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漳浦妇女社会地位的转变
  李林昌
  一、在封建礼教束缚下
  漳浦从前交通不便，风气闭塞，封建思想浓厚。自唐朝开县至明、清时代，无论官府或封建族长，都是封建礼教的维护者，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却苛求妇女“三从四德”（三从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妇德要求贞顺，妇言要求有礼，妇容要求庄肃温柔，妇功要求善理家勤纺织）。妇女从小缠足，以三寸金莲支持体重，移步艰难，不但市镇妇女足不出门，就是一般农村妇女也不参加田间劳动。没有经济权，一生处于受支配地位。妇女的任务，除了上述理家、纺织之外，就是生育子女。也有人只把妇女当泄欲工具。
  妇女言行必须十分谨慎，若有一点涉嫌，往往招致打骂甚至杀身之祸。康熙《漳浦县志》卷十七《杂志》记载一则实事：陈真晟先生受聘在一家塾馆教书，这塾馆教授主人子弟兼收别人子弟寄宿就学，一天，家塾主人之妻正在缝制自己的绣鞋，一个学生的母亲来看望儿子，这时陈先生外出赴宴，主人之妻手中拿着绣鞋陪那学生之母到作为教室兼先生卧房的西轩，忽然听说先生回来，这两个妇女便匆忙离开，主人之妻将绣鞋遗忘在西轩，主人发现了，认为这便是妻子与先生通奸的证据，持刀要杀妻，妻有口难以辩白，悲哭要求丈夫认真考察。晚上二鼓时分，先生正在改作业，忽然听到有女人的声音在叫门，不予答理。女人继续叫门，先生问：“夜深了，有什么紧要事吗？”女人回答：“我是主人妻，没有要事，特来向先生问好而已。”先生说：“你的丈夫不在，私自来见我，岂不有辱名教，赶快走吧！”其实这是主人持刀督促妻子来叫门以试探真假的，主人听先生的话，才知道冤枉。先生还以为主人妻不贞，为避免是非，辞去教职不干。幸亏这陈先生是一位“君子”，否则，当夜被叫开房门，便会与主人妻一同成为刀下鬼。《县志》记载这事，为了褒扬陈先生，却可以从中见到明清时代妇女地位的一斑。（陈真晟生活于明末清初）。
  辛亥革命以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进步人士已在呼吁“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漳浦城里也有一些被称为“番仔秀才”的男学生三五成群挨家逐户，劝说与强制兼施，使青少年妇女解去又长又臭的缠脚布，受新风气影响，许多父母已不再为女孩缠足，而未婚姑娘在脑后拖一条长辫，已婚妇人在后脑杓梳一个发髻，据说是明朝遗制，一直未改。妇女一般只有到娘家做客，或到寺庙拜神才出门，一律要穿长裙，年青者着红裙，中老年着黑裙。当时还有一些人家，女儿养到出阁年龄，邻家还不知道他家有这么一个女儿待字闺中，是媒婆串户了解情况，从中说合婚嫁。
  二、被迫出来的女能人
  然而，民国初年已经有少数妇女迫于生活出来经营小本生意，她们都是丧夫寡妇，或被丈夫遗弃，被迫担负起家庭重担。虽是小本营生，由于勤俭刻苦，经营相当成功。
  当时经营某一行业而著名的，便被人将其职业冠在人名上称呼，本来只用于男人，如卖卤肉的“卤肉山”，卖汤面的“水面有”等，后来居然有妇女也被这样称呼，如“粜米笑”、“鸭蛋姆”等。
  民国初年，那些能冲出旧礼教束缚而首先出来经营商业的漳浦县城妇女寥寥无几，据所知记述于下：
  1、勋姑。县城西街金芳巷蔡家之女，夫吴顺系马坑人（入赘），早年守寡，继承祖业“德安药房”，在门市把戥，按中医师开出的药单配药售药，并如法炮制各种药材。由于药店开在西街中段，当时是最热闹的街市，又由于她童叟无欺，生意甚隆，售出补入频繁，因而她的药材比别家新鲜，比别人利市。她还自制明目散、药橄榄等成药出售，很有名气。当时一般已婚妇女都以丈夫的名字称某嫂某婶，而她独以自己的名字被称为“勋姑”。培养独子吴蔡辉继承其事业，人称为“药店辉”。
  2、富姆。原籍四川，小时被人贩子带到漳州，卖给人为婢女，后漳浦商人张富娶为继室。按当时风俗，婢女没有缠足，以利劳动，所以她是一双大脚。早年丧夫，以针黹女红为生，发展成为缝成衣出售。这是漳浦最早的成衣铺，无人竞争，生意颇好，但当时没有缝纫机，每一件衫一件裤都由她一人一针一线缝成，个收入也就有限。而她刻苦将二女一男养大，其中一个女儿张景还进入中学读书，这在漳浦也是开风气之先。独子张兆基是最小的，小学毕业后进“吃饭不要钱”的师范读书，毕业后当小教师，生活清苦，解放后经函授进修考试，得福建师范大学毕业资格，历任漳浦二中教师，县芗剧团团长，县委宣传部干事等职，退休后受聘为县志主编，不幸于1993年先老母离开人世，虽已年逾古稀，仍属遗憾。现（1994年）富姆已高龄一百零七，为漳浦最高寿星。县委书记王良才于老人节特地到她家中慰问。
  3、粜米笑。丈夫王摆仙早逝，她接下丈夫的米店行业，粜米兼卖柴炭，以买卖公平面取得商业信誉，因为名“笑”，卖米出名，长辈称她“粜米笑”，晚辈称“笑姑”。经营得法，家道小康。子王佐长、王佑长业商，长女王母，适蔡国桢，次女王蕉，适林有德，今后辈都长进，家境良好。
  4、鸭蛋姆。县城人，早年嫁鹿溪村胡姓，被丈夫遗弃，回娘家自谋生计。她丈夫叫什么名，鲜为人知，但并非名“鸭蛋”，她自己姓什名谁，人们也探究，但因其买鸭蛋出名而称为“鸭蛋姆”，她多年经营鸭蛋以至操作十分纯熟，笔者虽未目睹，而听说她能将一箩鸭蛋端起来倒过另一箩中，笔者曾就此事的虚实探询他的孙儿翁化清先生，翁说“小时曾协助祖母抬一箩鸭蛋倒进另一只箩中，但鸭蛋是熟的才能这样操作，生鸭蛋不行”。原来她是购进生鸭蛋，煮熟提出去兜售，没有开鸭蛋店。她很会钻窍门，那时，漳浦县城有很多榕树，为白鹭鸶栖息之所，人们认为鹭肉“臭生”，没人把它捕捉煮食，也没人捕去养着玩，所以鹭宿榕树愈来愈盛。但每当台风暴雨来临，榕树上的鹭窠往往被摧毁，鹭羽被淋湿，且风大不能飞翔，纷纷落地。这时人们非不得已不愿出门，而鸭蛋姆顶风冒雨去收拾落地鹭成担挑回家中，加工调制成为美味的“卤鸭”，到军营以廉价兜售，一本万利。她所做都是诸如此类的劳苦营生，十分忙碌，经常是衣衫不整，蓬头垢面，而她的家财逐渐富有，在南水门建造一座平屋四合院为住宅。她膝下无男儿，独生一女。三十年代漳浦县保安大队长翁必达（乳名猪母）是当时权势人物，却被她招为女婿，生子翁化清、翁保生，都出人头地，在县城西街建了楼房。但她没有去享受翁家的荣华富贵，经营小商贩如初，仍然勤俭过日子，蓬头垢面的习惯不改，至跌伤不能出门，劳瘁而逝。
  三、革命妇女
  自“五·四”运动以后，妇女运动开始发展，尤其在1925年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形势下，革命力量所及，必有妇女运动。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入闽以后，共产党人部林英曾主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漳浦县党部，有一名妇女干部主持妇运，提倡女权，倡导移风易俗，促使许多妇女放足（不再缠脚），翌年由于国共分裂，党部改组，国民党统治区的妇女运动有名无实，而在革命老根据地则蓬勃发展。1935年，中共闽粤边特委成立，由特委委员张华云主持妇女工作。特委设立妇女部，先后由郑静其、陈树连主持。三十年代，我国受日本帝国主义铁蹄步步进逼，抗日救亡的呼声响彻云霄，在中共闽粤边特委领导下的靖和浦革命根据地许多乡村建立妇女会和妇女小组。中共靖和浦县委委员林素兰和妇女部负责人吴珠清主持妇女工作，漳浦杜浔乡苏维埃政府和白云黄井乡苏维埃政府都成立妇女组织。杜浔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洪骞，副主席蔡母。漳浦许多妇女为革命立下不朽的功绩，详见本辑《投身革命战争的漳浦妇女》一文。
  四、女知识青年崭露头角
  三十年代，漳浦一般家庭还不让女儿上学，有钱可供子女上学者还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对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女知识青年走入社会现象尤其抱批评态度，自然不愿送自己女儿进学校；没钱人连男孩都不可能上学，更不用说女儿有上学的机会。
  然而，女知识青年终于在漳浦破土萌芽，这主要归功于两所学校：在小学阶段，是基督教会办的养正女校，该校创办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起初只是教未读过书的青年妇女识字，兼办蒙学堂（幼儿园），后来按照我国学制创办女子小学，起初招收入学的只是基督教信徒的子女，后来由于吸收老学究（前清岁贡生）陈敦（字克仁号勿斋）为国文教师，并且传教士尽量引用孔子言论以证基督教义，虽然属于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总是起到人们对“西洋教”抗拒心理的缓和作用，一些人虽然未信基督教，看到养正小学只收女生，管理严格，不准男性（除少数教职以外）进入校门，也就放心送女儿进该校学习。当时受新潮流影响，一部份人已认识女孩也应读书，不愿送入教会学校的，则送到县立第一小学（简称县一、后改名培文小学）和第二小学（简称县二、后改名培英小学），这两所公办小学男生占98％，女生寥寥无几，小孩子男女同学原也无碍，真是“县一小，县二小，两小无猜”，但当时大部分人都认为男女应从小隔离。教会另一所小学名“逢源”，专收男生，这适应了当时大部份人的心理。在中学阶段，则应归于漳浦县立初级中学（一度名为绥安初级中学），该校创办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漳浦各小学女毕业要升中学的，大部份进这所学校，绝大部份是县城人（或父母已在县城落户）当时乡村女子能进中学的如凤毛麟角。养正女小的毕业生一部份进鼓浪屿基督教会办的怀仁幼师和毓德女中，有的读过初中去学护士、助产士。县立初中的女生毕业后大都去受师资培训、或升学集美师范成为小学教师。
  漳浦早期女知识分子最引人注目的是“叶家庄”。叶家庄的得名是由于：长桥橄榄林（又写作青果林）村一些人开风气之先，最早接受教育，如叶尚德、叶尚年、叶天赐、叶活水、叶家德、叶家隆、叶家骏等，其中家德、家隆、家骏三人是亲兄弟，他们又有新姐妹五人。家骏、天赐、活水、尚年学医，为漳浦最早的西医，不但因治病救人而为人们所尊敬，自己也因行医售药而家道丰裕。家隆为漳浦早期大学毕业生，曾任漳浦中学校长，尚德曾任县教育局课长、县立第二小学校长。除尚德、尚年、家隆早逝家道中落外，叶家都把大部份子女培养到中专及大学毕业。尤其对女儿的培养，在当时是比较稀罕的。叶家骏子女最多，有三男六女，长男早逝。次男士俭，厦门大学教育系毕业，曾任龙溪师范漳浦分校主任，后在厦门执教，退休居厦。三男士明，福建医学院毕业，为漳浦名医（已逝）。长女宝琼，夫黄士豪，曾任云霄中学校长兼简师校长（已逝）。次女宝珍，曾任绥安中心小学教员，抗战胜利后随夫薛小生去台湾。四女宝仁福建音专小教师资班毕业，一向在本县任教（已退休）。五女宝钟，在南靖任医师（已退休）。六女美叶，现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漳浦早期的知识分子大都与叶家有裙关系，如纯美中学首任校长（燕京大学毕业，早先曾任漳浦县教育局长）李克柔之妻叶臻聪是叶家骏的五妹等。
  三、四十年代漳浦女子读到高中或师范的不多。升入大专院校的更少，据笔者所知只有五人：一是叶宝懿，著名西医叶天赐的长女，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音乐专科毕业，曾任漳州进德女中音乐教师，福建音专教授，抗战胜利后偕夫蔡继琨（原福建音专校长）往台湾，后侨居菲律宾，叶已病逝。一是黄素贞，福建医学院毕业，任医师，已退体。一是蔡丽娟，著名西医蔡良泽之女，福建音专业毕业，曾任漳浦中学音乐教师，抗战胜利后偕夫汪精辉（原南靖师范音乐教师）往台湾任教，至任教授。一是陈爱华，赤湖人陈及峰（曾任龙溪中学教师、集友银行漳州分行经理）之女，福建医学院毕业，为石码著名西医。一是许丽影，石榴人，福建音专毕业，任漳浦中学教师，已退休。
  漳浦早期女知识青年多数都留在本县工作，少数在外地工作，有的从事医药卫生工作，有的从事教育工作。她们大都出身于养正女小和漳浦中学（即绥安中学）。该中学创办于1926年，1936年因经费因难停办，10年间培养了许多漳浦早期的知识分子，对早期女知识分子培养尤其开浦风气之先。漳浦中学（即绥安中学，最后改为园艺职业学校）停办之时，刚好是侨办佛昙纯美中学开办之日，这使漳浦中等教育不至中断。纯美中学的早期女生如时宝仁、王宝碧、王宝珠、陈翠琴、陈淑女、陈瑞娘、李碧秀、杨美珍、杨美玉、杨秀丹、吴翠鸾、卢谦逊、黄丽珍、黄丽娇、李德品、蔡金莲、刘金兰、林秀明、陈月英等。纯美中学开办后受中等教育的漳浦女子己不再局限于县城，而已有许多乡镇女子挤身其间，尤其因为学校设在佛昙，女学生中间以东区（当时漳浦分中、东、南、西、北五区，以佛昙、马坪、赤湖、湖西一带为东区）人为最多。1937年“七，七”全面抗战，“抗日救亡”的呼声响彻祖国大地，凡有血气者均认为，国家兴亡，不仅“匹夫有责”“匹妇”也有责，漳浦原来闭塞的风气为之大开，读中学、师范的妇女大量增加。那时县城没有中学，纯美中学偏处一偶，于是，有许多女生出外就读于双十中学（厦门迁平和小溪）、进德女中（漳州迁小溪），龙溪中学（漳州迁长泰岩溪、再迁漳平永福、又迁南靖水头）、南靖师范（原龙溪师范，由漳州迁南靖山城后改名）等校。如陈素香，先岩溪，后小溪，张秀弼、陈长华、柯桂招、黄素秋、蔡慕莲、林燕如等皆“负笈”小溪，丁碧月、林文秀、王舜琪、柯桂英等皆负笈山城，战时闽南公路破坏，出门都要步行。1939年漳浦县立初中复办，求学者免跋涉之劳，受中等教育的漳浦女子就更多。抗战胜利后，内迁的中学都迁回原地（漳州、厦门），虽公路尚未修复通车，而旧镇港、佛昙港与外埠已恢复通航，漳浦许多中学生转往厦门求学，女生有柯桂英、林秀美等。南靖师范迁回漳州，复名龙溪师范，于1945年增设漳浦分校，招收一年级三班，但只办一届，第二年起不招收新生，这一届（三年）毕业后分校停办，改办道周高中。龙师漳浦分校毕业的女生有施谦逊、蔡丽锦、陈希珍、王锦芳等。
  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海外交通恢复，这时正是战时漳浦女中学生走出社会之时，行踪遍布海峡两岸，及于海外。到台湾的有杨美珍、黄素秋、王舜琪、陈素香、张秀弼、柯桂英（后居美国）等，还有战前已经大专毕业的叶宝懿，战时大专毕业的蔡丽娟等。到印尼的有陈翠琴、陈淑女等。
