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两次兴建祖妈林水库记略
  陈章兴
  漳浦县杜浔、沙西两镇，由于地处前海滩、后崎山，河流短促，雨量分布不均，是全县闻名的重旱区。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为消除这个地区的旱灾、发展粮食生产，于1956年冬动工兴建祖妈林小（一）型水库，受到当时技术条件限制，工程规模小，蓄水量少，未能满足灌区大面积受旱农田的需水要求；1971年冬，又在原小（一）型水库下游，重建祖妈林中型水库，从而基本上解决了灌区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水，改变了这两个镇“十年九旱”的旧面貌。
  杜浔一带旱情
  据调查：解放前，1946年仅发生75天干旱，杜浔和接壤的沙西一带，赤地千里。杜镇城外村，当时水稻受旱面积0.11万亩，绝收面积占93％，全村415户，卖儿女36户、卖房屋87户、卖田地67户（面积114亩）和外逃15户（当乞丐12人），还饿死7人。解放后，这一带多次发生旱灾，1956年6月16日至9月18日干旱95天，促使兴建祖妈林小（一）型水库。但1962年10月15日至1963年5月31日，又发生历史上罕见229天大旱，杜浔镇范阳村只插水稻田500亩。随后，连续发生1964年春旱、1965年秋旱、1967年和1970年夏旱，1971年再发生春旱，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威胁，在当地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下，重建祖妈林中型水库。
  首建军民水库
  1965年11月13日动工兴建的祖妈林小（一）型水库（后命名为军民水库），使用资金99.1万元，全部由国家补助，工程所需的劳力，由受益区群众投入116.7万工日（其中技工4.2万工日），完成土石方40.86万立方米（其中石方5.84万立方米）在杜浔溪上游徐坎村，建成1座均匀土质坝，坝高24米，控制流域面积31.8平方公里，总库容389万立方米（其中兴利库容369万立方米，淹没库区水田面积150亩）；溢洪道底宽64米，正常水深2.15米，每秒泄洪量295立方米；输水卧管最大出流量每秒2.5立方米；渠道长29公里（其中干渠长24公里、支渠长5公里）。1958年5月竣工后，立即拦蓄洪水，灌溉杜浔、沙西两镇18个村农田面积1.7万亩，并使下游0.25万亩减轻洪涝灾害。
  当时，工程分两期施工，第一期（大坝清基回填、输水涵洞和溢洪道）工程由陈国俊（分管水利副县长）任正指挥，副指挥杨两芳，省水利工程师高立命、倪志杰负责技术；第二期（大坝续建和渠道）工程正指挥王子清（已故），副指挥兼施工科长林建禄。在大坝突击施工中，平均每天上场劳力0.6万人（最高达0.8万人）。1957年3月间，水利电力部部长傅作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第一任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路经漳浦县，莅临祖妈林水库工地视察。在工程施工中，我曾经几次到过工地采访，并作过报道。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漳州、厦门部队分批支援汽车42辆，驻漳浦县部队支援汽车3辆，共45辆和驾驶员96人；驻厦门海军支援2台6寸抽水机。为表达军民共建水库的宏功，工程竣工后，在大坝上筑砌“军民水库”四个大字。
  “八年抗战”重建
  随着农业生产发展和旱情不断发生，决定在原祖妈林小（一）型水库下游1.4公里处，重建祖妈林中型水库。1971年12月16日动工，由姜学硕（当时驻旧镇部队团长）任总指挥，正指挥林新安，副指挥王和国、林壬戌、黄色周。经过杜浔、沙西两镇广大干部、群众的艰苦奋斗，以及全县非受益区广大群众大力支援，1976年6月完成坝区枢纽工程。非受益区南浦乡7个村，于1973年2月7日分两批组织全劳力797人，组成南浦民兵团，自带粮食、工具和手推车100架上场，支援祖妈林中型水库建设，日夜大干2个月，提前完成土方1.5万立方米（其中心墙土0.15万立方米）。当时，我上山下乡在南浦乡马苑村，被乡党委抽调参加南浦民兵团，负责宣传工作，曾经在工程指挥部介绍搞好工地宣传工作经验；同年3月22日退场前夕，我被评为参加祖妈林水库建设积极分子，受到南浦民兵团奖励。效益是兴建水库的目的。至1979年12月底，基本建成灌区渠道工程，开始扩大灌溉，“八年抗战”胜利了！
  1992年6月我退休前，因工作关系曾经多次到过祖妈林水库坝区和灌区，所见所闻，工程规模宏伟壮观，工程灌溉效益显著。
  坝区枢纽工程：控制流域面积40平方公里，大坝为粘土心墙土石混合坝，最大坝高39米，坝顶长412米（顶宽6米），是目前漳州市中型水库中最长的大坝（副坝高13米、坝顶长80米），设闸后总库容3508万立方米（其中兴利库容3160万立方米，库区淹没耕地面积399亩、迁移人口59人），原来小（一）型军民水库，成为库中套库，大洪水时，坝体即被淹没。输水涵洞原为城门型砌石涵洞，1980年衬套钢管（直径1.4米），最大输水流量每秒8立方米。溢洪道原为开敞式无闸宽顶堰，1983年9月动工改为有闸驼峰堰，安装三扇孤形钢闸门，每孔净宽10米，总净宽30米，闸门高4.5米，1985年5月竣工，设计最大泄洪量每秒645立方米（水位壅高41.73米高程，三扇闸门全开），1990年8月6日发生洪水，已产生最大泄洪量每秒274立方米。
  灌区渠道工程；总干渠0.3公里（通过流量每秒5立方米）、左干渠长13.3公里（通过流量每秒2.5立方米）、右干渠长18.6公里（通过流量每秒1.5立方米），支渠10条长18.5公里。干渠主要建筑物29座（其中较大渡槽7座）。
  1980年以来，在中央“开放、改革、搞活”方针指引下，继续抓好灌区挖潜配套，扩大灌溉面积，提高抗旱能力。1981年冬，国家补助资金14万元，杜浔镇受益区群众投劳11万工日、完成土石方7.9立方米，配套“六五支渠”渡槽长1.6公里、中心石渠2条长1.07公里和内外埭东西石渠4条长2.22公里，疏浚港道排咸沟长1.6公里，整修出口排咸闸1座（2孔净宽3.6米），促成“六五”农场埭田的垦植，发展粮食生产。1987年至1989年，又先后配套“林前支渠”长4.3公里、“城外支渠”长3.4公里、“路边支渠”长2公里、“高林支渠”长3.6公里和续建延长右干渠长11.3公里，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水库建设成果。
  坝后电站工程：为做到一水两用，于1978年投资50万元（其中贷款17.7万元），兴建坝后电站，利用水头16.4米（流量每秒4立方米），装机2台共500千瓦，于1980年10月投产（1981年10月并入电网运行），多年平均年发电量130万千瓦时，至1986年全部还清贷款本息。
  截至1991年底统计：整个祖妈林中型水库，使用劳力492.7万工日，完成土石方255万立方米（其中石方67.6立方米），总投资1288.43万元。（其中国家补助821.4万元）。
  灌区稳产高产
  祖妈林中型水库建成后，保灌水田面积3.6万亩（其中杜浔镇2.0万亩、沙西镇1.6亩）。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祖妈林水库管理处依靠杜浔、沙西两镇党委、政府，在搞好渠道工程清淤岁修的同时，加强灌区用水管理，确保粮食稳产高产。杜浔镇“六五”农场，可垦植埭田面积0.23万亩，过去由于没有灌溉水源，垦植面积仅0.1万亩，正常年插秧后有收获面积仅1/3左右。配套“六五支渠”后，这个农场与林仓、城里、范阳、正阳、文卿等5个村合股联营垦植，1982年旱季新平整垦植埭田面积0.13万亩，首次引用祖妈林水库水源灌溉，平均亩产327.6公斤，增产粮食42.59万公斤。1982年发生80天秋旱，灌区旱天不旱地。杜浔镇晚季粮食总产量851.5万公斤，比1981年同季增产63.5万公斤。遇旱有水，沙西镇成为全县水稻高产区，1982年粮食总产1727万公斤，比1981年增产280万公斤。这个镇的屿头村，原来平均每个人口仅有耕地面积0.3亩，是一个缺粮村，每年国家回销粮食30万公斤，1981年在国家补助1.7万元支持下，群策群力，从新城坎至村场，新建1条石渠长2.5公里，引用祖妈林水库水源，扩灌埭田400亩，1982年早季，埭田播种面积1400亩，总产量67.55万公斤。比1981年增产粮食12.05万公斤，首次卖给国家余粮7.5万公斤。沙西镇高林村，1989年早季引用祖妈林水库水源66万立方米，冲洗埭田，实行浅水勤灌，让含盐份的地下水从排水沟自上而下流淌，改善耕作层，使原来0.11万亩受盐碱渍害的低产田获得高产，平均亩产463公斤（杂优品种亩产550公斤），比1988年同季翻一番，增产粮食25.52万公斤。位于祖妈林水库右干渠水尾与云霄县交界的沙西镇北旗村，自兴建小（一）型军民水库32年来，从未受益，右干渠全线通水后，1991年早季，首次引来祖妈林水库水，全村播种早稻面积0.1万亩，平均亩产近400公斤。杜浔镇范阳村，1991年村财投入10万元、群众投资18.7万元，完成土石方6.8万立方米，在范阳洋新建支渠3条长1.6公里、排水沟5条长5.9公里和进水涵闸3座，使水田面积3150亩实现排灌系统化，平均亩产由400公斤提高到1003公斤，在全县第一个实现“吨谷村”。
  祖妈林水库控制流域面积大，来水量较为丰富，是消灭杜浔、沙西两镇旱灾的骨干工程。水库建成，大功告成，旱涝保收。近几年，灌区粮食生产连年获得丰收。
  漳浦的文化艺术
  黄以结
  一、美术
  美术是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和手段，通过塑造静态的视觉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漳浦现尚留存于世的美术作品，可追溯到3000——8000年前的佛昙大荟山岩画和石榴寸石岩画。大荟山岩画有6处，或为动物的蹄印，或表现女生殖器的形象。其中一处有一条似蛇的水波浪涌图，下面6个圆窝穴，似表现洪荒时代洪水淹没一切的情景。湖西后溪的魁星石刻图和海月岩落伽境的观音石刻图，则是明代的作品，人物栩栩如生，手法变化无穷，工艺绘画水平高超，是两处不可多得的石刻遗存。
  明朝的画家，有大名鼎鼎的黄道周。黄道周工书且善画，留世的名画有：《十八松图》、《奇松长卷》、《钩台八松图》、《石梁樵径松图》、《武夷图轴》、《雁荡图》、《山水图》、《空山啼鸣图轴》、《兰花竹石图》、《文魁图》、《陆游画像》、《为辟疆作山水册》等25件。其中《群松图》上有明户部尚书倪元璐所书的长跋。该件原为刘海栗珍藏品，刘几次出国讲学，将此画带在身边。1935年，刘为维持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办学经费，忍痛出售，郭沫若闻知此事，题诗以志其事：“大夫二十九，盘居若龙虬，臂面风生寒，当头石怒吼，狡哉存天子，珠玑难脱手。赢得办学资，骊珠仍依旧，更有大赚头，盛事长不朽。”于此可见黄道周画作之品格。
  清末至民国的画家有陈克仁、叶庆士、柯义水、戴英顺等。
  陈克仁（1863—1944），字敦甫号勿斋，前清岁贡，一生任教为业，爱好书画，以画竹、石为主，其墨竹颇受名家赞赏。
  叶逢寅，字庆士号纪堂，前清秀才，北京民国大学肄业，曾任厦门英华书院教师、荷兰莱丁大学汉文教授，工书善画，长于工笔写生，其工笔画《北海公园》曾参加全国美展。
  柯义水（1870—1942），字时雨，绥安镇溪南村人，20年代为漳浦著名画工，一生以庙宇壁画及漆画为业，长于工笔人物，画轴以钟馗、仕女为著。其子柯惟麟，号玉琪，也是名画家。
  戴英顺，佛昙人，1934年考入厦门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出洋专业从画，后兼雕塑艺术，经历几十春秋奋斗。印尼雅加达著名的“陈圣王庙”里一大群佛像都是他的成功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一批又一批美术人才由艺术院校系培养出来，输送到漳浦的各个角落，成为漳浦美术界的中坚。著名的有吴昌和、高钱厚、陈水河、陈正坤、邱文宗、黄灶顺、黄文佐、黄文佑、林仲文、柯云瀚、粘东旭、蓝达文等。其中黄文佐的国画《大吉临门》和蓝达文的装饰画《嬉童》先后入选全国第七、八届美展，还有《酣睡中的母子》、《阿怨十六岁那年》、《畲家六月》、《日正午》等获省以至全国级的各种奖项。绥东小学6岁的吴宏曙创作的《大公鸡》被省选送到英国、荷兰、秘鲁等国家，参加国际儿童画展。
  二、书法
  漳浦书法艺术源远流长，上面介绍的大荟山和寸石的岩画，似画似字，也可以当作3000—8000年前留存下来的书法作品。王文径编的《漳浦历代碑刻》，汇集了全县200余条14万字的石刻，处处条条字字，均闪耀着漳浦历代丰富的书法艺术的光彩。
  在漳浦历代书坛上，最富名气的当推黄道周及其继室蔡玉卿。黄道周的书法艺术，当时已名闻天下，与倪元璐同享“南黄北倪”之誉。黄的书法峭厉方劲，峻秀不凡，别具一格，有“黄漳浦体”之称。保留至今的手卷、石刻、轴、册、匾额、楹联、碑、扇面等计150余件，其中楷、行、草、隶各体真迹，已成为我国书法艺术宝库中极其珍贵的遗产。在国外，尤其是日本，黄道周的书法倍受重视，真是寸字寸金。
  蔡玉卿善书法，常临摩东晋女书法家卫夫人的字帖，其书体除具有黄道周峭厉方劲的特色外，又带有美秀浑逸的神韵，特别是真书参入隶法与道周极相似，所以旧县志说她代丈夫所作行草“几可夺真”。这对书法夫妇被时人比为赵孟和管仲姬夫妇。蔡玉卿有真书小楷《山居漫咏卷》等作品传世。在黄道周、蔡玉卿之后，漳浦又出现了林一阳（字复夫）、蔡而熤（字秀湛）、蔡新（字次明号葛山）等书法家，《漳州府志》载林一阳“其生平得力处也，善大书，遒劲壮伟”。《漳浦县志》载蔡而熤“师事黄道周，下笔为书，古文辞风骨辄与之肖……”。蔡新留下的书法作品更多，如故居的楹联“顾盼据马鞍，会见才高倚马；挥毫握莲笔，行将宠被撤莲”。又如厦门凤凰山石刻“榕林”及行诗一首均蔡新的杰作。
  值得一提的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赵家堡内，石刻荟萃，书法艺术纷呈。有宋大书法家米南宫的书碑“墨池”，有明大书法家张瑞图书写的石额“松竹村”行书和“硕山”隶书。有赵义的题刻“何代仙人化”诗一首。还有“硕高筑堡记”碑、“筑堡碑记”和门额书法十多处，林林总总，蔚为壮观。
  民国时期战争频仍，民不聊生，书法艺术处于停滞时期。较著名的书法家有朱熙、杨士鹏、叶庆士、郭祖柴、洪嘉谟、陈问聃、林光辉、柯汉杨、洪和漳、马振南、陈天恩、黄定居等。陈天恩历数十载苦练，终集舌、拳、指、肘等四种书法艺术于一身，其书法气势磅礴，墨笔生花，作品流传海内外。林光辉工隶书，柯汉杨工行草。
  新中国成立后，漳浦书坛老、中、青、少，人才济济，发展较快，较著名的有柯云瀚、林仲文、黄坤生、林坤龙、蔡乙鹉、邱晨光、陈中华、张兆基、吴协生、黄定基、蔡朝阳、戴来印、杨文乾、杨建良、王保土、吴锡鑫等，他们的行草隶魏，均在全国书坛占有一席之地，如柯云瀚的行书于1993年入选《全国条二届书坛新人作品展览》、《第五届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览》，并获得第一届全国楹联书法大展银牌奖，同时入选的还有我县作者蔡乙鹉、黄坤生的作品。又如林仲文的行书于1995年入选《第三届中国书坛新人作品展》、《全国第六届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第六届书法篆刻家作品展》并荣获“全国奖”。还有吴协生“双管齐书”，驰名海内外。
  三、摄影
  漳浦的摄影业始于20年代初，早期有：王一峰照像馆，开设于木屐街，技术由来县的日本人所传授。敦仁照像馆，业主许顺德，牙医（包括镶补）兼照像，技术从厦门学来，以后他的学徒林先锋开设照像馆于县巷头，也镶牙兼照像；柯和德父子开设“天一天”于府前街，一店经营修理钟表、镶牙、照像三业。30年代，居住漳州的福州人郑逸三（其兄在漳开东亚照像馆）来漳浦西街开设东亚照像馆。随后，县城又有艺群、集友、大都会等照相馆，旧镇、佛昙、杜浔也有了照像馆，都以拍摄黑白人像为主，用玻璃为底片。解放后，这些照像馆大都公私合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70年代，摄影师们不但拍摄人像，还走出照像馆，拍摄工农业生产和社会动态。县文化部门举办多次摄影培训班和摄影展览。据统计，已举办全县性展览20多次，通过展览，表扬好人好事，批评后进事物和行为，发挥了摄影艺术的多种功能。这时，已陆续向艺术摄影、彩色摄影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全县至1995年照像馆已超过70家，仅绥安镇就有11家。我县摄影作者的艺术照频频在国内外获奖，如陈达文，自1993年到1994年，就有“海滩韵味”等33幅作品获省以上奖项，并两次举办个人摄影展；商长金，也有“踏浪行”、“夏的鸣奏”、“喜庆丰收”等10余幅作品获省以上奖项，有的还被送往印度、菲律宾参展，其本人也在县城举行过个人摄影展。我县的新闻照片常被各地报刊采用，主要作者有蓝智伟、严利人、严峥等。
  四、说书
  说书又称讲古、讲故事，如宋的讲史、元的平话。漳浦的说书源远流长，许多记载和民间传说，说明历代均有说书活动。民国初期，绥安镇说书艺人比较著名的有涂绍诗，说书内容大都是“公案小说”。30年代至40年代，说书艺人有卢雨水、林旺土、陈大利等，在府前街市场边土埕上（今文化馆宿舍前面）说书，内容多是古白话小说。旧镇、杜浔等地也有说书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60年代，漳浦的说书事业蓬勃发展，除了原有旧说书艺人外，还培养了一大批故事员，诸如卢溪和、柯贵友、陈大利、陈祥（女）等。据统计，单绥安镇就有82人，他们常年活跃在工厂、农村、船上、学校、街头、收集新题材，自编自讲新故事，有《王捷贵忘本回头》、《十六看》、《威镇六鳌岛》、《井美民兵赞》、《有来无去》、《打虎记》、《盼回归》等。这些故事歌颂新人新事，讽刺批评落后，配合中心工作，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深受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好评。为此，多次赴省及地区参加业余文艺会演，人民日报曾以整版的篇幅介绍漳浦大讲革命故事的情况和经验。
  为了培养更多的故事员，提高他们的演讲水平，县文化馆经常举办故事员培训班，并于1964年在府前街文化馆西侧（现新华书店宿舍）以竹蓬搭起简易说书场，排长板凳40条，每天听众100余人，多时200余人。讲的故事有《林海雪原》、《红岩》、《烈火金刚》等。
  “文化大革命”后，仅在新旧节日，如春节、元宵、国庆等期间开展说书活动，多在各乡镇文化站内，或街道热闹处举行。
  五、灯谜
  灯谜也叫“灯虎”，是谜语的一种形式，今泛指谜语。因贴谜面于花灯供猜射，故名灯谜。谜底多着眼于文学意义，如一个字，一句诗，一种名称。有谜格24种，常用的有卷帘、秋千、徐妃、求凤等格。
  漳浦的灯谜活动历史悠久，旧县志载，宋上元时，“文人墨客，明悬谜语于通衢，谓之灯谜，射中者以笔墨果品酬之。”民国时期，灯谜多由青年服务社（设于西街李氏祠堂）、社会服务处（设于西街顶布政祠，即今中医院地方）等社团举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接管原民众教育馆，改为文化馆，迁馆址于西街三房巷口，，曾举办灯谜。1956年县政协成立后，与县工商联合设在南水门陈我峰祠堂（今县法院宿舍），举办过多次灯谜，至“文化大革命”停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文化部门与各乡镇文化站把灯谜列入工作职责，经常在新旧节日，即春节、元宵、国庆、元旦等固定节日，以及非固定性的节庆，举行灯谜活动。为了更广泛，更高层次地搞好灯谜活动，1983年7月1日成立绥城灯谜组，卢溪和任名誉组长，成员有陈文中、赵友添、陈国坚等，创办了《绥城谜苑》，同全国27个省市灯谜组织建立横向联系，并提供乡镇场文化站的灯谜材料。1985年7月，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千部王蔗龙创办《梁峰》谜刊，开辟“梁峰虎迹”、“虎穴初探”等栏目，与全国各地谜友联系，从而提高谜语创作水平。该谜刊载入《中华谜语大词典》。
  1989年10月1日，县青少年灯谜协会成立，蔡传勇为会长。该会编印《新风》谜刊行世。
  80—90年代，我县灯谜爱好者多次组队参加灯谜比赛，频频获奖。1983年国庆节，绥城灯谜组参加“蚶江侨乡谜会”，在有全国100多个代表队参加的灯谜电控竞猜中，荣获团体赛第四名。1986年，为庆祝漳浦建县、漳州建郡1300周年，我县举行各乡镇灯谜会猜。之后又派出代表队赴市参加灯谜大赛，荣获团体竞猜冠军。1989年春，陈文中参加蚶江举办的“海内外灯谜会猜”，获个人一等奖；翌年，又参加珠海市举办的全国制谜函寄会猜，获一等奖，奖彩电一台。
  六、文学
  文学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它的基本特点是用语言来创造艺术形象，所以称为语言艺术。文学可分为叙事文学、抒情文学和戏剧文学，或可分为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四种体裁。
  漳浦历来有“海滨邹鲁”的美誉，历代诗文作者人才济济，诗文作品蔚为壮观。据不完全统计，自唐代至1955年6月，全县比较著名的诗文作者有陈元光、潘存实、蔡元鼎、高东溪、朱天球、黄道周、李瑞和、张士楷、蔡世远、蓝鼎元、蔡新、陈梦林、柯汉扬、林维仁、张兆基、李林昌、曾镇南、陈澍、汤印昌、陈道辉等九十多人。比较著名的诗文著作有《玉铃集》、《良山存稿》、《蒙斋诗文集》、《东溪文集》、《湛园存稿》、《浩然堂文集》、《二希堂文集》、《诸罗县志》、《漳浦历史名人传略》、《九十九峰起伏漳浦史》、《漳浦史话》、《人生、文学与法》、《走向天堂》、《煎石记》、《新死亡诗派》等290多部（篇），下面按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分述。
  1、诗歌
  漳浦的诗歌，据旧县志记载，始于六朝，有前宋沈怀远的《次绥安》、陈朝顾野王的《饯友之绥安》、唐陈元光《漳新城秋宴》、《晓发佛潭桥》、唐潘存实的《王声如乐诗》等137首。有些诗唱出人民群众的心声，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现在读来仍感觉意蕴深厚，如清知县斌敏的《穷民叹》“海墙有穷民，终身不食粟，蕃薯煮为粮，聊以果吾腹。沙土多性松，五谷都不熟，弥望皆斥囱，草木无寸绿，惟有蕃薯藤，滋蔓颇繁缛……”。
  民国时期格律诗较少人吟咏，新诗崭露头角。抗日战争期间，漳浦开始有报刊，给新诗提供发表的园地，使沙滩荒漠上出现几许贝壳的熠光。曾任《漳浦民报》主编的林维仁还出版过诗集《遥寄》。集子中的一首《遥寄》开头有“荔枝滴滴红熟，你，故作健忘的远行人，几时，几时方想归来……”之句，可说明他的诗文不俗。当时还出现写诗的女作者如陈希珍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翻身成了主人，不但写诗歌的人多起来，而且质量也有较显著的提高，如漳浦人陈道辉，几年间主编《新死亡诗派》，与人合作编印了《中华当代爱情诗鉴赏》，还创作了《爱，水伤》、《你是一匹凌空的骏马》等为数可观的诗歌。
  2、散文
  漳浦的散文源远流长，不但作者群灿若繁星，江山代有才人出，而且好文章多如时雨，滋润万千求学者，上述95位诗文作者和290多部著作大部分属于散文范畴。最著名的有《梁峰二山赋》，文曰：“壬申夏月，泛钟山东下、买舟沂江，西出贵池，扪九华之巅，既归，八月再出鸟聊，度筑头，入黄山。……思其俦匹，为临漳之南二十余里，有都梁之山，络绎峻削、亦数千仞，高峭遐邈，一一与九华相似，或有过之，当无不及。临漳之西，又九十余里，有夭峰之山，飞颉钩睨，亦有万仞，洞壑绵亘，×梯悬绝，猿鸟四时腾空塞径。……”
  稍后，清代蓝鼎元的散文，在国内国际，尤其在日本，也有颇大的影响。现代作家青禾在《作为散文家的蓝鼎元》一文中，认为蓝的散文有三大特色：直面人生，有感而发；至直至诚，万物生怜；想象丰富，意景高远。同时还认为他的散文“语言清新，朴实自然，细节生动，富于生活情趣。记人记事，吟景咏物，如说家常，如诉心曲，美在其中。”总之，青禾认为蓝鼎元是一个痛苦的，真诚的，优美的行吟者。
  民国时期，漳浦也有几位能写出优美散文的作者，著名的有郭祖柴，抗战以前曾任厦门日报主编，当时发表许多散文，为广大读者所称赞。后起的李林昌，抗战胜利后曾出版散文集《小港的风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漳浦散文队伍中的佼佼者，首推曾镇南和陈澍。曾镇南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是当代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已出版《人生、文学与性》等9部评论集，曾回梓为家乡文学爱好者举办文学讲座。陈澍现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副教授，其代表作是《走向天堂》、《凤栖梧桐》两部长篇报告文学。他还发表过论文和中、短篇小说数十篇，在全国是一位享有盛誉的作家。
  3、小说
  小说是漳浦的弱项，在8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人写小说，即使有人写小说也没有一篇小说在省级以上文学刊物发表，更没有一部长篇小说在出版社出版。
  1981年，王文径的短篇小说《寒夜里的呼唤》被《福建文学》第五期刊用、开了漳浦县小说界的先河。之后，他的小说《炊事员张老头》、《夜路》、《过客》、《窗外，月光下的木屋》、《百年祭》、《漩涡》、《曜变》、《将军与理发师》、《古堡幽梦》等先后发表在《文学青年》等刊物上。他还有20多个篆刻和许多篇考古论文发表于各地报刊。他现为漳浦县博物馆馆长、县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
  80年代，还有许若沛的短篇小说《藤支竹》、《离休常委的一天》；还有许少麟的短篇小说《扁头买肉》、《工厂秘书的一天》刊载于《福建文学》、《厦门文学》。
  值得一提的是许六溪与人合作的历史小说《披甲儒臣》、《公案春秋》、林寿龙与人合作的章回小说《杨文广平闽十八洞》，写的是本地题材，主要写漳浦的人和事，它们由鹭江出版社出版。这些书的出版，对提高漳浦的知名度，对爱国爱乡教育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4、戏剧文学
  戏剧文学即剧本。漳浦的戏剧文学当始于唐宋遗音竹马戏，已知竹马戏的剧本有《昭君和番》、《赛昭君大报冤》、《跑四美》、《跳加冠》、《答谢天》、《丰都会》、《大八仙》、《金钱记》、《李广挂帅》、《刘海砍柴》、《桃花搭渡》、《唐二别》、《尼姑下山》、《骑驴探亲》、《闹花灯》、《士久弄》、《过渡弄》、《管甫送》、《番婆弄》、《尾旗弄》、《刈须弄》、《想思念》等20多部。除《昭君和番》及《赛昭君大报冤》外均是弄仔戏，一丑一旦，生活气息十分浓厚。
  县芗剧团的剧本创作自1956年6月剧团建立至今，已有《南浦春晓》、《铁岭钟声》、《焦裕禄》、《深山红苗》、《碧海荡寇》、《慈母泪》、《招工启事》、《风雨情》、《兄弟讼》、《煎石记》、《七尺红绫》、《孟丽君》、《壹岁郎》、《母子桥》、《野火春风头古城》、《台湾阿舅》、《海边风》、《家园》、《囝仔大人事》等。其中《慈母泪》、《煎石记》均刊于省级刊物、《煎石记》获省第十七届戏剧展演创作二等奖、华东“田汉杯”二等奖、《海边风》获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组织的现代戏剧剧本征文评奖三等。以上三个剧本均汤印昌编剧。
  七、民间故事
  漳浦人多地广，历史悠久，民间故事蕴藏丰富。农村中的“闲间”是传播民间故事的场所。在城关、旧镇、杜浔等集镇还有说书场，城关卢雨水父子在解放前就是以说书为业的。白沙村的陈大利是艄公，他常在船上，码头上以“讲古”为业余生活。60年代初期，县文化部门以城关、旧镇为重点，掀起一股讲革命故事的热潮，举办数期故事员培训班，培训一批优秀故事员、如卢溪河、陈大利、陈旺土、柯贵友、陈下海（女）、陈祥（女）、张葱（女）、陈锦辉等。同时，组织一批业余作者深入山区、海岛采风、整理了《六鳌战斗》、《井美民兵》、《水吼明珠》、《八老开山》、《邱勉的故事》、《碧水丹山》等新故事。1987年，县成立“民间文学集成领导小组”、以文化馆站为骨干，深入城乡发掘整理数百则民间故事。1989年，文化部门出版《漳浦民间故事集》向四十周年国庆献礼。接着，又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漳浦分卷》。文化馆主编的《梁峰》小报成为漳浦民间故事发掘、整理、传播的园地。
  八、曲艺
  解放前，民间有不少人会吹“竹笛”，即用树叶卷成笛状，卸在口中吹成曲调；有不少人用“口哨”吹曲，抑扬顿挫，旋律饰音，十分悦耳。还有人能用一张嘴发出“犬吠”、“鸡叫”、“羊咩”、“婴儿啼哭”之声。这些流行于民间的“口技”，也仅作为茶余饭后的娱乐，难登大雅之堂。解放后的60年代初期，以城关卢溪河为代表的“方言顺口溜故事“在全县风靡一时，不少节目先后多次参加省曲艺会演，如《打虎记》、《送良药》、《小兄妹擒海匪》、《小鸡记》等，卢还被吸收为福建省曲艺家协会会员。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漳浦城乡风行以“说唱”、“表演唱”的艺术形式宣传党的政治活动，中心工作，其中有些节目还选送地区、省参加会演，如《姑嫂相会》、《革命妈妈林轩娘》、《女生炉》等。80年代漳浦开始有自己的“相声”这项艺术表演形式，周键军、周艺军兄弟为漳浦第一批相声演员，自编自演了《漳浦遐想》、《人与人》、《电影片谜》、《解放军赞》、《今非昔比》等节目，于每年国庆节、春节文艺晚会上登台表演，受到广大观众赞赏。
  漳浦的农民教育
  柯清元
