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漳浦县城东线建设
  ——写在东线工程建设四周年之际
  陈桂味
  谨以此文，献给东线工程的建设者和工作者们。
  在漳浦县城东隅，一个规划有序，道路宽畅，楼宇林立，建筑新颖，基础设施功能比较齐全的新城区，近几年间正悄悄崛起，这就是漳浦城建的东线工程。
  东线工程若以第一次拆迁动员会为开工标志，至今已历四周年。四年来，指挥部在县委、县政府直接领导下，在县五套领导班子的共同关心指导和各有关部门、单位的配合支持下，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胜利与成功。笔者作为工程的一名主要的工作者，有心将四年来的主要工作过程，如实地记录下来，目的是为今后研究城建工作的部门和同志们，提供一些工作线索，提供一些经验教训，同时，也表达我对指挥部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工程的建设者们的感激之情，向他们道一声辛苦了！谢谢大家的辛勤劳动和真诚合作！
  一、决策
  1993年4月6日，是漳浦城建史志值得记载的日子。这一天，县委召开县五套班子领导成员会议，专题研究漳浦城建工作，确立近期城建的“四线工程”。会议在宾馆5号楼三楼会议厅举行，调整后的漳浦县城总体规划图及部分地段控制性详细规划图挂满会议厅的墙壁。会议由县委书记王良才主持，县长康天厚、县人大主任戴全成、县政协主席杨玲以及五套班子领导出席会议。县建委主任陈玉宝、规划办主任庄亚山分别介绍县城总体规划和调整后的整体布局，近期城建重点建设工程项目建议及建设思路。与会的领导同志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大多数同志认为：漳浦城建，在过去的一段很长时间，没有规划、盲目建设。三中全会以来，诸多原因，城建起步缓慢，城建已明显滞后、制约着经济的发展。现在已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了。根据县城的地形特点，必须走向东向北发展的县城拓展路子。会上，同志们还就城建的建设方式、建设资金来源、实施组织形式，提出很多意见建议，也介绍了外地城建经验做法——如何做好做活土地文章，走以地生财，以地养路的城建路子。
  作为闽南“金三角”的开放县，且素有“金漳浦”雅称，建县一千三百余年的漳浦县城，名实不符甚远，县城仅有西街（路面宽5.5～6.5米不等，长700米）、东街（路面宽4.5～5.5米不等，长450米）、北街（路面宽4.5～5.5米不等，长575米）、府前街（路面宽4.5～5.5米不等，长525米）、南街（路面宽4.5～5.5米不等，长305米）、麦市街（路面宽4.5～5.5米不等，长230米），这些“街道”有的断头，有的无尾，破旧不堪，且道路功能极不完善。“文化大革命”期间，由革委会副主任许慕唐组织开拓西街北段（自顶仔头至车站（即今县府大院医疗室至汽车站），路面宽19米，长255米〕，使县城北部与过境公路（牛旧线）相衔接。1964年开建青年路，规划从与西街衔接处（今县府医疗室）至西门处与过境公路相衔接，因“文化大革命”中断，只建至今绥西小学处。1980年续建至西郊县医院，路面宽22米，长770米，使县城西郊与原国道324线相衔接；1984年又续建连接至罐头厂，这段名中华路，长395米，宽22米。
  80年代至90年代初，县城旧城区局部得到改造，如1985～1986年西街的县中医院地段（县府医疗室至第二招待所，长165米），路面拓宽至19米；1989～1993年，麦市街的拓宽及西头许官巷，东头火烧巷的打通改造，从而使麦市街与环城东路（原公路牛旧线漳浦城关段），及西湖的湖滨路相沟通，拓宽后的麦市街，路面宽19米，长535米（东线工程东西次干道，又与麦市街衔接，成为麦市街向东延伸的一段）。总之，县城虽经80年代、90年代初的几次扩宽改造，道路有所延伸，功能有所改善，但毕竟还是围绕旧城区做文章，传统的道路格局：西街——县前———北街——麦市街，还没有太大的突破。
  话又回到1993年4月6日五套班子城建专题决策会上，与会同志对调整后的县城总体规划比较满意，对走“改造旧城，拓展新区相结合，新区旧区相衔接”的县城发展路子，有比较一致的认识。王良才书记在最后的会议小结上，代表县委县政府决定：按照调整后的县城总体规划，近期城建要抓东西南北“四线工程”。通过“四线工程”建设使县城得到拓展，道路基础设施功能得到改善。“四线工程”中的北、东、西三线初定是：北线工程——从旧车站农械厂路口至霞潭岭门，全长2800米，道路红线宽40米；东线工程——从盐务处办公楼（妈祖宫附近）至绥东溪宪台社后，全长840米，道路红线宽40米；西线工程——从中华路经九六医院（现驻军团部）东侧到工业南路，全长1249米，道路红线宽40米。四线工程，不能简单理解为在县城四个方位建四条道路，而是以四条主干道为轴心，旧城改造与新区拓展相结合，建成四个新区。比如东线工程，以东西走向路面宽40米的主干道（今已命名为朝阳路）为轴心，南北走向路面宽24米的次干道（今已命名为大亭路），以及若干条宽12米、9米、7米的道路为配套的小区，使县城东部得到扩展，新旧区有机衔接。
  在领导的分工方面，会议是这样确定的：“北线工程”由胡寿春副书记牵头负责（分工后不久，胡便上调市法院工作，北线属绥安开发区地段，由开发区副主任朱志平组织实施）；“东线工程”由我牵头负责；“西线工程”由欧友祥牵头负责（欧当时为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后改任县委副书记，1997年4月调市政府工作）；“南线工程”考虑拆迁量太大，确定近年内不搞全线拆迁改造，成熟一段改造一段的办法（1994年5月10日，县委成立“西湖公园工程建设指挥部”，1996年下半年该指挥部已承担了南线工程西段——从现324线至王顶的建设任务；南线工程东段——从南门至绥东东街路口，由于拆迁量太大，暂缓考虑）。会后，“南线工程”也就没有成立机构和组织人员进行落实。由“四线工程”派生出“环城东路整治工程”（即省道牛旧线城关地段，从旧车站至绥东东街口），整治前是柏油路面，整治要求是按城市道路建设要求：地下排水排污、给水、电力、电讯管线配套，道路按宽24米等级街道要求铺设水泥路面，这个工程实施时，由杨荣忠常委牵头，分别由绥安镇和县建委组织施工（绥安镇施工自旧车站至麦市街交口，因筹措建设资金受阻，自麦市街交口至绥东东街口这一段改由县建委组织实施）。
  “四线工程”的提出，表明县委、县政府对城建的决心和态度，这宏伟的决策，在漳浦城建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二、筹备
  有了正确的决策，还要有一个正确的实施方案和一个组织实施的工作班子。1993年5月14日，县长康天厚主持召开“东线工程”实施论证会，参加会议的有副县长陈辉、杨安乐、人大常委沈淮森，以及计委、建委、土地局、绥安镇、绥北村、绥东村等领导同志。会上对东线规划方案和实施条件，作了实质性讨论，着重解决了如下问题：一是用地控制范围；二是新征土地的价格；三是组织机构（明确提出东线工程要以县土地开发总公司为依托，财务管理由土地开发总公司财务兼）；四是建设模式、资金来源（以地生财，以地养路，基础设施自我完善，建设资金自求平衡）；五是强调有关部门、单位要密切配合，通力合作。
  6月1日，县建委、县土地开发总公司根据5月14日的会议精神，制订“关于县城东线工程建设实施方案”，报县政府审批。6月16日，县政府以浦政综137号文件批准这个方案（即漳浦县人民政府关于东线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同一日，县政府又以浦政综138号文批准“绥北洋小区详细规划”（绥北洋小区所指的便是东线工程所要实施的范围）。
  工程的组织机构也相应产生。设东线工程指挥部，由我担任指挥、林永章（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兼土地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和陈玉宝（县建委主任）担任副指挥，指挥部设征地拆迁、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等工作小组，分别由陈合龙（房管处主任）、庄亚山（县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仲乾（县土地局人秘股长）担任组长。工作人员从建委、土地局和土地开发总公司抽调，财务由土地开发总公司财务兼任（独立核算），他们是：卢建顺、曹惠芬、洪美燕、曾庆新、王中诚、蓝中盛、黄宏星、蔡耿生、刘玉才、苏奋勇、陈锦贵、陈锦坤、黄连续、杨顺生。（杨顺生同志系县城镇综合开发公司的技术干部，中专毕业，前亭江口人，借调东线后一直负责测量放样工作，该同志性情谦和寡言，工作谨慎细致，1995年就因患肝病住院治疗一阶段，愈后又投入工作，1996年4月间，肝病复发，4月下旬从县医院转漳州驻军175医院，29日，治疗无效在医院逝世，时年28岁。顺生同志英年早逝，我部人员都深表哀痛。患病住院期间，指挥部和该单位的领导及同志们到医院看望慰问，指挥部对其医疗费用及时全部给予解决。逝世后，我部派代表前往前亭原籍参加送葬）。杨顺生逝世后的测量放样工作，建委再派蔡志伟同志到指挥部承担此项工作，黄连续、陈锦贵配合。
  县政府对东线工程实施方案批复的文件下达后，指挥部便着手抓建设用地招业主预约，以筹措工程启动资金。照政府文件“采用多种形式组织建设项目，多渠道组织资金，在优先考虑行政办公等公建项目的同时，可以按商贸综合用地要求，组织公有制企事业单位、股份制企业单位、三资企业集中建设，以加快该区建设步伐”的要求，向一些已知有基建可能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发出预约的邀请。六月下旬，指挥部连续召开两次座谈会，有县邮电局、交通局、环保局、农业局、外经委、农行联社、金兴公司等二十多个单位前来参加。会议目的就是希望这些单位能够接受规划及其地价，带头预约建设用地。但多数单位对此反应冷淡。集中他们提出的有两大问题，一是工程拆迁量大，担心工程能否顺利进行。道路何时能够开通，预约地何时才具备建设条件；二是对每亩地价12.3万元，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大价钱，承受不了。因此，许多同志等待不到会议结束，就悄悄离去，第一次座谈会没有多大效果。第二次座谈会后，也只有县农行联社、金兴公司、县邮电局、环保局等几个用地比较迫切的单位进入建设用地预约的具体工作，签订预约用地协议，并陆续交了一部分的土地预约金。从而解决了工程的启动资金。
  指挥部同时进行以下四项前期工作：一是拆迁摸底工作，根据所规划的拆迁红线，在拆迁范围内入户丈量其户屋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澄清逐户常住人口；房屋土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等情况。二是落实5月14日召开的协调会的具体事项，与被用地单位绥北村、石斋村签订有关用地范围、面积、土地补偿费支付等事项的协议。三是做争取银行贷款和争取外资合作方面的工作。四是编写拆迁方案和安置新村详细规划。总结以前拆迁安置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在未作拆迁动员之前，必须首先确定好安置小区的地点，做好安置小区的详细规划一一这是拆迁前关键的基础工作。
  三、拆迁
  城建拆迁工作，是一项关键性工作，也是难度最大的工作。有人说拆迁是天下第二难事，事实就是这样。
  东线工程的拆迁量比较大，按时间顺序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1993年9月至94年初，拆迁主干道（朝阳路）上的北门兜居住区，朝阳村中部居住区；第二阶段从1995年4月至9月，拆迁石斋村的草潭、后田自然村和食品公司种猪场；第三阶段从1996年9月至1997年底，拆迁南北次干道（大亭路）种猪场前后民宅和北门兜南侧民宅，工程总拆迁民宅178户和1厂1场1单位。第一阶段拆迁民宅73户，拆迁占地面积14387m2，建筑面积10634.6m2，单位拆迁面积有：铸造厂，占地面积6629m2、建筑面积3494m2；盐管处，占地面积1264.3m2、建筑面积1198m2。第二阶段拆迁民宅81户，拆迁占地面积14559.6m2、建筑面积5496m2。第三阶段拆迁民宅21户，拆迁占地面积2560m2、建筑面积2685m2，单位拆迁有县食品公司种猪场，占地9334m2、建筑面积2519m2。
  首期拆迁必须从地处朝阳路口的盐管处、铸造厂入手，由此打开缺口。拆迁企事业单位，也有相同的难处——人多话杂，稍有闪失，就可能引发社会不安定因素。在处理铸造厂拆迁补偿协议时，围绕“补偿不足以建新厂”，双方开展了将近半年的“拉锯战”。这个厂是二轻局下属一个生产铸铁锅的集体企业，共有职工120人，随着社会发展，液化气的普及，厨房设备的革新，铸铁锅销路日益萎缩，拆迁前的1992年，该厂基本处于停产状态，职工大部分外出自谋职业，主车间被南安一户生产铸铁件的个体户租赁承包。我们根据县委主要领导关于“铸造厂的拆迁补偿，要足于建设一个同规模的新厂”的指示，指挥部多次研究，采用较有利于这个企业的拆迁方案。在拆迁阳朝村民宅时，大都是80年代和90年代初才建成，这类拆迁户抵触情绪很大，增大了拆迁难度。同时，有麦市街“泰怡园”拆迁安置出现的一些问题，辐射到东线的拆迁户，给他们播下“安置难”的阴影，给本来难度就很大的拆迁工作雪上加霜。
  1993年8月19日，东线指挥部召开拆迁动员会，以解决第一阶段拆迁任务。康天厚县长、胡寿春副书记、林拱海副县长等领导同志及县纪委、政法委、监察局、绥安镇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出席会议。东线工程副指挥林永章主持会议，林副县长作拆迁动员报告，我就拆迁安置补偿有关事宜作说明，胡副书记、康县长分别作了重要讲话。拆迁户有50余人（每户一人）到会，（有20余户没有到会）。拆迁动员会的召开，标志着工程开始启动。指挥部设置北门兜和阳朝两个拆迁小组，同时入户动员、丈量、登记等工作。拆迁小组工作人员安排是：北门兜小组由刘玉才、曾庆新、王中诚、吴高玉、周武金等人组成，刘玉才为组长；阳朝小组由陈合龙、黄宏星、蔡耿生、苏奋勇组成，黄宏星为组长。拆迁总负责人陈合龙（房管处主任），建委副主任林开封同志经常深入作具体工作指导。
  由于拆迁前的准备工作比较充分（主要是补偿资金和安置地这两个硬件），并且把公平竞争机制引入拆迁工作——指挥部制订印发了《拆迁安置说明》，把拆迁安置环节详细操作办法公诸于众，如为鼓励拆迁户搬迁交房积极性，把搬迁交房的时间顺序与选择安置宅基地的次序挂钩，并且将拆迁补偿款支付办法、安置选择宅基地办法、搬迁交房时间界限与奖金等都作具体详细规定，可操作性强。起初，有一部分人不相信，但一部分人还是持信任态度，因此，在动员会的隔天，就有七八户要交房让我们拆除，到8月30日（动员大会后12天内），已有38户签署拆迁合同并交房，占拆迁户的52％，到9月25日，共62户签署拆迁合同，把房屋交给我们拆除，到10月中旬，签署拆迁补偿合同和交房工作基本结束（只剩下一户，继续做说服工作）。房屋拆除工作也分别由四个施工队伍进入拆除。整条道路路基填方也在同时进行，主干道的雏形日渐明显。
  随着第一期拆迁工程的顺利进展，1994年12月8日，县委书记王良才、县长林奕斌、副书记陈启生等到工程现场办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指示工程要乘胜东进。（见县委会议纪要1994年第7号）。根据县委、县政府领导意见，东线要跨溪向东推进，开发草潭、河尾、后田地段。经过测量和规划设计，第二期实施方案于1995年2月8日编制完成，报请县政府审批，3月7日，县府以（95）27号文件批准实施东线二期建设方案。二期建设拆迁任务（即第二、第三阶段拆迁）由林主生、林建佑、林永临、陈锦坤具体负责，林主生为组长。这两阶段的拆迁，在总结第一阶段拆迁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工作方法有所改进，比如不再由指挥部包建宅基，安置用地确定后由拆迁户一手统建，这样更加保障了拆迁户利益。林主生同志在建设局长期从事拆迁方面的工作，业务熟悉，办事公正，有相当的群众工作经验和群众基础，在所负责的拆迁安置，比第一阶段更加有条不紊，更为得心应手，拆迁户的意见更少了。
  第二期工程启动前夕（1995年2月中旬），与林主生同时借调指挥部工作的，还有土地局人秘股副股长唐耀钦，以调换林仲乾回土地局工作。唐耀钦同志来指挥部主要负责日常事务工作，任开发部主任，为东线工程法人代表。该同志到任以后，东线指挥部开始有了正常的办公地点和办公秩序，办公室又聘请姚丽凤、曾美玲做描图、资料管理工作，又聘请林文燕协助会计工作。工作人员实现集中办公，统一管理。1995年初，副指挥林永章同志（县政府办主任、土地开发总公理总经理）因工作需要，不再兼任工程副指挥，工程指挥部的领导成员，从二期工程以来，由我和陈玉宝、唐耀钦、庄亚山组成。陈玉宝在大亭路剪彩之日（1997年元月18日）起，离任荣调厦门工作，不再担任县建委主任职务，也不再担任东线副指挥。这样，自玉宝离任后，东线的领导机构，便剩下我和唐耀钦、庄亚山，1997年11月21日，县政府增补林开封为副指挥，东线议事一般都扩大到指挥部的正式人员。
  东线工程的拆迁安置，总体上来说是比较顺利的，尚未发生与拆迁户有冲突性矛盾和“强制执行”的事情，这主要在于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拆迁方案办事，卓有成效的辛勤劳作，在于大多数拆迁户的理解支持。居住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对居住条件的创造和追求，是人生一件大事，房产是每个家庭的主要财产，在现有条件下，营造一处住宅，都要倾尽一个家庭一代甚至两代人的积蓄，确实来之不易。国家建设需要动迁，从一搬、一拆、一建、再搬，这全部过程，是十分劳烦艰辛的过程。切身处地，将心比心……我们每每站在拆迁户的角度思考问题，理解拆迁户一时的思想情绪，严格依法办事，注意化解矛盾，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在补偿费及时兑现，安置地按时落实，工作过程的公正性和平等竞争，安置新区基础设施配套的落实等方面，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做到深思熟虑，小心谨慎，一步一个脚印。如今，座落在东胜路（12米宽街道）和座落在河尾社前的“河尾新村”这两个拆迁安置小区，楼房林立，布局有序，建筑新颖，相当壮观，拆迁户喜迎新居，安居乐业，这已成事实。
  四、建设
  就指挥部的建设任务而言，只有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桥梁、排洪排水、排污、给水、电力电讯等。
  在第一阶段拆迁任务基本完成的时候，指挥部的工作重点转入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最先遇到的是规划用地范围内的各类架空线路的迁移改建任务，主要有：电力公司自“朝阳城”第一幢东侧至罗山的一万伏高压线路一对，沿今东胜路的里程有一公里，迁建费15万元；有军用电话线两条，一条明线，自大弯地段（今东胜路安置新村）到宪台自然村，自西北——东南方向跨越东线用地范围上空；一条是地缆线，从楼仔顶自然村至后田自然村，自西北——东南方向横穿二期工程用地；有县、镇广播线路二条：一条自镇政府至罗山，一条自北门兜至草潭后东延至赤土、湖西方向的明杆架空线路；还有通朝阳新村、宪台自然村等的电话线路、闭路电视线路、自来水管线路，需要迁移改建。在上述管线的主管部门支持配合下，大部分在同年下半年迁建完成，解决了用地范围内的“制空权”问题。
  紧接着的是进入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决定从解决全小区排洪排水入手，开挖小区北部长一公里的排洪渠（西自绥北村的扶马桥地片，东至绥东溪），并要赶在1994年夏季汛期之前，拦截上游洪水入渠出宪台溪，解决小区建设制涝排水难题。排洪渠原设计是一条断面宽4～5米的土渠（见县府（93）137号文件《东线工程实施方案》），施工前夕，经水利局、建委的工程技术人员论证，认为，此排洪渠负担着工程上游，包括辕门、油车、绥安工业区共19平方公里的集雨面积（不包括罗山一带及水磨岭水库的排水泄洪这一因素）排水泄洪、拦截入溪（绥东溪）任务，用土渠是承受不了的，经过几天的讨论，统一了认识，指挥部按二十年一遇的洪水过水断面条件重新设计，使排洪渠的岸堤断面和牢固程度与洪水量相适应，渠面宽7m，岸堤全用石砌体，排水口（朝阳路以南）加以钢筋混凝土板块盖渠面，排水、道路两用。
  排洪渠的设计以庄亚山为主，蓝中盛协助，跨渠桥梁由水电局杨银辉设计，工程施工队按地段分二队同时进行，绥北、石斋两村配合。负责现场施工的管理人员有蓝中盛、林永临等。建委正副主任陈玉宝、林开封、陈荣耀、曾洗宇经常深入现场指导，尤其在处理穿越阳朝新村与楼仔顶新村地段，开挖断面靠近沿边民宅，预防有塌方倒屋危险的果断决策，排洪渠横穿朝阳路及其出口位置的选择，他们都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和心血。没有对现场情况的及时掌握，没有相当的工程技术经验，事故就可能发生。
  排洪渠建成后，至今已经受了三次暴雨洪水的考验，特别是1996年8月1日晚至2日上午8时许的台风暴雨，过程降水量达250毫米，其时又逢夏收乍过，上游洪水夹带大量稻草、香蕉杆等杂物，涌入排洪渠，加上下游环城东路的东门兜桥桥孔被洪水的夹带物堵塞，绥东溪油车村地段溪堤崩塌了好几处，洪水从决堤处涌入排洪渠，造成排洪渠道两个地段洪水满溢，进入朝阳路，这是洪水最大的一次。以后的这些年份，汛期暴雨洪水，排洪渠都安全度汛。
  排洪渠建设后的基础设施主体是道路工程，东线工程全部道路共有12条，分主次干道和小区道路三个等级，主干道为东西向的朝阳路，路面宽40米（包括建设用地临街退用地红线3米，共46米），长1511米。次干道为南北向的大亭路以及麦市街东段东线工程部分，路面宽24米（包括建设用地临街退红线2米，共28米），长1020米。其他小区道路，有路面宽12米、9米、6米几种等级，小区道路占地面积50多亩（33655m2）。全部道路占地面积192亩多。主次干道的规划设计，由省规划设计院柯主任（高级工程师）主持设计，其他小区道路由县规划办设计。路基地下管线有排水管、排污管、给水管和电讯管线，主干道多一条路灯电缆线。全小区地下排水排污管线实行雨、污水分流，为将来与县城污水处理厂相衔接提供条件。
  主次干道建设实行招投标，主干道于1994年9月上旬发函邀请福州、漳州、泉州、厦门四家市政公司参加投标，9月23日，实际来浦参加投标的只有漳州、福州两家，结果，漳州市政公司中标。大亭路北段和其他小区道，采用“以地换路”方式来建设（受资金回收的制约，指挥部无法按计划以资金支付方式建设工程，采用以建设用地向工程队换取路道工程，即将建设用地作价顶低工程款。用这种形式承包工程，有资质的施工队响应者不多，因为所承包的工程全部资金要由承包的施工队自筹，同时又担心所“换”到的地今后要如何处置。省煤炭基本建设公司漳浦分公司经理王才源接受了这一条件，承包了大亭路北段和一期小区12米宽以下道路工程。
  在工程结算方式上，只有朝阳路西段（以溪为界）采用按图施工，按实结算，并委托县建行作决算，其他路段工程，全部采用按图施工，签订合同时就一次定死单价的大包干形式。我们认为，采用大包干形式，可以克服双方在工程施工过程中的讨价还价现象，避免一些可能出现的不正之风。事实已证明，大包干的形式，合同一经签订，甲方代表只要把握住质量及工程进度即可。当然，采用这种方法，是以对工程行情、单价的十分把握和严格把关为前提的。东线的每一个具体工程项目的承建，属投标的，按投标程序进行，属“以地换路”的，都由指挥部领导成员研究决定，并始终参与检查、指导、验收等。
  工程承建单位是：朝阳路（含桥）、大亭路南段、麦市街东段（东线与麦市街衔接部分）等主次干道，由漳州市政工程公司承建，队长游少容，技术人员：阮伟中、许永强、游智谦。大亭路北段以及一期小区道路工程由省煤炭基本建设公司漳浦分公司承建，经理王才源，工程技术人员许启生等人。二期小区道路工程由惠安建筑公司东岭工程队承建，队长刘清溪。
  五、收支
  “实施方案”对每期工程收支都作了测算。1993年第一期实施方案的收支测算比较粗糙，与实际差距较大，主要原因是对工程认识比较肤浅，对可供建设用地的地价制订偏重于社会承受力方面（实施方案确定每亩地价12.3万元，虽是漳浦历来最高地价，但与工程建设资金比还不能“自求平衡”）。1995年第二期实施方案的收支测算，在第一期工作实践基础上制订的，比较细致，与实际差距较小，突出方面：一是对可供建设的用地分地段作价，突出地段差；二是对工程量和工程单价的测算比较准确。
  属一期工程的建设用地，每亩12.3万元，临街的建设用地，另加“延长米”款（临40米宽道路的，每米收2000元，临24米宽道路的，每米收1500元，临12米宽道路的，每米收600元，临7米、6米宽道路的，每米收300元）。属二期工程的建设用地，按地段定价，临40米道路两侧的地价每亩25万元，另加临街“延长米”每米2500元；临大亭路北段（属拆迁地段）每亩25～27万元，另加临街“延长米”每米2000元；临庙12米道路两侧的地价每亩20万元，另加“延长米”每米600元；临9～7米道路两侧地价，每亩16万元，另加“延长米”每米300元；没有临街的建设用地每亩13万元。
  东线用地分两期，由县土地局与被用地单位绥北、石斋村签订预征用地总协议。建设用地预约按县政府文件要求——允许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国有、集体、联合体（个体）、三资企业单位共同开发的这一要求，面向社会。用地地点、面积的确定，是以用地单位预约时间的顺序和建设项目立项情况，由业主“先得先，后得后”，自行选择。由用地业主与指挥部签订“预约用地协议书”，将预约面积、交款办法、土地交付建设使用时间、建设要求等，用协议形式固定下来，用地业主按协议分期支付土地款（实际过程中，大多数用地单位未能如期支付）。
  工程支出方面，主要有：（1）绥北、石斋两村土地补偿费每亩3.2万元；（2）拆迁补偿费；（3）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款；（4）小区范围内的“三杆”迁建；（5）自来水管线迁建和新建；（6）耕地占用税及垦复基金；（7）办公费用；（8）利息。
  工程收支情况大致如下：（工程尚未结束，以决算审计为准）
  （一）用地情况：总用地面积577.3亩，其中新征用地505.87亩，拆迁面积71.43亩。在总用地面积中，可供建设用地290.41亩，占总用地50.3％，拆迁安置用地59.54亩，占总用地10.38％；基础设施用地226.93亩，占总用地39.3％，在基础设施用地中，道路用地192.08亩，排洪渠23.02亩，幼儿园、垃圾中转站等公共设施用地11.83亩。
  （二）资金情况：应收建设用地土地款5308.72万元，应支（总投资）款5400万元左右，其中支付土地补偿费1584.672万元，支付拆迁补偿费830.36万元，支付基础设施投资2476.74万元（朝阳路1511米，包括路面、管线、桥梁、路灯、绿化、自来水管线投资1320.64万元，大亭路及麦市街东段长1020米，投资435.9万元，12米～6米宽道路小区面积计33655m2及排水排污干管投资400.2万元，排洪渠长900米，投资320万元）；支付其他投资（“三杆”迁建、小区配电、新旧区排水排污管线、工地临时道路填方、军用电缆线迁建、测设费等）159万元；支付耕地占用税和垦复基金250万元，应支付管理费50万元。应支付借贷利息80万元。
  按县政府对工程的总体要求，必须做到基础设施自我完善，建设资金自求平衡。目前，工程尚未结束，能否达到“收支平衡”，还拿不出一个准确的数目，按我们测算，收支可接近平衡。不容乐观的是预约用地单位拖欠土地款情况比较严重，催讨难，工程能否实现收支平衡并如期（1998年）完成，还有待于事实证明。
  经过四年的努力，东线工程建设初具规模，整个小区的基础设施基本完成，胜利在望。“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以地养路，以地生财，基础设施自我完善，建设资金自求平衡”的城建路子在漳浦首次获得基本成功，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肯定和好评，也得到漳浦各界的好评。
  写于1997年11月
  漳浦县城区市街变迁
  李林昌
  一、旧街概况
  清康熙《漳浦县志》记载，漳浦县城有东街、西街、南街、北街、县前街、学前街、院前街、新路街。这些街道，明代已存在。
  北街、西街是南北走向的两条主要直街。县前街、学前街、院前街、新路街是东西走向的四条横街。南街和东街也是东西走向，经过几个曲折，由南门可经学前街（即官学口街，以历代的那里设“官学”得名，现公安局处）至东街出东门。县前街以在县署（民国时期改称县政府）前面得名，民国二十七年县长吕思义将其改名府前街。这条横街自西街的鹿市头（万年春巷口）经北街头至铺仔口（以明清时代在那里设“县前铺”作为传递文书的驿路分站得名）折入东街。院前街以在兴教寺佛院前得名，民国前期在那里设麦市，从此被叫做麦市街。它自西街古井头（又称石狮头，即许官巷口）至火烧巷头与北街衔接。
  新路街至清末已不存在，必要说明一下。它是县城最北的一条东西走向横街，自北门附近直通至西门附近，其开辟时间比上述各街都迟，所以叫新路街。明代万历至崇祯年间，这街上有一座豪华的官绅府第，主人林梓、林宰，父子进士，父任通政使，子任兵部侍郎，全家十八人任官，号称“新路林”，那府第别称“十八顶纱帽”（在今体育场至商业局一带）。明亡后，那世家便没落了。清末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公元1865年2月16日），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的部下从漳州来攻漳浦县城，用土炮打开西北角一处城墙（在今短途车站处），进占县城，新路街在战乱中被毁为废墟。后来，梅林村一户姓陈的来将靠近西门的原新路街废墟辟为园地，一户霞潭村姓蔡的来将靠近西门的“新路尾”废墟辟为园地，都就地建屋安家。光绪十五年（1889年）英国传教士来漳浦县城传播基督教，用极低廉的价钱向蔡家购得新路尾一大片土地，建起教堂、源梁医馆、牧师楼、姑娘楼、牧师楼、逢源小学、养正女学，新路尾成为一片新区。民国25年（1936年），是福建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漳浦成立的第三年，专员兼县长朱熙决定在漳浦举行第五行政区体育运动大会（俗称九县运动会），征召民工，将靠近西门的原新路街一带杂地开辟为运动场。但只举行过两次运动会（一次全地区九县，一次全县的）便让它荒废着。新中国成立后才建成县体育场。
  县城旧街道原来宽2.5米至3米，街两边商店的人可以对谈，有时相骂，可将唾沫吐到对方脸上。民国8年（1919年）粤军司令陈炯明占据漳州期间，派王雨若任漳浦县长，扩宽县城街道（由工会长柯安邦揽建），各段宽度不一，西街长700米，宽5.5～6.5米，东街长450米，宽4.5～5.5米，北街长575米，宽4.5～5.5米，县前街长230米，宽4.5～5.5米，南街长305米，宽4.5～5.5米，院前街（麦市街）长230米，宽4.5～5.5米。将拆除的墙土填在路面，因此路面高于屋内地面。拆城墙石块经稍微加工去铺设街道，只铺西街、县前街、东街。街道扩宽后，将市场设在街两旁，米市设西街、麦市设院前街（从此院前街叫做麦市街），糖市设古井头，鸡鸭市设后沟巷，菜市分设北街火烧巷头、县前街北街头、西街鹿市头、古井头四处，柴草市设西城边，逢一、四、七为牲畜墟日，猪苗墟设西水门（俗称南水门），牛墟设北门兜（后迁设西门外，今金融巷为护城壕，以设牛墟而得名为牛墟巷）。
  市场设在街边，往往引起店家与排摊人的争执。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在县政府前面至县前街之间建设市场（在今文化馆宿舍处）才改变这情况。
  几条街各有几条小巷，后路通城边偏僻处。西街有造花巷、许官巷、龙亭巷、打锡巷、三房巷（讹音田斑巷）、准提室巷（讹音为水鸡室），后面都通“后楼”至西城边。“后楼”以清初官绅之家的后花园，有楼、亭、水池、台、阁得名。龙亭巷底曾有一座“龙亭”，有假山，有猴洞，都于清末战乱时被夷为废墟。
  许官巷口的古井头，于民国前期设菜市，农民在许官巷摆桶供人小便，因此被叫做拉尿巷。许官巷透过麦市街与火烧巷遥遥相对，因此有“拉尿对火烧”的俗谚。
  西街南部的准提室巷，原名西塔巷，巷内有始建于元代的泗洲佛院，院内有塔，称西塔。院早已坍废，塔残存。清康熙年间，这巷口建一座准提佛室，因此地名改称准提室。此巷末尾通至西水门（俗称南水门），出水门过桥便到王顶村（水门在粮食局旧址，已废）。
  北街有三舟巷、刘厝巷、火烧巷、司马第巷、忠孚巷（讹音东埔巷），后通北城边。东埔巷最大，至城边有东水门。（水门有东、西、南三座，原为排泄城内积水而设，除南水门俗称仙脚穿仍为出水口外，东西二水门后被利用为通城外的间道捷径）。出东水门过一座“歪桥”通宪台、荔枝林、草潭等村（溪名北溪，源于水磨岭和水吼山，流过城东，为城东的天然护城河，70年代裁弯取直后填平，现故道上楼屋林立）。
  南街（包括城隍庙口）及越过西街下尾仔与之相连的官学口街、东街，是县城最南的东西向横街，有盐仓巷、下尾巷、花亭巷等，后面通到东南城边。下尾巷附近有南水门，县城大部分阴沟的污水都从南水门排出港仔口，阴沟被说成“仙肠”，南水门被叫做“仙脚穿”（仙的肛门）。“仙脚穿”逐渐堵塞，主要原因在于傅公河（始凿于宋大观年间，明中叶及清初都有疏浚）至清末已淤为平地，故道上逐渐建起房子，只留一条水沟排污，水沟又逐渐被淤积污泥，并受人为填塞。恢复“仙脚穿”的排污功能，是一件老大难问题，至1997年夏，新到任的县委书记沈元坤亲临现场组织疏浚，才基本得到解决。
  城西北无排水出城任务，不设水门，在未被太平军用土炮轰开“倒城隙”以前，出城都要从西门或北门，新路街可能少有巷道通城边。后来“倒城隙”成为通途。
  二、旧街改造与新街建设
  解放后，由于街道石板有部分松动，将石板全部挖去建漳浦旅社（今第二招待所），改用三合土（壳灰、沙、泥三项配合）夯设路面，质量较差（后陆续改为水泥混凝土路面）。
  原西街最北只到今拐向青年路处，地名顶仔头。70年代初，由县革委会副主任许慕唐主持，从顶仔头向北延伸（经体育场前）至环城路短途车站（旧车站），长255米，宽19米，水泥混凝土路面。当时为漳浦县城最宽畅的大街。
  1964年开始自顶仔头向西开辟一条新街，命名为青年路。当时缺乏统一规划，严格执行，又因“文化大革命”，建设中断，青年路路线几经移易，至1980年始开通至旧324线（今金鹿路）。1984年并越过旧324线，开通至西施岭下。自顶仔头（今金谷酒家处）经人民大会堂前，拆除西门楼，通至旧324线之一段为青年路，混凝土路面，长770米，宽22米。过旧324线至西辰岭下这一段，命名为中华路，长395米，宽22米。
  1985年至1986年，自许官巷口（第二招待所）至顶仔头（今金谷酒家）处，路面从原6米扩宽至19米，长165米，水泥混凝土路面。
  1989年至1993年，将许官巷、麦市街、火烧巷改建成一条笔直的东西向大街，宽19米，长535米。1995年“东线工程”行进中，又将麦市街延伸至献台村前。都是水泥混凝土路面。
  “东线工程”是漳浦自1994年起所进行的扩展城区东、西、南、北“四线工程”的首先实施者。“四线工程”都是以主、次干道和小区道路（都是水泥混凝土路面）为网络，建设办公商住综合小区（新村），使新区与旧区联成整体。
  东线工程，于1997年基本建成。主干道是东西走向的朝阳路，它从环城东路的妈祖宫附近向东跨越宪台溪（北溪）通至草潭社（改名东阳新村），路面宽40米，长1511米。次干道是南北走向的大亭路，它从大亭新村沿7米宽的排洪渠，直通至献台新村，路面宽24米，长1000米。主次干道在环保大楼和邮电大楼处交叉，构成壮伟的十字街。小区（新村）道路路面宽度有12米、9米、6米三种等级，笔直整齐，交叉有序，楼房整齐美观，设施齐全，入夜时分，路灯齐亮，十分壮丽，为绥城增添一道亮丽风景。
  北线从旧车站（短途车站）向北越过绥安开发区至霞潭岭门，命名为金浦路，路面宽40米，全长近2公里，北段道路1公里已完成，现在正准备将南段近1公里改建整治，与西街取直。
  西街从中华路经县检察院西侧、县法院南侧到新324线，由绥西村负责开发建设。97年初完成，命名为西城路。
  南线从现324线“漳浦大桥”附近向南绕西湖外围，先建至王顶新村（西段），于1995年下半年由西湖公园工程建设指挥部负责建设，已于1996年完成路建，命名为龙湖路，宽40米，长1.73公里。西湖公园工程建设指挥部还自龙湖路中段交叉，沿旧324线改建为32米宽街道，长514米，命名为金鹿路。在龙湖路、金鹿路、西湖之间兴建商住小区。
  在建设“四线工程”的同时，自环城东路经环城北路至龙泉路，就原属于牛旧线经过漳浦城区路段的柏油路改建为24米宽水泥混凝土街道。于1995年完成。
  1996年又完成环东路工程。它自现324线埔顶附近向东越过绥安开发区，开拓至朝阳路的河尾自然村附近，为四车道混凝土公路。自河尾村以下为柏油公路，出黄仓街与牛旧线衔接，作为牛旧线经过漳浦城区的新走线，以减轻龙泉路、环城东路、朝阳路的车流负担。
