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回忆建国初期稳定漳浦地方秩序的情形
  李宋保
  南下的长江支队五大队四中队50多名同志，奉命于1949年9月26日到达漳浦县城和地方游击队会师，根据省委和地委的要求，南下干部主要任务是做好接管工作，组织发动群众，征粮、筹款支援前线，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稳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
  到达漳浦，进驻政府大院，南下同志住在一间大房内，游击队住另一大间。休息几天后，县委就动员，要求全体干部，不论是北方的、南方的，都要互相学习，携起手来，团结一致，并肩战斗，完成省、地交给的任务，决定漳浦县建立七个区。人员少，任务重，从游击队抽调一批干部配合南下干部到各区工作。我们有5个同志奉命分配到赤湖区，胡爽任区长，我任组织委员，王作祥任宣传委员，黄海金任农委委员，陈文斌任区公所秘书。接受任务后，我们五个人当天下午立即出发，沿着岩山下小路步行，当晚在寨内宿营，我们4个北方人对当地地形不熟悉，语言不通，全靠本县人陈文斌同志安排。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出发，中午到达赤湖，国民党的乡公所原是西城一个旧祠堂。住下后，我们首先是了解掌握社会、地形、人员、群众情况，赤湖区包括3个乡，即赤湖乡、金塘乡、湖西乡。解放时，旧人员有的逃走、有的稳藏，连保甲长也避开，工作很难开展。我们的有利条件是身穿军服，佩带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手中有武器，对敌斗争还有经验；不利的是地形不熟，语言不通，人员少。我们有个共识：从北方战斗到南方，经过不少困难和风险才到达漳浦，什么困难都克服了，什么风险都碰见过了，作为一名共产党人，就是要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有条件的要去完成任务，没有条件的也要创造条件去完成，这是共产党人的作风。根据3个乡的分布情况，我们划分为3个片，任务到人，开展工作。胡爽区长负责全面工作并抓赤湖片，我负责金塘片，王作祥、黄海金负责湖西片。当时任务是根据毛主席1948年12月30日发表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宣告“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我们所处环境的周边还有敌人，支前任务重，时间紧，困难大，靠我们几个人是不行的。处在刚解放的地区开展工作，群众对共产党的政策还不够了解，国民党军队还盘踞在厦门、东山，其残兵败将、土匪、地主、特务还在猖狂的活动，搞破坏，妄想颠覆人民政权。我们的具体任务，一是接管政权；二是借粮筹款，动员民工、船只支前；三是发动群众剿匪反霸。时间紧任务重，我们依靠群众和进步人士，陈万年同志就是其中一个。我们研究形势，新中国将要成立初期，应当清醒认识到，我们面前还存在着很多困难，面临着很多考验。在军事上，人民解放战争虽已获得基本胜利，但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抵抗，在新区，国民党遗留下大批残余力量，和当地恶霸势力相勾结，以土匪游击战的方式同人民政权作斗争。他们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战的干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妄图卷土重来。在经济上，新中国所继承的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蒌缩、效能梗阻、民生困苦、失业众多，特别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涨，投机商一时猖狂，市场混乱的局面。当时我解放大军和南下干部，首先碰到的就是新区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物价飞涨，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困难，物资供应紧张，党中央为解决当时面临的困难，保证供应，搞活流通，所采取的措施：一是“银元之战”，在各大城市针对银元投机，明令严禁金条、银元、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规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二是“米棉之战”，当时投机商认为发财之时已到，屯积大量的粮油棉，垄断市场，哄抬物价，搞得人心慌慌，党中央决定从解放区大规模调运粮棉到新区定点、定时敞开抛售，搞活流通，使物价迅速下跌，这一来，不少投机商破产。我们既看到形势发展的主流，充满胜利的信心，又正视现实存在的困难，结合具体情况，开展工作。
  一、展开宣传发动政治攻心
  我们一到工作岗位就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我军辉煌的战斗成就。宣传“我军作战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天津式，用强大的火力消灭敌人；二是北平式谈判，敌军起义，和平整编；三是绥远式，围而不打，逼敌自动投诚。不管哪种方式，敌人一定要垮台，人民一定要胜利，全国一定要解放。”
  我们向国民党人员宣传：“南京、上海、福州、漳州都解放了，很快全国就要全部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成立了。顽固对抗就是死路一条，我军历来都是优待俘虏，放下武器投降，给自己留一条活路，否则就是没有出路。国民党军、政人员要认清形势，靠拢人民，立功赎罪，因为你们为国民党反动派出力卖命，统治人民几十年，是有罪的，立功赎罪就在此时，要为自己选择一条光明道路，不能再罪上加罪，凡是立功赎罪的人都会受到人民的宽大处理，凡是投诚起义的都会优待，凡是对抗的都要定罪，受到严重惩罚。”
  对广大人民群众，我们扎根串联，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策：“人民解放军是为解放人民的，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大靠山。穷苦的人民多年来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与敌人有深仇大恨。今天解放了，要站出来，参加自己的组织，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管理人民自己的事情。”通过我们的工作，吸收、培养骨干，有的参加农会组织，有的参加民兵组织，有的到区公所帮助工作，有的参加武装民兵。当时干部少，除自己解决外，随后县委又分配来一批转业干部、青干班干部、南下服务团干部，逐步加强区公所干部队伍，为接管巩固政权打下基础。
  二、接管政权
  漳浦县是和平解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接管政权，采取措施建立自己的政权，适应全国形势的发展，解放全中国的需要。由于形势发展很快，新旧政权的交接工作跟不上，支前工作任务重，我们对保甲制采取维持现状，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按照人民政府布置去完成任务的政策，要求原乡保人员移交旧人员名册、财产名册、枪支弹药名册，如实限期上报区公所，否则要惩办。这项工作进展很不顺利，多数不如实上报，有的将财产、枪支弹药转移，有的交坏的不交好的，有的拖时间，搞对抗。金塘乡乡长林茂财就是一个反抗典型。我区政府早已通知乡公所，要按时办移交，乡公所人员通知林茂财，却迟迟不来见。我多次通过伪保长，叫林茂财快移交，每次都假言答应，暗中抗拒。我负责金塘乡，多半时间住在墩柄村，有时住深土村、车鳌村，后来住在东庵村地主林洪婴的一座空楼，有一天下午，工作人员外出，只有我一个人在楼中一间屋内，突然进来7个人，当中1人说：“我就是林茂财，都是自己人，没有关系，他们帮我带枪来。”实际来的都是他的乡丁。我当场叫他们把长枪放到墙边，短枪、子弹放到桌上，有的枪上还有子弹，我叫他们退膛，把短枪和子弹都放到床上。他们交的枪、弹都是破烂货，我问他：“你今天为什么都交这些破东西，我们已知道你们的枪号，那些枪都没有带来，为什么不交？”他说：“今天不方便，没有带来，另定时间全部上交”。我说：“好，再给你一次机会，人民政府的政策是首恶必办，立功可以赎罪，过去你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统治人民，是有罪的，今天解放了，主要看你的表现，要不要立功赎罪，不能再拖时间了，要老老实实如实上交，否则要从严处治”。他表示再过三天到墩柄村教会移交。第三天，我在那里从早上8点等到中午都不见人，后来有人说，他昨天就下海逃到菜屿岛当土匪了。后来得知，三天前来交破枪，是来试探的，现已下海任匪“九龙纵队”副司令兼第二支队队长。为什么一个小乡长竟如此大胆抗拒不移交，下海继续与人民为敌呢？就是有反动基础，有后台老板蒋介石的支持。就当时情况，接管工作难度很大，因刚解放，贫苦人民还不了解我党政策，地方反动基础还没有摧垮，要靠我们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选择培养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作为骨干。我们着手组织村农会、民兵、妇救会，群众逐步形成自觉参加组织，自己管理自己的风尚。细致工作，也出过一些问题。有的村长人选是我们经过了解，做二作后宣布当村长的，有的人过几天就不干了，有的当上村长后不听我们指挥，反而听旧保长指挥，伪政权名被推翻实则存在。有的是坏人混进组织，为土匪送情报出卖干部，如四区岳风朝同志在浯江村工作，因患病发高烧要用担架送区医疗，从早上要到晚上，才派了担架，问题就是村农会主席通匪。土匪司令佟振州带三十多个匪徒埋伏在旧镇倒松公路两侧，等担架晚上路过此地，土匪朝担架开火，岳风朝和陈加炮同志被伏击牺牲，李汪洋同志被击中受轻伤，这就是组织不纯出了问题。所以我们的政权建设，农会、民兵、妇救会等组织，都是经过多次反复，纯洁整顿，才形成枪杆子掌握在人民手中的稳固的基层组织。为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打下了基础，这也说明，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
  三、支前工作
  我县虽然和平解放了，明处没有公开的敌人抵抗，但是隐藏的敌人并没有停止破坏活动，周边的敌人盘据在厦门、东山、金门，海上有敌军、匪、特常来常往。解放这些地方成为主要任务。上级分配我区借粮、筹款、准备船只、召集民工，任务很重，时间紧迫，新政权未建立，一切工作都是通过旧保长去完成，筹措粮款主要对象是地主、恶霸等大户，我们把任务分配到各保，由保长再分配到有粮、有船的大户。金塘乡大约要完成粮食30万斤，船只20多条，民工100多人，怎么能完成这一任务：一是宣传“军队向前进，粮草要先行，全国要解放，支援靠人民。”宣传有粮出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是我党一贯政策，也是立功的机会；宣传老区人民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解放，大力支援人力、物力，付出的代价得到党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肯定；二是规定完成的时间和集中的地点，并指定专人负责，我们跟踪到户催交，对完成好的给予表扬，对完成不好的给于批评，对那些抵抗不交的大户，有的要扣押。支前就是战斗，对那些有能力却不完成的就是对抗，就是反对解放，我们加强对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促进完成支前任务。通过支前，对人民是一次很好的教育，对保长是一次考验，对各界人士是一次鼓舞。这次支前，涌现了不少积极参加并完成任务的单位，为厦门、东山解放做出了贡献，可以说打仗能锻炼人，支前能更好考验人，也说明我们党所做的一切工作，归根到底要看是否为人民，有利于人民，凡是有利于人民的事，一定会顺利地完成，得到群众拥护，否则一事无成。
  四、剿匪反霸，建立巩固新政权
  我们南下干部，是在老解放区经过党教育培养多年，在国家需要时把我们调到前线的，要我们为解放全国做贡献，我们南征北战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报答党对我们的教导，我们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到哪里，我们是共产党员，就要去完成共产主义事业。我们一方面加强学习提高觉悟，另一方面要为人民而工作。到刚解放的地区，群众对我党政策还不够了解，虽然解放了，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还到处活动搞破坏，抢劫杀人，抓人民群众和干部，阻挠工作开展·
  漳浦为什么土匪这样多，活动这么猖狂？因为国民党在漳浦经营几十年，有16个党部，192个区分部，国民党员3000多人；三青团区队16个，分队48个，三青团员3900多人；中统和军统等特务组织5个，有特务分子300多人，还有五类分子几千人，有“三霸天”、“四大金刚”、“五只虎”、“十二会”等名目繁多的反动派别，其中大恶霸80多人；包括从金门派遣大陆的土匪共有2000多人。
  从海线上岸的土匪主要是1949年11月到1950年3月间，国民党败将胡琏、刘汝明在金门坐镇指挥，先后从金门派遣七股土匪，八个司令到漳浦，为了实现他们的美梦，他们又在大陆委任13个“司令”、“副司令”，组成八个司令部，“正、副司令”共21个，和一个工作团，“正、副团长”4个，支队长及分队长等大小头目240多人，土匪总数2000人，来自16个省和省内9个县，活动猖狂，破坏性极大。如金门派来徐奇天为“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特派员”，谢冰为总指挥，又委任大陆的王盛传为指挥官，沈治基为副指挥官，盘踞在灶山一带。徐奇天还任“国民党中央金门情报站”驻漳浦情报站站长，并配有两部电台，徐奇天为总台长，负贵指挥闽南匪特活动。挂钩“梁山纵队前进指挥部”，指挥官李天章，副指挥官林茂财，参谋长林势堂，大队长陈再成、何水金，活动在灶山一带。又有“金门防卫司令部”厦地区司令佟振州，副司令韩荣魁，副指挥官张生洋，这个司令部支队长以下到分队长50多人，多数是从省外死里逃生来的，还有恶霸、地主、官僚逃窜到金门的。他们梦想反攻大陆“东山再起”，再任一官半职，统治人民，所以那样为国民党出力卖命。他们从台湾、金门被委任到大陆，与地方土匪勾结，无恶不做，到处杀人抢劫，派粮、派钱，杀害干部群众，仅1950年1月8日，就杀害我电话员、税务员、干部、群众100多人，手段残忍，有的用匕首刺死，有的乱刀砍死，有的挖掉双眼，有的当场打死，有的绳捆致死，有的抓去下落不明。他们还抢去群众的耕牛30多头，派银元3000多元，粮食20多万斤，当时人心惶惶，佛县至赤湖、保安这条路少有人敢走，灶山、浯江都有土匪猖狂活动，赤湖、佛昙两区干部每次到县开会都要组织5人以上，要带上长枪和冲锋枪、机枪，路上碰上土匪就交战。
  盘踞地方上为非作恶的是流散的国民党警务人员、官兵、乡保长，有的在国民党败退时逃窜东山岛，有的上山为匪，有的就地隐藏，继续与人民为敌。他们以为漳浦地势好，有山有水，东南临海，海岸线长，与东山岛只有一水之隔，可以随时往来，南有梁山、东有灶山，陆地又是他们经营多年的反动基础。还有国民党军残部任命了一批反共救国军司令、副司令、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他们活动有地盘。他们抢劫人民财产，派粮、派款，抓我干部群众，无恶不做。他们梦想变天，重占政治舞台，认为机会已到，要显示他们的威力。1950年2月3日，“反共救国军九龙纵队副司令”林茂财、中队长林德成到浯江向林子茂派银元1000多元，林子茂交800元，匪徒还不放过，抓到山上挖掉其双眼。
  当然，国民党匪徒的猖狂破坏也遭人民力量的迎头痛击，1949年11月15日，由匪大队长陈再成，副大队长许茂叶，纠集匪徒30多人，准备攻打赤湖区和几个据点，这一敌情被我群众得知后迅速报区公所，区长胡爽同志立即组织区干部和区中队50多人，连夜出发到保安村包围匪徒，匪徒正在准备吃饭时被我们包围，活抓副大队长许茂叶及六名匪徒，缴机枪一挺，曲七、左轮各一支，还有一些物资和密件，过几天又活抓大队长陈再成。
  匪首仍不甘心失败，再次组织，又由匪首李天章、王文样、林茂财和从东山岛派遣过来的一部分反动匪徒先后从南境村登陆，潜入灶山，到梁山后井等地，纠集200余人，于1949年11月17日兵分两路，一路由洪文旗带路，林茂财指挥，攻打杜浔（七区）区公所，一路由李天章指挥，攻打住在杜浔小学的县大队一个排。当时在七区区公所的只有5人，区长张克宽、农会主任李营林、还有炊事员和县大队2人。区公所设在卢四道住宅，有楼房和平房，有大门和边门，晚上睡时都把门闭上，当天晚上，有的同志入睡，有的同志刚要睡，李营林同志听到墙外有人声叫“快快包围，不要让他们跑掉”，李营林马上对区长张克宽说有情况，不久就听到枪声，向区里射击。两位领导马上把另3个叫来，准备战斗，有的穿衣，有的拿枪弹，这时匪徒机枪、步枪齐开，区公所院内一片黑烟，充满火药味，什么都看不见。区人员一面还击，一面商量，有的说冲出去，有的说不行，情况不明，决定分头守护，不让敌人冲进来，坚持阵地拚命死守，有的守边门，有的守大门，有的防房顶，把区里所有武器发挥起来，每支枪都打百发以上子弹，打得敌人昏头转向。匪徒搞不清区上有多少人，都是什么装备，要冲又怕死。战斗从晚上十二时持续到天快要亮时，匪徒在调整布署，我区干部抓住时机冲了出去，打电话到县里。这时已从云霄派来援兵，本县县大队和民兵也赶到，追击匪徒，经过3个小时激战，匪徒在逃走途中抓挑夫，枪杀一个拒当挑夫的埭头村人刘荣水。匪徒被击溃败往东山岛，中队长王文祥逃不掉，当了俘虏。并有匪徒的左轮枪、卡宾枪各1支，驳克枪3支和部分弹药被缴获。
  巩固新政权的斗争十分激烈，我们的同志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1950年1月27日，赤土岭匪徒林德音、林中虎带领30多人，包围赤土乡干部，南下干部田启同志与匪徒顽强战斗半个多小时，因匪众我寡，坚持到最后，田启同志英勇牺牲。后我公安队和区公所在剿匪中击毙林中虎，活抓林德音处决。
  匪特活动猖狂一时。有一段时间，县城通往佛昙、赤湖这条路很难通行，电话经常被匪特切断，反动势力好像要翻天，卷土重来掌大权。在这情况下，我们的基层有些人开始动摇，产生“共产党能不能靠得住”的怀疑，县大队、公安局、电话班、区武装班共有13人叛变投敌，抓获后判处死刑；有不告而别的14人，被公安局、县大队和区公所开除。
  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全国大部分地方已解放，少数匪特活动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人民政权永远属于人民，谁要与人民为敌就没有好下场。各级基层组织团结一致，投入剿匪工作中。人民解放军也经常派部队帮忙我们剿匪。我们组织力量，哪里有土匪就要到哪里追剿，形成剿匪运动，布下了天罗地网。运动形成后，不论是领导还是一般干部，绝大多数人走在前头，表现出不怕艰苦，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匪特不论是从山上来，还是从海上来的，群众都立即向我们报告，使我们掌握了主动权，狠狠打击了敌人。剿匪工作遍布全县各个角落，如：梁山、龙岭大山、灶山、湖西山等都留下我们剿匪大军的脚印，不论是什么“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还是“九龙纵队”、“梁山纵队”、“灶山大队”等，都脱逃不了人民的包围和歼灭，都要受到人民的审判。
  匪首蓝火生、林火盛、郭庆瑞在灶山一带，抢劫群众财产，杀害干部、群众，无恶不做，民债极大。逃到金门后，又和匪司令佟振州合伙，带领土匪120多人，从金门出发，于1950年6月7日到六鳌虎头山登陆，准备8日上灶山，群众立即报告，五区、六区联合组织40多人，到赤湖集中，半夜出发到保安村靠近灶山口一带拦截。因我们晚了一步，敌人已开始进入灶山沟，我剿匪部队从两侧山头追击，因机枪夹壳，只用步枪打了100多发子弹，从5点多战斗到12点，打死敌人4人，缴枪8支。敌人上了灶山。我的通讯员陈乌狗不幸中弹牺牲。
  1950年6月11日，驻赤湖区的剿匪部队三十一军一个侦察连40多人，都是冲锋枪和短枪装备，由赤湖区副区长牛庚明带队，直插灶山东平村剿匪。天亮后经过半个小时激战，战果辉煌，当场击毙匪大队长梁国胜、庄楚，第一中队长严治华，第三中队长马建宣等18人，俘虏匪副官杨俊、电台台长余忠义、匪首郭庆瑞等79人，共缴获机枪3挺、卡宾枪5支、冲锋枪1支、短枪12支、电台1部、小炮1门、各种子弹4千多发、手榴弹22枚。其余土匪四处逃窜，第二、三天，有15人主动向民兵投降，并有20多人被我民兵抓获。这次剿匪，对那些继续与人民为敌的匪徒是个严重的警告：只有回头，才有出路。
  1950年11月9日，在浦活动的匪各“司令”及主干都集中到菜屿岛开会，布置任务。我军剿匪部队得知匪特集中开会之日，派一个连进岛围歼，匪“漳州军分区九龙纵队司令”徐植卿、参谋长王雄南、副司令兼第二支队长林茂财、支队长洪高忠、“支队长”李洪海、“特务大队长”徐芳，伪“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漳州军分区副指挥”许金联、“海上巡防队队长”蔡旺寿，“副队长”徐龙飞等70多人全部被我军歼灭，缴获汽艇一艘、电台1部、轻机枪两挺、冲锋枪4支、步枪29支、子弹3千多发和一批物资。被我军俘虏的有“漳州地区游击司令部参谋长”李天章、“大队长”蔡图等190多人，当场击毙9人，向我军缴械投诚的有“大队长”林献图、蓝合理、张开通等55人，伪“副司令”林茂财原系金塘乡乡长，被抓获后，八区召开公审大会处决。
  我们在剿匪中，从部队到地方始终贯穿着“军事围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武装自己”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政策，开展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在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的感召下，匪支队长、中队长以下的匪徒向人民政府投案自首的有600多人。全县剿匪工作从1950年1月至9月结束，战果辉煌，国民党从金门、台湾派来的8名司令，其中有1人投诚、2人击毙、5人捕获后枪毙。金门委任大陆的13名司令，其中9人被击毙处决、2人逃窜至金门、合湾，2人下落不明。匪支队长、大队长、中队长、分队长被击毙、处决、捕获的共有220多名，俘虏、自首的有1800多名。缴获战利品：电台10部、电话机11部、小炮2门、重机枪3挺、轻机枪16挺、弹筒3门、冲锋枪20支、卡宾枪68支、各种子弹3600多发、手榴弹280多枚、各种文件200多份。通过剿匪缴械，稳定了社会，为土地改革创造了条件。
  回顾这段历史，当时那种局面确实是面临着严重考验。解放初，国民党反动派败逃台湾，在大陆上遗留下大批反革命分子，他们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继续进行种种破坏和扰乱活动。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认为反攻大陆时机已到，气焰更加嚣张。指使残留大陆的反动势力破坏工厂、铁路、烧仓库、民房、抢劫粮食、财物，散布谣言，以至组织骚乱，袭击围攻基层人民政府，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1950年，广大解放区就有近四万名干部和群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单广西就有七千多人，我县也有一百多人被杀害。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镇压反革命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同列为三大运动。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坚决纠正在一段时间和一些地方曾经存在的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从12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得到人民的拥护，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进行镇压，使社会走上稳定，人民的生活得到保障，基层政权得到巩固。
  飞向光明
  ——解放初期首架台湾国民党军飞机投诚纪实
  李宋保
  1950年9月间，一架国民党军飞机从台湾飞临漳浦，成为首架投诚飞机，当时我做为深土一带农村的工作队负贵人、亲自参与有关此事处理过程，尽管弹指一挥间已有四十多年了，但当年情景仍历历在目，现略述以飨读者。
  记得那天是阴历8月15日，下午3时多，一架来历不明的飞机突然在漳浦深土大店村的上空盘旋，尔后，飞机缓缓在村前海滩上降落。飞机刚降落，驻村工作队员和村里的民兵、群众都迅速赶到现场，只见飞机前轮深深陷入沙滩中，海浪在几米外轻轻地拍打着沙岸。机舱舷窗半开，飞行员默默地坐在机舱内，机舱内的电台还在不断地传出台湾方面命令其返航，否则就要派飞机进行轰炸的气急败坏的恐吓声。飞行员看到那么多蜂拥而至的群众，大约是想到国民党军对老百姓犯下的桩桩罪行，惟恐老百姓做出报仇的举动，犹豫着不敢下机。后来看到身着解放军军装的工作队员动员群众离开，才仿佛吃了定心丸，说他是来投诚的，请求保证他的安全，终于在工作队员劝说下走下飞机。安排好飞机保护工作后，那位工作队员带飞行员到工作队驻地深土村来找我。
  当时深土一带情况挺复杂，这里是漳浦县突出部，东西面海、南接六鳌半岛，北连灶山，土地改革尚未进行，农村中的封建保甲制尚未摧毁，灶山又是匪巢，土匪经常在这里出没，国民党武装特务也不断在此登陆。我们的工作队是在群众支持下得以开展工作的，因而大家都保持着高度警惕性，所以当看到飞机一降落，我也从驻地往现场跑。半路上就遇到那位工作队员带同飞行员朝我走来。我们回到驻地后，听了那位工作队员汇报，按优待投诚人员的有关规定热情招待飞行员，并与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从交谈中，得知飞行员名字叫李纯，四川省人，家中还有一位老母亲。他于1949年初被国民党军从学校中强行征兵入伍，到浙江航校学习。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全国大进军，天天都传出国民党军节节溃退的消息，蒋家王朝全面覆没在即。他很恐慌，无心读书，为此经常受到校方的训斥和体罚。不久，南京解放，航校更是慌乱，人心惶惶不安。后来航校随国民党军搬迁台湾。他眼看厦门等地相继解放，台湾成为风雨飘摇中的一叶孤岛，每想到天各一方的老母亲和今后黯淡的前途，不时萌发投奔解放军和与母亲团聚的念头。但航校对学员控制很严，唯恐学员插翅飞去，规定每次练习，加油不得超过50分钟飞行耗油量，飞行高度不得超过5000米，低度不得低于200米，便于雷达监测或地面炮火控制。练习飞行时也很少放单飞，大多是三机同时起飞。知道这些规定后，他开始琢磨投奔大陆的最佳方案。从地图上看，降落地点是漳浦县最合适，与台湾隔海相望，航线短，油量够，又可超低空飞行，不易被雷达监测到。飞行时间下午最好，向着太阳飞，避免被追击的飞机一眼观测到。方案定下后，他平时尽量接近航校校长，博得对他好感，逐渐放松了戒意。旧历8月15日，正是天上月圆人间团圆的佳节，苏轼那“不应有恨，何事偏向别时圆”，盼团聚而不得的悲怆词句涌上心头，不禁油然产生“我欲乘风归去”的念头。下午，他向校长申请允许他单飞20分钟，得到了批准，只是不能用自己那架已操纵娴熟的练习机，而改飞另一架。机不可失，起飞后，飞机便不断爬高，超过了5000米高度。地面飞行指挥要他降下飞行高度，得到指令后，他就此把机头一栽，降到200米以下高度，然后贴着海面往漳浦方向，朝着太阳飞来。到达大店村上空后，选准平坦的海滩，将飞机慢慢地减速，降到海滩上……此时，尽管耳机里不断传来基地的呼叫声、漫骂声，但他不予理睬，幸庆自己终于安全到达了梦魂萦绕的、即将与亲人团聚的地方。
  李纯投诚后，我们立即派人报告赤湖区公所，并逐级向上汇报。当晚，踏着皎洁的月光·我们与李纯到降落现场，取出机舱内的300多发机枪子弹和降落伞等，很可惜机翼下机身两侧的机关枪是固定的，取不下，我们锁上舱门后，盖上稻草、花生藤，把飞机进行一番伪装，以免在空荡荡的海滩上容易暴露，引来敌舰或敌机窥伺。我还责令保长组织保护好飞机，当晚我们又回到驻地。
  翌日，我送李纯到赤湖区公所，区里也热情接待他，临别时，他还送我一张照片做纪念呢。两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闽31军派人来接洽，经请示省里同意，飞行员由31军接走。听说李纯离开赤湖时，向我们表示说，他是穷人的儿子，既来投诚，今后绝对不会做对不起我们的事，还说要听从解放军的安排，要他回家，他就回家好好照顾母亲，要他参军或参加解放台湾，他也不会推辞，况且台湾的军事设施，他也了解一些。一星期后，31军派了一个排来保护飞机，我们这个艰巨的护机任务才算完成·后来经检查，飞机各部件是完好的，可惜飞机因轮子陷在沙滩上拉不动，只得拆卸了用汽车运走。
  （陈国坚整理）
  漳浦县的土地改革运动
  陈国坚
  漳浦县与全国各地一样，解放前，占人口极少数的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对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民进行地租剥削，农民要用辛勤劳动所得的一半或一半以上交纳田租，扣除种子、肥料费用，所剩无几，还要受军阀和当时政府苛捐杂税的盘剥，大部分人十分贫困，有的走上反抗的道路，有的出洋谋生。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是农民祖祖辈辈以来所梦寐以求的。
  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占漳浦，在靖和浦边区农村建立苏维埃政权，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中央红军回师以后，国民党纠集大量兵力长期对苏区进行残酷“围剿”，土地革命成果难以巩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总结了过去土地革命的经验和教训，适应建国后的新形势，确定了新的方针政策，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成为指导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7月7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出《关于土地改革运动的指示》，决定于
  1950年冬开始进行土地改革。福建地处海防前哨，当时，临解放时潜伏的和解放初潜入的土匪尚未肃清，同时，一些恶霸的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势必对土地改革运动进行破坏，因此，剿匪反霸与土地改革结合进行。1950年底，漳浦人民经过减租减息、反霸、合理负担、剿匪、生产自救、支前等运动，群众觉悟普遍提高，农民对土地改革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斗争情绪越来越高涨，同时，匪患基本肃清，基层政权大部分得到初步改造，保甲制度被废除，抗美援朝运动在轰轰烈烈进行，这些，为土地改革运动做好了组织和思想上的准备。
  1950年11月30日，中共福建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加紧剿匪及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决议》，指出：“全省必须抓紧大部减租，小部土地改革，迅速转入广泛展开土地改革，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要求”.12月15日，省人民政府委员会作出《为完成福建土地改革而斗争》的决定，重申“废除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指出“今后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应当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1950年底，漳浦县委进行土地改革典型试验，准备于总结经验后，于1951年1月开始在全县开展土地改革。
  即将到来的土地改革高潮，引起反革命分子的惊慌和反对，他们造谣破坏，说“分田分棺材”、“分田地成为政府所有，老百姓每人每天分配四两米”等等，妄图阻挠土地改革运动的进行。为了回击反革命分子的猖狂破坏，漳浦县镇压反革命运动配合土地改革运动开展，在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在全县范围内镇压了一批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显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威慑力量，迅速打开了土改局面。
  1951年1月，根据中央、华东局、省、地的重要指示及有关规定和部署，中共漳浦县委、县人民政府组织了强有力的土改工作队和工作组，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下，采取典型试验，重点突破，由点到面，点面结合，稳步发展的工作方针，拉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最伟大最彻底的土地改革运动序幕。
  1951年1月3日至20日，县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参加对象是第一批土改区和征粮完成区的全体干部和未完成征粮区的分管干部，总人数554人（部队366人，县区干部122人，村干部66人）。会议着重解决五个问题：（一）时事教育；（二）土改目的、步骤；（三）土改政策；（四）划分阶级方法；（五）人民法庭的任务。经过十多天的会议和学习、讨论，参加土改的干部明确了土改的主要目的，认识到土改是为了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因此要坚决贯彻执行土改的路线，提高政策水平，掌握好划分阶级的标准，还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加强团结，搞好土改。县委还成立县土改委员会，以加强对土改运动的领导。
  漳浦土地改革运动从1950年12月开始至1951年11月结束，期间经历三个阶段（典型试验，全面开展，检查结束），并分三批进行。从1950年底至翌年4月初，在城关、石榴、旧镇三个区的74个乡，拥有9.6万人口的区域进行第一批土改。在第一批土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于1951年5月下旬至7月底，在官浔、佛县、杜浔、深土、浯江六个区各乡，拥有10.6万人口的区域进行第二批土改。第三批21个乡土改任务在同年10月至11月结束，并对少数三类乡进行土改扫尾工作，同时全面解决遗留问题。至此，全县土改全部胜利完成，广大农村出现崭新的面貌。
  在每个乡的土改过程中，坚持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的进行。具体步骤为进行时事和土改宣传，发动群众诉苦算账，启发群众阶级觉悟，组织农民开展阶级斗争，结合镇压反革命运动，为群众斗争撑腰；划分阶级，分清敌我，民主评议，正确执行政策；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在原耕基础上用抽补调整的方法分配土地；总结教育，民主建政，开展大生产运动等五个步骤。
  由于土地改革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老解放区的实践证明，用行政命令的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是行不通的，必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把广大农民充分发动起来，使他们在打倒地主阶级的斗争中提高觉悟，相信自己的力量，为实现当家作主，彻底粉碎地主阶级的破坏和反抗，才能顺利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因此，在土改过程中，漳浦县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有关土地改革指示，进行了广泛的时事教育、政策宣传，开展诉苦算帐、挖穷根，来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通过诉苦，对地主阶级开展说理斗争，使贫农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在党的领导下，广泛组织农民协会、乡政委员会及参加各种群众团体；中农阶层经过教育，也纷纷加入形成了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壮大了力量，共同反对封建剥削制度。同时，漳浦县委又把放手发动群众与用党的政策武装群众、引导群众结合起来。为了加强领导，训练了大批干部，组织了有县、区干部900多人、积极分子2500多人的土地改革工作队，深入农村工作。并根据惩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由人民法庭审判、处理、斗争了一大批地主恶霸。在镇压反革命斗争配合下，镇压各种反革命分子和不法恶霸地主分子585人，判刑劳改189人，管制60人，经教育后释放818人，运用整个社会力量，有力地支持与保证这一历史任务的顺利进行与完成。
  据全县统计，土改中共没收、征收土地114912亩、耕牛1429头、农具59947件、房屋8096间、家具888519件、粮食4495088斤。无地和少地的广大贫雇农，合理地分得了土地、耕牛、农具及其他生产、生活资料。1952年10月，漳浦县又进行了山林改革，没收、征收山林349611亩，除收归国有38944亩、乡有77647亩外，其余分给13810户农民。经过土改、山改，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农民从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当家作主，又得到政府的资助，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劳动，积极向各种自然灾害作斗争，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1952年夏收，每亩增收15～20％.