  农民由于白天参加劳动，利用晚间或其他空隙时间学点文化知识或科学技术，过去称为农民业余教育，今列为“成人教育”的组成部分。
  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山城、车本、龙岭（今属石榴镇）及稍后的下楼（今属大南坂场）、溪南（今属绥安镇）等地，为配合革命斗争的形势要求，陆续组织农会、妇女会、儿童团，办起“识字班”、“草鞋班”、“唱歌班”，从中教农民识字，懂些革命道理，提高阶级觉悟，培养革命力量。
  民国廿二年（1933年）县政府也在各重要集镇的小学里附设民众夜校，教识字课本、常识、加减乘除算术。并改县立民众教育馆为中山民校。民国三十八年，将中山民校迁设于共产党活动较频繁的石榴长兴村（县委书记张太西的家乡），并在接近梁山革命根据地的杜浔镇办起第二所中山民校，以扫盲为手段，宣传三民主义，以抵制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
  那个时期，各种识字班、夜校、中山民校，为数寥寥，施教地域甚狭，而文盲甚多，据民国廿三年调查统计，全县文盲191319人，占总人口数206500人的92.5％。
  1939年，全县设立战时民校26所，推行农民识字教育，宣传抗日。后改为国民学校，即初级小学，附设成人班和妇女班。不久，成人班和妇女班停办。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农民群众迫切要求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在各级政府的重视下，“以民教民”的冬学、民校普通开办起来。1950年全县已办民校207班（含冬学64班转为民校）学员9927人，义务教师（没有领取报酬的）458人，1951年，县、区、乡成立工农业余教育委员会和县扫除文盲协会，加强业余教育的领导，是年，入冬学者达20242人，占全县总人口数263，300人的7.8％，开办常年民校98所345班，学员17843人。
  1952年土地改革结束，农民迫切要求学习文化，民校普通坚持常年学习，学员有33，078人。是年10月，全县推行“祈建华速成识字法”，在城关区的霞潭村举办速成试点班，11月又在鹿溪炉尾村分三期培训976人为速成识字法的民师。
  1953年全县大张旗鼓地开展速成识字法教学，县、区整顿充实扫除文盲领导机构，配上校长、教导主任、专职试点教师。确定城关区英山乡举办扫盲重点识字班为全县扫盲教学的示范。全县开办速成识字84班，学员4155人。是年12月，经考试符合扫盲标准的有3210人，其中能认读2000字以上的学员2100人。本年，县扫除文盲协会配专职秘书一人。
  1955年全县行政区划分为25片，各片由县派出一名驻片的扫盲干部。1956年继续组织学员入学，分为老人班、妇女班，采用包教保学、送学上门、学习小组等形式。全县民校学员发展到55330人，群众教师（民师）5352人，还在城关开办三期乡干部文化轮训班，有206人达到扫盲标准。
  1957年以扫盲为主的农民业余教育迈上新的台阶，开办业余高小班，初中班。
  1958年农村基层政权体制实行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每公社配一名工农业余教育干部，在当时一切都“大办”的形势下，出现了“千人教”、“万人学”大搞千字扫盲运动的局面。1959年建国十周年，县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县委第一书记李振经亲自挂帅，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分别成立扫盲指挥部、所、组，还在管理区、生产大队各配备半脱产文教干部1人，上下推动，出现“风吹不倒，雨打不散”四季坚持办学的“铁民校”400多所。是年培训民校出身的各级千部6506人，会计、记工员1544，农业技术员701人。参加各种类型班学习的学员有84，783人，其中“文盲扫尾班”8010人；高小班72，910人；初中班3863人。参加扫盲班及各类业余学习的人数占全县青壮年数的90％
  1960年全县大力推广“注音识字法”，以公社为单位，集中文教干部、民师、学习辅导员1172人参加学习。组织群众62，864人入学，其中有13147人脱盲，荣获“红旗县”的称号，中共龙溪地委在我县召开现场会，选出我县代表赴京参加全国文教群英会。
  1961年贯彻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为依据，县组织人力编写课本，使学文化和学科学知识结合起来，经过整顿，是年开办民校227班，学员6052人；还组织1300个生产队以上的千部学习中共龙溪地委宣传部编写的政治课本。为生产队培训财务人员1247人，充实财务队伍。1963年起农民业余教育紧密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以民校为阵地把当地好人好事编成材料，作为施教内容。
  1966年“5.16”起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部分民校几乎停办，就是办了也流于形式，“政治夜校”、“毛泽东思想讲用会”、“红专大学”等偏重政治学习的民校，取代了文化学习。1971年继续大讲“以阶级斗争为纲”，事事时时突出政治，办政治夜校1486班，学员71020人。1974年县革命委员会发出浦委（1974）09号文件通知，要求大力开展工农业余教育，成立“漳浦县工农业余教育委员会”，专抓这项工作，举办各种类型文化学习班，有基层于部29班529人，民兵45班1196人，妇女59班1495人，青年79班11864人。1976年县在长桥公社省炉大队（今属官浔镇）试办半农半读速成识字班，总结经验，推广于全县。是年春夏期间，各社、队学习推广天津市小蕲庄政治夜校办学经验。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业余教育开始拨乱反正。1979年县革命委员会下文通知健全工农业余教育委员会，设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配备县、公社业余教育千部24人，恢复农民的扫盲工作。
  1982年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农村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学科学学技术己成为一种新的趋向，乡镇农民业余教育也由单一学文化逐步向多层次、多形式发展，除开办扫盲班外，业余小学、初中、农业技术班应运而生。
  1985年由省教育厅组织的成人教育互检团龙岩地区检查团来县检查办学情况，推动工作的进展，本年有扫盲班301班7773人；业余高小班38班949人，初中11班305人，农业技术班111班4277人（结业1102人）。
  1986年根据《福建省基本扫除文盲的要求和验收办法暂行规定》，组织乡、镇、场进行“无文盲村”的自查验收，县成立扫盲验收领导小组，于6月间对南浦、长桥、官浔等乡镇和长桥农场、中西林场进行验收。1987年在去年基本实现“无文盲县”的基本上，各乡镇前后办起文化技术学校，开展技术培训，参加长期班培训的1763人，短期班培训的9805人，参加定期讲座的7083人，参加其他形式学习的309人。26个行政村办起420个文化技术班，14007人参与学习，已办的文化技术班经县政府分两批验收，有20个乡、镇、场文化技术学校符合省规定的标准。湖西畲族乡文化技术学校于是年10月荣获省先进单位的称号，技术学校从实际出发设置学习科目，服务于改革开放、乡镇的经济建设，共开办建材、涂料配制、制茶、食用菌培植、经济作物和果树栽培管理、淡水养殖、刺绣、编织、节能电灯、镜艺、鞋类等科目。
  1989年，全县21个乡镇，12个农林茶盐场（284个行政村和494个作业区）全面开展成人教育。其中，21个乡镇均办有文化技术学校，276个行政村办文化技术教育。文化技术学校都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和教室。湖西、赤湖、深土、杜浔、霞美、沙西、官浔等由乡镇集资新建校舍。
  1990年7月，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县总人口734，436人（其中15-40岁有330，345人），其中文盲数119758人，文盲率36.23％。面对现状，认真分析办学的有利条件，重视薄弱环节，狠抓扫盲，发动县、乡、村三级协同办学，下半年有4183人脱盲。
  1991年在组织入学的同时，进行民校经费改革，扭转过去单纯靠政府拨款办学的办法，每学期向学员收点学费，数额多少无定规，从实际出发确定应收款额，扫盲班、庭院班、包教保学，送学上门等新旧形式齐出现，促进坚持常年办学。1992年至1995年全县333个行政村（含居委会、作业区）已开展扫盲工作的有319个，办学面达96％。
  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以后至1995年8月，全县有114，855人脱盲，文盲率从“四普”（1990年7月）时的36.26％下降至3.2％，创漳浦县历史上农民脱盲率最高的水平。
  杜浔中心小学简史
  柯清元
  杜浔中心小学的前身紫阳小学，清宣统二年（1910年）由漳浦县知县谢刚国会同当地仕绅发起创办的，是我县较早的官办小学之一，校址在正阳村文昌宫（萃英书院旧址）。初期，学校推行《癸卯学制》，学生多数是富家子弟，分高、初等，初等修业5年，高等修业4年。辛亥（1911年）革命后，贯彻《壬子癸丑学制》，招收六岁学童入学，初等学制改为4年，高等改为3年。民国十一年（1922年）执行教育部公布的《学校系统改革令》（则壬戌学制），改初等教育学制为六年（初小四年，高小二年）。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朱熙任福建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漳浦县长，着手整顿学校，饬令将镇上的丘林小学（1915年办，校址文卿大宗）、正本小学（1912年基督教会办，址在礼拜堂）、文光小学（1921年办，址在范阳）并入紫阳小学、升格为“漳浦县立第二中心小学”，作为第二区示范校（当时全县分五区，南部为第二区），委任余炳文（莆田县籍，国立南京中央大学体育专科毕业）为合并后的首任校长，开设1至6年级，学生200余人。1935年前后，中共莆仙地区组织受到国民党宪兵破坏，组织上通过有关部门将张兆汉（中共党员，解放后曾任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长，已离休）、陈鸿滨（进步人士，曾任厦门市民主党派负责人，市政协常务委员）安插在杜浔中心小学任教，嗣后共青团员张振辉、进步人士陈常炽（厦门市人）前后到该校任教，他们以教学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与抗日活动，校长余炳文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热情地支持革命工作。时值抗战伊始，在进步教师的推动带头下，师生一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抗日爱国教育，成立“小话剧团”、“歌咏队”、“舞蹈队”、“大刀队”、“晨呼队”等，教师还充分利用手中的笔画出系列的漫画图片，编写“闽南话歌谣”，内容通俗，哲理明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利用假日、节日举行“抗日救国演讲比赛”；配合当地“抗敌后援会”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日宣传活动，到附近村庄演出，戏文通俗，民众喜闻乐见，演出内容有《抓汉奸》、《松花江上》、《塞上风云》、《婚姻自主》等，鼓舞广大的青少年，千万民众反封建、反独裁、反法西斯暴行，激发反对日本侵略、保卫家乡、保卫国家的斗争意志。
  三十年代起学校就重视体育运动，开场地，建球队，练身体。高年级（五、六年）经常参与球队训练，教师加以指导，利用节、假日与兄弟单位进行友谊赛，藉以提高运动技术水平。艰苦的磨炼，终结硕果，民国廿四年（1935年）福建省第五行政区体育运动会时，学校运动队被选为县代表队参赛，取得总分第一，荣获冠军，为我县争得荣誉。
  民国廿八年（1939年）学校改名为“漳浦县杜浔中心小学”格局不变。余炳文校长他调，由许升扶（东山县籍）接任。四十年代在抗日战争最后阶段的形势影响下，同学们尚能刻苦学习，为以后的升学、就业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许氏卸任后的校长有郑文炳、卢泗道、邱耀坤（均是本县籍）。从建校起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秋，据统计有毕业生813人（其中女生59人）。
  1949年9月下旬，漳浦解放，县人民政府委派陈焕彬（旧镇人）为解放后杜浔中心小学首任校长。学制沿用过去六年制，有6个班级，学生220人。1950年文卿（邱姓）、原性（洪性）、阳（卢姓）三所国民学校奉令并入中心小学，因教室容纳不了，另设西南分校（址在文卿砖仔埕）。1951年并入总校。焕彬校长调任绥安，以后校长相继有黄玉盘、卢两曲、陈暨南、林有任、蔡石峰、李森炳、郑明记、林其仲。这一段时间学校以教学为中心并参与社会各种活动。建国以初期，组织师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从中接受教育。学校配合形势任务、演出歌剧《鸭绿江上》、《赤叶河》、《一贯道》、《千年铁树开了花》、《兄妹开荒》等。唤起群众投入三大革命运动。
  1952年春，学校建立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进行教学改革，停止春季招生。1953年春试行“五年一贯制”（不分初小、高小），组织教师学习苏联教育家凯洛夫·马卡连柯的《教育学》、《女教师笔记》、上海曹孚教授的《教学讲座》。各班级设立“学习兴趣小组”开发学生的智力，师生动手自制各科教具，弥补学校经费。教师发扬艰苦创业精神，运用空隙时间辅导民校、有的亲身自教课，让学员学有所得。学校创造民主管理学生的“开花结果”形象化教育方法，试验结束，效果颇好，得到县有关领导的充分肯定和校内外同仁的赞扬，在县召开的学校领导和教师会上介绍经验，得到推广。
  1953年起学校进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教育，学习全国劳动模范、高小毕业女生徐建春参加农业劳动的先进事迹，克服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轻视体力劳动的错误倾向。当时绝大部分教师热爱本职工作，不沽名、不钓誉，脚踏实地，吃苦耐劳，以校为家，以教为荣，一心扑在教学上，齐抓共管，团结一致，学校工作名列全县前茅。
  1955年贯彻中央教育部颁布的《小学生守则》，成为对师生进行共产主义道德、纪律和劳动教育的有力“武器”。学校结合创建“卓娅班”活动，各班以实际行动争取，使学校在思想、学习、纪律等方面得到一次大的飞跃。经过一段时间各班积极争取，结果由基础较差、进步面较大的“六年乙班”摘取桂冠，评上“卓娅班”，推动学校作全面发展。毕业班工作居全县上游，评为“红旗校”。校风、教风、学风达到新的水平，得到领导与群众的高度赞扬。是年，在校学生14班460人，教工23人，1956年秋，附设初中班，两班100人，1958年初中班与小学脱钩，独立建校。是年冬春之交反右派斗争后，贯彻中央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段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执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方针，在大跃进形势的鼓动下，师生参加大炼钢铁运动，投入教育革命与除“四害”（消灭老鼠，苍蝇、蚊子、麻雀）讲卫生，参与大办民校活动。1960年学校成立中共支部委员会，培养与吸收符合党员标准的同志加入党的组织。1961年国家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学校贯彻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分、提高”方针，工作全面整顿。1963年广泛开展学雷锋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与时代的精神风貌。1965年贯彻毛泽东主席春节座谈会关于减轻学生过重负提，影响身体健康问题的意见。点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校纳入社、队单位。是年秋，全校有22班813人，教职工33人。发动群众聚资2万多元，建教室480平方米。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常教学秩序受破坏。运动初期，教师挨整，中其两派群众争斗不休，后期清队（清理阶级队伍），教师被列为“牛鬼蛇神”、“黑五类”、“臭老九”，受到打击、斗争、处理，甚至个别致死人命。取消读课本，以《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著作选读》、《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取代语文；军体取代体育，革命文艺取代音乐。停设算术、历史、地理等课。1969年始业由秋季改为春季招生。改校名为“杜浔小学”，成立革命委员会，取代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
  1970年实行五年一贯制，1971年强调军体课程，高年级学生参加军事训练，1972年至1975年开展“教育学大赛”、“学朝农”，实行“开门办学”，再次强调政治思想教育，提出“要使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给教育带来严重灾难。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给各项工作指明方向，开始拨乱反正，撤消学校革命委员会，恢复原来的“杜浔中心小学”校名，去掉按部队的“班、排、连、营”的班级称谓，1981年增设思想品德课，组织师生学习六鳌龙美小学（今淑华学校）少先队员、革命烈士黄淑华先进事迹。是年，从一年级新生入学起改五年制为六年制，新生学习采用教育部编的全日制十年制课本。1983年建立升旗制度。1985年后陆续组织师生学习全国人大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展宣传普及主务教育的性质任务及其重要性，发动群众办学，集资11万余元，新建教室780平方米。是年，全校有29班1205人，教职工47人。1986年又集资5万元，扩建教室240平方米。1989年有32班1393人，教职工67人（其中专职教师61人）。1995年达到24班学生1125人（其中女生531）教师56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8.1％，基本实现普及初等教育。
  杜浔中心小学少先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五、六十年代曾被评为专区、县的先进单位，其经验曾在县的会议上作介绍。1953年学习“东山七少年”，学生深受教育，提高敌情观念，少先队员卢开法、洪祈水、洪喜庆等发现逃亡地主×××隐藏在其家的地窖里，立即报知学校大队部转报区公所将其拘捕，受到区、县政府表扬，团县委的奖励。
  五、六十年代总辅导员前后有卢友文、柯清元、刘观澜，他们为少先队活动的开展而呕心沥血，深入调查研究，积累丰富资料，掌握儿少特点，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丰富多彩的活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少儿队工作在总辅导员卢万法精心设计下，更上一层楼，队的活动全面贯彻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认真落实“面向新世纪，创造新主人”的指导思想，加强少先队教育系统化、基础建设规范化的活动。1985年开展“一斤稻谷，一片心意”活动，效果显著，荣获全国少先队“创造杯”奖，1986年少先队大队长邱富生荣获“全国好队长大雁奖”，1987年开展“小主人在行动”队会，荣获省“最佳杯”、“优胜杯”称号。1988年6月，开展“小储蓄与队服”活动，得到省级奖章。9月，举行“红领巾小储蓄”活动，荣获全国“红领巾阵地建设优胜奖”；10月，少先队大队部的“可爱少年之家”，荣获省少先队活动的“十佳阵地”。10月3日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日，学校少先队受全国儿童少年工作委员会命名为“全国红旗大队”。福建电视台“小星星”节目播映该校“红领巾之家”内容。1989年六一儿童节，少先队副大队长邱燕妹荣获“全国好少年”称号。
  1992年秋，学区、中心校领导班子新旧更替，调整充实，卢万法出任校长，同时一大批在教学第一线的骨干被提到领导岗位，新班子团结一致，奋发务实，带领师生深化改革，各项工作跃居全县上游，列为福建省小学德育教育试点校；评为县、市“文明学校”，504中队评为省“少先队先进集体”。五年级数学竞赛荣获县集体优胜奖；1993年省“小火炬杯”数学竞赛初选获集体三等奖；参加县作文竞赛三位选手均获二等奖；县“六·一”节《希望在改革》演讲比赛获一、二等奖各一名。少先队工作连续两年获得两个全国优秀活动奖；三个省优秀活动银牌奖；评为县儿少工作红旗单位；县劳动实践先进集体；订阅报刊的“全奖学校”。1994年举行的第一届“九章杯”中国小学生数学竞赛初选有5位同学分别获三等奖，杜浔中心获集体三等奖。1995年该校少先队又被评为全国雏鹰大队。优异的成绩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赞扬，支持办学，热心助校相继涌现，1993年庆祝“六。一”儿童节时，校友邱裕益捐助价值万余元的豆浆饮料；1994年又捐献6100元用于装备鼓号队，深受诸校友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
  该校平时重视教师的思想建议，努力培养一支素质较高的教师队伍。调动师生教与学的积极性。1993年初考语文、数学平均成绩71.6分；巩固率65.2％；毕业率100％；合格率82.4％；优生率35.1％；综合率名列全县前三名。
  杜浔中心小学建校85年来，培养大量人才。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的46年来，共培养毕业生5648人（其中女生2332人，占毕业生总数41.2％）是解放前的813人（其中女生59人）的5.95倍。在教师中发展党员102人（其中90—95年发展49人），共青团员284人。莘莘学子从母校毕业后，或继续深造，或刻苦自学，或拜师学艺，人才辈出，如五十年代初期毕业的同学卢继传在大学深造后，现任《人民日报》社理论部副主任、高级编辑、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教授等职；六十年代毕业的刘启力同学现任省政府副秘书长。有的出任各级行政领导，有的成为工程师、农艺师、经济师、人民教师、律师、解放军战士或军官，其足迹遍布祖国各地，进城市、下农村、到海岛、上山区，做出有益人民的事。现该校校舍面积3167平方米，其中可用教室24间2528平方米，基本达到“一无二有”目标。
  无数人的妈妈
  ——何碧辉医学博士
  李林昌
  我国妇产科两位泰斗，一是林巧稚，在北京工作，一是何碧辉，在南京工作，被称为“北林南何”，齐名于神州大地。
  何碧辉，漳浦官浔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后赴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医学院及密执安大学医学院深造，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鼓浪屿工作，民国二十二年（1933）到南京中央医院任妇产科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以其精湛的医术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毅作风，为国家和社会做出卓越的贡献，被提拔为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全军妇产科专业组组长，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膺选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94年5月6日病逝，享寿91岁，从事妇产科工作60多年，任南京总医院副院长40多年，退休后坚持工作，直到临终前两个月因病住院才停止工作，是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医疗事业的卓越人才。
  何碧辉全神贯注于研究医学和临床工作，完全不为自己着想，年青时分不出心思去谈恋爱，错过青春之后就更不去考虑找对象了，因而终身不嫁，人家说她“嫁”给医疗事业了。她没有生孩子，然而她几乎天天为人接生孩子，最多时，一天竟接生25个，一生所接生的孩子可以组成几个集团军。很多经她接生的人尊称她何妈妈，逢年过节寄来贺卡，人家说，何大夫是无数人的妈妈。
  她的确几乎把所有时间都交付给事业，年老退休后仍然如此。有一次，她在一楼门诊部给病人看病，不知道下班时间已过，楼道门被锁上了，她只好从窗户跳出来，这时她已70岁了，于是有“七十老太跳窗户”的事传开来。
  她对患者体贴入微，一个农村妇女患阴道瘘，手术后痛得吃不下饭，她端着饭碗，一边劝说，一边一口口为患者喂饭。1945年，苏北农村有一个贫苦女子叫孙老五，肚子持续疼痛，月经停闭，请走方郎中医治，走方郎中在她肚子上切开一个大口，发炎流脓，痛得要命，母亲扶她从宿迁爬上火车到南京“中央医院”求治，何碧辉在门诊部仔细给她检查，告诉她必须住院治疗，可是她母女俩交不起住院费。何碧辉出面担保，将她收进病房，并主刀为她手术，切除了一个畸胎瘤。可是她确实交不起医药费，在她痊愈后，何碧辉就把她留在妇产科当卫生员，用工钱抵还医药费。从此，孙老五由何碧辉给起一个名字叫孙学胜，成为一名职工。后与本院一位男职工结婚，现在已六十多岁，有子有孙，过着幸福的生活，逢人便说何碧辉的恩德。
  何碧辉注重实际本事，不喜欢虚有其名的人。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联合国救济总署派一名专家到南京“中央医院”妇产科工作，此人医术平平，工作马虎，自以为是美国专家，态度傲慢，何碧辉常常用英语批语她。一次，这个专家给个妇科病人做手术，竟一刀将病人的膀胱切开，何碧辉十分生气，去找院长说：“这是什么专家？我不要！”院长就把这个专家辞回去了。
  以上两例都是解放前她在南京“中央医院”时的事。在她心目中，医生就是要救死扶伤，无论解放前，解放后，她对病人的态度并无二致，只是解放后人民政府注重农村医药卫生工作，使她的医术、医德得到更大的发挥。她常率领医疗队下乡巡诊，一次，她亲自为一个农妇做葡萄胎摘除及子宫切除手术，手术完了之后，她让医疗队的人都去吃饭，留自己在那里守护病人。病人突然休克，她立即实施急救，使病人安然脱险。医疗队在那一带农村巡诊一个多月，做了很多救死扶伤的事，离开时，送行的队伍拉得好长，都依依不舍，含泪而别。
  何碧辉的医术确实十分了得。1969年，她率领医疗队到皖南山区巡诊，一个挺着大肚子的未婚少女被众人指责为“未婚先孕”，无颜偷生，求何大夫救她。何大夫一边倾听少女哭诉，一连用手抚摸少女的肚子，断然说：“你没有怀孕，是患了畸胎瘤。”手术和化验结果，证实了何大夫诊断完全正确，还少女以清白声誉。有一个产妇夜间难产，痛得汗落泪流，值班医生用尽种种办法无效，只得决定施行剖腹手术。产妇己经上了手术台，何碧辉闻讯赶到，在产妇腹部摸摸捏捏，婴孩竟然“呱呱”顺产了。
  何碧辉为人正直，在她心目中，病人无贵贱尊卑之分，不管是谁，一视同仁。“文化大革命”时，一个老妇来看病，有人告诉何碧辉，介绍信写明这病人身份是地主，不能给她看。何碧辉说：“我只知道她是病人，有病就得给她看。”照样予以仔细诊断、施治。这在当时是要担当政治风险的，但何碧辉不考虑这些。
  认识何碧辉的人都说，何碧辉是一位“讲真话，求真知，做真人”的人。她的很多学生对她的言行尤其尊崇，对人津津乐道。本文所记述她的种种事迹，都是根据她的学生们的回忆文字整理而成。苏延华教授是柯碧辉许多弟子中的一员，她（苏延华）回忆说：何碧辉在政治上不随风转舵，不说假话，套话、空话，不粉饰自己，而是一切都实事求是。“文化大革命”时，医院常组织政治学习，有人在桌上放一本《毛选》做样子，偷偷地看放在下面的其他书刊，何碧辉却捧着《毛选》，像看病时那样专注，认真细读，在重要的句子下面用红笔标划。何碧辉的学习本上，工整抄写着文件和报刊上的许多内容，认真学习。在医学上，何碧辉不以权威自居，而是认为，学术在不断创新，不断发展，对新的事物必须认真学习，否则便要落后。现代医学上出现许多新学说、新名词、新缩写词、新器械、新药物，她逢到不懂的，便不耻下问，虚心请教于后辈，直到全懂为止。
  何碧辉生活俭朴。按照她的级别，生活上应享有相当高的待遇，医院领导再三要她搬进专家住宅楼，她总是婉谢，一直住在没有客厅的普通住房里。她的家里，除了一台14英寸的彩电、一台单门冰箱、一架公家配给的电暖器，算得上“现代化”以外，其余是一架棕色板床、一对曲臂木扶手简易沙发、一对靠背木椅、一只藤制书架，都是四、五十年代旧物。