  1996年又改建湖滨路。它从青年路人民大会堂前向南，沿西湖东侧（原西城墙）至故西水门（俗称南水门），长510米，暂宽6米。
  这些新路、新区的建设，使原来不上3平方公里的漳浦城区扩大到6.8平方公里。楼宇林立，各种设施逐步改善，已经以一座崭新的小城市屹立在鹿溪平原上。
  漳浦海堤工程建设
  陈章兴
  漳浦县地处福建省东南沿海，濒临台湾海峡，地势从西北向东南倾斜，为低丘滨海台地，滩涂面积23.65万亩。海岸线（海洋水面与陆地含岛屿接触的分界线）总长322公里，蜿蜒曲折，形成古雷、六鳌、整美三个半岛，和江口、佛昙、浮头、东山内澳四大港湾与菜屿列岛等大小50多个岛屿。随着人口的发展，历史上沿海地区人们便在滩涂上修筑阻挡海潮侵袭的海堤（即海塘），在人工堤岸内垦植（殖）。1948年8月，我从家乡旧镇取海道到厦门升学，在旧镇港乘座“振成号”小轮船出“封锁线”，绕过六鳌半岛虎头山，沿大澳、将军、前湖、江口等海湾航线行驶。首次乘船，怀着好奇的心情，坐在船头上，观看水光山色。邻接海洋边缘的金浦海堤，堤段分散，堤身低矮。1949年9月我参加工作后，从文教部门调入水利行政单位，查资料记载：解放前，漳浦县海堤长120公里，保护历史遗留下来的埭田、埭沟面积0.44万亩。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漳浦县人民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沿海地区把整修加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年久失修的海堤，作为保护庄园的头等大事来抓。经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1950年～1954年，沿海地区投入劳力77.5万工日、完成土方76万立方米（其中最多的1952年投劳36.6万工日、完成土方47.5万立方米）；1955年贯彻“民办公助”的政策，国家补助资金2万元，受益群众投入劳力加固险工海堤长43公里。1956年4月，漳浦县人民委员会设置水利科（1958年改为水利电力局），我在办公室工作。当年5月下旬，县在旧镇霞屿举办“海堤锥探”训练班，抽调沿海水利干部、农民技术员43人参加学习。训练班结束后，于6月18日～24日，开展海堤加固突击周活动，重点消除险工隐患。在4个月（6月至9月）中，投入劳力13.2万工日，整修加固海堤险段长25公里（其中锥探长7.8公里、外坡种红树林长23.8公里）。经过五、六年的巩固和发展，至1958年底，海堤扩大到长达155.5公里（其中险工地段缩少到长27公里，占17.4％）。大跃进时期，漳浦县掀起了规模宏大的水利建设高潮，重点兴建水库蓄水工程和整修加固海堤。经实测：1960年底全县海堤长148.44公里（其中土堤长128.96公里、沙堤长18.91公里、石堤长0.57公里），保护农田面积7.54万亩（其中水田面积3.18万亩）。进入六十年代，一面提高现有海堤抗潮标准，一面围海造田。新筑海堤的村：1960年～1963年有旧镇公社狮屿、桥头、埔尾和前亭公社桥仔头等；1965年～1966年有旧镇公社城外、旧城（城内）、秦溪、梅宅、梅竹，杜浔公社何埭、北坂，沙西公社河乾，古雷公社西林、岱仔，六鳌公社大澳，前亭公社过港、江口等；1967年～1969年有沙西公社下寨、庵兜、高林，霞美公社白石，深土公社龙美，前亭公社桥仔头、田中央等。七十年代，在“农业学大寨”掀起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新高潮期间，沿海地区本着“因地制宜，宜农则农、宜渔则渔、宜林则林”的方针，大举向海进军，大搞围垦筑堤：1970年～1974年重点有桥仔头、庄厝、东坂、先锋、中社、庄前、白衣等；1975年～1976年重点有大社、下坑、亭里、白沙、山前、鳌中和港口、下窟、油澳、龙口等。新建海堤挡住海潮，引用上游桥闸、水库的水源，开发堤内新垦区，发展种植、养殖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漳浦县委、县政府积极响应省委大念“山海经”的号召，带领全县人民开发山海资源。沿海地区在国家补助资金的支持下继续大搞海堤工程建设。1978年～1983年，国家下拨在建和新建海堤补助资金共66.2万元，群众自筹资金120.5万元，不足部份贷款70万元，续建和新建东门、下（寮）营（里）、南境、跃进埭、亭里、月屿、前湖、石埕、东坂、大社、庄厝、后蔡、过港、江口、霞屿、桥头、埔尾、山前、中社、白石、何埭、北坂、屿头、庄前等海堤（围垦面积2.03万亩）。前亭镇于1978年7月在江口湾新筑海堤长1.2公里（其中堵港段长310米）和挡潮排涝闸1座（设计过闸流量379立方米/秒），投入劳力89.6万工日（其中技工13.3万工日），完成土石方33.8万立方米（其中石方10万立方米），总投资147.7万元（其中国家补助50万元），围滩总面积6300亩。接着，国家水产总局于1979年再投资216万元，划出低滩地面积2070亩，建立对虾养殖场，1986年出售商品虾20.5万公斤，总产值382万元，比1985年分别增加8.8倍和9.6倍。1982年5月，前亭镇庄厝和后蔡两村联合，投入劳力16.7万工日，其中1.2万工日完成土石方11万立方米（其中石方3.4万立方米），投入资金35万元（其中贷款29万元），在后蔡海湾修筑海堤长2公里（底宽16米、堤高5～6米、顶宽2米）和挡潮排洪闸2座，围滩面积2670亩，引用石过陂水库水源冲淡，开垦面积1310亩。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海堤管理工作。沿海地区认真贯彻落实“建管并重”的方针和“谁垦、谁养、谁受益”的政策（凡有经营能力的个人或联合体，都可以承包开发集体荒滩，产品有权自行处理），充分调动了渔、农民管好海堤、开发荒滩的积极性。1984年沿海地区划分“两滩”（责任滩和自留滩）面积10.1万亩，承包总户数1.43万户（其中家庭承包0.93万户、联合体404个0.5万户）。当时，主要有四种承包管堤形式：（1）两委包堤，按亩负担。如沙西镇白衣村，由村两委承包中岸至下崎堤段长550米，先由个人垫付护堤维修费1300元（年终结算由保护面积分摊负担），当年完成土石方475立方米（其中石方20立方米），加固海堤险段长125米和整修单孔水闸1座。（2）村委牵头，三金统支。如旧镇镇埔尾村有海堤长3公里，村委牵头组织海堤抢修专业队，报酬由村“三金”（年收4000元）统一支付，一周中投劳500多工日，加固海堤长700米（其中险工段长400米）。（3）全村统筹，人口负担。如赤湖镇月屿村有海堤长2.3公里（保护农田面积1000多亩），每年大潮前由村统一组织劳力进行加固，按受益人口负担积累工（亦可以资抵工）。（4）合股承包，渔利投入。如古雷镇港口村有海堤长3.05公里，由25个专业户合股承包，划出养殖面积400亩（年渔利收入1万多元），专款投入海堤险段砌石护坡和整修水闸。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精神后，漳浦县委、县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战略方针，沿海地区再次掀起了“筑堤围海热”。至1989年底，除继续开发已围未垦面积1.58万亩外，四年来投入劳力125.5万工日（其中技工19.1万工日），完成土石方102.6万立方米（其中石方11.2万立方米），投入资金667.9万元（其中国家补助材料费447.5万元）。霞美镇（海岸线长8公里，滩涂面积1万多亩）刘坂、山前、过田等3个村，1986年1月联合采取按划定围滩面积分担农建工的办法，投入劳力43.5万工日，完成土石方25.1万立方米（其中石方2.2万立方米），投资146.7万元（其中国家补助60.8万元），在刘坂社前2公里处的海滩上，北起山前村、南至陂下溪，新筑海堤长2464米（围滩面积2230亩），即实行“镇村联办”租赁（12年）承包责任制，当年投产，养虾1100亩、养鱼500亩，四年出售商品对虾1.7万担，上缴集体承包款228.8万元。至1989年底统计：漳浦县海堤总长216公里（其中保护千亩以上海堤长110.4公里、保护万亩以上海堤1处长19.6公里），是漳州市沿海县市最长的，居全省第二位，保护65个村人口15.8万人、种植面积7.5万亩和养殖面积2万多亩（年产值1.75亿元以上）。但按照海堤达标要求，大部份堤身单薄、堤顶高程低、外坡无护砌，仍经不住台风暴雨和天文大潮的袭击，每年都发生不同程度的漫顶、决口，造成不应有的经济损失，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如1992年遭受“7.5”洪水和第1216号强热带风暴影响，以及受农历八月天文大潮的袭击，海堤崩塌331处长19.7公里（其中决口55处长2.1公里），受潮害农田面积2.5万亩，对虾池35口面积1750亩。
  “八五”期间，重点提高现有海堤防风挡潮功能，制订和分期实施达标规划，设计标准采用11级以上风力，堤顶高程为历史最高潮位＋波浪爬高（累计频率10～20％）＋安全超高0.5米以上，要求堤顶高程5米以上、堤顶宽3米、内外坡为1∶1.5～2，外坡干浆砌护坡（碎石垫层厚0.3米），内外坡堤脚两侧留3～5米护坡地，并营造防风林带。1993年，漳浦县被省委、省政府列入加固海堤达标为民办实事的12个沿海重点县之一。县和各沿海镇人民政府即成立领导小组，建立行政首长负责制，层层签订1任状，10个沿海镇全面开展海堤加固达标建设。县委从县直机关抽调局级领导干部、水利工程师配合镇水利站技术员共33人，挂点驻镇、包村，加大“人民海堤人民建”的宣传力度，认真落实“两工”（积累工和义务工）制度，多层次多渠道筹集资金，确保劳力、资金快速到位。万亩片沙西镇海岸线长21.5公里，海堤长19.6公里（其中1925年遗留的高林至庄前旧堤长9公里），保护10个村总面积2万亩（其中耕地面积1.8万亩、虾池面积0.2万亩（年产值1560万元）和人口3.5万人，即发挥依山（梁山）就地取石和村村有采、砌石基建队的“两大”优势，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坚持“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断面土方工程由劳动积累工负担，护坡砌石工程所需资金由“三金”（水利基金、虾池股金、村公益金）解决，大打海堤加固达标歼灭战，平均每天上场劳力1610人（最高峰上场劳力4850人）；驻军32851部队也出动军车24辆（次）、指战员1100多人（次）支援抢修重点堤段。全镇投入劳力28万工日（其中技工8万工日），完成土石方20.4万立方米（其中石方4.5万立方米），投入资金927万元（其中群众含以劳折资投入665万元，占71.7％；镇财和县财补助73万元，占7.9％；省补助111万元、市补助78万元，共189万元，占20.4％），全线砌石护坡，荣获漳州市1995年度海堤建设先进单位，1996年11月14日～15日通过省级验收，海堤高程4.2米、防浪墙高0.8米，堤顶宽3.2米，内坡草皮护坡、外坡条石护砌。1996年第8号台风（风力11级）带来暴雨345毫米，最高潮位3.6米（超过历史最高潮位0.45米），接着，又遭受农历八、九月天文大潮考验，沙西镇达标海堤安然无恙。古雷镇海堤长12.6公里，大部分是沙堤，不堪受台风和天文大潮同时袭击。记得1961年9月10～12日受22号台风和农历八月天文大潮袭击，我被派到古雷抓防汛（潮）工作，当时为保护寮尫段沙堤，在一天凌晨，我曾和当地干部、群众手挽手地筑成一道“人堤”，挡住风浪。1995年～1996年，古雷镇西林、港口、下窟、东林、油澳、陂内、半湖和西寮等村，投入劳力12.2万工日（其中技工1.1万工日），完成土石方9万立方米（其中石方1.3万立方米），投入资金258万元（其中群众自筹资金164万元，占63.5％），完成海堤加固达标长12.6公里。六鳌半岛1995年～1996年有龙美、新厝、鳌西、下寮、店下、营里等6个村，自筹资金46.5万元、镇财政补助38万元，完成海堤加固达标长5.2公里。下寮村新建海堤长1.4公里，为一次达标到位，群众再集资20万元、镇财政再补助16万元，把全线海堤砌石护坡（当年垦建投产面积80亩）。深土镇南境村于1995年9月动工新建南境海堤长1.75公里（排涝闸2座），投入劳力14.9万工日（其中技工0.4万工日），完成土石方15.1万立方米（其中石方0.57万立方米），投入资金250万元（其中国家补助22.6万元），于1996年7月建成投产，开发耕地、养殖面积0.45万亩，年创产值900万元。1994年～1996年，沿海地区累计投入劳力103万工日（其中技工13万工日），完成土石方77万立方米（其中石方18万立方米），总投资2618万元（其中省市政策性补助635万元、县和镇财政补助433万元、群众自筹含以劳抵资1550万元），完成达标海堤长65公里，占省核定任务103％。
  为控制沿海风沙灾害，改善生态环境，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农业丰收，沿海地区在原有营造防风林带的基础上，1990年以来，特别是1994年～1996年结合海堤加固达标，每年抓住三月春雨好造林的时机，在海堤沿线内侧营造防风林带长165公里（有的外坡种红树林），面积近20万亩。赤湖镇在海滨沙滩上更新营造9道宽各15米、面积2万多亩的防风林带，使赤湖变成锦湖。六鳌镇沿着海岸线更新营造以木麻黄树为主的防风林带面积1.4万多亩，被誉为“东海绿洲”。古雷镇海岸线长17.3公里，已筑成“绿色长城”，更新营造防风林带面积2万多亩，每年为当地群众提供上千立方米的渔业、建筑和生活用材。
  海堤工程是国家和人民的集体财产。为管好用好千秋伟业——“金堤”，各沿海镇均建立海堤管理机构，配备专管干部、技术员共113人；128个沿海重点村，均成立海堤管理站或专管小组，配备脱产、半脱产护堤员140多人。同时，划界定权立牌，建立规章制度和护堤公约，计收护堤费，促使海堤管理工作逐步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轨道，为沿海农村奔小康、发展工农业生产、造福子孙后代做出新的贡献。
  “迎香港回归”活动及诗词
  里人
  1997年7月1日，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结束英帝国主义对香港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统治，举国上下一致为洗雪国耻而热烈庆祝。漳浦的主要庆祝活动有：
  爱国主义教育
  在香港回归前一年，漳浦已开展“迎接香港回归祖国”读书活动，组织广大的干部、职工、师生、各界人士学习近代历史，并向群众进行广泛宣传，使人人认识清末经济和科技落后致受帝国主义侵略，丧权辱国的惨痛历史，知道振兴经济、建设国防的重要。
  香港回归进入倒计时，1997年2～3月，全县中小学开展“迎接香港回归祖国”系列活动，以报告会、座谈会等形式，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4月，在全县开展“迎接香港回归祖国知识竞赛”。“5.1”劳动节和“5.4”青年节，分别举行“迎香港回归卡拉OK比赛”和“绥城千人火炬环城跑”，寓宣传于文娱和体育活动。
  征文比赛
  1997年6月初起，在各中学、各学区开展“学习黄道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征文比赛。各中小学热烈响应，教师指导学生读书、写作，选出优秀作文，送县中小学迎回归系列活动组委办公室（设在宣传部）参加评选。评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11名，又组织奖2所中学、2个学区，均予奖励，作品在《漳浦报》及《金浦乡讯》发表。
  县文化局与金浦乡讯报社联合举办“回归之庆”征文活动。应征作者有干部、职工、军人、中小学师生、香港同胞，以散文、诗词等不同体裁表达对香港回归祖国的欢欣鼓舞之情，讴歌“一国两制”伟大创举及对世界的巨大贡献。经评委评定，一等奖2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10名，优秀奖18名，均予奖励，作品在《梁峰》及《金浦乡讯》发表。
  教师书法展览
  县教育局、县文联联合主办“迎香港回归”教师书法展览，共展出书法作品160件，都洋溢着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经过评选，获毛笔书法一等奖4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6名，优秀奖12名，硬笔书法一等奖5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7名，优秀奖12名；并有4个单位获组织奖。
  儿童图画展览
  县文化局举办《“迎香港回归”儿童图画展览》，展出地点在图书馆大厅，共展出图画作品一百多幅，充分体现儿童天真活泼的热爱祖国的心理状态。
  县政协举办报告会
  6月16日上午，县政协在县委小礼堂举办迎香港回归报告会，请政协委员、社会人士、各副科级以上干部参加。邀请厦大历史系教授孔永松及县政协香港委员吴天籁作专题演讲。孔教授详述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占我国香港历史，及我国通过外交途径和平收回香港主权的过程。吴天籁先生以亲身体会述说英国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压迫中国人的许多实例。他说：“香港回归祖国，港人治港，才有真正的民主。港人有能力管好香港，有强大的祖国做坚强的后盾，前途一定美好！”孔教授和吴先生的演说都很生动，博得听众热烈掌声。
  县直机关报告会
  6月19日下午，县直机关在县委小礼堂举行“双十佳”事迹和迎香港回归报告会。在表彰“双十佳”（十佳个人，十佳单位）事迹后，由县委党校教师张文祥作《迎香港回归》报告，介绍关于香港回归前后的知识。
  歌咏大会
  “7.1”香港回归前夕，全县城乡78万人民的“迎回归”庆祝活动达到高潮。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庆回归，颂祖国”歌咏大会尤其激动人心。县委书记沈元坤，县长洪德庆等五套班子领导出席观看大会演出，沈书记作了重要讲话。演出结束，立即宣布评奖结果，漳浦一中队、鹿溪糖厂队获一等奖。老人大学组队参加演出，深受好评。
  诗词学会成立
  “7.1”香港回归之日，漳浦诗词学会宣告成立，会员共28人。名誉会长：杨玲；顾问：陈桂味、方荣和、曾镇南；会长：何友麟；副会长：洪照宏、何重印、詹辉、程德源；秘书长：郑汉琛。会上，会员们以迎香港回归为主题，抒情吟咏，气氛热烈，诗味浓郁。大会并决定以迎香港回归为主要内容出版首期《漳浦诗刊》（合订编者按，后定名为《梁鹿诗词》），现摘录几首登载，以飨读者。
  附庆贺香港回归诗词
  浩歌庆回归
  曾镇南
  （一）
  金浦蔚然邹鲁气，时贤不辍弦歌风。
  泪飞为解百年恨，吟到沧桑句自工。
  （二）
  合浦珠还欣共庆，紫荆映日信嫣红。
  如椽诗笔倚梁岳，清韵浩然气若虹。
  六州歌头·香港回归志感
  何友麟
  神州华夏，风雨五十冬。炎黄种，人勤勇，秀灵钟，胆心同。不道毒烟笼，阴霾重；豺狼横，高堂恐；阴机弄，黜林公。毁我金瓯，三约三揖送，竖子倥侗！哭香江变色，国耻百年蒙。列寇分羹，祸深凝。忽风雷拥，红旗耸，乾坤动，庆尧封！团圆梦，两制共，五星同，画图宏。拍案惊昏懵，制顽夐，告寰中；湔前痛，慰昆仲，气如虹。且喜今朝，港岛飞祥凤，正紫荆红。看三台盛事，扫“独”雾迷蒙，端赖东风。
  咏紫荆花
  洪照宏
  九七花魁数紫荆，环球谁敢与争名？
  瓣迎日丽明珠艳，蕊映旗红国运兴。
  百载沧桑游子泪，三春烂漫故园情。
  恢弘构想浑非梦，花洒香江酹小平！
  迎回归盼统一
  詹辉
  普天同庆颂回归，玉宇欢腾金鼓催。
  华夏繁荣驱耻辱，共和焕发显神威。
  白豚感诉百年史，紫蕾欣呈六彩徽。
  今日举杯期统一，炎黄后裔共芳菲。
  踏莎行·颂回归
  程德源
  荷略驱荷，艰辛拼斗，炎黄儿女蹄声骤。米旗终究落香州，九州七月凯歌奏。睿智先翔，英明舵手，彤彤华夏宜人守。登天己自不艰难，中华大地蛟龙走。
  行香子·喜迎回归
  郑汉琛
  庆典才终，欢意犹浓。酒阑时，高兴无穷。万民齐赞，实现初衷。看香江水，黄金地，碧云龙。洗清耻辱，功德千钟。向新生，一派兴隆。骏骐腾跃，再创奇功。望前程路．通四海，火熊熊。
  水龙吟·迎回归
  王文径
  平生未作远游，但闻碧玉镶南国。紫荆烂漫，繁华如梦，可怜沦落。百年阴霾，神州蒙耻，几曾回首？恨清廷腐败，中华懦弱。鲸鲨聚，齐吞夺。且喜神州振作。怎堪容，明珠飘泊。山川长缺，一朝归复，岂容评说。世纪凝焦，寰球瞩目，高歌九七，尽洗刷他年，不平事了，举杯同贺！
  盼回归
  郑汉明
  倒计时针昼夜催，心潮逐浪盼回归；
  紫荆绽放香江涌，共沐神州一片晖。
  喜迎香港回归
  邱耀星
  皇冠赫港百余秋，摘寄英室七一收，
  十亿心花齐怒放，紫荆蕃港最风流。
  清平乐·庆香港回归
  黄玉盘
  莺歌九七，带笑回归曲。复使主权伸正义，举国扬眉吐气。
  痛思“三约”煎熬，填膺悲愤难消。“两制”空前韬略，普天盛赞英豪。
  鹧鸪天·庆回归
  黄仰文
  港九春深景色妍，鲲鹏展翅彩云间。
  珠还沧海昭奇耻，雾散香江气象鲜。
  行“两制”，写新篇，回归一曲动心弦。
  欢歌亿众团圆事，星月荆花喜接天。
  香港回归抒怀
  洪俊哲
  瞩目金瓯一日还，神州额手庆南天。
  曾闻海盗新开价，岂有英雄欲等闲。
  道义回归信不假，情缘聚会志弥坚。
  干戈玉帛今重识，两岸河清月应圆。
  咏香港回归
  林祥瑞
  英皇践约岂容违，命世邓公扬德威。
  香港万民迎一统，神州举国庆回归。
  太平山上米旗落，沙咀尖端热泪飞。
  百载明珠今璧赵，紫荆满岛竞芳菲。
  迎回归促统一
  李林昌
  港九红旗耀碧空，澎台翘首望薰风。
  香江“两制”法堪效，共促神州进大同。
  新编《漳浦县志》编纂始末
  汤淑镇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历史传统，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地方志工作，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曾积极倡导。1956年，编纂地方志曾列入国家科学十二年规划二十个重点项目之一。1960年3月，中共漳浦县委曾专门成立新县志办公室，由阎观文书记挂帅，抽调人员编纂新县志，但因种种原因，功亏一篑，仅留10万多字油印资料。1980年以来，中宣部、国务院曾就开展和加强地方志工作先后发过文件。国务院正式把编纂地方志的工作列入国家“七五”规划。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关怀下，全国出现了“盛世修志”的喜人景象。
  1984年3月，漳浦县人民政府成立县新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县长张如崧兼任主任，县委宣传部长黄亚惠、政府办公室主任王传盛兼任副主任，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邱秋月任主任，许若沛任副主任。7月6日，由中共漳浦县委、县人民政府联合发出《关于整理漳浦古县志，编纂漳浦县新地方志的决定》，调聘6位同志专职修志。年底，根据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对编写县地方志的要求，拟定《漳浦县地方志编目》讨论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简称县方志委）发出《关于征集资料的公告》，按照篇目广泛征集资料。
  1985年，漳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出《关于编写部门志、单位志的通知》，部署55个部门单位成立编写组，组织人员编写部门、单位专业志，并召开修志工作会议，县长张如崧作动员报告。会后，县方志委还选派部分编写人员参加省、市修志培训学习。为广泛进行修志宣传，加强业务理论指导，报导修志动态，开始出版《漳浦县修志通讯》。康熙年间编纂的《漳浦县志》也开始整理。至1988年底，共征集族谱14部，复印民国时期档案一万三千张，近三百万字，出版5期《漳浦修志通讯》，完成18部部门志初稿，为编纂新县志提供了资料基础。
  1989年5月，中共漳浦县委、县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切实加强编修地方志工作的通知》，由县长王良才担任新调整的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黄亚惠、副县长陈桂味、县委办公室主任何友麟、政府办公室主任陈长泰兼任副主任，调沙西乡党委副书记汤淑镇担任专职副主任，编委成员由各有关部门领导兼任，张兆基兼任总编辑。8月，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联合发出《关于分工编写漳浦县志各专业志的通知》，重新确定分工68个部门单位编写部门专业志任务。要求各有关部门、单位必须加强对部门专业志编写工作的领导，定时间完成编写任务，不可贻误新编《漳浦县志》各卷分志的编纂。县方志委制定工作规划和编写人员目标岗位责任制，重新拟定新编《漳浦县志》编目，编印修志工作简报，定期公布各部门修志进度，各单位陆续展开部门志编写工作。11月17日，召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调整后第一次会议，总结检查开展情况，会议对修志人员调配落实、修志经费等困难问题，提请县委、县政府研究解决。
  1990年3月以后，在县委、县政府重视下，修志经费、修志人员得到落实，修志工作逐步走上正轨。8月，调深土乡副乡长林寿龙担任县方志委专职副主任（此时为止，方志委正式编制人员5人，聘请人员6人）。10月4日至8日，漳州市地方志编委会、漳州军分区联合在漳浦召开《漳浦县志、军事卷》稿评会，市政府、军分区领导及各县人武部、方志委领导、修志行家参加会议，对军事卷编写提出宝贵意见，这次稿评会对漳浦县修志工作起到促进作用。年底，在县委书记王良才、代县长吴志明关心下，县方志委制定《新编漳浦县志各分志编纂规划》。
  1991年春节过后，县方志委召开会议，按照规划建立了“定卷、定人、定时间、定报酬”的责任制，提倡奉献精神，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对部门志编写困难的单位，方志委组织退休教师、干部帮助编写。至年底，再完成12个部门志初稿。
  1992年后，由于多种原因，修志工作趋于缓慢态势。但修志人员在办公条件差、经费困难、报酬低等困难情况下，坚持发动部门编写部门专业志，并对没有编修县志的近代一百多年间的资料，特别是民国时期的资料再深入挖掘收集。1993年8月，工作兢兢业业的张兆基总编因病逝世，这对方志事业是一大损失。至1994年底，完成部门专业志41部，占任务数的60％；完成县志分志初稿21卷，占整部志书36卷的58％，其中12卷志稿打印完成。协助编写、出版绥安、佛县、竹屿盐场3部镇场志。收集50万字地情资料。
  1994年11月，省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后，县长林奕斌专门听取方志委领导汇报。12月，中共漳浦县委、县人民政府发出《关于调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的通知》，县长林奕斌兼任主任，副县长方荣和，县委宣传部长柯云翰，县委办副主任杨肃传、政府办副主任车荣武兼任副主任，汤淑镇、林寿龙为专职副主任，编委委员作适当调整。为确保1996年完成修志任务，12月16日，县长林奕斌主持召开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全体成员会议，传达省第三次修志工作会议精神，对照漳浦修志工作现状，采取得力措施，增加修志业务经费，提高聘请人员的工资待遇，改善办公条件，充实修志编写人员，并提出奋战一年，争取在1996年1月举行省、市、县三级评稿会。
  1995年3月，方荣和副县长召开23个尚未完成部门专业志编写任务的单位领导会议，限期完成，不得延误县志总纂。4月，方志委分批邀请有关部门领导参加讨论研究，对新编《漳浦县志》编目进行第三次修改，并送省、市审核通过。5月，在县政协领导支持下，办公地点迁移政协二楼办公，使办公环境大为改善。7月，方荣和副县长召开全体编写人员会议，传达漳州市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加快修志步伐，确保如期召开省、市、县三级稿评会。会后，全体编辑人员进入紧张工作。12月20日，县志36卷分志初稿全部编写完成。
  1996年1月15日，县人民政府召开新编《漳浦县志》评稿会。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刘学沛主任、唐天尧副主任、辅导处何明才处长、漳州市人民政府张向中副市长、省、市、县地方志编委会领导，专家参加评稿会。与会者对县志稿的篇目结构、体例、观点、地方特色、文字表达等方面进行认真评议，既肯定志稿好的一面，也提出不足之处。会后，方志委召集全体编写人员会议，根据评稿会各方面意见，进行认真讨论、分析，拟定修改方案。为突出漳浦县地方特色，把甘蔗、水果两方面内容从农业卷分离独立一卷。文化卷分文物、文化两卷。编辑人员按照修改方案进行一次大修改，深入到各单位考评资料，充实内容。4月15日起分批把修改好的志稿送省、市初审。期间，县委报道组帮助拍摄二百多张彩色照片，突出体现漳浦各行业建设成就，及漳浦文物、名胜古迹。8月，调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县委书记刘子维担任名誉主任，县长洪德庆兼主任，确定由方荣和任主编，汤淑镇、林寿龙、李林昌为副主编。洪县长关心修志工作，对修志经费给予支持解决，保证修志工作顺利进行。方荣和副县长经常过问县志修改稿定稿工作，要求一定要保证县志质量。他本人也对主要卷作详细审稿。10月，编辑人员集中对省市初审的反馈意见进行认真讨论，然后对各卷志稿文字表述进行精心修改，按统计年鉴对相关数字仔细校对纠编。对个别卷的篇目结构再作合理调整，并进行补漏补缺。12月完成送审稿，由县人民政府正式报送省市复审验收。
  1997年4月，县志稿经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复审通过。6月11日，新编《漳浦县志》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复审，符合志书质量的基本要求，同意验收，并交付出版社审编出版。
  新编《漳浦县志》的编写过程，凝聚了许许多多编写人员的血汗，他们淡泊无私奉献，夜以继日的工作；有的为编写县志而鞠躬尽瘁。有关部门领导及编写部门专业志的人员把编修地方志当作服务当代，惠及子孙后代的事业尽力尽职，不厌其烦为县志每一卷提供资料。还有社会各界人士，为新编《漳浦县志》提供珍贵的口啤、文字及实物材料。在编写、修改、审定过程中，得到省、市地方志编委会的支持帮助，对新编《漳浦县志》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设性意见，并对篇目结构、文字表述认真负责修改。东山县方志委黄启柱副主任、平和县方志委吴肇庆主任和张运宣、周三民给予热情帮助，对志稿进行详细的审改，使志书质量不断提高，得以顺利出版。
  在《漳浦县志》出版之际，谨向热情支持的各级领导、专家、修志同仁、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民国时期漳浦县城的小学教育
  柯庆德
  中心小学
  自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废除科举制度，推行学校教育，漳浦便将县一级的官学“梁峰书院”（址在今公安局，该处因历代官学所在地而得名为官学口街）改为中西小学堂，分高、初二等，高等生为前已准备应生员（秀才）考试的童生，初等生为初受教育的儿童。民国元年（1912年）改名县立两等小学校，以福州师范毕业生蓝翊虞为校长。废除四书五经课程，保留国文、历史、地理课程，高等小学添设英文、理科、手工等课程。翌年改名县立两等国民学校。按当时学制，初等4年，高等4年，共8年。小学毕业到漳州或福州等城市考入中学或师范（学制中学4年，师范5年）的，被叫做“番仔秀才”。
  民国五年（1916年），学制改为初小4年，高小2年。县立两等国民学校改为县立第一小学（简称“县一”），师范毕业生黄荣昌任校长。增设县立第二小学（简称“县二”），起初设在三房巷，后迁设于麦市街，以原清代“武营”为校舍，校长叶尚德，师范毕业。民国十五年（1926年）“县一”改为培文小学，洪尚勇、黄荣昌先后任校长，黄校长任期最长。同时，“县二”改名培英小学，也是师范毕业的张顺福任校长。增设培德女子小学，以东埔“司马第”祠堂为校舍。
  民国23年（1934年），福建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漳浦成立，专员朱熙兼漳浦县长，整顿学校，计划在各区（原设7个区，后改5个区）各设一所中心小学作为示范。该年在第一区先实行，改培德小学为幼稚园，将培文、培英二小学合并为县立第一中心小学，以原培英小学为校舍，校长蔡竣德，上海暨南大学附属中学毕业，曾任集美小学、厦门大学实验小学等校教员多年，参照厦门、集美等教育较发达地区的办学经验，开创漳浦小学教育的新纪元，第一中心小学确实起到示范作用。
  当时初小有国语、算术、常识、音乐、图画、体育等课程，高小将“常识”课程分析为自然、地理、历史3项课程。课本要求按照教育部所颁课程标准，经教育部审定，有中华书局、北新书局、世界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等多种版本并行，由学校选用。蔡校长教学经验丰富，选择课本有独到的眼光，尤其语文（当时小学称国语，中学称国文）选用于开明版本，系叶绍钧（圣陶）所编，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且爱国思想特别浓厚，加上所聘语文教师如余炳文、许木火等，教学得法，培养的高小学生多次参加全国国语演说竞赛、作文竞赛均夺得冠军。其他各科教学也成绩斐然。体育教练也很出色，历次参加专区、全县运动会，夺得很多锦标。
  民国27年（1938年），按照“以所在地为校名”的规定，第一中心小学改名为武营中心小学。该年为抗日战争的第二年，厦门被日军占领，漳浦县城与闽南其他县城一样，多次遭受日本飞机轰炸，因而迁往霞潭村上课。一年以后，空袭减少，迁回学校上课。
  武营中心小学的教师如蔡启昌、林清秀、曾敏英、张淡月、蔡维汉等都热心抗日救亡运动，经常发动学生们与教师共同宣传抗战，在群众中间教唱抗战歌曲，同台演出抗战话剧。
  民国29年（1940年）。按《县各级组织纲要》取消“联保办事处”，将几个“联保”合并成一个乡（镇），每乡（镇）设一个中心国民学校（完全小学），武营中心小学改为绥安镇中心国民学校，按《县各级组织纲要》规定，县要设中学、图书馆、体育场，蔡竣德以体育人才（曾为国家选手参加远东运动会）调任体育场场长。绥安镇中心小学校长一职改由郑文炳接任。以后，又相继由王元佑、蒋天民、曹国强、黄希元校长，任期都很短。至1944年，县督学陈子中兼任该校校长，我由金塘乡中心小学校长调到该校任教导主任兼代校长以后，才有一个较稳定发展的时期。学校规模扩大，教员从原有17人增加到20人，并开始专设职员2人，分别负文书和总务职责。加办幼儿班，学生数由原400多人增加到560多人。原有教室不敷应用，只得腾出储藏室和教师宿舍各一间改为教室。学生数激增的原因是：抗日战争接近胜利，侵略东南亚的日军节节败退，日军对亚太地区失去制空权，反而屡受盟国空军袭击，龟缩在金、厦门二岛的日军处境困难，闽南各地不再遭受他们轰炸，人民生活比较安定，才能注重子女的教育问题，而在这时，原为避轰炸而疏散办学的东埔国民学校（初小）停办，学生大都转入中心校。抗战胜利后，学校就更发展。抗战时期及战后的小学生，有很多人在解放后升学深造，成为新中国的各级干部和专家。记得有一个从东埔国民学校升入绥安镇中心国民学校高小，抗战胜利后，已读六年级的学生吴炳坤。一日，我在六年级上课，在黑板上写下课题，学生们正展开笔记本抄写，忽然，省教育厅长徐箴在县长、教育科长、督学陪同下到校视察，发现前排学生吴炳坤使用左手抄写，叫他转换右手抄写，他不慌不忙地改用右手，同样灵活自如，徐厅长拿起他的笔记本细看，两手写的字迹竟一模一样，大为称赞。这个学生各科成绩都好，曾获全县国语演讲竞赛第一名。后来他于升学集美商业学校（中专）时秘密参加中共党组织，改名杨志坚（其父系杨姓入赘吴姓），于临近解放时往投解放军，后来升任某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这里还必要一提的是，抗战时期将小学改称国民学校，乡（镇）设中心国民学校（完全小学），保设国民学校（初级小学），是因为除小学外，并于夜间办成人班，招收文盲或识字不多的青年就学，这种扫盲性质的成人班与小学统称国民教育。绥安镇中心国民学校的成人班与小学同样是全县最有成绩的，由于教学得法，学生学习情绪很高（在一些较落后的乡镇，还必须强制入学，而县城的成人班学生都是自愿入学），学校还于每星期六晚上为成人班学生安排文娱活动，由学生自编自演说笑、杂技等节目，得县政府嘉奖。
