居壁中。已知全县境内外现存及残存坊表有坊⑱、㊽、51、55、59、62、64、65、66、72、76等11座，是宝贵的历史文物，尤其是坊72、76，建在漳州香港路的林士章“尚书、探花”坊和建在岳口街的蓝理“勇壮简易”坊，保存得完好无缺，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极为可贵。
  漳浦县的旅游资源（下）
  王文径
  八、延用年代最长的县衙——漳浦县旧县衙正堂
  漳浦县旧县衙，位于漳浦县城中心，今为漳浦宾馆，尚存正堂一座，利用为历史博物馆。漳浦县与漳州同时建置于唐垂拱二年（686年），唐开元四年（716年）州治与县治同时迁到今址，州县合署办公，贞元二年，州治迁龙溪（今芗城区），这里便作为漳浦县署衙门沿用了一千二百多年，直至本世纪五十年代，是闽南地区最古老的政府办公场所。
  漳浦县衙唐始建后，有史可查的就有宋绍兴二十二年（1153年），淳佑八年（1248年），明洪武三年（1370年），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等多几次重修和扩建。其间明正德间毁于兵火，之后重建。县衙坐北朝南，前为甬道，道前左为监房，兵房，刑房，工房，右为吏房，户房，礼房，大堂正南为仪门，门内有戒石亭，亭始建于明洪武，嘉靖间重建，并改本匾为石匾，匾今尚存，正面刻“民之父母”背面刻“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仪门东南侧为大门，上建谯楼，大堂左为仓库，右为宜宾馆，后为后堂，再后为知县廨，东为县丞廨，西为典吏廨。县衙五十年代尚作为县政府办公会议室，后遂渐拆除，至1984年拆后堂，仅存正堂及左右耳房。
  现存县衙正堂，为清康熙间重建，占地276平方米，墙体三合土夯筑，厚0.4米，墙土中夹井大量的碎砖瓦片，县堂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台梁木结构，一斗三升式斗拱，悬山顶，青石鼓形雕花柱础，本柱无收分，前轩卷棚顶，第三进明间作屏风，是为知县的办案处，上悬清康熙十二年知县乔甲观书“亲民堂”匾以及洪武三年知县张理书“紫阳牧爱堂”匾，清乾隆七年，正在坐堂的漳浦知县朱以诚就是在这个公堂上被人杀死的，成为轰动朝野的一件大事。
  旧县衙正堂1986年重修以后，便作为漳浦县历史文物展览场所，1991年以后作为县博物馆的馆址。
  九、开漳圣王陈元光祖庙——漳浦威惠庙
  漳浦威惠庙，亦称西庙，位于漳浦县城西郊西宸岭上，祀开漳圣王陈元光及其夫人和重要部将。陈元光（656～711年）字廷炬，号龙湖，河南光州固始人，于唐总章二年随父归德将军陈政入闽，父死，代父领兵，平息战乱，辟地置屯，于垂拱二年（公元686年）疏请建置了漳州和漳浦县。景云二年（公元711年），陈元光战死。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州治和县治迁到李澳川（今漳浦县城），追封颖川侯，诏立庙于县西，建“盛德世祀”坊，之后宋明等历代一再加封赠直至为开漳圣王，由于陈元光在开发治理闽南地区的历史功绩，历代受到人民的崇敬，其香火遍及闽台。漳浦威惠庙也作为陈元光的第一座庙宇，吸引了海内外的大批香客游人。
  漳浦威惠庙自唐开元四年始建，历代不断进行修建扩建，有记载可查的有明弘治间知县吴云“当庙门为楼，三楹翼以左右，上接两庑”，嘉靖三十三年知县房寰再修，康熙二十六年知县杨遇“即楼址建门及前殿后寝”，其间小修小补代无间断，1990年县文物工作者对遗址进行调查和试掘，揭露出部分墙基和地面，出土了大量唐中期以来的历代陶瓷，查清宋代早中期曾有一次火灾和灾后大修，其中正殿的地层显示至少经历过三次以上的重建，并初步查清庙的范围，基本材料和平面布局：庙西北面为小山，东面为小溪，南面为鹿溪的旧溪道，现为水田，自东至西为石梁桥，桥后建“盛德世祀”坊，庙主体南向，沿中轴线依次为三门，丹墀，正殿，后殿，左右两厢，从山门到后殿南北深80米，东西宽50米，正殿深三间，13.5米，面宽五间，25米，墙体砌30×20×6的大砖砌筑，复莲或复盆式柱础，花岗石梭柱，六角石砖，屋面半圆瓦，采用变形莲花，金刚坐像，“庙”字等不同纹饰的瓦当，庙脊装饰陶制神兽；庙门厅深三间。