  何碧辉完全够得上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但由于客观原因，至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79年才以76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
  南京总医院关心何碧辉晚年生活，安排她回环境优美的鼓浪屿颐养天年，她也想念早年生活过的“琴岛”鼓浪屿的青山绿水，但她舍不得离开一生最辉煌的工作地南京总医院，舍不得脱下一套平时穿着的旧军装和上班时穿着的白大褂，还是留下来继续工作，鞠躬尽萃，死而后已。
  美著名华人社团领袖陈锡铨
  陈芳浦
  美著名社团领袖陈锡铨先生，系爱国侨胞陈照馨先生第三子，生于1922年8月8日。少年时期在厦门双十中学就读时已表现其强烈的爱国情操。日本侵占东北后，他经常上街宣传抗日。1937年“77”抗战开始后，日军轰炸厦门，他在鼓浪屿帮助维持秩序。后为报效祖国，毅然考读于黄埔军校十七期，毕业后任下级军官，在滇缅边境与日军打过仗。抗战胜利后去台湾，再到印尼，后又留学美国，获硕士学位，遂在美国芝加哥定居，发展企事业。
  他在美国认真经营面粉厂，并以争取华人的共同利益，发展华人的各项事业，进而争取参政，以提高华人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为职责，积极参加社团活动，注意社团之间的联系。
  现在他是美国芝加哥华埠发展公司和华庆面粉厂的董事长，又被选为“美华协会全美副会长”、“美华选民联盟主席”、“亚裔民权联盟副总裁”，是一位在美国政界和实业界很有影响的社团领袖。
  早在1972年，他就力排众议，毅然经香港引进第一批中国大陆货到美国，他的商场因此顾客盈门，他一时也成了新闻人物。目前，他正在为华人争取生存空间，为华裔奠立永久根基而主持兴建美国芝加哥市华埠广场，以扩大华人的影响。
  华埠广场，位于芝加哥市中心以南，广场的营建目的，在于配合芝加哥市的发展规划，繁荣华埠经济，为华人奠立物质基础，宣扬中华悠久之文化。这个广场总面积60英亩，今后将发展为商业中心和华人住宅、文化中心。由69位有经济实力的华人股东组成芝加哥华埠发展公司董事会，他被选任董事长。
  这座广场全部设计：包括店铺110间，住宅180座，并有文化中心，华人历史博物馆及老人院各一座，广场的两边有石刻高架牌坊24座，雕刻反映中国特色的中国名山大川风景图画，广场四周竖立巨大的十二生肖动物铜雕，各动物生肖代表华人出生年份及其特征、性格等，用英文铭刻于铜像的底座上，供游客欣赏、摄影留念。广场北部有戏台式的亭阁一座，作为每日表演节目之用，以联络各民族，每周轮流指定为各民族的“民族周”，由有关单位于每日中午表演各民族舞蹈或杂耍节目。这样既可融洽各族裔感情，又可招待广大游客。
  锡铨先生有二子一女，长子文良，次子文美，俱是学士；女文华是硕士。一九八七年七月，锡铨先生暨长子文良回祖居地一漳浦马坪后康村山仔头社探访祖国亲人。当他们抵达漳州市时，受副市长易百禄和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汤建等人的热情接待。
  锡铨与长子文良回抵后康村山仔头社祖居地后，即往祭拜祖坟，路过山仔头溪，见到乡人跋涉过溪的情况，即萌发在此建桥以利行人的心愿。随后，参观锡铨之父（文良之祖）创办的育才小学（现马坪小学），鉴于学校规模和教室条件已不能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即表示要献款增建新校舍。这两项事业由父子分别献款兴建，文良虽是初次回乡的未婚青年，对故土很陌生，而受父亲影响，热爱故土，建桥款由他负担，于1988建成一座可通行拖拉机的钢筋水泥结构桥梁，乡人为之命名曰“文良桥”，以为纪念。小学新校舍建筑费11万元由锡铨负担，于1990年建成交付使用，命名曰“照馨楼”，以纪念锡铨之父当初创建学校的美德。锡铨到县城参观时，得知县里正在筹建联谊大厦，又资助建筑费500美元。
  此次陈氏父子故乡之行，参观了漳浦一些工业如鹿溪糖厂等，并游览了许多文物古迹如赵家堡、黄道周纪念馆（原道周讲学处）、旧县堂（今历史博物馆）等。从漳浦带去剪纸艺术作品、玻璃马赛克、花岗岩等等建筑材料样品，作为建设美国华埠的参考。他们在厦门期间，游览厦门市容、集美陈嘉庚纪念馆、鳌园等处，与厦门大学艺术教育系的艺术家、雕塑家们探讨美国芝加哥华埠广场的建筑装饰物—高架牌坊风景雕塑图和十二生肖动物铜像之艺术风格，设计方案等问题，他要把中国文化特色表现在美国华埠（唐人街）上。
  陈氏父子亲眼看到祖国改革开放政策给家乡带来的巨大变化，一再表示要为祖国家乡的建设做出贡献。
  爱国侨胞陈添兴
  陈芳浦
  民国政府华侨委员会顾问陈添兴先生，字乃奇，文矮公长子。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生于福建漳浦马坪顶圩。十六岁随父到印尼，在西爪哇芝亚米斯县经营土特产。稍有积蓄，迁到万隆市巴刹南街，开设“新和兴”并设分店于安密和巴城（雅加达），专营唐山干果、罐头、杂货，兼收寄侨汇，兼代售渣华轮船公司船票。
  添兴先生成家于印尼，与泰国侨生蓝碧柳女士结婚，育有五子：裕志、裕庆、裕逸、裕训、裕善；四女：环爱、珍娘、瑞娘、勤娘。
  添兴先生旅居印尼，急公好义，慷慨乐施，对公益事业非常关心。商务之馀，积极参加华侨社团工作，任民仪时报社、励志社工委；中国国民党万隆直属支部委员。他热爱祖国家乡，当宗亲陈照馨先生于“五·四”前夕倡议回家乡马坪创办“育才小学”时，他大力支持。时玉庵溪无桥，行人均须涉水过溪，校长陈子中为方便学生、行人免于涉水过溪而倡建玉庵溪木板桥，向印尼侨胞捐募，添兴亦大力支持，促其实现。后木板桥遭洪水冲毁，学校倡议重修，他也支持促成，使学生上学读书及肩伕行人免于涉水过溪。
  1932年，黄河水灾十分严重，添兴在印尼发动捐款赈灾，被推选为赈灾委员会执委，捐募巨款和粮食、棉被、衣物等送回祖国赈灾，获当时政府奖以“热爱祖国”匾额，并聘为侨委会顾问，他为加强侨胞之友谊与联系，在万隆发起组建“陈圣王公会”被推选为公会主席。他还先后被选任万隆“中华总会理事”、“中华商会财政”、“中华会馆副总理兼学校董事”、“平民学校董事”。他又发起以会馆开办中学，让华侨、华裔小学毕业生能继续升学于华人办的中学读华文、能讲华语，阅读华文书报，用华文与祖国亲友通信，增强同祖国亲人的联系与情谊。对优秀教师、品学兼优的学子，添兴先生都能主动联系学校给予颁奖鼓励。
  添兴先生是个孝子，在印尼，他早晚都要亲自向父母请安问好。父母晚年欲“落叶归根”回归故里定居，他即拿出平生积蓄在故里建洋楼一幢，名曰“添景楼”，让父母回故里安度晚年。并让其妻蓝碧柳率部份子女陪同父母回乡定居，以奉养双亲，享天伦之乐。
  “添景楼”位于浦人往返于白水、漳、码、厦必经的陈仓岭古道之旁，添兴先生即交代家人，常年备足茶水免费供应过路人饮用，并嘱父亲及妻蓝碧柳督促子女负责修理养护从陈仓岭麓至玉庵溪这段二公里多的通途，使免因雨水冲毁而泥泞难走。时人赞道：“矮仔叔公铺桥造路做好心！”直至现在，人们还常怀念称赞。
  时农村缺医少药，村民有病亦无力医治，常小病拖至大病，时疫流行更难抑制。添兴先生查明村民常患的病症，常年备有金鸡纳霜（治疗疟疾特效药）、羚羊、犀角（治发热）及痧丸、仁丹（治中暑）、万金油以及外敷用的人头油、白膏药等，免费供乡亲索取。乡亲欲医病而经济上有困难的，登门求助，他的家人乐善好施，无偿支持。当霍乱流行时，他访购防治霍乱之秘方中药散，大量购买，分发给乡亲防治，从而压制了时疫的流行，被乡亲们赞为“大好人”。
  抗日战争期间，添兴先生在万隆首先发起组织“慈善协会”，募集巨款寄回祖国支援抗日。当新加坡陈嘉庚先生发起组织“南侨赈济慈善委员会”（简称“南侨总会”）发动南洋各地华侨捐募支援祖国抗日时。添兴先生代表印尼侨胞亲往参加筹组，被选为十三个执委之一，为印尼方面负责人，回印尼后便广泛开展劝募。添兴先生与郑志春、杨纯美、吴扬明等被誉为印尼积极募款支援祖国抗日的“四大金刚”。
  日军侵占荷印时（当时印尼为荷兰殖民地，故称荷印），以陈添兴是抗日积极分子而将他逮捕关入集中营，历时7个月又1日，至日寇无条件投降才获出狱。
  添兴出狱后，继续担任侨社各项领导工作和民国政府侨委会顾问。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驻印尼大使黄镇曾邀请添兴先生回国观光，他因事没有成行。
  添兴先生于1973年元月29日病逝于万隆家中，享寿81岁，葬于万隆东郊芝加律华人公墓。
  添兴先生一生热爱祖国家乡，急公好义，慷慨乐施，重视教育，热心公益之精神，永远为乡亲及印尼侨胞所怀念。
  哲坛博士后陈少峰
  陈芳浦
  哲支新星，博士后陈少峰，1964年7月生于漳浦县马坪镇后康村玉庵社，父亲陈夭定（退休教师），母亲杨惕娘。
  少峰自幼聪慧，沉默寡言，善于思考分析问题。7岁入马坪中心小学启蒙，12岁升入马坪中学。他在中、小学期间，学习专心致志，作业整洁，一般在校完成。家穷，放学能自觉去放牛、砍柴，星期天拾（挖）“蕃薯青”或下海捡海螺卖钱帮助家用和买学习用品，有空则预习功课或看课外书，学业成绩年年全班第一。14岁考读漳浦一中，在其父母严格管教要求下，学习刻苦拼搏，连电影、戏剧在学校附近映演，他也无暇盼顾，专心学习至深夜。
  1980年他以全县文科第一名考读福师大政教系政教专业。大学四年，他学习刻苦拼搏，获班主任王仰先生器重信赖，将其宿舍供给少峰读书，使之能在学好功课的基础上，博览群书，尤好读哲学书籍，常专心攻读至深夜，学业大进。
  1984年获教育学士学位后，考读南京大学哲学系中哲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是从1977年恢复高考后师大政教系第一位考读重点大学的硕士生）。他的导师李书有教授，对他甚赏识器重，让他参加《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发展史》一书的撰写。他的硕士论文是《论改良派的启蒙思想》，论文答辩时，评价很高，获硕士学位。
  1987年，他又以优异成绩考读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哲史专业的博士生，导师是我国著名哲学家朱伯昆教授。1988年以公费赴日本留学。是北京大学同届文、理科160位博士生中第一位被政府选派以公费赴日留学的。在日本东京都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学习，导师是日本著名哲学家楠山春树教授。他被选派赴日留学时，日文是初学，为学好日语，假期留校拼搏补习，新学期开始，早稻田大学举行日语竞赛，他获第一名而受奖。他将奖金寄回支持弟妹就学，使其弟陈志峰在福师大中文系学习至毕业，获文学士学位，现任教于漳浦达志中学。
  1991年4月，少峰留学期满回国，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于7月进入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研究，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哲学博士后，时年27岁。他被选为博士后联谊会副理事长，北京市伦理学会理事，后又兼任中国文化分院院长助理。
  他在博士后期间研究的课题是撰写《中国伦理学史》（上卷），并对博士论文《生命的尊严一中国近代人道主义思想研究》进行出版前的修订和充实。《中国伦理学史》上卷是他在总结中国伦理学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更丰富的资料和新的研究方法，突破了历来编年性撰作的局限，对于中国伦理上的特点，基本结构，道德思潮背景和伦理思想的演进脉络作了系统深入的分析，达到国内外同一课题研究的先进水平，获北京大学基金会第一届著作奖。
  在博士后期间，他在《中国哲学史》、《天津社会科学》、《人文杂志》、《北方论丛》等多家杂志发表了数十篇论著，有的被《中国科技报》等转载。他三次参加国际，两次参加国内学术会议，在大会上所作的学术报告均产生较大的反响和好评。尤其1992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伦理学会上，他的报告轰动学术界（学术报告，报告论文均收入论文集）。
  1993年9月，他被任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时年29岁，是北京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
  他还创办并主编学术刊物《原学》，第一期出刊后，有近十家报刊杂志对这个新刊物作了肯定的评价，同时开始在日本和美国的华人学界引起重视，他又创办并主编建国以来第一份伦理学专业刊物《伦理学与文化》，他的学术影响广泛。
  他自获哲学硕士后，《闽南日报》、《中国青年报》、《北大校刊》等多家报刊杂志都登载专访，如《中国青年报》在《中国当代青年科学家》栏目中对他的学术活动作了介绍，是国内同龄文科学者中知名度最高的哲坛新秀，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多次邀其入传。
  他的著作，主编的刊物及研究课题等有：
  一、专著：1、《生命的尊严一中国近代人道主义思潮研究》（博士论文，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中国伦理学史》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二、论文集：收集学术报告，报告论文及发表于学术刊物的论文。
  三、译著：《东西方伦理学》。
  四、参与撰写的作品：1、《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发展史》；2、与其他专家一起承担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中《道德志》的撰写。
  五、创办并主编的刊物：1、《原学》（学术性刊物）；2、《论理学与文化》（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份伦理学业刊物）。
  六、承担国家教季的研究课题：《东亚伦理学的比较研究》。
  这位新中国哲学界第一位博士后，以青年哲学家入选参加留日学人成果展（他是参展作者中最年轻的）。被列为北京大学哲学系跨世纪人才，文科最年轻的副教授，北京市优秀中青年理论工作者，是哲学研究中有前途的一位获科研资助的哲坛新星。
  文坛新星陈澍
  陈芳浦
  文坛新星陈澍，原名陈宝霖，又名熊雄、牟石。1956年生于漳浦县马坪镇后康村山美社，父亲陈宽意，母亲杨尤娘。
  陈澍漳浦二中高中毕业后，当过后康大队通讯员，马坪中学民办教师。任教期间，工作认真负责，对教材的钻研，刻苦深入。在教学工作中，深感知识的重要和不足，于是自觉地争取时间勤奋自学，常至深夜仍挑灯夜读，尤好背诵古诗文。
  恢复高考后的假期，漳浦县教师集中学习，时我任教于漳浦二中，学习工作与他在一起，常发现他熄灯后仍在被窝里以手电筒照明学习。于座谈中，我知其已能背诵古诗词七百多首，古文数十篇；对古诗文，有的还作了翻译、分析或改写，因而他的古文功底厚实。我看了他一些学习书籍和笔记文章，知他求知欲强，求上进心切，就鼓励他参加高考，以争取在高一级学校深造成才。
  1975年，他考入福师大中文系。大学四年，他潜心研究古典文学，写过近十万字的研究文章，古汉语，古典文学两门课考试，每次都全年段第一。被同学尊为“老古董”、“老学究”。大学四年中，他年年被评为“三好生”。
  1983年福师大毕业后，他在福建省委党校任教（学员是全省各市、县一级党、政领导干部）。1985年他带学生到闽南作社会调查，深感过去熟悉的世界陌生了，他被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剧变所震撼，于是他决定走出故纸堆，直面现实人生。
  1986年，他在教学的同时，开始进行业余创作，先后在《青年作家》、《海峡》、《福建文学》等多家杂志发表数十篇中、短篇小说、纪实文学、报告文学、论文，从多方位反映、描写改革开放以来祖国的新变化、新气象。1986年9月至1987年7月，他又深造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高级进修班，使他更感到应走出校园，到生活中去，到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去汲取新的创作素养，才能写出时代的“灵与肉”。1988年，他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福建省分会会员，任中共福建省委党校讲师。
  1989年，他深入到福州市郊洪山乡挂职锻炼。洪山乡改革开放的洪涛巨澜，使他进发出创作热情，他以两年多的时间和精力，追踪、采访搜集洪山乡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新人新事，积累了大量真实生动的创作素材，然后以饱满的激情一气呵成长达24.5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走向天堂》。
  《走向天堂》一书，誉满京华。1991年12月4日，他被邀在人民大会堂天津厅举行作品首发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等首长亲自向他祝贺。首都文艺、新闻、出版界180多位来宾无不赞叹。《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十多家新闻单位播出消息和评论。《光明日报》抢先连载；后又改编为五集电视连续剧在各省台和中央电视台播映。现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副教授。
  1994年6月，他再次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凤鸣梧桐》，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光明日报》、《福建日报》相继连载。
  1995年2月陈澍创作的《走向天堂》、《凤鸣梧桐》作品研讨会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次研讨会，由中国作家协会、国务院发展中心农村部、光明日报、民政部农村基层政权司等单位主办。参加会议的有：中组部、中宣部、农业部、民政部、全国妇联、中国作家协会及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还有著名文学评论家、经济学家和部份外国记者。
  几年来，陈澍已出版四部专著，发表过一百多篇作品，共一百多万字。其中《走向天堂》获1990—1991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福建省第六届优秀文学作品一等奖，黄长成优秀文学作品一等奖。中篇报告文学《创造伊甸园》获《福建文学》佳作奖。
  现在，他还在辛勤耕耘。他说：他只有一个心愿：“让自己化作泥土，温暖中国农民的脚印。”
  爱国爱乡情连浦港
  ——杨集文委员
  严利人
  1994年12月和1995年1月，一位著名的香港企业家分别被漳州市政协、漳浦县政协补选为委员、常务委员，引人嘱目。他就是香港集达有限公司总经理、香港漳浦同乡会会长杨集文先生。
  杨集文先生1950年8月出生于漳浦县佛昙镇石埕村一个侨眷家庭。他的父亲是华侨，1972年在海外病逝。集文的一个哥哥在印尼，一个哥哥在台湾，均从商事业有成。集文1951年移居厦门市，1957—1961年就读于厦门市第一中心小学，1961—1963年就读于浙江省义乌市稠城中心小学，1963—1968年就读于厦门市华侨中学，1969—1979年上山下乡于上杭县太拨公社。1974年结婚，妻汤玲玲，厦门市人，生有二子一女。1979年3月移居香港。第一年在义利运输公司做码头搬运工人，那活计又苦又累又危险，他凭着十年上山下乡劳动的功底，咬着牙关不分白天黑夜地干。苦难磨炼了他坚韧不拔的毅力，也使他积蓄了第一笔资金。第二年他进海丰船务公司担任办公室助理，第三年他成立“椰裕隆”贸易公司，从事船上的伙食和生活用品供应。1987年他成立“集达”有限公司，开拓海外市场，接着成立“裕贤”有限公司，发展中国内地市场。此后，他收购了两家台湾航业公司，又分别在新加坡、加拿大、上海、厦门、宁波等地成立分公司，加上香港、台湾，共有20多家。事业红红火火。迅猛发展。
  谈起自己“传奇”经历，总结成功的诀窍，他说，第一感谢祖国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为事业发展创造了机遇，而自己则抓住了机遇。1989年发生政治风波，香港房地产大跌，他坚定地站在爱国者立场，对香港的前途充满信心，出资280万港币购下某大厦一个单元。后来房地产直线上升，仅这一项投资，就净增值1300多万港币；第二是艰苦创业的精神，他赚了钱不花天酒地，而是克勤克俭用于投资新项目，发展事业；第三是太太的支持。太太汤玲玲是他中学时的同班同学，又一起上山下乡，一同赴港，同甘共苦，聪明贤慧，相夫教子，成为贤内助。
  事业有成，不忘根本。杨集文先生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关注着家乡建设，先后捐助20多万元支持故乡佛昙镇修“育才路”、建漳浦县联宜大厦等公益事业，大笔资助亲属读书和兴办侨属企业，牵头组团回乡考察治谈投资项目。1994年10月，他发起筹备成立香港漳浦同乡会，得到旅港乡亲的热烈响应。众人推选他当会长，他深感荣幸。他深情地说：“我们家乡漳浦，自改革开放以来，各项事业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海外的乡亲团结起来，一方面通报信息，互利互助，促进香港的平稳过渡和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促进漳浦与香港的交流，造福桑梓，为家乡的经济建设贡献力量。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得以实现，内心感到分外的激动和高兴。”
  同乡会的会长是一个没品没级的“官”，既要花精力，又要赔钱财，但他乐此不疲。1995年2月26日，同乡会举行隆重成立庆典，他带头捐款28万港币，还借出位于德辅道西703号四楼宽敞的办公场所作为会所，使旅港乡亲有了自己的“家”。为了开设漳浦在港的窗口，1995年6月中旬，在杨集文先生的热心倡导下，漳浦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与香港集达有限公司在香港合资创办香港浦达有限公司，公司就设在同乡会会所内，主要从事经营进出口贸易、劳务中介服务、投资咨询服务等。在他的身上，既有中华传统美德的体现，又有现代实业家的胸襟和精明。他告诉我们：“本人希望能把香港和海外的乡亲团结在一起，集合众人的力量，利用同乡会这个纽带和桥梁，发动更多的人到漳浦投资兴业，开发这块宝地，共同把漳浦建成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的人间天堂。”表达了一位赤子拳拳报国之心。
  汗润海角福泽渔家
  ——记陈和鹏委员
  蔡红茂
  以科研成果特别显著而被破格晋升为高级工程师的陈和鹏，十几年来，默默耕耘，为漳浦，为福建，也为全国的水产养殖和科研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成为漳浦沿海群众交口称赞的牧渔人。为漳浦的水产开发、引进创造了五个全国、全省之最，即华贵带孔扇贝养殖面积全国之最；翡翠贻贝养殖面积全国之最；对虾养殖面积长江以南之最；海上田园建设规模全省之最；羊栖菜养殖面积全省之最。
  陈和鹏，中共党员，1954年出生于漳浦县佛昙镇轧内村，曾就读于漳浦第二中学、集美水产学校、厦门大学海洋系和中国科学院函授大学管理心理学系。现任漳浦县水产局副局长，福建省第六次党代会代表，福建省八届人大代表，漳州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漳州市第八届政协委员，漳浦县第八届、第九届政协委员。
  陈和鹏委员从事水产科研和技术推广的十八个春秋中，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却经历了无数个惊涛骇浪。1977年秋，他从水产学校毕业刚分配到福建水产研究所（厦门），就参加了福建闽南渔场调查，这是一次规模较大，旨在对全省海洋渔业生产测报出渔情、渔讯消息的海上科研活动。参加这种调查，对水产科研战线上的一名新兵来讲，既是一种考验，又是一次难得的学习锻炼的机会。在调查期间，他以惊人毅力，战胜了晕船、呕吐的困难，拒绝了同事和领导多次劝他返岸休息的好意，终于，他从不适应到适应，开始了海上科研工作，通过一周年的努力，圆满地完成了台湾海峡浅滩渔业资源调查任务，受到各级领导和同行前辈的好评。其实，小陈这种吃苦耐劳、知难而上的坚强毅力，是在接受再教育中锻炼出来的。1973年，和鹏高中毕业后，响应号召，放下书包深入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二年多的时间里，他学农活、学技艺、学管理，在广阔天地里锻炼，磨就一身坚强、刚毅之气。特别是从事半年多的护林工作，面对农村盗砍盗伐严重的现象，为了保护集体财产，他坚守岗位、日夜巡逻，根据举报，对盗林户进行清查、处罚，他的铁面无私，得罪了不少人，但他仍不退懈，坚持到底，刹住了偷林毁林的歪风，得到村党支部和绝大多数群众的高度赞扬。1975年秋，在当地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推荐下，经过考试，他作为一代的“工农兵”学员被录取到集美水产学校念书。在校期间，他品学兼优，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两年的学业任务，走上了水产科研的第一线。
  1978年冬，福建省水产厅拟进行海岸带浅海礁区、岛屿水下调查作业，他首批应调，被派往辽宁省大连学习潜水作业，出色地完成了学习任务，取得最好的成绩，也为后来的水下作业打下了基础。
  1979年，他承担了国家水产总局下达的“华贵带栉扇贝人工育苗及养殖技术研究”项目，经南北选点比较，最后确定在东山海湾畔的古雷镇下垵村。从繁华热闹、条件优越的厦门，转而到这天涯海角、荒凉僻静之地，交通不便，没有电，连淡水都很困难。可是他从无一句怨言，从不向组织上要求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他依靠煤油灯照明从事艰难的科学实验。在历时六年的工作中，突破了扇贝人工育苗及养殖的基础研究，通过省级鉴定，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并把该成果转入中间实验阶段。在这六年里，小陈全身心投入扇贝培育的研究，整年与海水、药物、贝壳打交道，以基地为家，风里来，雨里去，在海滩上留下一层又一层的脚印，用人生黄金时间作代价，撬开了科学的窗口。1981年夏，他的父亲病重期间，又值生物季节，实验和观察正处在关键性阶段，为了事业，他难得回家看望，坚持战斗在实验的基础上，直到父亲病故的消息传来，才连夜赶回家，却见不上父亲最后一面，乡亲们说他是怪人，有人谴责他是不孝子，他只有默默地把泪水吞进肚里，处理后事后又匆匆赶回基地，因为这里不能没有他！每当回忆此事，悲伤之情难以忘怀，心中总留下深深的歉意，唯祈望九泉之下的老父宽恕。1984年，陈和鹏由于长期与实验药物接触，产生了药毒反应，到厦门住院治疗20多天出院，因项目研究的需要，顾不上休息又返回项目区，至今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后遗症一严重过敏性鼻炎。
  1985年扇贝项目研究告一段落，省、市科研人员返回各自单位，而漳浦县委、县政府领导多次找水产研究所协商，把陈和鹏作为科技人员引进留了下来，并任命他为漳浦县海珍品实验场（古雷下垵）副场长，继续从事水产科研推广工作，这对保持扇贝科研项目的连贯性和把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漳浦县委书记黄步翔、副书记戴全成、县水产局局长方荣和等领导同志一直十分关注扇贝项目研究的进展，经常亲临实验场指导，关心科研人员生活，解决实验中的困难。通过三年的努力，扇贝科研的成果迅速被交付生产实践，转化为生产力，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全县推广养殖面积6000多亩，成为全国之最，年产值3000多万元。漳浦县海珍品实验场的扇贝人工育苗和养殖项目研究，是全省从南到北11个布点中唯一获得成功并发挥效益，发展壮大的一处。这一成果，得到了省有关部门的大力表扬，获得省政府颁发的科技成果奖和多项的行政表彰。1990年被国家科委授予“全国‘七五’星火计划科技成果博览会金奖。”
  漳浦有50多万亩的浅海滩涂，是宝贵的资源。开发滩涂，发展水产养殖业是振兴漳浦经济的关键一环。八十年代，养虾业迅速兴起，全县围垦养殖对虾4万多亩，沿海潮间带中潮区被虾池占据，而传统的牡蛎条石养殖大部分被破坏，且大量的污水直接、间接地带入牡蛎养殖区，造成牡蛎死亡率高、产量低、质量差，牡蛎养殖大幅度滑波。他目睹这一现状，想在心里，急在行动，如何开展利用低潮区水域，把牡蛎养殖损失夺回来，提高牡蛎养殖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把产品打入国际市场，这是他确定的又一研究项目。他认真查阅国内外技术资料，到全国各地沿海调查了解、取经，探讨新的牡养殖模式。经过几个月的周折，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于1986年筹集资金，立题在东山湾古雷镇的油澳村、半湖村海区设立实验点，并组成了技术攻关组，自己担任组长，下滩涂，走蛎区，划破了脚皮，割破了手指，血滴和汗水湿润了滩涂，但他从不退懈，也没叫过一声苦。他把传统的养殖方法进行一次大胆的改革，摸索出“牡蛎海区半人工采苗及棚架式养殖方法”，经过三年的反复实验论证，亩产比传统的养殖方法提高二倍，颗大质佳，市场销路广，价格高，取得了质量、效益双丰收，这种养殖方法很快被渔农所接受，一年时间就在漳浦推广了近万亩，而且还遍及东山、龙海直至广东。吊养牡蛎模式的成功，解决了牡蛎与对虾争滩涂的矛盾，提高了浅海利用率，大大地减少了牡蛎收获花费的人力，同时也取消了传统牡蛎捞取时受潮水涨落限制的缺点，深受海区人民欢迎，获得了漳州市人民政府科技进步奖。正当他在开展扇贝和牡蛎项目实验的期间，漳浦的对虾养殖业正在兴起，他虽没有把对虾作为专项开展研究，但却充分利用时间，在对虾人工育苗和养殖技术方面进行了积极探讨，为了解决起步阶段虾苗供应的困难，创办了对虾育苗场，帮助虾农解决养虾中遇到的技术问题，为养虾业形成规模立下了汗马功劳。
