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漳浦解放五十年来要事简记
  漳浦县政协文史委综合整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年来，漳浦县要事很多，而我们所搜集的资料有限，漏记在所难免，更由于篇幅所限，只能这样简单记述，只记整体，不记个人成就。我们今后将继续征集比较详尽的资料，分篇重点记迷某一个专题（包括记事、记人），陆续发表，藉以存史资政，希望各方面供稿，共同做好文史工作。
  ——编者
  和平解放县城，建立人民政权（本辑有原中共靖和浦县工作委员会书记、新中国第一任县长柯永麟关于这方面的亲历记述，这里不重复。）
  剿匪、镇反 解放初，国民党残余力量潜伏山区活动，主要有以翁化清为指挥官的“东南反共救国军梁山纵队”及以徐植卿为指挥官的“东南反共救国军九龙纵队”，还有一些小股土匪。又有逃亡东山（未解放）的原国民党军官李天章、原金塘乡长林茂财收罗一批兵痞，受委分任“梁山纵队前进指挥所”正、副指挥，于1949年11月从古雷登陆，潜入梁山。曾于11月17日夜间偷袭七区（杜浔）区公所，被击败。还有其他匪特潜入，主要的一支是国民党金门防卫司令部委派的“漳厦地区游击司令”佟振洲和“副司令”韩荣魁，于1950年6月7日率领败逃金门的残兵128人从六鳌虎头山登陆，潜入灶山活动。县公安局及县大队配合解放军深入山间围剿，于1950年3月在吴公山围歼李天章主力；6月11日在灶山东平村围歼佟振洲主力，残部逃散，陆续被歼，后佟振洲藏匿山洞，被村民发现，报县公安局将其捕获。翁化清则于流窜多处之后感到在大陆“打游击”死路一条，逃往台湾改行保险业（台湾开放民众到大陆探亲后多次回乡，对过去行为表示悔悟）。11月9日，各股匪首及担任警卫的匪徒190多人集中在菜屿岛开会，被公安局配合解放军围歼，战斗中击毙徐植卿等60多人，俘获林茂财、蔡国等70多人，缴枪投降的50多人。
  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大奖”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促使匪徒纷纷下山自新。1950至1951年举办两期自新训练班，入班总人数800多人。
  根据中央指示，漳浦县于1950年11月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按照《惩治反革命条例》审理裁判反革命分子，举行几次公审大会，处决了一些在围剿中捕获和潜伏活动被缉获的首要反革命分子。镇反的声威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促使许多隐蔽的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1953年底镇反结束。
  土地改革 1950年12月，漳浦县开始土地改革（简称土改），分三批进行，至1951年12月全部完成。共没收地主土地及征收其他封建土地114912亩及一些农具、房屋、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分给贫农雇农。地主同样分给土地，使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
  农业合作化 在土改完成后的乡村，陆续成立由原来帮工习惯发展而成的农业互助组。1953年2月，全县农村陆续办起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至1955年底，全县共有235个初级社，入社农户49847户，占全县总农户数的85.5％。果树、大项农具折价入社，分期付款；耕地入股，耕地与劳力按35∶65或37∶63分红，劳力按评工记分分红。1956年2月起，全县各初级社先后合并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至年底，全县共办起245个高级社，入社农户58434户，占全县农户总数的96.4％。高级社耕地集体所有，取消土地分红，社员评工记分，按劳分配。耕牛、农具折价入社。
  成立人大、政协 县人民代表大会（简称人大）的前身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于1950年4月16日。1954年3月全县普选完成，4月4日召开县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为县实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开始。接着，于1956年4月1日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漳浦县委员会（简称县政协）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宣告县政协成立。县政协由各界具代表性的人士组成，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职能。
  党政机构沿革 1949年10月1日成立中共漳浦县委员会，办事机构有组织部、宣传部。1951年4月增设秘书室；5月增设纪律检查委员会（后纪律检查委员会从县委会分出设立）。1952年6月增设办公室；9月增设统一战线工作部；县直机关总支部（后改为党委会）；10月增设财政经济委员会（后改为财政贸易工作部）。1953年2月增设农村互助合作委员会（后改为部）；9月增设对敌斗争委员会；10月增设海防工作部（后改称沿海工作部）。11月增设改造落后乡办公室；12月增设审干委员会。1955年5月增设保密委员会。1956年1月增设对资改造领导小组；4月增设工业交通部；文教部（后并入宣传部）。1958年7月增设工业办公室。1959年6月成立县委党校。1960年2月增设畜牧办公室；3月设县委讲师团和生活管理检查团；5月设县委第二办公室；8月设清理不纯领导小组；9月设工业支援农业委员会。1961年10月设退赔委员会。1962年2月，原民兵工作组改为人民武装委员会；8月设接待安置办公室。1963年7月设“五反”运动领导小组。1964年5月设农业长期规划领导小组。1966年下半年受“文化大革命”冲击。1968年9月18日，成立县革命委员，县委、县人民委员会（政府）各部、委、办、局撤销。1971年7月复设县委会及纪律检查委员会，内部机构陆续恢复，以后有所增设和改设、并设，至90年代后期，县委会所属机构有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机关党委会、组织员办公室、文明办、党史办、政研室、共青团县委会、报道组、漳浦报（含金浦乡讯）社。
  漳浦县人民政府与中共漳浦县委员会于1949年10月1日同时成立，县政府设秘书室、民政科、财政科、粮食科、文教科、司法科、公安局、邮电局、中国人民银行漳浦支行等9个工作机构。以后经过增设和改设，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改变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恢复、增设、改设、并设，至90年代后期，县人民政府所属机构有办公室、计划局、公安局、国家安全局、民政局、土地局、监察局、旅游局、信访局、财政局、审计局、档案局、保密局、物价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地质矿产局、统计局、劳动局、建设局、环境保护局、人事局、老干局、农业办公室、农业开发办公室、农业局、林业局、水利电力局、海洋与水产局、经济局、教育局、文化局（含体育运动委员会）、广播电视局、卫生局、科技局、交通局、邮电局、气象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技术监督局、对外经济贸易局、司法局、侨务办公室、台湾事务办公室、水土保持办公室、地震办公室、编制办公室、计划生育委员会、盐务管理处、农机管理站、人民银行漳浦支行、工商银行漳浦支行、农业银行漳浦支行、建设银行漳浦支行、保险公司漳浦支公司、老龄委、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等。
  司法制度沿革 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合称公检法，为司法机关。县公安局为县人民政府的一个局，于1949年10月1日与县人民政府同时设立，负责治安和刑事检察工作。1952年9月，建立县人民政府公安检察署，1958年“大跃进”时，由县委从公、检、法机构中抽调预审员、检察员、审判员组成工作组。1959年3月，公、检、法三家合并为政法部，集中办案，1966年分开。1966年，公、检、法三家均受“文化大革命”冲击，停止工作。1967年3月，检察院受军事管制，由军事管制委员会行使检察职能。1978年3月重建县人民检察院，次年1月正式行使检察职能。法院为审判机构，建国之初，由县人民政府司法科经办。1951年5月22日成立县人民法庭，各区设分庭，由区长兼庭长，审判案件由县人民法庭批准。1953年成立县人民法院。1966年受“文化大革命”冲击，停止行使审判职能。1968年成立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行使公检法职能。1972年复设县人民法院、刑、民庭随之恢复，建立县人民法庭和8个驻区法庭。从此，公、检、法3家各司其责，形成相辅相成又互相制约的司法制度。1982年增设经济审判庭。1988年增设执行庭和行政审判庭。
  县以下政区沿革 建国之初，全县分为7区，辖原来的198保，至1950年夏，推翻保甲制度，通过选举，按原保辖区建立乡政权。后按省定户口标准，全县划分为99乡。1951年调整为10区，辖120乡（镇）。后改为12区，辖142乡（镇）。1954年3月，全县完成普选，建立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委员会。
  1958年8月30日起，撤销区、乡（镇）、全县划分建立10个人民公社，下设50个管理区、辖256个生产大队（或居民大队），生产大队之下分为若干生产队。入社总户数64742户，其中非农户4661户，即是全民入社，实行政社合一，公社和生产大队管理生产，并取代原来的区、乡行政权力。1962年撤销管理区，重新划分为26公社。1964年合并为17公社，1980年调整为城关镇（后改为绥安镇）及城关、石榴、长桥、官浔、赤岭、南浦、湖西、佛昙、赤湖、前亭、深土、六鳌、旧镇、霞美、赤土、杜浔、沙西、古雷18公社。公社初成立时，有过浮夸风、共产风错误，1961年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一度受挫的农业生产有所恢复。然而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推广“政治评分”，违反按劳分配原则，挫伤社员生产积极性，生产大幅度下降。
  与公社集体所有制并行的有属于全民所有制的地方国营大南坂、万安、长桥、白竹湖4国营农场、玳瑁山茶场、漳浦（竹屿）盐场。
  1984年下半年，结合换届选举，在原来公社的基础上分别成立乡、镇人民政府（长桥公社划分为长桥、官浔2乡）。在原来生产大队的基础上成立村民委员会。1987年8月，从佛昙镇分设马评乡。1987年设南山华侨茶果场。1988年5月，城关乡并入绥安镇，杜浔、赤湖2乡改为镇。1990年4月，霞美、官浔2乡改为镇。1992年2月，前亭、长桥、深土、六鳌、古雷、盘陀、马坪、石榴、沙西9个乡改为镇。全县共有绥安、旧镇、石榴、盘陀、长桥、官浔、霞美、杜浔、沙西、古雷、六鳌、深土、赤湖、佛昙、马坪、前亭16镇，南浦、赤土、湖西、赤岭4乡、大南坂、万安、石古、长桥、白竹湖、南山、瑁山、中西、下蔡9农（林、茶、果）场、漳浦（竹屿）、杜浔2盐场。
  调整县域 1955年12月，古雷半岛7乡由东山县划归漳浦县管辖。1957年2月，南靖县程溪区的南浦、马苑、中西3乡划归漳浦县管辖。8月，漳浦县官浔区的三美、山边、董浦3乡划属海澄县管辖。
  社团 1949年10月成立县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委会，1951年5月24日正式成立。1957年12月，改称妇女联合会。
  1950年1月，县委召开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农民协会筹委会，5月正式成立。农民协会在党领导下组织农民参加剿匪、反霸、支前、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民主建政、农业合作化等一系列工作。1954年4月，随着农业合作化完成。农民协会撤销。
  1949年9月漳浦解放，县人民政府派员接管县商会、着手筹备成立工商业联合会，1950年7月成立筹委会，1953年10月12日正式成立工商业联合会。改革开放后，“工商联”与“商会”两名并用。
  1950年6月，成立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1953年3月正式成立。
  1951年1月成立中西药研究会，4月改称县医务工作者协会
  1956年下半年成立县科学技术普及协会。
  1958底，成立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1978年7月，县成立红十字会。
  1983年12月成立县个体劳动者协会。
  1991年6月成立漳浦县旅台同胞亲属联谊会。
  1995年10月成立漳浦县台胞联谊会。
  1996年4月成立漳浦县海外联谊会。
  1998年11月10日成立县私营企业协会。
  90年代，一些研究历史人物的学会及县有文化品位的花卉协会、集邮协会、诗词学会等相继成立。还有一些校友会成立。提倡“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的各乡镇场、村老年人协会陆续成立。基督教协会和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解放初已成立。90年代又有佛教协会成立。
  粮油购销制度的变革 1953年12月准备实行粮食和食油油料（花生、茶籽、芝麻）统购、发动农民自报和民主评议确定粮食统购任务数，1954年初开始实行统购。1955年全县已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一定三年不变。1959年已经公社化，12月，规定以生产队为基础，确定“三定”，征购基数三年不变，1971年改为一定五年。1963年开始对粮食统购奖售工业品，统购原粮一吨奖售布票35尺、氮肥12.5公斤、胶鞋一双、食糖1.5公斤、棉花0.4公斤、卷烟12包（当时这些工业品都属计划供应物资）。对渔民和城镇居民口粮实行计划供应，每人每月供应标准（成品米）：职工14公斤，儿童未满3周岁者6.5公斤，3至6周岁者9.5公斤，6至10周岁者11.5公斤，10周岁以上者12公斤。油料也有统购定额，1962年实行与粮食挂购，每半斤花生抵稻谷1斤，可以互抵统购任务。城镇居民每人每月供应食油12克。1964年起增为100克，1981年起增为250克。自1983年起粮油多渠道经营，无限量供应。
  其他生活资料供销的变革 1956年实行生猪由国营食品公司“一把刀”经营政策，对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非农业居民限量供应猪肉，农民每交售生猪50公斤，回销2.5至5公斤猪肉。1985年起取销“一把刀”宰猪，猪肉自由买卖。
  1954年9月起，实行棉布定量供应，每人每年发布票17～22市尺。1978年12月1日起，放开供应。80年代起，布店、服装店及摊贩到处可见，各种布料，成衣琳琅满目，互相竞销，无限量供应。
  1955年起，食糖定量供应。1986年起取销定量供应办法。由于糖产量供过于求，价格不断下降。
  1959年实行煤油计划供应，1985年起，汽油、柴油、润滑油均放开销售。
  1976年开始对城镇居民用煤实行计划供应，每人每月定量40公斤。1988年起敞开供应。人们逐渐改以石油气为炊事燃料。
  大炼钢铁 1955年8月起，开始大炼钢铁运动，全县共建土高炉1432座，动员大部分劳力到山上和海滩挖铁砂，砍伐很多林木，结果炼出不合格的生铁3311吨、钢73吨。
  水库及其他水利建设 1956年建成绥安镇罗山村水磨岭水库、赤湖后湖村井内水库、前亭顶埕村下仓水库、沙西枋林南门岭水库、石榴东山村申内水库，1960年建成湖西苏溪村台山水库，1965年6月建成湖西岭脚村大安水库，1967年9月建成深土东平水库，1969年6月建成白竹湖农场和坑作业区丰收水库，11月建成万安农场下埔作业区石墓水库，12月建成湖西顶云小径水库，1974年8月建成长桥东升水库，1978年7月建成赤土前坂村苦竹水库，11月建成盘陀葛埔村水晶场水库，1979年10月建成大南坂农场弯坑水库，1980年3月建成绥安镇查岭村桥内水库，1981年6月建成石榴胜利村内洞水库。以上17座为小（一）型水库，每座库容在几百万立方米之间。同时期所建还有分布于全县各地的小（二）型水库61座，每座库容在几十万立方米之间。中型水库8座，每座库容在一千多万至几千万立方米之间：眉力水库，在赤土乡溪东村，1958年6月建成。石过陂水库，在马坪仙都村，1959年3月建成。梁山水库，在盘陀梁山，1959年3月建成。后井水库，在杜浔过洋村，1962年建成。赤兰溪水库，在龙海县白水镇郊边（为漳浦佛昙溪的上游），1966年11月建成。杨美水库，在赤岭乡杨美村。1972年9月建成。祖妈林水库，在杜浔镇徐坎村，1976年6月建成。澎水水库，在石榴镇盘龙村，1992年建成。县境并建有许多堰坝和引水渠。最著名的是朝阳渠，于1990年建成，长37公里，将西北部南溪上游的丰富水源引到缺水的东南沿海缺水地区。
  “文化大革命” 1966年6月社会主义教育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蔓延到漳浦。原已选好代表的县人民代表大会第六届第一次会议流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受破坏。县政协停止活动。8月，各中学红卫兵“踢开”工作组及校领导“闹革命”，教学不能正常进行。9月，红卫兵停课“闹革命”，揪斗“牛鬼蛇神”，进行抄家、游街示众。10月，各中学红卫兵外出串联。1967年1月，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相断成立造反组织，揪斗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上海“一月风暴”影响，本县10个“群众组织”联合向县委、县人民委员会（政府）夺权。2月7日，另一派“群众组织”进行反夺权。从此，形成两大派对立局面，在江青“文攻武卫”口号煽动下，由大辩论发展到武斗。2月下旬，驻县解放军奉令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成立县人民武装部工农业生产领导小组，行使县委、人委权力。而两派群众组织武斗不息，交通受阻，生产受严重影响，社会秩序混乱，一些公物受破坏。
  1968年，在支左部队主持下，两派群众组织进行大联合。9月20日，成立漳浦县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行使中共漳浦县委及漳浦县人委（政府）职权。10月，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撤销，成立人民保卫组，取代公、检、法职权。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中小学。实行“工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1971年7月30日，恢复中共漳浦县委员会。
  拨乱反正 1976年10月6日，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被逮捕法办，消息传来，全县城乡各地举行集会庆祝。1977年8月12～18日召开中共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是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召开后，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左”倾错误，提出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问题，制订发展农业办法，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审查解决冤假错案。漳浦县贯彻中央决策，于1978年3月16日召开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革委会正副主任及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1979年1月，县委组织各部门各单位认真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并开始拨乱反正。3月，县委陆续成立专案机构，着手纠正平反“文化大革命”及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造成的冤、假、错案。摘除“四类”（地、富、反、坏）分子的“帽子”。
  1980年8月，进行县、社两级人民代表直接选举。10月26日至11月1日，召开县第八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正副县长、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并确定常委会为人大常设机构，选举了正副主任、常委。同时，县政协第五届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召开，宣告恢复政治协商制度。31日，县革命委员会撤销，恢复为县人民政府。
  改革开放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开始，第一件事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漳浦县于1981年已在个别乡村实施，1982年，全县一致施行，农民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有的外出打工，有的经商，一部份人成为农民企业家。
  198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闽南11县市为经济开放区，漳浦为开放县份之一。省定旧镇港为外贸起运点、台轮贸易停靠点。6月8日，成立浦发公司与台湾民间进行小额（每笔3万美元以下）贸易，出口中药材、中成药、酒、干果、工艺品、进口农业高优品种及生产资料。引进第一家浦台合作企业“浦台水产开发公司”，从而吸引多家台商到漳浦投资。又有多家港商、外商前来投资。至1998年，漳浦共引进三资企业276家，年总产值76.9亿元，出口创汇2.55亿美元，其中，农业台资企业101家，引进许多优良品种。
  开山种果，开发沙滩种芦笋 自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业大有发展，大量荒山荒滩得到开发，80年代利用世界银行贷款2272万元，发动群众种荔枝3万亩，围垦虾池4万多亩。1991年起，全县掀起种植龙眼等果树的热潮，平均每年种果5万亩，1992年被国务院授予“山地开发先进县”称号，1996年又被国务院授予“龙眼之乡”称号。果树面积由1978年的4.6万亩发展到1998年的50万亩，水果年产量增加到30万吨，水果总产值5.3亿元，农业总产值22亿元，居全省第三名。1997年7月16日，省农业厅以县为单位评定46个农业项目的“全省之最”，其中，漳浦县水果总产量、荔枝产量、香蕉产量、甘蔗产量、经济作物产量等5项列为全省之最。沿海则兴起种芦笋热潮，有一些芦笋田由沙滩开垦而成。1999年，全县有荔枝树15万亩，种植芦笋5万亩，被国家农业部授予荔枝之乡和芦笋之乡称号。
  水产养殖 漳浦解放之初的1949年末，全县水产总量仅2541吨，养殖业尤其落后，仅9000亩、年产量650吨。发展到1998年，全县水产年总产量18万吨，浅海及滩涂养殖发展尤其迅速，达到21万亩，成为全省最大的水产养殖基地。除传统的牡蛎、缢蛏、泥蚶外，又发展了对虾、扇贝、鳗、鲍鱼等养殖。除了本县的国营、集体、个人养殖，并有养殖和育苗台资企业28家。
  林业 漳浦县林业用地165.3万亩，由于过去乱砍滥伐，水土流失严重，1982年被省定为全省三大荒山万亩大县之一。经过3年造林。至1986年，还有荒山85.3万亩。1989～1992年，4年间造林67.05万亩，合格面积98.83％。1992年培育容器苗3000万株，造林合格率99.7％。省林业厅检查验收组到漳浦实地验收，于1993年1月24日作出“漳浦已提前一年完成宜林荒山造林任务”的结论。
  水电 漳浦县利用各水库和引水渠落差建设电站，至90年代末，全县共有水电站59座，装机容量75台1.65万千瓦。著名的有内湖、澎水、梁山、祖妈林、杨美、朝阳等水电站。全县水电站装机容量16126千瓦，110千伏的变电站有长脚营、枕头山2座，容量6.3万千伏安；35千伏的变电站11座。容量42950千伏安，形成以长脚营变电站为中心的全县电网，与省电网联网，并将全县20乡镇联入电网，村村通电，年供电量1.6亿千瓦时。省政府派出水电厅、计委、经贸委、建委专家，会同漳州市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于1999年9月中旬到漳浦实地检查、验收、作出“漳浦县已达到农村水电站初级电气化国家标准”的结论。
  乡镇企业与个体工商户 1956年，对全县私营工商业进行全面社会主义改造，小商小贩也走合作化道路，至1957年，全县共有商业单位638个，从业人员2501人，其中公私合营25单位，国营83单位，其他15单位，1960年整顿后还有个体商贩496点，从业人员501人，都是小本经营。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整顿国营企业的同时，鼓励兴办乡镇企业和个体工商业。一些乡镇企业以股份制为主，有一些属于三资企业，一些为内资合股，也有独资经营。1997年，乡镇企业总产值111.46亿元。，已初步形成摩托、皮革、建材、服装、针织、农副产品加工等产业体系。同时，城乡兴起许多个体工商户。1998年6月，县人民政府公布《关于鼓励加快发展个私经营的若干规定》进一步以优惠政策鼓励扶持城乡人民创办个体商业和私营企业。至1998年，全县有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1万多户，年产值1亿元，交税4000多万元。这在漳浦这样一个大县还未达到理想要求，与苏沪杭经济发展地区相比，更是相形见拙。1999年1月11日，县第十二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关于开展个私经济发展年活动的决议》。县委、县政府加强对个私经济工作的领导，各有关部门以种种优惠扶持发展食品加工、针织服装、机械电子、交通运输等重点企业，以促进个私经济向区域化、规模化发展。1999年（截至7月）新办个体工商业784户，私营企业55家，上缴税收3033万元。
  电讯 解放前漳浦城乡电话及长途电话要经过多处转接，声音很小，常常打不通。营业电报是一种有线电报，政府和军事机构才用无线电报。解放后陆续对电讯进行整改，仍然很落后。80年代末开始发展程控电话，才能与海外通话。1993年实现重点乡镇“两化”（交换程控化，传输数字化，无线寻呼自动化），并开通了移动电话。1994年建成全县电话本地网。1995年全县21乡镇场全部实现电话“两化”。1996年全县初步建成N07讯令网、数字同步网和网管系统。1997年，数据通讯全局推出运行。1999年全县城乡电话容量达到8万门，用户5万多户，移动电话容量4万门、用户2万多户，无线寻呼容量5万门。
  公路建设 解放后修复几条抗战时破坏的公路，并将龙汾干线（原龙诏公路）改线从盘陀岭经过，仍甚简陋。1986年下半年，龙汾干线纳入国道324线，龙汾副线纳入省道漳云线（由漳州市区经石码，从风柜斗岭进入漳浦境，经沿海乡镇至云霄）。1991年8月1日建成盘陀岭第一隧道。1995年1月21日，国道324线福厦漳全线完成扩宽改造，有的6车道，有的4车道。都是水泥混凝土路面。1997年12月30日，在盘陀岭隧道西侧55米处建成第二隧道，从此，东流量虽每日夜猛增到3千辆次，来往仍很从容。
  漳云线各段也陆续扩宽改造，原来的泥结碎石路面改为沥青路面。松仔岭、风柜斗岭两大徒坡先后降陂扩宽。
  省道牛旧线在南靖牛崎头与国道319线衔接，东下经平和至旧镇，漳浦县境内路段34公里，在县城与324线交汇，在旧镇与漳云线交汇。324线在漳浦县境内50公里，漳云线在漳浦县境内75公里，一在腹地，一在沿海，都是南北走向，中间穿过东西走向的牛旧线，形成“土”字形交通主干线。牛旧线各段也陆续扩宽改造，特别是漳浦县城至旧镇这一段，长13.9公里，于1999年6月完成6车道水泥混凝土路面，准备与筹建中的漳诏高速公路相适应。
  其他各县道、乡道，与“土”字形主干线衔接，构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
  港口建设 1983年1月建成下寨港500吨级2泊位码头。
  1987年2月，完成旧镇港疏竣工程，共挖掉抗战时期填筑的“封锁线”石块及淤积的泥沙5万多立方米，使千吨以下轮船可顺利进出港区。1996年6月完成第二次疏浚，挖掉泥沙16万立米，使千吨左右轮船可进出港区。1992年1月建成500吨泊位旧镇对台贸易码头。
  1999年7月，年产20万吨的硅砂厂及2000吨级配套码头在六鳌大澳港动工兴建，计划于年底完成，是漳浦与江苏张家口港华润集团合资项目。华润集团玻璃厂年产850万吨，准备于码头建成后采运六鳌硅砂为原料。
  城区建设 旧县城范围不足1平方公里，几条狭窄的街道，宽度4～6米，解放前人少，自行车很稀罕，所以不感到拥挤。解放后出现拥挤现象，60年代曾开始动工将当时最主要的街道西街向北延展到车站，从西街顶折向西门新建青年路，只建到人民大会堂，因“文化大革命”，城建工作停顿。1980年，青年路续建到西门外与当时的324线公路（今金鹿路）相接，路宽22米，长770米。1984年越过公路建到西宸岭下，长395米，宽22米。命名为中华路（青年路和中华路今统名西湖路）。1986年西街上段长165米扩宽为19米。1993年完成麦市街及两头的火烧巷、许官巷扩宽改建，成为一条与西街交叉的东西走向大街，宽19米，长535米，东至东城路，西至西湖岸。
  1993年4月6日，县五套班子专题决策会上决定，按照调整后的县城总体规划，建设新区东、西、南、北“四线”，都以主、次干道和小区道路为网络，建设办公、商住小区（新村）。并于1990年建成西湖公园。“四线”建成。使漳浦城区扩大到7.6平方公里。1999年建设金浦路口、朝阳路口、绥东口。这“三口”在交通最频繁的路段，与龙泉路、东城路扩宽改造未完成的工程同时施工，完成后为40米宽大街。绥东口通黄仓开发区（在往旧镇40米宽公路上）原道路今名道周路，也在降坡扩宽中。
  建立绥安开发区 绥安开发区位于旧城北郊，国道324线与省道牛旧线交汇处，1991年6月开建，是漳州市十大重点开发区之一，属省级开发区，总规划面积4.8平方公里。至1999年，已引进三资企业70多家，安排就业6千多人，年工业产值7亿多元，缴税3百多万元。
  自来水建设 1984年7月建成县自来水厂，10月开始供水。1997年3月11日，第二自来水厂建成，开始供水，日供水能力5万吨。
  漳州市花卉中心在马口设立 位于漳浦县官浔镇马口的漳州市花卉中心，于1995年7月开始筹建，前期开发种植园5千亩，1997年正式成立。至1998年，有1千多家海内外花卉公司和场圃到这里从事花卉种植和营销。1999年1月18日至2月6日，第一届海峡两岸花博会在这里隆重举办。在花展、销花的同时，进行经贸项目洽谈和签约。现准备于2000年元月在这里举办第二届花博会，将继续“以花为媒”，吸引更多的海内外客商来洽谈投资项目。
  医疗卫生事业 至90年代，全县已初步建立医疗卫生保健网络，有县级医疗卫生单位6所，乡镇卫生院19所，村卫生所289所。防病保健工作显著，过去几种曾给人类造成灾难的传染病，如鼠疫，霍乱、天花、疟疾、血吸虫病，血丝虫病等已经消灭。县医院和县中医院为二级甲等医院，一些难度比较大的病症都能医治。
  体育 自建国以来，体育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1956年5月成立漳浦县体育运动委员会。1972年成立县少体校，开展群众体育活动和业余训练。1988年9月，漳浦县被国家体委命名为“全国体育先进县”。自1985年～1989年，连续4个年度被评为省“达标”先进县。有6人次获世界、国际比赛冠军，有7人次获全国比赛冠军，有1人连续4届出任奥运会中国射击队主教练。县田径记录100米成绩10′9，使漳州市100米成绩突破11′大关。
  教育 1949年9月漳浦解放后，县人民政府接管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高中1所，学生5班72人，初中2所，学生12班236人，高初中教职员工52人；小学141所，学生301班8200人，教职员工314人。建国50年来，发展到有完全中学8所，职业中专1所，初中39所；幼儿园373所，培智学校1所，中小学生165568人，教职员工7193人（民办教师未计在内）；成人教育专职干部24人，教师37人，兼职教师292人。1986年1月，经漳州市验收，确认漳浦县已实现普及初等教育。1997年12月2日，经省人民政府验收，确认漳浦县已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各项指标达到国家和省定标准。
  文学艺术 宋代以来流传民间的剪纸艺术，解放后经文化部门发掘、创新、许多作品在省内外报刊发表，多次出版剪纸集，派剪纸艺人出国展览、传艺，漳浦剪纸名扬中外。1994年，文化部授予漳浦“中国民间艺术剪纸之乡”称号。1999年7月上旬，漳浦举办剪纸艺术节活动，同时举办名优产品展示展销会，与来自韩国、澳大利亚、台湾、香港的客商签订投资项目10个，投资额3300万美元。
  漳浦解放后，出现不少书法家和画家，作品多次获省及全国大奖。同时，出现许多业余文学作者，作品在省内外及本县报刊发表。县文化部门搜集整理出版了中国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三大集成的漳浦卷。
  漳浦解放后地方戏曲创作和演出甚繁荣。1987年9月，县芗剧团的《煎石记》参加省第十七届戏剧会演，获优秀演出奖及剧本奖，3名演员获优秀演员奖；1996年1月，《保婴记》获省剧本创作奖、音乐奖、4名演员获演员奖，1997年12月晋京展演，获好评。
  考古新发现 1957年，祖妈林水库建设工地上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采集到一批石锛、石戈、有肩石斧、砂陶、泥陶片、铜斧等。1957年12月，眉力水库建设工地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4处，清理出残墓一座，出土一批石戈、石锛、石环、石镞、陶豆、罐、垒、壶、陶纺轮等。这些文物的出土，证实在二千年前的原始氏族公社时期已有较多的人类在漳浦一带定居，过渔猎生活，并开始有原始农业和畜牧业。
  继1987年东山县和1990年漳州市郊莲花山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和人骨化石之后，漳浦县城北郊水涵山也于1990年冬发现用燧石和水晶石加工的刮削器、锥形器、石核等，经鉴定为距今约1.4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物，证明1万年以至儿万年以前，即是从原始群到母系氏族社会，漳浦与附近地区都有人类活动。
  新闻事业 解放初曾出版《漳浦报》，后停刊。1993年2月1日《金浦乡讯》创刊。1996年1月6日《漳浦报》创刊。
  1954年冬，县开设广播站，进行有线广播。80年代电视机传入漳浦。1991年3月，县成立广播电视局，建设有线与无线相结合的广播电视覆盖网，建调频广播（无线）和有线电视发射台于西宸岭，1992年建成广电大楼于青年路，发射台移入广电大楼，并在大峰山建电视转播台和灶山调频广播转播台，从此，调频广播覆盖全县。1994年12月28日，有线电视试播成功。1995年4月28日，广播、电视两台举行开播仪式，随着线路架设完成，有线电视在全县迅速普及。1994年，全国广播电视局授予漳浦广播电视先进县称号。
  史志 每年一辑的《漳浦文史资料》由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选编出版。本县有多种文集和专著问世，其中有近代革命史，中共党史、革命老前辈的回忆录、新闻工作者的自选集、史志工作者的乡土历史著作、研究历史名人的文集等，还有记述黄道周生平的连环画本。卷帙浩繁的新编《漳浦县志》于1996年出版。并有一些部门志、乡镇场志出版。这些都起存史资政和增进人们热爱国家乡土的情怀的作用。
  安暨归侨 1960年8月，漳浦接来因印尼排华回国的华侨千余人，其中100多人安置在工厂、企业，350多人安置在万安农场，800多人安置在大南坂农场。1997年7月，漳浦接来因越南排华回国的华侨414户2154人，安置在白竹湖农场。上述几次安置归侨，都赶建房舍供居住，供给生活资料和费用，然后吸收为职工。1987年，省侨办从白竹湖农场的顶埕、古山二作业区调出824名越南归侨到别处安置，其余迁入南山作业区，成立南山华侨茶果场。
  侨、港、台同胞热心故乡公益事业华侨历来有捐资为故乡兴办公益事业的优良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原籍漳浦的华侨及香港同胞进一步发扬这种传统，捐建的校舍有县华侨中学、赤湖前湖小学、马坪中、小学、佛昙花林小学、鸿儒小学、代卿小学、石埕小学、洞野小学、岱嵩小学、大南坂农场新民小学、白竹湖农场和坑中、小学。设奖学金的有漳浦一中、二中、侨中、马坪中学、和坑中学等。捐建的医疗机构有佛县华侨医院，岱嵩保建站，整美医疗室，马坪卫生院。受捐赠救护车或医疗设备的有华侨医院。县中医院、湖西、赤岭等乡卫生院。受捐助的交通事业有马坪至白水营公路。佛昙港头村道等。
  祖籍漳浦的台湾同胞和漳浦到台湾定居的乡亲也热心故乡公益事业，捐建的校舍有赤湖达志中学，南峰小学、旧镇长春（浯江）中学、长桥幼儿园，设奖学金的有一中、长桥、浯江等，捐建的医疗机构有赤湖卫生院门诊楼等。漳浦联谊大厦是台、港、侨乡亲多人捐资兴建的。
  社会治安 漳浦解放后经过剿匪、镇反之后，社会秩序良好。后因“文化大革命”影响，社会治安情况不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整治，治安情况好转。然而在改革开放形势下，人口交流频繁，一些人沾染嫖赌恶习，盗窃为生，危害社会，依靠有限警力不易肃清。90年代进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1990年至1999年，开展创建文明小区1141个，治安模范村328个，占全县行政村（及作业区、居委会）总数的92.1％。1999年以“打现行，破大案，追逃犯，挖团伙”为主攻方向，认真组织实施全国性的打击走私、盗窃，抢劫机动车大会战，侦破许多案件，树立声威，盗匪敛迹。
  人口 临近解放的1949年2月，当时漳浦县政府报省的全县人口数45334户，201216人。解放初的1949年底，全县6.23万户，25.10万人。1952年全县人口26万多（约数）。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全县6.24万户，27.15万人。（1955年古雷半岛从东山划归漳浦管辖，1956年南浦、中西、马苑3乡从南靖划归漳浦管辖，1957年，从漳浦官浔区划出三美、山边、董浦3乡属海澄）。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县7.46万户，37.85万人。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县共11.96万户，63.43万人。1990年7月1日，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县人口734436人，其中男373114人，女361322人。1999年全县80万人。
  建国后生活条件改善，人口增长率提高，1953年达到35％，1963年37％，后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率下降，而仍是全漳州市人口最多的县份。
  解放漳浦县城 建立人民政权
  柯永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漳浦人民从1926年与全国人民一道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进行了23年的极其残酷的革命斗争，终于在1949年9月取得了胜利。
  在那23年中，在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力量，地下工作人员长期处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没有经济来源，生活极为困难，缺粮缺衣，无医无药，受伤、疾病无法医治，受尽痛苦，以致死亡；常饿肚子、又急行军，翻山越岭，英勇战斗，粉碎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剿”，保护群众安全。在那极其艰苦的年代，共产党员、指战员、地方工作人员始终服从党组织，遵守党的纪律，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信共产主义理想是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力量源泉。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革命队伍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单在漳浦县境内就牺牲了500多人，其中一个团政委、两个团长、两个县委书记和大批共产党员、干部。他们以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为革命的胜利、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革命老区、主要游击区人民为支持革命斗争，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国民党纠集大量反动军队，长期对革命基点村进行烧、杀、抢、掠的灭绝人性的摧残下，许多群众被杀害了，被抓关的群众受尽严刑拷打，不少致残、或因长期坐牢，挨饿受冻、生病致死的有几千人；财物被抢不计其数，大量房屋被烧毁，有十几个村庄亡村，有很多人民亡户。石榴镇的龙岭、山城、车本等革命基点村被国民党政府强迫移民三年，村庄田园荒废。山城原有16个自然村，后只余下8个村，被烧毁房屋1519间，被杀群众89人，被抢耕牛352头、财物不计其数，200多人因饥饿致病死亡，几十户被毁灭，国民党对手无寸铁的老区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然而经过二十多年艰苦斗争，在淮海战役之后，尽管福建反动派还在作最后挣扎，而曙光已出现在漳浦人民前进的道路上。
  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向中外宣告，人民解放军将渡长江南进，解放全中国。此时，闽粤赣边区武装力量已有4万余人，有了几百万人口的革命地区。中共靖和浦工作委员会已将平和、漳浦、南靖、漳南的革命地区和游击区连成一片，拥有几十万人口，漳浦工作团的工作一直推进到县城城外。全国解放在即，靖和浦地区不少国民党地方官员，看清国民党政权行将全面崩溃，便不再犹豫了，选择了投奔共产党的光明道路。
  1949年4月，根据闽粤赣边区党委“关于接受那些愿意停止敌对行动的地方武装前来谈判”的指示，中共靖和浦县工委与国民党福建省参议员、漳浦县党部书记长柯汉扬，在已有接触的基础上，进一步接触，并同柯汉扬商谈有关国民党漳浦县警察局长李松辉率警起义之事，商定了在靖和浦独立大队解放漳浦县城行动的前几天，由柯汉扬、李松辉率全部警官、警察到溪南村集中起义，给独立大队解放漳浦县城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在谈判中，我们考虑到柯汉扬继柯宝山、柯绅、柯和木等，一直照顾溪南村，李松辉任漳浦县警察局长期间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没有提出其他严格的条件。他们都答应了将警察集中到溪南村起义的要求。以后，一切均按预定计划实施行动。
  1949年8月下旬，中共靖和浦地区县工委、独立大队陆续接管平和文峰乡公所，漳浦的南浦、盘陀、象牙等乡公所和地方机构，并控制了葛后、长桥等地区。我们在县城郊区的黄仓、甘林等村已加紧活动，形成了对县城的包围。这时，漳浦县城只有几百人的保安队和一百多名警察。我们已做了解放漳浦县城的几项工作：一、独立大队高度集中，不再分散活动。我们还召开独立大队、工作团领导人会议，做好了全体指战员、工作人员的思想动员，做好进入县城的准备工作，并明确了进城后应遵守的事项。二、与柯汉阳等约定了赞察起义的地点和时间，要他们把全部警察带到溪南村起义，因为警官中不可能没有反共分子，溪南村虽离县城5华里，与县城一溪之隔，但它是我的家乡，革命工作已经恢复，有什么情况我能及时知道。加上溪南溪水深，来往需渡船，撑船的又是可靠的群众，因此，警察集中到溪南村起义最安全。三、做好粮食、资金筹备工作，以供给大部队进入县城之急需。四、制定了进入县城时的安全防范措施，此项工作由独立大队承担。五、制定了进入县城时的宣传任务、内容，如宣传全国革命形势、党的方针政策、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六、拟定召开各界人民庆祝漳浦解放大会的有关事宜等。总之，一切都考虑得比较完备，条件也基本成熟，尽管当时还不知道人民解放军在什么时候可到达漳州地区和解放漳州市，但县工委立足于准备解放漳浦县城。
  当时，我们的乡级组织虽不健全，但我们控制的革命地区，与国民党统治区有明显的质的不同，如革命地区没有地主剥削和压迫农民，地主不敢逼租，也不敢讨高利贷，没有抓丁派夫了，国民党的苛捐杂税被废除了。这些都使农民得到许多实惠。另方面，我们虽未宣布取消国民党的保甲制度，不少保长人还在，但他们不再替国民党政权卖命了，而是按照共产党组织的命令行事，向地主富农筹粮款。那些没能跑掉的国民党乡长，再也没有往日的威风，只有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不敢乱说乱动，连村子也不敢出。共产党控制区域的这些情况，经过群众的传播，使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农民、县城内的居民都知道共产党好，盼望共产党早日解放他们。
  9月初，败退到漳州、漳浦一带的刘汝明兵团，在解放军进迫下，又匆匆撤逃。漳浦县城只有几百名保安队兵和已准备起义迎接解放的一百多名警察。我们在车本村集中靖和浦地区力量，准备进军漳浦县城时，接到闽南地委书记卢叨的紧急通知，要我立即带领独立大队在9月18日以前赶到程溪墟，和第八支队一道，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漳州。这真是大好消息，于是，我们改变了进军解放漳浦县城的计划，将平和、南靖、漳浦各工作团，由张亚挞负责，到漳浦石榴区公所集中，等待解放县城。我和大队长何协兴带领独立大队两个中队，有何天炮、林秀容等4个中队长，指导员等150余人，立即从车本村出发，经中西村到龙溪墟吃了晚饭，又向程溪墟前进。9月18日早到达程溪墟，看到卢叨、陈文平、李仲先、卢炎等领导同志都已到达，闽南支队集中在程溪墟和林下村。看到这么多武装力量聚集在一起，这还是第一次，真是热闹，实在振奋人心呵！独立大队虽然赶了一天一夜的路，一看到此情此景，都不感到劳累，不想休息，也没休息。