宽五间，门前立清初雕刻的青石坐狮，门内立碑石；后殿面宽五间，两边建耳房，计25米，进深三间，9.5米，台梁木结构，悬山顶。威惠庙因年久失修，现存正殿的明间和后殿，两庑，正殿次、稍间的地面，庙区内还保存着大量的历代建筑构件，石刻石雕，宋代的铭文古井等。
  漳浦威惠庙自1990年以来，先后重建了牌坊，正殿，前殿和后殿。
  十、形式独特，保存完好的三圈圆土楼——锦江楼
  锦江楼，位于深土镇锦江村楼脚自然村，楼向正南，为内外三圈内通廊式圆土楼。为江头林姓16世祖林升泽建。江头林姓由乌石分衍，9世林黻，字廷华，号石江，迁居江头，传至林升泽，兄弟四人，升泽居长，为挑夫，晚年意外得到一笔财富，建楼时又恰逢闽江木排被洪水冲到村前的海面上，正好足够建楼所需的木料，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建成内圈，建成不久林升泽去世，其妻李灿续建了中圈和外圈，于清嘉庆八年（1803年）全部竣工。现村中尚保存有林升泽夫妻的工笔重彩画像。
  锦江楼内圈平面直径25米，高三层3.0米，主楼四层，内墙厚均为0.5米，内侧从离地面2米处开始逐步收分，一层外墙石构，以上为三合土板筑，底层厚1.2米，内平均隔为十二间，每间深5米，二层墙厚1.0米，其中正北间作为祖堂，供奉锦江楼的建造者林升泽。前作走廊，宽1.6米，以方石柱接木柱承重；二楼作木结构内向通廊，三层外墙厚0.8米，无隔间，通达全圈，内侧以木柱承重，设十八组梁架，梁架作穿斗式，另于正南一间的二组山墙共二十组，正南间为上下楼梯间，梯道直通第四层主楼，系供村中壮丁在战时集中守卫用，主楼设左右两个小门，通过小门可上三层楼顶，楼顶双向坡顶，内侧和楼顶中脊均铺设大砖，可供人行走。又于墙上设二十支花岗石凿面的石槽，供排水用。楼内侧出檐檩以硬拱和正拱承重，楼门花岗石精构，三层，内外层平顶，中层券顶，上有石匾，刻：“锦江楼”以及“乾隆辛亥年端月旦建”，楼匾上与中圈主楼之间设雨棚，以四条横梁和二组梁架构成，作卷棚式，今废。二层外墙接近楼匾处设有一注水道，备于外敌用火烧门时注水灭火。楼中天井直径12米，中有井，井盖石板中挖一圆洞，仅可放入吊桶。楼中建筑物保存完好。
  中圈平面直径42米，高一层，隔为深4.5米的隔间。其中正南一间为门道，余三间一组，共七组，另正北二间为公厅，每间大致以中间为厅，左右为卧室，卧室前的两侧为雨棚。以木板构为小厨房，门与内圈门同式，同处一条中轴线，门匾刻“安澜著庆”及“嘉庆癸亥年端月旦置”，门上为三层门楼，门楼为双向坡顶，亦可从门楼两边小门登上楼墙。楼顶作内向单坡顶，外墙高于楼顶0.7米，沿墙边亦设有人行道，供防卫时行走。
  外圈平面直径58米，双向坡顶，均为平房，每户有一座厅间和1至3间房间不等，可见系家族统一组织，各户自行建造。
  锦江楼采用条石和三合土混合夯筑，墙体质量甚高，至今无出现裂缝，楼中木结构用材讲究，精细而不事雕凿。锦江楼作内外三圈，最高的内楼中心为四层，逐圈降低，最低为外圈一层，全楼外观呈金字塔形，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在闽西南土楼中是仅有的。
  锦江楼已受到国内外古建筑专家，研究民居建筑的专家的广泛注意，慕名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其介绍性，研究性的文章散见于国内外报刊。1988年，还曾作为拍摄电影《欢乐英雄》、《阴阳界》的主要外景地。
  十一、奇异的古火山岛——林进屿