  纯美中学早期女生及与其同期到外地就读，以及1939年漳浦中学复办后的女生，即抗战时期（超前超后）的漳浦女中学生，为数较多，但她们已不算是漳浦早期的女知识青年。漳浦中学，即绥安中学（1926-1936年）的女生及同期（或更早）出外受中等教育的女生，才是漳浦早期女知识青年，为数寥寥，而在漳浦妇女历史上有其重要地位，据一时记忆所及的较著名者有：
  一、医药卫生界
  陈保护、县城人，由助产士至成为著名西医，开业于县城西街，信誉卓著，已逝。夫何萃芳，小学教师，抗战胜利后去台湾任教，已逝。子何大成，现在漳浦县台湾工作部工作。
  吴素秋，县城人（原龙岭人），由助产士至成为著名西医。终生不嫁，抚养侄儿如已子。八十年代定居香港，享九十高龄而逝。
  黄秀锦，县城人（原长桥人），由助产士至成为著名西医，解放后曾任县妇幼保健站站长。终生不嫁。已逝。
  黄素娇，县城人（原长桥人），医土，已退休。热心基督教会事务，任长老。除此而外，不参加其他社会活动，属“贤妻良母”型。夫黄植基，原晋江人，定居漳浦，一向从事会计工作。夫妻年届八十，均健在，其婚姻为“钻石婚”子孙满堂，皆有作为。
  黄素贞，素娇三妹，福建医学院毕业，医师，已退休。
  王锦秀，县城人（原桥内人），原助产士，后受人民政府培养，选送进修成医师，精于妇科，已退休，而找她医病者仍络绎不绝。夫郭庆云，军官学校毕业，任营长时率队开拔台湾，退伍寓台，已逝。子郭杰夫。
  林葆萱，县城人，医士。夫黄芳远，农学院毕业，任浦中，龙溪农校教师。夫妇退休居漳州。
  黄碧秀，县城人，医士，已逝。
  李碧玉，县城人（原马坪人），护士，已逝。
  王碧青，县城人（原盘陀人），医师，已逝。
  二、教育界
  叶珍贞，县城人（原橄榄林人）师范毕业，小学教师，夫陈修祖，均已逝。子陈士年，女陈翠年，现在北京工作。
  何佩珍，官浔人，师范毕业，曾任城镇初级小学校长，夫陈祖武，均已逝。
  吴淑女，县城人（原龙岭人），出身于基督教会学校，任教养正女小。除本职工作及热心教会事业外不问其他社会事，属于“贤妻良母”型，享八十高龄而逝。夫杨惠芬，已逝。子杨一元（现任县职业中学副校长）等。
  蓝美纯，湖西人，鼓浪屿怀仁幼师毕业，曾任漳浦县立第一中小学教员。夫卢德明，寓泰国，已逝。蓝现已八十多岁高龄，居漳州。
  叶臻聪，师范毕业，曾任纯美中学女生指导员。夫李克柔，纯美中学首任校长。
  朱得意，县城人，师范毕业，任养正女小，绥安中心等校教师，已退休。热心基督教事业，任长老，其他社会活动很少参加，属“贤妻良母”型。今已八十多岁，健康长寿。夫李继文，抗战胜利后赴台湾任职，已逝。
  郑秀贞，县城人，师范毕业，历任绥安中心等小学教员，属“贤妻良母型”，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已退休，1984年病逝，享寿88岁。夫蔡竣德，上海暨南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历任集美小学教员，漳浦第一中心小学校长等职，现已92岁高龄，健在。子蔡中南（漳州师范学院副教授）等。
  蔡月娇，县城富商蔡钟秀长女，集美师范毕业，历任绥安中心，石榴坂小学等校教师。夫早逝，独生一女。蔡于抗战期间曾带同女儿许丽影从事业余抗日宣传活动。蔡已八十多年岁高龄，健在。
  李菊英，县城人，集美幼师毕业，历任漳浦培德幼稚园园长等职，今已八十多岁高龄，身体健康。夫许木火，石榴坂人，漳浦中学教师，已故。子许五四（机修为业）。
  林勤慎，集美幼师毕业，曾任城镇小学教师。夫李松辉，均已88岁高龄，健康长寿。
  吴钦玉，县城人（原龙岭人）师范毕业，历任幼稚园及小学教师，曾在长泰岩溪小学与彭冲同校教书。夫蔡维汉，抗战期间曾是热心抗日宣传的小学教师，蔡吴当时是一对夫婚恋人，同台主演三幕话剧《八·一三的炮火》，剧本采用漳州芗潮剧社根据田汉的（回春之曲）所改编，不过将原剧历史背景1932年“一·二八”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改为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蔡维汉饰侨生男青年维汉（演员与剧中人刚好同名），吴钦玉饰侨生女青年梅娘。全剧描述华侨回国参加抗战的可歌可泣故事，华侨儿女的爱国热情和男女的忠贞爱情交织，催人泪下，激人心田。七十年代夫妻相继逝世。
  黄素怀，素娇二妹，曾任漳浦中学教员，抗战胜利后去台湾。
  曾敏英，县城人，漳浦中学毕业，福建省小学师资训练班毕业，历任绥安中心小学教师，绥南小学校长等职。夫沈雄，诏安人，曾在漳浦任教，已逝。曾敏英抗占期间热心抗日宣传，业余多次与柯汉扬、蔡维汉、吴钦玉、张淡月、蔡启昌、林清秀、陈仲甫、虞先聪、蒋美贞等合演抗战话剧。敏英曾帮助革命，解放后漳浦地下党办承认为”五老“。现年78岁，身体健康。
  张淡月，县城人，著名中医张文东长女，师范毕业，历任小学教师，夫陈定国已逝。独生女陈莲，婿阮国桢，归侨，万安农场作业区主任。
  黄玉真，长桥人，幼师毕业，曾任县立培德幼儿园园长。夫陈言廉，晋江人，军官，于任国民党的325师副师长时起义投向解放军。已逝。黄玉真现居泉州。
  蔡英兰，县城人，龙溪简易师范毕业，历任旧镇小学教师，绥南小学校长等职。夫柯汉扬，印尼实业家，已逝。子柯阿可、阿丙、华生，女阿加、阿甜。
  林清秀，原籍厦门，集美幼师毕业。随未婚夫蔡启昌到漳浦结婚，婚后逢抗战爆发，遂留在漳浦任绥安中心小学教师。与丈夫蔡启昌热心抗日宣传，业余演出许多抗日话剧，声名大噪。1940年，夫妇两人皆被二十师逮捕，由师军法处以“为异党宣传罪”判处死刑，经启昌胞兄（时任县商会理事长，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设法营救获释。蔡后任大南坂农场长，浦中校长，解放后调任龙溪农校教师。林解放后任浦一中教师。均已退休，现届八十高龄，健在。子蔡一清（县农业局干部）等。
  至于较后进的，即抗战期间（超前超后）漳浦的中学（包括师范）女学生，除上述往台湾和国外，以及往外地深造以至在外工作的以外，大多数在本县担任小学教师，解放后继续任教今己全部退休，如施谦逊、蔡丽锦、陈希珍、王锦芳等。解放后任银行工作的有蔡慕莲、林燕如，均已退休。
  解放前漳浦一直没有女子担任政府工作，只有县党部一名妇运干事邵蕙君，原厦门人。也没有一名女参议员。连乡镇的女工作人员也没有，如果说有，那只是抗战期间“妇女队”的女训练员。可见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重男轻女”之风仍甚严重。
  更显明的是，当时“妇女解放”之声虽高，而能得到解放的妇女只是有钱人的女儿和妻子，困为只有她们有可能进中等以上学校读书，有了知识才能做救死扶伤而又收入可观的医务工作，人们自然刮目相待；当教师虽待遇微薄，然而当时有“尊师重道”之风，故亦受人的尊敬，总之，女知识分子有她的社会地位。而广大的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仍处在被压迫，被虐待、受男权支配的地位。
  三、人民解放，妇女大翻身
  中国共产党最注重妇女问题，自1949年漳浦解放以后，即雷厉风行地发动和支持广大妇女与封建势力作斗争，争取解除束缚，参加劳动，争取自立。1951年，全县参加常年互助组的农村妇女有10923人，参加季节性互助组的妇女11843人，参加帮工组约850人，参加副业组的9406人。漳浦社会岐视妇女的风气即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妇女大胆参加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民主建政、宣传贯彻婚姻法等工作。自1951年召开第一次全县妇女代表大会，县、区、乡（行政村）都成立妇联会，指导妇女参加各种工作。许多妇女积极分子被选拔为乡干部，有的被培养为区干部。在第一批土改中涌现妇女干部9人，后在第二批土改中又提拔14位妇女为干部，至1952年6月，全县十二个区的妇女干部全部配齐。有许多知识女青年参加革命工作，受到重用，如青干班毕业的阮清珠任县妇联领导，马坪陈子中的女儿陈丽珍任第五（佛昙）区干部，赤湖陈启芳的女儿陈梅溪任第六区干部等。第三（官浔）区康庄乡林晓，从小参加农业劳动，在互助组时还只是一个半劳动力，在与人帮工中，三工才换取全劳动力一工，参加工作后被提拔至县妇联领导岗位。漳浦这些第一批妇女干部，有的一直被提拔到县的领导岗位上，如蔡月任副县长、政协副主席。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婚姻制度。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借婚姻关系索取财物。凡干涉婚姻自由而引起被干涉者死亡或伤害者，干涉者应负刑事责任。《婚姻法》在漳浦雷厉风行地宣传贯彻执行，许多受压制的妇女得到解放，是漳浦妇女空前的大翻身（请参阅本辑《漳浦妇女的婚姻问题》一文）。
  妇女参军，在古代只有像花木兰那样女扮男装才有可能。在解放后的漳浦，开始有林文淑、谢美英、张宝莲等穿上军装，直到投入抗美援朝前线，从事救护、医治伤病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漳浦妇女的形象。她们在复员回乡后倍受重视，如张宝莲，被提拔为城关公社医院院长。
  还有一位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锻炼的老干部丛剑英，她在抗日战争时期已在故乡山东省乳山县参加工作，人民政府培养她为医务工作者，于抗美援朝中担任医疗队长，在极端困苦和危险的前线为抢救伤病员做出卓越的贡献，复员后自愿来漳浦，她丈夫，县委委员老王与她是早年在故乡并肩作战的老干部，解放战争时南下的。她先后任县妇联主任、县医院院长，最后于任县卫生局局长时离休。
  共产党重视培养干部，在本地千部尚未培养起来以前，县妇联领导由上面调来的千部刘乃娥、孟树芬、冯兰香、申之珍、丛剑英、程惠荣先后担任，后由本地干部吴秀莲、林晓、蔡月、蔡秀卿、戴碧芬、何翠玉、陈桂花、高秀菊先后担任。她们卓越的成就改变了过去人们认为“本地胡椒不辣”的旧观念。后程惠荣升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月升任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这在漳浦是“破天荒”的。
  人民政府为劳动人民办夜校，用“速成识字法”扫除文盲。有许多农村妇女努力学习文化，至1957年，全县已有3700名妇女“脱盲”。有的进一步学习，被培养为干部、职工。有的由文盲变成教师，如盘陀一位青年妇女张秀藕，原是文盲，1957年成为民校教师，被评为省、县扫盲积极分子；赤湖一位50多岁的陈滚娘，原是文盲，1958年成为民校教师，被评为扫盲积极分子和劳动模范，出席县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会；深土乡塘头村62岁的林幼娘，由文盲至成为民办教师，出席县、省积极分子代表会；湖西岭脚村63岁的陈国娘，由文盲至成为民校教师，1959年被评为县工农积极分子，赴省出席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会等。
  各村普遍建立小学，各乡（镇）场普遍建立中学，重要的村也建立中学，由于重男轻女的观念改变，受中等教育的女子逐渐增多，她们有的继续入大专院校深造，有的投入文教、卫生、商贸、工业、科技等部门工作。
  广大农村妇女与男子汉同样劳动，同样承担养儿育子的义务，同样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男人再也没有理由歧视他们。
  女民兵的出现为妇女争光。尤其六十年代漳浦古雷下〓建立女民兵排，她们一手锄，一手拿枪，保卫海疆，建设海疆，打破了人们的旧观念。女民兵班的感人事迹受到广泛传播，以至扬名海内外，第二任排长林珍玉曾应邀参加建国20周年国庆观礼，曾参加中国妇女代表团到朝鲜访问，曾任党政合一的县领导机关革命委员会常委，主持革命委员会日常工作。第一班班长周雪凤当选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下〓女民兵事迹详见本辑（下〓女民兵》一文）。
  四、改革开放以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漳浦妇女任干部的总数由解放初的7人增加到1991年的1370人，占干部总数的15.7％，男女比例提高12％。具有大专院校毕业学历的女能人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的有：林雪来，1994年起任中共漳浦县委常委；蔡燕娜，先后任副县长、宣传部副部长；杨玲，1983年任四中校长，1985年任副县长，1991年任政协主席，1994年连任第九届政协主席（任期五年）。1994年，在县五套班子领导岗位上的女干部2人，在局级领导岗位上的女干部28人，在文教、卫生、工交、财贸等领导岗位上的女干部46人。女干部的文化程度比解放初大有提高，具有大专毕业学历的占28％，中专毕业学历占51％。还有许多女专业科技人员，占全县男女专业科技人员的17.8％。
  在各条战线上出现许多先进工作者，女能人，如：
  剪纸艺人陈秋日于1983年被推选往斐济，在“中国民间剪纸展览展销会”上，作剪纸技艺表演，从此蜚声国际。
  深土村幼儿教师董秀霞，自1990年起积极开展聋儿语训教学，经耐心细致循序渐进施教，有21名聋儿不再聋哑。她的成功受到群众一致赞扬，受到省、市、县多次表彰，评为全国扶残先进工作者，调到县里创办聋儿语训班，当选漳州市人民代表。
  女能人专业户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如：
  前亭乡楼下村妇代会主任陈面粉于1986年带领全家14人承包责任田20亩、荒山2000亩，发展多种经济，勤劳致富。
  佛昙镇下苏养殖女能手陈珠英投资9千元进行养，自1986年起每年收益2万元。
  前亭乡侨仔头村种果女能手杨得花于1986年与丈夫承包荒山500亩，开山种果并发展畜牧业，勤劳致富。
  六鳌乡妇代会主任杨素英带头，于1987年联合3个村民，申请世界银行贷款8万元，建虾池82亩，精心养殖，年收成虾80多担，值8万元，利润3万元。