  早饭后，我参加了卢叨主持的会议，议题主要是研究如何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漳州，以及漳州市区解放后，尽快地解放未解放的县城等。闽南支队和靖和浦地区独立大队的任务是在漳州郊区的程溪墟以东的漳州至漳浦公路一带，消灭从漳州溃逃的国民党残兵。9月19日早晨，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漳州市区，从漳州市区逃窜出来的国民党残兵，只顾向南逃，连枪也顾不上开，我们则拼命追，像赶鸭子似的。这种情况，真让人高兴，回想过去，我们常有过被国民党反动动军队“围剿”，现在轮到我们去追赶他们了，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全靠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革命的结果。围歼国民党残兵后，我们在程溪待令。因为急于解放漳浦县城，便向卢叨同志建议，让我带独立大队先离开程溪墟，前往解放漳浦县城。
  21日下午，遵照闽南地委指示，我和大队长何协兴率领独立大队急行军，执行解放漳浦县城的任务。我们队伍从程溪墟出发，沿公路南下，到马口时，沿溪堤进入何协兴家乡官浔镇，包围了国民党镇公所，镇长已闻风而逃。当晚，队伍驻在该镇小学内。队伍安顿后，大部分人员到镇里张贴人民解放军捷报、标语、口号，向群众宣布漳州已经解放的好消息，宣传党的政策，号召官浔地区农民组织起来，肃清反动势力，翻身当家做主人。22日晨，队伍从官浔出发，到长桥停留片刻，又行军至葛后才吃午饭，当晚赶到石榴区公所与五个工作团人员会合。那时已有工作团干部郑光星等同志先进入县城。1949年9月23日上午，中共靖和浦县工委机关、独立大队和工作团共200余人，从石榴出发，进行解放漳浦县城，一路上没有遇到抵抗。漳浦县城的国民党福建省参议员、漳浦县党部书记长柯汉扬、国民党漳浦县警察局长李松辉带领警察在溪南村宣布起义。才当几天的国民党漳浦县长和县保安队已逃往沿海地区。当天下午，闽南支队副支队长吴扬带领几个连也到达漳浦县城。这天，整个县城都沸腾了，人民群众喜气洋洋，尽情欢呼漳浦得到解放。25日晚，在县城“兴教寺”广场召开各界民众庆祝漳浦县解放大会，我和吴扬在会上做了讲话。
  我们进县城几天内，没有马上建立人民政府，因为这需要上级领导来决定。因此，在未下达决定之前，我们主要工作是保护县城人民安全，保持密切联系群众，与社会人士商谈。9月28日，吴越飞等同志带领50多个南下干部抵达县城。29日，南北干部举行会师，互相认识，介绍情况，下定决心为建设新漳浦而共同奋斗。领导干部召开会议，宣读上级指示，研究组成中共漳浦县委员会、漳浦县人民政府，确定县委的部委、区委和县政府、科、区公所人员。1949年10月1日，根据中共福建省委、中共龙溪地委的决定，正式成立中共漳浦县委员会、漳浦县人民政府。
  中共漳浦县委会的领导机构由下列人员组成：县委书记吴越飞、副书记张亚挞。县委委员：吴越飞、柯永麟、侯东明、马振兴。县委组织部长张存友，宣传部长吴炳坤（后崔德珍），县委秘书郑光星（后由傅天学、蔡新生担任），农会主席郭镜如，妇联主任由吴越飞兼任，副主任刘乃娥。
  漳浦县人民政府领导人由下列人员担任：县长柯永麟，副县长侯东明，政府秘书陈国俊，公安局长马振兴，公安局秘书赵孟如。县人民政府下设民政科、财粮科、建设科、教育科、司法科、税务局、人民银行等，共备配干部30多人。
  县以下分设7个区：一区（城关）区委书记傅天学，区长暴占昌；二区（石榴）区委书记李文，区长何清标；三区（官浔）区委书记崔德珍，区长王学胜；四区（旧镇）区委书记刘彦景，区长吴书兰，副书记陈述；五区（佛昙）区委书记阎观文，区长房占润；六区（赤湖）区委书记暂缺，区长胡爽；七区（杜浔）区委书记赵文三，区长张克宽。
  10月1日，在体育场举行的漳浦县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会上，由县委书记吴越飞向全县人民宣布：中共漳浦县委会、漳浦县人民政府成立，同时宣布了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人名单，并宣布全县划分为7个区，成立区委会、区公所。新生的人民政权受到全县人民的热烈拥护。从此，漳浦县人民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前进。
  漳浦解放纪实
  陈国坚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钓之力，排山倒海之势，扫荡苟延残喘行将就木的蒋家王朝的脚步，历尽艰难百战的闽南共产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力量之一的中共靖和浦县工委、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靖和浦独立大队，已不断发展壮大，所管辖、控制地域迅速扩大，至1949年8月下旬，初步形成对漳浦县城包围的态势。此时，有关解放县城的准备工作也有条不紊地进行，如独立大队武装力量及各工作团人员高度集中，不再分散活动；其次，根据闽粤赣边区党委“关于接受那些愿意停止敌对行动的地方武装前来谈判”的指示，加强了策动国民党地方武装、警察等起义投诚工作。时国民党福建省参议员驻会委员、漳浦县党部书记长柯汉扬面临两种命运抉择时刻，在国民党福建省参议会议长丁超五的影响下，回漳浦与县警察局长李松辉商议，决心顺应历史潮流，走弃暗投明的道路，通过各种关系与靖和浦县工委书记柯永麟接洽，准备起义。又原国民党漳浦县政府教育科长，当时任县“自卫委员会”秘书的崎溪村人吴金龙及曾任象牙乡长、当时任石榴坂区署区员的吴茂昌，与靖和浦县工委交通员陈庄十分熟悉，出面牵线，与靖和浦县工委取得联系，促使国民党漳浦石榴坂区署停止行政，中共靖和浦县工委人员在石榴坂公开活动。形势迫使乡长、保长不敢不听从中共靖和浦县工委的指示。也就说，漳浦西区实际上已先解放。经谈判，柯汉扬、李松辉接受相机率领警察起义的约定。同时，靖和浦县工委广泛宣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加强了政治攻势，鼓舞与稳定了民心；县工委并已筹集了解放大军进城时所需的粮食、资金等。这时，在解放大军进军福建势如破竹的形势下，国民党漳浦县政权摇摇欲坠，军心更为涣散，各寻后路，县长黄清淮辞职外逃。但败逃而来的国民党刘汝明兵团在漳浦县尚驻扎2个团以上兵力（号称一个军），虽属惊弓之鸟，但仍死而未僵，单纯依靠游击队力量来解放漳浦，兵力尚悬殊，总之，万事俱备，只等中共闽南地委一声令下，便配合解放大军付诸行动。
  8月17日，福州解放，解放大军挺进闽南。9月初，驻漳浦刘汝明兵团再次溃逃。那时，从上海败逃到厦门的国民党“沪杭宁警备司令”汤恩伯接替逃走的朱绍良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委任翁化清为漳浦县长。国民党武装主要有县自卫队三个中队500余名官兵、县警察局近200名官警，尽管兵力还大大超过靖和浦独立大队和工作团，然而，在南下解放大军锋芒直指漳州的形势下，早处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惶恐之中，一部分准备起义投诚，一部分准备逃出县城。解放漳浦县城的时机已经成熟。
  9月17日，中共靖和浦县工委接到闽南地委紧急通知，改变了提前解放漳浦县城的计划，中共闽南地委执委、靖和浦县工委书记柯永麟率靖和浦独立大队火速开拔，漏夜急行军，接受配合挥师南下的人民解放军解放漳州城的任务。19日，靖和浦独立大队参与围歼漳州市郊国民党军溃兵的战斗。21日下午，靖和浦独立大队奉命解放潭浦县城。队伍从程溪圩出发，途经马口溪地方时，沿溪堤东进解放了漳浦内陆地区与厦门市水路交通的枢纽官浔镇，当晚，驻在官浔镇。22日开到石榴坂，与靖和浦县工委所属的5个工作团人员汇合，再次部署解放县城后的一切工作细节。漳浦工作团的郑光星、陈国俊、赵孟如等同志先一天入城，到县商会通报革命队伍将入城的情况，并在街上各处张贴标语，宣传《约法八章》，当独立大队与工作团准备入城时，已有柯汉扬留在县城的开明人士派出的人员携带慰劳品到石榴坂与县工委联系，表示迎接独立大队、工作团。
  23日上午，靖和浦县工委率领独立大队和工作团从石榴坂出发，进入县城，受到群众夹道欢迎。时国民党政权在漳浦县城的势力已寿终正寝，人去楼空，柯汉扬、李松辉已率警察一百多人开到溪南村起义迎接解放。才走马上任3天的国民党县长翁化清已闻风匆匆带上县自卫队一部分残兵抱头鼠窜南部沿海山区。开始了东藏西躲的亡命生涯。
  靖和浦革命武装力量进入漳浦县城，宣告了漳浦的解放。确切地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武装力量第三次解放漳浦县城，这是永久解放。第一次是1932年4月24日，中央红军东路军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残酷围剿，并宣传、唤起闽南民众抗日救国热情，挥师东进漳州，攻占潭浦，领导漳浦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革命与抗日的武装“红三团”（全称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第二次是中央红军东路军回师后的同年6月3日，刚成立不久的红三团在打退敌人对靖和浦苏区进犯时，乘胜追击，又一次解放漳浦县城。可是，由于那时敌人的军事力量是相对强大的，红军是为了打破敌人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才在县城作短暂的停留。但是，决定战争的胜负在于人心向背。17年后，物换星移，天翻地覆，人间正道是沧桑，人民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漳浦获得了永久的解放。
  靖和浦县工委率领的独立大队和工作团于23日上午进入漳浦县城。同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闽南支队副支队长吴扬率领几个连队也赶到漳浦县城。24日，解放军野战军“建阳”部队首长丛德滋率31军侦察营来到漳浦。这两天，漳浦县城都在沸腾，鞭炮声声、笑语阵阵，“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人民群众尽情欢呼“天亮了！”“解放了！”无不沉浸在幸福喜悦之中。
  9月25日下午，警察局官警起义投诚仪式在县城兴教寺广场举行。李松辉奉命带领官警到场。吴扬和丛德滋在大会上讲了话，肯定了警察局官警选择弃暗投明的道路是明智的，欢迎他们参加革命队伍。还说，警察中愿意回家参加生产劳动的，可以发给路费和安家费，但回家后要按照解放军颁布的《约法八章》精神办事，遵守人民政府的各项法规，做守法的公民。仪式结束后，到场官警回警察局集中。当晚，在兴教寺广场召开各界民众“庆祝漳浦县解放大会”，靖和浦县工委书记柯永麟，闽南支队副支队长吴扬等在会上做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县商会理事长徐晓峰代表漳浦各界在会上讲话，欢庆漳浦解放。
  摧毁国民党漳浦县政权后，根据约法八章的精神和地委“要安定人心，稳步前进”的指示，解放伊始，实施接管，采取先接后管的步骤，首先进行了接收工作，被接收的党政及公共机关有：县党部、县政府、县警察局、县农会、县商会、总工会、15个乡镇公所、漳报社、绥声报社、民众教育馆、县卫生院、农业推广所、大南坂农场等。教育部门的接收是学校。在县城所接收的资财为：文件档案11024件（卷）、桌子704张、床46张、部分药品、电话总机2部、单机11个、收音机2台、长短枪223支、子弹2784发、手榴弹41颗，谷子36995斤等，以上这些，就是国民党政权统治漳浦20余年遗留在县城未及烧毁或分散的全部家当。
  9月28日，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由太行、太岳两区党委抽调部分干部，按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制建立，准备接管新解放区工作而组建的南下区党委暨“长江支队”，其第五大队第四中队干部在县委书记、中队指导员吴越飞同志率领下到漳浦开展工作。时中秋未至，玉盘未圆，而长期分隔一方的南北战友已团团圆圆欢聚一堂，倾诉衷肠，共商建设新漳浦大计，并根据中共福建省委、中共龙溪地委的决策，筹建中共漳浦县委和漳浦县人民政府。下午，在漳浦县初级中学（现漳浦一中）礼堂召开了庆祝南北战友会师大会。
  10月1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首都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在祖国大地上冉冉升起，高高飘扬。在举国上下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喜悦时刻，中共漳浦县委、漳浦县人民政府同时成立。随后，全县7个区的区委，区公所都成立，开展工作。漳浦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走向新的里程。
  建国初期漳浦县概况
  ——为迎接第三届国庆节与纪念漳浦解放向全县人民的报告
  张存友
  本文作者张存友，山西武阳人，南下干部，为解放初中共漳浦县委第一任组织部长，第二任（1952年7月至1953年5月）县委书记。这是他于1952年国庆节向全县人民所作三年来工作报告。值兹建国五十周年，亦即漳浦解放五十周年之际，特予刊载。除个别属于排印误植的错别字改正以外，均保持原文，从中可见解放初漳浦县概况。——编者全县廿六万父老兄弟姐妹们：
  伟大的、可爱的祖国，三年来在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军事上、政治上，特别是经济上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今年的10月1日是我们祖国飞跃发展胜利的第三个纪念日，这一个日子，也是我们漳浦县解放三周年的纪念日子。我们记得三年前的今天，漳浦县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全县廿六万群众以沸腾的心情，欢呼自己的解放，庆祝伟大可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群众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县长徒步下乡，动员群众，支援东山、厦门解放，群众懂得，解放后人民政府宣布成立，是标志着自己苦难日子的一去不复返，国民党反动统治彻底破产死亡，长期压在人民头上的封建地主、反动党团、官僚、特务、坏蛋五位一体的敌人，像石头落海底一样无影的消逝了，永远不会复活。三年来，全县群众在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各种运动，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剿匪镇压反革命；在财政经济、文教卫生、民主建政、巩固海防和“三反”、物资交流等工作上都取得了伟大成就，因之全县人民生活大大提高，社会面貌为之一新。现正在准备着更好团结起来，为巩固海防，迎接祖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到来而奋斗。
  一、伟大的抗美援朝
  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企图通过并吞朝鲜，侵略中国，统治亚洲，征服世界，于1950年6月25日指使李承晚匪帮发动朝鲜战争，随即又发动了他的海陆空军向朝鲜人民进攻，同时派第七舰队侵入我台湾，武力干涉我国解放台湾，严重威胁着我国人民的安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组织了志愿军赴朝作战。我县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也随着各地迅速开展起来，有185314人参加了斯德哥尔摩宣言的签名，占全县总人口数71％强，16万人投票反对美帝重新武装日本，占全县总人口数65％弱，全县21个地方举行了游行示威，参加人数17万，占全县人口数66％弱，县区乡召开过41次抗美援朝代表大会，人数5840人。县区性的干部会召开21次，人数21500人。宣传上除了各区、乡组织的宣传外，县另组织了520人的小学教师，分13个宣传队，下乡对群众进行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宣传，使占全县90％的群众都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50年8月，赴朝慰问团林代表在代表会群众会上进行了报告，使群众爱国主义觉悟更进一步提高，95％的户和单位订立了爱国公约，积极响应了抗美援朝总会“61”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像一区罗北乡妇女柯妇组织妇女砍柴队，卖柴火来捐献，三区一个拾猪粪的老太太把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拿来捐献，如五区马坪乡一个13岁的小孩陈阿狗保证上山砍柴一星期来捐献，四区妇女陈惠敏听了报告后，当场把自己的金戒指摘下来捐献，全县完成2120000000多元，超过了捐献一架“漳浦号”战斗机的计划，这些都集中表现了漳浦人民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热情。今年3月，志愿军归国代表陈明仑在近二万的群众大会上作了朝鲜战场情况的报告，使广大群众深刻认识了没有志愿军在前线的英勇艰苦作战，就没有后方和平幸福生活和安心生产，也知道了没有后方的生产，就不能保证支援朝鲜战争胜利，从此全县展开了爱国丰产竞赛运动，49个互助组和丰产户向葛老五等应了战，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增加生产，励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号召。
  二、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
  50年12月开始，至51年底结束，12个月时间的轰轰烈烈土改运动，打碎了长期压在人民头上的封建锁链，拔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农村的社会基础，从此土地还了家，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农村面貌一新。土改中我们执行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孤立地主，彻底消灭封建的路线总方针，方法上按照华东局“既稳，且快，又好，推、带、跳”的指示进行，对土改中各种具体政策和问题上，我们都采取谨慎细致的态度，因而达到了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消灭封建，满足解决了贫雇农群众的土地要求，给今年大生产运动打下有利基础。但由于时间短，干部少，任务多，又紧迫复杂，所以第三类型乡还遗留一些问题，今年8月，我们又抽调45个干部进行结束土改（个别三类型乡），全面彻底解决了遗留问题，做到了土改运动的善始善终，全面结束，有利生产。
  12个月土改共没收征收封建土地114912亩，耕牛114912头，农具59947件，房屋8096间，粮食4495788斤，家具888519件。从这运动的范围看，1666.94平方公里的全县范围，运动声势之浩大——运动与运动串连结合，轰轰烈烈。空气之紧张——大会、小会、诉苦、追根、斗争、分果实，男的，女的，哭的，笑的。内容之丰富——土改、抗美援朝，丈地评产、生产度荒、民主建政、镇反、修堤筑路、肃匪、清理积案、巩固海防等等。
  12个月的土改，农民不但经济上翻了身，政治上也翻了身，农民当了家作了主，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全县建立了142个乡和镇的代表会和政府，群众115788人参加了农协会、青年团、妇联会、民兵等自己的组织，九区西坡乡翻了身的林乞说：“过去没土地，流浪在外，这时土改了，可要好好劳动生产。”
  三、剿匪镇压反革命
  解放后，不甘死亡的蒋匪帮，用内勾结徐植卿，外派入林茂财等匪特，勾结串通漳浦的反动党团和地主恶霸、流氓地痞们组织土匪，50年上半年曾一度发展到2651个土匪，到处造谣破坏，阻碍交通，抢劫杀害我干部群众。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特别是美帝仁川登陆后，我县情况更为紧张，环境恶劣，特务活动，土匪猖厥，路断人稀，四路不通，严重威胁着群众生产和生命财产安全，当时我县组织了力量，大力进行剿灭，按照上级“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紧密结合的方针，组织干部，动员群众，密切配合剿匪的人民解放军和地方武装，一年时间，由于解放军英勇作战，不怕艰苦，克服困难，和全体干部的日夜奔波，出生入死，艰苦奋斗，不顾生命地和土匪斗争，特别是民兵同志、广大的积极分子、群众，为了保卫家乡，不怕辛劳，上山剿匪，带路送信，站岗放哨，包围剿灭土匪，完成了剿灭全县股匪的任务，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三年来剿灭土匪2293人。
  随着土匪和美帝在朝鲜的猖狂进攻，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造谣破坏，威胁群众翻身，个别地方竟打黑枪、暗杀我积极分子，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依靠了全县广大群众的支持，根据上级指示，纠正了“宽大无边”的政策，坚决执行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全的政策方针，大张旗鼓的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逮捕法办了一批解放后仍继续作恶，群众痛恨入骨的反动头子、地主恶霸、土匪、特务等敌人，给反革命分子的反动气焰以致命的打击，群众扬眉吐气，无限兴奋，七区杜浔公审了“四大金刚”、“十八猛”头子，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黄腰说：“我过去烧香拜佛，都报不了仇，今天共产党领导我报了仇，我不信菩萨了，信菩萨不如信共产党。”很多群众都觉得，镇反是土改后又一次政治上翻身。
  四、文教卫生工作
  随着各个运动的开展，三年来文教卫生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群众经过各个运动，觉悟提高，要求学文化，讲求卫生，没学校的乡，自己筹备经费购置用具，开办学校；有学校的乡镇，积极协助学校修建校舍，动员学生，办好学校。三年来，由于贯彻了面向工农大众，普及文化的方针，及广大群众极力支持，学校数由106座增加到139座，学生数由8602人增加到15264人，差不多增加一倍。在成年农民方面，为了补偿过去不识字的痛苦，普遍参加了夜校、民校或识字班，全县计有夜校、民校430座，参加人数35000人。除此而外，各乡并普遍建立了黑板报、读报组、广播，农民把这些看成翻身后精神上不可缺少的食粮。
  卫生方面，贯彻了“预防为主，医疗为辅，团结中西医，面向工农兵”的方针，今年4月，全县开展了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培养了霞潭典型乡，树立了卫生模范乡旗帜，建立了县区乡的卫生组织机构，先后开办了37期卫生训练班，训练了乡基层卫生人员306人，中小学教师及中学学生576人，在照顾门诊出诊原则下，抽出30个医务人员，深入农村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重点组成二个中西医联合诊所。县卫生院加强业务，人员由6人增至18人。
  由于方针的正确，医务人员的努力，三年来的成绩是很大的，如种牛痘苗290446人，鼠疫预防注射239996人，霍乱、伤寒预防注射59378人，四联疫苗注射113313人，白喉预防注射12636人，锡克氏试液6074人。捕鼠67988只，扑蝇19614445两，捕蚊7300多两，此外，普遍进行大扫除，清除垃圾，消毒、填平积水低洼，饮水消毒，改良水井、汲水码头，粪缸、厕所加盖等卫生工作。
  五、民政工作
  （一）自解放至现在，计召开县各界人代会10次，出席会议各阶层代表2559名，提案计1046件，解决了全县人民迫切要求与应办的大事，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政权，给代表树立国家主人翁思想，使政府与人民关系更紧密团结在一起。
  （二）推垮了反动旧保甲制度，建立新的乡政权，结合各个运动，培养与涌现积极分子11280名，整顿了组织，建立制度，教育锻炼773名基层骨干，巩固政权。
  优属代耕情况：解决全县贫苦无劳力或缺劳力的烈军属1460户，使他们7176.67亩田地获得与一般人民同样的生产，不受生产上、生活上的困苦。
  社会救济情况：三年来，计发放各种救济粮款：大米552838斤，款400192800元，解决了16143户、53924人的生产、生活上的困苦，同时使25％老区人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
  战勤情况：在全县人民踊跃支援下，计发动16万左右名民工，40多只民船，完成了解放厦门、东山及修路、运粮等伟大战勤任务。
  六、财政经济工作
  三年来，根据国家施政方针的财政预算和国家建设的需要，在财政上大大组织了收入，节省了开支，保证了预算的实现，巩固了金融。稳定了物价，促进和发展生产，减轻了群众负担，改善了人民生活，彻底推垮了国民党时代的经济统治，我们漳浦财经和国家一样得到了基本好转，给今后经济建设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合理负担，全县49万余亩土地经过丈量，产量经过评议，澄清了黑地，产量也接近了实际，农民得到了合理负担，改变了国民党时代有权有势者有田无赋，贫雇农则有赋无田的不合理现象。
  （二）一切节余交公，维护着国家的财政统一，执行了收支预算，保证了供给，节省了开支，单51年就节余款3500余万元，米35000斤，全部上缴。机关所有的一切生产也全部交了公，给国家建设积累了资金。
  （三）地方财政，大部分乡经过了整理，乡村财政结合民主建政，建立组织，订立了民主管理制度，禁止了募捐摊派，增加了收入，减轻了负担。举办了有利于群众的事业，用570000斤粮食和一亿四十万元，修通了马口桥至云霄交界一百华里的公路，交通便利了，增进城乡物资交流，保证了全县440个教员和405个脱离生产的乡干部供给，解决了学校里公杂费开支。城里建设了电灯厂，漳浦地方得到了初步的建设，变成了一片新气象。
  （四）税收工作，执行了政策，完成了各种税收任务，保证了财政开支，及时回笼了货币，保证了物价稳定。50年全国统一财经以后，货币回笼，物价稳定更为明显。经过三大运动，群众觉悟普遍提高，广大群众都检举不法商人的偷漏税款现象，漏税情况随之逐渐减少。
  （五）金融工作，在农村发放各种贷款，帮助农民解决生产资料的困难。三年来，在金融机构推动下，各区都成立了银行流动组所，有74个乡组织了农村金融委员会，156个农金特约业务员，分布在六个集镇。140个乡展开了农村金融工作，三年来，计发放农村各种贷款五十三亿二千九百九十四万元，受益户数43816户，受益田亩54934亩，增加农具1267件，兴修水利52处，购置耕牛9071头；渔民贷款40370万元，受益户数2772户，通过农贷、渔贷，协助农民、渔民解决生产资金的困难，在政治上巩固了工农联盟的基础，在经济上对生产的恢复与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七、农业生产互助合作
  漳浦自解放三年以来，广大群众在共产党与人民政府领导下，进行了土改，群众觉悟提高，农民从政治上、经济上得到了翻身，农业逐渐恢复和发展，大大发扬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尤其在土改后，全县农民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组织了农业生产互助组及参加供销合作社，开展了爱国丰产竞赛运动，为完成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全面增产一成而奋斗。自解放三年来，全县共组织四千五百六十个互助组，有二万四千七百零六户、十二万七千七百七十五人（男六万四千零九十四、女六万三千六百七十一）参加互助组，占全县总农业人口百分之五十二点五八，有四百余人参加合作社，总之，全县有百分之六十的农民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后，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三年来共修水利4026条，用工297293工，受益130516亩，增产130万斤稻谷（不完全统计），修海堤共用工414000工，保护四万余亩埭田，改变了两年来九月初三、十月初四海潮大涨，群众惧怕埭堤崩溃、稻田被淹的惯例。大力除虫，保护了田苗，扭转了群众的迷信思想，明确了“杀一条虫，抢救一粒米”的政治口号。组织起来后，剩余的劳力投入副业生产，解决了青黄不接的生活困难和生产中的困难，如七区徐坎乡一个互助组，利用小孩放牛时采想思树种子赚钱五十余万元，解决全组一季的肥料问题。总之，组织起来以后，在深耕细作，提高技术上都有了很大进步，尤其是大大减少了插白水秧，给今后增产任务之完成打下雄厚基础。由此使我县的全体农民明确了组织起来是爱国增产，由穷变富的道路。农民参加了互助组，也亲身体会到组织起来力量大，能战胜个人所不能克服的困难，树立了与自然灾害斗争的信心，逐渐减少与消灭了农民的迷信思想，发挥了农民的潜在力量，提高了生产效率，保证了农业生产增产一成。
  八、民兵和海防工作
  三年来，漳浦民兵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和人民解放军直接支持与培养下，由小到大，逐步的成长和壮大起来。1949年底至50年初，党领导刚解放的漳浦农民进行反霸、减租斗争，在运动的过程中，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广大农民在党的启发与教育下，纷纷提出“武装保卫翻身，消灭敌人”，“参加人民武装，保护胜利果实”的口号。许许多多在反霸、减租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纷纷加入民兵组织，成为民兵的骨干。漳浦民兵的成长与壮大是曾经一段艰苦曲折的过程，随着各种运动，整顿纯洁了组织的内部。漳浦民兵逐渐在复杂的环境中和对敌斗争的尖锐局面下，巩固和壮大了自己的队伍。1950年下半年起，漳浦民兵在党的领导下，以新的战斗姿态出现，配合部队，日以继夜，不怕山高，不怕路远，进行剿匪。据统计，三年来总共击毙、击伤、生擒土匪计：司令5个，大队长以上71名，其他匪首1994名；缴获武器弹药计：轻重机枪19挺，长短枪788杆，手榴弹281枚，子弹36928发。在剿匪中，民兵受了锻炼与考验，阶级觉悟大大地提高了。出现了不少英雄模范事迹，例如八区锦东乡民兵队长徐振顺不怕牺牲，英勇沉着，终于活擒匪“闽粤边区副司令”杨土木，一区民兵围剿查岭，生擒匪“九龙纵队工作团团长”蔡坤。七区在一天内就组织了一千多民兵，主动围剿梁山，而且还发动了二千多群众一起来搜山，结果抓到匪中队长以下5名，逐渐地，民兵在广大农村群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威信，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组织；同时在维护社会治安和保卫生产上也起了极大作用。
  经过了抗美援朝、各种运动后，民兵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大大提高。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民兵不仅是支持群众运动的武装，而且又是保护胜利果实的生力军。他们严密地监视和管制着地主、恶霸、坏分子，不准他们破坏，不准他们造谣生事，不准他们乱说乱动。并且还提出“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口号，一面与地主进行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又时刻严防海匪的骚扰。土改后，漳浦的民兵又进行了普训，在党的教育下，经过了“诉苦”、“评比”、“形势报告”等训练，基本上纠正了“刀枪入库”的新的太平麻痹思想和埋头生产不问政治的“李四喜思想”。
  漳浦面向残敌盘踞的东碇、菜屿诸岛，是祖国海防最前线，在一百七十多华里的海岸线上，英勇的民兵在海防部队领导下，日夜不停，警惕地守卫着，即是在炎烈的太阳下或狂风暴雨下都能屹立不动的监视着敌人，捍卫着海防。正如五区井尾乡民兵队长蔡永宁说：“我们在这里站岗放哨，苦一点没有关系，只要大家能生产好，能生活好。”在过去的时日中，海防的民兵以勇敢机智的战斗，不断粉碎了残匪企图登陆骚扰的迷梦。在斗争中，出现了许多英勇模范事迹，例如六区赤湖镇民兵配合部队阻击了敌人的骚扰，缴获了“七九”子弹二十多发。九区下寮乡民兵用鸟枪击退了敌人的帆船。在党的不断教育下，民兵的阶级觉悟普遍提高，他们认识到“保家先保卫海防”、“海防是我们的生命线”，时刻准备着歼灭敢于侵犯的海匪。
  以上我们这些成绩的获得，首先应该归功于共产党、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英明领导，及广大群众的支援，和全体干部的努力。但是，我们还不能满足现有的成就，大家要清楚的知道，金门、台湾还有敌人存在，我们工作上还有很多缺点，今后更应在生产上、思想改造上、商业工作上、巩固海防上再接再厉，继续努力，更好的完成各种任务，来迎接祖国伟大的经济建设的到来。
  最后，让我们大家一齐来高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万岁！
  漳浦和平解放与落实起义政策
  李松辉
  一、认清形势，选择起义道路
  我原是国民党警察人员，受过反动警官教育，在云霄、漳平当过巡官、所长。自1940年10月至1949年9月起义止的整整9年间，先后连续任南靖、长泰、诏安、漳浦等4县警察局长。我为国民党效劳，是有罪的。在任漳浦县警察局长时，观察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特别是1948年下半年，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国民党主力部队被解放军消灭173个师，损失兵力159万人，国民党败局已定。接着，国民党依赖美帝援助，保住江南半壁河山的幻想也破灭。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挥师渡江，23日解放南京，5月进军福建，势如破竹。形势逼迫，何去何从，我日夜痛苦思考，审慎抉择。刚好，和我有密切关系的福建省参议员、驻会委员（原漳浦县党部书记长）柯汉扬从福州回来。他对我说，省参议会议长丁超五（同盟会老会员、解放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福建省副省长）与他商量过，认为国民党在大陆不能立足，台湾岛也迟早要解放，要选择弃暗投明道路。丁老鼓励汉扬回漳浦发动起义，迎接和平解放，以免百姓受战祸，自己也可立功赎罪，我与汉扬频频商议，都感到：北平傅作义将军率25万之众和平起义，共产党不但不计前嫌，而且加以重用。我们受到这先例的启发，经过深思熟虑，下决心弃暗投明，选择起义，促成走和平解放的大道。随既派人前往靖和浦革命根据地找靖和浦县工委书记柯永麟联系，进行秘密会谈。我答应相机起义，迎接漳浦解放。
  为准备起义，我乘时局紧张时机，命令所属六个区警察所、刑事警察队、保安警察队官警，集中县城训练，并负责保卫县城。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国民党福建省主席朱绍良先一日乘飞机逃走，省政府主席由从上海逃据厦门的“沪杭宁警备司令”汤恩伯担任。8月30日泉州解放。9月中旬，漳浦县长黄清淮辞职去香港。省政府委派翁化清接任漳浦县长，黄清淮委托县政府主任秘书范济央代办移交。在败退到漳浦的刘汝明兵团两团人撤离漳浦的情况下，翁化清于9月21日接县印，在县政府设午宴，邀请地方人士郭祖柴、柯汉扬、各科科长、新主任秘书马振南和我等。佳肴出到三盘一汤，突然一个卫兵来报告县长：“红军已到西街！”大家慌忙离席奔回家中。过后才知道并无红军入城之事，虚惊一场而已，国民党党政人员已经处在风声鹤唳之中。翌日，翁县长和我商议布置城防事宜。按照省方电令，“县长与警察局长守土有责，应与城防共存亡”，决定由翁县长任城防指挥，我任副指挥，自卫队（即保安队）负贵东北城防，警察局负责西南城防，实行戒严，保卫县城。我当即于午夜12时紧急集合在县城集训的官警讲话，当场说明，红军即将入境，宣布破格提升警士李广博为城厢本驻所巡官，抽选警士、刑警20名归其指挥，留驻县城，其余官警随我急行军出发，移驻溪南村。23日拂晓，翁县长发现我的行动，也带自卫队经鹿溪桥村向南区逃去。23日上午，我和柯汉扬在溪南山仔顶祠堂讲话，宣布起义，与国民党决裂。我当场拿出自己的白银300元，汉扬拿出白银80元，共380元，作为起义奖金，当场赏给警官每人4元，行政警察、刑事警察、保安警察每人2元，表示我爱国起义的决心。
  县城于23日和平解放，商店照常营业、居民欢天喜地，电讯畅通，靖和浦县工委所领导的工作团，独立大队、解放军闽南支队、野战军先后整队进城时，都受到群众夹道欢迎，沿街商店也都鸣炮欢迎。
  24日下午，我与汉扬同到解放军团部（原县参议会礼堂）晋谒部队首长丛德滋。丛团长身着士兵服装，平易近人，热情接待我们，亲切交谈。他说“你们的爱国行动是傅作义式的起义，为人民立下大功，应受到我们党宽大政策的优待。”我和汉扬同感光荣，衷心道谢。
  傍晚，我打长途电话，先后与云霄县长汤涛及警察局长张启圣、诏安警察局长李烈英通话，告诉他们：“我起义，受到解放军热情对待”，鼓励他们也起义。事后，云霄县长汤涛和警察局长张启圣也起义了；过一段时间，诏安李烈英也投诚。
  25日，我造县官警名册及武器弹药清册，呈送部队首长。下午二时，我率领全局官警192名，携带武器弹药，在兴教广场举行起义仪式。部队首长丛德滋讲话后，我们献缴了武器弹药。丛团长给一张盖有他印章的收据。漳浦县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马振兴于9月28日到县，我于10月1日办好移交，丛首长给我的武器弹药收据也同时交给马局长。国民党漳浦县警察局的历史至9月30日终结。当我起义时，台湾、金门当局不甘心失败，在广播中胡说“漳浦县警察局长李松辉率部叛变，应予撤职，并通缉法办”，当时厦门和汕头未解放，那里的报纸刊登同样消息，我一笑置之。我认为我的起义是爱国的，是正义的，弃暗投明的道路是对的。
  起义后，我调解放军某部工作，供给制待遇，另外每月特别补贴30万元（旧人民币，等于新币30元），在闽南各地参加剿匪肃特和准备解放台湾工作，认真积极，多次得到领导上的表扬和奖励。
  二、错判后的劳动改造
  起义后我在部队工作，因为供给制待遇，家庭生活有困难。存在小资产阶级意识，经不起考验，多次向领导请退，获准长假，在厦门任民生酱品厂经理兼建大、民兴、长山、合顺4艘外轮船务行副经理和会计，生活有所改善。但好景不长，1954年4月13日被厦门市公安局以“现行特务活动”嫌疑扣押，查无证据，被中级人民法院追究历史罪行，判处反革命特务罪，徒刑5年。由龙岩监狱送到内蒙古劳改。1955年初参加包兰铁路建设，冬季调到农场劳改。一天，上乌拉山背柴。到山顶，天气突变，风雪交加，温度骤降到零下35度，犯人多被冻坏。我戴棉帽，穿棉鞋，戴棉手套，战胜了风雪。1956年调营盘湾煤矿从事井下采煤，先用手工打眼，后用电钻打眼，都是特重劳动，每月口粮57斤，一天19两，都吃光光。刻苦耐劳的磨炼，改造成自食其力劳动者，1959年4月刑满释放，留矿就业，为三级矿工，月基本工资49.50元，加上劳保费、超产奖金、烤火费，每月70多元，有余款可汇回家供父、妻维持生活。1960年响应领导“以煤为业，以矿为家”的号召，申请将老婆林勤慎、长子正仁、次子正平，由政府公费送到内蒙团聚。老婆起初参加井上运炭。后入食堂为服务员。长子正仁参加陶瓷厂，学习设计模型，成功出产“毛泽东像”。次子正平入学读书，中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后提升为乌达矿务局瓷厂副厂长。1981年漳浦鹿溪糖厂成立，正仁有电子、仪表技术，与长媳玉玺调来糖厂工作，是我得到落实政策后本县政府对我的照顾，这是后话。1986年我次子正平在原单位病故，次媳留在内蒙乌达矿务局通讯站工作。正仁、正平各有子女两人，自己建立小家庭。
  话回说到我在内蒙时，由劳改到刑满就业，在井下采煤16年。井下瓦斯、煤层有时会爆炸，水、火、电设施有时会发生故障，造成事故，顶板下塌引起工伤也是常有的事。我注意安全操作，时时警惕，只受过小伤，可以说16年间是安全度过的。记得1960年井下发生过瓦斯爆炸，当场死5人，重伤十多人，而我以灵敏应付得能脱险，可谓幸运。遗憾的是，1965、1966两年，我的庶母赵氏、82岁的老父相继逝世，我不能于他们患病时服侍榻前，死后不能回家治丧，终生内疚。
  “文化大革命”后期“清理阶级队伍”，我与老婆于1971年被遣回漳浦，在绥安镇绥西农业大队第九生产队劳动，看养两头牛，天天出工。有选民证，有公民权利，但那时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仍被当作“四类份子”看待，没有自由可言。当时，农业生产越来越差，起初，每人每月可分到稻谷30市斤，后来只有5市斤，三餐难度。不得已，我上访龙溪地委副书记马振兴，他是漳浦县解放后第一任公安局长，对我的起义和起义后的表现极清楚，对我很关怀，支持我的请求，批准我全家户口“农转非”，享受固定的居民口粮；生产队也没有收回我的自留地，我靠种菜卖菜维持生活。我从被判刑劳改至刑满就业为矿工，改为农民和非农居民，自1954年4月至落实起义政策，1980年10月得到平反，这期间共26年半，当专政对象的坎坷历程不堪回首。
  三、落实起义政策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左”倾错误路线。中共中央1979年6号文件《落实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指示》贯彻到漳浦县。即成立“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领导小组”由县委副书记王作祥任组长，县委统战部长陈柳枝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简称“落实办”，调叶其春、林经文等为办公室人员。领导小组和办公室首先对我本人是否率属起义的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查落实。1980年1月14日，我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司令（即是1949年9月接受我起义的团首长）丛德滋亲笔信；同一天接到中共诏安县委常委（即临近解放时接受我与其接洽起义的靖和浦县工委书记）柯永麟的亲笔信，都证明我率部起义投向人民是实。县“落起办”林经文等前往厦门市有关部门联系，我于1980年3月接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根据“爱国一家，不咎既往”的起义政策，撤销原判。县“落起办”根据我提供的官警名册，进行调查、核实、登记。
  自1949年9月起义到1980年3月落实，时过30年，跟我起义的官警夫役192名，有的已回原籍，有的出境定居，判刑，也有被镇压，也有生死不明的，调查登记工作难度很大。但都得到调查落实，冤案得到平反昭雪。据我所知，鼎力支持我起义的原国民党福建省参议员柯汉扬已定居印尼，原警察局督察长吴介甫、刑警队长蔡介英已定居香港，原佛昙区警察所长陈盛有、杜浔区警察所长林达三、保警队班长邱河水定居台湾。原城区警察所长王义振被判死刑，得到平反昭雪。原保安警察队队长潘赐福、刑警李金安各被判刑5年，警士胡长顺被判刑9年，都得到平反。经“落起办”调整登记，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发给起义人员证明书的有李松辉、吴介甫、冯瑞林、许添福、张应世、李广博、张家瑞、陈树春、林俊、陈东贻、叶国珍、陈妇昌、李秋金、陈海云、何福如、李正忠、李钦锡、柯连德、蔡逢一、李圆、李顺来、李清辉、李金安、陈友梅、曾传友、柯和尚、方水文、赵志明、李寿麟、李炎森、陈海森、黄木寿、李荣安、蔡振兴、卢聪明、李溪坂、林茂坤、赵曹有、胡长顺、李甘露、李庆川、陈番、谢志根、郑金发、李全江、柯振成、陈松桃、卢万利、胡清泉、陈有旺、王有根、胡希盛、柯现元、林大春、华丕富、杨红、冯瑞璋、洪高明、蔡壬癸、林顺天、刘木土、郑振、许双全、胡明煌、陈自远、蔡金镇、刘顶法、洪文贵、李合茂、陈火临、洪和钦、陈铁志、郑万如、邱维任、洪天灼、潘顺贵、何仪、刘敦仁、王义振、邱以教、张乾太、郭杰章、李阿益、李志平、李态番等。特别对鼎力支持起义，后去印尼的爱国华侨柯汉扬，也发给起义人员证明书。另外，领到投诚人员证明书的有陈甘泉、王珠皎两人，不属警察人员。
  对我落实政策，具体解决的问题有：（1）土改保留下来的房地产被绥西大队第九队长期占用的，得到发还。（2）1958年，我在内蒙劳改期间，老婆林勤慎在家，被城关公社管理区干部王某等十余人到家抄查，抄去金饰26件，不当场秤重，不给收据，林勤慎还被拘禁于公社一夜。1960年，我已服刑期满，以矿工身份写信要求城关公社发还这26件金饰，公社不答复。此次落实政策，查无抄到林勤慎金饰之事，只在公社会计帐上发现有一笔黄金26件重5两，向银行兑换人民币450元的帐目，没有注明从林勤慎抄来，公社党委叫我将这450元领回。（3）父亲李澄秋的柑园于1958年折价1440元抵为入社股份基金，我要求落实还本，绥西大队支部书记商松茂说大队帐簿于“文化大革命”时丢失，无帐可对，结果解决还款720元。（4）女儿李亚菁、婿陈玉和原任小学教师，受我株连被清洗，经落实，恢复小教工作。（5）内蒙古营盘煤矿落实起义政策，补我被清洗回家以后至落实政策为止的全部基本工资。（6）我宅基地被前武装部占用建厕部分，该厕已随着原武装部房屋移交县法院使用，经县法院落实，补偿人民币300元。
  我县领到起义证明书人员，他们的家属子女不受歧视，入党、入团、参军、升学、就业不受影响。本人在政治上于1980年10月安排为第五届县政协委员，第六届蝉联委员，第七届至第十届为常委，生活上，1981年8月按干部退休，1987年1月改办离休。我们起义人员有今天的幸福，应该感谢共产党，感谢敬爱的邓小平给我们第二次政治生命。
  第八、九届漳浦县政协
  县政协办公室
  《漳浦文史资料》第九辑发表的陈万年先生（原县政协副主席、文史委主任）执笔编写的“历届漳浦县政协”一文，记述了县政协从首届成立（1956年4月）到第七届（1990年）的主要情况。现在，县政协进入第十届，距前文记叙的截止时间又经历了两届8年（原每届3年，第九届起根据修改后的《政协章程》规定，每届5年）。这8年间，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各方面都取得可喜的成绩。人民政协的重要性和作用也日益明显。第八、九届期间，是我县政协工作开拓、发展、逐步规范的重要时期。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及人民政协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各方面人士的桥梁作用更加明显；对台、港澳、侨同胞的联谊日益加强，效果也相当显著；政协“人才库”的作用得到较好发挥，为我县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迈出可喜步伐。
  1989年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发[1989]14号），是新时期党加强多党合作和人民政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1990年，中共漳浦县委发出《关于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的通知》，就学习贯彻中央文件提出具体要求；1995年，县政协九届18次常委会议通过了《政协漳浦县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实施细则》，县委以浦委（1996）4号文件印发全县，1997年又发出《中共漳浦县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人民政协工作的若干意见》（浦委[1997]15号）；县政府做出《漳浦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政府与政协联系的决定》（浦政[1997]52号）。这些文件的出台，为我县政协履行职能，实现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二、“三大职能”的履行得到加强。