  在发生于距今约1500至2000万年前的一次火山爆发中，火山喷发物堆积分布在今漳浦东部至龙海市的隆教乡一带，经一千多万年来地壳的运动和海浪的冲刷，林进屿，这次火山机构中的火山锥，露出了海面。
  林进屿位于前亭镇江口村海面，离岸1公里，全屿面积0.16平方公里，略呈圆锥形，东北面徒峭，西南面斜平，主峰海拨72.7米，火山喷发区主要集中于东北侧，形成一个直径约3米的喷出口以及成组大小如同盆状的小喷出口，四周还保存着岩浆的流动和气体喷出时呈放射状的痕迹，喷出的火山渣，火山弹和火山岩结体奇特，各具姿态，岩面上或呈密集的峰窝状，或呈乳突状，纺锤状，裸露出的玄武岩，则以六边形鳞状和柱状矗立于悬崖绝壁上，而散布于岛四周海滩上的风化了的玄武岩石，则被海浪淘洗成乌黑油亮，形成了各种奇异的造型。
  林进屿的主峰位于岛屿的东侧，遍布着不知名的参天古木，主峰下则为60多米深的悬崖，从这里，可以一览林进屿的全貌，可以俯瞰古火山口奇异的地形地貌，去想象千万年前那场惊天动地的火山喷发，西南山坡上，野草茂密，山花烂熳，是山羊和野免出没的去处。
  传说明代宣德年间，长泰县人林震，患了顽疾，被继母遂出家门，流落到这座小岛上潜心苦读，饮用了岛上的山泉野菜，顽疾竟奇迹般地愈了，并于宣德五年考上了状元，也是漳州地区历史上唯一的状元，这个小岛也因此得名，但林震的家乡无此传说，据旧县志，此岛名连进屿，“林进屿”属于讹音。
  林进屿特殊的古火山口地貌，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尚属仅见，且火山机构保存完整，喷出口多、极具旅游价值。
  十二、闽南地区保存最好的官建古城——六鳌城
  六鳌城原名陆鳌城，位于六鳌镇镇政府西侧的青山山腰，山兀起于海滩之中，四周极其空阔，元代就建有小城墙，设立巡检词，明洪武二十年（1688年）江夏侯周德兴经略海防，新建为陆鳌守御千户所所城。是现在闽南地区保存较好的官建古城。
  六鳌城城墙全部石构，采用长约0.6～0.9米，厚0.3米的长条石砌筑，墙厚2～3米，根据山势地形起伏弯曲，高低有差，或直接筑于天然岩石上，由于地形峭峻，有的城墙内侧与路面等高，墙上夯筑三合土城垛，墙现残高5.0米，但多半已废，以至游人常常没有意识到自己正站在城墙上。六鳌城全城平面略呈长三角形，周长1931米，于东、南、西、北、三面建城门，城门石构券顶，上建有城楼，今废，其中北门为主城门，进深10米，面宽4米，门外建瓮城，立石坊，隆庆五年总兵杨南江又于门外建了一座关帝庙。此外全城建有五座水门，供无战事时兵民进出，水门根据山洪排泄的路线和水量设置，规格不一，形式也有别。西南城门两边建三座马面，马面4米见方，其侧作藏兵洞，城中即为青山，山中多为巨石密林，建有观察台，兵营，现存有遗址以及残石碑座数件，巨石上有三处摩崖石刻，其中保存得较好的有“嵯峨一片石，独对海中天，大地东南去，群山不敢前”，可能为明代守将所作，城墙内外遍长榕树，估计有三百多棵，大的几个人不能合抱，榕树根攀满城的岩石，把山腰复盖在绿荫里，远远看去，几乎看不见乌黑的城墙，城北门外为教场，现尚存“宪伯俞公泽枯靖海碑记”，“陶公惠鳌德政碑记”，“东张印梁先生澍德碑”等五通。均从不同的角度记载了六鳌城的历史。
  明初六鳌城建所之际，同时于泊浦，东平渡，了望建三座墩台（《闽书》记载为五座）。清康熙初年清廷与郑成功部对垒，沿海地区执行迁界政策，六鳌岛全在内迁范围，六鳌城被部分拆除，直到复界后才重修，设水师，由铜山营管辖，现存的南门砌死，通道也已填为平地，应是重建的证据。
  六鳌城现城垛基本无存，城墙也倒塌了二百多米，城中原有上千村民居住，这几年已陆续迁到山下定居，成为一座空城，电影《阴阳界》、《欢乐英雄》就是利用这座空城为主要外境拍摄的。
  漳浦城区新旧地名
  李林昌
  一、旧街巷
  记载在清康熙《漳浦县志》（以下简称旧县志）里的漳浦县城八街八巷，现在已随着旧城改造而部分改建、改名。这里按漳浦县人民政府（1998）36号文件规定的标准地名，与旧县志所载地名对照如下：