  石榴镇崎溪村女农民陈亚细，于1991年向村委会承包水库养鱼，贴钱欢迎鸭群到她的鱼池放牧，每季倒贴每只菜鸭6元，母鸭每年贴6元，引来万只鸭子来与鱼儿结伴，鸭子游水为鱼池增氧，鸭粪肥水养鱼，养鸭户也得到放牧的利便。自1990年至1994年三年间，她共贴出2万多元，而养鱼收入8万多元，她的精明能干传为佳话，1994年被评为省三八红旗手。
  绥安镇大埔村女青年林荣花，初中毕业后日间种田，晚上钻研农业科技书籍，参加农业函授大学学习，以考91分取得作物栽培专业毕业证书，在本村办起全县第一个村级农函大班。她的140亩杂优水稻丰产示范片引起全村迅速实现水稻杂优化，实现吨粮村。她努力推广农业科技，主持举办实用技术培训60多场，使全村60％以上女劳力学会水稻栽培、荔枝管理新技术。她被推选为村妇代会主任，1993年被全国妇联授予“双比双学女能手”称号。
  家庭副业方面有盘陀镇女村民蔡美花，自1989年3月起，带领全家人生产竹编篮子，每年收入3500元。年产圆吊篮、针格花篮获全国及省的“乡镇优秀产品”称号，外贸部门收购外销于东南亚各地。
  漳浦有著名的女厂长和经理，如县塑料包装厂厂长秦丽华，善管理，创优质产品，畅销海内外，早为人们所传颂。在个体经济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漳浦也涌现许多女老板，为人们所瞩目。
  值得称道的是“打工妹”们的创业精神和能力，如佛昙镇下苏村陈玉凤和石埕村杨芳华，出中学校门后于1990年到厦门外资企业针织厂打工，学得了技术和经营之道，于1994年5月回乡，在佛昙镇办起“旭联针织厂”，购置100多台针织花机，招收女工110人，进行培训后开始生产针织品，年产值5000万元，产品由厦门外贸公司销往日本等国。由“打工妹”联合办厂生产成衣的企业，在赤湖、旧镇等地皆有，产品销到各地。漳浦产品开始在外地吃香，原来迷信都市产品好的漳浦人也转而看重本地产品，这不能不说是“打工妹”办厂的成功。
  实际上，在国内外受广泛欢迎的产品如雨伞、服装等等，很多出自漳浦女工之手，漳浦近年来“三资”企业及加工企业大有发展，有数千漳浦妇女成为这些企业的女职工。
  妇女或工或农或商，与男子汉一样能养家兴家，有的超过男子汉。
  综上所述，可见妇女地位的提高与其本身的条件是分不开的：一、以勤劳取得经济地位，不再依赖男人，自然不会成为男人的附庸。二、有知识，能办事，道德高尚，于国家于社会有贡献，自然备受尊崇。三、掌握科技，自然会受重用。四、能适应时代潮流，敢闯敢干，留心学习，懂得了管理方法，能办厂经商，在社会上自有一席之地。
  尽管漳浦社会在妇女问题上还有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如妇女合法权益仍有受侵犯现象，尤其是虐妻、遗弃、纳妾等事件仍不断发生，也有妇女不自尊自重，在婚姻上朝三暮四，多次与人非法同居，有的甚至沦为暗娼，影响妇女形象。但这些毕竟是少数。总的来说，漳浦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在家庭中的地位是提高到与男人平起平坐的地步了。至于夫妻哪一方个性强一点，哪一方谦让一点，那己不是谁比谁高的问题。
  投身革命斗争的漳浦妇女
  陈桂花
  自三十年代初期，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开辟了梁山根据地，漳浦许多劳动妇女接受革命道理，踏上革命的征途，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大力支援红军游击队，参军、参战、送粮、送信、站岗、放哨、抬担架、护伤员，甚至洒热血、牺牲生命、毁家抒难。在斗争中涌现大批先进革命妇女，如许桂花、吴清玉、林轩娘、吴碰头、蔡母仔、洪骞仔、李英、张眼等等，为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一、勇敢机智的活动
  自1935年7月红三团第一连在梁山根据地周围开辟过洋、路边、山门、凤过山一带新区开始，杜浔路边山门村善良朴实的农妇林轩娘便与红军游击队联系上了，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不顾小脚走山路的困难，利用夜色的掩护，机警地把情报或粮食及其他物资送给革命队伍。她甚至发动全家人——儿子、女儿、女婿等都投身到革命行列中，成为梁山根据地典型的接头户。
  1942年1月，由于革命队伍内部出现叛徒，漳浦党的组织和革命事业受到严重威胁，吴庭坚、张太西等领导人光荣牺牲，但党组织坚持在梁山东麓的山门、笼仔埔一带活动，以图恢复和扩大根据地。在这革命最艰苦的岁月里，林轩娘没有被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所吓倒，不畏反动派的“十杀”禁令，以革命意志克服年逾半百跋涉崎岖山路的困难，准确无误地把情报或物资送到游击战士手里。有一次，她为了掩护革命同志安全转移，儿子被凶残的敌人杀害了，自己也被打得遍体鳞伤，但当敌人一走出村口，她即从地上爬起来，擦干身上的血迹，顾不得掩埋儿子的尸体，咬紧牙关，迅速把情报送给游击战士。她一直坚持斗争到1949年9月漳浦解放，人民尊敬地送给她“革命老妈妈”的光荣称号。
  象牙乡有一位被称为“漳浦阿庆嫂”的陈庄，原梅林村人，嫁到龙岭吴家。她为人朗爽，活泼、善良，堂叔吴庭坚引导她参加革命，叫她以“赶墟”为掩护，到象牙庄探听反动派出动队伍进攻革命根据地的消息，火速回到根据地报告，以便革命武装做好转移或准备伏击，她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成为一名交通员。后来为了工作利便，干脆搬家到象牙墟居住，开起药铺，情报工作做得更加出色，并供给游击队药品。她又以使反动团队头子赌麻将牌入迷为手段，达到缓兵之计，一面将情报送到革命根据地，使反动团队进攻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归于失败。漳浦解放时，国民党保安中队长林玉来带残部逃窜为匪，后由她接头向人民政府自新，缴出武器弹药。
  石榴东山申内村许桂花在参加红军的丈夫发动下，与女伴兰仔、绥仔一起参加游击队，随队伍转战于靖和浦边区，在大坪、内过溪、洋尾洋、欧寮、车本、龙岭、山城、山坪顶、申内、割后、三坪、白云、大帽等地组织妇女宣传队、慰问队、洗衣队。有一天，她和吴清玉、许碰头等几位女同志到温斗村组织妇女，回到后埔村时，整个村庄突受包围，她依靠群众掩护，打扮成新娘模样，在那里喂猪喂鸡，避过敌人的围捕。
  二、英勇的战斗
  1934年9月，反动保安团沈东海部进攻靖和浦革命根据地，游击队配合红三团主力设下包围圈予以伏击，毙敌30多人，乘胜追击，俘敌80多人，缴获机枪二挺，长短枪100多杆，军用品30多担，子弹万余发，沈东海中弹伏在马背上逃命。许桂花等女同志参加这次战役，立下功劳。
  1936年夏，沈东海、翁猪母反动保安团队数百人攻打岭后，吴清玉、许沉等妇女参加革命游击队的保卫战，她们机智勇敢，坐在山顶大石上大唱革命歌曲，诱敌深入伏击圈，游击队、赤卫队并肩战斗，俘敌数十名。
  三、严刑酷打下不屈不挠
  吴清玉原是龙岭村人，小时受堂叔吴庭坚的影响，坚心革命，嫁到后埔村后继续革命工作。她于1936年5月，与许桂花、吴碰头等几位女同志在后埔村组织群众，被反动派包围，她与吴碰头被捕，捆吊在荔枝树上毒打，第二天又被绑到石榴坂碉堡里，多次严刑审讯，她们不吐一言，最后反动派见捞不到什么线索，以勒索重金，吴清玉获保释，她回村后没有为这次挫折而退缩，又继续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活动。吴碰头被关到1938年才放出来。
  1936年10月，吴清玉再次被捕，受酷刑毒打，绑在老虎凳上灌肥皂水，用脚踢、踏她的腹部，要她供出游击队情况，她都回答“不知道”。她被折磨两个夜晚，又被押到象牙庄、崎溪、盘龙一带游乡，押回石榴坂后继续受刑讯，保差威胁她嫁给保长许文举，遭怒斥后，用枪托向她身上乱捅，打她耳光致残。她被折磨六天，最后家里人借钱将她赎放。
  1936年，许桂花下山搞革命工作，在平和县被捕，沈东海亲自审讯，严刑拷打至休克，泼水使清醒再打，又灌肥皂水，她总是不吐露游击队情况，被折磨两天，第三天押解漳浦，关禁至1936年11月，家里人用300多元赎放。
  四、壮烈的牺牲
  吴喜，女，象牙崎溪村人，1933年2月在崎溪龟仔山参加红三团，后任地方工作人员，1934年12月在马头山牺牲，年仅26岁。
  1936年9月间，白军75师一个营分两路进攻龙潭革命根据地，乡苏维埃妇女主席蔡母仔、副主席洪骞仔正在家中制红军帽被捕，解杜浔，沿途呼喊“红军万岁”，结果两人被枪毙于杜浔车站公路边。洪终年24岁，蔡终年26岁。
  罗诏语，女，崎溪东岭村人，1934年参加革命，任地方工作人员，1934年在云霄参加红三团，任地方工作人员，1937年4月在五寨牺牲，终年34岁。
  杨漂，女，溪南村人，1936年任交通员，1940年于运粮给红三团途中受伏击牺牲，终年43岁。
  郑香，女，赤土岭苦竹村人，1948年在苦竹参加黎炳光领导的游击队，1949年3月在赤土岭牺牲，终年31岁。
  保卫国防建设海疆
  ——记漳浦古雷下垵女民兵
  高秀菊
  下垵村的女民兵排名声响亮，掷地有声。1965年5月建排后，20多年来，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为保卫海岛，建设海岛，做了许多工作，党和人民给予很高的荣誉，曾多次出席省、地、县和福州军区、省军区、军分区民兵先代会，受到各种奖励十七次。1969年，第二任排长林珍玉应邀到北京参加建国20周年国庆观礼，1973年又光荣参加“中国妇女代表团”到朝鲜访问，一班长周雪凤被选为全国第四届人大代表。早期入排的女民兵有6人入党，64人入团，4人被提拔为国家千部，1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一）女民兵排崛起
  下垵地处半岛前沿突出部，形势险要。1965年，作为海防对敌斗争的前哨阵地，为配合解放军坚守海疆，村党支部响应毛主席“大办民兵师”的号召，在岛上建立武装基千民兵排。由于男劳力要出海捕鱼，就组织起一个女民兵排，担负海防岗哨执勤任务。
  要建立女民兵排的消息，引起村里姑娘们一阵骚动，人人都想当一个“飒爽英姿五尺枪”的女民兵，报名的人差一点踩破了党支部的门槛。面对如此众多的姑娘，村领导左挑右挑，挑出20人，林荣花当了排长。
  20多年来，前后有七任排长，她们是：林荣花、林珍玉、林菜花、林阿鲜、林美英、陈碧霞、林碧珍。女民兵最多时50人。
  女人扛枪当民兵站岗放哨，在岛上是件新鲜事。有人吹冷风：“女人会拿枪，鸡毛会上天”，别有用心的人则恶毒咒骂：“女人拿枪是道士摇铃，铃摇得越响，孩子死得越多。”企图以此挑拨群众的不满。听到这些议论，有的家长也反对女儿当民兵，怕别人笑话。
  针对这种情况，村党支部认识到光给女民兵发枪还不行，还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她们的头脑，有勇气顶住这些歪风。党支部对她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支部书记陈铁雅给大家讲村史，驻军连指导员讲革命斗争史，贫农老大娘林豆粒讲家史，并且发动大家回去问自己的家史。排里开忆苦思甜会时，极大地激发了姑娘们的阶级觉悟，进一步明确了为谁扛枪为谁放哨站岗。林阿理入排时兴高采烈，由于母亲反对，有一阶段也曾情绪波动。通过忆苦思甜，听到解放前父亲给渔霸千活，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哥哥为逃避抓壮丁流落他乡患病去世等悲惨情景，她痛哭流涕，表示一定要当好民兵，紧握枪杆子，与敌人作斗争。
  岛上那时有一连解放军，女民兵排建立后就搞军民联防。姑娘们白天劳动，晚上集中在一起，负责一个内哨二个外哨的执勤。一个哨位三个人，处处按高标准严要求向解放军看齐，有情况紧急集合只要2～3分钟，部队也夸她们行动迅速。
  当时小股敌人活动很猖狂，福建、广东沿海常有武装特务从海上潜入，女民兵提高警惕，从不放松一个疑点，有次轮到林苏英、黄阿尾值勤，换岗时摸黑不打手电，不小心摸到一个猪棚，差点摔在里面；又有一次站到下半夜，发现海边一堆黑乎乎的东西好像在动，她们悄悄摸过去，原来是礁石的影子，一场虚惊。
  1968年，有条广东船满载烧碱等物资，因触礁撞破了，女民兵闻讯赶去帮忙，七手八脚，很快就把一袋袋烧碱都搬到岸上，没受多少损失，船上人千恩万谢，感激不尽，特地送来感谢信和锦旗。对岸东山岛有次有人驾船到岛上偷红菜，被女民兵发现。对方有五六人，人多势众，可姑娘们不怕，勇敢地跳到对方船上硬是收起船上的浆，顺潮水把小偷押到大队。几十年风风雨雨，这样的事例实在太多，怎么样也讲不完。
  当民兵完全尽义务。村里穷，晚上站岗放哨，整个排只发一斤多大米煮稀饭当点心，没办法，女民兵常常从家里拿东西来充饥。
  自从岛上建立起女民兵排，社会治安没有发生过任何情况，真正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过去对女民兵抱怀疑态度的人，也竖起大拇指，夸奖她们干得好。女民兵最听党的话，党支部布置的任务，不管是战备、还是生产劳动，样样按质按量按时完成，不愧为一支召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好民兵队伍。
  （二）建设海疆
  下〓村的女民兵不但守卫海疆，而且积极建设海疆。1966年，40名渔家女在排长林荣花的带领下，开始在寸草不长的沙滩和乱石堆的荒山上植树。岛上人祖祖辈辈不种树，尽管烧的柴是那么缺，可那山坡、那秃岭，还是没人去光顾，现在女民兵要种什么防风林，那可又是一件新鲜事，大家睁大眼睛看她们究竟怎样干。
  县林业局派2名干部来指导，手把手地教，女民兵一面用塑料袋作营养胚培植树种树苗，一面上山挖穴。排里规定早晨5点集合，自带工具、点心。姑娘们天不亮就起床，还没到集合时间，就统统到齐了。她们扛枪举旗跑步上山，一路上还唱歌喊口号。
  树穴深一尺，长宽也是一尺，第一天大家干得高兴，休息时间还进行训练，到晚上手臂痛得不得了。第二天，坚硬的土质把手掌虎口震裂，鲜血汩汩地流出来，她们用手帕包一下，照样挥锄舞锹坚持着千，感动得村里人都说：“我们不能把什么事都推给女民兵，我们也有两只手！”第一年她们带头种树，给全村人做出榜样，第二年党支部发动全村人一起来干，很快25公里的海岸上，种起了一排又一排防风林，三千多亩木麻黄，黑松、相思树，郁郁葱葱，昔日的荒山秃岭披上了整齐的绿装。这时，女民兵又勇敢地跨出了一大步，在三面临海的古雷头山上的石缝里，开垦出30亩农地，种上了杂粮。