  东山湾是福建省三大优良港湾之一，素有闽南“金三角”，“宝葫芦”之称。1987年，国家科委将东山湾区域渔业综合技术开发纳入国家“七五”星火计划，经过三年的努力，他完成了《东山渔业资源综合技术开发》科研项目并取得了预期的效益，被国家科委授予“‘七五’全国优秀星火企业家”。为了进一步开发东山湾区域的自然资源和水产资源，国家科委将“东山湾区域资源综合开发”列入“八五”期间全国十二个国家级重点“星火”计划项目。“八五”期间重点开展“翡翠贻贝高产养殖技术应用”、“鲍鱼人工育苗及养殖技术应用”等课题攻关，他遵循“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在搞好项目实验研究的同时，开展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先进适应技术培训和现场示范、技术咨询，把科学技术的火种撤向广阔鱼村和千家万户，使先进、适用的科学技术殖入农村经济的胚胎，在东山湾形成一个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统一发展的海洋渔牧场，进而带动全漳州市黄金海岸线的全方位开发。至此，古雷“海上田园”正式形成，这里养殖翡翠贻贝15000亩，扇贝套养海带8000亩，羊栖菜4000亩，鲍鱼5000平方米，吊养牡蛎12000亩，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的“海上田园”。
  从在实验基地从事科研到正式调入工作，陈和鹏在漳浦已经有十六年头，他完成了扇贝的项目研究和推广，攻克了牡蛎半人工采苗及棚架式养殖的技术关，而最大的功绩是建设了面积数万亩、年产值超亿元的“海上田园”，填补了漳州市的空白。在这风风雨雨的十六个春秋里，他埋头苦干，把青春和智慧献给科研和科技推广工作，献给广大的海区人民，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在实验、研究和推广的同时，注意把实践化为理论，先后发表技术论文二十多篇，获得国家、省、市、县科技成果奖十多项。他从助理工程师、工程师，进而被破格晋升为高级工程师，并从漳浦县海珍品实验场副场长、场长调升漳浦县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水产研究所所长到漳浦县水产局副局长。他的成就和贡献，党和人民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荣誉，他作为科技人员，被推选为漳浦县科技拔尖人才，漳州市市管中青年科技干部，漳州市科技拔尖人才，漳州市政协委员，福建省人大代表，漳州市劳动模范，省、市党代会代表，漳浦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每一项闪光的荣誉，都是一股工作上的动力，党和人民的胜任，是对他的鞭策。他担任了行政领导，但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科研工作，还继续承担省、市下达的专项实验研究和推广任务。有人劝他“歇一歇”，他却说现在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年代，停步就会落后，何况漳浦有那么优美的水产资源可供开发，这是全县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做为水产战线上的一兵，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趁着自己还年轻多做一些工作，才对得起党的培养和父老乡亲的哺育。“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在人生的旅途上，他向着辉煌跋涉，在科学的海洋，他不断的探索耕耘，我们相信，明天，他将会有更多的硕果奉献给人民。
  不守旧摊子，要抱金娃娃
  ——林开居委员的创业历程
  严利人
  林开居，霞美村人，1946年出生，1961年毕业于漳州农校，当过农村兽医，搞过家庭手工业，受过冲击。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他养对虾，搞围垦，办罐头厂，事业红红火火，企业越办越兴旺，成为一名拥有200万元固定资产、年产值2500万元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厂长。1994年初，他当选为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常委。
  历经磨难终不悔
  林开居祖祖辈辈是农民，六十年代初，他成为公社兽医站的兽医。在那“吃大锅饭”的年头，他有一份固定的工资收入，使许多农民羡慕不已。但青年时代的林开居却不甘心安于现状，脑袋瓜里老是打转着要创办一个属于自己的企业的念头。这个念头因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逐步变成现实。
  那是1969年一个炎热的夏日，他身背兽医药箱，手持专给猪牛打针的大针筒，为生产小队中毒的耕牛打针。当他打好针站起来时，突然发现围观的村民们头上戴的都是斗笠，这一司空见惯的现象被他“发现”，与他创业的念头一碰撞，立即使他兴奋不已：农民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最不能离开的恐怕就是斗笠。如果能编制方便耐用的斗笠进行销售，不是可以赚钱吗？
  说干就干，他办起了家庭斗笠加工厂。他当时在旧镇兽医站，工作之余，就踩起自行车，乘着黄昏，溜到南浦购买竹片、竹叶等原料，又摸黑运回霞美。家里腾出一间房子，当为作坊，发动全家人编作，编好后挑着走村窜巷去销售。由于他家的斗笠体积小、不招风，轻便耐用，很受农民欢迎。几角钱一顶斗笠的小生意居然做得十分红火，春去秋来，有了一笔可观的积蓄。林开居为第一次尝试的成功，感到十分欣慰。
  然而，在那阶级斗争、“吃大锅饭”的年头，林开居家的小作坊成了“地下黑工厂”，成为“暴发户”。1975年夏季，他家的作访被贴上封条，加工工具及几年心血汗水换来的两千元钱被没收。第二天，他进了学习班，不料这一进就是三年。人百思不得其解，一不偷二不抢，何罪之有？！他不灰心，不气馁，相信历史是公正的，寻找机会东山再起。1980年，党和政府给他落实政策，洗清了不白之冤。
  开发滩涂搞养殖
  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像春风吹绿了大地、吹暖了人心，林开居迈开大步奔富路，积极投身山海开发行列，迅速成为“先富起来”的部分人之一。
  1987年林开居与另一人合伙承包刘坂垦区90亩虾池养殖对虾，第一年就获得好收成。第二年起他一人经营，又连续三年获得盈利。1990年他投资27万元围海90亩。正当他雄心勃勃地大干时，却遇到了挫折。1991年他养虾200多亩，盛夏时流行性虾病暴发，虾苗大批死亡，这一年他亏本30多万元。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又沉入海底，他苦闷，彷徨，连续几昼夜睡不好觉。一方面寻找原因，改进养殖方法，另一方面他决定改变投资方向，再闯创业新路。这两个方面他都取得了成功，在养殖方面，他参见少数盈利养殖户，向水产科技人员请教。改变高密度投苗、单一化养殖的办法，采用虾、鱼、蟹混养，终于走出低谷，使养虾业重现生机。1994年养殖草虾收成一吨多，获利10多万元。当年他投资28万元，又围海52亩，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成为当地有名的养殖大户之一。
  抓住机遇办工业
  正当林开居养虾亏本，苦闷、彷徨之际，漳浦县委七届二次会议召开了，作出了大办乡镇工业的决议，并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以期以工兴县，兴工富民。林开居眼前豁然开朗，连夜驱车赶往县城，向某单位领导借来《决议》，认真细读。第二天他又到厦门、泉州、福州等地考察学习，了解市场，决定立足当地丰富的原料，兴办农副产品加工业。这个大胆的想法一提出，全家人摇头，妻子脸色煞白：“难道以前受到的罪你忘了？！”他再次陷入苦苦的思索，经半个月的思想斗争，下定了艰苦创业的决心。他相信党和政府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不会变，他要抓住这个大好机遇一展抱负，干一番事业，实现人生价值。
  1992年他与人合股在杜浔镇兴办福联罐头厂，当年就盈利10多万元。1993年初他回霞美镇创办恒源罐头食品厂，联合了两个股东，租赁了停产的冷冻厂厂房，但还面临资金、设备、人才技术等一大堆困难。首先是上百万元的资金，三个股东四处奔波，东借西凑，终于解决了前期资金。接着他自己驾驶汽车，上福州，下汕头，既当采购员，又当搬运工，日夜兼程，把全套设备的部件一趟又一趟地运回来。经常废寝忘食，忍饥挨饿，有时整天顾不上吃饱一餐饭。又是连续十多天的挑灯夜战，他与请来的技术员一起，依照图纸，把设备安装了起来。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993年4月15日，他一手创办的恒源罐头食品厂投产了。当看到第一听罐头从机器上滚落出来时，他心里比吃了蜜还要甜。
  艰苦创业谱新篇
  “办企业难，农民办企业更难。”罐头厂生产不久，因封口技术处理不当，造成批量罐头胀罐，导致直接损失10多万元。惨重的代价使他痛下决心，要不惜重金聘请人才。他打听到外地有位辛工程师，是研究罐装封口的专家，立即前往面请，但辛工程师已被别人聘用，第一次他碰了一鼻子灰，第二次他在辛工程师家门口苦等了大半天，第三次终于有机会向他倾吐苦衷，辛工程师同情地点了点头，又为难地摇了摇头。时过一个月他又第四次来到辛工程师家中，使他惊讶不已：“你这是四顾茅芦，我佩服你的创业精神，我去定了！”就这样，他请来了一尊尊“财神菩萨”，厂里现有16名技术人员，其中有2名工程师、3名大学毕业生，一系列技术问题自己处理。从此，这个厂的产品100％合格，100％出口。目前年产芦笋、蘑菇等罐头二千多吨，产值二千多万元，为当地提供税源50万元以上，为国家创汇200多万美元，为300多名剩余劳力敞开了就业大门，为农副产品开辟了销售道，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林开居办企业盈利全部投入再生产，他考虑的是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作出更大的贡献。罐头厂三个股东除领取一份不高的工资外，至今没有分红。他的虾池实行虾蟹鱼混养，赚的钱又投入围海再生产。1989年他加盟当地的台资企业台裕水产养殖公司，投资15万元，成为股东。同是台裕公司股东的台商陈先生，敬佩他精明能干，愿与他合资600万元创办恒源罐头有限公司，由林开居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于1885年4月22日批准成立。除生产罐头外，还从事蔬菜速冻。他们己在霞美工业区购地23，正在基建厂房。林开居正在创业路上谱写着新的篇章。
  漳浦受日军轰炸和流窜的损失
  张草牧蔡大兴
  日本帝国主义自光绪“甲午”（1894年）以后步步侵华，尤其自1937年“7.7”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至1945年9月投降的8年间，罪行罄竹难书。漳浦与别地比较，算是受祸较轻的地方，然而所遭受的性命、财产损失还是严重的，据战后当时县政府统计，全县因日机轰炸及日军流窜滥杀，共死亡91人（男82人，女9人），经济损失（包括房屋、器具、衣服、首饰、图书、现款、粮食、牲畜、船只等）计215257791元。其中直接损失205131949元，间接损失10125842元。还有因海口封锁，通商受阻，造成产品销路阻滞、农村破产的经济损失，以及赴外地抗战牺牲的生命，无从统计。这里单说县境受日机轰炸和日军流窜的损失。
  日机轰炸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日军占领厦门后，时常出动飞机轰炸福建各地。5月24日（农历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日机8架空袭漳浦县城新路尾一带，在“番仔楼”附近投弹10枚，炸坏基督教会所办的逢源小学，姑娘楼及邻近民宅，炸死教会执事蔡发祥与源梁医院职员许振声，及附近居民蔡恢一家5人（全家只一个小女孩因不在家而幸存）。据目睹者称：蔡恢家人全部倒在血泊中，门前树上悬挂肠肚，墙壁上多处溅有血、肉。
  同年8月24日（农历七月二十九日），日机3架又窜入县城轰炸，并在繁华商业区的县前街投掷燃烧弹，焚毁县前街店铺四间和驿内庙附近民房四座，炸死炸伤居民13人。
  同年10月28日（农历九月初六日），日本飞机2架空袭县城，先后在住宅区打锡巷与万年春巷投弹各2枚，炸毁打锡巷李家楼房及祠堂共3座，炸毁万年春巷王家住房4座，炸死1人。
  同年10月29日（农历九月初七日），日机两架又窜入县城空袭，在商住区的北街投弹，炸毁黄家住房6间。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5月14日，日机2架空袭漳浦，在县城东门外防空洞外投弹多枚，并以机枪扫射，幸防空洞坚固，无伤亡。
  同年9月间（日子失记）日机2架空袭漳浦县城，在县政府及孔子庙投弹多枚，人员早已疏散，无伤亡。
  同年10月11日，日机2架空袭旧镇，在渡船头投弹多枚，美孚、宝成、南记等商行被炸，倒屋一座，死3人。
  同年8月6日，日机2架空袭佛昙，炸毁民房3间，伤1人。
  同年11月间（日子失记）日机一架空袭赤湖前张村，用机枪射死母猪一只。
  又马抗村附近一座建于明嘉年间的古楼（只存墙，屋顶已坍）也被日本飞机轰炸，坍楼墙一角。
  统计日本飞机共在漳浦炸死炸伤平民25人，炸毁房屋等财产，造成直接损失68.32万元，间接损失107.72万元（据当地县政府呈报数字）。
  日军流窜过境
  抗日战争后期，亦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占据厦门的日军受封锁，补给困难。其中陆军德本光信联队系自华北调防广东，在台湾海峡受盟国空袭沉舰馀生的残部，约900多人，退到金门、厦门，与原驻厦日海军不和，为免饿毙而作困兽之斗，从闽南沿海陆地流窜潮汕日占区汇合。
  这批日军在港尾乡白坑登陆后，于7月4日进入本县境，沿前亭、佛昙、浯江、旧镇、县城、大南坂、盘陀等地，于13日窜入云霄县境，在漳浦境内历时10天，沿途抢劫粮米、大豆（用于喂马）、用具、耕牛（用以驮物），掳人当挑夫，滥杀无辜，强奸妇女，罪恶滔天。据抗战结束时的漳浦县政府统计呈报，全县在这次浩劫中被日军打死十多人，损失财产78103950元，其中学校损失11464420元。
  日军流窜经过漳浦各地日期
  1945年7月，侵厦日军流窜经漳浦往潮汕日占区汇合，漳浦人民受奸淫掳掠枪杀，惨祸是不会忘记的，而对其流窜经各地的具体时间却记不大清楚，有必要引据当时亲历者的记忆、政府文件，加以综合、对照。同时与龙海、云霄、诏安资料衔接，得出一个确实的日期。
  流窜的日军德本光信联队残部，是从海路南调广东遭受盟军飞机轰炸沉船馀生者，（据美第14舰空队队长陈纳德夫人陈香梅女士的回忆录：南调广东的陆军第9师团德本光信部，在漳浦、南澳海面遭我陈纳德第14舰空队—飞虎队轰击，敌舰沉人亡，损失数千兵）。这批日本陆军残部逃到金、厦，在盟国海空封锁下补给困难，且与原驻厦日本海军不和，为免饿毙，不得不作困兽之斗。
  据龙海方面资料：德本光信联队残部，在金门强征驮夫、骡马，用民船于6月29日深夜至30日凌晨载到港尾乡白坑登陆，经3天陆续会齐人马，开始南窜。
  据民国34年11月《漳浦县施政总检讨报告》：“7月4日，敌窜入县境之田中央（属前亭乡），沿佛昙、赤湖之线进犯，我自卫队袁分队当即配合75师张王两营侧击抵抗。10日敌进犯城东18华里之林尾山，与我徐中队（自卫队）接触，11日晨，徐中队沿铁炉桥退至城东高地……徐中队长负伤……。”
  这份报告没有说到日军经过佛昙、赤湖的日期，据当地群众回忆，7月6日，日军尚在前亭墟及大社、田中央、桥仔头等村劫掠，抓一些妇女拖到小学校驻处强奸。7月8日窜抵佛昙，炸毁佛昙桥桥墩3座，以杜绝追兵。大部份驻纯美中学，分兵到大坑等村，滥杀群众，抓挑夫，抢粮食，强奸妇女。9日窜抵赤湖，对沿途掳来的挑夫20多人进行搜身，搜出佛昙人杨大雷、杨臭葛身上有什么证件，放出军犬将两人咬死。在赤湖同样抢粮食、牲畜，强奸，又掳去许振和、陈春池、陈老婴等10多人当挑夫。
  据亲身参加战斗的“华安班”（设在华安的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代号“腾云”）第四营第二连列兵林如山的回忆录（载《漳浦文史资料》第九辑），7月10日中午，该连在乌石深水坑与日军发生遭遇战，阵亡排长陈日辉和列兵蔡水潮，该连溃散，还有两连继续战斗至夜间。
  综合当时的政府报告及亲身参加深水坑战斗的列兵林如山回忆，日军于10日下午在深水坑与“华安班”发生遭遇战，11日上午日军已到城东高地（县自卫队徐中队长腿部中弹负伤，从城东高地撤退了）。目击说：“日军从城东高地印石亭山开炮击毁城北鸡笼山碉堡，然后全部从东门进城，沿郡营顶、官学口街、城隍庙口、出南门，除少数人到县前街老益美、漳源等饼店抢糕饼外，没有深入其他街道。在南门又抓去陈家发、柯金狮、李乳等多人当挑夫，继续南窜，当夜在大南坂山上露宿，12日上午劫掠下阮村，拉去一些耕牛以代马，然后向盘陀窜去。午后在盘陀曾受盟国飞机轰炸。
  另据当时任“华安班”第一营营长的汤涛回忆录《堵击日寇流窜闽南纪实》（载《漳州文史资料》第9辑）说：该营原驻守旧镇港两岸后埭山，防堵日军渡港，经炮战后，日军见渡港有困难，改取道漳浦县城越盘陀岭，该营于13日经杜浔直抵盘陀岭南麓云霄县辖的岳坑乡右前方高地，但美方机炮排不接受命令、据翻译员谢炳刚解释，因为当天是13日，美军认为是凶日，不愿作战。另据“华安班”另一重要人员安子珩的回忆录《腾云特训班始末》（载（漳州文史资料》第20辑）说：“12日，腾云班（即华安班）汤乘衡营（第二营）爆炸队在日敌南窜必经之道的盘陀岭埋放炸药，遇上日酋德本光信部先遣队，未经火战，汤营爆炸队撤下炸药包，便向西南方向溃退。……13号这天，日敌攻占盘陀岭，已经进入云霄县境。”以下说到，13日美军机炮排在云霄岳坑乡不愿作战之事，及14日晚日军越过马山入诏安县境，15日渡过四都港，20日越分水关受盟机轰炸死伤百余人，后入粤境，至日占区，汤、安二人所说相同，与云霄、诏安二县资料吻合。
  在日军流窜过境的时候
  陈育嗣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狂妄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重要的地区，又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侵占南洋群岛，原以为凭藉1940年9月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结成的法西斯侵略集团可以称霸世界。然而在意、德二国先败之后，日本本土及琉球、台湾等岛也在盟国海空包围之中了。困守金、厦二岛的日军补给困难，不但无油点灯，甚至拆毁民房取栋梁门窗当柴烧。陆军德本光信联队残部原是由华北从海路调防广东遭受盟国空军轰炸沉舰之残余，退守金、厦二岛，与原驻厦日海军不和，为摆脱坐待饿毙的困境，决定从闽南沿海陆路流窜与粤东日军会合。我军方得到情报，即通知各县戒备。
  漳浦县各机关奉令疏散。县长柯永德带一部份人往县城北郊寨仔窑村。国民党漳浦县党部书记长许元瑜患肺病，往东山村休养，职务交执行委员、秘书柯汉扬代行。当时我在县党部当干事，即随同汉扬带十几个人在县城宣传，动员百姓暂时撒往西北方向的乡村，并配合县政府、县警察局在东路赤湖至佛昙一线放哨，发现情况及时用电话报告。
  日军于1945年6月29日深夜至30日凌晨在海澄县港尾乡白坑一带登陆，经几天会齐人马，进入漳浦前亭。这时协助华安班（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指挥官陈达元工作的陈志谟已在漳浦县城社会服务处设指挥站，负责调动县保安队协助作战，以及与各方面的联络任务。华安班指挥部则设在县北霞潭村，主任陈达元坐镇指挥。陈志谟本是漳浦县临时参议会议长，辞职去担任华安班漳州办事处主任未久，所以人们还称他“议长”，实际他是陈达元的“第二手”，负有联络各方面的任务，我们与他有密切联系。
  9日，日军已从佛昙至赤湖，我随汉扬带一些人出发四股、浯江一带。他这个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镇定、乐观的，这时虽然临近战地，随时有受日军便衣人员潜入袭击的危险，仍然从容工作，不失平时潇洒的风度。浯江处在一条赤湖通县城的“倒亭隙”捷径上，估计日军可能抄这条捷径经过（一天后日军果然从这里经过，与华安班发生“深水坑之战”）我们挨户劝导群众疏散。汉扬挥笔写了一些标语，我一面帮他在路边壁上、树干上张贴，一面与他谈笑风生。标语中有一条写“活抓敌酋德本光信！”我笑对汉扬说：“这是死诸葛亮惊活仲达。”汉扬说：“兵不厌诈，要能在沿途多设疑兵，给日本仔来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10日，我们在四股（赤土）接到华安班指挥部电话，来到霞潭村，已是傍晚，陈达元立即接见，问我们有多少人。汉扬答：“就这么十几个，带几杆土枪。”我补充说：“原来计划召集一部份狩猎队，后来考虑没有武器也没有用。”达元说：“打日军不比打野兽，你们没有训练，要上前线是不行的，保护百姓逃难则可派上用场。近城几个小村庄百姓怕受日军掳掠，纷纷跑到霞潭来避难，这里设指挥部，怎么可以容纳这些杂七杂八的人。元瑜兄在东山村，你们把这些逃难的人护送到东山村去吧。并替我向元瑜兄问好，说我军务在身，不能去看望他。”又补充一句：“如果路上遇到危急事，就鸣枪告警，我会立即派兵救援的。”我们来到“难民群”一看，男女老少一百多人，肩挑背负，有的牵着啼哭的小孩，还有老大爷牵着黄牛、水牛，我们感到要带这么一群人确实不容易，好在指挥官保证有事要派兵救援，也就壮胆。我们把人群分成几个小组，每组派一人负责带领，顺利转移到东山村。路途不远，但已入夜，移步艰难。
  在东山村见到许书记长。又会到漳浦民报社经理徐晓峰和主编李林昌，他们是按照汉扬的布置，把报社印刷机和铅字运到西郊新厝顶村陈氏祠堂，天天从陈志谟处获得军方消息，出版一小张号外，报道日军行踪，以促使群众警惕。日军迫近县城时，徐、李二人带领印刷工人将机件埋进早已预备好的地窖，然后来东山村。
  东山薛保长为我们张罗了晚餐。随我们逃难而来的村民大都投亲去了，还有少数无亲可投的，和我们一同用餐。餐后，他们随我们继续爬上邻村“山坪顶”。这里只能腾出一间茅屋让我们投宿，我们只好让给那几个妇女和小孩住，我们这此男子汉就露宿在旷地上。时值夏天，我们赶路时满身大汗，这时正好清凉清凉。那里知道半夜里山风袭人，热汗化作冷水，加上寒露，浑身湿漉漉冷冰冰。五加抱来柴草，燃烧起来，我们挤在一起取暖。汉扬喟然长叹，我说：“英雄志短啦？”汉扬说：“不，我本来感到野营篝火很有意思的，但一联想到，敌人今夜可能在县城，若是纵火烧城，将是极大的灾难，因此叹息。”我们半夜醒来难再入睡，挨到天亮，已是十二日。我们正在早餐，忽然来了一个人，自称是“递步哨”（乡保的通讯员），说日军已过城往盘陀流窜，陈将军交代，要你们迅速到寨仔窑村会同陈议长（志谟）及何县长（永德）回城处理善后。寨仔窑邻近霞潭，原来陈议长就在这里会同何县长指挥县保安队与华安班的协同作战，并联络盟国空军助战。两个美国佬也在这里担任联络工作。今日何县长要进城贴安民告示，特地要来三把轿，要把陈议长和二个美国佬抬进城。陈议长与我们握手言谈，两个美国佬却在那里坐轿轮流拍照作乐，在他们心目中，这是中国落后，原始的象征，我们正在气愤，空中出现飞机，美国佬放弃嬉戏，开始用无线电与飞机联络，但飞机还是找不到目标。陈议长叫人拿来长布，在山上作出箭头形状，指向盘陀岭，飞机才找到目标，向盘陀岭俯冲，即传来炸弹爆炸和机关枪扫射的阵阵声响。
  陈议长叫汉扬一同进城，交给我一条卡宾枪和几盒子弹，叫我带随同我们的十几个人抄捷径经梅林、蒲野去盘陀，一是了解灾情，二是把日军丢下的物资收缴上交。我说这条捷径看起来比较近，实际上小路弯曲，还是近不了多少，我们家在县城，不顺路回去看看是不放心的。汉扬赞同此说，陈议长也就答应。
  进入城里，一片沉寂景象，街上人影寥寥。我们沿北街、麦市街、西街、县前街绕城一匝，只听说县前街“老益美”、“漳源”二家糕饼店遭抢，居民幸而安然无恙，大家稍觉宽慰。我与五加告别汉扬，带几个人沿日军过境路线进发，到南门才知道有几个人被抓去当挑夫。原来日军从东门进城，沿城边的官学口街、南门街出城，不敢在县城逗留，只有少数人到县前街糕饼店抢食品，没有侵入其他街道。
  在往盘陀路上，触目惊心，尤其坐落在大路边的下阮村，遭受了惨重祸劫。原来昨（十一日）晚日军经过县城后即到这一带山头露宿，早上来洗劫这个村子，抢去粮米。有十三名妇女被掳禁一室，幸而后有追兵，日军急忙逃窜，她们才幸免于难。但农民赖以生产的黄牛、水牛几乎都被抢去驮载物资，损失惨重。
  下午来到盘陀，郑保长告诉我们：上午飞机轰炸时，日军掩蔽，一些胆大的挑夫乘机逃跑，有的被炸死和机关枪扫射死。日军有些损失，主要是马螺牛被炸死一部份，这些日军是久经战阵的，懂得掩蔽，只有牲畜暴露。与德本光信形影不离的一只猴子走散，被华安班捕去。日军没有受到华安班地面截击，华安班先头部队虽然比日军先到盘陀岭，但只是在沿路埋设地雷，以为敌人难越雷池一步，那里料到狡猾的日军不走正路，那些美造地雷都没有引爆，致日军一门钢炮用马驮进盘陀岭，占领高地，飞机轰炸过后，日军开炮掩护部队越岭向云霄方向流窜。华安班所用都是短射程的美国卡宾枪，而日军的步枪都是远射程的，华安班无法接近。日军过岭以后的事他不知道。我从郑保长手中接过两颗未发射的日军炮弹和几个炮弹壳，其余一无所获。（据华安班第一营营长汤涛后来的回忆文章，华安班只有第一营配有由美军掌握的机关炮，第一营奉命驻守旧镇港南岸后埭山，日军曾从旧镇镇炮击南岸，见该营开炮还击，乃改道由县城越盘陀岭，该营即经杜浔转到盘陀南麓的岳坑，因为那天是十三日，洋迷信视那天为凶日，美军机关炮排不愿作战，致未给日军以杀伤）。
  我回城后将所见所闻告诉汉扬，他自伤感一番。随即告诉我一个稍可解恨的消息：狩猎队在东门外黄仓街村抓到一个日军掉队人员，是一个有鸦片烟瘾的台湾人。抓到这个鸦片鬼还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因为日军不过在黄仓街村作深水坑战斗后的短暂休息，即整队进城，大队日兵在公路上集合时，那鸦片鬼因整夜未眠困倦，没有及时跟上，狩猎队黄仓街村副组长陈和尚和组员张阿根二人以迅速手段将他抓住，没有被村墙外的大队日军发觉。何县长决定到黄仓街村举行庆功大会，发给奖旗、奖金。
  翁化清的妻弟叶怀文在草埔村当国民学校校长，日军在深水坑战斗时丢下许多信件，叶校长收集后来城交给汉扬（叶的妻子柯美仪与汉扬认亲），汉扬交给林昌，即请曾留学日本的陈果东译成汉文，以《敌兵书筒》的标题在《漳浦民报》连载。那是一些日本兵投入军邮而未寄发的家信，暴露出日兵思乡厌战以及预感将临末路的悲观情绪。省内外报纸竞相转载。
  抗战初期漳浦受过日本飞机狂轰滥炸，倒了一些房屋，死了不少人。在这日本军阀将届穷途末路之际，漳浦又遭受日军流窜的浩劫，至今想起来还有无限悲痛！
  从事日敌情报工作的经历
  何水道
  （编者注：何水道，漳浦官浔人，他这篇回忆录是亲历、亲见、亲闻之作。其姐妹篇《一枚盟军奖章的由来》发表在《漳州文史资料》第20辑，与本篇内容大体一致，而若干细节各有繁简不同，可以参阅）。
  抗日战争初期，福建各地饱受日本空军轰炸的惨祸，而抗战后期，沿海一带不时传来日本战舰、运输舰在海上被飞机炸沉的消息，沿海群众还常在海上捡到大桶汽油、成捆的橡胶，及其他飘浮的军用物资，还几次在海上捕到因沉船落海的日本军人，由地方政府押送上级军政机关。
  我当时以工作上的关系，知道其底蕴。原来，日本帝国主义于1937年“7.7”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企图以其海空优势速战速决，在短期内征服全中国，中国军民浴血抗战，获得几次大小战役的胜利，然而当时中国积贫积弱，武器落后，牺牲之惨重是不可言喻的。当时中国得到的国际援助甚少，空军已在上海、南京等大战役中损失殆尽，保卫武汉时只有靠苏联空军的秘密援助。但当时苏联的主要敌人是德国，虽然1939年7—8月间发生了张鼓峰事件（张鼓峰在海参威附近哈桑湖畔，日军骑兵侵入该地，与苏联骑兵发生冲突），苏日还是握手言和，1941年4月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美国与日本的关系更是密切，美国不断以军火、石油及其他军用物资供应日本，支持其侵华战争，美国决策者当时还没有省悟，日本不是以侵占中国为满足，而是对作为英、美、法、荷殖民地的太平洋岛国、半岛国都志在必得。所以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馆武官郭德权将1941年11月26日军统局截获破译的日军密电转交五角大楼，告知“今晨6时，日本特遣舰艇，包括6艘航空母舰，已经驶离择捉岛中部的单冠湾基地，迎着风雪，似有朝擅香山方向进发的迹象”时，美国的将军们认为这只是中国为破坏美日关系所制造的谣言。因为，美国被日本施放的“和平烟幕”迷惑了，这时，日本特使来栖三郎正在美国商谈贸易优惠条件。想不到，12月7日（星期日）早晨，驻在檀香山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赫斯本德·金梅尔上将及他属下的海军官兵还在睡梦中，日本庞大的海空军突然袭击这个重要军港，击毁击伤美国主要舰只18艘，飞机260馀架。美国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2400人丧生，2000多人受伤，美国这才对日宣战。