  县前街 以在县署（政府）前得名，它西接西街鹿市头，东接铺仔口。30年代漳浦县长吕思议改名为府前街，现仍名府前街。“铺仔口”以明清时代在那里设一个“县前铺”得名（“铺”是负责传递文书的以驿路分站）。
  东街 自铺仔口转折向南的一段。今统名“府前街”。
  学前街 俗称官学口街，以在县学（秀才读书的学校）前面得名。今公安局所在地即从前县学旧址，有孔子庙。学前街现为龙湖路的一段。
  西街 学前街西端转折向北，旧有木屐街、西街。木屐街不见于旧县志记载，大概在清代后期才有。西街从前北至顶仔头（今折向青年路处），解放后称为西大街，扩展至旧城西北隅与龙泉路交叉处（旧车站），20世纪90年代纳入金浦路南段。
  北街 北街是与西街并行的南北走向直街，北起新路尾，南至与县前街衔接，解放后名北大街，现基本保持解放前原貌。
  南街 西街未段折向南有城隍庙口街和南门街，旧县志统称为南街，今纳入为龙湖路的一段。
  院前街 以在“察院”前得名，东西走向，一头接西街，一头接北街。漳州设分守（或分巡）漳南道，明代，省派出一名参政或参议为漳南道长官，负责监察汀、漳二府工作，分设机构于漳浦，叫做“察院。”入清后，废除漳南道，改设汀漳龙道，不再在漳浦分设机构，“察院”旧址废。民国八年，在院前街设麦仔市，遂改称麦仔市街。今经扩宽改造，简名为麦市街。
  新路街 是县城最北的一条东西向横街，西起西门附近，东至北门附近，可能是明代漳浦县城最迟开辟的一条街道，故名新路街。清末战乱，新路街被夷为平地，后有霞潭村一家姓蔡的来将新路尾废墟开垦为园地。光绪年间，英国基督教会用极低廉的价钱在新路尾购得一片土地，盖起教堂、源梁医馆、牧师楼、医生楼、姑娘楼，一度被“白扇会”烧毁而后重建，民国初年又建逢源小学、养正女校。“新路尾”在新路街东端，原新路街西段废墟则被梅林一家姓陈的所开垦，民国二十三年被征用，辟为“福建省第五行政区体育场”，举行过一次有全行政区（今漳州市）九县参加的运动大会和一次漳浦全县运动会，后荒废。解放后辟为县体育场。
  记在旧县志里的巷道有：
  南门巷 在南门内。
  西塔巷 巷内有一座始建于元至正六年（1346年）的泗州佛院，院内有一座塔称为西塔，故名西塔巷。后佛院坍废，塔残存（解放后才折除）。巷口西街于清康熙十三年（1667年）建一座祀准提佛的小庵，称“准提室”，该巷遂改称为准提室巷，简称准提室，讹音叫成“水鸡室”。“水鸡”是一种味道鲜美的田蛙。
  忠孚巷 转音为东埔巷，在北街，通东水门（在往宪台村路上）。随着城墙的废除，南水门已无存，东埔巷仍旧。
  县巷 为县前街通官学口街道路，在今县公安局西边。
  火烧巷在北街，东通城墙（今东城路），西越北街接麦仔市街，与西街的许官巷相对。民国八年在麦仔市街与西街衔接处的古井头（又名石狮头）设菜市场，农民在许官巷摆尿桶收集肥料，故许官巷又名“拉尿巷”，因为与火烧巷相对，故有“火烧对拉尿”的俗谚。现火烧巷与许官巷都扩建为与麦市街同为一条大街，西通西湖公园，东通宪台村。
  欧厝巷 在今漳浦一中前面。
  古美巷 不详。
  不见于旧县志记载的巷道还有西街的万年春巷、三房巷、打锡巷、龙亭巷、造花巷、顶大巷、下大巷，北街的三舟巷、刘厝巷、高厝巷、任厝巷、司马巷，官学口街的花亭巷等。
  二、新区新街巷
  解放后，尤其改革开放以后，县城市区迅速扩展，由本来面积不上3平方公里扩大到7平方公里，出现许多新街道和新的居民区，新旧地名对照如下：
  东城路是民国十七年就旧城墙建成的“环城马路”的基础上加上填溪造地建成的，原是“牛旧线”公路的一段，后形成街道。牛旧线外移。今界定自东门兜以西至朝阳路与龙泉路衔接的一段为东城路。
  朝阳路朝阳路是新开辟的漳浦第一条40米宽大街，西接东城路与龙泉路衔接（实验小学边），东与作为“牛旧线”新路的环城东路衔接，以是城区的“东大门”而命名为朝阳路。与朝阳交叉，同时建成的有大亭路（今名舟亭路），以这两条大街为主轴，连带改造了羊朝（羊寮）、宪台、草潭、河尾等旧村、建成朝阳、东阳新村，大街小巷都笔直交错，楼屋整齐大方。