  1970年，为了加快山区建设的步伐，党支部决定：抽调人马参加离下〓村70公里的顶马山区的开发，在那里建立一个后方生产基地。这个任务交给了女民兵排。姑娘们要做到岛上执勤与开发山区两不误，把一个排分成两半，一半留在岛上，一半远征顶马山。这时又有人吹冷风，说什么“种几亩田，不如多撤儿下网”、“这些丫头不懂事，有棉被不盖，偏偏要到大山里去喂老虎！”女民兵不信邪，背上背包，全副武装，雄纠纠气昂昂拉练到顶马山区。
  一场与大自然的搏斗又开始了。
  渔家姑娘从小在海边长大，很少种地，更没有种过水稻。到山区后，困难接踵而来，那时正值夏收夏种大忙，又遇到连续几天的滂沱大雨，山上成群结队的蚊子和烂泥田里密密麻麻的蚂蟥，咬得大家满头满脸红点点，两脚溃烂。是不是打退堂鼓？排长林珍玉组织大家重温毛主席著作《愚公移山》，姑娘们说：“愚公这么大年纪还能移山，我们还不能种田？”“世上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风雨为我们洗战衣，为革命夺粮志不移！”多么铿锵有力的语言！
  她们铁了心要学种田，决心迎着困难上。住房不够，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没有床铺，睡在地板上；不会做农活，虚心向老农学习。为了尽早学会插秧，林阿鲜下田时跟着老农走，收工后用青草当秧苗学着插……。就这样边学边干，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斗，第一季收谷子7万多斤。当一袋袋粮食运到村里时，整个下垵沸腾了，人们第一次吃到自己种的大米，兴奋地说：“时代不同了，妇女真的半边天！”
  第二早季受灾，她们决心把早季受灾的损失晚季夺回来，斗志越战越强，小病坚持不下火线，排长林荣花带头大千苦干，为了抢季节、争时间，白天奋战，夜晚提灯继续干。
  一晃就是三年，她们的辛勤劳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顶马山区一片兴旺气象。145亩山垄田改造成旱涝保收田，建起两栋房屋，两个晒谷场，添置一台拖拉机、三台打谷机，还养了成群的猪、羊、鸡、鸭等家畜家禽。并且新开垦出30多亩山园，种上地瓜、甘蔗、凤梨、荔枝等经济作物，满山一片青翠喜人景象。三年中共收稻谷50多万斤，地瓜3万多斤。
  这个基地一直经营到1982年才收回。
  山区战胜了，她们又向大海冲刺。古雷半岛全长25公里，中间最窄的一段只有100米，她像一支利剑插向大海的心脏，也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海湾，有上千亩内海海面。
  1971年，党支部领导留在岛上的女民兵在内海养殖海带。
  在大海里搞养殖，又是件新鲜事！下垵人祖祖辈辈打鱼过日子，大海里有捕不完捞不尽的海产，哪用自己去养？姑娘们说：“别的地方可以搞养殖，我们为什么不行？不会，可以学嘛！”经过刻苦钻研，她们掌握了养海带的技术。为了争取多产海带，风里来，雨里去，吃尽了苦头。1972年冬季的一天，风平浪静的内海突然刮起了九级台风，风大浪急，海带场上发生拔桩现象，眼看20亩海带就要被海浪卷走。在这关键时刻，讯号响了，全排女民兵紧急集合，她们架着小船，迎着狂风大浪，和男劳力一起奋力抢救。
  突然，一个巨浪腾起，一条小船打翻了，林阿鲜等三个女民兵掉到了海里，很快大家把她们救了起来。排长林珍玉看她们面色苍白，全身发抖，劝她们回去休息，可谁也不肯走，坚持和大家一起战斗到最后。
  内海养海带投入少，收益大，一亩海带可以收30担，从1971年到1973年，一共养殖200多亩，为集体增加收入20多万元，不但巩固和发展了集体经济，也增加了社员收入。
  （三）守卫海疆
  下垵女民兵以中国妇女特有的坚韧不拔的意志，赢得了全岛人民的信任和尊重。她们对工作的执着和追求，使大家感动不已。
  林苏英家住古雷头小村，是这个自然村唯一的女武装基干民兵。哨所离小村1.5公里，要穿过丛林、海滩，还要翻过几道山岗。从1965年建排至1971年夏天，整整6个年头，不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一天来回六趟，准时上哨，从没有迟到过一次。1971年苏英被保送地区卫校学习，妹妹兰英接班，她以姐姐的模范行动鞭策自己，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准时上岗。
  副排长薛阿晓是排里第一代老民兵，为了工作，曾三次推迟婚期，有一回她的未婚夫从外地请假回来准备结婚，那时她正在后方基地带领大家春耕，家里和大队几次打电话叫她回来，她认为工作走不开，在电话里说服未婚夫，又一次推迟婚期。
  有一次构筑工事后各自回家，突然接到上级紧急集合的命令，讯号发出后，在家里吃饭和在地里劳动的民兵，听到讯号立刻放下手里的东西，从四面八方奔赴哨所，拿起武器，迅速向山上阵地集合，只用8分钟时间，就进入预定的战斗位置。
  女民兵都是铁姑娘，干活出大力，训练流大汗。一班副班长林荫花，在越野训练中，由于体力较差跟不上。她不怕苦不怕累，自觉抓紧空余时间练跑步、爬山，增强体力。经过一段时间刻苦锻炼，终于不掉队了。
  为了落实战备措施，女民兵和村里群众一起挖了三条长达512米的地道、1465米长的战壕和156个防空洞，把下垵构成一个能打能防的前哨阵地。这么多的工作量，磨损了多少把洋镐和锄头，又带走了她们多少青春年华！
  （四）勤学苦练
  时代在前进，科学日益发达。姑娘们懂得：要掌握现代化的军事科学，一定要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知识。可她们都没有文化，读过小学五年级的林荣花算文化最高，入排时已经都还给教师了。
  党支部了解她们的困惑，十分重视。在驻岛部队的帮助下，岛上办起了政治夜校，女民兵在那里学文化、学政治，非常勤奋，早晨出操训练中间休息时还用树枝在沙滩上写字。很快，不少人从目不识丁成为能读书看报的“女秀才”，还学会听和讲普通话。排长林珍玉一口普通话十分流利，出门、开会、参观，谁也看不出她是个只读过小学三年级的渔家姑娘。
  驻岛部队教她们学习军事科学知识，让她们掌握各种常规武器。姑娘们入了迷。废寝忘食地苦练。学不会就一次次反复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练打靶，大家手臂都酸了，痛得抬不起来，还是继续练。有人打不好，伤心得眼泪掉了下来，下决心要赶上去。老民兵林碰头练打靶开始时常“剃光头”，她刻苦钻研，虚心请教，终于在实弹射击时打出优秀成绩。
  1977年入伍的新民兵林玉英，射击训练时心里发慌，加上臂力不足，两手直发抖，她虚心向老同志学习，刻苦磨练，增强臂力，纠正了动作，在一次实弹射击中，取得了九发九中的优秀成绩，受到同志好评。
  几年来，通过军事训练、军民合练和经常性的野营拉练，基本上掌握了射击、投弹、刺杀、爆破、队列、反小股等战斗技术，还学会包扎，成立了一个战地包扎班。班以上千部能记熟多种简单通讯联络信号、记号。以及班、排作战指挥本领。
  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消息，对女民兵鼓舞很大，从实战的需要出发，她们也都学会了游泳。
  下垵从来是男人下海，女人理家务，没人游泳，连穿短裤出门也不行。如今要学游泳，村里人看不惯，自己也不好意思。海边人多，就到偏僻地方去游。20个人很快都学会了，有的还能负重10公斤，畅游二千米，博得围观的人阵阵掌声。学会了游泳，大家很高兴，特别是林阿鲜，那次翻船亏得有人救，否则真要送命，现在学会游泳，就不怕了。
  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大大提高了军事技术素质，为了参加省、市军民大比武和省民兵选拔赛，抽出13人到县武装部、地区分别训练半个月。训练时全副武装，威武英俊，人人看了夸奖。因人数过多，要淘汰2个，再三动员，可谁也不肯下去。
  到省里比赛时与五斗山耕山队在一起，由于场地不合适，射击成绩不理想，，投弹、跑步比较好，还参加过省民兵运动会。
  1976年驻军部队撤出，就靠女民兵值勤。现在岛上有个派出所，还有缉私队。
  （五）迎着改革开放的浪潮
  火红的木棉花开了又谢，春去秋来，一转眼，20多年过去了，下村在改革开放的滚滚浪潮中奋勇崛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下垵村充分利用海湾里的上千亩海面的优势，努力学习科学技术，养殖海带及套养扇贝，很快摆脱了贫困。现在全村有海带1200亩，扇贝1000亩，翡翠贻贝500亩，这三项再加上捕捞业和其他副业，年收入一千多万元，全村283户1308人，人均收入3000元以上。那3200亩林业这笔巨大财富，还没有计算在内。
  下垵村富起来了，家家盖起了宽敞的新房，彩电、冰箱那是小意思，银行存款都达到五位数。但人们并没有忘记那不大遥远的过去，也没有忘记这里一代又一代女民兵的丰功伟绩。
  当海峡两岸对峙时，她们还在站岗放哨，建设海疆，一班岗也不脱。每逢节假日，全村人都在休息，她们在站岗；村里放电影、演戏，她们宁可放弃娱乐，照样坚持值勤。她们永远是掷地有声的下垵村女民兵，一代又一代，接过前辈的枪，紧握枪杆子。
  下垵的昨天有苦涩，也有欢乐，下垵的今天到处洋溢着幸福和富裕，下垵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不久的将来，这儿要开发一个深水港，海岛最突出部已矗立起一座国际航标。下垵村前程无量，下垵的女民兵永远都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
  在外地工作的漳浦女英
  资料员
  （一）“民间大使”陈翠年
  陈翠年，漳浦名望人士陈修祖先生的女儿，1934年8月生于漳浦。修祖先生与叶珍贞女士结婚七年才第一胎生她，所以取名七年，后来她自己改名翠年。她只有一个弟弟，是父母婚后十一年所生，取名士年。
  翠年于1954年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毕业，任教于中央民族学院，与同乡李书成结婚，李是北京外语学院日语教授，1988年奉派任我国驻日本大阪总领事馆领事，翠年也奉派到大阪总领事馆任职，主管教育工作。她与丈夫都感到，留学生在国外首先遇到的困难是住宿问题，帮助留学生解决住宿问题成为总领事馆教育组的首要工作。于是，陈翠年首先与热心帮助中国留学生的日本朋友联系。建立友好关系。她与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的外甥女椹木淳美交上了好朋友。椹木淳美的丈夫椹木义一的舅父西田耕一以前（国民党时期）曾任日本驻济南总领事，是获得过天皇勋章的日本京都大学外国语教授。椹木淳美与丈夫椹木义一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我国驻大阪总领事馆教育组的同志又作了大量工作，这一对日本夫妇便将一栋有18间客房的小楼提供给中国留学生住宿，只收非常低廉的维修费，因此，这座小楼房被称为“光华寮第二”。
  陈翠年在开展留学生工作的同时，广泛开展海外联谊工作。她先后作了许多有利于中日友好的工作，如：将我国民族委员会组织的艺术家代表团介绍到日本京都、大阪、奈良演出，让日本人欣赏到我国民族艺术；1988年牵线搭桥，使日本桃山大学与我国中央民族学院结成姐妹学校：1989年将日本曾任中学校长的上田中雄介绍到我国中央民族学院免费教学一年，讲授日语及经济管理等课程；将多田桂子介绍到我国民族学院讲授日语，每月只领取500元人民币的生活补贴；1989年日本举办女子排球邀请赛，京都日中友好协会妇女部部长北村节子花费15万日元买了几百张票，由陈翠年负责分送中国留学生，入场观赛，组成啦啦队，增加了赛场的热烈气氛。由于陈翠年长期的“夫人外交”工作，在日本神户的一位台湾著名人士家眷应邀参加了我国驻大阪总领事馆的1989年国庆招待会。
  陈翠年与丈夫于1990年任满回国，仍各任教原院校。陈翠年是中央民族学院副教授，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委员会第五支部主委、北京政协委员。她在北京继续做海外联谊工作。1991年9月，在日本50家企业担任法律顾问的高桥正义来到北京，在力力餐厅宴请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参赞和陈翠年等。由于翠年的推荐，致公党党员、书法家黄绍勋也应邀参加，黄绍勋即席挥毫、疾书“松鹤延年”和“香兰静室”两条横幅分别送给同时应邀而来的美国记者林凯和我国文史馆馆员爱新觉罗·显琦（金默玉）女士。黄绍勋的书法得到在座国内外人士的好评。陈翠年送给高桥正义一盘一级演员（致公党党员）朱润福的大型声乐器乐曲《琵琶行》录音带，高桥非常高兴地收受，并表示这次宴会没能见到朱润福先生太遗憾，翠年表示下一次一定安排高桥先生与朱润福见面，并让一位致公党党员、艺术家张铜霞女士一起来，高桥非常高兴。陈翠年致力于民间外交，被称为“民间大使”，致公党中央委员会筹备成立“海外联谊工作委员会”时，一致推举她为筹备组召集人。她于1992年被评为北京市统战先进个人，在北京市第二次统战系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受到表彰。
  1991年10月，陈翠年曾再次东渡扶桑，从事教学研究，并了解研究日本妇女情况，作《日本妇女今昔》一文，发表于《北京致公》1992年第二期。她以简洁明了的文字论述日本妇女社会地位的转变。日本是很早就接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国家，“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观念根深蒂固，直到八十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繁荣，出现劳动力不足问题，家庭妇女大量走出厨房去工作，从而导致人们对妇女看法的转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陈翠年介绍日本妇女情况，很可为我国人借鉴。
  （二》文学科学两姊妹——卢慧贞、卢慧兰