  1994年3月，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修订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明确规定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组织委员通过调查、参政议政。县政协认真履行职能，组织委员通过调查、视察、参观、考察等活动，了解情况，建言献策，在我县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一）政治协商逐步规范。
  每年一次的全体会议，是我县政治协商的盛会。委员们听取县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财政预决算报告和县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开展讨论，提出意见，进行协商。同时，政府每半年向县政协常委会通报一次工作情况，认真听取委员意见。平时的重要决策、重大问题的决定前，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也把提交政协协商做为必须环节，自觉提请协商。
  第八届县政协共召开全体委员会议3次，常务委员会议18次，主席会议24次，专题座谈和协商会12次。主要协商议题有：《漳浦县计划生育实施办法（草案）》，绥安镇规划区规划方案（讨论件），西湖公园规划方案（草案），许官巷拆迁方案（草案），《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搞活商品流通的决定（草案）》，近岸海域功能区划方案（草案），县城建设总体规划调整方案（草案），扩大绥安工业区开发面积的方案（草案）等。
  第九届县政协共召开全体委员会议5次，常务委员会议25次，主席会议29次，专题座谈和协商18次，主要协商议题有：《漳浦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草案），个私经济发展优惠措施（讨论稿），《漳浦县“九五”精神文明建设规划（草案）》，科技兴县决定（草案）等。
  政治协商得到县政协的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为了提高协商质量，在每次协商前都进行充分准备。首先是组织委员就协商内容开展调查研究，其次是根据协商议题确定参加协商的委员。这样，委员们在协商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更具针对性和可行性，效果较好。如在协商《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搞活商品流通的决定（草案）》前，县政协组织了部分企业界人士召开座谈会，听取了来自最基层的意见，并进行了两次协商，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漳浦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草案）》的协商也进行了两次，委员们共提出11个方面意见43条。政治协商成为我县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的有效途径。
  （二）民主监督力度加大。
  民主监督是人民政协的一项主要职能，也是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调查视察既是委员履行民主监督职能的重要形式，也是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主要途径之一。这两届以来，这方面工作得到较大的加强。
  第八届三年中，县政协共组织开展视察42次，其中配合上级政协13次，与人大联合11次，专题调查和考察24次。第九届的五年中，开展专题调查、视察69次，其中配合上级政协16次，与人大联合13次。这些，使我县民主监督得到加强，推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八年来，县政协坚持每年组织视察的有：基础教育、卫生和社会治安等工作视察以及农业综合开发、乡镇企业发展情况和科技工作的调查等，每次都采取有重点有针对性的解决1～2个问题，取得较好的效果。如对教育工作的视察，91年重点是校舍危房问题，92年是教师待遇问题，93年着重入学率问题，94年是《教师法》贯彻执行情况，95年重点视察《教育法》的落实情况，96年则重点视察扫盲工作开展情况，97年视察“两基”达标建设，98年重点视察素质教育开展情况。
  同时结合全县的工作中心，有针对性地组织视察、调查活动。如91年根据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我们于7月组织了对重点国营工业企业的视察；为促进依法收贷，于12月份与人大联合对沿海乡镇开展依法收贷工作视察。92年对计划生育工作的视察，对粮食系统深化改革、转换经营机制的调查；93年对“三资企业”的视察；94年对先行工程建设、对盘陀岭隧道使用管理情况的视察；95年对森林防火工作视察和侨益保护情况的调查；96年对城建和县城卫生管理的视察和对中小学生违法犯罪情况的调查；97年对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视察和再就业情况调查；98年对创安工作的视察和社会保障工作的调查等等，都能根据群众的反映和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和建议，取得了较好的监督和参政效果。
  此外，县人大及县政府职能部门邀请参加的检查、视察活动，如县政府组织的教育“两基”达标检查，县人大组织的政法队伍民主评议活动，县卫生局组织的卫生行业整顿工作检查，县安委会组织的安全生产检查等等，邀请有关委员参加，为委员的知情和监督创造了很好条件。九届以来，陆续有11名委员受聘担任政法、税务、工商、土地、交通等部门廉政（行风）监督员，也是委员实施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重要形式。
  （三）参政议政更加活跃。
  政协参政议政职能，是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延伸和扩展。要使人民政协在参政议政方面取得成效，委员的主体作用非常重要，因此，创造条件帮助委员了解掌握情况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为了帮助委员对我县各方面工作情况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两届来，县政协十分注重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力度。一是经常邀请县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县政协向委员们通报工作情况；二是经常性开展调查视察活动；三是汇集委员来自各方面的信息。
  1、社情民意调查有新的突破。
  政协组织介于党和政府与普通民众之间，既参与上层决策，也广泛直接地听到民众的呼声，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在推进民主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县政协始终十分注意发挥桥梁作用，认真倾听群众意见，及时反映人民呼声，传达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及工作意图，沟通上下，协调关系，化解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和党的各项决策的顺利实施。如97年，县政协根据县城群众普遍反映自来水水质问题，组织委员对新建二水厂进行视察，以《呈阅件》及时向县委县政府反映，引起了党政领导的重视，较快地改善了饮水条件。针对鞭炮对人口密集的县城造成的危害，多数居民意见很大，委员们连续两年以提案的形式反映了群众这一呼声，97年开始在县城实施禁炮，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又如委员提案所提的清理乡镇临时工的建议，指出了乡镇大量使用临时工的弊端，建议采取有力措施整顿清理临时工，得到了县委的采纳，用一个月的时间清退了597名临时工，每年为乡镇节约财政支出200多万元，既减轻了农民负担，也使乡镇的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得到了较大的提高。98年，县政协反映的包税、土地使用证发放、社会劳动保险等问题，也都引起了党政领导的重视。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对稳定和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96年，县政协开展了社情民意调查，通过召开多种形式的座谈会，广泛听取了委员和各界人士对我县各方面工作的意见，综合后以《呈阅件》呈送县委、县政府领导参阅，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县委书记指示各分管领导逐项抓好落实。有关部门都十分重视，立即组织调查，作出妥善处理。政协办对所反映的意见进行了跟踪，大部分问题解决的结果比较满意。97年，省政协游德馨主席到我县检查工作时，对这种做法表示赞赏，给予较高的评价。
  2、专题调研成为专委会、工作组的重要活动形式。
  有针对性、有重点、有准备地开展调查研究是提高政协参政议政实效的好做法。八届以来，县政协着重发挥专委会和工作组的基础作用，以各委组为单位组织开展调查研究。八届政协共开展调查、考察24次，写出报告18篇，提出意见、建议72条；九届期间组织调研34次，坚持每次一个专题一篇报告。
  为了提高参政效果，每年坚持邀请县党政及其部门领导列席全会，听取委员意见。在全会上，县政协除了认真收集小组讨论意见外，从93年开始，每年组织部分委员在大会上就经济、社会、教育、文化、法制以及祖国统一等方面进行专题发言，一般每年选择5～10个较高质量的专题进行会议发言，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和职能部门领导对委员发言给以了充分肯定。会后，我们还把委员发言编印成《漳浦县政协委员建言篇》，第九届的5年，共收集了委员专题调查报告和发言49篇，这些发言中的许多建议在党政决策中得到采纳，发挥很好的参政效果，对我县两个文明建设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3、组织开展经济科技研讨会。
  经济建设是中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依靠科技，加快我县经济建设步伐一直是政协关注的课题。96年9月，县政协组织举办了“漳浦县经济科技研讨会”，11位委员在会上发表论文12篇，对我县经济、科技工作提出了许多好建议，为党政部门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杨荣裕、许木铃两位委员通过调查研究，撰写了2篇论文参加98年市政协经科委举办的“漳州市发展以水果蔬菜为原料的罐头食品产业研讨会”，分别获得二等奖和优秀奖。
  4、切实加强提案工作。
  提案是政协委员及参加单位参政议政的一种直接形式，在政协履行职能中占有重要位置。因此，我们十分重视提案工作。每次全会前，我们都专门印发“关于征集提案的通知”，要求各位委员都积极参与写提案，并就我县当前各方面工作有针对性地拟出选题参考提纲，使委员有充分的时间搞好调查研究，写出有较高质量的提案。每年全会期间，对前年度优秀提案、办理先进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
  第八届期间，提案委共收到提案101件，经审查立案92件，其中农业方面10件，工贸水电方面4件，教科文卫方面18件，城建、环保方面18件，劳动人事及群众生活方面15件，团体建设、统战、宗教方面6件，其他方面21件。如庄亚山等15位委员关于抓紧调整和修改县城整体规划案；陈祖禄等5位委员关于建立档案馆案；黄美成等10位委员关于筹建博物馆案；陈祖禄等5位委员关于建议建设青少年宫案；詹昭德等15位委员关于继续拨款资助乡镇办学案等等，都得到采纳，办理结果也很满意。
  第九届政协五年来共收到委员提案214件，经审查立案186件，其中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69件，有关精神文明建设方面78件，有关统战、政法方面39件。本届提案数量大幅度增加，质量也有明显的提高，九届五次全会中，我们取得了团体提案的新突破。如杨仲业等11位委员关于建立县级粮食储备金案；李进席等12名位委员关于加强追捕逃犯案，李松辉等12位委员关于在县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案；林周明委员关于加强县城环境卫生管理案；陈锦铁委员关于精减乡镇临时工案；李松辉等委员关于组建巡警大队案；县工商联关于从速办理建房土地使用证案；许木铃等8位委员关于加强龙眼品种改造的组织与领导案等等，在参政议政上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三、加强“三胞”联谊，服务祖国统一大业。
  政协组织具有同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联系广泛的优势。县政协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在“三胞”联谊工作中，坚持广交新朋友，深交老朋友，在加深老一代感情的同时，注意加强与新一代的交往与联谊。1991～1998年，县政协共参与接待回乡探亲、寻根认祖和旅游观光的“三胞”2940多人次，其中社团50多个。同时还协助有关部门做好香港漳浦同乡会的筹建工作，并利用成立大会和换届庆典大会的机会开展联谊工作。第九届期间，我县政协的港澳委员，主动发挥在港优势，利用香港漳浦同乡会的有利条件，不仅加强同香港同胞的联络，还积极联络台湾同胞、澳门同胞和海外侨胞，为我县外资引进牵线搭桥，并慷慨捐资我县公益事业建设。如1996年杨集文委员捐赠50万元港币，在漳浦二中设立“集文奖学奖教基金”，97年在首届颁奖大会上，又以其太太的名誉每年出资支持该校考入全国重点大学、品学兼优且家庭困难的两名学生上大学，直到毕业。杨集文先生一直热心于家乡公益事业建设，在担任县政协常委的五年中，他个人前后捐资达100万元人民币，还带领吴天籁、杨清溪、杨锡富等港澳委员捐赠其他项目。他担任香港漳浦同乡会会长，为家乡建设做出许多有益贡献，体现了爱国爱乡的浓厚感情。
  县政协在开展“三胞”工作中，坚持为祖国统一大业服务，为漳浦经济发展服务的方针，寓引进于联谊之中。90年以来，特别注意发挥人民政协与海外的联络优势，主动参与招商引资，牵线引进的项目达183个，为我县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如美国天仁集团董事长、台湾李氏宗亲会会长、长期从事茶叶经营的李瑞河先生回乡寻根认祖，得到当时的统战部长、县政协常委林笃诚热情帮助，并详细介绍我县的茶叶资源和市场，引起他浓厚兴趣，不久，他专程回乡进行投资考察。首次投资80万美元创办“天福食品开发有限公司”，因项目选择准确，取得很好效益，因此促成李先生在国内建立天福连锁企业的行动，到1998年已在全国各大城市建立天福企业150多家，盘陀天福茶庄也已投资700万美元，成为天福集团国内最大的生产加工企业，现计划再建“天福茶艺博物馆”和“天福茶叶有限公司”，未来将成为较有影响的茶叶食品系列生产企业。台商王先生投资创建的同正食品有限公司；陈瑞和、陈建中先生投资的“漳州三本肥料工业有限公司”也取得了较好的效益；还有农业、工业、房地产和第三产业等许多项目，对我县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我们还认真发动促成“三胞”捐资公益事业，捐赠人民币总数达2020多万元，投资教育、卫生、道路、桥梁及其他公益福利事业。如台胞陈瑞和、林瑞国、陈建仁，侨胞蔡福庆、李庭光、杨嘉文、陈福荣等等，都为我县公益事业捐献了许多资金。杨集文、柯汉阳、蔡福庆、陈建中四位还获得省政府颁发的热心助教金质奖章（个人为教育捐资总额超过50万元人民币）。我们还积极主动参与“海外联谊大厦”的筹建工作，筹集海外捐资240多万元，并于95年落成，为“三胞”联谊工作的开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在对侨工作中，县政协着眼于落实有关侨务政策，为了摸清归侨侨眷、侨属企业的发展情况，进一步落实《福建省鼓励归侨侨眷兴办企业若干规定》，侨务工作组组织委员对“三侨”企业进行了专题调查，指出了我县在实施《规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今后工作建议。在98年印尼动乱中，县政协多次致电、致信印尼籍漳浦同乡，了解情况，关心他们的处境，主动接待回乡印尼侨胞，帮助他们解决具体问题，使他们深刻体会到祖国的温暖。
  1997年，是实现祖国统一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年头。被英帝国侵占达百年之久的香港回归祖国怀抱，雪洗了百年民族耻辱，举国同庆，炎黄子孙欢呼雀跃。县政协和全国人民一道，以各种形式热烈欢迎和庆祝香港的回归。6月中旬，我们举办了“迎回归”讲座，邀请厦门大学教授孔永松和县政协港澳委员吴天籁到会主讲，通过孔教授对香港问题产生、发展到解决过程的分析和对香港未来的展望，吴天籁委员以亲身经历和感受畅谈了香港同胞盼回归的急切心情，使委员和与会领导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进一步树立祖国统一的坚定信念和为其奋斗的坚强意志。组织出版了“迎回归”诗词专版，抒发委员和各界人士对香港回归的喜悦心情，同时召开了回乡“三胞”及“三胞”亲属代表座谈会，组织委员观看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电视，还配合市政协开展的“迎回归”书画展，组织二十多幅作品参与展出。通过这些活动，在“三胞”及其亲属中开展一次爱国爱乡热情，树立为和平统一事业做贡献的自觉意识。
  在96年春节元宵期间，县政协举办了“海峡两岸书画展览”，展出来自全国各地书画作品108幅，其中台湾35幅，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为该展题写了展标。前来参观的海内外人士达1000人，得到省市领导的肯定。展览作品影集输往台湾40册，对促进浦台文化交流起了良好的作用。
  四、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发挥人才优势。
  政协委员是来自各条战线和各个方面的代表人士，具有人才和智力优势，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是推动我县经济及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县政协认真鼓励和激发他们积极投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洪流中，为我县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各自的智慧和力量，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都洒下了他们辛勤劳动的汗水，得到了各级党政部门的表彰。如黄全和委员97年被评为县“十佳人物”、98年获得省“五一劳动奖章”；林仲文委员书法作品获全国第六届书法篆刻展览“全国奖”，并被中南海收藏，被选为市管拔尖人才，98年荣获第二届福建省“百花文艺奖”；王文径委员在文物考古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被选为市管拔尖人才，98年4月，应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美国芝加哥博物馆邀请，赴新加坡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还有杨银玉、许志强、杨南太、林丽聪等等许多委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省、市、县各级的表彰奖励。工商经济界委员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转制中，立足自身优势，加强企业管理，不断改进经营方式，克服困难，使企业得到稳步发展，有的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如李飞跃委员创办的食品公司、黄全和委员创办的公路工程公司、胡济和委员创办的纸业公司、郑启茂委员创办的再生公司等等，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这些企业的创办，为社会解决了大量的劳动就业，吸纳了许多下岗职工，为再就业工程做出贡献。
  科技工作组认真发挥自身优势，为科技普及推广做了大量工作。为经济发展献计出力，成为科技界委员的自觉行动。8年间，组织科技咨询和培训500多场次，听众达到2万多人次，同时在水果、水产、蔬菜等种养业品种、规模发展方面提出许多可行建议，也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县政协委员，特别是个私企业中的委员，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没有忘记家乡，主动回报社会，捐资支持公益事业建设。据不完全统计，1994年至1998年的五年中，有16位委员为公益事业建设捐资210万元。如黄全和委员捐资120万元，为家乡修桥造路建供水站，捐资2万元支持我县教育事业，还结对扶助5名贫困学生；李飞跃委员捐资17万元给家乡修建小学校舍和修桥造路，结对扶助6名贫困学生；还有杨元顺、陈展平等委员捐献资金均达12万元以上；林树森、郑启茂、陈连茂、杨元星等委员捐资达5万元以上。
  县政协医卫工作组坚持每年组织一次医疗义诊活动，由县政协领导带领医卫界委员，为老、边、岛地区群众送医送药，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如91年陈柳枝副主席带领的义诊队巡回5个乡镇。8年来医疗队足迹踏遍老区、海岛和边远山区的每个角落。
  94年3月，社会法制组组织委员上街开展义务法律咨询活动，得到群众好评。
  在98年夏季发生特大洪灾时，县政协全体委员和机关干部发扬民族友爱精神，在响应县委号召，向灾区人民捐款捐物后，又积极响应县政协组织的献爱心活动，许多委员同机关干部一道，再次捐款支援灾区，体现了伟大的抗洪精神。政协机关干部认真响应县委的号召，积极投身于“办实事送温暖”活动中，深入挂钩贫困户，帮助他们寻找贫困原因，制定脱贫计划，送去冬衣，给于生活上的支持。97年在新当选的县商会会长、政协常委林树森的组织和带领下，8名委员主动加入到扶困助学行列中。在全县10名结对扶助贫困学生的民营企业家中，政协委员占了总数的82％。这些行动，体现了中华民族扶贫帮困的优良传统，为全县树立了文明道德新风尚，成为“送温暖、献爱心”的模范。在服务县委、县政府的重点工程建设中，县政协牵头组织实施的东线工程开发，通过五年多来的努力，区内道路、排洪等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朝阳路成为县城一道风景线，沿街两侧的建筑楼群拔地而起，新区规模基本形成，为文明县城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五、广泛开展宣传，推动机关自身建设。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逐步健全，人民政协越来越显出其重要作用。走向社会，让社会了解政协是各级政协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始终重视宣传工作，利用广播、有线电视、宣传栏、简报和会议、调查、视察等形式认真宣传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宣传人民政协的主要活动和各项工作。这两届以来，县政协注意在宣传方面下功夫，及时通过宣传媒体反映重大活动，组织出版政协工作剪影、政协知识点滴、委员风采等宣传栏。在开展调查视察工作时，寓宣传于活动之中，使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更进一步加深对人民政协的了解，创造更好的外部工作环境。同时，为了调动委员参与政协活动的积极性，在八届三次和九届三次全会期间，我们分别表彰了一批“委员活动积极分子”，取得较好的鼓励作用。
  在自身建设中，着重探讨了新时期政协机关建设方面的问题，组织机关全体人员到邻近县（市）学习交流。同时热情接待外地政协同仁，主动学习外地经验，认真改进自己工作。政协机关把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创建良好工作环境做为机关建设工作的重点，抓好人员教育，提高素质。全体工作人员能从大局出发，讲团结、讲服务、讲奉献，使机关成为优美、温馨的委员之家，受到了委员和各界人士的称赞，被县委、县政府命名为“文明单位”。县政协工作得到上级政协的肯定，在96和97两年召开的全省政协社会法制工作和学习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我县都做为全市代表在会上作典型介绍。
  根据90年召开的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结合实际，加强组织建设。在县委的大力支持下，91年成立了政协党组，并批准增加内设科级机构两个，即三胞联谊办公室和委组联络办公室。八届期间，增加调入机关工作人员4人。
  六、加强文史征集、编辑、出版工作。
  县政协文史委一直把文史征集、编辑、出版做为一项硬件来抓，积极探索新时期文史工作的途径，把文史征集重点内容转到建国后史料上，努力提高文史质量，坚持完成每年编印出版一辑文史资料的任务。8年共出版《漳浦文史资料》8辑，收集文史249篇104万字。此外，还组织编写专题书籍2本，即李林昌先生执笔的《九十九峰起伏漳浦史》和《漳浦与台湾关系史》，这些文史，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及漳浦与台湾血缘等方方面面，内容广泛，较好地发挥了文史“存史、咨政、团结、育人”的功能。
  此外，县政协还注重抓好学习工作。我们认真贯彻自我教育的方针，围绕中央重大决策、邓小平理论、统战理论和人民政协知识，结合本县党政工作的重点开展学习。采取自学与集中辅导相结合的办法。如学习党的十四大、十四届三中、十五届历次会议文件，向委员分发材料，组织委员集中辅导、讨论，深化认识，宣传方针、政策。一是委员学习活动，采取不定期组织的形式。二是机关学习，坚持每周二下午集中学习。三是各界人士学习，坚持每周四下午集中学习，17年不动摇。我县政协学习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也取得良好效果，得到县委和上级政协的高度评价。
  总之，我县政协八年来的工作，围绕中心认真履行职能，突出民主、团结的主题，以自强求理解，以作用求支持，以贡献求地位，为漳浦的稳定、繁荣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得到县委的充分肯定，在全市政协系统92年开展的唯一一次评比表彰中，我县政协办公室获先进单位称号。
  在91年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凌青和97年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游德馨受省委委托到我县检查政协工作时，均得到肯定和赞赏。
  附录一：政协漳浦县第八届委员会组成名单
  主席：杨玲
  副主席：陈柳枝 陈桂味 阮仲铭 刘飞龙 李永色
  常务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许志强 庄亚山 李松辉 杨金海 杨南太 陈锦铁 林仲文 林进道
  林法良 林笃诚 林添益 林惠兰 赵安泰 高秀菊 蔡英兰
  委员：（109名，界别内按姓氏笔划排列）
  中共漳浦县委（7名）：杨玲 陈柳枝 陈桂味 陈祖禄 陈锦铁 林笃诚 商和坤
  县人武部（1名）：胡林桥
  县总工会（2名） ；李春红 郑联仲
  团县委（1名）：詹伟
  县妇联（1名）：高秀菊
  县科协（1名）：杨荣裕
  县侨联（1名）：吴永喜
  工商界（10名）：
  王亚丁（绥南电子厂） 刘飞龙（县工商联） 刘珍祥（县医药公司）
  阮云辉（县二轻联社） 陈维泗（旧镇水产公司） 林乌石（绥安镇）
  林艳山（县供销社） 郑乌蕊（佛昙镇） 周安才（台资企业代理人）
  蔡红（华兴洋伞厂）
  科技界（12名）：
  阮仲铭（县农业局） 孙伟汉（矿管站） 许志强（鹿溪糖厂）
  庄亚山（基建局） 吴顺达（水产局） 杨秀物（鹿溪糖厂）
  杨金海（县畜牧中心） 杨锦章（自来水厂） 林惠兰（农委）
  林添益（啤酒厂） 林聪永（良种场） 赵安泰（罐头厂）
  医务界（9名）：
  刘渊源（中医院） 朱茂新（县医院） 杨南太（县医院）
  杨绍洪（佛昙医院） 张玉娇（旧镇卫生院） 陈水源（计生指导站）
  林惠元（绥安卫生院） 郑丽华（石榴卫生院） 查炳辉（防保站）
  教育界（13名）：
  卢万发（杜浔中心小学） 李永色（一中） 李丽铭（绥安中心小学）
  李荣德（四中） 李树麟（赤湖中学） 邱建生（二中）
  杨玉珍（实验幼儿园） 张壮生（一中） 张茂琛（三中）
  陈福兴（佛昙轧内小学） 林丹珠（绥安镇中学） 林法良（党校）
  郑惠如（旧镇中心小学）
  文艺界（3名）：
  王文径（文化馆） 林仲文（文联） 林秀菊（芗剧团）
  华侨界（13名）：
  何玉黄（南山场） 吴明章（农机站） 吴淑琼（佛昙石埕）
  杨仲业（旧镇面粉厂） 陈汉宝（佛昙轧内） 陈瑞珍（马坪后康）
  侯升侨（物资局） 黄良火（佛昙花林） 黄鹏羽（大南坂新民）
  蓝水金（湖西苏溪） 蓝定觉（湖西苏溪） 蔡英兰（绥安西街） 蔡哲生（绥安绥东）
  台胞台属界（9名）：
  王珠皎（石榴供销） 卢文麟（杜浔范阳） 杨美玉（赤湖西城）
  张志忠（卫生消毒站） 陈允成（佛昙轧内） 陈天进（六鳌山门）
  陈庆顺（旧镇城外） 游志平（二建公司） 曾秀华（绥安南门）
  农牧渔业界（4名）：
  杨江河（佛昙岱嵩） 陈天俊（绥安马坑） 陈厚基（漳浦盐场） 林坚章（石榴攀龙）
  宗教界（4名）：
  纪道安（漳浦中华基督教会） 杨建裕（漳浦真耶苏教会）
  林进道（漳浦中华基督教会） 赵约翰（甘林天主教会）
  无党派人士（2名）：
  李林昌（绥安绥西） 李松辉（绥安西街）
  军烈属（1名）：
  柯深涛（绥安溪南）
  少数民族（1名）：
  蓝康宁（赤岭中心小学）
  特邀（14名）：
  王伟洋（司法局） 许国清（绥安镇） 邱友才（侨办） 吴如山（宗教局）
  吴养元（外经委） 林乾金（物委） 林登火（财委） 郑目（政协办）
  姚素明（法院） 胡山云（农业局） 徐炳根（卫生局） 黄美成（教育局）
  程金木（纪委） 詹昭德（党校）
  附录二：政协漳浦县第八届委员会专委会、工作组设置和主任、副主任名单
  提案工作委员会：
  主任：陈桂味（兼） 副主任：陈祖禄
  学习委员会：
  主任：刘飞龙（兼） 副主任：林进道 李松辉
  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主任：陈万年 副主任：李林昌
  科技工作组：
  组长：杨荣裕 副组长：林惠兰、许志强
  医务工作组：
  组长：杨南太 副组长：徐炳根
  文教工作组：
  组长：黄美成 副组长：林仲文
  宗教工作组：
  组长：吴如山 副组长：林进道
  工商经济工作组：
  组长：刘飞龙（兼） 副组长：林登火、程金木
  侨务工作组：
  组长：邱有才 副组长：吴永喜
  祖国统一工作组：
  组长：陈锦铁 副组长：李松辉
  社会法制工作组：
  组长：高秀菊 副组长：商和坤、林法良
  附录三：政协漳浦县第九届委员会组成名单
  主席：杨玲
  副主席：陈桂味杨安乐刘飞龙杨银玉林仲文杨开生（97年1月九届四次全会增补）
  常务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文径许木铃许志强何友麟李松辉杨捷陈寿生陈锦铁林开居林进道
  林周明林添益郑丽华胡纹飞高秀菊黄美芳蓝哲亮蔡易法戴鹏飞
  届中增补（按先后排）：杨集文邓江基林树森
  委员：（155名，界别内按姓氏笔划排列）
  中共漳浦县委（7名）：刘孟恩何友麟杨玲杨安乐陈桂味陈锦铁商和坤
  团县委（2名）：张淑惠（漳浦盐场团委） 陈正谦（团县委）
  县总工会（2名）：陈丹（糖厂工会） 郑联仲（县总工会）
  县妇联（2名）：许亚玲（绥安镇妇联） 高秀菊（县妇联）
  县科协（1名）：杨荣裕（县科协）
  工商联（11名）：
  王亚丁（绥南电子厂） 卢和贞（杜浔青竹公司） 叶美华（绥安个协）
  刘飞龙（县工商联） 刘耀华（绥安个协） 杨元顺（前亭冷冻厂）
  杨元星（佛昙吉祥公司） 陈维泗（旧镇水产公司） 林开居（霞美恒源公司）
  林乌石（绥安北街） 林伯祥（大南坂日浦公司）
  县侨联（13名）：
  阮国富（万安农场） 许见星（大南坂金属厂） 吴永喜（县侨联）
  何玉黄（南山场） 杨仲业（旧镇面粉厂） 陈汉宝（佛昙轧内）
  陈彰义（马坪后康） 侯升侨（物资局） 黄美芳（职中）
  黄鹏羽（大南坂新民） 蓝定觉（湖西苏溪） 蓝哲亮（县侨联）
  蔡哲生（绥安绥东）
  文艺界（3名）：
  王文径（文化馆）林仲文（文联） 林秀菊（芗剧团）
  科学技术界（14名）：
  孙伟汉（矿管站） 庄亚山（基建局） 许木铃（农业局） 许志强（鹿溪糖厂）
  李瑞太（建委） 吴顺达（水产局） 杨秀物（鹿溪糖厂） 杨银玉（深土镇）
  杨锦章（自来水厂） 陈二秋（合成氨厂） 陈寿生（邮电局） 林添益（啤酒厂）
  林聪永（良种场） 胡纹飞（簧板厂）
  社会科学界（4名）：
  陈广泽（律师事务所） 陈树芳（检察院） 林法良（党校） 戴鹏飞（检察院）
  经济界（8名）：
  卢文麟（杜浔范阳） 阮云辉（二轻局） 邱素月（农行） 陈展平（石油气公司）
  杨捷（工行） 林周明（个协） 林艳山（县供销社） 蔡红（华兴公司）
  农业界（8名）：
  卢文化（杜浔正阳） 刘振荣（古雷西林） 杨江河（佛昙岱嵩） 陈天俊（绥安马坑）
  陈连茂（赤湖连凤公司） 林纲冼（石榴镇） 林树森（绥安绥西） 蔡易法（台属联谊会）
  教育界（13名）：
  李丽铭（绥安中心小学） 邱建生（二中） 杨玉珍（实验幼儿园） 张壮生（一中）
  张茂琛（三中） 张河海（四中） 陈安妮（一中） 陈先进（达志中学）
  陈福兴（佛昙轧内小学） 林志钦（六中） 林惠善（五中） 郑惠和（旧镇中心小学）
  柯逢日（进修学校）
  医务卫生界（11名）：
  朱茂新（县医院） 杨南太（县医院） 杨绍洪（佛昙医院） 张玉娇（旧镇卫生院）
  陈水源（计生指导站） 陈沿元（赤湖卫生院） 林惠元（绥安卫生院） 林丽聪（县医院）
  郑丽华（石榴卫生院） 查炳辉（防保站） 蔡耀明（中医院）
  少数民族（1名）：蓝康宁（赤岭中心小学）
  宗教界（5名）：
  杨建裕（漳浦真耶苏教会） 林进道（基督教会） 赵若伯（甘林天主教会）
  黄泽渊（基督教会） 释道从（佛教协会，沙西金刚寺）
  港澳同胞界（4名，于95年1月9日九届四次常委会增补）：
  吴天籁（香港） 杨清溪（香港） 杨集文（香港） 杨锡富（香港）
  特别邀请人士（31名）：
  许德胜（党校） 朱春仁（绥安镇党委会） 何成石（长桥镇党委会） 李进席（公安局）
  李林昌（绥安绥西） 李松辉（绥安西街） 李智坤（电力公司） 邱友才（统战部）
  吴养元（外经委） 张志忠（卫生消毒站） 杨美玦（佛昙镇党委会） 杨国友（官浔镇党委会）
  杨国连（侨办） 陈庆顺（旧镇城外） 陈结仲（农委） 林登火（财委）
  郑目（政协三胞办） 郑福枝（旧镇镇党委会） 范顺明（绥安） 胡林桥（人武部）
  姚素明（法院） 徐炳根（卫生局） 翁振才（工商局） 黄美成（教育局）
  谢清星（文化局） 游志平（二建） 曾荣彬（杜浔镇党委会） 程金木（经委）
  管永初（税务局） 蔡玉山（交警） 蔡和平（计委）
  届中增补的委员：
  96年1月9日九届十二次常委会增补：（12名）
  王闽东 毕杰玲 李飞跃 陈其有 陈德茂 林石玉
  郑启茂 洪育君 胡旺水 胡济和 黄全和 黄佑枞
  96年4月19日九届十三次常委会增补：（1名）杨开生
  97年12月5日九届二十次常委会增补：（2名）邓江基 郑梧桐
  附录四：政协漳浦县第九届委员会专委会、工作组设置和主任、副主任名单
  提案工作委员会：
  主任：杨安乐（兼） 副主任：林仲文、郑目
  学习委员会：
  主任：刘飞龙（兼）
  副主任：许德胜、林进道、李松辉
  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主任：陈桂味（兼） 副主任：李林昌、王文径
  科技工作组：
  组长：杨荣裕 副组长：许志强 胡纹飞
  医务工作组：
  组长：杨南太 副组长：徐炳根
  文教二作组：
  组长：黄美成 副组长：谢清星、张壮生
  宗教工作组：
  组长：林进道
  工商经济工作组：
  组长：刘飞龙（兼） 副组长：林登火、程金木
  侨务工作组：
  组长：蓝哲亮 副组长：邱有才、吴永喜
  祖国统一工作组：
  组长：陈锦铁 副组长：李松辉
  社会法制工作组：
  组长：高秀菊 副组长：戴鹏飞 林法良
  附录五：八、九届县政协机关科级人员
  何友麟（办公室主任，1991～1994）
  郑目（1993年任办公室副主任，1994年改任三胞办副主任）
  洪幼苗（1993年10月任办公室副主任）
  阮云辉（1994年12月任办公室主任）
  蔡红茂（1994年12月任委组办副主任）
  曾荣彬（1996年9月任三胞办副主任）
  回收废旧物资起家的企业家
  ——记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县政协委员、县商会副会长郑启茂
  杨朝芬
  郑启茂是漳浦县茂源再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漳州市工商联（商会）执委，漳浦县工商联（商会）副会长，县政协第九、十届委员。
  郑启茂先生，1954年10月26日出生于漳浦县旧镇镇城内村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读完初中就停学在家务农。1973年12月至1976年4月应征入伍，退役后经过一段时间，凑集几千元资本，设立了一个小小的废旧物资收购点。经过十年苦心经营，积累了废旧物资经营的丰富经验和一些资本，党的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更为他提供了用武之地。于是，他于1985年正式成立了旧镇废旧物资采购站，决心在这“变废为宝”利国利民的事业上大干一番。经过刻苦经营，不断扩大经营规模。1993年，他开始跨进县城，大胆地承包了当时不很景气的县物资局废金属回收加工厂，其事业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1994年10月，创办了股份制公司，成为漳浦县茂源再生实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郑启茂作为私营企业的老板，他清醒地认识到，现在的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优胜劣汰，经济效益决定着企业的前途和命运。但是，还有一个朴素的感情时刻占据着他的心胸，他认为，如果没有党的改革开放富民政策，就没有我郑启茂的今天，企业经济效益是重要的，但国家的利益更重要。他经常教育公司的员工，要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为国家多作贡献。随着公司不断发展，上缴国家的税收逐年增加，1994年该公司纳税额为3万元，1998年上升为30万元，5年间，上缴税收达100多万元。几年来，连续被市政府、市委统战部、市国税局、市工商联、县委、县政府评为先进私营企业，纳税先进单位。1996年7月，国有企业漳浦拆船厂破产，因当时是全国性废旧钢材市场最疲软时期，该厂尚有一万吨废船板找不到销路，不要说欠银行的贷款无法偿还，就连破产后的职工基本生活费也无法兑现。这时，有关领导找郑启茂帮忙，郑启茂根据当时的市场行情判断，废旧钢材价格持续下跌的趋势将不可避免，如不抓紧把这一万吨废钢销出去，国家的损失将不可估量，但要帮这个忙，自己的企业也将承担同样破产的风险。怎么办？一股报效国家的深厚感情不容郑启茂对自己的得失再三考虑，决定与其签订一份包销价格每吨1265元，一万吨在10个月内销售完成的合同。在这决定公司成败存亡的关键时刻，更能体现郑启茂的魄力和风采，他当机立断地向董事会提出“放弃其他业务，全力投入推销，时间越短越好。”的建议，建议受到董事会采纳后，他随即组织全体员工，以及临时聘用的销售人员，齐心协力，一方面挖掘原有销售渠道的潜力，另一方面开拓新的销售市场。在这段时间里，公司销售人员的足迹踏遍了湖北大冶钢厂，广东揭阳的全部钢厂、省内的三明钢铁厂、以及莆田、晋江和本市内的所有钢厂。结果，当1996年12月废钢价格大幅度下跌至每吨950元时，一万吨货已基本销完，比原计划提前了五个月。这一提前，不仅公司避免了因价格下降和资金被拖欠可能造成的几百万元损失，还奇迹般地盈利20多万元。
  几年来，由于市场疲软，加上钢厂重复建设，钢材行业效益普遍不好，三角债越来越严重，钢材销售商欠钢钢厂，钢厂欠原材料供应商。公司每年被钢厂拖欠的货款达几百万元，长期讨不回来。1997年，单单被湖北大冶钢厂拖欠100多万元长达一年之久，向其讨款四次，仍收不到一分钱。因此，货款被拖欠成了一大难题，公司资金无法周转，经营难以维持。为了解开三角债链，变死债为活业，郑启茂通过同各钢厂积极探讨，向董事会提出用废钢与钢厂对换钢材，然后出售钢材回笼资金的建议。这样做，既可解开三角债链，讨回被欠的货款，又可拓宽经营渠道，扩大公司营业额，可谓一举数得。这个建议，被董事会采纳后，1997年8月中旬，公司首次从三明钢铁厂拉回了300吨钢材，但公司从未做过钢材生意，一下子要卖掉这么多也不容易，郑启茂一面组织营销人员列出计划，分头上门到各基建单位联系，一面在县有线电视台推出广告，向客户作出保质、保量、薄利的承诺，就这样逐步打开了销路。由于公司所销售的是有产品质保书，质量和重量信得过的三明钢材，慕名而来的顾客日益增多，销售也由初期的每月300～400吨上升到现在的700～800吨，为此，公司也就被三明铁厂列为“指定销售单位”，从此，公司走上了由以往经营废钢为主转变为现在以经营钢材为主，废钢成钢并举，综合经营的路子。企业的资金运作呈现出良性循环的可喜局面。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行业间的竞争日益加剧，郑启茂更加意识到自己对企业贵任的重大，他经常挤出时间认真学习，钻研业务技术和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见缝插针，虚心地向兄弟单位学习，探讨企业管理的经验。为了向企业管理要效益，他向公司全体员工提出“内强素质、外塑形象”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公司员工整体素质的同时，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企业的各项经营管理制度。公司对员工采用定任务、定人员、费用包干的办法，根据员工各人特点制定不同的任务，实行任务与奖罚挂钩的办法，从而大大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在外设经销网点问题上，郑启茂采用因地制宜，量才而用，尽量招用当地钢厂下岗人员的措施，这样既可解决下岗人员的再就业问题，又可凭借其在当地人缘业务熟悉的优势搞好经营，还可节省营销费用；在对待客户方面，公司讲究商业信誉，信守保质、保量、薄利多销的承诺，并实行不分时间，随时供货，免费装卸，送货上门的优质服务措施，深受广大客户的信赖。
  由于在公司经营的各个环节上实行科学的管理制度，充分发挥了广大员工的聪明才智和工作热情，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促进了公司的健康发展。四年多来，在全行业不景气，不少企业倒闭的形势下，公司非但没倒，而且资产由初创时的50万元发展到目前的400万元，年营业额由几十万元上升到一千多万元，成为全县23家重点私营企业之一。
  郑启茂现在是具有相当规模的茂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拥有较高的经济收入，但他没有把钱用在个人享受和消费上，而且立足于回报社会，扶危济困，为公益事业慷慨解囊。旧镇老年中心协会成立五年来，郑启茂每年都为协会捐助2000元，逢年过节还经常去看望和慰问老人，被授予“关心老人工作”的荣誉称号，家乡的铺桥造路，他都带头捐资献上自己的一份心意。郑启茂特别关心教育事业，1996年，他响县委的号召，一次性向县教育部门捐资3万元。自1997年以来，他还长期挂钩扶助三名贫困学生，每月寄给150元生活费直至学业完成。旧镇上蔡村的蔡丽梅同学考上福州民政学校，因家中亲人长期患病，把家拖穷了，交不起学费和生活费，郑启茂知道后，当即给她出学费，并每月给她寄去生活费150元，使她深感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对教育事业，对社会福利事业，郑启茂是如此热心，慷慨解囊，但他本身直至家庭却非常节俭，节俭到有点令人不理解。有二件笔者亲自碰到的事，使笔者至今受益非浅：有一次是在炎热的六月天，笔者到郑启茂家中座谈，在有电风扇的厅间坐尚且嫌热，而郑的妻子郑荣凤却在房里踩着缝纫机，汗流夹背地做手套，笔者忍不住问郑启茂夫妇说：“一付手自2己加工能节省多少钱，何必这样辛苦”？郑荣凤说：“不要看手套自己做省不了多少钱，但每年至少可以节约几百元钱，长年累月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又有一次，笔者下班时到其公司找郑启茂了解一件事，碰到郑启茂全家正同十多位工人围在一起吃晚饭，我感到奇怪，便问他：“你怎么在这里吃饭？”有一位年纪较大的工人回答笔者说：“除了有客人需要招待外，老郑全家大都是同我们在一起吃饭的。”
  这就是郑启茂，这就是一个以国家利益为重、善于在事业中开拓进取，乐于慷慨解囊，回报社会，具有新型劳动者的勤劳智慧和可贵品格的郑启茂！
  “迎澳门回归”诗词荟萃
  澳门回归，举国同庆，万众欢腾，漳浦县诗词学会会员和许多诗词爱好者也个个激动不已，泼墨挥毫，书写吟诵诗篇。这里选数首发表，以飨读者。
  风入松·喜澳门回归
  郑汉深
  神州九九月儿圆，欣遇佳年。前年国耻湔蠲日，香港归，泪涌如泉。更喜澳门回返，万方起舞翩翩。
  望洋山下话新天，共赞英贤。邓公“两制”英明策，定坤乾，催绽玉莲。从此濠江奔流急，汇成巨浪空前。
  澳门回归感赋
  郑汉琛
  濠镜沧桑数百年，回归祖国换新天。
  西湾绿树添苍翠，镜海长虹焕紫烟。
  两制光辉照禹甸，邓公构想谱新篇。
  玉莲绽放国旗展，昭示神州一统坚。
  眼儿媚·澳门回归颂
  黄玉磐
  南国芙蓉喜迎春，恨雪扭乾坤。
  葡旗偃卧，殖民终结，告慰忠魂！
  珠江淘尽辛酸泪，邓老树奇勋。
  伟哉“两制”，神州一统，壮志长存。
  金秋述怀
  程德源
  弹歌千禧透秋红，镰斧开邦万世功。
  旗举长征情不已，军随统帅步从容。
  神星飞弹游寰宇，妈阁欣然归大宗。
  告慰先翔酬夙志，直将宝岛揽怀中。
  妈阁归宗颂邓公
  詹辉
  平地惊雷改革风，中华重振赖三中。
  神州一统民心愿，妈阁归宗颂邓公。
  人月圆·迎澳门回归
  柯月香
  神州壮伟关山秀，赫赫国泱泱。魑魈南来，金瓯东酹，残月西窗。风流五秩，一邦和洽，万业腾骧。紫荆花盛，濠江荷艳，还酹长江。
  颂荷花
  ——欢庆澳门回归
  刘飞龙
  仰韶古种发新荷，十亿神州唱凯歌。
  妈阁回归同喜庆，亲人团聚佳话多。
  世纪之交喜易族
  郑汉明
  四百余年梦里萦，子离盼母寄深情。
  一邦两制金桥架，世纪之交喜易旌。