  经过土地改革的洗礼，全县建立了142个乡镇新政权，锻炼和培养出770多名基层干部，涌现11200多名积极分子，有115788人参加农协会、妇联会、民兵等组织，有力地保卫了土地改革的胜利成果，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农村面貌起了根本变化，农民生活普遍提高，文化卫生条件得到改善。1952年，农村学校增收5501名学生，扫盲工作也逐步进行，农民政治热情与生产热情同时高涨，积极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订立爱国公约，踊跃进行爱国捐献，积极参加人民政府号召的各项工作，按时交纳农业税和公粮。
  漳浦人民对东山保卫战的支援
  陈国坚
  漳浦县与东山岛一水之隔，在解放东山岛前夕，漳浦人民就积极协助解放军做好支前工作，筹集了49万多市斤大米，46万多市斤木柴，107艘木船，200块门板，108支木杆，940副担架，组织470名船工和1563名担架队员，以古雷半岛为前沿阵地，为解放东山岛出了大力。时隔三年，盘据在台湾、金门的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怂恿、支持下，纠集万余兵力窜犯东山岛，漳浦人民又组织支前大军，雄风不减当年，在保卫东山的战斗史上，又立下功绩。
  漳浦县面临金门、台湾，解放初期，全县划分为十二个区，有七个区属海防前线，海岸线二百多公里。从1953年6月份起，国民党军飞机频频在漳浦沿海低飞侦察，投掷传单，蛊惑人心。偷渡与潜伏的特务，也不时于夜间打信号弹，进行骚扰。7月13日、14日，国民党军炮艇还窜到虎头山、六鳌海面，向我渔船、商船开枪。内地尚未肃清的土匪残部，分别蛰伏在梁山、灶山等深山密林里，蠢蠢欲动。这一切，干扰了漳浦人民正常的生产、工作、生活秩序和社会主义建设。针对这种情况，漳浦县委及时布置巩固海防、开展对敌斗争、保证恢复与发展渔业生产的中心任务，搞好镇压反革命、加强民兵工作等一系列海防工作方针。县委领导分头下各海防区，直接掌握和加强海防工作。各海防区干部、群众一手抓战备，一手抓生产，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迎击敢于来犯之敌。
  1953年7月15日深夜，县委一接到海防前线部队电告“国民党军窜犯东山县”的紧急消息后，立即用电话命令各区领导，采取紧急措施，组织支前担架队，同时严密警戒通讯线路、公路、桥梁、渡口等。16日，县成立支前委员会，内设供应、民力、交通三组，并以四区旧镇为支前重点，设立支前站，由县委副书记袁玉西负责指挥，该站也设有供应、民力、船只、渡口等管理机构。另外，还从县直机关抽调10名干部，组成一个组，准备配合前线部队搞后勤工作。
  各区接到县委紧急通告后，区干部马上分头下各乡、村、发动、组织支前工作，召开乡干部会，党、团支部会，妇女会，民兵会，儿童会等，根据不同的年龄、性别分配具体任务，各乡民兵也同时迅速武装起来。
  此时，正逢夏收农忙季节，忽然支前消息传来，农民不顾抢收早稻，纷纷踊跃报名参加支前。过洋乡有两个兄弟，按说必须留下一人在家顾农事，兄弟俩争着支前，结果两人都参加。该乡有一个村民，妻子刚死不久，家中无人照料，也坚决报名参加支前。十区顶坛乡有个叫蓝两子的村民，唯恐争不过人家，干脆先把担架抢到手再报名。饱尝旧社会之苦，倍觉新社会幸福的老人们，无法参加支前，便带着儿子报名。鹿溪乡有一个老大娘，亲自送子参加支前，她说：“家里有互助组帮忙，不会耽误收割的，只有把敌人消灭了，我们才能安心生产。”刘坂乡有个老人刘正耳，反复嘱咐儿子说：“咱们今天翻了身，分到田地，不要忘记共产党的大恩，一定要好好完成支前任务来报答。”在报名支前中，乡村中的党员、团员、干部走在群众的前头。西示乡乡长当时正患着病，也抱病参加支前，许多人劝阻他，可是他说，比起支前任务，这点病算什么，倒也要倒在战场上。该乡妇女主席也带着妇女参加担架队。二区无象乡团支书，他母亲病危，妻子过两三天将分娩，此时，家里多么需要他照料，他却说：“我是团支部书记，我不去支前谁去，怎么能在这紧要关头先顾自己呢？”他把家里的事草草托付邻居，毅然参加支前。老区的群众更发扬当年那种革命精神，普遍报名参加。七区后因乡老区群众豪迈地说：“在解放前，敌人人马多，我们都能坚持斗争，如今一定要坚决参加支前。”正是有这样高度觉悟的工农群众，有处处起带头作用的党、团员、干部，支前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准备就绪，整装出发。处在交通要道的四区旧镇，在16日上午9时，已在区内集中80副担架，71只民船。还成立渡口指挥所、送水站、通讯站、救急、救护站、社会治安队，并做了具体分工：旧镇渡口的管理由正、副镇长和农会主席配合指挥，分三处过渡；送水站由妇女主席、团支书、工商联负责人负责；工会则负责烧开水；通讯站由单车工会负责；运输组由搬运工会负责；救急、救护队由区卫协会负责；社会治安队由公安派出所和镇民兵组成，同时承担保卫旧镇渡口任务。
  东山保卫战打响了，漳浦县的支前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紧张进行着。在旧镇渡口，船工们日以继夜，废寝忘食，来往摆渡，源源不断地把部队、辎重运送到对岸。部队再三要他们去吃饭，可是船工们说：“假如我们这么多人去吃饭，部队同志就要停止过渡，便不能迅速到达前线消灭敌人，东山岛的守备战士就要多流血啊！”他们忍着饥饿和疲劳，撑篙挥桨坚持干。四区区委还将旧镇镇、杜浔镇及公路上来往的30辆汽车集中起来，把先头增援部队272团运到东山，及时投入战斗。该区的第一批20副担架最先到达东山岛，从火线上运回了第一批伤员，受到部队的奖励。漳浦至东山的公路沿途设立多处开水站，妇女们顶着烈日，冒着烟熏火燎，烧水做饭，使正在急行军的增援部队和来来往往的担架队饮水、用饭得到保证。仅四区旧镇，妇女们在三天三夜中，共烧开水四千多桶；七区杜浔镇妇女烧开水532桶，烧饭370锅。其他一、二、五、六、八、十二6个区，集中在区上等待出发的担架506副，担架员1563人。已到达云霄、东山的4个区（一、四、六、八区）部分乡的担架有182副、1051人。在旧镇渡口帮助部队摆渡的船只共117艘、船工213人。在一、四、七、十二等4个区，共设立5个救急站，抽调大批卫生院、妇幼保健站的医务工作者，组成8个急救队，往返巡视途中伤员。在县城，共抽调医务人员20名、中学生24名、小学教师16名，参加护理伤员工作。腾出2所学校，配合驻军272团卫生连及华东军区医院，设立3处临时医院。在粮草方面，共供应部队大米41900斤、面粉661袋、柴草60000斤。漳浦人民就是以这样的英姿，踊跃支前，军民携手，同仇敌忾，共保海疆，谱写了又一曲人民战争的新篇章。
  当漳浦后续的担架队进入东山时，东山保卫战已经胜利了，这些担架队员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和战场上弥漫的阵阵血腥气味，二话没说，就帮助部队战士清扫战场，掩埋被击毙的国民党兵尸体，直至任务彻底完成才返家。捷报传到漳浦时，全县干部、群众奔走相告，兴高彩烈，纷纷向参战凯旋的海防前线部队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慰问。19日，县各级机关干部自动捐献慰劳款4615.2万元（旧币，下同）县直机关干部送的慰问品猪、鸡、香烟、水果、饼干等折款2500多万元。三、五、六、七4个区的区、镇干部和群众捐献慰劳品折款2464.47万元。四区旧镇各机关、团体也组织4个慰问小组，向部队进行慰问，该区有一个50多岁的妇女，拐着一双小脚，拎着一篮子鸡蛋，硬缠着坐在卡车里的过路战士，要他们接受她的这一点心意，不住地说：“你们是人民的军队，感谢你们又一次保卫了我们的生命财产。”当伤员抬到漳浦城关时，县直机关干部都主动把自己的床铺腾出来，让给伤员睡，还参加看护伤员。在其他伤员驻地，也有大批妇女、学生主动参加护理工作。漳浦人民对亲人解放军的深情厚意，深深地感动了伤员们。当一部分部队驻扎在鹿溪乡时，人们纷纷把自己最好的住房让出来，新婚的青年胡珠连，坚持要把新房让给部队同志住，该部队战士无不感动地说：“这里人民的觉悟，真像俺们北方老区的人民啊！”
  东山保卫战胜利后，漳浦县对这次支前工作进行总结、表彰，共评出优秀支前民工120名，发给奖状和奖金，以资鼓励。
  东山保卫战的胜利，不仅彻底粉碎了美帝国主义企图破坏朝鲜停战谈判的阴谋，而且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痴心妄想。同时通过这次支前，进一步激发和提高了漳浦人民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热忱和觉悟，检阅了漳浦县战备、支前的能力，为以后继续提高警惕、巩固海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6年官浔“五月十三日事件”
  何戊
  民国24年（1935年）国民党政府在漳浦县所设七个区并为五个区，设在官浔的原第六区区公所改为第四区区署，设立区警卫队（俗称区兵），并强迫各保青年组织壮丁队，企图加强对群众的统治。省派陈文品（福州人）来任区长，甘志道为壮丁队长，陈荣和为教练员。还有一个姓刘的区员，协助区长工作。区里的官员、兵丁经常在街道上、市场上耀武扬威，横行霸道，欺压良民，敲诈勒索，弄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百姓深恶痛绝。
  锦江保保民何乞，是一个捐棍，吃得头肥体胖，绰号“肥乞”。他生有二女，正值妙龄，经常装扮得花枝招展，出入区署，与官员和区兵鬼混。“肥乞”以二“千金”为进身之阶，当上征税员，每日带着区兵在官浔市场征收捐税，肆意横征暴敛，将所得不义之财一部分用于贿赂区长及区里人员，一部分归自己所有。
  有一些群众，对官浔区的征捐征税进行反抗，常与区兵及“肥乞”发生冲突。斗争逐渐白热化，抗税群众洪大头、何清源、何半丁等受区兵追捕，就形成一个小集团，以官浔大溪边三合土楼为据点，弄来几支手枪、单膛步枪，凭着坚固的楼墙进行顽抗。区兵一回去休息，他们又出现在市场上，机警地与区兵和“肥乞”周旋。“肥乞”将征税受到“土匪”阻挠的情况报告陈区长，并说“土匪窠”就在大溪边三合土楼，若不予“清剿”，便不能顺利征税。陈区长与区内人员策划“清剿”大溪边三合土楼，因该楼颇具防御性能，而区兵只二十多人，且系流氓乌合而成，未经训练，战斗力不强，无可奈何，故未动手。
  这一时期，中共靖和浦中心县委已派出工作人员带领红三团第三连及义勇军第三大队到官浔附近的湖西后洞一带建立第二区游击根据地，领导附近一带群众开展抗捐抗税和减租减息斗争。官浔抗捐群众深恐有一天陈区长会请来军队对大溪边三合土楼进行围攻，感到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拯救他们于危亡，乃向后洞革命根据地请求援助。后洞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靖和浦第二区区委书记吴运琳、红三团第三连连长陈潮汕、指导员刘清等认为，打击官浔区署的嚣张气焰，对官浔、长桥、湖西、赤岭一带的抗捐抗税和减租减息工作的进展，有重要作用，便决定采取行动。
  官浔区署设在锦江保何氏玉田祠堂。区长陈文品住在街道上一幢二层楼房里。官浔市镇边有一座叫后山尾的小土山，街道西侧紧靠后山尾山麓。小山上建有一座碉堡，可以控制集镇内，区兵常在碉堡内消遣作乐。
  红三团第三连经研究后，作出分头奇袭区署、区长住宅、后山尾碉堡的部署。民国25年农历五月十三日（1936年7月1日）子时已过，皎洁的月光下，红三团第三连在官浔群众洪大头、何清源、何半丁等配合下，进入官浔镇内，兵分三路，一路包围了作为区署的玉田祠堂，一路长驱直进街道上，包围区长陈文品住宅，一路直攻后山尾碉堡。区长陈文品与妻在住宅被活抓，押到玳瑁坑审讯后处决·住在区署里的壮丁队长甘志道、教练员陈荣和及区员、区兵们受到袭击才从睡梦中惊醒，有的仓皇应战，有的夺路溃逃，结果，一部分中弹而亡，一部分被活抓，少数逃出。后山尾碉堡这时只有一名区兵驻守，来不及抵抗，即被击毙。“肥乞”平时树怨太多，除一幼孩幸免外，一家7口都被群众杀死。在战斗中红三团第三连当场击毙区壮丁队长、教练员、区员、区兵等十多人，活抓并处死区长，缴获步枪二十多杆。
  逃出的区兵跑到漳浦县城，将情况报告福建省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兼漳浦县长朱熙。当时各行政区督察专员都兼该行政区保安司令，另专设保安副司令一名。朱熙得报官浔发生红军袭击官浔区署，打死区长和区署人员的大案，即派保安副司令朱廷炬带领保安队前往“剿办”，并从属员中物色一名熟悉官浔地方情况的人为向导。结果，在土地清丈处选择一个测绘技术人员，官浔人何金城，叫他暂时放下测绘工作，去担负向导任务。农历五月十四日（阳历7月2日）中午，何金城随同福建省第五区保安副司令朱廷炬，带领二百多名保安队兵，分乘几辆汽车，携带轻机关枪、步枪，浩浩荡荡开赴官浔，下午二时许，临近官得集镇，便鸣枪示威，集镇内顿时闹哄哄，乱成一片，商店关门，百姓奔跑，沸沸扬扬，鸡飞狗吠。按照以往经验，官军每次军事活动，都会给无辜群众带来一场浩劫，人们不敢死守家门，坐以待毙，大都扶老携幼，慌忙逃难，有的钻进茂密的稻丛中，有的涉水渡过南溪，躲往海澄县辖地。
  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剿匪”车队没有开进集镇，而是绕到“畓顶”（地名）小坡地，临近大片稻田，保安队兵全部下车，在旗帽山（今官浔中学附近的小山）拉开阵势，一时间，机关枪、步枪齐发，盲目射击一阵，子弹没射入集市和村中，官浔无人死亡，只有一个南炉（今龙海市东泗乡西岭村）人因来官浔帮姐夫车水，在田间被流弹击中而死，另有西北保人何兴发躲在稻丛中，被流弹击中腿部。红三团第三连和配合攻区署的官浔群众早已转移，没有损伤。保安队报销一大批子弹，宣告“胜利凯旋”。虚张声势，冒报战绩，是官军惯技。而官浔人认为是何金城为家乡免遭灾难，有意将保安队兵引向田野，避开村镇，使官浔人民免了一场灾难。
  潮起潮落云舒云散
  ——写在漳浦县对台小额贸易十三周年之际
  吴养元
  1985年6月8日，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我县成立“福建省漳浦县浦发贸易公司”，作为我县开展对台小额贸易的专营机构，对台小额贸易得以以其独特的形式，在我县的政治、经济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对台小额贸易”系指台湾渔民、小商人使用100吨以下的台湾船只，每航次运进来自台湾的产品，运出大陆产品到台湾。价值分别在3万美元以下，并在我省沿海指定的口岸同我对台贸易企业成交的贸易，是对台贸易的主要形式之一。对台贸易，还包括直接贸易、间接贸易和转口贸易，是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对台工作方针、政策的产物，与各个时期的两岸关系紧密相联。
  13年来，我县的对台小额贸易曾经对我县的政治、经济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且一度产生过冲击和轰动。它不仅拓宽了我县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领域，为我县经济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更主要的是在政治上冲破了浦台两岸交流长期封冻的坚冰，结束了两岸的封闭与隔绝。对台小额贸易，使旧镇港成了台轮停靠的热埠，成了台胞往来浦台之间的又一个集散地，使更多的台胞能直接了解漳浦，认识漳浦。
  对台小额贸易前我县的对台贸易
  我县地处东南沿海，与台湾仅一水之隔，两岸有着紧密的地缘关系、历史关系和人文关系，开展对台贸易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1984年11月3日，漳浦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漳浦县浦发贸易公司”，负责与台商洽谈投资、贸易、技术交流合作，签订经济合同等经济业务，与有关部门配合，负责台轮接待与进出物资管理等事宜。县政府同时规定，浦发贸易公司统一经营全县的对台贸易，其他单位及个人不得插手经营。起初由于资金及市场、客户的原因，仅以代理业务为主，分别代理了北京、三明、厦门等地一些企业的对台进出口业务。但由于当时全省的一些地方的对台贸易偏离了方向，出现了失控，致使省委、省政府断然于1985年4月中旬下令暂停全省的对台贸易。我县令行禁止，所有的经营活动便告中止。
  紧接着，在国家指导下，全省全面整顿治理对台贸易，处理遗留问题。虽然我县的对台贸易起步晚、时间短，但依然经历了整顿治理、处理遗留问题的艰难复杂的过程。其间，给我县留下了不少痛切针砭的深刻教训和沉痛的反思。而今痛定思痛，更有一番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难忘的感悟。
  我县对台小额贸易概况
  漳浦县浦发贸易公司是我县唯一一家对台小额贸易专营机构，于1985年6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并在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旧镇码头是我县唯一一个对台小额贸易停靠点，于1984年10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增辟。
  国家对对台小额贸易实行正常化、规范化管理，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些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国家外经贸部《对台湾地区小额贸易的管理办法》、《福州、厦门海关对对台小额贸易监管实施细则》、《福建省台湾船舶停泊点管理办法》等，以及国家有关管理部门制订的相关管理办法，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法律、法规管理体系。
  根据规定，凡到我县进行对台小额贸易的台湾船只，都必须在旧镇港停靠，人员、船只必须接受边防部门的例行检查；其所发生的一切贸易，都必须与浦发贸易公司进行，进出货物都必须向当地海关申报，接受海关监管，货物必须在旧镇码头装卸。
  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关心对台小额贸易工作。主要领导总是亲自过问对台小额贸易进展情况，亲自协调对台小额贸易与各有关部门的关系，亲自处理、解决对台小额贸易过程中出现的急难问题和困难。为了营造对台小额贸易的硬环境，浦发贸易公司出资在旧镇修建了海关办公大楼及边防检查办公楼：1982～1987年间，政府不惜耗费巨资疏浚旧镇港，清淤除障，清理航道，还筹资480万元，于1991年建成一个500吨泊位的新的旧镇对台贸易码头。
  我县沿海的有关乡镇，如旧镇、佛昙，古雷、六鳌等，对对台小额贸易寄以很高的热情和希望，迫切要求增辟贸易停靠点，增设贸易机构，以扩大对台小额贸易，增创我县对台经贸优势。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包括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的方式，向各级政府提出要求。但囿于国家对对台小额贸易的严格限制，致使乡镇的要求未能如愿。
  我县对台小额贸易出多进少，以出为主。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大陆的酒类、中成药类、中药材类、工艺品类及干果类等传统的名、优、特产品。进口主要引进农业高优品种及少量生产资料。截至1998年6月，共与台湾船只613航次、台胞5711人次进行贸易，成交总额870万美元，其中出口813万美元，进口57万美元，进出口比例为1∶13.2.
  从总体上看，我县对台小额贸易的发展是健康、正常的。但从不同年段、年分看，其不平衡性就显得非常突出。13年中，贸易额突破100万美元的只有4年。1985～1988年连续4年，年度贸易额在当时全省的13个同类公司中，一直保持名列前茅的位置。而大部分年度，都在中下水平之间徘徊，有时整月、整季、甚至整个半年，贸易额曾滑到几乎是“0”的最低谷。近年来，又呈每况愈下之势，1997年全年，只实现3万美元的成交额，是历史以来的最低点。1998年上半年贸易额又是“0”。当然，作为贸易，作为一种经营行为，这种状况值得经营者们深究其原因，探索出一条走出困境，寻求再发展的路子。但是作为贯彻“政治第一”原则，作为经济促政治的载体，又有着其自身不可逾越的诸多制约因素，其中如两岸关系因素、台湾政局、政策因素、客户因素，乃至国际环境、国际市场因素等。换言之，对台小额贸易的作用在实现“三通”之前要远远超过实现“三通”之后，在祖国统一之前要超过祖国统一之后。因此，随着两岸交流、交往、合作的日益扩大，对台小额贸易成萎缩之势，也是在所必然。
  我县对台小额贸易的基本特点及其历史作用
  一、立足扩大出口，增创外汇。
  在对台小额贸易的整个过程中，我县立足于扩大对台出口，在我县产品紧缺，不能适应台湾市场的情况下，努力把祖国大陆传统的名、优、特产品输往台湾市场，形成了以酒类、中药材、中成药、工艺品、干果等品类为主体的大陆传统名、优、特产品出口优势，吸引广泛的台胞纷至沓来与我贸易。13年来，传统名、优、特商品出口占了全部出口额的60％左右。
  二、对台小额贸易是民间的、直接的贸易形式，有贸易对象广泛、行业广布等特点。
  13年来与我贸易的台湾渔民、小商人累计达5700多人次，遍及台湾的21个县市。他们直来直往往返频繁，在政治上能起到使我广泛联系台胞的作用，是我实现“寄希望于台湾民众”的重要工作。在经济上能互通有无，互通信息，不断扩大经贸合作领域。同时又能促进浦台民间交流与交往，增进两岸互相了解和沟通，加深两岸群众对两岸不可改变的紧密的地缘关系、历史关系和人文关系的认识。
  更为重要的是，对台小额贸易是直接的贸易方式，对台湾当局错误的“三不”政策是一个有力的、直接的、正面的冲击，起到了经济促政治的催化作用。
  三、为浦台农业合作打下良好基础。
  我县浦台农业合作成效显著，令人瞩目，在全省、乃至全国名列前茅。特别是近年来，我县的浦台农业合作已推进到一个历史的新阶段。截至1997年底，全县已引进浦台农业合作项目82家，占台资企业总数179家的40％，台资额1.09亿美元，占台资总额3.29亿美元的33％。这其中，对台小额贸易功不可没。
  对台小额贸易开了浦台农业合作的先河，为浦台农业合作创造了先期条件。
  1、招引了第一位浦台农业合作者——台胞邱伏对先生。
  提起台胞邱伏对先生，县人知之者甚多，他是最早来漳浦的台胞，也是留住漳浦时间很长的台胞。尽管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他对我县浦台农业合作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首先，他是浦台农业合作的台胞第一人，是台胞投资漳浦的先行者，开发合作项目的拓荒人。邱先生于对台小额贸易初期从海上乘小渔船来到漳浦，在我县各级领导的引导、鼓励、支持下，毅然承包了旧镇白沙村的700亩虾池，潜心开发草虾养殖。其后，在此基础上，于1988年3月与旧镇经联社合作兴办了我县第一家台商企业一一浦台合作浦台水产开发有限公司。从此，他便扎根漳浦，直至1996年病逝，再也没离开过漳浦。
  其次，邱先生之前，我县草虾养殖还是一个空白。其草虾养殖项目的成功，也是我县引进台湾高优农业项目的成功，是浦台经贸合作的成功。它同时对我县水产养殖业的发展是一个启迪，是养殖经验与技术的传播。
  邱先生的草虾养殖，还带动了我县草虾育亩的发展。当时，我县尚无草虾苗，邱先生所需的虾苗，是由小额贸易引进的。为解决虾苗问题，台胞陈思根先生紧随其后来到漳浦，并自带技术人员、设备和仪器，在竹屿盐场兴办了我县第一个草虾育苗场。这是一个试验性的育苗场，虽然最终没有取得成功，但却为我县此后草虾育苗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教训、经验和资料。现在，我县的草虾育苗完全能够自育自给。
  其三，邱先生发挥了以台引台的招商作用。由于邱先生长期居留漳浦，很多初到漳浦的台胞，包括从事对台小额贸易的台胞，或到漳浦考察投资环境的台胞，以及邻近县市的台胞，都慕名而成为邱先生的客人，这就有机会让更多的台胞进入漳浦，了解漳浦；他们还把邱先生能在漳浦安居乐业，看成是漳浦良好投资环境的体现，是对他们到漳浦投资的安慰与说服。因此，很多台胞选择了漳浦。如现任漳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三兴集团”总裁王茂竹先生、“闽荣集团”总经理陈隆丰先生，初来漳浦，就以邱伏对先生为合作对象，在“浦台水产开发有限公司”投了资，成了主要的股东之一。王茂竹先生现今还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
  2、开创了浦台农业合作的良好开端。
  我县利用外资的主体是台资，其总量占全县外资额的70％以上。而其发端，是初期的水产养殖项目。在我县利用外资的发展进程中，1990年之前是一个缓慢的初始阶段，是以“三来一补”为主体的。然而此时的水产养殖项目，已达到7家，台资额670多万美元，项目占当时外资项目14个的50％，占台资项目9个的77.7％。其台资额分别占外资额1244万美元的54％，占台资总额750万美元的89％。
  3、注重引进台湾高优农业品种。
  对台小额贸易初期，我县曾组织一次引进台湾高优农业品种的小高潮。除引进了草虾外，还先后引进了太平洋牡蛎、虱目鱼、“21世纪”梨、芒果、菠萝、葡萄、洋桃等水产、水果种苗30多种。为保证引进的成功与推广实用，县政府专门划拨一块土地，指定对台部、浦发贸易公司、县农业局分别负责联系客户与引进项目，办理引进手续及提供资金、培育与推广等工作，做到引进、资金、技术三到位，在我县花果中心顶马场联办“台湾高优农业品种引进试范场”。这在全省、全国都是首例。
  注：我县前后有两个“浦发贸易公司”，是同名异体的两个经营机构。一个成立于1984年11月，由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简称前公司）；一个成立于1985年6月，由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即现在的对台小额贸易专营机构（简称后公司）。前公司于后公司成立时即自动撤销。
  币值与物价今昔
  李林昌
  一、民国时期
  现在有人说，民国时期币值高，物价低；也有人说，民国时期钞票贱到买一个小物件也要上亿元，使人不知道那一种说法对。其实，两种情况都曾存在，前后不同。
  在说钞票币值以前，先谈一下货币变迁。漳浦自唐朝建县至清朝，一般通用硬通货，即银和铜钱。银原以重量计值，自明朝隆庆至万历年间，开放月港通航东南亚各地进行贸易，西班牙在中、南美洲殖民地制造的银圆（“圆”以下按现行通行字写作“元”）经吕宋（今菲律宾主岛）和噶喇吧（今印尼雅加达）等地流入我国，形成元和两并行币制。清代又有其他西洋银元及日本银元流入；清末我国自铸银元，浮雕龙图案，俗称龙元。在市场上流通的银元多种多样，成色（含银量）各不相同，与银两的比率也就有差异。宣统二年（1910年），颁布《币制则例》，规定银元为本位币。民国元年（1912年），铸“开国纪念币”，浮雕孙中山半身侧面像，俗称“孙头”；民国3年，铸袁世凯头像银元，俗称“袁头”。民国22年，颁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每枚银元总重量26.6971克，含纯银23.493448克，并铸帆船图案的银元，俗称船元，投入流通领域。当时市上的银元兑银率，墨西哥“鹰元”（有墨西哥国徽图案），每元兑银0.745两；我国制造的“龙元”、“孙头”及“袁头”、“船元”每元兑0.743两。但有一种“鹰元”成色较差，据说是“炉底”银，或者是仿造的，要经过有信用的商家“钉号”才能与一般银元同值使用，过埠要另行钉号，变成凹凸不平，很不受欢迎，只能八折使用。以上所说银元俗称“大银”（北方叫“大洋”），还有一种“小银”，又叫银角（北方叫小洋，广东叫毫子），有20分（2角）、10分（1角）二种，多为各省军阀所铸，成色差，虽规定100分（10角）为1元，而市上每10角只能兑银0.654市两，每10角叫做小银1元，折算“大银”为8角。
  历代都是银和铜钱一并流通，零售生意以铜钱为主。光绪年间开始仿照外国铸造铜元“光绪元宝”，宣统元年又有“大清铜币”，辛亥革命时有“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北方称铜元为“铜片”或“铜板”，闽南叫“镭”，一枚当10文制钱（制钱是官局铸造的标准铜钱，还有私铸的铜钱质量不好，叫做“呆钱”，要打折使用）.19世纪20年代，铜钱已不在市上流通，铜元（镭）成为最小的货币单位。由于各省滥铸铜无，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不平等条约所订的低税率向我国倾销工业品，吸收去银元，又由于铜元笨重不易携带，除零星买卖外，商家多不欢迎铜元，造成“银贵铜贱”，银元对铜元的市场兑换率逐年上涨。民国19年（1930年）每元兑252镭，民国21年兑294镭，民国22年兑364镭。当时又有国家银行“中国银行”及私人银行“中南银行”的钞票在市上流通。民国24年实行法币制度，以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家国家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禁止银元流通。法币币值稳定，群众乐用。虽有5分、10分、20分三种镍币，并有福建省银行发行5角、2角、1角、5分、1分小钞作为辅币，而铜元继续作为辅币使用，继续贬值，民国24年，每元法币可兑360镭。民国26年“7.7”抗战开始，铜虽是造子弹头的原料，每元法币仍可兑300镭，即3镭等于法币1分。
  抗战前法币币值稳定，由于交通条件改善（开始有公路通汽车，海上交通也逐渐以机动船取代帆船），物价平稳。抗战前一年的民国25年（1936年）夏，我去佛县纯美中学寄宿读书，每月伙食费4元，每日三餐一稀两干，吃得不错。若身体不适，吃不下干饭，报停膳一餐领回5分，可买一大碗馄饨吃，够饱。县城著名的“颔阔水面”（采和香汤面店老板陈阔，绰号颔阔）一小碗4镭，即法币1分多，3～4碗可吃饱。甜糯米粥或咸肉粥、蚝仔粥每碗3镭；油条可掰成两半卖，1镭买半个油条；有的小孩投出1镭，要小贩卖给半镭花生米，半镭瓜子，小贩也不嫌麻烦。1小块花生贡糖1镭；1个大肉包5镭，够1个小孩吃饱，成人吃2个够饱，食量大的吃3个。1市斤白米6分多，黄豆8分多，小麦5分多，花生（带壳）6分多，花生油2角左右，煤油不上1角，盐3分多，棉花5分多，白糖、红糖1角5分，面粉4分，番薯一百市斤7分左右，稻谷一百市斤2元多，猪肉1市斤1角多，豆腐干1块4镭，鲜鱼鲜虾1市斤1角多。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封锁我国海口；闽南为防日舰入侵，在抗战的第二年厦门沦陷后，自己也封锁海口，在九龙江出海口及旧镇港口沉船坠石筑防锁线，而且破坏了沿海公路，汽车调到龙岩以上营业。由于原来工业品多数是进口和上海所产，海运和陆运受阻碍之后来源短缺；闽南食米也大都靠进口，仰光米、西贡米、泰国米来源断绝。漳浦、海澄虽是余粮县，受泉州地区粮价影响，漳浦一带粮价也上涨。起初，由于厦门的英、美商行的市场在内地，厦门沦陷后，外商做不成生意，通过其驻厦领事向驻厦日军交涉，日军也需要从内地补给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当时的福建军政当局也认为有内外互补的必要，因此，允许石码商家与厦门外商通过十多只持有中日双方许可证的“交通船”，悬挂中立国国旗，运出土产，运入工业品，因而抗战前期物价涨幅不是很大（粮食、禽畜虽为禁止资敌物资，不得运出，但沿海走私商仍偷运往日占区的浯屿、厦门，回头贩回鸦片，故粮食涨幅较大）。民国30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事爆发，翌年，东南亚各处遍地烽火，英、美对日宣战，撤回驻中国日占区领事和商行，闽南工业品和洋米来源彻底断绝，物价飞涨。没有洋碱和肥皂，用草木灰浇滤出碱水代替。没有煤油点灯，用花生油代替。没有洋纱和机织棉布，自己种棉纺纱织布。全福建只有一家建华火柴厂，产品由官办的省贸易公司包销，统一分配销售，一般老百姓买不到，用火刀打火石取火，有的利用牛屎干的持续慢燃特点保持火种。
  物价的上涨一方面由于物资缺乏，一方面由于通货膨胀。抗战的后阶段，在物资来源短缺的同时，通货开始膨胀。“海关金单位兑换券”（简称关金）本来是一种缴纳关税的专用手段，民国31年（1942年）4月，以一关金折合法币20元的比率，将很多“关金兑换券”投入市场，与法币并行流通，刺激物价更加上涨。翌年，物价比战前上涨一百多倍，以后，每年又再几十倍的猛涨。
  抗战结束后，海上交通恢复，工业品又大量进入漳浦市场，但物价却比战时几百倍的猛涨，这已经不是物资缺乏所致，而完全是因为国民党为了扩大内战而大量滥发钞票，造成通货恶性膨胀。当时物价一日数涨，我已记不清各个时期各种物品的具体价目。好在漳浦与全省各地物价差不多，这里借用《福建省银行季刊》所记载的抗战最后阶段两年（1944年及1945年）和抗战结束后第一年（1946年）3年的物价资料，以供参考。
  抗战结束后第二年（1947年）起，已经不是早晚时价不同，而是一日数涨。抗战结束后的第三年（1948年）8月，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规定每圆金圆券含金量0.22217克，但不可兑现。以每圆金圆券折合法币300万元的比率收兑法币，并强制收兑民间金银和外币，不准将金银作为货币和以外币进行交易。当时人们恐怕触犯法令被惩办，同时，对于宣称这次币制改革“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抱相信态度，一时间纷纷将金银、外币拿到银行竞换金圆券。收兑率为：纯金1市两合金圆券200圆；纯银1市两合金圆券3圆；银圆每圆合金圆券2圆，美钞每元合金圆券4圆。
  这次发行金圆券，宣称以中央银行所存的黄金和证券作保证，运用宣传手段和政治力量，吸收民间二百多万两黄金和大量银圆、外币。由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蒋介石于民国37年（1948年）秒已决定撤退往台湾，令将中央银行储存的黄金运往台湾，大陆黄金已剩下无多。金圆券的发行额不加限制，至民国38年（1949年）元月底，发行额达200多亿元，至6月底达1303046亿元，面额竟有高达100万元的。由于没有真正的黄金作储备，发行量又无限膨胀，金圆券便比原来法币更快的速度贬值，不到10个月，物价上涨120万倍以上。当时厦门《江声报》曾发表一则题为《平生艰苦积，一夜哭金圆》的新闻，说一个菲律宾华侨一生勤俭粒积，积一笔钱要回晋江故乡置业，到厦门的时候，听说金银外币不可以流通，用外币作买卖是犯法的，为了怕犯法，将带回来的美钞和菲律宾比索全部向中央银行换了金圆券，而他还在厦门逗留未回故乡，他的金圆券已贬值得连三餐都难维持，在一夜痛哭之后，吊死在旅社房间里。
  漳浦也有很多人因为金圆券贬值而破产。有些人为怕“钞票薄去”（土话将纸币贬值叫“薄去”），将现款存入某些兼营“寸仔利”的商行，双方言明到什么时候取回多少实物（稻谷、糖或花生油），立条为据。接受存款的商行将那种实为“买空卖空”得来的资金用于放“寸仔利”（一日一分利息叫做一寸，利息有高达数寸的），虽然不上几天，利息就超过本金一倍，但与物价猛涨相比，却好似龟与兔赛跑一样，结果，“寸仔利”老板都败得很惨，如西街某某人因此精神失常，东埔某某人因此逃债，他们原来都是殷实商人。
  金圆券贬值到没人要，人们将隐藏的银元和铜元再挖出来流通。在漳浦，用米支付理发工资；买卖婚姻和雇代壮丁以及不动产买卖，用多少担花生油或多少担稻谷计价。有信用的商行和金银首饰店印发“金条”在市上流通（纸条上写“凭条向本行支付黄金若干钱”，盖上商号印章和负责人私章），由于这种凭条可以兑现，所以可以在本地流通。
  国民党政府在金圆券没人要的情况下，只好允许本来已经禁止的银元继续流通，甚至于1948年7月3日公布“银圆及银圆兑换券发行办法”，宣布于7月4日起恢复银本位制，金圆券5亿元兑换银圆兑换券（简称银圆券）1元，9月1日起金圆券正式作废。在漳浦，由于银元券无处兑换银元，还是受到拒用，人们宁愿使用商家私自发行的“金条”。
  国家银行发行的“国币”不能行使，显示这个政权已不能维持下去了。
  二、解放后
  漳浦解放前的“法币”、“金圆券”相继贬值到没人要，本来已于民国24年（1935年）禁止流通的银元，在1949年初，只好允许继续使用，影响到解放初的1949年9月至1950年，余波未息，市上还是银元价格，白米每市斤（0.5公斤）银元0.3元。当时的旧人民币以100元为最低单位，人们怕与“法币”一样，会再贬值，这种心理影响人民币的流通。但时过不久，人们看到物价稳定，人民币便树立了信用，市上银元绝迹。尤其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以1比1万回收旧人民币，物价更趋向稳定。当时物价，每担（50公斤）中等米10.50元、花生果15元、花生油50.50元，红糖25元，猪肉40元，活鸡40元，中等鲜鱼20元，鲜荔枝7元，鲜李5元，鲜柑6元，番薯2元，白菜1.50元，煤油56元，龙头布每米0.90元。