  美国五角大楼从此重视军统局的情报工作，由海军参谋部情报署派梅乐斯中校到重庆与戴笠谈判，达成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的协议。
  1944年夏天，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梅乐斯中校，由军统局人事处处长龚仙舫陪同来福建沿海视察，在福州活动结束后，军统闽南站站长陈达元专程到福州迎接梅东斯等人，从长乐启行，循海岸线前往漳州、华安视察。等到梅东斯中校回到重庆和戴笠协商后，就决定从浙江杭州湾起，一直延至广东的潮、汕，成立中美所四个前哨指挥部，负责搜集日军的情报。
  第四地区前哨指挥部就没在漳州青年路天主教堂旁边的一座双层楼房里，美方人员则住在附近的硕仁桥36号的两幢洋楼里（这里原是美国传教士洪为霖和协和医院院长、美国医生厚士端的私人住宅）。第四指挥站的美方负责人是美国海军少校载维尔·比斯（DivelBiss），他在中美所（即S.A.C.0）系统的官职是技术指导官，而他当时在美军中的职务则是美国战略情报局（O.S.S）第十八军事联络组的负责人。其他还有美籍的会计、报务员、译电员、以及第14舰空队的爱司扩宋上尉等4人。
  中方负责人是陈达元少将（漳浦人），当时他也身兼多职，既是军统闽南站站长，又兼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六班（因为设在华安，故简称“华安班”）的副主任，还是三青团漳州分团主任，变成一个“四位一体”的“要人”了。副站长是葛滋韬（别名“徐勉”）上校，他是闽南站沦陷区译电室主任，一位老资格的军统干员，闽南站的核心人物。此外还有秘书郑庆云（他原是三青团的骨干，后来曾任过漳浦县政府秘书）。其馀还有会计、文书、译电等内勤人员。
  当时直属第四地区指挥站编制的组、台有：漳州组，我当组长，兼心理作战小组长、队长，代名为何维元。厦鼓第一组，组长陈可我，另一位是林顶立，化名为林一平，台湾人，原是闽南站派遣厦门的情报组组长，潜伏在日军里的“双线人物”。厦鼓第二组，组长许斗恒。漳码组，组长张海。金门组，组长陈企。海沧组，陈国星、王元昌（漳浦人）。
  此外尚有潮汕组，组长汤精义、余斯渭等。除了这些情报组长之外，指挥站还管辖一个电台，台长郑康隆。还兼辖海空监视台，台长林天笠，下属有五处监视哨，以及一个气象站。
  后来中美合作所又把第五地区指挥站和第四地区指挥站合并组成“联合推进站”，把从粤东到广西凭祥的沿海各组、台，统统并入第四地区指挥站统一指挥。当时第五指挥站美方负责人是莫沙尔（Morssarl），是美国海军中校，在中美所中也是个技术指导官，是他通过中美所，直接介绍粤东组前来挂钩的。由此，“联合推进站”共拥有敌后情报电台70部之多，光在漳州的电台就有17部。推进站里从接收听部派来的基本职员就有30多人。配合重点工作，派入敌后活动，后来取得不少的专题成就。当时派到论陷区搜集日军活动情况和伪军动态的情报人员，最多时男女不下50人。
  除了搜集日军情报外，联合推进站的主要任务还有负责瞭望、监视从台湾海峡到北部湾的沿海日军舰艇及运输船只来往情况，以及测报沿海气象情况。因为当时在太平洋区域活动的美军舰艇和飞机，亟需要中美所能及时提供这两项情报，以决定对日作战的部署方案。
  在现代化立体作战的军事行动中，气象情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可以从当年盟军东南亚总司令部每日所发表的的战事公报中看出端睨来：
  “史迪威将军在华总部26日发表第341号公报称：
  （1944年）8月24日及25日，暴雨妨碍第14舰空队在各线活动。”
  “中国南部海面，我B—24式机于8月24日轰炸厦门之码头区。”
  以上可见，盟军的海空军事行动，必须获取当地气象情报为依据，方能制订作战方案。当然，还有海空观察哨所提供的情报，也是很重要的。
  我在漳州组的主要工作是总其成，沿海各哨台一发现日军的海空行动，报到我处，我便立即把这项情报组编，电告第四、五联合推进站的中央转台。中转台有权直接和陈纳德第14舰空队，或驻华美海军指挥部联系，如果发现重大的紧急情况，甚至于可以直接向美军东南亚总司令部联系，以便盟军及时对之采取军事行动。
  海空监视哨配合盟军作战，其辉煌战果，每日均可见诸报端。例如：
  “散泊闽海敌舰五艘，今日被炸沉没。”
  “（中央社南平17日电）本月13日、14日两天，盟机曾袭击闽南海面，发现敌舰若干，共投五十余弹，外海敌舰被炸沉没或受创者至少五艘以上。同安海面炸伤敌运输舰一艘，厦门海面炸沉敌运输舰两艘，汽艇两只。”
  ——《闽西日报》1945年3月18日
  “厦门近海敌舰六艘全被炸毁”
  “（中共社重庆22日电）……六千吨货轮一艘，及护航驱逐舰二艘被炸沉，三千吨货轮两艘均起火，可能被炸毁，另一艘驱逐舰被创。”
  “闽海目前仍有敌舰散处停泊，但敌轮千吨以上者则已绝迹。”
  ——《闽西日报》1945年3月23日
  更值得大书一笔的是：1944年4月间，日本陆军第9师团由北方调防广东，取海路经过台湾海峡，就在漳浦及南澳的海面上，遭到陈纳德第14舰空队（当时称之为“飞虎队”）猛烈轰击，结果舰沉人亡，损失数千人，武器弹药、军事物资全数沉入海底，一个师团仅馀德本光信联队400人，飘浮上厦门岛，虽然后来又捞起其他联队的幸存人员，也不过只剩900人，龟缩在厦门、金门两处孤岛上。（后来流窜闽南陆地到潮汕日占区汇合，沿途所受打击还是以“飞虎队”的空袭为最有作用。）
  中美合作所第四地区指挥站及后来合并成联合推进站，其活动时间仅仅一的多，其配合盟军海空作战的战绩辉煌，已从上述可见一斑了。其他战果，在我的记忆中，经美国新闻处报导过的还有以下几点较重大的战绩：
  一、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即“华安班”）堵截德本光信联队残部流窜闽南；
  二、“蛟龙计划”，中美所组织袭击浯屿岛日军仓库；
  三、在美方技术人员配合下，拍摄了沦陷区一金、厦环岛的地形、地貌和海山，以及南澳的环岛的地形、地貌；
  四、闽粤部队以测监器联系第14舰空队，为之导航，袭击了汕头、厦门敌码头，仓库、机场、兵站等军事设施，并炸毁了敌舰艇及运输船只；
  五、导引盟军舰只在东礁、南礁及南澳等处海面炮击敌炮艇队。
  1945年“8.15”日本投降了，抗日战争终于取得最后胜利。中美合作所按照中美双方签订的协议，抗日战争一结束，该所的合作任务即告完成。因此，同年11月前后，中美合作所就办理结束，该所所有美方人员，一个不留地都撤退回国了。中美所所办的“特种技术训练班”（即“华安班”），也随之奉命解散。“华安班”原有4个营，经整编，只留下一个营，改编为交警大队，随即调到台湾去了，其馀编馀人员一律解散，我所在的第四、五地区联合推进站，也宣告结束，但盟军东南亚总司令站不忘我们与之配合对日作战的功绩，特褒奖我们，我遂荣获一枚抗日战争胜利的奖章。
  潮汕难民血泪史
  旧闻记者
  抗日战争期间，大量潮汕难民逃到漳浦一带，除瘟疫病死之外，年老体弱者多数沦为乞丐，青壮少年大部份找农民帮工，有的入赘给人当女婿，有的给寡妇招为丈夫，小孩给人做儿子，妇女有的给人当老婆、小妾。女孩子贱卖，两三百斤稻谷可买一个，有的买去当童养媳、女婢，有的买去养两三年，便是现成的妻子和小妾。她们都是随人逃荒而来，却被人贩子卖掉。当时有很多人讨不起老婆，这时便不顾高利盘剥，借几百斤谷子买一个女人做妻子。这个女人被出卖，过到男家，与丈夫共同以血汗所得偿还高利贷，等于自已借钱叫别人买下自己，负担自己的身价钱，天下悲惨事莫过于此。
  在潮汕难民大量涌进漳浦的同时，带来了霍乱蔓延，哭丧之声频传，令人谈“虎”色变（霍乱英语音译虎烈拉，故又称虎疫），人心惶惶，朝不保夕，光县城一隅，一个月间就死了一千多人。有谣言传播：某夜，巡逻警察逢到一群亡魂，以为是队兵，喝问：“哪一部份的？”对方从容回答“接兵部队”随即消失，这时警察才知道逢到“阎罗王”派到阳间“接兵”的鬼卒。谣言说：人人有被“接”到阴间“当兵”的义务，但知识分子可以“缓役”，这是按照当时政府征兵的办法编造出来的谣言。实际上，知识分子懂得“病从口入”的道理，不乱吃没有足可杀死霍乱弧菌热度煮透的饭菜，碗筷要经开水烫过才用，远避霍乱的媒介苍蝇，因此“避疫”，而不是对阎罗王的“征兵”可以“缓役”。
  漳浦人口本来稀少，抗战时期又减少许多，潮汕难民是对漳浦人口的大填补。据抗战最后一年1945年统计，全县仅19.5791万人，这还是加上潮汕难民的数字。当时潮汕难民经过霍乱浩劫后还有大量在漳浦定居，具体数字无从估计，有人说漳浦有一半潮汕人，这太过夸大，但从当时漳浦到处可以听到潮汕口音这情况看，在漳浦定居的潮汕难民最少可以抵补漳浦人口在抗战期间的损失（应征入伍有去无回，逃避兵役流亡外地，死于瘟疫，死于日机轰炸等），因而战前战后，漳浦人口数徘徊在20万人左右，抗战胜利后，在漳浦定居的潮汕难民只有少数回原籍，大部分已在漳浦落地生根。现在，许多潮汕难民在漳浦传下众多后裔，一部分先富起来，每当回忆起当时的苦难，感慨不已。
  潮汕难民纷纷流落到闽西南一带，最远及于江西。由于漳浦是主要产粮区，粮价比邻县低，求生比较容易，所以留在漳浦的潮汕难民特别多。当时的县政府曾用遣散的方法对待潮汕难民，假收容之名将难民集中起来，然后派警察将他（她）们遣送回去。但最远只押送过分水关，随后，难民又跑回漳浦。当时漳浦劳动力缺乏，并有许寡妇和解夫，需要配偶，容纳了大量难民，使一些寥落的乡村，人丁重新兴旺起来。在县城谋生的难民也不少，但比起广大乡村来，便不算很多。
  潮汕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难民出走，有人说是因为日本军阀残酷统治，有人说是因为天灾，其实两者兼而有之。这里根据采访当时难民的忆述，参阅潮汕方面历史资料，综合记述于下。
  潮汕本是富庶地区，农、工、商各业都甚发达，加上华侨甚多，侨汇收入居全国前茅，要不是日军侵略，灾情虽然严重，也不至弄到人口大量流移的惨状。自1939年6月日军侵占汕头、潮州，以后又陆续侵占潮阳县大部分地方及澄海半个县，日军所到之处，狂轰滥炸，奸淫烧杀掳掠，群众纷纷逃难。但难民们在外地求生困难，在战事略定之后，有一部分人只得重返家园，忍受日军统治。之后，由于在日军刺刀下求生更加困难，又复纷纷出走，尤其在1943年，逃难人群达到高潮。那时太平洋战事爆发，南洋各地都罹战祸，侨汇断绝，又逢到大旱灾，兼且日军烧毁渔船，严禁出海捕鱼，以致无数人民活活饿死，为求生存。只有逃难一条路可走。如潮阳县城，原有10万人口，初沦陷时降到只剩下2万人，沦陷两年后的1940年，有部分难民回家，人口恢复到4万多人，但在1943年大量饿死、病死、逃荒之后，只剩下1.2万多人。
  当时潮汕地区旱灾确实十分严重，自1942年冬到1943年春夏之交，连续5个月没有下雨，到农历二月廿六日（公历3月31日）下了一场雨，农民抢插禾苗之后又是一个多月苦旱，禾苗大都枯干了，至农历四月十五日（公历5月18日）才又下雨，已无可补救。据《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1943年旱灾以普宁、潮阳二县为最严重。这两县中间，潮阳县大部份是沦陷区，饥荒就更加严重。全县受灾农田35万亩。损失稻谷70多万担，受灾人口70多万。至5月，米价涨到一斗一千多元，比年初的一斗十多元上涨100倍。全县饿死及病死13.4380万人，被日军杀害9.8724万人，逃亡7万多人。普宁没有沦陷，免受日军杀戮和活埋，但饥荒也甚严重，因为当时粮食管制甚严，越县不能流通，以致普宁也饿死不少人，外出逃荒者也有2万人左右，部份来到漳浦定居。由潮安县逃难而来的人也不少。
  饥荒与霍乱并行，其原因，一是日军滥杀群众，以致暴尸遍地，造成霍乱流行；一是灾民饥不择食，助长霍乱蔓延。尤以潮阳、澄海、汕头为最严重。据《汕头日报》报道，在1939年日军入侵潮汕之后，霍乱便已开始流行，疫情此起彼落，连续不断，蔓延达5年之久，至抗战胜利，霍乱才随着日军统治的结束而结束。5年间，全潮汕地区死于霍乱者5万多人，“死尸遍野，棺木袋席俱尽，男女裸葬一穴，千家万户，哀鸣不绝，景象凄凉，惨不忍睹。”尤其潮阳县海门镇，仅红沙窟一处，便收埋尸骨一万多具，称为“万人冢”。
  潮汕人民的苦难延及漳浦，漳浦人与潮汕人同生共死共患难，很多人结为亲家。现在，一条324线国道将两地紧紧连在一起，朝发夕至。两地经济命脉相连，同呼吸，共命运。
  黄金岁月在龙中
  柯汉扬
  编者附记：这是已故印尼实业家柯汉扬先生1992年遗作，忆述抗战时期中学生生活，值此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特予刊出。
  “芝山迢迢，芗水滔滔，我们学校多巍峨，先生同学，一堂攻错，春风化雨祝滂沱。……”
  龙中（福建省立龙溪中学）当年的校歌，我只记得几句，可是五十多年前的往事却历历在目呢！呀，逝去的年华，有如朝云无踪，春梦苦短！
  1937年“7.7”抗战爆发前一年（1936年夏），我和许曾炜兄偕同考入龙中高中十组。记得初抵漳州，投宿“卫生楼”旅社，吃饭于圆圈，左邻右舍叫卖蚝仔煎，大声竞嚷，至感有趣。那时自己喝汽水尚且不懂得如何用吸管呢，土得可笑可爱。
  经过公园时，有假山凉亭，林花荫绿，又有碑记可读，在那儿徘徊好一会儿。抵达芝山龙中，见到校门两边大书“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对联。操场宽广，校舍礼堂、课堂、宿舍，确是堂皇。
  那时正是马占山在日军侵占下的东北打游击，傅作仪在绥远抗击伪军，全国高唱“共赴国难”时代。王秀南校长初莅任，有番精神办校，实行军事管理，有军事教官、童子军教练。有一个吹号的，清早就吹集合军号，我们都穿校服，集合到篮球场跑步，约一小时。这样经常的锻炼，我觉得身体更加结实粗勇。
  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有球类练习、拳术师傅教练拳技、摄影学习，等等。我和曾炜兄样样都参加，也特地买了方形的柯达照像机，觉得趣味盎然。
  那时膳食也很好，冬天还有暖锅呢。实行所谓卫生食，往食盆里夹菜舀汤用一副筷子、汤匙，送到口里用另一副。学生也有代表参加办膳。
  漳浦人说话土腔很重，常会被同学饥笑，说“漳浦兄入城寻不着龙眼营”等等。后来慢慢改正了轻重音，口腔也就没有什么不同了。我们一些“漳浦兄”还特地到龙眼营去参观，原来漳浦来的肩挑小贩大都投宿于此处客栈。
  大同书局代售课本。三十年代是新文学运动昌盛时期，巴金、茅盾、鲁迅、冰心的作品很多，《良友》、《明星》等画报也逐期运到，我们成为“大同”的主顾，不时来买书，算是满足了求知欲了。
  电影院有光明、黄金两家，我们从那里欣赏了《渔光曲》和《大路歌》，也学会了绰号野猫的王人美所唱《渔光曲》和“美人痣”陈燕燕所唱的《大路歌》。——多少年后，我“过番”邂逅老同学曾炜兄，很常一同泛舟万隆西湖，大唱渔光曲和大路歌，消积心中积闷。也从中得到一些教训，如“爷爷留下的破渔网，靠它再过一冬”和“轰，轰，轰，我们是开路的先锋……”，也得到一些向前冲的鼓励。
  芝山之麓满是矮树竹林，难免生长了不少的的蛇。有一次王校长亲自带抓蛇师傅到竹林中现场表演，他知道何处有蛇，就以口作蛙鸣的声音，伸手进枯竹叶中里轻易地将蛇拉出来，放在笼里，屡试不爽。最难能的是，在附属小学的石阶隙缝里，他突然说这里有毒蛇，因为附近长有特别的草。他先吃了药，一会儿才伸手指进隙缝里再作蛙鸣声，果然有一条相当大的蛇被拉出来。他把蛇放在地上爬行，用蛇药去碰触蛇头，蛇畏而避之，真是神通广大。
  小竹林里有学校的厕所，隔墙则是驻军司令部的厕所，有时可能是犯人来上厕，有脚铐铁链的声音，并有士兵斥责大喊。那些人是罪有应得还是无辜受迫害的呢？也兴起怜悯同情心。同学们有时也谈论这事。
  仿佛记得那是春天踏青的季节吧，漳州所有的中学学生旅游盛产水仙闻名于世的圆山。龙中、寻源、崇正、进德（女中）、简师、职业中学都参加。我和曾炜兄带着“宝贝”的柯达照像机去。山麓满是少俊俏丽的学生，到处寻幽览胜，纵谈水仙出圆山的神话，乐在其中。我和曾炜兄也携照像机细心找镜头，俨然现在的摄影记者，随心所欲，不必征求同意，真是有趣极了。回校后，我们的国文老师徐石（是清末的优贡出身，诗文都很好）出个作文题目《圆山记游》，我除了记述旅游之乐外，还附了一首打油诗，有趣也带顽皮，当时还自鸣得意呢。徐老师把它改成一首律诗，并用红笔批几字赞好。
  提起这位长年穿长衫，以闽南话授课的老贡生徐石老师，也有趣闻。有一次王校长带领省督学上课室视察，突然来到我班门口站着，徐老师突然改口打起官腔来，有点像世界语，大家竟然因为听不懂而骇异，等到督学离去相当久，大家忍不住大笑起来，徐老师微笑道；吃官饭讲官话，不得已也得“老”一下，年老舌硬，“老”不起来，别见笑，别见笑！（闽南话“老”是：“扭”的意思）。
  当我们被调到福州东湖接受三个月的军训，着兵仔衫，穿草鞋，吃大锅饭，睡通铺，佩长枪、水壶打野外，过没正式的兵仔生活之后，突然芦沟桥的炮声揭开抗日战争的序幕，全国民心非常振奋，我们更是跃跃欲试，确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劲头。（这是一首当时最流行的抗战歌曲）。
  果然不久，日机飞来轰炸漳州，龙中寻源两校都与驻军司令部隔邻，当然是重要目标。我们一群学生疏散到野外的竹林里，看到敌机俯冲轰炸驻军司令部，芝山上的高射机枪不停地连珠发射，飞机的机枪声也卜卜不停，炸弹声响个不停……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飞机轰炸的情景，算是很有价值的军事演习。不久，好消息来了，全省与我们同届的高中二年级生都被调到福州东湖接受军事训练的各种科目，并发给我们准军官的皮带、佩剑和竹笠，就派我们到各县的穷乡僻壤去搞民训工作。清晨召集壮丁作初步军事训练，教民众唱抗战歌曲，并到处大书墙头标语，晚上就演出话剧，如《放下你的鞭子》、《慰劳歌》、《马百计》、《三江好》等等。我初被派到诏安县工作，后调到越过板寮岭和松梅岭的闽西重镇长汀工作。我们这一队还远走到曾是红都的瑞金附近，留下不少墙壁标语。省教育厅长郑文贞夸说民训是”笠剑学风“的好表现。
  民训回来，学校已搬到长泰县的岩溪。学生们利用课外运动时间开操场。傍晚，同学们大都跳到附近的溪里洗浴痛快一下，浴后高唱《打回老家去》和《拿起爆烈的手榴弹对准杀人放火的日本兵》……。王校长还领导我们开全校运动会。在岩溪，我们才认识”土皇帝“叶团长的真面目，也曾特地去欣赏他的小皇宫和在那里看戏。
  接着，我们再被调训，派到各县去作民教工作一年，当战时民校的校长或教员。我私自请了一位朋友去顶替，自己却在家乡漳浦县城一家小报馆里义务做记者、编辑，也协助速记重庆的广播新闻，因为我从小喜欢涂涂写写，也因此养成我好读书和写稿发表于报章的爱好，想不到后来沦落在香港却靠此雕虫小技荀活。这是后话。
  郑玑老师接任校长后，把学校搬到漳平县的永福镇去。在那儿，一切更简陋，教室分开好几处，同学们自己租房子或以土碉堡为宿舍，饭厅则借用祠堂，大家站着吃饭；桌上摆着定量的饭包和黄豆青菜以及豆腐油花汤，但是豆入饥肠化作蛋白质，还是精神饱满地读书、打球，高喊“抗战必胜！”
  也许是受多了战争长久的积闷，同学们也曾因为小误会竟和永福区署里的警察发生冲突，乘夜大伙儿围攻设在一个大碉堡里的区署，抛掷石头，大骂大喊，但毫无反应，即爬不上去，也进不了坚固的大门，泄泄气，倦了也就各自散去，在当时还不失尚武精神，朝气蓬勃，现在回忆起来却有点慨叹。就在那儿我们修完了高中的课程，计算起来共费了四年半的时间。当然我在实际的工作中得益良多，可能比死抱课本更好，它锻炼我以后要写、要讲、要唱、要演戏都可以勉强应付。现今有人大谈“读书无用论”这固然是过激之论，但学以致用是最紧要的，不要在象牙塔里做美梦。
  老夫今年七十多，满口半假牙，想起漳州的红柑、天宝的香蕉、浦南的文旦、圆圈的蚝仔煎和鱼头，还是会流口水呢。
  谚语“海水最阔，船头偶也相逢”，我在印尼雅加达竟然会晤到王秀南校长和郑玑校长。瘦小的王校长还满有干劲当高级商校校长；而郑校长任数学老师，老态龙钟了，他因高血压禁食一向爱好的猪脚肉，本来肥胖的身体瘦了不少。最后疾终在巨港的华校任内。我对两位校长一往情深，在拙作《海外四十年中》记述了他们在印尼的情况。
  我永不能忘记严峻的抗日战争。而今中日成为友好之邦二十年了，大家都觉悟到千万不能再陷日错。我竟也亲自游览了日本的京都和皇宫，在大阪参观工业区，在富士山上赏雪，在风景区温泉洗浴，我的儿子也留学日本专习纺织，家中也挂着我儿子和日本少女穿古装合影……现在又知悉明仁天皇将于十月间访问神州大陆，要亲自向中国同胞表示对往事的痛心。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回忆往事如烟，我不禁要朗诵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悲叹世事的沧桑了！
  纯美中学的抗日宣传活动
  我在漳浦县立培英小学读初小时（校长张顺福），1931年逢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我国东北，全体师生臂挂黑纱，上书白色“国仇”两字，听老师演讲，在幼小的心灵上已种下抗日情绪。高小时（学校改为漳浦县立第一中心小学，校长蔡竣德），读开明书店的语文课本，叶绍钧（圣陶）编的，有许多发人深省的课文，其中一篇十九路军旅长翁照垣写的《一个军官笔记》，写1932年上海军民抗击日军侵略的实况，课文上只写“敌人”，教语文的余炳文教师解释：敌人便是日本。那时我们开始在老师指导下阅读杭州出版的《儿童时报》，看到许多字句以××代替文字，如“××帝国主义”等，编者附言：“为什么字句里有××，我在这里不能告诉各位读者，请问你的老师和父母，如果老师和父母不愿照实告诉你，那便不是一个好老师和好父母了！”其实报纸上满纸××已是司空见惯，因为当时的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屈辱，禁止公开发表抗日言论，爱国有罪，报纸只好以××代表“日本”，以免被抓住把柄。我们少年儿童也和成人一样感到国难深重了。
  1936年小学毕业，漳浦县立初级中学已经因为经费问题停办了。好在万隆华侨杨纯美先生独资创办的纯美初级中学刚好在这一年夏季开始招生，我与逢源小学的十几位毕业生一同去投考被录取。在开学典礼上看到杨纯美先生，聆听他朴实的讲话。而在学校一切就绪后，他就再渡南洋经营工商业去了。
  一百多名一年级学生分成两班，连校长兼教员在内，老师只有四五位，还要分兼文书、会计、出纳、庶务等工作。膳费每月四元法币（自1935年已实行法币制度，禁止银圆流通），吃得不错，可随时报停膳，一餐领五分钱，可饱餐一大碗馄饨。每人每学期还可领回“伙食尾款”六元左右。（当时币值是稳定的，至抗战后期才发生通货膨胀）。
  当时全国各地抗日救亡情绪高涨。蔡朝阳老师（井尾人）是教英语的，而音乐、文学造诣甚深，尤其有一副洪亮的歌喉。他思想进步，爱国热情充沛，常在课余集学生在大礼堂教唱聂耳等人所作的救亡歌曲，很多学生自动汇合，学唱十分起劲。音乐教师李继志是蔡老师的连襟，听说在大学时是高材生，后来因为一场恶病留下后遗症，丧失了才华，他把我们当小孩子看待，教唱一些简单的歌曲，我们不能满足，都喜欢跟蔡老师唱慷慨激昂的救亡歌曲如《自由神》、《大路歌》、《救亡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李老师在蔡老师推动下，也改教救亡歌曲，如“九一八，血痕尚未干，东三省，山河尚未还，……国仇一日未雪，国民责任未完”等。
  翌年（1937年）“7.7”事变以后，抗日的烽火燃遍了中华大地。漳浦县成立抗敌后援会，当时漳浦县分设五个区，区署所在地旧镇、杜浔、佛昙、石榴坂、官浔各成立抗敌后援分会。纯美中学为当时漳浦县最高学府，校长李克柔被推为佛昙抗敌后援分会主任委员，蔡朝阳老师任宣传工作团团长，全校学生都是宣传工作团团员。李校长与蔡老师便发动学生将抗战的歌声推向社会。他们将学生分成几个组，由教师分别带领，于每星期六晚上出发到各乡村，以歌咏、演剧、演讲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星期天便在佛昙墟埔演出街头剧、演讲、教唱抗战歌曲。于是，“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以及《义勇军进行曲》等等歌曲，都为佛昙侨乡群众所熟稔会唱。国文教师苏恩卿虽是长汀人，由于是厦门大学毕业生，会说一口流利的闽南话，他从厦门带来一些方言童谣小册子，分给学生，叫学生到社会上去教唱，这些琅琅上口的抗战童谣，如“男的不要吃烟枝，女的不要点胭脂，大家俭钱买铳子，打到日本仔半小死”等等，便在侨乡妇女儿童中间传播。
  当时佛昙有“潭江号”汽船川走厦门，单程四小时，每天早上开往，晚上约九时左右才回到佛昙，有时因为等人等货，回来时已半夜。码头在纯美中学后面港边，每天晚上便有一些急于知道前线消息的纯美中学师生在那里等候，以先睹厦门《江声报》或《星光日报》为快。如陈明勋这样一位身体瘦弱的数理化教师，也冒海风候至半夜。翌日，学生们便利用午休时间，两人为伴，三人作伙，到墟埔向群众宣传抗日消息。
  当年冬季，纯美中学以游艺会形式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佛昙虽是侨乡，当时风气还比较闭塞，中学是新生事物，刚刚越过“无猜”阶段的男女同学不大接触，演戏也是分开排练。女生由女生生活指导员叶臻聪老师导演，演出《送女出征》等歌剧，剧中人物大部份是女的，有几个男的也由女生扮演。男生由蔡朝阳老师导演，剧中人物男扮女装。蔡老师根据侨乡特点，选择田汉剧作《回春之曲》改名为《爱情与爱国》，在游艺会上作为主要剧目演出，那是以南洋爱国青年回国参加上海抗战为题材的三幕话剧，南侨风情在演出中表现得维妙维肖，华侨青年的爱国热情也在舞台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时侨乡为之轰动。这三幕话剧有一个特点是有插曲，由于此剧的演出，其插曲如“再会吧，南洋，你海波绿，海云长，你是我们第二的故乡，我们民族的血汗，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等，便在校园里、社会上传唱开来。那时一些男同学身体还很娇小，扮演女角是那么的逼真，饰演主角梅娘的林维仁，当时有一副丰满的小白脸（后来竟是瘦骨嶙峋）。脸现猴形的中学教师兼业余作者。饰演女教师碧云的陈珊崙（后来竟是体格魁梧的空军飞行员，与日本空军进行过较量的）。蔡老师后来侨居万隆，文名蜚声海外，曾参加澳州广播电台中文部主办的国际书法比赛获优等奖；著有诗集《故里风光》，热爱故乡之情跃然纸上。几度回乡，与纯美中学旧时师生促膝话旧，不胜依依。
  纯美中学在八年抗战期间一直作为向社会宣传抗日的基地。每逢假日，纯美中学便配合佛昙一些小学，组成宣传队下乡，以戏剧等形式宣传抗日，演出过《红心草》、《麒麟寨》、《牛头岭》、《烟苇港》等话剧。
  抗战时期一个小学生的所历所见
  高聿占
  1937年“7.7芦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序幕拉开了。这一年我刚七岁，父亲送我到西街三房巷张隆古先生办的私塾念“四书五经”。刚念过《论语》、《中庸》、《孟子》三本书，私塾便停办了，原因是政府为适应抗日形势，通令各地开办国民学校，禁办私塾。我便转到武营中心小学，插读二年级。这已是1938年了。
  入学不久，学校成立“晨呼队”，除一年级外，各级男女生都得参加。每天早晨天未亮，我顶着凛冽的寒风，先到古井头葛婶店前，用二个铜片买一碗糖粥吃，再到学校集中，然后由老师带队，出校门从西街、府前街，转到北街、麦市街，沿街高唱抗日歌曲，“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雄壮嘹亮的歌声、满腔的热血激情，驱散人们身上的寒气。晨呼队的后面跟着县长吕思义，昌手持“动葛”（手杖），沿街敲门撞户，喊老百姓起床，几乎天天如此，妇女背地里多叫他“神经县长”。晨呼队最后到兴教广场参加升旗。升旗后回家早餐，餐后再入学上课。
  那时，学生还有一项特殊的课外活动内容，就是“防空演习”。学校划定班级疏散地点，“乱钟”一响，师生马上离校跑到指定地点隐蔽防空。我们班原指定隐蔽点在礼拜堂前龙眼围内，数次演习都去那里。农历四月廿五日那天，我们听到县府大钟紧敲声及学校的乱钟，急忙冲出学校后门，抬头看见飞得很低的日机，已在礼拜堂方向的上空，我急转身向高厝巷，一口气跑到城边桃仔园（现北市场蔬菜公司），突然听到恐怖刺耳的飞机呼啸声，急忙按演习时老师讲的，俯卧地上，掩耳张口。“轰轰轰”一连串的炸弹爆炸声，声声震动着大地，也震动着我的身心。我身边有些妇女，紧紧捂着孩子的嘴巴，怕哭声引来飞机，口中叼念着，天公保佑，佛祖保庇，炸弹不要落在这里。好不容易在心惊胆战中挨到飞机走了，警报解除了，才急忙回家，看到家中一切依旧，方能开口说话。这时，街上传开了，炸弹炸在礼拜堂前龙眼围左右，炸死了蔡发样、蔡恢等数人，死者四肢五脏悬挂树梢、檐口，惨不忍睹。以后钟声一响，我便从高厝往北门兜方向跑。那时的飞机是螺旋浆的，飞不快，轰炸还要打围找目标，因此，飞机飞到头上立即卧倒地上，飞机一过身，立即拔腿再走，经常走三、四里路到羊寮（今朝阳）、楼仔顶村。
  当时，“防空哨”设在鸡笼山（现气象台），警报器用挂在县府前东侧钟楼上的大铜钟。防空哨一接敌机犯境情报，立即电告敲钟者，敲钟者立即赶到钟楼，登楼撞钟。连续紧接撞钟为敌机入境警报；如慢慢地一声一声则是解除警报。后来，可能因钟楼延缓时间，改用一部金属手摇“警螺”（汽笛）以代替大钟。
  城内居民一听到警报，便急奔城外疏散或躲进防空洞、防空壕。那年七月廿九日（俗为“尾中元”），日机投弹炸在市场（现旧文化馆）东侧防空壕（今新华书店第二门市部），几个人堵死在里边。自此很多人不敢躲入防空洞。
  这一年，日机犯境非常频繁，有时一天要走避数次。学校只好采取疏散上课，我们班到王顶蔡俊德校长家上课，也曾到西门外大树下（现城关粮站）上课。城里居民也改变生活方式，天朦朦亮就吃早餐，太阳未出时就出城躲日机。中午就地野炊，穷困之家午餐只好免了。黄昏后庆幸一天平安过去，才陆续回家。
  县府后衙（现宾馆）几株大榕树上栖着几千只乌鸦，曾有乌鸦半夜“反巢”隔日敌机犯境情况，群众将乌鸦当“预警器”。七月上旬，乌鸦夜夜反巢，居民搞得失魂落魄，日夜不宁，既不能安居，更无法乐业。我父亲是手艺工人，他上半辈子有二怕，一怕日本飞机；一怕抓壮丁。警报一响，他面如土色，连跑也跑不动，只好在家宅后龙眼树下挖一条防空壕。在城内、躲防空壕也是担惊受怕，父亲便到城郊附近农村去联系住房，准备搬到农村中去。