  民国36年，陈子中回县政府任专职督学（后升教育科长），不再兼任校长，我调任湖西乡中心国民学校校长，由老校长蔡竣德回任绥安镇中心国民学校校长。解放后，绥安中心小学于1952年10月迁设于原逢源小学（后改为实验小学），原设于东埔的绥东幼稚园迁设于原绥安中心小学校舍，改名绥安幼儿园，后改为实验幼儿园。
  私立小学
  1、逢源小学、养正女子小学
  漳浦基督教会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创办蒙养院，址在新路尾（今实验小学），于民国元年（1912年）按照国家学制改为私立逢源小学。民国14年（1925）年新建三层教学楼一座，1200平方米。
  逢源小学附设女学，于民国9年（1920年）在逢源小学附近另建“红楼”校舍，专办“私立养正女子小学”，至民国21年（1932年）因经费困难，合并于逢源小学。逢源和养正小学课程都按教育部规定，但于高小增设英语一科。民国35年（1946年）逢源小学经费困难，将初小部分改由县政府发给经费（主要是教员薪金、津贴、食米每人每月90市斤），改为“绥北国民学校”，以原养正女子小学校舍为校舍，实际属于逢源小学的初小部分，由逢源小学校长郭泽龙向县政府教育科推荐“绥北国民学校”校长和教员，由县政府委任校长和批准所拟聘的教员。学校与政府达成一种默契：绥北国民学校校长受逢源小学校长领导。
  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1938年）5月27日，新路尾逢源小学及教会办的“源梁医馆”和“洋姑娘楼”、“医生楼”受日本8架飞机的轰炸，教会执事蔡发祥及医馆职员许振声被炸死，逢源小学三层楼被炸毁一角，幸师生事前已疏散，无死伤。抗战胜利后，联合国救济总署拨给款项和物资加以修复。
  逢源小学曾由林安国任校长，林早年毕业于北京民国大学，历任云霄浚源小学、石码石溪中学、鼓浪屿毓德女子中学等校校长，华侨投资的漳浦官督民办汽车公司经理等职。曾任漳浦教育局长、纯美中学校长的李克柔等曾在该校执教。早期漳浦知识分子如陈达元、陈秀夔等在该校受初等教育。逢源小学（包括养正女小）与县办绥安中心小学同是在历史上培育很多人才的摇篮。可惜我是一个局外人，对该校历史情况只能简单介绍，望知情者提出较具体的资料加以全面记述。
  2、集友小学
  民国17年（1928年）集美学校的漳浦校友丘煌坤等创办集友小学，以城南高东溪祠为校舍（今绥南小学处），丘煌坤任校长。至民国21年国经费困难停办。
  初小、国民学校
  1、城镇初级小学
  民国23年培文、培英二小学合并为第一中心小学后，以原培英小学为校舍，培文小学校舍闲置。民国25年（1937年）利用原培文小学校舍复办县立城镇初级小学，由何佩珍（女）、刘元培先后任校长，民国27年停办。校舍被用为县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民国34年用为龙溪师范漳浦分校校舍，该分校只办一届，3年后，改办道周高中。解放后道周高中停办，县公安局从城隍庙移设该处。
  2、王顶战时国民学校
  民国27年（1938年）为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福建省教育厅推行“战时民教”，除在各乡村成立一些“战时国民学校”外，并将所有4年制初级小学，3年制简易小学一律改为战时国民学校，分为儿童班、成人班、妇女班，儿童班按初小学制，成人班和妇女班于夜间上课，读成人识字课本，外加军事训练。这种战时国民学校一般只设在不设中心小学的乡村，有中心小学的地方，成人班和妇女班由中心小学兼办。在县城多次遭受日机轰炸后，武营中心小学高小部分迁霞潭上课，为便利县城初小学生和成人班、妇女班就读，特在南水门外王顶村利用祠堂增办战时国民学校一所，该村距市区甚近，有多株古榕古樟遮荫，日间利于学童防空，夜间成人男女到该村读书、受训也甚利便。县政府调原任金榕（商树埔）战时国民学校校长（笔者之兄）柯庆有为该校校长，有女教员（包括妇女军训教员）4人。一年后停办。
  3、东埔国民学校
  民国28年（1939年）下半年，按照《县各级组织纲要》，保设国民学校（初小），于是，各战时国民学校一律除去“战时”两字。其时日机空袭减少，县政府乃停办王顶战时国民学校，另择址东埔陈氏祠堂设立东埔国民学校，调原王顶战时国民学校校长柯庆有为东埔国民学校校长。东埔位居城北偏东，住户较多，学生较王顶战时国民学校略多，也不过三、四十人。经过一段时间耐心家访宣导，学生数逐渐增多。1941年儿童节，参加城关及郊区小学生国语演说竞赛，获乙级（初小）第一名和第二名，引起社会重视，学生数增加到150人，教员由2人增加到5人，改复式教学为单式教学（复式教学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年级同时在一个教室由一个教授授课）。该校设立时间5年，至1994年，县政府调整县城小学布局，以东埔距中心校和逢源小学较近，停办东埔国民学校，就其校舍改办幼稚园，另于距中心校和逢源小学较远的东、南二隅分设绥东和绥南二国民学校。原东埔校学生大部分转入中心校，小部分转入逢源小学。
  4、绥南国民学校
  设立于1940年，以原集友小学校舍（高东溪祠堂）为校舍，县派蔡英兰（龙溪师范毕业，柯汉扬之妻）为校长，教师5人都是女的，学生四、五十人。抗战胜利后停办。1948年，柯汉扬捐资复办集友小学，聘龙溪师范漳浦分校毕业生陈松怀为校长。解放后，县人民政府接办为绥南小学。
  5、绥东国民学校
  与绥南国民学校同时设立，利用原“应城寺”旧址为校舍。初由王福星任校长，后由龙溪师范毕业生黄启裕任校长。解放后改为绥东小学，后改为绥安中心小学。
  漳浦二中（原纯美中学）六十年
  校史编写组
  漳浦县第二中学（原纯美中学）位于侨乡佛昙镇鸿儒江畔，校园面积52.8亩，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环境幽美，人杰地灵，自创办至1996年的60年间，由初中至完全中学，不断发展，为社会输送无数优秀人才，遍布海内外，影响巨大。1996年有35个教学班，师生员工共1900多人。
  漳浦县第二中学的前身纯美中学，是爱国侨领杨纯美先生所独资创办。杨氏出生于佛昙贫家，只读过两年私塾，为生活所迫，便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只身远渡瓜哇万隆，年仅14岁。先当学徒3年，然后当肩挑布贩，跋涉于穷乡僻壤，挨户兜售。勤俭粒积多年，成为坐商，始刻苦自学文化。至经营工商业有成，深感教育事业之重要，立志在故乡创办一所中学，1934年携30万银元回乡以完成其宿愿。这是他致富后第二次回乡创办公益事业（第一次是1928年，他鉴于故乡交通不便，影响经济、文化等事业发展，回乡投资公路建设，购汽车营运县城至象牙庄及旧镇至佛昙二线，并创办白竹湖农场和苏厝埭、纯美埭二水产养殖场）。
  1934年杨氏回乡后，即与地方人士商量创办中学之事，定校名为漳浦县私立纯美初级中学，聘请杨早达、杨联元、杨玉麟、杨允立、杨慎徽、杨辉川、杨拔萃、杨文彪、杨清滣、杨廷英、杨炯民、蓝彰芳、蔡泽民、杨镇平、蓝德光等十五位校董，以杨早达为董事长，成立校董会。按规定存10万元于中国农民银行厦门分行为学校基金，凭银行证件请省教育厅为学校立案（没有立案的私立学校，教育厅不予验印毕业证书，资格无效）。择址请准在清代佛昙县丞署旧址营建校舍。杨氏亲往厦门礼聘教育界名士李克柔先生回乡任校长。李校长漳浦马坪人，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教育系，历任漳浦县教育局长、厦门双十中学教导主任等职，当时任省立厦门中学教导主任，学识和经验均丰富，乐意为故乡教育事业效力，欣然受聘。杨校主即委托李校长按部颁标准，在厦购置教具、实验仪器、图书、体育用品及其他设备，携回佛昙，并即赶制课桌椅、办公及生活用具等，均以适合于学生身心健康为前提。一面遴聘学识及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蔡朝阳、陈铭勋、孙仲基、苏恩卿、叶致和、李继志、庄受福等来校任教。
  杨纯美先生创办中学的消息一传出，即得到各方面的关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孔祥熙、教育部长王世杰等寄来题词匾额，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为题写校名。
  1936年夏校舍基本建成，即向闽南各县张贴广告招生。当时闽南仅十多家中学，集中在厦门、泉州、漳州三都市，漳浦县城原有一所县立初中，因经费问题，于1936年夏停办，纯美中学刚好在这时创办，不但使漳浦县的中等教育不至中断，而且为闽南各县高小毕业生提供一个新的升学机会。佛昙有汽船通厦门，有汽车通邻县，因此，初期学生来自惠安、同安、长泰、龙溪、海澄、漳浦、云霄、诏安、东山等县。第一学期考取初中一年新生100多人，分两班上课。10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校主亲临讲话，训勉学生们刻苦学习，立志成为于国家社会有益的人才。
  学校以“公诚勤朴”为校训，订立校规，严格执行，校风良好。校歌庄严雄壮，有鼓励学生勤奋学习，准备作为国家主人的意义。
  开课后不久，杨校主见学校一切就绪，满意地再渡南洋。
  学校每星期六晚上举行师生同乐会。第二年（1937年）7.7抗战爆发，改为每星期六晚上下乡宣传，星期日下午在镇内宣传，以演讲、演短剧、教唱抗战歌曲等方式，呼唤群众奋起抗战。当时，县成立抗敌后援会，佛昙区成立分会，公推李校长为主任委员，蔡朝阳教师为宣传委员，学生们个个成为宣传员。
  1938年5月，厦门沦陷。1939年8月，敌机轰炸佛昙，纯美中学搬迁新庵，继迁湖西诒安城，学习环境较差，师生生活也诸多不便，而学习精神一直旺盛，是年7月，第一届毕业生参加在平和小溪举行的全省会考，翌年7月，第二届毕业生参加在云霄举行的全省会考，均名列前茅。从此，纯美中学声誉大著，各地学生徒步跋涉而来，有的还自已肩挑行李（公路已破坏，无车可乘）。为便利学生就学，校本部从湖西迁回佛昙，并于1940年，在海澄县岭后乡（今龙海东园凤山）和漳浦石榴坂西洋村设立分校，分别由郭守仁、黄士豪任分校主任。
  太平洋战事发生后，爪哇被日军占领，杨校主及其长子玉树以支援祖国抗战而遭日军拘禁。侨汇断绝。早先存入于银行的学校基金10万元贬值得几乎成为废纸（民国24年实行法币制度，规定以中国、中央、交通、农民4家国家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银元不准流通，法币不得兑换银元，起初币值稳定，抗战后期始大幅度贬值），学校经费困难，师生生活大受影响。学校请准拨给平粜的积谷200市担，渡过难关。
  1941年，侵略东南亚的日军节节败退，侵略中国大陆的日军同时处于劣势，闽南各地不再受敌机轰炸，石榴分校撤回佛昙校本部。
  1942年，岭后分校移设于松庄（当时属漳浦官浔镇，今属龙海白水镇）地点较适中，便利学生就学。松庄分校先后由叶致和、杨早达任主任。
  自1941至1942年，有几位革命青年到校任教，其中有中共泉州中心县委青委委员林松龄（伯祥）来任教导主任，还有何建智、林建福等，许多学生受革命思想影响，有的直接参加革命工作。
  抗战胜利后，学校规模扩大，学生增加到700多人，教室不敷，只得利用礼堂及借用附近祖祠为教室。
  1947年，校主与长子玉树返乡，全体校董、师生夹道欢迎。在欢迎会上，校主表彰一批勤勉的师生。整顿校董会，原校董杨联元、杨允立已逝世，蓝彰芳、杨文彪、蔡泽民、杨清溽、杨镇平现居远地，改聘为名誉校董；新聘杨子廙、杨景山、杨肃芑、陈志谟、陈子中、杨老铮、陈金成等七位校董，增聘陈达元为名誉校董。
  李校长应国立侨民师范学校（战时设漳平，战后迁设厦门）聘为训导处主任，辞纯中校长职，推荐已在厦门大学毕业的纯中第一届学生蓝利贞继任纯中校长。蓝只任一学期，便辞职出国，由杨加福、沈君泽先后任校长，后由董事长杨早达兼任校长，已大学毕业的纯中第二届学生陈长泰任副校长。
  学校增建“玉树楼”一座，增办高中部。校主将白竹湖农场及二处海埭拨充校产，请为纯美中学改办完全中学立案。教育厅认为必须按规定再存入基金于国家银行始能立案。校主请省参议会驻会委员（同时任国民党漳浦县党部书记长）柯汉扬找省政府主席刘建绪及教育厅长梁龙光疏通，始得变通办理，准予立案（抗战胜利后，法币更加贬值，若再存在基金，势必与办初中时所存10万元一样成为废纸）。
  1949年9月漳浦解放，纯美中学继续上课。1950年，原董事长杨早达任校长，由副校长陈长泰主持校务。当时海内外隔阂，学校经费自筹，经陈副校长申请，获人民政府补助。
  1951年3月，台湾海峡局势紧张，因战备需要，特请暂并于漳浦一中获准后，陈副校长设法把重要财产封存于学校地下室，为纯中的复办打好基础。
  1952年秋，纯中复办，政府收为公立，改校名为“福建省漳浦第二初级中学”，任命陈长泰为代校长，尽管师资、设备、经费缺乏，但学校却办得很有生气。
  1954年，台湾当局的飞机经常骚扰沿海一带，并轰炸“水门”，为了安全，疏散学生到下楼、埭头、石门等自然村上课。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磨砺出一批国家的栋梁之材。1955年5月，上级选派吴锡鑫任副校长。
  1956年后，为贯彻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学校开展勤工俭学，一时，开荒种地，热潮滚滚，并在官埔和石碑办了二个校办农场，规定每星期，师生轮流到农场参加一天的义务劳动。
  1957年10月，学校成立党支部，吴锡鑫兼任党支部书记。
  1958年大跃进，为响应号召，组织师生参加全党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因中心工作多，此时期，学校经常停课组织学生修水库，筑公路，灭钉螺，抢收抢种等。劳动频繁，可教学丝毫不放松。做“既能提，又能挑”的红又专的劳动者，成了既定的奋斗目标。树立劳动观点，培养劳动人民的感情，蔚然成风。
  1958年9月，经教育厅批准，学校增设高中部，改校名为“福建省漳浦第二中学”，吴锡鑫主持学校全面工作并兼任支部书记。此期间，尽管教师的学历大部分没达标，可是，大家勤勉敬业，刻苦学习，学风教风端正，因此办学效益高，办学成绩显著。61届高考，升学率居龙溪地区第三名，漳浦县第一名，享有很高的声誉。
  1962年，国民经济处于暂时性的困难，但全校师生却能与国家同命运共呼吸，克服困难，勤俭节约，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刻苦攻读，攀登高峰。
  学雷锋，学王杰，学张高谦等活动，震撼校园，震撼师生的心灵。“学英雄，见行动”的风气浓厚，忆苦思甜更是常抓不懈。
  体育工作，成绩喜人，五年蝉联县中学生运动会团体冠军。
  为解决校舍紧缺，政府拨资建十二间教室和一座大礼堂，师生经常利用课外活动参加建校的义务劳动。是年，增派张海滨任副校长兼书记。
  1966年8月，社教运动开始，吴锡鑫被借调参加社教工作队，梁统业曾任过短期的书记，学校搞清理阶级队伍和意识形态斗争，陈贻彪主持学校党支部工作。
  1966年至1976年文革十年，学校免不了遭受浩劫的厄运。红卫兵串联，学校停课，批斗当权派……此期间，学校几经易名，1968年叫“漳浦二中革委会”，年底改为“佛昙五七中学”，1971年又改为“佛昙中学”。
  十年后，先后由陈贻彪、邱木礼、郭威武、蔡地发和郑来喜主持学校工作。
  粉碎“四人帮”，漳浦二中获新生。1977年4月，何庆云校长主持学校工作，1979年恢复原校名——漳浦二中，1980年任命陈长泰为校长，1981年任命杨珠维为书记。此时，提拔一批中青年骨干教师充实学校领导班子，加强了学校管理，学校的面貌从此有了可喜的变化。学校稳定，师生拼搏，高考上线率逐年提高。
  1983年“7.25”强台风袭击佛昙，学校的大礼堂等倒塌，校园一片废墟。师生奋力投入抗灾抢险，重建校园，精神可嘉。
  7月26日，副省长温秀山、专员张全金、副专员黄长茂在县委书记黄步翔的陪同下到校慰问全体师生。
  同年，学校被县政府授予“抗灾抢修先进单位”和“教育先进单位”。
  是时，政府拨资新建一幢三层24套间的教师宿舍楼和一幢三层教学楼。
  1984年8月，陈长泰调任县政协副主席，杨珠维兼任校长。
  1984年9月，经教育厅批准，增设水产养殖职高班，当年招一个班40名学生。
  1984年11月，与南京军区32851部84分队，佛昙边防派出所开展军警民共创共建文明学校活动。同年，学校少先队工作荣获全国的创造杯奖。
  1985年4月，省教育厅批准二中为农村中学试点校。
  同年春天，在石埕村的支持下，围垦一口56亩的对虾池，做为创收的劳动基地。
  1986年11月11日，举行建校五十周年盛典，一千三百多名校友，欢聚一堂，共庆金秋佳节。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名誉校长、著名数学家苏步青为五十校庆题词：“加强普通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为国家四化建设输送大批高质量的毕业生而奋斗。”
  校庆日，宣布“校友会”成立。
  1987年9月，杨珠维调离，吴银生任校长兼书记。
  1988年5月，印尼侨胞柯汉扬先生捐资首创“纯美奖学金”，同年成立“纯美奖学金理事会”。
  1988年9月，吴银生调离，杨珠维任校长兼书记。
  1989年11月15日举行“纯美奖学金”首次颁奖，有200名师生获奖，柯汉扬先生的儿子柯亚轲，好友李松辉等出席颁奖仪式。
  同年，柯先生又率先捐资倡建“纯美纪念馆”，并挥毫为馆名题字。
  1990年11月11日，举行“纯美纪念馆”揭幕落成典礼，县、市统战部、侨办、侨联和各届知名人士、柯先生好友出席典礼，副县长杨玲、漳州市侨联名誉主席杨威廉为纪念馆揭幕。
  1991年3月24日，东区校友分会发出了筹建校友楼倡议，同年11月11日举行奠基。县长康天厚、市委统战部长吴开云参加奠基仪式。
  1991年11月23日，县委书记王良才、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翁福到校现场办公，当场拨资20万元盖二中食堂。
  1991年，镇政府牵头，石埕、园东、岸头三个村支持，学校扩大校园14.1亩。
  1993年10月29日，柯汉扬先生的夫人杨淑偕儿女一行4人在香港吴介甫先生陪同下回乡，参观学校，决定把先夫所创设的纯美奖学金延续到1997年（柯汉扬先生于1993年8月16日在万隆病逝）。
  1994年9月17日，为病故的省劳动模范、高级教师吴祖恩召开追悼会，县教育局长巫宏毅、副局长杨少仁及吴祖恩生前的同事、学生一百多人参加。
  在1992至1994年，因认真开展“强化管理，狠抓常规，加强教研，抓好窗口”的工作，三年上省专线合计总人数居漳州市普通完中第一位。1993年中考，成绩进步的幅度大，被漳州市人民政府授予“办好初中先进校”，同年通过文明校的达标验收，被市委宣传部、市教委授予首批“文明学校先进单位”。
  1995年4月，杨纯美先生女儿杨丽玉女士回乡省亲，并参观二中。
  1995年9月，杨珠维调离，上级选派许九山任校长兼书记。
  1995年10月份，由佛昙镇政府投资一百多万元，建一幢面积为2300m2的教学大楼。
  由于领导率先风范，公而忘私，教师奋起拼搏，不计得失，学校以德育为首位，以教学为中心，突出一个严字，各项工作焕然一新。1996年，中、高考均传捷报，高考上省专线率居漳州市普通完中第二名；中考上各类重点学校、普通中专中师人数比1995年超过59％，实现了拼搏一年创佳绩的奋斗目标，受到了各级领导的肯定，社会的赞誉。
  1996年11月11日举行盛大的建校60周年庆祝活动，各级领导、各界人士、海内外校友数百人到校参加庆祝活动。香港漳浦同乡会派副会长杨锡富到校祝贺，当场献港币30万元为奖学奖教基金。
  教工之家——漳浦县教育工会
  柯清元
  民国期间，漳浦有职业团体“教育会”，不属工会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2月，在上级党、政、工会的支持下建立“中国教育工会漳浦县委员会”（简称漳浦教育工会）。其宗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的教职工，加强自身的思想改造，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搞好教育工作，成为充分发扬民主和深受教职工信赖的群众性组织。当时要求参加工会组织的教师要本人提出申请，经过填表，小组审查、讨论通过，基层工会复核批准，送县教育工会备查。每个会员经批准后，由县教育工会发给工会证一本，一枚铁质镀铜挂钟图案的会员徽章，佩带前，具荣誉感。初期会员100人左右。
  1951年初，邱铁汉任漳浦县教育科长兼任县教育工会主席。蔡启昌负责秘书工作，后由柯宗林接任秘书，办公地点在县总工会筹备处（现县中医院处）。1952年柯宗林调任他职，秘书暂缺。办公地点迁移至城关北街头三层楼（现东街工商银行储蓄所）。全县12所中心小学分设12个基层工会，会员300多人。
  1953年初，邱铁汉转任新职，教育工会一职暂缺。3月，漳浦县教育工会在漳浦一中礼堂召开首次会员代表大会，各基层工会选出代表参加。会议总结建立教育工会三年来的工作开展情况，总结经验，找出应改进的问题。会议结束前，通过民主协商，采用差额选举，陈暨南（绥安中心小学校长）当选为主席，同时选出委员6人，组成漳浦县教育工会第一届委员会，主席下设组织、宣传、财务、女工等委员，具体分工，各司其职。首届教育工会会议结束后，以中学（一中、二中）、中心小学为单位，组建、整顿基层工会。
  1956年，漳浦县教育科长何庆云兼任县教育工会主席，分设24个基层工会。
  1957年8月，漳浦县第二次教育工会代表会在县实验小学召开。潘金海（实验小学校长）当选为主席，并选出委员5人，组成漳浦县教育工会第二届委员会，下设组织、宣传、财务等组，会址设在实验小学。二届委员会决议提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的教职工，认真学习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开展教学改革，为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而努力。”会议结束后，新一届的工委研究决定附设教工招待所，为会员来县开会，联系工作提供生活上的方便。该所具体事务由实验小学工友林长德兼管。换届选举后，委员们积极组织各基层工会，动员会员参与教学研究，与先进地区开展教学交流，学区校长、教导主任、教研组长、骨干教师（均是工会会员）分期分批到福州、厦门、龙岩、漳州等地“取经”，采用听课、参加讲座、交流经验等方法，探索教育改革的新路子。组织教工参加县文娱会演，由办学规模较大、会员较多的城关、杜浔、佛昙、赤湖、官浔等基层工会参加。通过广泛地调查摸底，掌握教工的家庭经济底子，县教育工会定期研究发放职工的困难补助费，由基层工会主席会同委员送达困难户，表达县教育工会对会员的一片爱心。是年12月，漳浦县总工会召开工会积极分子代表会，由各基层评选出符合条件的会员出席。县实验小学是本县较早成立教育工会的学校之一，由于全校教工的积极参与，开展经常性的教研活动，教学质量有较显著的提高，服务党的中心工作突出，1958年与1959年连续两年评为县、地区的先进单位，并出席福建省工会系统先进单位暨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省教育厅、省教育工会的表彰。
  县教育工会经费和福利资金来源，当时按规定每月由教育行政部门从教职工工资总额的2％，拨给教育工会作为日常办公费用，县教育工会再从总金额的60％拨给各基层工会，作为职工福利补助、添置会员需用的文体活动器材；每个会员每个月需按规定缴交一定数额的会费。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教育工会机构瘫痪，停止活动。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给教育工会带来了温暖的春天。1978年底，国家总工会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工会恢复组织机构，开展活动。是年，县教育局副局长陈贻彪兼任县教育工会主席，黄美成、张秀云为副主席，巫宏毅、沈百足、孙乌贡、周金鸾等为委员。配上专职干部2人，县教育工会所属39个基层工会，会员达到3270人。工会恢复活动后的首要任务是通知各基层工会组织会员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布的文件，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论点，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遵循“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把学校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轨道上来，工会配合学校行政在培养人才、出好人才上用功夫。
  1984年4月，县教育工会召开基层工会主席会议，县教育局副局长、教育工会副主席黄美成传达福建省中小学为人师表活动经验交流会精神，要求全县于上半年建立教工代表会（或教工大会）。5月1日，县教育工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代表46人。会议期间，省、市教育工会负责人郑祖铭、徐友成及到会祝贺大会召开的漳州、平和、云霄、诏安等县（市）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分别致祝贺词。会上黄美成代表县教育工会作报告。会议要求深入贯彻全国工会第10次大会和县总工会第七次会议精神，加强学校的民主管理，脚踏实地，团结奋进，普及推行与巩固健全教工代表大会制度，以主人翁的姿态站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前列，县第三次会议选出黄美成等11位委员，组成漳浦县第三届教育工会委员会，推选黄美成为主席，黄朝主、张秀云为副主席，下设组织、宣传、教育、财务、女工、文体等委员。会议闭会后，把建立、健全巩固教代会制度作为主要任务来抓。各基层工会前后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或“教职工大会”。由于工作抓紧抓细，漳浦县成为全省最早百分百实现建立“教代会”的县分之一，列漳州市教育工会榜首。被省教育委员会、省教育工会评为省教育工会先进单位。
  1985年，全县在巩固、完善“教代会”制度的同时，全面开展“整顿建家”活动，按照国家总工会关于整顿工会基层组织和开展建立“教工之家”活动的决定，是年11月间，县总工会会同县教育工会抽调16名干部，组成四个验收组，分别到已上报的“整顿建家”的基层工会进行核实验收，符合标准的呈报县总工会批准后发给合格证书。通过验收，全县百分之百完成“教工之家”的建家任务。实现“教育工会建家”一片红，受到省、市教育工会和县总工会的表彰。县总工会拨出专款1000元，县教育工会拨出4000元作为基层工会添置各种文体活动器材的经费，巩固、完善“教工之家”活动成果。开展师德教育，组织教工观看老山英雄报告团录像。在全县范围内掀起“学英雄，抓教研，讲教学，重实效”活动。
  1986年2月，福建省教育工会郑祖铭副主席、市教育局副局长李受麟率领参加全省教育工会经验交流会的代表一行38人莅临漳浦视察基层工会整建情况，在县有关领导的陪同下，到实验幼儿园、绥安中心小学、华侨中学检查验收。代表们对所到各校的整建工作予以充分肯定。是年，新建官浔学区、大南坂学区、城关中学等基层工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活动，全县会员分批听取由市教育工会组织的中小学优秀教师巡回报告团的报告。本县优秀教师刘宗瑞参加报告团。
  1987年4月，县教育工会召开基层工会工作会议，45个委员参加。会议主题是贯彻十二届六中全会精神，黄美成主席作工作报告，县总工会主席许传瑞，教育局长巫宏毅到会讲话。会议强调工会的工作要围绕教育体制改革这重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为指针，加强政治思想和职业道德教育，健全“教代会”制度，为提高全县学校的教育质量出谋献策。10月，福建省教育工会在福鼎召开全省农村教师家属扶贫工作会议，县教育工会主席黄美成出席，回县后，召开基层工会主席会议，由黄美成主席传达会议精神，具体研究扶贫对象，制订扶贫措施，帮助贫困教师家属搞活经济，增加家庭收入。同时还要求各基层工会抓好巩固、调整充实领导班子的建设。年底，漳浦一中、实验小学等13个先进单位“教工之家”经县一级工会验收合格，颁发证书，全县先进面达35％，超过上一级工会下达的任务要求。
  1990年4月，县教育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县体委招待所召开，会议的主旨是：总结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教书育人的经验；换届选举，产生第四届工会委员会。会议期间，通过充分讨论，以无记名的投票方式，黄美成蝉联为县教育工会主席，黄朝主、林来顺为副主席（后蔡荣东再补为副主席），选出19个委员，组成新一届漳浦县教育工会第四届委员会，下设组织、宣传、文体、女工、经审等部门。会后，各基层工会发挥教代会的职能作用，参教议教，民主管理学校，县教育工会全体干部发扬拼搏、勤奋、务实的作风，为广大职工多办事、办实事。同年间，工会委员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为2000余户教师优惠供应液化气办证入户，为1000多户教师优惠安装程控电话。还参与管理离退休教师协会工作，定期听取协会办公室的会报，协助解决随时发生的具体困难问题，逢年过节配合协会人员造访退休教师中的困难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快地解决一些问题，对身患重病的予协助办理住院。至1996年上半年，全县有49个基层工会，会员5564人，县离退休教师协会会员806人。几年间，工会工作抓早、抓紧、抓实，成绩较为突出，1988～1990连续三年被评为福建省和漳州市教育工会的先进单位。
  新中国早期的漳浦教师们
  柯清元
  1949年9月下旬，漳浦县宣告解放。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区学校工作的指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命令，要求各级学校暂维现状，即日开学，各校照此办理。是年底（农历春节前），县首次在城关新路尾基督教堂召开全县校长会，教育科副科长洪洋主持会议，副县长侯东明到会作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明确在新的形势下办好教育的宗旨与办学的方向。春节过后（1950年2月初），全县教师集中在漳浦初级中学（现漳浦一中）参加工作会议，听取副县长侯东明的形势报告，几天的讨论，联系实际，初步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阵营，什么是帝国主义阵营，领会社会主义阵营必胜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真谛。会后各校按照会议的要求，准时开学，动员组织学生到校上课。新政权的建立给各级各类学校带来了生机与活力，教师除了积极完成各科的教学任务外，还利用课余时间主动配合乡、区政府开展宣传活动，运用各种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大好形势，讲具体任务，依据不同时期的任务要求，排练演出群众喜闻乐见的剧目，空余时间教唱革命歌曲，造成浓浓的革命氛围。春夏期间，学校服务中心工作，配合区、乡干部、解放大军为准备解放东山岛而进行的借军粮、征军柴，发动沿海的乡、镇船工、船只集中训练等工作，早出晚归，苦与累算不了什么，有的教师一进门顾不上洗身就和衣入睡。淡泊的日常生活，艰苦的工作环境，火红的战斗年代，锻炼了教师们的坚强意志。当时的执教者风华正茂，坚守教学岗位，勇于接受上级分配的任务。尽管当时有的地区股匪时有出没，扰乱社会治安，外有帝国主义野心勃勃，凯觎我国土，但他（她）们毫无动摇地坚守教学岗位，在老区的车本、山城、龙岭；抑或在海防前线的岱嵩、南境、六鳌；或是在集镇的城关、旧镇、杜浔，遍布着他（她）们足迹。他（她）们内心深处认为能为人民子弟教识字、懂道理，就是自已最大的慰藉。当时，新解放区的工作大多数由南下干部主持，经常召开群众大会，北方人初到漳浦，不会讲本地话，需要通过翻译，他们就利用课余时间当翻译。1950年中秋节前，县委组织小教剿匪宣传队，抽调一部分教师参加，由教育科长邱铁汉动员布置任务。宣传队配合解放军深入到股匪出没频仍的浯江岩山周围、深土灶山周围、沿海的六鳌、城关的英山、沙西梁山下的北旗，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到匪据点的菜屿岛，书写大幅革命标语：“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分化瓦解散匪的破坏活动。宣传队每到一处，蹲一点，带一片，扼杀敌人的嚣张气焰，凝集壮大人民的力量。有部分教师奉调到城关、旧镇、杜浔、佛昙、湖西等重点乡镇整理田赋，采用推、收、过、拨的方法，澄清农业各户的土地亩数，造具土地面积清册，为土地改革提供可靠的资料依据。在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投身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革命运动。革命理论的武装，工作实践的磨练，理论联系实际的检验，养成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计个人得失，不思荣辱安危的良好道德风尚。只要党与政府一声令下，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他们吃饭在家里，工作在单位（当时大部份教师安排在本村或附近乡镇工作），整天忙碌，白天教日校（全日制），中午教妇女班，晚上教以青壮年为主的成人班，教学内容以政治、文化搭配进行。把提高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文化知识作为已任。当时共产党的形象在教师心目中“似东方初升的太阳，光芒万丈”；“如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像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同甘泉雨露，滋润着年轻一代教师的心田”。据漳浦县离退休教师协会情况一览表数据表明：1949年9月26日起至是年12月31日止，在校教师数188人（其中小学170人，中学18人），1950年1月1日起至5月12日（即东山岛解放之日）止，新参加教师队伍的有18人（其中小学14人，中学4人）。从1949年9月26日起至1950年5月12日止，全县教师有206人，其中小学188人、中学18人（同一时期入伍，后因工作需要，个别调离教育工作岗位者，不计在内）。他们从1949年9月份起至1950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没有领取报酬。直至1950年9月起，每人每月由政府发给大米100市斤，拿着米条提着布袋走到远离家乡百余华里的官浔米厂领取，当时厂的老闾（尚未进行对私改造）对政府发的薪米偷斤减两、渗杂弄假之事时有发生，给“含笔蘸砚”的教师们造成不应有的损失。1950年底（学期结束前），县府依据上级的指示，按学历、工龄、工作、思想四条杠作为评定工资的依据，通过分开讨论，集中评议，小组审定，领导批准。中学教师每人每月最高可领到336斤大米，小学教师月薪最高的200斤，中学月薪最低210斤，小学月薪最低165斤。直到1952年春由领取大米改为货币工资制。
  如今，随着时光的流逝，繁琐而细致的粉笔生涯，加上经常地参与党的中心工作，他（她）们已陆续地进入老年期，从1979年起前后办理退休手续。至1997年3月县离退休教师协会资料显示，全县已办妥退休手续的教师有806人，其中女性207人，是退休总人数的25.6％；办退职23人；退养2人；已作古的66人。
  在东山岛解放以前（即50年5月12日前）参加教育工作的208人及其以后新加入教师队伍的，在文革前的每年寒暑假都要集中到县城参加教师学习班学习。内容按照党的中心运动进行，形势与任务是必不可少的课题。最后阶段还规定一定时间进行业务学习，经验交流。学习时间少至25天，多至50多天。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党的培养教育，群众的帮助支持，自身的刻苦学习、改造，有了长足的进步，仅就1950年5月12日前（即东山岛解放之前）参加教育工作的208人中有60人前后担任中、小学校长、教导主任职务，占总数28.8％；参加党组织的20人，占9.7％；党员中多数评为县一级优秀党员，退休后经审查核定，符合条件“退”改“离”的11人，占5.2％；退休后已作古的22人，占10.6％。