  1953年起实行粮食统购统销，非农业户和农村缺粮户基本上得到满足供应。1954～1960年，统购价每50公斤晚谷6.80元，小麦11.20元，黄豆15.60元；统销价中等晚米10.40元。虽然有人用粮超过统销配额，以略高于统购价购买若干粮食补充，差价不大。
  由于1958～1959年“大跃进”、“大炼铁”、“反右倾”造成的生产失调，加上苏联中止合同、逼债等影响，至60年代初，又逢自然灾害频繁，出现暂时性困难，物资紧缺，物价开始上涨，出现“黑市”。人民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拨出一些粮、油、糖，制售“高价食品”，将社会上多馀的货币吸收回笼，遏制了通货膨胀，使物价迅速回落。
  1963年8月起，以议购议销作为统购统销的补充，农民可将统购后的余粮以议购价（略高于统购价，略低于市价）卖给粮食部门。粮食部门加8％经营费议销，平抑了粮价。
  当时停止进口布料，国内所产还不充裕，1960年起定量供应，每米龙头布0.99元，咔叽布3.15元，花布1.44元。
  水果的收购价与市价相差渐大。60年代收购价每担（50公斤）中等规格鲜荔枝乌叶7.30元，早红5.80元，鲜龙眼11.80元，桃5.10元，香蕉6.60元，西瓜4.50元。1962年，对各种统一收购的农产品奖售限量供应和计划内供应的物资如粮食、化肥、棉布、火柴、食糖、卷烟等。奖售标准（以1978年为例）每50公斤鲜荔枝“乌叶”奖售化肥4公斤，“早红”2.5公斤，荔枝干奖售化肥1.1公斤，龙眼干奖售化肥4.5公斤。
  “宰猪一把刀”，猪肉限量供应，每0.5公斤价格，1962年0.49元，1964年0.78元。生猪收购价每50公斤49元。
  蔬菜最便宜，尤其产量很高的萝卜、高丽菜，50公斤1元左右。
  进入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以上情况不复存在。
  粮食方面，1980年粮价放开，随行就市。1983年规定，农民完成统购任务后的粮食可以议价卖给粮食部门，也可以投放自由市场。粮食部门按市场规律稳定粮价。1983年1～4月，连续降雨成灾，市场粮价不断上涨，粮食部门拨出议价粮1025吨投放市场，平抑了粮价。1985年取销粮食统购统销，改为合同订购。国营成品米牌价调高为每公斤0.33元，市价涨至1元左右。1986年1月，粮食部门拨出1000吨原粮，加工投放市场，稳定粮价。1988年4月中旬，因市场信息误传而粮价猛涨，粮食部门拨出议价米1540吨，以平价投放市场，1989年继续调供，使粮价回到原来水平。90年代，成品米市价每0.5公斤保持在1元左右，出现居民不到国营粮店购粮，而到自由市场买粮的情况，因为自由市场上买粮的商贩很多，价钱与国家供应的差不多，而有选择余地。国家粮店面临自由市场的挑战，因而在质量上精益求精，服务精神和方式也有改善，加入市场竞争的行列，同时，于稻谷登场时，按保护价大量收购粮谷，掌握粮食市场，保持粮价稳定。
  猪肉方面，取销“宰猪一把刀”的做法，放开经营，市场满足供应，任顾客拣精择瘦，按质论价。但价格一涨再涨，每公斤肥瘦相间的“三层”猪肉，1985年1.60元，1986年2.5元，1988年至1989年3.45元。90年代初曾高达6元，90年代后期稳定在6元左右（纯赤肉7元）。
  水产品方面，自1954年以来的统制购销于1984年取销，改为自由交易。水产品的涨价则完全由于交通利便，销路通畅及产量下降之故，如大黄鱼，1951年每50公斤收购价仅17.70元，由于1956年用“敲〓”法滥捕，使大黄鱼濒临绝种，1987年涨到2345元，80年代以后市场上已看不到大黄鱼。其他鱼类也都价格昂贵。90年代后期由于发展养殖业，水产品价格回落，尤其牡蛎，1988年每0.5公斤涨到2.3元，1989年跌为1.9元，90年代由于大量外销而涨价，每0.5公斤4元，中等鲜鱼3元。
  蔬菜的涨价是一件好事，因为过去价钱太贱，不利于调动菜农的生产积极性。80年代，上有晋江，下有广东来大量采购，因此菜价一直看好，1981年每0.5公斤花菜0.80元，芹菜1.50元，荷莲豆1.10元，白菜0.70元，至1989年，每0.5公斤花菜1.30元，芹菜1.80元，荷莲豆2元，白菜1.20元。90年代，除遇水灾外，菜价平稳，甚至下跌，每0.5公斤荷莲豆2元、白菜0.40元，高丽菜0.30元，萝卜0.25元。
  水果，1981年起取销统一收购和奖售，全面放开经营，按市价购销。由于停止县界运销限制，漳浦的柑桔、荔枝、龙眼、香蕉、桃、李等大宗水果运销南北各地，有的转输出国，因此，果价一直上涨，至1987年，每50公斤荔枝180元，龙眼70元，凤梨56元，桃64元，西瓜3549元。1989年上升为每50公斤荔枝251元，龙眼456元，柑200元，香蕉104元，凤梨63元，桃71.50元，西瓜32.85元。进入90年代，除凤梨滞销，价格涨幅不大以外，其他大宗水果一再上升，至1996年，每50公斤鲜荔枝500元，龙眼600元，香蕉300元。由于果价上升，刺激了生产，出现全县到处果园连绵的情况。1997年果价回落，每50公斤鲜荔枝300元，龙眼400元，香蕉100元左右，柑桔一项，由于产地遍地及江南各省，产品供过于求，价格惨跌，每50公斤仅60元左右。1988年夏季、荔枝、龙眼果价回升，才免有“果贱伤农”之叹。
  日用工业品方面，由于轻工业发展，货源充足，价格平稳。1976年取销布票，布料敞开供应，除高级衣料外，一般布料一直低廉。其他日用百货，如五金器皿、塑料制品、家用电器等，在60～70年代属于紧缺物资，要“开后门”才能买到，80～90年代，街上到处有百货商店，店里商品琳璃满目，任人挑选，购者可以货比多家，价问多家，因此价格平稳。
  自60年代以来一直上升的物价，至90年代末期稳定下来，并开始回落。原因一是币值稳定，二是物产丰富，这标志着经济的稳定发展。
  漳浦县蔗糖业的发展
  许木铃
  漳浦县种植甘蔗制糖，历史悠久。据文献记载，明朝嘉靖年间已有种蔗熬糖的记录。但旧中国时代蔗糖业十分落后，蔗种都采用一种耐旱但产量很低的“菅蔗”（又名竹蔗）。更兼载培技术落后，采用蔗梢苗做种，每穴用两条蔗梢“高射炮”斜插，行距宽达1.5米以上，管理上粗耕粗作。蔗园多分布在溪河两岸沙洲地或丘陵坡地上。制糖就在各村头的土糖寮进行。用两个大石磙组合成压榨器，由三头牛并驾拉动石磙转动榨取蔗汁。用四个大铁锅连合安装成煮糖灶，蔗汁上锅煮炼，撒上石灰粉中和酸性及澄清，用大量的柴草作燃料，每锅糖从蔗汁至炼成糖膏约需5～6个小时，煮成的糖膏倒进糖槽内翻动冷却，使之“翻沙”，再乘热搓成糖丸，每粒重约1.5市斤，叫“乌糖丸”，品质好的乌糖丸表面起花纹。“倒锅糖”即搓不成团，色黑味苦。故煮糖及烧火是技术工，要善于掌握火候才能制出好糖来。1929年，虽有万安侨办华祥农林公司引进瓜哇大茎蔗种，并用机器榨蔗，煮糖仍用土法，制成赤砂糖，但抗战时期机器内迁，仍用牛力带动石碾榨蔗。这种陈旧的土法制糖工艺一直沿用到解放初期。1949年秋，漳浦解放时，全县糖蔗9900亩，农业总产量10165吨，平均亩产仅1.03吨。1954年，开始用柴油机带动压榨机取代牛力榨蔗，生产赤砂糖。
  从解放后至1970年的20多年间，漳浦县蔗糖生产发展缓慢，每年种植的糖蔗面积在1～2万亩之间徘徊，平均每亩产蔗不上两吨。被邻近地区讥笑为“麻袋蔗”。
  食糖是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品，也是轻工食品、医药工业的重要原料。我国食糖不能自给，每年需花大量外汇进口食糖，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出号召：“食糖立足国内，不吃进口糖”。中央于1975年对福建实行粮蔗挂勾政策，即上调中央每增加一吨糖顶抵一吨粮食的任务。这措施立即在全省蔗区推行，核定漳浦县甘蔗基数为4.32万吨。县政府按一吨原料蔗兑原粮250斤折成粮食纳入征购任务，分解落实到各乡镇生产单位。各生产队按送交糖厂原料蔗数量按每吨总原粮250市斤计算奖售，可顶抵征购任务，也可按平价购回做口粮。粮蔗挂勾政策的实施，有力地促进农民种蔗的积极性，蔗糖业得到迅速发展。1975年，全县的甘蔗面积是2.07万亩、农业总产2.7万吨，平均亩产1.3吨，年产糖2458吨。到1982年，全县种蔗面积上升3.45万亩、农业总产10万吨，平均亩产3.38吨，产糖10695吨，增长4倍多。为适应种蔗面积扩大，产量提高，制糖厂也开始向半机械化的中型糖厂过渡，此期间有日榨250吨的漳浦白糖厂，日榨100吨的梅林、万安、大南坂半机械化红糖厂，此外还有赤岭，佛昙日榨50吨的红糖厂，离这些糖厂较偏远的地方还有许多间土糖坊仍用土法榨蔗煮糖。
  蔗糖业的发展，为国家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糖，县财政收入增加，农民也增收，特别是内地区的石榴、盘陀、绥安、赤土、万安、大南坂成为我县主要蔗区，农民种蔗，有粮有钱，积极性空前高涨。原料蔗总产不断增加。原有的中小型糖厂的落后设备和工艺已不适应。县委县政府积极向省轻工业厅争取在我县兴建大型机械化糖厂。于是，日榨2500吨的鹿溪糖厂于1981年在我县火烧埔破土动工，1983年底建成投产，当年压榨原料蔗10.03万吨，运转正常。按设备能力，一个榨季需原料蔗24～26万吨才能让糖厂“吃饱”。。1984年春，县委常委郑党具体抓，号召甘蔗下水田种植，不少号称“米粮仓”的石榴庵前洋、梅西红梅洋、崎溪刈尾洋、东山村门口洋、绥安镇土桥头、溪南、后港“门口田”都成了连片的蔗田。当年甘蔗种植面积达7.88万亩，总产30.5万吨，平均亩产3.87吨，供榨26.43万吨，产糖3.17万吨。
  大型机械化糖厂设备先进、工艺新、产品质量高、经济效益好，县委及时做出决定，关掉所有半机械化糖厂及土糖坊，把全县的甘蔗统归鹿溪糖厂一家加工生产。1991年是我县创蔗糖业历史最高记录的年份，这一年全县种植甘蔗6.9万亩，农业总产36.5万吨，实际供榨33.18万吨，产糖3.77万吨。鹿溪糖厂自1983年投产至今（1998）已经历15个榨季，累计压榨原料蔗345.73万吨，产糖39.53万吨，平均每个榨季榨蔗23.05万吨，是我省同期间兴建的几家糖厂中经济效益最好的一家。
  1992年，随着国家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国家取消食糖购销政策，宣布糖料生产由指令性生产改为指导性生产，福建属于人多地少省份，改革开放起步较早，随着农民市场经济意识的增强，种植业结构发生了变化，莆田、仙游、晋江等地糖蔗生产出现大滑坡，我县邻近的龙海、平和、云霄、诏安的甘蔗生产也一落千丈。唯独我县蔗糖业仍然保持稳定的局面。1994年，全县种蔗面积5.1万亩，农业总产26.45万吨，平均亩产5.18吨，供榨22.06万吨，产糖2.5万吨。种蔗面积、总产及产糖量均列全省各县（市）首位，全国糖料百强县排居第51位。1985年，被国家列为“八五”期间第三批糖料生产基地县，国家拨款245万元，本县配套资金225万元，合计470万元，进行基地建设，重点兴建和完善农技推广体系、甘蔗良种繁育、病虫测报、甘蔗高产高糖示范片的建设。1996年9月，“全国糖料生产座谈及基地建设经验交流会”在我县召开，来自全国各省区的100多位糖料战线上的领导、专家参观了我县石榴盘陀的万亩甘蔗丰产示范片和南浦乡种蔗专业户徐金带的新台糖10号高产示范片。与会代表和中央领导同志，对我县的甘蔗生产水平和管理措施表示赞赏。基地建设经过二年多的紧张施工，已全面完成，1998年7月，通过国家验收合格，这将大大地增强我县蔗糖业的发展后劲。
  本人自1973年调回本县农业局工作，20多年来，一直从事甘蔗栽培技术推广工作，亲历我县蔗糖业在分散落后情况下发展成今天规模巨大的产业的全过程，深刻体会到，是县委、县政府对蔗糖生产的重视，把“稳粮兴蔗”作为振兴漳浦经济的战略方针，长抓不懈，及时制定优惠政策，稳住农民种蔗的信心；增加农业投入，改善蔗区生产条件，积极推广良种和新的栽培技术，使甘蔗生产步步上升。1956年，推广台糖134品种取代陈旧的竹蔗。1977年，引入闽糖70/611，几年后发展成当家品种，淘汰了台糖134号。90年代又引进高产高糖的新台糖10号、闽糖86/05良种。在栽培技术上推广“旱地甘蔗深耕浅植”、“水田蔗三级整畦种植法”、“改春植为秋冬植”、“地膜多盖栽培”、“配方施肥”、“甘蔗病虫害综合防治”等技术，促进了甘蔗大面积平衡高产。
  漳浦水果生产古今谈
  董须光
  漳浦果树栽培历史悠久，早在南北朝，陈朝光禄卿顾野王《饯友之绥安》（为到绥安县做事的朋友设宴送行）诗已有“贡桔伟含滋”之句，可见漳浦县前身绥安县的柑桔已经是每年送到建康（南京）朝廷的贡品。宋代，漳浦的柑桔良种推广到浙江，淳熙五年（1178年），浙江人韩彦直所著《桔录》说：“柑别种有八，桔别种为十四，凡其类合二十有七，乳柑为第一，且极甘得名，又名漳柑，其种自漳浦来。”
  元、明时期，漳浦境内丘陵地带已发展成为福建著名的果区。据陈鼎《荔枝谱》记载，“漳州荔枝、漳浦为最”。劳动人民在长期的栽培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已能采用扦插，高压枝条繁殖，选择优良品种。到清代已能应用嫁接、修剪、客培土、熏烟等技术。民国时期，果品加工方法得到改进，使用蜜、糖、盐浸溃桃李、荔枝、杨桃、杨梅等果品，或用暴晒焙制成荔枝干、龙眼干、桔饼、柿饼等。干鲜果品远销东南亚各国，内销江苏、浙江、上海、北京、天津等地。
  漳浦素以“水果之乡”著称。境内分布着27科、65属、200多个品种果树，其中五大主果有荔枝、龙眼、香蕉、柑桔、凤梨；其他果树有桃、李、杨梅、柿子、杨桃、枇杷、橄榄、西番莲、梨树等；此外，尚有小量果树，如葡萄、番石榴、番木瓜、菠萝蜜、人心果、蛋黄果、萍婆、莲雾、蒲桃、无花果、番荔枝、板栗、枣子、草霉等等。
  果树栽培经过长期的发展，曾达到较高水平。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战乱频仍，交通不便，运销困难，果树生产每况愈下，到1949年，全县水果面积1.07万亩，总产只有2120吨。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为了挽救衰落的果树生产，采取一系列恢复发展果树生产的政策和措施，组织果农走集体化道路，发放贷款，减免税金，组织果品远销，开拓国内外市场，建立果树栽培指导机构，县经济作物站，配备果树专业技术人员，加强科学种果的指导和推广，不断地总结推广先进技术和经验。经过三年恢复，五年发展，到1958年，面积7.44万亩，总产4730吨。分别增长6.95倍和2.23倍。1958年后，对果树管理不善，并出现违背客观发展规律的措施，不讲实效。后来甚至出现砍果树种粮之风，果树面积和产量急剧下降，损失极为严重。1963年以后人民政府加强了对果树生产的领导，并采取调整奖售办法，提高收购价格，减免果园征购粮食任务等措施，许多乡村创办果林场、耕山队，果树生产又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果树生产在“以粮为纲，全面砍光”口号下，又一次受到较大的挫折。
  1980年后，农村实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农业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各乡镇认真落实果树业政策，果农有了因地制宜种植果树的自主权。1983年出现种植百万株荔枝的可喜景象，果树面积和果品产量得到迅速增长。1984年，柑桔、荔枝、龙眼、香蕉改为三类农副产品，可以多渠道流通，开放水果市场，价格随行上市，给果品生产带来了生机勃勃和购销两旺的繁荣景象，涌现出一大批果树生产专业户。此时，县花果中心也应运而生，对山地大规模开发，对调配种苗发展、果树种植，起到推动作用。1989年，全县果树面积15.23万亩，产量25521吨，随着农村改革不断，“要想富、修道路、种果树”在实行“谁种谁有”政策鼓励下，再次点燃了农民发展水果生产，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热情，他们重新上山安营扎寨，办家庭果林场，开发山地，综合经营，走农业高产、优质、高效新路子。
  现在果园今非昔比，大都是标准化的果园，形成规模化生产，建成商品化生产基地。在品种安排上从当地生态和立地条件、市场需求出发，坚持适地、适栽的原则，加大品种结构和区域调整力度。既要选择适合当地栽培的良种，又要因地制宜注意多品种配置，早中晚熟品种和加工、鲜食品种适当搭配，以延长鲜果供应期和增强销售能力。水果生产系列化服务体制日臻完善，产加销、贸工农格局基本形成。
  改革20年，漳浦果树生产发展势头迅猛，面积50万亩，产量30万吨，居全省水果生产前列。1992年，被国务院授予山地开发先进县；1994年，被列入全国水果百强县第25位；1995年，获得省水果生产先进县；199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龙眼之乡”称号。
  漳浦今天的八卦芦柑、蕉柑、改良橙均为部优产品，漳浦荔枝面积产量居全省之冠。乌石荔枝“剥壳不流汁，掉地不沾沙”，具有肉厚、质脆、汁多、味甜特点，适宜鲜食、晒干、制罐。漳浦香蕉皮薄质软，香甜可口，尤以本地蕉品质最佳，倍受青睐。漳浦龙眼果肉凝脂，晶莹润泽，清甜爽口，百食不厌，晒干后，甘甜滋补，安神养血。还有果实硕大的棕包梨，东魁杨梅，更是名不虚传。
  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漳浦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的果蔬保鲜库建立以及县罐头厂、大三保饮料公司等全面投入运转，将大大缩短水果产业化的进程。
  漳浦最长的引水工程——朝阳渠
  陈章兴
  漳浦县为解决沿海旧镇、深土、六鳌等镇旱区农田灌溉和人饮用水，于1969年12月中旬动工兴建全县最长的引水工程——朝阳渠。施工中，采取大兵团作战方式，发动和组织全县受益与非受益区群众，以乡（镇）、场成立民工团，并在驻军、机关干部的大力支援下，高峰期上场军、民4万多人，打三个战役：第一战役集中4.3万人，大打开挖土石方歼灭战，在短短的20天中，提前完成了土石方开挖任务；第二战役突击完成渠道22公里前的建筑物工程；第三战役完成了全部建筑物的建设。建渠大军以坚强的毅力，开山劈岭，跨河填谷。旧镇民工团和支援部队通力协作，在层层岩石中凿开了咽喉地段的“铁骨岭”——阉鸡崎深挖方。各包干段民工团，因地制宜，大搞技术革新。佛昙等民工团，运用渔船桅杆吊帆的原理，采用简易的“井字架”、“独木架”和倒吊“勾缝架”垒砌石墩；有的民工团还创造使用“人字翻槽架”、“八字吊装架”和“绞车式”加“推磨式”的连环土吊车，成功地把每节长10米、重5吨的钢丝网水泥槽身，吊装在高22.8米的高墩上；建筑“愚公渡槽”时，又采用“空心墩”、“空心拱”等革新项目，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劳力和木材、水泥、石料，大大加快了工程施工进度。奋战1年，投入劳力317万工日，完成土石方175万立方米（其中石方16万立方米），总投资472万元（其中国家投资155万元），于1970年国庆节剪彩，全线基本建成通水，把西北的南溪水调往东南。源源的南溪水顺着新开挖的渠道穿山越洞，流入眉力中型水库，经水库调蓄，通过水库左干渠绕灶山下，再流向海滨，沿途受益绥安、长桥、赤土、万安、旧镇、深土、六鳌等7个乡（镇）、场，有效灌溉农田面积2.09万亩（不含眉力水库下游灌区有效灌溉面积3.1万亩），是一处解决漳浦沿海严重缺水旱区灌溉的引蓄结合的中型引水工程，对发展农业生产和供给沿海人民的生活用水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朝阳渠位于漳浦与平和两县交界的九龙江支流南溪上游，引水口设在南浦乡美林村九十九坎河道上，砌筑石坝高3米、顶长64.6米、顶宽2米，坝上设放水闸7孔（高1.7米、宽1.2米）和进水闸1孔（宽2.69米），安装10吨手摇启闭机1台，控制上游流域面积100平方公里。主渠道总长37公里，主要建筑物37座长3.2公里（其中渡槽16座长3.5公里），设计渠首引水流量6立方米/秒（正常实际引水流量4立方米/秒），流经南浦乡龙桥村，在3.37公里处跨越南溪，筑“U”字形薄壳钢丝网渡槽长60米、高24.5米，渠水流过渡槽后，盘过7座山丘、越过3条溪流，设计流入眉力中型水库流量3立方米/秒（正常实际流量1.8立方米/秒）。同时，配套支渠3条共长14公里，与桥内、苦竹、石墓等小（一）型水库连成“长藤结瓜”水利网。引水灌溉，利用落差结合发电，于1973年3月在1.4公里处建1级水电站，装机容量250千瓦/2台；1979年5月在6.5公里处建2级水电站，装机容量375千瓦/3台；后又在20公里处兴建3级（甘棠）水电站，装机容量75千瓦/1台，设计年总发电量226万千瓦时。为加强渠道、电站工程管理，于1978年6月1日由县革委会浦革（1978）综77号文，下达《关于整顿现有水利工程组织管理的通知》，撤消原朝阳灌区革委会，恢复和建立朝阳渠管理处，配备专管人员60多人，认真搞好渠道除险加固、防渗堵漏和电站设备维修。渠道管理干部、职工自行研制“塑料油膏”（加热后再搅拌滑石粉），处理好“U”字形薄壳钢丝网渡槽接头漏水160节，止水率达98％。同时，推行工程、灌溉管理责任制，并建立养渠专业队，搞好挖潜配套，定期清淤、岁修渠系，使80％以上渠段基本达到不塌、不淤、不决、不漏的标准要求，保证输水畅通。1972年，开始续建万安、城关2条支渠；1988年，为解决水源地区南浦乡后坑、兴巷、马苑等村农田灌溉用水，新建盘山后坑支渠长6.5公里。1989年10月，还建立朝阳渠自供（电）区，把南浦、大坪、兴巷等村级小水电站并入县电网，线损率降低到12％以下，提高供电效益，保证抽水用电。
  朝阳渠渠首多年平均年降雨量1770毫米，多年平均年迳流量1.2亿立方米，丰水年来水量达5300万立方米。为提高渠系水的利用系数，1981年3月15日，朝阳渠管理处与眉力水库管理处签订了《引水入库纪要》，规定了交接水验收登记、年终结算兑现和奖赔办法（由县水利电力局（81）浦水字第011号文备案），充分调动了渠道管理人员引水入库的积极性。1989年降雨量1432毫米，渠首引水量4140万立方米，其中引入眉力水库水量812万立方米，比1988年增加40％；丰水年的1990年，渠首年降雨量2517毫米，引水总量达5805万立方米，结合完成发电量206万千瓦时，余水引入眉力水库水量850万立方米，这一年实现扭亏增盈，水、电收入30多万元，当年盈余3.5万元。以后，经济效益不断增长，收入自给有余。
  俗语说，“有收无收在于水，多收少收在于肥”。朝阳渠水尾的赤土乡，引用朝阳渠水扩种水稻面积1000多亩，与建渠前对比，平均每年增产粮食150万公斤。赤土村山南自然村是全县闻名的旱灾区，有望天田面积600多亩（其中遇旱经常绝收的占1/3）。朝阳渠建成通水后，山南变“水乡”，村民爱水如爱粮，组织热心水利的老农专职管好埔阳支渠长2.5公里（打坑至愚公渡槽），每亩年计收农业水费35元，负责送水到田，一般每年引用朝阳渠水130万立方米，确保1000多亩农田旱年高产稳产，与建渠前对比，平均每年增产粮食15万多公斤；水源充足，每年还冬种烤烟，户均10多亩，户均收入1万多元。
  朝阳渠建成后，原计划再建水库。1969年～1970年，即由省水利规划队、水科所两次进行勘测。由于“文革”干扰和纠正“一平二调”，至1992年10月，县水利电力局以浦水字（92）第086号文件，再上报兴建朝阳中型水库。1993年10月16日下午，当时由代县长林奕斌主持召开了抓紧朝阳水库工程立项协调会议，并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1993）21号文作出《会议纪要》。
  计划中的朝阳水库电站工程，控制流域面积102.2平方公里，设计填筑拦河坝最大坝高73.6米、坝顶长250米、坝顶宽8米，总库容2321.1万立方米，以发电为主，结合灌溉、供水和防洪综合利用。计划装机容量4000千瓦/2台，年均发电量1500万千瓦时：有效灌溉农田面积4.15万亩；向县二水厂年供水量1500万立方米：减轻南浦乡、官浔镇洪涝灾害面积2.5万亩。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很高，计划总投资1000万美元，10年可收回投资总额。但由于资金困难至今仍未正式动工。受益区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兴建朝阳水库电站工程，以尽快解决20多年来朝阳渠一直“有渠无库”的问题。
  土塔水库的兴建与“下马”
  陈章兴
  土塔水库于1971年11月动工，位于今湖西畲族乡罗汉陂下游，属赤湖溪流域，源于山的旁支三脚垫和虎空尾群山中，主峰海拔460米，上源分两叉，流经湖西、赤湖入海，汇流口以上干流长13.8公里（海拔40米）。
  一、兴建水库前因
  当时，中共漳浦县委员会、漳浦县革委会决定兴建土塔水库的前因是：
  1、贯彻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以粮为纲”、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大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以实现福建省党员代表大会提出的：在“四·五”期间实现一人一亩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的奋斗目标。2、根据当时湖西、赤湖两公社统计：有“望天田”面积6688亩（其中湖西1703亩、赤湖4985亩），1963年遇上历史罕见的百日大旱，两公社受旱农田面积27067亩（其中成灾面积21916亩），1971年又发生旱灾，受旱农田面积扩大到28802亩。当地干部、群众迫切要求兴建土塔水库。
  3、经勘测规划，土塔水库建成后，可以解决今湖西畲族乡和赤湖镇农田有效灌溉面积5万多亩，在做好蓄水保水、节约用水的前提下，还可扩灌计划开荒、围垦面积12800亩（其中湖西开荒面积5000亩、赤湖围垦面积7800亩）。1971年11月间，县委会、县革委会从各有关部门抽调干部，成立土塔水库工程修建指挥部，并组织受益区部分劳力上场，着手做好施工前准备和清基等工作。
  二、坝区枢纽工程
  动工三个月后，坝区枢纽工程，由当时龙溪地区水电工程队勘测设计组负责地质钻探和工程设计。
  坝址先选在罗汉陂下游约350米处（下坝址），即进行钻探清基。
  1、地质钻探：土塔水库地质条件比较复杂，坝区地层为燕山期粗粒花岗岩，因受多次地震影响，构造发育变动，形成断裂层，且被岩脉多处侵入穿插，岩石普遍呈现深厚（球状）破碎的风化层，有一条顺河断层带。
  2、坝址选择：上坝址在罗汉陂下游约70米处、下坝址在上坝址下游约350米处。经地质钻探：
  上坝址可利用岩层埋藏比较浅，到弱风化岩层约8～10米，而下坝址则深达14米左右。当时，下坝址已提前清基挖深6米，工程量虽可比上坝址减少，但因水下作业，操作困难，且增加砌石量。清基（包括大坝、挡土墙、消力池等项目）工程量，上坝址比下坝址虽多1.1万立方米，但砌石量却可减少1.33万立方米，可节省水泥825吨。
  上坝址河谷较狭，左、右两侧堆石坝土石方，上坝址比下坝址减少2万立方米；所需劳力，上坝址比下坝址可节省19万工日。
  最后，经比较改定上坝址。
  3、坝型比较：根据地质勘探资料，作砌石重力坝和粘土斜墙堆石坝两种坝型比较：
  从工程造价上看：重力坝比堆石坝总投资少37万元，但材料费和技工费多29万元。
  从技术条件上看：重力坝基础处理要求较高，清基要求挖至弱风化岩基深8～10米，水下清基要采取阻水帷幕灌浆和固结灌浆措施，工作量大，而堆石坝对技术要求较低，当时可以采取大兵团作战，搞群众运动。
  从材料供应上看：当地石料储量多，两种坝型所需石料可以就地取料，堆石坝所需石方较多，而且土料运距远，但重力坝所需水泥数量多，当时供应较有困难。
  从劳力负担和施工条件上看：堆石坝所需劳力较多（比重力坝多59万工日），为渡汛，堆石坝必须集中大量劳力抢渡拦洪关，而重力坝施工不受季节影响，可以分期施工、分期受益，劳力负担较轻，有利于农业生产。
  4、坝型设计：经两种坝型比较，最后决定采用溢流与非溢流重力坝和粘土心墙堆石坝联合组成的坝型进行设计。
  溢洪段为浆砌石重力坝，布置在河床中央，当时设计坝顶高程48米，最大坝高37米（从基础算起）、坝顶长33米；非溢流段重力坝设计高程54.5米，最大坝高43.5米、坝顶长8米。
  在重力坝左、右两侧堆石坝，设计坝顶高程54.5米（另加防浪墙高1米），最大坝高30米、坝顶长185米（左岸长70米、右岸长115米）。
  采用弧形闸门，设计安装10×5米闸门3套，配2×7.5吨启闭机3台，设计减洪量650立方米/秒，校核减洪量735立方米/秒；放水建筑物（钢筋混凝土衬砌）1孔，底高程33.8米，内径1.5米，长27米，最大流速12.5立方米/秒，最大流量22.1立方米/秒。
  溢流坝下游接消力池长42米、宽33米（浆砌条石厚2米）、池底高程17.5米；溢流坝右侧接非溢流重力坝一段长8米，坝体内设置放水涵管1个，管底高程33.8米，管径1.5米，设计流量7立方米/秒，供农田灌溉输水。
  左、右山坡以粘土心墙堆石坝与重力坝相接，两侧各设三道截水墙插进心墙（一道长6米、宽4米，另二道长各1米），以减少接头渗漏，确保工程质量。
  5、水库概况：土塔水库控制流域面积62.7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年降雨量1300毫米，多年平均年迳流量4480万立方米（多年平均流量1.42立方米/秒）；设计洪峰流量760立方米/秒，校核洪峰流量1200立方米/秒；设计洪水位53.09米、正常高水位53米，总库容3055万立方米（不含调洪库容210万立方米），其中兴利库容2905万立方米，死库容150万立方米（死水位33.8米）。
  水库建成后，库区淹没今赤岭畲族乡土塔村（棋盘、寨仔、铺仔脚、大厝、牛埕后、新村、溪尾内等自然村）和大墘村（大墘、石狮等自然村），当时落实迁移105户人口574人，拆迁房屋460间；淹没农田面积1209亩。
  三、灌区渠道工程
  灌区渠道工程由当时福建省水利建设大队负责规划设计。
  灌区划分是根据水库所能提供的水量与渠道工程分布情况而决定。经勘测规划：土塔水库实灌面积（不包括计划开荒、围垦面积）62125亩（水田面积33830亩、农地面积21440亩、“望天田”面积6855亩），其中湖西畲族乡农田面积20969亩（水田13811亩、农地5455亩、“望天田”1703亩）、赤湖镇农田面积35193亩（水田17489亩、农地12719亩、“望天田”4985亩），还扩灌深土镇农田面积5963亩（水田2530亩、农地3266亩、“望天田”167亩）。
  输水渠道设计流量7立方米/秒，自放水涵管进入总干渠首，经过长350米渠段分左、右两条干渠，左干渠设计流量2.8立方米/秒，右干渠设计流量4.2立方米/秒。渠线总长56.35公里（其中总干渠长0.35公里、左干渠长22公里、右干渠长34公里）。渠线经过的地带大部分是砂壤土，透水性较强。
  灌区地形复杂，附设建筑物较多，设计总数为299座（其中左干渠94座、右干渠205座），大部分是渡槽和涵洞，并有深挖方5处（最深15～18米）。
  全线土渠长51.82公里、石渠长1.725公里、建筑物长2.805公里，占用耕地面积1200亩。
  右干渠受益18个村，渠线0～20公里，经过湖西畲族乡顶坛、城内、岭脚3个村，20～29公里（设计流量3.1立方米/秒）接赤湖镇的后湖、前张、西城、山油、保安、南峰、月屿、东城、北桥、赤水、亭里等11个村，29～34公里渠段（设计流量0.8立方米/秒）灌溉深土镇的墩柄、大肖、东吴、南境等4个村。
  左干渠受益6个村，渠线0～17公里，经过湖西畲族乡的丰卿、苏溪、后溪等3个村，17～22公里渠段（设计流量1.8立方米/秒）接赤湖镇的西潘、前湖、半石等3个村。
  四、计划总工程量
  原初设经修改后计划总工程量：
  总土石方210.55万立方米（枢纽18.93万立方米、渠道191.62万立方米），其中土方181.08万立方米、石方29.47万立方米。
  总劳力322.8万工日（枢纽120.5万工日、渠道202.3万工日），其中民工239万工日（枢纽78.3万工日、渠道160.7万工日）。
  总经费748.9万元（枢纽315万元、渠道433.9万元）。
  需要水泥7950吨（枢纽4195吨、渠道3755吨），钢材83.84吨（枢纽55吨、渠道28.84吨），木材1057立方米（枢纽300立方米、渠道757立方米），炸药105吨（枢纽23吨、渠道82吨）。
  水库、渠道发挥效益后，当时估算年可增产粮食750万公斤，扣除占用耕地减收粮食产量后，每年可净增粮食产量625万公斤。
  五、施工完成进度
  自动工至1973年9月底止，共打备条块石24626立方米、打碎石730立方米、片石774立方米、运备砂4583立方米；挖土方127934立方米、填土方6310立方米；炸石方13682立方米、浆砌石9357立方米（基坑砌石高程平均达到黄零标高15.5米，比原河底低约3.5米）、干砌石705立方米；堆石3550立方米、填反滤料1976立方米、填混凝土710立方米：灌浆200立方米。使用劳力607210工日（其中民工452046工日、技工155164工日）。支出工程费73.56万元（实际投资49.26万元）。
  其中1973年度完成工程项目：建工棚170座、仓库7座，面积共11100平方米，备料、围堰导流和溢流坝、堆石坝、挡土墙清基及断层处理、基础固结灌浆回填，以及堆石坝一部分回填等等。同时，修建运石道路长20公里（汽车路已修至下坝址），在下坝址附近还建成板车路长2.7公里（其中左岸长1.5公里、右岸长1.2公里），并整修库外公路长3公里。
  六、工程“下马”原因
  1、土塔水库属“三边”（边钻探、边施工、边设计）工程，初设工程量出入较大，原估计石料储量在1公里内可开采7万立方米，动工后只能开采2万立方米，其余石料要到2公里外开采；溢流面和闸墩加工石料还要到9公里外采运。施工中多次遭到暴雨袭击，导流、清基排水困难，水中作业工效低，增加抽水设备和劳力。修改原初设，仅坝区增加概算指标：土石方22.3万立方米、水泥1641吨、钢材39.2吨、木材186立方米、炸药27.3吨，增加劳力123万工日，总造价增加187.51万元（其中直接增加159.5万元）。
  2、修建坝区枢纽工程资金没有来源。土塔水库工程初设于1972年9月上报，经当时福建省水电局批准同意兴建，坝区枢纽工程核定国家补助经费194万元，1973年度只下拨补助经费70万元。总经费748.9万元，要求国家补助经费378.56万元，其余370.34万元计划由群众自筹解决。但当时县财政和群众自筹资金又有困难。特别是继1970年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兴建朝阳渠引水工程（国庆节全线基本通水）后，1971年1月又动工兴建旧镇大（三）型桥闸（1972年2月竣工），接着，又于1971年12月动工兴建祖妈林中型水库（1976年6月坝区枢纽工程竣工），同年，土塔水库也提前一个月动工兴建，国家补助和自筹资金都有困难。
  1973年5月底，因汛期暴雨，坝区大部分民工退场，只留技工开采条石继续备料。
  3、上报1974年续建计划，只批准“维持小干”。1973年初步完成大坝清基任务和部分砌石回填后，我在1974年初冬春修水利期间，曾经到过土塔水库工地了解进度和续建计划情况。1974年计划在汛期过后，于8月下旬继续组织民工上场，连年施工，劳力由湖西、赤湖、深土3个受益区按受益面积比例分摊负担，平均每天安排上场劳力1500人，在施工紧张期间，最高上场人数达4000人。除安装溢流段弧形闸门和启闭设备外，在1974年度要全部完成坝区枢纽工程，并计划修建右干渠长5公里和完成附属建筑物30座。计划投劳187万工日、投资423.2万元（其中要求国家补助306.6万元），完成土石方27.5万立方米。
  1973年12月13日，《土塔水库工程1974年度施工概算》由中共漳浦县委文件浦革（1973）综164号上报，当时福建省水电局审批意见：“维持小干”，没有续拨补助经费，1974年度续建工程计划无法实施。
  此外，当时工价又不断提高，原来初设概算偏低，如预算工价：民工0.65元/工、技工1.3元/工；淹没迁移经费经修改后也仅17.22万元。
  在土塔、祖妈林两座中型水库同时兴建而资金有困难的情况下，为确保杜浔重旱区农田灌溉用水，当时县委、县革委会决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先修建祖妈林水库，土塔水库下马。
  1976年冬春修水利期间，我曾经带新华社记者到祖妈林水库，以及在湖西水利工作站负责人陪同下到“下马”的土塔水库现场，了解两水库“一建一停”的情况。土塔水库原来在山坡上的条块石，除被利用修建赤丰水电站外，基本报废。土塔水库下马后，湖西畲族乡党委、政府和县人民代表，曾经多次提案要求续建，或利用原有的基础，降低工程规模，改建土塔小（一）型水库，但没有作出重新修改方案的决定。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为继续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必须续建土塔水库，重新修改工程方案，落实工程资金（县水利部门根据现有工价和三材市场价格，初步估算需要投资4200万元，才能续建完成土塔中型水库），亦可采取股份制投资形式，积极引进利用外资，以完成土塔中型水库续建任务，尽快发挥工程效益，为新一轮创业服务。
  全县实现小学“一无二有”的工作回顾
  杨玲 黄美成