  千秋楼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郑成功部将潘庚钟在撤离漳浦县城之前，折毁城垣。清总兵杨捷收复漳浦，发动地方绅士出资，征召民工重建城垣。除建东西南北四城楼以外，并在西北角城墙上建一座与城门楼同式样的楼台，挂“千秋保障”匾额，群众称为“千秋楼”。康熙十七年，总兵王进功等曾重修。后来，县官听信居民郑大忠的“风水”说，认为那座楼台对县城不利，报准将其折除。而那座楼台故址的城外一带已被叫做“千秋楼角”，简称“千秋楼”，成为地名，至今沿用。即今绥安镇卫生院所在地一带，为龙泉路东段北侧的居民区（党校附近一带）。
  倒城隙县城西北角（鸡笼山下）原来围着城墙，无路可通城外。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占领漳州后，于清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公历1865年2月16日），派一支队伍来攻漳浦，用铳炮将鸡笼山下城墙轰开一个缺口，进占县城。太平军败走后。城墙缺口一直没有修复，遂得了地名为“倒城隙”。在今金浦路南段与龙泉路交叉处，旧车站前面，是交通频繁的四叉路口，被称为县城的“北大门”。
  龙泉路龙泉路以有“龙井甘泉”得名。龙井甘泉又名龙湫井，为漳浦十景之一，是明代漳浦县城一带最著名的甘泉，其地点，据康熙县志记载“在城北堑河之侧”，即今供销总社处。康熙县志说该井“已为居民业圃者填积秽土，自是泉出不清”，即是说明末清初已经荒废。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福建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漳浦县长朱熙会同地方耆老往实地找到遗迹，加以疏浚，立“龙井甘泉”碑，后又荒废。而该处所凿新井之水还是很清甘，人们不忘古迹，故以“龙泉”为路名。起初是“牛旧日线”公路经过城边的一段，现在成为街道，东叉过金浦路南段，与朝阳路及东城路相接，西至与324线交汇处的立交桥。
  茶井巷龙并甘泉于明末荒废后，县城附近发现另一处甘泉，由于在西湖村边而得名为“西湖井仔”。康熙县志则以其在虎山（虎仔山，讹音吼仔山，雅称好景山）之麓而称为“虎泉”，说它“味甘厚而有余香，以器盛之经年不变，烹茶最胜，酿酒可久藏，品泉者以此为最。泉深数尺，涌溢不干，山麓之田资灌溉焉。明崇祯间僧慧旨结庐于斯始辟得之。自龙井废，居民竞来取汲”。一直到近来，该泉仍为品茶者所取汲。它在田垅边，该田垅得名“茶井垅”，1984年，街路开辟到西辰岭下，茶井垅填平，后盖上房屋，形成一条巷道，名“茶井巷”。
  金融巷茶井巷之东为大园巷，以前是园地。大园巷之东为粮食局“再就业一条街”，在未有“倒城隙”以前，霞潭一带乡村都走这一条路进出西门。这路之东为金融巷。金融巷接入青年路处从前是县城西门，有城门楼，行人要从楼下城门经过。青年路是1964年6.1青年节开建的，只建到人民大会堂前，因“文化大革命”工程中断，1980年始开通到旧324线（今金鹿路），西门楼便是在那时折除的。从前，西门有内外二重城门，进外门之前要先经过架在护城壕上的石板桥。护城壕下通西湖，上接北护城壕（在今林业局下面供销总社处）。这一条西护城壕是县城唯一没有水的护城壕，故不写“护城河”而写“护城壕”，又称“堑壕”。20年代，自东门兜经北门兜至西城角的残废城墙折除改建“环城马路”，成为通途，牛墟先设在北门兜，30年代移设于西门外，那时西城墙残存，乡下牵牛来赴牛墟的，多从西护城壕出入，故西护城壕被叫做牛墟巷。80年代，牛墟改设于西湖市场，财政局在原牛墟巷建楼房租给干部职工，以后又陆续建了许多民居和林业局。在牛墟巷接青年路（原西门楼）处，建了多家银行，因而命名原牛墟巷为金融巷。金融巷西边是旧城墙（已废），越旧城墙为体育场。