  濠镜回归万众欢
  高幸占
  四化目标磐石坚，邓公理论列群贤。
  一邦两制堪新创，濠镜回归万众欢。
  咏澳门回归
  王任艺
  澳门回返大家庭，娇艳莲花捧五星。
  美洒盅盅还夙愿，邓公两制永镌铭。
  庆回归促统一
  李林昌
  海疆内陆紧相连，唇齿相依有血缘。
  强大中华地神圣，主权恢复理所然。
  一邦两制成功例，港澳回归举国欢。
  顺应民心成一统，台湾当局莫迟延。
  咏澳门回归
  林祥瑞
  九九祝大庆，澳门欣归邦。
  葡人蜗寄了，激情荡濠江。
  中国行“两制”，寰宇羡无双。
  喜迎澳门回归
  邱耀星
  “马交”一语郁春秋，母子分离泪倒流。
  驱尽葡殖团聚日，星光莲馥映神州。
  回归感吟
  郑永安
  紫荆绽放水莲开，慈母泪光兄弟哈。
  踵事增华成一统，再将屈辱酿佳醅。
  喜迎澳门回归
  陈朝发
  映日荷花带笑开，愁云散尽彩霞来。
  一轮圆月人人爱，濠镜波平作镜台。
  长歌行·澳门归吟
  许剑仕
  妈阁紫烟浮云海，游子一去四百载。
  黑沙踏浪古迹存，龙环树红赤子心。
  杨柳依依望神州，心伤飘莲海外浮。
  雨雪霏霏云水隔，可怜芙蓉香异国。
  炮台怀旧忆奥巡，卢园探胜思孙文。
  不是红星定山河，安得大风传凯歌。
  跃马征程五十年，故国而今换新颜。
  己有紫荆送芬芳，喜迎青莲沁清香。
  青莲直出碧波间，淤泥尽洗更娇妍。
  归去来兮长歌吟．圆月照还喜不禁。
  迎澳门回归楹联
  洪照宏
  跨镜海长虹，赏龙环葡韵，瞻三巴圣迹，望妈阁紫烟。乘兴普济寻幽，卢园探胜，灯塔听涛，黑沙踏浪。风光独好，华夏多娇。兔跃尧天，濠岛珠还飘异彩。
  忆销烟往事，仰先哲高风，感两制奇思，钦大师伟略。更喜科教兴国，经济转型，文明绽蕊，法治扬帆。旗帜高擎，宏图大展。龙吟新纪，亚洲狮醒振雄风。
  说明：①上联嵌进“澳门八景”。②九九兔年，明年龙年，“龙吟”双关。③“先哲”意指林则徐、孙中山，二先生皆曾在澳门活动。④“两制”指一国两制构想，“大师”意指总设计师邓小平；“旗帜”指邓小平理论。
  郑汉球
  澳门回归，玉莲绽放呈异彩；共赞两制，万众狂欢唱颂歌。
  “悼念杨维廉先生”序
  陈辉
  漳浦县老华侨杨维廉先生，一生为侨居地同胞及祖国故乡做出许多贡献，归国后，被推选担任漳浦县政协副主席、侨联会主席等职，为侨务工作和故乡教育、医疗等事业鞠躬尽瘁。晚年定居香港，仍继续不断为祖国故乡公益事业竭尽全力。1999年1月17日病逝，享寿92岁。临终，犹以桑梓为念，遗嘱将节余积蓄30万港元奉献给故乡岱嵩学校作为教育基金。他的种种克己集公事迹和高尚的爱国爱乡爱民精神，深深激励着海内外同胞的心。1999年4月2日，漳浦县政协召集各界人士，举行纪念杨维廉先生座谈会，深切缅怀杨维廉先生光辉的一生，弘扬他的爱国精神，学习他的高尚品德。
  杨维廉先生的种种事迹，有口皆碑，但还没有关于杨先生的生平事迹的记述和缅怀文章汇集，县政协为弥补这一缺陷，特发起征集这类文字，加以汇集整理，在《漳浦文史资料》辟一专栏发表，以勉后人。望海内外同胞，时时怀念这位侨界楷模，把爱国爱乡爱民的精神发扬光大。
  在纪念杨维廉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杨安乐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座谈会，深切缅怀我县侨界的楷模，德高望重的已故爱国华侨，原福建省侨联委员、龙溪地区侨联常委、漳浦县政协第五届副主席、漳浦县侨联第四届主席、第六、七届名誉主席、漳浦县海外联谊会顾问、芗城区政协常委、芗城区侨联副主席、芗城区海外联谊会顾问、香港漳州同乡总会顾问、香港漳浦同乡会顾问杨维廉先生。
  杨维廉先生1908年出生于福建省漳浦县佛潭镇岱嵩村，1928年前往印尼谋生，1965年携眷回国定居漳州，晚年寓居香港，1999年1月17日因病在香港逝世，享年92岁。
  杨维廉先生一生爱国爱乡。早年他虽身居异邦、寄人篱下，但他胸怀祖国心系桑梓。当中华民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积极参加爱国社团和抗战活动。新中国诞生后，他向往社会主义祖国，毅然携眷回国，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在他担任政协和侨联领导职务期间，他积极参予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主动反映侨情民意，建言献策；他热心为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服务，认真协助政府及有关部门落实党的侨务政策。他积极鼓励海外乡亲同心协力，支持家乡建设，并以身作则，带动侨亲慷慨解囊，捐资兴办家乡的各项公益事业，为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尤其是对家乡的文化、教育、卫生、公共设施、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他十分关心归侨、侨眷的生产和生活，鼓励他们艰苦创业，勤劳致富，当他发现特困侨户时，总是乐善好施，为他们雪中送炭排忧解难，有时甚至自己借钱救济他人。在侨务工作中，他坚持“讲实话办实事讲信用”原则，赢得了海内外侨界的高度信赖和赞誉，受到全国、省、市各级侨务部门的表彰。平时，他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两袖清风，他是本届县侨联名誉主席，可是他乘坐侨联小车，住宿侨联旅社，使用侨联电话，租金、费用分文不减。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高风亮节，与歪风邪气势不两立，对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对自己的子女既关心又严格要求，从不考虑为子女积蓄钱财，而是教育子女要自尊自强为社会多作奉献，直至他老人家临终之前，还嘱托子女把他平时节俭下来的30万元港币捐献给故乡岱嵩学校作为教育基金，这种精神是何等可贵！杨维廉先生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身上有许多值得共产党员学习的东西，凡是与他交往过的人，无不被他的言行举止所感动，对他肃然起敬，他的每一席教诲，常使人难以忘怀，受益终身。
  杨维廉先生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在他的一生中，虽未曾有过惊天动地的业绩，但他一往情深的爱国爱乡精神，克己奉公、乐善好施的高尚人格，堪称至人和楷模。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一位优秀的政协工作者和侨务工作者，我们感到无比的痛惜。今天我们悼念缅怀他，一是寄托我们对他无限的哀思，二是要弘扬他的可贵精神和高尚品德。因此，我倡议：
  一、在全县政协、侨联委员中，广泛开展学习杨维廉先生事迹活动。杨维廉先生生前事迹平凡而伟大，真实而感人。全体委员要以他为榜样，把学习杨维廉先生先进事迹活动与当前正在开展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活动结合起来，自觉地给自己树立良好形象，做一个无愧于社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前人和后代的人。
  二、以学习杨维廉先生事迹为动力，做好本职工作。杨维廉先生在国内时期身兼数职，但他不图名和利，当官不像官，贴钱当公仆，无论是对待政协工作还是侨联工作，他都是那样专注，认真负贵、一丝不苟。全体委员纪念学习杨维廉先生尤其要学习他鞠躬尽瘁的敬业精神。要珍惜自己的岗位，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不遗余力做好本职各项工作，有一分光就要发一分热，切实履行职责，象杨维廉先生那样做一个合格的政协委员、侨联委员。
  终生为故园 临终献遗产
  ——记侨界楷模杨维廉先生
  蓝哲亮
  杨维廉先生于1908年出生于漳浦佛昙岱嵩村，1928年远涉重洋到印尼谋生，起初当店员，后来经营食杂店、布店与织布厂。1937年日军大举侵华，杨维廉先生义愤填膺，积极宣传抗战，倡导侨友抵制日货，并筹募资金，购买药品，支援祖国人民抗日。日本投降后，他在侨居地发起组织爱国社团，筹款创办小学、中学，保护侨友的合法权益。新中国成立，他欢欣鼓舞，满腔热忱地关心祖国的强大和家乡的发展。1954年他数次汇款回家乡捐建岱嵩小学。1959年他担任回国观光团团长，回国参加国庆十周年大典，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1988年他带动内弟以岳父的名义捐建漳浦马坪中心小学一座教学楼（照馨楼），同时将自己的两个孩子送回祖国读书，要他们大学毕业后留在祖国为建设四个现代化服务。1965年，杨先生将企业交给侄儿经营，自己与妻子回归祖国，定居漳州市区。那时他年已花甲，但仍壮志不已，精力充沛地投入侨务工作中去。1979年被推选为漳州市侨联会常委、漳浦县侨联会主席，1980年被选为漳浦县政协第五届副主席，后又被选为龙溪地区漳州市政协常委、芗城区侨联会副主席、漳浦县侨联会名誉主席、福建省侨联委员。他当官不象官，保持平民本色、公仆情怀，一不拿工资，二不拿补贴，三外出办公事乘客车还不报销旅差费，真正是不图名、不图利，贴钱当公仆，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他发动侨胞为县侨联、华侨医院等单位捐赠4辆丰田旅行车，自己私事从不坐公车，有次发现一位亲戚坐在公车上，即当面予以批评。1981年他夫妻金婚，漳浦县侨联会几位领导坐公车往漳州市区他家中祝贺，他认为这是私事，执意要付租车费。他热心为侨胞、侨眷服务，并发动侨胞为祖国建设和家乡公益事业做贡献。他妥善安排华侨的捐资，尽量发挥效益，按照捐款人的意愿监督施工，保质保量。凡他经办的项目，从未有追加捐款的要求，如果节省有余，便如数交还捐助人。有位侨胞说：“杨维廉先生是圣人，忠厚诚实靠得住，他办事我们一百个放心。捐款的事只要他开口，我们都照办！”
  杨先生生活朴素，平时粗茶淡饭，一钱掰成两钱花，但对兴办公益事业却慷慨解囊，倾其所有。1988年他的母亲陈网娘年届百岁，海内外五房子侄孙均打算好好庆贺一番。杨先生想，母亲一生勤俭，乐善好施，现在为她祝寿，与其大吃大喝，倒不如省下这笔钱为家乡办一件公益事业。他把这一打算遍告海内外亲人，得到全家赞同，共筹集资金6万元，在佛昙华侨医院内捐建一座妇产科大楼“网娘楼”。这座楼造型美观，坚固实用，建筑面积370平方米，有10间病房，为母亲献上一份珍贵的寿礼。1982年，他捐款3.3万元，为岱嵩村兴建保健站；1983年，他与弟侄带头捐献5万元港币，发动海外侨胞捐资兴建漳浦侨联大厦，使之成为联络接待“三胞”的重要窗口，同时，大大地改善了县侨联的办公条件。1988年，他分别捐款1.4万元给马坪中心小学、1.5万元给漳州华侨中学；1991年，捐助芗城华侨幼儿园港币5000元、发动海外亲人捐款15万元新建岱嵩小学教学楼12间教室，其中自己捐资5万元；1992年，他再捐资6.2万元，续建“网娘楼”第三层……他的突出贡献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1986年被评为全国侨联工作先进个人，1989年被评为福建省侨联工作积极分子，1990年被评为漳州市侨务为经济建设服务先进个人。
  杨维廉先生晚年旅居香港，仍对家乡一往情深，继续为寓港乡亲、为祖国、为故乡做好事，荣任香港漳州同乡总会顾问和香港漳浦同乡会顾问。1997年他自港返乡探亲，虽90高龄，仍认真到佛昙、马坪等地巡察侨胞捐建的项目。当他看到马坪溪上原由他内弟捐建的文良桥，由于年久失修已倾斜成为危桥，十分着急。当即与村民座谈，并请县交通局派员测量设计，所需要费用全部由他发动亲属捐助。临返港前，他反复交待，桥要建好，桥面加宽，要牢固，要建栏杆。并把自己身上仅有的2000元港币留下，说：“先买水泥！”到港后其余资金很快到位，文良桥很快便修建好。维廉先生在海外的亲人对家乡的公益事业也都很热心，如其胞弟维偃先生及夫人陈玉娘女士和玉娘女士的胞弟陈福荣先生于1997年捐资20万元为马坪后康村建“捷报桥”等。1999年1月17日，杨维廉先生因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在香港联合医院不幸逝世，享年92岁。1月31日，香港漳浦同乡会在港主持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家乡漳浦县委派专人前往参加。杨维廉先生在临终前仍念念不忘家乡的教育事业，嘱托将自己的全部积蓄30万元港币捐给岱嵩小学作奖学奖教基金。杨先生捐资教育事业已超过50万元，为了褒奖杨维廉先生的可贵精神，1999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捐资办学金质奖章。
  杨维廉先生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也是奉献的一生。他爱国爱乡，热心公益，克己奉公，乐善好施，深受海内外乡亲的敬佩和爱戴，不愧为侨界的楷模。杨维廉先生的逝世，使祖国失去一位杰出的侨务工作者，使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和归侨侨眷失去一位十分可敬的亲人，海内外各界人士和广大人民感到无比的痛惜。杨维廉先生爱国爱乡的精神永远激励着人们，他永远活在人们心里。
  爱国爱乡 风范永存
  ——缅怀我们敬爱的长辈杨维廉公
  杨维廉先生亲属
  大海呜咽，山河同悲。1999年元月17日（农历戊寅年十一月十九日），我们敬爱的长辈杨维廉公，走完他老人家92个春秋的人生历程，与世长辞了！
  “斯公乘鹤去，风范永长存。”维廉公虽然永离我们而去，但他作为我市我县著名的爱国侨领，有杰出贡献的老一辈归国华侨，永远是我们全家族的骄傲和典范，他老人家那爱国爱乡、克己奉公的精神风貌，那乐善好施、热心公益的高尚品德，那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宽广胸怀，将永远与我们全家族同在。他那倾尽毕生精力铸成的历久弥坚的爱心丰碑，将长久激励我们再接再厉、同心同德，为完成他老人家爱国爱乡的未竟之业而继续奋斗！
  1908年，维廉公出生于在漳浦县唯一有村落的海岛——佛昙镇岱嵩岛。那时我们家族尚处于创业的原始阶段，维廉公就是在比较艰苦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的。海浪的搏击、海风的熏陶，磨砺了他从小就凝铸的大海般坚韧品格和宽广脚怀。身处本世纪初那个国家积贫积弱、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维廉公从青年时候起就树立了报国救民的宏大抱负。他在厦门就读初中时，蓦然看到《民报》上刊登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要在黄埔创办陆军军官学校的招生广告，欣然雀跃，当即连夜赶回岱嵩岛筹备路费，雄心勃勃，准备前往广州报考黄埔军校第一期。但当路费向富有的村人告贷无着、从军报国的理想遭受沉重打击之后，他并没有消极气馁，而是默默地勤奋打工，并积累了一定的积蓄，于1928年坚定地飘洋过海到印尼谋生。起初当店员，后来经营食杂店、布店和织布厂。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作，他的这些实业很快具备一定的规模，获利颇丰。他发家致富后并没有忘记同样飘洋过海却生活无着的乡亲，经常资助他们，并帮助他们联系就业和商务，经他牵线搭桥而走上致富之路的乡亲不下20人次。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祖国同胞饱受蹂躏，维廉公缴于民族大义，积极响应陈嘉庚先生募捐抗日的号召，为在侨友中广泛宣传抗日、发动抵制日货、募集资金、购买药品支援祖国人民抗日而整日奔走呼吁、足迹遍及雅加达、万隆、棉兰等地。他在支援抗战的活动中，始终带头捐款捐物，因而变卖了当时在印尼的大部分家产。有人问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总是平静地回答说：“祖国人民遭到外敌侵凌，承受那么大的苦难，我捐了一点款物，算不了什么。”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维廉公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重点转向支援家乡的教育事业上。1954年他倡议、带头数次汇款捐建岱嵩小学，使该校由初等小学变成完全小学。1962年，他送回两位儿子到北京就读大学。
  维廉公所表现出来的如大海般汹涌澎湃的爱国爱乡热情，深受广大侨友的衷心赞誉和拥戴，同时也招致印尼反华势力将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当1965年印尼再度掀起反华排华浪潮时，维廉公就首当其冲。据他老人家自己回亿，当时要是晚一个小时转移回国，必将招致杀身之祸。当他碾转回到岱嵩老家时，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位风尘仆仆、两鬓斑白的年过花甲的老人，但他的面容是那样的慈祥，目光是那样的炯亮，精神是那样的饱满，态度是那样的和蔼，使我们家人在接触他时，既感到亲切宽慰，又没有隔膜和生疏之感。作为一位业有所成的归国老华侨，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一些气质，一直让我们感到十分欣佩：他每次从回国定居的漳州市区回到岱嵩老家，吃的总是粗茶淡饭，用的总是过时残物，甚至连旧背心的窟隆拧好后也继续穿上，而听说哪里需要捐款，就毫不犹豫地大把拿出千元万元捐出去。六、七十年代经济困难时期，他自己和我们家人1分钱都掰作2分钱用，而他在路上碰到衣衫蓝褛的村人，总是主动地掏出5元10元的人民币塞到他们的口袋里。他曾身为福建省侨联委员，龙溪地区（漳州市）侨联常委，漳浦县政协副主席兼侨联主席，当官又不象官，一不拿工资，二不拿补贴，甚至连外出办公事乘车也不报销旅差费。
  维廉公的懿行善举，同时也表现出他义无反顾、克己为人的高风亮节。记得1981年9月，我家邻居有一位高中毕业生平时学习成绩优良、很想复习报考大学，但家庭经济条件又极端困难，复习报考处于两难境地。维廉公得知这一情况之后，马上叫来青年询问详情，并掏出200元钱资助其参加复习报考，并假托这钱是其大姑从印尼寄存给他的一部分。那青年顺利考上大学时，维廉公再度假托其大姑的名义拿出400元资助其上学。在谈到此事时他曾深有感触地说：“我年轻时没有路费报考黄埔军校，深知没钱读书的苦衷，现在我拿出一点钱帮助穷孩子读书，是应该做的事。我从培养人才、奉献社会中得到安慰和乐趣。”感人的善举，质朴的话语，道出了他老人家乐善好施、热心助人的心声。从此，我们更加充分而深刻地理解到：他老人家长期以来慷慨解囊、乐于奉献，就是他早年黄埔从军报国梦的延续和补偿，他老人家心中始终凝聚着报国为民、奉献社会的崇高理想啊！
  有了充分而深刻的理解，就有了真诚而坚定的支持。每当维廉公要出资赞助某一项教育或公益事业时，我们全家族的人都毫不例外举双手赞成，并给予积极的响应。1988年正值他的母亲，我们的祖母、曾祖母陈网娘年届百岁，我们海内外5房子侄孙准备好好庆祝一番。他想，母亲一生勤俭，乐善好施，现在为她祝寿，与其大吃大喝，不如省下一笔钱好好为家乡办一件有意义的公益事业。他把这一打算遍告我们海内外亲人，立即得到全家族一致赞同，共筹集6万元，在佛昙医院内捐建一座妇产科大楼“网娘楼”。这座楼建筑面积370平方米，有10间产房，造型美观，坚固实用，为他的母亲、我们的祖母、曾祖母献上了一份珍贵的百岁寿礼。1992年，他得知“网娘楼”不够使用，又个人捐资6.2万元，续建了第三层。又如1989年，鉴于岱嵩小学原校址残破不堪，维廉公倡议推倒重建，他自己先出资5万元，在他的带动下，我们子侄辈也很快筹集10万元，共建成三层教学楼，共有教室12间，大大缓解了渔岛教室缺欠的紧张情况。
  维廉先生一生勤奋拼搏、生活俭朴，他所钟情、所捐献的多项社会公益事业、成为我们全家对他纪念、向他学习的最有意义的载体。他的捐献不仅涉及教育领域，而且涉及生产、卫生等领域。他在60年代初就为岱嵩岛带来了首批尼龙渔网具，使渔岛渔业产量比原来提高3倍以上；1982年他捐款3.3万元，兴建岱嵩村保健站；1983年他与我们子侄辈一起带头捐出5万元港币，发动海内外侨胞捐建漳浦侨联大厦，使之成为联系接待“三胞”的重要窗口。同时他心胸开阔，捐助公益不受地域限制。他曾出资捐助修建马坪的文良桥；1988年分别捐款1.4万元和1.5万元给马坪中心小学和漳州华侨中学。他晚年虽然旅居香港，但仍对家乡一往情深，在临终前仍念念不忘家乡的教育事业，嘱托将自己的全部积蓄30万元港币捐给岱嵩故乡作为奖学奖教基金。
  维廉公不仅用他那报国之志、爱乡之心铸就了一座座奉献的丰碑，而且还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地教育我们家人如何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记得在60年代渔区整顿、是非颠倒的时期，有一次他老人家长途跋涉回到渔乡要看望兄长，不料只因他是归国华侨，就被人责令迅速离乡。当时他强忍着有家难回、有亲难认的痛苦心情，不得不连夜步行涉水离开渔乡。事后他多次叮嘱并教导我们要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不要对此耿耿于怀。他年过花甲，看到家乡村道凹凸不平、泥泞不堪，回乡出资铺石造路，却受到个别村民指名道姓的辱骂。当时他始终没有还口，我们下一辈实在忍无可忍，准备与之计较，讨个公道，可他老人家一再劝止说：“我们要宽容人家，不久那人会知错的，现在不用计较。”长期以来，我们家族内外子孙在为人处事方面均能做到爱人如己、恕人之过，并得到社会的普遍肯定和称赞，这都与他老人家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分不开。
  “落红岂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如今，维廉公已经与我们溘然长辞了！这个巨大的损失将永远无法挽回。但是，我们可以告慰他老人家在天之灵的是：在祖国大地改革开放、文明建设的万紫千红的春天里，他老人家倾尽毕生精力、慷慨浇灌的爱国爱乡之花，在党和人民政府的精心保护下，正姹紫嫣红，芬芳怒放。维廉公虽然永离我们而去了，但他那克己奉公、热心公益的崇高精神风范，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全家族去继续创业、爱国、爱乡！
  怀念我的父亲
  〔香港〕杨达华
  我父亲杨维廉的一生，是爱国爱乡的一生。他无论是在青年时代还是老年，无论是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也无论是身居海外还是回归祖国，始终是考虑国家和家乡的事多于考虑个人的事。特别是为提高和改善家乡的教育卫生等公益事业上，除了尽自己的能力作出无私的捐献外，还积极主动联系海外亲友一起为建设祖国添砖加瓦，而且不辞劳苦，身体力行的去执行有关的事项，并付之实现。
  我父亲的一生，是品德高尚、心地善良的一生。他热衷于侨务工作和家乡的公益事业，几年来，党和人民政府肯定了他的工作表现，给予很多荣誉和职位。但他始终保持谦虚廉洁的作风，从来没有利用职务上的方便为自己和子女图私谋利，我觉得我父亲的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我父亲不仅关心国家大事，在家里也关心自己子女的成长，他谆谆教导和严格要求我们兄弟姐妹要努力学习，在他的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下，我们兄弟姐妹获益良多。我父亲的逝世，使我们兄弟姐妹失去了一个严父良师而感到悲痛，我们永远怀念我们的父亲！
  漳浦县城的自来水建设
  杨锦章
  漳浦建县已有千年历史，县城有史以来，打井取水饮用。漳浦县城井水矿化度较高，铁和猛金属含量都超过生活饮水标准。随着人口的增加，越来越多的生活废水渗入地下，井水已不堪饮用。1984年10月，县城自来水工程的建成，解决了饮水和用水问题。
  时至今日，漳浦县自来水公司迎来了十五岁生日，此时，我们为漳浦县供水事业的蓬勃发展而鼓舞，它为漳浦经济的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回顾这十五年来，它历经风雨艰辛的创业和发展的历程。
  漳浦县自来水公司，是全省县城镇供自来水的最后一个。1982年6月，县政府以（82）浦政综字第171号文批准成立漳浦自来水厂。上级拨款5万元，因种种原因，其他各项工作未开动。1984年县政府以浦政（84）基字第108号文报省建委〈省城乡建设环保厅〉。省建委以闽城建（84）35号文批复，同意建设漳浦县自来水厂，规模为5000吨/日，罐头厂供水2500吨/日，城区生产、生活供水2500吨/日。近期利用漳浦罐头厂的水厂的生产设施，工程投资主要用于城区供水管网和净水厂必要的配套设施等，资金控制在50万元以内，省补助30万元，余额由地方自筹解决。就这样，漳浦县自来水公司的筹备建设工作于1984年5月展开，林火球同志任公司经理。1984年5月20日，据浦政（84）财字第125号文通知，明确把漳浦罐头厂水区部分土地、设备、人员（11人）划归漳浦县自来水公司管理，其固定资产作价50万元，由自来水公司为其归还建设贷款及利息，形成全省第一个用贷款建设的水厂。原罐头厂水厂的生产设施有一级泵站一座，生产能力5000吨/日；二级泵站一座，生产能力2500吨/日；240盹/小时无阀滤池三座，清水池二座，蓄水能力分别为1000吨和5000吨。铸铁浑水输水管一条，长1500米。原水厂的改造设计，得到漳州市自来水公司的大力支持，委派副经理罗韦庆（工程师）来设计，增设日产5000吨的折板反应斜管沉淀池一座，辅设城区输配水管口径为DN100～250的管道5000米。1984年10月1日正式向城区居民和工厂供水，从此，绥安镇居民饮上自来水。完成一期工程建设，投资约75万元。到1989年底发展用水户4000户。一期工程仅解决了旧城区西街、北街、南街、东街等区居民和机关事业单位、工厂等用水，地处车站以北高区地带居民还饮不上自来水。为解决这一带居民饮水难的问题，于1989年筹划二期供水工程（高区供水工程）建设，二期工程在虎山（吼仔山）顶建容积为600立方米的给高位水池一座，铺设管径为250毫米输水干管1200米，输配水干管DN100～250的铸铁管2700米，增加水厂生产能力3000吨/日，使水厂规模达到8000吨/日，工程建设投资约140万元。二期工程于1990年建成投入使用，使县城北区，车站以北后寮池、武装部、边防大队、绥安中学等地带居民用上自来水，县城供水面积达到75％，供水普及率达到60％。二期工程的建成，为我县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为绥安工业区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迅速发展，绥安工业区逐步扩大，旧城改造，高层建筑逐步增多，城区规划建设范围逐步扩大，自来水供需矛盾日益尖锐，原日供水8000吨的水厂远远不能满足要求，制约着我县经济的发展。为加快我县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服务，改善投资环境，1992年初，县委、县政府决定利用外资，兴建日供水5万吨的自来水厂，于1992年5月4日成立漳浦县第二自来水厂筹建领导小组，县长康天厚任组长，副县长杨安乐、计委主任陈乌金任副组长，成员有陈玉宝、李堂镜、黄木天、黄以立、杨清河、朱志平、杨锦章。就这样全面展开了二水厂筹建工作，工程项目委托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设计。漳浦二水厂利用外国政府贷款建设项目，得到国家外经贸部、建设部，省计委、建委、外经委，漳州市及本县各部门的大力支持。1993年元月30日，省计委，外经委以闽计外（93）035号文批复，同意漳浦县利用法国政府贷款，建设漳浦县第二水厂，省建委以（93）056号文批准，漳浦县第二水厂给水工程初步设计，建设规模为10万吨/日，总投资控制为1.097亿元人民币，分二期实施，一期工程5万吨/日，计划投资8695万元。利用法国政府混合贷款建设二水厂这一项目能得到上级批准，我县在国家外经贸部工作的陈孔明副司长帮助做了大量工作，为家乡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1993年12月20日，县成立漳浦县第二水厂工程建设指挥部，县长康天厚任指挥，副县长杨安乐，建委副主任曾冼宇、自来水公司经理等任副指挥。工程施工通过投标，由闽江工程局承建。1993年12月20日，二水厂取水头部泵房、集水井工程正式开工，打出了二水厂工程建设头一炮。1994年2月，完成取水头部水工部分工程建设。1990年5月1日举行厂区主体工程奠基典礼，但由于资金不能及时到位等原因，1994年6月至95年12月，工程建设处于停滞状态。1996年1月，县委县政府重新调整二水厂建设指挥部领导班子，县长洪德庆任指挥；副县长陈黎明、建委副主任朱志平任副指挥，二水厂建设贷款也得到落实，建设得以全面展开。经指挥部全体干部、职工和施工单位闽江工程局干部、职工的全力奋战，1997年3月，二水厂的土建工程、设备及管道安装全部竣工，投入试运行。5月1日举行二水厂通水典礼，一个日产5万吨，全自动化的自来水厂在漳浦县绥安工业区诞生了。现辅设ON100以上输水干管35公里供水面积7.0平方公里，县城供水普及率达70％。
  二水厂建设，从其筹备到建成通水，历时5年整。总投资共8500万元人民币，其中法国政府贷款2900万法朗，国内各家银行贷款合计2800万元人民币，国家拨补助款125万元，县财政拨款52万元，现尚欠部分工程款。
  随着二水厂建成通水，为了加强我县自来水的经营管理，发挥最大的效益，县政府于1997年11月18日批复，成立漳浦县自来水总公司，建设局副局长朱志平任总公司经理。在总公司新的领导班子的领导下，自来水正以水量足、水质好、水压高、优质服务的新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为我县国民经济的发展，为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应有的贡献。
  漳浦电力建设与管理
  陈章兴
  一、火力发电
  1927年（民国16年）以前，漳浦县还没有电灯，广大城镇、农村都用煤油或花生油点灯，偏僻的山村祖祖辈辈用“松柏明”或“竹篾”照明。1928年初，商人刘丙丁、陈建和等投资6000元，在县城办“利民电灯米绞股份有限公司”，安装德国制24马力发电机，次年6月投产，白天碾米，晚间照明。抗战爆发的次年（1938年）5月，厦门被日军占领，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下令沿海机器内迁，利民的发电机迁往龙岩，于1942年，售给南平建华火柴厂。1942年，国民党三青团漳浦县分团，在县城办“青年电厂”，安装1台7马力柴油机，配5千瓦直流发电机，因电压低、用户少，经营不到一年即倒闭。抗战以前，旧镇“振成米绞”也结合晚间发电照明，灯泡是呈“U”形，灯光暗，居民称“牛膀胱”。抗战时没有内迁的漳浦电动机械仅县城官绅合资的“集昌米绞”以“承碾公学粮”而保留下来。抗日战争胜利后，商人柯元黄于1946年在城关南水门接办“集昌米绞”，改名“泰隆米绞”（翌年易名民友米厂），以1台日本制7马力柴油机配7千瓦发电机，夜晚照明，但最大负荷仅5千瓦。
  1950年，漳浦县人民政府接管“民友米厂”。1952年即在县城南大街建“漳浦电厂”，安装1台单缸50马力配24千瓦柴油机。1953年在旧镇海边关帝庙建电厂，安装1台英国制8马力木炭机配3千瓦发电机（1954年更换为20马力木炭机配10千瓦发电机）。1954年漳浦电厂增装1台上海制150马力柴油机配64千瓦发电机。为解决城镇照明用电，1957年10月在杜浔安装1台60马力船用柴油机配40千瓦发电机；1958年在官浔、赤湖分别各安装1台5千瓦发电机。1959年，漳浦电厂增装1台60马力柴油机配30千瓦发电机和1台120马力木炭机配60千瓦发电机；1961年再增装1台225马力柴油机配120千瓦发电机组，大大提高了照明供电能力。为改变漳浦县城街道不平、电灯不明的现状，1971年由漳州架设1条35千伏输电线路进漳浦（漳浦电厂柴油发电机组作为备用）。
  1982年初，鹿溪糖厂兴建，同时自备火力发电厂，总投资3750.8万元，安装1台60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配套2台35吨锅炉和容量1×1600千伏安变压器，于1984年1月投产，燃料以蔗渣为主，煤为补充，承担每年12月初至次年4月底榨季发电任务。机组发电负荷在4000千瓦至5500千瓦之间，年发电量1400万千瓦时，剩余电量输送县电网。1990年初，为确保安全运行和增加上网电量，增装容量1×1600千伏安变压器，使年上网电量增至100万千瓦时左右。
  至1998年末，全县还有结合灌溉抽水、农副加工的小火电站52处，装机容量53台1356千瓦。
  二、水力发电
  水力发电是在河流、水库或沿海适当地方，利用水力资源产生电能，不用燃料、不污染环境，能源因降水而不断补充，具有运行成本较低、机电设备较简、操作调节灵活等优点，还可结合灌溉、航运等水利事业进行综合利用。水电是一种再生性能源，是国家整个能源的一个组成部分。
  漳浦县有石屏山、梁山、灶山等山脉，最高海拔1005米；境内河流网布，鹿溪、南溪、浯江溪、赤湖溪、佛昙溪和杜浔溪，贯穿全境。全县水能理论蕴藏量3.69万千瓦，可开发水力资源3.18万千瓦。
  1959年，石榴蒲野兴建全县第一座村办水电站，装机容量1×2.5千瓦，供村民照明和广播用电。1959年冬，国家投资26万元，利用后井水库（总库容2085万立方米）渠道落差20米，安装1×115千瓦发电机组，架设1条后井至城关的10千伏线路，结合灌溉，引用流量0.6立方米/秒发电，于1963年4月建成全县第一座县办水电站。1966年“文化大革命”后，水电建设曾一度延缓。
  加快水电建设，关系到农业、水利、能源三个经济发展战略重点。1969年，水电部在福建永春召开南方小水电会议。在会议精神推动下，1969年11月投资30万元，兴建朝阳渠一级水电站，装机容量2×125千瓦，于1973年3月与漳厦电网联网；1979年5月投资50万元，建成装机容量3×125千瓦朝阳渠二级水电站。接着，先后在梁山水库同流域兴建四级水电站：1973年7月投资172.9万元，利用梁山水库渠道落差195米（压力钢管长500米，直径0.6米，流量0.9立方米/秒），装机容量3×400千瓦，建成梁山二级水电站，1974年1月并入草埔变电站联网运行；1978年1月投资37万元，在上游水晶场水库兴建梁山一级水电站，利用高干渠放水入梁山水库，落差100米，装机容量2×200千瓦，1979年5月并入二级水电站升压联网投运；为一水多用，1980年8月投资15.9万元，兴建梁山（盘陀）三级水电站（装机容量2×100千瓦）；最后于1990年5月投资28万元，建成梁山坝后电站（装机容量1×100千瓦）。
  接梁山二级水电站后，1975年1月，总投资316.6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10万元），在石榴象牙兴建迳流式内湖水电站，先在上游浦口（平和县五寨）筑滚水石坝（坝高5.5米，长45米，控制流域面积65平方公里，多年平均来水量7420万立方米），建引水石渠（长3.9公里），利用落差116米（压力钢管长351米，直径0.85米，流量2.5立方米/秒），装机容量2×800千瓦，接梁山线路联入草埔变电站，于1978年1月投产。1985年度，继全国先进电站一一梁山二级水电站后，内湖水电站也进入全国先进电站行列，荣获全省水电站管理红旗单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三自”（自建、自管、自用）方针和“以电养电”政策推动下，调整小水电电价，电力利润收入列县财政预算资金，用于小水电滚动发展，充分调动了地方办电的积极性。至1990年末，10年来全县投入资金1576万元（其中国家补助574万元、以电养电375万元、贷款364万元、群众自筹263万元），新建水电站装机容量30台4821千瓦，其中：1981年8月投资30.2万元，建成眉力坝后电站（装机容量2×125千瓦）；同年10月投资50万元，建成祖妈林坝后电站（装机容量2×250千瓦）；1982年1月投资58.5万元，建成杨美坝后电站（装机容量2×250千瓦）；同年10月投资20万元，建成后井坝后电站（装机容量1×160千瓦）、1985年11月总投资34万元，建成石过陂坝后电站（装机容量1×125千瓦）和石过陂渠道电站（装机容量2×75千瓦）同期联网运行。
  此外，接赤岭畲族乡下芬水电站（投资11.3万元，装机容量1×100千瓦，1977年11月投产）后，先后兴建一批乡、镇、场和村办的单机100千瓦以上水电站：南浦大坪村大坪水电站（投资12万元，装机容量1×100千瓦，1979年11月投产）、赤土苦竹水电站（投资35.3万元，装机容量2×125千瓦，1980年3月投产）、深土山尾村山美水电站（投资17.2万元，装机容量1×125千瓦，1980年4月投产）、赤湖四君水电站（投资38.5万元，装机容量3×125千瓦，1980年6月投产）、湖西（畲族乡）赤丰水电站（投资12万元，装机容量1×100千瓦，1980年7月投产）、赤土溪东村溪东水电站（投资11万元，装机容量1×125千瓦，1981年5月投产）、南山华侨茶果场南山水电站（投资15万元，装机容量1×100千瓦，1982年5月投产）、沙西涂楼村涂楼水电站（投资22万元，装机容量1×200千瓦，1983年1月投产）、朝阳三级水电站（甘棠村办，投资21万元，装机容量1×75千瓦，1984年建成，1988年4月26日联网）。
  1990年以来，贯彻“谁投资、谁用电、谁得利”的政策，实行“基数电量新价”，进一步鼓励群众集资办电。1990年9月下旬，为解决对台贸易停靠站、对台开放工业卫星镇和漳州市对台农业经济技术合作重点区域的旧镇镇缺电问题，投资151万元，在旧镇（苑上）兴建35千伏微机控制岛松变电站，1992年12月3日投运（1996年10月投资5万元进行改设，装机容量1×750千瓦）。1992年11月15日，后井水库管理处多渠道集资60万元，利用水库年剩余水量（平均1000万立方米），在右干渠0.8公里处兴建迳流式水电站。1991年7月1日，省计委批复澎水水电站设计任务书，同意立项（1985年省水电厅曾审批澎水水电站初步设计，同年修建部分通往水库工地公路，后因经费等原因而停建），第一期工程需要资金1618万元（其中自筹1268万元），不足部分由县电力公司发行债券，县财政部门为连带经济责任单位，县工商银行为代理发行单位，公开发行澎水水电站债券300万元（期限1年），利率比同档次银行储蓄存款上浮20％。1992年3月1日动工兴建澎水水库，控制流域面积12.8平方公里，建土坝高37.4米，总库容1020万立方米（发电调节库容728万立方米）。电站压力隧洞长1822.5米（洞径2米），压力钢管长1266米（管径0.96米），平均水头446米（最高456米），流量1.73立方米/秒，装机容量2×3200千瓦，1993年11月30日投运，平均年发电量1408万千瓦时。接着，投入资金773万元，兴建澎水水电站二期引水工程，凿通一、二、三号隧洞总长2.6公里，开挖引水渠道长1.2公里，1998年初完工，年引水量675万立方米，年增加发电量670万千瓦时。发电余水结合解决攀龙、崎溪、石榴、长兴、温斗、下车等村农田面积1.5万亩灌溉用水。
  1993年冬至1994年秋，这是水电建设装机容量最多的一年，年度投资2171万元，除建成澎水水电站外，还新建金刚山、水美、梳妆岩、杨美等水电站，装机容量共7575千瓦（6台），占1992年末总装机容量8211千瓦（63台）的92.3％，新架设高、低压线路长42公里，年增加发电量1749.8万千瓦时，一年胜过二十年。1994年2月建成金刚山水电站，水库有效库容89.13万立方米，水头395米，流量0.14立方米/秒，装机容量1×400千瓦，年发电量121.8万千瓦时；1994年4月，赤土乡农民林国章等15人股份集资90万元，建成水美水电站，水库有效库容23万立方米，水头72米，流量0.4立方米/秒，装机容量1×200千瓦，年发电量75万千瓦时；1994年5月建成梳妆岩水电站，水库有效库容12万立方米，水头48米，流量0.17立方米/秒，装机容量1×75千瓦，年发电量15万千瓦时；1993年10月18日动工的杨美渠道水电站，股份集资150万元（其中水库管理处50万元、个人集资100万元），利用杨美水库蓄水量3800万立方米和渠道落差32米，结合灌溉引水流量2.2立方米/秒，装机容量1×500千瓦，于1994年11月并网投产，年发电量130万千瓦时。此外，首次引用台资，在中西林场内窟村兴建内过溪水电站，投资210万元（其中台资70万元、股份集资140万元），利用水头40米，流量1.8立方米/秒，装机容量2×200千瓦，于1995年10月11日并网投产，年发电量160万千瓦时。
  至1998年末，全县水电站星罗棋布，拥有水电站59座，装机容量75台1.65千瓦（其中县办水电站14座，装机容量27台1.31万千瓦），占可开发水力资源51.9％，正常年发电量6385万千瓦时，装机容量和年发电量，分别比1990年末增长107.9％和134.1％。
  三、地方电网
  地方电网是电力系统的一部份，包括变电站和各种不同电压的线路，用以变换电压，输送和分配电能，将电能送到用户。联网是电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提高水电经济效益和供电质量的一项有效措施。漳浦县地方电网从无到有，从分散水电站单向送电，到分片组网，再与省网相联，输电电压由低到高，覆盖面由小到大，逐步形成统一调度、分级管理、互补余缺的供电网络。
  漳浦县于1971年2月动工架设漳州东屿变电站至漳浦草埔变电站35千伏线路长50.3公里，并建成草埔变电站，主变1×1800千伏安（1979年更换为1×3150千伏安），有4条10千伏出线通往城关、石古、旧镇等地，1971年12日试送电一次成功，1972年2月投运联入漳厦电网。1977年改从桥南变电站出线至草埔变电站长42.3公里，属漳浦县电力公司产权和管理。
  1974年1月，梁山二级水电站电力输出配套工程35千伏梁（山）草（埔）线投运，通过草埔变电站联入县电网。1978年1月内湖水电站投产，其电力输出配套工程35千伏线路T接梁草线，临时联入县电网投运。1980年4月，在杜浔建成35千伏路打变电站，主变1×2000＋1×2500千伏安，同年8月架设草埔变电站通往路打变电站35千伏线路长27公里，向沿海一带扩展供电。1981年10月投资96.8万元，在佛昙建成35千伏庵山变电站，主变1×1000＋2500千伏安，联接草埔变电站的35千伏线路长28.9公里，于1982年6月1日同步投运。同年底，新建县电网中心一一城关变电站，主变1×4000＋1×2000千伏安，并相应架设35千伏线路长5公里，与草埔变电站联接。1983年1月，对原内湖水电站和梁山二级水电站至草埔变电站的35千伏梁山线解列断开，分别改建进入城关变电站，更名为城内线（长14.6公里）和城梁线（长15.3公里）。1983年2月建成东升（长桥）变电站（主变1×1000千伏安）的东升支线长2公里。1984年1月建成35千伏深土变电站，主变1×1800＋1×2500千伏安，架设从草埔变电站至深土变电站的草深线长17公里，供给深土、竹屿、六鳌、赤湖等地用电。1984年8月架设城关通往县合成氨厂35千伏城合线长2.2公里，向县合成氨厂送电。以县为单位的35千伏主网架基本形成。
  1986年经省水电厅批准，总投资530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50万元），于1988年10月14日新建110千伏长脚营变电站，主变1×31500千伏安（1995年10月投资253.6万元，主变扩容31500千伏安，达到设计容量2×31500千伏安），即从漳州东屿变电站至云霄常山变电站110千伏漳云线开断，新架设1条长2.2公里线路进出长脚营变电站，为漳浦县第1条110千伏电压等级的线路，取代35千伏与省电网联络，初步缓解了输电受制约的局面。与此同时，相应调整和完善原35千伏网络布局，将原草埔变电站至路打变电站线路，改从长脚营110千伏变电站出线长20.4公里的长路线，并架设从长脚营110千伏变电站至草埔35千伏变电站长1.8公里的长草线，2条同期于1988年10月投运。1989年将东升支线T接于甫（打）草（埔）线处断开解列，电源改从草埔变电站供给。1990年10月，将原草埔变电站至城关变电站的线路，改接于长脚营变电站，总长10公里，称长城线；同年12月架设长脚营变电站至岛松变电站长6.5公里，称长岛线。1993年11月投资134万元，架设城关变电站至澎水水电站线路长9公里；1994年4月投资78万元架设长脚营变电站至城关变电站线路长8公里；1994年8月总投资93.6万元，建成腊山变电站，主变1×1000千伏安；1995年1月总投资92.9万元，建成湖西变电站，主变1×1000千伏安；同年12月总投资165万元，建成霞美变电站，主变1×2000千伏安：1996年12月总投资350万元，兴建前亭变电站，主变1×2500千伏安（1999年2月1日并网）。此外，投资120万元，解决东平、龟仔山、后洞、车本等最后8个无电村用电问题。至1996年12月25日，全县20个乡镇、11个农林茶盐场下辖的287个村和77个作业区全部通电。
  农村初级电气化是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发展必经的历史阶段。1996年6月25日，由省人民政府上报水利部，经国务院批准，漳浦县被列入全国第三批建设农村初级电气化县规划。为实施建设计划，1997年12月26日在绥安工业开发区动工新建枕头山110千伏变电站，第一期工程投资1744万元（其中贷款1200万元），安装主变1×31500千伏安，同时进行电网调度自动化的升级改造（设备采用较先进的东方一2000E系统），于1998年12月30日试送电一次成功投运。长脚营与枕头山2座110千伏变电站，向各35千伏变电站和骨干水电站辐射，形成较强的合理性、稳定性和可靠性的整体电网。经过努力实施，发、供、用电等各项综合指标，提前于1998年9月15日达到国家标准，由省人民政府委托省水电厅、计委、经贸委、建委配合市有关部门组成验收委员会，经现场检查，通过验收，水利部水电及农村电气化司特发电贺。
  至1998年末，县地方电力形成网络，拥有110千伏变电站2座、35千伏变电站11座，主变容量共17.7万千伏安（其中110千伏3台9.45万千伏安）；电网拥有高压线路长1010.6公里（其中110千伏长13.2公里、35千伏长188.8公里、10千伏长808.6公里）和低压线路长1633公里；拥有供电变压器11.05万千伏安和配电变压器8.5万千伏安。
  四、电力管理
  有了电，必须管理。建国初期，电力管理比较简单，一般仅开机发电、计盏或抄表收费。随着电力生产的发展和发供电量的不断增加，电力管理从简单粗放到系统严密、从落后到先进，不断完善提高。
  1952年建立漳浦电厂，管理发、供电，由县工业部门主管。1958年7月改由县水利电力部门主管；1961年初又归县工交口领导。60年代后期，漳浦电厂改为漳浦县供电所。1980年12月成立漳浦县电力公司，负责县电网统一调度、运行管理，是以供电为主的国有中型企业，下设城关、旧镇、杜浔、深土、佛昙、长桥、赤湖等7个供电所，并设立电力发展有限公司，使地方电力直接进入市场。至1998年末，固定资产5200多万元，有员工486名。
  从1985年开始，县电力公司实行经理（厂长）负责制，制订推行《千次操作无差错八条规定》和《百日安全无事故奖惩办法》，每年定期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进入90年代，围绕“安全、经济、满发、少损、多供”，加强设备、电网技术改造和安全管理工作。县电网调度采用8对带远动的JZ—6F载波机、3对有线电话通讯形式，满足日常调度通讯的需要。1992年投资120万元，建立调度自动化管理系统，对网内变电站和骨干水电站进行实时监视，采集了电流、电压、有功、无功等数据，使县电网调度管理进入了高科技的行列。