  1986年4月12日，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向全世界宣告：“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于同年6月28日通过《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办法》，制定了实施时间和标准。同时，召开了全省教育工作会议，我们二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参与县政府具体实施和组织工作。至1989年底，在中共漳浦县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县人民共同努力下，完成了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并经验收基本实现小学“一无二有”，即“无危险校舍，班班有教室，人人有课桌椅”。使漳浦县小学教育的校舍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
  一
  漳浦县虽是闽南经济开发区内的人口大县，但教育基础十分薄弱，教育摊子大，欠帐多，普及水平和质量低。1949年，全县只有高中1所、初中3所、小学93所，小学在校生8883人，文盲占人口80％，不少学校是利用祠堂和旧建筑物作教室。至“文革”前的1963年，小学有239所，在校生36279人。1986年，小学已发展到304所，在校生89611人，然而简易小学学生占在校生24.5％（当时，全省比例为6.3％），全县22个学区中比例超过30％的有9个学区，杜浔学区为40％。“六五”期间，由于县财政连年赤字，对教育投入少。按国家规定，财政投入教育要逐年增加，县不低于6％，而我县财政投入教育事业费却逐年递增达15％，但基本被“开口子”和人员经费吃掉，公用经费，特别修缮经费极少。为此，造成办学条件十分困难，校舍奇缺。全县小学校舍建筑可用面积为12万平方米，尚欠12.9万平方米，危房面积大，全县为1.176万平方米，占9.8％，全县22个学区中危险校舍占10％以上的有9个学区，盘陀学区竟占45％。全县小学校舍中，不少是58～76年采取应急措施而建的土木建筑，质量差，经多年风雨侵袭，危房日增；桌椅不合要求，有不少是学生自带，有的甚至是用石块当椅子使用。这在1986年全县教育工作会议播放的录相中已暴露无遗。全县欠课桌椅3329套。漳浦小学的校舍是“一有二无”，当时，县委副书记黄色周在大会上说：“解放30多年了，孩子没学校读书，讲起来非常可怜。各级党政领导一定要把教育抓起来，否则就是不称职的领导。”
  1986年6月8日至21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实施义务教育法调查组在我县进行为期二周的调研。我们陪同行家们参加调研全过程，受益非浅，他们写了一份很有见地的符合我县情况的报告，对我们实施义务教育法，乃至实现“一无二有”工作，具有指导性意义。
  《报告》指出：漳浦教育基础十分薄弱，近期发展快，但师资不足，投入少，办学条件差，与目前基础教育发展要求距离很大。根据九年义务教育发展要求，《报告》预测，至1990年，小学在校生可达10.64万人，为实现“一无二有”，全县对教育的投入，至少需944万元。
  《报告》指出：
  一、漳浦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应分步骤分阶段、分类型实施。1990年以前，重点放在提高小学普及水准上，扎扎实实在二三年内解决小学“一无二有”问题。要改善小学办学条件，扩大小学办学规模，迎接入学高峰期的到来；1990年以后重点逐步转移到普及初中教育上来。
  二、要有稳定可靠的经费来源，是普及义务教育的重要条件。县政府一定要按法律规定和国家、省政府文件精神把教育费附加征收工作落实到实处，同时在自愿、量力的原则下，搞好捐资助学工作。
  三、培养数量足够、合格稳定的师资队伍，是实施义务教育的关键。
  省人大调查组的报告是为全县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实现小学“一无二有”的指导性文件，使我们清醒认识我县教育现状存在的困难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二
  为贯彻《义务教育法》和实现“一无二有”目标的要求，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研究制定贯彻意见和具体实施办法。决定于1986年6月26日召开高规格的全县教育工作会议。县党、政五套班子领导，县直各部委办局领导和各乡镇场长、书记，部分村长、书记，各中小学校长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统一思想，改变观念，实行普通教育分级管理办法，调动各级政府办学积极性，为实现“一无二有”的共同目标而努力。任务明确，措施有力，并于6月29日上午，县长与各乡镇场分别签订本单位实现“一无二有”的期限责任状，明确普通教育事业分级管理办法。
  会后，漳浦县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加强教育工作的决定》等文件，明确各级政府职责，即：县分管6所完中，2所职中及实小、实幼、干校、进修学校等；各乡镇场分管所在学区、初中校、中心小学、中心幼儿园；各村分管村小学、幼儿园；各乡镇成立教育委员会，乡镇长兼任主任。这次会议提高了认识，转变了观念，加强了领导，使基础教育走向健康发展轨道。
  为实现小学“一无二有”，县委、县人大、县政府研究决定，采取有力措施，保证重点，列入议事议程。成立县实现小学“一无二有”领导小组，县长任组长，分管副县长任副组长。县人大教科文卫委、宣传部、计委、财政局、基建局、教育局等为成员单位。会议作出《关于实现小学“一无二有”的决定》，发出战斗的号令。这是漳浦县教育史上一次有重大深远意义的会议，是改变漳浦教育落后面貌的转折点，它将载入漳浦教育史册。
  此后，县人大、政协确定每年一次以上专题视察教育，检查督促教育事业发展。为使会议精神进一步深入贯彻宣传落实，团县委、县妇联、总工会和县儿少委联合向全县人民发出倡议书，这对形成全县性教育集资热潮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领导小组协调有关部门，要求各尽所能，对“一无二有”工作都要有具体的实施意见。县基建局先后设计三套中小学教学楼通用图纸供各地选择使用，并负责质量、价格检查，抽调有经验的技术人员组成“一无二有”督导组，专职负责；县计委、土地、税务、交通等部门都为全县实现“一无二有”的工作而通力合作，在资金、物资、土地、车辆等等给予支持；宣传、广播、文化等部门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工具，开设专栏，大力宣传、报导，县政府还一年组织两次对基建项目的督查和验收，保证质和量。并逐年增加投入，拨专款对群众集资办学的金额按10～15％给予补助，4年共拨264.5万元。这对全县人民集资建校热潮和实现“一无二有”起到有力的支持和促进。
  三
  为加快实现小学“一无二有”艰巨任务，县委、县政府又连续于1987年和1989年再召开两次全县性教育工作会议，总结经验，推广典型，进行再宣传动员，深入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办学热情，掀起捐资助学高潮。县委、人大、政府等先后发出《关于加强教育工作的决定》和《多渠道集资办校，加快普及初等教育步伐》等有关实现小学“一无二有”专题文件11份。足见历届领导对教育工作的重视和实现小学“一无二有”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县五套班子领导和实现小学“一无二有”领导小组成员身先士卒，规定下乡要先看学校，检查办校情况，深入一个一个乡镇、村发动，一个一个学校视察检查，从不漏掉一个集资动员会，所到之处，都带头参加捐款，以示支持和鼓励。从1986年至1989年，历任县领导和各级各部门的领导，都为漳浦实现小学“一无二有”的伟大造福工程捐了款，出了力，流了汗。
  实现小学“一无二有”需要大量的资金，仅仅靠国家和地方财政是不够的。几年来，全县通过各种渠道集资，1986年集资496.23万元，1987年、1988年、1989年集资1312.35万元，4年共集资2456.17万元，取得巨大的成绩。
  全县在轰轰烈烈的捐资助学活动中能取得如此巨大成绩，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种集资渠道：①省、市、县财政拨款；②银行贷款；③群众干部自愿捐资；④海外华侨、港台同胞捐资；⑤发动先富起来的个体户、专业户捐资；⑥利用优势，发动各地的汽车运输、打石、建筑等专业户，有钱捐钱，有物捐物；⑦有的村按人口比例集资；⑧拍卖旧校舍、集体财产等；⑨集体滩涂、山林、果树给承包，一次性交款，全部用于教育等。各地还创造许多实用有效的经验和做法，使集资办学的热潮一年比一年高，收效一年比一年好。
  几年来，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在县委、县政府直接领导下，与县委保持一致，为早日实现小学“一无二有”的艰巨任务，向上争取，向下宣传发动，日夜奔忙。而今，我们只能把一些记忆较深的事写出来，但还未能全面反映那如火如荼的场面，反映漳浦人民为了下一代的教育而奔走呼号、慷慨解囊的可歌可泣精神风貌。
  盘陀乡经校舍普查，危房竟达45％。大部份校舍是六十年代建造的土木结构。盘陀乡又是我县经济较困难的乡。为实现“一无二有”，乡党委、政府于1987年底作出“抓教育，兴盘陀，禁演迷信戏，集资建校”的决议，通过乡人大主席团审议，在全乡实施，全乡人民坚决拥护。至1989年验收，新建校舍10所，教室83间5141平方米，共投资107.37万元，实现全乡小学“一无二有”，首批达到村村有教学楼。“禁演迷信戏，集资办教育”经验得到省教委肯定，初教处长郑崇义专程临乡总结经验。
  这里记述一个有趣的小插曲：盘陀中心校规划建设一幢十二间教室的大楼，我们及乡政府领导到现场。当天，太阳当空，风和日丽，是个建楼择址的好日子。在学校大操场上有2株大凤凰树，分叉多而且大，树荫宽阔，是学生乘凉、游戏的好地方。大楼应建在座北朝南位置，如果不砍掉其中一株大树，只能建在学区办公楼后面座南朝北。二种不同意见，议论一个上午还是定不下来。我（杨）说，饭后再议，多听听各方面意见。午饭时，突然一位老师跑来喊道，凤凰树倒了。谁都感到大吃一惊，无缘无故怎么树会倒呢。我们急问：“有没有压到学生。”那人回答：“没有。”大家马上赶到学校，这时，这株树从分叉处裂开，大家都亲眼看它慢慢继续开裂，以至倒了下来，只可惜当时没人带像机把它拍下照片。大家一个共同感觉，连凤凰大树也是支持大楼建在这座北朝南的好地方。
  在那繁忙、紧张的日日夜夜，大家就是那样不辞劳苦，早出晚归，从集资、择地到建校质量，逐项抓紧，一个乡一个校地跑，然而大家并不感到劳累，能为实现“一无二有”多做点工作，总感无比高兴。
  四
  漳浦县小学“一无二有”的实现验收工作于1990年3月9日至12日进行。省、市验收组同志听取县政府的汇报，观看了录相、图片等，分四组查遍全县各乡镇小学，我们都自始至终陪同他们。3月12日验收组同志作了评议，县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同志以及各乡镇场和各有关部门领导都参加会议。验收组同志对我县人民几年来慷慨解囊、捐资办学，使漳浦学校校舍发生翻天复地变化，落实义务教育事业地方负责和实现小学“一无二有”取得可喜成绩，并对创造了许多有益新鲜经验作了高度评价。市教育局李受麟副局长概括为：“漳浦壮观、东山气派、芗城质量。”总结漳浦人民的奋斗精神是“漳浦人甘输赢”。漳浦县县长王良才表态说：我们在实现小学“一无二有”的战斗中取得很大成绩，但还存在很多不足，我们还要：1、进一步发动群众，提高认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办学积极性；2、办学条件向更高水平努力；3、提高教育质量，一手抓办学条件改善，一手抓教育质量的提高。
  的确，从1984年至1989年，在县委、政府领导下，在人大、政协监督支持下，全县人民共同努力，教育事业得到很大发展，基本实现小学“一无二有”的要求。全县共集资2537.34万元。全县有232所学校进行新建、扩建、改造校舍，总面积为96425平方米，一座座标准的教学楼在漳浦大地上拔地而起，真正实现“村村最漂亮的房子是学校”的愿望。验收组宣布，漳浦已实现小学“一无二有”。漳浦教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实现小学“一无二有”的任务后，省教委、省计委、省财政厅又及时发出文件《关于下发1990～1995年福建省中小学危房改造，‘十配套’建设规划的通知》，进一步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推进中小学学校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并拟召开“全省筹措教育经费，改善办学条件经验交流会”。1990年4月初，为迎接省会议召开，促进我县马不停蹄地向“十配套”高度奋进，市教育局和我县政府确定霞美镇的刘坂、旧镇镇的白沙、狮头3所小学作为“十配套”的试点。市教育局几位领导同志都和我们住了下来，奋战十几天。为完成“十配套”要求，那种热气腾腾的战斗场面实是难忘。4月12日，省会议的100多位代表莅临我县的刘坂、白沙、狮头3所小学参观，代表们都为这3所小学的优美校园和完善设备而备加称赞。
  霞美镇的刘坂、旧镇镇的白沙、狮头的人民为全市树立了“十配套”的榜样，为漳浦的教育作出了贡献。漳浦县委、县政府向全县发出号召，要求每一个乡镇都要有1所刘坂式的“十配套”小学，决心于1995年实现小学“十配套”的校舍建设。
  附：
  1、漳浦县各学区实现小学“一无二有”情况表（详见文后）
  2、小学校舍建设“十配套”内容：
  （1）有采光较好的教室；（2）学生人人有课桌椅；（3）有宿舍、食堂等生活用房；（4）有图书阅览室；（5）有常规教具和演示器材，相应柜橱设备和基本教学设备；（6）有60米跑道、体育设备和音乐设备；（7）有卫生医疗设备；（8）有勤工俭学基地；（9）有爱国主义教育的环境布置；（10）有一个绿化、美化、洁净清新的校园。
  附：漳浦县各学区实现小学“一无二有”情况表
  华侨办学功垂史册
  ——福建省漳浦华侨中学校史简介
  蓝哲亮 杨宝生
  漳浦华侨中学座落在葱郁如黛、风光旖旎的湖西乡楼下山南麓，校园四季如春、环境清幽，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学校占地面积104亩，基建面积8650平方米。1997年秋季，拥有26个教学班，学生数达1478人，教师90人，办学规模居全县初级中学之前茅。
  漳浦华侨中学创办于1957年9月。她的诞生，是党的英明正确的侨务政策的产物；是海外侨亲爱国匡民、蒙庥桑梓的崇高精神的体现；是湖西人民大力支持教育的结果。她的诞生，是一座县乡领导重视教育、海内外乡亲热情办学的丰碑。1955年，湖西乡旅居印尼的爱国侨胞蓝亚南先生（当时任漳浦公会主席）回国观光探亲，目睹家乡面貌的可喜变化，尤其是党的侨务政策使其深受启迪。在与家乡热心教育的蓝德光、蓝全钦等先生多次交谈中，了解到家乡青少年深造的不便和困难，共同萌发了在家乡创办中学的愿望。蓝亚南先生在返抵侨居地之后，即与蓝彰传（当时任漳浦公会文书）、蓝待辅、黄道、陈允金等先生商量，决定带头捐资并发动侨胞在家乡建一所中学。
  1956年10月，蓝彰传先生回国前往北京观光后，回乡正式向漳浦县人民政府负同志转达爱国侨胞捐资建校的决心和要求，得到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并成立建校领导机构，初定校址在楼下山东侧。蓝彰传先生返抵侨居地后，海外也相应成立筹建组织，开展筹募工作。筹募初期得到蓝长义、蓝进水、黄水藻、蓝荣金、蓝利贞、蓝水乞、蓝通源、蓝缵绪、黄有财、杨朝茂、蓝茂盛、蓝玉枝、黄渊源、蓝施仁、杨来水、杨大目，黄清松、蓝精诚、黄春枝、蔡大舌、杨明玉、杨水万等先生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他们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作资助家乡兴办中学的具体行动，人人慷慨解囊，集腋成裘，玉成斯举。
  1957年春，蓝亚南先生再次回国时，确定校址在顶圩村外，并开始动工兴建校舍。建校期间，学校还得到归侨、侨眷蓝德光、吴吉籍、蓝来福、蓝全钦、蓝安荣、蓝振金等先生的鼎力支持和协助。当年9月27日，经福建省教育厅批准，定校名为“福建省漳浦华侨中学”。上级派林达义任学校负责人。不久，成立了学校董事会，推选蓝东田为董事会主任，蓝全钦为秘书。
  建校初期，兴建教室3间，购置民房3间，配备教师（含负责人）2人，职员1人，工友2人，教学经费由华侨供给，由董事会监督使用。第一届招收新生1班60人，生源来自湖西、赤岭、官浔、赤湖、六鳌、佛昙、和坑等地。学校成立一个团支部。首届毕业45人，升学率达到100％（考上各类中专22人，考上一中、二中23人），首创辉煌，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
  1959年，旅外侨胞虽受“排华”影响，侨汇中断，但仍千方百计集资扩建校舍（教室3间，宿舍5间），并先后赠送许多教学用品。在困难时期，政府拨款解决学校经费困难，学校转为侨办公助，师生积极开展勤工俭学活动，聊补学校经费，以度难关。
  1960年5月，陈贯珩（县侨联秘书）兼任名誉校长。1960年9月，上级派陈玉尊任副校长。1961年，推选陈女英为第二届校董会主任。1962年9月，上级派杨启成任校长。
  1962年，为了解决长期的办学经费，侨胞蓝庆福、蓝待辅、蓝彰传、蓝长义、蓝荣金、蓝利贞、蓝缵绪、黄有财、蓝亚南、蓝水乞、黄水藻、蓝蜂寿、蓝来有、杨大目、蓝进水、蓝德茂、吴铁印、蓝金凤、陈连璧、蓝精诚、蓝茂盛、蓝达国、蓝水泉、蓝通源、蓝良发、蓝厚仙等先生集资购买了大型货车一辆，赠给学校，以汽车运输的收入作为学校的部分经费。
  1966年，学校规模已发展到拥有3个教学班，127个学生，13个教职工，还有教室6间，宿舍10间，图书室、阅览室、实验室3，厨房、膳厅、工具室等3间以及篮球场1个。
  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几易校名和并迁。1966年下半年，并入漳浦二中，校董会同时被撤消，财产档案大量丢失。1967年2月，师生“回校闹革命”，学校复办。1969年，改校名为“湖西五七中学”，学校收为公立，上级派林海端任党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黄福年、胡秀山任革委会委员。1970年11月，上级任命林海端为湖西公社党委副书记，兼任学校领导工作。
  1971年，增设高中部，招收新生35人，学校跨入完中行列。为了适应办学规模发展的需要，由学校领导提议，经公社党委研究并呈报县委批准，决定把校址迁至楼下山（现校址），并拟定由各大队发动群众，自筹资金，自投劳力，包干建校，全校师生积极参加搬迁和建校劳动。
  1971年3月，改校名为“湖西中学”，上级派陆琳涛主持学校工作。9月，上级任命张益智为党支部书记。
  1972年，完成学校搬迁任务，新校舍建成投入使用。
  1975年9月，上级任命陆琳涛为校长兼党支部书记。
  1975年，学校贯彻“五七”精神，在湖西后洞创办校办农场，耕地30亩，师生轮流参加劳动，农场收入作为学校经费和师生福利费。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校园回春，侨中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学校拨乱反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建立和健全各种规章制度，狠抓“三风”建设，学校工作步入正轨。
  1978年9月，上级任命蓝敦茂为副校长。
  1980年9月，上级派杨启成任校长。
  1981年，上级派徐辉典任副校长。
  同年，学校布局进行全面规划，由于县、社、队大力支持，重新划定校界，校园面积扩大到104亩（其中果园占40亩），新建教室4间，学生宿舍5间。师生齐动手，开辟一个具有400米环形跑道的运动场。
  据统计，从1971年至1981年10年间，600多个普高毕业生从这里启程，奔赴各个不同岗位，施展聪明才干。
  1981年秋，学校普通高中改为职业高中，首届招收二个班104人。
  1983年8月，杨启成离休。9月，上级任命蓝敦茂为校长，蓝哲亮为副校长。
  1984年6月8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恢复“福建省漳浦华侨中学”的校名。10月，校董会正式恢复并推选蓝定觉为董事会主任，黄长兴为副主任，蓝全钦为秘书。新一届校董会积极开展工作，多次与海外侨亲联系，倡建图书馆，得到海外侨亲的热烈响应。同年4～6月，爱国侨亲黄有财、蓝天龙、蓝国梁、蓝精华、蓝龙华、蓝通源、蓝彰传、黄龙祥、吴招有、黄曲发、吴福良、蓝瑞和、蓝厚仙等先生集资港币13.5万元，并委托董事会为学校筹建图书馆。1984年8月，蓝彰传先生专程回国关心图书馆筹建工作。1985年10月，图书馆落成，爱国侨胞还为它添置一批设备和图书。
  1985年，侨中改完全中学为普通初级中学。上级任命蓝哲亮为校长，黄宽水为副校长，蓝敦茂为党支部书记（1989年，蓝哲亮兼任党支部书记）。12月，乡政府与学校联合公布《关于维护漳浦华侨中学正常教学秩序若干规定的通告》。
  1986年8月，旅外爱国侨胞蓝彰传先生在侨居地倡设“漳浦华侨中学奖教奖学基金”，得到蓝精华、蓝龙华、蓝天龙、蓝通源、蓝发国、黄有财、黄曲发、蓝瑞和、蓝来成、蓝春发等先生的响应与支持，共集资港币12.5万元。当年9月，学校成立评委会，蓝哲亮任评委会主任，蓝定觉为副主任，并制定评奖条例和实施办法。10年中，共有教师281人次和学生576人次获奖，对调动师生教与学积极性，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发挥促进作用。9月，县委、县府在华侨中学召开“振兴湖西教育事业动员大会”，这次会议是振兴畲乡、侨乡教育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1987年9月27日，举行建校三十周年庆祝盛典，市、县、乡领导，有关部门，兄弟校代表，历任校长，各村、乡直单位和校友代表与在校师生共一千多人参加庆祝活动。
  1988年，乡政府发动海内外乡亲集资22万元（其中海外侨胞蓝精华、蓝龙华、蓝天龙、蓝通源、黄有财、蓝彰传、黄春发、黄曲发、陈恩佑、蓝介民夫人、吴福良、蓝来成、黄良寿、蓝厚仙等集资港币13.5万元），兴建1500平方米的教学楼一幢，缓解校舍紧张，改善育人环境。
  1988年，学校代表漳浦县农村中学接受国家教委、体委的体育达标验收，达标率达100％。87、90年，获省教委、省体委授予施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表彰单位。
  1989年，学校中考综合率居全市同类学校第二名，获市“办好初中先进校”荣誉称号。学校董事会获省府“乐育英才”银质奖。
  1990年，蓝哲亮调任湖西乡乡长，黄宽水退休。8月间，上级派杨亚国接任校长，蓝培在任党支部副书记、副校长。
  80年代，不少爱国侨胞还向学校赠送一批批教学用品，如1981年蓝天龙先生赠送彩电1台，蓝通源先生赠送收录机1台，1984年蓝彰传先生赠送风琴1架。1986年，蓝精华、蓝龙华、蓝彰传、蓝天龙、蓝通源、蓝发国、黄有财、黄曲发、蓝瑞和、蓝来成、黄春发等先生赠送钢琴1架及其他体育、音乐器材，为侨中改善办学条件做出了贡献。
  1991年，学校语文组代表漳浦县参加福建省第二届农村语文研讨会，经验论文在会上交流汇编，并刊载省刊物《教学研究》。
  同年，学生蓝宏祥参加福建省物理“奥林匹克竞赛”获省二等奖。
  5月，学校劳技教育工作在省德育工作会议上作专题经验交流。
  1992年，获市“办好初中先进校”荣誉称号。
  1993年，乡政府投资2.5万元兴建校门。
  1984～1993年，市、县、乡共投资近5万元，筑围墙达1100米。
  1994年，杨亚国调离，上级派蓝培在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陈仲团、赵文斌任副校长。
  1995年，学生吴荣章参加“华罗庚杯”数学竞赛，获市二等奖。
  1995～1996年，乡政府多渠道集资40万元，兴建600平方米的办公楼1幢。
  1997年元月，上级派陈少志任支教副校长。
  1997年2月，乡政府发动群众集资180万元兴建教学楼和宿舍楼各1幢，建筑面积3900平方米，改善了办学条件，学校初具规模。
  1997年3月，校武术队参加县武术比赛荣获团体总分第三名，有3名选手选送市级参赛。
  1997年4月，蓝培在调离，上级派杨宝生任副校长，主持学校全面工作。
  4～7月，学校通过多种形式，在师生中广泛深入地开展“迎香港回归”的系列活动，以此为动力，推动学校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
  97届考上一中高中、师范及各类中专初选线达32名，比96年翻一番，为学校再次赢得了荣誉。
  9月27日，漳浦华侨中学迎来建校四十周年的华诞，海外侨胞、港台同胞，上级部门及各乡镇场、有关单位的代表，历届校友和本校师生共2500多人参加了盛大的庆典活动。蓝天龙、蓝丰玉、蓝荣华、蓝龙华、蔡福庆、蓝伟民、黄有财、吴福良、蓝通源、黄良寿、蓝彰传、蓝国梁、蓝旭政、蓝旭群、蓝宝华、陈壬水、吴永福、蓝发国、蓝发明、蓝原娘、蓝曲发夫人、蓝来成夫人、蓝玉枝等23位印尼侨胞和杨小龙等25位香港同胞以及王志强等10位台湾同胞捐资12.2万元表示祝贺。
  春风化雨四十载，桃李芳菲遍四方。四十年来，漳浦华侨中学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了近五千名初高中毕业生，他们在不同岗位上鲲化鹏搏，事业有成，为母校争得了荣誉。
  迎着二十一世纪的曙光，踩着改革开放的鼓点，乘着“两基”达标的东风，朝着“三个一流”的目标，漳浦华侨中学师生将以新的雄姿，团结拼搏，开创更加美好灿烂的明天。
  畲乡小学教育发展的缩影
  我的第一母校——顶坛民族小学
  黄美成
  七岁那年，我跨入小学门槛，就读于顶坛民族小学的前身私立顶圩维新小学。该小学是当地开明士绅蓝亚斗先生于1921年8月创立的，校址在新城自然村南边。解放后，共产党接管学校。1951年8月，学校搬迁到现在的顶圩自然村，改名为顶圩小学。当时，这里有一座大教堂，建于1919年。星期天，经声朗朗，教徒来自湖西及附近乡村。为了学校搬迁，在教堂两边扩建四间“护厝”做教室，这是学校第一次建设。我们就在里面读书，前面有一块约200平方米的操场，全校学生在此做操和体育活动。北厢的院里有颗桑树，屋后有一株大的皂荚树。夏天，蝉声绵绵。学校的东北边是一条大溪，溪水流过湖西，经赤湖流入大海。溪水潺潺，长年不息。夏天，同学们在溪里洗澡戏水、游泳、抓鱼……，大溪给了我许多知识，我懂得一点游水，也是在那里练出来的。蝉声、钟声、流水声、圣经声、读书声构成一幅自然的优美图画，这母校特有的天然景观，是在世上难以找到的。
  学校改为公立后的第一位校长是蓝德模，他一直担任到1954年8月。他既是校长，又是教师。老师还有蓝玉璋、蓝斯文。高兴的是他们都还健在，都是七十多岁人，而且身体非常健康。他们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过着较清贫的生活，敬业乐群，别无他求，别无他想，这些可能是他们长寿的秘诀吧！
  三位老师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朝夕相处，他们和霭可亲，爱生如子，对同学的缺点总是耐心开导，从不训斥。上课循循善诱，讲课慢条斯理，一派儒雅风度。为人善良，可亲可敬。以至于我一生从内心上把他们奉若神明、孔子形象、为人标准。受到他们影响，我总感到，教师的职业最神圣，受人尊敬，当我走上教师岗位时感到多么自豪。
  当时小学老师的教学任务是繁重的。顶圩小学是初级小学，学生不多，四个班，采取复式教学（一个教师在一间教室里对几种不同程度的学生授课）。课程有国语、算术、常识、音乐、图画、体育，一个老师要教几门功课。
  当时，“含笔蘸砚”的老师待遇较低，生活是清贫的。据统计，解放初，全县小学教师170多人。政府采取大米工薪制，每月大米100市斤。第二年，政府根据上级指示，按学历、工龄、工作、思想评定小学教师工资。最高大米200市斤，最低165市斤。那时，每年寒暑假还要到县城参加学习，自带被子、日常用品，按中心任务进行思想改造和业务学习。
  解放初期，由于经济条件较差，读书人不多。我的家庭条件也不好，但父母亲重视子女教育，认定家里再穷也要让孩子读书。全班12人，无一女生，初小毕业考入湖西中心小学才5人，蓝宝元、蓝宝龙、蓝旺枞、蓝天赐和我。同学们学习是认真的，记得从不迟到。作业不多，一般在学校完成。
  校园里生活也是有趣的。本校同学还来自山后、丰卿村的孩子，同学们和睦友好相处，从不打骂，至今还保持着深厚同学之情，常来常往。那时学校也开展体育活动。课外活动自由自在，跳绳、打球。夏天，在溪里戏水，中午到校后，坐在大皂荚树下乘凉、聊天。皂荚里的皮肉有洁物去污作用，学生们可随意在树下检几个，剥开去核后拿回家洗衣服。
  我于1953年7月初小毕业后便离开了母校。1972年调回湖西侨中任教，以及后来在县教育局工作，分管小学教育工作，才有更多机会回到母校身边，并关注母校的发展。
  1957年，这初级小学由于学生增加，升格为完全小学。学校进行第二次建设，把教堂两边的“护厝”再延伸扩建六间教室，基本解决了教师办公和住宿之用。学校进行第三次扩建是1973年，学生增加了，教师增加了，教学、办公、活动场地等严重不足，村党支部书记黄绍宗重视教育，决定把学校西边水田3.5亩填土作为操场，学校北边2.5亩园地也征用为校园，这是一次重大办学举措，是学校历史上的辉煌之举，先后共投入8万元，建设300平方米用房。这时学校已发展到12个班级，学生400多人，并附设一个初中班，学生50人，全校教师共20人。
  第四次较大规模建设是1989年6月，动工兴建一幢三层教学楼400多平方米，学校结束了没有楼房的历史。那时村支部书记蓝惠安，是一位有远见的领导者，为教育舍得投资。我们为母校高兴，我和当时任乡长的蓝宝元为新建大楼剪了彩。全村父老乡亲兴高采烈，在大会上，我心情激动地讲了话，表扬了蓝惠安，也赞扬了前任村支书黄绍宗为新楼建设打下良好基础，他们为顶坛小学做出了很大贡献。
  母校第五次较大规模建设是在1995年6月，为迎接省市教育“两基”验收，蓝惠安同志在乡党委政府重视支持下，带领动员全村群众，再次掀起办学热情，慷慨解囊，捐资助学，共集资50万元，大刀阔斧改造校舍。除南边教室外，把校内所有旧建筑物全部拆除，在教学楼东边再建一幢三层十二开间教室980平方米教学办公大楼，翌年二月竣工。还搞了配套建设，建好学校围墙，平整了操场。
  母校已跟上时代步伐。学校的楼房是崭新的，是全村中最大幢的，最漂亮的，是全乡规模最大的一所民族小学。学校的校园是美丽的，师生们对她进行美化绿化。校门围墙完整，升旗台标准，体育设施完备，我们为母校而自豪。由衷感谢父老乡亲，在他们经济状况还不是很好时候，为了子孙后代的培养，多年慷慨解囊，几易校舍，毫无怨言；由衷感谢具有远见卓识的村领导黄绍宗、蓝惠安等带领全村父老乡亲为校舍建设挖空心思，不遗余力，不怕得失，建设这样好的学校；由衷感谢办学效益显著的校长黄厚基、蓝其维、蓝子玉等和学校教师们，他们一心一意扑在教育事业上，含辛茹苦、诚实劳动，为培育人才做出贡献。
  母校已走过了七十七个春秋，可以说是桃李芬芳，为少数民族培养大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顶坛民族小学毕业生有3000多人，他们当中具有中师、中专学历100多人，大学毕业40多人，都在各自不同岗位上贡献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其中担任大、中、小学教师的80多人，单我的老家顶坛自然村就有32人。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前进。母校经历了“女大十八变”的年代，容姿焕发。漂亮的楼房，明亮的教室，美丽的校园……，想起我们刚进入小学的情景，现在的这代人太幸福了！然而，比起那城里的小学，这里没有标准图书馆，电化教学室，我们的教学质量还跟不上他们，这里没有……我心里总感到，我们乡村的领导，我们的父老乡亲，任务艰巨；我们学校的校长、老师责任重大；我也感到，那些母校教育出来、时刻关注母校发展的校友们，还应该为母校做些什么？！
  衷心祝愿母校在蓝子玉校长带领下，跟上时代步伐，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
  百年老校 焕发青春
  ——记漳浦县实验小学
  柯清元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维新”因慈禧皇太后发动政变而失败。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皇太后挟光绪帝逃到西安后，听从了随从大臣的献议，在西安行在颁布“变法上谕”，宣称“维新”，回到北京后开始施行新政，其中一项是废科举，兴学校，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开始实行。漳浦县即将原儒学改为中西学堂。以后演变为两等小学，后分为第一、第二小学，改为培文、培英小学，再并为第一中心小学、绥安中心小学。解放后，私立逢源小学并入绥安中心小学。
  现据漳浦教育界老前辈黄荣昌等先生遗下的回忆文字，并参阅如今年逾八旬、曾任绥安中心小学教导主任、代校长柯庆德先生撰写的回忆文章，对实验小学的历史沿革综合整理如下，望知情者加以补充匡正。
  承前启后话沿革
  公元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将很久以前就有的一所县办儒学梁峰书院改为中西学堂。知县柏麟书聘请贡生陈克仁等为董事，蔡新的六世孙蔡天章为堂长，杜浔名士邱道邹、林心照（经漳州简易师范培训）为教师。学制分为高、初两等，招收已有一些文化根底的童生为高级生，程度较低的为低级生。课程设置四书、五经、修身、国文、史地、算术等科目。
  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后，中西学堂改为县立两等小学，校长蓝翊虞（福州师范毕业）。废四书、五经，保留国文、历史、地理等课程，高等班增设英文、理科、手工等。
  1913年（民国二年），改校名为县立两等国民学校，学制初、高等各4年。
  1916年（民国五年），两等国民学校改名为县立第一小学，简称“县一”。另设第二小学，简称“县二”，校址先设于“三房巷”，后迁至麦仔市街，以原清代“武营”为校舍，（今县实验幼儿园园址），学制改为初小四年，高小二年。
  1926年（民国十五年），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入闽后，将校址设在文庙的“县一”改名为培文小学，改“县二”为培英小学。是年，增设培德女子小学，校址在东埔“司马第祠堂”。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福建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在漳浦，专员朱熙兼漳浦县长，着手整顿学校，在各区（当时全县设五个区）设一所中心小学作为示范校。是年，首先在第一区试行，将培文、培英二校合并为“漳浦县立第一中心小学，以蔡竣德为校长，培德改为幼稚园，黄玉真为园长。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按福建省政府规定，学校要以所在地名为校名，第一中心小学改名为“武营中心小学”。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福建省《县各级组织纲要》规定，取消“联保办事处”，将几个联保合并成一个乡（镇），全县分为30乡（镇），后并为15个乡（镇），每乡（镇）设一所中心国民学校（完全小学），武营中心小学改为绥安镇中心国民学校，校长蔡竣德他调，由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张顺福接任校长。其后，校长依次为郑文炳、余炳文、王元佑、蒋天民、曹国强、黄希元等，任期都较短。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绥安镇中心国民学校由县教育科督学陈子中（马坪人）兼任校长，调金塘乡（今深土镇）中心国民学校校长柯庆德任绥安中心国民学校教导主任兼代校长。四十年代后期，蔡竣德继续担任校长，直至解放。
  1949年9月下旬，漳浦解放，所有中心国民学校一律改称中心小学。绥安中心小学继续由蔡竣德担任校长，后县人民政府委派郭泽漳为校长，校址仍在武营，全校教师15人，其中女教师5人，是教师总数的三分之一。1950年起，县基督教会进行“三自”（自传、自养、自教）革新，与外国教会脱钩。1951年7月，县人民政府呈文报请专署准予接管解放前由英国教会创办的逢源小学。1952年7月，上级批复照准所请，14日，县人民政府以（52）县府教字第114号文件命令正式接管私立逢源小学一切财产校教具，一座土木结构的三层教学、办公两用楼房，约1200平方米，自此，绥安中心小学由武营搬进原逢源小学旧址，校长陈焕彬。1957年，上级要求各县要办一所教学实验性质的小学，9月，绥安中心小学正式批准改为“漳浦县实验小学”，升格为县直属单位。