  光阴茬苒，岁月如梭，40多年过去了，昔日风华正茂、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如今已是鬓发斑白，体弱身衰的老者；有的超越“古稀”进入“耋耄”之年。一位退休多年的老教师曾多次拜读南京大学93高龄老教授李霁野先生的一首诗：“时间纬线空经络，岁月往返急似梭，穿织人生成锦绣，勿伤逝水成蹉跎。”体现了一位著名学者对光阴的珍惜，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学习后有所启发，深受教育，表示在有生之年，多为人民做点事。多数教师退休后，虽身离岗位，却心系事业，“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他（她）们或为单位的工作改进出主意，想办法；或与新教师相互砌蹉，结成“一帮一”“一对红”；或参与其他行业工作，自觉地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余热。据最近一次统计，在退休的806人中，有的继续操持本行业务，当代课教师、幼儿园教养员；有的参与农村科技组研究，协办农村文化组（站），图书馆（室）；有的热心关怀下一代健康成长。有66人荣任各级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委员；有83人参与兴办社会福利事业；有49人协助子女经商或与他人合伙办企业；有23人受聘于公司、工厂搞业务或干杂事。为缓解城镇居民幼儿入园就读难的问题，有20个退休女教师为主体并培养54个青年教养员，先后办起城关红楼幼儿园等11个园（所），计35个班级、1667个幼儿入园。退休教师的锲而不舍，青年教师的通力合作，奋进拼搏，“红楼”“旧镇”幼儿园多次评为市、县幼儿教育的先进单位。有的不顾年事已高，仍然为家乡的建设事业而奔走呼唤。原漳浦二中校长陈长泰、漳浦一中副校长吴一流，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引进外资，兴办“福茂水产开发公司”“新丽丝绸厂”“家兴实业制衣公司”等，为家乡创收巨额款项。官浔康庄村退休教师王大田，年逾古稀，几年来在家闲不住，带领一家人在一条5公里长的河堤上义务植树10万多株，种竹5千多丛，平时精心护理，10多年来树木长得郁郁葱葱，该片林木估产总值在百万元以上，不仅绿化、美化家园，又确保堤岸内1400亩良田免遭洪水侵害，增加家乡财富。中央防汛抗旱指挥部和省、市水利部门曾多次实地采访，拍照。《福建日报》、《闽南日报》等6家报纸先后以《师表扬风》、《树痴》等为题，报导他植树造林的先进事迹。平时他还在有限的自留地上精心培育5万多株名贵花卉和树苗，无偿地赠送给附近机关学校绿化环境。有的教师退休后，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养神健身，益寿延年。有的精心学习卫生常识，上“老人大学”听课。县退休教师协会漳浦一中门球队平均年龄在70岁以上，平时注意练习，提高球艺水平。1996年11月参加“福建省老年人第四届运动会”漳浦一中门球队作为县代表队参赛，获第一名，受省级表彰，授锦旗一面。多数教师退休后，想方设法发挥自身优势，为家乡的“四化”建设鸣锣开道，添砖加瓦。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她）们晚年的共同心声是：祝祖国繁荣昌盛，愿人民安居乐业！
  浦台农业合作
  蔡一生
  漳浦县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与台湾一水之隔，旧镇码头距台湾仅146海里，是闽南“金三角”开放富饶的县份。这里历史悠久，物产丰富，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四季花卉争妍，常年佳果飘香，堪称为“鱼米花果之乡”。历来有“金漳浦”之称。全县土地面积1959平方公里，耕地面积50.7万亩，其中水田30.4万亩，农地20.3万亩，全县人口76.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68.7万人，占总人口89.4％，有20个乡镇、11个农林茶场、285个村民委员会，全县农村劳力32.3万个，人均耕地0.66亩。
  漳浦县地处亚热带，位于东经117°35′，北纬24°06′，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年平均温度21度，年降雨量1533.72毫米，平均日照2118.7小时，积温7400度至7700度，每平方厘米太阳辐射为132.74千卡。充足的光、热、水是漳浦县发展农林牧渔生产的优势之一，也是福建省热带、亚热带作物的重要生产基地。主要农作物有水稻、番薯、大小麦、黄豆、花生、甘蔗、芦笋、烟叶、荔枝、龙眼、香蕉、柑桔、菠萝、桃李、玫瑰茄、蔬菜等。作物品种丰富，名优特品种初具规模。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农业生产逐步走上专业化、区域化、商品化轨道。是福建省农业大县。1996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80.99万亩，总产30.64万吨，比1995年增长2.8％，实现持续12年增产，居福建省第四位，被列为福建省商品粮基地县，甘蔗面积6.15万亩，总产25.86万吨，居福建省第一位，为全国百强县第51位，被列为全国糖料生产基地县，水果面积48.8万亩，总产27.04万吨，比1995年24.1万吨，增长12.20％万吨，居全省之冠，水果总产居全国百强县第25位，被命名为“中国龙眼之乡”，肉类总产3.7万吨，被列为全国秸秆氮化养牛示范县。《漳浦黄牛》是全国四大肉牛良种之一，水产品总产量13.23万吨，居全省第八位，居全国百强县第40位，蔬菜种植面积15万亩，总产20多万吨，食用菌栽培面积350万平方米。初步形成了粮蔗、水果、水产、畜牧、蔬菜、食用菌六大农业支柱产业，农业总产值18亿元。已形成22个品种，35个万亩片的优高农业商品生产基地。全县兴办了一大批农产品加工业，带动了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农业大县向农业强县转化。
  1985年以来，漳浦县在大搞山海资源开发的进程中，利用海峡两岸关系日趋缓和的机遇，从引进农业优良种苗入手，不断拓展同台湾在农业领域里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确定大南坂、万安、旧镇、古霄等四个浦台农业合作试验区，建立了全省首家乡镇级的大南坂闽台农业经济交流中心，作为对台农业引进合作的窗口。据统计，全县共引进农林牧副渔优良品种100多个，先进种养技术30多项，已大面积推广的41种，推广面达12.5万亩。随着合作交往的日益加深，许多台商带种苗、带技术（设各）、带资金、带市场，以独资、合资、合作、租赁等方式，到漳浦租用土地办场办厂，搞种养、搞加工、兴办开发型和加工出口型的“三资”农业企业。至1996年已创办台资农业企业67家，其中种植业8家、养殖业12家，种植加工业16家，养殖加工业6家，加工业25家。注册资金6488.81万美元，实际到资3806.9万美元，占58.7％，投资规模在100万美元以上有17家。投资兴办的领域涉及水产育苗养殖、果蔬花卉种植，林果开发，畜牧业养殖加工、饲料生产加工、生产有机肥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加工保鲜和市场销售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在水产养殖方面，不仅引进种苗从虾苗拓展到虾鱼贝蛙，而且从种苗繁育、养成到饲料生产以及冷冻保鲜加工出口，形成一条系列链；果蔬业，以加工企业为“龙头”，带动种植、出口，也开始形成一定规模，浦台农业引进合作由沿海重点乡镇场逐步辐射到内地、山区，遍及全县各乡镇场，投资的趋势方兴未艾。
  浦台农业引进合作给漳浦县带来了三个变化：一是通过优良品种和先进种养技术的引进推广，开发了新产品和新产业，优化了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在水产方面，引进台湾草虾、九孔鲍、金目鲈、遮目鱼、珍珠魶、斑节对虾、吴郭鱼、美国青蛙等13个品种，使水产养殖业高潮迭起；在蔬菜方面，引进芦笋、莴苣、小胡瓜、牛蒡、青花菜、日本野菜、长茄、胡萝卜、野泽菜、东生菜、大根、徘堤菁、西番莲、大肉姜、台湾2号四季豆、台中11号荷莲豆等30个品种；水果方面，引进台湾杨桃、台湾北蕉、剥粒凤梨、改良沙捞越、破布籽、台湾矮木瓜、印度秋芒、洋香瓜、新世纪梨、草莓、巨峰葡萄、无籽西瓜等30个品种；在甘蔗方面，引进推广新台糖10号高产高糖良种蔗，种植面积达1.5万亩，占全县甘蔗面积的25％，正逐步成为我县当家品种，使甘蔗生产自1993年以来居全省前列；此外，台湾珍珠稻和台薯6号在漳浦式种示范也表现良好，万安农场1996年引种台湾珍珠稻，亩产达500公斤，这种稻子抗寒抗倒，米质优良，色香独特，出米率高，正在扩大示范推广。二是促进了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加快了资源开发步伐，已引进的64个项目，均实行“自带良种、自建基地、自办工厂、自行营销”的一体化生产经营项目。在引进品种、技术、资金、设备、经营管理的同时，一步到位，与国际市场接轨。如1992年盘陀镇引进“天福茶庄”，以本地资源为依托，进行精加工辐射闽粤两省及海峡两岸，促进了茶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了合作领域。三是促进闽台两岸科技合作与产业化的形成。1995年10月，台湾农业专家一行12人到漳浦考察水果生产，首家浦台合作农业产业化模式企业——漳浦金果有限公司在马坪镇投建。该公司首期投资100万美元，征地22亩，主要从事香蕉等农作物的生产、加工、经营，公司为农户垫支购买香蕉苗、肥料、农药等生产资料的资金，并统一对农户的生产进行技术指导和实行保护价收购，同时投建示范种植园、肥料厂、包装厂、气调库，实行产供销一条龙。
  漳浦县由于开展对台农业合作，台资农业企业从无到有，由少到多，产值年年增加。1991年台资农业企业产值1800万元。1992年3600万元；1993年4900万元；1994年2.16亿元；1995年2.23亿元，占全县农业产值15％，1996年全县三资农业企业总产值50050万元。农副产品加工业创产值2.74亿元，大大提高农业经济外向度，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自1996年11月漳浦县人民政府出台《扩大浦台农业合作交流的若干规定》（19条），浦台农业合作交流更加发展，至1997年上半年，有原已投产的协展农牧公司、同正食品公司、香泰果蔬发展公司等8家台资企业为进一步发展而增资，共增资833.3万美元，新批准的浦台农业开发企业16家，总投资额2294万美元。其中，德全农业开发公司开发土地1200亩，从台湾引进龙眼、莲雾、草莓等22个品种。至此，全县拥有浦台农业开发企业78家，总投资额2294万美元，企业发展情况甚好。
  漳浦县林业良种的引进和推广
  蔡大兴
  林种的优劣是关系到造林成败的大事，漳浦县于民国时期引进林业良种不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关心林业生产的发展，从国内外引进不少优良树种，在漳浦培育种植，为我县发展速生丰产林和最有价值的经济林、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服务人民生活方面，起到积极、良好的作用。现把部分优良树种的引进简介于下：
  一、木麻黄 亦称“驳骨松”，木麻黄科，常绿乔木。主干明显，干形通直，高可达20米。喜光，对土壤要求不严。木质坚硬耐久，纹理细致，树皮可提栲胶或染鱼网的原料。木麻黄是强阳性树种，生长迅速，成材期短，能耐干旱和潮湿，耐贫瘠，耐盐碱，在其他树木不能生长或生长不良的贫瘠砂地上生长良好，它的主根较深，侧根发达，抗风力强，且不怕沙埋，埋入沙中的树干和枝条还能生长许多不定根以吸收水份和养料并增强抗风性，寿命30～50年，为沿海广大群众所喜爱。原产于澳大利亚，我国福建、广东、台湾等地用作行道树、观赏树及防风林树种，亦是很好的薪炭材树种。我县县苗圃于1953年秋季在罗北油车播种培育。1995年六鳌乡从广东引进木麻黄试种成功。后推广全县各地。
  二、马尾松 松科，常绿乔木。高可达40米。喜温暖气候和酸性土壤，深根性，适应性强，生长迅速，繁殖容易，寿命长，产量高，为荒山造林先锋树种，也是水土保持林的良好树种这一。木材纹理直，结构较粗，有弹性，多树脂。马尾松木材利用价值高，可供建筑、枕木、矿柱、造纸、薪炭等用。树干可采松脂，木材脱脂后可造纸，针叶可提制挥发油、纤维、栲胶及维生素等原料。又为观赏树。原产我国南部。是我县古老树种，俗称“松柏”，1952年县苗圃已培育苗木供应，1953年发动群众采集马尾松种子2840斤，收购育苗推广。1974年从美国引进马尾松新品种，在中西林场种子园育苗推广。
  三、湿地松 松科，常绿乔木。高可达36米，适应性强，生长良好，树干通直，材质较松软，耐朽力强，可做建筑、桥梁、枕木等用材，亦为优良的产脂树种，产脂量高，松脂质量好，能加工成特级和优级的松香和松节油，是重要的速生用材树种之一。原产北美东南海岸，我国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江苏等地有引种栽培。六十年代我县从浙江舟山群岛引种。七十年代中西林场引进种子在顶巷工区实生苗造林，下蔡沙荒防护林场也引种造林。八十年代初，龙溪地区林业局从外地调入湿地松种子分配给我县培育。实践证明，它是沙荒迹地二代更新的良好树种。
  四、窿缘桉 亦称“粗皮细叶桉”，桃金娘科乔木。木材淡红色，质易折断开裂，一般作细工木料及薪炭用材。又为蜜源植物和行道树种。原产地澳大利亚及马来西亚，为我国南部引进树种之一。下蔡林场于1977年开始选择窿缘桉引种试验，边试验边推广，于1982年度已营造窿缘桉纯林1481亩，窿缘桉与木麻黄混交林1295亩。实践证明窿缘桉具有生长迅速、适应性强、繁殖容易、遗传性状稳定、萌芽力强的特点，具有耐干旱、贫瘦、水湿的特性，是下蔡林场二代沙地主要造林树林更新的优良防护林树种之一。
  五、南洋杉 南洋杉科，常绿乔木。是世界上著名的速生树种，有“植物赛跑家”的称号。喜温湿静风的环境，为喜光树种。并具有一定的耐寒能力，在绝对低温﹣2℃地区均能正常生长，开花结果。树种萌芽力强，更新良好。对土壤要求不严，其根系发达，根瘤丰富，落叶量大，各种营养元素含量较高，能改良土壤，提高土壤肥力。在质地疏松、湿润、肥力中等的微酸土壤，均能良好生长。木材供建筑用。原产大洋洲、南美洲，美国作为园林树，我国南方有栽培，漳浦引种试验，实践证明：除沿海风力较大的乡镇外，大部分地区均宜种植，是四旁植树的理想树种。
  六、柠檬桉 桃金娘科，常绿大乔木。是世界著名的速生树种之一，可作行道树及绿化树。木材坚韧，供枕木、建筑、桥梁、车辆、地板等用，叶发强烈的柠檬香气，可提芳香油，以制香水。原产澳大利亚，漳浦县三十年代开始引种，至今已有50多年历史，群众有丰富的栽培经验。据1988年统计，柠檬桉保存造林面积近2万亩。
  七、黑荆 含羞草科，是世界著名的速生高产优质鞣科树种，喜温，生长迅速，造林后6～8年即可采伐利用，木质硬重。1956年从海南岛引进，在大南坂农场培植。八十年代以来，开展大面积速生丰产实验基地，至今已有30多年栽培历史，是一种多用途且具有特殊价值的栲胶原料的树种之一。
  八、马尖相思 豆科，常绿乔木。原产澳大利亚，树干通直，叶形宽大，根系发达，适应性强，出材率高。是一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造林树种，造林季节为4～5月，具有速生、耐瘠、耐旱的特点。为治理水土流失、造林绿化、改善生态环境的树种之一。1979年，我县从澳大利亚引进，在大南坂、万安种子园培育。1986年县水土保持站又从马口林场引进树种在水土保持站种子园培育。
  九、绢毛相思又名毛荆相思、丝毛相思。原产澳大利亚，1986年漳浦水土保持站从广东小梁水保站引进培育推广，经科研人员实验结果：在立地、气候、管理三方面与其它树种同等条件下，绢毛相思的生长速度、适应性、抗逆性都占领先的地位，具有速生、快长、易繁殖的特点，且有耐瘦、耐旱、耐寒的特性，在水土冲刷严重的强酸性砂砾质壤粘土和沿海地带的沙质盐土、粘土沙滩都能生长，是治理水土流失、绿化荒山、荒丘、荒地、改善生态环境，搞好水土保持的先锋树种，又是薪炭林的良好树种。现在漳浦县的沿海、内陆、城镇和乡村、医院和野外，到处可以看到美丽的绢毛相思。它和台湾相思一道，成为绿化山地的姐妹树种。
  十、台湾相思含羞草科。适生于夏雨型、干湿季节明显的热带和亚热带气候，自立春至立夏的三个月春雨季节造林最好。心材坚韧致密，有弹性，不易折，花纹美观，褐色，有光泽，干燥后少开裂。原产我国台湾省和福建省，菲律宾亦有分布，适应性强，是荒山荒地造林的先锋树种，适于营造防护林、公路林、水土保持林、防火林、薪炭林。也是四旁绿化、绿篱和茶园的庇阴树种。我县沿海地区有较大面积发展。
  番薯的引进和繁殖
  张草牧
  番薯，以自“番邦”传入得名。在有番薯以前，漳浦有山薯，又名尾薯，即葛根，可入药，淀粉可食，茎的纤维可织布。又有甜薯、柱薯、竹根薯等类似山薯的野生薯类，产量甚低。番薯则产量很高，根块可全块食用，江浙一带叫山芋，四川叫红苕，山东叫地瓜（漳浦人叫地瓜的是另一种植物，根块作菜蔬）。
  番薯原产地在中南美洲，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西班牙占领墨西哥、阿根廷、秘鲁等地，又跨越太平洋，于1570年（隆庆四年）占领吕宋一带岛屿，统称为菲律宾群岛。万历初年（1573～1580年），月港（今龙海市海澄镇）与吕宋通航贸易甚盛，番薯种从中南美州传入吕宋，从吕宋传入月港，很快便传到漳浦，由于气候、土地适宜，不久便到处滋蔓。至明末清初，番薯已成为漳浦人主食之一，并可作多种用途，产量高，价便宜。康熙《漳浦县志》载：“番薯，一名甘薯，根叶皆可食，其种有朱者，有白者，有皮肉俱红者，明万历中得之吕宋国，凡沙砾之地皆可种，不甚费人功，四时皆熟，蔓虽蒌，下地即荣，生食如葛，熟食汁如饴，可以酿酒，可以磨粉，可以代饭，可以止渴。浦人鬻之，斤仅可值一文”。
  番薯于清代乾隆年间传遍全国，则是由福清人陈振龙于万历年间从吕宋携蔓经月港携回福清，其子陈经伦秀才报请福建巡抚金学曾传令推广，又经陈经伦的四世孙陈以桂于康熙初年推广到浙江、山东、河南。乾隆年间推广到北京附近。另外，广东的番薯由电白县人从越南引进。
  漳浦沿海一带多属沙积平原，土质疏散，水源缺乏，少有水稻种植，而适合番薯生长，因而番薯成为沿海地区主粮。清同治八年（1869年）漳浦知县斌敏作《穷民叹》：“海壖有穷民，终身不食粟。番薯煮为粮，聊以果吾腹。沙多土性松，五谷都不熟。弥望皆斥卤，草木无寸绿。惟有番薯藤，滋蔓颇繁缛。灌溉引山泉，春种秋可劚。形味如甘瓜，多食气壅促。藏之可经年，一任檐瓦曝。老幼甘如饴，不解慕梁肉。短衣才没骭，丝絮谁曾服。小儿不着裤，游戏竞追逐。北风海欲冰，僵冻同猬缩。亦有裙钗女，颜色如墨玉。惊闻官长来，环聚相属目。官意怜其贫，对之声颦蹙。穷民解官意，愿官多弗禄。不须重慰劳，得此志已足。去年遭旱魃，儿女尽典鬻。鬻子非人情，彼此免沟渎。书券能几何，可食地瓜粥。”从这诗中可了解沿海人民赖番薯维生的情况。
  番薯不仅是沿海的主要农作物，在全县各地皆大量种植。在除沿海以外的地区，番薯也与稻米配搭食用，而主要是作为猪和鸡鸭的饲料。由于产量高，价钱一直便宜，康熙县志记载为一斤仅值一文钱，民国时期，一斤也仅值一分钱（三个铜元）；解放后至80年代以前，番薯价值也甚低。
  改革开放以后，发展经济作物，番薯种植面积大大减少，人们吃腻了精粮和肉类，倒喜欢起番薯来，不几年间，番薯身价百倍。
  漳浦的麻类生产
  阮仲铭
  漳浦县种植麻类作物历史悠久，种类有苎麻、凤梨麻、黄麻、龙舌兰、剑麻、红麻等。麻类用途广泛，是纺织业的重要原料，又是建筑、农业、工业、医药、军需物资，深加工产品是重要的出口商品。
  一、苎麻苎麻俗称“袋仔”，从前全县农村多利用闲杂地栽培，解放后，只剩下内地山区房前屋后零星保留，为数甚少。苎麻属多年生宿根草木植物，其繁殖方法用分株或地下茎分蘖种植。苎麻一年可收获3～4次，加工成细纤维，这种纤维在麻类作物中，品质居第一位。
  二、凤梨麻过去农村种植一种叶片很长的菠萝，用其叶片泡浸加工成细纤维，称“王梨丝”，民间村妇用于“土织布”，加工和利用数量有限，现已消失不存在。
  三、黄麻黄麻俗称“洋麻”，是传统种植麻类。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有较大面积种植，用途比较广泛，种植面积居麻类生产首位，全县每年栽种1200～4300亩，麻皮亩产80～160公斤，沿海种植较少，内地山区种植较多，以石榴、绥安、长桥为主产区。播种期在“清明”至“谷雨”，有直播和移栽两种种植法，大署至立秋收获麻皮。自八十年代初期，随着尼龙、聚乙稀塑料工业的迅速发展，取代黄麻用途，加上农业结构内部调整，种植黄麻的经济效益欠佳，面积急剧减少，黄麻和苎麻一样，几乎被淘汰。九十年代，黄麻在我县农业生产上已消声匿迹。
  四、龙舌兰龙舌兰原产热带美洲，60世纪传入东南亚，18世纪传入我国亚热带，按其原名叫“阿玛咬”，漳浦叫“葛仔刺”、巩麻，生活力强，分根或以珠芽繁殖，到处野生，农民利用其地下茎芽引种于园边，以其叶缘有刺，用于保护农作物，免受人畜糟蹋。过去，叶片纤维很少被利用，解放后才用为绳索原料。
  五、剑麻剑麻类似龙舌兰，这两种人们经常混为一谈，以为一样，其实剑麻原产非洲，七十年代我县从省农科院热作所引进。剑麻最大特点是叶片的叶缘无刺，纤维质好，拉力强，耐磨，耐盐碱，延伸性小。而龙舌兰的叶片上叶缘有刺，野生性状，纤维质量差。我县国营农场是剑麻生产基地，大南坂农场，万安农场，白竹湖农场，石古农场均有较大面积栽培。剑麻采用茎芽或珠芽繁殖，珠芽繁殖产量高，寿命长。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全县发展到上万亩，1983年最多达13820亩。万安农场引进的剑麻品种是东风剑麻，栽培面积2600多亩，栽培面积和加工出口量成为全省最大剑麻基地。到九十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水果生产，尤其种植大宗龙眼，已成为农村一大支柱产业，剑麻逐渐被淘汰。
  六、红麻红麻在我县多种植于旱地，俗称旱麻。八十年代初开始发展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我县主要繁殖种籽，附带收一部分粗麻皮。红麻种籽远销四川、安徽、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山东、江苏等地，利用我县红麻“南种北移”，增产效果十分显著，又解决当地无法留种的困难。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全县每年种植红麻面积2～3万亩，成为全国最大红麻良种繁殖基地之一。前亭、佛昙、马坪为主产区。据不完全统计，我县年产红麻籽200～300万公斤，可供省外130～200万亩红麻栽培用种，每年可增创直接经济效益3000～5000万元。红麻在我县以直播为主，播种季节一般在谷雨至立夏，收获期在立冬至小雪。
  我县麻类生产经历长期生产变迁过程，有起有落，今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科学技术的进步，品种的改良，种类的更新，将会长盛不衰。
  漳浦人与烟草
  李澳川
  烟草于明末传入漳浦，名为淡芭菰。康熙《漳浦县志》卷四《风土志》下篇《土产》“草之属”记载：“淡芭菰，茎叶皆如牡菊而高大，花如蒲公英，子如车前，晒干切丝，燃小许置管中吸其烟，云可辟瘴逐臭者食之，亦有效以为豪举者。”该志另记载一种“烟草”：“长寸许，细如丝，能收油烟灯，今人以小盘种之，置案头。”不是从前称淡芭菰，现在称为烟草的烟草，而是一种“能收油灯烟”的小草。
  淡芭菰是原产地名称的音译。它原产于拉丁美洲厄瓜多尔地区，随着西班牙占领拉丁美洲，又跨越太平洋占领吕宋（菲律宾）群岛，我国万历年间月港（今龙海市海澄镇）与吕宋的通航贸易繁盛，种子传入月港，先在漳州一带繁殖，然后传于全国各地。明万历年间，莆田人姚旅所著《露书》说：“吕宋国出一草曰淡芭菰，一名曰醺，有人携漳州种之，至反多于吕宋，载其国售之。”“醺”是闽南人由于吸后有醉感而给淡芭菰起的中国名称，后来用闽南话同音字“烟”代替“醺”。于是，称这种植物为烟草。初传入时，烟叶晒干切丝，用小竹管为吸具，一头装烟丝少许，点燃，一头用口吮吸，称这种小竹管为旱烟杆，土话“烟吹管”（另一种经精制的“水烟”，吸筒用金属制成，中间展“肚”装水，叫做水烟吹）。人们以为可以“避瘴”而兴起吸烟之风，成为时尚，认为吸烟“阔气”，对客人敬烟与敬茶一样，作为一种待客常礼。
  随着吸烟习惯的普及，烟草种植业迅速发展。但漳浦人所种植的大都是一种烟碱特别浓的厚叶“土烟仔”，叶晒干搓成绳子，然后切成一寸许的小段，插秧几天后，在每株秧的根边土中插入一块，防治螟虫效果显著。所吸用的烟丝大都从平和、石码输入。平和、长泰为烟叶主产地，烟叶和烟丝运销各地。石码有几家著名烟庄，采购平和、长泰烟叶，配以花生油等佐料，炒煅加工，精制成“金丝烟”（烟丝金黄色，有芬芳气味）。漳浦也有烟庄，采购平和烟叶，刨成烟丝，加油炒“熟”，叫做熟烟，呈褐色，无芬芳气味，属于次品，销路不如来自石码的“金丝烟”，价低一等。
  号称香烟的卷烟于民国初年销入漳浦，那是英美合资的国际烟业托拉斯“英美烟公司”在中国设厂所制。该公司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在伦敦成立，便派人到中国设厂，至1919年（民国8年）的17年间，相继在中国开办11家烟厂。最初，销入漳浦的属上海浦东第二厂产品，该厂开办于民国5年（1916年），翌年便将产品推销到漳州、漳浦。随后销到漳浦的还有华侨在香港所设“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及其他烟厂的产品。当时漳浦人称卷烟为“烟枝”，又因为是机器所制，叫做“车仔烟”。有多种档次，最名贵的小罐装英国产进口烟“白金龙”每厅（50支）售价2元，只有富贵人家的喜庆筵席上才享用，较高档的“老刀牌”、“哈德门”等，每包（20支）价2角左右，也少有人买得起；低档的“大中国”、“紫金山”、“玫瑰”、“舞姝”等每小包（10支）不上1分钱，销路很大。20～30年代，吸卷烟的人逐渐增多，烟丝销路逐渐减少，唯石码“金丝烟”以质取胜。平和人在石码开设的“万山”烟庄所产大包（4小两）烟丝一直畅销，后又有“华山”烟庄所产小包（1小两）烟丝质更好，更畅销。由于旱烟杆管道容易积累烟油以至堵塞，且用久生臭味，逐渐少人使用，大部分吸用烟丝者改用薄纸卷烟丝，状如喇叭，戏称为喇叭牌。于是，便有一种用薄纸裁成长寸许宽半寸，装成小本的“烟纸”在市上出售。然而，大部分嗜烟者还是喜欢享用机制卷烟，认为既方便又大方，敬客不失体面。
  抗战期间，市上进口的及上海制的卷烟绝迹，土产手工卷制的卷烟乘机应市。最初是漳州有人以“家庭手工业社”名称手卷出产，50支成1束出售，价低廉，称“经济烟”，消费者感到并不比自己手卷“喇叭牌”贵，乐于购用。接着，市上出现一种木匠制售的小型手工卷烟机，很多嗜烟者花两元便可购买一架，自已卷烟自已吸；有的家庭购置几架，便办起“家庭卷烟手工业社”卷烟出售，原料大都是一些原来用于旱烟杆的劣质烟丝，慢慢地便为一些较讲究的嗜烟者所厌弃。市上最畅销的是龙岩产“白宫牌”、广东大埔百堠墟产“柳燕牌”，因为那些“名牌”所采用的烟叶是永定或广东大埔、南雄“正地道”产品，能吸引嗜好者。平和烟商急起直追，周耕民在漳州办厂生产“灯塔牌”卷烟，以质量不亚于“柳燕”和“白宫”，而运输较便捷，很快便几乎占领了漳州、漳浦一带卷烟市场。而随后，是云霄所产卷烟占上风。云霄先后办起7家卷烟厂，都采用平和及南雄烟叶为原料，搭配加工，质量超过漳州“灯塔牌”。云霄7家烟厂中以华美、张合成2家最著名。华美原是经营烟丝的和山号，老板方志道，其资金之雄厚为全漳州地区数一数二，可以左右云霄市场。张合成老板张武渊则由小商发展成巨贾，以善经营而与方志道同执漳州地区卷烟业之牛耳，产品几乎占据了浦、云、诏、东4县卷烟市场。漳浦市上所见卷烟，大都是张合成产品“骆驼”、“金片”，华美产品“红叶”、“金石”及漳州产“灯塔”等牌。漳浦商家曾组成“绥中工业社”于县前街，生产卷烟，不久便因无竞争能力而收盘。
  抗战胜利后，云霄7家卷烟厂大都到上海或宁波购回机器，改手工为机器生产，产品一度占领漳浦卷烟市场，在漳州地区各县都很畅销，并销到潮汕、泉州一带。好景不长，上海名牌“老刀牌”、“黄金龙”、“哈德门”等卷烟汹涌而来，美国“骆驼”、“摩尼”等名牌卷烟也藉《中美商约》的关税优惠充斥市上，云霄大部分烟厂倒闭，最后只剩下张合成、华美两家以廉价竞销，维持至解放后纳入国营。
  云霄在抗战胜利后与上海和美国卷烟的竞争中，才知道平和产的晒烟不适合于生产卷烟，开始引进烤烟种子，推广种植，收购为卷烟原料。解放初张合成烟厂还是私营的，1950年从山东青州引进烤烟种子，这次推广种植最成功（河南、山东一带烤烟是民国时期英美烟草公司从美国引进的）。不几年间，云霄的烟叶生产超过历史上的产烟大县平和。
  漳浦人一向是烟草的消费者，至1963年才有盘陀农民从云霄引进烤烟种子，开始种植。由于经济效益甚高，不久便在漳浦各处遍地开花。
  漳浦从不产烟到产烟，发展很快，农民收入大增。一方面，漳浦人的吸烟消费，发展更为迅猛。不但消费量居各县之首，所吸用的烟也由低级向高级跃进，旱烟杆早已绝迹，自已手卷“喇叭牌”也极罕见，甚至人们不敢把较低档的卷烟拿出来请客，而以“中华”、“阿诗玛”、“红双喜”、“恭贺新禧”、“红塔山”等高档烟为时尚。与人相见若不敬上一支烟，以为失礼，辞谢一支烟，也被认为“却之不恭”，这种“时尚”使一些外地来的客人感到诧异，县人吸烟消费之高，也令外地人咋舌。
  近来外地已兴起不吸烟之风，尤其公共场所，不可以吸烟，但此风久久吹不进漳浦，1997年，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沈元坤才开始禁止在办公室和会场吸烟。“吸烟有害论”在漳浦还不普遍，如何对待“烟”的问题，各有观点不同，“烟有益”论者认为，种烟是农民增加收入的门路，种烟、吸烟都为国家增加税收。“烟有害”论者认为吸烟是一种无谓的消费，而且能引发肺癌、慢性气管炎、肺气肿、肺结核及口腔、咽喉、膀胱等癌症，心血管、胃肠等疾病。
  据《漳浦县卷烟市场调查报告》：“1996年漳浦全县77万人，吸烟率27.9％，以每人每月抽3条推算，社会容量30936箱。”等于说漳浦每月消费卷烟30936箱（每箱50条，即500包），1年共371232箱，值几亿元。而且烟草公司售出的卷烟，最多年份1996年12549箱，利润36.5万元，税金21万元；收购烟叶最多的年份1991年，收购7.12万担，金额881万元，企业盈利115万元，财政收入336万元，总计全县每年农民交售烟叶的收入加上企业利润，财税收入，不上500万元，与县人吸烟总消费相比，简直如小巫见大巫。至于人民身体健康的损失，无可估量。
  农民种烟能增加收入，这显而易见，且有数据可稽，今后还要继续种。一方面，“吸烟有害”的宣传势必加强，且会对在公共场所吸烟作出限制，但不会禁绝吸烟。烟草专卖措施必须加强，从过去的情况看，烟草的最大得利者不是烟农，也不是财政，而是冒牌烟的制造者和走私商，这没有具体数据也少有具体事例，人们只见到一些人突然暴富而难知其底蕴，但只要看到卷烟的实际消费量与烟草公司出售量的差距之大，便可知道这种情况确实存在。
  漳浦烟草专卖13年
  林琳瑜
  漳浦县烟草专卖机构“漳浦县烟草公司”于1984年3月成立，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先后颁布的《国家烟草专卖条例》、《国家烟草专卖法》，对烟草行业产、供、销实行高度垄断和集中统一管理，至今13年间，个别年份有上下波动，而总体发展很快，13年企业总利润1775亿元，为国家创税利2334万元，并为烟农赢得经济收入12575多万元，可见，烟草行业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地位。
  县烟草公司13年间的重要工作：
  一、强化专卖管理，净化烟草市场
  漳浦县位处厦、汕二个经济特区之间，交通发达，经济活跃。靠近云霄县、广东潮梅地区，历来制假、贩假；走私、贩私猖獗，如何确保烟草专卖顺利开展，任务十分艰巨。省、市烟草局对漳浦县烟草专卖管理十分重视。
  1986年，县烟草公司建立专卖管理办公室，一套人马，一套设备，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管理职能。有了完整的规章制度和办案程序，配有汽车、摩托车、手提电话、传呼机，统一服装，具有现代设备。工作人员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同时配合公安、边防、检察、工商、税务等部门，齐抓共管，每年均获得新成绩。
  以1996年为例，政府规定烟草部门不能独立上路设卡，为争取专卖新成绩，大力培养耳目，主动与有关部门配合，查获大案要案，取得优异成绩：全年查处违法案件56起，查没制假机械YJ14二台套，切丝机配套机械8台套，假冒牌卷烟10026件，卷烟标识2000公斤，烟叶27吨，烟丝5吨，没收走私烟12件，捣毁制假窝点1个，销毁假冒牌卷烟7569件，全年出动打假1120人次，办理烟草专卖许可证106份，年检400份，罚没款162万元，有力地打击违法活动，树立声威。
  1984～1996年的13年间共查获案件1857起，查扣卷烟3529箱，罚没款2408万元，没收假烟4200箱，没收卷烟179箱，没收嘴棒622件，没收烟丝1135担，没收烟叶5014担，为净化烟草市场，促进两烟销售的根本保证。
  二、积极组织货源开拓农村市场
  卷烟销售是烟草公司主业，而漳浦县烟草公司历来货源不足。漳浦县是人口大县，1996年达77万人，据《漳浦县卷烟市场调查报告》，吸烟率27.9％，以每人每月抽3条烟推算，社会容量30936箱，但本县所分配到的适销对路卷烟不如小县水平，因此，县公司经常派员到上级公司、烟厂、省外争取货源。如1996年，就争取到计划外卷烟4000箱。
  在销售对象方面，1984～1994年的13年间，80％以上委托供销社代批，按季度、年度与县供销社系统联合召开卷烟订货会，伴随形势发展，供销社转入个人承包，不能担负代批任务。县公司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发展烟草公司自己批发网点，占领农村市场。1995年5月份开始在各乡镇成立10个批发网点，既是卷烟批发站，又是专卖管理站。实践证明，卷烟网点是成功的。公司狠抓财务、业务，信息、管理等方面配套，1996年获得突破性成绩；总销售量12549箱，其中网点销售9241箱，占系统外销售额的76.7％，地产烟8636箱，占网点销售额的93.4％。1996年是13年间销售额最高的一年，比上年增长15.8％。
  三、重视烟叶生产，提高二个效益
  漳浦种植烟叶始于1963年，从云霄县引种过来，久盛不衰，成为省内烟叶大县、漳州市主要产区之一。在1991年就收购71279担，由于价值规律和销售情况，波浪起伏发展。县烟草公司侧重抓质量。自1994～1996年，县公司所收购的烟叶上中等占96～98％，使漳浦烟叶产销立于不败之地，产量超过历史上的产烟大县平和、云霄。
  漳浦县烟草公司抓烟叶质量，有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1）、抓季节。漳浦种烟草都在冬季，过去有三不超，即播种不超白露、移栽不超小雪、采收不超清明，质量一直上不去。公司组建后，将冬烟延长二个季节种植，增加烟叶成熟度，配合早熟品种水稻，取得烟粮双丰收经验。
  （2）、抓布局。1986年以前，不管适宜不适宜，不管山区与沿海，遍地开花，违反自然规律，沿海地区烟叶含盐份大，后来通过政府、农业局，通力协作，砍掉沿海不适宜种烟地区，侧重山区及中部六个乡镇种植。
  （3）、抓品种。品种是内因，种植是根本，烘烤是关键，公司不失时机抓这三大环节。品种过去长期以来是永定401，土生土繁，烟草公司引进当今新品种，如美国提纯复种G80、K326等。经过试验，免费供应，甚至对苗圃培育给予补助，如1996年每亩补助400元，计2万元补贴烟农。
  （4）、抓科技。大田管理，合理施肥，烘烤操作目前均有科技资料，公司常年派出科技人员定期巡回在各农村，进行指导。1996年共印发1万多份科学技术资料，送到千家万户。
  四、抓基本建设，增强生产后劲。公司刚组建时，仅有糖烟酒公司移交陈旧卷烟仓库400平方米，而复烤厂、收购站、批发网点、办公室、职工宿舍一无所有，靠租借过日子。烟草公司在抓经营管理，增加效益的同时，逐年增加固定资产投入，在省、市烟草公司重视和支持下，截至1996年底，已形成规模，共占地34亩，其中生产性建设9819平方米，主要有复烤厂、成品烟仓库、机烤房、原烟仓库、锅炉房等，和赤土、佛昙、杜浔及县城麦市街卷烟批发站，计426.6平方米，职工宿舍4幢，74套。计5749平方米，基本满足职工住宿问题，使职工安心搞好工作。1984年公司刚组建时，固定资产原值仅卷烟仓库10.2万元，截至1996年12月统计，固定资产原值已超过1295万元。