  农村用电管理是一个薄弱环节，出现“四多”（特殊户多、偷电户多、漏电损耗多和电工收入多）的现象，电价过高，加重农民负担。1987年10月12日，我曾以“漳浦农村电费为何这样高”为题，在《福建日报》上发表读者来信。1990年3月31日，县人大常委会就农村电价失控问题，以浦人大字（90）第003号文件，将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的决定，提请县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县委、县政府即采取措施整顿农村电价，实行最高限价，减轻农民电费负担。1990年11月20日至21日，漳州市水电局在漳浦县召开农村用电管理现场会议，推广漳浦的经验。1991年3月6日，我本人也被县委、县政府评为1990年农村用电管理先进工作者。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县电网管理工作曾存在行业不正之风。1993年7月10日，中共漳浦县委员会下发浦委（1993）16号文件，成立纠风工作组，进驻县电力公司，协助支持县水电局党总支部、电力公司党支部全面整顿电力行业不正之风。当时，我被抽调参加该工作组学习教育小组。通过2个月纠风后，调整县电力公司领导班子，认真贯彻执行《电力法》、《供电职工服务守则》等法规，结合实际，制订《为电清廉、优质服务13条规定》、《八要八不要服务守则》和《电表校检》、《电费管理》等规章制度。全体员工坚守岗位，争创一流服务，保证正常供电，出现故障及时检修复电。为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公司还设置“三资”服务队，实行专线、专柜、专职和定人、定点、定时的服务。公司所属城关供电所，1991年以来应用“微机电费管理系统”，及时、准确计算用电量和电费，深受用户欢迎。为进一步提高供电质量、可靠性和自动化程度，1993年投入资金183万元，更新改造各乡镇、场35千伏和10千伏线路长50多公里，增加公用配变容量0.32万千伏安，使1994年供电量首次突破1亿度大关，居全市第二位。1995年，县电力公司先后被省水电厅评为“地方电网改造”先进单位。城关供电所1997年把“人民电业为人民”作为市示范窗口单位的宗旨，开展“创文明行业，建满意窗口”活动，被漳州市人民政府授予1996～1997年度“文明单位”和“创文明行业，建满意窗口”先进试点单位。
  1998年全县售电量1.38亿千瓦时（供电量1.5亿千瓦时），比增4％；网损率8％，比降2.5％；户通电率达99.6％。广大用户添置电风扇、电饭煲、收录机、电视机。至1998年末，全县电视覆盖率达94.2％。每当夜幕降临，男女老少围在荧光屏前收看精彩的电视节目，活跃了城乡文化生活，促进两个精神文明建设。县电力公司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大幅度提高。1998年销售收入7559万元，比增9.6％；实现利润438.8万元，比增12％：上缴税金565万元，比增18.5％。企业利税首次突破1千万元大关。1996年～1998年，县电力公司连续被省财政厅、国税地税局企业评价中心评为全省利税300强企业之一。
  1999年上半年，根据国务院国发〔1999〕2号文件精神和《福建省加快农村电力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农村电力管理的实施意见》的规定，5月25日，漳州市人民政府召开全市农村电力体制改革和农村电网改造工作会议。6月14日，县人民政府成立以县长钟禄贵为组长的农电管理交接工作领导小组，委托省电力工业局对县电力公司实施代管，在县会议中心举行交接签字仪式，与省电力工业局（今后将改制成省电力公司）签订协议，成为全市首家县级供电企业完成代管交接工作。按省人民政府规定，在2001年前实行股份制改造，县人民政府将会同省电力公司负责对原县电力公司机构或合并或联营，组成县电力公司，仍为独立经济实体，政企分开，职能转变。通过参股入股的形式逐步改组为县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或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由省电力公司直接管理，在“五不变”（企业性质、财税体制、资产隶属关系、电力趸售关系、人员工资来源）的前提下，对县电力公司实行“两控制”（控制人员、控制工资总额）和“四加强”（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加强经营管理、加强行风建设、加强队伍建设）。
  漳浦的农业与肥料
  阮沂泗
  解放前，我国化肥工业很落后，大部分靠进口。我县农业生产，主要靠施有机肥保持地力，较少施用化肥。当时农民称化肥为“洋肥”或“肥田粉”，实际上是硫酸铵、氯化铵之类的氮肥。漳浦县大量施用化肥是解放后的事。
  解放后，党和政府更重视农业生产，把农业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并制定“农业发展纲要”、“农业八字宪法”等等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保证农业生产的发展。漳浦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以主人翁的精神，进行兴修水利、保持水土、增加肥料、改进施肥方法、改良土壤、改进耕作方法、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等等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尤其在施肥方面，粮食产量随施肥量的增加而提高。粮食单产在七十年代以前以至七十年代中期，每亩在195～200公斤左右徘徊，变幅不大。其原因与施肥量少有密切关系，如1975以前每亩施肥量均在14.1公斤以下。而八十年代以后，施肥量大幅度增加，粮食单产也相应提高，如1985年每亩施肥量达61.9公斤，粮食单产达322.7公斤，单产比1975年198.3公斤增加124.4公斤，到1995年每亩施肥量达197.6公斤，粮食单产提高到445.0公斤，每亩又比1985年增产122.3公斤，可见肥料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有一句农谚说得好：“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
  一、用肥种类的变化
  解放50年来，我县化肥的施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有机肥与氮肥配合施用阶段。1960年以前漳浦化肥用量极少，主要靠施有机肥来保持土壤肥力和提高产量。查有关资料，1957年以前，全县没有磷肥和钾肥的统计数据，只有氮肥的记录，1957年全县仅用氮肥2751吨。说明当时磷、钾化肥货源少，所以在施肥上用有机肥和氮肥配合。
  第二阶段，是有机肥和氮磷肥配合阶段。
  我县一些山垅田、锈水田、烂泥田早季均出现严重“坐苗”现象，一些农户利用牲畜骨头烧成灰，拌泥浆沾秧根，插秧后，返青快，不“坐苗”，这说明“坐苗”是土壤缺磷引起的症状。但牲畜骨头来源有限，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而且“沾秧根”只能促使秧苗生长，而不能维持作物后期所需的磷肥供给。随着氮肥用量的增加，土壤缺磷已成为限制农作物进一步增产的因素，在农业科技人员指导下，农民懂得增施磷肥是获得增产的条件之一，而且国营工商业也注意为农民提供磷肥。1965年全县共用化肥11838吨，其中磷肥占5440吨。
  第三阶段，是有机肥和氮磷钾三要素配合阶段。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由于调整作物布局，推广良种，特别是推广杂交水稻以及复种指数的提高，促使作物从土壤中吸收的钾和其他养分也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如果仅施氮磷肥，不施钾肥，作物便发生倒伏和病虫害。更由于农业上依赖化肥而不重视土杂肥的程度与日俱增，作物缺乏钾肥的情况逐渐暴露，这时期钾肥的应用就提高到重要位置。
  农民在农业科技人员指导下，并从实践中体会到氮磷钾三要素合理搭配的重要性。所以1985年全县共用化肥61895.5吨，其中钾肥就有6636.2吨。
  二、施肥观念的变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水平的提高，农民对肥料的认识和观念也起着变化，尤其进入九十年代，习惯上施用农家肥和氮磷钾化肥，已满足不了生产的需要。如1992年早季全县在插秧后一星期左右，出现了大面积红叶病，这是一种由缺镁引起的生理病害。这说明农作物需要的营养元素不仅是氮、磷、钾，还需要其他营养元素。
  新一代的农民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科学种田的知识一经推广，便为有知识的农民所掌握，他们懂得农作物的营养元素共有16种：除氮、磷、钾外，还有碳、氢、氧、钙、镁、硫、氯、铁、硼、锰、铜、锌、钼等。这16种元素又以作物的需要量和作用，分为：1、大量元素。氮、磷、钾、碳、氢、氧都属大量元素，其中碳、氢、氧空气中已能满足作物要，不列为肥料补充；2、中元素。有钙、镁、硫等；3、微量元素。硼、锌、钼、铜、锰、铁等。以上16种元素，作物缺乏任何一种，都会出现缺素症，使作物不能正常生长。
  此外，施肥上除有机肥、化学肥料外，还有一类肥料即生物肥料。它与其他肥料不同，本身不直接供给作物养分，而是利用微生物的活动改善作物的营养条件，如发挥土壤潜在肥力，刺激作物生长发育，抑制病害，达到提高作物产量等功能。市场上的生物肥料有生物钾肥、根瘤菌、增产菌、抗生菌等等。这类肥料无公害，无污染，已在推广。进入九十年代的另一个特点是：农业生产向“高优、高产、高效”方向发展。施肥上更要求科学，既需要传统的农家肥、化肥，也需要生物肥料，以减少环境污染，保证人畜安全和健康。
  三、施肥方法的改革与进步
  解放前，施肥以农家肥为主，即使解放初期，化肥供应也有限。因此，施肥的方法比较简单，都以有机肥做基肥，少量的化肥做追肥。七十年代后期，国家进行改革开放，尤其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农村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这时期以后，肥料市场放开，无论在肥料品种和数量上，都由农民自主选择。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不讲究科学施肥，不讲究施肥方法，势必造成肥料浪费，成本提高。所以进入八十年以后，在施肥技术上，研究的人多，创造许多施肥方法，比较有代表性，又在我县曾经推广过的有：1、广东省农科院的氮调法。根据土壤的供氮能力和水稻各生育期需氮规律，定期到田间取土样和植株进行测定，根据测定的数据，判断该时期是否施氮肥，为科学施肥提供依据；2、浙江省农科院水稻叶色比色法。在水稻的不同生育期，直接根据各生育期的叶色读数确定是否施氮肥和氮肥用量；3、福建省农科院的土壤识别与优化施肥。先调查前三年的平均产量做基础，在此基础上提高10～15％为当季的目标产量。然后按土壤类别、不同土壤肥力等级，通过电子计算器，计算出当季的施肥方案；4、配方施肥。按作物需肥规律、土壤供肥性能与肥料效应，并以有机肥为基础，提出氮磷钾和微量元素的适宜用量及相应的施肥技术。
  四、高优农业时代的化肥
  进入高科技的九十年代，农业向现代化发展，势必给化肥工业提出新的挑战。化肥工业为适应新形势，产品正在更新换代。生产各种复合肥、专用肥、大颗粒肥、缓效肥和高浓度肥料等等。
  漳浦县有广阔的肥料市场，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办起三家肥料厂，其中两家为台资，他们是：漳州三本肥料工业有限公司，厂址在官浔镇的马口；另一家为漳州利农高优农业有限公司，厂址在黄仓工业小区内；还有一家是本县的绥安化肥厂。他们均生产新型的肥料，开发各种作物需要的系列专用肥，有的适合粮、油作物，有的适合果树、花卉等等。
  此外，随着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一些农业项目将逐步实施工厂化，如软盘育秧、塑料大棚，栽培作物不用土壤，而是用特殊的营养介质，若用普通化肥容易产生肥害。因此，必须要有新型化肥产生，以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
  五、提倡合理施肥
  “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足见肥料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肥料市场放开，一些农户为了提高单产，盲目施肥，造成肥害、减产。这说明，不是肥料施得越多越好，而是有一定限度，超过一定限度，不仅经济效益低，而且造成减产。经验证明，水稻每亩施肥量从3公斤氮增至9公斤，产量便随施肥量增加而提高，但从9公斤增加到12公斤，产量开始下降，利润、经济效益也明显下降。所以无论从产量、产值、利润考虑，均以每亩水稻施9公斤氮为最经济、实惠。滥施化肥不仅浪费，而且造成环境污染，危害人畜健康。有资料报导，如果饮用水硝酸盐含量超过45毫克/升，就会引起人畜中毒。因此，县农业部门宣传科学用肥、提倡合理施肥，以期达到既节省成本又能高产，而且不致造成环境污染的效果。
  我在大南坂农场经历的政治运动
  李宋保
  1959年9月，由三明地委组织部转达省委组织部调令，安排我到龙溪专署大南坂农场担任总场党委副书记。到任不到三个月，大南坂农场收归省农业厅。1960年2月，漳浦县古石农场并进大南坂农场，成为第三分场。当年全场下属13个生产大队，其中第一分场又称大南坂分场，4个生产大队；第二分场又称万安分场，5个生产大队；第三分场又称石古分场，4个生产大队。
  1960年3月，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在龙溪地委书记马兴元同志陪同下，专程视察大南坂，叶飞同志站在海拔500多米的金刚山腰远眺，认为农场面积不大，规模太小，应扩大到具有20万亩以上。龙溪地委、漳浦县委立即作出相应决定：将梅林管理区的梧坡大队、溪南管理区的下楼大队、城关管理区的金榕大队、大埔管理区的古陂大队、大埔大队的顶草、下草二个自然村及浯江公社的赤土管理区所属7个大队、1个社办场，从1960年4月起加入大南坂农场，共并进11126人，耕地21816亩。这样一来，大南坂农场的规模扩大到16328人，土地总面积18万亩。1960年冬天，党中央发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了巩固国营农场，福建省委于1961年夏季指示漳浦县委和大南坂农场党委组织联合工作组，动员赤土管理区所属各大队和城关公社金榕大队京里村等81个生产队，79个自然村，2014户，7934人，退出农场，并带耕地20613亩退归人民公社。在动员退场的同时，1960年7月间，大南坂农场先后接受2批受印尼政府排华而返回祖国的归侨162户，658人，其中37户，151人安置在万安农场分场。1961年至1962年初，省农垦厅要求大南坂农场吸纳下马的大中专学校肄业生和具有高初中文化程度的社会知识青年，三明、永安、福州等地下马工厂的工人，闽南和广东潮汕一带的复员退伍军人，厦门三十一军转业军官等1000多人。这样，来自4个国家、全国21个省12个县（市区）各式各样的人员汇集在大南坂农场这个广阔天地。
  经过近二年时间的有退有进，到1962年初，大南坂农场的规模基本稳定。设一个总场党委和3个分场党总支，配备总场党委正副书记2人，正副场长2人，3个分场也配备正副书记、正副场长。大南坂分场下设大南坂、大沓、金刚山、腊山、上埔、下楼、梧陂等7个大队；万安分场下设南景、古陂、下埔、文周岭、布垄6个大队；石古分场下设石古、下林、寨仔、芳埔4个大队。全场共计21个大队，大队之下共有174个生产队，人口11172人，其中劳力6169人，土地总面积12万亩。可利用荒地面积7万亩，已利用面积28900亩。
  20世纪60年代，大南坂总场党政领导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队伍的老同志。党委书记颜效亮同志是山东人，曾任福建省商业厅副厅长，1958年3月调任大南坂农场党委书记，1959年3月回省农业厅任副厅长，1961年5月再次调任大南坂总场党委书记，他在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积劳成疾，身体状况很差，经常请病假住院治疗。场长巨联江是山西人，起初在太行山军区搞后勤供应，南下福建后任省政府总务科长，1956年4月起，任大南坂农场场长，文革前奉调到乌干达援外，当中国专家农垦组组长，回国后任地区农垦局长、行署机关事务管理局长。1965年10月，省农垦厅党组请示省委同意，由我主持大南坂农场总场党委全面工作，到1970年5月正式调离农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在职期间经历了连续不断的政治波折。
  由于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引起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比例失调，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党中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调整了农村生产关系和有关政策，这个时期的农场干部职工思想工作主要是稳定人心。困难时期物资紧张，有部人分害怕艰苦。感到在农场干下去没有前途。出现了退场现象，有的党员、转业军人，知识青年甚至国家干部擅自脱离农场。为了安定群众情绪，农场党委从政治宣传鼓动工作入手，大力宣传形势好转，进行农场前途教育，同时实行包面积，兑现超产奖励。对工人生活关心照顾，病假、婚丧假、妇女产假等补贴工资，干部工人的父母兄弟姐妹来农场探亲给予热情接待，3天只收款不收米票，还允许职工家属在房后栽种零星蔬菜、什粮，收入归个人。困难时期的领导干部，尤其严格要求自己和亲属子女，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不允许有半点特殊化。有一次，我去南靖县为农场调运木材，给办事人员送去5斤红糖都自己掏钱；还有一次去厦门看病用公家小汽车，自已出汽油费。
  1962年，盘居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唆使和支持下，气焰嚣张，磨刀擦抢妄图反攻大陆，卷土重来。我大陆沿海地区军民作好备战动员，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粉碎蒋介石集团的军事冒险。当时农场部分职工有麻痹和惧怕心理，一些家属妇女惊慌失措，纷纷宰杀家禽。通过诉苦、回忆对比，提高阶级觉悟，激起群众对国民党反对派的愤恨，树立“支前第一，生产第一，互相推动、齐头并进”的思想，出现民兵站岗放哨，积极操练，粮食、木柴、担架等战备物资充足的局面。群众觉悟提高了，那些妄图配合蒋介石集团反攻的反革命分子也无法藏身，公安机关一举破获大南坂分场下楼作业区“黄军第八司令部”要案，抓了18名骨干分子，查获反革命组织的旗帜、印信、暗号联络和花名册。这些反革命分子造谣惑众，说“鼠牛乱纷纷，虎兔出真君”、“七月十五国军要打到漳浦来”、“农历七月天上要下七天七夜黑雨，到时蛇比草多，虎比狗多”。有的书写张贴攻击共产党的反动标语，有的与敌台联络，还有的下海投敌，这些说明被推翻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人还在，心不死，只要有机会就兴风作浪。1963年4月9日，福建省副省长刘永生到大南坂农场住了二天，还到万安、石古去了解情况。大南坂农场是全省最大的国营农场，刘老是分管农场的，对大南坂农场尤其关心，他在农场所到之处都宣传革命传统，艰苦奋斗，招待他的膳食也很简单，地瓜稀饭，豆腐青菜，喝一点农场自酿的米酒。按照刘永生副省长的讲话精神，农场党委决定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础上，在全场范围内进一步学习解放军，大兴革命化。开展以创造“五好生产队”为纲，创“五好职工”为基础的比学赶帮运动，具体做法是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油田，解放思想，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在组织形式上，也按照部队的形式建立政治工作机构，总场组建政治处，配备总场党委委员、石古分场党总支书记张维正为政治处主任，人事科长林金乌为副主任。将党委系列的组织、宣传、工会、妇联、共青团等机构合并一起。在学习解放军的作风和总结本单位的经验、教训之后，发动干部以解放军的作风来对照自己的工作，工人要以解放军的战斗化精神来检查自己的劳动态度，并以生产队为单位讨论“五好生产队”、“五好职工”的条件，开展群众性摆成续、摆进步、摆经验的评功表模活动，把干部和工人中的一切成绩、一切进步表现、一切经验、一点一滴的好事都摆出来，评上“五好”的登上光荣榜，作为旗帜，作为标兵，号召大家学习。
  1963年12月，省农垦厅党组织根据省委部署决定在大南坂农场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并由王采三副厅长带领农垦厅各处局主要领导组成的工作队进驻农场。12月8日，召开全场三级干部会议，到会干部135人，其中分场场长、书记6人，大队队长、书记44人，科、股长20人，技术干部9人，其他56人，指定我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王采三副厅长在会上说：“李宋保同志的讲话既代表总场党委的布置，也表达了省厅党组的意图。到会同志要认真领会贯彻。”这次大会以后，社教工作队进驻各大队，放手发动群众，掀起群众运动，大胆揭发问题和初步解决问题，中层领导“下楼洗澡”和广泛的群众自我教育。根据全省的政治形势，通过大宣传、大表扬、大发动、大教育，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油田、学习省劳模会先进个人事迹的热潮。在此基础上，全面开展“四清”，有领导的处理问题。根据省厅党组的安排，我在万安分场蹲点，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取得经验后再推向全场。万安农场的“四清”退赔工作先走一步，在条件成熟的基础上，动员有经济问题的人交代问题，订出退赔计划，组织了全场800人参加的退赔大会。会后，大南坂和石古分场吸取万安分场的经验，还相继展开群众性的“四清”的经济退赔，全场退赔现款12803元，实物大小共计1800件，主要有自行车10架，手表12只，收音机6架，缝纫机4架，并普遍开展公物还家运动。运动中对干部的要求十分严格，吃饭不交钱叫多吃，公物私用叫多占，接受1个打火机，1块布料或者3～5斤粮票都视为受贿行为而受到批判。
  1964年7月8日，大南坂农场试点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出了一起震动全省的案件，省委通报全省并上报中央。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大南坂分场腊山大队1个来自广东省饶平县的工人黄大创持刀杀伤大队干部和“四清”工作人员及群众7人所造成。黄大创是个养鸭工人，因为连续2年未按合同完成上缴鸭蛋任务，而本人日常生活较好，还以300余元的高价购买1辆自行车。社会主义教育开始后，不少工人反映他有贪污，大队将其列为“四清”对象之一。发案的当天晚上，黄大创叫骂“四清”工作人员。驻队的总场党委委员刘忠义、大队长陈家凯和1名“四清”工作人员闻讯赶来，黄大创奔向门外厨房拿起锐利的尖头果刀砍伤工人，集在门外的近20名工人、家属随即一哄而散，有的躲回家中。关门熄火。有的逃至田间，四处躲藏，来不及躲藏的工人又被砍伤5人。由于这件事，黄大创被政法机关以对抗社教运动判处死刑，刘忠义被地委以党员干部“临阵逃脱，贪生怕死”开除党籍。农场党委总结这起案件的最深刻教训是对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不够，紧要关头干部畏缩不前，放弃领导。事件开始发生时，几乎所有的大队干部在场，但无一人挺身而出，相反的四处躲藏，连听到女工胡玉华喊叫救命时，也置若罔闻，不予营救。正因为干部在危急关头束手无策，才使这起本来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事件酿成震惊全省、中央挂号的恶性案件。
  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同全国各地一样，大南坂农场1964年农业获得全面大丰收，粮食生产比历史上最高的1963年还增长70％，平均亩产800～850斤的有16个队，850900斤的3个队，900～950斤的1个队。多种经济大有恢复和发展，其他各项建设事业也取得很大成功。1965年，场党委的指导思想是巩固成果，乘胜前进。号召全场干部职工必须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和总路线的伟大红旗，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为工农业生产更大跃进而奋斗。并在政治思想教育、生产建设布局和经营管理上制定一整套规章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整个农场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正常化，干部职工情绪高昂，干劲十足。按照省、地、县委的要求，大南坂农场在元月15日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时间安排10天，我在会上代表场党委作动员报告，党委委员徐善文动员退赔，宣布对“四不清”干部的处分决定：巨联江场长作生产总结和组织生产高潮的报告。2月份，省农垦厅党组又在大南坂农场召开全省国营农场工人积极分子会议。这两个会议的精神是宣传贯彻阶级路线，宣传贯彻党中央二十三条，宣传贯彻抗美援朝的形势教育。大力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主要学习“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等三篇文章，并结合形势，组织学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答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这两篇文章，使农场职工进一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坚定以场为家的思想。全场树立了王铁人式的职工、雷锋式青年、李双双式的妇女三个标兵，树立了八面红旗，表彰五好职工499人，尤其突出的是强调干部参加集体劳动，规定总场分场的机关干部每年劳动日数达到3个月，大队干部8个月，每个月都跟踪统计，公布上墙。为了和群众打成一片，各级领导都要参加食堂吃饭，全场共有集体食堂19个，在膳人员1223人，对食堂的要求是：一要勤俭，每月平均伙食不得超过8元；二要民主，定期公布帐目；三要卫生；四要建基地，用膳10人养1只菜猪，种5分蔬菜。省农垦厅党组织总结了大南坂农场推广新思想、新技术“带、请、派”的典型经验。“带”是农场常委创造了青年山作为果树栽培实验样板，带动了全场各队果树大田生产；“请”是请先进人物来传经。请了全省学习“毛著”标兵安溪福前农场张幼治向全场职工作巡回报告，请了广东省的农民水稻专家指导，请了浦城水南农场技工前来传授试种紫云英绿肥技术；“派”是派人到先进单位参观学习。一年之中共派6批200多人外出，远至福清的音西大队，广东的杨村农场，江西的荷塘农场以及浙江、上海等地，近至云霄和平、长泰古农、诏安建设等兄弟场参观学习。铺开了万亩风梨基地，三千亩柑桔果园高标准样版田的发展蓝图。
  为了贯彻刘少奇同志提出的推行两种教育体制，创办半耕半读中等技术学校，培养一批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有技术、有实际操作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新型劳动者。从1964年12月开始试办半耕半读中等技术学校1所，刘永生副省长任名誉校长，我兼任校长，由1名军转干部张功树任专职副校长，招学生120人，编为3个班，教职员11人，其中有福建农学院本科毕业生7人，并设有剑麻专业队，工人17人，土地1000多亩。学校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坚持半耕半读的方向，自力更生、勤俭办学，将“社会主义时期抗大式”新型学校作为奋斗目标。
  1966年是“三五”计划的头一年。年初农场党委召开职工代表暨五好职工代表会议，强调突出政治，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要地位。建立铁的制度，机关干部每旬逢二、四、六、八、十早上自学1小时，在原有作息时间前半小时上班，每天晚上没有工作任务就集中学习，二、八晚上集中讨论。下队工作组每月学习6个下午，大队脱产干部学习3个下午，生产队职工每月学习2个晚上。工人主要是学习“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和“毛泽东语录”，要求识字的工人能够写心得，不识字的也能够领会精神、谈体会。干部着重学习4篇哲学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甲种本”，要求做好学习笔记，经常写学习心得。为了紧跟形势，将突出政治办好农场的气氛搞得浓浓的，总场党委于4月份先后召开党委会和扩大会，学习焦裕禄和突出政治的有关文件。会上，王采三副厅长先后作了两次有关突出政治问题的指示。会上提出一个尖锐问题：我们农场的条件十分优越，我们有5000个革命的职工，有12万亩土地，有年产1000万斤的粮食，有一定数量的机器设备，有人、有地，有物质基础，可是，我们农场一直翻不过身来，是全省农垦系统亏损大场，人称“大难办”，这是为什么？检查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突出政治，抓生产不抓政治，抓工作不抓思想，见物不见人，没有调动人的积极因素。决心在“备战、备荒、为人民”总方针指导下，实现粮食总产超1000万斤，水果总产超100万斤，养猪10000头，造林8000亩，种山毛豆8000亩，开山造田3000亩，定植多年生经济作物6000亩。同时搞各种高产样板田6600亩，其中水稻2700亩，花生200亩，风梨200亩，香茅草300亩，柑桔600亩，剑麻500亩，印尼绿豆300亩，山毛豆700亩，油桐300亩，橡胶特林300亩。
  从1966年5月开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传阶级斗争，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力度越来越猛，大批判的调子逐步升级，先是批“三家村”，接下去改组北京市委、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颁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9月至10月，以出身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干部、职工参加的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揪斗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这些政治运动对农场有影响，但整个秩序还是正常运转。到9月22日，按照地委、县委的统一布置，由龙溪地委办公室主任许俊科、龙海县副县长李传荣带领的“四清”队员带着“三宝”，即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进驻大南坂农场。在组织形式上是县成立社教总团，大南坂成立分团，将社教运动纳入地、县统一指挥。分团建立党委，工作队建立支部，关系上与农场党委和大队党支部同行，实际上是取代作用的。工作队进村的第一件事。向贫下中农、革命职工赠送毛主席著作2536本，毛主席语录牌2400个，毛主席像5001张。搞“红海洋”，墙壁刷上红漆，到处红彤彤，绘制毛主席语录9260幅，认为是“墙壁红，人心更红，墙壁片片红，人心颗颗红，从心里有颗红太阳”。接下去是发动群众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辨论。全场共写了3万多张大字报、墙壁贴不下，就用绳子连接公路树排列起来。到12月，中央下达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龙溪地委于12月30日决定撤回派往各地参加城乡“四清”运动的工作队。别的地方发生拦截工作队的事件，而大南坂农场群众还是敲锣打鼓亲切热情地欢送工作队。
  1967年1月，上海发生“夺权风暴”，很快波及全国，福州、漳州跟着行动。漳浦县出现1月28日夺权，这样，省、地、县三级党委瘫痪了，各级领导被揪斗的揪斗，靠边的靠边，陷入混乱状况。在大南坂农场，最先响应造反号召的是设在万安分场的耕读学校师生。5月中旬，耕读学校学生以造反派组织名义贴了九评副校长张功树的大字报，张功树很不服气，6月2日从总场开会回校，召开师生大会宣布写大报的规定，向学生辩白自己。学生当场提出质问，张功树冒火，用黑板刷子拍桌子，学生也在下面拍桌子，情况很紧张。一派平时拥护张功树的学生起来跟另一派辨论，吵过来、骂过去、打起架。事件发生后，场党委派万安分场党总支书记王荣富和总场政治处人事干部何文明去进行调查。后来学生们要求和我对话，我亲自去了，召开两个座谈会，向师生们宣传中央文件精神，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耕读学校师生把革命造反的火点起来之后很快蔓延到全场，各种名称的造反组织派别林立，比较活跃的有“红色造反兵团”、“贫下中农主力军”、“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造反总部”、“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万安分场的“工农总部”、“砸烂李家王朝联络站”、石古“分场的“联合兵团炮轰总部”、“砸李行动队”。造反派都将目标对准我这个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到处是“打倒”、“炮轰”、“火烧”之类的大标语、大字报。8月17日，一群造反派将我推上解放牌汽车，拉到福州，并和省农垦厅的造反派协议，将王采三副厅长揪到农场，我同时被拉回农场。从8月22日起，我和王副厅长胸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牌子接受批斗，“罪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9月4日，全场各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砸烂李家王朝总指挥部”，26个群众组织，1700多人从9月7日到9月9日，在万安分场对我和王采三同志轮番批斗，日以继夜地站、跪，我两条腿站不住，红肿剧痛也不能休息，拉到全场各地游斗。王采三安慰我说：“老李，正确对待群众！我们当官当久了，难免得罪人，有气就得让人家出么！”晚上我翻来复去睡不着觉，心里想到农场的晚季生产，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现在正是中耕除草施追肥的时候，这么多人脱离生产岗位闹革命，可怎么是好。每逢批斗会结束，我就抓住机会，见缝插针地对农场干部和造反派反复闸明：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身处逆境的我，在精神上、身体上处于十分疲劳时，总会想起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应当相信群众，应当相信党。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提高我们的勇气。”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党把我从一个农村穷苦孩子培养成党的领导干部，我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标准。事实上，尽管文化大革命到处乱哄哄，“打倒”声一浪高过一浪，而大多数人对领导同志是关心同情的，对少数人的体罚恶作剧极为不满，当场反对，当面制止。正因为有人民群众的支持爱护，我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能够安全渡过。除万安分场外，总场所在地没有群众性武斗，生产经营活动照常进行，各种多年生经济作物专业队没有解散。
  1967年国庆节过后，党中央发表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重要指示，号召造反派大联合，提出于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形势相对好一些，当权派受批斗的次数减少了。1968年初，在解放军支左部队支持下，全县广泛开展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三忠于”，农场机关举办毛主席思想学习班，进行“早请示、晚汇报”，唱毛主席语录歌，跳忠字舞，吃忆苦饭等活动。驻大南坂的支左部队由县人武部动员科长张勇泉、参谋洪传左、旧镇团后勤助理伊效良，137医院教导员阎保全、政治处干事黄清源等同志组成。10月18日，经龙溪专区革命委员会批准，大南坂农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主任暂缺，第一副主任由军代表担任，我以革命领导干部身份参加“三结合”，当副主任。原总场副场长李盘昌、党委委员、大南坂分场党总支书记徐善文也作为领导干部代表结合进班子。还有两大派头头的群众代表担任副主任。成立大会由旧镇团政委刘坤带一个排的兵力担任警戒。会上宣读《告全场人民书》、《给毛主席的致贺电》，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宣誓。然后是解放军指战员全副武装护卫“福建省大南坂农场革命委员会”的牌子和大印浩浩荡荡在场部附近三个大队游行示威。随后全场三个分场，二十四个大队、十个场直单位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和革命领导小组，三个分场的主任都暂缺，第一副主任主持工作，主要领导分别是大南坂分场宋景军、万安分场王荣富、石古分场秦立江，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组织贫下中农纠察队，清理阶级队伍。对一些纠察队员不执行党的政策，随意抓人打人的过火行为我是坚持反对的，我找了支左部队表明看法，并向场人民武装部长杨亚贵，场革委会宣传干事车荣武一再吩咐：“绝对不能打人，共产党纪律是很严格的，土改时斗地主都明文规定不许打人。”然而当时不少人头脑热哄哄，我这些看法难以发挥作用，因为革委会领导权并没有掌握在老干部手里，支左人员，造反派头头各有自己的观点，意见统不到一块。在两大派组织严重对立的情况下，控制局面，掌握政策是做不到的。
  1969年元月，漳浦县革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作出决议：根据省革命委员会关于省属大南坂农场下放给漳浦县管理的指示，将大南坂、万安、石古3个农场各自独立。总场革委会于元月21日召开常委扩大会，人民解放军驻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参加了会议，着手研究撤消大南坂农场总场部体制问题。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解放军支左人员的倡导下，迅速组织大宣传大发动，形式有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斗、批、改革命大批判，口诛笔伐“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工分挂师”、“物资刺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遍布每个大队、生产队，每逢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不论白天、夜晚，都主动地以最快的速度，深入到各自然村挨家挨户进行广泛，大张旗鼓的宣传。
  1970年春节后，龙溪专区革命委员会派了原地委常委、组织部长李玉科和曾任诏安县县委副书记的龙溪专区大房农场党委书记张全成到大南坂农场，我奉令至专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到5月份调离大南坂农场到长泰县工作。回想在大南坂农场经受政治上的风风雨雨，深刻体验到毛主席说的“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不论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只要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一心为公，心底无私天地宽。只要依靠群众的多数，就能得到群众的拥护。
  （车荣武整理）
  古雷“海上田园”
  林河清
  古雷镇在漳浦县南部，地域包括古雷半岛和附近海域，地理位置北纬23.4度，东经117.35度，西端面临东山湾，东至菜屿列岛，海岸线总长48公里。拥有浅海滩涂面积16万亩，养殖业发达，“海上田园”规模宏大、场面壮观、前景远大，在省内外享有盛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古雷镇党委、政府在改革开放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真贯彻县委大念“山海经”的号召，从本地区实际出发，发挥区位特殊优势，1986年起进一步大力开发海水养殖业和海洋捕捞业，把重点发展海水养殖放在首位，实施科技兴海战略，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水产业发展迅猛，养殖面积、产量逐年上升，建成了闻名全省的养殖重点基地——古雷湾“海上田园”。至1998年，全镇开发海水养殖面积达53750亩，其中：有牡蛎17010亩、扇贝8390亩、海带7200亩、羊栖菜5150亩，还有紫菜、对虾、花蛤、翡翠贝、海 、蛏仔、江瑶贝、鲍鱼等贝、藻、鱼类，全镇人均养殖面积1.50亩，总产量达91596.4吨，面积，总产分别比1978年增长11.46倍和2.56倍。1998年虽然遭到了“2.24”、“6.12”特大洪灾和“10.25”10号台风袭击，损失严重，但仍然获得较好收成，海水养殖业总产值达16106万元，比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223万元增长近百倍，主要由于：
  一、制定规划，科技兴海
  古雷镇早在1958年“大跃进”时已发展人工养殖海带和牡蛎，但因粗作粗放，技术落后，效益差，经历着起伏。
  1986年，乡党委、政府从抓住科技兴海工程入手，确定海水养殖业五大科技实验基地为示范攻关战，抓住：一、下垵村“三贝、一藻”混养，即上层养羊栖菜，两边挂养翡翠贝，中间吊养扇贝，底层养江瑶贝；二、岱仔村扇贝、海带混养；三、港口村虾、鱼、贝三混养；四、杏仔村网箱深海养殖大黄鱼；五、古城村鲍鱼开发区，鲍鱼、海胆混养等多种实验。运用以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点面结合，从而带动全面高科技开发。在养殖中注重科技创新，认真研究海带、扇贝、鲍鱼等贝、藻类生活习性，不同养殖时间和养殖模式。首先从下垵村试点研究海带套养扇贝成功后，效益提高一倍，扇贝套养羊栖菜效益提高二倍。开发新的养殖水域，从原来的10～13米深浅海向15～20米深海域推进，进行多层养殖试验，实现多样化、立体化混养，即上面以网箱养殖筏式牡蛎，中间养扇贝、紫菜、羊栖菜，底部养江瑶贝、花蛤，既可降低生产成本，又可提高经济效益。
  镇、村切实加强科技兴海的领导，从上到下都成立海水养殖业科技领导机构，做到目标明确，主攻重点，即重点研究攻关七大项目：鲍鱼养殖；鲍鱼病害防治；贝、藻、鱼主体养殖技术；对虾养殖及对虾池综合利用；大黄鱼网箱养殖与大黄鱼育苗技术等。分批分期举办10期培训班，受训人数1260人。至1997年，共培训农业技术员4000多人次，并开展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采取派出去、请进来办法，先后组织三批共有50多人次前往广东、青岛、东山等地参观学习。充分发挥科技创先的示范作用，做到从内传、帮、带，从外引进先进新技术，提高覆盖率，使养殖形式多层次、多品种、区域化、主体化、优质、高产、高效的新格局。因此，古雷镇已被省列为闽台农业合作示范区，省渔业改革试验区，省科技示范镇，是全省渔业十大强镇之一。
  二、主攻重点，建设支柱产业
  古雷镇“海上田园”蓬勃兴起，通过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组织实施，已建成11个海水养殖业基地，其分布：
  1、海带生产基地：以岱仔、下按、古雷、油澳、西寮等村为重点，养殖面积7200亩。
  2、扇贝生产基地：以岱仔，下按村为重点，养殖面积8930亩。
  3、牡蛎生产基地：以古雷、油澳、半湖、西寮、西林、港口等村为重点，养殖面积17010亩。
  4、翡翠贝生产基地：以下垵、岱仔、西寮等村为重点，养殖面积3000亩。
  5、江瑶贝生产基地：重点发展古雷湾为主，养殖面积共有5000亩。
  6、花蛤生产基地：以港口、西林村为重点，养殖面积共有4000亩。
  7、鲍鱼生产基地：以古雷鲍鱼城为重点，养殖面积共1680亩。
  8、羊栖菜生产基地：以下垵、岱仔等9个行政村为重点，养殖面积4000亩。
  9、对虾生产基地：以港口、西林、油澳、西寮等9个行政村为重点，养殖面积3000亩。
  10、海〓生产基地：主要分布于西林、港口两村浅海，面积3000亩。
  11、大黄鱼网箱生产养殖基地：由杏仔村发展到菜屿列岛海域，养殖面积1000亩。
  此外：还有紫菜、文蛤、缢蛏三个生产基地，各养殖1000亩。
  水果之乡长桥镇
  林河清
  长桥镇在漳浦县西北部，地理位置北纬23～24度、东经117～118度，国道324线贯穿全境，交通方便。属丘陵地带，全镇拥有山地面积13.8万亩，其中丘陵地10.8多亩。气候条件优越，光、热、水充足、素有“常年不谢之花，四季不缺之果”的美称，一年四季常青，是漳浦县柑桔、荔枝、龙眼、菠萝、橄榄等名特水果重点基地镇之一。1958年，特产“八卦柑”在全国农产品评选会上得奖，在港、澳、东南亚各国市场上享有较高声誉。
  民国时期，长桥常年种植的水果有荔枝、龙眼、菠萝等246.56亩，大多种植于长桥、甘棠、青果、割后等处，产量较低。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重视发展水果生产，从政策上、科学技术上扶持发展果业，面积、产量逐年上升，到1956年，全区种植水果达677亩，产量537吨。1959年，以粮为纲，果业起落无常。1962年，全公社果树种植面积由1959年的1646.22亩，减少到832亩，其中柑桔由原有636亩下降到386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起，长桥公社在大念“山海经”中掀起大规模开山种果热潮，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分期组织连片开发，走工程开发、科学开发的新路子，发挥山多的自然优势，在县委，政府大力支持下，采取“集体、联合体、个体开发一起上”的方针，做到粮、蔗、果合理布局，并采取以水田、平地种植水稻、甘蔗，开发坡度在30度以下的山坡，造条壕式的果园为主，做到边开发、边种植，既不放松粮食生产，又快速发展果树种植。至1998年，长桥镇种植的水果共有柑桔、荔枝、龙眼、橄榄、菠萝、香蕉、杨梅、蜜袖、青梅等近20多种品类，达61915亩，总产量22500吨。面积、产量分别比1978年增长16.94倍和121.4倍，全镇人均种果达4.42亩。东升村人均种果10亩多，成为全省之最，有“江南水果第一村”、“明星村”、“文明村”等称号。
  长桥镇已建立乌叶荔枝、龙眼、柑桔、橄榄、菠萝、杂果等6个重点水果生产基地：
  荔枝生产基地：有东升村、割后村、友爱村、长桥村、春光村、甘棠村、青果村、溪内村等8个片，种植面积2万亩。
  龙眼生产基地：有以东升村大面积种植为主的潭阳村、长桥村、青果村、春光村、割后村等5个片，种植面积1.40万亩。
  柑桔生产基地：有长桥村、春光村、潭阳村、割后村、青果村及镇办东方农场等6个片，种植面积940亩。
  橄榄生产基地：有甘棠村、东升村、割后村、春光村、潭阳村等5个片，种植面积8000亩。