  西湖路与西湖社现在将西宸岭下的中华路和越金鹿路直至与西街衔接的街道统名为西湖路，是“西湖”的地域概念扩大了。在南宋嘉定八年（1216年）开辟西湖之后130年左右，西湖社始祖直翁来西湖之滨定居（据蔡新《修谱纪疑》，直翁生于元代至元戊寅，即公元1338年），而到明代后期，西湖社已蔚为望族，清代人文更盛，西湖社人口逐渐增多，地域不断扩大。现在的“西湖”地域概念已不限于原来的西湖社。
  湖滨路与王顶新村西湖已经扩大，建为公园，其正门（东门）面向麦市街。湖的东岸是原来城墙，现建成一条水泥混凝土街道，命名为湖滨东路和湖滨南路。湖滨南路通过王顶新村边。王顶新村原名王顶社，在南溪边，溪上跨一座钢筋水泥桥（30年代以前是木桥）通西水门（讹称南水门，其实“仙脚穿”才是南水门），过水门便是准提室巷，通西街。随着城墙的折除，水门已不存在。王顶社与西湖社隔湖相望，现在已建成街巷笔直有序，楼房整齐的新村。王顶新村南临龙湖路，西临湖滨西路和湖滨别墅区，湖滨别墅区之西为金鹿路，都是新建的。
  龙湖路龙湖路起自国道324线漳浦大桥附近，叉过金鹿路（原324线），绕王顶新村南。现将官学口街纳入龙湖路，出东门兜，直至黄仓开发区，皆属龙湖路，自东门兜至黄仓开发区的一段己在建设。自王顶村至东门兜这一段，旧民居甚多，折迁安置不容易，大概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改建。
  还有许多新居住区和新街新巷，恕不一一罗列。
  漳浦人社会观念的转变
  李林昌
  漳浦是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古县，在封建时代，交通不便，风气比较闭塞，社会观念没有什么转变。自清末“五口通商”以后，由于邻近通商口岸，受到“欧风东渐”的影响，人们的社会观念稍有改变；辛亥革命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的社会观念有较大的转变；解放后，受革命思想的宣导，人民的社会观念有进一步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社会观念又有新的转变。
  一、职业观念的转变
  漳浦自古是农业县，居民绝大多数务农。渔业资源虽然丰富，而在交通不便的时代，鱼类不易保鲜，运销困难，价格便宜。所以，沿海地区除可耕地及淡水极缺的海岛、半岛外，少有专业的渔民，而多数半渔半农，因为人们感到，粮食最重要。县内的商业户也很少，一般人认为，种田最根本，做生意虽能赚大钱，但财本无归也是常有的事。工匠更少，铁匠、石匠、木匠、理发师、裁缝师大都是外地人，本地人只泥水匠有一些，也是农忙务农，农闲才做工。封建社会人分四等：士、农、工、商，即是说，最高尚的人是“士”（当官的），其次便是农民，工人排第三等，商人排在末等，这是士大夫造的理论，他们认为，农民是生产者，没有农民种田，人们便无以为生；工人造屋修路，制造器具，比起农民生产粮食，其重要性属于次等，至于织布，那时还属于农家副业，何况原料都靠农民生产；士大夫看不起商人，认为商贾只是将别人的产品转手，从中获利，因而将其列为“民”的末等。封建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当官高”，但平民能有几人考中当官？一般人为日食奔劳，连想也不敢想争取当官，一般农民保守思想浓厚，最高的理想是有自己的田地，地方安定，风调雨顺，愿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世世代代当农民。
  解放后实行土地改革，在旧社会受尽剥削的农民破天荒地翻过身来，无不意气风发。一些原来“手面赚食”的工匠、小贩也分得田地，更是以喜悦的心情操起锄头柄来。在农业合作化时，无论老农民、新农民，都热烈响应共产党号召，踊跃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有一些还在“手面赚食”的工匠、小贩申请加入农业社。社员们响往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劳动热情高涨。