  “文化大革命”后期，实验小学被改为“城关绥北小学”由县管校变成由生产大队管理。起初办学无章程，教学无规律，教室、操场成为绥北个别社员的牛栏，社员自由进出校园，校教具散失不计其数，图书、仪器几乎荡然无存，学校遭受空前劫难。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经过整顿，教学秩序有好转。
  1978年9月，漳浦县革命委员会下文通知，“绥北小学收归县教育局直辖，并恢复原校名漳浦县实验小学，一直沿用至今。人民政府接管后的校长（正职）依次是郭泽漳、陈焕彬、陈暨南、潘金海、陈合和、柯木林、何辉健、潘金海（再任）、吴两水、方子楣、邱子敏（女）。
  继往开来展鸿图
  实验小学建校近百年来的风风雨雨，有着光辉灿烂的一面，又有曲折困难的一面。历来在该校曾经任教的大多数教师怀着一股“爱国之心，报国之志”，挑起培育祖国幼苗的担子，默默地奉献出自己的青春，无怨无悔地走完一生艰辛曲折的战斗历程。早在三十年代，抗日烽火然遍祖国大地的时候，时在武营中心小学任教的青年教师蔡启昌、林清秀（女）、曾敏英（女）、张淡月（女）、蔡维汉等，除了搞好本职工作外，还热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师生中、校内外教唱抗日歌曲，演出民众喜闻乐见的话剧，如《抓汉奸》、《松花江上》、《塞上风云》等，唤醒数以万计的青少年及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在校内组织“歌咏队”、“晨呼队”、“大刀队”、“舞蹈队”，以抗日前线最新的消息编写剧目，不定期地深入附近村庄演出，造成浓浓的抗日氛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批批年富力强的优秀教师，踏进实小校园，为学校注入新的血液，他们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紧跟时代步伐，把提高学生政治思想品德、知识素质和技能技术训练作为己任。早在五、六十年代，学校少先队总辅导员郭瑞云、叶美云（女）一心搏在教学上，精心设计少先队活动项目，掌握儿少活动的心理特征，寓教于乐，开展丰富多彩的少先队活动，使之开阔眼界，丰富知识，陶冶情操，提高实际工作能力。他们的劳动成果得到群众的肯定，组织的认可，前后多次评为县、市、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的光荣称号，出席省少先队“先代会”，受到省一级政府的表彰。
  善于抓好班级工作而著称的王碧珠，平时严以律已，对教学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及时总结推广交流教学经验，深受历届毕业学子的敬重，同行的赞誉；1957年评为省级先进工作者，出席福建省教育系统“先代会”，受到表彰。
  70年代，柯木林任校长期间，紧跟时代步伐，开展班级电化教学，各班配置教具一★灯机、幻灯片，以课文为导线，逐课通过幻灯讲解。教师黄惠珍、王碧珠等专心钻研教材，通过直观教学，效果良好。当时地区教育局组织各兄弟县莅校参观交流，对此深为好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县委和县教育行政部门的直接领导下，学校领导班子带领师生以邓小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三个面向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争创一流学校，制订三年打基础，五年出成效，跨世纪，上台阶，学校出现了新的转机，教学改革有了新套路。在吴两水任校长的1984年5月，教师陈国艳（女）代表福建省（全省只选派一位代表）出席全国在东北哈尔滨市召开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研讨会”，会期25天。回县后，领导重视，传达贯彻，组织学习培训，各学区骨干教师来县学习后分赴各校实验，效果颇好。在漳州市于龙海召开的一年级教学经验交流会上，陈国艳代表漳浦县实验小学介绍低年级语文教学经验体会，又于1987年在省教委召开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教学经验交流会上作介绍，深得与会者的认可与赞赏。
  90年代，邱子敏以实验小学建校近百年来首任女校长的崭新姿态主持校政。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带领一班人，牢牢抓住“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旋律，围绕促进学生“全面、主动、和谐发展”和提高学校教育功能的目标，以“务实、拼搏、奋进”的精神，学校工作取得较好的成绩，青年教师林天一，参加教学竞赛，获得省级表彰，在全国第二届美术、书法大赛中荣获国家级银奖园丁证书；教师蔡机智平时专心钻研教学，指导学生写作方面有新的突破，荣获全国第二届春芽杯活动组织指导优胜奖；1995年6月，教师张婧在全国春芽杯活动中，荣获全国书法作品指导优胜奖；青年教师何瑞卿、林凤红在中国首届青年诺贝尔写作大赛中荣获优秀指导教师的光荣称号；教师黄向荣字画功底厚，立意有创新，受聘为中外书画名人研究院的名誉教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中，县实验小学受县、市二级政府表彰的团体（个人）达千人（次）以上，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就有邱子敏等11人次；受省级表彰的有27次，其中个人得奖有陈梅英等21人次；受国家级（或相当级别）表彰的22次，其中个人胡秋蓉等32人次得奖。
  建校近百年来的漳浦县实验小学，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培养数以万计的有用人才，他们从母校毕业后或继续深造，或刻苦自学，或拜师学艺，陆续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有的出任各级行政领导；有的参军保卫祖国：有的成为工程师、农艺师、经济师、人民教师、律师，其足迹遍布祖国的每一角落，真是“百年树人，桃李芬芳”。
  如今（1997—1998学年度），实验小学拥有35个教学班，学生有2397人，施教区的学龄儿童2151人，入学数2151人，入学率100％，其中女学龄儿童909人。全校教职工104人，其中专任教师94人，中共党员27人，共青团员28人。教师中女性78人，占教师总数的75％，是全县各级中小学校教职工中女性比例之最。教师学历达标又是全县之最，专任教师中大专毕业6人，中专（普师）87人，高中毕业1人。教师资历水平又是全县之最。学校现有用地面积9707平方米，新建教室两幢四至五层办公、教学两用的楼房，建筑面积8633平方米。教学设备比较齐全，有教育工会活动室、师生员工卫生医疗保健室、电化教学室、体育研究室、音乐室、年段教师教研室、存书万册的图书室、师生荣誉馆、少先队部、团支部、党支部等，为实施第二课堂提供了良好条件。
  全校教职工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正以满腔的政治热情，用自己的爱心、智慧、汗水培育一代新人，在平凡的岗位上，发扬求真务实，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为祖国教育事业的兴旺献出自己的青春。
  漳浦基督教会办学梗概
  柯清元
  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签订《中英南京条约》，英国政府迫使清王朝承认诸多不平等条款，其中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史称“五口通商”。漳浦与厦门隔海相望，自此，一批批洋人、传教士相继进入内地，在金浦大地建教堂、设医馆、办学堂。不上半个世纪，基督教会办学几乎遍布全县集镇或人口比较集中的村庄。起初办学是以教堂为阵地，以“主日学”形式出现（由于教徒常带孩子去做礼拜，教会为防孩子吵闹，将他们集中起来，派一个教师带领，另辟一间教室，叫主日学），一半参照当时政府的法规、意图，一半按教会意旨行事。教会办学就其时间来说，“校龄”大都不长，唯有县城的“逢源小学”逾越半个世纪。现就全县基督教会办学的主要部分综述如下，望老前辈及知情者补充厘正之。
  漳浦私立逢源小学建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9月，校址设在县城北隅新路尾（今实验小学校园内），由以英国基督教会为背景的“中华基督教浦邑堂会”创办。起初，校名称为“蒙学堂”，属于启蒙性质（方言为“新破笔仔），嗣后改为“书业院”，学堂第一任董事长为华人牧师吴封浚（又名吴坝，晋江人），副职是英人密牧师；第二任董事长为华人牧师杨约西（佛昙人），副职是英人越牧师；第三任董事长为华人牧师吴茂寿（鼓浪屿人），副职是英人莫亨利。直到1904年改校名为“逢源小学”后才设校长，现将历任校长姓名、籍贯、任职时间依次列表如下：
  逢源小学初办时，教室是在今实验小学教学大楼前面偏西的那一排平屋（已拆建），东与孤儿院相接近（在实小最早校门左右），西靠近源梁医院（今实小新校门前的旷地）。起初，学制七年，校训是“仁、义、礼、智、信”。课程设置国文、英文、算术、历史、地理、手工、唱歌、图画、体操等。使用的教科书多是灌输一些崇洋媚外的资料，有的还摘取儒家学说中一些封建、陈旧的言论，以印证基督教义，使中国人容易接受，当时洋牧师所说的“孔子加耶稣，没有不可克服的障碍”，是洋人在华办学心理的真实写照。
  辛亥革命后，逢源小学按照民国政府学制，采用教育部颁布的课程标准编写的课本，与其他小学不同的是高小每周加两节英文课。
  民国十四年至十六年（1925～1927年）校长王达赐任内，建一幢土木结构的教学、办公两用三层大楼，1925年开工，1927年落成，约1200平方米（已拆迁），成为当时全县一流校舍。
  黄德庇初任校长（学监）时，曾聘请鼓浪屿英华书院毕业生黄铁印（本县前亭人）任英文教员。以后又聘请林笃信、英国传教士嘉牧师、南医生任课，教学上颇为出色。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由于教会办学经费紧张，养正女校并入逢源小学。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经费更为困难，1944年，逢源小学申请将初小部分改为绥北国民学校，使用原养正女校校舍，获准后，按公立学校待遇，绥北国民学校由政府拨给经费和员工食米，（当时货币贬值，公教人员主要靠政府每月发食米90市斤生活）。后逢源小学高小部分也经费无着，全部由县政府发经费和员工食米，绥北国民学校并回逢源小学。
  洋教士在中国办学，有其文化渗透的目的，然而，也为中国培养许多有用人才，逢源小学也不例外。该校自1891～1952年办学61个春秋，许多毕业生升上高一级学校深造，成为有专业知识的人才。在逢源小学启蒙，以后深造成才的较著名者有：
  林笃信，赤土万安村人，美国哈佛大学市政建设学硕士，历任上海大厦大学教授，江汉海关监督等职。
  黄则吾，长桥乡人，协和大学毕业，历任集美幼师教务主任，校长、漳浦中学校长。出洋后，历任南非、新加坡等国华侨中学校长。
  郑德超，长桥乡人，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学成回国，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为国培育英才，数十年如一日，颇有建树。
  林遵行，万安村人，协和大学毕业，鼓浪屿医院院长。
  林列，万安村人，燕京大学毕业，曾任龙岩县长等职。
  陈达元，赤湖人，金陵大学毕业，曾任漳浦园艺职业学校校长，民国“监委”。
  黄卫世，长桥人，协和大学毕业，曾任厦门幼师校长，省人大代表。
  黄则初，长桥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曾任北伐军军官。
  郭仲琦，石榴人，新中国的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陈中民，绥安人，美国密西根大学人类学博士，任该校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以上仅就笔者所知者而言，其他不能一一记录，请原谅。
  漳浦养正女子学校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由英国教士创办，属于小学体制，附设蒙学堂（即幼儿园）；又附设妇学，招收教会文盲女会友，教汉字及“闽南白话”（用拉丁字母拼写方言）。办学初期由英国姑娘（不出嫁的女教士）安玉瑜、力希宁主持校务，后英国基督教会又派姑娘霞以利，斐美珠来校协办，并培养本校毕业生余秀德（已故百岁老人“达聪先生娘”）为教师。民国时期按中国小学学制，采用教育部审定的课本，高小班加设英语一课，课本采用教育部审定的“英语初阶”。除正常教学外，每周日师生要参加宗教活动，学生百余人，几乎都是教友子女。
  民国九年（1920年），英国基督教长老会集资及校友赞助，在新路尾（浦邑堂会礼拜堂右后侧）建一幢二层土木结构的楼房，面积565平方米，俗称“红楼”，曾是1932年入漳的红军第三军指挥部，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32年因经费困难，养正女校并入逢源小学，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的1944年，逢源小学经费更困难，把初小部分改为绥北保国民学校，以养正女校校舍为绥北国民学校校舍，实际为逢源小学的初小部分，改名国民学校是按照当时公办校名，由县政府发给经费和员工食米。1947年绥北国民学校停办，并回逢源小学，县政府全部按公办学校发给经费和员工食米。
  长桥教会小学长桥基督教会所办。据《基督教闽南长老会八十年简史》载：“长桥堂会乃属坑尾堂会，其设立学校、育才不亚于逢源小学”。首任牧师陈永乐，自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起任职十余年，其间增建学校。牧师陈永乐在任内病故，1911年（清宣统三年），再聘杨允信为长桥堂会牧师，继续办学，虽然该校只办初小，且地处农村，但办学历史悠久，许多学生升学逢源或养正小学，出了不少人才，除在逢源小学毕业生中介绍者外，还有林玉印（女，又名林洁英）学业有成，历任漳浦、云霄、金门、厦门等地教会女子小学校长，终任泉州神学院院长，享年96岁。又如黄卫民、黄既齐、黄秀锦等均在长桥启蒙，再在“逢源”或“养正”毕业，后再深造，出社会后活跃于教育、医务、科研、工程、企业各界。
  马坪育源小学公元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由马坪基督教会牧师李神道倡办，校务由堂会长执主持，利用礼拜堂作教室，男女分班上课，每班少至十余人，多至二十余人不等，经费来源由教会津贴或会友捐款（请参阅本辑《育源小学》一文）。
  杜浔正本小学校址在杜浔文卿村文场后自然村，清光绪中期创办。办学初期以“主日学”形式教些单字新词。后发展成除星期日外的整日学习，办一个综合班，利用礼拜堂后座作教室，经费由会友筹集，聘请原云霄俊源小学教师王正道、本县医生郭益昌担任教学。课程设国文、算术、书方（练习毛笔字）、唱歌、图画等。据福建师大教授郑德超博士于1987年回忆：当时的学生有郑文超、郑德超、卢正吉（范阳人），附近乡村来就读的有黄金元、林贵权、黄瑞仔、林有仔、林天赐、陈春简等，1932年停办。
  此外，基督教会创立较早的佛昙、旧镇、南浦（小龙溪）都曾办过小学。
  漳浦最早的教会学校——马坪育源小学
  陈芳浦
  英美传教士于清末将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同时，即开始兴办学校，传入漳浦的基督教也是这样。位于漳浦县东北隅的马坪，地近白水营，交易往来频繁，而白水营与“五口通商”之一的厦门有水路交通的利便，基督教在厦门传播之后即传入白水营，并迅速传入马坪，成为漳浦县境最早传入基督教的地方，教会办的蒙养学堂（幼儿园）和蒙养院（小学）也是全县最早。
  基督教传入马坪始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马坪庙兜人陈太乙在白水营听传信教后，引英国传教士宾为霖到马坪传教。咸丰十年（1860年）基督教会在马坪后康新圩典店屋一间为讲道堂。1873年由后康新圩迁移仙都之西洋圩正式建礼拜堂。1888年选聘李神道为牧师（李毕业于鼓浪屿回澜神学院，曾在该校任教，乃原纯美中学校长李克柔之父）。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基督教会在马坪顶圩典破楼房一座，修理后，将教会从西洋圩迁移该处。李神道牧师利用这座楼房之讲道堂及其它房间办学。并于1890年开始招生上课。起初办蒙学堂（外地孩子可寄宿就读，类似托儿所兼幼儿园）为我县最早之蒙学堂。学生来源以教会会友之子女为主。开始只数十人，男女同班，同在女校校舍上课。起初数学教以1—100自然数，以手指、柴枝、竹签等为辅助教具。用卡片逐字进行识字教学。启发学生智力方面，由教师用白色玻璃瓶装水，分别渗透黑、红、青、蓝、黄等颜色让学生识别颜色，有时用不同颜色的布或纸让学生识别；又用动物剪纸（教师自制）如“羊纸图”，教师有意将“羊头”、“羊尾”另置，由学生拼凑为整体。日常生活方面，教学生自己穿衣，扣钮扣，穿鞋，结鞋带；写字用沙盘。手工有绘画、剪图案，做玩具；女孩子学拿针、穿线、缝布等，较大的女学生则学缝手巾，个别的还学绣枕头囊等。游戏方面有：“瞎子抓跛子”、“围圆圈放手巾”、“跳大翁”等等。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基督教会在顶圩购地皮新建礼拜堂，建二层楼房一座和平房一排七间。楼房的楼上房间为办公厅。大厅作教室；楼下大厅为礼拜堂。礼拜堂于星期日作礼拜讲道之用，平时也作教室上课。平房部分作教室，部分作教师宿舍及供学生上课与住宿之用。这时学校分为“蒙学堂”、“男校”、“女校”、“妇校”及“夜校”。而以“男校”为主，“男校”名为“育源”：“女校”、“妇校”起初同一教室上课，按识字程度分开教学（类似复式班教学）。后来“妇校”、“夜校”多收文盲妇女，教以汉文及拉丁字母以拼读闽南方言，俗称“白话”（类似速成扫盲班）。后“女校”及“妇校”合称“毓德女校”。教材是读《农民千字文》，而算术是教《珠算》等。总校名叫“育源”。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起，按清廷颁布学制，称育源小学。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学校教育大发展，除马坪各自然村都有学生到育源小学就学外，前来就读的外地学生还有佛昙、港头、井尾、赤水、龙文时、杨尾桥、石步溪、江口、镇海、厦门以及南靖和溪等地。这时，“男校”按一、二、三、四年级分班，楼上已不够用，又以楼下礼拜堂及平房之厅间为教室，学生多达百余人，其规模除城关之学校外，首屈一指。此时，按民国政府颁布之小学各年级各学科课程标准施教。育源小学只办初小四个年级，毕业后升学高小需到外地就读。民国八年（1919年）二月，马坪旅印尼侨胞陈照馨先生等集资倡办“育才小学”（完小），育源小学的毕业生才获就近升学于“育才小学”高小部。
  在育源小学及毓德女校和蒙学堂任教的男教师有：李神道、王荣基、林振南、蓝敬重、蓝明奉、杨允恭、陈明勋、陈达四、黄恩典、甘添寿、黄应求、黄士诚、陈茂协等；女教师有李淑德、庄清洁、杨爱惠、薛廉节、黄谦怀、李玉霞、吴清云、叶金钹、朱得意、杨婉、陈碧玉、陈淑敏等。溪东社秀才陈烈扬也受聘任教于该校。
  育源小学的负责人是由教会的牧师兼任，教务由牧师和传道负责安排。蒙学堂一班由一位女教师负责，寄宿生也有一位女教师负责管理。后蒙学堂改为幼儿园，园长是黄仁慈女士。
  育源小学自1890年创办至抗日战争爆发，因经费无着，日校停办，夜校仍继续上课，至1949年才全部停办，存在时间为一个甲子年（六十年）。校友遍布海内外，有的成为专家、学者、教授、科学家、教育家、医学家、作家、诗人、书法艺术家、高级工程师、农艺师、外交人员、外语翻译人员；有的成为党、政、军各级干部；有的成为企业家、个体专业户、牧师等等，在不同时期、不同岗位上对国家、对社会做出贡献。他们都感念在育源小学时受到的良好基础教育，才有后日的成就。
  解放后漳浦县的文化事业
  黄以结
  漳浦位于福建东南部，面海背山，历史悠久，是闽南可数的几个文明古县之一。早在约一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繁衍在这片土地上。佛县大荟山岩画、石榴寸石的岩画以及眉力水库、祖妈林水库、旧镇后岱山、沙西吴宅山等处发现的新石器，无不透露出3000—8000年前漳浦文明的最初曙光。唐垂拱二年，即1300多年前，漳浦正式建县，经宋元，至明清，漳浦的经济、文化处于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之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军阀混战，加上国民党的反动腐败，漳浦的经济衰落，文化停滞，直至1949年9月25日漳浦解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漳浦文化才又步入了第二个高峰期。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的方针，经过广大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漳浦县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文艺队伍逐渐壮大，文化机构日趋完善。
  一、成立文化局，管理文化工作
  1949年9月25日，漳浦解放，9月29日，成立漳浦县人民政府，县府设立文教科，管理全县文化教育工作。1956年5月，撤销文教局，分设文化、教育二个科和体育运动委员会，分管全县文化、教育和体育事业。1958年6月份，根据省文教厅的要求，改科为局，把文化科、教育科合并为文教局。1960年3月，恢复文化局。1963年10月，文化局改为文化科，体育运动委员会与文化科合署办公。1968年9月，县革委会成立，撤销文化科，文化事业行政管理由宣传组负责。1970年9月，由军队支左干部、地方革命干部、各派头三方代表三结合，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站”，负责管理全县文化宣传工作。1977年3月，恢复文教局建制。1978年3月，撤销文教局，分设文化局与教育局。从此，文化局成为管理全漳浦的社会文化艺术事业的行政机构。它负有统一管理文化工作的政策方针，统筹规划文化事业发展战略，指导组织协调各乡镇、各部门文化工作，统一部署和指导文化行业改革，统一管理文学艺术事业，图书文献事业、少数民族文化和少年儿童文化及群众文化等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归口文化市场及对外、对港澳台文化交流等任务职责。
  文化局设局长一名，副局长若干名，干事若干名。它在上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及县委、县府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作好县委、县政府的参谋，为发展全县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而筹谋划策。为此，当时的文化局长黄以结于1995年3月被文化部、人事部评为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并在济南召开的表彰会上作典型发言。
  局下辖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电影公司、芗剧团、人民剧场、文化市场稽查队及各乡镇场文化站等事业单位。
  1997年6月机构改革，体委与文化局合设，仍称文化局，文化局又增加了一个县少体校。
  二、成立县文化馆，开展各种文化活动
  1949年9月25日，漳浦解放，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新区文教工作的指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命令，着手接管“民众教育馆”。1950年10月，根据省文化教育厅下达的文件指示，更名为“人民文化馆”。1953年，更名为“漳浦县文化馆”。1968年10月，“漳浦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文化馆纳入“宣传站”管理。1972年，恢复原名“漳浦县文化馆”。
  文化馆是开展社会宣传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组织辅导群众文化艺术（娱乐）活动的综合性文化事业单位和活动场所。近50年来，文化馆的干部、职工是在甚为困难的条件下工作生活的。他们为了我县文化事业的振兴与繁荣，遵循“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兢兢业业，忘我工作。首先在馆址和活动场所方面就有较大发展。初创时在文昌宫办公，后迁西街、府前街，1955年迁到府前街北侧的旧市场，建筑面积438.5平方米。1983年，在青年路北侧新建文化馆大楼1314.5平方米，1993年，又扩建了四楼的综合排练厅等设施453平方米。新旧馆址的建筑面积合计达2206平方米。
  据不完全统计：至1998年8月止，县文化馆共组织14届文艺会（调）演，78场文艺晚会和10场大型歌泳大会，组织了26次大型文艺踩街活动，举办了13届花卉盆景展览和11届迎春画展、其他展览84次，还成功地举办5届花灯展和3届焰火晚会。此外，还举办各种类型培训班86期，编印了《文物》小报2期，《梁峰》小报50多期，《漳浦文艺》近100期，还整理出版了《黄道周论丛》、《黄道周纪念册》、《赵家堡》、《漳浦民间剪纸集》（1959年版和19798年版两种）、《陈秋日剪纸集》、《漳浦民间故事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漳浦县分卷》、《中国民间谚语集成·福建卷·漳浦县分卷》、《中国民间歌谣集成·福建卷·漳浦县分卷》等。
  县文化馆对漳浦剪纸艺术进行发掘、整理、继承和发展，从发掘人才，举办培训班，到建立100名剪纸艺人的档案，成立省芳草计划示范点之一的县民间美术研究会。请进来，送出去，直至遣派民间剪纸艺术家陈秋日三次出国传授剪纸技艺，举办剪纸展览，并于1995年国庆节参加上海桂花节活动，在县文化馆四楼举办民间美术陈列室，可谓用尽心血，也扩大了影响。因之，1993年被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艺术（剪纸）之乡”的光荣称号。县文化馆于1982年、1986年、1991年连续3次被县评为文明单位，之后被市评为文明单位；1982年、1985年被省文化主管部门评为优胜馆；1991年被省文化厅定为一级馆。之后，被文化部定为标准馆。1990年，馆长柯云瀚被评为全国先进文化馆馆长。
  三、建立乡镇文化站，进行群众文化活动
  文化站是国家最基层的文化事业机构，是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所设立的全民所有制文化事业单位，同时又是当地群众进行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的场所。我县第一个文化站成立于旧镇，系公办，时间是五十年代初期。之后，陆续发展，至1995年6月底统计：全县20个乡镇均成立了文化站，另有竹屿盐场和南山农场也成立了文化站，共有文化站工作人员30名，其中民办公助性质11名。
  近50年来，各乡镇场文化站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文化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勤勤恳恳地工作，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为当地两个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如绥安镇文化站站长卢溪河同志，不但自己创编、演出潮剧《争灯》（剧本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方言故事《水鸡记》、《八老开山记》、《打虎记》、《盼回归》等，而且辅导、组织各种文体活动，如一年一度的花卉盆景展览已举办了13届，博得领导和人民群众的交口赞誉。又如佛县文化站，每年春节、元宵期间，均举行十几项至二十几项的文体活动，大大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目前，他们正在实施“娱乐中心”的整体规划，拟完成旱冰场、小公园、卡拉（K厅、娱乐场、儿童浴场、电动靶场、鸿江饮食园、儿童娱乐场、游船观鱼等九大项目，总投资106万元，建筑面积5822平方米的任务，现已完成前三项。这对于沿海文化走廊的建设，对于繁荣海峡西岸的文化事业，将起到很大作用。这两年，佛昙、旧镇还先后兴建公共图书馆，以满足农村读者的需要。
  由于文化站在两个文明建设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60年代，卢溪河同志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之后，佛昙文化站站长杨万春同志被评为全国先进文化站长，南浦文化站长徐玉良、沙西文化站长邱镇英被评为全省先进文化站长。1995年初，佛县、竹屿、旧镇、沙西、绥安、赤湖、杜浔等七个文化站被县文化局评为一级站。
  为了提高文化站人员的素质，各级文化主管部门经常举办各类培训班，培训文化站人员。如湖西文化站黄志忠曾到省文化干校学习，深土文化站黄桂万曾到厦门大学中文系培训。
  各级文化主管部门还千方百计，争取指标和经费，使坚持第一线的农村文化站人员能够转干和增加工资，使他们无后顾之忧。据统计：自1985年以来，我县分三批已有19位文化站工作人员或录用，或聘用为国家干部。工资方面也从六十、七十年代的每人每月20～25元增至现在近100元至350元。
  四、成立县图书馆，为读者服务
  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漳浦县政府开办“县民众通俗馆”于铺仔口“昭忠祠”（现府前街县供销社旧址）。后迁址于兴教寺，名“民众教育馆”。1935年，兼办“中山民众学校”。1940年，改为“县立图书馆”，配备职员2名。有图书1200余册，报纸10余份。1943年，福建省教育厅令将图书馆与体育场合并为“漳浦县民众教育馆”迁址于西街准提室巷“相府”，任张顺福为馆长，配备员工一名。此时，拥有社会科学类图书1031册，自然科学类图书6册，辞典1部，各种报纸2000余张，挂图10多张，期刊资料382件。
  1947年“民众教育馆”从相府迁到文昌宫（现公安局东侧）。1950年下半年，县人民政府接管“民众教育馆”，改为“漳浦县人民文化馆”。1951年春，邱铁汉任文教科长时烧毁了1000多册从原“民众教育馆”移交过来的图书报刊。文化馆设图书阅览，每年购买图书、报刊经费，列入文化馆业务经费预算。工作人员由文化馆统一调配。
  1982年，由人民政府发文，正式成立“漳浦县图书馆”人员编制，硬件设施仍合并在文化馆。1989年春季，图书馆与文化馆分开，迁入址在中心市场南侧图书馆新楼。同年5月4日开馆，独立开展图书报刊资料收藏阅览咨询等业务。图书馆建筑面积2040平方米。
  馆内设有外借、报刊、特藏三个书库和成人、少儿两个外借处及一采编室，一阅览厅。正常业务有采编，外借、宣传、咨询、辅导及财务等。
  五、成立县芗剧团，创作、演出双丰收
  漳浦县芗剧团早期人们称为“官浔戏仔”，因其前身系官浔业余芗剧团，演职员又多是从官浔来的。1956年7月1日，经县批准成为集体所有制的专业剧团，命名为漳浦县实验芗剧团。剧团坚持深入山区、海岛，为工农兵演出，1959年被龙溪专区评为红旗单位。1964年，《福建日报》报道了该团上山下乡的先进事迹。1966年6月中旬，“文化大革命”狂飊席卷芗剧团，先是更团名为红旗文工团，一些传统优秀剧目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受批判，遭禁演。1969年9月，剧团被迫解散。“文革”期间，组建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招回部分演职员，学京剧，唱样板戏。
  1979年3月中旬，恢复漳浦县芗剧团的建制，剧团走上了正常的轨道。42年来，漳浦县芗剧团的演职员遵循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辛勤创作，服务社会。他们创作、整理、改编了《绝岐山》、《小罗风》、《孟丽君》、《野火春风斗古城》、《七尺红绫》、《宝香炉》、《龙岭星火》、《慈母情》、《梅柳恨》等40余个古装、现代剧目，其中《深山红苗》、《铁岭钟声》曾参加福建省现代戏汇演，古装剧《煎石记》、《保婴记》曾参加省第十七届、第廿届戏剧展演，获多项奖，《煎》剧还获华东六省一市“田汉杯”戏剧创作二等奖，《保》剧于1997年底赴京展演，誉满京华，并于1998年获省文艺百花奖二等奖。芗剧团还与厦门电视台合作，录制播放了《金丝九龙帕》、《生死姻缘》、《皇亲国戚》、《春江明月》和《煎石记》等剧目。剧团还与漳州有线电视台联合拍摄《镇国九龙剑》、《雨夜闯西宫》两个剧目。
  六、建立剧场，利便观众
  解放前，漳浦经济落后，全县没有一间剧场，群众要看戏就得搭临时性“土戏台”。1943年，城关有些豪绅商人，请来潮州戏“老一枝春”，借孔庙里搭台作营业性演出。群众多年来希望有一座戏院。1954年，县委、县政府为改善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决定盖一座简易的剧场。剧场地址选在北街司马巷，以竹为梁架，以“柏油毡”，“谷达”为屋顶，以木板凳为观众座，可容观众700人。这样简陋的剧场，群众看戏既免受风雨之苦，又有位可座，与过去比，多有心满意足之感。1956年6月9日，暴雨猛泻，山洪灌入城中，剧场被冲毁。次年4月，县人民政府拨款7万元，在原址上重新建设剧场，水泥混凝土地板，有观众座1010位，舞台也比较完善。场外还配有演职员宿舍，伙房餐厅，仓库及票房等。
  1982年，为提高剧场的利用率，剧场增添了电影放映业务，1984年又增添了电视录相放映项目。形成剧、影、视三功能文化娱乐场所。
  七、文博事业及其管理机构
  1、漳浦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文物管理委员会是一个协调机构，一般由分管的副县长任主任，文化局长和有关的部、委、办、局正职或副职领导任副主任，负责全县文物保护、管理、使用和宣传，特别是贯彻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协调解决各有关单位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漳浦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于1985年，在1988年、1991年和1997年曾三次进行调整，为我县文博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2、漳浦县博物馆
  博物馆是陈列、研究、保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实物以及自然标本的一种文化教育事业机构，它通过展览和其他手段，向广大人民进行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丰富人民的科学知识和文化生活，并为促进工农业生产、科学研究以及艺术创作提供资料和借鉴。
  我县博物馆成立于1991年3月，编制4名，原黄道周纪念馆编制2名，其业务工作同时划归博物馆管理。在此之前，我县的文博具体业务工作由县文化馆承担。博物馆成立后，借县旧县衙“正堂”办公。
  近50年来，我县文物工作者在人手少、经费缺、条件差的情况下兢兢业业，勤恳工作，搜集、发掘、整理许多文物，为文博事业的繁荣作出贡献。
  自1979年起，我县公布六批文物保护单位67处，其中，黄道周讲学处、赵家堡、黄道周墓、湖西城4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于1979年8月12日公布，共6处：①黄道周讲学处（明）；②孔庙（明）；③赵家城（明）；④海月庵（宋、明）；⑤南门坑窑（宋、元）；⑥罗隐井窑址（宋）。