  五、以廉政为龙头，强化企业管理。公司组建初期，工作尚无头绪，又因企业管理不善，以及种种原因，在短短三、四年期间，造成历史经济悬案42.2万元，其中业务性欠款40万元，漏代扣税2.2万元，横跨7个县、市，计24个单位欠款。其中比较典型的有三车烟丢失，长期不知道，幸好县政府组织6单位（其中有检察院、审计、财政、税务、物价等）代表组成检察组，在清帐中才发现。许多案件是案中案，内外交叉、性质严重。为此，县委、县府决定对烟草公司班子改组，并按情节给予处理，有的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1986年，漳浦县烟草公司新班子成立后，整顿旧秩序，建章立制。分二步走：
  （1）、清理历史经济悬案。公司成立追讨历史经济悬案领导小组，指定专人负责。经过千辛万苦，方法灵活，取得成果。截至1996年12月13日统计：共追回现金25.93万元，纠正错帐4.43万元，办好报损手续11.88万元，作到案案有交代。
  （2）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吸取旧班子无制度的教训，从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股、室、厂、收购站、批发站，建立一整套可行性规章制度，并逐年完善。具体制度有《专卖办案程序》、《卷烟销售管理》、《网点专卖，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办法》、《职工考勤制度》、《汽车管理制度》、《安全制度》、《招待费管理制度》等。党支部决定：公司重大活动须集体研究，如卷烟价格，专卖办案均需集体研究，财务审批一支笔，促使各部门逐步规范化。
  结语
  虽说烟草市场由国家垄断，但形势在发展，市场在竞争，以后随着关贸总协定的到来，不但洋烟倾销，就是行业内部省与省、县与县之间也有竞争，公司与烟贩的竞争也十分激烈。还有吸烟有害论的大力宣传普及，以及制假、打假斗争日益激烈。所以公司要发展还要付出艰辛劳动。
  1997年6月3日
  解放前的漳浦警察
  李松辉
  漳浦有警察始于清末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镇压白扇会起义之后。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本来镇压“戊戌维新”的慈禧太后开始悔悟到必须“维新”，在西安行在以光绪帝名义发布“变法上谕”，宣布“维新”。光绪三十一年设立巡警部。光绪三十二年漳浦发生白扇会起义，烧毁县城英国基督教堂，捣毁甘林法国天主教堂，镇压白扇会起义后，漳浦按照“各省官制通则”改革政制，改原来负责缉捕、监狱事务的典史满人达明亚为警务长，改原来“捕快”十多名为巡警。知县卢元璋奉令向“有匪各乡”（有人参加白扇会起义的乡村）派款赔偿英法教会（协议赔银四万六千四百元，摊派至六万四千元），派县丞朱映青为总办，警务长达明亚为助办。催收这次赔款是漳浦有史以来第一批警察的首次任务，催征孔急，曾开枪击毙梅林秀才陈实卿之母。
  辛亥革命后，福建省设警察厅。北洋阀统治时期，漳浦重要集镇曾设警察所，所长由县知事卖放，警察由所长招收流氓充任，人数很少。民国十五年（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入闽，漳浦县设立公安局，局长杨子保。翌年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的局面受破坏，县公安局撤销，成立“剿共保安大队”，翁必达（猪母）任大队长。民国十八年（1929年）成立公安局，设于麦市街烈女祠，林化龙任局长，警察三十多人，身着黑色制服，手执警棍，在街上巡逻。不久撤销。
  抗日战争爆发后，福建开始设警察，在省保安处设警务科，县政府设警佐，在各区区署指定一个区员兼巡官，负责警察工作。省设警官训练所，开始训练第一批警察骨干。全省各县分二期设立警察，漳浦为第一期建警县份，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开始设警察机构。
  福建初建警时是将原来各县的民政、区政人员调到省警察训练所施加训练后派为警官任用，然后由这些警官在县里成立警察训练班，招收高小毕业以上学历者加以训练，派充警士。后来才由省警官训练所招收高中毕业以上学历者入所训练，毕业后派充警官。我是原来已经在省公务人员训练所毕业派任区员，调到省警官训练所受训后再派回区署当区员兼巡官的福建省第一批警官。后来区成立警察所，脱离区署，独立行使警察职权。由于当时公务员必须回避原籍，我自任巡官至升级任县警察局长，都在云霄、南靖、长泰、诏安等邻县工作，抗战胜利后不再执行回避原籍的规定，才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从诏安调回漳浦任警察局长。但在漳浦任警官的多数是我在警官训练所时的同学，只有少数是中央鳌校毕业生，所以我对漳浦县的警察工作知之甚详，这里从漳浦1937年开始设警察至1949年9月解放的漳浦警察情况作一个概述。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省派闽侯人张昭鼐来任漳浦县政府警佐，从属于民政科。10月，警察工作从民政科分离出来，成立警佐办公室，省先派张昭鼐来任警佐一个月，后改派冯德（四川人）来任，下设科员、办事员各一人，初由民政科调任，后由省派警官训练所毕业学员充任。年末，成立城区警察所（址在西街李家祠），由警佐冯德兼所长，省派林纯如为督察员，程瑛、黄瑞文、江子民、张怀三、丘大波为巡官，王振华为侦缉组长，叶民懋等为探员，张瑞祥、陈远光、沈光伟、陈瑞彬等为警长。同时，成立警察训练班，冯德兼班主任，以这几个巡官为区队长、教官。第一期招考录取53人，施加半年训练，于翌年5月结业，派充警士，第二期37人于9月毕业，派充警士。并由省第三警察训练所（设在漳州）派来毕业学员多人来漳浦任警士。在各区区署所在地的旧镇、佛昙、石榴坂、官浔各成立警察分驻所，各由一名巡官负责。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城区警察所升格为县警察所。翌年3月，警佐办公室与县警察所合并为县警察局，原警佐兼所长冯德改为局长。局址在南街城隍庙。旧镇、杜浔、佛县、石榴坂、官浔等区警察分驻所一律升级为区警察所，派任所长。县警察局侦缉组（先后由王振华、李慕韩、杨清溽任组长）升级为侦缉队。全县官警增加到一百多人。抗战时期，省保安司令部在县设防空监视哨，由警察局长监督指导。县警察局并曾组织训练义勇警察45名及义勇警察消防队30名，服装由地方筹款制发，武器及器械用警察局拨用，派警长张瑞祥、沈光伟分任队长，事过3年，因队员不可缓服兵役而解散。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时期），针对靖和浦边区及梁山周围共产党游击队，在象牙庄和盘陀设立直属派出所，后撤销，改成立象牙庄派出所。警察配合国民党军第二十师对革命根据地的“清剿”，迫使蔡国等叛变革命，向警察局“自新”。警察局令叛徒们带路，袭击中共漳浦县委临时驻地虎空岩。中共漳浦县委委员吴庭坚力战牺牲，县委书记张太西及交通员蔡火弹尽被捕。国民党警察局长冯德因功晋升漳浦县长。蔡国加入警察局侦缉队为探警（后开除，解放后上山为匪被镇压）
  冯德升任县长后，省派皮励吾（江西萍乡人）来接任警察局长，继续配合第二十师和漳浦县保安队进攻革命根据地。警察和保安队占据原中共漳浦县委驻地下楼村为反共据点，派民工建碉堡，强迫壮丁守望，对村民严厉管制。实行移民并村，强迫小村并入大村，龙潭、后井等自然村被剿到“无社”，溪内村被移民于磁窑村，墓后村和长埔村被移民于下楼村。警察和保安队多次进行搜山，对拒不移民并村的村民肆意胁迫，乘机抢劫、强奸。人民恨之入骨，革命传单骂他们为“下楼警犬”。
  在皮励吾之后继位漳浦县警察局长的有：林学占，长乐人。许淑溪，仙游人。吴凌汉，平和人。黄丽川，晋江人。杨崇德，潮州人（旧镇警察所所长，暂代局长一个多月）。张怀三，云霄人。翁化清，本县人，原军事科长，调来暂代。以后，将我从诏安调来接任。
  1946年，省政府设立调查室以加强反共活动。各专员公署及各县县政府都设立特种会报秘书室。规定由县长、县政府主任秘书、特种会报秘书、军事科长、警察局长、县党部书记长、三青团干事长、县参议会议长、副议长组成“党政特种会报”，每月召开秘密会议一次，对共产党嫌疑分子不必审判定罪，只要“特种会报”会议通过，便可由军事科命令自卫队以“中途脱逃，乱枪击毙”处理。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戡乱建国”政策指导下的一种毒辣作为，不知有多少人死于这种“乱枪”之下，其时我在诏安，不知漳浦这种秘密举动详情。1948年7月26、28两天，县城发生反对警察局长张怀三的大风潮。这是由“吃评价”而引起。因为抗日战争期间物价猛涨，县长召集各机关会议，成立物资管制处，分期召集各机关代表集议，对各种重要物资进行“评价”，以图限制物价，但物资既缺，通货又无限度膨胀，“限价”无效，只有由县物资控制处发给公务员、军警以一定数量的“评价”（低于市价十多倍）食油、猪肉凭条，分别由油商和屠宰户购买，油商由油业同业公会分摊各油车（榨花生油的作坊）负担差价，油车将差价损失计入成本；猪肉由屠宰同业公会集议转嫁负担于养猪户，规定每售一头生猪给屠宰户，应扣4市斤不计价，以弥补屠宰户供应“评价”猪肉的损失。抗战胜利后，“评价”停办，而物价猛涨比抗战时更利害，自卫队和警察以“吃评价”为理由，随意向屠宰户以极低的价钱（无标准）强购猪肉，甚至对农民挑入城出售的蔬菜和柴草也要“吃评价”，扰商害民，经地方人士向县长郑有泰反映，要求制止。郑县长召集县参议会、国民党县党部、三青团分团部等首长会议，决定从本县所特有的“米谷出口捐”中拨款补给自卫队和警察副食费，禁止“吃评价”。自卫队大部份派驻海口，自抗战以来，每条渔船“讨海”回来，必交上一条大鱼，已成惯例，抗战胜利后，渔民仍不敢废止那不成文法，所以保安队对在县城禁止“吃评价”比较没有意见。而县城警察不服“禁吃评价”决定，由警察局行政科长林保成带两名警士出面强买“评价”猪肉，谢屠户说“县政府规定，不能再吃评价了”，林保成就诬指谢屠户卖瘟猪肉，谢屠户与之理论，被打倒在地。一时间市场上群众议论纷纷。屠宰公会常务理事陈浯江向县参议会副议长陈则蔡反映情况，要求为民请命。陈则蔡到县政府向郑县长转报，郑县长即与陈同到“县前”市场，当众讲话，表示要惩办肇事警察，劝市场上商贩照常营业。郑县长是广东高要县人，说普通话，由陈则蔡翻译。警察迁怒于陈则蔡，出动多人，到陈家将其强制到市场上，当众向警察道歉。事后，陈到县参议会告诉情况，即由议长杨拔萃以电话集合省参议员、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柯汉扬、三青团漳浦分团干事长陈秀夔、地方人士郭祖柴等，一齐到县政府，要求郑县长召警察局长张怀三到县政府讨论此事。警察误以为张怀三到县政府后被软禁，由林保成率一群警察全副武装，包围县政府，将轻机枪对准县政府大门，要挟释放张怀三。郑县长令自卫队在县政府大门架起轻机枪，防止警察冲入。一时剑拔驽张，形势紧张。商民罢市，学生罢课，抗议警察的不法行径。杨拔萃、陈则蔡、柯汉扬、陈秀夔等各以电话通知与其有关系的乡镇长，调动乡村武装群众三千多人，对包围县政府的警察进行包围，高呼“打倒张怀三、高志道（警察局督察长）、林保成”口号，满城风雨。郑县长打电话报告正在漳州视察的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及漳州专员公署。专员公署派保安副司令汤涛到漳浦调查处理。在漳浦县国民党“党、团、参”三巨头强烈要求下，刘主席即下令将漳浦县警察局长张怀三、督察长高志道、行政科长林保成撤职，限日出境，调军事科长翁化清暂代警察局长。不久，调我回漳浦接任局长。
  县警察局原设有督察室和行政、司法二股，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扩大编制，改股为科，增设总务科，由局长兼总务科长。原侦缉队改为刑事警察队。我于1948年调回漳浦任职后，县警察局的组织已较具有现代警察机关的规模，局本部有督察室（设督察长，相当于幕僚长）、行政科、司法科各有科长、科员。局以下有城区、旧镇、佛昙、杜浔、官浔、石榴坂6个区警察所，各设所长1人。另有刑事警察队，1949年7月，省保安司令部令县，从原属县政府军事科管理的三个自卫中队中调出一个中队改编为保安警察中队，隶属警察局建制，改编时中队长潘赐福，官兵62名。至此，县警察局有官警130人及保警官兵62人。共192人。此外，警察局长兼负责监督省保安司令部在县政府设立的无线电台，省保安司令部发给密码本及电报纸供警察局长使用。
  有一个时期，由于侦缉队只有队长1人，探员2人，探警8人，省令物色本地人组织义务警察，协助搜集情报，协助侦破案件，后来，由于义务警察成份复杂，勾结流氓地痞，包烟（吸毒）、包赌、欺压、勒索之事时有发生，我接任漳浦警察局长后，宣布撤除义务警察。
  按警察服装条例，每年可发两套，但因县财政困难，有的年份只发一套。官警每人可配发短枪（驳壳或左轮）一支，但子弹甚少，只得自己补充，有的配带无弹的短枪，有的见习警士未受过训练，无战斗力，佩无弹手枪聊以吓唬老百姓而已。
  警察对刑事案件负有侦破责任，但对漳浦一件枪杀要案，本来是容易侦破的，却因为凶手是身居县自卫总队长的军统分子陈思明所指使，不予破案。案发生在1948年8月的一天午夜，地点在三青团漳浦分团部（向姚寿租用的许官巷边大院）后楼，分团干事长陈秀夔的宿舍。起因在陈秀夔与陈思明（两家都是金塘乡敦柄村地主）争夺金塘乡势力范围，陈思明指使其弟陈思聪（时任警察局探警），伙同林铁、陈半丁于午夜用人站在人肩头的方法，从二层楼窗口开枪刺杀熟睡中的陈秀夔，误毙其妻邵蕙君，而陈秀夔无恙。此案轰动全省，省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刘建绪电令漳浦县长郑有泰限期破案，而暂代警察局长翁化清为免予介入这场斗争，不予破案。其时革命游击队日趋活跃，加上国民党内部斗争剧烈，地方动荡，郑县长畏难辞职，省改派卢德明接任漳浦县长，并调我回漳浦任警察局长。
  我于1948年11月16日接任警察局长。翁化清在办移交时，特地将在“暗杀陈秀夔案”现场捡到的3颗403型驳壳枪弹壳交给我。我请示卢县长要不要破案，卢县长问我怎样破案，我说：要破案必先逮捕行凶嫌疑犯，缴出那一杆行凶的驳壳枪，我学过验枪科学方法，可以鉴定从现场捡到的3颗子弹确是从哪杆枪开出来的，再追究那一杆枪是谁提供的，便知道谁是主指者，谁是凶手，便可依法逮捕主使犯魏乃构和陈思明及其弟陈思聪等，但陈思明拥有武力，身边经常跟随警卫，必须出其不意，用闪电式逮捕法，才不致发生火拼。现在（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地方动荡，为免增加麻烦，此案还是不破为好。卢县长同意我的意见。
  我在诏安时，曾奉令配合省保安团及第五区（漳州）保安副司令汤涛召集各县自卫队对乌山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其实那时汤涛（后转任云霄县长）及诏安县长钟日兴和我都越来越感到国民党来日不长，对“围剿”抱消极态度，只是彼此心照不宣。
  我回漳浦后不久，任职不上3个月的卢县长因为应付不了革命游击队而被撤职，改派黄清淮来任。省保安团一个团（团长胡季宽）来“清剿”活跃在赤岭、湖西、官浔、佛昙一带的蓝兆熊游击队。这是国民党福建军政当局在临解放前的一次挣扎。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政人员见大势已去，个人何去何从，不能不考虑了。国民党漳浦县党部书记长柯汉扬同时是省参议员、驻会委员，他在省参议会参加议长丁超五的“反征兵征粮运动”后，回到漳浦，我们商量以后，与中共靖和浦边区组织联系，经过准备，于1949年9月时机成熟时起义，漳浦和平解放（详见《漳浦文史资料》第一辑、十辑我的回忆文章及第十三辑《政协委员风采》）。
  漳浦的禁烟禁毒
  陈国坚
  鸦片，又叫鸦片烟，漳浦方言叫乌烟。漳浦受鸦片茶毒由来已久，上溯明末清初，时西方列强凭藉船坚炮利，用海盗式的走私行为，把鸦片输入中国，在进行野蛮掠夺的同时制造了一幕幕人间惨剧。至道光年间，忠贞之士林则徐等疏请禁止鸦片输入，清廷下令执行。英国竟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割地索款，攫取特权，横行霸道，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加深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和中华民族的危机。国仇家恨，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激发了广大人民的反抗。而鸦片或以“西药”之名合法输入，或大量走私输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当时人民奋起抵制鸦片斗争中形成的反抗外来侵略的真实写照，但由于封建统治者对西方列强卑躬屈膝，朝政日益腐败，因而吸食鸦片烟之风屡禁不止，乃愈演愈烈。时与作为“五口通商”之一口岸的厦门岛仅一水之隔的漳浦，鸦片输入较早，境内烟馆广设，人们深受鸦片荼毒。当时，流传着这么一首民谣：“鸦片未煮是土，煮了是糊；未吃忠厚，吃了糊涂；妻儿没顾，亲友断路；倚壁穿裤，点灯走路。”愤怒地控诉了鸦片烟的危害，反映了漳浦人民要求禁烟的强烈愿望。然而在封建统治者默许下，更有甚者，还从国外引进罂粟种苗种植，对吸食鸦片烟无疑起推波助澜作用。仅1903年，漳浦鸦片产量达730担，吸烟毒之风日炽。
  辛亥革命后，盘踞在闽南的各派军阀为增加军饷来源，无不强迫农民种植罂粟，不管有种无种均按田亩数计算征收鸦片捐，美其名曰“田亩捐”，仅此一项，从漳浦每年可搜刮55万银元。鸦片苗捐征收方式搞层层承包制，实际征收数额大大超过55万银元。此外，地方政府加征鸦片商品税，即“膏厘”税，及对鸦片烟馆征“封灯”税，借开“绿灯”之机多分一杯羹，生财有道。通过迫种鸦片而能进一步榨取人民的血汗，使各派军阀格外眼红，不惜大打出手，也使地方豪门权贵，为争夺包捐权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给漳浦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漳浦农民为了反抗军阀迫种鸦片，曾多次举行反抗，付出了鲜血和生命。1924年秋，以反抗鸦片烟捐为导火线而组织的“乡约”民军，就被北洋军阀杀千余人，群众因牵连受害达2万余家，300多个村庄遭焚毁。1928年间，共产党人在漳浦开展农民运动时，也曾因反抗国民党新军阀迫种罂粟，强征烟苗捐而遭血腥镇压，罂粟花瓣上同样沾满了漳浦人民的鲜血。迫于群众舆论，国民党漳浦县政府不得不成立“禁烟局”，但却是借禁烟之名仍行收鸦片烟捐之实。至1937年间，国民党政府才装模作样下令禁烟禁毒。8月21日，漳浦县成立“禁烟委员会”，下设禁烟科，并设立“戒烟医院”，对烟民进行登记并强制入院戒烟，不久机构便撤销了。查禁鸦片任务由警察局承担，适逢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连抗日都无暇顾及，禁烟禁毒更是鞭长莫及，贩烟毒商人便极尽贿赂之能事，警察也乐于敷衍了事。以1939年为例，警察仅查获烟民255人，缴烟土26.6两，烟膏74.03两，烟具64件。可是在翌年3月一次突击搜查中，则发现经登记未戒烟民就有824人（含妇女7人），烟土月总吸量计344.9两，两年数目对比之悬殊令人惊讶。国民党漳浦县政府不得不于1941年间按律对39名贩、吸毒犯判处有期徒刑，以儆效尤，且规定每年6月3日为禁烟节。但官场腐败、丰厚的利润使权势者染指有加，贩毒者铤而走险，因而民国政府禁烟法令只是一纸空文。彻底禁烟禁毒成为人民梦寐以求的迫切愿望。
  1950年2月24日，新生的人民政权就把禁烟禁毒作为重要任务来抓，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福建省人民政府于7月3日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并于当月27日下发《福建省禁烟禁毒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命令各市县组织实施。漳浦县委、县人民政府坚决执行，在紧张的剿匪、镇反等斗争开展同时，专门部署禁烟禁毒任务，切实加强公安机关禁烟禁毒力度。派遣精干公安干警深入城关、旧镇、赤湖、佛昙、官浔、杜浔等6个集镇调查摸底，查获鸦片烟大贩81人，小烟贩67人，开设烟馆46人，吸食鸦片烟毒者290人。根据所掌握的线索，顺藤摸瓜，一举破获烟毒案110起，缴获鸦片烟土2300市两，并对185名鸦片烟贩依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遣送原籍、罚款和教育释放等，同时，彻底铲除二区长兴村16户农民所种3亩地罂粟，初战告捷，显示了人民政府彻底禁烟禁毒的决心。由于正值匪患猖獗，未能达到彻底根除。
  随着剿匪、镇反、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运动不断取得胜利，社会治安同时明显好转和趋于稳定，彻底禁烟禁毒时机已经成熟，漳浦县委、县人民政府根据上级统一部署，调集精兵良将，以公安、民政部门人员为骨干，抽调宣传、财政、卫生、妇联等部门28名干部配合，组成一支禁烟禁毒专门力量。为了加强对这场斗争的领导，1952年7月6日，成立“漳浦县禁烟禁毒指挥部”，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崔德珍任指挥，县委常委、公安局长陈启祥任副指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并组成逮捕审讯组、武装集训组，其时，各区均相应成立禁烟禁毒领导机构。
  机构建立后，首先集中参战人员反复学习《通令》和《暂行条例》等有关指示，领会其精神，崔德珍同志还作了动员报告，并宣布参加此次行动必须遵守的7条纪律，陈启祥同志则部署具体行动方案。8月12日，龙溪专署公安处马振兴副处长专程到漳浦传达省公安厅有关禁烟禁毒的方针政策和应着重打击的13种类型的对象，即打击重点是制毒者；大量或集体贩运组织者、主谋者；武装押运者等。使参战人员进一步提高对这场斗争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明确任务、掌握政策，以便在运动中能有法可依，做到依法办案、执法必严，更好地深入开展这一斗争。
  漳浦禁烟禁毒斗争在上级正确领导下，紧紧地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有步骤、分阶段进行。首先，大张旗鼓地把党有关禁烟禁毒的方针、政策及这场斗争的意义向群众做广泛的宣传，形成浓厚的舆论氛围和威慑力量，其次，有针对性地召开各阶层人士参加的座谈会，调动各方面人士参与这场斗争的积极性，全县共召开有关会议83次，与会人数达2万多人。再次认真做好教育贩、吸烟毒者家属工作，动员他们规劝贩、吸烟毒的亲人能迷途知返，改革恶习，并能检举揭发同伙，争取从宽处理。此外，把浮在面上的贩、吸烟毒犯集中教育，这样，做到宣传与教育、检举与调查、公开与秘密、集训与登记、逮捕与审讯等多种方式相结合，多管齐下，基本摸清全县12个区中隐藏较深的贩、吸烟毒状况。
  第二阶段，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肃毒方针、政策，稳准狠打击应打击对象，坚持注重证据，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把群众检举揭发的材料与调查摸底的材料反复核对，对新发现的线索进一步深挖，千方百计获取罪证。该阶段共查出经数次打击后，全县尚有烟毒大贩99人；烟毒小贩133人；开设烟馆116人；吸食烟毒者841人，合计贩、吸烟毒犯1189人。
  第三阶段，将贩、吸烟毒犯一网打尽并绳之以法。为了达到彻底铲除贩、吸烟毒社会丑恶现象，采取打击与教育相结合的做法，既坚决打击那些占少数人的罪大恶极的烟毒大贩，又彻底改造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危害社会的烟毒小贩，同时教育和挽救一大批犯有轻微违法犯罪的贩、吸烟毒犯，及真正形成群众自觉抵制吸烟毒的局面，因而把对每个打击对象的处理，量刑的轻重公诸于众，组织群众进行讨论，提出处理意见，然后根据每个贩、吸烟毒犯的罪恶程度，参照政务院《通令》和省《暂行条例》及群众意见，作出裁决，并完善法律手续，呈报上级审核批准，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为了扩大教育面，在城关、旧镇先后召开公判大会，宽严处理大会4场，共判处贩、吸烟毒犯极刑××人、有期徒刑××人、罚款××人；经教育释放××人；已登记不予处分×××人。被判处极刑贩烟毒犯中，有旧镇镇西示村×××，该犯在解放前后数年间，贩运烟毒62次，累计达9092市两，实属罪恶满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经省政府批准，于1952年11月19日在旧镇执行枪决，对贩、吸烟毒犯的判决，在社会上形成强大的威慑声势。
  漳浦禁烟禁毒斗争实际进行2个多月已基本结束，禁烟禁毒成效显著，在漳浦大地上，蔓延百余年屡禁不止的贩、吸烟恶习被强有力遏制，并最终被彻底根除；屡见不鲜的因吸烟毒酿成的家庭悲剧已不再重演。禁烟禁毒，深得人心，群众莫不拍手称快，赞颂共产党、人民政府英明领导，有办法、有能力为民除大害、革陋习、办实事、办好事，同时也不愧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在漳浦烟毒绝迹的同时，世界上的毒品已发展为多种多样。至90年代，随着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又有漳浦人涉案烟毒的制造与运销。1993年，有台湾不法分子，以生产清洁剂为名，在霞潭村秘密制造冰毒（安非他命），公安机关察觉这个非法工厂的秘密，经调查布控，于5月8日破获，以案情重大，移送上级处理。
  赤岭畲族乡历史点滴
  蓝沂水
  赤岭畲族乡位于漳浦县东北方，距县城55公里，东与佛昙镇交界，西与长桥镇交界，南与湖西乡交界，北与龙海县白水镇交界，赤岭乡政府所在地，与这四乡镇的政府所在地之间距离除湖西为10公里外，都是20公里。赤岭乡属于距海滨不远的丘陵地带，海拔在100200米之间，四面群山环抱，有玳瑁山、九岭山、乌龟山、狸猫山、朝天马山，海拔在500～700米之间，在历史上既有闭塞的一面，又有与外界交往的一面，形成既是畲乡又是侨乡和台胞祖籍地的特点。
  多丘陵便多坑垅，坑垅可辟为水田，丘陵可辟为园地，而经过几百年的开发，至解放初，农作物还是以稻谷为主，因为野兽甚多，尤其是山猪，专喜挖食富有淀粉的植物根块和地下果实，所以作为主要农作物的番薯、花生等，在这一带不能种植，水果则因为交通不便，运销困难，很少种植。赤岭成为水果之乡，是二十多年来才发展起来的。
  赤岭乡古地名苌坑，“苌”是弥猴桃的古名，也许这一带古代遍地野生着弥猴桃。“苌”读音如“场”，“苌坑”二字连读，变成“张坑”，雅称长卿。一说由于从前张姓是这里的主要居民，所以叫张坑。
  居民源流
  在明代以前，张氏确曾是张坑的大姓，其他还有王、吴、庄、刘、蔡、李、卓、高、苏、洪、阮等姓。蓝姓之祖蓝庆福是元末才从前亭乡下尾仔村迁来的，至明代中叶已经传衍众多人口，嘉靖二年，在石椅建立祠堂，名“种玉堂”。以后，其他各姓陆续向外地发展，至清代，张坑已成为清一色的蓝姓聚居地。这种移民交替现象各地多有，乡民们只能用“金瓜伸藤”来解释，说他们占有了“金瓜地”，所以瓜瓞连绵。几百年间，“种玉堂”蓝姓不但传衍整个赤岭畲族乡，并分衍湖西畲族乡顶云、丰卿等四个畲族村，南山华侨茶果场的石步溪顶坑、枋林，马坪镇的京野、上陂、西陂、白陂，大南坂农场蓝厝，万安农场下埔，福鼎县双华、佳阳、浮柳、瑞云、牛埕下，华安官畲，晋江河市，浙江苍南县及台湾、东南亚各地，总人口五万多。而从张坑迁移于外地的其他各姓如蔡、王等姓也大都瓜瓞连绵，衍为大族。赤岭一带流传一句谶语：“五百年内无杂姓，五百年后无张坑。”张坑已成为赤岭乡的历史地名，“赤岭”本是一个自然村村名，由于赤岭墟为贸易中心，以乡政府所在地而成为乡名。
  畲族以居山垦种而被称为畲民，后定民族名称为畲族。有的认其祖先为黄帝系的高辛氏，有的认其祖先为炎帝系的榆罔，不论前者或后者，都发源于黄河流域。畲族的祖先与汉族一样，历代多次南迁。福建蓝姓畲族都以河南的汝南为郡望，而迁入福建的时间和路线不同。闽东大部分蓝姓的族谱说他们于唐末随王审知兄弟入闽。漳浦蓝姓的族谱则记载：祖先蓝明德（武则天时代的扬州节度使）以下第六世蓝成，于唐文宗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开始南迁，唐末移居濠州定远县（今属安徽省）东山洞。历经五代、北宋、南宋多次战乱，定远县蓝姓之裔一部分一再南迁，南宋末年，辗转迁移于闽西与赣南之间，留下许多后裔，如江西大余、南康二县，绝大多数蓝姓畲族与漳浦蓝姓同一祖先二十世太一郎。太一郎生七子（廿一世），名念一郎、念二郎、念三郎、念四郎、念五郎、念六郎、念七郎，其中念三郎、念四郎、念五郎、念六郎传裔于大余、南康二县，现人口一万多，念六郎和念五郎之裔又分衍于广东梅县，经会谱证实，只有念二郎的后裔没有记载于族谱。漳浦这一系为念七郎之裔。念七郎又名炯，号文明，迁居福建建宁，后仕元，提举江西学政。他的儿子名琛字邦献，任抚州临川县尹，生三子：长子蓝兆，字元晦，号廷瑞，于元朝亡后迁居漳州漳浦县辖的前亭下尾仔；次子蓝光，字仲晦，号石泉，于元末任福建行省都事，元亡后，隐居福州元涉寺，后定居福州西门外侯官县界内草市头；三子蓝宽，字季晦，号清甫，居兴化（莆田）城外。这些蓝姓聚居地都是畲族村。
  蓝兆（元晦）生三子：长子庆福，分衍苌坑（今赤岭乡），为漳浦蓝姓始祖；次子庆禄，分衍龙海隆教（蓝教）畲族乡；第三子庆寿，分衍广东大埔河廖（湖寮）畲族乡。
  赤岭蓝姓畲族族谱记其源流世系分明，时间明确，且旁系会谱吻合，毫无疑义。有人将其附会为唐代与陈元光父子作战的“潮寇”蓝风高之后裔，是封建械斗时代族长为煽动族姓对立情绪所伪造。
  行政区划沿革
  赤岭畲族乡宋代（尚未为畲族聚居地）属漳浦县嘉宾乡钦贤里，明代属二十八都，清代为张坑保。民国初期属于外东区。民国23年推行保甲制度，编为东坑、大路边、石椅、学平、赤岭、土塔、油坑、杨美、前园9保，后编并为和坑、田厝、官路、大宅、赤岭、学平、石椅、大路8保，设立赤岭联保办事处，属第三区管辖，区公所设佛昙。民国28年9月，撤销联保办事处，设立赤岭乡。民国32年7月撤销区署，赤岭乡并入湖西乡，乡直属于县。解放初，划属第六区，区公所设佛昙，暂按保甲制度，至1950年，改保为乡。1957年底，赤岭、石椅划属长桥区，杨美、和坑划属佛昙区。1958年下半年，成立赤岭人民公社、辖杨美、石椅、赤岭、油坑、土塔、雨霁顶、大行、山坪、石狮等大队及顶垄场、石狮场。1984年改为乡（镇）、村制度，成立赤岭畲族乡，辖8个行政村及1个果林场，有85个自然村。至此，行政区划稳定，生产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改善。
  人民生活随局势变化
  国民党的征兵征粮给人民以沉重的负担，抗日战争期间，人民体谅抗日的需要，抗战胜利后，人民正希望能得到休养生息，而国民党紧接着发动内战，征兵征粮更加严苛。三丁抽二，二丁抽一，独子缓役。赤岭人都不愿当兵，由乡、保向群众派款雇代。币值暴跌，物价飞涨，钞票没人要，改用稻谷雇人去当兵，一名100～150担稻谷（每担125市斤），向适龄壮丁摊派，有的出不起壮丁款，借高利贷，有的借贷无门，自身去当兵，除了本人免负担，还可找回受雇所得馀额。有的“逃壮丁”，或逃往外地，不敢回来，或不时回来，日间在田野劳作，要随时注意有人来“抓壮丁”，夜间不敢在家睡觉，睡在山洞里。
  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后期，日用工业品来源断绝，没有煤油问题不大，花生油可以点灯；没有肥皂也可用草木灰浇水滤出带碱质的水汁替代；没有机织的布，自种棉花土坊土织；没有火柴，用“火刀火石”打火比较麻烦，有人用牛屎干保留火种（它能慢火长燃）。总之，工业品缺乏难不倒刻苦耐劳的畲乡人民，人民最大的痛苦是苛捐杂税和征兵。抗战胜利后，日用工业品恢复供应，而征兵征粮及苛捐杂税更加繁苛，民不聊生，纷纷加入蓝兆熊的游击队。蓝兆熊是一个纨绔子弟，他的父亲是石椅社封建族长，死后，保长蓝宗来取代其封建势力，蓝兆熊争夺势力受挫，上山打游击，中共靖和浦县工委予以争取。蓝兆熊的游击队声势震动全县，国民党派福建省保安团来“剿”。中共靖和浦县工委令蓝兆熊带队往靖和浦革命根据地整编，蓝兆熊为保他的山头而拒命，他的游击队失去党的领导和支持，处境困难，结果被围困在红狮坑一座破庙里，蓝兆熊击毙主张突围的副队长蓝西方，开门投降，最后与队员29人同被俘杀害。自1945至1948年，国民党保安团队“进剿”游击队的3年间，赤岭人民损失巨大，有的卖田卖屋，贫无立锥之地，1949年秋解放，才得翻身。
  1974年，赤岭人民在公社书记杨燕诗领导下，学大寨是学习其刻苦创业的精神，不搞表面的形式，没有随大流去搞一些不切合实用的工程，而致力于开荒种果，今日赤岭乡已进入盛产期的大片荔枝园，就是那时开辟的。这些荔枝园的经济效益，鼓励农民们继续开山种果，使广阔的丘陵地成为一片荔海。荔枝果成为赤岭乡一大经济支柱，农民藉以脱贫致富。
  山平村种植荔枝成果辉煌
  蓝沂水
  赤岭乡已成为著名的荔枝之乡，荔枝的种植是从山平村开始。山平村原来山上只长稀疏灌木和杂草，没有种植果树，更没有荔枝。如今，山坪村满山遍野都生长着枝叶繁茂的荔枝树，该村大面积种植荔枝成功，带动全乡的荔枝生产，赤岭乡成为全县闻名盛产荔枝的乡镇，山坪村更是漫山遍野一片荔林。
  山平乡种植荔枝始于1958年，当时，全县都到浯江（乌石）学习种植荔枝的方法和运回荔枝苗种植，山平村也不例外。但由于管理不善，荔枝树多被牲畜践踏殆尽，群众没有信心再种荔枝。
  1974年，赤岭公社党委书记杨燕诗到山平大队考察，认为旗杆山、贡石鼓山、考池埔山的土地属红土沙质壤，可开垦种植荔枝，经了解，此处有旧地名叫“荔枝头”，足见前人曾在此种过荔枝，更增加大家种植荔枝的信心。
  开始开山时，由大队组织各生产队以股份的形式合作进行，山平、丘美、圩仔、雨霁、顶厝、王厝、下厝、尾厝、内一等生产队各3股份，内二生产队2股份，山尾顶生产队1股份，共30股份。各生产队都派出社员进行开山。开始时，如何平整、做丘等工作没有经验，随即组织一批人到长桥公社参观蔗山，到城关公社顶下草大队参观平整土地，依样而行，开山平整土地工作就逐渐有经验，而且越做越好。
  1974年3月中旬，大队从各生产队抽调20名青年妇女，由大队妇女主任蓝沿带队，大队一位支委当指导，组成荔枝专业队，与大规模开山相结合。开垦场地称为“山平荔枝场”，俗称“妇女场”。专业队上场后，即进行锄草积肥和开始小部分的种果挖穴工作。大部分果树挖穴仍是采用大兵团作战形式，每年四、八两月进行突击，至1975年下半年，荔枝场开果树掘穴和回填基肥工作全部结束，经验收，共有12400个堀堀。1974年，由专业队种植1000余株荔枝，1975年，大面积种植，至1976年，全部种植荔枝12400株，成活率达98％。这么高的成活率是荔枝场的专业队辛勤劳动和认真管理的结果，她们从山下几百米远的水塘中挑水上山灌浇，精心护理，不让牛羊入果场践踏，因而，荔枝长势良好。
  1976年，漳浦县委在山平荔枝场召开各公社党委会议，县委书记黄步翔高度赞扬山平荔枝创业精神和成绩。会后，县委赠送一架大型拖拉机给荔枝场，用以经常到海边运海泥为肥料，使荔枝更加茁壮成长。
  1977年，最先种植的1000多株荔枝已首次结果，成熟采果时，按户人口多少分给1～3斤，不论果实酸甜，大家都争着品尝，因为这是自己心血汗水结出的硕果。
  从此，山平群众对种植荔枝信心倍增，在荔枝场专业队的带动下，大量开山种植。至1997年，山平村在东至石椅山界，西至石坑林场山界，南至下岭溪，北至九岭山脚，方圆约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全部开垦种植荔枝，面积约12000亩，按每亩12株计算，共种植荔枝144000株，全村人口1700多人，平均每人约有80株。山平村的荔枝从无到有，从零到十四万四千株，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对比。如今，山平人民正以矫健的步伐奔向小康，同时，群众更加思念领导大家创业的党委书记杨燕诗，称赞他踏实的工作作风和关心群众生活，他布置任务认真，实施计划坚决，不容丝毫马虎，但对人民群众体贴入微，社员家中有病祸，他登门慰问，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问题，因此，群众送给他既通俗又亲切的“铁嘴豆腐心”美称。
  在山平村的带动下，赤岭乡各行政村普遍开山种植荔枝，沿公路两侧，从山平村荔林场到赤岭村五丛松岭，从大行村到油坑山地，纵贯东西9公里，横跨南北6公里，范围约54平方公里的土地，大都开垦种植荔枝，一小部分种龙眼，称为“小九湖”，俗与龙海县荔枝之乡的九湖相媲美。
  旧镇新貌
  林新
  鱼米水果之乡
  旧镇又叫古镇、牯镇，历史悠久，而它又是一座新兴集镇。“旧镇”是以古老的集镇而自然形成的地名，加上行政区划名称，叫旧镇镇，陆域总面积104平方公里，有耕地3866公顷，山坡地2358公顷。有28个行政村和1个居委会、4个镇办场，人口6.8万多。