  自1958年“大跃进”、公社化以后，大炼铁造成国民经济失调，浮夸风造成决策失误，以生产大队为单位办食堂，在“放开肚皮吃饭”后，逢到“三年暂时性困难”，农民以“瓜菜代”弥补粮食不足。由于做了许多于生产无补的工，工分值大幅度下降，农民生活困难。以后，经过调整政策，生产有所恢复，而接着逢到“文化大革命”，生产受到破坏，农民生活好不起来。虽然理论上说务农无上光荣，然而明摆着的，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待遇不一样，一些人是因为压缩非农业人口而不得不“上山下乡”，一到允许恢复为“居民”（非农业人口）便纷纷打回老家。此后，还有一些原来世代务农的村民，千方百计地争取“农转非”。改革开放后，城乡差距逐渐缩小，“农转非”才不那么热。
  现在的情况是：无论种田、做生意、驾车、做修理工、当泥水匠、裁缝匠、理发师、服务员，都不会因为其职业而受歧视。
  服兵役观念的转变
  旧社会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俗谚。民国时期，来驻漳浦或过境的军队、官兵大都是北方人。只有20年代，以诏安人张贞为师长的49师，有许多闽南人，诏安、云霄、漳浦一带有较多的人当兵，那大都是无业游民，那时的兵员是募集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实行征兵制度，每户只有一名壮丁可以缓服兵役，漳浦开始有大量的人当兵。起初，人们以当兵卫国为光荣，而不久，见到壮丁一入“新兵招待所”（群众称为新兵凌迟所）便受虐待，入伍后也是形同奴隶，所以人们都不愿当兵。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汀漳师管区派官兵来漳浦接收新兵，以兴教寺残存的一座三进佛室为临时“新兵招待所”，实际是暂作监禁，新兵暴动逃走，被接兵部队开枪打死十多人，这事件发生后，人们更加害怕被抽壮丁，用尽贿赂、假报死亡、自残脚手等手段逃避兵役。以后，各保保长都采用摊派款项“公雇”一人冒名顶替中签壮丁入伍的办法。有一些兵痞，专门受雇代人当兵，入伍后伺机逃回，再次受雇代。
  解放后，人民政府也是实行兵役制度，称服兵役为参军，用宣传发动的方法，由于参加解放军光荣，待遇好，人人争取参军。由于兵额一再裁减，而且对参军者的身体条件、品质、学识程度要求甚高，要参军还不那么容易，人们对能入伍者无不投以羡慕的眼光。
  读书观念的转变
  这里所说“读书”指求学。明万历《漳浦县志》记载：“读书之家无论贫富，每岁首延师受业，虽乡村数家聚处亦有师。”那时，开放海澄月港与南洋通航贸易，漳浦的大量土产输往南洋，换回番银，农民生活比较好过，兴起了读书之风。所以，万历年间以至明朝败亡以前，是漳浦县人才辈出时期。虽然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在平定以后，恢复了以厦门为口岸的进出口贸易，如漳浦人蓝鼎元在《论南洋事宜书》里所说“内地贱菲无足轻重之物，载至番邦皆同珍贝，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黹，皆于洋船行销，岁收诸岛银钱货物百十万。”康熙后期，出现“家给户足”景象，继承了明代的读书风气，漳浦仍然人才辈出，盛况延续到乾隆年间。而在清代后期，封建械斗盛行，民穷财尽，人命朝不保夕，那顾得上读书，因此，自嘉庆以后，漳浦连一个进士也没有。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读书没有出路，绝大部分人不读书，有的只读到能写便条懂算加减乘除为止，中学生如凤毛麟角。