  杜浔名士卢三让先生，在台北经营“欣欣天然气公司”，妻张采茶，台北县网溪小学教师。育二女三男，皆有成就，尤其两位女儿，一是文学家，一是科学家，在台湾有“闽籍女杰”之称。
  卢先生的长女卢慧贞，1958年生，美国密西根大学教育硕士，杰出的文学家，曾任台北“华视”《科学天地》节目助理、《小读者》杂志编辑，是美国《世界日报》专栏作家。1987年11月以笔名“张让”发表中篇小说《并不很久以前》，获台北“联合文学首届小说新人奖”中篇小说第一名，得奖金15万元新台币及“雏凤”奖牌一座。夫bil博士，美籍。
  卢先生的次女卢慧兰，1961年生，于1981年在台湾大学物理学系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赴美国康乃狄克州耶鲁大学物理学系深造，于1988年以《水滴振动研究界面力学》论文，并经严格评审和口试，获物理学博士学位，是闽南籍寓台第一位物理学女博士。夫杜海成，是她台大同学，同留学美国耶鲁大学，获电脑博士学位。
  卢先生的三位男儿：忠慧，1958年生，美国米苏里大学硕士。中本，1962年生，高工电机毕业，任啤酒厂技士。中仁，1961年生，台湾大学机械工程研究所硕士。
  漳浦妇女的婚姻问题
  李林昌
  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封建时代婚姻几乎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生是幸福还是悲惨，只有听天由命。
  清末民初，除少数“开洋风”的以外，妇女不能抛头露面，男人不可随便偷窥女人，否则，使有被封建势力抓去处罚的可能，轻则捆缚吊打，重则活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漳浦未改此风，至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漳浦与其他地方一样施行“社会军事训练”，男青年参加壮丁训练，女青年也被强制剪掉发辫或发髻，参加“妇女队”训练，风气渐有改变。在此之前的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笔者曾在漳浦县城闹市区的西街，目睹一群乡下人追捕一个小伙子，穿城而过，沿街旁观的人议论纷纷，说这小伙子因为偷看女人梳妆，所以受追捕，要是被抓到了，最少也会被打到半死。这是乡下人的作为，在城里则已经有少数受过新文化熏陶的女青年，装束不同一般地招摇过市。但这些开风气之先的女青年往往招致一些看不顺眼者的讽刺，有一则俚歌念道：
  不幸真（很）不幸，
  当今女子起革命，
  所行公路顶，
  男女相伴肩，
  卿卿我我谈爱情。
  除了少数开风气之先的青年敢于谈爱情外，一般人家还是男女不能随便见面的。妇女如果“奸情败露”，唯有投井或上吊一死。笔者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曾目睹一件惨案：一位具有社会地位的“世代书香”人士，一向以他的家风自诩，不幸他养在深闺的女儿却“红杏出墙”，珠胎暗结，投井自杀，捞救上来时心窝尚有微温，父亲对她不是抢救，而是下令置之死地，然后编造因由，报请政府褒彰为“烈女”。
  寡妇“再醮”会受到族亲的干涉。官府宣扬“贞节”，明清时代为几个后代长进的节妇树立贞节牌坊，而无数贫困节妇在饥寒交迫下默默离开人世，无人见怜。此风在民间根深蒂固，民国年间尚未根除。
  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解放以前，受教育的妇女逐渐增多，但能受到中等以上教育的，大多数只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她们可以自由恋爱选择配偶，而绝大多数妇女还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还处于任人支配的地位。
  二、“童养媳”的悲惨命运
  旧社会妇女，命运最悲惨的莫过于“童养媳”。所谓童养媳，是收养别人的女孩，准备长大后配与自己的儿子为妻。这是由于，一般人感到，娶一个儿媳妇要花很多钱财，怕儿子长大讨不起老婆，绝了后嗣。抱养别人的女孩，教她从小劳动，随着年龄逐渐增长，由轻体力劳动而至重体力劳动，无论家务和田间劳动，都必须努力，听话，认真，否则便挨打骂，衣食则不能与一家人享同等待遇，晚间大都睡在祖母的“脚尾”。
  有的人还未生男孩，先抱养别人的女孩，成为“等郎妹”。有的寡妇没有儿子，抱养一个童养媳，长大后给她招来一个丈夫，便是自己的儿子，既老有所养，也接续了“香烟”。有的“等郎妹”一直等到好大年纪，才等到一个弟弟，年龄相差悬殊，不能婚配，而她已成为家中主要劳动力，户主舍不得把她嫁出去，一直到年近三十未嫁也是常有的事，这种徒有童养媳之名的青年妇女，只好任劳任怨，等待“出头天”。有些家境富裕的人，花钱买一个或几个女孩，名义上也叫童养媳，实际不是要当童养媳，而是作为女婢，长到非嫁不可的时候才嫁出去。有的给她招来一个丈夫，名义上属户主的儿子，实际是长工。
  有的把自己的女儿送给别人当童养媳，自己抱养别人的女孩当童养媳。这是因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都需化费钱财。
  童养媳土名“新妇仔”，即未来的“新妇”，结婚时可免“财礼”，婚礼也可简单从事。在官浔一带还有一种风俗，不须举行婚礼，只听父母之命，便可与童养媳成实际上的夫妻，等自己当家的时候再补行婚礼，叫做“做老新娘”。也有人等夫妻一方死时，婚礼与葬礼合并举行。
  抗日战争后期，潮州一带难民大量逃到闽南一带，女孩子贱卖，几百斤稻谷可买一个，很多潮州女孩沦为童养媳，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虐待。有的富人乘机买一两个以上的女孩，名义上也叫童养媳，实际是当婢女使用，有的甚至以残酷手段对待。如旧镇妇女柯惠英，先后买了三个女孩，名为童养媳，实际当女婢，用一段时间又卖出去。最后一个名陈秀琴，入门时六岁，到八岁时便开始叫她挑水、煮饭，稍不如意，便用竹杆毒打，她哭，惠英竟将粗糠（谷皮）塞进她口中，有一次，用烧红的铁钳烫伤她脚腿，致成烂疮，长期未愈。解放后的1952年，群众向土改队检举，她为逃避罪责，赔出16万元（旧人民币）将她送给人家。这仅是一例。
  三、妇女大翻身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公布《婚姻法》，浦县结合土地改革大力贯彻婚姻法，不少被压迫的妇女开始摆脱束缚，争取自由。但一些妇女受压迫现象仍不断发生，县人民政府为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对千涉妇女婚姻自由、虐待压迫妇女致伤亡的罪犯均予严厉惩处。在1950年至1953年三年间，县人民政府司法科（1953年成立以县长兼院长，原司法科长为副院长的县人民法院）所处理这类案件主要有以下几起：
  1、干涉婚姻自由逼死人命案。主犯王老人，三区西边村人，当时59岁。他于1928年还未生儿子时从溪仔村抱养一个女孩，名黄育，从小劳动，长大后成为家中主要劳动力，平时很听话，王老人倚重于她，故对待她甚好。至1950年，此女25岁，已超越当时一般农村妇女的结婚年龄，可惜那时王老人的儿子王养才17岁，与此女不甚相配，又舍不得将她嫁出，就想给她招入一个丈夫，也就是给自己招入一个儿子，不但原有家中劳动力不受损失，反而增加。有同村人王茶盘愿充此入幕之宾，且已到王老人家受“试用”，在劳动中开始与此女建立了感情。但王茶盘是学生出身，劳动力不强，“试用”结果不合王老人的要求。王老人想来想去，还是将此女配与自己亲生子王养为妻的好。怎奈虽经一再劝说而此女总是不愿。至九月抄，王老人胁迫与利诱兼施，以金手镯一对加上白银一百元为饵，要她与自己的亲生子王养结婚。她起初还是不愿，后经不起威胁利诱，终于勉强答应。婚后夫妻感情不好，而且她与曾有“准丈夫”关系的王茶盘感情难断，暗中有往来。1951年3月土改，王老人评为地主成份，她与地主家庭分居，至8月，她找乡（相当于现在的村一级）干部要求给她解决离婚。乡千部说她们是地主，不予解决。而她与丈夫的感情更加恶化，时常吵架。到12月底，她找乡治安委员王太昌，要求给予解决离婚。而王太昌与王老人甚相洽，为王老人所托，到官浔区政府请来一位任通讯员的林添能，于夜间与王太昌同到王老人家中，给予解决和合。王太昌与林添能对她说：须要有十二个条件才能离婚，等于说她没有与丈夫离婚的条件。后来，就由林添能和王太昌两人给予强制“说合”，并威胁说：今后若谁再不和好，就要把他（她）关到牛栏里。还强拉夫妻两人同到房间里去，但两人晚上仍无同居。第三天此女上吊自杀。县人民法院（原司法科）以王老人用威胁利诱手段包办婚姻，且其子未到结婚年龄，婚后夫妇感情破裂，女方迫切要求离婚，而王老人竟假手干部威胁，强制说合，致造成命案，判处王老人徒刑七年，林添能、王太昌也判徒刑，在县城体育场公判。
  2、七区路边乡寡妇陈面，56岁，他的独子何庆钟，当乡财粮委员，与妇女代表刘劣恋爱，未婚先孕，两人要结婚，受何母陈面坚决反对，虽经区乡干部屡次劝说，陈面始终不同意，而且以死威胁其子，何庆钟怕母亲自杀，只得听母亲为他另找对象而回绝了刘劣的结婚要求。刘劣在已经怀孕而不能结婚的情况下，感到无颜偷生，上吊自杀。县人民法院以陈面用死为威胁包办儿子婚姻，造成与其子有孕要求结婚不成的妇女自杀，予判处徒刑二年，何庆钟也受批评教育。
  3、二区蒲野人黄瑞生，当时（1951年）46岁。他有一个童养媳名蔡燕，20岁，是从出生三个月时就买来养的，长大后劳动力很强，负担了家中大部份家务和田园劳动，黄瑞生对待她尚好，她解放后于1951年参加夜校读书，与夜校教员黄宗民感情甚笃，黄瑞生怕她“飞掉”，就择日要她和自己的儿子黄选（19岁）结婚，她不愿意。经过许多人向她劝说，她始终不说一句话。黄瑞生以为她不说话便是默许，即于1952年1月2日（旧历12月16日）为她俩举行旧式婚礼，没有到区政府办理结婚登记。在结婚仪式中她不愿向长辈“拜茶”，黄瑞生大怒，骂道：“你若不愿意，可以去死，我把要花的钱来埋你已经够了！”结婚后三天，夫妻就吵架。蔡燕有一个女友陈清，曾因婚姻问题发生过精神病，至此时未婚，两女同病相怜，互诉衷曲，至1952年1月12日（距蔡女结婚10日），两人相约一同投水自杀。县人民法院以黄瑞生包办婚姻逼死人命，且其子未到结婚年龄，判处其徒刑二年。
  4、三区董浦（今属龙海县白水镇）人苏广昌，宰猪为业。前于发妻死后由媒人介绍继娶王伶景为妻。伶景与苏母不和，苏母之弟陈炳耀解放后上山为匪，苏广昌与陈匪有通，1950年王伶景与苏母吵架，王伶景说：“你不要靠你陈炳耀的势力来压迫我！”苏广昌与其母怕王伶景将陈炳耀为匪及他们通匪之事报告人民政府，母子商量，决定杀害王伶景灭口。1950年5月14日，苏广昌前妻之侄有病，苏叫王伶景去探视，一面通知陈匪炳耀于路上伏击之。到下午，陈匪来通知苏广昌，说已将王伶景枪杀在南山路边破庙内。入晚，苏广昌率弟苏广树等，带锄头、麻袋前往收埋。到破庙内时，王伶景重伤未死，还能苦苦求饶，请求将她抬回医治。而苏犯一不做二不休，不带念夫妻之情，用锄头将她脑袋击破，见她脑浆进溅，当场毙命，予装入麻袋收埋，然后扬长而去。县人民法院以苏广昌通匪杀妻，予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5、一区英山乡人蔡泗，于1943年娶别人家的童养媳王闰为妻。王闰自当童养时已养成为种田能手，但不大会理家务。蔡泗曾当保安队兵五年，养成懒惰习惯，且常粗暴对待妻子，动辄打骂。蔡妻总是起而反抗，因此常扭打成一团。1952年的一天，蔡泗用手打妻，妻予还击，蔡泗改用木棍打她，致身上受伤多处，脚腿鲜血淋漓，后经邻人劝息。第二天，她还能带伤上山砍柴，数日后伤发叫痛，丈夫不予照顾，致于翌日死去。县人民法院以蔡泗殴妻致死，判处徒刑五年。
  6、四区（旧镇）柯惠英虐待“童养媳”（案情已在上面叙述），判处徒刑二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政府鉴于旧社会妇女受迫害极深，为了解放妇女，对虐待妇女情节严重的，根据《婚姻法》给予从重惩处，以打击侵犯妇女合法权益的气焰，鼓励受害妇女起而斗争，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妇女大翻身。
  广大的农村妇女开始参加社会活动。有的参加夜校学习，接触文化，扩大视野。有的参加土改、镇反、民主建政等活动，成为积极分子。有的受共产党培养成为干部。总之，妇女的社会地位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自1950年《婚姻法》公布后，各级政府大力贯彻推行。昔日受封建礼教束缚的男女纷纷起而争取婚姻自由，风起云涌。同时兴起了婚事新办之风。如1951年，全县有378人到区政府登记自由结婚，有194人要求离婚，17人解除婚约，59名寡妇改嫁，其中到第一区区政府登记结婚的有91对，登记离婚的36对。第八区登记结婚133对，登记离婚28对。登记结婚的都是自择对象。登记离婚的，都是早已破裂的包办婚姻，买卖婚姻，而过去欲离不能的。
  受压迫的妇女大翻身。如第四区在公判柯惠英虐待“童养媳”案之后的第四天，有五个“童养媳”到区政府要求脱离“收养”关系，回潮州原籍。1951年全县有124名童养媳回到亲生父母家中。
  婚事新办开始风行，如第八区荷山乡于土地改革中，有许多男女青年自由恋爱，至1951年下半年土改结束，有八对恋人学习区干部集体结婚的榜样，到区政府举行集体结婚。全县由恋爱而自由结婚的，为数甚多，不胜枚举，这是有史以来未有的新气象。
  、还有迫害妇女现象
  但旧风俗根深蒂固，有悠久历史的封建婚姻制度自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就能把它彻底推翻，在推行新中国《婚姻法》的同时，仍有父母包办的婚姻，买卖婚姻仍变相存在，迫害妇女事件仍层出不穷，有的甚至迫害至死。1951年全县有七个妇女因受迫害而自杀，如第一区柯四盛的养女林腰已经27岁，还不给嫁出去，她与外面男人恋爱，发生性关系，珠胎暗结，要嫁那男人，柯四盛不肯，弄得她“无颜偷生”自杀。有的乡村干部做事违反婚姻法，如杜浔范阳乡长卢健发，封建思想仍在他脑中作怪，按规定五服以外同姓可以结婚，而他竟发动群众要斗争一对血缘甚远的同姓恋爱男女。婆婆虐待媳妇，丈夫打骂妻子，这种情况更仍普遍存在，有的妇女受虐待，悲观厌世，一死了之。如寡妇陈软，对待儿媳妇苛刻，常督促她的独子许玉寿严格管束妻子张杜，如管妻不严，便骂他“妻奴才”。1952年春节初二日，张杜照例要回娘家“做客”，许玉寿给她八千元（旧人民币）作为费用，陈软出面干涉，只许给三千元，张杜赌气一百元（相当于一分钱）也不要，含怨气在心。初四日张杜随丈夫到田里掘番薯，没有带锄头，丈夫骂她“你没有带锄头是要来赴死”，她回家拿锄头，一进门，婆婆又骂她“不做工，整天玩”，她左右挨骂，感到没有过一天快乐日子的希望，便上吊自杀。