  旧镇镇海岸线长12公里，近海海域2000公顷，滩涂1250公顷，为鱼米水果之乡。农作物有水稻2万亩，香蕉2万亩、荔枝1。2万亩、桃李1.6万亩、蔬菜1万亩及其他杂粮和经济作物。旧镇人民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发展水果，把香蕉种在比较湿润或有水源可灌溉之地，把荔枝种在山坡和平埔上，把桃李种在布满乱石的山岗，达到“见缝插针”的地步。漳浦县水果产量名列全省前茅，居全国各县市的第20位，有三分之一产于旧镇镇。旧镇水产也是赫赫有名，海洋捕捞方面，有大小渔船300多艘，年产量200多吨；养殖方面，有鱼虾池1万亩、贝类养殖1.2万亩。年产鱼、虾、蚝1000多吨。特产“深水大蚝”已由天然成长转为人工养殖。
  历史上的商贸与海防
  旧镇位于漳浦县东南沿海，鹿溪和浯江入海口凹岸，浮头湾的上方，东有六鳌半岛，南有古雷半岛和莱屿列岛，西北有山体，互为屏障。湾内主航道水深10米左右，并有溪流通腹地，通航小船，故旧镇港自古是优良商港，旧镇自古形成集镇。据北宋《元丰九域志》记载，在元丰（1078～1085年）前后，已立旧镇为敦照镇，设敦照务管理贸易，征收商税，当时漳浦县辖域包括今云霄、诏安、东山、平和及龙海的一部分，只设安仁、嘉宾、常乐三乡，安仁乡水清里中划设敦照镇，为漳州三镇之一，余二镇设在龙溪县，即今龙海市，可见旧镇为漳南除漳浦县治所在地以外的最大集镇。
  旧镇自古经济较发达，常引起海盗窥伺，因而旧镇为海防重地。明代天启六年十二月（1627年1月），郑艺龙从白沙附近的龙井登陆，进攻旧镇，摧毁铳城，阵杀守将，占领旧镇，翌年投降明朝，受职游击，驻厦门，击败过入侵的荷兰侵略军，升官总兵，以至任福建海防同知，驻福州。而荷兰舰艇还是不时侵犯闽南一带沿海。因此，漳州知府施邦曜领导群众建设一座旧镇城，又于升任福建右参政分守漳南道时的崇祯七年（1634年）在旧镇港口小山上重建一座铳城（炮台）。
  明亡后，旧镇曾是郑成功抗清的重要据点。顺治十二年（1655年），郑成功命部将潘庚钟从漳浦县城撤到旧镇，以旧镇为县治，凭城防守。清总兵杨捷攻破旧镇城，潘庚钟退守狮头堡，又为杨捷所破。后郑军退入海岛，常进犯沿海各地。
  清顺治十八年（1616年），下“迁海令”，旧镇以东（包括旧镇市区）划在“界外”，居民内迁，城堡及其他建筑物被毁。另在秦溪社后和下陵建城。翌年（康熙元年），城建成，驻重兵守界，越界者立斩。旧镇成为废墟，至康熙二十年（1683年）“复界”后，才逐渐恢复繁荣。
  旧镇周围盛产荔枝，最著名的产地是浯江（乌石）、大埔、林美，县城周围霞潭一带也盛产此物，除鲜果市销外，多晒焙成荔枝干，每年从旧镇港运销于江浙各埠，回头运回砒肥，用于插秧之前沾秧根，增产效果显著。荔枝干只是漳浦输出的五大土产中的一种，其它四种为米谷、蔗糖、花生油、葱蒜头。土产运销刺激农业生产，农业发展反过来促进商贸发展，旧镇越来越繁荣，被称为“旧镇市”。尤其自清末五口通商以后，旧镇帆船北通江浙、福、厦，南通汕头、香港。民国时期并发展了汽船，东通台湾，输出上述各种土产，输入棉纱、布匹、煤油、香烟、日用杂货等工业品，因此，旧镇市闻名海内外。民国十九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臧励和著的《地名大辞典》说：“《九域志》漳浦有敦照一镇，今有旧镇市，在县东三十里，盖即敦照也。”
  民国二十年（1931年），龙诏公路从漳州通车经漳浦县城、旧镇、杜浔、云霄至诏安分水关，与广东公路衔接；并有杨纯美为董事长的“漳浦官督民办汽车公司”，从县城通车至象牙庄，从旧镇通车至佛昙，旧镇水陆交通均称利便。铺建新福街、前街、后街水泥街道，建水泥盖板的市场，商贸更加繁荣。当时旧镇市区坐商百余家，其中，专门经营进出口贸易的振成、美孚、捷发、兴泰、宝成“五行”曾执全县经济的牛耳。
  民国26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翌年，占领厦门，闽南公路破坏，海口封锁。在8年抗战期间，旧镇市况萧条。抗战胜利后，海上交通恢复，而直至1949年9月漳浦解放，公路没有修复通车，腹地的土产靠小舟和自行车、人力和兽力小板车运到旧镇输出，从海路运到旧镇的外地和外国工业品也靠那些落后的运输工具运到腹地，商贸虽有所恢复，却因交通不便而不能发展。
  解放后经济的发展
  解放后，公路交通迅速恢复，并持续发展。旧镇的对外贸易继续进行，厦门外贸局在旧镇设立机构，收购从漳浦及邻县各地运来的土产如生猪、活禽、鲜蛋、水果、葱蒜头、白木耳、蜂蜜等，经加工，由省航运管理局闽南分局旧镇航运站派船运往香港。1954年9月3日起连续多日，台湾飞机从金门起飞，轰炸旧镇港口岸设施、仓库，一艘来自福州的轮船停泊港内，也被炸伤。厦门外贸局以旧镇距金门较近，且地形不利防空，将旧镇辅助口岸移设下寨。而旧镇仍不失为水陆运输枢纽。1958年，在后港尾建1号码头，结束了船舶停泊天然涂岸的历史。1963年加以改建，安装起重机1台。1979年建成2号码头。
  改革开放以后，旧镇恢复对港通航贸易，并有台轮前来贸易。1984年11月，省政府指定旧镇为对外贸易起运点和台轮停靠点。1984年建第3号码头，可供200吨位轮船停靠装卸，1995年元月开始使用，至年底，有175艘次台轮停靠，交易额92万美元。1986年，港口货物吞吐量8万多吨。1986年，将抗日战争时期坠石筑成的港口封锁线彻底清除（以前只打开缺口），并清除港区淤积。1991年，在原铳城山之下建成机械装卸码头一座，可停泊500～1000吨位船舶，年吞吐量10万多吨，多属于对台小额贸易。
  旧镇陆路距漳浦县城14公里，距漳州市68公里，距平和县59公里；水路距厦门66海里，距石码85海里，距汕头99海里，距香港245海里。它位于全漳州市海岸线的中心点，位于台湾海峡西岸的南部。地理位置如此重要，改革开放以后，改善了投资环境，除水陆交通设施外，又建设电讯工程。1990年建成的500门程控电话，尚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再投资1000万元，于1994年建成3000门光缆程控电话。又投资百余万元，于1996年建成移动电讯数字和模拟直拨基站，使全镇通讯设施跟上世界先进水平。
  到中国大陆投资办企业的外商、港商、台商，都要先到各地踏勘，然后作出投资地的选择。早在台湾未开放民众到大陆旅游探亲以前的80年代初期，已经有台商丘先生取道外国来大陆寻觅投资宝地，看中旧镇的狮头浅湾滩涂，与旧镇乡镇企业合作创办“浦台水产开发有限公司”，从台湾、菲律宾引进草虾良种，进行人工孵化育苗和养殖。这家漳浦最早的三资企业经营成功，引起许多台商到漳浦投资办企业的兴趣。
  旧镇的三资企业从办几家水产养殖业开始，先后办起制鞋、服装、花卉、养猪、石料、果苗、房地产等企业，主要有：漳浦鞋业有限公司、磊辉石制品有限公司、闻海渔业股份公司、陆和渔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澳合资新盛饲料股份有限公司、江顺特种养殖公司、闽荣渔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等。
  旧镇在县委“以工兴县，兴工富民”的方针指导下，将办乡镇企业作为重点工作，镇党委、政府制订计划，掀起大办乡镇企业热潮，在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年总收入一亿多元的基础上，于1994年进行调整，使乡镇企业引进外资，1995年引进4个项目，1996年引进8个项目，合同外资额4000多万美元。全镇年工业总产值达9亿多元。
  旧镇既建设投资硬环境，改善交通、通讯条件，扩建自来水厂，对3.5万伏变电站进行扩容改造，且十分注重改善投资软环境。镇党委、政府人员以诚恳、热情、认真的态度招待前来资助公益事业的“三胞”和洽谈投资办企业的客商，积极引导。尤其是镇领导人王文平，从任镇长至任党委书记多年，都认真配合有关部门，引导帮助“三胞”寻根认祖，对办教育、旅游事业；对前来考察投资环境的客商，亲自引导他们参观，介绍具体情况，对需要办理的报批手续，都尽力帮助，对客商所遇到的困难，都代为疏通、解决。他还善于组织领导镇党政机关和各部门干部职江们一致努力，分工合作。镇党委、政府按照国家法令，制订了征地、征税、信贷、入户等一系列优惠办法，由镇政府办公室、经管委、城建、土地所、工商所、税务所等部门组成一条龙的服务机构，从项目登记，区域规划，征用土地，办理执照等，实行代办服务。因此，投资项目逐渐增多，增大。
  祖籍旧镇乌石的台胞林瑶棋先生回故乡寻根认祖后，在台湾《联合报》、《中外杂志》等许多报刊上发表文章，介绍故乡文物和美好的地理环境，并在故乡从设奖学金和捐资建紫薇山天后宫开始，倡议建设“紫薇公园”旅游区。同是祖籍乌石的台胞林瑞国先生增建天后宫中殿，并捐建长春中学。在旧镇市区，有台商、港商投资开发的富城商业城、华港商业城。旧镇面貌焕然一新。
  1996年，“漳浦上准国际海水温泉开发有限公司”计划在旧镇西屿村兴建“国际海水温泉休闲中心”，面积1500亩，包括高尔夫球场、景观公园、饭店等一系列设施，敷设管道吸取狮头海底温泉到该“中心”，利用于服务行业。
  自改革开放以来，旧镇工农业并举。至1995年，年工农业总产值9.31亿元，其中工业产值7.2亿元。财政收入1156.5万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521元。1996年，年工农业总产值激增至15亿元，其中工业产值9.3亿元，财政收入1556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993元。
  旧镇水陆交通条件的变迁
  王文国
  旧镇港
  旧镇港在漳浦216公里海岸线的中部，鹿溪和浯江出海口凹岸。东有六鳌半岛、南有古雷半岛，二半岛之间的海域称浮头湾，旧镇港在浮头湾的顶部，东南两面有二半岛档风，西北两面有花岗岩构成的陆上山丘为屏障。航道两岸为海积一级阶地，主要由淤泥、细沙构成。航道底质多为泥。湾内水深5～13米，出海航道深2～10.5米。港区水域面积150万平方米，岸线3公里。最高潮位7.44米，平均低潮位4.34米。平均潮差3.1米。涨潮流向西北，最大流速0.73/秒，最小流速0.27米/秒，平均流速0.57米/秒。落潮流向东南，最大流速0.73米/秒，最小流速0.27米/秒，平均流速0.63米/秒。潮流运动形式为往复流，属不规则的半日潮流。
  旧镇港在宋代已形成水运枢纽，小船由鹿溪、浯江通腹地，海船通闽、粤、江、浙各港，货物交易形成旧镇集市，称敦照镇，设“务”管理贸易，收取商税。（敦照镇名称由于附近有黄敦盐场，贩盐者需到这里纳税领执照）。在明代的地方志和文献上，称敦照镇为旧镇，商贸更加发达，尤其自隆庆元年（1567年）开放月港与南洋（当时称西洋）各埠通航贸易后，旧镇港成为对南洋贸易的辅助港，旧镇港的商船到月港纳税申领执照，可以往返南洋各港。因受嘉靖年间倭寇祸患的教训，禁与日本通航贸易。然而也有偷往日本贸易的，万历《漳浦县志》林偕春写的《兵防总论》说：“一自西洋禁开，番舶岁出，奸刁之民往往有藉饷船（已纳税的商船）而私至日本者，或始以日本，而终以西洋，莫可辨诘，迩有稍觉者，而复从姑息……”。由于漳浦盛产稻谷，有许多潮州、惠州的商船前来贩运，该《兵防总论》又说：“商船漕粟往来如织，近闻潮惠间每港口无虑数百艘，其入市吾邑也，必先铜山（今东山）、陆鳌（今六鳌）、镇海，而内则直至云霄、旧镇……”
  明末天启年间，荷兰侵略者在侵占澎湖、台湾之前，常从他们所占据的噶喇吧（今印尼雅加达）派出舰艇侵犯闽南一带沿海，出没于浯屿、白坑、东碇、莆头（将军澳）、古雷、红屿、沙洲（菜屿列岛）之间，朝廷只得再施行海禁。一些海商团伙由武装走私，亦商亦盗，发展到登陆洗劫，以郑芝龙一伙的武装力量最雄厚，他于天启六年十二月（1627年元月）从白沙附近的龙井登陆，攻占旧镇。他志在当官而不在为盗，翌年就投降明朝，任游击之职，帮助明朝剿灭李魁奇、刘香等海上武装；于驻厦门时击败过入侵的荷兰舰艇，升官总兵，至任福建海防同知，驻福州。而荷兰舰艇仍常侵犯闽南沿海。因此，漳州知府施邦曜领导群众建设旧镇城，于升任福建右参政分守漳南道时的崇祯七年（1634年）又在旧镇港口小山上建一座铳城（炮台），从此，这座小山被叫做铳城山，西麓刻在天然大石上的“施爷惠建铳城功德碑”至今尚存。
  明亡后，旧镇曾为郑成功重要抗清基地之一。后郑军退据海岛，清廷自顺治十八年（1661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实行“迁界”政策20年，旧镇划在“界外”，城堡及其他建筑物拆毁，居民内迁，界内界外不准逾越，旧镇一带一片荒凉，“复界”后才逐渐恢复繁荣。
  清末五口通商后，旧镇港成为重要吐纳口岸。镇内专门经营进出口贸易的振成、美孚、捷发、兴泰、宝成“五行”曾执漳浦经济的牛耳。他们自备帆船，民国时期增置汽船，北航江浙，南航汕头、香港，东航台湾，输出稻米、花生油、红糖、荔枝干、水果、葱蒜头等土产，输入棉纱、布匹、煤油、化肥、砒肥（用于沾秧根）、日用百货等工业品。30年代，漳浦全县每年输出土产133万元（法币与银元同值），输入90馀万元，大部分从旧镇港进出（小部分从佛县、杜浔二港进出）。抗战期间，海上贸易停止，旧镇市况萧条。
  抗战的第二年，即民国27年（1938年），按保分配任务，雇船运石坠于旧镇港铳城山之外2公里处，构成宽60米、长35米，深3.5米的防锁线，以防日本军舰进入。漳浦海岸线绵长，其中有将军澳等深水港，虽不是避风港而舰艇可以登陆，在旧镇筑防锁线是不明智的，它不但阻碍通航，而且造成港区淤塞。抗战胜利后，海上贸易恢复，而封锁线还在阻碍交通。民国34年（1945年）漳浦县政府征召一些民船和渔民来拆除封锁线，旧镇商家集资，给每船一小时补赔一袋（装面粉的布袋）麦麸，将挖起来的石块运到名胜“海屋”加固边岸，只打开封锁线中部和西南部各一个缺口，使能于涨潮时勉强通航100吨左右的船舶。县政府感到本县无力清除旧镇港封锁线，寄望于省方，于该年年底所作《施政检讨报告》中说：“石沉海底，在技术上已非县力所能清除，希望省方有通盘计划”。全省各港口有几条封锁线，省方就是没有通盘的拆除计划，漳浦县对省方的希望也是“石沉海底”。1947年6月1日，旧镇“金源利”、“永利”二船从厦门回航，过封锁线时触石受伤。旧镇“五行”为本身利益，集资聘请厦门打捞公司“水鬼”（潜水员）来拆除封锁线，由于财力和技术所限，只能就原来缺口略为加深加宽而已。解放后，省航运局闽南分局在旧镇设航运站，于1958年3月请厦门港务局打捞队派潜水员3人来打捞封锁线石块，再次加深和加宽缺口，自20至26日工作7天，下水10次，每次3～4小时，共捞起石块5.6万多市斤。封锁线未根除，航船一不小心就有触礁危险。
  1985年3月，漳浦县人民政府上报规划建设旧镇港方案，包括对港区和航道疏浚及清除封锁线的意见。1986年6月3～4日，省长胡平等一行到漳浦视察，现场办公，当场拍板，拨给专款30万元为疏浚经费。7月2日成立旧镇港建港指挥部，由副县长陈桂味任指挥，交通局副局长王福祥任副指挥，还有旧镇镇政府、航管站、边防派出所等单位领导，共5人组成指挥部领导班子。疏浚工程的测设和施工由漳州市港航管理处验收，工程由省水电厅围垦工程处承包，派出第一工程队，由1艘挖泥船配合2艘装卸船作业，于9月13日正式开工，疏浚工程分三期实施：第一期（9月13日～10月1日）清除封锁线，合同挖除宽度60米，长35米，深3.5米（黄零以下5.6米），总工程量5965.42立方米，其中沙土2852.15立方米，复盖层582.41立方米，乱石层大于1.5米厚的2114.99立方米，小于1.5米厚的415.92立方米，工程总造价90271多元。验收结果：实际挖宽80米，长35米，深3.5米，总工程量7500立方米，超挖1500多立方米土和石。这使原封锁线周围的满潮水深达8米以上，千吨级轮可乘潮通过。第二期（10月8日～11月4日），疏浚6号灯标东北侧突出部（狮头养殖场排泄口），扫除主航道的淤积，合同挖槽面长192米，上部宽50米，下部宽60米，挖深至黄零下3.1米，总挖量9549立方米，造价47745万元。验收结果：实际挖量1.3万立方米，超挖4000多立方米。这使通航条件大大改善。第三期（1987年2月3日～6月30日），疏浚港池，自后港尾1号码头至铳城山下，挖槽面长850米，宽15～35米，深至黄零下1.7～3.6米，合同挖量33874.5立方米，造价84686.25元。验收结果：总挖量31524.16立方米，其中设计线内17530.28立方米，设计线外13993.88立方米，基本完成疏浚港池任务。以上三阶段共挖掉泥、沙、石50489.58立方米，超挖部分不计价。
  旧镇港解放前没有建设码头。1958年在后港尾用条石建造码头，结束船舶停泊涂岸的历史；1963年修建一号码头，面积扩大到13×11.4米，装机重机1台，结束人工搬运装卸历史。这座码头不能满足需要，1979年在这码头附近再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2号码头，面积仅7.5×8米，不能装起重机。进入80年代，旧镇港船舶往来增多，为适应需要，1984年建3号码头，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栈桥式200吨泊位码头，码头面积37×8米，栈桥10.6×8米，1985年1月5日交付使用，年吞吐量9万多吨。1984年11月，省政府已经公布旧镇为对外贸易起运点和台轮停靠点，这3座码头还是不能适应船舶来往日增的需要，1988年决定在更适当的地点建一座较具规模的码头，择址铳城山下。1989年8月成立建设指挥部，由副县长杨安乐任指挥，交通局局长邱秋月任常务副指挥，组织力量，1990年1月开工，经一年多努力，于1991年建成交付使用，可停泊500～1000吨的轮船，装卸机械化。旧镇港年吞吐量增加到10万多吨。1995年8月再次疏浚旧镇港，于18日成立指挥部，由县长林奕斌任指挥，副县长县长陈黎明及交通局长邱秋月任副指挥，组织力量，疏浚自4号灯标（西欧附近）至7号灯标（猪母石下段）之间的进出航道浅滩，至1996年6月3日完成疏浚任务，共挖除淤积泥沙16.06万立方米，使7500吨海轮可于一个潮期间的高潮期（1.5小时）乘潮通过。
  从前，旧镇港淤积的症结在封锁线，封锁线清除后，淤积的症结在旧镇桥闸。今后若再长年闭闸，旧镇港每隔数年便须再疏浚一次，才能保持航道畅通。
  公路
  旧镇通县城的公路是漳浦县最早通行汽车的公路，于民国15年（1926年）6月开建，县政府派民工构筑土方，桥涵由县拨款建造。路长仅15公里，宽30英尺，历3年始告竣工。民国18年（1929年），漳浦县商会长（旧镇石柄村人）陈雨苗组织旧镇“五行”入股，并纳入台商汽车6辆，成立“漳浦乡车合作社”，经营这条公路的运输。民国20年（1931年）纳入龙诏公路（自漳州经漳浦、旧镇、杜浔、云霄至诏安分水关），由龙诏汽车公司营运。
  龙诏公路为国道干线，由省公路局主持建设，召民工筑路基，漳州龙诏汽车公司贷款给公路局建钢筋混凝土桥涵，取得租路权。
  在省公路局兴建龙诏路的同时，以华侨杨纯美为董事长、林安国为经理的“漳浦官督民办汽车路公司”组成，计划建设自漳浦县城至平和小溪及自旧镇至屿仔尾两条支线，与龙诏路衔接。于民国18年（1929年）开建，县政府派民工筑土方，公司负责建木桥和石涵，取得租路权。民国20年下半年建成自旧镇至佛昙、县城至象牙庄二段，开始通车。由于县城至旧镇属龙诏路，租路权属龙诏公司，“官督民办”公司只能空车借路经过，来往县城至佛昙的旅客须在旧镇换乘。
  抗日战争爆发的次年（1938年），闽南公路全部破坏，停止通车。抗战胜利后直至1949年9月漳浦解放，县境内公路一直未修复通车。
  漳浦一解放，即由县支前办事处交通科征召民工修建公路，用松木建公路桥，至年底，漳州可通车经漳浦、旧镇至杜浔。1950年，华东支前公路修建委员会请广东省交通厅修建漳汕（漳州至汕头）公路，以泥结碎石铺设路面，桥梁仍用松木，旧镇渡口改用汽船拖渡船载车过渡（以前旅客需下车搭渡到对岸转车）。1953年7月16日发生东山保卫战，旧镇渡车船尾舵丢下海，延误战机，旧镇车站站长以失职受处理。过后，即在旧镇上游3公里处的玉厝村边建一座木结构公路桥，全长222.6米，有32个过水孔道。
  1955年修复旧镇至佛昙公路，全长32.5公里。佛昙至屿仔尾公路则早一年已建成，自旧镇经佛昙至屿仔尾公路全线称旧屿线。
  原龙诏路改称龙汾干线。1966年3月，龙汾千线改道盘陀岭。自漳浦县城经旧镇、杜浔至云霄的公路称龙汾副线，俗称海线。
  1972年3月，在龙汾副线的鹿溪河口，旧镇港之上1公里处建成旧镇桥闸，作为公路桥和闸水两用。桥闸全长198.2米，排水孔34道。桥净宽7.9米，双车道。
  1986年，旧屿线与龙汾副线合为漳云线（自漳州经石码、浮宫、前亭、佛昙、旧镇、杜浔至云霄）。
  同时，从南靖牛崎头经平和小溪、漳浦象牙庄、县城至旧镇的公路改称牛旧线，在漳浦境内长34公里。
  旧镇位居省道漳云线和牛旧线交汇处，是辐射闽西南腹地的海港。就本县而言，从县城往沿海，不论往东北部的佛昙、前亭，往中部的深土、六鳌、竹屿，往南部的霞美、杜浔、古雷、沙西，都要经过旧镇。在镇内各村之间，也有简易公路四通八达。
  柯汉扬先生的一生
  李林昌
  柯汉扬又名文凌，笔名柳凌，号南潮阁主，1918年4月7日出生于福建省漳浦县城南。1950年往印尼，曾任侨领杨纯美的秘书、华校校长，后经营实业有成，对侨居地华人学校及故乡教育事业诸多贡献。不幸于1993年8月16日下午在万隆病逝，享寿76岁。消息传来，故乡同声哀悼。谨志其生平，作为纪念。
  城南旧事
  柯汉扬先生小时就读于漳浦城南集友小学（陈嘉庚先生捐资所办），1932年升学漳浦初级中学，1935年夏毕业。其时，要读高中得往漳州、厦门，由于他叔父早年往上海读暨南大学时不幸在黄浦江坠水身亡，祖父引为鉴戒，不让他外出升学，命他到父亲所开设的瑞记布店帮助做生意，而他只去半天，下午便去高东溪祠（集友小学曾利用为校舍，那时学校已停办）与一帮失学青少年结伴读书、玩乐，命名他们的聚集处为“霜樵栖”，自命为“既要自扫门前雪，也要管人瓦上霜”的“樵夫”。
  1936年秋，柯氏说服家庭，往漳州考入龙溪中学高中部。翌年“七·七”抗战爆发，本来在学校中已受军事训练，并曾集中到福州受军训三个月的高中二年级学生，又集中到福州受训一个月，分派到各县搞民训（对壮丁进行军事训练），他先后到诏安、长汀参加“民训”。后再调到各县搞民教（办战时国民学校），他奉派回漳浦县，分配到溪南村办校。当时漳浦县创办一家由《抗敌周报》发展成的《漳浦日报》，后改名《漳报》，主持人县商会理事长兼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陈则蔡是柯氏读初中时的老师，柯氏由于对文字工作的爱好，请停学在家的“霜樵”旧友詹祚伯去代教，自己在漳报社任记者（这是“前漳报”，后来柯氏主持的报纸也名《漳报》，为“后漳报”）。
  一年民训、民教期满，柯氏回龙溪中学复学。1940年毕业，他的祖父、父亲又不肯让他出远门读大专，因而他在国民党漳浦县党部当干事和宣传委员会秘书。1941年秋，他再度说服家庭，到战时省会永安考入福建师范专科学校，读文史地科。不待毕业，又由于家庭的劝阻而停学，继续在国民党漳浦县党部工作，几年间升为秘书，并当选取为执行委员，襄助书记长许元瑜办《漳浦民报》，主编《南潮》月刊，组织南潮学社，称自己的小楼为“南潮阁”，交游广阔，每夜坐客满堂。1944年，原国民党漳浦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书记长许元瑜病重，省党部指派柯氏代理书记长，后许氏病逝，柯正式任书记长（党章规定，执行委员由党员选举，由上级党部就执行委员中指定一人为书记长）。柯氏并改《漳浦民报》为《南潮报》，再改为《漳报》，任发行人（负责人）。1947年，县、省相继成立参议会，柯氏由县参议会投票选举为省参议员，并在省参议会中被推选为驻会委员，协助议长丁超五处理日常事务。当时群众历经八年抗战之苦，原以为抗战胜利后能休养生息，而蒋介石发动内战，烽火蔓延，群众不堪其苦，对征兵征粮生反感情绪，丁超五领导部分参议员发动“反征兵征粮运动”，柯氏积极响应。
  1949年，解放军渡过长江后，福建境内几乎没有什么打仗，大部分地方是和平解放的。当时不少名望人士为使民众免受战祸而促动和平解放，辛亥革命老前辈丁超五就是一位和平解放的有功人士。柯汉扬在省参议会受丁超五促动，于九月间促成漳浦解放，然后于1950年初往香港，为报刊撰稿，赚取稿费维生。
  到印尼之初，弃商从教
  柯汉扬在香港应印尼侨领杨纯美之邀，于1950年冬前往印尼。一只随身小皮箱失落在船上，颓丧地上岸时，只剩身上一套脏衣。好在杨纯美先生预先已将柯氏的照片寄给他设在雅加达的公司的经理骆嘉麦，柯氏按地址找到骆经理，即得到礼貌的款待，送给衣物，然后由骆经理的弟弟陪柯氏搭飞机到达万隆杨纯美先生的批发布行中，受到礼遇。起初柯氏自愿当一名普通店员，而杨老请他担任书记（秘书）。
  柯氏初到印尼，未能适应热带水土，患了肠炎兼肝炎，杨老送他进医院，治愈出院后，得到杨老照顾，每日只让他上半天班。那时他认识了一位好心的乡亲——沙笼厂厂东、佛昙人杨桃，杨厂东好意请他住到自己办的沙笼工厂里。那时，杨厂东的闺女杨淑蕙方在妙龄，因为患贫血症休学，在父亲的沙笼厂中帮忙，成为柯氏的印尼语教师，而在中国文化方面，则是柯的学生，两人接触一多，发生热恋。在柯氏难望与家乡亲人团聚的情况下谈起婚事，起初杨厂东极力反对，后来知道反对无效，转而赞同。但没有一个凤凰双栖的窠，还是不能结婚。
  1952年春，杨纯美老先生要在雅加达开设经营布疋批发的彰美公司，有意栽培柯氏，让他加入一些股份，偕同杨老两个儿子去主持。柯氏读龙溪中学时的校长王秀南那时在雅加达任侨办商业职业学校校长，是雅加达教师联合会主席，许多华文学校董事会请他推荐校长，要介绍柯氏出任雅加达福建学校校长，那是一家包括高初中，颇负盛名的华校，柯氏见有机会担任这家学校校长，颇为心动。但杨纯美老先生认为柯氏有故乡家庭负担，应经商发财才能解决问题，劝他不要弃商从教，言诚意重，柯氏不便辜负老人家的好心，只得婉辞福建学校校长职务。
  过了一段时间，柯氏还是感到，要在印尼立根，总不能老是单身，便到万隆向杨老说明苦衷，得杨老赞许，脱离雅加达彰美布疋批发行，由王秀南介绍，于1953年应聘到苏门答腊群岛南部的“锡岛”勿里洞当校长（勿里洞因开发锡矿而成集镇，故称锡岛），新婚的妻子杨淑蕙当教员。那是一家兼有中小学的华校，设备周全，夫妻俩在那里度过三年平静的生活，生了两个孩子。只是薪金不高，柯氏就利用课余时间努力写作，常常写到半夜，稿件寄到香港、新加坡华文报纸发表，稿费由报社代寄到故乡老家，补助父母妻子渡过经济难关。
  锡岛的教书生活固然安定，但柯氏夫妇俩不甘心老死在那小岛上。1956年，柯氏向校董会辞职，携妻带子再到雅加达，应聘担任福建学校教务主任，妻当教员。
  弃教从商，白手起家
  由于搬家劳累，且再到雅加达之初朋友宴酬，多吃了一些油煎的食物，柯氏接任福建学校教务主任不久便病倒了。住院误诊为急性肝炎，药不对症，折磨了三个多月，命在垂危，主治医师才断定为胆结石，开刀切除了胆囊，出院时身体已十分虚弱，而还是一面教书，一面应福建会馆会长庄成立之请（庄会长与王秀南同是同安人，缘此与柯氏相识），义务代编了一厚册《福建会馆史略》，庄会长十分感激，有心帮助柯氏脱贫致富。庄会长经营一家“又光明”电器公司，要收盘出让，以便专心在茂物经营火炉厂和兼顾“真乐都”花园旅馆，谈妥以优惠价转让给柯氏。可是柯氏的岳父母关心柯氏病后的身体，好意来邀，柯氏便与妻、儿离开炎热的雅加达，到天气较凉爽的休养胜地万隆，住在岳父母家中。好在这次回万隆，不然性命休矣，因为他在雅加达做的胆囊切除手术有错误，后遗症复发。在万隆又住院，重新开刀，做了四小时手术，修补好胆导管的伤痕，一个月后才出院，在岳家和妻的照顾下，身体恢复较快。
  柯氏这时在印尼已有三个儿女，他感到必须尽力谋求解决生活问题，便与万隆友好协商了筹款之路，佛昙人杨硕珏借给三万盾，每月利息二分，柯氏变卖了多年积蓄的唯一财产一架小汽车，也得三万盾，友好协助鸠集“银会”，又得到杨纯美老先生帮助，这样凑集起来的款项，还是不足，庄会长优待，同意暂欠一些价款，把“又光明”电器公司的全部电器货物运到万隆交付柯氏承盘，并把新厂出产的火炉寄给柯氏经售。印尼生产煤油，价钱便宜，人们多以火炉煮饭烧水，所以火炉销路不错。柯氏在达民巷典下一间小店，挂上“永光”号招牌，开始做电器和火炉生意。他对电器本是外行，只好马上学习必要的技术。
  柯氏一家人租住在一家旧工厂改成的住房里，杨淑蕙用一架缝纫机替人缝衣服，赚一点工钱补助家用。不久，由经营保险业的方先生借给三万盾，柯氏添置两架缝纫机和几匹布，由淑蕙剪裁，雇两女一男缝制成衣，批发给市场里的摊贩，并拿一些挂在电器店中卖，未剪裁的布料也摆在店里卖，这样，他暂暂将生意转到成衣的制售和卖布方面。起初发展成衣制售，他扩建厂房，仿制外国流行的牛仔裤和男短袖恤衣，由自己拿到市场推销至商贩经常到他小厂来订货，他增备货色，添加工人，扩大业务。1965年他的创新产品被群起仿效，他便放弃成衣业，专门经营布疋。起初作为二盘商，每周搭火车到雅加达办一次货。
  进一步，柯氏直接和输入商打交道，减少一道环节，价格便宜得多。印尼输入商大都是印度人，柯氏以信用卓著而得到输入商给予大量赊欠，他为控制万隆市场，一批货常三万五万码的进。他在万隆的批发价，竟能与雅加达的批发商和盘，所以万隆的布店都来向他批销，而不必到雅加达进货，他便俨然与雅加达的批发商并驾齐驱了。以后，柯氏发现那种贴合薄胶的夹克布也可用于沙发和制书包、手提袋，获利更丰，就多聘职员，随他大儿子南亭到东爪哇、中爪哇、苏门答腊各大埠去推销。他又添做日本沙发布，香港、日本的牛仔布，中国大陆的灯心绒，台湾植毛绒生意，每月进出的布匹都在十万码之数，成为大批发商。
  办纺织工厂，成为创汇大户
  柯氏蓄意要办工厂，只是自己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曾到新加坡找门路，要参观和学习经验，但一无所获。后来向已有大工厂的郭君参加些股份，但合作不易，就向郭君购买十二架英制的针织机，租房自己设一个小厂，聘请两位技术人员，由次子南鸣主持。南鸣学会使用和修理。那时做沙发布的厂不多，销路好，获利高，机器平常都是二十四小时不停运转，南鸣和技工晚上倦了就睡在布堆上。
  那时（七十年代），柯氏初办工厂，还是以经商为主，由次子南鸣出外联络买货，柯氏偕妻坐店主持，随时以电话联络。为工厂久远前途，设法把在大学里学习建筑工程的第三子南星送到日本专习纺织，一面上大学，一面在工厂实习，毕业后还特地在工厂实际工作三个月。
  后来柯氏自己买地建工厂，起初只建三千平方米的厂房和几百平方米的办事处。慢慢添置日本薄胶贴合机和德、英的新式织造沙发布等机器，工厂于1980年正式开张，命名为P·T·SinanAysral，那时三兄弟同心经营工厂，店中由柯氏夫妇和媳妇们料理。
  工厂方面逐年扩建厂房，以至近两万平方米的土地都建满，并且将最后的两座建为两层。工厂和商店都获利，柯氏就在工厂附近地方购置地皮七万平方米，于1988年初开始兴建第二厂，并派第三子南星偕一位女婿同到德国参观机器展览会，然后转往英国订购英、德、意等国各种新机器，最重要的是英制纺纱机、德制定型机及意大利织造大花草的机器，能使产品更适合输出外销。
  1989年初，柯氏赶建新厂，一方面购进日本新机器，用他工厂所织布料自制新式日本式拖鞋。很快便有产品外销，主销日本。这厂由女婿游氏主持。1990年日本人投资在上海建立一个拖鞋厂，原料也由印尼柯氏的纺织厂与其订立合同负责供应。
  1989年初，柯氏的第二纺织厂建成，机器全部到齐安装。产布量成倍增加，外销量随之增加。柯氏再购置土地、工厂面积总计1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新建成的高速公路刚好从工厂前面经过，天时地利，交通更加方便，地价也大提高。
  八十年代，柯氏几次派儿子、女婿到各国参观取经，参加各地纺织机械展览会，学习先进技术，订购新式机械设备。现有机器大多数是英国、意大利、日本的大型新设备。从原子米纺成线粒、织布、染色、定型、印花、整润等工序都不出厂门一步。生产计划、生产过程的控制及新产品的开发都计算机化，工艺流程基本上自动化。厂内各单位都请原机器生产国的技术员，工厂内不仅有华人、印尼人，也有德国、日本、南朝鲜人，华人中也有来自台湾的。外籍人员薪金以外币计算支付，印尼政府为引进人才，鼓励增加本国产品输出，争取外汇，经申请核准后，外籍人员资金政府负责一半。
  至1990年，柯氏的纺织公司拥有职工1500人，分三班或二班工作，年生产各种室内装璜布、窗帘布、工艺布、坐垫布1800万米。产品出口澳洲、亚洲、中东、欧洲各国。印尼国内有十多位推销员，国外欧洲、中东及东南亚各国由柯氏的儿子和女婿数人经常轮流出国推销。大陆、台湾、港澳的销售则在香港设立广豪公司代理，由淑蕙的两个弟弟主持。北京召开第十一届亚运会时，各体育场所和亚运村的装璜布都由其供应，价格特予优惠。柯氏的产品销全世界，争取到大量外汇，屡次获印尼政府嘉奖。
  捐资兴学
  柯氏经商、办厂，起初为养家活口而拼搏，开始有所成就，又立志为华人争气。他的人生观是“荣华富贵都是过眼云烟，要能为社会做些贡献才是有意义的”，因而热心公益，对教育事业尤其大力赞助。
  本来，印尼华侨、华人办学之风甚盛，但自1965年以后，由于政治原因，华侨团体和华校都不存在。直到七十年代，印尼政府才准许试办一种特种民族学校，让华裔、外裔入学，每天可授一节华文，但华人已如惊弓之鸟，很少有人敢出面、出资办校了。而印尼政府容许多种宗教团体并存，鼓励宗教团体出面创办特种民族学校，万隆基督教福音堂便决定办一所“三一学校”。于1970年成立校董会，柯氏被推为常务校董兼文书，协助牧师进行筹备工作。他率先捐献巨款以为倡导，教友们纷纷慷慨解囊。1970年先办幼儿园，一面购地建立初中及小学校舍，至1987年，完成高中部校舍，成为一所具有相当规模的中小学校，年年继续发展。
  柯氏出于爱国爱乡爱母校的热忱，自1983年起在漳浦第一中学设置春晖奖学奖教金；1986年在浦一中校园荷花池畔建“春晖亭”，进而辟池亭附近一片土地建设“柳园”，广植花木，陈列文物，“柳园”为学生课馀休息和温课创造良好环境。1988年起在漳浦二中（原纯美中学）设置“纯美奖学奖教金”。他对杨纯美先生独资创办纯美中学义举至为钦佩，抗战胜利后杨氏回国增办高中部时，柯为福建省参议会驻会委员，曾代杨氏向省政府请准立案，因此柯杨二人建立友谊。后杨氏牵引柯氏赴印尼，并助其创业。柯以“知恩图报”，将所设奖学金命名为“纯美奖学金”，并联合陈迪平共同出资，改建旧校舍为“纯美纪念馆”，以纪念先人，激励来兹。
  春晖普照 慈爱长存
  柯汉扬于1993年8月16日因心脏病猝发抢救无效逝世于万隆，享年76年。柯氏病逝后，夫人杨淑蕙继续办理浦一中“春晖奖学奖教金”和浦二中“纯美奖学奖教金”。柯氏夫妇崇信基督，曾捐助漳浦基督教会教堂建筑费十多万元港币。
  由于历史的原因，柯氏有两位夫人。在故乡的夫人蔡英兰女士抚育三男三女，蔡女士与长子柯阿可先后膺任漳州市政协委员。在印尼的夫人杨淑蕙女士也抚育三男三女，继续并发展他的事业。
  柯氏文章散见于海内外报刊，并有专著《海外鸿爪》（香港出版）和《海外四十年》（厦门鹭江出版社出版）传世。
  “春晖普照，慈爱长存”是柯汉扬写在春晖亭的一副对联，原意是为纪念先人。而后人见到这副联，无不思念柯汉扬对故乡的奉献。
  漳浦县政协工作的一位重要开创者
  民主人士陈万年先生
  李林昌
  已退休的漳浦县政协副主席陈万年先生久病医治无效，于1997年7月13日在赤湖家中逝世，享年81岁。18日出殡，县党、政、人大、政协领导到现场主持追悼会，以隆重的仪式悼念这位为沟通海内外同胞情谊，为争取和平统一祖国而鞠躬尽瘁的民主人士。县各界人士和当地群众几百人参加追悼会、送殡，哀思之情绵绵。
  陈万年先生早年毕业于福建师范（简称闽师，三十年代全省只设这一所普通师范于福州，抗战期间迁永安，各地区只设简易师范）。万年先生师范毕业后任赤湖、湖西小学教师多年，1942年任小溪双十中学教师时，于暑假被调到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福建支团举办的团干班受训。当时漳浦同乡陈建仁在支团部任职，缘这位同乡的关系，万年先生于受训结业后留在支团部工作。翌年，三青团漳浦分团筹备处成立，调建仁回漳浦任分团书记（相当于秘书长），万年任组训股长。不久，漳浦同乡蓝畏三任云霄简师校长，聘请万年先生，他便辞退三青团职务，到云霄任教。抗战胜利后，万年与同乡陈井方同往台湾，在漳浦同乡黄秉心先生任总经理的台湾省产物保险公司任职。
  万年先生对故乡的感情非常浓厚，几次离乡不久便思回乡，到台湾后也是这样。他于1949年初回赤湖家乡，自己出钱买书报办一个阅览室。下半年漳浦解放，赤湖成立第六区，区长胡爽吸收他参加工作。
  第六区范围包括赤湖、深土、湖西一带，地处灶山周围，前临台湾海峡，解放初，退守金门的国民党军派出许多武装特务潜入灶山活动，杀害人民政府的区乡干部和革命群众。新来的干部人地生疏，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开展工作十分困难。万年先生一向得到群众的好感和信任，他利用旧关系，协助区干部开展工作，功劳不小。1950年初，县筹备成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胡爽认为让万年去参加这工作很合适，就把他推荐给县委会。万年到县里后即参加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县委书记吴越飞、组织部长张存友、县长柯永麟经过与万年先生共事之后，感到他忠实可靠，做事认真，加以重用。
  县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950年4月16日隆重召开，出席各界代表二百多人，选举十多人为常务委员，成立常务委员会，选举吴越飞为主席，柯永麟为副主席；陈万年为驻会常委，在正副主席领导下主持日常工作。万年先生不负重托，每季度召开一次全体代表会议，他都认真做好自会前至会后的后勤工作，休会期间，处理代表及人民来信，接待人民来访，将各界代表和群众的意见转达领导或有关部门，并答复来信和来访者。
  第二年（1952年），各界代表增加到四百多人，增加专职副主席和秘书各一人，万年膺选为专职副主席。12月15日改选，成立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县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柯永麟为县长，暴占昌为副县长及人民政府委员15人，报由省政府任命，陈万年当选为各界代表会议副主席，又当选为县人民政府委员。