  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于1984年4月公布，共14处：⑦虎空岩洞（1937～1942年中共漳浦县委机关所在地）；⑧漳浦红楼（1932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政治部驻地）；⑨烈士墓（1954年建，1987年重建）；⑩蔡厝厝巷红三军第九师政治部（1954～1987年）驻地；（11）龙岭、山城30年代红军标语；（12）印石亭（宋、民国）；（13）沙西院前山商周遗址；（14）南山窑址（宋、元）；（15）澎水窑址（明）；（16）清泉岩石刻（明、清）；（17）黄道周墓（明末清初）；（18）林士章墓（明）；（19）湖西城（清）；（20）长桥路尾节孝坊（清）；（21）湖西顶云蓝廷珍府第（清）。
  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于1985年12月公布，共13处：（22）漳浦县衙正堂（唐～清）；（23）威惠庙（唐～清）；（24）高东溪祠（明）；（25）高东溪墓（宋）；（26）佛昙杨氏祠堂（清）；（27）长桥庵内泗洲佛寺（明）；（28）陆鳌城（明）；（29）蔡新故居永清堡（清）；（30）佛昙秋卿坊（明）；（31）东罗岩白云庵（明）；（32）长桥林士章与夫人葬祭坊表和墓道碑（明）；（33）马口林士章夫人郑氏墓（明）；（34）湖西蓝鼎元墓（清）。
  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于1989年1月公布，共10处：（35）霞美香山贝丘夏商遗址；（36）佛昙轧内兵营（明）；（37）旧镇妈祖宫（清）；（38）石椅蓝氏大祖祠（清）；（39）湖西宋闽冲郡王赵若和墓（澎建）；（40）盘陀戚继光剿倭表功碑（明）；（41）湖西魁星石刻（明）；（42）赤土乡邓原碑（明）；（43）旧镇海屋石刻（明、清、民国）；（44）浯江紫徽洞石刻（明、清）。
  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于1992年5月6日公布，共13处：（45）赤土窑址（宋、元）；（46）湖西岭脚石梁桥（北宋）；（47）溪南中营太尉堂（南宋建，祀唐“开漳”张姓始祖张虎）；（48）赤水清水岩佛寺（元）：（49）甘霖玄天上帝庙（北宋）；（50）旧日镇山仔庙后村北侧垢洗岩石刻（清）；（51）旧日镇倒亭隙“云岳钟秀”坊（明）；（52）赤湖“洊膺褒纶”坊（明）；（53）浯江海云家庙（即乌石大厅，明）；（54）水磨岭碑亭（明）；（55）盘陀忠勇墓（明戚继光追歼寇于汤坑蔡陂岭，戚家军阵亡80人之集体墓）；（56）湖西蓝理墓（清）；（57）赤湖谢氏祖妈墓，含一品山石刻（清）。
  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于1995年12月公布，共10处：（58）佛昙大荟山远古岩画；（59）赤土溪东“梅坞石刻（宋）；（60）梁山祈雨石刻（明、清、民国）；（61）赤岭乡竹树山窑址（宋、元）；（62）龙岭青龙寺（元、明）；（63）佛昙新庵“官岭保障碑”碑亭（明）；（64）前亭墟陈鼎弼功德碑亭（明）；（65）深土锦江楼（清）；（66）北门妈祖庙（始建于明，民国重修，1994年重建）；（67）灶山皮定钧将军殉难处陵墓。
  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11月5—8日，由县博物馆和漳州市历史学会倡议，县筹委会举办的海峡两岸蓝鼎元学术研讨会，收到论文53篇，来自美国、上海、广东和我省以及台湾的130多位专家学者和领导参加了会议，海峡两岸的蓝鼎元后裔也应邀参加会议。这是我县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会后，精选论文37篇，26万字，结集为《蓝鼎元研究》，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之后不久，即1994年12月，由王文径编的《漳浦历代碑刻》也出版。该书收集漳浦地面上已知的碑刻200余处，300余条，共14万字，资料丰富，颇有价值。
  八、电影的放映与发行
  电影是十九世纪末由西方传入中国的，一开始是由外国人在中国放映、摄制影片，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据城关老人们回忆，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在县第一自治区区公所（即现中医院处）放映过无声电影、多是武打片，如《火烧红莲寺》等。民国二十四年，基督教会洋牧师在“源梁医院”内也放映过无声电影。抗日战争时期，在县城西街三房巷陈氏祠宗也放映过无声神话片《西游记》的开头《唐太宗游地狱》等。1948年，在绥安中心小学（现县实验幼儿园）放映过无声电影《非州捕猎记》，科教片《科学种蔗》等。总之，建国前，漳浦的电影放映不但全是无声，放映场数寥寥无几。
  1950年漳州电影放映商来漳浦“南华”大院放映旧片《天作之合》、《马路天使》等有声片。1951年9月，省文教厅电影放映队第22小队来我县在体育场公映有声电影故事片《新儿女英雄传》、《白毛女》。城关广大的民众首次免费看到这种有影象、有声音的电影，真是赏心悦耳，妙不可言，观者人山人海。1954年，漳浦已有12个电影放映点。1956年，有省管的第61、第22两个放映队。全县有40个放映点。1958年，成立漳浦县电影站，并在绥南球埔搭盖简易电影院，配备手提式35毫米放映器材一套。1959年，搬入县委会堂。此时，漳浦已拥有4个放映队，126个放映点。1964年12月，成立漳浦县电影事业管理站。至1974年，全县拥有13个放映单位。1979年，成立漳浦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至此，全县拥有22个放映单位，327个放映点，85个工作人员。1983年，国家投资100万元，在绥城、杜浔、佛昙、赤湖、霞美、梅林等地建设盖顶或露天影剧院，只有梅林因故没有盖成，其余先后建成启用。
  1984年以后，县电影公司一方面抓体制改革，抓电影宣传，出版专栏，编印影讯，另一方面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电影月、社会主义教育电影月、农村电影节、建党七十周年献礼影片、建国四十周年献礼影片等活动，组织中小学师生和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观看重点影片，并举行座谈会、影评比赛，扩大宣传，提高影片的两个效益。
  从此，所放映的影片就多到不能一一例举了。
  九、文化市场和文化市场管理
  文化市场作为社会主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的中介，对繁荣文化事业、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有积极的作用。凡是以商品形式进入流通领域的精神产品和文化娱乐服务活动，都属于文化市场管理的范围。国家文化事业单位作为自己业务的延伸和非国家文化单位（全民所有制）作为副业而从事的文化娱乐业的经营活动及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和外商投资企业等兴办的文化娱乐业的经营活动，如舞会（厅）、音乐茶座，录像带发行放映、音像制品销售、桌（台）球室、报刊书摊（店）、字画裱贴销售、印刷、游艺活动、游乐场、舞（歌）厅乐队、业余和民间职业剧团演出、民间艺人演出、时装健美表演、业余文化艺术培训等。
  在漳浦县，一个以商品形式向人们提供精神产品和文化娱乐服务的文化市场早在解放前后就已存在，但真正兴起则是八十年代的事。因此，1983年10月13日，漳浦县人民政府以（83）浦政综字第335号文件，转发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录像设备、制品管理的若干规定》；1984年11月10日，县委宣传部、公安局、工商局发出《关于当前播放录像管理的联合通知》之后，即1985年5月20日，县政府发出《关于加强营业性录像播放管理的规定》。
  1985年，为了加强管理，协调工作，县委以浦委（85）47号文件，通知成立漳浦县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1988年9月11日，县委根据漳州市委漳委（1988）综字14号文件精神，决定将原文化市场管委会改为社会文化管委会，以分管副县长杨玲为主任，以宣传部副部长商和坤、县政府办副主任李闽章、县文化局局长黄以结为副主任。1989年8月10日，成立漳浦县社会文化市场稽查队，由县文化局副局长清星兼任队长。1992年2月21日，对社会文化管理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整，主任由当时分管的副县长林拱海担任，副主任仍由商和坤、李闽章、黄以结担任。
  据不完全统计，1988年全县有民间职业剧团21个，电子游戏机、台球、书摊和中西乐队79户。1993年，全县拥有23个书刊摊点，2个录像发行站，6个录像出租点，46个镭射录像播放点，14家歌厅、舞厅、卡拉OK厅，12家游艺机点，16个民间职业剧团，66个台球经营点。1994年，全县拥有21个书刊摊点，2家录像发行点，3家录象出租点，15家录像放映点，25家“三厅”，30家电子游艺点，10家民间职业剧团，18家台球娱乐点。
  这十余年来，县不但成立社会文化管理委员会，还成立“扫黄”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一手抓“扫黄”，一手抓繁荣，严格管理，以经常性的检查与突击性检查相结合。据不完全统计：从1990年至1995年6月底，全县突击性大规模的检查出动车辆96辆次，1400人次，没收非法出版物4118册（张），录音带1932盒，录像带564盒，处理违章经营户100余起。既促进繁荣，又净化文化市场。为加强宣传，便于执法，文化局还于1989年3月、1994年12月先后编印《文化市场管理部分文件汇编》和《文化市场管理文件选编》。
  星移斗转忆广播
  邱忠产
  今年4月28日，是漳浦人民广播电台，漳浦有线电视台正式开播三周年纪念日。两台的正式开播，标志着我县广电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三年来，全县广电人员在广电局党支部的带领下，努力拼搏，开拓进取，再创辉煌，建成了广播与电视、有线与无线、卫星地面接收与微波传送，光纤与电缆传输相结合的范围广、质量高、效能好的广播电视复盖网络；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为我县两个文明建设做出了熏要贡献。广电局荣获“全国广电系统先进集体”称号，我县也荣获“金国广播电视先进县”称号，我们的代表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达金和县广电局局长刘钦赐晋京领奖，受到江泽民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星移斗转，追昔抚今，作为一名在广电岗位耕耘35年的老广电人员，怎能不感慨万千！
  在我县广播事业崎岖不平的发展道路上，几代广电人员如何顽强拼辅.出艰辛的劳许人并不太了解，我觉得我有责任把自己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事整理出来，让大家有所了解，也作为对两台正式开播三周年的纪念。
  我县的广播事业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建立起来的，它与共和国的命运紧紧相连。它从无到有，经历了三起三落，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和完善。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结束了“一座旧房、一个喇叭、一条线”那种单一广播的历史，呈现如今这种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景象。
  应该说，我县广播事业的建立是从收音站开始的。据老同志吴锡鑫回忆，1951年，县委、县人委为了及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内外重要新闻，决定建立收音站，并指派他去参加培训。同年8月，配备电子管收音机1台，在府前街与北街交界处的三层楼（现府前街66号）设立收音站，隶属县文化馆，由他兼任这项工作（当时吴锡鑫同志系文化馆工作工员）。收音站专门抄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纪录新闻，供县委领导传阅，并印发县直机关各单位开展宣传。后收音站搬到西街（现劳动保护用品商店），添置电子管立式100瓦扩音机1台，话筒1台，在城关主要街道安装4台25瓦高音喇叭，不定期进行广播宣传。
  1954年冬，收音站搬迁到县委门口左侧的旧戏台上，机房面积只有8平方米，又暗又湿（现已拆），是时，收音站改称广播站，逐步配备人员。1955年初起，利用邮电部门的电话线，对主要集镇广播，并架设县城至旧镇邮电所广播线，成为我县第一条广播专线（线径Φ2.6，输出电压360伏）。1956年颁布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把发展农村有线广播列为重要内容。2月，为了迅速发展农村有线广播，正式成立漳浦县广播站，隶属县委宣传部，由江其成任副站长，主持工作，配备了5名工作人员，添置500瓦电子管立式扩音机、电唱机，后又购置钢丝录音机，并有计划地发展有线广播。按照当时的实际，县至各区利用邮电部门中继线，乡以下自架广播线，通至各农业合作社。至1957年底，全县利用电话线送广播278.5公里，自架广播支、干线202.5公里，全县有广播喇叭（舌簧式）527只，分布在全县53个乡；每周一、三、五晚上的7:00～9:00为广播时间，广播一响，电话不通，广播一停，就得搬开关通话。广播时间，除转播中央、省台重要节目外，配合县委的中心工作开展宣传，县委也利用广播开广播大会。广播大会是当时的一种新生事物，为领导提供指导工作的阵地，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深入发展，1958年下半年，人民公社成立了，县广播站分别在旧镇，佛县、杜浔、赤湖设立放大站，配备4名工作人员、4部扩音机，由一级馈送变为二级馈送，音质、音量大为提高，促进了有线广播的发展，到1959年底，全县广播喇叭1801只，做到社社有广播。1960～1963年的暂时困难时期，由于经费缺乏，加上有些人对广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虽然当时的副站长（没配站长）郑如侣奔走呼号，但仍无济于事，正在兴起的我县有线广播事业，不得不掩旗息鼓。
  1964年，随着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有线广播建设又被摆上县委的议事日程，县广播站对全县广播建设重新规划，逐步发展广播专线和用户喇叭，又在石榴、长桥建立放大站。同年夏天，由省广播事业局补助铁丝和瓷瓶，架设县城至鹿溪、县城至霞潭各4公里杉木杆架空线路。这期间，县城及专线地区广播每周6个晚上（从7:00～9:30），对农村广播仍是每周3个晚上各2小时。利用邮电部门中继线送讯号，广播与电话的矛盾日益尖锐。广播时间一到电话中断，给领导和群众带来诸多不便，突发事件得不到及时处理，特别是沿海地区矛盾尤为突出。这期间，省广播事业局有线处为了缓解这一矛盾，指派陈长波、庄德耀等技术人员来我县搞利用电话中继线送载波广播试点，暂时缓解了广播与电话的矛盾。后来，由于中继线以下的线路质量问题，以及广播线大部分为单线，广播对电话串音很大，矛盾仍然存在。1965年，省广播事业局提出，逐步发展专线广播，继续补助铁丝和瓷瓶。我县又分别架设县城至石榴专线9公里，重架县城经鹿溪、英山、甘林、林美至旧镇12公里的杉木杆架空专线。同年冬季，由旧镇向霞美、赤土、深土等公社延伸。夏天，省局在惠安县召开现场会，推广石条广播杆，我县派员参加。回来后，根据我县木材紧缺，石头资源较丰富的实际着手准备，利用石杆架设广播线。
  1965年12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二十周年题词，毛泽东主席的题词是“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在题词的鼓舞下，全县广播工作者快马加鞭，发展农村广播事业。特别是1966年4月，上级任命的县广播站长尤得意同志到任，统盘考虑全县的规划和建设，又建了南浦、深土两个放大站，架设了县城至长桥、南浦的专线，这条专线用石杆，成为我县第一条石杆专线。为了建好这条石杆专线，县站与放大站人员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每条5.5米长一千多斤重的石杆，全部靠肩扛，下店、割后、溪内、青果境内尽是陡峭山坡，无路可走，参加建设的群众，不畏艰险，披荆斩棘，八个人一组，把一支支的石杆扛上山，竖起来，18公里线路一个多月就架设完成。到年底，全县17个公社，已有旧镇、佛昙、杜浔、长桥、南浦、深土、赤湖、石榴建了放大站，架设广播专线81公里，公社至大队专线175公里，全县拥有广播喇叭5900多只。
  1967年至1968年秋，正是“文化大革命”动乱的疯狂阶段，虽然机关单位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但是，县广播站在军管小组的领导下，站长带领干部职工，坚守岗位，严守纪律，坚持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使广播阵地没有被派性利用。1968年元旦，一些派性组织冲击广播站，有些职工被迫离开单位，尤得意站长、我和陈永辉等同志仍坚守岗位，保护广播阵地，使国家财产不受损失。由于当时的动乱，加上长期以来广播经费缺乏，使建设规划被迫放弃，广播事业的发展又处于窒息状态。
  1968年冬，各级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农村有线广播发展才重新被摆上议事日程。省革命委员会明确了广播事业建设经费采取国家、集体、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县广播站经费才被列入县财政预算，县以下分别由公社、大队和个人负担。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县广播建设，县革命委员会从事业发展规划、人员编制、经费预算、设施配备，发出一系列文件，制定了一系列规定，为广播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县广播站遂将建立放大站，实现专线化作为工作重点，加快农村广播建设步伐。1970年5月，县革命委员会又将人民会场对面新建的二层楼（建筑面积五百多平方米，原拟做工人俱乐部）调整给县广播站使用，县广播站又迁新址（现门牌青年路14号），大大改善了工作条件。接着又配备了放大站工作人员，每站配2名，霞美、沙西、古雷、赤土、前亭、赤岭、湖西、六鳌八个放大站相继建立，全县除城关由县站直接管理外，实现社社有放大站，县至公社广播专线化，从此广播不再利用电话线，广播人员从1966年的17名增至46名。
  正当全县广播人员磨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1971年初，我县根据上级指示，成立“载波办公室”，推行广播、电讯两网合一的“载波化”。8月，首先在南浦、长桥两个公社搞试点，拆除了我们历尽艰辛建起来的广播专线，又走利用电话线送载波广播的老路，使这两个公社的广播陷入瘫痪状态，其他公社也有相当部分线路被强行拆除，造成全县广播事业一片混乱，全县广播工作者看着自己亲手建起来的事业毁于一旦，无不感到痛心。直至1971年“9.13”林彪反党集团复灭后，“载波办”撤消，广播事业再现生机，广播工作者以加倍的努力，恢复被破坏的线路，发展新线路。至1972年底，县至公社专线达214.5公里，喇叭总数达63000多只（因当时经济条件，有相当数量是压电喇叭）。为了提高广播讯号传输效果，1973和1975年，分别架设县城至佛县、至杜浔两个方向共78公里的广播专用讯号线，后又分别延伸至赤岭、前亭、沙西等公社。
  1974年初，中央广播事业局颁发《农村有线广播技术标准和技术管理规定》，并在四川省自贡市召开线路防腐现场会，本省广播事业局指定我站站长尤得意同志参加。现场会后，省局派工程师黄标游（已故）在我县沿海地区的竹屿盐场等地进行线路涂沥青防腐蚀试验，获得成功之后，我县根据《规定》要求，在全县迅速开展整顿广播网活动，对全县广播主干线、支干线和部分用户线，进行涂油防腐，延长线路的使用寿命，收到良好的效果。
  由于我县属沿海县份，风涝灾害危害频繁，架空线路常受严重破坏，为保障广播常年畅通，1976年底至1978年10月，县广播站着手进行埋设地下线试验。并逐步推广，先后埋设了深土至六鳌，杜浔至古雷、县城至长桥、南浦、盘陀等公社的地下讯号线76公里。杜浔、霞美、赤湖、六鳌、古雷等公社的40多个生产队支干线和200多公里的用户线也埋入地下，取得良好的传输效果。省局多次组织县市广播人员前来参观。由于地埋线故障隐蔽，不易查找，必须借助仪器。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技术人员林志民认真查阅资料，反复试验，成功研制了脉冲地下线故障探测仪，准确率达98％。这种仪器于1979年参加全国青少年科技作品展览，荣获三等奖。
  至1979年底，在全县广播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建成了以县站为中心，以公社放大站为基础，以专线传输为主，连结千家万户的农村广播网，全县17个公社的264个生产大队中，除佛昙的岱嵩、整美，深土的东平，石榴的车本等四个边远大队外，各生产大队、生产队都通了广播，喇叭普及率达72％。由省拨款3万元新建的面积600多平方米广播站二层楼，也于1976年初竣工，县广播从此拥有比较标准的播音室、演播室、机房。
  1979年，县广播站在继续开展农村广播网整顿、巩固、提高工作的同时，开展一线多用，在广播讯号线上安装音频通话设备，利用广播间歇时间，县站与放大站、放大站与放大站之间直接进行业务通话与联络，便于及时掌握各地工作情况，及时排除故障。1981年9月，由省补助部分铁丝，动工兴建县城经万安、赤土至湖西乡的迁回线路，可连结我县中部及东部10个乡镇的广播网，保障广播畅通。
  1983年，春季连续的低温阴雨，4月9日的暴雨，7月25日第4号12级以上的强台风，使我县农村广播网蒙受巨大损失。特别是第4号强台风，使县站、放大站的输出线全部毁坏，造成自建站以来的第一次全县停止播音。据统计，县至公社讯号线断杆571支，支干线倒杆1623支，损失铁丝16吨。全县广播工作者在灾害面前不退怯，全力以赴，冒酷暑，战高温，早出晚归，加班加点，奋力抢修。台风过后第三天，县站就恢复正常广播，一个月内，全县讯号线80％的支干线和用户线基本恢复。这次抢修正遇夏季农忙季节，劳力紧张，请不到民工，靠的是全县40多名专职广播人员和200多名大队业余维护员的力量，创造了广播有史以来的奇迹。深土放大站职工林火明（已故）不顾家里受灾，组织自己的兄弟和亲戚，不计报酬，参加抢修。城关公社马坑大队的业余维护员陈振兴，毅然放弃帮人修房子高收入的机会，投入抢修。
  1983年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农村广播网建设的通知，即中发[1983]37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广播的根本性质和任务，对农村广播网建设提出具体要求。县广播站认真学习贯彻中央37号文件精神，从1984年起，县广播站把“恢复、整顿、巩固、提高”做为广播事业建设的工作重点，抓讯号线的更新和县站、放大站设备的升级换代。至1989年底，县广播站机房设备有中心播出控制台，总电源控制柜，音频讯号输出柜，GY型250×2交流扩音机1部，本站设备厂研制生产的海峡牌500瓦半导体扩音器2部，收讯机2部，录音机4部，扩音机均达部颁乙级以上标准。全县有广播专线3210公里，其中县至乡镇讯号线291公里，80％的石杆换成钢筋水泥杆，广播喇叭达72163只，20个乡镇放大站有扩音机25部，总功率6750瓦，每个站都配备半导体录音机，陆续建设规格较好、质量较高的机房和播音室，绥安、马坪、赤湖、前亭等14个乡镇放大站都配备了机房中心控制台。
  1990年后，由于农村体制的改变，以及电视机的逐步普及，有线电视的兴起，农村有线广播出现滑坡。年初，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人大代表视察乡镇广播网建设，肯定了我县各地广播网建设的成绩，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根据我县实际，向县委、县政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其中建议县委、县政府成立县广播电视局，按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按比例增加对广播事业建设的投入。1991年3月，县广播电视局成立后，从我县实际出发，提出广播电视并重，巩固有线广播，发展调频喇叭，推广有线广播电视共缆传输，建设有线与无线（即调频广播）相结合的广播电视复盖网。随后，即在县城的西宸岭试验调频广播和小片有线电视网，广播电视共缆传输获得成功。六鳌、佛昙镇的部分地区可收到县站调频广播。1992年夏，广播电视大楼落成后，西宸岭发射点迁至大楼广播机房，做为发射中心台，频率96.7MHZ，又在海拔410米的大峰山电视转播台安装100瓦调频发射机，频率91.6MHZ，复盖石榴、长桥、南浦、官浔等乡镇。1993年夏，又在海拔580米的灶山建立调频转播台，用100瓦调频发射机，频率105.9MHZ，调频广播复盖了全县及东山、云霄、平和、龙海与我县毗邻的部分乡镇，初步建成了有线与无线相结合的广播电视复盖网。
  1993年秋，由于事业发展的需要，开始酝酿建立“漳浦人民广播电台”，根据上级有关建台条件和报批程序要求，由广电局起草报告，以县人民政府名义报省人民政府，由省人民政府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审批。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下发广社建字[1994]199号文，批准成立“漳浦人民广播电台”。全局上下开展紧张有序的筹备工作，添置卡座录音机、调音台、话筒及大量播出制作设备和节目带。1994年12月28日试播，每天播出18小时。1995年2月底，调整为16小时。漳浦广播开始以新的面貌展现在全县人民面前。经过四个月的试播，一切状态良好，正式播出的条件成熟。经县委、县政府批准，“漳浦人民广播电台”与“漳浦有线电视台”于1995年4月28日正式开播，4月28日晚，在县人民会场举行隆重的正式开播仪式暨《广电之歌》文艺晚会，“两台”同时转播实况，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陈贵钦，漳州市委常委、市政协主席林碧华，市委常委、漳浦县委书记王良才，县长林奕斌等领导同志出席开播仪式。“漳浦人民广播电台”的正式开播，为漳浦的广播事业谱写了新的篇章。
  广播事业从诞生到发展的过程，一直存在着经费的严重不足问题。从1951～1973年间的20多年里，它一直被列为县财预算外支出（当时，全县只有县广播站和环卫处两个预算外单位）。就是1973年后，虽然列为预算内单位，但除人头经费外，业务费少得可怜，到80年代初，仅有1.32万元/年。因此，它底子薄、条件差、机器设备简陋陈旧，扩音机是建站时期配备的1部500瓦、1部100瓦电子管扩音机、1个话筒、1部收音机、1部电唱机。60年代初购置的钢丝录音机，不久就不能用，后才添置了两部810型钟声牌录音机，机房是仅8平方米的旧厝，播音室也只有7平方米多，四周墙壁及屋顶用舞台旧布幕拉起，犹如洗相片用的暗房，既不透光又不通风，也不能用风扇。从1950～1970年，县城只有夜间供电，白天无电。县广播站只配两部自行车。面对种种困难，全县广播工作者没有“等、靠、要”，而是面对现实，艰苦奋斗，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下乡、查线自行车不够用，就靠一双铁脚板，站长尤得意下乡，为了节省几角钱常常与单车工人斤斤计较，有时宁愿步行也不坐自行车。在他的带领下，人人讲节约，省下钱来建事业。1966年春，为了实现一天三次广播，为了解决白天用电，人人动脑筋，积极主动与有关部门联系。听说137野战医院有一部报废的发电机，经他们同意，我们卸下发电机，人民会场曾借用一部动机用于发电，后来闲置，我们再借过来，经维修，配在一起，解决了白天广播的用电问题。1969年以后，各公社放大站相继建立，用的都是电子管扩音机，耗电多，效率低，维修费用高。1971年起，当时南浦放大站的刘钦赐同志（现为县广播电视事业局长），根据这一实际，克服困难，刻苦钻研，研制大功率半导体扩音机获得成功。1974年，县广播站成立技术革新小组，由刘钦赐同志带头，对大功率半导体扩音机不断改进，投入生产，用于更新县站。1979年，利用县站小场地、旧设备，由刘钦赐同志领办广播设备厂（隶属县广播站），批量生产25瓦～500瓦半导体扩音机和调压器，产品品牌由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陈贵钦命名为海峡牌，至今已发展到一百多品种。产品除用于更新改造全县广播电视机房和村级广播室外，还销省内县、市和十四个省、区的县、市。其中275半导体扩音机于1983年10月通过省厅总工办鉴定，达部颁甲级标准，节能30％，该产品的研制、生产、推广使用，在全国属首创。因此，被载入《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史册。
  我县的广播事业能够发展到今天这种局面，是在党的正确领导和重视下，全体广播电视工作者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所取得的成果。我相信，只要继续发扬这种精神，我县广播事业一定能够更加灿烂辉煌。
  漳浦古今私人藏书与公共图书馆
  高聿占
  自唐垂拱二年（686年）建立漳州及漳浦县后，中原文化已在古绥安大地传播。至宋代，漳浦成为人文荟萃之区，丰富的私人藏书见诸史志记载，只不过藏书之家为数甚少。明、清两代，漳浦人才辈出，读书蔚然成风，私人藏书逐渐普遍。民国时期，私人藏书有所发展，但仍然有限。20世纪30年代开始有公立图书馆（室），藏书也不多，至90年代才较见规模，私人藏书也逐渐增多。历史上私人书籍的来源：
  一、由到漳浦任职的官员带来。一些官员本身就是一个丰富的图书载体。他们在治政的同时，利用本身知识，大力发展漳浦的文化事业。如唐总章二年（669年）随父陈政入闽的陈元光博通经史，年十三领乡荐第一。元光子珦，万岁通天元年（697年）举明经及第，授翰林承旨直学士，后弃官返漳州主持松州书院。珦子酆，举秀才，明经。酆三子：谟、詠、訏，訏为“四门博士”。别驾许天正博学能文，军政之暇未尝释卷。怀恩县尉锺绍京，曾拜中书侍郎参知政事，嗜书画，家藏书画数百卷。宋、明以后，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职官更多，他们给漳浦留下的图书文献数不胜数。
  二、漳浦人到外地为官者把外地图书文献带回家乡。原漳浦县自唐到清，仅中进士者就达216人，这些人绝大多数都外出为官，后来他们或弃官或致仕，多多少少都会带些书籍返家，或传之子孙，或传之乡里，数字甚为可观，如宋吴与“历官七任，悉以俸余收书，所藏至二万余卷，被崇为海内四家藏书之冠。”明高大捷得其父藏书万卷，更旁采博求又近万卷。
  三、本县学者著撰的图书文献也成为民间藏书的一部分。历代漳浦学者有史可查的百余人，留下的著作达数百种几千卷，据《漳浦县志》载，其中5种以上者有蔡元鼎、周瑛、王会、林楚、王志远、王志道、黄道周、何楷、张士楷、蓝鼎元等。黄道周的易、经、赋、史、记及书画著作近百种。又刘庭蕙的次女婿高元浚著有《桂院诗删》16卷、《石庄集》28卷、《围集》6卷，《穹翠楼稿》20卷、《茶乘》4卷、《花蔬》4卷、《娥小录》2卷。这些学者所著撰的图书，虽未知其印本数量及传播情况，但它们在漳浦民间藏书中所占位置当亦不小。
  四、书院、社学置藏。书院是教书授徒的地方，有些书院藏书丰富，如唐潘存实的梁山书院，授徒千余人。宋吴与的梁山书堂则纯是一座藏书宝库。到了明代，书院已遍布全县，较著名的有旧镇地区的紫薇书院、垢洗书院，六鳌的崇正书院，佛昙的鸿江书院，县城的文明书院、北山别业等。还有官府办的学宫、义学、社学等。历代这些书院、书舍、官学、社学、私塾，造就许多人才，促进了民间藏书的普遍性。
  五、外出读书的学生带回。自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兴学校之后，凡在本县就学的毕业生要升学必须到外地，近则漳州，远则福州，读大学则须到上海、北京。回家时就购回一些在家乡买不到的图书文献。
  六、书商供应。一个地区文化的发达程度与民间藏书的多寡关系密切，藏书丰富与否又与书店的发展、书商的经营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清时代，漳浦文教事业昌盛，随着读书人的增多、市上书店应运而生。书商从文化发达、印刷业先进的地区采购成批的图书投入市场销售到城乡学校。漳浦在清光绪以前没有书店、书商的记载资料。光绪后期，县城西街“日新”文具店老板高聚星就兼营图书，其子高炳奎有一定文化素质，有一手好书法，可说是儒商，他把其父经营以文具为主的文化商店，改为以经营图书为主，文具为副的书店。清末至民国初期，日新书店已能够供应全县私塾所需的《四书》、《五经》、《千家诗》、《千字文》、《三字经》、《增广贤文》、《尺牍》、《法贴》、《楹联》等，后来又售有各类歌册、通俗小说、演义之类图书。日新书店的图书除来自漳州、厦门外，还向上海、苏杭等地印刷商、书局邮购。该书店还到漳州印刷作坊如素位书房等重版一些民间收藏善本书籍。如《高东溪文集》等。民国初年，县城书商林垂在北街开设“同文美记书局”，用石版印书，曾翻印10卷版《漳浦县志》，拓印裱褙黄道周的石刻“惜阴”，天官坊上石匾“天官”等。20世纪30年代，县城又出现涂四海的“观涛书社”，吴川水的“曙光书店”。40年代，有张草牧的“铎声书店”，他们所经营的图书比较能赶上时代潮流，种类也较多样。
  清末至民国初年，县人藏书最丰富的要算佛昙光绪间举人、民初国会议员杨士鹏（退休中学教师杨乃京的曾祖父）及县城西街塾师李绍学（现漳浦四中校长李康宁的曾祖父），两人的藏书都是线装古籍。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漳浦人到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等地大中院校读书的人逐渐增多，受新文化影响，他们从外地买回来的有很多是当时进步的革命的书籍。那时的图书大部分已不再是木刻版本与石印版本，而是铅印版或铜版本。30年代县城私人藏书最丰富的是上海大厦大学毕业生、中学名师陈则蔡。
  30至40年代，县城的几家书店为私人藏书增添了便利，但由于购买力的限制，私人藏书还是有限，当时县内已有公共图书馆，为喜爱读书者所经常光顾。
  漳浦公共图书馆始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福建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漳浦成立，专员朱熙兼漳浦县长。朱重视文教事业，利用兴教寺仅存的一座三进佛殿（佛像为十九路军所毁）创办县立民众教育馆，以大学毕业生蓝彰芳为馆长。馆内设图书室，购置相当数量的图书供人借阅，并设阅览厅，摆期刊、报纸开放阅览。兴教广场有网球场，篮球场等体育设施，由陈铭川负责管理。蓝、陈两人均系侨眷，两年后出国。民众教育馆长由原培英小学校长张顺福接任，除图书室、阅览厅外，兼办“中山民校”、辅导扫盲工作。民国二十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二年），为避日机空袭，迁东山保田寮村，多年后始迁回县城。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根据“县各级组织纲要”，县应设中学、图书馆、体育场。民众教育馆便分设为图书馆与体育场，地址仍在原兴教寺。调有体育专长的武营中心小学校长蔡竣德为体育场场长。调原教育馆馆长张顺福为武营中心小学改名的绥安镇中心国民学校校长。图书馆馆长一职由教育科长郑涣臻兼任，另配管理员2名。同年夏，省教育厅在永安举办各县图书馆长训练班，县调派原溪南国民学校校长柯庆德为图书馆馆长赴省参加培训，三个月结训后回县接办图书馆。柯老先生现年八十多岁，据他回忆，当时的图书馆是承袭原民众教育馆更名的，家底藏书只有《国学基础知识丛书》和一些文集、传记、小说、儿童读物等1000余册，供人借阅，摆在阅览厅供人阅读的只有大小报纸8份，期刊20多种。设备方面也甚简陋，没有目录卡片，只用竖式书目牌，几只书橱，杂志桌、长凳和二只报纸架而已。