  五、“一杯水主义”的离合
  在那新旧交替的日子里，多种情况同时存在，有自由恋爱结婚的，也有仍受干涉婚姻自由和受束缚、虐待的，一方面，又有因为婚姻自由而轻率离合的。很多人把结婚和离婚看成像喝一杯水那样随便。
  乡村中由恋爱而自主结婚的，以乡（村）干部为多，一般群众也兴“自由结婚”，那虽已不似旧社会那样婚前从未见面，但多数只是经过他人介绍粗浅识面而已。见面后便讲条件，虽不一定要似旧社会那样的聘金彩礼，但也要由男方给女方几件新衣或布料、毛线，另外要送几十斤至一百多斤猪肉给女方，以便分赠亲戚，换取“添妆”，东西最后总是要陪嫁回到男方，已算不得是什么“变相的买卖婚姻”。经过这一番“行礼”，便择日娶亲，或婚前到区政府登记，领取结婚证，或婚后补办，总之，没有违反婚姻法。问题是，有许多青年男女轻率许婚，实际双方只凭别人说合，在“相亲”时见过一面而定终身之盟，婚后才发觉性情不合，或发现配偶有许多缺点，致生反感，由反目相向至吵闹不休，相骂相打成为家常事。于是，女的跑回娘家，然后提出离婚。男方便以索回财物为离婚条件，双方涉讼法庭。如第七区（杜浔）青年卢旺，凭人介绍，以50万元（旧人民币）、四套衣服及几十斤猪肉，与东山县女青年林某定亲，双方互不了解。林女到杜浔“探家风”后即回东山原籍打来证明条，同男的到杜浔区政府登记，接受承办人员询问，口口声声说自己与男的“同意”，领了结婚证，即到男家成婚。而结婚后不上两个月，便“嫌”丈夫太老实，而且生得不漂亮，要求离婚。像这样视结婚和离婚如同儿戏的人不在少数，如陈淑桂，五次到县法院要求与丈夫蔡木离婚，法院考察其情况，认为可以破镜重圆，劝说她回去与丈夫重归和好，但反复说合无效，便依照妇女意愿，给予解决离婚。可是不上三天，她即与丈夫到法院请求复婚。
  六、再次贯彻《婚姻法》，“横扫三封四旧”
  一般来说，自新中国成立，经过镇反、肃反后，社会秩序是稳定的，群众绝大多数是守法的。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对法制的破坏，违法事件不断发生，表现在婚姻、家庭上的问题甚为严重。“文化大革命”一结束，漳浦县于1977年二月掀起“宣传贯彻婚姻法，横扫三封四旧”运动，就调查到的违法事件作出处理。当时重新出现的问题有：
  1、封建包办婚姻重新抬头。订婚、结婚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买卖婚姻比从前有过之而不及，有的女方公然通过媒人向男方开出价钱。凭媒人一张巧舌撮合，以财物为条件，由父母包办婚姻，造成许多不幸事件。如六鳌公社大澳大队一个女青年，由父母包办，于1973年嫁到塔底大队，不情愿地当了40天新娘就逃回娘家。至1974年春节将届，娘家父母因循旧风俗，再三催促女儿回婆家过年，女儿感到无容身之地，服毒自杀。又赤湖公社南峰大队一寡妇，自年青时含辛茹苦把独子拉扯大，原望年老有靠，并继承“香烟”，不致绝了后嗣。平时勤俭粒积，一心要为独子娶妻，经长年积累，至独子己34岁，好容易于1976年才过门一个新妇，却负了一身债务。为了还债，结婚不上一个月，独子便辞别老母娇妻出外做工，不久，她们所盼到的不是他赚钱回来，而是抬回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原来他在工场被石头压死了，老母、新妇见此情此景，真是痛不欲生。
  2、人贩子活动猖獗，拐卖妇女，从中牟利。如外地人江建富，于1974年流窜到佛昙，以介绍工作为名，把马坪仙都村两个女青年拐骗到连江县，卖给他人为妻，从中牟利620元。
  3、媒人撮合非法婚姻。如霞美公社溪仔墟媒棍蔡仁，以花言巧语作媒。塔岭村有一个妇女许某某，18岁第一次出嫁，至1976年20岁，两年间先后重婚、非法同居达五次之多，蔡仁又把她介绍到北江村与人姘居。
  4、以迷信骗钱，催残妇女，造成严重后果。如沙西公社高林大队有一个现役军人的未婚妻李旺花，1976年因上山拣柴。筋骨劳损，被介绍到杜浔公社范阳大队卢启田家“医治”。而卢启田是一个神棍，其妻林示妹是一个巫婆，起初还只是给一些药酒带回家服用，以后便以“驱鬼”为名，大搞跳神、念咒等迷信活动，说李旺花“命很贵气”，仙祖要她当千女儿，把她改名金彩凤，规定三天到卢家神坛拜一次。曾将她留住六昼夜，百般折磨骗取大米、猪肉、现款。1977年元月20日，李旺花再次被送到卢家，被弄得神魂颠倒，逃出跳海自杀了。卢神棍说是“仙祖叫她游地府”，不让收埋，要给尸首灌符水。及至“普及大寨县工作队”发觉干涉，说服死者家属予以收埋，已经停尸四天。
  5、早婚、结婚不登记。如深土公社深土大队，有22对男女未经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结婚。
  6、出现严重破坏计划生育的犯罪分子。如妇女陈玉英用土法为孕妇勾环40多人。1976年杜浔公社院前村孕妇洪星，因土法勾环引起盆腔炎，造成子宫大量发浓，经二次住院才脱险。
  7、重婚。有的男人纳妾，有的女人婚后再与第三者、第四者姘居，造成纠纷。
  8、“童养媳”之风回潮。
  9、封建礼教观念复生，结婚讲排场，比阔气，请客少则几桌，多则十几桌，几十桌，客人请得越多越体面，礼钱礼物收得越多越光彩。一般农民为结婚请客而负债累累。有个别村干部则藉结婚请客敛财，如城关公社后港大队原支部书记某某，1973年为儿子结婚，大摆宴席，白天请干部、贫下中农，晚上请“四类分子”。有的贫下中农接到请帖，家庭有困难，也要借钱送礼。因此他在“文革”结束后受处理。
  1976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而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2月漳浦县按上级指示掀起一场大力宣传贯彻婚姻法，横扫“三封四旧”的群众运动。当时的做法是：
  1、宣传。县、社（场）、大队三级层层成立“宣传贯彻婚姻法领导小组”，充分发挥一切宣传工具的作用。由县发下宣传婚姻法图片300多套，宣传婚姻法幻灯片14套，到各地展览、放映。有些地方组织文艺宣传队，编演文艺节目，如长桥公社，由215人组成16支文艺宣传队，分别在各村落演出宣传；南浦公社发动知识青年及业余作者编演文艺节目，进行宣传；石古农场、赤岭公社组织小学师生深入各大队、生产队进行宣传；深土公社、杜浔公社发动学校组织宣传队，利用“赶墟”时间进行宣传；许多大队、生产队在政治夜校宣传、讲解。
  2、批斗。县政法部门选择人贩子、破坏军婚、逼死人命、奸污上山下乡女知识青年、破坏计划生育、重婚等犯罪分子，先后到全县27个公社、场，游斗50多场，威慑犯罪，教育群众，大张旗鼓宣传贯彻婚姻法。
  3、法办。县人民法院对那些奸污上山下乡女知识青年、重婚、破坏计划生育的犯罪分子依法判刑，并于1977年2月12日召开公开宣判大会，以案释法，扩大宣传效果。
  4、提倡婚事新办。这次“宣传贯彻婚姻法，横扫三封四旧”运动在1977年春节将届之时轰轰烈烈展开，起到立竿见影的功效，冬天正是操办婚事的最盛时节，在全县范围内，即兴起婚事新办之风。下面列举几个事例：
  长桥公社康庄大队宣传婚姻法效果显著，在春节前，即有12对青年举办革命化婚礼。有一个新娘脚穿凉鞋，头戴斗笠，不用人作伴，自己步行到男家成婚。青果大队妇代会主任詹锥回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她从潮州沦陷区跟人出逃到漳浦，被人以16担谷子的身份卖给一个哑吧为妻，这16担谷子被人收去，而债务负担在自己身上，等于自己借钱买了自己。对旧社会的婚姻制度，她有切身的感受，现在她儿子已经20岁，本打算为他找一门亲事，听到宣传婚姻法，打从心底里拥护，决定推迟为儿子订亲，到处现身说法，努力宣传，促成村里的婚事新办。
  赤土公社赤土大队妇代会主任吕秀坤带头为儿子办新式婚礼，公社妇代会召集各大队妇代会主任前往参观婚礼，从而推动了全公社的移风易俗。
  前亭公社在春节期间为一位厦门市上山下乡到前亭乡庄厝大队落户的女青年举办革命化婚礼。新郎、新娘与丈母娘三人，激情满怀，同声歌唱《爹亲娘亲不如党的恩情亲》歌曲。
  赤湖公社西城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陈耀辉正准备为儿子结婚计划办十桌请客；家住西城大队的公社干部陈万章也准备两头猪、三百元，要发酵220市斤面粉为他弟弟办婚礼，经过公社领导宣传启导，这二对新人决定于2月6日在大队部合并举行新式婚礼。公社领导为他们主持婚礼，大、小队干部和社员自动来参加婚礼，不请客不送礼。
  大南坂农场也于春节前为四对适龄青年举行新式的集体婚礼。
  深土公社深土大队在部份人家贴上宣传婚姻法的新春联是两位回乡知识青年免费代写的。在新气象中，大队于2月7日为两对青年举办革命化婚礼。
  七、第三次大力贯彻《婚姻法》、打击重婚犯罪
  1977年漳浦县“宣传贯彻婚姻法，横扫三封四旧”运动是有成效的。但是，三封四旧（封建礼教，封建迷信，封建势力；旧文化、旧道德、旧风俗、旧传统）在中国有几千年历史，根深蒂固，自不是几次轰轰烈烈的运动就能把它消灭。运动雷厉风行，只能镇住歪风邪气于一时，一有适当气候，三封四旧还会有不同程度的回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婚姻法》经过修改，于1980年9月10日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公布施行。
  八十年代初，漳浦县认真执行《婚姻法》，在长桥公社锦江大队（官浔）作为重点展开。据调查，自1966年至1983年，锦江大队结婚370对，其中没有办理结婚登记的243对，占65.3％。在那243对没有登记的婚姻中，有140多对是父母包办的。早婚现象严重存在，在1981年至1983年的三年中，新娘未满18岁的20个，未满16岁的2个，年仅14的1个。一方面，出现重婚，全大队有4个男女重婚。由于包办婚姻造成的纠纷发生多起，如何来谦包办女儿婚姻，收了男方聘金，而女儿坚决不肯，男方派来二十多人要强娶，经过法庭调解，何来谦退还聘金，取消婚约，才消除了纠纷。何红绸继父要把她配给自己的亲生子为妻，但她已与何春万相恋，为反抗包办婚姻而双双出奔，被族亲截住捆绑，后经大队（村）干部解围，才免致不幸。
  长桥公社党委会组织妇联、共青团、司法助理员、大队干部，配合官浔人民法庭，于1983年12月中旬进行宣传婚姻法活动，解决婚姻纠纷，发动群众一一补办结婚登记。
  同时，一场打击重婚犯罪的工作在前亭、佛昙二公社重点展开。
  这两个公社因重婚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比较突出。一是违犯计划生育政策，如陈老仙，与原妻生育二男二女，又与小妾生育三个子女。二是破坏社会秩序，如楼下大队蔡灿阳，1965年结婚后生一男三女，1971年与江幼路通奸致怀孕，江幼路嫁给蔡德发，婚后不久，蔡德发发现她是带孕嫁来，便将她遗弃，蔡灿阳又把她接去，公开同居，生下一个女孩，导致蔡灿阳夫妻不和，两个女人争风吃醋，吵闹不休。
  佛昙、前亭两公社属佛县法庭辖区，法庭对这两个公社的重婚现象做全面调查，查出26名重婚者。对其中构成犯罪的6名作了重点调查，做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报检察机关依法逮捕。对其他重婚者集中施行法制教育，在教育期间，由公安机关对情节严重的前亭黄老仙、佛昙杨永国等6名宣布逮捕。其余14人经教育后，检讨错误，具结悔改，解除了非法婚姻关系。
  八、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
  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漳浦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有一些人受到不健康影视、录相片的影响，“饱暖思淫欲”，在男女关系上很随便。有些女人与人非法同居，有些男人纳妾，造成许多纠纷。举一个事例：县南某村有堂姐妹俩年方及笈，虽分属两家人，却亲如胞姐妹，同睡一个房间（这里隐其姓名，以甲女和乙女代称）。同村小伙子林某（隐其姓名，以林男代称）。平时在女家厮混，一箭双雕，二女都怀孕了，林男先由父母出面，与甲女父母说亲，被回绝，甲女作人工流产，不留后患。乙女怀孕四个月时，将情况告知林男，林男叫乙女到医院作流产手术，乙女要林男同去，林男不去，乙女也就没去。肚子渐渐凸出来，村里人议论纷纷，这期间，乙女的父母曾为女儿与别人谈婚，未成。林男以此为藉口，否认乙女是跟他怀得孕，要推卸责任，同时与别的女子议婚。乙女的父亲要林男负未婚先孕的责任，以正式婚礼娶他女儿，林男认为，女方与别人议婚不成才谈到他头上，不予承担。至乙女生下一个男孩，问题仍未解决。乙女的父亲一气之下，领几名亲戚，到男家辱骂，打破用具。后来经过双方“亲堂”说合，林男购置眠床一只，三座位的长条藤靠椅一只，单座位藤靠椅2只，办公桌一只，布置一下新房，送给女方“聘金”2400元，于1987年4月12日把带着己经一岁多孩子的“新娘”娶过门，举行过简单婚礼，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婚后夫妻常吵嘴，在1991年农历6月的一次吵嘴后，林男一直没回家。1992年8月闹离婚，孩子已经6岁。1993年2月10日达成“离婚协议”，县人民法院以其没有登记结婚手续，不算离婚，于同年6月24日判决“解除同居关系”，男孩由女方抚养，男方一次性付给子女抚养费5千元，另付女方生活补助费5千元。林男所经营的是水产养殖，当时负债5万元（其中银行贷款4万元，民间借贷约1万元），这次算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女方却落得一个无屋可住，因为林男的父亲说，她住的这个房间是分给林男之弟的。乙女只得带着孩子到外面去打工。以后当然男婚女嫁互不干涉，但是，留下的孩子以后的命运很难料想。
  有些男人粗暴对待妻子，有些妻子不诚实对待丈夫，以致家庭破裂，有的一发不可收拾。也有的受到启发、教育之后痛改前非，破镜重圆。这里举几个实例：
  浪子回头金不换