  农历九月初六、初七两天，日机连续轰炸县城数次，每次都有居民被炸得血肉横飞。城内居民纷纷搬到农村亲友家。家长也不敢让子女去上学。武营中心小学也搬到霞潭村，我们全家搬到罗北考湖村。起初，每天跟着堂兄走三、四里路到霞潭去上学。不多久，学校没学生上课，教师也走了。堂兄到东门他外婆家，我也停学了。
  在考湖村，父亲断了手艺营生，就租了一些土地，我们成了见习农民。见习农民种地比正式农民还讲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摘绿豆。父亲说，太阳出来一晒，豆英就爆裂了，因此，采绿豆就得在太阳出来前。中午，农民都回家休息，父亲要我跟他留在地里锄草，说中午阳光强，锄掉的草不易复苏。我还常跟祖父进城卖蕃薯，两担蕃薯可卖一百多个铜镭，吃一碗“水面”5镭，祖孙吃后，再把家里的肥料挑到农村地里。当地农民说我们生产的作物不比他们少。但我的学业却荒废了。1940年空袭减少了，祖父母先回家，不久，全家回城。学校复课了，我也复学。
  吕思义县长走了，学校不再搞晨呼了。但小学生还得接受军训。军训很正规，每个学生要做一套黑布中山装，黑学生帽，束腰皮带，高年级同学要打绑腿。女生一律剪短发。学校利用劳作课，中年级每人做一把木大刀，油漆后系上红布带。高年级每人做一支木驳壳枪。西街顶陈克昌先生任学校军事训练教官。体育老师教舞大刀，陈教官教步兵操，教打野战。有一次，高年级同学到野外操演野战，曾鼎同学被土制手榴弹炸得血流满脸，用担架抬回校。
  武营中心小学不少老师是进步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教学生唱抗日歌曲，演“文明戏”（话剧），绘宣传抗日画。蔡俊德、郑秀贞夫妇、蔡启昌、林清秀夫妇、曾敏英、张淡月、许其和等老师，还有校外的柯汉扬、蔡维汉、邱珍五等先生组织的“抗敌剧团”，经常下乡演“文明戏”宣传抗日，高年级不少同学跟着剧团下乡，充当配角或跑龙套。有一次，我和戴壬癸同学被曾敏英老师叫上台凑个群众角色。兴教广场的戏台原是露天的，为了演文明戏宣传抗日，县政府拨款盖瓦顶大戏台，连带左右两大房间，演戏时作化妆室、休息室。平时则作我们的教室。
  抗战时期，我们小学生不但自己要读书，还要当民众夜校的小先生。我被分配在县府内县堂（现博物馆）识字班当先生，还有同班女同学教唱抗日歌曲。每天晚餐后，手提小油灯挨家挨户叫学员上学，学员多是中青年妇女。
  小学生参加的会竟多不胜数。全县在兴教广场开“一元献机抗日”大会，我们全校都去参加，有些同学在家长支持下，上台献金戒指、银圆，有各界人士、妇女上台献首饰、钞票，我们在台下鼓掌、唱抗日歌曲。竖“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在县幼儿园后大路边），我们同学每人献几个铜镭放在碑基底下。每星期一是“纪念周”例会，我们必须穿着整齐的校服，列队到兴教广场唱抗日歌曲，听县长训话。
  当时的老师很重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记得有一年儿童节，每个同学分到一份礼物，有糖果、饼干，还有一节果蔗。蔡校长手拿甘蔗问大家：同学们，这是什么？大家异口同声回答：是甘蔗。校长笑着说：不，这是用来打日本飞机的高射炮……。在五年级时，学校举办美术展览，老师要求学生画有抗日内容的图画。我和王乾三、叶集锋，从学校图书室借来很多张“日寇暴行图”，我们每人临摹了好几张参加展览，老师还表扬我们。
  后来，敌机侵犯骚扰减少了，社会上涌起抓汉奸、抓壮丁潮流。老师告诉我们，汉奸，装成乞丐、小贩、难民，到处向水井投毒，学生要协助政府抓汉奸，随时随地注意可疑的人。社会上也传得人心惶惶，公共场所的水井都加盖上锁。肃奸成为一个新运动，文明戏演“抓汉奸”，街头标语、漫画也都是肃奸内容的。有一次，兴教广场演“文明戏”，归侨，修脚踏车的乌番师傅，客串扮汉奸黄秋岳，“黄犯”五花大绑，背插斩标，身后左右站立两名持枪法警。“黄犯”用潮曲清唱通敌叛国的罪状，由城关民乐演奏手们伴奏。曲完执行枪决，“啪”一声，“黄犯”从台上栽下台来，观众人心大快，“消灭汉奸”，“枪毙卖国贼”！喊声响彻云霄。有一次，我们正在上课，忽然听到要枪决“资敌犯”胡百虎，大家丢下课本跑到街上观看。
  社会上到处在抽壮丁，按规定，三抽二，二抽一，单丁缓役，但有钱人尽管兄弟多，可以用钱雇壮丁，当官的怕中签的壮丁逃跑，保内壮丁抓阄，一中签马上像犯人一样被缚起来押关在联保办事处（后改乡镇公所），家属三餐去送饭。接兵部队一期接着一期来接收。接兵部队在城关一些祠堂设“新兵招待所”，实是关壮丁的牢狱。我们学校有不少同学的父兄被抓丁，家无劳力，不得不失学。当兵上前线抗击日寇，原是国民应尽义务，理应踊跃应征，为何要用绳子缚，铁丝捆，发现逃跑，不是当场击毙，就抓回活活打死？那一年暑假，武营中心小学被接兵部队“借”去关壮丁。有一天，我们几个同学路过窗下，突然听见内边惨叫，便停足往内窥视，见二个壮丁赤裸身子被按在石板上，当官的指挥其他壮丁逐个用扁挑轮打，终于打得不叫不动了。我家隔巷刘祠堂，也是关壮丁的地方，经常在半夜听见惨叫声，天刚亮就可看见荷枪的士兵，押着壮丁抬着裹草席的尸体出城去。还有一次，关在兴教寺的壮丁，集体逃跑，当官的下令用机关枪扫射，打死十余人，横尸榕树下。这些现象老百姓看在眼里，更觉得当壮丁的可怕。
  国民党政府只管抽壮丁，不管壮丁家里生活如何，妻孥子女死活如何，壮丁抓到“招待所”，吃不饱，穿不暖，动辄遭受毒打，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往上送时，每人牢牢捆缚，还用铁丝扎成一串，拉屎撤尿还要枪托、皮鞭毒打。用这种手段抓来的兵怎能打仗，怎能不跑呢？当然，自愿去当兵的人也有。我同班一位姓李的同学，在家庭得不到温暖，未到16岁去“卖壮丁”（顶替他人入伍，价钱约2至3担花生油）。六年级一位姓洪的同学，顶替其胞兄入伍，未经什么训练就被押送到安微，补入前线部队，参加九华山会战，队伍打散了，他靠着这小学文化知识，孤身千里跑回漳浦，考上漳浦中学。1944年，政府派人到学校招募“远征兵”，说是要到缅甸、印度参加盟军抗日，还招“华安军”等，学校不少同学报名参加。只有这样当兵才免受“新兵招待所”的虐待，且受光荣欢送。
  我们小学毕业那年，潮汕地区被日本侵占，大批难民逃到闽南，来漳浦的为数更多。不久，全县突然发生瘟疫（霍乱），死亡数千人。我们班里同学就死了三男一女，这可以说是间接死于战乱。
  上了初中不久，形势又趋紧张，二、三年级同学疏散到石榴崎溪一带上课，我们一年级则是上早、晚课，每人自备一盏小油灯，每天两头摸黑去上学，好在此况时间不长。
  1945年7月的一天，忽传占据厦门的日军数百名，从海澄港尾登陆向漳浦而来。消息传开全城震动，居民纷纷离家疏散出城，学校也宣布停课，学生随家庭疏散。我们与邻居几户疏散到罗山大埔村。那一夜，约11点钟，突然来了一股“追击”日寇的国军七十五师，有数名“便衣”会说本地话。把我们几家驱赶集中在一间房屋内，抢去了我们很多东西。“便衣”又叫十几个妇女帮他们把抓来的鸡鸭宰剥烧煮。天亮了他们要走了，我问其中一人：你们追日本怎么追到这里？那人说，我们是从文周岭过来的。我明白了，日寇流窜是走佛昙、赤湖、旧镇、城关的大路，国军是走湖西、赤土、万安、文周岭、罗北弯弯曲曲山路，这条路线距大路约二、三十华里。完全可避免与日军遭遇。
  日军窜入城内抓去一些老百姓当挑夫，即离城往盘陀方向而去。次日我们回家，听说日军过盘陀时被盟军飞机炸死一些人马。挑夫有的乘机逃出日军魔掌，回了家，有的被日军打死，有的被盟国飞机炸死。
  中国有句古话：“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民。”战乱是何等可怕可悲可恨，和平是何等可贵。要得到和平，国家就必须加强现代化建设，否则落后就要挨打。
  漳浦四十年来地下文物的调查和发掘
  王文径
  漳浦县的文物考古工作是从50年代开始的，1955年，为了配合各地的水利工程建设，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各地文化馆文物干部到各建设工地，实地学习，漳浦由刘两全参加了东山的水库发掘工地学习。回来后就下到各水利工地现场调查，省博物馆也经常派员下乡进行指导和重点调查，由于水库的选址位置常都是古人类喜欢选择的居住区，所以这一段时间，不断有重要的发现和发掘工作。
  1957年2月，于杜浔祖妈林水库建设工地，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省博物馆很快就派员下来，采集了一些石锛、石戈、有肩石斧、砂陶、泥陶片，以及铜斧等，证实这里原是古人类主要的生活区和墓葬区，并发现了一座宋代的瓷窑址。之后厦门历史系的老师也前来，采集的一些标本，一直作为人类博物馆的展品。1957年12月，在赤土眉力水库工地上发现部分陶器残片，省文管会、厦门大学先后派人来调查，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四处，称“石路遗址”，并清理出残墓四座，出土石戈、石锛、石环、石镞、陶豆、罐、垒、钵、壶、陶纺纶等。这是漳浦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始。
  1958年3月，霞美刘坂大山水库工地发现一座大墓，由省博物馆林宗煌和县文化馆刘两全等联合进行清理。出土镇墓兽俑、立俑，动物俑、盘口罐、瓷碗、壶、木梳、铜钱、铁棺钉等113件。该墓葬作长方形，砖迭涩锥形墓顶。有前后墓室，两边各有五个壁龛，形制较为规范，定为唐中期至五代之间。清理报告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这是漳浦县文物发掘资料的第一次发表。
  之后，文化馆文物干部亦多次配合基本建设，作了一些调查和清理工作，但均因项目较小或没有留下正式报告，出土文物也在十年动乱中散失殆尽，成果难以评说，其中尚有所闻的有火烧埔蓝廷珍墓，大南坂元代、明代墓葬，旧镇造船厂商周墓，以及祖妈林水库发现晋纪年墓砖，石榴畜牧场发现商周彩陶罐等，都有极其重大的价值，其中晋纪年墓砖和彩陶填补了闽南考古的空白。
  进入80年代，工作进入正常化，重要的地上地下文物开始不断被发现，其中有院前山商周遗址，罗宛井宋代窑址，南门坑南宋窑址，竹树山宋窑址，澎水明窑址。
  1986年初，湖西的农民在鸡母石山开山时出土陶俑，被乡政府收回并报文化馆前往进行清理，出土陶俑30几件，陶罐、瓷碗、罐等十几件，经研究为五代土坑墓，清理报告在《福建文博》发表。
  同年6月，省文管会在漳浦召开了全省的文物普查工作会议，12月，省考古队王振镛，粟建安等10人与漳浦文化馆，各文化站组成文物普查小组，对全县范围内的地下文物，特别是商周时代遗址以及一些地面文物系统全面的普查，普查工作为期10天，发现了56处商周时代的遗址及一些地面文物。基本查清了漳浦古文化遗址的分布情况及类型，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文物普查。
  1987年7月，盘陀镇汤坑庙埔村一古墓被盗，至第七天清早，村民赶到现场，赶走盗贼，自行进入被挖的女棺室，取出随葬品，村委准备将这批文物出卖，作为修建桥梁的经费，后被派出所发现没收，乡书记许展文亲自将有关材料和墓碑文送县公安局，有关人员认定为明万历间的户、工二部侍郎卢维祯夫妇合葬墓，经电话报省文管办同意，7月8日，由县文化局黄以结，带领县文化馆杨和祺、王文径、刘两全等人员，在盘陀派出所的配合下，对该墓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该墓形制甚大，前有50米长的墓道，分列五组石像生，墓碑后四米才为墓葬封土，三合土封土层厚达2.0米，其中外层0.6米为三合土夹青花瓷片层，内1.4米为质量极高的糯米浆三合土，硬度相当岩石，且有极好的韧性，最后只好采用炸药爆破，经炸了八次后，才露出券顶砖室，在进行表土清理时，于墓碑室之间无意中发现了总督两广军务、兵部尚书戴燿撰写的墓志，对于后期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文字材料。卢维祯的棺木至当天下午5时左右才抬出墓室，用八个人抬到公路边，晚上近九时才运到县城，保存于旧县堂里。
  9、10两天，研究启棺方案，考虑到可能是一具干尸，或可以保存的尸体，对于防腐保存的问题也做了周密的安排，并请来了县医院杨南泰主治医生，做了尸体解剖的准备。
  11日早上开始在旧县堂里进行启棺清理，数百人参加了围观，公安部门在门外进行维护秩序和保卫。只好用椅子在县堂内又隔开一个空间，由王文径、刘两全以及1名“土公”进入现场工作。其余工作人员包括厦门大学考古系吴诗池副教授及6名学生，录相、摄影人员等都在椅子外观看。启棺后发现最上层的，深褐色的裹尸布下罩着一个清瘦的老人，揭开裹尸布后，发现尸体其实已经全部腐烂，只剩因水银的作用而变黑了的骨头。由于棺中纺织品的填充和支撑，人形和随葬品的位置没有改变。便依次从腰部开始，取出墨盘，木算盘、紫砂壶。腰带，印章，健身槌等文物，其中有一个曾被误认为是书籍的布包里，原来是一个木奁，装着明仿汉的昭明连弧铜镜，以及木梳，牙托筒。整个清理工作到了下午才告结束。
  这次发掘、清理出土卢维祯随葬品及女棺被盗、后来移交的文物共一百多件，其中明时大彬制款紫砂壶、菱形珠木算盘，橄榄形木漆健身锤，青玉笔架，银带板都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时大彬制紫砂壶列为中国文物精华。这次发掘清理，是漳浦依靠自己的人员进行的较完整的考古工作，且资料完整，年代和墓主身份材料准确，清理过程录相，摄影和文字完备，更主要的是出土文物极为丰富，有几项填补了空白，此后清理报告在南京博物院的《东南文化》发表，部分珍贵文物在国内外十几种刊物上介绍，引起了文物考古界的重视。11月份，省文化厅和公安厅还为此联合在漳浦召开了打击盗掘和走私文物犯罪活动的大会，盗窃此墓的案情也有了完整的了结。
  卢维祯墓的发掘可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一年后的同一天，即1988年7月11日，霞镇冷冻厂工地上又发现了一座古墓，根据工程要求，不得不进行抢救性的清理发掘。该墓为砖室券顶双室，墓主为明万历初，广东参政刘霖父刘大成。但仅出土了青花瓷罐，汪东川制墨条，木算盘珠等几件文物。同年8月，旧镇甘林村又一古墓被盗，文化部门进行清理发掘，和刘大成的棺木一样，都运到黄道周纪念馆中启棺，也出土真川林子墨、圆瓷砚、折扇、毛笔、铜镜等。该棺木和纺织品随葬品都保存得极为完好，甚至裹尸布上的纸钱也保存原折叠的形状，只是尸体充分腐烂，分析该墓的地理环境，封土情况，棺木质量等都符合最佳防腐条件，尸体完全腐烂的原因是其死亡季节和入葬时间欠佳。
  80年代后期，是漳浦地区盗掘古墓之风极盛的时期。此后又有了几次较小规模的清理发掘工作，1988年12月，清理了位于官浔镇赵厝村后的明崇祯五年（1632年）次吾夫妇合葬墓，仅出土了一件木质发束。该墓葬式较特殊，土坑中有椁有棺，上复灰土四层，大有古风，在闽南同时期葬式中仅见。1989年2月，清理了石榴镇后埔村一明代中期的券顶砖式墓，墓在村中，移到村后清理，出土了一件马蹄形铁器，作用不详，一件鸠头形木杖，说明墓主的死亡年龄在七十岁以上。4月份，又应该村村民和派出所要求，清理了学校一座多次被炸，严重危及村民和学校安全的清初墓葬，出土石砚、木奁盒、须夹等文物十件。
  1989年8月，盘陀镇庵前村一古墓，因水土严重流失，三合土封土完全裸露于地表之上，多次发生盗贼企图炸墓，危及村民安全，为此对此基进行了一起较大型的清理活动。墓为三葬，其中一葬已于早年被盗，封土外层石构，二层三合灰土，内为券顶砖室，于男女棺中出土银腰带，木算盘、三层石砚，余仰制墨等文物，其中木算盘为目前已知绝对年代最早的算盘。墓主为明嘉靖二十年进士，官至广东佥事的陈梧。
  1989年10月，在湖西又相继进行了两次清理发掘工作，一是湖西后山村一座明祯十一年（1638年）古墓被盗后，于墓上三合土层中发现大量青花瓷碗，总数估计在一千五百件以上，但质量甚差，清理进度很慢，仅取出了其中的一部分，由于这类墓葬有一定的特色，且对陶瓷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清理报告也发表于《南方文物》。
  1989年11月，鉴于陈元光的祖庙问题一直没有肯定的结论，于是对漳浦威惠庙进行全面的调查及局部的试掘，揭露了六个探方，一百多平方米，发现了三层地面，出土了大量唐中期以下至明清各代瓷陶残片、各类石构件，各式瓦当等。初步查清威惠庙平面布置情况，认定其建筑年代在唐中期。这次调查清理形成报告，参加了在漳州召开的（陈元光与漳州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成果受到各界的认同，从而使漳浦威惠庙的历史地位得到确认。
  90年代初，可能境内的明清墓葬已经被盗掘得差不多了，所见大多是早期的墓葬，仅在503台、检察院工地发现和清理了二座唐墓和一一座明墓，在赵家堡边发掘了一座明代中期的墓。直至1993年9月，博物馆人员在文物调查中，听说有人从山上取回一件有刻字的破砖，当即前往进一步调查，在深土灶山上找到一座被盗的石室双葬墓，遂用了三天的时间，开展进一步清理。该墓用条石构筑，各有一个前室和十个壁龛，在壁龛中出土了四十几件未被移动过的陶俑，并收回了被盗有买地券，多咀壶等文物，这是漳浦地区第一次发现的有纪年的唐墓，对于校正不少墓葬的年代有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其中的买地券，因有明显“大唐国福建道”的字样，对于研究福建在唐代的行政设置和区划有重大研究价值，历史上一直认为福建属于江南道和江南东道。只有近代学者朱维幹提出唐代福建也曾设道的论点，漳浦这件买地券的的出土，是对这一论点的有力支持。
  漳浦明清楼堡的楼名和匾额
  王文径
  漳浦明清时代至少有楼堡一百三十几座，绝对年代最早的为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的一德楼，稍后的贻燕楼，庆云楼，晏海楼，完壁楼，远远早于闽西南其他县份，年代最晚且有绝对年代的为光绪年间的垂裕楼，其中最多为清乾隆年间所建，约占楼堡总数的五分之二。土楼堡的平面建筑形式有单圈圆楼，双圈圆楼，三圈圆楼，多圈圆楼，半圆楼（俗称粪箕楼），方楼，双重方楼，外圆内方楼，万字形（俗称风车辇楼），八角楼以及不规则形楼等；层高一层至四层不等；内部分配有单元式和内通廊式二种；墙体结构有条石乱石砌筑，三合土夯筑，生土夯筑或混合结构多种。这些楼堡，几乎都有一个堂而皇之的、雅致的楼名。漳浦现存的楼堡中，除了因楼匾早年已遗失破坏，或原楼主家族搬迁，没有传下楼名外，基本都能找到楼名。现尚没有查到楼名的只有楼仔堡，上黄楼，东林土楼，白庙楼，路边楼，内窟楼，中径楼，庵后楼等约三十座，对现存有楼匾或有传下楼名的，本文在此略作介绍。
  楼堡的命名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反映了楼主人建楼的心态，建楼的目的和祝愿，二是表现了楼堡所处的位置，环境和地理。
  楼堡的兴建主要为了防卫，抵御匪盗，祈求平安，所以楼名常用“安”、“宁”、“保”“和”等吉祥字，如大安楼，万安楼，保滋楼，保安楼，宁远楼，均和楼，阜安楼，德安楼，锦安楼，长安楼，永宁楼，时安楼，天和楼等；由于明清时期的海盗贼寇多来自海上，所以“清”、“晏”之类的字样也常见于楼名，如晏海楼、清晏楼，永清堡，寿清楼，其中在相距不到十公里的石桥村和大油柑村，两座楼堡均采用了清晏楼这一楼名。著名的完壁楼取完璧归赵之意，楼堡主人姓赵，出自显赫的皇族，有过不平常的经历，用完璧归赵之典取名，恰当地反映了楼主的心态。蓝延珍建楼时，正是他官运亨通，不断升迁之时，有感于皇恩浩荡，将楼取名日接楼。
  易安楼建于湖西乡西部的高山上，地处荒凉，难得有几个人到过，取楼名“易安”。建于县城北面深山中的静远楼，背靠高山，前为古道，四周林木箫森，奇石高耸，楼前溪涧长流，诚如楼名，偏远而幽静；而攀云楼所处漳浦最高的梁山下，楼虽不高，但取名攀云，表达了楼主攀附梁山之意；南浦的碧鹤楼则因风水先生认为楼所处为鹤地，所以用了这个楼名。
  湖西有一座人和城，佛昙有一座人和楼，反映了主人面对着复杂的社会环境，期望楼内外的人能同舟共济，患难与共，同时也是主人认为楼所处的位置具备地利，建楼迎合天时。盘陀、石榴各有一座济美楼，楼名也表达了楼主希望楼中族人团结互济的愿望；县城北郊有一座卿和楼，石榴、赤土各有一座均和楼，可能是楼建造后将平均分配到族中各户，并将聚族而居的反映。
  更多的楼名采用民间通俗的吉祥字，如“瑞”、“德”、“贻”、“燕”、“福”、“裕”等，所见有瑞安楼，一德楼，德安楼，拱福楼，迎紫楼，垂裕楼，诒燕楼等。
  城门匾一般写二字或四字。如“诒安”、“迎曦”、“东方钜障”、“雄图星共”等，而楼堡名一般为三字，目前已知有二座为四字，一为南浦的龙门屏瀚楼，楼处于南浦南溪边，背依黄炉山，二为绥安的瞻云北阙楼，楼前为漳浦的主要河流鹿溪，正对着漳浦的主要山脉梁山主峰金刚山，都是对楼周围的地理环境的描绘和赞美。
  由于建楼堡的原因、目的、愿望基本相同，所以楼名相同或相近的情况很多，就目前所知，宁远楼就有两座，济美楼，清晏楼，均和楼，也各有两座，长桥东升、万安古陂各有一座建于乾隆年间的诒燕楼，霞美过田有一座贻燕楼，建于明嘉靖三十九年，石榴崎溪的燕诒楼，为万字形，建于清乾年代，地域相差甚远，楼名却相同相近，使人难以分清。
  楼匾通常为花岗石雕刻，有边框或无边框，也有的匾面与边框分为五块组合而成。城门匾所见有隶书，如霞陵城的三个匾。楼堡名一般作楷书，以示庄重，用行书或行草的仅见“完壁楼”、“易安楼”、“迎紫楼”三例。
  楼匾多数无署名，如蔡新建造的永清堡，他平日喜欢舞文弄墨，在漳浦留下了不少笔墨文字，其时又是他官运亨通，青云直上阶段，匾名也出自这位大学士之手，但仅于边款写“乾隆已丑年腊月谷且建”，此外如完壁楼，万安楼等，明确为当时的大官僚建造，却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当然，楼匾上不署名，也并非绝对，“南天一柱”杨世懋建造的永安楼，匾边刻有“康熙戊寅吉且建，四明范光阳书”的款识；建于隆庆三年的庆云楼，边款为“隆庆已巳春立，林一阳书”；瑞安楼则在纪年下刻“杖国薯英许学圣建”；龙门屏瀚楼下款仅刻“张国经”以及一枚印章；蓝廷珍建造的日接楼，上下款就刻着蓝廷珍的名章字章及一枚闲章；湖西姑嫂洞前的易安楼，前亭文山的大安楼，除了纪年外，也钤盖了一枚名章，可惜无法看清。以上，是漳浦现存一百多座楼堡中仅见的名款，比例实在太少，这里可能包含着某种我们未知的文化现象。
  而在楼名下刻上闲章的现象则不在少数。如保滋楼，上下款均刻成云纹形的吉样字印章，诒燕楼刻“子孙”、“攸居”，攀云楼刻“乾隆已巳”、“汤水朝宗”、“梁山拱秀”三枚章，可惜不少楼堡匾上的闲章多半风化严重，难以辨认。
  绝大多数的匾名下有纪年，通常为年号和干支，但个别仅有干支没有年号，如沧瀛楼。个别有名款没有年号和干支，如龙门屏瀚楼。也有一些仅题楼名，不署上下款。我们注意到，这类楼堡大多是清初的作品，这是特殊的时代的产物，在明清之交，或清代初期，明代虽然在编年史上已经结束，但弘光，隆武等还先后在南方活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期，漳浦沿海属郑成功的势力范围和清军交叉控制，刘坂城门匾上的“弘光元年元旦”纪年，则将对明王朝的忠诚和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只存在几个月的南明弘光小王朝上，确也难能可贵，成了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的忠实记载。但时后不久，各种军事和政治势力交替加快，人们再也无可适从了，以至不知如何纪年。旧镇沧瀛楼，只于楼名后署“戊子年”的干支，据此和当地传说推算，可知楼建于顺治五年，同样的，张国经为明天启二年进士，光禄寺卿，入清后不仕，题龙门屏瀚楼，楼明显是建于清初，但没有署年号和干支，却只署了题匾人的名字。这不敢署年号的作法，也可能慢慢形成为一种特殊的格式，并因此影响了很长的一段时期，在全县的楼堡中，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楼堡，只有被康熙称为“南天一柱”的杨世懋建造的永安楼有纪年、而蓝廷珍死于雍正初年，楼明确建于康雍间，他题日接楼匾，上下款钤盖名章而无纪年款，建于康熙三十七年的湖西诒安楼，南浦的顺德楼，慎德楼，积庆楼，赤岭的时安楼等几座楼堡，都是年代可信而无纪年，极有可能是受到上述这种格式的影响。
  人的名字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常常可以通过名字了解其人的意向，情趣，原籍，出生地，其父的文化素养，追求，对个人的所寄予的希望等等。楼堡的命名也具有这些因素，而楼名所透露给我们的信息当然更为广泛，意义尤为深远，而很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探求。
  漳浦的“石敢当”
  王文径
  石敢当是一个古老而普遍的话题，也唯其古老，所以值得探源；唯其普遍，不同的地区必然有不同地区的特色，漳浦也自有漳浦的石敢当。
  关于石敢当的来源，最早见于记载的，是西汉元帝时的史游，在他的《急救章·一》中就出现了这个词。颜师古注道：“卫有石蜡、石买、石恶，郑有石制，皆为石氏；周有石速，齐有石之纷如，其后以命族，敢当，所向无敌也”，可见石敢当起源于战国时期，可能是人们对势炎熏人的大家庭的敬畏，因立此三字于屋前屋后，表示本宅的主人也不是好欺负的，特别是住宅的方位正对着别家的屋角，确实令人感到刺眼，但又没有理由计较，只能以此进行反击和警告，久而久之，其最初的意义便有所引伸，形式也有所变化。
  宋代的生象之在《舆地纪胜·福建路》中记载：“庆历中，张纬宰莆田，再新县后，得一石铭其文曰：石敢当，镇百鬼，压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唐大历五年，县令郑，押字记”。这是一条最直接地指出石敢当全部功能的材料，但被王象之所载入，也说明这种近于烦琐的形式在宋代时也并不多见。因此还被历代不断引用。铭文所记述的这些厌胜功能，可以说是居家过日子的人共同需要的，因此受到认同，随着人口的迁徙，文化的播迁，成为中华大地上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
  唐代莆田的石敢当应是一种早期的罕见的形式，而最常见的是在住宅的拐角处，在正对着别家住宅的墙角的地方，立一石条，高0.5米至1米不等，阴刻“泰山石敢当”或“石敢当”，可能为了加强这石敢当的厌胜功能，有的则于铭文上刻一兽头，或刻“王”字，“三”字，作老虎状。佛昙的东坂村就有几个用浮雕刻一个狮子头，雕工虽然一般，但老虎生气，威风凛凛，非但百鬼惧怕，邪恶却步，就是小孩看了也未必敢走上前去。这种形式也见于厦门地区，被称之为“石狮王”，在厦门的旧街里头，甚至还有一座奉祀着一块虎头柱石的石敢当庙。以此而类推，单纯地用石狮为避邪物，也可以起到石敢当的功能的。正对着路口的地方，确实常常可以见到一座规模极小的庙宇，庙中的香火烛光很少中断。这与面对小巷的石狮子及“石敢当”一样到处可见，即使那石狮子已经断了半个头，缺了一支脚，也仍在那里挡住迎面而来的严风。漳浦县城西街与麦市街拐角处因为放一只石狮而得“石狮头”地名，石狮久不存在而地名一直沿用。
  在佛昙的港头村中，有一座建于明代晚期的土楼，高四层，规模极为宏大，称刁氏土楼，传说原楼主姓刁，后来林姓的势力渐渐扩大，刁氏只好迁走，楼也倒塌得只存一堵高墙，几条地基，楼门前有一座约建于清代的民居，立着一通石敢当，正对楼门，除了刻着“泰山石敢当”外，上面有一个浮雕的八卦，八卦同样被认为具为避邪厌胜的功能，这两者的结合，作用将大大加强。但这种形式，却并不多见，笔者仅于87年7月在福州鼓岭别墅区边偶尔见到一件，后来多次提起，听者都以为难得。
  漳浦深土的埭厝城中，是石敢当保存得较多的地区之一，该城建于明末，重建于清初，设有四门，西城内侧建有一座通常城堡必建的关帝庙，而关帝庙东侧有一座正对着城门的居民，便赫然立着一通石敢当，如果沿着城中拥挤且毫无规划的民居中穿行，窄小的过道中时不时就会挡住一通醒目的石敢当，在这些大同小异的碑石中，唯有北门内的一通，最有特色，那铭文写的是“李广将军箭在此”。这位西汉文帝时抗击匈奴，奇功盖世。却终生未得封候的飞将军，曾在一次夜巡中一箭射穿岩石，这见于正史记载，却令人无法解释的事，一直是中国人的千古美谈。而以李广箭代替石敢当，实在是一个聪明无比的办法，但不知其效力如何。
  据说漳浦过去也有直接写“李广将军箭在此”于小纸条上，贴在某一适当的位置上，这当然是一种更简便的，适合于临时应急的办法了。可见李广将军箭在漳浦不是绝无仅有的。只是在漳浦之外，则尚未见于记述。
  劫后余生“鲁王炮”
  高聿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第三次恢复工作，出差到鼓浪屿“郑成功纪念馆”，蓦地见到一尊似曾相识的古炮，近前端祥，果然是漳浦出土的那一尊古铜炮，炮身上镌刻“钦命荡胡候静波军门阮造，监国鲁伍年九月”依然历历在目。触物生情，感慨万分。它与我一样，同是“文化大革命”劫后余生的一族。
  它现陈列在厦门郑成功纪念馆让人瞻仰，虽离开出土故地漳浦，却能更好地发挥其文物作用。说它离开故土也不对，它的故土应该说是厦门。它之在漳浦，是因有这样一段历史：
  清世祖顺治入关后在北京当上皇帝。残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由黄道周、郑芝龙等人拥立为帝，改元“隆武”。唐王与据守浙江台州府的鲁王朱以海，系叔侄辈。鲁王自封监国。由于两家暗中争权，各自为政，很快被清军各个击破。唐王逃至闽西，在汀州府内被敌箭射死。监国鲁王被阁臣熊汝霖，建威候郑彩，定远伯郑联，从绍兴府护送经舟山到厦门。彩、联兄弟以厦门为据点。郑成功则据有南澳、铜山、古雷沿海一带。顺治四年（1647年）春，郑联率兵直入漳浦内地。
  漳浦佛昙桥秀才杨学皋，集众万余响应反清，自为统帅，初受封于隆武，隆武亡后依附郑联，以洪有贞、杨商为副帅，于二月一日攻陷漳浦县城。清知县许国楠投井死。郑联立洪有贞为漳浦知县。五日后，清漳州游击唐钦明，都司郭乘诚等率清军反攻，杨学皋不敌退出县城，洪有贞被杀。
  顺治七年五月，清总兵王邦俊挥师入漳浦袭击杨学皋，杨部大败，举白旗投降。同年八月，郑成功轻舟简卫，从南澳入厦门，于中秋夜诱杀郑联，并吞郑部。郑彩不知去向。后鲁王朱以海依附郑成功。
  从这段历史看，该炮可能系原鲁王属下郑联部队，配合杨学皋进攻漳浦县城时使用的。匆忙撤退时来不及带走，浅埋于地下。