  抗战后期财政困难，1943年裁并机构，图书馆又与体育场合并为漳浦民众教育馆，张顺福任馆长，馆舍迁西街准提室巷蔡相府，图书报刊没什么增添。两年后又迁往孔庙东侧文昌宫，主要业务仍是图书出借与报刊阅览。当时图书馆虽有少数儿童读物，但极少有儿童到图书馆借书，原因之一是小学里都有图书室，如武营中心小学置有《小学生万有文库》数千册，学生多在校里借阅少儿读物，不需上图书馆。社会失学儿童则根本不需借书。
  1950年秋，漳浦县人民政府接收了民众教育馆，改为漳浦人民文化馆，文教科长邱铁汉直接主持馆务管理工作。接收后的人民文化馆从文昌宫搬迁到西街工农兵商场隔壁陈则蔡校长故居。1951年2月份，邱科长在馆里焚烧掉一大批有关国民党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图书，如《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中国之命运》等数百册。后由县委宣传部转送省、地宣传部门发下的一批图书文献给文化馆收藏。
  1951年后，文化馆业务内容有：①农村宣传（包括土广播、黑板报、幻灯宣传，后又扩大至农村业余剧团、文艺宣传队、音乐、舞蹈等业务辅导）；②业余文艺创作（后扩大至编印《漳浦文艺》、美术、工艺、摄影等专业）；③文物考古；④图书阅览（含宣传栏及图片展览）。
  图书阅览业务在文化馆各项工作中重要性越来越大。从西街迁到府前街后沟巷头，其设备虽简陋，但使用面积已占全馆面积的一半，并有专人负责管理，藏书数也上5000册。后来，县政府把“县前”旧市场改为文化馆，图书阅览室三间面积120平方米，占全馆总面积三分之一多。每年购订各地报纸20余种，期刊30余种，藏书有8000余册，还设置流动图书箱20多只，装有通俗读物，连环图书等送往农村、工地轮流借阅。专职管理员经常是二人（全馆人员统一调配，因此图书管理员还得兼其他工作），图书报刊购置经费也是在文化馆总事业费中分支。
  “文化大革命”期间，私人藏书部分被焚毁，学校图书馆的藏书散失殆尽，文化馆图书室的藏书也遭受重大损失。
  1983年，文化馆大楼在青年路绥城影院西侧建成后，图书阅览专业管理有了一个新的跃进，增添了采编室、少儿阅览室、报刊阅览室，设备上增添了书橱、出纳台、活动报柜、杂志架、杂志阅览桌椅，拥有80多个阅览座席。藏书已上万册，其中有廿四史，有省、府、县志书，漳浦历史名人著作等。并先后誊印了300余部清《漳浦县志》（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解决了史学界研究地方史的需要。管理员由1专（职）1兼（职）增添至4名专职，其中陈梅桂获文化部颁发的图书管理专业30年证书。少儿阅览室获县、市、文化系统先进单位。
  1987年，县委为支持图书馆事业，在“绥北洋”开发区批拨2.5亩土地建图书馆大楼，由省、市、县第一批拨建资金11万元。一年后，第一期工程完成，即主楼2层（1998年秋增盖2层），书库3层（原设计4层），使用面积1500平方米。第二批拨款16.2万元。按总造价40万元减免税收2.8万元，尚欠10万元。为解决这10万元欠款，以大楼5分之4面积典当给县二轻局所属的服装厂，典期5年。1989年12月县文化馆分设为文化、博物、图书三馆，以高聿占为图书馆副馆长，搬入环城东路新大楼，独立开展业务。
  1992年5月高聿占退休，县调芗剧团团长郑祯祥为图书馆馆长。1994年8月，徐红慧任副馆长。
  1994年，省、县再拨10万元，清还了欠款讨回了全部图书馆馆舍。现在（20世纪90年代末），图书馆设有“6室2厅”：①采编室；②成人借书室（含综合书库）；③少儿借书室；④期刊出借室；⑤报刊查阅室（含报刊贮存库）；⑥地方文献资料室（含特藏书库）及阅报厅，少儿阅览厅。拥有阅览座席210位（其中少儿60位）。图书报刊橱架3000多米，电视机4部，影碟机2部、电脑1部、照相机1架、目录卡片柜7只。
  人员配备：全馆12人，其中在编6人，6人中馆员1人，助理馆员3人，管理员1人。每年财政拨款10万元，其中购书款2.5万元。
  现藏书总数6万册（含报刊数）。在报刊查阅室收藏各地报纸40余种，其中《福建日报》连续保存上架近50年，约600册（每月1册）。综合书库中有2万余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图书。期刊室有全国各地期刊百余种。在地方文献资料室有《福建通志》、《漳州府志》、《泉州府志》、《台湾府志》、《厦门志》、《漳浦县志》、《龙溪县志》、《海澄县志》、《南靖县志》及新编的《东山县志》、《平和县志》、《龙海县志》等，还有本县一部分部门志、乡镇场志。另有漳浦陈、林、李、蔡、黄、刘、赵、柯等30余姓族谱。还收藏有漳浦历史名人及当代作家的著作，如唐陈元光的《龙湖集》、宋高东溪的《高东溪文集》、明黄道周的《黄漳浦全集》、林偕春的《云山居士集》、清蔡世远的《二希堂文集》、蓝鼎元的《鹿州全集》、蔡新的《缉斋诗文集》等。在特藏书库中有《资治通鉴》、《历代通鉴辑览》、廿四史及《中国大百科全书》、《汉语大词典》、《辞海》、《辞源》等多卷及单卷工具书500多种，近3000册。
  现在图书馆除给读者办理借还书刊、咨询查阅资料业务外，还组织一批流动图书箱，轮流借给部队、老区、小学读书组。还组织力量不定期为乡镇、青少年宫、中学的图书馆（室）辅导。不定期编《浦图讯息》把适应本地区的农牧渔副果生产的科技资料，发送各乡镇科技站或专业户。还利用节假日举办画报、图片及少儿美术作品展览。定期进行新书好书介绍宣传。
  再谈一谈50年来漳浦图书事业的发展与新华书店的关系。1950年以后，所有的图书馆藏书的90％可说是来自新华书店。当然，书店更多的是供应广大的人民群众。新华书店使全县的图书馆、机关单位及个人藏书达到史所未有的程度，这里用几个数字来说明之：1956～1958年发行1475326册，1960年发行841172册，1978年发行1005717册，1980年发行1398793册，1985年发行2028457册，1988～1989年发行5384377册。到了90年代，人民生活提高，普遍渴求精神食粮，文化科学知识，购书量成倍增长。
  县图书馆是县境内最大的图书馆。学校、机关团体的图书馆（室）藏书越来越丰富，如浦一中、浦三中、华侨中学图书馆、浦四中的“万卷楼”图书馆，藏书均在万册以上。个别人的私人藏书达2000册以上者亦为数不少。
  图书文献资料是人类进步发展的工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繁荣与否，可以从其收藏、生产的图书文献与使用的程度来衡量。有些国家把图书文献的收藏、利用当为科技情报来对待。我国有些地方图书馆把历史珍贵图书文献及现代科学技术资料进行电脑微缩贮存，然后与市、省直至北京图书馆进行联网，馆际之间便可以互通有无了。图书文献资料微缩进入电脑联网业务很快就可以实现，到那时，北京图书馆1600多万册藏书文献就可以为全国读者服务了。
  用青春谱写一曲筑路人的赞歌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漳浦县政协委员黄全和
  蔡红茂
  黄全和，男，51岁，福建省漳浦县人。漳浦县公路局第一工程队队长，助理工程师，漳州市人大代表，漳浦县政协委员。
  1947年8月1日，黄全和出生于漳浦县旧镇镇狮头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庭并不宽裕，初中毕业后，他就辍学回家帮父母干农活。小时，他放牛、拾柴，上山、下地；大一点就开始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直到1974年，他都没有离开生他养他的那块土地。也许一身的朴实纯厚正是这块土地赐给他的礼物。他的纯厚，得到村里人的公认，也得到村干部的赏识。1975年，村里决定组织一支公路施工队，正当年富力强的他被选为带头人，从此开始了他的筑路生涯。
  一个文化不多、土生土长的农民，带一队民工去搞公路建设，他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他心里却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能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和重托。他下决心从头学起。从此，他白天带着工人上工地，晚上除了工地上加班外，总是埋下头学文化，学有关公路施工技术和管理知识。他买来许多专业书籍，书上的问题不能理解，常常跑去向专家和技术人员请教，经常深夜还不睡觉，却早早就与工人们一起上工地。他不怕脏、不怕累，顶风冒雨、抗暑斗寒，吃尽了万般辛苦。许多队员因受不了这份苦离队而去，他不但顽强地坚持下来，而且还爱上了它。
  进入九十年代，他的事业发展了，组建了一支路桥工程队。他身为队长，有许多等待他处理的事情，他只要有空，就往工地里跑，与工人们一起劳动，有时一天来回好几趟。他没有多少豪言壮语，却常以自己的行动，带领工人们奋战在工地上，一个月不回家是常有的事，有时几个月都难得回一次家。他重质量、讲信誉，常教育民工：“公路是百年大计，质量绝不能马虎”，“建路用的是人民的钱，建不好就是浪费，就是对人民犯罪”。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了。每个工程从开工前、施工中到完工，他都要时刻对各方面情况进行勘测，把好材料质量关。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使他掌握了丰富的道路施工技术，不管是土石路、沥青路，还是水泥路，他都能操作自如。有时，他一个工程队承建了几个项目，却也没让他难为过。前年，他承建旧镇至竹屿路段沥青路面铺设项目时，部分技术员认为可在原有泥土路面上直接浇注。黄全和亲自多次进行现场勘察，否定了这种看法。他带领工人加班加点，对可能影响质量的路段进行加工，换填软基14处，涵洞增建6处，修复12处。虽然增加了建设成本，却使工程质量有了保证。通车以来，这段路从没有出现过因排水不畅造成雨水漫路和路基塌陷的质量事故，路面保持也比较理想。那一年，他在一次工地施工中右脚受了伤，住进医院做了手术，领导和同志们都要他好好休息，治好后再上工地，没等伤痊愈，他却私下办了离院手续，跑到工地上去了，现在留下了轻微跛脚的后遗症。但他没有因此而少下工地，重活干不了，就督促质量、指导技术、抓进度，用他的话讲“不去看看心里不踏实”。他热爱劳动的本质没有变，还是长年如一日地扑在筑路事业上。二十多年来，他承建的大大小小公路工程上百个，从来没有因质量问题让验收人员稍有微词，而且保持较高的优质率，成为市县公路部门公认的放心队。1997年，在漳州市公路建设质量评比中，全市8个优质工程就有5个是他承建的。
  黄全和的工程队有了经济效益，但他却没有忘记父老乡亲和社会对他的培养。他热心公益事业，为社会献出了一份挚热的爱心。四年来，他捐资100余万元，为家乡狮头村建了自来水厂和铺设了2公里多的乡村沥青路，结束了乡亲们吃水要到3里外挑取的历史，改善了交通条件；他还资助养老院、结对扶助5名贫困学生、捐资学校、公园建设等等。
  黄全和把青春献给了公路建设，二十多年平凡的筑路生涯，谱写了一曲筑路人的赞歌。他辛勤劳动、默默奉献的精神得到了党和人民的公认。1995年，他当选为漳州市十二届人大代表、漳浦县九届政协委员；1997年被评为漳浦县“十佳人物”；今年5月1日，又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面对荣誉和鲜花，朴实纯厚的他发自内心地说：“我将用永远的努力，来报答党和人民”。
  忆杨志坚
  王醒农
  我阅读《漳浦文史资料》第十六期，其中，柯庆德先生撰写的《民国时期漳浦县城的小学教育》一文，引起我的回忆，因文中提到绥安镇中心国民学校六年级学生吴炳坤，是我初中同班的同学，他参加革命工作后改名杨志坚，我们既是同学，又是战友，感情很诚挚。杨志坚生前善于用左手书法，且书写流利、美观，深受同学们的赞佩。他的学业也很好，成绩常列班级前茅。
  初中毕业后，我们同时就读厦门集美学校，他就读商校，我就读高中，几乎同时在学校里参加中共地下党。他后来加入我党领导的安溪县游击队，后编入人民解放军；我则于解放后直接参加解放军，但工作岗位不同。参军后，他初在福建第六军分区（后改为漳州军分区、龙溪军分区）后勤部任会计，后来，先后调军分区所属警备团、公安八十团后勤处任股长。漳浦县成立守备九师时，任师后勤部供给科（或财务科）科长。后来守备师整编，到四川重庆市的通讯兵工程学院工作，任什么职务，我不清楚。最后，转调武汉市军委领导的武汉通讯兵学院校务部，最高职务是研究员（相当于师级职务）。不多年，病逝于武汉。
  杨志坚同志参加解放军后，工作很出色，1950年，被福建军区第十六兵团评为模范先进工作者，这是兵团级的奖励，授一等功臣。后来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功臣等。他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贡献出毕生精力。
  归侨女学者陈勤娘
  陈芳浦
  陈勤娘女士，厦门大学教师，中国致公党党员。在厦门大学任教三十多年，历任生物系助教、讲师、高级实验师（副教授）；兼任致公党福建省妇委会委员、致公党厦门市妇委会主任，致公党厦门大学总支委员，以及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副秘书长等职务。
  陈勤娘祖籍漳浦县马坪镇马圩村。1932年5月，出生于印尼万隆，父亲系旅居印尼的爱国侨领——民国政府华侨顾问、抗日“南侨总会”执委陈添兴先生；母亲是泰国侨生蓝碧柳女士。她兄弟姐妹共9人，在4位姐妹中她是四妹。
  陈添兴先生夫妇深知华文教育是华人文化的“根”，为捍卫自己的“根”，应让子女回国学习华文，以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教育，于1939年底护送父亲陈文矮、发妻蓝碧柳带年幼的子女们回国定居，让发妻奉养父亲并教督子女们学习好华文。翌年，陈勤娘与姐弟们启蒙于顶圩育源小学（初小）；毕业后又成为马坪中心小学学生。后逢太平洋战争爆发，侨汇断绝，侨眷生活费用来源被切断，苦不堪言。在困境中，陈勤娘女士仍发愤苦学。抗战胜利后，进入佛昙纯美中学就读；1952年，又毕业于海澄中学高中部。同年考入厦门大学生物系就读。四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成为马坪镇有史以来第一位归侨女大学教师。
  陈勤娘女士勤勉执教、严谨治学，教书育人，忠于职守，潜心科研。她参加国家科研课题有：“巴戟天野生转家种”、“南药”羊角藤、水仙花等项目的研究。发表于《植物》、《植物研究》、《武夷科学》、《植物分类学报》及《中国植物学会五十五周年学术论文摘要汇编》等杂志的论文十多篇。其中，1984年完成《巴戟天野生转家种栽培技术》，获国家三等奖，《羊角藤属叶表皮毛和气孔器的电镜扫描观察》于1991年获1987—1989年度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福建省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三等奖。
  陈勤娘女士的丈夫曾沧江系厦门大学生物系副教授，于1982年因病不幸逝世后，陈勤娘夜以继日为亡夫整理了大量遗著。于1983年整理出版了《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五加科）第二册，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继又整理《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冬青科、卫牙科）第二册（补编），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接着，又整理了其丈夫大量的科研论文，发表于有关的科学杂志刊物上，其中《中国五加科、冬青科植物分类学基础理论研究》荣获1991年国家教委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五加科分族新纲要》和《中国冬青科植物志资料》均获1984年福建省高等院校科技成果三等奖。
  陈勤娘在教学和科研之余，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为振兴中华，为两个文明建设而不懈努力。她经常组织致公党的成员医师到归侨单位义诊；组织致公党党员参加体育、歌咏比赛。她还参加老人大学学习，1990年，被评为厦门市老人大学优秀学员。又荣获致公党福建省委“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服务”先进个人及厦门市“三八”红旗手、优秀妇女干部等称号。
  游子情怀故园心
  ——记侨胞蓝缵绪先生二三事
  陈共新
  我县旅居印尼的知名侨胞蓝缵绪先生，离开我们已有8年了，而他那爱国爱乡的可贵精神至今依然深深地铭刻在海内外乡亲的心中。本文笔者仅藉此楮墨，将所见所闻的蓝缵绪先生的印象略加记述，以表达对他的崇敬之意和缅怀之情。
  （一）
  我第一次认识蓝缵绪先生，是应邀参加他所创办的和坑中学落成庆典的这一天，时间是1987年2月20日。
  和坑村位于佛昙与赤岭之间，沿途青山排闼，腹地沟壑纵横，绵延十多里。几户至数十户人家居住的小村子就散落在草木葳蕤、簇生如发的山窝窝里，那果木繁茂，绿枝掩映的村落便是和坑。蓝缵绪先生的故乡就在这里。
  我们驱车前往和坑中学，甫定，只见一位身材魁梧且满面红光的长者缓步向我们走来。他身着合体的深蓝色西装，扎着深色的领带，显得十分庄重大方。我的同事告诉我，这就是人们所敬仰的蓝缵绪先生。他俨然不象人们印象中手执拐杖、头戴礼帽，金链绕颈、金戒盖指的大番客。他以谙熟的乡音，十分恭谨地同宾客们亲切致候，浓烈的乡情感人至深。有幸的是：他就在我邻边落座。
  不大一会儿，学校的一位领导送给他一份为他准备的发言稿。只见他在几番推辞之后才接在手里看了起来，不时还皱起眉头，看他勉为其难的样子，我赶忙走过去询问，他有点尴尬地说：“我本来就不太会说话，又这么多，很不习惯”。我知道他不善言辞，一时大家不知如何是好。眼下，庆典活动不到个把小时就要开始，情急之中，我自荐给他写一篇简短的发言稿，并请他配合。他勉强的同意了。
  我们两个让到另一个房间。为了节省时间，我即以创办和坑中学为题，直言不讳地请教他。他稍沉思了一下，十分平静地说：“我的祖父蓝澄清，是清末的秀才，他在这里创办了养正学校，就是现在的和坑小学的前身。我的父亲蓝长江和叔父长泽先后把小学加以完善和扩大，方便了周围山村孩子们的读书，也培养了一些人才。”我认真地记录着，不时还向他询问，他深情地说：“我在南洋经商，深深感觉到文化不足之苦。我也了解过世界的一些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我想他们之所以比较发展，拥有大量的人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一个国家要兴旺发展，培养人才是最要紧的。”他说到这里，神情显得十分凝重。稍许，他接着说：“我是在家乡长大的，虽然在海外，但上辈人在家乡办的教育，我有责任加以发展，为家乡出点力。这几年，我一直在想办中学的事，只因为所赚的钱不多，只好慢慢添置设备，慢慢建设起来，到今天才这样子，还很不够的，而家乡就给我这么多的鼓励……。”他的话里带着愧意。我的心被深深地打动了。我想，这正是蓝缵绪先生钟爱祖国，决意要在他家乡创办中学的原由，也是我起草发言稿的最好内容。当即，我摊开纸张就写起来。尔后，他又十分仔细地阅读了发言稿，欣然同意了。
  这件事虽然已经过了10年，当时的那篇发言稿也已散失，但与蓝缵绪先生谈话的情景宛如在眼前，他的言语常在我心中回荡，久久不会忘记。
  （二）
  蓝缵绪先生是一位十分崇尚中华文化和传统美德的人。凡接触过蓝缵绪先生，或到过他家的人都这样的告诉我：他的南国家庭里，乡音竟浓，乡情竟重。从谈话到伦理观念，从家庭摆设到崇拜信仰，从习俗礼仪到起居饮食，几乎都保留着家乡的原味。他一生所持的是中国护照。
  蓝缵绪先生常说：“我的祖根在故乡，以此为荣耀。”为了让海外子孙不忘自己的血脉，他数度归来，奔走于修缮蓝氏总祖家庙、祖墓及房系祖祠的事情。八十年代以来，他几次携带子孙和蓝氏侨生回国观光，回祖居地拜谒先祖宗堂，认识故里乡亲。教育他们慎终追远，效仿先贤，热爱故乡。
  蓝缵绪先生教育子女是十分严格的，要求孩子们在家里要说家乡话，行传统礼仪，懂祖国文化，并把学习中文作为子孙的必修课。1965年9月至今，当地废除华文教育，他毫不犹豫地将子女送到新加坡和台湾读中文。两个儿子先后留学过日本和加拿大，成为从事国际商贸的外国商业代理，然而他们会说国语，会写中文，且应用自如，这在海外侨胞的家庭里是不多见的。有幸的是：今年清明时节，笔者幸会了专程回来扫墓的蓝缵绪先生的三子旭群先生，并直接以家乡话或普通话与之亲切交谈，且得到他当场以中文签字的名片，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令人感慨万端。足见蓝缵绪先生用心之良苦，子女对祖国文化之虔诚。
  蓝缵绪先生有一位风雨相伴、甘苦相依的伴侣陈丽珍。她虽是侨生，然贤淑无比。侨亲们称赞她孝敬父母，相夫教子，勤俭持家，任劳任怨，数十年来一直默默地支持丈夫的事业。特别是家乡公益，可以说是夫唱妇随。和坑村上了年纪的乡亲至今还清楚的记得当年这位洋小姐随同蓝缵绪先生回到故里的情景。说她长幼有序，符人伦之要义，合晚辈之规范，端茶倒水，洗衣烧饭，样样都做。还给婆婆梳头、宽衣、洗脚，甚至剪脚指甲，俨然没有一点洋小姐样，至今故里还传为美谈。
  蓝缵绪先生孝敬父母，可谓奉晨昏于万里。早年他去南洋时，仅是打工和做小生意而已，渡日艰辛，却将积蓄全部奉给父母。后来，父亲客居南洋二十余载，他一直侍奉左右，直到老人百年。在他生意和事业有成之时，更不忘报答养育之恩。他所创办的和坑中学的礼堂，即以父亲名字“子扬”命名，作为永远的纪念。早时，他将母亲从乡下接到厦门，住上楼房，过着安逸的生活。1983年，母亲不慎摔伤成疾，他又雇请专人照料。长子旭初还特别购置一部轮椅给老祖母用，凡老人所需，无不周到备至。南国属热带气候，四季如夏，而蓝缵绪先生则心存夏历。每逢新春佳节，四季交际，总不忘给母亲写信请安告慰，嘱咐身边好生照护；每次回国，总是先到母亲膝下报安，亲聆训诲，亲自陪同游览风光。他还特别嘱咐子女，凡去香港或日本，一定回国看望祖母。老太君虽是桑榆晚晴，且依仗轮椅，但身体仍十分硬朗，谈笑风声，尽享天伦之乐，直到百岁荣归仙国。俗言道：父孝子顺。蓝缵绪先生的3个子女遵从父母嘱托，从万里之外赶回为祖母奔丧。悲恸之情，令人潸然泪下。一位侨胞告诉我：蓝缵绪先生去世后不久，与其相濡以沫感情甚笃的妻子即身患重病，至今半身瘫痪。她的子孙日夜守候，数年如一日，从未间断。侨亲们誉之为孝道的典范而广为颂扬。
  （三）
  蓝缵绪先生是一位视侨亲公益和家乡公益为已任的人。在谈到他热心公益事时，他的三子旭群先生十分感慨地说：“我的爸爸是一位认为做公益事是最快乐的人。”这也是人们对蓝缵绪先生最感念之处。
  新中国成立，湔雪民族百年之耻，崛起于世界东方。海外赤子无不欢欣鼓舞，扬眉吐气。怀着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无限热爱，青年时代的蓝缵绪先生于五十年代初就参与发起成立万隆漳泉公会。这是一个义务性地服务于侨亲的进步社团。公会创立之时没有会所，活动很不方便，蓝缵绪先生即主动让出自有的一块房地，作为建会馆之用。他在公会里任总务职，无论是认捐公益，还是扶贫济困，总是率先垂范。1960年，当地排华风潮时，他几乎都丢开了自己的生意，为安排受难的侨胞回国，夜以继日地工作。当年曾经同他一道在公会里工作的杨维廉先生说：“缵绪先生在公会里，对工作十分热心，只要是公会的事，他随叫随到，从不管自己的生意有多忙。对于帮助侨亲的事，他一向带头出钱出力，很受大家的敬重。”
  蓝缵绪先生捐献于家乡公益事业由来已久。早些年时，尽管他年轻且家业小，但凡侨亲发动的公益捐款，他从没二话，捐赠在前。有的侨胞知道他财力有限，担心捐款会影响到他的事业，因而分给他比较适中的款额。他知道后还会责怪的，在这方面，他从不认输，向来慷慨出资。侨亲赞扬他是家乡公益的热心人。
  七十年代末，祖国实行改革开放，内外交往，日益频繁，海外侨胞关心祖国的热情与日俱增。蓝缵绪先生又一次回到了家乡这块热土，他目睹政府的英明政策和家乡的巨变，深受感染，更激起对家乡公益事业的垂注，在侨亲中牵头支持家乡公益建设成了他致力的份内事。
  蓝缵绪先生为人坦诚豁达，且生性耿直。故乡的许多公益项目，他总是先从自己的亲友中发起。有的亲友一时不太理解，说他是“傻鬼先捉自己人”。他时常奔走于雅加达和万隆，同侨亲共推公益之举，经常走门串户去筹集。为了联络一位侨胞，有时要等待多日，恭候多时，甚至连夜造访，这也是常有的事。他经常不惜破费，以酒楼请客为名，联络感情，推动公益捐款。许多侨胞深为所动，纷纷解囊支持，就这样，集掖成裘，共襄了一项项社会公益的落实。有时遇到捐款不足整数，他即自己出钱贴足。侨亲称赞道：“交给缵绪先生的钱，无论是公益还是私托，都最放心。”
  1986年，蓝绪先生专程回家乡主持和坑中学的建设。时值印尼货币大幅度贬值，生意先后受到损失和影响，而学校建设又遇到了资金上的困难。长子旭初闻讯，毫不犹豫地拆出自己生意上的资金支持。学校落成时，有人建议以蓝缵绪先生的名字或以华侨中学来命名，蓝缵绪先生全然不肯，说：“我和我的上辈办学校是为了和坑及周围乡村的孩子们读书方便，不是为名，还是以和坑中学为好。”1988年，蓝缵绪先生在学校设立奖学基金，旭初先生深为父亲的可贵精神所感动，当即表示要为奖学基金添砖加瓦，以鼓励办好学校。甚为可惜的是：旭初先生于1991年5月不幸英年早逝，时年仅41岁。
  1988年，漳浦海外联谊大厦募捐筹款，因患心脏病而在家疗养的蓝缵绪先生获悉，再也躺不住了，硬是撑起身体，出门找侨亲商量。许多亲友都来劝告他，他却说：“人生走到现在，要再为家乡做公益，机会不会很多的。”他先将自己作为医疗和生活之用的2万港元捐献出来，又发动捐资8万港元，于1989年10月托人先带回。时值港币升值，他即写信交代将捐款兑换成人民币，以增加公益资金。就在他写信后的一个星期，心脏病复发，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旭群先生在谈到他父亲的一生时，满怀着崇敬的心情激动地说：“父亲在异国50年，除了从印尼回家乡，从没有到那个国家去旅游过。我们有时给他的一些钱，他也都带回家乡去办公益事业。”据悉，蓝缵绪先生的子女遵从父亲的遗愿，将祖母去世时留下的4万港元也捐献给家乡公益，并表示将父辈兴办的学校和公益事业发扬光大。数十年来，由蓝缵绪先生捐资的社会公益事业，除和坑中小学的建设外，有龙海、漳浦的蓝氏祖祠、祖墓的修建；由他参与牵头发动和捐资的公益项目还有：漳浦的华侨大厦、联谊大厦、华侨中学、马坪中学、华侨医院及救护车、运输车辆等等，捐资款额有数百万元之多。
  1992年秋，笔者的领导和同事应邀赴南国访问，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来到蓝缵绪先生的寓所。只见临街的店面后是一座早已陈旧的平房，屋内摆设十分简陋；在店面与平房之间的空地上便是简易搭棚，一些铁件和钢材就堆放在这里，这就是蓝缵绪先生的家。当年他所经营的铁件加工和钢材生意也都在这里，与现时经济之比，充其量只是小康之家而已。睹物思人，我们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除了激动的泪水，便是不尽的感慨。蓝缵绪先生把他的一颗金子般的心，一颗海外赤子之心，都凝聚在他一生所热诚追求的家乡公益事业之上。
  蓝缵绪先生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所眷恋的故土，而他的功德，他的人品，则永远是我们的楷模，永远与家乡同在，流芳千秋！
  台胞祖地——佛昙鉴湖
  李林昌
  佛昙镇鉴湖，是全县最大的淡水湖，以水清如镜得名，周长一公里多，傍湖有大坑、湖浒（后许）斡仔内（轧仔内）、径口、田平、东雄、楼仔头、寮下等自然村，住民一千多户，古称鉴湖里，今为后许、轧内两个行政村。住民皆姓陈，属“太傅派”，始祖玛珖，于南宋末年由同安亭侯移居漳浦，墓在湖西朝天马山。其子史修于元代开基鉴湖。到明代，经济发展，人文鼎盛，人才辈出（详本辑《鸿江书院与鉴湖陈氏》）。湖滨山上有一座仁和楼，是明初防倭寇的三合土楼，经五百多年风雨，至今楼墙尚存，经市、县文物工作者鉴定，属明初建筑，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是明初鉴湖经济已经发展的见证。
  鉴湖陈姓传裔本县及广东、台湾、印尼，血脉牵连海内外，每年前来谒祖会亲者不绝。村里有一棵大榕树，荫蔽十多亩地，根群除深入地下以外，露出地表的同枝权一样繁茂，象征鉴湖之裔根深枝盛，源远流长。远道前来寻根谒祖的台湾和广东亲人，除在祖祠致祭以外，都要坐在榕荫下的粗根上倾诉情怀，面对鉴湖微波，依依不舍，告别之后，永不忘怀。
  陈太傅之裔开基鉴湖不久，便分衍附近的长瑞、霞黄、赤水（今属赤湖镇）及甘园、石兜（今属赤土乡）和西屿（今属旧镇）等地。嘉靖年间，为避倭寇祸患，许多鉴湖人迁居广东海丰（清代分设陆丰县）。明末清初战乱，清朝实行“迁界”政策，鉴湖划在“界外”，人民被迫外迁，“复界”时很多人没有回来，定居外乡。康熙统一台湾后，闽南兴起“过台湾”开发土地的热潮，一直延续到道光、咸丰年间。鉴湖人移居台湾始于康熙，而大部分在道光、咸丰年间，因为那时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封建族长武断乡曲，发动宗族与宗族间的械斗，互相残杀，损毁庄稼，弄得民穷财尽，很多人渡海前往台湾谋生。台湾最北的噶玛兰（今宜兰）是较迟开发的地区，至清代后期还有许多荒地等待垦拓，因而道光、咸丰年间到台湾谋生的鉴湖人都入垦噶玛兰，就是早期（康熙、乾隆年间）到台湾苗栗开发的鉴湖人，后裔也转而入垦噶玛兰（以下皆按现名写作宜兰）。
  最早移居台湾的鉴湖人是第十四世陈汝曼，于康熙年间渡台，其孙陈桂从苗栗移居宜兰罗东北成，后裔繁盛，代表人物有陈火链、陈文煜，自台湾开放民众到大陆旅行后，几度回漳浦鉴湖谒祖会亲。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鉴湖第十五世陈计淑、计勃两兄弟携眷渡台，居苗栗之竹南，后裔于嘉庆年间分衍宜兰摆里（今名进士里），第二代即建祖祠“鉴湖堂”及登瀛书院，人才辈出，清代有举人陈辉及贡生四人，秀才七人。民国时期有陈岚峰，潜离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到上海暨南大学读书，后往日本士官学校学军事，学成回国，任黄埔军官学校教官，后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在北伐战争中屡次立功，抗战时期任旅长、师长、游击纵队司令等职，与日军周旋，经大小数十战役，抗战胜利后随军返台，任“监委”（已病逝）。其族人陈文隆，在台湾开放民众到大陆旅行后，多次率团回漳浦鉴湖谒祖会亲。
  鉴湖第十五世陈公，于嘉庆年间渡台，开拓宜兰罗东三星乡部分土地，后裔繁盛，著名人物有迁台第七世陈定南，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任宜兰县长两届，后为“立委”。
  鉴湖有大坑村，第十六世陈忏、十七世陈君子、陈两地、陈蛀鼻等，于道光年间入垦台湾宜兰苏澳，命名其地为大坑罟，后裔繁多，著名人物有“国大代表”陈全德。
  鉴湖第十七世陈宣畎、宣篮两兄弟，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入垦台湾宜兰壮围乡之野。起初，那地方只有民房三座，故名三块厝，后成为一大聚落，建永镇庙奉祀“开漳圣王”陈元光，得名为永镇村。后裔繁多，代表人物有陈永和，经营海产购销及冷冻加工厂，多次回漳浦鉴湖谒祖会亲，1997年集资在鉴湖创办鲍鱼养殖场，1998年开始收获成品鲍，运销海内外。这家养殖场的成功，引起台胞的投资兴趣，至1998年6月，鉴湖之滨海积沙滩上共建起5家台资鲍鱼养殖场，总投资648万美元，签约用地948亩，已建成养殖池3万平方米，在建1万多平方米。
  其他还有鉴湖第十五世陈继衷，于道光年间开基宜兰冬山乡大兴村；陈继良，同时开基宜兰头城镇；第十六世陈新晚，于道光十四年（1855年）开基宜兰过溪等。总之，漳浦鉴湖在台湾的后裔大部分聚居于宜兰县的宜兰市、头城镇、苏澳镇、冬山乡、壮围乡、三星乡、五结乡，部分聚居于苗栗县的竹南镇，并从这些聚居点分衍台湾各地。
  台湾当局开放民众到大陆旅行后，台胞于1988年12月首次组团回漳浦鉴湖谒祖；鉴湖分衍于广东海丰、陆丰两县的后裔也派代表十人同时来谒祖。鉴湖祖祠修葺一新，内设置敬老会，作为老人游乐、休息、谈心场所。台湾亲人献置电视机、桌椅、床、被。自这次盛会后，台胞多次组团再到祖地鉴湖欢聚联谊。陈文隆、陈春水、陈东和、陈建仁等再次献款修建几座祠堂，辟为老年人活动场所。
  鉴湖现有中学一所，由省、县、镇各级政府投资34万元，村自筹20万元，于1988年建成投入使用，有初中三个年段学生一百多人。有小学两所，一所由村投资兴建，校舍与中学相邻；一所名代卿小学，由侨胞陈荣金先生捐建校舍，于1971年建成交付使用。
  人民政府和两村人民为鉴湖中、小学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台胞、侨胞设置奖学金、建图书馆，为祖地培育人才做出贡献。
  鉴湖寓台人士陈建仁的祖地情
  陈福兴
  1927年，陈建仁先生出生于鉴湖轧内村祖地，少年时代居厦门，在双十中学读书，正是国难深重、抗日运动高涨时期，他热心参加宣传抗日，抵制日货等工作。毕业后，逢抗日战争爆发，他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厦门被日军占领，建仁逃离厦门，后回漳浦故乡工作。
  抗战胜利后，陈建仁前往台湾任职。他热心公益事业，以助人为乐，尤其尽力为同乡的升学、就业、生活等问题排忧解难，深孚众望。1981年，寓台湾的漳浦同乡筹组同乡会，推选建仁为理事长，连任13年之久。由于台湾规定，社团领导人任期不得蝉联三届，而同乡们挽留建仁继续任职，故第二届延期多年未改选，而超期改选也是不符合规定，才于1995年2月进行改选，选举陈中柱为理事长，而决议给陈建仁以创会会长职衔。他热心为同乡服务，为故乡公益事业做贡献，一如既往。
  陈建仁先生对漳浦故乡的贡献主要有：
  1、倡导祖籍漳浦的台湾同胞为漳浦鉴湖、水磨、西垄等村庄修建祖祠，并购置娱乐设备，辟为老年人活动中心。
  2、率先献款一万元港币以为倡导，发动祖籍鉴湖的台湾同胞共襄义举，设置鉴湖中、小学奖学金。
  3、独资为鉴湖代卿小学营建“建仁学园”，已投入美元、台币折合人民币3万多元，于1994年建成图书馆，并购置用具、桌椅、图书。
  4、热心赞助筹建漳浦联谊大厦，率先献款新台币5万元以为倡导，多方发动，得到寓台漳浦同乡热烈响应，共底于成。
  5、献款为漳浦华侨中学图书馆添置图书，为湖西乡后洞村设立图书馆，资助漳浦四中图书馆建设。漳州市蔡新研究会漳浦蔡新故里委员会筹建乡贤蔡新纪念馆，建仁也寄款资助。
  陈建仁对祖地资助项目甚多，数额虽都不大，而资助面甚广，他本人没有经商，只有退休金收入自己十分节俭，而对资助公益事业十分热心。
  鸿江书院与鉴湖陈氏
  林祥瑞
  佛昙镇后许（湖浒）和轧（斡）内两个行政村，古称鉴湖，俗称大坑。两村陈姓环湖而居，因湖水清莹如镜，故名湖为鉴湖，地也因之得此雅称。鉴湖陈氏自元朝间肇基，世代生息传衍，至明代，经济开始发展，文教随之繁荣。自第三世陈天叙于明初创建鸿江书院，培育子孙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起，科甲连绵，鉴湖陈氏成为漳浦县的仕官望族。
  一、鸿江书院
  据清康熙《漳浦县志·学校》记载：“鸿江书院，在县东十七都，明洪武中，乡人陈彝则（据《鉴湖族谱》应为陈则彝）建，授徒讲学，多所造就。正统十二年，毁于寇，其子孙重葺之，以教乡子弟，今圯”。陈天叙，字则彝，号困翁，生于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自幼勤勉好学，明洪武初年，拜漳州学者草涧先生胡宗华为师。后来，到福州师事榜眼林志。在名师的指导下，学业猛进。但他患有足疾，不愿仕途进取，学成后，归家创办书院，教育乡里子弟，因鉴湖地处鸿江，所以，命名为鸿江书院。初授生徒十多人，书院后有一石洞，清幽雅静，是专心研读的好地方。书院于正统间被毁。后来，陈天叙之子陈亹任广东布政使，于成化二年（1466年）致仕归家，重修书院，远近士子前来就读，培养许多杰出人才。清初迁界，书院废弃，至康熙间修《县志》时，已倾圯，至今仅存遗址。现鉴湖已建有代卿小学、鉴湖小学和鉴湖中学，雄姿胜似当年，鉴湖文化正在兴盛地发展。
  二、鉴湖陈氏的科举仕宦
  鉴湖陈氏重视人才培养，崛起于东海之滨，与七都海云地区的林、周、陈氏（人物有：乌石国子监助教林纯一、檺潭进士周宗起、白沙按察佥事陈谦德），云霄镇城吴氏（人物有：进士吴森、吴原、吴瓌、吴泰等）同为漳浦县明初文化发达之乡，也促佛昙地区文化的发展。鉴湖陈亹，官至左布政使，是漳浦县历史上第一个出任省级行政长官的人，又因他的侄孙、鉴湖第六世陈奂，官至右参议，参议是布政使司的高级官员，所以，俗称“大坑出布政”。佛昙地区深受鉴湖文化影响的有：港头林氏、下坑杨氏、下赵赵氏和康厝康氏。