  菠萝生产基地：有割后村、溪内村、春光村、长桥村、甘棠村、青果村等6个片，种植面积2000亩。香蕉生产基地：有友爱村、割后村、甘棠村、长桥村、东升村、溪内村等6个片，种植面积850亩。此外，还有桃李、枇杷、杨梅、青梅、杂果等基地，分布面较广，遍及各个行政村。杂果以割后、甘棠、青果、溪内为重点生产基地，共种植1.55万亩。
  长桥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中发展
  蔡大兴
  长桥解放初期没有什么乡镇企业，只有一些手工业，至1958年公社化后办一些企业，如耕山队、林果场、养猪场等，称为社、队企业，同时也举办肥料厂、农产品加工厂、农具修配厂、壳灰厂、砖瓦厂等。
  1961～1963年，长桥公社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部分企业实行关、并、停，工厂留存无几。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社办企业又受挫折，有的企业停顿，有的管理混乱，造成经济亏损。至1978年，年产值只有56.60万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成立长桥公社企业办公室，加强企业的领导，社、队企业又有发展，全社扩办了二个农场，1个榨糖厂，1981年产值达151万元，比1978年增加近二倍。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展，农村责任制的变更，长桥乡镇企业有了经营自主权，集体经济快速发展，至1985年，产值达410万元，比1984年增29％。当年，长桥乡罐头厂赴京展出产品糖水荔枝和糖水菠萝罐头。至1988年，长桥乡有10个村办企业，总收入539.53万元，其中割后村4.55万元，长桥村123.82万元，溪内村52万元，甘棠村58.96万元，青果村58.71万元，春光村44.30万元，潭阳村46.90万元，东升村57.69万元，友爱村52.16万元，溪坂村30.44万元。长桥村年收益超百万元，为全县所瞩目。
  1992年，长桥镇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着手搞好集镇的规划和建设，经南京东南大学设计院和县规划办的多方论证，长桥镇提出了“三点一线”优势，即利用国道324线贯穿长桥镇境内的有利条件，在东升、长桥、割后建立三个经济开发小区，规划面积计3平方公里，以带动长桥经济与社会全面振兴。在引进外资工作上，贯彻“以诚待客，高效服务”的对外工作方针，努力做好对台对外接待工作，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多渠道争取外资等发展长桥经济，成立了台胞亲属联谊会，引进台胞办企业六批共42人次，引进外资200多万元。
  在兴办镇企业工作上，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1993年至1995年，长桥行政村办了5家碎石加工厂，1家石料制品厂，还投资10万元，在国道324线边建18间店面，出租供给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大力推行股份合作制，发展乡镇企业，镇村集资140万元，兴建石制板厂一个，碎石厂5个，机砖厂2个，生产优秀工业产品，如生泰沙发加工厂的各式沙发，德浦石制品有限公司的石制品系列产品，风生石雕加工厂的石雕工艺品，九三家俱厂的家俱等，实现了乡村工业的新突破。
  长桥镇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县委八届二次全会关于大力发展乡镇工业的精神，实行“以工兴镇、兴工富民”的战略目标，掀起发展乡镇工业高潮，促进经济腾飞，除要用足用好上级赋予的各种优惠政策外，还制定鼓励发展乡镇工业的若干规定，以全方位的开放和“开明、高效、务实”的作风，招商引资，大力发展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5家。协议利用外资2700万美元，已到外资800万美元。股份制企业已有36家，筹集资金1200万元。至1996年，全镇已发展乡镇企业480家，三资企业12家，协议利用外资3990万美元，年产值1.3亿元。
  长桥镇东升村党支部在抓好旧果园改造的基础上，建设万亩全国农业综合开发优先推广项目——果草牧工程，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引进开办厦门园林开发公司苗圃场、艺芳花卉实验场、长桥果品加工有限公司和东升纸箱包装厂（股份企业）等30家，（其中三资企业4家）。同时在省道、国道两侧先后办了加油站、饮食、维修等服务网点40多家，扶持群众兴办家庭果林场300多个，实现户均有1个以上经济实体。1997年，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指定长桥镇八卦柑、红橙、大三保系列饮料三项产品参加“中国绿色食品宣展会”。
  1998年，长桥镇把外资引进作为镇重点工作。书记、镇长亲自抓，另指定1名副书记、1名委员专职抓，使外资引进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到年底，新引进三资企业6家，投资1240万元。如引进浦盛冷冻厂、德美高优农业，既巩固了水果主导产业，发展了蔬菜业，又带动了新经济增长点——花卉的发展。为了兴办集体经济实体，抓好每个村都有1个集体的工业企业，1个第三产业，1个农业企业，巩固和壮大集体经济，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规模。通过认真抓好，使工业企业产值达到5.6亿元，比1997年增长41.7％。
  交往的桥梁 乡情的纽带
  ——记漳浦县旅台同胞亲属联谊会
  吴养元
  漳浦县旅台同胞亲属联谊会成立于1991年6月，是新形势下搞好对台工作的一个民间组织。自1979年元旦叶剑英委员长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后的20年来，特别是江总书记1995年1月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即“八项主张”）以来，漳浦的对台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开创了漳浦对台工作新局面。其间，联谊会凭着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贡献的满腔热情和历史贵任感，成立以后的8年来，作为扶持红花的绿叶，作为浦台交往的桥梁和乡情的纽带，自觉认真、默默无闻，见微见著地为台属、台胞，为漳浦县的对台工作，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1997年被县评为“社团管理先进单位”。
  编纂《关系史》 沟通两岸情
  漳浦县地处台湾海峡西岸，与台湾仅一水之隔，两地有着深厚的地缘、血缘、人缘关系。
  早在明朝，就有很多漳浦人入台垦拓。郑成功父子收复治理台湾期间，又有很多漳浦人陆续渡台，繁衍生息，后裔遍布台南、高雄、嘉义、屏东一带。清初开发台湾的漳浦人更多，在台北、桃园、台中、彰化、南投一带形成很多漳浦人繁衍的社乡。嘉庆年间，漳浦小山城大园头人吴沙率领以漳浦人为主的泉（州）、漳（州）、潮（州）、梅（州）移民开发了兰阳溪以北半个宜兰县，被尊为开兰始祖。以后又有佛昙鉴湖、赤湖等处的移民开发了兰阳溪以南的罗东、三星、苏澳一带。现今，宜兰人祖籍漳浦的占80％以上。
  进入20世纪以后，祖籍漳浦的台湾同胞英才辈出，为台湾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很多台胞曾回大陆求学、求职，其中有谢东闵、陈岚峰等。抗战胜利后，又有很多潭浦人渡台，在台成家立业，为台湾建设做贡献。
  这些珍贵的史料和历史的渊源关系，大多在民间口头传流，并散见于许多古籍和族谱之中。这些资料迫切需要搜集、整理、编纂成册，以加强两岸同胞互相沟通和了解，增进同根同源的认同感。
  联谊会成立后，义不容辞地挑起了这个情系两地的历史重任。联谊会联系资深文史人员李林昌先生，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又通过台湾的漳浦同乡会创会会长陈建仁先生等老友，广泛收集资料，经过多方核对，于1995年9月编纂成《漳浦与台湾关系史》，由联谊会出版发行。《关系史》洋洋近17万字，贯通古今，旁征博引，系统全面，以大量翔实的人文史料，展示浦台两地的历史渊源关系。《关系史》通过台湾漳浦同乡会输送入台，在台胞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很多老一辈台胞感慨地说：“这样的书多年来我们求之不得。现在终于有了，上可告慰祖先，下可教育后代”。漳浦寓台老前辈陈则蔡、黄秉心、陈达三及同乡会主干柯炳坤、蔡国达、陈草贞、蔡奇男、卢涌泉、陈井方、陈文俊等先生慷慨解囊，出资增印，在两岸广为传播。
  建“联谊大厦” 促民间交往
  漳浦县联谊大厦巍然屹立于县城北隅，高23.8米（6层半），面积217平方米，总投资220多万元人民币，大部分由漳浦台胞捐建。它凝集着漳浦台胞、港胞、侨胞爱国爱乡的深情厚意，是“三胞”与祖地联谊的丰碑，也是台属联谊会促进浦台交往的历史见证。
  兴建联谊大厦的首倡，源于联谊会成立之前政协和侨务工作人士，联谊会成立后，积极参与筹建，将此作为促进两地交往的契机，先后有年届80高龄、其兄陈则蔡先生为台北漳浦同乡会名誉会长的联谊会名誉会长蔡启昌，和其父为高雄市漳浦同乡会会长，本人为联谊会副会长的蔡易发先生，以探亲之便，入台向台湾亲友传达筹建联谊大厦的意向及捐款的倡议，深受台湾亲友的坚决支持和热烈响应；其后，为了回应与落实，台北漳浦同乡会也多次派出理事、监事代表，回乡与联谊会共商筹建大事，参加奠基典礼。共有一百多位台胞为联谊大厦捐款新台币340多万元。在台资深长者、台北同乡会名誉会长陈则蔡老先生，亲笔为大厦题写了“联谊大厦”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镶嵌在大厦正面。两地的民间交往，由此开启了新的历史鼎盛时期。八年来，漳浦台胞回乡探亲访友、寻根谒祖、投资贸易、旅游观光的达近万人次。台北市、高雄市、基隆市3个漳浦同乡会中的理事、监事，除年纪较大、行动不便，或公事在身者外，80％以上均回过乡，有的甚至一年回乡数次。如福建同乡会高雄县分会原会长张缉熙先生，年逾古稀，回乡已超过50次。与此同时，我县因公因私赴台人员已超过600人次。联谊会与台胞的交往，已逐步融入日常的、家常式的交往之中，提高了做台湾人民工作的深度和广度。
  为经济服务 引台资回乡
  漳浦是我国沿海首批开放的县分之一，对外对台引进成绩裴然。在对台引进中，联谊会充分发挥与台属、台胞联系广泛的优势，招商引资，为经济建设服务。
  首先，联谊会紧紧依靠各级党政，配合有关部门，围绕县委的经济发展战略，把对漳浦台胞的招商工作作为对台招商引资的重点，实现了卓有成效的战略性突破。截至1998年12月底止，漳浦台胞或独资、或合资、或合伙、合股回乡兴办企业222家，协议台资6500多万美元，在漳浦的台商企业中占有一席之地。其中如祖籍沙西镇下寨村的李瑞河先生（美国天仁集团总裁、世界李氏宗亲会名誉会长）1987年首次到漳浦认祖修祠，1991年再次回乡谒祖，把心留在了故乡，决心在家乡创业，把后半生的事业留在故土。根据李先生的意愿，联谊会协同有关部门领导认真负责为其寻地择点，帮其择定金刚山下、国道324线盘陀路段，投资300万美元，创办了“天福茶庄”（即“天福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由于事业发展顺利，李先生创业信心倍增，近2年又再投资1800万美元，先后兴办了“天仁食品开发有限公司”、“天福茶博物馆有限公司”、“天福石雕公园有限公司”和“天福茶业”四家企业。同时，在全国各地发展连锁店120多家。“天福茶庄”生产的“813”茶王，被选为1997年亚太经合会议各国元首的饮料和礼品，实现了李先生“扎根福建、香传全国、茗扬世界”的夙愿，成为台资企业的佼佼者和典范。祖籍赤湖的陈志谋先生，生前捐巨资创办“达志中学”。其子陈瑞和先生，在漳州投资兴办了房地产开发公司等企业，其孙陈建中先生，1996年投资80万美元，在国道324线漳浦马口路段，创办了“三本化肥工业有限公司”，为闽台农业合作示范县作出贡献。祖孙三代殚精竭力，报效桑梓，留下了爱国爱乡的美名。还有台北同乡会创会会长陈建仁先生，动员在宜兰的宗侄陈东和先生，投资240万美元，在祖籍地佛昙镇大坑村兴办“大渔夫水产开发有限公司”，专事鲍鱼的养殖、加工，把技术和资金带回家乡，为再造“海上一个漳浦”开发了一个新绿洲。这些事业，联谊会都认真赞助。
  其次，树立“十佳”台属企业，作为引进台资、兴办台资企业的先导。如祖籍赤湖镇前湖村的台胞陈水才先生，先在赤湖创办建材厂、果林场、畜牧场，受到当地政府、亲属的支持和县政府的表彰，深受感动和鼓舞。1995年，再把原计划去北京、上海投资的台商陈俊廷先生请到赤湖，创办“腾达园”商业城，1997年，陈俊廷先生又签订了总投资1250万美元，建设高优农业度假观赏园区的项目。实现了以台引台、引来一个、发展一片的招商目的。此外，台胞杨稻江、黄雅川、杨西明等，都是由“十佳”台属而发展成台资企业的。
  捐赠善引导 桑梓被惠泽
  漳浦台胞都有一颗爱国爱乡之心，愿为家乡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尽自己绵薄之力。但是，两岸开放探亲以来，不少台胞把捐赠的目光，或放在赠亲人款物以表济贫解困之情，或重修祖茔、祖祠以示光宗耀祖，或热心修建庙宇佛殿以答谢神明护佑，社会效益不大。面对这些情况，联谊会非常重视对台属、台胞的引导工作，有意在台胞寻根谒祖活动中为其提供咨询、联系、服务的同时，因时、因地、因事寻机引导；在热情支持台胞兴办各项事业的同时，把公益事业作为重点；在不失时机宣传台胞捐建公益事业项目和典型事例的同时，启发、教育台属正确对待台湾亲人捐赠的善行义举，支持、鼓励台湾亲人把有限的资金，贡献给造福社会的公益事业。使台胞的捐赠，既不违背个人的意愿，又能造福桑梓，造福子孙。
  “达志中学”是由已故陈志谋老先生捐资220万元人民币巨款兴建教学楼而创办的。陈老先生故世后，其子陈瑞和、其孙陈建中，秉承遗愿，不仅继续为改善教学条件而慷慨解囊，每年还为该校发放奖教、奖学金，鼓励、资助莘莘学子，勤奋读书。如今，该校已成为一所一流的完中，每年每届都有大批品学兼优的学生，进入高校深造，为国乐育英才。陈氏子孙三代的善举，成为浦台两地同胞共同传颂的佳话。座落于旧镇镇浯江村的“长春中学”和“紫薇公园”是台胞林瑞国认祖后，联合宗亲林瑶琪、阮富贵共同捐资300多万元人民币而兴建的。捐得实在，惠泽一方。与此同时，漳浦台胞捐建、捐助学校教学楼和教学设施、医院、公园、旅游景点、道路等公益项目及赈灾捐款捐物等善行义举，连续不断，蔚然成风。8年来，共有台胞500多人次，捐款、捐物计1760多万元人民币，捐建教育、公益项目20多个。1999年4月，福建省人民政府、漳州市人民政府表彰捐款20万元以上者，我县有13个项目的18位台胞（集体）分别获得省政府颁发的金质奖牌、市政府颁发的银质奖牌，及两级政府颁发的荣誉证书，在漳浦台胞爱国爱乡的历史上，书写了光彩的一页。
  有为争有位 急难见真情
  联谊会是一个社团，为何能有这么大的能量和作用呢？了解联谊会的人不难发现，联谊会在与台属、台胞的长期交往、接触中，用真诚和服务，用理解和温情，感化和争取了台属、台胞的支持和信赖，在台属、台胞中建立起较高的威信和影响。“有事找联谊会、找沈会长”，已成为许多台属、台胞的共同心声，这正所谓“有为才有位”。
  联谊会在台属、台胞心目中能有这么高的威望，形成这么深的信任感，首先应归功于会长沈淮森先生和他所领导的常务理事会。
  蝉联两届会长的沈淮森，自担任联谊会首任会长以后，就把搞好联谊会作为一种事业，一种责任；他领导下的常务理事会成员，是经过严格审核，认真挑选的贤能豁达之士。他们深明大义，识大体、顾大局，能够在台属、台胞中发挥领导和表率作用。特别是两届都荣任顾问、名誉会长，已年过80高龄的李松辉、蔡启昌老先生，熟悉台属、台胞情况，热心联谊会工作，自觉负责地充当浦台两地同胞信息传递的热心人，把晚年的光和热，无私地奉献给祖国和平统一的大业。
  其次是联谊会急台属、台胞所急，热心为台属、台胞服务，真心为台属、台胞排忧解难，实现了两地乡情的积淀和升华，使台属、台胞真切感受到乡情的温馨与和谐。然而必须说明的是，发生在台属、台胞身上的，都是一些日常的被认为是吃力不讨好、令人看不起眼的小事。如大年初一，一位寓居台湾的漳浦同乡忽然来电反映在大陆的新人遭围殴，急请联谊会出面帮助处理，惩办凶手；台胞回乡修建房屋或邻人干预，或发生了纠纷，急等解决以便动工；被人借去的钱，借款人久拖甚至赖帐不还，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要求讨回公道，有个说法，追回欠款；某台属因升学受阻，遇到难题，希望帮助排除阻力，排解难题；已在大陆相好亲，希望早日洞房花烛夜，已符合条件但因某原因办不出结婚证，双方急等难耐，要求联谊会琉通管道，再做红娘，促成好事……凡此等等，不一而足。但联谊会不因事小而轻视，不因锁碎而厌烦，而是闻报而动，查事实，找根据，走部门，访领导，不惜磨破脚皮，说破嘴皮，为维护台属、台胞正当权益而不懈努力；对于台属、台胞提出的有违规定、有悖情理的，则予解释和劝导，尽量给台属、台胞有个满意的结果和舒畅的心情。8年来，共直接、间接、或参予协调、处理此类事1千多件。
  漳浦县的台商企业
  （1988.4～1998.12）
  吴养元
  一、概况
  截至1998年12月15日，全县共批准台商项目227个，投资总额4.77亿美元，协议台资4.46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2.12亿美元，分别占全县利用外资的81.1％、83.2％和61.1％。其中：
  （一）独资项目191个，投资总额4.236亿美元，协议台资4.024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2.05亿美元，分别占台商总数的88.8％、90.2％和76.6％；
  合资项目23个，投资总额0.46亿美元，协议台资0.37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0.05亿美元，分别占9.6％、8.2％和2.3％；
  合作项目8个，投资总额0.074亿美元，协议台资0.066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0.02亿美元，分别占1.5％、1.4％和0.9％；
  对外加工装配项目5个（只统计项目数，投资总额等项不计）。
  （二）正常生产经营的有111个，占项目总数的50％，正在筹建的80个，占35％，歇业的10个，注销的26个，分别占4.4％和11.4％。注销的主要有三个情况：1.没履约到资的14个；2。经营不善的9个；3.变更项目的3个。
  （三）投资总额在500万美元以上的有19个。其中1000万美元以上的12个，2000万美元以上的5个。
  （四）有20个项目增资，增资额2652万美元，分别占正常生产经营项目的18％和14.4％。
  （五）据不完全统计，自1993年起，漳浦台胞回乡或独资、或合资、或参股、合伙兴办的项目22个，投资总额6500万美元。
  二、产业结构及项目分布情况
  （一）产业结构（不含被注销项目）
  粗略分为六大产业：
  1、浦台农业合作
  项目101个，投资总额1.55亿美元，协议台资1.53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0.616亿美元。分别占项目总数（不含被注销数，下同）的50％、36.7％、29.02％。
  2、工业
  项目88个，投资总额1.19亿美元，协议台资1.128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0.51亿美元，分别占43.78％、29％和24.2％。
  3、房地产业
  项目6个，投资总额0.81亿美元，协议台资0.81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0.097亿美元。
  4、第三产业项目3个，投资总额0.414亿美元，协议台资0.414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0.663亿美元。
  5、基础设施
  项目1个，投资总额0.024亿美元，协议台资0.013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0.01亿美元。
  6、集团企业
  项目2个，投资总额0.312亿美元，协议台资0.312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0.11亿美元。
  （二）项目分布
  全县的31个乡、镇和农、林、盐、茶场，加上绥安工业开发区，已引进项目的24个。空白点有1个镇和7个场；
  2、协议台资额超过1000万美元的有绥安、佛昙、旧镇、前亭、长桥、湖西、霞美、赤湖和大南坂农场、长桥农场等10个乡、镇场。其中旧镇、前亭、长桥镇分别达到5832、4332、3450万美元。
  3、绥安工业开发区引进项目32个，占全县项目总数的16％，投资总额1.32亿美元，占30.8％，协议台资1.3亿美元，占31％，实际利用台资0.433亿美元，占20.4％％。
  三、发展简况
  1988年4月，台胞邱伏对与旧镇镇经联社合作兴办的第一家浦台合作企业——浦台合作水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启了我县浦台经贸合作的新篇章。12年来，我县的浦台经贸合作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单一到多元、由低级到高级的持续发展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90年以前，主要是19881990年三年。
  通过对台小额贸易的渠道及影响，一些从事对台小额贸易的台胞、小商人，逐步对漳浦良好的自然条件和海上资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台胞邱伏对先生的先期租赁旧镇镇白沙村闲置虾池开发虾类养殖，及至1988年4月与所在地旧镇镇经联社合作成立浦台水产开发有限公司之后，吸引、带动一部分台胞来到漳浦，借探访邱伏对之机，或与对台贸易公司商谈贸易之机，有的进行投资前的考察、了解，有的在旧镇沿海一带作非正式的、试探性的投资。最后正式成立企业、落户漳浦的，此三年中共有11家，投资总额1092万美元。且以种、养殖业为主，有8家，占73％％。这些企业是：浦台水产开发有限公司、承茂水产开发有限公司、福茂水产开发有限公司、闽荣水产开发有限公司、台裕水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饲料有限公司、平田果林开发有限公司、全丰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和运制衣有限公司、金兰纺织制品有限公司、华兴伞业有限公司（由来料加工转为合资）。
  第二阶段：1991～1993年。是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投资导向逐步明确，重点客户逐步形成，投资渠道逐步增加，投资领域逐步扩展。三年累计吸收台资项目56个，投资总额、协议台资突破亿元大关，分别达到1.14亿美元和1.07亿美元。种、养殖项目虽有增加，但为弱势增长，代之而起的是轻工项目大步进入。至1993年底，三年吸收轻工项目38个，占项目总数的三分之二强。从总体发展趋势看，由于邓小平同志1992年春南巡讲话的激励和鼓舞，台商投资大陆热情高涨，其强劲的发展势头，已在1993年凸显出来。1993年，引进台商项目28个，投资总额5490万美元，协议台资5423万美元，分别占三年累计的50％、39％和50.6％。
  第三阶段。1994年以来，我县的投资环境日臻完善，法律法规逐步健全，台商投资心情稳定，投资前景日趋看好，是稳步发展时期。至1998年底，5年累计引进项目136个，投资总额和协议台资分别达到2.955亿美元和2.873亿美元。
  这期间，出现了两个较大的影响因素。
  一是消极的。即1994年起台湾当局为了对台湾的“大陆热”降温，提出了“防止台湾产业空洞化”、阻止台湾大企业集团到祖国大陆投资的主张，从过去的“政经分离”政策转向主张“政经合一”政策，鼓励台商转向东南亚进行投资，鼓吹“南进政策”。加上大陆从1993年下半年实施经济、金融紧缩政策，进行产业政策调整等原因，1994年起台商在大陆的投资有所下降。我县受其影响，1994年引进台资比1993年下降，分别是项目下降59.33％，投资总额下降20％，此外，亚洲金融危机对台商企业也产生较大的冲击和负面影响。
  另一个是积极的因素。即闽台农业合作异军突起，农业项目成为台商投资的热点，极大地推动了我县浦台经贸合作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5年引进的农业项目76个，占引进总数的56％，且发展之势，方兴未艾。
  漳浦县的职业学校
  柯清元
  辛亥革命以来，漳浦县出现过一些形式、内容不同的职业学校，但大都因简就陋，时办时停。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在改革开放后，漳浦才有稳固而且较具规模的职业学校。现就个人了解到的一些情况，综合记述于下（师范教育另文叙述）。
  商业公学民国四年（1915年）县商会首脑陈瑞安及其他商界人士发动倡办的。校址先设于县学右堂（原孔子庙隔壁、今公安局范围内），后迁至后楼光远堂祠堂（西湖公园对面左侧，解放后曾为民政工厂）。招收商人子弟40人入学。校长林秉则，系福建省立第八中学（漳州一中前身）毕业生。不久停办。
  工读学校民国六年（1917年）下半年创办，校址在城关射圃武庙（即关帝庙，在漳浦一中校园内，今已废），校长陈启芳（赤湖人，曾任漳浦劝学所所长，后为国民党军49师张贞部下团长）。课目开设木器、纺织、藤竹、编织等。学生入学不受年龄限制。初办时参加学习者甚多，颇有成绩，后因军阀混战、政局动荡而停办。
  绥安初级园艺学校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漳浦县成为福建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所在地。专员朱熙兼任漳浦县长，认为漳浦是个农业大县，以办园艺学校培养果蔬人才为宜，随将“绥安初级中学”改为“绥安初级园艺职业学校”。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秋，福建省省政府委派南京全陵大学农学院毕业生陈达元为校长。一年后停办。
  解放后，百废俱兴。各行各业亟须专业人才，在人民政府重视下，各类职业学校相继建立，尤其是1958年大跃进的特定历史年代，全县贯彻“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专业学校更如雨后春笋般地拔地而起，办起了各类学校。
  漳浦初级农业技术学校简称漳浦农校，创办于1958年。校址初设于城关南街城隍庙（解放后曾一度为漳浦酒厂职工宿舍），未几，校址迁至西街准提佛室（县政协会旧址），后在城关绥西村埔顶自然村附近新建一排两幢新校舍，标准8间教室，还有配套办公室、宿舍、厨房等。县人民委员会（今称县人民政府）正式令调漳浦二中校长陈长泰任漳浦农校校长。教学内容以农业为主，兼及多种经营。当时主管部门强调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农校要搞科学实验，县委决定将农校迁至县农业科学实验所（简称农科所），边教边实践，并在该所附近的辕门大队小山坡上再建二幢教室，还有宿舍、膳厅等配套用房。“文化大革命”后期停办。
  地方国营漳浦盐场半工半读初级技术学校1964年11月，县贯彻龙溪专区（今称漳州市）召开的工农业余教育（今称成人教育）华安现场会议关于“巩固提高常年民校，因地制宜发展半农（工）半读学校”的精神，经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创办“漳浦盐场半工半读初级技术学校”，场办公助，学生来源主要以场工为主。1965年漳浦县人委以（65）浦县教字第0219号文件正式命名，并发给新印章。“文化大革命”进入武斗时停办。
  大南坂农场半耕半读中等技术学校1964年11月，经县人民委员会（县政府）批准，并报福建省教育厅、农垦厅备案，创办“福建省大南坂农场半耕半读中等技术学校”地点在万安分场华侨新村，招考具有初中毕业（或同等学历）的在场工人、农民入学。教师来源采取就地取材，聘请在场的农艺师、农业技术人员或有农业技术专长者任教。学习内容以农、果为主，教学方法采用理论联系实际，边教边学边实践。1965年漳浦县人民委员会以（65）浦县教字第0219号文件给予正式命名并发给印章。“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停办。
  漳浦卫生学校是县卫生局主办的卫生系统专业学校。其宗旨是加速培养农村医药卫生人员，改变广大农村群众缺医少药现象。通过一、二年学习实践，为农村造就一批能中（医）、能西（医），能防能治、既能劳动又能治病的农村新型医生（“文化大革命”期间称为“赤脚卫生”）。其性质是半农半读，分为医学班和中西医学班，县医院附设的医学班先行开学，校址在中西林场。漳浦县卫生局于1966年4月以浦卫字第042号文件通知各社场）认真选拔优秀人才参加半农半读卫生学校学习，面向全县招生30人，学习一段后，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受冲击而停办。
  农业中学是1958年“大跃进”年代“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产物。简称农中，性质是社办公助。教师由公社聘请，县教育行政部门每人每月发给22.5元的工资补贴，不足部分由公社根据实际逐月补足，学校办学事宜由公社直接管理，县教育局委托各学区在业务上进行辅导，定期组织教学辅导与交流。学生来源是招收在乡参加农业劳动具有初中毕业或有同等学历者经考试及格录取入学。学制三年，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边学习、边实践。做到学以致用，毕业后回生产队劳动。1958年全县以公社为单位办起11所农中（当时全县有10个公社），学生628人，耕种土地面积961.7亩，养猪近400头，养鸡鸭467只，办木工厂、砖瓦厂、磁窑厂各1个，有电动脱谷机1架，水电自动化碾米作坊1个。1959年扩大办学规模，全县有城关、城关红旗农场、石榴、盘陀、象牙、梅林、长桥、长桥东方农场、官浔、南浦、旧镇青年农场、白沙、浯江、赤土、霞美陂下、白田、佛昙、官埔、洛运、湖西、赤岭、杜浔、塌仔圩（杜浔）、古雷港口、深土、示埔、六鳌、赤湖、花坑、沙西、南门岭、河墘等31所，学生1513人，教职工53人。
  1960年，随着三年自然灾害的出现，农中面临种种困难，学校规模调整为10校，每公社只保留1校，10校共有32班，学生963人。1961年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教育工作进行全面整顿，农中4所改为半日制、3所转为业余中学，1964年全县农中尚有7所，学生231人；1965年5月，贯彻地区半农（工）半读会议精神，农业中学再度发展为38校，学生1033人，教职工94人，比1961年增加33人。1965年漳浦县人民委员会（65）浦教字第0219号文件通知发给农业中学新印章并开始启用，进一步完善农中办学事宜。
  正当农业中学步入发展巩固阶段，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农业中学这株新生幼苗连根被拔掉。
  其他办学期间不久的职校创办于1959年上半年的漳浦体校，其校址先设在县体育场，后搬至绥西埔顶自然村（原农校旧址），先办排球1班；水产学校，校址先设在旧镇秦溪自然村，随着三年自然灾害的出现，这两校前后停办。
  漳浦职业中专学校（原漳浦职业中学）前身是创办于1981年秋的漳浦城关中学。1982年漳浦县人民政府以浦教综字（82）第393号文件通知：接上级指示，“凡城镇有二所普通中学者要有一所改为职业中学”，县委批准漳浦城关中学改为“福建省漳浦职业中学”，同时启用新印鉴。
  职业中学初办时设22个教学班，分高、初中两部分。初中部属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性质，高中部分班专业学习，开设幼师、家用电器、农业机械维修、体育、美术、农业和土建等7个专业，分9个班，学生359人，全校教职工79人，已毕业的两届专业高中毕业生354人（其中农业153人、幼师38人、土建66人、家电维修48人、农械修配49人），分布在我县的每一角落，为祖国的四化建设添砖加瓦。
  1983年夏，学校教学大楼落成，地点在县城西北郊好景山（虎山）南麓，将原分散在东岳崎、炉尾、新路尾礼拜堂、袁门等几个教学点，集中到新建的教学楼上课，办学规模扩大一倍，专业班继续招生250人。县委下大决心，配齐学校领导班子，调配各处、室负责人，并从一中、三中等6所完中和应届大专毕业生中选调34位教师进校任教，充当教学骨干。是年10月15日，该校千余名师生集中在投资18万元而建成的大楼前，举行庆祝漳浦职中建校二周年大会。同年秋季招收高一、高二6个职业班285人，分设幼师、木工建筑、机电、农业4个专业，并附设初中15班732人。
  1987年，幼师专业办得出色，51名应届毕业生参加全省统考，成绩优异、有5人被聘用为公办教师，其余全部受聘幼儿园代课教师。12月中旬高三幼师班学生郑巧珍参加漳州市幼教专业“五项技能”竞赛，荣获全市二等奖，同时被市选赴福州参赛，获全省三等奖，为我县争得荣誉。
  80年代中、后期，学校领导班子认真探索办学规律，派出人员到先进地区参观取经、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悟出一条规律：城镇职业中学要发展，必须从当地实际出发，千方百计创建“三大基地”，即专业理论教学基地、专业理论实践基地、专业服务基地，及从当地两个文明建设和本校实际来确定专业设置课程，有的放矢，学有所用，确立一校要有一、二个当家专业的观点。当时，学校创建已初具规模的木工厂，可供50名学生同时进行技术操作培训，确定两名专职木工教师作为指导，培养24名学生能独立制作学生课桌椅。县教育局领导大力支持，集中全县增生设备费代各校向职中订购学生课桌椅。1985年根据我县中小学缺额较多的体育、美术、音乐等方面教师，办了专业班，招生100名，学校按省编的教学大纲施教，毕业生由县教育局介绍到各校任合同教员，促进教育事业全面发展。
  1995年4月25日，经省教委批准，学校正式升格为“漳浦职业中专学校”。学校自升格后，从校舍建设、师资、设备、专业设置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扩展，毕业生录用、升学和受招聘人数年年增加。至1999年上半年，学校占地面积50.5亩，建筑面积13000平方米，拥有三座教学大楼（其中一座在建筑中），4幢学生宿舍楼和一个有200米环形跑道的运动场地；有教职员工90人；并聘请校外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26人；校外有9个实习就业基地；开设11个专业，38班，在校生1308名，生源来自本县和漳州市范围内10个县（市、区）。
  自办学以来，学校为社会培养近4000名各类中等专业技术人才。幼师专业开办以来，已有47人被国家正式录用为教师；有65名毕业生通过对口考试，进入福建师大、福建商专等高校深造；有80％以上的毕业生陆续被招聘，招聘单位有厦门航空宾馆、伊甸园有限公司、厦门厦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东莞启德电子厂、泉州恒安集团、天福茶庄、漳浦宾馆等，有两名旅游服务专业学生被厦门航空公司录为空中小姐；有4批106名旅游服务专业学生赴“国家计委北戴河培训中心”顶岗实习。
  由于全体师生的努力，学校被评为“全国校园环境文化艺术建设先进单位”、省推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先进单位”、市“文明单位”，目前，省政府正对该校进行“省重点职校”的评估。
  漳浦前亭水产职业中学1984年2月18日，龙溪地区（今称漳州市）教育局长陈玉璋偕同该局职教科长李普通、计财科长黄海涛在漳浦县有关领导陪同下，检查前亭中学附设水产职业班，了解水产养殖情况及其他办学有关事宜。听取汇报后，表示支持筹办前亭水产职业中学，决定再拨款款2万元作为基建费，要求学校建立养殖基地。县人民政府为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同年9月，决定将前亭中学改名为“福建省漳浦前亭水产职业中学”，并启用新印章。初期，由于办学成绩突出，被评为漳州市职教工作先进单位，获奖锦旗一面，收录机一台。1987年学生学有专长，为发展养殖业作出一些成绩，有13位毕业生成为“万元户”。是年，该校再次评为漳州市职教先进单位，获得奖励。
  1988年3月25日至31日，漳州市教育局在漳浦召开全市农村职业中学办学经验交流会，前亭乡党委在会上介绍《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为振兴当地经济服务》、前亭水产职业中学介绍《办好水产职业教育，服务经济建设》。同年7月，该校又毕业97人，被省、市、县、乡各级水产养殖场、站录用（聘用）51人，自己建渔（虾）池，租地搞养殖的有31人，其他毕业同学由学校推荐到养殖专业户、个体户任技术员，其足迹遍布莆田、厦门、龙海、诏安、惠安、平潭等10个县、市，有少数受聘到广东、海南岛等地区。校办天马山对虾育苗场生产的虾苗推广全县，为家乡对虾生产和淡水养殖做出一定的贡献。1988年6月25日《中国教育报》头版报导了《前亭水产职中是一所深受渔乡人民喜爱的职中学校》；省、市职教研究会分别於是年3月和10月在漳浦召开。
  90年代初期起，由于种种原因，水产职业中学不再招收水产专业班、成为普通中学初中部，现有12班570人，教师57人（含职工1人）。
  发展老年教育 唱响夕阳之歌
  ——漳浦县老年大学建校五周年回顾
  林耀文 詹金龙
  漳浦县老年大学是在县委、县政府的关心支持和市老年大学的指导下，于1994年6月4日在漳浦县老年学校的基础上创办的。建校五年来，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老年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把老年大学办成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树新风，丰富老年人生活的阵地。老年大学由小到大，初具规模，在校人数由创办初期的60多人发展至现在的239人，设置专业从6个发展到12个，还创办分校1所30人，附属学校（村级）1所320人。老年大学的发展带动了乡镇场村老年教育的发展，成为全县老年教育的龙头。到目前为止，全县创办乡镇场老年中心校25所，学员1375人，村（街）老年学校150所，学员9275人。全县各类老年学校180所，学员10889人，占全县老年人口7.9万人的13.3％。一大批老年人通过老年大学、老年学校的学习，在“五个老有”方面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为我县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新的贡献，县老年大学于1996～1997年分别被评为漳州市、福建省老年教育先进单位。
  回顾5年来的办学历程，究其取得成绩的原因，一是县委、县政府领导重视关怀，各级党政领导和社会有识之士的支持；二是有一个比较健全的领导班子；三是坚持办学宗旨，实施施教方针，重视师资队伍和教材的建设；增强老年大学的活力；四是加强教学管理，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使老年大学成为全县老年教育的龙头，带动全县老年教育的发展，在老年群体和群众中有很好的反响。
  一、有一个比较健全的领导班子，加强老年大学的领导。
  老年大学创建后，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老年大学的班子建设，县长亲自担任校务委员会主任、校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担任校委会副主任，指定一位副部长兼管老年大学工作。县长、组织部长关心学校工作，亲自到大学讲课，鼓励学员努力学习。又从离退休干部中选配5位有丰富办学经验，热心老年教育的同志担任副校长、教导主任，其中担任过教育局长的1个，担任过职专校长（中学高级教师）、完中教导主任和学区教导主任的各1个。他们都是行家里手，有几十年的教育管理工作经验。他们分工合作，1名副校长负责拳功操等健身课的教学管理，1名副校长负责专业课、公共课及日常事务的管理；教导主任则负责日常教学的组织安排工作。他们既当领导，又当学员，每天跟班听课，深入实际了解教学情况和学员的要求，解决实际问题，使教学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为保证老年大学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县政府每年从县财政拨款15000元作为老年大学的办学经费，列入财政预算；逢节假日全县性庆祝活动，县长又批拨专款从财力上大力支持。
  二、坚持办学宗旨，实施施教方针，增强老年大学的活力。
  我们对老年教育办学宗旨的理解是：通过老年教育使学员“增长知识，丰富生活，增进健康，陶冶情操，发挥余热，再做奉献”。它也是我们办学的指导思想，是办学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而增长知识是丰富生活，增进健康、陶冶情操、发挥余热方面的核心。离开学习、离开知识的再输入，就谈不上其他方面的获得。所以，我们把抓教学、制订教学计划当作实施办学宗旨的核心问题来抓。5年来，我们通过抓教学这一中心，实现增长知识，丰富生活，增进健康、陶冶情操、发挥余热的目的。我们把“学、乐、为”的结合作为施教方针，以学习知识为出发点，寓“乐”于“教”和“为”之中。
  1、从提高老年教育的信誉、从发展老年教育的高度来设置课程。
  学习新知识、掌握新知识、运用新知识，是学员对学校的基本要求，所以我们课程的设置便以实用性为主，结合知识性、科学性和趣味性。据此，开设2门公共课（根据季节特点和老年人常发病开设专题讲授）。老年大学根据学员知识层次和兴趣爱好，开设时政、法律、音乐、摄影、国画与书法、老年卫生保健、舞蹈、花卉、剪纸、烹调、拳功操等12门功课，除公共课外，其他专业任人选学。做到天天早晨有拳、功、操、剑、舞锻炼的强身课，星期一至星期五天天有老师讲课，使学员选读的课有兴趣、听得懂、有用途。
  2、重视师资素质的提高与教材建设，保证教学方针的实施。
  师资素质关系到办学的质量，没有优秀的教师教不出优秀的学生，办不出优秀的学校。我们一贯十分重视师资工作，聘请的14位教师都具备身体健康，乐为老年教育作奉献，有业务专长能胜任教学工作和会做学员思想工作的社会名流，他们深受学员的欢迎。但社会在发展，教师必须再学习，充实新知识树立新观念。所以对教师采取既使用又培养，争取机会让他们参加外地培训，组织他们外出参观学习，给他们提供参考资料，鼓励他们认真总结经验，大胆编写教学小册子。我们还负责对乡镇场老年学校师资的培训。两年来共培训3期，124人次参加培训。
  学校还把教材建设作为学校重要工作来抓，做到教师讲课有讲稿，学员学习有教材。我们把教师的讲稿装订成册，有“国画水墨山水画”4册132页（郑平风老师手稿），音乐歌本8本160首，陈秋日剪纸集（书店发行），杨南泰老师《老年生活卫生保健》讲稿，潘老师的《烹调》教材讲稿，还购置新华书店发行的有关教材，如《摄影》、《卫生保健》、《花卉》、《书法》丛书，太极拳7种套路录像带，以提高学员学习信心与兴趣，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实践告诉我们，教学内容必须体现“学、乐、为”相结合的教学方针，把教材讲准、讲活、有用处。卫生课近年来讲老年人“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10个专题，讲疾病概念、发病特点、发病原因、疾病的诊断标准和防治方法。学员越听越爱听，认真做课堂记录。听课学员一次比一次多。许多高血压患者消除巩惧心理，树立正确的防治观念，采取了科学的治病措施。学员总结了老年人保健（养老）“三要素”：物质是基础，精神是支柱，科学是法宝。“四疗”养生保健法：即体疗（体育锻炼）、神疗（建立精神支柱）、食疗（科学安排生活）、医疗（掌握医疗常识）。靠养老“三要素”和养生“四疗法综合保健”，使学员拥有一个健康的老年人生，呈现第二个春天。广大学员还把音乐课当成健身开心治病良药。通过音乐课化解愁苦，开怀欢乐。真是“唱一唱，笑开颜，跳一跳，解千愁！”拳功操课，坚持每天早晨活动，风雨无阻，每天清晨2个教学班120多个学员集中在西湖公园进行晨练，快班的同学已掌握太极拳7种套路，学木兰剑、木兰扇、交谊舞等。她（他）们有的已成为骨干和小老师，经常到城关的东西南北村（街）老年学校教授太极拳、剑、舞。现在，晨练已成为城关老人的爱好，每天有数百人集中在体育场、西湖公园，各老年学校，晨练热情越来越高，队伍越来越大。
  3、走出校门与社会大课堂相融洽，扩大老年教育的效果，提高老年大学知名度，吸引更多老年人入学。
  实践告诉我们，要全面实现老年教育的办学宗旨，提高老年群体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身体素质，光依靠老年学校的小课堂是不够的，必须把课堂扩大到社会，把学员带进社会、有意识地接触社会、认识社会、拓宽服务社会视野，自觉与社会相融洽，才能办到。我们的做法：
  ①开设专业实践课，把小课堂学到的知识搬到社会大课堂去实践。如我们的摄影艺术课教师，认真设计教学实践内容，在学员掌握摄影技术基础知识上，带领学员到美丽宏伟的建筑群中，到大自然、工厂、农村去实地拍照。两年来，摄影班师生到县内20个景点去实践，再把自己拍摄的照片拿到课堂上分析讨论，逐步加深对摄影技术的掌握和基础理论的理解，提高他们对摄影艺术美的欣赏能力，学员越学越有趣。这个专业班学员从原来的9人发展到现在的51人，学员不仅能照，而且还有一定的评析水平，实践吸引了老年人，为他们所欢迎。
  ②组织文艺轻骑队。下农村宣传党的十五大、改革开放方针政策，宣传老年教育方针政策、《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扩大老年学校的社会影响。
  我们的音乐、舞蹈现共有学员近200人，多是中小学退休的有文艺素养的女教师，我们从她们中间选择22名组成文艺轻骑队，自编歌颂漳浦改革开放成就，建设漳浦的“三句半”、“快板”，自编舞蹈10多个到绥安、官浔、盘陀、旧镇等八个乡镇、村老年学校（老协会）去表演、联欢、宣传，深受老年群众的欢迎。轻骑队学员热情高、无私奉献，他们高兴地说：“当了奶奶上舞台，儿孙老友笑开怀，我像年轻20载，划得来1”
  ⑧组织教学成果展览，鼓励学员参与社会竞赛活动。我们认识到要吸引更多老年人入学，就要让社会了解我们的办学成果，所以我们重视这方面工作，除参加市老年大学、市老年教育年会书画展、文体竞赛活动外，凡是县组织的竞赛活动都努力争取参加。98、99两年春节，县宣教系统在县幼儿园、西湖公园举办花卉、国画书法、摄影、剪纸作品展览，我校选择摄影艺术作品72张和剪纸作品66幅参展，博得观众赞赏，有观众在题言簿上写下这样的话：“看了老年大学老人的作品，他们在我的脑海中好象变年轻了！”
  我们把组织大学学员参与社会竞赛活动看成提高老年群体声望，提高老年教育地位，改变社会对老人看法的好形式，1997年7月1日县委、县政府在灯光球场举办有各界（20队）参加的以“庆回归、颂祖国”为主题的歌咏大会，我们克服困难，组织120人的合唱队参加大会，老年学员服装体式朴素大方，精神振奋，歌声嘹亮，歌词体现时代气息，唱出老年学员对伟大祖国、对伟大的党的热爱，对香港回归、洗雪国耻的欢心，博得与会的县、市领导、群众与电视机前的10万干群称赞，荣获一等奖。我们还多次参加县、市门球、拳功操、国家门球比赛，获得好成绩。还在县妇女庆“三八”节体操比赛场上表演中老年人活力操，太迪健身球操，在县第8届体育运动会上表演太极拳、太极剑，均扩大老年大学知名度。
  ④组织旅游参观活动，让学员目睹改革、开放20年来的伟大成就，提高老年学员拥护党的领导，拥护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组织外出参观活动是开阔学员眼界的好形式。两年来，我们组织学员490多人次到本县的革命胜地清泉岩、东罗岩、海月岩、古雷半岛灯塔、六鳌半岛虎头山、威惠庙、天后宫、天福茶庄以及绥安开发区、西湖公园等20个名胜古迹参观，还到莆田市湄洲湾、泉州、平和、诏安和东山等地参观学习。1998年暑假组织三批18人远游北京、南京、苏州、无锡、杭州、上海、泰山、济南、曲阜、黄山、庐山等地名胜古迹，参观学习。他们亲自目睹祖国美丽山川胜景和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接受活生生的爱国爱党教育，效果非常好。