  1954年3月，全县普选完成，选出代表二百多人，成立第一届县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4月4日召开第一届全体会议，选派柯永麟为县长、吴运琳、陈国俊为副县长、陈万年等十多人为县政府委员，并选举张存友为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柯永麟、陈万年、林成章三人为副主任。
  1956年4月1日，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漳浦县委员会，中共漳浦县委书记李光兼任县政协主席（后易阎观文），陈万年、林成章二位民主人士转任政协副主席，其中陈万年为专职副主席。
  当时县政协的专职办事人员只有秘书一人，加上一位编外人员协助工作，很多事务由万年先生自己做，他时而伏案执笔，时而奔走联络。许多可办可不办的事，他认为有必要，仍办得有声有色。召开大会，举办各界人士学习会，这些属于正常工作，有统战部人员协助。而他为使学习会办得丰富多彩，生动活泼，自己动脑筋，隔一段时间便举行一次文娱晚会，发动参加学习的各界人士各尽所长，有的讲故事，有的唱歌，有的朗诵诗词，则是他主观灵动性的发挥。在每星期四例行的各界人士学习会上，他井然有序地按期分发给每个与会者一份学习资料，由水平较高的林庆余、陈犀锋、朱全春、林进道等先生及陈万年自己，轮流作重点发言，然后按医务、教育、宗教、工商、社会人士等界别分组进行讨论，参加者感到既严肃又有乐趣，收效甚高，这都是万年先生精心布置的结果。他还于每逢节日主持举办灯谜晚会，寓宣传爱国主义于文娱活动之中。
  万年先生还是《漳浦文史资料》的创始人。周恩来总理兼任全国政协主席时，号召政协委员们就亲历、亲见、亲闻的历史资料记录下来，编辑成书，公诸于世，地方政协竞相仿效，各县政协做得不错。当时较重要的县份才有县政协，上级并没有要求县政协一定要编写文史资料，而许多县份的政协还是自发地做起来，以至形成全国性的自全国至省、市、县政协的系统文史工作。也就是说，起初，县政协的文史工作并非一定要做，一部分人不支持县一级的文史工作，万年先生则对文史资料工作极为热心，他克服种种困难，开创文史工作。
  当时漳浦县政协按照委员的界别和联系面组成华侨、工商、医务、文教、台胞台属工作组。还有一个不分界别的学习委员会。有一个文史组，从属于学习委员会。万年先生为学习委员会主持人，他就是在学习成员中发动组写文史资料的。学习成员中如阮瞻仰老中医（县政协常委）、黄荣昌老师（县政协委员）、林进道牧师（县政协常委）及社会人士徐晓峰（县政协委员）、郭祖柴（县政协委员）、柯宝山（县政协委员）、李序宾、杨子廙、林占雄、丘迪康等老先生都是历经清朝、民国至解放后还有写作能力的“活辞典”，尤其林庆余先生，是漳浦最早的大学毕业生，学问渊深，见识广博，由他担任文史组长，、其他各位也都经历丰富，在万年先生发动下，都认真地、毫无保留地将“三亲”（亲历、亲见、亲闻）资料忆写下来，贡献给《漳浦文史资料》。经万年、庆余二先生作必要的文辞修改，编成《漳浦文史初稿》，先后分辑油印，内部发行。县政协第二届期间（1958～1961年）大鸣大放，接着整风、反右派，万年被错划为右派，降职为一般干部，保留政协委员，留在政协工作，他还是坚持文史工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政协停止活动，共编印《漳浦文史初稿》五辑。其中有一些宝贵资料如清末小刀会起义、白扇会起义（漳浦教案）、民国初年黄桃起义、乌石果树捐血案、“乡约”与北伐战争等等，都是“三亲”之作，填补了自清末以来因为没有编修县志造成的史料空白。
  “文化大革命”期间，万年坐牢一年多，回家劳动，以后平反，下放到南浦公社工作。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万年调回县里，安排在统战部做华侨工作。1980年县政协恢复活动，万年已退休回赤湖老家，为工作的需要，经统战部长陈柳枝建议，县委调他回县政协工作，选为第五届常务委员，由他主持，恢复了文史工作。工作环境改善了，物质条件也比较优越了，《漳浦文史资料》用铅印出版，每年一辑。他遴选社会人士李林昌来协助文史工作。第六届县政协（1981年12月～1987年11月），陈万年恢复为副主席，并选为漳州市政协委员。他以政协副主席分管文史工作。第七届县政协（1988～1990年），他虽不再担任副主席，还是以市政协委员担任《漳浦文史资料》主编3年，并为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台湾同胞、去台人员及其家属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做了大量工作。1991年，他被推为“漳浦海外联谊大厦筹建理事会”副理事长。后又被推为“漳浦陈圣王会”会长。他不搞迷信活动，而是以海内外同胞对“开漳圣王”陈元光的敬仰情怀为联系感情的纽带。他用几年时间，编成《漳浦与台湾陈氏综合族谱》，请在台湾的漳浦乡亲陈瑞和及在国外的漳浦乡亲陈壬水二先生赞助出版，起到炎黄子孙怀祖念祖，热爱祖国故乡的促进作用。对侨胞、台胞回乡寻根认祖，他都不辞劳苦，亲自引导，为侨胞、台胞、港胞回乡投资办企业和献款办公益事立下一份功劳，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漳浦民俗
  黄玉盘
  漳浦人的祖先是自晋、唐以来的中原移民，风俗习惯基本上沿袭中原文化。这里引据一些古籍记载来证明，漳浦风俗与中原古风俗基本一致，而又在悠久的流传过程中有些变化，有一些漳浦特色。
  一、婚礼
  漳浦在旧俗婚礼中，还保留着某些古代特色。行聘时，备酒肉饼礼品之外，有二对或四对大饼，用红丝绳穿连着，分别写着“二姓合婚”、“百子千孙”。女方收一半，奉回一半。送回男方的一半，按例给新婚夫妇共享，故称为“公婆饼”。女方回赠糯米糍和一对用红丝绳连贯一起印着鲤鱼模型的礼饼，称“公婆鱼”，还有桂圆、花生、栳叶、槟榔等果蔬。旧《漳浦县志》说“栳叶、槟榔二物非浦产，浦人用之似无谓，或曰：‘栳取偕老，槟榔，取与郎相敬如宾。’现栳叶和槟榔已被莲蕉和石榴取代，意取‘莲蕉生贵子，石榴多结子’”。
  迎亲时，男方送一榕（浦人叫“松”）树枝到女家。女方回赠一株带根的竹，意取婚姻永固如“竹苞”，子孙兴旺如“松茂”之义。
  漳浦有些富户，虽无居官，但婚娶时，新郎戴红顶“碗帽”（瓜皮帽），身穿长衫马甲·新娘身着红袄，头戴凤冠，俨然如朝廷命官命妇。死后，铭族、墓碑冠以“进士”或“孺人”头衔，一般人尚不了解其中缘故。据《东都事略（卷外）冯京传》、《宋会要·选举·发解》、《江西出土墓志选编》等古籍记载，唐宋直至金元时代，有些“进士”，并非经殿试复试的及第进士，而是国子监生、太学生、贡士、举人、秀才，未经省试府试，也称为“国子监进士”、“太学进士”、“乡进士”、“州进士”、“府进士”，不象明清时代，“进士”、“贡士”、“举人”、“秀才”有严格区分。漳浦读书人于明清时代仍依唐宋金元惯例，冠以“进士”头衔，这完全是显示虚荣的排场。
  为何有些人在夜间娶亲？据《仪礼》郑玄注：“娶妻之礼，以昏为期”，取“阳往阴来”之义。夜里娶妻，“执烛前导”。《诗·唐风·绸缪》歌咏新郎夜里娶亲诗云：“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三星”即“参星”。“束薪”，据闻一多说：“古无蜡烛，以薪裹动物脂肪而燃之，谓之曰：‘烛’。”（《庄子内篇校释》）。如南方民间夜里迎神赛会，常用甘蔗渣束成“火龙”。或包在竹竿头，灌入花生油，点燃当烛炬引导前行。夜里娶亲和新娘哭嫁，都是原始社会时期抢婚制度的遗迹。这风俗绵延数千年，后世即使在白日迎亲，在仪仗行列中，仍有掌彩灯或举灯笼的人列队在前引导，沿袭古礼夜里举烛娶亲遗迹。
  新娘乘轿到达，由新郎小弟或侄儿请新娘出轿。新娘赏给红包。新郎或女傧相陪同进门，跨过火炉，在厅堂举行婚礼。新郎新娘并肩正面而坐，亲属长辈为证婚人作陪，饮合卺酒，小叔请吃合婚红圆，取团圆相亲之义，照例赏给红包。婚礼完毕，新婚夫妇共扛一篮米进入洞房。
  结婚吉庆之日，厅堂正中悬挂母舅缎联，亲戚好友恭贺礼物，各有一对写着金色喜字的大红花烛。厅堂、洞房烛光通宵达且。北周庾信诗云：“洞房花烛明，燕余双舞轻”（《庾子山集。和咏舞》）。南朝何逊诗云：“何如花烛夜，轻扇掩红妆”（《何记室集·看伏郎新婚》）。“花烛”成为结婚的代名词。从古代于夜里“绸缪束薪”、“执烛前导”娶亲。到近代于日间仍有“掌彩灯”、“举灯笼”仪迎亲，大红花烛贺喜、洞房花烛通宵达且，儿千年来，“花烛”一直作为象征婚姻物品陈设沿袭至今。
  花烛之夜，大摆宴席，难免铺张浪费。宴请亲戚好友及长辈，母舅坐首席，畅饮喜酒。村中青年男女好事者，待酒席一散，就开始闹洞房。新娘端坐于妆台处，任人持灯观看，语言相戏，甚至流于庸俗，新娘不声也不笑。如此风俗，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燕丹遗风也。”可知花烛之夜闹洞房的陋俗，是古代的遗风。
  翌晨，新婚夫妇鸡鸣则起，准备“四果汤”（桂圆、柿饼、莲籽、红枣，加上冰糖，用开水冲泡），先拜祖宗，再敬父母和直属长辈，称新娘“拜茶”，接受“四果汤”者，要准备红包赏赐。
  新婚第三日，新郎陪同新娘回娘家省亲，称“归宁”，俗叫“做客”。古时七日归宁，今改三日做客，礼物之外，还携带两株带尾甘蔗（此后每年正月初“做客”，也有仍携甘蔗的），意取夫妻感情从头到尾如蔗甜蜜。岳父母设宴请女婿坐首席，新女婿一生只能享受这一次特殊荣誉。席间有许多礼节，事先虽有长辈指教，但届时往往忘记这些礼仪，贻笑大方。故民间有句俗谚：“等到识礼，已无囝婿可做。”娘家回赠一对“小鸡”或“小猪”，称“带路鸡”、“带路猪”，祝愿男家六畜兴旺。
  旧俗婚娶多在农事空间的冬季，除夕将临之际，娘家派遣小舅提篮送花到姐姐新房，放置床上，称阿舅“送花”，象征“花喜”，为早生贵子之兆。
  正月初二或初三，女婿女儿携“米粉肉”，或称“煨仔肉”，孝敬岳父母。其实这只是礼节仪式，世俗首次不能收受任何礼物。第二年，女婿可不必同往，礼物可酌情收受。此后年年如常，风雨无阻，直至岳父母谢世为止。故有民谚：“有孝女儿初二三，无孝女儿待月半”。现在不拘形式，多讲究实惠，提前于大年除夕之前，备送红包、鸡鸭、海味、茶酒等孝敬，称“送年”。
  二、丧葬习俗
  《礼记·祭统》说：“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由此可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孝道，是衡量人格的重要标准。
  漳浦丧葬礼俗沿袭古礼。《礼记·问丧》说：“死三日而后敛”。等待远方亲戚奔丧，筹措资金，制作衣服，购置棺材等有充分时间。据康熙《漳浦县志》（卷四）《风土·丧礼》说：“始死浴尸、含饭、小敛、大敛，而后入棺。”所谓“含饭”，即在死者口中放置“米、贝、玉、珠”等物，事死如事生。所谓“小敛、大敛”，简要说，用白布直一幅、横三幅包扎尸体，称“小敛”。然后再用白布四幅，或直或横包扎结实，称“大敛”。本世纪以来，人的思想观念有所变化，殡葬不受时间限制，古代“含饭、小敛、大敛”等处理尸体的礼俗逐渐简化，而更重视对死者的整容。诸如洗净尸体，换新衣服，梳头发，理须眉，挂手套，穿鞋袜，戴帽子或首饰，化装如活人，然后移遗体于厅堂，让亲戚好友吊唁、瞻仰遗容，告别遗体，而后入棺，也叫“入殓”。一般要放置烟茶及日常用品于棺中，尸体盖上被单，然后盖棺封钉。
  自古以来，世俗存在“肉体虽死而灵魂永存”的传统文化心理。尸体入棺之后，官宦之家，或民间畜户，延请僧人念经做佛事，超度死者“灵魂”，脱离地狱苦海。或停柩数月，七日做一场佛事，有的连续做七场（四十九日）“罗天大醮”，迷信这样能使死者“灵魂”脱化升天，庇荫子孙后代。月先世祖宗因故未曾做佛事者，则乘此机会补做，称“寄库”。有的延请僧人为死于外地的亲人念经“招魂”。这些迷信活动，至今已较少见，尚未除尽。
  父母之丧，民俗仍按古代丧服礼制：“衰冠、绳缨、菅履”（《礼祀·丧服》）。即孝子头上束七尺白布，戴草瓣“衰冠”，脚穿草鞋，孝妇头盖七尺麻布，孝男孝妇都身披麻衣，腰缠麻瓣经带，日夜哭泣守灵，食不甘味，夜不安寝，弄得身体羸弱，送葬时，悲痛难以支持，往往要由别人搀扶。古时，父丧手持竹杖，竹圆象征“天”，母丧手持桐杖，削成方形象征“地”。现在父母之丧，统一用竹杖，俗称“哭丧杖”。
  民间迷信风水之说，葬地必延请堪舆家（俗称风水先生）堪察，选择环境幽美，山脉气势流贯而凝聚，周围山脉成拱卫之势，川流溪涧环抱而不泻，局面阔而恢宏，没有风隙、流水、白蚁之患的“风水宝地”。早在清初康雍时代，漳浦人、礼部侍郎蔡世远曾批评民间为选择葬地，竟然有“不修人事，专恃吉地”，而停柩三年不葬的；有“阴谋横据，相争相夺”葬地，而争讼不休的；有迷惑于堪舆家房分好坏之说，“使死者不归土，而生者不得相和”的愚昧怪现象，愤然诘问：“几见有检身乐善，孝敬恭睦，而家不兴者乎？几见存心险刻，门内垂隔，而能获福者乎？”（清《漳浦县志》卷二十一《风土·丧葬攻惑文》）。
  明清时代许多高官显宦的坟前排列着石牌坊或石望柱、石翁仲、石羊、石马、石虎等，是厚葬的物证。民国时期，那种隆重的礼制已经革除，仍有一些富人把坟墓造得比较气派，葬礼讲排场，解放后已革除。改革开放以来，有些人先富起来，竞相讲究葬礼，竟有送葬队伍多至上千人的。
  旧日礼制，为逝去亲人服丧三年。早在公元前春秋时代，孔子已经教导学生遵守。东汉安帝以法律形式规定：“不为亲行三年服，不得选举。”自此“守丧三年”成为衡量“孝道”的重要标准，行孝成为人们出仕入官的重要途径。历代官宦父母之丧，守制三年。
  漳浦自唐初陈元光传播中原传统文化，宋理学大儒朱熹知漳州，朱子《家礼》传播穷乡僻壤，儒家孝道思想深入民间，所以官制与民风孝道传承一千多年。不过，三年丧制并非实数。《礼记·三年问》说：“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自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官制不按科举取士，出仕入官不受三年丧制约束，民间逐渐改为“服丧一年”。
  三、岁时风俗
  大年春节，元且早起祭祖宗。乡里不分贫富，老少衣冠楚楚，穿红着绿，访亲会友，恭贺新春。家家酒席相待，往往不醉不痛快，直至初五为止。
  十五元宵节，神话中的天官诞辰。张灯结彩，放烟花爆竹，喜庆元宵。城镇踩高跷，舞龙戏狮，沿街遨游。文人雅士悬挂灯谜，猜中者受奖。大族宗祠搭灯棚，新娘在婆婆或婶婆陪同下，进祠堂观灯，告慰祖宗，迎祥纳吉，叫“新娘穿灯脚”。农村鼓乐喧天、贺新婚，贺得子。入夜家家门前然火堆，抬神跳火。主妇趁队伍巡回三次后，引“火种”放入灶门内，祝愿新年如火旺盛。
  二月，春分祭“社神”（即土地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称“春祈会”。《礼记·祭法》说：“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日国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疏注：“成群聚而居，满百家以上得立社。”漳浦与全国各地一样，城邑人口多，立许多“社”，农村依自然村立社。自古以来，“社”成为自然村单位名称沿用至今。
  三月清明，前一日为“寒食节”，源自春秋时代，骊姬乱晋，太子申生被杀，公子重耳逃亡，十九年后，春穆公出兵护送入晋，为晋文公。随从逃亡者都封官赐爵，唯独曾割股肉给予充饥的介子推被忘了。介子推也不向前叙功，背着老母离城进山。晋文公闻讯深感内疚，亲自入山寻找，终无消息。有大臣建议：介子推是孝子，若放火烧山，他定会背母亲出山。晋文公出于无奈，终于让其引火烧山，竟将介子推母子烧死山中。晋文公后悔莫及，令全国臣民每年于此日上山致祭，而这一天不生火，名为“寒食节”。清明节，家家上山踏青扫墓，荒山野岭，哭声往往相闻，纸钱撒满冢间。今社会团体，学校师生也于清明节扫革命烈士公墓。
  四月初八为洗佛节，古称“龙华会”，据说为释迦牟尼诞辰。寺庙和尚沿家唱梵曲，前后十多天，称为“洗佛”，索取主人布施，叫“洗佛钱”。
  立夏，吃“面熬煎”（用面粉熬成薄而韧的圆形薄饼。现代城镇有专业熬薄饼出售），用花生拌白糖为馅，或用笋丝、豆芽、韭菜炒肉、虾为馅，卷成圆筒状，称“春卷”，清香可口。农村普遍用面粉拌糖熬煎，称为“麦卷煎”。
  五月初五端午节，家家清扫宅院，门上涂一束带泥的菖蒲，一些坚持旧俗的人头插艾草，沐浴艾水，饮菖蒲酒或雄黄酒。儿童胸佩香囊（内装香料或薄荷丸），说能除邪消灾，实际也有点杀菌消毒作用。户户包粽子，相传为吊祭爱国诗人屈原，守丧的不包。江河上龙舟竞渡，中流角逐，锣鼓震天，先到达终点为胜，获得奖赏。现在成为体育竞赛活动。
  七月初七，古称女儿“乞巧节”，吃糯米饭。现代富户人家，用莲只、桂圆、柿饼、冬瓜、红枣、薏米和白糖混合蒸糯米饭，称“八宝饭”。当夜称七夕，设瓜果于庭中宴会，长辈讲牛郎织女神话故事，鼓励女儿向织女学习勤劳和技巧，名叫“乞巧”。
  七月十五中元节，神话中的地官诞辰，佛教则称“盂兰盆会”。寺庙备丰盛斋品，召僧人做佛事。家家在门前祭礼无主亡灵（俗称“好兄弟公”），称为“普度”。漳浦向来与全国各地一样，家家预先备好许多食品祭亡灵，时值夏令，苍蝇传染霍乱造成瘟疫情事常有发生，被称为“鬼节”，现在禁止之列。
  八月十五中秋节，《礼记·祭法》说：“秋分祭社神”，叫“秋社”。传至中唐时代，每年八月十五日，成为赏月怀人的中秋节。家家蒸糯米糍，买月饼，到“社祠”和田间祭土地神。儿童吃月饼赏月，聆听长辈讲“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等神话故事。
  九月初九重阳节，“重九登高”是自古流传至今的好风俗。成年人游山玩水，儿童放风筝比赛。现定为老人节，取祝寿“久久”之意。
  十月十五下元节，神话中的水官诞辰。此时五谷入库、喜庆丰年，农村或演戏娱神“谢祈安”。
  十一月冬至，吃红圆，取合家团圆之义，称“添岁”。明漳浦进士李瑞和诗：“家家捣米作团圆，知是明朝冬至天。”民间习俗将小红圆涂于门户、牛头、灶头，或整碗放置几桌上，称“祀耗”。
  腊月廿四日，家家拂尘洒扫，世俗相传众神要上天，凡寺庙或家中都备牲醴、果品敬神，焚烧印着幡幢、甲马、仪仗图形的黄纸，叫“送神”，除夕将届，晚辈备糖果茶酒向长辈、亲朋好友拜年，叫“馈岁”。受馈赠者回赠柑桔，祝吉祥如意。儿媳、女婿备红包、鸡鸭、海味、果品向父母、岳父母拜年孝敬，祝健康长寿，叫“送年”。父母或长辈送给孩子红包，叫“压岁钱”。家家贴春联，张灯结彩，蒸年糕，杀鸡宰鸭。除夕祭祖宗，送灶神，放爆竹。灶边门边倚着带尾甘蔗，祝愿来年生活如甘蔗从头到尾节节甜，称“辞岁”。全家男妇老幼一同吃团圆饭，共饮团圆酒，称“围炉”。（餐桌下放置炉火），意取万事吉祥如意，兴旺如火之义。等待零时开门放炮迎新年，称“守岁”。新年正月初四日清早，再备牲醴敬神，说是“迎神”下天。
  赤岭畲族乡民俗风情
  蓝沂水
  赤岭畲族在长期与汉族接触过程中，民俗大体上已汉化，但仍有个别风俗体现民族特色；在汉化的风俗中，有的在汉族地区已改变，而赤岭乡尚保留一些古老的民俗，这也构成本乡民俗的特色。
  一、岁时风俗
  岁时风俗也称“年节”，一年十二个月，月月都有“年节”。
  正月初一过春节，这与全国人民一致。正月半做上元，大房头的祠堂点元宵灯，自十二日起至十五日止。灯有纸灯和玻璃灯两大类。祖祠大门口挂桶形大灯，左右各一盏，灯笼书写“蓝府”二字。灯笼上下边沿画花纹图案。厅门正中挂柑形圆灯一盏，灯笼写祠堂名如：种玉堂、卜翰堂等，灯笼都是用纸糊的。纸灯尚有圆筒灯、四角灯、六角灯、雨伞灯等，灯笼写有：富贵春、蓝府、添丁进财等吉祥字样，纸灯内点烛，光亮通明；玻璃灯有四角灯、六角灯等，用花生油燃点。正月十五日又是天官大帝生日。
  二月初二日是司命灶君生日，家家户户做“大猪菜粿”拜灶君。
  三月初三日，称三月节，户户做粿，到祖祠拜祭祖宗。粿料较随意，每户可按自己的物质条件和爱好安排，有的用糯米，有的用籼米，有的用番薯粉等，这是赤岭畲乡民俗的特点。
  四月过立夏，有“三天吃立夏，三天吃补夏”的风俗。各户都做面粉煎或面粉粿。
  五月初五日是端午节，俗称五月节。家家都缚粽，有肉粽和碱粽两种。午时祭水花，人人擦抹雄黄酒，驱除邪气。家家备一束驱蚊草，一头执在手里，一头点燃，口中念着：“草烟送蚊虫，送去吃树花，倚树丛。”驱赶蚊虫。
  六月十五日称六月半，每户都做“半年圆”，拜祭祖宗，圆是用白米做成，一部分加颜料成“红圆”，分三层，同放在蒸茏里炊熟，底白色，中红色，表面柑形，称为“满天星”。
  七月十五日中元，也称普渡。都做面粉“发包”和米糕，但有的村社没有做普渡，十五日又是地官大帝的生日，普遍都有拜祭。
  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兼土地公生日，每户都买中秋饼和猪肉拜祭土地公。拜祭形式有在厝内拜和田头拜，田内插土地公旗，祈求庇佑能获得好收成。
  九月初九日称九月节，家家户户用米做白圆，每粒都用指按一凹痕，畲乡以外的人称为“狗脚迹”，这被认为是至今尚保留的畲族标志。
  十月十五日称下元，是水官大帝生日，逐户做“红龟粿”和红圆拜祭水官大帝。
  十一月冬至日称冬节，家家户户吃汤圆，拜祭祖宗，但丧人家不能做汤圆，只做糕，其出嫁女儿要送汤圆给粮家，娘家以糕还礼。这与别的乡镇不同，别的乡镇是守丧人家端午节不能缚粽。
  十二月忙于过年。祖父母、父母应给未成年的子孙分红包，称压岁钱；已成年的子孙应给祖父母、父母红包，称为添福寿。
  二、雨霁顶三界公生日
  赤岭乡山平村雨霁顶祀三官大帝，所谓三官是天官、地官、水官，古代认为三位大帝是分别掌管天界、地界、水界之神，所以也称为三界公。三官大帝各有生日，分别为正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和十月十五日，这也是世俗所谓上元、中元和下元，到时，群众都到雨霁顶拜祭一番。但三官大帝又有一个合祭的日期，在农历正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之间选举一天为拜祭日子，每三年一次，即农历干支纪年逢寅、申、巳、亥年举行。漳浦、龙海、芗城等县、区信徒前来参加祭祀活动，最多人数达四、五万人，常年也有三万多人。这是超越赤岭畲族范围的大型的民俗祭祀活动。除了祭拜形式外，装有“辇”和“艺”，还有舞龙、舞狮等文艺活动。“辇”是在一个宝塔式的六、七层台架上，糊上纸雕和各种图案等民族美术工艺品：“艺”是在一个长方形台架上，装满彩花，台架上坐着一对化装的穿着畲族服装的童男女。“辇”和“艺”都是由四个人扛着游行，很具民族特色。
  三、婚礼风俗
  在人民政府公布、贯彻《婚姻法》前，一般婚姻都由专业性质的媒人或亲友介绍，双方父母或长辈同意后，即可进行通婚礼仪。此时，男女双方都互不相识，也从未见过面。并且同姓不通婚，都是二姓合婚。婚娶要行六礼：（一）问名；（二）订盟；（三）纳采；（四）纳币；（五）请期；（六）迎亲。具体内容简介如下。
  （一）问名，即互通姓名，放定金，俗称“吊串项”。若双方（尤其是女方）家中人畜平安，家具没有损坏，则婚事可成。
  （二）订盟，也称“吃小定”。男方给女方猪脚肉、糖仔、糕仔、饼等礼品。女方把这些礼品分给亲戚、邻居，表示此女与人家定亲。
  （三）纳采，也称“吃大定”，俗称“行礼”。男方送给女方猪肉，要整只猪除头、尾外的带骨猪肉，劈成两半。还有贡糖、猪脚、聘金、“洗屎裙仔红包”，布料、茶果等等。婚书、盒仪书写有格式，男方婚书写“纳采之敬”，礼品有“全猪成头”、“福糖成双”、“猪肩成曲”、“聘金成封”、“龙烛双辉”、“桔柿成双”、“婚书成通”、“盒仪成对”等套语；女方回贴写“旋吉之敬”，还有“婚书成通”、“启书成封”、“金榴成树”、“莲蕉结果”、“棉苎双色”等套语。
  （四）纳币，俗称“送裙袄”。男方婚贴写“纳币之敬”，还有“凤冠成顶”、“襜袄成领”、“绣裙成幅”、“婚员全肩”等套语；女方回帖写“复币之敬”，还有“珠履成双”、“绵袜成双”等套语。
  （五）请期，俗称“送日”。男方送给女方迎娶的日期，婚帖写“请期之敬”。女方在认可该迎娶日期后，随即发出回帖，写“于归之敬”等套语。
  （六）迎亲，俗称“娶新娘”。首先，男女双方各自在家中给新郎、新娘进行冠、笄，俗称“尚头”。然后，各自换上白内衣，新郎外穿蓝色长衫，戴礼帽，新娘外穿红袄，戴凤冠。各自请父母吃“韭菜肉”，“韭”谐音“久”，寓意为父母添福寿。
  迎亲的花轿到女家后，女方父亲或兄长背新娘上轿（与别乡镇牵扶上轿不同），轿前挂包袱，轿后挂一个画着八卦的米筛，轿顶饰一颗木制的小红髻。
  花轿到新郎家门口停下，轿放在一个“胶掠”（状如簸箕的大型晒物篾器）中，轿前铺红毯或新草席，头上遮盖竹筛，给新娘步行入屋内，然后由新郎拿出“篮仔米”，新郎新娘共牵提“篮仔米”，进入房中。进房后，吃合卺酒，俗称“酒文桌”，以示夫妻和合，永结同心。桌上摆十二碗食品：公鸡、鸭母、猪肚、腰心酒、韭菜肉、包仔、肉卷仔、豆仔、米糕、鱼、梨、芋等。
  婚后第二天，新娘“出厅”，新郎陪同拜“天地公”、拜祖宗，此时礼服都不能脱，要等到妻舅来“探房”后，礼服才可脱下。婚后第四日，新娘回娘家做客，称为“回礼”，头戴小髻，身穿红袄，但不可久留，要当天回夫家。
  《婚姻法》贯彻后，婚事新办，手续简便，不用繁琐礼俗。娶亲时不用花轿，早先用自行车，后来用摩托车，现在已有用小汽车娶亲，移风易俗，新事新办。
  四、丧葬习俗
  丧葬礼俗也很繁琐，现在已逐渐简化。成人死后移尸上大厅，一般情况是守尸一天，守棺一天，第三天出葬。孝男孝妇祭拜死者，祭时要读祭文。孝男要手持“红灯仔”和哭丧棒。死父时哭丧棒用竹；死母时，哭丧棒用“公母木”。又俗语说：“死父扛去埋，死母外家来”。若母丧，必报知外家前来勘尸和“封钉”等手续。
  五、喜庆礼俗
  男女结婚后生第一胎孩子称“首弄”，生男孩子称“弄璋”，生女孩子称“弄瓦”（出自《诗经·小雅》），生男孩子要于正月初二办“丁桌”，祭拜祖宗，正月十五日出钱演“丁戏”。孩子出生后2～4天，向娘家报喜，娘家在6～8天内送鸡和酒给产妇“做月内”。孩子弥月（满月）时，每户分给红圆一碗，人家要回给米一碗或红包。孩子满四个月，要做豆心粿两个相连，俗称“牵仔粿”。分给亲属和邻居，也送给外家，外家要回赠带尾帽、被裙、衣裤、鞋袜等。周岁做生日，称“度际”，做“红龟粿”分给亲属、邻居和外家（娘家），外家同样要回赠夹裘、鞋帽等物品。
  老人做生日称庆寿，男人71岁，女人70岁才举行庆寿（汉族地区习俗为男61岁、女60岁举行庆寿）。女儿要做49个“红龟粿粿”向父母拜寿，由长子或孙敬捧“鸡蛋甜面线”给父母或祖父母吃，祝贺其长寿。
  漳浦的三王公信仰初探
  林祥瑞
  漳浦民间信仰多崇拜鬼神，其中有不少的“王公”，这些“王公”都是历史上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物，死后被百姓奉祀纪念，后来逐渐神化，各成为民俗所崇拜鬼神中的一员。在诸多“王公”中，较古老的有三王公。
  一、三王公的由来
  三王公源于广东潮州“三山神”，也称“三山国王”，现据有关资料综述如下：隋代有三勇士，佚其姓名，曾救过隋文帝杨坚，后又助隋炀帝杨广征辽东，有功不受封，隐居广东潮州揭阳三山中，自称三兄弟。所谓三山即巾山、明山、独山。三勇士死后，百姓称为三山神，并在山中建庙奉祀。
  唐永隆二年（681年），陈元光再次进潮平乱，道经揭阳三山神庙，祭祀三山神，并写下《祀潮州三山神题壁》诗三首，载《龙湖集》，中有句：“孤隋不尊士，幽谷多豪英。三山亦隐者，韬晦忘其名。”“岭表开崇祠，辽东建神帜。六字动天威，九重颁岁祭，相期翊国忠，我与三神契。”“孤征东岭表，冒雨一登临。再拜烟霞霁，群峰奎璧森。独山峰耸阁，中谷水鸣琴。明山卉木翳，遥林云雾深。”表明陈元光对三山神的崇敬。
  唐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任潮州刺史，曾写下《祭界石神文》，载《韩昌黎集》，界石神历来被认为是三山神，经韩愈的拜祭，确定了三山神即社神（相当于土地公）的地位，各村社均建祠崇祀。
  北宋初期，宋太祖封三山神为大王、二王、三王；宋太宗诏封巾山为助政明肃宁国王，明山为清化盛德报国王，独山为惠威宏应丰国王，敕赐匾额为“明贶三山国王庙”。从此，三山神就改称为三山国王，其庙也称为明贶庙；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加封为广宁王。
  漳浦（包括今云霄、东山、诏安及平和一部分）古属潮州，语言相通，民俗风情大体相同，唐初，陈元光多次进潮平乱，并在隋朝以前曾属潮州的故绥安县地建立漳州，漳浦附州为县。因而，漳浦县应是在唐代就信仰三山神。后来，三山神被封为三山国王，民间习惯把封王的神称为“王公”；又三山是潮州揭阳的山，漳浦后来已不属潮州，因而就把三山神转称为三王公，成为漳浦本土一坛三尊的山神，把对大自然威力的原始崇拜形式加以形象化。三王公信仰遍及漳浦、云霄、东山、诏安各县。
  二、漳浦的三王公
  漳浦信仰三王公的历史悠久，其祠庙遍及全县各地，庙的规制较小，与土地公庙相似，有的仅用几条石板构筑成小石室。初步调查，漳浦的三王公庙如下：
  1、大南坂农场第四作业区三王公村的三王公庙。庙在村东北小山丘上的古官道边。自古以来，受到过往客商的参拜，以祈求旅途平安，生意得利。这是漳浦最古老的三王公庙之一，名闻遐迩，以至自古就把附近的村社称为三王公社。今庙已荒废，仅存遗址及庙后“狮咬剑”石堆，而三王公社名也讹称三王宫。
  2、盘陀镇梁山脚下盘陀内村三王公庙。此庙原建在梁山上的中周社，因建梁山水库，梁山的口黄、中周、内曾三个村子移民到梁山下，原村中三王公庙也随迁至此。庙虽新建，庙中一副对联和三尊骑虎神象却十分古老。其对联为：“策杖扶鸠，善功铭钟鼎；贻谋绵世，泽虎帐延厘。”据说此联是原梁山三王公庙对联，从字面上看，山村居民已把山神三王公作为“策杖扶鸠”的土地公。庙中三尊骑虎神象十分威武，按中、左、右排列。居中者白脸，左手执弓，右手持箭，坐骑头朝前，尾向后；左边者黑脸，两手执双剑，坐骑横站，头朝中，并转向庙前方；右边者红脸，双手执双铜或鞭，坐骑也横站，头朝中，并转向庙前方。从神象来看，三王公是三位武将，与记载中的“三勇士”相符，以老虎为坐骑，充分表现其为降伏老虎的勇猛山神，与峨冠博带，手持元宝的土地公大不相同。
  3、石榴镇澎水三王公庙。庙原在山凹中，建水电站时，移建在山上。
  4、中西林场内过溪三王公庙。
  5、中西林场外寮三王公庙。
  6、官浔镇横口三王公庙。庙在近山处，今已无存，而“三王公”地名沿用。
  7、赤岭乡南坑后学三王公庙，原倾圯，今已重建。
  8、湖西乡坑仔尾三王公庙。庙制较大，今修整一新，香火兴盛。清乾隆间，香火传往台湾蛤仔难（今宜兰），现三王公庙遍布台湾，其匾额为“古公三王”。据台湾传说，此“三王公”系南宋末元初在湖西抗元的三勇士柳信、叶诚、英勇，也许是另一种“三王公”，也许是传闻讹误。此三勇士名字、事迹未见史志，又与《漳浦县志》所载南宋三勇士：蔡青、邹进、熊保者不同，今并存以待查考。
  9、马坪镇溪东三王公庙。庙在山间，今已荒废，仅存遗址，今已重建。
  10、佛县镇石门村三王公，与帝君等神合祀。
  11、赤土乡水磨村附近三王公庙，原有村以庙得名，今庙与村均无存，仅留地名“三王公”。
  12、赤土乡万安村三王公庙，庙制较大。
  13、旧镇镇山兜东行村附近三王公庙。庙在海云山（俗称乌石岩山）下，规制很小，只用几块石条筑成石室，与崇峻巍峨的海云山成强烈的反差。庙已荒废，仅存地名“三王公”。近来少人去祭祀，只有狩猎者每次上山时才去拜祭一番。
  14、旧镇镇东厝村西边三王公庙。庙下原有一村，名为庙仔下社，今庙与村均废，尚留遗址，附近狩猎者偶尔去拜祭。
  15、旧镇镇埔尾山边村三王公庙。庙在村外近山处，庙已废，尚遗地名“三王公”。
  16、旧镇镇甘林村三王公庙。庙在甘林村外路边。前几年，台胞回乡认亲，曾以此三王公庙作为家乡村社的标志。
  17、石榴镇梅林白石头村三王公庙，其庙为两进三开间，颇具规模。庙中祀三尊坐木轿软身、穿戴冠袍、手执剑的神象。村中多狩猎者，均崇拜三王公。
  18、石榴镇山边村村东路边三王公庙，已废，今仅存地名三王公。
  19、石榴镇长兴庵中三王公，与佛祖等神同祀。原有白脸、黑脸、红脸三尊骑虎神象，后被猎户请回家中奉祀，今仅存空殿。
  20、石榴镇胜利村宪台山三王公庙，在溪边，庙较大，为土木建筑。
  21、石榴镇东山大帽坑九曲溪三王公庙，庙已久废，今仅存地名三王公。
  22、官浔镇溪坂顶埔村（马口）三王公庙，在顶埔村内，隔公路即为三王公。有三尊神象，文官打扮，坐交椅，双脚各踩狮、虎，村民用以问药医病，至今香火不断。
  23、霞美镇山前村三山国王庙，庙为两进三开间，规制宏伟。庙中祀三尊坐木轿软身、穿戴冠袍、手执宝剑的神象。其后殿石柱对联为：乡勇振三山，当日神光显著；声灵垂百世，于今庙貌增新。明确标示这是三山国王庙，俗称三王公。
  24、石榴镇山城村青龙庵三王公，与定光佛合祀。
  25、石榴镇车本村水尾庵三王公庙，祀三王公。
  26、沙西镇蓬山村西山中有三王公庙，庙已废，仅存地名，今建三王茶场。
  27、绥南镇查岭村查厝社三王公庙，祀三尊神像，坐木轿，传善于打猎。
  上述这些仅是漳浦三王公庙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被遗漏。总之，三王公庙几乎作为社神来崇拜，民众在山间采伐竹木、采药、烧木炭等大都要祈求三王公保佑；靠近沿海一带尊三王公为山神，虽也祈求保佑村社平安，但主要为入山作业者所崇拜，尤其是进山狩猎者，每次狩猎必祭三王公，祈求把“大头的”（老虎）赶得远远的，并能获得更多的猎物。
  三、三王公信仰的衰落
  漳浦的三王公信仰不如潮州，至今已日渐衰落。
  潮州的三山神经韩愈写祭文拜祭后，其地位由山神转化为社神，其功能与土地公相同，每个村社都有祠庙，有的一村有好几座，如潮州斗门乡在1934年进行一次社会调查，乡里有神祠10座，其中有三山国王庙3座，土地公庙仅2座，三山神不但作为社神，百姓对其信仰超过任何神，所以三山神的信仰在潮州能长盛不衰。
  漳浦三王公信仰却日趋衰落，其主要原因有三点：
  1、三王公主要被作为山神来崇拜，其祠庙大部分在山脚下，拜祭的人越来越少，庙也渐趋荒废，至今，有的仅存村名或地名。个别村社如盘陀的梁山三村，中西林场的内过溪、外寮、湖西的坑仔尾，赤岭的后学，佛昙的石门，赤土的万安，石榴的长兴庵，车本水尾庵，梅北三王公庙，霞美的山前，绥安的查厝等，都把三王公作为社神来崇拜，因而，这些庙才得以长期保存下来。
  2、由于年代久远，神的来源失记，未明三王公为何神，文化层次较高的人不去盲从崇拜。信仰范围越来越小，社会影响也越淡薄，尤其是入山狩猎者越来越少，有的山间虽尚有三王公庙，但已无人问津。
  3、被其他神灵信仰所取代。自南宋以来，民间除了信仰佛教外，普遍崇拜广平尊王、广惠尊王、开漳圣王、天上圣母、关帝君等等。广平尊王是东汉广平侯吴汉，有的庙称为吴汉王；广惠尊王是东晋宰相谢安，有指挥淝水之战的功绩；开漳圣王是创建漳州并首任刺史的陈元光；天上圣母是妈祖林默；关帝君是三国蜀将关羽。这些神都是历史上功勋卓著或救民危难的人物被神化，在民间有较深的影响。神庙的规制较大，且都建在人烟密集之处，又都有专业庙祝管理，因而逐渐取代三王公的信仰。
  总之，漳浦县三王公信仰历史悠久，源于潮州，大部分被作为山神崇拜，个别村社当为社中崇拜，由于年代古老，民众不晓神之来源，后来逐渐被其他神灵所取代，而渐趋衰落。
  四、三王公与梁山明王
  在漳浦诸多“王公”信仰中，梁山明王与三王公有着密切的关系。梁山明王俗称梁山王，是梁山山神。如果说三王公是外来的山神，它对于全县每一座山都适宜崇祀，那么，梁山明王就是道地的漳浦的山神，它只适宜在梁山及其附近崇祀。梁山是漳浦的主山，崇祀梁山神也在情理之中。据《漳浦县志》庙宇篇记载：“梁山明王庙，在汤坑，宋帝昺（应是宋端宋帝是）时，文丞相（文天祥）过此，尝祷于庙，夜梦神授方略，是日军容大振。”足见梁山明王庙历史之悠久。
  据初步了解，漳浦县有6座较大的梁山明王庙，4座在盘陀镇，2座在霞尾镇，都是建在梁山脚下。
  1、盘陀镇官陂村雀仔埔社梁山明王庙。这就是《漳浦县志》所载的那座明王庙，是漳浦县最古老的梁山明王庙，祀梁山明王。庙旁形成一个村社，名为庙埔社。
  2、盘陀镇东林村王公庙，祀梁山尊王。
  3、盘陀镇龙福王公庙，祀梁山王。此庙规制较大，前后两进，与其他王公庙相同。
  4、盘陀镇盘陀内太公明王庙，祀梁山王，此庙随梁山口黄、中周、内曾移民迁到梁山下，其历史十分悠久。
  5、霞尾镇过田村梁山祖庙，祀梁山祖。
  6、霞尾镇巷内王公庙，祀梁山尊王。
  梁山明王与三王公虽同是山神，但有几点不同之处：（1）三王公是三尊骑虎神象，而梁山明王是一尊坐轿神象；（2）三王公是武将，而梁山明王是文臣；（3）三王公是单身汉，而梁山明王有夫人丁氏；（4）三王公庙小，多建在山间，而梁山明王庙较大，多建在村社间。
  虽然梁山明王与三王公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仍可看出两者之间的关系：（1）在盘陀村新建庙中有一副门联：“诰封太公明王，卓著传四海；威振邻臣辅翼，神光照三山。”据说这是原梁山庙中的对联，如果此说真实，那么对联中的“三山”就不单纯是与“四海”成对偶作用，而是直指潮州揭阳的三山。又对联中有“诰封”的字样，从未见漳浦梁山山神曾受某朝皇帝诰封的记载，这分明是借用曾受宋朝皇帝诰封的潮州三山神的故事；（2）漳浦县志》没有注明梁山明王是何神，也没有说明“明王”的含义，在“王”的前面冠以“明”字，应作如何解释？很令人费解。初步查考，“明王”应系“明贶”之误。潮州的三山神被诏封为三山国王，其庙敕赐匾额“明贶三山国王庙”，简称“明贶庙”。“贶”是生僻字，音不易读，字义也较难解，在移用到漳浦梁山的过程中，把“贶”讹音为“王”，明贶庙就成为明王庙，以至历代沿用；（3）梁山明王称“太公明王”，与台湾三王公庙称“古公三王”的提法相似。从上述可知，梁山明王是潮州三山神所衍生出来的山神，崇祀梁山明王应是在北宋以后，此时，漳浦崇祀三王公已有很长的历史，以至梁山三个村子两种神都建庙崇祀：三王公为社神；梁山明王配上“王妈”，成为与广惠尊王、开漳圣王等同类型的“王公”。