  湖西顶云村村民某，由嗜赌发展成为惯偷，在卖掉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后，将两个儿子卖掉充赌本。妻子苦劝，反遭毒打，甚至拖去活埋，村人闻呼救声赶到，才将她从埋过胸膛的泥堀里施救出来。此人当然受到法律制裁。当他服刑期满回来时，被母亲和妻子拒之门外。他向公安派出所表达悔罪的诚意，所长戴顺木给予认真教育和亲切关怀，耐心说服他的母亲和妻子，并帮助他找回前被卖掉的两个儿子，此人从此洗心革面，努力开荒种田，妻子予以密切配合帮助，几年间不但还清了一万多元的债务，还买了摩托车，盖了新屋。这人变成孝敬老母，与妻子互敬互爱，尽心抚育孩子的新人，与一家人同过着融和快乐的日子。
  悔悟前非，破镜重圆旧镇城内女子郑梅，经姑丈介绍，于1979年11月初六日嫁给县城南门外京里村吴耀藤为妻。吴是永定矿务局矿工，爱赌博。郑曾到永定看望丈夫，自带40多元想买些衣物，却舍不得花，剩下30多元，藏在枕头下。吴赌输，强要将妻子“四十八结”的钱拿去再赌。妻子坚持不给，挨了一顿毒打，含怨回漳浦。1981年吴轮到探亲假70多天，于6月10日回到京里村，因为旅途困顿，正要好好睡一觉，而妻子叫他为婴儿换“屎巾仔”，他不肯，妻子竟将“屎巾仔”丢到他头面上，他一气之下，打了妻子一巴掌，因此互相撕打起来，女的打输，大喊“救人”，邻居大队长夫妻闻声前来劝止。在70多天探亲假里，吴老是赌博，赌输就打妻，妻受不了虐待，跑回旧镇娘家。吴追到她娘家，要用三角刀行凶，被公安派出所抓起来，收缴了三角刀，给予教育后放回。吴回家后，写了“以后不打”的保证书，多次托人到旧镇向他妻劝说回京里，结果由吴亲自到旧镇才把她请回来。但她回夫家后，丈夫忘记诺言，还是要打妻。一次为建猪舍夫妻又吵嘴，吴将妻子发髻整把抓揪，妻再抱着女婴回娘家，然后于8月16日向法院投诉，提出离婚要求。经大队干部、亲戚、朋友、法院教育调解，吴悔悟前非，立下具有悔过书意味的保证书，其中写道：“希望各级领导、亲戚、朋友、吾岳母等给予本人最后一次谅解，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本人保证痛改前非，平等和蔼地对待吾妻，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并对家庭大小（父亲、继母亲、弟妹等）及亲戚的态度一定要和蔼”。经法院调解夫妻和好，妻郑梅于1981年除夕赶回夫家过年。
  九、写在后面
  从一些事例可以得知：
  1、农村婚姻犯罪大都是文盲或文化素质较低者，他（她）们认为现在时兴恋爱，但把恋爱当成“乱爱”，造成纠纷，以至犯罪。
  文化程度关系到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和法制观念。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那些开风气之先的知识女青年，当时曾受道学家的非议、受社会上风言风语的讽刺，实际上她们对婚姻问题大都很慎重。虽然他们所接受的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教育，从而能冲出“三从四德”的束缚，但并不似当时一些封建卫道士所描绘的那样“自由”，对婚姻大都能守一而终。自1949年9月以后，海峡两岸断绝往来，漳浦有不少知识妇女丈夫在台湾或国外，长期音讯不通，她们境遇十分困难，仍然坚持不改嫁，始终保持纯洁。一些文盲妇女，她们的丈夫被征或受雇代当兵去台湾，她们在婚姻问题上大都不如知识妇女那样单纯。现在农村所出现的重婚妇女，大都是文盲或文化素质较低者，一些文化素质较高的妇女，大都能洁身自好。从一些事例可以证明，提高人民文化素质是安定社会的根本。
  2、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一些犯罪者，包括婚姻犯罪者的悔改，是以法律制裁触动其心灵所产生的效果，所以，加强法制是促进社会安定的关键。
  3、高尚的文艺作品能薰陶人们的道德情操，启发人们的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思想；反之，不健康的文艺作品能“诲淫诲盗”。现在，旧道德观念已经破坏，但封建残余、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客观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黄色文艺、暴力小说、淫秽影视、录像片等精神污染导致一些人道德败坏，故取缔黄色文化，不可等闲视之。
  附：漳浦旧婚俗
  “甘蔗节节甜”的祝愿，“菜籽”样的渺茫命运
  漳浦旧俗，婚礼庄重，而对婚姻的实质问题却不讲究，但求“门当户对”和男女当事人生时日月“相合”，而对人品可不求。一般认为，热闹而庄重的婚礼既可讲排场，炫耀家势，又可使婚姻美满，家庭幸福。
  旧俗，从订亲至结婚有六礼：在经过媒妁说合后，先要“求庚”，即男方要求女方开列“生庚”——生时日月，与男的生时日月一起请择日先生推算，认为互不“相冲”后，便择日行“送定”之礼，由男方送给女方首饰之类，女方欣然接受，便算定下这门亲事了，俗称“小定”。第三道程序是“行聘”，由男方送给女方“财礼”（数目由双方议定）和“婚书礼帖”，俗称“大定”。第四道程序是“送袄”，由男方送给女方衣物。第五道程序是“送日”，由男方择定良时吉日，经女方核定与已无碍，便予认可，以后就按择定的吉日迎亲了。
  穷人不一定“六礼”依序进行，也可合并进行，也不一定似富裕人家那样大宴宾客，但备些酒菜请亲朋戚友吃一顿不能免，让新娘坐花轿不能免，食“合婚圆”不能免（用糯米磨成粉，搓成团，加红糖煮之，取“团圆”之义）。
  男女双方都希望婚姻美满，从美好的祝愿出发，产生一些婚俗：康熙《漳浦县志》记载：“浦人行聘，常礼之外，必用栳叶，槟榔以当果蔬。二物非浦产，浦人用之似无所谓，或曰：栳取偕老，槟榔取与郎相敬如宾。”
  女方但凭“媒妁之言”便将女儿嫁出去，认为“女儿菜籽命”，即是把女儿看成“菜籽”一样，撒出去是落在沃土上还是脊地上，能否得到恰当的阳光雨露，以后的荣枯如何，只有听天由命。但父母对嫁出去的女儿总是放心不下，思念女儿初入别人家，能否得到公婆疼爱，夫妻是否和谐，所以在女儿出嫁后的第二天便要叫新娘的弟弟到男家去看看，成为风俗，称为“舅爷探房”。第三天，新娘走出新房，在厅堂上拜见公婆及长辈，并与小辈答礼，叫做“三日出厅”。第四天，新郎要陪新娘回娘家去安慰双亲及家人的思念。大都在第三日就行这回娘家之礼，叫做“三日回礼”，也叫做“做三日客”，当天就回婆家，娘家要备好两根连头带尾的甘蔗，用红纱绳扎在一起，让新娘带回婆家，竖放在新房门边，祝愿新婚夫妻似甘蔗从头到尾节节甜。
  在嫁娶当中还有一些出于美好祝愿的风俗，如：迎亲时男方应送一枝榕（漳浦叫“松”）到女家，女家则报以一株带根的竹，取茂松，竹苞，子孙兴旺之意。新娘的陪嫁物当中，有用竹笼装着的小鸡、小猪，称“带路鸡”、“带路猪”，祝愿男家六畜兴旺。
  总之，男女两家都希望婚姻美满，家庭幸福。但新郎、新娘两人在有美好希望的同时，不无迷茫之感，因为他俩素不相识，未知能否和睦相处，白头偕老。男方还比较不要紧，因为在男权社会，男的可以抛弃妻子另找新欢，而女的却只有受欺侮的份儿，没有其他出路。
  在一些乡村，闺女出阁有“哭嫁”之俗。那不是放声嚎啕，而是喁喁低吟，如泣如诉。词句大都是致谢父母养育之恩，以及表达离别的衷情，并为前途茫茫而饮泣，因为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丈夫的长相、性情、品质，以及家庭状况，公婆的性格，大伯、小叔、小姑、妯娌的为人等，都与自己有切身关系，而这些情况都无从了解。
  虚荣的“儒人”头戴凤冠
  漳浦旧俗，新娘着红袄，头戴凤冠。这种风俗别处也有，但对其来历的传说不同。漳浦传说，是杨太后对漳浦妇人“尽赐人”之故：南宋国都临安府即杭州，德佑元年即公元1275年被元兵占领，恭帝随谢太皇太后投降，被挟北去。皇子赵昰逃至福州称帝（即端宗），她的生母杨淑妃被尊为太后，在元兵追击下南逃广东，经过漳浦时，一日无聊，要召见妇女坐谈，大臣奏说，太后不可接见无爵的妇女，杨太后乃下旨：尽赐儒人。因此，漳浦妇女结婚时身穿红袄，头戴凤冠，一如朝廷命妇。妇女死时，可以在神牌和墓碑上冠“例赠儒人”头衔。
  漳浦旧婚俗，家境比较好的人家，女儿出嫁讲排场，嫁妆丰厚。男方更讲排场，迎娶新娘，要用一双宫灯前导，有的提灯人还要坐轿。康熙《漳浦县志》记载这风俗来历：明朝探花（进士第三名）林士章在朝为官，夫人郑氏随住京城，一次太后召见，坐谈至深夜，太后命太监持宫灯送她回家。漳浦既先有“妇女尽赐儒人”之说，就又援引林探花夫人的殊荣，以宫灯为前导迎娶新娘，在婚礼上，还将那一对宫灯高挂在堂前，婚后仍保持下来。
  这完全是一种虚荣的排场。实际上，一般女人婚后不但不能享受“儒人”的待遇。反而要被处于受公婆管束，还要受丈夫奴役的地位。
  出嫁后，才逐渐熟悉新的环境，但能与一家人和睦相处的毕竟只是少数。妇女大都要经过长年忍气吞声，等到“新妇”成为“大家”（大家即婆婆）才算熬出了头，那还要看丈夫是否和睦相待。
  新娘穿白衣
  旧婚俗，新婚时，新郎新娘虽然外面穿礼服（男着长衫，有的还要外加“马挂”；女穿红袄、红裙），就是没有这种礼服的穷人也要穿一套比平时服装好一些的新衣，但贴身内衣一律白色。这风俗的由来，有人说是：唐朝派兵入闽，填补了闽地本来稀少的人口，故称“唐补人”，当地少数民族妇女嫁“唐补人”为妻，生儿育女，故称“唐母”，以后“唐补人”讹音为“查埔人”，“唐母”讹音为“查母”，成为男女性别的名称。（又一说，泉州、潮州称女人为“诸娘”，是因为自浙南、福建至粤东原为闽越国，国王无诸，后其民被汉武帝内迁，遗下的妇女与汉人结婚，故称“诸娘”）。中原朝廷征服割据一方的少数民族首领，有一番征战过程，在作战中丧失丈夫的少数民族妇女，嫁“唐补人”为妻，结婚喜庆之日不忘失去原夫之痛，故外着红妆，内着白衣，此俗遗传下来。此说不通，因为穿白内衣不单是新娘，新郎也要穿。按中原、北方都有此俗来说，应是汉族本来已有此俗，随着中原移民入闽而将此俗带到闽地。这种新婚白内衣要一直保存到死时装殓入棺，所以，穿白内衣的婚俗应理解为：祝愿白头偕老之意。
  “做外家”的利弊
  漳浦有尊重妇女“外家”（娘家）的习惯。结婚时，要将舅父的贺联挂在厅堂的正中，喜筵上要请舅父坐首位，一只全鸡已切成一块块，还要装成原鸡的模样，头、尾、双翅、双脚依活鸡位置摆设在盘上，一点不能含糊，鸡头应朝向首位，由坐首位的舅父先举箸动一下鸡头，说一声“请”，然后才能一齐动箸，开怀畅饮。已经殁了舅父的，由他儿子代表，如果没有亲舅父和亲表兄弟，可由堂亲舅或其子代替。要是舅父或其代表人没有入席，不能开宴。否则，也许会招来一场捣乱。婚事是这样，丧事更马虎不得。母亲死时，入殓后要请“外家”的长辈（如舅父等）来“封钉”（已经殁了长辈的、请表兄弟等小辈代表），也是视现存的外戚情况，无亲舅亲表兄弟的由堂亲代替。“封钉”即是在装入尸体盖上棺盖的棺材四角钉上铁钉，虽然一般只是象征性地先举斧头在棺钉上轻敲一下，实际由“土工”（职业殓葬工人）完成钉封任务，但没有经过这象征性的手续不能出殡，否则，“外家”有权掘墓开棺验尸，看看是否正常死亡。丧家当然不愿有这种极不偷快的事发生，所以无论如何要待请到“外家”前来“封钉”然后才敢出殡，如果“外家”蓄意刁难，也只得忍气吞声，百般奉承，求得宽容。
  有人将这种尊重“外家”的风俗习惯说成是“女权社会的遗留”，其实恰恰相反，那是由于男权社会妇女受虐待，被迫害致死事件层出不穷，由于当时政府不能维护妇女人身安全合法权益，“外家”不得不出面干涉男家对妇女的迫害，尤其是人命事件更不能轻易放过，才形成“做外家”的风俗。
  但也有“外家”不顾姻亲情谊，乘机勒索，无理取闹，使丧家悲中加忧。
  “做外家”的风俗发展到：有的妇女因打鸡骂狗细故发生纠纷，双方各回“外家”哭诉，“外家”亲族 误信夸大的说词，认为不替她伸张正义是“外家”的耻辱，便大兴问罪之师，纠合堂亲到男家“做外家”，有的甚至因此酿成械斗。
  此风盛行于旧社会，新中国成立后尚有遗留。甚至在推行法制的八十年代仍有发生。仅举一例：六鳌乡林淡与蔡浮花是同住在一座屋中的两家妇女，为家禽家畜细故，由吵嘴至相揪。林淡的父亲林江法去看望女儿后，回家夸大情节，向堂亲谎报，当晚纠集7～8人到女儿家“做外家”，打伤了没有参加打架的蔡浮花之子林大古。林大古睡到林淡床上，说要“死给林淡埋”，林淡一家人避居别处，不理林大古，林大古撕破林淡的棉被衣物，林淡一家人还是不理，林大古就持刀到车站、路口，扬言要杀死林淡全家。林淡的丈夫林万香向深土法庭申诉，法庭调查清楚案情，责令林江法赔偿林大古的全部医药费用，纠纷才告平息。
  长寿县里寿星多
  陈旺如
  “人生七十古来稀”是世代相传的一句俗语，意即一个人能活七十岁就很稀罕了。然而在当今社会，人生七十就不算稀奇了，就是百岁以上的寿星也逐年增多。
  从90年起，我县百岁寿星已由2人增至12人。漳州市今年共有百岁老人24人，我县占12人，被称为本市的长寿县。本县百岁寿星历来多于他县，而且逐年增加，90年2人，91年4人，92年6人，93年8人，94年12人。他们是：绥安镇西街居民白锦（女，1888年生）；前亭镇洛运村蔡松苍（男，1889年生）；赤岭乡山坪村黄良仔（女，1892年生）；赤湖镇西城村石盼（女，1895年生）；沙西镇下寨村陈阿随（女，1894年生）；沙西镇庄前村陈椅（女，1894年生）；沙西镇市头村陈春联（男，1895年生）；佛昙镇岱嵩村黄豆粒（女，1891年生）：林场（女，1891年生）；潘荡（女，1893年生）；陈桃（女，1895年生）；石榴镇石榴村陈亮（女，1895年生）。前亭镇百岁老人蔡松苍，93年在全省百岁健康老人排座次中居第六位（见《福建老人》94年第一期），今年老人节县五套班子分工组织慰问时，我们见到他虽已105岁高龄，依然耳聪目灵，牙齿完好，谈吐自如，行走方便，煮饭、烧菜及其他生活上的事都能自理。据群众反映，93年他还曾由人用脚蹈车载到别村去为人诊病开药方。他对年年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慰问十分感激，今年慰问组到住处慰问他，他感激党和政府的关怀，临别时，他一直送到门口，招手送行。10月8日，县委书记王良才带队慰问106岁老寿星白锦。这位全县最高寿的老妪身体还很好，能不用扶搀自己走路，坐立正常。当她知道来看望她的是县委书记，是县里“最大的官”时，连连道谢，称王书记为“知县”，说她活到一百多岁，历经几个“朝代”，就是人民政府最好。其他老寿星也都说，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最幸福。