  1965年夏天，一阵暴雨之后，漳浦县城木屐街陈文德住宅一处地板突然陷落。陈先生急忙掀掉砖块，挖出泥沙，深挖尺许，双手触及一黑黝黝的铁器。全家合力把泥沙剥开，原来是一尊古炮。陈先生犯愁了，古炮毕竟也是武器，家藏武器，祸必降临，尤其是“社教”运动如火如荼，那能让自己雪上加霜。因此急忙到城关派出所报告。派出所派警干许海军到陈家勘察，见果然是一尊古炮，即来文化馆要我去处理。我约了城关文化站站长卢溪河一起把这尊一米多长，重109公斤的古炮扛回文化馆。为了解炮的质地，用钢锯拉一小口，拉出来的全是铜屑，证明这是尊古铜炮。自此，它成为馆藏文物（当时博物馆尚未从文化馆分设）。
  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狂飚席卷神州大地，处处掀起“破旧立新”、“斗私批修”怒涛，各地工农群众、干部职员、教师学生，谁也不愿失去当造反派的权利。然而要造谁的反，，观点不同，也就出现了不同观点的派性组织，出现了“文攻武卫”，出现了“打、砸、抢”……
  1967年夏天，一口悬挂在县政府食堂后钟楼上，原系兴教寺唐景福年间铸造的大铜钟（民国二十三年即1934年，第五行政区专员兼漳浦县长朱熙，将该铜钟从兴教寺移来，建造钟楼以报时，抗日战争期间，改作空袭报警之用。）此钟被“革命小将”砸成碎片，作为废铜卖给废品收购站。已是继砸“黄道周纪念馆”（毁大小上千文物）之后的第二次“革命行动”。
  同年夏天，我第一次恢复工作回文化馆，发现古铜炮不见了，尽管当时批斗“封、资、修”运动方兴未艾，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总不甘心让古炮再蹈古钟覆辙。从各方打听消息，得悉炮已被“革命小将”运往漳州，准备熔化，以铜出售。当时，政府及大部分职能部门已瘫痪，我写了一纸报告面交县委副书记蔡新生，报告内容之一，要外出追寻古炮；之二，出差车旅费等要给报销。蔡立即签字批准。
  在漳州终于找到马卢革命小将。他们承认铜炮已藏在某工厂仓库，由于售价未决尚未熔化。我对他们说明文物的重要，一且毁之就成为历史罪人。马卢笑道：“我们缺乏活动经费，你说那么重要就卖给你吧。”我问：“要多少钱？”他说；“抽成铜丝，出厂价每斤两元，你拿两千元来吧。”我郑重对他说：“只要能完璧归赵，说不定能多出一倍钱给你们。”这位小将眯眼睨视，不相信地问：“真的你能搞到两三千元，要多少时间？”我说“当然有把握，十天为限可以吧？”他点头：“可以，一言为定。”
  第二天，我赶到鼓浪屿郑成功纪念馆。纪念馆大门紧闭。询问附近人家，说：纪念馆人员转到厦门图书馆办公。我赶到厦门图书馆，找到厦门图书馆，找到纪念馆人员说明这一情况。纪念馆干部非常重视此事，立即挂电话到省文化厅，接电话的人说，不管价钱多少立即答应他们，绝不能让它毁掉。我要纪念馆派人带钱跟我到漳浦取炮；他们却要我负责把炮运到厦门，一手交炮，一手交钱。我说：“不成，漳州到厦门这条路我不熟识，昨天火车站莲坂武斗，打死好多人。再说，没现款那些造反小将能把铜炮交出来？”纪念馆的人也感到往漳州运炮不保险，但也想不出良策。无可奈何之下，我建议：“你们是不是请省厅通过支左部队，指令漳浦有关单位出面调查保护好此炮。”纪念馆的人同意这一办法。
  我回到漳州后，见到专署文化局干部庄受惠，请他调查此炮下落，想法保护。庄说局里已接到龙溪军分区电话，并转达各工厂、收购站，一有讯息立即报告。听了老庄的话，我想此炮应无忧矣。
  不久，我又第二次倒霉，被赶出县直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再次失去工作权利，古炮落入谁之手，也就无权打听了。
  我第二次恢复工作后，庄受惠来找我，再次询问此古炮的出土，被盗经过。看来是漳州与厦门要研究古炮的归属问题。本来，我想“毛遂自荐”去证明此炮的出土经过和归属问题，想不到不久，我第三次大倒霉，又再失去工作权利。当时，我心里想，只要古炮在，厦门、漳州、漳浦都是家。
  如今，劫后余生鲁王炮，鼓浪听涛更潇洒。
  漳浦园林和花卉盆景古今谈
  曾永茂
  漳浦自古为文化之邦，园林景观及花卉的培植，盆景的制作布置，历史悠久。中间因战乱破坏，几经凋零。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粮为纲，园林、花卉、盆景未引起重视。今值盛世，到处出现郁郁葱葱景象，百花齐放，千红万紫。本文仅记述本县重要园林的兴衰及今日花卉、盆景的发展情况。
  （一）公共园林
  1、西湖
  西湖在西门外，始辟于南宋嘉定八年（1215年），周围550丈，水面80亩。湖中有亭。堤岸种植桃、柳。有斗门通南溪，湖水澄清，红花绿树掩映，以“湖泽储英”之名列为八景之一。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县长黄明日计划辟为公园，未实现。新中国成立后，重视西湖的开发利用，1958年辟为鱼苗场。现规划建西湖公园，已动工开建。
  2、印石山
  印石山在东门外，山势如“飞凤舒翼”，以山上有大石方形似印得名为印石亭。自古以来松树成林，“风至则松涛交响，铮铮如鼓乐声”，以“印石松风”之名列为漳浦八景之一。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年）漳浦县令傅希龙在印石亭下建亭，后人称为“遗爱亭”，俗称印石亭，原为木质结构，后废。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华侨蓝秋金以母亲之名重建钢筋水泥结构的六角亭，名“汉寿亭”，群众仍习惯称印石亭。当时福建省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兼漳浦县长朱熙，辟印石山为“中山公园”，并营造“中山纪念林”。民国二十六年（1937）专员公署迁漳州，朱熙不再兼漳浦县长，抗战开始，中山公园管理处撤消，园林无人管理，园景被破坏，树木被砍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辟印石山为烈士陵园。1986年定为“东湖公园”拟建点，投资11.83万元，征地35.27亩，已设立苗圃，发展林木果树4000株，各类花卉9000株，绿林成荫，四季鲜花万紫千红，竟吐芬芳。
  3、兴教广场
  兴教寺始建于唐朝景福元年（892年），几经沧桑，民国期间只存三进屋宇一座。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十九路军破除迷信，佛像全毁，最后一个和尚“士堂师”离去，兴教寺已不存在，后屋宇被利用为民众教育馆（后改为图书馆），广场辟为体育场。东侧筑平台一座，供公演话剧和游艺节目，及开大会时作讲台之用。西侧有古榕、古樟多株，树干大可数围，覆盖面甚广。绿荫下布置石桌石椅，为群众休憩场所。古榕古樟于1958年大炼钢时被砍去烧炭。兴教寺旧址现为中共漳浦县委及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大院内又布置成幽美的园林。
  4、田螺山
  民国十一年（1922年）任县建设局长的地方绅士柯安邦在城东旧城垣边（今环城东路）建一座假山，广植树木花草，绿荫下布置石桌石椅供人休憩，名“逸趣公园”。有曲径自下旋转而上尖峰，状如田螺，故群众称为田螺山。山下有亭有池，伴以绿树翠竹、奇花异草，蔚为景观。柯安邦的政治背景是北洋军阀，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革命军自广东北伐入闽，柯安邦失败，田螺山遂废。
  （二）宗教园林
  宗教场所社团比较重视园林建设，不用说山间的寺庙，就是县城的兴教寺、应城寺（在今绥东小学）、北门外的关帝庙，也都曾古木参天。著名的宗教园林有：
  1、海屋
  旧镇“海屋”佛庵是始建于明朝的胜景，绿荫碧波，令人心旷神怡。清朝乾隆年间维修，贡生李实薰题刻“引人入胜”四大字于门首天然大石上，内多怪石，有历代题刻多处。民国初年当地读书人郑芬隐居于此，构竹亭于盘石上，号称“观澜亭”。抗日战争期间利用“海屋”为青年服务社，设有招待所。现为旧镇老人活动场所，寓台人员献款建小楼一幢。
  2、基督教会花园
  清末光绪年间，基督教由英国教士传入漳浦县城。当时新路尾是经过太平军之役后的一片废墟，一户霞潭村人迁居该处，辟为农地，教会用极低廉的代价购得大片土地，建立教堂，医馆、学校、医生楼、牧师楼、姑娘楼，尚有宽阔的空地，栽花植树，蔚成一处新颖的园林，奇花异草新树，有些由外国引进。平时不准一般人入内，只有春节开放让人参观。
  （三）官绅园林
  1、水阁
  最早见于旧县志记载的官绅宅院花园是“水阁”，在县城西南隅，原来是官建的，后为缙绅所占用。始建于宋朝，在鱼池上建凉亭，挂匾“水阁”。嘉定（1208—1224）年间，县令欧赓改名为“静凉阁”，绍定（1228—1233）年间县令赵师缙又改名为“风露香”。民间传说，“陈我峰移城给西湖蔡家造福”，说陈梧（号我峰，明嘉靖二十年进士）归休后，为将与其住宅邻近的“水阁”围在城内而移建西南隅城墙，使城内范围略有扩大，为西湖社“挡住风拔”，以后西湖蔡姓人文大有发展。按旧县志记载的明朝一次改建县城是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倭寇犯境，知县刘钦命以县城城墙欠坚固，为加强防御而更建，工事接近完成时倭寇兵临城下，刘知县领导兵民且战且筑，“令富民分食饥民，以消内叛”。陈我峰当时作为一个归休的富绅，拿出财粮协助知县建城，这种事是可能的，大约在这次重建城墙时，西南隅城界略有扩展，将本在城外的“水阁”围在城内。但以后“水阁”范围内成为居民区，所住的并非陈我峰后裔，而是林姓聚居，故“陈我峰移城占水阁”故事不确实。
  至民国时期，林丰兴继承管理“水阁”。鱼池亭阁之外有假山幽洞、书轩画室、石苑花卉、绿柳成荫。现“水阁”已废，改建民宅，而地名仍称“水阁”。
  2、藏书家吴与的庭园
  另一处见于文字记载的宋朝漳浦官绅宅院园林是藏书家吴与所置。吴与字可权，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进士，曾任四会、怀安等县县令及潮州通判等职。家中藏书二万卷。并广植花果于庭院，供其母王太儒人观赏。吴与漳浦人，其庭院今无可考。
  3、赵家堡
  明朝的官绅私人花园首推赵家堡，为南宋闽冲郡王赵若和第九世孙赵范于万历年间所首建，而建成为一座外具防御功能，内为花园式构筑的城堡，纯属其子赵义之功。赵范，字范之，号鸿台，隆庆辛未科进士，历任无为州及磁州知州、户部郎中、浙江按察司副使分巡温处道等职。赵义，太学生，曾任中书舍人，工书法，善吟咏。赵家堡占地139亩，右后方有完壁楼，正中有“官厅”，正后方有“松竹村”园林，正前方有鱼池，池上有“汴派桥”，有凉亭，“宫厅”右有读书处“辑卿小院”，右前方有武庙、佛庵，构成庞大的园林景观，自清末以来失修，今已部份修建。
  4、“李老爷”后裔的花园
  明末崇祯七年（1634年）进士李瑞和，号宝弓，任御史，入清不仕，人称“李老爷”。其第四子延丰，生孙廷眼、开禧、启美，均为康熙年间监生，建花园式住宅于后沟巷，俗称大埕内。至民国期间，其后裔尚保留部份奇石花木，其地今为东市场。
  5、黄布政的“后楼”花园
  清初康熙年间（1690年左右）湖广布政使黄性震（漳浦湖西人）在县城建府第，前临西街，后濒西湖，有鱼池水阁花园楼台。清末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部下攻破漳浦县城，这些楼阁花园被毁，遗存“后楼”地名。今布政府第为中医院，“后楼”为住宅区。
  6、“相府”花园
  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文华殿大学士蔡新归休后，在漳浦县城准提巷建府第，人称“相府”，有后花园。至民国初期，府第完好，后花园假山、凉亭、奇石精雕尚存，尤以“仙女送花”、大花盆等青石雕为奇特。至第八、九代孙没落，花园荒废。蔡新府第今为绥安法庭。
  7、富商曾家花园
  清同治年间（1870年左右）殷商隆兴行老板曾登楷在其准提巷双头庙附近住宅院内建花园，奇花异草蔚为景观。今花园已废，而“花园内”地名沿用。
  8、富商陈家花园
  清光绪初年（1880年左右），殷商陈建川在其北街东埔巷住宅内建花园，是另一处花园虽废而地名“花园内”尚存的地方。
  9、“南派”绅士黄宝忠的住宅花园
  民国初年绅士黄宝忠在其下尾仔住宅院内建花园。黄与民初国会议员杨士鹏（佛昙人）等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组织“乡约”民军反抗割据漳州的北洋军阀张毅，一度攻占漳浦县城。后张毅反攻，“乡约”失败，黄宝忠住宅及花园被烧毁。至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阀入闽，黄任省参议员，不久病逝。现其后裔重建住宅。
  10、“北派”绅士柯安邦的“箴园”
  民国初年绅士柯安邦在其东街旧宅附近建一座园林式新宅院，名曰“箴园”，竹木成荫，花草争妍。柯依附据漳北洋军阀张毅，民国十三年“乡约”民军攻占县城，烧毁柯的“金谷银行”及“箴园”。现柯的后裔在箴园故址重建住宅。
  （四）文人及平民的花园
  1、叶教授的住宅花园
  民国初年，前清秀才又经北京民国大学肄业的漳浦县城人叶庆士，曾在厦门及爪哇任师范教职，工楷书，兽绘画，应聘任荷兰国立莱丁大学汉学教授期满回乡，在城东射圃建宅，种枇杷为生。宅院内置花园，怡然自得。
  2、李塾师的的学塾花园
  民国初年，塾师李绍学在其打锡巷住宅辟“惜阴书屋”招生授徒，书屋前后辟花园，植花草树木，制作盆景，尤以古榕为奇巧。
  3、名师林庆馀的“适庐”
  漳浦县最早的大学毕业生（民国八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全国毕业会考第三名，人称“洋探花”）一生任中学教师。其在北街的书斋名“适庐”，是一处花园式小庭院，反映着书斋主人的清高品德和文雅风度。
  4、风雅之士曾锦文的花卉盆景园
  民国时期的风雅之士，书画花卉盆景爱好者曾锦文，建花卉盆景于准提室巷。子曾永茂继承其艺术。
  5、黄校长的住宅花园
  民国时期两度出任漳浦县立初级中学校长的黄沂浣，建住宅于君荣境（军仔顶），外观甚简陋，而院内百花争妍，树青草绿，景色宜人。
  6、补鞋匠林有壬的住宅花园
  麦仔市街林有壬是一个补鞋匠，而其宅院也布置成花苑，风度不凡。
  7、家庭妇女的花圃
  一般家庭妇女爱好花卉者不少，有的在天井中架起两三条石板，按照前低后高排列，石板上摆起花盆，或是利用破缽破硿破盆子，种一些菊花、鹰爪、金凤、指甲花、剪春罗、芍药、春仔花（玫瑰）、蔷薇之类，有的将花卉放在墙头，每天站在板凳上浇花，居然也姹紫嫣红，赏心悦目。花卉、盆景的发展
  最早将花卉推向市场的是毕业于福建农学院园艺系的漳浦县立初级中学校长蔡启昌，于1947年利用东街一处旧宅地办起“绿窗花圃”，种花出售。但当时愿意出钱买花的人很少，“绿窗花圃”实际上只是一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业余兴趣而已，并没有人常驻卖花。解放后蔡启昌调到漳州任教于龙溪农校，该花圃就荒废了。
  漳浦从前有“富不过三代”的谚语，一些官绅之家后代没落，其花园随之消失。至抗战期间，一般家庭种花只停留在“石板放破盆”或“墙头置缽”形式。能在院内筑“花台”的人家甚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漳浦种花之风仍不盛行，这与一般人家住宅狭窄有关。小小的天井里，杂物尚且无处堆放，自然没有摆设花卉的空间。
  从前漳浦住宅一般都是土木结构，屋顶盖瓦片。八十年代初，漳浦出现很多钢筋水泥结构或块石砌墙，上盖石板的新住宅，将屋顶修成平台。平台上可以放置很多花卉，既美化环境，又能遮蔽阳光直射，成为一种住宅的隔热好设备。又由于自来水喷射的利便，漳浦县城及各集镇开始出现很多“屋顶花园”。
  随着种花之风起，漳浦形成花卉市场。起初是漳州“百花村”妇女搬运花卉搭车而来，在漳浦县城青年路人民大会堂前的空阔地带以及绥安中心市场等地摆放兜售。后来本地花卉大户开起花卉店铺，不仅供应本地需要，而且运销广东等地，有的售出香港转销国外。
  自1985年春由绥安镇文化站站长卢溪河及花卉专家蔡启昌、蔡水钟等发起，由县文化局主持，举办漳浦县第一届花卉展览起，每年举行一次，促成漳浦种花之风大盛。著名的养花大户有郑芳成、曾永茂、曾鼎安、张弓、林志道、林致祥、吴江龙、张羽、蔡水钟、许茂发等二十多户。小有名气的的种花户有一千多户。蔡启昌家中有花卉600多盆，花木100多种，且雕艺精巧，千姿百态，令参观者目不暇接。连年获得本县花卉盆景展览一等奖的“花王”陈满水建立起“金浦花木园”，培植榕树、各种兰花、铁树、雪梅、印度松、上海牡丹等花木200多种6000多盆，成为远近驰名的养花大户，每年出售花卉盆景收入5万多元。李马太的屋顶有榕树千余盆。王振木以多种茶花著名。张文兰花最多。
  现在漳浦有品种繁多各色各样的兰和菊；茶花有白有红，有单色、双色、五色；绣球花有粉红、朱红；莲蕉花有黄有红；石榴花有红有白；芙蓉花有朱红、粉红；印度石竹有花白、粉红、金黄；圆仔花有花白，有红；万年青有全青的，也有青白相间的；金凤有红、黄、白；梅花不是鲜红便是洁白；以芬芳著称的有茉莉、玉兰、含笑、桂花、夜来香、七里香；以鲜艳著称的有玫瑰、蔷薇、芍药、夹竹桃、一丈红、扶桑、杜鹃、一串红、金银花、长春花、太阳花、五月花等；奇巧的有鹰爪、天竺葵、蟹爪、五色椒、含羞草、圣诞树等；名贵的有昙花、君子兰等；可兼药用的有七叶一技花、猫须草、虎耳草、金钱草、射干、芦荟等，可兼得果子的有桃、李、杏、桔；可攀援墙头或篱笆的有牵牛花、壁梅等，其他种种，不胜枚举。盆景最常用的是榕、矮竹、仙人掌、文竹、葫芦竹等。
  花卉盆景艺术家和爱好者们为共谋增进本县花卉盆景艺术水平，促进发展，由16人发起组织花卉协会，联系县科协同意为主管单位，转报县民政局批准成立。在县民政局、文化局、科委、科协等有关部门支持下，筹备就绪，于1994年7月17日召开首次代表大会，通过章程，选举成立机构，名单如下：名誉会长蔡启昌，顾问林惠国，会长张弓，副会长曾永茂、陈满水、曾鼎安、陈寿生、秘书长曾鼎安（兼），理事：张弓、陈满水、曾鼎安、陈寿生、阮云辉、许茂发、王维正、郑芳成、林美荣、林智宁、林志道、曾忠顺、卢溪河、张羽。
  佛昙风光
  印尼侨胞蔡朝阳
  编者附记：本篇原名《故里风光》，为万隆侨胞蔡朝阳先生所作，原诗20首，都附详文浅说，爱国爱乡之情洋溢纸上。这里选录其中14首及其浅说，读起来也似欣赏一幅幅家乡风情画，对了解佛昙一带的历史地理及民俗乡谈有所帮助。
  蔡先生对文学、音乐、美术都有较深造旨。抗战初期任教佛昙纯美中学时，曾发动学生掀起抗战戏剧和歌咏宣传活动。抗战胜利后侨居印尼。1981年春，澳洲广播电台等6单位主办华文书法比赛，亚洲各国参加比赛者一万多人，蔡先生以楷书隽拔名列前茅，华侨同乡都引以为荣。
  蔡先生于1994年病逝万隆，特录其著作以传后世，并誌悼念之意。
  （一）
  闽海绥安有岛焉，沙丘迤逦景清研；
  吾乡整美宅南岸，东望台澎海接天。
  祖国台湾海峡两岸，闽南有个古县绥安，就是现在的漳浦，建置于晋朝。
  县城东北七十里，佛昙东海面，有个小岛屿，虽是一片沙漠，但风景却很秀丽。岛上有九个村庄，六个座落在西岸，东南只有一个，是最小的。江口乡最大，在最北，我的故乡整美，是其次的，在最南。人口大约两千左右。
  整美古名金井，俗称井尾或井美。清末民初，有一私塾，但自塾师去世后，一直没有人再当塾师了。男女村童，几乎全部失学，状甚可怜！五十多年前，我目睹神伤，自告奋勇，行文上书，请准县政府教育局，开办一所乡小学，并定名叫整美，从那时起，乡村的名称也改用这两个字了。
  这小海岛没有高山峻岭，也没有湖泽川流，连硬土壤或大石头也不多，尽是晶莹不过的沙地。向东远眺，一望无际，汪洋浩瀚水连天，隔着海峡，可爱的国土台湾和澎湖群岛就在彼岸了。
  （二）
  长十里余广半之，西瞻内海尽旖旎；
  古桥跨港通南北，潮退涉滩两适宜。
  这弹丸小岛叫做整美半岛，全长只有十华里多，北部稍宽，约合长的一半，越是向南走，越见狭窄些。它的三角形轮廓，有点像南美洲地形的缩影。朝向西看，一片椭圆形的内海，就像是个内陆的大湖泊，风光很是旖旎可爱！
  岛的西北，有一道石桥，长不过百丈左右，不知是什么朝代架造的。跨过江口港，直透对岸侨仔头乡，连着南北，和大陆接通起来。潮涨时，安步当车桥上走，潮退尽了，也可足履平地涉泥滩，熙来攘往，两称便利。
  （三）
  松林郁郁拂青天，皇后乳峰映眼前。
  港上三丘成鼎足，名山枕首白云巅。
  故乡原为不毛之地，沙丘濯濯，树木稀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积极植树，沙漠变绿洲，岛上松林蔽天。栽植的树木，叫做木麻黄，树种说是来自越南。葱茏的林海，拂着蔚蓝的碧空，上下相映成趣。
  离开江口乡不远，两座悦目的大沙丘，映现在眼前，奶峰般地可爱，叫做皇后乳山，可能这是因为传说以前我乡出过一位蔡皇后的原故。
  港上有三座小土丘，鼎足分立着，其中两个，小到没有人居住。港元的外围二三十里地方，有三大座名山，也是鼎足而立的。高高的山峰，好像欹着枕头，卧在白云缥缈间。春夏之交，被云雾笼罩的时候，仿佛蒙在一张薄纱帕里，露出抱着琵琵半掩而的羞态！
  （四）
  谪仙填海唤飚风，箍颔鸬鹚变岱嵩。
  敲草鞋泥留赤屿，小嵩覆地畚箕同。
  这首诗是说一个民间神话。神话固然是无稽的，但可供茶余饭后的谈资。
  话说盘古开天辟地时，有个谪仙下凡，游抵我故乡一带，竟被这么引人入胜的美景迷住了，连声叫好不绝，流连忘返不忍去。只是美中不足，引为憾事的，就是港水深了些，风浪太大了，行人渡江过海好危险，因而突发仁心，决意马上动工，内定当夜把它填平。于是乎，口里念念有词，呼风唤雨，调来无数虾兵蟹将，漏夜工作，拼命填江塞海，登时飞沙走石，尘土蔽空，山海雷鸣，四方震荡。说时迟，那是快，眼看就快填平，大功将告完成了。忽地金鸡一声报晓，大地曙光黎明，谪仙急急整队收兵，急返天庭报命。剩下一担泥土，连忙倒入海中，正待铺平，但是措手不及，变成一只“箍颔鸬鹚”站立水中，长守海上，这就是今日的岱嵩岛了。这岛离开我乡不过咫尺，春秋佳节，演唱社戏，台上灯光，闪烁可见，锣鼓钟声，隐约可闻。岛上东西两面，民房栉次鳞比，井井有序，可是地狭人挤，没有耕种余地，居民与港争土，视海如田，全数以渔为业。离国背乡到海外谋生的，不绝于途，直至近来，各地限制华侨新客移民入境，乃止。
  再说，这个谪仙喘呼呼地逃，挑在肩上的畚箕忽然意外地掉进海里去，一会才再浮起来，但已变成一座覆在海上的畚箕山了。这个畚箕山叫做小嵩，它比岱嵩还要小得多，小到没田没屋没人住。但是泥土层层分明，五色缤纷，令人目不转瞬地百看不厌。
  最后，谪仙又忙把草鞋脱下，敲掉了鞋底的泥土，然后风驰电掣，一溜烟儿掉头就跑，这一小撮赭泥土，立刻变为一座若有似无的小赤屿了。
  （五）
  北隅太武瞰金厦，玳瑁港西窥漳码。
  绵亘天南横灶山，葛洪炼药云端下。
  著名的南太武山，高踞内海的北方，俯瞰着厦门金门两大岛。太武山顶原有一古塔，雄视厦门港，听说抗日战争时期被占领厦门的日军用大炮轰坏了！
  港的西方，有座名山玳瑁，上有茶园，下有农场，夏凉冬温，风光娱人，是闽南不可多得的避暑胜地。战前有漳泉厦鼓的英美人士，多喜于暑天渡假于此。
  另一座，更是久负盛名的，叫做灶山，又名丹山，在港的南方，与太武南北遥遥相对。好几十里的山脉，绵亘在锦湖乡以南一带。传说晋朝名士抱朴子（葛洪仙）在此山中，修道制药炼仙丹。
  吾浦全县有四名山：一梁，二灶，三太武，四玳瑁。梁山在城南，从佛昙望去，因为视线给灶山遮住，所以不能直接看到。
  （六）
  
  南峰洞耸海边疆，整美鼻头镇水乡。
  灯火碗山誇独秀，孑然南碇海中央。
  南峰洞山耸起在南海边疆，从我乡向南眺望，极目可及，传说古时杨文广平蛮十八洞，把这个洞也说成其中之一。
  整美有一条小丘陵如屋脊一般，由岛的中部隆起而成的。高出来的地方叫做望高山，一直向南延伸，及入港口的海中入海处陡了些，俗称整美鼻头，有如一列屏风，矗立海边，捍卫着港内大大小小的二三十个水乡。
  离开整美鼻头，偏南约十华里海滨，也就是在大坑和安角二地通路中间，有座叫做“灯火碗”的山，具有堪夸独秀的景色。它的上下两半山色截然不同。上半是岩石，黑色的，状如一盏灯火碗（油盏灯），下半全给细沙掩没着，白色的，形状像马鞍，所以也叫做灯火鞍山。
  孤零零地，孑身立大海中的南碇，是厦门港外的三碇之一，它正对着我乡港口。另一个，正对着厦门港的，叫东碇。较小较平的一个，叫北碇，听说是在金门岛附近。南东二碇，形状略同，大小相若。三碇南北纵列，屹立南海、东海两个大海中。南碇富海产，品类多，有经济上的价值。岛的东面，峋岩壁立，怪石嶙峋，上下左右横铺直砌如蜂房。傍碇航行的轮舶，由此而过，便可亲眼看及。鬼斧神工。别处实在不易多见。
  （七）
  端午龙舟纷竟渡，芙南桥石屈原岗；
  鸿儒江左港头洞，墨客骚人引兴长。
  整美西面的佛昙，是环绕港边最大的乡镇，也是前清漳浦分县衙（分驻县丞，俗称分县）的所在地。它的北部一座芙蓉山，山南有一条贯通南北的石桥，叫做佛潭桥，或称芙南桥，或叫浮南桥。抗战时期，实行焦土政策，自行炸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建钢骨水泥的，汽车可以并驾齐驱，通行无阻了。
  桥东的浅港中，有一堆天然乌石山，寸泥不染，八面威风地巍然屹立，叫做屈原岗。年年旧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各乡举行龙舟联合大比赛，纪念爱国忠臣楚大夫屈原。五、六这两天，午刻，海潮回涨时分，男男女女，攘攘熙熙，万人空巷，壁立江边，鞭炮动地，锣鼓喧天，是整年中最为盛极一时的乡间佳节。
  夹在佛昙和港头两大乡间的一水长流，叫做鸿儒江，流经芙南桥下。江的入港处左侧，即港头乡附近，有个港头洞，是港内不可多得的风景区。良辰吉日，骚人雅仕，登临其间，心旷神怡，可以引发不少诗兴。
  （八）
  龙井甘泉王看印，佛头倒影芙蓉盛；
  龟蛇聚会猫瞧鼠，黄蜂出巢钟鼓鸣。
  龙井甘泉，景在吾乡，有一大古八角井，历代相传，古时深不见底，汲者不敢俯首探视，打水时，只好紧闭双眼，瞎把汲桶放下，然后闭目用劲，徐将汲桶凭栏揪起。久而久之，终把井栏磨得深陷，其凹痕宽狭恰好容下一条粗绳。古井由底至顶，全用花岗石叠成，片片如鳞。清水甘泉，日夜徐徐从沙渍石缝中渗出，其甘如饴，用以烹烧煎煮，香洌无比，有茶癖者，莫有大翘拇指，真是无人不赞，有口皆碑！夏天溽暑，来此牛饮的人，精神振奋，乐而不疲，津生渴止，凉沁心脾！
  讹传另在某滨海处，有井，潮起，井入海中，潮落井出，其水甘也如故，没有丝毫碱涩味。话虽如此说，但却无能道出其确处，显系以讹传讹而已。
  王公看印，景亦在吾整美。整美鼻头上，有神庙，祀某王公。潮落，海中暗礁，庙前可以看见。秋汛高潮退尽后。礁石露出水面，对着庙里的神像前，风平浪静的月夜，泛舟港口，亦隐约可辨。
  佛头倒景在下坑社芙蓉山脚。山上有危石如大佛头，山下有清水潭，石影刚好映在潭水里。（此潭已填平，上筑民居）。
  “芙蓉茂盛”这一景，也在下坑。社后有山，山有石笋，错综林立，丛聚一隅，就像怒放的芙蓉花盛开在树上似地一样美。
  “龟蛇聚会”这一景，在岑兜和下坑两村之间。岑兜社边有一小山，山上有石片隆起，活像昂然挺直的龟头。低平部份，小石点缀其间，好比龟甲一般，俗叫龟仔山。隔江对面下坑社海滨，横着一长石条，潮水回涨，拍石时，波光水影，上下荡漾，仿佛一条巨蟒的长尾巴摆动着，龟南蛇北，两相对峙，故名。
  “猫公瞧鼠”景在白石乡港口，那儿有两块巨石，活像公猫直对着一只老鼠，瞪住不放。可惜这美景，横遭无妄之灾，被残毁了！
  “黄峰出巢”景在佛昙沙仔头海中。这儿有一堆赭色混凝土，坚硬如石，随着潮汐的涨落，时隐时现于海里，自古以来，任受浪潮冲击，造成层层条痕，就像是黄峰飞出去了，留下来一个空壳的蜂窝儿。
  最后一景，叫做“钟鼓齐鸣”，景在康厝社的朱子祠。那儿有石，形如鼓。又有风动石，风吹石动，击之以小石或木棒，因回音共鸣的物理作用，彼响斯应，声似钟鼓齐鸣。
  （九）
  八景风光负盛名，四周山水共幽清；
  清澄接境陈仓岭，二海连彼镇海城。
  故乡一带的八景，以及四周山水优美的风光，大抵有如上述。在东坂乡西北约十里，邻近马坪圩有一座山，叫做陈仓岭，以前是往返漳码厦必经的地方，也是漳浦和海澄（现龙海市）两县的接境。岭上两座界碑并立。所谓“一泡尿淹过两县”就是这个地方。岭上东顾，全港风光，尽收眼底。
  站在我乡望高石上，向北远眺，镇海古城，巍然在目。这儿就是东海和南海连波合流交界的地方。查看祖国海岸线图，山东半岛以北是渤海，以南是黄海，长江口以南起，是东海；东海止于厦门港南的镇海。由镇海圻起，直至我国与越南交界的北部湾，叫南海。镇海卫以前漳浦辖，后来改隶于海澄。
  （十）
  乡镇念余环海望，纵横阡陌接农庄；
  村前渔火星星亮，月下银澜闪闪光。
  环绕佛昙港沿岸的乡村，少数村落，杂姓共村而水乳交融，一向和睦相处，大部份村落都是清一色，聚族而居的，其中以弘农杨氏为最多，余如黄、蔡、林、陈、戴、庄、许、钱、江、董、谢等都有。村镇隔海相望，阡陌纵横相通。潮退，村民下海捞捕，夜间沿岸及海上，渔灯闪闪，明月斜照波澜上，映出银灰色的微光，别一有种幽雅宁静的光景。
  （十一》
  港口吾乡舟毕呈，三礁出水舶难行；
  番船撞毁番船坞，东碇塔灯始照明。
  前清时代，整美是海防上一个汛地，驻有守军。汛地遗址，历历犹存。地处港口，扼全港咽喉。大小船只出入，都须由此经过。港外偏北，离岸不远的海中，有三礁横卧着。乡人在头礁处，筑有捞鱼的石沪，配合起落的时间，驾小舟过海到“沪”里去捕鱼。鱼产之外，还有螺、蟹及紫菜、石花草等海藻类繁殖着。
  头礁稍大，露出水面，二三两礁，潮涨时，没入海中。潮退，三礁联成一线，自北而南，可以徒步往返。这时，港水淤浅，不利巨舶航行，这是唯一的缺憾！
  大约将近两百年前的时候，有艘大洋轮，说是浓雾蔽天，咫尺见不到人，竟然错了航，误把南碇认做东碇，折而西行，要进入厦门港，不料撞毁于整美鼻头海岸上，弄得船破人亡，损失不赀！结果，猛把海岸撞成一条大鸿沟，遗迹至今还在。这条鸿沟，叫做“番船坞”。据说，闯祸了后，才到厦门港口东碇岛上造起了座灯塔，安置照海灯，夜夜开光照明。从此以后，船舶行出入，便得安全而万无一失了。
  （十二）
  登石云梯怀故垒，梳妆楼下面长流。
  探花簪鬓皇天妒，金首将军御赐头。
  佛昙下坑社西郊外，有一座古垒，旁连着一方千斛石，正面镌刻着“石云梯”擘窠三大字，书法十分遒劲，不知是何时谁家的大手笔。石壁由下而上，凿成一道一二十级的梯阶，虽然没有扶手，但可攀登而上。顶巅坦荡荡地，可以高举足，蹁方步，依此寄傲，引吭高歌，遊目聘怀，逍遥自在。