  ⑤开设关心下一代讲座，开展关心下一代活动，全面实施“学乐为”相结合的施教方针。老有所为，发挥余热，无私奉献，才能体现老年人自身应有的地位和价值。这是人到老年之后的理想和愿望。而关心下一代是老年人再好不过的“为”的位置之一，符合我们老年大学学员的特点。我校80％以上的学员是离退休的中小学教师，他们对教育，对年青一代有浓厚的感情，有多年的教学经验，有知识，是关心下一代工作的一支不可取代的力量。我们从“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高度出发，重视发挥这支力量的作用，组织他们学习党的十五大报告、反复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以及邓小平有关这方面的理论。1999年初，我们还向学员传达省委书记陈明义、市委书记李敏忠在福建省漳州关心下一代表彰会上的重要讲话，提高学员对关心下一代工作的认识和投入工作的自觉性。我们经常举行关工知识、经验的讲座，从关工委性质、任务、工作方针、工作方法以及涉及工作范围开展学习、讨论，给他们提供信息，介绍工作经验。帮助他们开阔视野，找发挥余热的路子；要求学员从自己做起，做个好老人，从教育、关心自己的儿孙着手，进而关心左邻右舍青少年，继进于亲戚朋友中的青少年，再拓开至社会青少年。明确每个人所关心的主要对象。据调查，我县老年大学学员的儿孙辈及其亲戚中的青少年没有一个触犯刑律而受审受罚，更无坐牢的人。还有70％的学员找到发挥余热的门路。其中有35人在学校、村街关工委工作，有32人当校外辅导员，有15人当科教员，有28人参与创办家长学校，当家教员，有18人当扫盲班教员，有14人到村街老年学校当辅导员，有25人自办托儿所、幼儿班，有6人在老协办爷爷奶奶班，有8人返聘再上讲台，有4人下乡传播育苗种果新技术，他们找到发挥余热的新位置，在那里再创新业，创造第二个春天。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有2300个老年学校学员参加县、镇、村、街关心下一代工作。
  三、加强教学工作的管理，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老年教育本是一种松散型的成人教育，要保证学校井然有序地开展工作，就要使其形成整体。这除了从思想教育入手，使学员树立主人翁思想外，还要靠学校规章制度来保证，用纪律约束人、引导人。据此，我们建立8项制度：①学员考勤制度（有课必查）；②学员代表会议制（每学期一次，征求教学与管理意见）；③班长责任制（考查出勤、收集学员反映、主持班会、组织参观）；④学生大会（开学、闭学式）；⑤评优表彰制（一年一次）；⑥学员互访制（对有病或家里发生重大不幸事者进行访问）；⑦校长办公会议（每周一次）；⑧校委会议（一年一次）。从而保证学校师生讲学习、讲纪律、讲团结、讲互助、讲奉献的良好校风。每学年全校都联评出一批优秀学员，大大促进良好学风、校风的形成。
  老年大学的发展，带动了全县老年教育的发展。几年来，老年大学的领导配合老干局、老龄委深入基层，从老年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的深度进行宣传发动，积极建议组织部门加强乡镇场老龄委、老年协会班子的建设，总结绥南村老协会创办老年学校的成功经验在全市推广，还得到《福建老年教育》杂志刊载。创造以老龄委、老协会为依托创办老年中心学校的经验，使全县老年教育形成工作网络。我们还及时总结推广六鳌、长桥、赤湖、湖西的办学经验，加强对乡村指导，为基层培训教师，组织文艺轻骑队到官浔等老年中心学校演出、联欢，扩大老年大学的影响，从而促进了全县老年教育的迅猛发展，使我县成为省市老年教育的先进单位，长桥镇的办学经验今年在全省全面推广。
  当然，老年教育事业是一项新的事业、新的工作，许多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学习探讨、提高。我们经验不足，办学工作中还存在不尽人意的地方，我们将努力探索，竭尽全力办好老年大学，为我县老年教育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漳浦的戏曲活动
  高聿占
  漳浦戏曲活动历史悠久，早在宋代，乡间已经在秋收后就有筑棚演戏庆祝和以歌队游行表演的习俗。自明清至民国时期，演戏的场合逐渐扩大，剧种逐渐增多。解放后有了固定的剧场，省内外各个剧种的交流更加广泛。
  从前，城乡在什么情况下演戏呢？主要有下面几种情况：（一）神佛寿诞，演戏酬神。漳浦乡村几乎村村有庙宇，每年至少有一次一至两三天的演戏活动。从前，群众文化生活十分贫乏，有戏看就是最大的文化享受，俗语说的“傍神作福”，这包括吃喝和看戏的口福与眼福。（二）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寿庆和其他庆祝活动，如民国初年，县城东街柯定侯招婿婚庆，连演潮戏十多天；佛潭杨天枢考中“俊士”，演戏三天。（四）庙宇落成剪采，神像“开光”或请神驱邪除瘟等迷信活动。（五）族长对违反“禁菁”和违反乡规民约者罚款请戏公演以儆效尤。（六）赌头请戏公演，在戏台周围设赌摊招人赌博，向政府包收赌捐。（七）五四运动以后，常有知识青年在已废兴教寺广场演话剧，宣传破除迷信；抗日战争时期，出现了演宣传抗日的时装话剧，常下乡巡回公演。
  漳浦在闽粤交通要道上，地处泉潮二州之间，所以剧种甚多，戏班也不少，有些是土生土长，有些是来自外地的。
  （一）竹马戏，其戏班称子弟班，可说是漳浦的特产。开戏时，先由四个演员扮春、夏、秋、冬四旦角，手执翠竹枝作跨马状，边唱边舞，称“跑四美”。竹马戏有以丑、旦两角为主的弄仔戏，如《割须弄》、《砍柴弄》、《搭渡弄》、《番婆弄》、《旗尾弄》、《唐二别》、《管府送》等。大型戏有《昭君和番》、《赛昭君大报冤》等。竹马戏有在深土、六鳌一带，有“龙美子弟班”、“玉兰子弟班”等。活动几遍闽南。解放后省、地、县多次组织工作组到深土、六鳌进行记录、拍照、录像、整理等一系列抢救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文化部门曾在深土扶持竹马戏业余剧团。
  （二）戏仔，是竹马戏的变种，是芗剧的前身。先期的曲调有锦歌，民间小调、南曲等。其戏班一般有七个演员扮生、旦、丑、婆、老生、杂角等，因又称“七子班”。短戏多移植竹马戏的弄仔戏，长戏有《三伯英台》、《陈三五娘》、《孟姜女》、《吕蒙正》等。本县早期著名的戏仔班有蒲野的“老元春”，石榴山边的“老莱春”、刘坂的“新莱春”，还有深土的陂东班，海澄、厦门等处的戏班也常到漳浦演出。
  闽南戏仔传入台湾后成为歌仔戏。三十年代，台湾歌仔戏传回闽南。漳浦戏仔班都改唱台湾歌仔调。其主要曲调“哭调”，悲戚凄凉。被当时国民党当局称为“靡靡之音”、“亡国调”，禁止演唱。后经邵江海等艺人作出一些更易，称为“改良调”，流行于漳厦一带，解放后正名为芗剧。1954年，官浔业余芗剧团会演获得优胜，被县文化部门吸收为专业的“漳浦县实验芗剧团”。全县较著名的业余芗剧团有绥安镇的绥南，霞美镇的白石，沙西镇的沙岗，旧镇的苑上、东厝，佛潭镇及该镇的洞仔蔡，湖西、赤岭、深土、长桥等地都有业余芗剧团。演出剧目由解放前的“幕表戏”（没有剧本、只按传统内容，加上随意插科打诨）逐渐为严格依照剧本演唱。传统剧目有《三家福》、《加令记》、《吴美娘》等，解放后出现不少如《煎石记》、《母子桥》等优秀剧目。
  （三）潮戏，亦称白字仔、潮音。每个戏班约50到60人，所以又称“大班”。乐队分“文平”与“武平”，演戏时，文左武右分设在舞台两边。“文平”有头弦、椰胡、扬琴、哨呐、笛子、三弦等；“武平”有大小鼓、苏锣、抗锣、深波、大小钹等。“文平”、“武平”伴奏均优美动人。潮戏能演连台大戏，如《薛仁贵征东》、《三请樊梨花》、《苏六娘》、《荔镜记》、《龙凤配》等。解放前经常在本县演出的著名戏班有邻县的“三正顺”、“三正芳”、“老一枝香”，本县的“老怡正兴”（太监班）及半专业的“旧镇班”。解放后，业余潮剧团遍布全县，如绥安镇的绥西、溪南、霞潭、英山，旧镇及该镇的林美、白沙，霞美及该镇的北江，杜浔镇的文卿、范阳，沙西镇的庄前、屿头、土楼、下寨，古雷镇的港口、东林、龙口、油澳，佛潭镇的岱嵩，石榴镇的东山、象牙，还有赤土、盘陀等。业余剧团除演出传统剧目外，还配合中心工作编演一些宣传剧。
  （四）正字戏，元明时代闽南就有这种戏剧，先时保持原来的中州官话演唱，后传到粤东植根海陆丰。有的正字戏与潮戏揉合成为一个戏班，合演时必先演正字，下半夜方演白字，俗称“半暝反”。下半夜多表演“穿火圈”、“食玻璃”、“食火吐纸”、“咬笼吊头鬃”等杂技。漳浦人称正字戏为“隆咚磬”。
  （五）汉剧，有人叫“外江”、汉调，戏班多来自闽西，人数与潮戏差不多。“武平”突出的打击乐是大苏锣。演员唱腔有特色，乌净发炸音，红净男声假嗓（鼻腔共鸣）。传统剧目有《百里奚认妻》、《赵匡胤送京娘》、《齐王求剑》、《火烧赤壁》等。
  （六）道士戏，俗称师公戏。多在庙宇、祠堂剪采开光或做醮时，请道士举行宗教仪式后，由道士化妆上台演《八仙过海》等节目。道士戏以南管伴奏，以舞蹈为主。
  （七）话剧，二十年代，一些读过中学的“番仔秀才”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常在已废的兴教寺广场搭棚演时装话剧，宣传破除封建迷信，群众称它为“文明戏”。后来，兴教广场用条石围筑一座土戏台，供节日演出之用。中小学师生也来此土戏台演过话剧、歌剧。抗日战争时期，漳浦成立抗敌后援会所属宣传工作团，曾在此土戏台公演《八·一三的炮火》，后又演出《凤凰城》、《麒麟寨》。后宣传工作团随着抗战后援会改组而停止活动。新成立的抗敌剧团由蔡启昌任团长，侯维钟（中共党员）任导演，多次下乡镇演出《打汉奸》、《放下你的鞭子》等，并在兴教广场土戏台演出《生命之花》。1940年，侯维钟、蔡启昌、林清秀被驻漳20师逮捕，以军法判处死刑（经营救出狱），剧团被迫解散。以后，柯汉扬又联合陈仲甫、詹祚伯、曾敏英、张淡月等一批教师多次公演《四千金》、《此恨绵绵》、《假巡按》、《雷雨》等。
  1949年春，蔡启昌任漳浦中学校长，请陈仲甫执导，演《沉箱记》（将《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改成现代戏）。
  除了人戏以外，还有木偶戏，分手掌木偶（又称布袋戏、翁仔戏）、提线木偶（俗称胶螺仔），铁枝木偶（俗称铁夹仔）三种。提线木偶以吴知高、吴自东父子最著名。先唱汉调后改唱潮调，善演文戏如《孟丽君》和神仙戏如《三藏取经》等。解放后，吴自东被漳州艺院聘为教授。手掌木偶三十年代以郑月圣、杨胜、王荣、胶再、乌皮等最著名，善演武戏如《七侠五义》、《施公案》等。唱北管、方言说白。解放后，杨胜三次出国、饮誉欧亚；二次拍了电影艺术片。80年代，杨胜徒弟杨其兰的“海燕木偶剧团”被列为福建省“芳草计划”中民间艺术研究项目之一。
  还有一些以座唱为主，不登台演出的“曲馆”如城关港仔口、下蔡林场下吕村的南管，杜浔正阳村的汉调，城关福州同乡会（主要是理发业师傅）的闽剧，官浔的锦歌等。
  过去，漳浦民间还有一种“唱歌册”流行。一本歌册一个故事，如《三伯英台》、《孟姜女》、《雪梅教子》、《金姑赶羊》、《黑白蛇》、《苏武牧羊》等几百种，一般以民间小调说唱。以前，歌册在一些书店里可以买到。
  初创期的漳浦县旅游局
  胡清南
  1986年3月间，漳浦县人民政府设置旅游局，成为漳州市四个县级局之一，他行使政府职能，管理我县旅游业。从此，漳浦县史上增添了旅游业的新篇章。
  旅游业是一个新兴的被誉为“朝阳”的产业。世界旅游业在二次大战后兴起，因适应潮流，应运而生，旅游业很快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中国的旅游业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随着改革开放而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发展。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越来越显出重要，是我国创汇和回拢资金的重要渠道之一。同时，在增进国与国之间友好往来方面，发挥一个不可替代的民间外交作用。
  旅游业同其他事物一样，有它自身的规定性和发展规律。“吃、住、行、游、娱、购”是旅游业的具体体现。经过六字要素的运行，实现旅游业的经济的社会的效益。
  旅游资源不论是自然的或人文的，都是旅游业赖于发展的物质基础。没有丰富的可利用的旅游资源，就没有旅游业的发展。但从旅游资源发展成为旅游业，要有一个资金投入，技术手段等综合开发的过程。这个过程要生产“旅游产品”。通过宣传促销和“六字”要素为宗旨的系统的综合性旅游服务实践，让现代人们享用“旅游产品”，旅游业的价值才得以完全体现。
  漳浦县旅游局不敢忘却责任，面对现实，走了一个争立脚根求存在的艰苦历程。13个春秋，尽属我县旅游业模索初创阶段。这是先写她的前8年（即1986年3月一1994年12月）。
  一、普查旅游资源，规划发展景区。
  县旅游局（以下简称县局）重要职能之一，是普查我县旅游资源，制定景区发展规划。
  县局用了三年时间，查阅有关资料，实地调查，足迹几乎踏遍我县的山山水水，从而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根据各自的特点，初步规划了8个景区，这就是：历史名城赵家堡为核心的“湖西五里三城”游览区；观光览胜的沙西海月岩游览区；集观光朝圣和革命传统教育为一地的大南坂清泉岩游览区；台湾同胞谒祖朝圣的三个景区：包括漳浦县威惠庙游览区；旧镇乌石旅游区；湖西古公三王庙游览区；返朴归真，回归大自然的休闲度假型的二个景区：包括赤土圣能寺森林景点；漳浦县眉力旅游度假村。
  二、建立管理体系，实施行业指导。
  从1988年8月份起，对上述8大景区中的7个景区纳入县局行业管理单位，形成一个松散型的行业管理体系。县局针对各景区实际，除业务统一指导外，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使它们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提高，深得各景区的欢迎。简要记叙如下：
  1、海月岩上添新姿——新建“宜人亭”。
  当人们乘车经过漳云公路沙西埔里村地段时，举头北望，高山之巅有一个精巧的建筑物立即映入眼帘，那就是海月岩新建的六角“宜人亭”。
  宜人亭由县局拨款2万多元投建，1988年8月动工，同年10月完工交付使用。设计者县建设局戴秋生，笔者为亭起名“宜人”，由县文化馆洪和章楷书。建亭工作得到沙西乡党政领导的关怀和支持。
  2、尽己绵薄力，共护赵家堡。
  县局从1986年起至1989年，主动与县文化局共同修复赵家堡。两个局从中央、省等各级政府争取专项拨款70多万元，投入修复赵家堡重要景观。县旅游局修建的项目：
  （1）六角凉亭一座。凉亭仿古建筑，位于汴派桥南侧湖畔。建造时间为1987年3月。
  （2）中档旅游公厕。被旅游界称为“公厕文化”的旅游公厕，在现代化旅游地建设中，是务必抓好的重要配套设施之一。与六角凉亭同时，在完璧楼天井西厢，新建此配套设施，供中外游客使用。
  （3）复原“辑卿小院”。1988年9月，在完璧楼西一百米处，动工修复一座史料记载为庭院式的小花园，名曰辑卿小院。修复后的辑卿小院沿地形宫墙筑建，旧存古物均复位。北小门顶石门楣阴刻“辑卿小院”，为赵家堡建造者之一的赵义亲手笔迹。从这小门铺砌一条东南走向小石径，到南偏东出口处筑一艺术造型小门，笔者称它为“逸园门”，“逸园”二字由县党史办吴锡鑫先生亲书。整座建筑工期2个半月，耗资人民币26500元，修复后的庭院花园显得古香古色，小巧玲珑，为游客小憩佳境。
  以上3个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后，移交赵家堡管理委员会管理使用。
  3、密切行业关系，愿当景区参谋。
  漳浦县大南坂清泉岩游览区。是集观光、朝圣和凭吊革命先辈遗迹为一体的多功能旅游地。与人口众多的城关仅5公里距离，交通方便，便利城关居民避暑休闲，客源充足。这个景区1988年归县局行业管理单位后，县局着手协助组建管理机构和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进而指导景区规划。县局确定该景区为“以景点养景点建设景点”的自力更生发展景区的示范点。时任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吕水涌全权负责。他热心公益事业，不顾年事高，身有痼疾，为景区发展奔波。县局借些垫底资金，他发动各方力量，建起停车场，供游客使用。该景区管委会管好经济收支，靠自身筹资、修葺了上下两座佛殿，新盖了管理人员生活用房，修路整地，大大地扩大了景区活动场地。整个景区充满生机，游客倍增。
  4、立石确认森林景点，利用圣能寺新资源。
  赤土圣能寺（初名圣灵寺）森林景点为我县以林木资源为主的独特景观。它座落在我县眉力水库西侧的凤山，海拔50多米，总面积约150亩。1989年6月间，纳入县旅游局行业管理单位，县局于1990年秋为其立碑定点公诸于众。这个阴刻着吴锡鑫先生隶文的漳浦县赤土圣灵寺森林景点的青石碑立于景点之南，漳浦至湖西公路的北侧。此后，县局为它组织人员，进行勘察测量，布点规划，还指导制定在景区内“不准燃放鞭炮，禁止任何手段捕杀鸟类”的禁令，以赤土乡政府名义颁布实施。
  5、责无旁贷，参与建造乌石旅游区。
  旧镇乌石紫薇山（也称龙山），蕴藏丰富的旅游资源，奠定了旅游业开发的基础。县府早在1980年8月间，发文要求做好乌石旅游风景区自然景色的保护工作。台湾同胞大陆寻根热给乌石旅游区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从1992年下半年起，开始了它全新的局面。
  台湾南投县人、台湾中部商界十杰之一、彰化长春关系企业集团董事长林瑞国先生确认乌石是他的祖籍地。他从1992年1月至1994年底，3年间5次专程到漳浦乌石，他热心桑梓公益事业，为主献建“乌石天后宫”中殿，面积529平方米，仿莆田湄洲妈祖庙风格，同时，拓建通往景区的宽10米、长3000米的公路和可供同时数十人使用的旅游公厕等两个配套设施。共计捐资折合人民币为125万元。占在这里捐献的台资总数的90％以上。
  接受台湾同胞的捐送，开发乌石旅游区，建造“天后宫”，是在分管副县长林拱海亲自组织领导的政府行为。由于县长掌帅印，调动上下有关部门协助，景区的重点景观和配套设施的第一期建设工程，在较短的时间内顺利地完成，从此乌石旅游区的发展基础被奠定下来了。
  县旅游局是县长领导下协助单位之一，建的又是旅游区，投身于此，责无旁贷。主要协办：
  ①负责联系和接待台胞林瑞国先生。
  林瑞国先生于1991年底之前，为圆其寻根谒谒祖之梦，多次往返大陆，其间到过漳浦，县台办接待过他。1992年1月，林再次抵浦，经其宗亲介绍，县旅游局出面负责接待，在县领导重视和宗亲努力下，最后认定乌石是他的祖籍地。从此，县局极端重视这个关系，保持海峡间的联系。其间，迎来送往的接待工作，大量地落在县旅游局身上，从实际效果看，县局是卓有成绩的。
  ②协助赶制“乌石天后宫中殿”设计图。
  1992年6月，林瑞国携带太太，女婿一行第二次谒祖乌石祖籍地，返台后，电告笔者，他决意建造“天后宫中殿”，规模和气魄都要大于新近落成的后殿，所需资金由他筹集负责，要求尽快拿出设计图纸和造价来。县局汇报分管县长后，副县长组织有关人员专程赴莆田湄洲“天后宫”考察，寻找设计者。县长把设计者和有关要求统一定下以后，县局跟踪始终，协助解决具体问题，保证在1993年1月3日前完成设计图和预算，如约提供林瑞国先生第三次来浦时审核。
  ③协助县长做景区部门的协调工作。
  6、起桥梁作用，建独特景区。
  在我县湖西畲族乡丰卿村狮球山上，有一座不起眼的小庙，庙后有三堆荒冢，庙前巨石上盘根错节地生长着一棵老榕树。因它与台湾有着深厚的神缘关系，计划在这个地方建造一个专供台湾同胞朝圣谒祖的基地，藉此参与海峡两岸的联谊活动。
  小庙奉祀三位抗元义士神像，老百姓称为三王公庙。传说宋末，福建人柳信、叶诚、忠勇三人结为金兰，共举义旗抗元，因寡不敌众，义军失利，移转并被困于此。从此，三义士与当地乡民朝夕相处，以他们各自的特长为民排忧解难，结下深情厚意。他们先后仙逝后，葬身于三个荒冢中。直至元灭明兴，三义士生平事迹被公开宣扬。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乡民为其盖庙修金身，称古公三王庙，自此香火不绝。
  清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公元1786年），该地乡民廖地身背老三王神像，渡海至台湾，加入开发宜兰的行列。随着宜兰垦荒事业的发展，宜兰“瘴气瘟魔之侵犯亦逐渐消失”。民众信三王公为保佑一方的神明。从1929年起，3年的时间，在台湾宜兰二结兴建一座专奉三王公的镇安庙。有资料称，现镇安庙的“炉下”团体（分庙）分布台湾不少县市，凡79座之多。
  县旅游局从1988年12月份起至1993年1月，接待宜兰二结镇安庙先后派来的3批人员，并帮助他们找到母庙——湖西古公三王庙。从此，沟通他们之间关系，成为他们的桥梁。其间，帮助宜兰二结镇安庙新任管委会主任委员简进辉先生落实重修母庙的计划。从1991年9月至1993年9月，简先生为母庙第一期修复工程，5次来回奔波，不辞劳苦，精神感人。在修复前，县局联系县建委陈荣耀副主任组织力量，进行义务的勘察测量，小景观布局规划。其间湖西乡党政主要领导给予重视支持。修建的全部工作由该庙管委会蓝延年主任全权负责。第一期工程完工后，景区焕然一新，谒祖朝圣的台湾同胞人数有了明显的增多。
  7、农业高科技、旅游新蹊径。
  1993年7月，分管农业的陈辉副县长，慧眼独具，以其超前发展的思维，计划综合利用漳浦县眉力水库及其库区的山水资源，发展观光农业，办成我县唯一的农业高科技发展窗口和旅游度假村。
  这是一个全新的旅游景区，是我县旅游业发展的又一个求之不得的好机遇。这个事业由县农委主办，依托库区管理站承办，调动县水电局、农业局、林业局、水产局、旅游局、环保局、气象局和赤土乡等部门共同协办。上述部门领导多次身临实地，反复研讨开发规划。围绕总规划，各部门有各自的项目，各显神通，异曲同工。县局是专司旅游业的部门，理应当好参谋，做些实事。
  三、创建漳浦县威惠庙游览区。
  漳浦县威惠庙游览区是县局第一个基地，将成为我县旅游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它是通过合法程序，由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批准授权漳浦县旅游局管理的游览区。
  该游览区位于县城西郊，国道324线374.7公里处西侧，其中心景区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威惠庙（俗称西庙）。庙建于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至今已近一千三百年，主祀“开漳圣王”陈元光。威惠庙历史悠久，影响深远，陈圣王麾下的五十八姓府兵所繁衍的后代分布整个闽南，远至台湾宝岛以及东南亚各国。办好这游览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漳浦县威惠庙游览区从1991年6月获准开发，至1994年12月，在这3年半的时间内，县旅游局操办了4件实事：
  第一件，勘察测量，景区规划。
  对该区第一期开发的470亩山地的勘察测量和景点规划任务，由县旅游局组织安排检查落实，县建委派陈荣耀副主任具体负责。勘察人员本着为公益事业做奉献的精神，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大的工作量。陈荣耀副主任依据测量的数据，参考有关史料，伏案绘制，漳浦县威惠庙游览区第一张景点分布规划图终于诞生了。
  第二件，完成《威惠庙总体设计图》
  威惠庙之成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在于有历史久远的庙区古建筑群。对原建筑物保存无几的威惠庙，进行复原重建，必须要有符合要求的总体设计蓝图。1993年5月份开始这项工作，遴选“中国福建东方艺术建筑工程设计公司”负责设计。县委陈启生副书记（兼任游览区开发管委会主任）自始至终重视这项工作，召集主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专门人员，对总设计图初稿审议和论证，县局派员往省城反馈意见，反复讨论，几易其稿，最后对设计图统一3个要求：（1）庄严；（2）符合明清时期闽南古建筑风格；（3）建筑材料以水泥构件取代杉木构件。总设计图具体布局是取南北中轴线，自南到北，安排山门殿、钟鼓楼、主殿、后殿、后殿附属设施、主殿两侧配殿。总占地8000平方米（即100m×80m）。
  图纸设计费人民币15万元，由县旅游局负责分期支付，第一期已付5万元。
  第三件，承办台湾同胞捐建项目。
  自1991年10月至1993年3月，县局承办台湾同胞捐建两个项目：
  其一，“盛德世祀”牌楼。这是批准办游览区后第一个外资援建项目。牌楼屹立于主庙之南，石质构件为主，更显庄重大方。该工程动工于1991年10月16日，阶段性完工于1992年11月19日。耗资30多万元人民币。由台湾桃园县蓝胜民、江朝宗、许茂仁等11位台湾同胞捐建。
  其二，“开漳1圣王”牌坊。这个牌坊成为游览区东大门。往返在国道324线上的旅客，一进入这个路区，举目便可观赏到这个石质构建，仿古风格的牌坊。由台湾同胞邱正吉，蔡勇南捐资合人民币13.5万元献建的，动工于1992年10月4日，落成于1993年3月。整个工程由县旅游局所属的游览区开发管理委员会组织施工、质量检查和进度监控。
  第四件，组建游览区管理机构。
  县局要在这实体上能有比较快地拓展步伐，很有必要组建一个领导管理机构，代表县局具体处理日常事务，这是顺利开展工作的重要组织保证。在分管的县委领导同意下，1991年11月，县局批准设立“漳浦县威惠庙游览区开发管理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由分管的县委领导兼任，副主任二人，其中一位由县局一个副局长兼任，负责处理日常具体事务，委员四人。
  四、创办漳浦县旅游服务中心
  做为经济事业的旅游业，要有一个综合性旅游服务体系，由县旅游局争取项目，与漳浦拆船公司股份合作的企业——漳浦县旅游服务中心，正是出于上述思路。
  “中心”法定地址在县城西郊朱厝山南麓，东临国道324线374.5公里处西侧，西接漳浦县威惠庙游览区。其功能为我县旅游交通服务设施。
  “中心”由县旅游局立项并负责组织施工，占地八亩，其中县局新购土地3.13亩，拆船公司所属制氧厂与“中心”选址毗邻，从其中连接的空地划入4.87亩，双方均把土地拆价计入总投资。“中心”综合服务大楼和配套设施的建筑面积为1910.36平方米，此项目于1991年7月15日破土兴建，竣工验收于1993年11月4日。
  “中心”属法人持普通股的全民股份企业，它是漳州市体改委批准的全市股份制试点企业之一。企业注册资本人民币88万元，划分40股份，每股份股资2.2万元。县旅游局认定10股，合22万元，占总数的四分之一。拆船厂认定30股，合66万元，占总数四分之三。企业依照股份制的有关规定，成立董事会，设董事长和董事若干人。
  漳浦县的旅游资源（上）
  王文径
  旅游业是当代世界性的一大产业，一些旅游资源丰富，气候条件适合，交通条件便捷的地区，都应对这一产业的开发予以重视。漳浦县自然环境优美，历史沉淀丰厚，境内可供开发的自然景观和文物名胜古迹极为丰富，为发展旅游业提出了极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前景。本文谨选择部分影响较大的景点予以介绍：
  国之瑰宝——赵家堡
  赵家堡又称赵家城，位于福建漳浦湖西乡硕高山，是赵宋皇族后裔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始建，并世代聚居的城堡。据载，赵宋闽冲郡王赵若和于元初从广东崖山之战中逃出，辗转到达漳浦浦东银坑，后迁居佛潭积美，至明代，其十世孙赵范以进士历任磁州知州、浙江按察使司副使等职，致仕归，适逢沿海一带海寇猖厥，择址在官塘（今湖西）硕高山，按北宋故都布局立意，修建城堡防御盗寇，并以此寄托对祖先帝业的思慕。万历四十七年（1609年）其子赵义又扩建了外城。
  赵家堡南靠丹灶山，北对朝天马山，城墙北面为官塘溪，全堡周长1062米，占地约135亩，平面基本呈方形，城墙以条石砌筑，厚2.5米，高3至4米，墙上三合土城垛高约1.5米，筑四个城门、城门上建城楼，北门筑瓮城，瓮城内建武庙和父子大夫坊，是为正门。门上嵌匾，分别为：东门“东方钜障”，西门“丹鼎钟祥”，北门“硕高居胜”，城墙根据地形筑六座马脸以及墩台、藏兵洞等，城内东南侧即为赵范建造的内城，内城中心有楼，称“完璧楼”，取“完璧归赵”之意，楼为三合土夯筑，正方形三层四合式，呈回字形，边长20米，其第三层无隔墙，作大通间，以供城中壮丁守卫时住宿，楼前建对向的二层小楼，以楼后墙为内城墙。城中主体建筑为赵范府第，位于全城的正中心，坐南朝北，四座同式建筑并列，每座由门厅、前厅、两庑、天井、中堂、后楼组成，面宽五间，台梁木结构，硬山顶，并于府第两侧建三组厢房。府第前与城北墙之间开莲花池，池被一道长堤分成前后两池，于左侧建汴派桥，桥以一券顶拱桥与一平板桥组成，系仿北宋故都开封的潘杨二湖和州桥的立意设置。池东侧建四座同式五开间堂屋及“辑卿小院”、“读书处”，形成一个居住区；池的西侧为小山，于山上布置了佛庙、聚佛宝塔、禹庙等，其中禹庙是闽南地区绝无仅有的，而佛庙利用天然的地理状况和岩石，构成了极为特殊而有趣的布局，又于庙四周有意识地保存一批原始状态的岩石，于岩石上留下了十几处石刻，形成了一个大型的文化内涵丰富的园林区。
  赵家堡具备了城池的军事防御功能，完璧楼则体现了同期闽南地区民居防寇的建筑特色，作为赵宋后裔聚居地，城堡仿效了开封城的规划布局，反映出主人的贵胄身份和王朝孑遗的心境，城内的建筑充分地考虑到社会生活的各种需求，建造神庙、读书处等公共建筑，大致形成了生活区、礼仪区和风景园林区的格局，成为明代民间聚落形式的一个典型。更重要的是，城里聚居，保存着一个皇室家族历四百余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这对于研究赵宋家族史，明代的军事史，研究宋城的规划布局有特殊的意义。
  闽南地区保存最好的古城——诒安城
  诒安城又称湖西堡，与赵家堡仅二公里之距，城建于中间一条河道南侧的小台地上，南面有“狮象把峡”的胜景，正面又有清黄性震建造的台山寨，寨中建台山塔，从城上望，视野开阔，远处丹山、台山、考亭山峰峦起伏，近处官塘溪如白练飘浮，万千气象，尽收眼底。
  诒安城的建造者黄性震，字元起，号静庵，清初，原为郑经部下，后来向清福建总督姚启圣献平台十策，为收复台湾作出了贡献，以功授直隶霸昌道，先后任广西按察使，湖南布政使，晋太常寺卿，军功加至正一品。康熙二十六年，黄性震在任湖南布政使时，捐建了诒安城，为合族聚居的御寇城堡，并建造了城中的大小宗祠堂等，以加强族人凝聚力。
  诒安城平面作锁形，周长1200米，城墙以条石构筑，中间填土，宽2.2米，高6.7米。墙上外侧建三合土女墙，女墙宽0.4米，高2米，开365个垛口，取一年365日之数，城墙内侧每50米设登城石阶，全城共25处，城转角处建四座敌楼，楼深宽各3米，突出于城墙之外，全城设四座城门，城门石构，券顶，门洞内宽深均4米，上建城楼，单进单开间，内侧木构，楼顶台梁结构，悬山顶，楼两边各设一组登城石阶，正门南向，偏西十度，城门上有匾，刻“诒安”二字，东门刻“迎曦”，西门刻“毓秀”，北门刻“春庆”，其中北门没有建城楼，且长期封死，历史上亦曾倒塌过，族人传说诒安城处于七鲤地，建城时，考虑到城的平面效果，所以只围进了四条鲤鱼，另三条处于城东门外，鲤逃进城中，因此摇动了城墙，屡修屡坍，所以诒安城又名四鲤城，城仅于南门到西门前开凿护城河，河宽10米。黄性震留下遗言，要合族不得拆取城墙的一砖一瓦，黄氏族人亦能严守祖宗教训，因此诒安城得以保存二百多年，至今基本完整。
  诒安城城中布局极为规整，自城南门至北门处于中轴线上，南门内建大宗祠堂，祠堂分门厅、天井、庑廊、正堂，正堂面阔三间，进深三间，祀福建黄姓始祖黄峭公。祠堂庑廊分别立一座青石碑，题为“大方伯黄公建置金浦湖西诒安堡家庙，义学，祭田，学田，义田碑记”为康熙二十八年立，黄性震的门生、江西御史钱三锡书丹，承德知县鹿廷宣篆额。左侧的一座，上刻“贻厥孙谋”印，为清代著名书法家，黄姓震门生查升书丹，江虬篆额。二碑的石质，图案，书法，刻工的精美与保存程度在漳浦尚属罕见。祠堂前建有围墙，城北门内建三层三合土结构的方楼，俗称梳妆楼，楼与祠堂之间为空旷的场地，不允许出现建筑物，中轴线偏西处建小宗祠堂，似为黄姓震后人专为奉祀黄性震而建，其结构一如大宗，庑廊中也立有石碑一通，碑额刻：“以示景福”，称小宗祠堂碑，亦为查升书丹，广西监察御史杨敬儒篆额，记述了黄姓震建造城堡的经过。小宗前建十米宽的砖埕及围墙，前又开凿半月形泮池。池水可与护城河相通。又于城西南角建二层小楼，传说专供风水先生居住。与楼相对的城东南角内建广平王庙，据碑文记载，庙与城同时建，三进三开间，占地100平方米，庙前亦建围墙，庙内悬有一口铁钟，是康熙三十年黄性震铸造的，称紫云岩钟。此外诒安城东门内有供奉三坪祖师公的积善寺，关帝庙，庙门正对东城门门洞，西门内建有广安宫。供奉三官大帝，均为小庙。
  城中轴线两边分建堂屋，共九十五座，其中东南五十四间，西北四十一间，全部按“艮坤寅申”座向，其间均铺设八条石道，形成了一条条纵横明确的小街道，诒安城占地相对平坦广阔，房舍易于规划，族人增建，均能限在祖宗设定的区域内，更多的则建于城外。
  祖孙提督府——蓝廷珍府第
  蓝廷珍（1663～1729年）漳浦湖西人，畲族，清康熙间官至南澳总兵，曾出师平定台湾，署理福建提督，升任福建水师提督。他为台湾的治理和开发发作出贡献，影响深远。其孙蓝元枚，历官江南提督、福建陆路提督、福建水师提督、参赞大臣等职。乾隆间曾统领大军，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病逝军中。祖孙同为提督，死后同谥襄毅。
  蓝廷珍府第位于湖西顶坛村新城自然村，俗称新城，与其东侧的赵家城，诒安城，合称湖西五里三城。府第建于清康熙至雍正间，是一座规模宏大，布局严谨的建筑群，通面宽50米，深86米，占地约6.5亩，以对称的纵向五落建筑和左右后三组厢房组成。主建筑沿中轴线依次为门厅、正堂、后堂、主楼、后厢，后厢和左右两厢为护厝，与正堂、后堂以过水廊相连，构成大四合院套小四合院的格局；三组厢房与门厅又组成一个环绕的城墙，是为院城；府第正门朝东，面宽七开间，墙面用漳浦少用的红砖墙面，屋顶曲面升起为重脊硬山顶；正堂墙面用青砖装饰，前后为檐廊，为卷棚顶，明间设屏风，堂中的木柱全部以青石八角镜面雕花柱础承重，正堂两边的卧房前以漏窗花墙隔断和小院的对视；后堂的布局与正堂相仿，为奉祀先人的场所；后堂与后厢之间为主楼，称“日接楼”，楼底层以三条石构筑，二层以三合土夯筑，面宽23米，进深10米，分为三开间，为应付突发事件比如战争而建的，平时多半没使用，其楼匾是蓝廷珍亲笔写的，刻有蓝廷珍的几个印章。
  门厅正堂与后堂是闽南地区传统的建筑群落模式，以对称的布局，明确的在层次和变化的空间表现了都督府的威严气派，主楼的加入强调了这种气氛。又于左右后三面建厢房，内侧作为一般家人的住房，外墙起了城墙的作用，为了避免空间的失调，厢房与主堂屋之间以四组过水廊连接，形成完整的群体，房顶采用重脊形成三个落差，增加了厢房本身的变化。府第的木雕、石雕等建筑结构也高度反映了闽南地区当时的建筑艺术水平，其中如青石门鼓采用了高浮雕和圆雕处理，极为罕见。府第前铺设石板地面，其条石的纵横交错，也颇有讲究，据说传衍于外地的族人以此为认定宗亲的标志。
  建筑史上的奇迹兴孝桥
  兴孝桥，位于湖西乡后溪村城内自然村，西侧的旧溪道上，桥东西走向，全部以石梁构筑，全长39米。石梁长650～900厘米，宽60～80厘米，厚55～60厘米，最长的一条长900，宽约74，厚60厘米，石梁并列3条，6个桥墩，桥墩条石斜向构筑，宽240～260厘米，长700厘米，双向呈梭形，共5组桥面，6组桥墩，现仅断了1条桥板，其余基本保存完整。溪流改道于桥南侧与桥平行，桥下成为农田，桥板离地面仅120厘米左右。根据附近有两座宋代石桥以及北宋建桥石刻，与闽南宋代石桥比较，兴孝桥的建筑年代应在南宋。
  兴孝桥为闽南地区已发现的，单跨长度仅次于江东桥的古代石梁桥。
  一代完人黄道周的讲学处和墓葬
  黄道周讲学处，位于漳浦县城东郊石斋村前，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为黄道周的故居和讲学处，称东皋书舍。崇祯十六年，他的学生们集资扩建，改名“明诚堂”。崇祯十七年（6444年）三月初落成，十日举行有1千多人参加的讲学会，盛况空前。1646年黄道周殉国，南明隆武帝追赠文明伯，“明诚堂”赐名为“文明书院”。
  黄道周（1585～1646年），字幼玄，号石斋，福建漳浦人，明末著名的爱国主义者。万历十三年出生于漳浦铜山深井村，25岁迁居漳浦县城东郊。明天启二年进士，先后在天启，祯朝任翰林院编修、右中允、少詹事，南明隆武朝任礼部尚书、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等。他为官清正，不谐流俗，忠言直谏，多遭贬谪。明亡，隆武即位福州，黄道周以大学士自请率兵赴江西抗清，不久兵败被执，押到南京，写下了“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的血书，慷慨就义。四年后，归葬于漳浦北山。黄道周一生潜心天文，精通易学，工书善画，是明末杰出的学者，著述有《易象正》、《三易洞玑》等四十几种行世，他的书法称为黄漳浦体，与夫人蔡玉卿同称夫妻书法家，黄道周也是著名的教育家，半生讲学于浙江的大涤书院，漳州的邺山讲堂，漳浦的北山，东皋等地，弟子遍及海内。
  黄道周讲学处占地1058平方米，南向，沿中轴线依次为门厅，天井，庑廊，正堂。门厅与正堂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抬梁木结构，悬山顶，后堂前轩作卷棚式，门厅对联“人须于剥复后见天地心，我岂若畎亩中乐尧舜道”为黄道周自题：主建筑四周围墙，于东南面开垂花门，西南面开水井；天井中间有一石盘，称天方图，俗称天地盘，正方形，边长3.78米，盘面刻一万多个小方格和八个同心圆，方格和圆圈纵横交错，极其神秘，据说是黄道周手制演译易经用的，并有专著《三易洞玑》一书可供研究，但几百年来尚无人能识个中奥妙。
  过去人们传说，天方盘具有神秘的力量，飞鸟也不敢从盘上飞过，是一种由衷的景仰，后人们又认为，盘中必然蕴藏着稀世的珍宝，以致在1966年唆使红卫兵撬开了盘面，是一种愚昧的行为。
  讲学处是黄道周25岁以后主要生活、讲学和著述的地方。清康熙间，始受到官府保护，每年春秋祭祀。1961年列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立黄道周纪念馆，成为漳浦县的一个重要文物旅游胜地。
  黄道周墓，位于漳浦县城北侧的北山上，绥安中学东侧，为黄道周与夫人蔡玉卿合葬墓。黄道周就义于南京后，其弟子将遗骸运到杭州大涤，四年后归葬漳浦北山，清康熙元年（1662年）重修。墓葬北向，封土直径3.5米，墓前三合土结构，平面呈“凤”字形，三层墓埕，墓前碑石上刻：
  明赐进士、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师、吏兵二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前詹事府少詹事、经筵讲官、赠文明伯、谥忠烈、石斋黄先生暨配诰封一品夫人、谥孝徽蔡氏之佳域。
  岁在壬寅季冬谷且立石
  与黄道周同时殉节的四个门生也于康熙二十九年（1609年）由黄道周之子黄子平迁来附葬于黄道周墓右前方，立有石碑，刻：
  殉节门人四君子之墓
  兵部职方司玄水毛公、渊卿赵公，中书舍人敬儒赖公、时培蔡公
  康熙庚午秋吉世弟黄子平立石
  黄道周墓经1963年，1985年，1987年等多次维修墓区遍植树木，绿篱，1979年列为漳浦县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列为福建省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县博物馆再次对黄道周墓进行了全面的规划，增建了围墙，对墓区进行了绿化。使之一成为漳浦县城一处城市园林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旅游点。
  清泉岩石刻和蔡新故居
  清泉岩位于潭浦县城西南大南坂农场下楼村，是座落在梁山北麓的著名古刹。为漳浦县文物保护单位。
  清泉岩始辟于宋代，僧人利用巨大的天然石棚，稍加修筑，称丹霞洞天，明成化年间，僧人伯成重修了旧址，构筑了石室禅房，称为蓬莱深处。明嘉靖间，广东佥事陈梧归林后，重新辟地构筑了庙宇，后就隐居在这里，自称清泉翁，这座庙宇也就一直保存了下来。
  重修的岩寺分大殿和门厅，两边设厢房和庑廊，天井中间是喷水池，大殿中佛像庄严，金碧辉煌，香烟日夜萦绕，暮鼓晨钟，佛号低回。
  清泉岩寺后是几十米高的岩壁，清泉和瀑布自高处长年飞流而下，溅起茫茫的雾花，泉水流过寺庙，在寺前的岩石间迂回穿流，消失在岩寺前二株并立的老枫树下，“两涧泉声渲佛国，一天秋色上梁岗”，汩汩的泉声给寂静的山野平添了几分生气。瀑布、岩石和古树，为清泉岩构筑了一组组美丽的风景线，使清泉岩独领一方风骚，引来了历代多少文人墨客在这里作诗题刻。有蓬莱深处、茂林修竹、渐隔尘寰、清泉洞、蟠桃坞、说梦台、不涸池等八景，并依景镌石。
  不少历史名人来过清泉岩，并留下了丰富的摩崖石刻，其中陈梧于明万历元年镌刻的清泉始隐八首石刻，堪称诗书双绝，由印度僧人书丹，陈梧镌刻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更为奇特，这幅石刻长5.5米，高2.5米，气势恢宏，其运笔如风雨狂注，横扫岩壁，如同是天书道符，通篇结构变幻莫测，却跌宕有致，浑然一体，这印度僧人的真实身份，多少年来，一直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清初，居住在清泉岩下的蔡世远就隐居在清泉岩后的“白云深处”石室中读书，后来官至礼部侍郎，是著名的学者、教育家。蔡世远的堂侄蔡溎，蔡新等历史名人也与清泉岩结下了不解之缘，蔡溎登进士后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未任官而回家侍养母亲，岩寺前还保存着他书丹的石碑。蔡新（1707—1799）为乾隆元年进士，历任工部，刑部侍郎，兵部、礼部、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兼任《四库全书》正总裁，是闽南地区任官职最高，任职也最长的历史人物。在读书求学期间，归省十年间和归休后的十几年中，清泉岩是他常常驻足的地方，清泉岩上有一幅“觉岸”的石刻，上面正中镌“乾隆御笔”，边落款“臣蔡新”字样，是乾隆十九年皇帝赐给蔡新的，蔡新将其镌于岩石上，表达了他对故乡的山水，对清泉岩的深深眷恋。此外，蔡新还写下了“登临驻节”等著名的石刻。
  蔡新的故居正堂里，现在依旧悬挂着乾隆御书的“武库蓍英”匾，府第前的园林遗址依依可寻，荷花池畔，依旧是古树萧森，湖石纵横，令人想象到相府往日的繁华。相府前矗立着一座庞大的土楼建筑，称永清堡，是蔡新家防盗御寇的楼堡，分内外两圈，内圈采用内通廊式平面呈万字形，四个楼角均突出了一个半圈形的角楼，布局奇特，规模恢宏，令游人叹为观止。
  三十年代，清泉岩复杂的地形地貌，丰富的岩洞石棚还成了红军游击队活动的据点，1937年，震惊全国的漳浦事变发生后，逃出县城的红军战士连夜汇集在清泉岩，重整旗鼓，并从这里开赴抗日前线。为这个名胜古迹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历史名人和文化艺术的加入，使清泉岩寺这云雾萦绕，苔藓斑澜的岩崖，林木深邃，清泉长流的山谷，披上了斑澜的文化色彩，构成了一处有丰厚的历史内涵和独特艺术风貌的载体，成为闽南地区一处著名的旅游区。
  永清堡位于清泉岩下，建于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时蔡新在京任职，由工部尚书改任兵部尚书。楼占地6900平方米，内外二圈，内楼为三合土夯筑，砌二层条石，墙厚1.0米，平面正方形，深宽均41米，又于四角左侧突出一个半圆形的马面，总平面呈“万”字形，楼高二届，四面均各隔为六开间，之间留2米宽的通道，可通向马面中，进行防守，楼西面明间为祠堂或公厅，厅前加构前轩，以二支石柱承重，上作卷棚式顶，楼二层作内通廊，外墙高于屋面约1米，墙内留0.5米的人行通道，通达四周，东面明间作门及楼梯间，亦为二层，但层高和外墙面高于主墙体1.0米，楼门作二层，内层券顶式，外层平顶，均为石构，门上有匾，刻：“永清堡”以及“乾隆已丑年，腊月谷且建”，似为蔡新题写，楼墙四周除马面上有几个楔形小孔，不设窗户，楼中天井占地580平方米，正中开井，与楼墙相距20米建外圈，外圈下以乱石砌筑，上以三合土夯筑，高4米，周长330米，墙内建内向坡顶的平屋一周，建筑规格不一，可能是后期加构。楼东、北面有小溪，经加砌挡土墙，又于东北侧建小石桥，形成天然的护城河。
  永清堡南面为蔡新的花园，现尚保存一部分水面和原园林中的湖石，西面为蔡家的府第，永清堡正位于整组建筑的前面，更具有防御意义。
  “别有天”石刻从大南坂农场下楼村墓后自然村往南走100米，进入了金刚山北麓乱石磷峋的山涧中，传说清乾隆文华殿大学士蔡新第六子（俗称六公子），自小游手好闲，玩世不恭，曾在这个偏僻的山沟里此构筑戏台，待农忙间日夜唱戏，扰乱乡民，并有所谓仙床仙洞等遗址。经查，这里原是梁山北麓的一条山沟，长年流水冲刷，淘空岩石下的泥土，形成石洞，在一处较宽畅的洞里，有人工构筑的平台二处，可作为夏日时的石床，又有灶台等遗址，巨石顶上又有夯土建筑遗址二处。在石洞附近，今存有石刻三处，可以辨读的有“鸢飞鱼跃”、“砭谷”，款识风化严重。据乾隆《漳州府志》记载，该处称“别有天”，康熙十三年，西湖蔡而煜避乱迁居下布时所辟，后世加以充实。
  闽西南绝对年代最早的土楼——一德楼
  一德楼，位于绥安镇马坑村附近的田野中间，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吴氏族人建，传说，吴姓祖宗曾有一人在明嘉靖间为京官，曾代天子祭天南郊，此楼即为该官所建，根据楼匾，上所刻的建筑年代，可知是闽西南目前已知绝对年代最早的土楼。
  一德楼的主体建筑为方形楼，平面深27米，宽26米，基本呈正方形，楼墙底部有二层石地基，以上全部用三合土板筑，底厚1.3米，墙内外侧同步收分，二层厚1.0米，三层厚0.82米，夯土以壳灰，粗砂，红糖，糯米浆组成，墙中每隔0.2米铺一层小竹筋，残高11.4米，同隔墙厚0.75米，门北向，作平顶石构，内外三层，厚1.45米，可设置二层大门和护门横木，门框内顶设有2条斜陶管，通门框之间的缝隙，在敌人用火攻的时候，可从二楼注水，外层条石浮雕精筑，上作匾，刻：“一德楼”三字行书以及“嘉靖戊午年季冬吉立”二行纪年款，楼内南面隔成五开间，中间略大于两边，每间深6米，东西两边各一间，北面隔五开间，与南面隔间对称，其中一间为门，底层共十一间，全楼三层共三十五间，中间形成了一个12米见方的天井，南面隔间与东西面隔间之间留1.5米的楼梯间，原设有木结构内向通廊，今仅存遗迹，楼一层无窗，二、三层设宽0.1米，高0.6米的狭长小窗，仅南北两面各设置2个石框小窗，楼上每一间均有一直径0.1米的斜孔，供楼内的人晚上排泄和倾倒污水用，也可以与楼外通话，楼墙外10米处建略呈圆形的围墙，围墙厚1.6米，墙内隔小房间，作圆形外楼，围墙门开于东北角，墙外为护城河，河以天然河道改建，绕楼一周。
  一德楼于1943年被日本飞机轰炸，炸毁西南角，自此被废弃，楼中木结构被拆除，现主楼墙保存基本完好，外围墙仅存地基。周围原有民居村落，今已倾废为园地。（待续）
  风光绮丽“朝天马”
  陈全春
  朝天马山座落在漳浦县湖西畲族乡后洞行政村，处于闽南金三角的中心地带，虽在崇山之中，而交通便利，汽车可直达村部。据旧《漳浦县志》记载：“朝天马山，在二十八都境内，状如天马行空，故名”。（注：朝天马山在十七都与二十八都交界处）。从平地上望朝天马山，的确象一匹昂首腾飞的天马；若登上朝天马山的峰顶，一览众山小，顿感其高极于天，真象跨上飞行于空中的骏马，邀游于天宇之间。
  朝天马山是一座天然公园，水秀山青，林竹苍翠，有植物400多种，漫山花香果甜，到处飞禽走兽出没，保持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游人一到此地，有如进入仙境，令人流连忘返。
  朝天马山区有不少革命活动遗址、古迹和自然景观，如：“石走廊”、朝天马寨、帝君庙、“太傅派”漳浦始祖陈玛珖墓、风动石等等。
  革命文物“石走廊”。1935年春，中共闽粤边区特委决定在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派靖和浦中心县委宣传部长邢乐民同志带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团一个连和工作人员，到后洞一带开展革命活动，以天然“石走廊”为宿营地。从此，后洞成为革命游击根据地，“石走廊”就是当年红三团革命活动的遗址之一。