  港头林氏最先受到影响，鉴湖陈奂是港头林表的妹夫，而林表的长子林策（字匡文）又是陈奂的女婿。两人既是姻亲，又是学友，共同研读，互相促进。成化五年（1469年），林表登进士，6年后，陈奂也继成进士。后来，林表的孙林敬、曾孙林绍俱登进士。因林表、林敬都官至知府，林绍由知府升山东副使，所以，俗称“港头出知府”；下坑的杨守仁、杨一葵父子进士，分别官至广东副使和云南左布政使，名闻遐迩；下赵的赵范也登进士，官至浙江副使，致仕后，定居湖西官塘，建赵家城，他在《硕高筑堡记》中谈到“欲与佛昙、鉴湖等名境相鼎峙比美”；康厝康氏虽没有进士，却有举人康济时等科举仕宦9人，名噪一时。由此足见当时佛昙地区科举之鼎盛，而鉴湖文化的发达起了先导的作用。
  据清《漳浦县志》所载，鉴湖科举仕宦如下：
  1、进士
  陈亹，字尚勉，号梅庵，陈天叙第三子。正统元年（1436年）进士，官至广东左布政使。在县城后街（今麦仔市街）建“进士坊”和县城西街建“昼锦坊”以显褒荣。著作有《梅庵存稿》、《经籍要览》若干卷，并有为镇海卫撰写《镇海文公祠记》和为南诏撰写《南诏全城记》传世。
  陈奂，字朝美，号古愚，陈天叙曾孙，陈翼孙。明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官至贵州右参议。在县城布政分司右（今麦仔市街烈女巷口）建“进士坊”以示荣宠。他与林表等互相唱和，写有《登旭罗岩》诗，载《漳浦县志》及刻于东罗岩唱和诗碑。
  陈烈，字垣夫，陈天叙曾孙，陈肃孙，居赤湖赤水。明正德六年（1511年）进士，官武进知县。
  陈公相，字子显，号鉴塘，陈奂曾孙，乌石“三凤”林一初、一阳、一新的外甥。明隆庆元年（1567年），中式第二名举人，万历十一年（1583年）登进士，历官温州知府、广西副使。漳州府城内建“六榜文魁坊”和“四科进士坊”，陈公相均名列坊上。他著有《刑部文献考》八卷，载《明史·艺文志》，并有为立于佛昙的《黄公立游孝子祭田碑记》书丹的笔迹传世。
  2、举人
  陈翼，字尚弼，号竹庵，陈天叙长子。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与三弟陈亹同榜中式举人，是漳浦县第一家兄弟同科中举、双桂联芳，在家乡十七都建“双桂坊”以显荣耀。
  陈辉，陈曜金子，清康熙二年（1663年）举人，由广东中式。写有《咏五湖》等诗。
  陈天祚，居赤水，“陈百万”陈子晚孙，溪东进士张若仲女婿，县城西街御史李瑞和的内侄。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举人，授建宁府学教授。
  陈辉，清乾隆三年（1738年）举人，由台湾学。写有《鉴湖十六景》诗。
  陈国珍，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举人，授汀州府学训导。
  3、贡生
  陈柬，号长轩，陈亹长子。明成化四年（1468年）岁贡。
  陈谨，字警惕，陈奂三子。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岁贡。
  陈曜金，崇祯八年选贡，选元。
  陈有度，字无涯，陈公相孙，崇祯末年岁贡；弟陈允元，字无技，县学生员，从学黄道周。明亡后，皆隐居不仕，事迹载入《福建通志·高士传》。
  4、武科及武职
  陈万象，居赤湖下黄，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武举人。
  陈义，陈奂七世孙，陈邦俨子。清康熙间，授偏抚左营游击，升太原参将。
  陈策，陈义长子，以父袭广东澄海协标都司佥事。
  三、布政与荔枝
  宋朝，福建省即盛产荔枝，北宋仙游人蔡襄著有《荔枝谱》，记载甚详。北宋漳浦人吴与也著《荔枝总录》，原书虽已失传，而由此可知，漳浦早在北宋时代即已种植荔枝，但品种较差，且都采用有性繁殖，品种多变异，果实质量低劣。
  漳浦县有荔枝良种始于明朝天顺、成化间，最先种植在鉴湖。据康熙《漳浦县志》卷四“风土篇”记载：“荔枝，有四月熟者曰火山，有五月熟者，有六月熟者，其种不一，以绿罗包为胜，叶冬青，亦名乌叶子。此种乃邑陈亹为广东布政时移来，船中避风日，以绿罗护之，故名，旧植鉴湖最胜。后林功懋为广西副使（应为广东东莞知县或四川副使，而升广西按察使，未任而卒。）亦携来，今乌石一村特盛，味最佳，而林所手植尚存。”“南海荔，即金钟，亦陈亹携来。”由上记述可知，漳浦最早引进荔枝良种的人是鉴湖布政陈亹，他于天顺四年（1460年）出任广东布政使，成化二年（1466年）疏乞致仕。他发现广东乌叶荔枝品种十分优良，且采用较先进的“敲栽”的无性繁殖，使荔枝不变异，保持优质。其时，他的六弟陈环到广东探望，就令其船运带回荔枝苗，也带回“敲栽”的技术。带回的荔枝苗首先种植在鉴湖地区和赤湖的下黄、赤水一带，后来，逐渐传遍全县。因鉴湖的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不适宜荔枝的生长，至今少有荔枝。
  鉴湖的荔枝很快就传种乌石。明正德、嘉靖间，乌石与鉴湖就结为姻戚：陈公相之父陈考是乌石“三凤”之父林黼的女婿，而陈考的女儿嫁给林一阳儿子林用汲；又林楚（号春斋）的三女儿嫁给陈奂之孙陈剔。由于有如此亲密的多层次关系，乌石很快就种植良种荔枝。又由于乌石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十分适宜荔枝的生长，得以大量种植，其数量和质量都胜过鉴湖。嘉靖间，乌石人林功懋任广东东莞知县或四川副使时，也带荔枝良种回乌石种植。从此，乌石成为漳浦荔枝的著名产地。陈亹带回的金钟荔枝，在鉴湖已是绝迹，而在乌石生长最盛，乌石及附近尚有百多棵。金钟枝干粗大，拔地而起，参天蔽日，有如榕树。树冠最高可达20多米，单棵盖面积最大的约有400平方米，果实成槌状，最长在12厘米以上，果汁有特殊香味，酿制金钟酒，驰名海内外，是荔枝中的珍品。漳浦人至今怀念大坑布政陈亹和乌石林功懋，为家乡引进良种荔枝，造福后人。
  四、五湖十六景
  鉴湖的自然景观以湖光山色著称。鉴湖是漳浦最大的湖，此外尚有莺湖、南湖、庵湖和草湖，合称“五湖”。这些湖原是由海湾淤堵而成，由于淡泉丰富而成淡水湖。现海沙继续填塞，湖面已日渐缩小。鉴湖境内景物奇特，前人综述为十六景，其景名为：太峰倒影、鉴湖澄清、猴公拱日、将石参天、巾峰耸秀、髻岫凝烟、乌纱启瑞、玉笏凌云、西崖积翠、南浦归帆、龙川怪石、凤井清泉、石屏映月、灯架生花、仙石遗迹、海天旭日。
  清广东中式举人陈辉写有《咏五湖》诗5首，又祖籍鉴湖的清台湾举人陈辉对祖地胜景情有独钟，写有《鉴湖十六景》诗16首，今各录数首，以飨读者。
  鉴湖
  鉴湖新涨望漪漪，满地荷花长绿枝。
  翠湿松云连曲岸，碧涵山月映清池。
  鱼亭水动波心现，鹭石岩飞陇外移。
  最是菱花开匣处，一泓澄澈独吟诗。
  莺湖
  莺湖浅水碧江涯，南岸青蚊一望赊。
  湿透云枝拖树色，翻开石影浸苔花。
  迎人尚有亭中路，入耳犹闻雨后蛙。
  细看波痕青草际，王孙感咏认浮沙。
  以上摘自《咏五湖》，作者为原籍漳浦的广东中式举人陈辉
  太峰倒影
  山光远照水溶溶，宝鉴澄莹画翠峰。
  雨度云收湖上影，耸来天外露新容。
  髻岫凝烟
  螺头髻结本巍然，黛色浓浮染绿烟。
  夜静窥来江月晓，新妆镜里辟婵娟。
  南浦归帆
  画帆斜挂出天遥，夕照南湖破寂寥。
  鱼笛数声依碧岸，石崖烟水荡轻桡。
  石屏映月
  高悬石势对芳汀，皓月初升照画屏。
  拾级巅头蟾窟近，踏来云外摘天星。
  以上摘自《鉴湖十六景》，作者为原籍漳浦的台湾举人陈辉
  台胞蓝董事长寻根记
  翁镇南
  1994年5月10日，漳州《闽南日报》登出一则别致的文字，题目是“蓝氏祖地，你在那里？”即时引起漳州市台湾事务办公室的关注。据了解，这是一位名叫蓝焕长的台商，在漳州以至龙岩一带寻觅祖地未得要领后，由一位助人为乐的侨胞张永和先代出主意，刊登呼唤知情者引导寻觅祖地的“广告”。台湾蓝姓祖地有两处，一在龙海“蓝教”（隆教），一在漳浦赤岭和湖西。据知，蓝焕长先生已到龙海查寻过了，未能查到他的祖地，于是，漳州市台湾事务办公室指定漳浦县台湾事务办公室积极配合蓝焕长先生查寻祖地。当时我在漳浦县台湾事务办公室负责接待工作，这责任便落在我和我同事的肩上。
  蓝焕长先生说：他是宜兰县人，从小牢记祖父的遗嘱，要后代一家到祖地蔡坑，在蓝氏祖祠烧香拜祖。他的祖父蓝瑞芳，乳名歹囝，生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咸丰六年（1856年）七岁丧母，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岁丧父，兄瑞德（乳名黑炭）也因上山砍柴受伤身亡，瑞芳与寡嫂相依为命，艰苦度日。寡嫂对瑞芳的劳动要求和生活待遇都很苛刻，一次，瑞芳不小心打破一个碗，被寡嫂打得遍体鳞伤，并且不让吃粥，迫得他躲在牛栏里过夜。同治元年（1862年），瑞芳十三岁，便离家出走，跟人到台湾谋生，住宜兰，长大后，成家立业，生子振泰、振昌、振兴，孙仁义、仁同、敦仁、焕长、丰源、络德、丰荣、训正等。这次，焕长与堂兄仁义随同从漳平移居台湾的陈正平先生等人同来福建考察投资环境，并寻根认祖。因为陈正平原籍漳平，属龙岩地区，所以先到龙岩、漳平一带考察、寻根。他只从祖、父辈口传中得知，祖地在漳州府漳浦县蔡坑，不知道漳浦县在那里，所以寻到漳平去，却是找不到一个叫蔡坑的蓝姓乡村，转到漳州市，听说龙海有蓝姓乡村，也找不到蔡坑，因此登报“寻呼”。
  我们根据蓝焕长先生提供的简单家谱及祖、父辈交代的资料，组织有关人员到湖西、赤岭两个蓝氏聚居的乡开展调查，通过访问、座谈，核实祖先传衍的传说，研究各村庄族谱，并多次请教地方历史学者及高龄老人，认真分析，在县、乡各级政府和民众大力帮助下，经实地考察、调查研究，认定赤岭乡前园村蔡杭社为蓝焕长先生祖地。
  蔡坑位于赤岭乡北面，是四面环山的偏僻小村，在宋代，原是蔡姓发祥地，元代遭寇乱，族人外迁，明代有人回来重建家园，后又遭寇乱，全部外迁，在龙海、漳浦一带传下众多后裔，而自清代石椅蓝姓第十六世蓝明从吴山社迁居蔡坑开始，蔡坑成为蓝姓聚居地。蓝明传蓝蒲，蓝蒲之子瑞德、瑞芳，为苌坑（今赤岭乡）蓝姓第十八世。蔡坑距白水营镇很近，白水营有船经常往返厦门，瑞芳便是于同治元年十三岁时经白水营到厦门搭船往台湾的，至今一百多年，村里仍有老人在传说这事。
  我们查清蓝焕长先生的祖地，即用电话通知已回台湾的蓝焕长先生，蓝焕长即偕同堂兄仁义等人搭飞机到厦门。1994年6月30日下午，乘车来漳浦，下榻漳浦宾馆，受到县和赤岭乡领导热情接待，并商谈拜祖会亲等事宜。次日（7月1日）上午，由我陪同，乘专车往赤岭乡，先在石椅“种玉堂”总祖祠祭拜列祖列宗，后到蔡坑社拜祖会亲。一到村口，即见到“欢迎台胞蓝焕长、仁义先生回乡谒祖”的红布长条标语横跨大路，小学生挥动小彩旗，齐喊“欢迎，欢迎！”并有邻近各村的群众闻讯赶来，主动排列在大路旁，投以亲切的笑容和眼光，一时间鞭炮、锣鼓齐呜，热闹非凡。
  蓝焕长先生事先已按风俗，请人备办了全猪、全羊及各种祭品，摆在蔡坑祖祠大厅上，他身穿长袍礼服，虔诚拜祭祖先。祭事完毕，与族亲们坐谈，他激动地说：“我终于找到祖家，见到了亲人，感谢政府和乡亲的关心、协助，使我了却寻根认祖的心愿，我太高兴了！”他又说：“蔡坑就是我的祖家，我会经常回来同乡亲们会面叙谈的。”说到这里，他拿出红包献给村负责人，说：“游子初次回故乡，为表达爱乡心意，今捐献二千美元给前园小学添置教具。”村负责人接受捐献，致以衷心的感谢。中午，蔡坑父老兄弟的代表和县、乡领导与蓝焕长、蓝仁义等先生共进午餐，热情洋溢。
  前园村在蓝焕长先生所献二千美元的基础上，村民自愿集资补充，政府拨款补助，为前园小学建一座教学楼，于1996年落成交付使用。
  旧镇玉厝玄天上帝分香台湾嘉义
  翁镇南
  台湾嘉义市有一座崇奉玄天上帝的庙宇，叫龙安宫，为附近一带民众所供奉。世代相传，龙安宫的玄天上帝是从漳浦一座名叫清德宫的玄天上帝庙传“香火”去崇奉的，始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至今一百多年。
  1998年2月23日，台湾嘉义市龙安宫主持人王正雄率领三十二位不同姓氏的玄天上帝信徒到漳浦县寻根谒祖，并朝拜玄天上帝祖庙，受到有关方面和群众的热情欢迎。台湾嘉义龙安宫的执事人员根据上辈传下的资料，只知道祖庙所在地在漳浦一个姓王的村庄，叫清德宫，“过台湾”的首传弟子名叫王大诚。漳浦负责接待他们的人员帮他们到各处玄天上帝庙查证，几经辗转，找到的几处玄天上帝庙，非但所在的村庄不姓王，而且不叫清德宫，因此没有对上号。旧镇镇玉厝自然村，除附近一带以外，很少人知道那里是王姓聚居地，不知因何不叫王厝而加上一点叫玉厝，前来寻根认祖的王正雄等先生一行，在漳浦有关方面协助下，终于在玉厝村找到王姓族亲和祖庙清德宫。经过与村中父老座谈，查清了清德宫玄天上帝渡海赴台湾的经过。该村老人还记得前辈传下的话题：清朝末叶，常常发生瘟疫，村里有一个王大松（经查证，即是嘉义王姓族谱里的渡台始祖王大诚，生于清道光戊子，即公元1828年，由于漳浦沿海方言“松”与“诚”同音，故王大松也写作王大诚），三岁丧母，七岁丧父，从他懂事的时候起，就很常看到各处村庄的人相继抬着玄天上帝神像去“镇煞”，即是镇压瘟神厉鬼，保庇人畜平安；并有人用木板制造小型庙宇，内祀小型玄天上帝神像，放着香炉，用肩挑着，走村窜户，供人朝拜，祈求平安。挑神像巡乡，也算是一种行业，叫做“挑翁”（方言称神像为翁），信徒在家门口便可以拜神，祈求保佑，感到利便，必然给予若干酬谢。王大松三十岁上干起这行业。他的玄天上帝像从清德宫“挂香”，长一尺三寸，端坐在“翁轿”里，作为一头，另一头箩筐上放香炉，下放生活用品，挑着到处流动。同治四年（1865年），王大松随几位“东都客”渡海到台湾。（清代，称往台湾谋生的人为“东都客”，因为郑成功曾以台湾为“明京东都”）。故乡的人知道王大松去了台湾，但不知道他居于何处，有无后裔。这次嘉义王正雄先生带领三十二位玄天上帝的信徒到漳浦寻根认祖，与故乡亲人互相核对，弄清了两地的人缘和神缘。原来，王大松“挑翁”到台湾后，到处巡游，由于嘉义番仔沟地方的人们对玄天上帝的崇拜特别热烈，所以他最后定居在那里。过了若干年，当地人集资在那里建起一座玄天上帝庙，命名为龙安宫，由王大松主持奉祀。王大松死后，由子孙继承。这次谒祖和拜神的领队人王正雄先生就是王大松的后裔。
  漳州最早州治探讨
  李澳川
  明万历元年《漳州府志》在《古迹》“故漳州城”条记载：“唐嗣圣初，置州于漳浦县南八十里，即今云霄地。”（古代写史修志者不承认武则天年号，嗣圣以后的“垂拱”年号仍称“嗣圣”，漳州之设实为垂拱二年，即公元686年）。该志对“漳州故城”的记载只此寥寥几字，无标明具体地点，可见，明代已不存在最早漳州古城遗迹。按该志《建置沿革》所说“漳浦县本龙溪县南界地（本文作者注：绥安县于隋大业三年并入龙溪，故说“本龙溪县南界地”），唐嗣圣三年，始置漳州于梁山之下，而置漳浦县于漳水之北以属（原注：即今云霄地）；明、清《漳浦县志》都说：“陈元光开屯漳水北，后即屯所为州”，并注“漳水自西林出，海水自铜山海门入，杂泪有章，义取于此”，可知最初漳州州治兼漳浦县治同设在梁山以南，漳水北岸，今云霄县火田镇界内。嘉庆《云霄厅志》始创“西林城即古漳州城”之说。然而万历《漳州府志》不说西林城即漳州古城，而是对西林城另行记载于当时尚存的城堡篇目下，说“西林土城，在六都，旧有石城，世传元代泉州路同知陈世民所筑，岁久圯坏，正德五年，乡民共修筑之。”嘉庆《云霄厅志》及现在当地人所据以证明所说西林城为漳州最初古城的盐馆、尚书府、总兵府、监狱、军营等，其实都不是唐代建筑。自隋至唐开元以前，没有实行盐专卖制度，陈元光时代没有盐馆；尚书府是明万历工部尚书蔡思充的府第；总兵府是清总兵蔡禄的府第，《云霄厅志》说“总兵蔡禄拆西林城建私寨”；军营可能是清初的，康熙《漳浦县志》说“顺治戊戌、己亥间，镇帅移驻西林”。由于这些被引为证据的古建筑遗迹系明、清遗留，不属唐代文物，“西林城即最初漳州城”之说令人怀疑。但按万历元年《漳州府志》记载，“漳州故城在漳浦县南八十里，即今云霄地”，当是在未有西林城以前，漳州故城设在西林附近，今火田镇辖内。火田为陈元光之父陈政最早建宅之地，其领导建设的“军陂”水渠至今残存。
  有人说漳州最初古城在盘陀，根据的是《白石丁氏古谱》，说白石丁氏之祖丁儒是陈政之前镇驻龙溪的曾镇府之赘婿，后佐陈政、陈元光父子平乱，建立漳州，任承事郎，并说“家存残记：陈元光置漳州在梁山之阴，即盘陀西岭下”。万历元年《漳州府志》未采用《丁氏古谱》之说，只说“故漳州城在漳浦县南八十里，即今云霄地”。万历四十一年《漳州府志》开始采入《丁氏古谱》之说，一面仍沿袭旧志之说“陈元光开屯漳水之北，后就屯所为州，领漳浦、怀恩二县，漳浦附州为县自此始。”并照录原注：“漳水自西林出，海水自铜山海门入，清浊合流，义取于此。”这就存在矛盾，因为漳水既出西林流入东山湾，显然在梁山西南，而“梁山之阴”即梁山之北。就是《丁氏古谱》所说“陈元光置漳州在梁山之阴，即盘陀西岭下”这句话本身也自相矛盾，因为“梁山之阴”即梁山北麓，今属漳浦盘陀镇，而“盘陀西岭下”即是盘陀岭西麓，今属云霄火田镇，可见修这“古谱”的人对最早漳州州治所在地不熟悉。康熙《漳浦县志》对“丁儒为陈元光时的漳州承事郎”之说存在怀疑，在卷十九《丛谈》中提出疑问：“然则，陈政之前尚有曾镇府，前此诸志皆未尝言及，而邑旧志并没丁儒之名，何耶？”现今史志工作者经研究后，普遍认为，唐朝州一级并无“承事郎”官职，而宋元有之；丁儒《归闲二十韵》所写许多农作物为唐代漳州所未有，因而断定丁儒为宋或元朝的漳州承事郎。所谓“家存残记，漳州在梁山之阴，即盘陀西岭下”纯属后代伪托。何况盘陀只有一个周长500米的明代巡检司城遗址，没有似西林城那样始建于元，明、清重建，范围达2平方公里的古城遗迹及其他可附会的文物。
  漳州最早州治兼漳浦县治就陈元光屯军处为之，按旧地方志的说法是“在泉潮二州之间增建一州以抗岭表”。岭表即岭南，那时有“蛮獠啸乱”，曾攻陷潮阳县城，后经陈元光出兵平定，而势力仍存在于山区，曾潜入梁山，陈元光轻敌，出战阵亡。后陈元光之子陈珦接任陈元光职务，讨平“蛮峒”，以原陈元光屯军处“瘴气很重”，便于开元四年将漳州兼漳浦县治迁移到李澳川（今漳浦县城）。以原陈元光屯军处为州县治的时间只30年，属于“军政”时期，以原分营将转任州的职官，可能只有寨子之类的屯军营垒，而未有居民城，不久，那些遗迹便堙没。万历元年《漳州府志》沿袭旧志，只能指出“故漳州城在漳浦县南八十里，即今云霄地”，而具体地址不详。万历四十年《漳州府志》始纳入《丁氏古谱》之说“漳州在梁山之阴，即盘陀西岭下”。嘉庆三年《云霄厅志》首创“西林城即古漳州城”之说，说“与《丁氏古谱》所说‘漳州在盘陀西岭下’吻合。然而“盘陀西岭下”并非“梁山之阴”，因为山阴即北麓，那便在漳浦县盘陀，而不属云霄。这样，便造成“多说并存”，以致后人各有所据，争论不休。其实，唯一可据的只有万历元年《漳州府志》引据旧志的记载：“故漳州城在漳浦县南八十里，即今云霄地”和“陈元光开屯漳水之北，后就屯所为州，领漳浦、怀恩二县，漳浦附州为县自此始”，就是说，最早的漳州州治及漳浦县合设在盘陀岭与漳江之间，具体地点无可稽考。
  漳浦人与《四库全书》
  林祥瑞
  一、关于《四库全书》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乾隆皇帝下诏“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遗书。”征集天下书籍，纂修一部规模庞大、卷帙浩瀚的丛书，按中国古代传统的分类法，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丛书正式命名为《四库全书》，并对各地及朝臣献书者给予奖赏。
  为了纂修这部工程浩大的《四库全书》，当时，在北京设立一个专门机构，称为“四库全书馆”，调用大批官员，具体分工，进行纂修工作。陆续任命总裁，分别主持修纂事务。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派军机大臣刘统勋等为正总裁官。十一月，再派王际华、裘曰修为正总裁。至乾隆四十六年，前派总裁官有的亡故，有的调离，十月，派六、八、十一3个皇子同总师傅蔡新为正总裁。经过10年的努力，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四库全书》编纂完成，整套缮写四部，分别藏于文渊、文源、文津、文溯四阁。在修纂10年中，乾隆皇帝下了24道圣旨，训谕修书诸臣；在修纂完成后，亲自写《四阁记》。后来，又再缮写三部，藏于江浙的文宗、文汇、文澜三阁。这样，《四库全书》共缮写七部，分藏于全国七大书阁。
  《四库全书》告成之日，领衔正总裁的六皇子永瑢等上表进奏，以尽善尽美的语言颂赞：“天机甄度，书林占五纬之祥；帝镜悬光，艺苑定千秋之论。立纲维于鳌极，函列云珠；媲刚述于龙蹲，昭契虹玉。理符心矩，挈三古以垂谟；道叶神枢，汇九流而证圣。治资鉴古，德洽敷文。”《四库全书》的确是一部内容繁富广博，集古今大成的丛书，起到保存和整理文献的作用，基本包括清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尤其是元代以前的书籍，更加收集完备，使一些濒临失传的著作获得抢救和保存。全书共收入3461种，79309卷。后来，又再进行抽撤和补充，共收入3503种，79337卷。但是，还有更多的书籍经纂修官校阅后，认为价值不高，或思想内容对清王朝统治不利的，没有收入《四库全书》中，有的甚至遭禁毁。在与《四库全书》同步完成的《四库全书总目》中，把这些没有收入的书目编入“存目”，共有6793种，93551卷，其数量竟大大超过收入于《四库全书》者，因此，《四库全书》的局限性可想而知。
  六皇子永瑢的奏章后面，附有办理《四库全书》在事诸臣职名，其中有正总裁16人：六皇子永瑢、八皇子永璇、十一皇子永理，大臣刘统勋、刘纶、舒赫德、阿桂、于敏中、英廉、程景伊、嵇璜、福隆安、和珅、蔡新、裘曰修、王际华；副总裁10人：梁国治、曹秀先、刘镛、王杰、彭元瑞、钱汝诚、金简、董诰、曹文埴、沈初；总阅官15人：德保、周煌等；总纂官3人：纪昀、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1人：陆费墀；翰林院提调官22人：梦吉、祝德麟等；武英殿提调官9人：陆费、彭绍观等；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39人：刘校之、刘跃云、陈昌图、励守谦、蓝应元等；以及各类分校官、督催官、收掌官、监造官各若干人，全体人员共360人。这些官员除皇子和满族大臣外，大都是当时学术界的权威与精英，尤其是总纂官纪昀，字晓岚，更是著名的学者、文学家，篇幅二百卷的《四库全书总目》就是由他总其成的。
  二、参修《四库全书》的漳浦人
  自康熙末年至乾隆四十六年，漳浦县登进士选授翰林庶吉士、检讨、编修且在京任职者有9人，但能够参与纂修《四库全书》的只有两人，他们是正总裁蔡新，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蓝应元，漳州府也仅此二人参修而已。
  蔡新，字次明，号葛山，别号缉斋，漳浦县大南坂农场下布村林西墘人，建府第在县城准提室巷内。乾隆元年（1736年）进士，选翰林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
  乾隆十年，奉命入直尚书房，侍诸皇子讲读，不久，升翰林院侍讲。此间，曾督学河南，两次主持江西乡试。后来，升翰林侍读学士，随擢内阁学士，迁工部侍郎，又转刑部左侍郎。乾隆二十二年秋，命为内廷总师傅。乾隆二十九年，母亲去世，蔡新归家守制三年。乾隆三十二年，起补故官，随升工部尚书兼代理刑部尚书职务，后又兼摄兵部尚书职务。不久，调任礼部尚书，赐紫禁城骑马，并照顾在澄怀园办事。乾隆四十一年，再兼理兵部尚书，时蔡新已70岁，御书“武库耆英”及红绒结顶冠服赐给他。乾隆四十五年，奉命再主持顺天乡试，随即转为吏部尚书，兼国子监事务，授协办大学士。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与诸皇子一同被任命为《四库全书》正总裁。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四库全书》纂修基本完成，请假回家修墓，奉旨给假一年，不必开缺。
  乾隆四十八年六月，蔡新假满回京。七月，授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赐“黄扉宿彦”匾额。乾隆四十九年，充任会试正考官。乾隆五十年正月，蔡新已79岁，出席“千叟宴”。二月，皇帝按例临辟雍（太学）讲学，蔡新以大学士统领国子监，坐讲《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讲学礼毕，蔡新面恳乞休，皇帝允许以原官致仕，加授太子太师，御制诗章以宠其行，诗中有“不忍言别合令归，及归临别又依依”之句。嘉庆元年（1796年），他的学生嘉庆皇帝御书”绿野恒春”匾额赐给蔡新，表示对年高德劭的老师的敬仰。嘉庆四年，卒于家，享寿93岁。晋赠太傅，赐祭葬，谥文恭。
  蔡新在朝任职50年，历任吏、礼、工，兼理兵、刑等部尚书，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德高望重。《四库全书》修纂完成，分抄四部分藏文渊、文源、文津、文溯四阁，乾隆皇帝亲撰《四阁记》，并命蔡新撰写《跋》，享此隆恩，蔡新更为时人所敬仰。蔡新的著作有《缉斋诗文集》刊行于世。
  蓝应元，字资仲，号春圃，别号古萝，漳浦县赤岭乡石椅村古萝社人。自幼聪颖异常，过目成诵。稍长，刻苦勤奋，尤喜古诗文。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登进士，经朝考，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他在翰林院以学行文章著称。乾隆三十二年，丁父忧，归家葬父，亲自挑土营作。守制三年期满，起补故官。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皇帝下诏收集天下书籍。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开设《四库全书》馆，皇帝深知蓝应元学行俱优，命其参与修纂《四库全书》，任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他的同僚好友提示他要讨好权要者，蓝应元笑着说：“我不以捷径为荣也。”蓝应元学问渊博，办事严谨，纂修工作做得很出色。乾隆四十三年五月，皇帝对纂修诸臣，优予议叙，蓝应元晋升为太常寺少卿。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四库全书》纂修完成，蓝应元自始至终参与修纂10年整，随擢礼部侍郎。乾隆五十二年，担任会试知贡举，主持考试事务。是年冬天，奉命视察通州仓储，回京后，发生疾病，上疏请求归休。
  蓝应元任职30多年，廉洁自持，致仕时，囊空如洗，京城同僚好友钦敬他的清廉，称呼他为“蓝佛”。他归休后深居家乡张坑（今赤岭）古萝山村，足不履公庭，卒时71岁。他的故居被称为“翰林府”。
  蓝应元曾主讲厦门玉屏书院，以善教著称。他的著作有《古萝诗文集》传世。
  三、收入《四库全书》的漳浦人著作
  漳浦县古称“海滨邹鲁”，人文荟萃，英贤辈出，有不少著作收入《四库全书》。现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共收入原漳浦县（包括当时归属漳浦县的镇海卫、铜山所、云霄镇等地）人著作有15人，37种，396卷。其中收入《四库全书》者18种181卷；收入《存目》者19种，215卷。《四库全书总目》收入的著作，全国约7047人，10254种，172860卷；福建省约435人，634种，10976卷；漳州府有35人，61种，687卷。漳浦人著作收入者，人数约占全国0.21％，占福建省3.45％，占漳州府42.86％；种数约占全国0.36％，占福建省5.84％，占漳州府60.66％；卷数约占全国0.32％，占福建省3.61％，占漳州府57.64％。现将漳浦人著作收入《四库全书》及《存目》情况简介如下。
  （一）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
  高登撰《东溪集》2卷、《附录》1卷，收在集部别集类。高登，字彦先，号东溪，杜浔宅兜人。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进士，官广西古县令。《东溪集》由明代同安人林希元编，分上下2卷，有书、疏、议、论、辨、说等共20篇，诗31首，赞5首，箴铭26首，词12首，启2首，末后附《朱子褒录奏状》、《祠堂记》两篇，以及言行录10条。
  周瑛撰《翠渠摘稿》7卷、《补遗》1卷，收在集部别集类。周瑛，字梁石，号翠渠，镇海卫人，后回居祖籍莆田，因此，有的史书误会为两个周瑛。明成化五年（1469年）进士，宫至四川右布政使。《翠渠摘稿》是周瑛诗文集，由他的门人林近龙选录，故称摘稿；《补遗》收说3篇，序1篇，诗18首，为其七世孙维镳所补编。周瑛尝作绝句：“老去归平淡，时人或未知。”莆田郑岳为撰传记，称赞周瑛文章浑成雅健，诗格调高古。
  黄道周撰《易象正》16卷，收在经部易类；《洪范明义》4卷，收在经部书类；《月令明义》4卷，《表记集传》2卷，《坊记集传》2卷、附《春秋问业》1卷，《缁衣集传》4卷，《儒行集传》2卷，均收在经部礼类；《孝经集传》4卷，收在经部孝经类；《榕坛问业》18卷，收在子部儒家类；《三易洞》16卷，收在子部术数类。黄道周，字幼玄，号石斋，祖籍镇海卫铜山所（今东山县铜陵镇），移居漳浦县城东门外石斋村。明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南明隆武时，召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抗清被执不屈，就义于南京。他学问渊博，著作繁富，是我国著名的学者、诗人、书法家，他的画也颇享盛名。上述前8种著作是他研究《易经》、《尚书》、《礼记》、《孝经》的论述。《榕坛问业》是他讲学漳浦北山和漳州芝山紫阳书院（即榕坛）时，士子问业的记述。内容以致知明善为宗旨，凡天文、地理、经史、百家之说无不随所提问题而阐发，不尽作性命的空谈；《三易洞玑》是把天文历数归之于《易》经中，《三易》指伏羲、文王、孔子之易，洞是透彻的观察，玑衡是古人测天的器械，书名意为用《易》来测天文历数，透彻明了，丝毫不差。“意欲网罗古今，囊括三才，尽入其中。”认为“天地人之象数，皆具于物，布而为历，次而为律，统而为易。”所以，在其讲学处造“天文图”（天地盘）以阐发之，后人难晓其中之奥妙。
  何楷撰《古周易订诂》16卷，收在经部易类；《诗经世本古义》28卷，收在经部诗类。何楷，字玄子，号黄如，镇海卫人，晚年居湖西乡下梧村石湖山。明天启五年（1625年）进士，官南京礼部郎中，南明隆武时，召为户部尚书。《古周易订诂》对《古周易》进行订正，补释古词义，卷末附以《答客问》一篇，借诂经以言时事。其取材宏富，旧日说杂采并陈，不持守一家之言；《诗经世本古义》其论说以孟子知人论世为主旨，依年代编次。他“学问博通，引援赅洽，凡名物训诂，一一考证详明，典据精确，实非宋以来诸儒所可及。”
  蔡世远撰《二希堂文集》12卷，收在集部别集类；《古文雅正》14卷，收在集部总集类。蔡世远，字闻之，号梁村，大南坂农场下布村人。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进士，官至礼部左侍郎。《二希堂文集》之所谓“二希”，是他以宋代范仲淹（字希文）、真德秀（字希元）为榜样，乾隆皇帝为皇子时，为该集写序，他的门人宁化雷能写跋；《古文雅正》选录自汉至元的文章236篇，自序中说：“雅正者，其辞雅，其理正也。”指出其编选的旨意。
  蓝鼎元撰《平台纪略》1卷，附《东征集》6卷，收在史部纪事本末类；《鹿洲初集》20卷，收在集部别集类。蓝鼎元，字玉霖，号任庵，别号鹿洲，赤岭乡山尾顶人。清雍正元年（1723年）拔贡，授广东普宁知县，署广州知府。《平台纪略》、《东征集》是他随族兄蓝廷珍出征台湾平定朱一贵起义的亲历见闻及鼎元代拟的公牍、书檄，材料翔实，可资考证。《鹿洲初集》由其友旷敏本所编并作序，巡抚张伯行也为之写序。集中论述多切事理，文笔流畅，在清人文集中较有实际者。
  （二）收入《四库全书总目存目》的著作
  周瑛撰《书纂》5卷，收在子部艺术类存目。《书纂》分原始、体辨、考法、会通、择佐使5篇，自序中说，他的长孙南凤11岁，好学求进，他就作“书法”给予指导，后拾缀旧文成篇，故名为“纂”。
  陈真晟撰《陈剩夫集》4卷，收在集部别集类存目。陈真晟，字晦德，号剩夫，自称布衣先生。镇海卫人，祖籍泉州，曾徙居龙岩，晚年定居龙溪玉洲。明代天顺、成化间理学名家。《陈剩夫集》为其门人林祺所编，清康熙间，福建巡抚张伯行刊刻并序。该集收程朱正学纂要，首为程子学制，次为朱子兼补之法、心学图说等等，过分强调程朱正学对封建统治的作用，持论较为偏僻。
  卢维祯撰《醒后集》5卷、《续集》1卷、附《京省次闽漳会录》5卷，收在集部别集类存目。卢维祯，字司典，号瑞峰，别号水竹居士，漳浦县城后沟巷人，祖籍锦屿（今竹屿盐场）。明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历官吏部四个司的员外郎、郎中，大理寺卿，终户部左侍郎。《醒后正续集》是卢维祯致仕后亲自编订刊刻，题为“醒后”，意为如梦之醒。该集以奏疏、公移、评驳和诗文杂著合编，因他在吏部四个司任职多年，特别留心吏事，所以，案牍也一一录存。附《京省次》一册，中分地望次，府、州、县次，财赋次，会状次，甲科卿辅次。此系手录成编，以备纪事之用，刊刻时亦收附集末。
  吴琯撰《唐诗纪》117卷，收在集部总集类存目；《海山记》1卷、《迷楼记》1卷、《开河记》1卷，又有《剑侠传》2卷，均收在子部小说家类存目。吴琯，字邦燮，号中云，云霄镇城（今云霄县城）人。明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官南京吏科给事中。《唐诗纪》是吴琯与人合编，仅收初唐、盛唐诗，而晚唐诗未及收入即刊行；《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俱载于吴琯编《古今逸史》，分别叙述隋炀帝西苑事、幸江都事和麻叔谋开汴河事；《剑侠传》也载于《古今逸史》，都是记述唐代剑侠之事，与《太平广记》中的豪侠卷相同。
  杨一葵撰《芙蓉馆集》2卷，收在集部别集类存目。杨一葵，字翘卿，号致吾，又号绍江，佛昙镇下坑村人。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官至云南左布政使。《芙蓉馆集》收诗、文各1卷，诗格颇清，文则多为应酬之作，南靖蒋孟育为其序。他先有《豫章集》、《画脂编》刊行，其自写2篇序文也载入此集中。
  胡廷宴补编《黄楼集》2卷，收在集部别集类存目。胡廷宴，字以泰，号瞻明，绥安镇鹿溪桥村人。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陕西巡抚，俗称“胡军门”。《黄楼集》原是南漳人鲁点编，胡廷宴补编并刊行。该集收集苏轼在徐州所写的诗文。苏轼曾修建徐州城东门楼，涂以黄土，名日黄楼，苏轼、苏辙、秦观、陈师道等名人颇多题咏，黄楼成为古迹，因以为集名。胡廷宴刊刻此集是朝官例行公事，刊书一部，佐以一书帕，称为“书帕本”。
  涂一榛撰《尚友斋论古》，无卷数，收在史部史评类存目。涂一榛，字廷荐，原属镇海卫，今马坪镇仙都村倒头溪社（社淹没水库中）人。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官至通政使司左通政。《尚友斋论古》取自春秋范蠡至宋文天祥等68人的本传，他在传后一一给予评论，其议论多是因陈前人之说。又说“台谏不可随众口占风。”则是为当时朝廷政局而发的议论。
  黄道周撰《春秋揆》1卷，收在经部春秋类存目；《广名将谱》17卷，收在子部兵家类存目；《西曹秋思》1卷，收在集部总集类存目。《春秋揆》以皇极经世之学解说春秋，认为春秋以天治人，所以用“揆”为书名。《广名将谱》为无名氏撰，黄道周注断，并为之作序。《西曹秋思》是黄道周、叶廷秀、董养河3人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被禁在刑部狱中的唱和诗作。是编皆七言律诗，分上平韵、下平韵各为30首，叶廷秀作小引，董养河子董师吉作跋。
  蔡保祯撰《孝纪》16卷，收在史部传记类存目。蔡保祯，字端卿，镇海卫铜山所（今东山县湖塘村）人。明末有名的孝子，父丧，在山中守墓庐，并写对联“展墓千里，子心未恔；居山一日，人事亦稀。”刻于石上。《孝纪》分为16类，记述历代孝行事实，黄道周为之作序。
  康伟然撰《黉祀纪迹》10卷，收在史部传记类存目。康伟然，字仙，号中江，镇海卫人（今龙海县海澄港尾一带）。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恩贡，授兴化府教授。该书为文庙崇祀的圣贤谱传，附以春秋祀典、礼乐器图等圣门事迹。
  王道撰《江湖闲吟》8卷，收在集部别集类存目。王道，字直夫，号鹿皋，漳浦人（居里未详）。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岁贡，官金山知县。《江湖闲吟》是他罢官后寓居朱泾（今上海市金山县朱泾镇）时所作，黄之隽为之序，后收入于《鹿皋诗集》，县人蓝鼎元为之写序。
  蓝鼎元撰《修史试笔》2卷、《鹿洲公案》2卷，收在史部传记类存目；《棉阳学准》5卷、《女学》6卷，收在子部儒家类存目。《修史试笔》谱写自唐房玄龄、杜如晦起，至五代王朴止的传记36篇，旷敏本为之序；《鹿洲公案》收入其任广东普宁知县时所审理的案件，自述推鞠的始末，共分24篇；《棉阳学准》是他在普宁兼理潮阳知县时，整顿学校，作文训导士子的集录，分同人规约、讲学礼仪、闲存录、道学源流等篇。《女学》其体例仿朱子的《小学》，采用经传格言、参摭史传，分为女子的德、言、容、功四篇，分章别类，并加以论断，用以教训女子。
  上述著作仅是漳浦人历代著作中的一小部分，这些著作能收入《四库全书总目》，在我国浩如渊海的文库中占一席之地，成为漳浦县古代文化繁荣发达的象征，为漳浦人争得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