  “梳妆楼”在下赵社海滨，相传是明朝进士赵范（号赵鸿台）的女公子起居室。堂皇壮丽，不可一世，不知掷尽几许民膏民脂而后建成的！危墙虽已倾圯可是其址犹存，巍峨宏伟之状，还是可想而知。高楼面海，内港风光，一目了然。诚能身逢盛世，优遊息影于其间，桃源仙境，恐亦不过知是罢了！
  距离前亭乡不远地方，小小的白竹湖社，是一个神童杨某的故里。这个神童的名字，我记不起了。传说他还是在童稚之年，便已高中探花及第。古时大魁三及第，就是状元、榜眼和探花，都享有特殊恩宠，钦赐高车驷马，遊街之日，荣宗耀祖，煊赫过市。当出发前，例由皇后亲自为其簪鬓插金花，看他才华出众，常识无比，摩其肩，抚其鬓，连声叫绝，说道：“杨小鬼呀，你这夭寿仔，真是天上有，地下无的人间世聪明透顶的绝才！自古以来，那有像你的这么小小年纪就中探花了的。”不料这话一出，竟成谶语。遊街之后，皇帝赐假还乡，抵家不久，真的忽得急病，一命呜呼哀哉了。
  （闽南话“夭寿”即短命，是妇人咒骂的常用语，但也作为“妙极”的形容词，显然属于闽南口吻，不可能出自皇后金口，故这故事必是当地人编造无疑。）
  金首将军的故事，又是另一个乡族。相传明朝有个将军说是给倭寇打死了，首级惨被敌人砍了去。举国悲愤万分，朝廷从优抚恤，为着慰死安生，褒扬忠荩，御赐金头一颗，隆礼厚葬。为防不逞之徒劫棺取宝，谕令广造九十九座凝塚于家山各处。这些墓群，乡民叫它亭仔墓。因为墓碑上有亭子，碑文藏在亭檐下，故名。近有从家乡观光回来的说：在六十年代，所谓大跃进期中，古墓大都被折毁，取砖供给造炉炼铁之用。
  （十三）
  因处状元林震屿，播迁帝裔赵家城。
  蛟龙得水翰林墓，白马翻沙国舅茔。
  漳州府状元林震，长泰县林墩社人。乡谈传说，他家贫，又不幸身染麻疯恶疾，全家人怜而爱之，有忍置之死地，把他放生在我乡附近的一个荒岛上。听说古时患麻疯的人，不得留住家中，与人共处，他须离群索居于荒陬僻壤间，任凭自生自灭。
  某大年夜前夕，他的老家酿酒迎春，嫂嫂忽见一条黑眼蛇，渑毙在酒坛里。乡人历代相信，蛇肉清血解毒，祛秽辟邪，尤其黑眼蛇，更是妙药中的至宝，毒攻毒，可以治麻疯。他那手足情深的哥哥，虽不知乃弟林震是否健在，一心一意想要治好他的病，不辞长途跋涉，梯山航海，携带这坛毒蛇酒，到荒岛上去。说是爱感动天，一息尚存的林震，忽见哥哥来了，欢同再世，兄弟抱头痛哭，淌下无数欢喜泪，这也不必细叙了。却说林震自从一连好几天喝下了蛇酒后，恶疾果然全好了，长出新肤嫩肉，洁白红润如幼婴儿。
  乡谈又说，林震因处荒岛上时，自力更生，捞拾鱼虾螺蟹以充饥。暗得鬼神阴助，朝朝暮暮，听见群童读书声，伊唔吟哦，不绝于耳。亏他博闻强记，朝斯夕斯，很快地满腹经伦，能诗能文了。兄弟俩欢天喜地，相偕返里。抵家未几，科场考试开始，他便报名入闱去应试了。
  一帆风顺，平步腾云。通了县试，再经省试，最后晋京会试，科甲联登，不费吹灰之力，殿试高占鳌魁中状元。这个蕞尔无名小岛真有幸，从此起名林震屿，今日故乡的人连妇孺也早已皆知了。
  阅览吴吟世编撰《闽南名贤传》所载：林震事继母至孝。他是明宣德庚戌科（1430年）状元。是年，状元林震，长泰人。榜眼龚錡，建安人（令建瓯）。探花林文，莆田人。三及第都在福建省，真是未有之盛，传为科举场中的千古佳话。
  佛昙古时有赵家城，是宋室皇裔闽冲郡王赵若和建造的，址在今下赵，又有梅月城，址在今岸仔头，是宋帝昺崖山败亡时保护闽冲郡王赵若和逃到浦东的侍臣黄材后裔所建。而同是南宋遗臣的杨国舅（帝昺之兄昰的舅父杨亮节）因追寻少帝及杨太后不着，把因跋涉患病的小儿子寄养在佛昙，自己带着长、次二子出去再找，后来定居金门。而那个小儿子杨世隆流落大荟山脚，养鸭为生，徐徐发迹，数百年后，终于子孙繁衍，扩进至于梅月城与赵家城附近，形成三雄鼎立的局面。为了睦邻相安，忍辱求全，赵、黄两姓相继播迁，移族众于内地，明万历年间，赵鸿台重建赵家城于湖西，黄性震也于清康熙年间在湖西建诒安城。
  幼时，我随双亲定居佛昙，记忆所及，佛昙乡间有“剿黄灭赵”之一语。又有杨黄二姓誓不通婚的事实，这些都是封建遗毒，思想落后的有力证据，亟须彻底改革的！同是炎黄子孙，竟然分门别户，箕豆相煎，实在令人痛惜。
  但，幸亏乡中有一甚嚣尘上，脍灸人口的故事，可以助进亲爱团结、各睦相处的精神。
  话说明朝进士赵鸿台为要测验当地群众心理，特意于一个元宵节日，糊制纸屋一幢，内置泥土一团，蜡烛一对，银元宝四锭，欢迎如云的游人游春、观灯、猜谜，揍热闹。谜底四句，出自四书。时年尚幼的杨一葵（后中进士），挺身而出，不慌不忙地，伸手取下那一团泥土，放进自己的口袋里，边放边说“吾土地也！”再把四锭银元宝丢弃地上，说：“迁其重器！”继而燃起了那一对蜡烛，说：“吾已点也！”最后，挪起蜡烛火，索性把这座纸屋付之一炬，说：“毁其宗庙！”这四句谜底，均出于四书梁惠王下篇。赵鸿台见状，不禁愕然，叹日：“杨氏人才，经已出世，这是鹊巢鸠占的先兆呀！”因此，后来遂与黄氏商议移城了。
  儿时所闻若是，姑妄能之，姑妄言之。这个故事究系谁作，作于何时，均不知详，料系出自杨姓。而据赵、黄两姓族谱记载，他们迁入湖西，一为避海寇，一为明末的战乱。
  清初雍正朝蔡世远，号梁村。乾隆朝蔡新，字次明，号缉斋、葛山。这两叔侄，漳浦南郊下铺社人，都是翰林，且是名相。洞野蔡村有座相爷墓，即是蔡世远的墓葬（守墓人衍成洞野村）。此墓负山面海，坐北向南，居高临下，离海不过数箭，风景优美，拟以“蛟龙得水”四个字，实很相宜。
  整美最近的邻乡是后蔡。后蔡的沙丘中，有国舅墓。六十多年前，我偶然有机会，跟先祖他们，前往造谒一次。后蔡的族亲，全都移居楼下蔡村去了，但是国舅墓，依然原封不动在旧址。最近调查所得，因为开荒造林，墓的全貌无从看到，完全埋没沙泥中了。依稀记得幼时所见，露出沙面的很小部分碑石是新月型的，碑文尚未出土。墓在沙丘，每逢朔风怒号的季节，沙尘漫天飞扬，称它是“白马翻沙”，没有不妥吧。
  （十四）
  荣鹰天宠蔡皇后，姑嫂香消姑嫂礁。
  古迹洋洋垂世世，乡谈娓娓话期期。
  传说明太祖朱元璋要选皇后入宫，特地召见钦天监：问道：“朕要选宫，问卿正宫出生在何方？”钦天监奏说：“皇后贵为人上人，应在人上人中去找寻，依照天象仔细看，准定出在南海滨。”皇上随即颁诏书，派出人马下江南，直捣金浦金井村。选美大会时，人山人海，万人空巷，水泄不通。村中农家女蔡氏，慧而孤，依姑嫂为生。生得沉鱼落雁，无异仙女下凡，只惜臭头烂耳，长年戴帽遮丑。相传古时，我乡金井是个桑麻地，每逢采桑季节，村女蠕动，结队而出，这个癞头女，自也不能例外，但她得天独厚，虽然烈日当空，未尝汗流浃背，为因有一朵乌云，到处跟她而行，盖在她的头上。
  选美大会那天，她也钻进人丛中去了，可是人材娇小，只好爬到土砻顶上去看热闹。不一会儿。忽给大员瞥见了，立即传令，请她下来。大员心中有数，相信极品皇后必是站在砻上的小女郎儿无疑。因为土砻的“砻”和人在人上的“人”，这两个字的闽南话，正跟国语“郎”字同音。人上人，就是砻上女郎的意思。大员和蔼可亲地对她赞赏有加，馈送多珍，催她回家沐浴，再来集队，等候移銮进宫。蔡氏女频频点首，恭敬如命。回到了家，嫂嫂为她烧汤洗身。她异想天开，告诉嫂说：别把浴后的盆中水泼掉地上去！洗发时，头上铿锵有声，癞头皮如雪片纷纷下，痂落发生，其长过膝，乌油油地，光洁鉴人。但是浴盆中水。脏而且臭，嫂嫂迫不及待，把它丢得一干二净。夜深了，大家分头入睡，一宿无话。明早清晨，凉风入室，芬芬扑鼻，嫂嫂异之，开门欲知究竟，乍见浴盆底里，黄金闪烁夺目，弄得啼笑皆非，追悔莫及，自怨自艾，恨不得昨晚的洗澡水，全部给它留起来。
  “整美皇后”的故事虽然查无实据，但民间津津乐道，娓娓动听。
  整美东北岸有一个古迹，叫做姑嫂礁。有关的传说，是如此这般的，从前有姑嫂两个人，很是相亲相得。有一天，同到海里去挪海菜，这位嫂嫂是不久以前从内地迎娶过来的新娘子，不谙水性，还没懂得如何走在海岸边的的滩石上。行行重行行忽地踏到长满滑苔丛生的“鸡屎膏石”上面去，重重地跌了一大交，四脚朝天倒栽葱，扑通一声，掉进海底。小姑急得败坏，慌做一团，惊惶失措，呼天抢地，没力将她救起，直到海水四涨，终因援救无人，水从后头包抄过来，可怜弱女，双双香消玉殒，灭顶海中。
  此外，还有其他古迹，如畚箕山前苏厝港，白石海边小孤塔等，年代久远，迄今犹存。更有“破肚将军蓝理爷”，“横收路税叶进士”，以及“饮水思源蔡家儿，万里寻亲遭婉拒”诸美谈，脍灸人口，都是上下相传，乐道不疲的。
  浯江景观
  乌石人杰地灵，明、清两代，人才济济，为漳浦第一望族；地理形胜得天独厚，文物胜迹也令人叹为观止。现简介如下。
  一、紫薇胜迹
  紫薇山在乌石北侧，有紫薇、鹊石、双剑诸峰。北面紧连龟林山，浯江就从北边山脚下绕过，环山文物胜迹比比皆是，令人目不暇接。其中以集中在紫薇峰下的谢东山庙、紫薇寺、文昌官、紫薇洞和新建的天后宫最享盛名。并且从奉祀的各种神佛的情况，可体现出我国自明、清以来儒、佛、道三教合流的缩影。
  （1）、谢东山庙：俗称王公庙、惠王庙，祀东晋谢安，庙约建于南宋初年。谢安字安石，号东山。东晋孝武皇帝的宰相。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前秦苻苻坚带领九十万军队，进攻东晋。东晋命谢安为征讨大都督，谢安派侄谢玄率领八万“北府兵”在淝水抗击秦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战斗的胜利使东晋转危为安，并决定南北朝对立局势的形成。后代的人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建庙奉祀。历代褒封为：广惠尊王、护国尊王、广惠圣王、显济圣王和广应圣王等封号。《漳浦县志》有关崇祀谢安的记载：“谢东山庙，浦乡里在处皆有之，相传，陈将军（元光）自光州携香火来浦，五十八姓同崇奉焉，故今皆祀于民间。”足见谢安庙祀历史的悠久。
  紫薇山王公庙在紫薇峰下，坐北向南，其始建时间应不迟于南宋。因南宋半壁江山绝似东晋，所以百姓倍加怀念尊崇谢安。庙祀神象五尊：正殿祀王公和王妈，即谢安及其夫人。左偏殿祀元帅谢玄，玄字幻度，因淝水战功，得以配享庙祀；右偏殿祀岩妈和尾妈，据说是谢安的两个女儿。正殿对联为：“广惠威严，建漳功勋垂青史；尊王显赫，治国德才贯千秋。”又柱联二副，其一为“东山逸兴无双品，晋代衣冠第一人”；其二为“屐韵筝声江水碧，白云明月夜峰青。”每年正月初五日至十七日，紫薇山下二十多个村子轮流迎奉赛会。香火长盛不衰。有谶诗五十首，百姓用以占卜休咎，祈求平安。庙宇今在修建之中。
  （2）、文昌宫：宫在王公庙右前方三十米处，祀文昌帝君。“文昌”原系星名，也称“文曲星”。后来，道教把四川的梓潼神张亚子说成是文曲星的化身，主宰人间功名、禄位，这种传说得到官方的认可，元朝仁宗延佑三年（1316）加封其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成为主宰天下文运之神，令天下学校祠祀。紫薇山文昌宫约建于元末明初，其时，民间普遍开办社学，因而建宫奉祀文昌帝君。明弘治间，朝廷虽下令“其祠在天下学校者，俱令拆毁。”但民间尚继续奉祀，祈求魁星高照，科场得利。嘉靖间，探花林士章幼时在紫薇洞读书，每夜都到文昌宫灯前就读。民国初期，私塾被废止，乌石开办西河小学，文昌宫无人奉祀，年久失修而倒塌，遗址尚存。
  （3）、紫薇寺：寺在王公庙右边，文昌宫后面，是一个小佛寺，殿上供三尊佛像，两壁画十八罗汉。左侧僧舍数间，颇为幽静。紫薇山原来没有佛寺，据林春斋在《乌石宗谱》中记载：“昔岩庙建在篱山庵，居水口，极得地，今移紫薇山。”篱山庵在乌石东南方，今岩埭村对面的小山上。约于明朝中期，寺移建于紫薇山。这是由于明朝初、中期，经乌石林氏的开拓，乌石已成为浯江两岸的文化中心，佛寺也应运而兴。天启、崇祯间，黄道周慕名游览紫薇山，为紫薇寺题刻石匾“白云深处”，置于寺围墙石窗上，又题“借阴”二字（未详刻置何处），鼓励在山中求学的士子。原佛寺拆毁多年，1989年，乌石文物保护董事会集资重建，台湾林瑶棋先生赠匾额，寺貌为之一新。
  （4）、紫薇洞：在王公庙左边（东面）近百米处，是一间以巨石为顶的石室，洞口向南，深6米，宽5米。从洞右侧两石夹缝中拾级而登，曲径通幽，进入洞内，豁然开朗，爽气沁人。远处罗列着天马山、伏虎山、塔山，浯江从左绕来，流过浯江桥，直奔白沙港，水光潋滟，帆影点点，浯江两岸景色，尽收眼底。洞后以石砌为壁，有小石门通向洞外。传说曾有一位仙人在此当私塾先生，每次授完课，都从此小石门走到洞外，就不见踪影。用“仙”的神奇色彩来为山增名是从前一般人的心态，但此山确也来历不凡。嘉靖三十年，县丞林文相题“紫薇洞”三个大字，刻于石壁上。《漳州府志》、《漳浦县志》都有记述此洞，但都把海云岩的石洞误为紫薇洞。在紫薇洞读书成名者极多，尤其以林士章探花及第，名扬全国。闽、粤不少士子纷纷前来求学，并取得成就，成为一代名人。“科甲题名石”上刻列明朝在此读书成名者有十五人，其中进士九人：乌石人林功懋、林一新、林士章、林汝诏，林士宏，本县人蔡时鼎、刘霖、、林茂桂，广东饶平人黄琮；举人六人：乌石人林一阳、林成纲、林楚、林士旂，广东潮州人黄文炳、揭阳人张风翼。此外，尚漏录明朝在此读书的进士林策、举人林一初，还有清朝在此读书成名者尚有进士二人：乌石人林琛、林颙等。黄琮官至福建左布政使，他的《题紫薇山》诗碑和“紫薇主人”林昭的《冬游紫薇洞记》碑就在洞与王公庙之间的“科甲题名石”旁，其下有一股清泉，从石缝中进出，流经一个人工雕琢的螺旋形图案的水道，注入石盆中，再溢出流到谷中，泉水十分甘冽，其螺旋形图案似阴阳而变形，更象数学中的“螺线”，倍添神秘感，极为耐人寻味。
  （5）、天后宫：新建的天后宫在紫薇洞的下方，现已建成后殿和中殿，颇为壮观，将来全部落成后，将成为闽南最雄伟的天后宫，可与闽中的湄洲天后宫相媲美。乌石天后宫奉祀的妈祖（林姓称为“姑婆祖”）圣像，据传说是探花林士章从湄洲天后宫“请”回奉祀的，原来祀在县城北门外的天后宫，后来，乌石及沿海林姓长年把金像迎去奉祀，以乌石大厅和其他宗祠作为临时行宫，以至永驻乌石。八十年代，北门外天后宫反而从乌石“挂香”回去，新雕圣像奉祀；乌石紫薇山天后宫的建成，使千年妈祖圣像有了新的行宫。从此，结束了“县城北门外有行宫没有圣像，乌石有圣像没有行宫”的历史。
  二、海云古刹
  海云岩，又称半山岩（闽南方言称在山中的佛寺为“岩”），在海云山（即乌石岩山）石龟峰的半山腰。据《漳浦县志》记载：“海云庵在海云山，巨石层叠为屋，旧有神僧居之，庵在山半，泉石清奇。相传闽王宫人学仙于此。”漳浦八景之一的“海云夜月”，就是指海云岩月夜优美的景色，是古代著名的游览胜地。从山下至寺门，有千级石阶可登，其半岭有古榕绿阴，可供游人小憩。佛寺约建于隋、唐间，坐西向东，寺后左、右各有一石洞，北边石洞中有南宋绍兴十九年春，僧希可书写的记事碑文石刻，记述他到此拜访谦、章二道人（道人是和尚，不是道士），并祈秋凉等四位长老之事，足见当时海云岩香火兴旺，僧人众多的盛况。约于南宋末，又于佛寺左边并列着建一座开漳圣王庙，四方善男信女，前来虔诚朝拜。后来，佛门弟子中出了败类，在圣王庙左侧筑一间地下密室，有暗道通庙中拜石下，并且装有机关，可使拜石翻动，坑害了不少虔拜的信女。不久，官府发觉此事，派兵剿灭野僧，寺庙被拆毁，现在尚可看到地下密室、暗道、活动拜石等遗址，对此，游览者无不感到惊奇与慨叹。
  寺旁铺设一道水笕，是用石槽连接成引水渠，蜿蜓数百米，至峰顶石龟脚下，泉水从大石缝中流进石槽，到寺旁注入水池中，任人饮用。民间传说：石龟是得道的灵龟，古神僧叫小和尚每天清晨去石龟下，用禅杖撞石龟屁股，就有白米流出，其量正好够全寺僧人一天吃用，而且每天只许撞一次。有一次，小和尚偷懒，想多撞出一些米，省得明天又要上山撞米，结果撞得龟尿直流淌，从此再也撞不出米来了，而龟尿却成为一股清泉，一直流到现在。
  历代诗人对海云岩的吟咏颇多，元至正间，漳浦县县尹黎应物咏《海云岩》诗一首：“岩屏高敞海云颠，此地王姬旧学仙。石磴香尘飞玉屑，妆台枯藓印金细。帐空鹤怨余千载，花落莺啼别一天。绝顶灵龟张口吻，飞流终日喷甘泉。”此诗吟咏闽王姬学仙的故事、灵龟飞喷甘泉的奇景。关于闽王宫人至此学仙修炼之事，似非虚谈，而“旧有神僧居之”也似实有其人。据《宋高僧传·唐五台山海云传》记载：“释海云，未详氏族乡里。来游圣迹，始于南台侧，选峭绝峰峦幽僻林谷而特居之。其刻苦玩道，俭而能遵，从其游者，寡而无众。昔传海云是普贤菩萨应身也。”僧名海云，是否即住过海云岩的神僧，若是，是僧因寺得名？还是寺因神僧而得名？抑或仅为偶合而已，彼此毫不相干？记此仅供读者参考。
  三、古建筑大观
  乌石有许多宏伟壮丽的古建筑，大部分建于明朝和清初，其中以乌石林氏大宗祠海云家庙，“三凤齐鸣”的府第三凤厅，会魁府第震宁居和“安澜著庆”的锦江楼等最为著名。而探花林士章的府第“尚书府”和他归休隐居的别墅“长桥土堡”分别在县城和漳州城北的长桥楼内，这里不予记述。
  （1）、海云家庙：又称乌石大厅，堂号“世德堂”，是乌石林氏大宗祠，明正统十三年（1448），乌石七世祖林普玄创建，初具五间三进的规模；正德十五年（1520），普玄第六子林震（乌石六房公）率子侄辈重修；万历八年（1580），普玄的曾孙林一阳、林成纲，玄孙林楚（春斋）、林士章等在原址重新构筑，即为现在宏敞雄伟的建制，是闽南第一大的家庙。
  乌石大厅坐落在乌石正中央，坐西朝东，前面正对丹山印石峰，近处为梅岭笔架山；巍峨的海云山屹立在西北方，为巨大屏障；左傍紫薇山（龙山）；右列天马山、伏虎山、塔山；后靠紫帽御屏石，透过倒亭隙，遥倚平和县矾山；浯江自西北而来，沿龟林山、紫薇山脚下绕到正东，从东南方向直奔浮头湾，汇入东海。所以林春斋在《构海云家庙平基告后土祝文》中写着：“云岳毓精以作祖，丹山呈日而寅宾，腾龙干北极之枢，伏虎献南山之寿。紫帽御屏殿其背，金马玉堂罗其襟。中建绿野之堂，上受天元之神。冲气休萃，贤德聿生。”乌石大厅三个大门的对联更概括了它的地理形胜。正中大门联：“印石滚金球，居然骊珠在握；浯江环玉带，不啻组绶荣身。”左边大门联：“金锅在侧，龙山献龙图之瑞；玉笏满前，梅岭兆梅鼎之祥。”右边大门联：“天马镇南方，……；云龙腾北极……。”
  乌石大厅是五开间三进的土木建筑，宽24米，长50米，面积1200平方米。左、右、后三面土墙，内面全部用雕屏和柱子支撑横梁、斗拱构成，共有大柱三十六支，小柱八支。前面石雕麒麟墙肚，刻花屏窗，有三个大门，三部与之对应的陡阶、倒吊莲花和丹凤朝阳的青石门盾。这种建制是高中鼎甲三及第者祖祠的特殊荣宠，在漳浦县是绝无仅有的，在闽南也属少见。厅堂金碧交辉，横梁上挂满匾额，有嘉靖皇帝御赐褒彰六世祖妣陈氏的“旌表贞义”、赐林士章的“探花及第”，万历皇帝御赐林士章的“忠爱”匾，还有“进士”、“会魁”、“文魁”、“武魁”、“拔元”、“理学乡贤”等匾三十多个，清代中期以后的进士、举人，因挤不出挂匾的位置，只好挂到小宗祠堂。另有一个是抗日战争时期，由福建省政府颁给的“功侔卜式”匾，表彰乌石群众和海乌中心小学师生踊跃献款购买飞机抗日的功绩。
  家庙前面有一个面积约5000平方米的广场，前端竖立着六十多座石旗杆座，分为左前、右前、左侧、右侧四大群，探花林士章的八角旗杆座竖立在左边最前方，成为漳浦县乃至漳州府科举顶峰的标志。广场前面是一个大鱼池，长160米，宽80米，面积约12800平方米，波光荡漾，澄碧见底。每当早晨，丹山旭日东升，潭光映射，广场倍添光明；每当夜晚，紫薇佛灯，倒影闲潭，与当空皎月，相互辉映，蔚为奇观。潭底左前方有一大一小的石块，称“大瓣”、“二瓣”，旱天时，若大瓣露顶，潭水剩一半，若小瓣也露顶，潭水剩四分之一，则旱情严重，以此测旱情，十分应验。家庙左右距墙中点50米处，各有一水井，称“龙目井”，井水甘醇清冽，尤以北（左）井为佳，至今尚为民众饮用。
  乌石大厅历代不断进行整修，清康熙间，乌石十四世林琛主持，进行重修；清末同、光间，前落被大风摧毁，进行修复；1974年，旧镇镇政府、浯江中学联同浯江所属各村，以“公办民助”形式，进行整修，用为中学校舍。现乌石大厅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内设“乌石文物展览馆”，是乌石旅游区的主要景点，也是漳浦县旅游景点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学校舍已另建）。
  （2）、三凤府第：三凤厅，在乌石大厅东南一华里处，嘉靖二十七年（1548）林黼建。明嘉靖间，林黼的大儿子林一初、二儿子林一阳俱中举人，三儿子林一新登进士第，世称“三凤齐鸣”。他们的府第称三凤厅，以至成为这个自然村村名，至今沿用。
  三凤厅坐北向南，背倚紫薇山，面对天马山，是三进五间的“六壁”，主屋及右边“护厝”共有房屋三十多间，栉次鳞比，古朴幽邃。大门对联为：“三凤家声传旧德，九龙世业整新规。”阐述了“三凤”是继承周朝号称“九龙之父，十德之门”的林皋的家声。大门前方广场上竖立四个石旗杆座，分别为“三凤”兄弟和一新的儿子举人林士旂所立的。广场前是一个宽50米，长80米，面积约4000平方米的大鱼池。府第后面是一个占地十多亩的花园，中有假山珍石、奇花异卉，古木参天，十分清静幽雅。现花园围墙倒塌，而整座建筑完整无损。
  （3）、会魁府第：震宁居，在三凤厅东面500米处，清康熙五年（1666）会魁林颙建，坐西南向东北，是“同字形”的建筑，前为四方院，中为二层楼房，林颙自题楼匾“震宁居”，左、右、后三面环以护厝，共有房屋四十多间，前面广场上有三个石旗杆座，一是会魁林颙及其孙林峭岳等所立。整座建筑虽有甚宏伟，但也颇具规模。现除四方院倒塌外，其余尚保持完整。
  （4）、锦江楼：乌石林氏在明清两代共建了八座楼堡，其中较著名为万安楼、晏海楼和锦江楼。万安楼在赤土乡万安村，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林功懋建，现大部分倒塌，仅存门楼；晏海楼在潭仔头村，明万历十三年（1585）林春斋建，现己拆毁，仅存大门及门内春斋手植万年春花。
  锦江楼在深土镇江头村，乾隆五十六年（1791）乌石十六世林升泽建，是漳浦县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圆楼。全楼分内、中、外三圈，内圈每层有房屋12间，三层共有房屋36间；中圈高墙内为单层房屋28间，外圈为平屋，有房屋40多间，全楼共有房屋一百多间，在兵灾、匪患和宗派械斗中，起了保护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作用。全楼至今尚保存完好无缺。1988年，电影“欢乐英雄”、“阴阳界”有许多镜头在楼中拍摄。（合订编者按，锦江楼于2001年列为省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乌石十二景
  乌石处处风光秀美，景色引人入胜，大小景点几十个，主要有十二景：
  （1）、海云夜月：在海云山海云岩，著名的“漳浦八景”之一，“八景”中有“七景”都在县城郊区，唯有海云夜月在离县城三十里的乌石。海云岩是千年古刹，自古就是著名的游览胜地，历代名人有不少题咏，赞赏海云岩月夜优美的景色。古人咏《海云夜月》诗：海色遥连云影光，山空夜静杳微茫。美人观海印寒月，何处还开得月堂。
  （2）、紫薇晓钟：从前，紫薇山中遍布寺、庙、宫、洞，到处花木掩映、风光旖旎，每当晓钟一动，寺庙中钟磬声；文昌宫、紫薇洞中学童、士子琅琅读书声；武生童的闻鸡起舞声；农夫、牧子的踏歌声。晓岚微缭，晨炊初烟；荔枝滴翠，江舟扬帆。融汇成一幅农村耕读晨曲图卷，有如世外桃源，令人沉醉忘机。今有复建紫薇寺和新建的天后宫。游人络绎不绝。
  （3）、倒亭夕照：“倒亭隙”谷口是乌石西面的一个门户，南飞凤山（《漳浦县志》称“马鞍山”），北海云山，两山夹峙，形成隘口通途，古代漳浦东关外大路从这隘口通过，建有凉亭供路人休息，后凉亭倒了，故地名“倒亭”。著名的明朝“云岳钟秀”坊横跨大路而立。每当傍晚，夕阳照耀着西边的天空，山峦、田野、荔林、村庄都披映着晚霞，这时，近处的海云山背靠着太阳，己是暮色苍茫，更显得崇峻肃穆；远处透过倒亭隙，矾山在落晖中明亮辉耀，更显得宁静凝远，两者形成强烈的反差，无比奇特。
  （4）、印石朝阳：乌石大厅坐西向东，大门正对丹山（灶山）印石峰，每天清晨，东方破晓，朝霞满空，太阳象一颗金球从印石峰喷薄腾升，象骊龙颔下的夜明宝珠一样，大厅前的潭中也映出另一个太阳，柔和可爱。忽而，万道金光耀眼，山野、荔林俱浸沐在晨曦之中。这时，印石峰顶的太阳已不可正视，而潭中波光粼粼，太阳的倒影尚隐约可见。所以，大厅的大门联有“印石滚金球，居然骊珠在握”之句，就是描绘这生机勃勃的日出景色。在乌石大厅门前观日出，令人朝气蓬勃，精神焕发，别有一番情趣。
  （5）、灵龟观海：海云山石龟峰顶的天然巨石，酷肖伸颈回头望海的大龟，形象十分逼真，数十里之外，均能望见。从县城东望，崇峻圆秀的海云山巅，北边直刺苍穹的是“王姬升天石”；南边斜探大海的则是“灵龟巨首”。前人因景而流传一则神话：东海千年大电修炼得道，仙人指点它爬到海云山顶的顶尖峰升天石上，即可升天，并嘱咐它切勿回头。灵龟刚爬到这南侧峰顶时，忽闻天风鼓浪，涛声吼啸，顿时想起了东海故居，不禁回首一望，就这样化为石头，永远留在这峰顶，回首望海了，被叫做灵龟石。灵龟石下常年不断流淌着泉水，《漳浦县志·方城志》记载了这股“清泉”，海云寺僧人用石条刻槽作水笕引流，注入专旁水池中，成为饮用的甘泉。民间则有“龟撞米”的传说。古人诗云：“绝顶灵龟如可问，卜居终日濯甘泉”。
  （6）、伏虎听经：大林山状如伏虎，故又名伏虎山，在大林村东面，也有一则因景而衍生的神话：古代有一位神僧住海云岩，弘扬佛经，普渡众生，有一只老虎常在山下的浯江之滨，听神僧讲经说法，听着听着就伏着不动，化成一座小山，头上的毛也脱落下来，露出了光亮的额头。站在海云岩向前眺望，伏虎山就象一只俯伏在地上的老虎，活灵活现，其神态好像至今仍在侧耳倾听佛法，虎额上的巨石硕大无朋，而整快石头尚有一大部分埋在土中，一且露出全貌，将成为闻名海内外的独石山。
  （7）莲花吐艳：海云山的莲花峰，峰顶有巨石层叠耸立，如一朵含苞怒放、蕴妍吐艳的莲花，鬼斧神工，浑然天成。相传，闽王姬每天在莲花朵上修仙炼道，得道后，到顶峰的升天石上升天而去。莲花石南侧石室遗址尚存。得道升天之说属于神话，而据传为王姬修炼处的海云山经常白云盖顶，云雾缭绕，“莲花”浮荡在云海中，时隐时现。“莲花瓣”巨石上镌刻诗一首，概言浯江（乌石）人杰地灵：“云山九岛起云烟，九岛云烟起半天。半天九岛芙蓉帐，芙蓉帐里石龙缠。石龙落结浯江地，落结浯江科甲联。科甲联登三及第，及第联登探花先。”据说浯江平原是海滩冲积而成，现九座山峰从前是九个岛屿。
  （8）、荔林飞丹：乌石是著名的荔枝产地，“乌叶”荔枝闻名海内外。乌石全境都种植荔枝，《漳浦县志》记载：“乌叶荔枝，乌石一村特盛，味最佳。”《福建通志》记载：“漳州荔枝极盛，漳浦为最，而紫薇山中产相袍紫、马上娇为珍品，啖之两腋生风，飘然欲仙。”
  乌石的荔枝品种主要有三种：乌叶、早红、金种。乌石人习惯把荔枝种植单位叫做“围”，常是几围、十几围连成一片。乌叶与早红以整围混种为多，单株间种较少，而金钟树干高大，多种植在边角地，拔地而起，有如擎天巨柱。从紫薇山上眺望，近处、远处，山间、田野一片浓绿，郁郁苍苍，四季如春。六、七月间，荔枝红了，万点朱殷，簇拥枝头；漫山遍野，铺锦飞丹，真是人间仙境，天上琼林。宋苏东坡咏荔枝诗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紫薇山观赏、品尝荔枝，此景此情，不禁令人萌发“不辞长作乌石人”了。
  （9）、浯桥帆影：浯江桥在乌石正东面，漳浦往厦门（至屿仔尾）公路从桥上通过。据《漳浦县志》、《漳州府志》记载，桥建于北宋元佑二年（1087），乡人郭宽建，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知县慎蒙重修，是一座长九丈（注：长度疑有误）、宽一丈，酾水十五道的石板桥。清末民初，桥东端倒塌，随后，全桥渐毁。六十年代，新建一座长114米，宽4.5米，高6米的石拱桥。比古桥更加雄伟。古时，浯江河道深，流水量大，帆船可由白沙港驶至浯江桥下，上游船只也顺流而下。乌石古墟场楼脚墟就在桥西二里处的潭仔头社，是浯江两岸货物的集散地。后来，为了更便利于货物运销，墟场移到浯江桥西端北侧，称桥头墟（即现在的桥头墟社），浯江溪上，曾经百舸争流；桥下千帆云集，极尽农村集市的繁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林光鼎在《重新垢洗书院记》写着：“浯江一水，环如衣带，浯桥宛若长虹，烟气空蒙，与天相际，风樯出没隐见，此亦极山水之大观矣。”
  现在，由于溪沙淤积，河床日浅，舟船已不能驶到浯江桥下，帆影消失了。然而，换来的是桥上日通万车的更加繁荣景象，也颇为壮观。（合订编者按，浯江桥现已新建一座长200多米4车道的钢筋水泥大桥。）
  （10）、御屏松涛：乌石大厅后面百米处，有巨石数片，岿然屹立，形如古代乌纱帽和御赐屏风。御屏后有一片大松树林，长约400米，宽200米，面积80000平方米，有松树数百棵，西南边沿还有有巨大樟树、枫树十多棵，参天蔽日。轻风吹拂，林中即发出号号涛声；大风时，声闻数里，有如“十万军声半夜潮”。这在平原田舍间极为少闻。御屏石后有一块听涛石，每当松涛大作时，卧在听涛古上，真如置身于千军万马、惊涛骇浪之中。
  现在，松树林已化为田园和民居，浯江中学、小学就在附近，在听涛石上听学校的钟声，学生的读书声和操场上体育活动声，别具韵味。
  （11）岩坑悬瀑：海云山又称乌石岩山，在正东面莲花峰与大寨峰之间，形成一道深壑，俗称岩山大坑，两峰之水汇入坑中，坑内布满大石头。平时，坑水在石下伏流，到了下边的水磨坑，才露出石外为明流，其落差水力曾带动十几部水磨，哗哗的流水声，吱吱的水磨转动声融汇。每当夏天，大雨滂沱时，坑水骤涨，溢出石外，乱流争跌，有“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的奇观。尤其在暴雨之后，飞流狂奔，悬空下泻，形成七、八段瀑布，附近村庄可听到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远近十多里都能看见岩坑瀑布的奇景。现水磨已坍毁，而瀑布奇景在暴雨时仍会出现。
  （12）、石塔凌空：乌石东南方塔山上，有座石塔，建于明天启四年（1624），高约十米，共七层，塔壁有石碑镌刻“第一峰”，因为塔山是天马山最东边的高峰，下临浯江溪口和白沙港。塔山浑圆，石塔更显得突兀凌空，气势非凡。正如唐诗中描绘的“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从六鳌海上北眺，石塔遥遥在望；到白沙港望石塔，即知浯江溪口的方位。石塔成为船只驶入浯江的航标，曾在古代航海上起重要作用，可与漳江口的石矾塔相媲美。
  乌石出了探花林士章，乌石盛产乌叶荔枝，这是尽人皆知，而乌石灿烂的文物古迹却少为人知。近年来，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台湾、海外宗亲、同胞对家乡的热爱，乌石的古文化也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今后将会更加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