  朝天马峰顶有一座不知建自何代的小城堡，称为朝天马寨。整座城堡呈椭园形，城墙用天然石块垒筑而成，墙高2.5米，面积约1200平方米，南北各有一个寨门，整座山寨至今仍保存完好。在南寨门内侧有一处清同治元年（1862年）的石刻，上刻“峻极于天”，两边对联为：“申甫笃生嵩岳降，文章吐气山川灵”。中刻“山西夫子、太岳尊神”。山寨原为明、清时防寇、避乱之用，而民间传说陈元光开漳时曾至此活动。
  后洞村有一座古老的山西夫子庙，祀三国蜀将关羽，民间尊称关公，历代褒村为伏魔大帝、忠义武大帝，俗称帝君。后洞帝君香火旺盛，是漳浦县较闻名的帝君庙，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帝君生日，远近信士均登山前往朝圣。
  后洞是漳浦鉴湖陈氏的发祥地。始祖陈玛珖原同安人，于宋末元初避乱隐居朝天马山后洞村，死后葬在此山中，今尚保存完好。玛珖子陈史修移居大坑（今佛昙镇后许、轧内），开基鉴湖，为漳浦鉴湖陈氏，后裔繁衍海内外。1997年5月，台湾宗亲陈建仁请陈立夫老先生为鉴湖陈氏祖地后洞题词“自立自强”四大字，刻于巨石之上，为朝天马增色，深得游客的赞赏。
  风动石是朝天马的又一景观。一块数十吨重的巨石，屹立在悬崖峭壁上，风吹能摇，手推能晃动不停，蔚为奇观。因在万山丛中，鲜为世人所知，假若此石置于平阳地带，其知名度不亚于东山风动石。
  此外，山中尚有清莹秀彻的“天马第一泉”，寒冽如冰，沁人肺腑；有飞流直下、瑰伟壮观的瀑布；有状如母鸡抱窝下蛋的鸡母石；有灵龟潜潭、涧鱼嬉水、山花灿烂、野果晶莹。
  总之，朝天马山大自然风光绮丽，景色宜人，有待于综合开发利用，建成天然公园，成为旅游和避署的胜地。
  电气专家陈宏星
  陈芳浦
  新疆电力工业局生产技术处总工程师、生产技术部副部长兼生产处处长，电气专家陈宏星，是核工业部高级工程师陈宏璋的胞弟。1936年元月出生于福建省漳浦县马坪填玉庵社，父亲陈国斌（西医师）、母亲黄让端。
  宏星同志，初中就学于佛昙私立纯美中学；1954年考读南京工学院动力系发电厂电力网及电力系统专业。1958年毕业后，主动申请到新疆工作，分配在自治区电管局乌鲁木齐市电网工作。主要从事电网调度和电网运行管理工作。初任新疆电力中心调度所电网调度员。二十多年间处理过电网各种事故，始终保持着安全运行。提出并进行红雁池电厂2.55瓦机组长距离低频启动调相试验，缓解因检修造成大面积限电的被动局面。他负责担任电子计算机的筹建，安装、调试、维护、推广应用。1977年，首次在新疆电力系统应用电子计算机对电网运行情况进行计算，为中调所开展计算机应用工作奠定基础，做出优异成绩。1979年6月被调为中调所计算机科副科长。在此期间，他写出《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断线接地的各种运行分析》，1982年刊登于《西北电力技术》。198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元月调任新疆电力中心调度所副所长。在任职期间，他又写出《利用牛顿法的潮流计算程序计算配网线损问题》于1984年登于《新疆电力》。
  1985年负责主持编制乌鲁木齐自动化规划。1986年6月调任中调所所长；结合业务工作又写出《试论建设抽水蓄电站解决乌鲁木齐电网调峰问题》登于1987年《新疆电力》，获自治区科协首届优秀论文奖。1987年经西北电管局评为电气专业高级工程师。1988年调任新疆电力调度通讯局局长。
  1989年11月奉派到苏联阿拉木图考察。1990年，他主持编制的乌鲁木齐自动化规划付诸实施，为电网调度自动化打下基础，1990年，新疆自治区电力工业局以他是工作成绩优异的高级工程师而提高他的职务工资，享受教授、研究员同等待遇。
  他调任新疆电力调度通迅局长期间，经新疆电力工业局派审计组进行就地审计，认为他在任职期间，为完成目标做了大量工作，在加强完成生产，稳定运进管理和技术进步方面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各项经济指标都完成的比较好。后又奉派到芬兰的赫尔辛基考察。1992年调任新疆工业局生产处总工程师，生产技术处局长，生产技术部副部长。
  陈宏星同志三十年来，为新疆电网调度和电网运行管理工作，为开展电网的安全运行，缓解因检修造成大面积限电的被动局面和为中调所开展计算机应用工作奠定基础，作出优异成绩；又主持编制乌鲁木齐市自动化规划，并付诸实施，为电网调度自动化打下基础。他把一生奉献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电气化事业，并为之做出了巨大贡献。
  绣剪作笔绘丹青
  ——记漳浦剪纸艺术家陈秋日
  严利人
  巧夺天工神奇手，大千世界任剪裁。在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民间剪纸艺术之乡的漳浦县，有着成百上千双的神奇手。一把小小的绣剪就是画笔，一叠叠色纸就是加工的对象，左旋右转，顷刻之间，就能变成一只只栩栩如生的鸟兽、一条条欢蹦乱跳的鱼虾、一朵朵迎春怒放的鲜花……在这些剪纸能手中，陈秋日是一位杰出的代表。
  （一）
  陈秋日，1948年10月出生于漳浦县，现任漳浦县文化馆工艺美术师，福建省第七届、八届、九届人大代表，漳浦县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人大常委，中国民间剪纸研究会理事、福建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福建省农民书画研究会理事、漳浦县民间工艺美术研究会秘书长。
  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陈秋日从小就受到剪纸艺术的薰陶，孩提时代跟着婶、姑、姐剪彩为花，从而对剪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4岁那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看到一幅陈金的剪纸《纪念屈原》，梦思魂萦，迷得饭都吃不香，觉都睡不稳。正巧，漳浦县文化馆要举办剪纸训练班，老师就是陈金。她高兴极了，赶快去报名。但名额有限，招收100人，有60多人报名，要考试录取。于是，她紧张地练习迎考。“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她叩开了求师的大门，终于成了陈金的高足，后来又向黄素请教。经过多年的艰苦磨练。她的手指尖上磨起了厚厚的老茧，终于在艺术上取得了突破。意在笔先，剪纸中最难的是构图，她就发奋突破画图关，一有空就描啊，画啊，每晚都构思到深夜11点多钟。一次她想创作一个大桃子，睡在床上不停地想：桃子丰收离不开鸟儿捉虫，应该把这意思表达出来。对，就这样构图，于是赶紧起床，拿起了画笔与剪刀，创作出了一幅新作品。由于她在剪纸艺术上的成就，1978年被选调到绥安镇文化站，1985年转为国家干部，1988年被调入文化馆，从民间艺人成为专业的工艺美术师。
  （二）
  陈秋日的剪纸既师承了陈金的纤巧细腻，又师承了黄素的雄浑豪放的艺术风格，立足传统的根基，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其作品构图丰满匀称，线条流畅多变，剪工精细入微。她师承传统，锐意创新，善于发掘和表现生活中的真善美，敏学多思，精益求精。特别在动物绒毛的处理上运用排剪的手法，十分纤巧，在几毫米的纸面竟能剪出数十根绒毛。这种纤毫毕露的功法，更能传神地表达物象的形态，使作品充溢着吉祥喜庆的情趣和浓郁的装饰美。
  谁将妙意寄工巧，剪出天真数分秒。陈秋日的优秀作品《连年有余》，吸取民间常用的“物中套物”的造型手法，把不同时空的鸡、鸭、鱼、蚌、瓜、粮等形象巧妙而严密地套进主体形象肥猪的轮廓结构中，产生一个既有此又有彼的形象群，表达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连年有余、吉祥欢乐和主题。作品阴阳结合，块线衬托，刀法成熟，风格细腻，给人以清丽典雅之美感。采写她的通讯报道文章以及她的代表作先后在《人民日报》、《群众文化》、《中国妇女报》、《剪纸报》、《福建日报》、《闽南日报》等30多家海内外报刊上发表。中央电视台记者、台湾《八千里路云和月》摄制组、美国中文电视台《东南村》摄制组等亦慕名前来采访。她的艺术生涯先后被收录进《八闽英模录》、《中国当代美术家人名录》、《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家人名大辞典》等丛书。1998年6月，福建美术出版社出版了《陈秋日剪纸集》，收入她的剪纸作品100余幅。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袁启彤为之题写书名，省委副书记何少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峻、省美术家协会主席丁仃、漳浦县委书记沈元坤等题词祝贺，南京大学高级美术师、教授陈竟作序，称赞“陈秋日的剪纸就是绽开在闽南的一朵艳丽山花。”
  （三）
  剪纸是中国“真正一种民族的民间艺术”，它传递友谊、寄托祝福，把海内外中国人民的心紧紧连结在一起。陈秋日的作品不但频频参加全国各项剪纸展览，还大批输往台湾、香港、澳门以及国外，以剪纸为媒结友情，谱写了一首首动人的篇章。
  1983年，陈秋日应斐济艺术委员会的邀请，前往斐济作剪纸表演和巡回传艺。在斐济执教的台胞郑女士专程赶到斐济手工艺品展览厅，聚精会神地观看陈秋日表演，并与她用闽南话亲切交谈，热情地邀请陈秋日到她任教的学校去传艺。几天后，陈秋日果然到这所学校传艺，两人像姐妹一样亲热。郑女士说，她的祖籍在泉州，一家人都非常怀念故乡的山和水。她从小热爱剪纸艺术，但因缺名师指点，剪技比较粗糙。这次幸会，愿拜秋日为师。秋日耐心给予指导，临别时赠送一幅《神龙吐珠》的剪纸作品和自己使用的特制小剪刀，相约祖国统一日，共剪彩花贴九州。
  “百猫渡香江，千鼠登宝岛”。1995年2月，香港浦同乡会成立，陈秋日精心创作《百猫图》，在60厘米见方的纸面上，活蹦欢跃着100只可爱的小猫，作为县委、县政府的礼品送往香港，港胞叹为观止，赞不绝口。台商陈仁德先生对剪纸兴趣浓厚，从报上看到介绍漳浦剪纸的文章。便铭记在心。1995年10月初，他赴沪办事，从上海往漳浦打电话，也不知道找谁，就对总机讲“漳浦剪纸”，总机就把电话接到陈秋日家里。家人对他说秋日就在上海，并告知住处。几经周折，终于在桂林公园内找到了“漳浦剪纸”。他对秋日说，他母亲也很爱剪纸，想用剪纸作鼠年的贺年卡。陈秋日边说边画，当场设计，陈先生十分满意，签订供货协议，定购10个品种、1000幅有关金鼠的剪纸作品，销往宝岛，引起轰动。
  （四）
  “让世界了解中国，让漳浦剪纸贴满五洲！”这是陈秋日的必愿。改革开放，神州大地春意盎然，古老的艺术漳浦剪纸青春焕发。在中外交流中，陈秋日成为文化使者，展现身手，为世界各国人民送去美好的祝福。
  10多年来，陈秋日先后应邀赴斐济、日本、新加坡、德国等地作剪纸作品展销和巡回表演，为祖国的民间艺术赢得了高的声誉。1996年新春，她应邀赴新加坡参加“闽风南播展”的活动，带去60多种、1000多幅剪纸作品展销。充满喜庆和装饰情趣的漳浦剪纸很受新加坡人的喜爱，人们争相购买，有的一幅作品达100多新元。有位陈老先生连续三天前来观看表演，购买了7幅剪纸。他感慨地说：“中国人杰地灵，无奇不有，一把小剪刀，一叠色纸，就能剪出那么多美妙的图案，我被吸引得神魂颠倒！”
  1999年三、四月间，她作为福建展销团成员，应德国莱法州政府的邀请，参加了德国莱法州政府主办的国际博览会和中国福建省一一德国莱法州结好十周年庆典活动。她的大幅剪纸作品挂满展台墙壁，她精彩的现场表演吸引了20多万人观看，赢得阵阵惊叹和欢呼，许多人争相购买作品。青年教师古都拉女士曾到天津留过学，会汉语，三次到福建馆找陈秋日谈心，热情地当义务翻译和宣传员，又选购了多幅剪纸精品，说：“我热爱中国，喜爱中国传统文化。你们的剪纸太好了，太美了，我要买回去珍藏！”
  业精于勤，艺无止境。被誉为“神剪”的剪纸艺术家陈秋日不满足已取得的成绩，仍然潜心创作，临窗运剪，在艺术的崎岖山路上不停地跋涉，为社会和人民奉献更多的产品。同时，她致力于剪纸艺术的普及与推广，在县实小、实验幼儿园建立三个剪纸基地，担任常年顾问，还为县老年大学的学员讲课，先后培训1000多人，现正在学习的学员有200多人，她被省文化厅授予“剪纸艺术优秀辅导员”光荣称号。在她的带领下，漳浦县的剪纸人才辈出，群星璀璨，正迎来蓬勃发展的鼎盛时期。
  漳浦人生活方式的变化
  李林昌
  20世纪历经清末、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年三个时期，是一个大变动、大改革的世纪。古老的漳浦县，从前被当作偏处海隅的边僻之区，风气闭塞，人民因循守旧。自从清末“五口通商”，漳浦与厦门、汕头、香港、台湾、江浙通航贸易日益频繁，加上县人出国谋生等原因，漳浦人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生活开始变化。解放后，尤其改革开放以后，又有新的变化。
  装束和衣着的变化
  政治上的变革对漳浦人的生活影响更大。辛亥革命以后，漳浦还很闭塞，男人还习惯留着辫子，女人缠足。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漳浦一些在上海、福州、厦门、漳州读书的学生于暑假回乡宣传反帝反封建，提倡新文化，改革旧习俗，在乡的小学教师、学生起而响应，在县城挨家逐户劝男人剪辫子、女人解除缠脚带。有许多学童不再到私塾读“四书五经”而改读小学（当时叫做中西学堂），他们当然不再留辫子。年青人及中年人原来有辫子的，因受新风气渲染，纷纷剪掉辫子，慢慢地，老年人也不以剪掉辫子为可惜了。乡下人的辫子则是在进城做买卖时被守在城门口的学生强制剪掉的。经过清朝三百年统治，多数人已不知道汉人原来并不是剃光前额在后脑留辫子，而是留“拢头”的，经过清朝“留发不留头”强制执行，才有辫子。然而既然养成习惯，就不容易改易。在辛亥革命后，还有很多人怕被剪掉辫子，虽然不似清初有人宁肯掉脑袋也不愿剃光前额留辫子那样，却也有一些顽固的人，辫子必须强制剪掉。以上情况是听我父亲说的，我的童年在20世纪20年代，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只乡下还有极少数老人还留着辫子，但盘在头上而不拖在背后。人们最初剪掉辫子时，把全部头发剪成一样长，梳向脑后，不似明代人把长发髻束在头上，也不似清代人梳成辫子拖在脑后，后来就从外地传入一种三分梳向左，七分梳向右的“花旗”发式在漳浦流行。有的则剪“平头”，也有剃光头的。乡下有人自备剃刀，相互剃头，有的找理发匠剪发。小孩一般不找理发匠，而是由母亲或其他女长辈用剃刀代刮头皮，只留一撮“囱鬃”，其余剃光，与古代儿童垂髫一样。剃刀大都向邻近的理发店借，逢年过节送给理发店的师傅一些糕馃以为酬谢。当时理发匠都是从福州、兴化、泉州来的，大都没有带家眷，没有和本地人一样逄年过节要做糕馃，他们乐于藉出借剃刀与当地人打交道，本地人则由于不善保养剃刀而大都没有自备剃刀，必须向理发店借。我小时就是与诸兄弟挨次伏在母亲膝上让她剃头的，到13岁高小将毕业时才上理发店。女孩子则仍然留辫子，到要出嫁时才改梳发髻于脑后，髻形好似牛屎干，被叫做“牛屎龟仔”。而女子第一次梳发髻时还要郑重其事地选择良辰吉时，先拜神然后梳妆，叫做“尚头”，是古代“笄醴”风俗的遗留。女人从来不曾用剃刀刮脸，而是请一位有经验的妇女”挽面”（方言“脸”叫做“面”），即是用两条线绞去脸上的细毛，还要夹掉前额不齐的“毛脚”，并把眉毛修得整齐好看。女人“挽面”都是从准备当新娘“尚头”开始，叫做“开面”，以后大约一年半载“挽”一次。贫穷妇女多是蓬头垢脸，如俗语说的“顾不了嘴空，哪顾得头鬃”，大概一生只“挽脸”一次。20～30年代，女学生先后剪掉辫子，留短发。乡村女学生仍有留辫子的，1936年夏我去佛昙纯美初级中学读书，看到来自外地的女同学都留短发，而佛昙本地的女同学仍留辫子，第二学期才剪掉。那时的官太太多留长发，也有烫成“虬毛”的。1936年抗战爆发以后，男青年都要受壮丁队训练，女青年也要受妇女队训练，强制剪掉辫子。从此至解放后，女人多数剪短发，虽有少数少女留辫子，但多是梳成左右两条短辫，不同于从前的长条单辫。只有中年以上的妇女才有留发髻。改革开放以后，“美发”成为一种时尚行业，美发师能按消费者脸型设计发型，做到美观大方。
  在我童年的20年代，已经没有女孩缠足，青年和中年妇女本来从小缠足的，到这时也就“有样看样，没样看世上”相继把双足“解放”。但她们的脚板已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走起路来很不自然。那时的老妪们的双足则多数已成“三寸金莲”，如果放足不缠反而寸步难行，只好就此度过平时足不出门的余生。
  妇女的衣着，民国初年仍与清代一样，据说清代是沿袭明代，有“男降女不降”的传说，即是清代的汉族妇女服饰不改明代遗风，与满族妇女不同。妇女都是衣长过膝，襟向右掩。裤子则除了部分比较讲究的女裤在裤筒口加镶花边外，一般女裤与男裤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平直裤筒，不开裆，“炊巾”一样的裤头。
  一般男人穿“对襟”（衣襟在胸前）的短衣。读书人或较富裕和较有地位的男人仍如清代一样穿长衫，有的外加马褂，头戴瓜皮帽（俗称碗帽）。有些“新学界”穿学生装或中山装，少数人穿西装，帽子有学生帽（有帽舌，与军帽有些不同）、鸭舌帽、呢礼帽（俗称招飘），有的农民和工人用一种很长的“手巾”，于冬天当头布（“手巾”也可以当腰带，夏天披在肩头，用以擦汗，也用作浴巾）。农民大部分既不缠头布也不戴帽，除入室内以外都戴斗笠。衣料以棉质为主，夏衣也用苎麻、葛麻、王梨丝（菠萝叶纤维），有土织的，也有从布店买来的机织品。高级衣料绸、呢、皮等，在漳浦无大销路，商店不愿进货，所以有“好货仔无入旧镇港”的谚语，少数高级消费者得到外地购买。
  平时，一般妇女（除缠足的以外）都穿木屐。县城里的男人也大都穿木屐。农夫日间都赤脚，夜间穿木屐。学生一般都穿布鞋，也有赤脚的，俗语说“有赤脚兵，无赤脚学生”，其实兵士都穿布鞋，这句话是说学生比兵士更必须穿鞋，不要赤脚。
  木屐是一般平民最常穿着的鞋子，有很多人只有逢年过节或去“做客”才穿布鞋。有的男人只在结婚时才有一双鞋，结婚后只在过年时拿出来穿一次。鞋子有自制，也有店里买来的。陈嘉庚监制的橡胶底帆布鞋最时行，我小时知道“陈嘉庚”是从穿以他名字为商标的布鞋开始。
  总之，民国初期，清朝遗风未绝，新风兴起，服饰多种多样，有绅士的长衫马褂瓜皮帽，有平民的冬衣“歪襟”大棉裘和夏衣“对襟”短衫。有穿长裤也有穿短裤的，农民夏天都穿短裤。衣、裤大都用粗布缝制，少数游手好闲之辈穿黑绸裤，长可拽地。小学生衣着多不讲究，也大都是“对襟”短衫，是最平常的装束，叫做“汉装”，是母亲或其他长辈妇女亲手裁缝的。中学生（20年代中学四年制，不分高初中）男的大都着学生装，一般家庭妇女不能裁制，都要假手成衣匠；女的“歪襟”白布或蓝布上衣，黑绸或布裙。30年代，初中学生以黄色“童子军服”为制服，上衣是“半外衣式内衣”，有左右两个上口袋，男的着西式短裤，女的着黑裙，都要穿黑色长袜，鞋子不限。高中男生以黄色军装为制服，实施军事训练；女生同样参加军事训练，但可以不穿军装，而着白色或蓝色上衣，黑裙。职业女青年有的穿改良式旗袍，有的着裙装。
  解放后，男女干部大都穿蓝色制服，冬天穿短大衣式的蓝色棉外衣，还有一种与中山装不同的“列宁装”。一般群众仍然以褐色、灰色“汉装”为主。“文化大革命”期间，受红卫兵影响，有些男女青年时尚穿绿色军装。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纺织工业的发展，取消了按人口限量供应棉布制度，而且品种甚多，有棉、毛、化纤、混纺等布料。服装款式多种多样，男人有的穿中山装，有的穿夹克衣，有的穿西装，有的穿“牛仔裤”；女青年有的穿连衣裙，有的穿比以前那种改良式旗袍更“改良”的旗袍，两侧衩口开到腰间，有的两侧封闭，另在后面开衩口，以利行走。有的穿牛仔裤，有的穿短裤、短裙，有的穿“迷尔裙”、无袖上衣，式样多变，不能尽述。鞋子由布质为主向以皮革和人造革为主转变，款式多样。木屐自80年代已经绝迹，塑料凉鞋和拖鞋为最普通的鞋子。
  吃喝消费的变化
  漳浦地大物博，然而从前平民受剥削，多数人生活很苦。而且，漳浦人历来有俭朴的风气，一般人但求温饱，不讲究营养，就是一些富人也不尚奢侈，不追求享受。几乎家家常年备有自制的咸萝卜干（土名菜补）、酱萝卜（土名碧菜）、酱油（土名豆油）、腐乳（土名酱豆乳），也有常备从市场上买来的琐管 、 仔 、迪仔 的（腌制的水产品叫“ ”），所以，从前漳浦没有酱料店。
  县城一带以大米为主食，搭配番薯。沿海多沙质旱地，少稻田，以番薯为主食，较少食用稻米，个别以渔业为主的乡村，过着“吃番薯配海鱼”的生活，除逢年过节外，天天以番薯为主食，偶尔因为招待客人而煮一顿白米饭，还将饭汤当应酬品分送邻居。自山区、平原至沿海，平时不用面粉为粮，而是将它作为“改膳”之用，如清明节吃“薄饼”（春卷），夏至吃“麦卷煎”，婚庆、寿庆做“寿桃”，供神做“馍方”，都是以面粉为主要原料。农家大都将小麦加水磨成浆以代面粉。平时也有磨麦浆做成“馃仔”煮成“馃仔汤”以代米粥的。逢年过节则将米浆放在蒸笼里蒸成整“埔”（大块）的“馃”，也有将米磨成细粉做成小块蒸熟的馃。旧历七月做“鬼节”的供品有馍、馃、糕等，糕大都以炒米加糖膏，用木模印制。面条只在神像“寿诞”如“王公生”、“妈祖生”、“帝爷生”演戏酬神才用以招待客人和自家享受，都加上猪肉煮成汤面，叫做“肉面”。老百姓平时很节俭，只有逢年过节和“傍神作福”才享受一番。平时要想吃面条，最简便的是光顾“水面店”（汤面称为水面），县城县前街陈阔（绰号涵阔）的采和香水面店最著名，以肉丝为佐料，一小碗4个铜板（30个铜板为一角），价廉物美。如果上小炒店吃佐料较多的煮面，一大碗要一角，算是一种比较高级的享受。至于到菜馆吃喝的，大都是当官的外地人，本地富人有在家中自己享受和招持客人的习惯，很少上菜馆。婚丧寿庆叫做“做世事”，都是请厨师（土名厨子，转音为“屠煮”）到家中操办伙食。所以，从前漳浦菜馆很少，20～40年代，县城仅有一两家。各集镇只有一两家小炒店，各墟场只有饭粥摊、水面摊，解放初仍然如此。1956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县城个体饮食业分别归入地方国营饮食服务公司和集体的饮食业合作小组，农村集市饮食业由供销合作社经营，面食、肉粥、甜粥还是应有尽有。自1960年下半年起，因为受58年“大跃进”、59年“反右倾”、大炼铁后遗症及自然灾害影响，物资逐渐缺乏，造成3年的暂时困难，人们以“瓜菜代”补粮食的不足，饮食店也以萝卜煮汤为点心供应顾客。要买一根油条，得搭配一碗稀薄如清水的“豆浆”。以后，又历经“文化大革命”，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人民才解决了温饱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大部分人先富起来。县城及各集镇先后出现多家酒楼餐馆，配以VCT影碟机，顾客可以边进食，边欣赏音乐，可以在饮酒之间引吭高歌，是一种“高级消费”。一般人因外出做工或其他原因需要在外用膳，都找快餐店或小吃店，花两、三元或五、六元便饱餐一顿。
  平时家庭饮食的质量有普遍提高，逢年过节的消费则大大减少。一般人都已注重食物新鲜，不似从前那样于逢年过节时大操大办，备下的鱼肉要连续几天才吃完。吃咸菜的习惯也已逐渐改变。
  居住条件的变化
  漳浦从前地广人稀，住房大都是平房，很少楼屋，解放前，县城只有县前街叶天赐医生的一座三层楼，那三层楼只有前厅后房而已。两层楼也寥寥可数。自明、清至民国时期，最豪华的宅第是“八壁”，俗称”九厅六深井”，还有“六壁”式建筑，即主房一厅两房，两侧各加一间略低于主房的小厅，共有六道纵墙（前后墙为横墙）。这种建筑一般二进，最大为三进（俗名三落），即是顶、中、前三座，顶、中二座之前两边有厢房（俗称伸手）或走廊（俗称过水），中间为天井；前座之前有石埕或砖埕，外加围墙、门屋。这种宅第为官绅或富豪所建。有的后座盖二层楼，楼前也有天井、厢房，叫做“楼仔抱大厝”。
  其次是“四兀”式建筑，即是一厅两房，因为有四道纵墙，墙的中点兀出，为架中脊处，如山峰突兀，所以叫“四兀”。一般有前后两进，中间为厢房（或走廊）和天井。这种宅第为富裕之家所建。
  再次是“三间二伸手”式建筑，式样与“四兀”同样，但只有一厅一房加两个厢房及一个天井，天井处有简单的门屋。其中一个厢房多利用为灶间兼餐室，另一个厢房放杂物、家具。这种房屋为一般人家所建。
  比较贫穷的家庭多住单列式平房，两间或三间相连并列；人口少的只住一间。有的多年失修，破漏不堪。
  贫民住陋巷狭屋固然十分窘困，富人住深宅大院也未必舒心愉快，因为从前人们惑于“风水”之说，屋建得很低，又出于防盗的考虑，窗户开得很小，只有厅是开阔的，房间则密不通风，夏天十分闷热。还有“漳浦无楼仔地”之说，因为人们看到一些富人建了楼房以后，不是遇到“反乱”而家道中落，就是出了败家的子孙，破家荡产，所以富人宁可住低矮的平房而不建楼。
  建筑材料方面，明、清时代都是土木结构，地基用三合土（土、沙、灰、加糯米浆，糖水）夯成，或用石砌地基，墙用土加灰夯成，梁桷用杉木，上盖土瓦。杉木大都是自福州扎排用船拖入旧镇港，叫做“福杉”，实际产于闽北，从闽江放排到福州。建“大厝”都用福杉。建简陋的房子才用本地山区产的杉木或杂木。俗语说“富不过三代”，加上后代人口增多，分家时将祖上遗传的大厝瓜分，又因为杉木产地资源逐渐减少，价格昂贵，甚至买不到，所以、明、清时代遗留下来的“大厝”到民国时期以至解放后都不能维修。清末战乱，新路街、后楼都成废墟。光绪年间，基督教会建了教堂、医馆及号称洋楼的逢源小学、养正女学、医生楼、牧师楼、姑娘楼，其实都是土木结构，土法建成。平民建房，大都捡拾废墟中的破砖，破瓦片来砌墙。乡间大都用土夯墙，或用土坯砌成。经不起风雨。倒屋之事常常发生。
  从前只有人用条石、块石、乱石砌地基，没有人用石建筑屋墙，因为迷信“石煞”。“石煞”之说不可信，但石头吸热快，散热慢，夏天住石屋很热是事实。自从有了电风扇、空调设备，加上采取隔热板和屋前屋后绿化等措施，石屋住人还是适宜的。漳浦石料十分丰富，自80年代以来，建石屋的人逐渐增多。现在有一种底层用石，二层以上用砖的砌墙方式，以钢筋水泥为柱和环梁、楼板，很坚固。
  住房款式由“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变，窗户开得很阔，外加防盗钢栏。装饰争艳斗妍，有的外壁嵌瓷砖，内壁嵌水磨石板，铺木质地板，装铝合金天花板。有的壁刷白涂料，朴素大方，光洁明快，也能使人入室便感觉心目朗爽。
  交通条件的变化
  自古至20世纪20年代，漳浦连一条可以通人力小车的道路都没有，除了几条小溪可通小舟，几处港口与外埠通帆船以外，到那里去大都须步行，行李和货物用肩挑。官员或富人可以骑马坐轿，但正如俗语说的“抬轿的也苦，坐轿的也苦”，并说“行船走马三分命”，骑马不容易。漳浦除前亭有人养骡马用于载货以外，其他各地几乎无人养马。
  自民国15年（1926年）下半年起，漳浦开始有公路通汽车，脚踏车随之出现。民国19年7月上任的县长李鹏年的三轮摩托车为漳浦县第一架摩托车；30年初旧镇美孚行县城营业处的三轮摩托车为第二架，群众称为“风龟车”。风龟车成为“出风头”的代名词。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有龙（溪）诏（安）公路经过漳浦的长桥、县城、旧镇、霞美、杜浔、沙西，并有县城通象牙庄、旧镇通佛昙二支线，又有佛县通马坪，佛昙通湖西，葛后通南浦，三古通官浔四乡路。各有公司向省建设厅租路通车，别的公司必要时只能借路空车经过，不得收客载货，所以乘客在在必须转车。车票贵（旧镇至佛昙0.9元，可买食米50市斤），一般出行者坐不起车，有的吝借金钱，宁愿走路不搭车，所以乘客少。血本关系，车要等到有相当数量的乘客才开。车少，彼站有车开过来，此站才有车开过去，候车常要候半天，县城至象牙庄和旧镇至佛昙二支线尤其如此。葛后至南浦乡车每逢墟日才来回开一次。三古至官浔、佛昙至湖西、佛昙至马坪乡车一天只一班。坐位是长条板凳式的，列于两边，中间载货。1938年（抗战的第二年）5月，厦门被日军占领以后，闽南公路全部自行破坏，连脚踏车都难通行，漳浦人恢复徒步和挑货之苦。抗战胜利后，海上交通恢复，旧镇、佛昙、杜浔不但又有多艘帆船，而且有了汽船和机帆船，与温州、台州、厦门、台湾、东山、汕头、香港通航贸易。公路只靠征召民工修复路基，未能重筑桥梁，不能通汽车。脚踏车、双轮手推车、小船成为主要交通工具，并出现了商人蔡发和王振木的两架双轮摩托车，被叫做卟卟车。
  解放后，由于溪道淤塞，除沿海外已不再通行小舟。县境内原有公路很快便修复通车，以后又陆续新建多条公路。原龙诏路改称漳汾线，1966年改道经过盘陀岭，纳入国道324线。1994年扩宽为六车道，水泥混凝土路面。1991年和1997年建成盘陀岭两条隧道，坐车再无“盘陀岭上几盘陀”之苦。前亭—佛昙—旧镇—沙西公路纳入省道漳云线，为沿海交通大动脉。旧日镇—县城—象牙庄公路纳入省道牛旧线（自旧镇经平和至南靖牛崎头，与国道319线衔接）。又有三古—官浔—赤岭—佛昙、火烧埔—湖西—佛昙、杜浔—古雷、深土—六鳌、葛后—南浦、赤湖—湖西、赤湖—东坂—马坪、马坪—白水营、前亭—镇海、溪内—赤土—湖西—赤湖等乡间公路，真是四通八达。乡间的简易公路更是通到各重要的自然村，可通行手扶拖拉机、摩托车。原来只“闽运”独家经营客运和货运，搭车不容易，售票窗口十分拥挤，常有人买不到票，不能上车。改革开放以后，放开营运市场，参加营运的散车甚多，产生强拉旅客上车、兜圈子收客，随时随处停车上下客等不正当竞争情况，交通秩序很乱，旅客意见很大。90年代后期，部分营运业者也感到，不正当竞争的结果，对他们也没有好处，开始组织“信誉班车”，按时发车，途中不上下客（有的途中作短暂停留上下客，不等客），得到旅客称赞，营运收入比不正当竞争好。乘坐的条件竞相改善，以往的超载、拥挤和座位及车窗破损现象已很少存在，并且出现部分崭新的客车，座位舒适，有空调、影碟机设备。
  曾是主要交通工具的脚踏车，独轮手推车逐渐为摩托车所取代。90年代，农村几乎家家皆有双轮摩托车，可以直上高山开荒种果。县城及各集镇双轮摩托车之多就更不用说了，不但广为商贩所应用，而且很多人自驾双轮摩托车上班，并有以双轮和三轮摩托车载客的。板车式的三轮摩托车和手扶拖拉机则一般只用于运载沙、土、石。
  镇海卫儒学的设立与人才培养
  林祥瑞
  明初，朝廷对军事制度进行改革，制定《军卫法》，自京师到郡县皆立卫所。中央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地方设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明代的“都司”是官署，清代的“都司”是官职），府、县设卫所。漳州府设两个卫：漳州卫和镇海卫，均归属前军都督府、福建都司管辖。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始设镇海卫，址在漳浦县二十三都太武山南的镇海（今属龙海市隆教乡），卫所设中、左、右、前、后5个千户所，下设陆鳌（今漳浦县六鳌）、铜山（今东山县铜陵镇）、悬钟（今诏安县玄钟）3个守御千户所。住民户口世袭为军籍，每户男丁至少要有1名为军人。
  一、镇海卫儒学的建董
  初设卫时，没有建儒学，卫民子弟读书颇不方便。宣德七年（1432年），佥事林时槐建议：“卫俊秀准附儒学教养，照例科贡”，并倡议建学。正统间，经礼部勘合，令诸生附于县学。后来，诸生以镇海距漳浦县城遥远，乞请自设学，巡抚成规允许，令私设学校。景泰间，镇海卫人周瑛首登进士，郑普、林俭等相继中式举人；文庙、学舍也初具规模。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卫指挥使张文奏请，乞照平海卫建立儒学，未获批准。嘉靖元年（1522年），巡抚王以旂以卫指挥使徐麟催请，复奏请建学。嘉靖三年，获准建立镇海卫儒学。嘉靖四年，吏部札授原同安县训导、乐平人范瑛任卫学教授。从此，镇海卫有了正规的学校，文庙、明伦堂也逐渐修建完整。按编制给定生员名额，并自嘉靖五年起，每两年添设卫学贡生1名，人才辈出，科甲连绵。
  清初，罢免卫兵。康熙六年（1667年），裁撤卫制，卫学虽设，实己半废。康熙十六年，卫学也被裁，镇海的人才培养自此一落千丈。然而，镇海远在漳浦县东北海隅，学子读书深感不便，鉴于此情况，康熙五十年，知县汪绅文在邑人、进士蔡世远的建议下，设办镇海义学，“招集生童，捐俸延师，按月会课其中”，使镇海文化教育得以复苏。雍正十一年（1733年），镇海割属海澄县，生员归海澄学。不久，镇海义学也废。
  漳浦县人才属镇海卫学培养者，明代最为鼎盛，其地域包括今六鳌镇、马坪镇、前亭镇及佛昙镇部分地方，为漳浦县科举增添异彩。
  二、关于镇海卫儒学碑记
  镇海卫从创立、修建和严格教学都充满各级有关官员以及漳浦县和当地士绅、卫学人员的一番苦心，从现存于《镇海卫志》的有关儒学的碑记充分体现出这一点。现摘述如下：
  明嘉靖六年（1527年）进士石腆撰《请建镇海卫圣庙儒学碑记》，记述镇海卫儒学建立因由和创建文庙、儒学的详情，保存了许多可贵的历史资料。石腆，镇海卫际都人，宏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官至琼州府同知。
  万历元年（1573年），探花林士章撰《学博木湾陈先生创行乡饮记》，文中说：“今先生以乡饮立教，使人知仁义孝悌之化，习礼度揖让之容，岂止不为宴乐语耶？”赞扬卫学教授陈唯一创行乡饮的事迹。林士章，字德斐，号璧东，漳浦乌石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进士，探花及第，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是时，官南京国子监祭酒。
  万历七年，进士黄曰谨撰《镇海学创修堂庙、新给廪粮、造祭器、竖泮宫碑记》，文中说：“诸可恢前规、兴嗣世者，凿凿毕举，郡大夫之功，兹为不朽，而张、谢二先生之后，微竹阳先生，孰与京哉！”赞扬训导张奋扬，教授谢忠、钱淳创修儒学的功绩。黄曰谨，字元祗，号慎馀，镇海卫港尾人。万历五年进士，历官赣南副使、江西按察使，俗称“黄南使”。是时，尚在兵部观政（见习）。
  万历八年，进士刘惠乔撰《镇海卫学重建启圣公祠记》，记述训导游大夏为孔子之父叔梁纥重建祠宇的情况及其“悯士而却贽仪，课儒童而广教育，捐俸金以崇祀典”的精神。刘惠乔，字应迁，镇海卫人。曾移居广东潮阳，并由广东榜中式举人。隆庆五年（1517年）进士，官至四川参政，时任户部员外郎。
  万历二十六年，黄日谨撰《鸿序崇师记学博王莲峰存碑》，记述卫学教授王之诏“足为后学山斗”的美德。黄曰谨时任江西右参政。
  万历四十一年，会魁林茂桂在修《漳州府志·学校》时，撰《镇海卫儒学记》载入，综述镇海设儒学的历史沿革。林茂桂，字德芬，号丹台，漳浦六鳌人，万历十四年进士，官至深州知州，时已被解职多年，归家闲住。
  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涂一榛撰《镇海卫儒学颂萧公祖厘正祀典碑记》，记述漳州府推官（亦称司理、司李）萧基为镇海卫儒学厘正祀典事迹。涂一榛，字廷荐，马坪仙都倒头溪人，后裔移居前亭顶埕。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官至通政使司左通政，时任湖广佥事。
  万历四十五年，进士王命璇撰《萧司理修建镇海卫儒学功德碑记》，记述推官萧基修建镇海卫儒学的功绩。王命璇，字君衡，龙岩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官至刑部侍郎，署尚书，时任北直隶监察御史。
  万历四十五年，进士林雨润撰《大参藩洪公重建镇海卫学文庙功德碑记》，记述参政洪世俊重新修建文庙的功绩。林雨润，字浴苍，镇海卫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官御史，时已考选南京兵科给事中。
  万历四十六年，进士俞曰都撰《学博赖老师重修文庙去思碑》，记述卫学教授赖天隆重修文庙事迹。俞曰都，镇海卫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官户部主事，时在户部任上。
  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进士蔡世远撰《请复镇海卫学公启》和知县汪绅文撰《新建镇海卫义学碑记》，为镇海重新建学作出努力。蔡世远，字闻之，号梁村，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时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汪绅文，浙江归安人，贡生出身，康熙四十九年任漳浦知县。
  此外，尚有朱文公祠碑记3篇，对崇道励学有较大的作用。其3篇文章为：明成化八年（1427年），龙溪人、广东左布政使（时为工部主事）林同（字进卿）撰《镇海卫新建文公祠记》；成化间，邑人、广东布政使（时已致仕归家）陈亹（字尚勉，号梅庵）撰《镇海卫文公祠记》；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时任金坛知县）涂一榛撰《朱文公祠碑记》。
  三、科甲鼎盛，人才济济
  镇海卫在设置儒学之前就已私办学校，出了周瑛、陈杰、石腆、林文焕等进士和郑普、林俭、陈珠、张璘、陈一中、吴大奎等举人。周瑛于成化五年（1469年）登进士，为镇海卫甲第开先。设卫学后，由于有给定的生员名额，人才更如雨后春笋，尤其自嘉清五年起，每两年额定卫学贡生11名，入府学者也能成为贡生，因而使处于海隅僻乡的读书人有更多、更方便步入仕途的机会。据《镇海卫志》载，镇海卫共有进士42人，其中明代36人，清代6人；举人94人，（包括已登进士者），其中明代84人，清代10人；贡生约93人。就明代而言，与漳浦县科举人才相比，进士约占25％，举人约占21％；在漳州府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镇海卫志》收入科举人才的范围较宽，莆田、侯官、泉州、龙岩、长泰等地，凡与镇海卫有关的外籍人才均予收入，所录进士有莆田周大谟（周瑛子，瑛于中举人后即回归莆田原籍），侯官田邦杰，泉州蔡致远、陈迁鹤，龙岩石应岳、蔡梦说、王以通、王命璇、吴之奇，长泰张际熙等。除上述外，镇海卫人才分属今龙海、东山、诏安和漳浦等地。就进士而言，属今龙海市的有周瑛、陈杰、石腆、吴仕典、黄曰谨、俞咨禹、陆元祯、俞曰都、陈国琠、吴钟等；属今东山县的有游天庭、黄镆、张孟观、唐文灿、方俊、黄道周（后迁居漳浦县城）、陈士奇、陈瑸、唐朝彝等；属今诏安县的没有进士，仅有举人吴世美、翁竟成等。
  属漳浦县者，分布在陆鳌千户所和二十三都的福兴、山兜、新兴、葛垅、后诞、新诞等地，这些地方分别属今六鳌镇和马坪镇、前亭镇及佛昙镇的东坂、洞野、花林一带。民间有六鳌“三军九举六进士”、前亭“七里三进士”、天启“三国奇杰”、马坪“涂吏部与林进士”等传说。现可了解到的进士有：林文焕、郑恭、蔡时鼎、江环、林茂桂、陈臣表、涂一榛、林雨润、张国经、陈国器、何楷、陈垂等。其中，蔡时鼎、江环、张国经3人因《漳浦县志》没有注明是镇海卫人，致使《镇海卫志》漏录。
  此外，进士陈九德并未注明是镇海卫人，而被录入《镇海卫志》；进士谢禧昌、谢鸿奇是否与前亭谢厝有关，待查。
  四、六鳌“三军九举六进士”
  俗传六鳌出了“三军九举六进士”，成为古代六鳌文化发达的象征，六鳌人引以为荣。
  “三军”是指3个将军，历代流传只知两个姓徐，鳌中人；一个姓冯，后江人。徐姓者是副千户徐通、徐斌；冯姓者是正千户冯贵，墓在后江，称冯将军墓。
  “九举”是指9个举人。除已中式进士者外，尚有4个举人，其余未详。
  林俭，成化十年举人，官全州知州；邱有翼，嘉请七年举人，未仕；郑嘉秀，嘉靖四十年举人，官攸县知县；郑龙东，万历四十年举人，未仕。
  “六进士”指6个进士，他们是：林文焕、郑恭、蔡时鼎、林茂桂、陈臣表和张国经。
  林文焕，号省斋，宏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官至户部员外郎。为官清操自励，归家仍居旧屋，到府城、县城都用步行，深受人们的赞誉。
  郑恭，号羞斋，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官至广东参议。为官清廉多惠政，并为家乡办好事，乡人至今把郑羞斋的故事传为美谈。
  蔡时鼎，字台辅，号调吾，原籍县城东郊石埕（今称荔枝林）宪台村人，该村因他曾官御史（古称“宪台”）而得名，并一直沿用至今，后衍居六鳌鳌西。未仕时，曾在乌石紫薇山读书，山中的《科甲题名》石镌刻“蔡时鼎，浦人；林茂桂，六鳌人”。又赵范在《赵氏族谱序》中称“陆鳌蔡御史”。足见两地都是他的故里。万历二年进士，会试第九名。初授桐乡知县，召为监察御史，提督太和山场，巡视两淮盐政，执法严明，声震朝野。升南京礼部郎中，卒于官。《明史》为其立传，给予较高的评价。
  林茂桂，字德芬，号丹台，六鳌城顶人。未仕时，在乌石紫薇山中读书。万历十四年进士，会试第四名，人称林会魁。官至深圳知州，锄除豪强，疾恶如仇，因而得罪权贵。后因扩建深州城，上报未批，而扩城工程已完成，被豪强勾结属官中伤，以擅自扩城为罪名，罢官回乡。他富有文才，为文操笔立就，与龙溪张燮、郑怀魁、漳浦王志远、南靖蒋孟育、海澄高克正、平和陈翼飞在漳州芝山结玄云诗社，时称“漳州七才子”。他中式举人后，在山间读书，其饮用的水井干涸，亲自下井淘浚；在此之前，有本县人、太常寺卿王应显上屋拾瓦，所以，当时民谚云：“太常捻瓦，孝廉（举人）淘井。两条冰身，金寒水冷”。他晚年租屋居县城水门，人称“水门先生”。
  陈臣表，号擎南，万历二十年进士，官江阴知县。其余事迹未详。
  张国经，字一洲，号印梁，六鳌东张（在龙美附近，今社已废）人。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官至光禄寺卿。他眇一目，与同科进士戴国章、陈国器被称为“三国”奇杰。他的八分书法与黄道周的真草齐名。明亡后，隐居不仕。清初，郑成功率军在漳浦沿海一带进行抗清活动，清廷派兵欲进剿六鳌，张国经挺身而出，申明陆鳌百姓并无参与反清活动，百姓因而免遭屠杀，乡人感戴恩德，为立《东张印梁先生澍德碑》纪念，石碑至今尚存。顺治十三年（1654年），总兵杨捷修筑漳浦县城竣工，请张国经撰《杨总戎筑城记》（原碑题为《杨镇台兴城碑记》），颂赞杨捷卫国护民的功绩。
  五、前亭“七里三进士”
  前亭与镇海接壤，受卫学的影响颇大，出了不少人才，其中，江厝、石古、庄厝（下尾）出了进士江环、陈国器和庄士元。因3个村庄形成三角点，彼此距离均约七华里，故有俗谚“七里三进士”。
  江环，字缙云，前亭桥仔头江厝人。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官平湖知县，选试御史，政绩显著。他与佛潭桥下赵的进士赵范（后移居湖西赵家城）同是邻村江口杨梦鲤的学生。杨梦鲤，字尚化，号碧沙，未第儒生，终生以教书为业，并精研诗经，著《诗经衍义》，死后，赵范为其题墓碑文，称“庠储魁碧沙杨先生”，为其未登科第而叹惜；江环为其刊刻手稿《诗经衍义》，以弘扬先生之学问。据《漳州府志·纪遗》载：“杨故老儒生，书虽出弗行也，乃列江缙云名氏其上，遂大传布。往岁，原本尚有列杨氏名者，今亡矣。”今志书记述《诗经衍义》作者均为江环，其中实有隐情，鲜为世人所知。江环的族亲或后裔衍居云霄莆尾，故《云霄县志》载入江环为云霄莆尾人，记以存考。
  陈国器，字鼎弼，前亭石古村人。石古村在大社东北1里处，今与附近的赤山、宫头3村及1座慈济宫俱废。他自幼勤奋好学，天启二年登进士，官至刑部主事。他跛一脚，与同科进士戴国章、张国经并称为“三国”奇杰。他当官后，对家乡公益事业十分关心，乡人为立“大台柱鼎弼陈先生厚德惠乡舆颂碑”。并建石亭护碑，以存久远，后人称为“石古亭”，至今尚存。
  庄士元，字殿扬，庄厝人，后移居郡城。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进士，官涞水知县。任上除苛税，弛禁例，悉心治政，民感其德。又鼓励民间少童读书，就童子试者日多，文风渐进。任满归家，杜门不出，教授生徒，颇受人们敬重。子登丰，字子英，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举人。
  六、天启“三国”奇杰
  天启二年（1622年）壬戌科，漳浦县有三个残疾人中式进士，他们是戴国章、张国经和陈国器，三人名字都含“国”字，因而被称为天启“三国”奇杰。
  张国经，瞎一眼，里人多看不起他，然而，他勤奋力学，终于成才。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中式举人，13年后登进士，人们美誉为“独眼观天象”。他是六鳌“六进士”中最后的一个，生逢乱世，居乡有德，而又享94岁高龄，实为一奇杰。
  陈国器，跛一脚，自幼父母双亡，寄养于前亭大社舅父家，帮放牛、锄草。他自幼喜欢读书，常到附近学塾中旁听。有一次，他听着听着就在孔了牌位供桌下睡着了，他的舅父要他去放牛，找不到人，知道他一定又去偷听读书，便到学塾把他从供桌下拉出来，打了一个耳光，还骂着：“你这个跛脚仔，若能读书考中进士，我手臂给你当旗杆栓。”陈国器虽被打骂，并不气馁，而是更加坚强地自学，终于与张国经同科举人，又同科进士，人们美称为“一足跳龙门”。真是又一奇杰。
  戴国章，字伯闇，号季庵，大南坂农场坑内村官径坑仔尾社人，（今社已废），他自幼聪明颖异，长大后博览群书，才华横溢。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戊午科乡试，一鸣惊人，中式第一名举人，称为“解元”；天启二年登进士，会试名到第七，称“会魁”，均为漳州府争得荣誉。但他生理上有缺陷，既驼背，又凸胸，因而人们褒美为“鞠躬朝天子”。他登进士后，不愿当官，归家闲住。戴国章幼时到邻近蒲野村学塾读书，他过目成诵，对答如流，深受人们的赞誉。蒲野巨富黄长者却鄙视地说：“你最多是图个识字而已，别妄想考中举人、进士”！戴国章满有把握地反问：“若能考得中呢？”黄长者说：“我给你背过蒲野溪（绥安溪的下段）。”戴国章登进士后，乡亲要黄长者履行诺言，戴国章说：“背我过溪是小事，众人常要涉水过溪才是大事，就责令他筑一座石桥让众人通行吧。”黄长者不敢食言，出钱修造一座蒲野桥，官径、蒲野人民至今尚津津乐道这故事。戴国章身虽籧篨，而先中解元，后中会魁，堪称奇人中第一杰。
  戴国章，张国经、陈国器三人都是残疾人，他们身残志坚，努力奋斗，终于成为一代名人，至今，漳浦民间传为美谈。
  七、马坪涂吏部、林进士及戴举人
  马坪于明代出了不少人才，如涂吏部、林进士和戴举人等等。由于志书失记，靠民间口传，仅得其一斑。
  涂一榛，字廷荐，马坪仙都（山兜）倒头溪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官至通政使司左通政。因他曾任吏部考功司郎中，故民间称为“涂吏部”。他为官清正廉明，直声远播，因被阉党视为东林党人而遭排斥，归家闲住。天启间，缇骑（逮捕犯人的禁卫役吏）至漳州逮捕海澄人、巡抚周起元时，他心情沉重地对儿子伯案、仲吉说：“若有缇骑来逮我，我必赴汨罗（即投水自尽）。”表明他与阉党斗争到底的决心。不久，郁郁而卒。他与港尾的江灏同科中举，又同科进士，交情甚笃。江灏，字质卿，乳名雨文，官至浙江参议。现民间尚流传着涂吏部与江雨文的故事。
  据说马坪仙都祖祠曾挂两个“进士”匾，一为祖籍浮宫溪头、居马坪崎林社的林鹏飞，号慎宇，隆庆五年进士，官南宁知府；一疑为当地进士林雨润。林雨润，号浴苍，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授山东聊城知县，升御史，考选南京工科给事中。
  戴举人是戴维则，字汝孝，号笔峰，马坪文店人。嘉靖四十年（1561年）中式举人，时年25岁，是漳浦戴姓最先登科者，族人寄以重望。后来6次赴京参加会试，未能中式，才华未竟而卒，时人为之婉惜。他的同年友人、翰林编修林偕春为撰《明故乡进士戴君汝孝墓志铭》。
  八、黄道周、何楷和陈垂
  在镇海卫诸多人物中，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名臣黄道周。黄道周，字幼玄，号石斋。天启二年进士，官至詹事府少詹事。隆武时，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他虽出生于铜山所，年轻时，曾被县人、户部侍郎卢维祯聘为家庭教师。24岁考取府学秀才后，翌年即奉母迁家定居漳浦县城东郊，已不属镇海卫。其故居、讲学处明诚堂今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黄道周墓和四君子墓在县城北郊，也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均保存完好。
  何楷，字玄子，号黄如，里籍未详。天启五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郎中，召为户部尚书，赴京未任而京城陷落。弘光时，召为户部侍郎；隆武时，授户部尚书，因与郑芝龙政见不合，乞归故里。后闻清兵入漳，在家悲号而卒。他晚年定居漳浦湖西下梧石湖山下，构筑石湖精舍，并刻立《奉天敕命碑》，至今尚存。
  清代进士陈垂，字次和，顺治十六年（1659年）进士，官临高知县。他是明代四川按察使陈一洙的曾孙，世居县城西门内“三世总宪”府第，《漳州府志》载为镇海卫人，未明何故？
  明代设卫，是为了励兵强国，特别是沿海的卫所，更起了抵御外侮，保卫海疆的作用。而镇海卫儒学培养了众多的人才，成为海疆一支灿烂之葩，这是建卫者所始料未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