  总之，漳浦三王公信仰历史悠久，它与梁山明王都源于潮州三山神，同是作为山神来崇拜。只不过三王公是漳浦普遍的山神，而梁山明王仅是梁山山神。三王公信仰已被其他“王公”所取代，渐趋衰落，而梁山明王成为漳浦“王公”中的一员，梁山脚下的村社尚在崇祀。
  漳浦乌石天后宫沿革
  林祥瑞
  漳浦乌石天后宫在漳浦县旧镇镇浯江村紫薇山。天后宫后殿奠基于1992年5月，至1993年1月落成。1993年6月继建中殿，至1994年12月落成。天后宫坐东北向西南，背靠紫薇山，面对天马山，浯江从东边绕过，流入浮头湾，乌石景色尽收眼底，极得山水之灵秀。天后宫占地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规模宏敞，中殿飞檐流角，金碧交辉，气势雄伟壮丽。
  一、林士章迎回妈祖的传说
  乌石天后宫祀妈祖林默，漳浦林姓尊称妈祖为“姑婆祖”。乌石妈祖圣像据传为乌石探花林士章从莆田湄洲祖庙请回供奉的，原来建行宫在漳浦县城北门外官道旁。
  关于林士章迎回妈祖的传说有以下几种：
  （一）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林士章赴京参加会试，路过泉州洛阳桥，桥上遇一女子迎面而来，林士章左避右闪都被挡住去路，那位女子要林士章对对子，她出了上联：“鞋头绣菊，朝朝踏露蕊难开。”林士章一时对不出下联，那女子莞尔一笑，让开了路，顷刻不见踪影。林士章赴京会试后参加殿试，皇帝出一上联：“扇中画梅，日日摇风枝不动。”林士章灵机一动，顿时想起洛阳桥上那位女子的上联正好可做此对的下联，于是冲口念出：“鞋头绣菊，朝朝踏露蕊难开。”皇帝称赞说：“对得好，只是脂粉味浓些，卿真是探花才也！”林士章急忙跪下谢恩，因而高中探花。林士章归家省亲时，路过莆田湄州，瞻仰妈祖尊容，觉得绝似洛阳桥上的女子，顿时感悟，原来是妈祖点化他，于是就把湄洲妈祖请回家乡供奉。
  （二）林士章任京官后，给假归家省亲，特地到湄洲参拜妈祖。先时，林士章祖父林竦务农勤耕，广种荔枝，采果晒制成干，用船运载到浙江温州、宁波出售。有一次，海上遇大风浪，船将翻复，望见一女神相助，幸免于难，事后得知此女神即湄洲妈祖显灵，于是就嘱咐林士章要到湄洲参拜妈祖。林士章此次参拜，就请回妈祖圣像归家供奉，以慰祖灵。
  （三）林士章偕继配郑氏夫人自京城归家省亲，特地到湄洲参拜，请回妈祖供奉。郑夫人未嫁时，曾梦见一女神请她吃仙果，并令两侍女持夜明宝珠照路，说：“送夫人回府。”郑氏醒后，觉得身心清爽，神智倍增，依稀记得女神酷肖妈祖。后来，林士章原配柳氏逝世，娶郑氏为继室，诰封夫人。有一次，郑夫人进宫朝见太后，天色已晚，太后令两宫女持宫灯送归府。郑夫人深感妈祖的点化，就迎妈祖归家奉祀。到湄洲参拜时，预先刻一尊妈祖放在夫人轿中，进庙后采取掉包的方法，将庙中妈祖圣像换下来放在轿中，抬回家乡。至今，漳浦尚有“无锣无鼓，偷请妈祖”的民谚。
  （四）万历九年（1581年），林士章致仕归家时，特地到湄洲参拜妈祖，请回圣像供奉。
  二、探花林士章身世简介
  林士章（1524—1600），字德斐，号璧东，漳浦县七都乌石大厅北平村（今旧镇镇浯江村大厅边北平）人。乌石林氏始祖林安，生长于福州长乐后市村。南宋景定年间，徙居漳浦县东关外安仁乡浯江保西径坊，子林进，“定居海云山下，因三山（福州古称）之乌石名为乌石”。这是为纪念祖地福州乌石山，所以取“乌石”为徙居地的名称，漳浦从此就有了地名“乌石”，并一直沿用至今。
  自明洪武以来，乌石林氏逐渐发展兴盛，至嘉靖三十七年，科甲连登，人才辈出：族叔祖林纯一举人；族叔林功懋、林策、林一新俱进士，林一初、林一阳、林成纲俱举人；族兄林士宏、堂兄林楚俱举人。至此，乌石林氏已成为漳浦显赫的望族。林士章生长在这官宦家族的氛围中，深受其薰陶。
  林士章祖父林竦，字廷瞻，号忍庵；父亲林烽，字世明，号省庵，虽世代务农，但也知书习礼，课子读书。林士章兄弟七人，他排行第五，因而以《孝经》篇目“士章第五”取名为士章，望其能忠孝传家之义。林士章自幼聪颖过人，读书紫薇山中的紫薇洞，诗文有大雅之风，福建提学朱衡“以国士遇之”。
  嘉靖三十八年，林士章果然不负众望，一鸣惊人，联捷进士，殿试第一甲第三名，探花及第，名扬全国。初授翰林院编修，历官两京国子监祭酒，翰林院侍读学士，礼部左、右侍郎，经筵讲官，国史副总裁，南京礼部尚书，万历皇帝御赐“忠爱”匾额。万历九年，致仕归家，过了近20年的村居生活。
  三、迎回妈祖时间的推断
  民间传说虽是虚构成分居多，但还是要以某些事实为依据，并非全是凭空捏造。现据有关史书、家乘和林士章墓志铭等资料，结合上面的传说，探讨林士章迎回妈祖的时间。
  林士章自嘉靖三十八年探花及第后，长期在京城任职，其中，只有两次较短的时间在南京任国子监祭酒和礼部尚书。在任职期间，明确记载归家时间有4次：（一）嘉靖三十八年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照例给假回乡省亲，“竖旗拜祖”；（二）嘉靖四十一年，母丧，归家守制，至嘉靖四十五年，起复原官；（三）隆庆二年（1568年）十二月，父丧，再次归家守制，至隆庆六年，起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四）万历九年五月，致仕归家。上述4次归家，其中，两次遭丁忧，都不可能去莆田迎妈祖，况且林士章原配柳氏也在嘉靖四十一年去世，在处理双重丧事后，迟至4年后才起复翰林院编修。隆庆二年，林士章升国子监司业。隆庆六年，林士章以久次起家，任南京国子监祭酒。万历元年（1573年），转调北京国子监祭酒时，双亲已逝世，无用给假省亲，且从南京到北京并无路过家乡。所以，此次转调，林士章没有归家。
  嘉靖三十八年与万历九年两次归家与传说中迎回妈祖的时间相同。但嘉靖三十八年，林士章归家荣宗耀祖，正是显示自身价值的时刻，不会迎妈祖来冲淡的。况且，官方接送繁忙，无暇顾及迎奉妈祖之事；再者，如果于此时迎回妈祖，林士章尚未在县城建府第，应是把妈祖迎回乌石，这样，妈祖庙就该建在乌石，而不是建在漳浦县城。
  万历九年五月，林士章致仕回乡，这最有可能是迎回妈祖的时间。万历二年，林士章升任礼部右侍郎，万历五年，转礼部左侍郎。但就在此年，权相张居正父丧“夺情”，林士章会同礼部尚书马自强，右侍郎王锡爵上疏反对，因而得罪了张居正。万历八年，林士章任礼部侍郎已满6年，按例，京官任职6年即可考绩提升，然而，张居正暗中指使给事中、御史搜集材料，对林士章多次攻击、弹劾。万历八年十二月，林士章再次上疏引罪乞罢，皇帝不允许。万历九年正月，林士章与吏部尚书王国光、礼部尚书徐学谟，侍郎何雒等各以考察自陈。二月，林士章升南京礼部尚书。五月，“南京试御史徐金星论劾南礼部尚书林士章、太常卿张卤不堪祀典，乞赐罢斥。吏部复，士章原无显过，仍宜留用，卤屡经论列，似难展布。上令士章照旧供职，张卤回籍听用。已而，士章引疾乞致仕，许之。”（据《明神宗实录》）林士章致仕时，年仅58岁，他正欲实现其忠君爱国的怀抱，然而，张居正专横跋扈到极点，言官的弹劾，使林士章不愿再旅险仕途，因此，“当飨用之方殷，遍乞身而勇退。”（据《林士章谕祭文》）当时，林士章的心情是抑郁而沉重，但也感到无官一身轻，因而，他在回乡时到湄洲参拜妈祖，并请回奉祀，这完全符合他当时的心态。传说中的（二）、（三）没有说明具体时间，其为实现祖父迎妈祖的宿愿和按郑夫人的心愿请回妈祖奉祀，都可以做为致仕时请回妈祖的动机。
  林士章迎回妈祖时，他的府第已建在县城多年，所以，就在县城建庙奉祀。
  四、史书关于县城妈祖庙的记载
  据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修纂的《漳浦县志》载：“天后庙二，一在北门外，一在南门外。后本兴化人，明封天妃，国朝晋封天后，祠庙沿海皆有之。“由此可知，康熙三十八年以前，漳浦县城北门外就有妈祖庙，但没有说明修建的时间。《漳浦县志》首修于明嘉靖九年（1530年），继修于万历七年（1579年）和三十三年（1605年），但这些志书现已无法看到。现存万历元年癸酉编纂《漳州府志》按各县进行编写，留下宝贵的资料。其中，有关漳浦县“宫庙”记载：“漳浦县庙二所：灵慈庙，在县西北隅，即天妃庙；?湖庙，在西门外。上二庙今废。”万历癸酉《漳州府志》是根据嘉靖九年修的《漳浦县志》增修至隆庆六年。据此记载，漳浦县城只在西北隅有过一座名叫灵慈庙的妈祖庙（?湖庙所祀何神，这里不予探讨），但在嘉靖九年以前就倾圯荒废，至隆庆六年，尚未建新的妈祖庙，重建妈祖庙是万历元年以后的事。这样，林士章于万历九年迎回妈祖并在北门外原灵慈宫附近建庙奉祀，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五、妈祖庙为什么要建在北门外
  林士章的府第称尚书府，建在县城南街城隍庙旁，迎回妈祖时为什么妈祖庙不建在附近的南门，却建在不近水滨的北门外？据传是迎回妈祖时，圣轿抬至北门外稍为休息，要进城时，圣轿竟抬不动，于是就在停轿处建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妈祖庙建在北门外的原因有三点：
  （一）已废灵慈庙在县城西北隅，在其旧址或附近建庙是符合其历史沿革，庙名仍沿古称为“灵慈庙”。
  （二）北门外地势高坦，虽不在水滨，但背遥倚罗山，面对梁山诸峰，且地处南北交通之官道，人烟密集，人杰地灵，适宜建庙。
  （三）万历间，城北是林姓聚居地，其中有三个官宦家族：（1）浦北林氏林埙家族。林埙，成化十二年岁贡，官至宁府长史，其家族衍居北门内外一带及东罗等地；（2）港头林氏林表家族。林表，成化五年进士，官至镇远知府，其孙林敬、玄孙林绍分别官至长沙知府和东山副使，在北街顶建“世大夫第”，其家族衍居北街顶一带；（3）新路林氏林梓家族。林梓，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官至通政使，位列九卿，其子林采、林宰分别官至广西副使和兵部侍郎，其家族称“十八顶纱帽”，是新兴的豪门巨族，衍居县城西北隅新路一带。这些林姓家族都奉祀妈祖，所以，林士章迎回妈祖时，建庙在北门外也就顺理成章。
  北门外妈祖庙建在官道西侧，坐北向南，庙为三开间两进的土木结构，庙前有庭院，庭院东边建一座大门，正对官道，过往客商也都进庙参拜，香火旺盛。
  在北门外建庙后，城南才从北门灵慈庙挂香、雕像，在南门外溪边兴建妈祖庙，坐南向北，面对南门外五凤桥。庙宇规制与灵慈庙相同，庙名为“金南水镇”。其建庙年代约于万历中期，现存原庙中石柱镌刻：“西湖蔡宗俊舍柱两条，祈求子孙荣盛者”、“西湖蔡宗传喜舍石柱一条，祈求子孙昌盛者。”由西湖蔡氏辈序：“大宗一而祚衍长”可知，舍石柱者与万历二十九年进士蔡宗禹同属“宗”字辈，为西湖蔡氏始祖直翁以下第五世。其时，传衍未繁，堂兄弟年龄相差无几，且舍石柱之事应在成家立业之后，所以，其舍石柱建庙年代约为万历中期，比北门外建庙稍迟些。南门外妈祖庙建在南门溪边，常遭大水淹没，鉴于此情况，建庙时设计，在庙的后墙妈祖殿两旁，自庙内地面用石条竖两个1.5米高的大石窗，当洪水泛滥时便于排涝，这成为“金南水镇”建筑的独特之处。
  六、北门外妈祖庙残存干支纪年的考证
  北门外妈祖庙历来有过多次重修，近年修整时，在壁画和画栋之间发现有戊子、已丑两个干支纪年，字迹依稀可辨。戊子和已丑是两个紧接的年份，每六十年重复出现，实际作画时间不一定前后两年相连，可能相隔六十年或更长的时间。自明万历九年至清光绪间，属戊子、已丑的年份有：（一）明万历十六、十七年（1588—1589）；（二）清顺治五、六年（1648—1649）；（三）康熙四十七、四十八年（1708—1709）；（四）乾隆三十三、三十四年（1768—1769）；（五）道光八、九年（1828—1829）；（六）光绪十四、十五年（1888—1889）。在这些年份中，万历十六、十七年距林士章迎回妈祖时间已七、八年，林士章归家不久，为避县城喧嚣，在漳州城东北十里的流冈附近建长桥土城隐居，建妈祖庙应在未迁漳州时，不会迟至七、八年后才建庙；顺治五、六年，正值战乱时期，人心惶惶，民不聊生，无人顾及修庙之事；康熙四十七、四十八年，距万历九年已120多年，且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这时，妈祖庙应有一次大修。假若康熙间的修建只是上述纪年干支中的一个，那么，另一个纪年的修建应是上述乾隆、道光、光绪间的一个年份。当然，自乾隆以来，也会有不属戊子、已丑年进行修建的，如民国21年（1932年）曾有一次翻修，其岁次为壬申。
  七、“有行宫没有圣像”与“有圣像没有行宫”的历史事实
  北门外灵慈庙约于清代中后期改名慈后宫。原庙中有一对联：
  灵在天上，世界达得大德；
  慈为圣母，裔孙共感神恩。
  对联首字嵌入“灵慈”两字，足见此联专为灵慈庙而作。对联中第三、四字，上下联分别嵌入“天上”、“圣母”字样，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封妈祖为“天上圣母”，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继封为“天后”。由此可知，此对联作于康熙十九年以后，庙名尚称为灵慈庙。至于改名为慈后宫是在妈祖封天后之后，取灵慈的“慈”，天后的“后”，名为慈后宫。
  对联下联有“裔孙”两字。从广义来说，妈祖是宋代人，后人既尊为“妈祖”，也就都可称为她的裔孙；从狭义来说，应是指林姓子孙。北门一带虽为林姓聚居，但也有程、陈、刘等姓混居，因而，“裔孙”的含义应是广义与狭义并存。
  上述对联在1984年重修后尚保留。南门妈祖庙移用此对联，把上联首字“灵”改为“后”，以表示区别。
  世事沧桑，自明至清，漳浦县城城南、城北居民姓氏起了很大的变化。原有“南叶北林”之称，即城南叶厝巷同知叶穆、叶谐的家族和城北林埙、林表、林梓的家族。后来又有“东胡西蔡，南詹北程”之称，即城南叶姓至正德间，被御史詹惠家族所替代；城北的程姓至万历、天启间，出了大理寺丞程绍南、解元程祥会，其家族也由弱而强。最后，至清代末年，各巨族都衰落，城南、城北已为各姓混居。
  北门林姓最先式微的是林埙家族，自嘉靖十三年（1534年）林埙去世后，家道逐渐中落，至明末清初，浦北林氏大部分迁到东罗、上洞等地居住，至今，北门已没有浦北林氏；号称“十八顶纱帽”的新路林氏，至清初尚是一个大家族，然而，在康熙三十五至四十七年间，陈汝咸任漳浦知县，整顿赋役，澄清吏治，打击地方豪强，新路林氏首当其冲，曾有林家婢女讥笑陈汝咸“见狗也唱喏”的传说，从此一蹶不振，后来又遭兵乱、瘟疫等等灾难，至今，县城已无其后裔；港头林氏在北街顶建“世大夫第”，至清朝虽尚保持大家族，但气派已不如从前。
  与之相比，漳浦东关外林姓大为崛起，至清朝中期，林士章的祖籍乌石林氏已繁衍顶、下乌石五、六十个村子；路下林氏也繁衍几十个村子，这两个林姓大家族都崇奉北门外行宫的妈祖。除农历每年三月二十三日妈祖生日同时拜祭外，自二月至十一月，各地按自然村或地区轮流迎奉，称为“迎姑婆祖”或“迎妈祖”。这样，北门外行宫的妈祖就长期在乌石（浯江）、旧镇、赤土、深土、六鳌、霞美等地“行香”，至十二月才送回北门外行宫过年。约于清末民初，乌石林氏出于对妈祖的崇敬，有一年，把妈祖留在乌石大宗祠海云家庙（俗称“乌石大厅”）中过年。从此妈祖就不再回北门外行宫，行宫中只刻块妈祖圣牌奉祀。按“一神一庙”的惯例，北门外妈祖庙不可另雕圣像，而乌石也不可另建妈祖庙。因此，长期形成“北门有庙（行宫）无翁（圣像），乌石有翁（圣像）无庙（行宫）”的历史事实。
  八、漳浦乌石天后宫创建及其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观念也随之改变。1984年，县城北门外妈祖庙重新修建时，就到乌石妈祖圣炉挂香回庙，另雕妈祖圣像供奉；1989年，衍居台湾的乌石宗亲林瑶棋、林瑞国等相继回家乡拜祖，得知乌石妈祖是四百多年前由探花林士章从湄洲迎回供奉的，至今，在乌石尚未建行宫，于是，与乌石乡亲商议建天后宫之事。
  1992年，由林瑶棋、林瑞国等台胞捐献巨款，乌石宗亲及远近信士随之响应，各尽其力，并得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5月24日，举行行宫后殿奠基仪式，至1994年12月8日，中殿落成，行宫命名为“乌石天后宫”。自林士章于万历九年迎回妈祖建庙，庙的名称由灵慈庙而慈后宫而乌石天后宫，至此已历时414年。从此，妈祖在乌石有了行宫。
  乌石天后宫建成有其深远的意义：
  （一）结束了“北门有行宫没有圣像，乌石有圣像没有行宫”的历史；
  （二）加强海峡两岸的团结和文化交流，促使祖国早日实现统一；
  （三）扩大妈祖信仰的国际传播，促进世界妈祖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乌石天后宫规模宏伟壮观，居闽南妈祖庙之冠，可与闽中湄洲祖庙相媲美，远近香客络绎不绝，海外信士纷纷前来朝圣，乌石紫薇山成为朝圣与旅游的胜地。
  史海淘廉
  高聿占
  漳浦历史上有不少科举出身的仕子，被朝廷派往各地当官，史志记载他们大多数能廉洁自律，政绩斐然，深受当地黎民爱戴。科举时代的官员并非完全清廉，史志隐恶扬善，用意在于鼓励人民向好的方向学习。这些先贤的高尚品德还是有现实教育意义的。兹摘抄部分以飨读者。
  宋
  林彦质，字彬叔。“历官州县皆有廉名”。“秩满乞归，卧游自适，幅巾野服，消涤世虑。捐金募植松于道，行者德之。”
  高登，字彦先，号东溪。“任广西富川主簿兼贺州学事。秩满士民乞留。不获。相率馈钱五十万，不告姓名，白守曰：教授贫无以养，愿太守劝之受。登辞不可，请置书藏于学。”
  明
  俞文，字懋学。“督漕徐、淮间，诸漕帅用故事敛金百镒以馈。文却之。”“老疾乞归，过常郡，缙绅遮留，吏民攀送填咽，且醵为道里费。文觅小舟，夜亡去。”“家居四壁，敝衣蔬食，怡然自乐。”
  杨武，字德毅。“屡聘为河南，山东，广东主考。”“道有私谒者，谕之。杨曰：以荐贤而以为私也，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其人负惭退。”
  陈镡，字曰宣。授太原通判。“情慎自持”，“与士卒同甘苦，以廉能闻。民立石颂焉。”
  叶穆，字式文。授汾州知州。“有犯死罪者，馈金五百求贷。叱之。”“致仕，家居茹蔬衣敝。”
  吴超，字华越。授工部主事，监杭州税关。“关故利薮，超矢志奉公，羡余悉归公帑，不以自私。”改授徐州三年，“尤以清勤著誉”。迁广西参议，“益励晚节”。“致仕家居，淡泊自守，乡人重之”。
  徐弼，字良佐，“擢廉州府同知，性劲直不能诡随，以冰蘖自持。卒之日，发其箧得《德政录》若干卷而已。”
  林文焕，“授户部主事，督税临清钞关，清操自励，升员外郎，家不增一瓦一椽。时入郡邑，徒步而已。”
  林功懋，字以谦。任东莞知县时，“尝权税番舶，外番贿赂毫无所受。时，指挥王宠偕行，见功懋感叹曰：独文臣不爱钱乎！亦峻却之。”子林士弘，字仁甫，“奉使楚蜀之藩，馈遗一无所受。”
  林一阳，字复夫。“迁唐府审理，去，民思之，立石纪政。归家谈道自乐”。平时自律“惟敬可以胜怠，惟勤可以补拙，惟俭可以养廉。”
  王应显，字惟谟。“知秀水县，县治后圃多桃，盐之以佐饭。”“升户部主事，榷九江税，廉洁奉公。”“升浙江布政使，洁己奉公如为令时。”
  林楚，字德春，号春斋。任雷州通判，“雷有珠池，在雷四载，不取一珠。”从侄林汝诏，字君纶。“授永州推官，以平恕清慎名”。
  林缵振，字公悦。任工部主事。“岁终，库椽进羡金数百，日：公合得之。缵振叱椽出。”
  蔡时鼎，字台辅。授桐乡、元城二知县。“时鼎一以勤、慎、谦、约劝学为质。”“差视淮盐，疏列惠商裕课十事，次第举行。差向有例金，却不受，积之以为浚河之费。”
  林茂桂，字德芬。“授深州知州，一意为民。归家后，其家居文酒相命，四壁萧然。人谓廉吏”。
  蔡杲，字宏中。“授太仓知州，清白严介。先后官京邸五六载，栖止道院僧寮，一榻萧然。卒之日，贫无以殓。”
  黄季成，任东阳县令，“邑素健讼，听断毕即遣去，不入锾金。擢工部主事，分管铸造局，局故繁琐，颇涉利窦。季成一以澹泊处之，禁绝常例。”
  清
  林绍祖，字衣德。任长沙醴陵县令。“何氏兄弟互控，请托千金，却不受，以至情感悟之。”“醴河多滩，有孙商者，舟次溺水死，亲检遗货计八千余金，驰其家人领取。用人参数觔为谢，却不受。”
  谢天禄，字百和。“漳富商大贾，慕其行谊，不惜挥金延请为师，意所不屑，去之若浼。宗人以事羁于官，官知天禄清贫，欲为之德，微示其意。宗人以千金丐一言。岸然不屑也。”
  蓝应元，字资仲。官礼部侍郎。“服官三十余年，囊空如洗。”
  这些先贤的高尚品德是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
  南宋末代小皇帝的传说与史实
  李林昌
  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二月，宋朝末代小皇帝赵昺在广东崖山败亡，民间将风物附会于宋帝昺的传说，自福建至广东被人们认为他南逃的路上不下二十多处，单漳浦、龙海一带就有：
  一、嵩屿。传说，宋少帝从福州南下的船队因为泉州守将蒲寿庚降元，匆促离开泉州港，到鹭岛对岸时曾停留。那天是少帝诞辰，大臣们拥少帝上岸，人人朝拜，同声呼“嵩”，恭祝万岁，因而那地方叫嵩屿。
  二、宋少帝的船队曾在南太武山下停留。有“太武香薷”的传说，说少帝中暑，服香薷而愈。
  三、马口，地处南溪中游南岸，小船可上达山区，下通海口，陆路是闽粤交通要冲，形势险要。传说，宋少帝曾暂驻跸，开科取士，尚未揭榜而元兵追来，大臣们拥少帝继续南逃，投考的士子们拦住御辇，要求放榜，少帝传旨尽赐进士，用树枝将榜文划在溪边沙滩上。因此，漳浦读书人无论有无功名，在葬礼的“铭旌”和墓碑及家中所祀灵牌上，都可援此例标上“例赐进士”衔头。妇女则一律标“例赠孺人”衔头，据传，宋少帝流亡到漳浦时，他的母亲杨太后独居无聊，要找当地妇女闲谈，大臣说“太后不可接见没有封爵的妇女”，太后便传下懿旨：“此地妇女尽赐孺人。”后代援例，因此处处已嫁妇女之墓的石碑上皆标有“例赠孺人”四字，其家中神牌上亦然。
  四、梁山封螺。传说，宋帝昺曾避难梁山，肚子饿了便在山洞捕螺充饥。吃螺要先敲掉螺尾，然后用口吮吸，螺肉便落入口中。宋帝昺吃了螺肉，将螺壳放回涧中，赐它再活。再活的螺没有尾巴，因为是皇帝敕封过的，所以叫封螺（其实这是品种的特征，别处如龙海市颜厝镇的白云岩，芗城区的天宝山等地也有这种螺）。
  五、盘陀岭顶路边有一口山泉，涓涓细流而大旱不竭。过路人在“盘陀岭上几盘陀”之后大都口干舌焦，用此泉止渴，更感甘冽异常，沁人心肺。传说宋帝昺当年流亡经过这里，用它止渴，喝后加以敕封，所以叫“帝昺泉”。
  六、玉带泉。传说，宋帝昺御舟经过古雷海域，所带淡水已完，看看就要断炊，杨太后取少帝玉带投海中，祝祷道：“天未亡宋，愿海涌出甘泉。”果然在那玉带箍着的圈内，一股淡泉冲咸而出，叫做“玉带泉”，又叫“肚箍水”，从此腾涌不息。
  这些故事说来娓娓动听，但与史实多有不合。按《宋史》，元军于德祐元年（1275年）攻陷临安府（杭州），俘年仅四岁（全皇后所生）的皇帝赵显移往上都（今蒙古多伦的石别苏木）。翌年（1276年），大臣们拥立杨淑妃所生的赵是（8岁）称帝于福州，尊杨淑妃为太后，改元景炎。俞修容所生的赵昺（6岁）封卫王。景炎三年（1278年）五月，赵昰病逝于广东吴川之南的海岛碉州，元帅张世杰、丞相陆秀夫拥立赵昺为帝，改元祥兴。祥兴二年（1279年）二月，败亡于新会县南的崖山。据此，在福建境内流亡的宋少帝是赵是而非赵昺。这一支宋朝残馀力量还有庞大的船队和数万大军，航海南下广东，在沿海的嵩屿、南太武山下、古雷头等处可能停靠，而不会在梁山打游击。诸如“梁山封螺”，盘陀岭“帝昺井”等传说无非附会。说皇帝泡饮过的茶叶遗弃在古雷山长出茶树，说皇帝的玉带抛在海上能涌出淡水，如果宋朝末代皇帝有如此神力，何至于亡国？
  宋帝昺在马口建行宫开科取士之说有很多人相信，因为那里确有一座小石城，城门左边有一个传说为“皇帝殿”的天然大石，一面刻卷书状浮雕，卷书上有“仙鹤瑞芝”四字，一面刻很多字，年久风化，模糊难辨，传说石下是宋帝昺藏宝处，若能读完那些刻字，石门自开，可进内取宝。
  民间传说总是不断添枝加叶，不断升级的。宋少帝在马口的传说先是“揭榜沙溪”，与南太武山下“驻跸处”同时流传。明末清初丹山名士张士楷有诗分别吟咏这两处传说（载康愚《漳浦县志》卷十八《艺文》）。
  太武山
  景炎遗迹杳闽关，驻跸犹传太武山。御气海天馀白日，翠华烟雨没乌峦。
  野花曾入慈元恨，国事深悲德祐间。不是潇湘还苦竹，春风愁杀鹧鸪斑。
  马口溪
  （相传宋室南奔，策士于此，时野草齐花，溪山改色）
  宋士临危贪释褐，公车射策满平沙。阁将丞相千行泪，开遍春风百草花。
  野殿宵衣能立国，宫袍昼锦已无家。空谈久被书生误，谁执干戈卫翠华？
  明末清初传说的还只是马口溪“开科取士”故事，那时马口城未建。据康熙《漳浦县志》卷十五《建置志》记载：“马口城，在二十八都邑北尽境，康熙二年总兵王进攻建议，督院（福建总督）李率泰建，刻记石上，俯溪桥。原有千总驻于此。”康熙二年（1663年）正是清朝厉行“迁界”以拒郑成功之子郑经的时候（郑成功已病逝于台湾），马口地处水陆交通枢纽，建此城驻千总以资调度。在清朝统一台湾后，此城失去军事作用，变成一座空城，南来北往的人穿城而过，对此城为什么建在荒野有神秘之感，由于早有“马口溪开科取士”的传说，马口城便被附会为宋帝昺的行宫。
  被传说为“皇帝殿”的马口大石与被传说为“行宫”的马口城已陆续被毁，现在无从考据其实物了。好在前人已有考据，留下资料，供后人参考。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福州协和大学福建文化研究会出版的《福建文化》第三卷第二十期是翁国梁写的《漳州史迹》专辑，其中写到宋帝昺在马口的传说：“帝昺当时虽被元军节节追赶，但跟他走的皇族、官僚、兵士、平民不下数十万人，到了马口桥地方，想暂时居住，就起了一座皇宫，同小城一样，纵横数百步，东北靠山，南北开了二个宫门，南门石额刻寅禧二字，北门石额刻怀远二字。……宫殿今虽倒塌，但宫门及石额尚存，行旅往来，皆穿宫门而过。在宫门左边，有巨石作三角形，一面刻”仙鹤瑞芝“及卷书之状，一面刻字很多，但多残缺，乡人传说，刻鹤芝者乃石门，内为宋帝昺藏宝之所，若能将石上之字读完，则石门自开，可以入内取宝。最近有人就石摩挲，约略认得数十字，就旧本《福建通志》校对，乃知石上所刻为宋黄惠三十三桥记，因为自龙溪至漳浦大路有桥三十三座也。事在帝昺之前，乡人藏宝之说虽属附会，然亦可见普通之心理。（李林昌注：《黄惠三十三桥记》应为《黄櫄三十五桥记》，记载南宋庆元四年（1198年）太府寺丞知漳州傅伯成领导建设自漳州南谯门至漳浦三十五座石桥的功绩，比宋帝早80年。该碑记自已写明刻在甘棠路边天然大石上。甘棠是马口原地名，宋代设甘棠驿）。翁国梁虽然因为没有考据马口城的建城时间为康熙二年而误信马口城为宋帝昺行宫，但给后人留下实见资料，证实所谓皇帝殿的文字石刻实际就是南宋庆元四年黄櫄所作《三十五桥记》。）
  “越王古迹”的传说与史实
  李林昌
  一、蒲葵关是否发生过汉朝与东越的战争？
  见于史志记载，今有具体地点可觅的漳浦最古古迹是盘陀岭上的蒲葵关。康熙《漳浦县志》卷十九《古迹》载为“汉南越故关”引据南宋淳祐《漳州志》记其地点“在驿西南一舍”，“驿”指设在漳浦县治所在地的仙云驿，“一舍”为30里，《康熙志》说“关当作邑之南今盘陀岭是也”。《读史方舆纪要》按《淳祐志》之说认为是“汉初南越所置关也。”《舆地纪胜》说为“东南二越界”。
  “东越”应作“闽越”较为准确，“东越”只是“闽越”的东北部分，这在下面就会说到。闽越与南越同是汉的诸侯国之一。盘陀岭是怎样成为闽越与南越的分界线的？
  闽越的地域即古“七闽”地，包括今福建全省及浙江南部、西部和广东东部、北部若干地方，原有闽族七个部落，自公元前644年周武王姬发出兵打败商朝的无道暴君纣王，建立周朝，七闽归服于周朝。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67年），七闽属越国势力范围，越国为周朝十二个主要诸侯国之一。周朝的统驭力量逐渐削弱，大诸侯国兼并小诸侯国，自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代。曾被吴国打败的越国后来打败吴国，称霸南方。越王勾践传到第六代孙无疆，被楚国征服。越人从浙江向闽地转移，逐渐与闽族人融合成闽越族。秦始皇统一全国，废封建，置郡县，实行中央集权制。在闽地成立闽中郡。但秦始皇没有派官派兵到闽地，只是废去勾践后代邹无诸的闽越王称号，降为闽中郡长，实际仍由邹无诸统治闽地。后来邹无诸出兵参加推翻秦朝的战争，在楚、汉战争中站在汉的一边。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封无诸为闽越王。后划出闽越国南部，现今闽粤交界毗连处一带，分封无诸另一后代邹织为南海王。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再划出闽越国北部，现浙闽交界毗连处一带，分封无诸又一后代驺摇为东海王。
  南越的地域包括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一带。秦始皇派兵带同大量中原人民进入，建立南海（今广东）、桂林（今广西）、象（今越南北部）三郡。河北真定人赵佗带去的中原人最多，军事力量雄厚，由龙川县令升任南海郡尉，于秦末兼并了南海、桂林、象三郡，拥兵自立。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封赵佗为南越王。
  南海王最先反汉，被汉武帝迁往上淦（今江西靖江县），其在闽粤交界毗连处的封地就被南越和闽越所瓜分，其分界线就在盘陀岭，当时岭上有很多蒲葵树，叫做蒲葵岗，关隘称蒲葵关。
  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王驺逞用武力迫使东海王迁民于江淮间，占领了浙南浙西一带地方，又出兵攻南越，招致汉武帝出兵讨伐，邹逞之弟馀善杀驺逞，投降汉朝。汉武帝改封没有参加叛乱的无诸另一后代驺丑为闽越繇王。馀善不服，自立为王，汉武帝才从闽越划出一部分地方另封馀善为东越王。
  南越方面，赵佗后裔世袭为王，其孙赵胡为第二任，曾孙婴齐为第三任。婴齐未接王位时曾到汉朝都城当人质，娶邯郸女蓼氏为妻，接王位后，蓼氏成为王后，子赵兴接王位，尊蓼氏为太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南越丞相吕嘉（南越人）杀蓼氏及赵兴，立建德为王，出兵拒汉。翌年，汉武帝派兵讨伐，馀善上书自效，愿出兵八千助汉征伐南越，但他兵到揭阳（潮州）便以兵船受海风波所阻为理由，不再前进，暗中与南越勾结。
  传说，汉军攻破番禺城以后，引兵回击东越，破蒲葵关而入。此说与史实不合，据《汉书》，汉楼船将军杨仆平定南越后，请命趁胜讨伐馀善，汉武帝只命他驻兵豫章（江西），防备馀善，而馀善素性先发制人，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出兵攻占武林、白沙、梅岭。汉武帝这才命令杨仆反攻，并令驻在会稽的横海将军韩说从海路攻入东越。馀善退守险要，后来被建成侯和闽越繇王居股合力击杀。
  馀善与汉楼船将军争战的梅岭、武林、白沙在豫章（豫章，汉朝郡名，郡治在今南昌，辖境相当于今江西省，广义的豫章指江西，狭义的豫章指南昌）。唐朝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司马贞为《史记》作《索隐》，在《东越王列传》里注道：“豫章（南昌）三十里有梅岭，在洪崖山足，当古驿道。”“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阳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日白沙坑，东南八十里有武阳亭，亭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今当闽越京道。”可见元封元年所进行的是一场作为战略要地的豫章郡治（今南昌）的争夺战。馀善既是从闽越分出一部分地方封为东越王，其封地当在闽越东部，即闽东、闽北、浙南、浙西一带，闽南、闽西则仍是闽越繇王封地。馀善兵到揭阳（潮州）走的是海路，否则，“海风波所阻”便不可作为不能继续向番禺（广州）前进的理由。他退兵也必循原来航路回去，所以一去一返都没有经过蒲葵关。他出兵攻豫章，必从闽北出去，汉兵反攻，陆路也必入闽北，海路入闽东。馀善的都城在仙霞岭泉山，在闽北有六座拒汉城堡，即邵武阪城，建阳大潭城，浦城县的浦城和汉阳城、临江城，武夷山市的古粤城，经考古学家证实为汉军与馀善战争之城。“汉兵破蒲葵关而入”之说不确。
  二、“越王城”与“赵佗故垒”
  南太武山（从前属漳浦县二十三都，今属龙海市港尾镇）曾有一处古城遗址，南宋淳祐《漳州志》记载当时传说为“越王建德抗击秦兵”的城堡，这牛头不对马嘴。因为建德是末代南越王，生活于汉武帝时代而不在秦。要说真有抗击秦兵的越王城，应是“越佗故垒”。赵佗生活于秦汉之际，是第一代南越王，传到建德已是第五代，时间相距近百年。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南越丞相（南越人）吕嘉杀蓼3氏及赵兴，立建德为王，出兵拒汉。五年，汉武帝派兵征讨，六年，讨平。即是说，建德抗拒的是汉兵，不是秦兵。南太武山之城，地点也与南越对不上号。南宋漳州史学家蔡如松对当时所流传的地方史之谬误提出“十辨”，其中指出“建德在南越，其城守在番禺（广州）而不在闽。”但明、清地方志编修者宁信建德在南太武山建城拒汉是实，诡辩道：“南越为汉兵所破，建德逃入海上飘摇入闽，理固有之，不必疑也。”然而对照正史，对这种说法还是不能无疑，据《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前汉书》卷九五《南粤传》有同样记载）：元鼎六年冬，汉伏波将军路博德于犁旦（黎明）攻破番禺城时，“吕嘉、建德已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问所得降者贵人，以知吕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原南越）校尉司马苏弘得建德，封为海常侯；越郎（原南越郎官）孙都稽得嘉，封临蔡侯。”福建南太武山在广州之东而不在西，吕嘉与建德既是“以船西去”，便不是“飘摇入闽”来到南太武山。何况，伏波将军路博德既是从降臣口中得知吕嘉、建德的逃亡地点，即派兵追捕，又是由南越旧臣俘获吕嘉、建德来献，因功得封侯之位，便不可能再有建德逃到南太武山建城拒汉之事。
  “赵佗故垒”在漳州最早的地方志宋祥符四年所纂《漳州图经》里有记载。可惜《图经》已失传，只遗留《序》一篇，是宋代著名藏书家吴与所写，对古迹略有记述，其中说到“赵佗故垒，越王古城，营头之雉堞休然，岭下之遗基可识。”但只凭这寥寥几字，不知“赵佗故垒”与“越王古城”是同一城堡还是一垒一城。按“岭下之遗基可识”句，可知城在岭下而不在山上，那便不是南太武山的所谓越王城。或可理解为山上有垒，山下有城。南越在广东，赵佗怎么将城堡建到现在属于福建的漳州地区来。我认为可从《漳州图经·序》开头的话来找根据。《序》开头说“按本州在禹贡为杨州之南境，周为七闽之地，秦、汉为东、南二粤之地（“粤”通“越”），汉武平粤，为东会稽冶县并南海揭阳之地，晋、宋以来为晋安、义安二郡之地。”在秦以前，今漳州地区一部分（北部）属闽越，一部分（南郡）属南越。秦朝划分闽越为闽中郡，南越分设南海、桂林、象三郡。闽越与南越地域广阔，而朝廷鞭长莫及，地方势力互相兼并。赵佗初任龙川县令，建县城名曰佗城。龙川是秦代南海郡最接近今漳州地区的县份，辖地包括汉代的揭阳县（今潮州），当时县界现在不清楚，但可从漳州“秦汉为东南二粤地”这话推知，今漳州南境必属龙川县。赵佗以善扩展辖地著称，而闽越“为秦始皇所不取”（只给闽越领袖驺无诸一个“闽中郡长”虚衔，没有派兵派官来），赵佗的势力可能发展到今漳州地区许多地方。后来他任南海郡尉，并且兼并了南海、桂林、象三郡，引兵自立，引起秦始皇出兵讨伐，他在今漳州地区建城堡抗拒秦兵，这种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漳州图经·序》没有说明“赵佗故垒、越王古城”遗址具体地点，现在还是不能肯定“赵佗故垒”便是南太武山“越王城”。
  三、揭开“越王潭”的神秘面纱
  梁山下绥安溪有一口深潭，在天气变化时能发出声响，人们以它为将要下雨的徵候，传说那便是“越王潭”。旧《漳浦县志》引据刘宋沈怀远所著《南越志》：“绥安县北有连山（梁山），昔越王建德伐木为船，其大千石，以童男女三千人举之，既而人船俱坠于潭……”。沈怀远并作《次绥安》诗，中有“馀善既辞师，建德乃伐木，番禺竟灰烬，冶南亦论覆”之句，指汉武帝讨平东越王馀善和南越王建德的史事。但所说建德在番禺城破之时逃到梁山下伐木造船之事，与“建德在南太武山建城拒汉”之说一样，与正史“建德以船西去”的记载不符。何况随建德逃亡者只数百人，便不可能有三千童男女共举大船。此说“建德与童男女三千人与船同沉潭底”不同于正史所载“建德被其旧部下俘获献给汉军”。沈怀远生活在刘宋时代，距离汉武帝平东、南二越时已五百多年，他是根据传说记述，应以汉朝太史令司马迁所作《史记》为可信。旧县志又说越王潭上“时闻拊船有唱唤督进之声，往往有青牛驰而与船俱见，盖神灵之事也。”那无非是将风吹水动之声附会于越王建德和三千童男女的神灵活现；所谓“青牛”，始自唐李郢的诗句“越王潭上见青牛”，那时可能常有野牛在那里出现。
  按历史情况，今漳州地区不可能为末代南越王建德逃亡之地，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在此间建堡拒秦则属可能，但不知具体地点。按地理形势，梁山距广东较近，盘陀岭为闽越交通要冲，形势险要，较有可能是赵佗建堡之地，不过这只是推测，并无史书记载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