20年代至30年代，国民党为了巩固政权，增设基层行政机构，吸收中等学校毕业或同等学历者进行培训，派充县政、区政人员、联保主任等；并增设学校，读书人多一条当教师的出路。当时政府为培养师资，在每一个行政区（相当于现在的地区市）设一所简易师范学校，招考小学毕业生入学，4年毕业，派充初级小学教员；全省设一所普通师范学校，招考初中毕业生入学，3年毕业，派充完全小学教员（以后各简易师范都改为普通师范），师范生免交学杂费和膳食费，使一些经济条件不充裕的学生也能得到师资培养，并从而促进了小学教育的发展，读书之风渐盛。
  抗日战争期间，实行征兵制度，学生和教师可以缓役。本来，当兵卫国应是光荣的，而国民党军队虐待兵丁，所以人们都不愿当兵，为逃避兵役，虽然经济困难也要设法入学读书，因而中小学生数激增，从此，限制16岁以上不得入初中及简师为一年级新生。在此之前，有20多岁才读初中一年级的。抗日战争促进读书风气，是当初意想不到的。
  解放后，各种事业大兴，需用大量人才，读书之风更加兴盛。改革开放后，人才层次大大提高，很多人刻苦学习，以期考上大专院校，就是考不上大专的，也争取入中专学得一技之长，利于就业。自小学至初中则列为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大量增设，九年制义务教育已经普及。
  人际称呼的转变
  清代，对现任官员和曾任官员的绅士一般称“大人”或“老爷”。对知县称“大老爹”，县丞（相当于副县长）称“二老爹”，主簿（相当于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称“三老爹”，典史（相当于公安局长）称“四老爹”。民国时期，按实际职务称县长、秘书、局长、科长、科员，不再称呼“老爷”。
  “同志”一词古代指志趣相同的人（《国语·晋语四》：“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孙中山始用于同事或同道之间互称，群众不用。
  官员的妻子得称“太太”，冠以其夫的姓称某太太。后来逐渐用于尊称别人的妻子为某太太，不论有官无官。
  群众中间，对老者称叔公，对年纪较大者称呼“伯”或“叔”，对年纪与自己差不多者称呼“兄”，对妇女称婆、姆、婶、姑、嫂，视情况而定。对知其名者冠上其名称某伯、某婶等。
  对工匠，冠上其名称某师（“师傅”的简称）。对讼师和“行衙门”者，称某仙。“仙”是“先生”的合音，但对教师则清楚地称“先生”而不叫“仙”，以示尊敬。对看风水的，算命的，有时称“仙”，有时称“先生”。总之，“先生”与“仙”的称呼对象有区别，前者比较含有敬意。以“先生”互相称呼只在知识分子中间应用，冠上其姓称某先生，男女通用，很少称为“女士”。
  对官家子弟称“舍”（“少爷”的合音）是明清时代遗风，民国时期尚存。据说大官的后代“舍八代”，就是到第八代裔孙还可以称“舍”，蔡新的第八代孙名汛桃，人们称他“汛桃舍”，第九代蔡徵真不再称“舍”。
  “小姐”原是对官家女儿的称呼，后来用于对未婚女子的尊称，只在知识分子中间应用。
  以上是旧社会情况，解放后，人际称呼有很大改变。最普遍的是，除阶级敌人以外，人人都可称为同志。改革开放以后，“先生”的称呼又告抬头，并有称妇女为“太太”的。“小姐”这一称呼被滥用了，无论良家女子、女学生、女干部、女职工、女服务员、三陪女，都称小姐，而最通常的是称三陪女为“小姐”。有人以为称“小姐”能得妇女欢心，不论其年龄已老大，也以小姐称之。殊不知，现在有许多女老板，你若称她“小姐”，她便感到委屈，因为她手下的女职工才称“小姐”。也有一些女子，若称她“小姐”，她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因为三陪女通称“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