  现在我县人口78万，有老年人68559人，其中70岁以上20997人，占老年人总数32％以上。在70岁以上的老人中，70至79岁的13728人；80至89岁的5460人；90岁至94岁的1638人；95至99岁的159人；100岁以上的12人，最高年龄106岁。
  我国由地广人稀发展到地广人众，人的寿命由短增长，这说明国家的进步，社会的繁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全国人口只有4.6亿，到1990年猛增至11.3亿。人均寿命由建国前35岁上升到70岁。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乱多于治，古代封建割据，诸侯互相争伐；近代受列强宰割，军阀混战。接着八年抗战，三年内战，民不聊生，瘟疫蔓延，浮生如草芥，要想度过70春秋，确实难上加难。就是锦衣玉食的贵族豪富，过着朽腐的生活自己残伐身体，又受当时科学和医疗水平限制，金钱也难买寿命。只有社会安定，人文进化，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医疗水平提高，福利事业增进，才能使人民寿命普遍提高。现在我国人均寿命达到“古稀之年”，这是新中国社会进步的标志。
  老寿星大量增加，这是在大好形势下出现的喜事。而同时，我国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老龄工作成为一件重要的社会保障工作。党和人民政府早已注重这项工作，近几年来更加努力推行。全国上下都组建老龄工作机构，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医，老有所学”的“五个老有”工作方针。社会各界普遍关心、重视、支持、爱护和帮助老年人。
  现在漳漳浦全县305个行政村（或居民点）都成立老年人协会，有230个行政村的老人协会正常开展活动。全县老年人中有32458人入会，占全部老年人的50％。入会的老年人以协会为活动中心，每天有很多人在那里读书、看报、下棋、玩牌、吟诗、作画、讲故事、聊天、弹唱音乐。他们的情操修养和文化娱乐享受都得到改善和提高。许多老人为社会二个文明建设发挥了“老有所为”的作用。老人普遍受社会的尊重和爱戴。每逢过节过年，全县各地都认真组织进行慰问老年人活动。经常为老年人祝寿、送贺礼，为老年人做好事，办实事，送温暖。有的地方为老年人建立义诊室。县医院、中医院专设老人门诊、老人病床。有的村设老人医疗室，经常为老年人看病、检查身体。老人病故，协会协助办理丧事，组织送终。各地陆续兴办一些老年人福利设施和活动场所。有许多老年人协会组织会员旅游参观，丰富老年人的精神享受和文化生活，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很有裨益。
  老年人协会的活动越来越引起老年人的兴趣，纷纷报名入会，自觉地协助发展会务。社会各界越来越关心老年人协会，热心赞助其组建、推动其发展。乡镇场党政、人大，村委会、居委会以人力物力财力支持老年人协会，并认真领导，为之解决困难，促进其健康发展。县“五套班子”、老龄委、各职能部门一致大力支持老年人协会。“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医，老有所学”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
  华侨陈荣金、荣泰家族
  陈建仁
  陈荣金先生，福建省漳浦县佛昙镇大坑后许社人，诞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农历八月八日，双亲早逝，幼年贫困，19岁远渡爪哇（今印尼）万隆谋生，得长辈族亲陈逢吉安置在店内工作，后自排地摊贩卖，经多年勤俭粒积，稍有资本，开店经营，逐步扩展业务。第一次娶妻蓝珍娘，仅三年珍娘病逝，续娶陈珍娘，白头偕老，子孙满堂。
  荣金先生为人慈样和蔼，热心公益，历任励志社救济会及万隆中华商会等社团委员。他热爱桑梓，于1948年以后多次返故乡，热心教育事业，为代卿（大坑）小学购置图书、教具。回印尼后，闻知故乡因自然灾害，人民生活困难，寄回面粉、白糖等物资济助，深为乡亲所感激赞誉。1964年偕其弟荣泰先生归里，倡议在本乡望庵社兴建代卿小学校舍，捐献巨资，由其子福兴与全体师生及乡亲们同心协力筹划兴建，于1971年竣工交付使用。从此代卿小学改善了办学条件，容纳更多学生，教学质量大大提高，已有十多位学生在此校打下坚实基础，出外深造至大专毕业。但陈荣金先生已于1971年未见到校舍落成时逝世，虽享高寿74岁，而乡亲们都感到无限惋借与哀痛。
  荣金先生养育三子：长子合顺，系其姊之子过继，在万隆创设针织厂，事业发展，其高尚品德一如乃父，继承父亲遗志，热心公益。生儿女八人，均受高等教育，其中两位在加拿大成家立业。次子达生，系其弟之子过继，任万隆力宝银行经理，为万隆陈氏宗亲会主席，并于业余担任射箭、武术教练，育三位子女，均受美国或印尼高等教育，长孙任雅加达美国银行经理，次孙任职于美国公司，三孙任针织厂经理。三子福兴，在故乡任教于代卿小学，一心培育人才，育三男二女，均受良好教育。
  荣金先生之弟荣泰，妻明娘，协办出资创建代卿小学校舍，亲自回乡督导，后寓居北京，1994年已高龄93。育四男三女：长男达民，次男达生，三男达主，四男达义，长女喜良，次女达欣，三女欢良，分别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电机、土木等系及北京医学院、矿业学院，分别任省政协常委、教授、医师、高级工程师、总经理等职。
  荣金、荣泰兄弟一生无私奉献，惠泽桑梓，可钦可佩；一门贤俊，子孙繁荣，分别传衍于国内外，为社会做出贡献，流芳海内外。
  执台湾保险界牛耳的漳浦人士
  李林昌
  闽台关系是中国历史的重要部份，漳浦人在闽台关系上又是居于全省前列，我在写《九十九峰起伏漳浦史》的时候，必然要写到漳浦与台湾关系，我想把漳浦人与台湾的关系尽量写进漳浦史中，但我越写越感到，这本漳浦史无法对漳浦人与台湾的关系有充分的记述，尤其是，由于在时限上与其他内容必须保持一致的关系，无法将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后至今漳浦人在台湾的事迹写进这本书，有另写一本书专门记述漳浦与台湾关系的必要，因此《九十九峰起伏漳浦史》于1992年初出版后，我便着手搜集资料准备《漳浦与台湾》一书的写作，蒙台北漳浦同乡会理事长陈建仁兄惠赐很多资料，使我这个未曾去过台湾的井底蛙也能知道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情况，知道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后至今漳浦人对台湾各方面的贡献之大，除了陈达元等先生的政治影响，陈志谟等先生的经济影响，陈则蔡校长、陈达三教授、陈秀夔教授，以及为数甚多的大中小学教师的教育影响，使我最感兴趣的是有“台湾保险界摇篮”之称的黄秉心先生造就人才，缘此漳浦人成为台湾保险界的重要力量，对台湾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今黄秉心先生老了，他所培养的保险界人才相继退休，被誉为“台湾保险界学术权威”的陈益茂先生劳瘁病逝，然而其影响是无穷的。现黄秉心先生的公子其辉、其光，以及柯和坤、张缉熙先生等仍在工作，他们一直是台湾保险界的翘楚。在《漳浦与台湾关系》尚未成书问世之前，这里先整理一篇记述台湾保险界漳浦人士的事迹，包括他们在台湾保险业等方面的成就及对故乡公益事业的贡献。
  “保险界摇篮”黄秉心
  黄秉心，漳浦长桥人，民国元年（1912年）出生，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硕士。抗战爆发时回国，初任漳浦县财务委员会首席委员，后任华安县县长等职。抗战胜利后到台湾，主持台湾产物、人寿、友联等保险公司，由总经理至任董事长，全心经营擘划，积极拓展业务。同时对培养保险人才，扶持后进，不遗余力，有“保险界摇篮”的美誉。
  1981年黄老七秩寿庆，他的友好与门生们发起设立“黄秉心先生保险奖学金”，将寿礼贺金移作保险奖学基金，成立“财团法人黄秉心保险奖学金基金会”，以利息奖助大专院校保险系成绩优良之学生及保险学术的优良著作和对保险事业有特殊贡献者。至1990年，共颁发121名得奖人新台币160.5万元。1991年7月26日黄老八秩大庆兼奖学基金会成立十周年纪念会上，同时举行第九届奖学金颁奖典礼，再颁奖学金27.8万元新台币给19名得奖学生。
  黄老为人敦厚笃诚，乐于助人。抗战胜利后，漳浦人纷纷到初光复的台湾谋职，主要“牵成”就业者一是陈达元，一是黄秉心。1980年重游台湾的印尼华人（漳浦同乡）柯汉扬在所著《海外四十年》（厦门鹭江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宝岛悠悠故人情》一节里说：“1948年我来（台湾）时，许多同乡挤睡在黄秉心当总经理的保险公司楼上，经过三、四十年的奋斗，现在大多数人成家立业……”。那些为黄秉心“牵成”就业以至立下根基的人又成为后来者的“牵成”人，如陈井方，由黄秉心安排在台湾人寿保险公司当专员后任人事室主任。后井方家中成为同乡继至者的落脚点，每月食米至四百多斤。
  因黄秉心直接或间接关系在台湾保险界任要职的还有：
  陈万年，任台湾产物保险公司保管股长，后回漳浦故乡。
  陈益茂（已故），有“台湾保险界学术权威”的美誉，其事迹在下面另记述。
  柯和坤，至今仍在台湾保险界发挥重要作用，其事迹在下面另记述。
  陈友德（已故）。
  余广济，任台中华侨产物保险公司经理，已退休。
  黄子斌，任高雄市友联产物保险公司经理，已退休。
  黄丰泰，任高雄产物保险公司襄理，已退休。
  张缉熙，至今仍在保险界及其他方面发挥作用，其事迹在下面另述。
  翁化清，虽较迟才到台湾，仍得担任台南友联保险公司经理，已退休。
  黄秉心育二男五女皆人杰。五女中四硕士一学士，都在美国。二男继乃父事业而发扬光大之，至今仍在台湾保险界发挥重要作用，其事迹在下面记述。
  黄老热心故乡公益事业，于1992年回漳浦探亲会友时决定为长桥镇捐建幼儿园，于1993年春付第一期建筑费27.5万元人民币，嘱其在台湾的侄儿黄其贤，黄其福等回乡筹办，2月19日上午举行隆重的奠基仪式，开始动工，该项工程占地三千平方米，第一期工程于秋季竣工，开始招生上课。黄老又为漳浦海外联谊大厦的筹建献款10万元新台币，并广为发动募款。
  黄其光
  黄其光，秉心长子，台湾大学毕业后赴美进修于密西根大学及纽约保险学院，得硕士学位，1974年回台湾，任“华侨产物保险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1976年升任副总经理。又应“新光”集团主持人吴东进礼聘，任“新光”关系企业“新光保全公司”董事长。除发展保险、保全业务外，并致力于公益事业和社团活动，于1986年任“扶轮社”台港澳地区总监，并任台湾工商财经界精英所组成的“工商建设研究会”创会秘书长。“扶轮社”是国际性救济社团，1986年8月23日强台风袭击台湾，云林、澎湖灾情最严重，黄其光请国际扶轮社柯百乐社长拨美金二万元救灾，并发动台湾扶轮社社员每人献新台币一百元。9月11日在秘书会议中收集捐款，适逢“世界小姐”冠洛蒂访问台北，特邀她以贵宾身份参加义卖，募得新台币61万元，分配重灾区救济灾民。黄其光率先献款倡导，在扶轮社社员中募款43万多美元以备救济之用。他任扶轮社台港澳地区总监至1987年6月底期满，任内已为台湾扶轮社活动奠定基础。
  黄其辉
  黄其辉，秉心次子，1956年生，美国加州大学硕士，回台湾任“秉诚保险代理人公司”总经理。
  台湾保险业学术权威陈益茂
  陈益茂，旧镇人，生于1922年，是殷实商人陈滨的独生子，自幼养尊处优，而青少年适值抗战时期，闽南公路破坏，他每学期步行跋涉到外地求学，锻炼了坚强意志。由龙溪中学转校长汀中学毕业，1942年考入内迁于长汀的厦门大学商学院，主修银行学。1946年毕业，适逢抗战胜利，台湾光复，陈氏遂赴台湾，初供职于台湾省专卖局，后应同乡前辈黄秉心先生之邀，到台湾产物保险公司（简称“台产”）从事财务工作。以工作勤奋，刻苦学习，为美国“美亚”保险公司董事长朱孔嘉所器重，朱于1958年向“台产”黄董事长秉心建议，请派陈氏到“美亚”接受保险业训练。陈在美国除接受“美亚”训练实习外，又于夜间到纽约保险学院进修，抓住机会勤谨研习。回台湾后，先后任“台产”财务部、管理部经理。1961年台湾当局开放保险公司设立之许可，民间所设的保险公司竟向“台产”约聘保险人才，陈氏应“中华保险集团”主持人杨应琳先生之聘，协助筹设“华侨产物保险公司”，任副总经理。杨先生是菲律宾华侨，不能分身常驻台湾，乃委托陈氏负经营台湾“华侨保险公司”之实际责任，晋升总经理、副董事长，1986年由董事会推选为董事长，任职至逝世。
  陈氏为培养保险人才，除在保险公司内部加强从业人员之训练外，并在大专院校兼任教职，先后任铭传商专、东吴大学、淡江大学保险学教授。台中逢甲大学增设保险研究所后，又应聘兼任该所研究生之指导教授，利用周末假日前往台中授课。为推动保险知识的传播，自1979年起在华侨产物保险公司内部发行《华侨产物保险双月刊》，至1989年满10年，改为营业性的《现代保险》月刊，成为台湾社会大众订阅的第一种保险学术刊物，每期刊首都有他亲自撰写的专论，因影响之大，他被尊为保险学术权威。
  陈氏除致力于本位学术研究外，并努力推动公益事业和社团活动，先后担任国际侨资协进会理事、台北产物保险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于1982年倡议成立台北市产物保险核保人协会，担任该会第一届至第四届理事长。
  陈氏积劳成疾，起初仍不介意，1985年夏到维也纳参加世界保险学会时，在旅途中常感胃肠不适，回台湾后经名医初诊，在X光片上查出其大肠上有异状，乃决定住进中山医院，请直肠外科专家周良骐大夫主治，确诊患大肠癌，幸手术成功，病灶愈合。1987年追踪检查，发现癌细菌转移左肺，于中秋节的次日住进空军总医院，施第二次手术，摘除肺部病灶，愈合情况亦极良好。陈氏以坚强意志，自1988年起，为准备“东亚保险会议”在台湾召开而奔波于各国，并乘间回漳浦旧镇探亲会友。不意在1990年4月间访问东京和汉城回台湾后，左肺又发现癌症肿瘤，并侵入肋部组织，经施行第三次手术后，必需继续注射化学药剂以抑制癌细胞发展，用药后常有强烈反应，而陈氏照常到公司办公，并亲自主持“东亚保险会议筹备委员会”的各种会议。至6月24日以药物反应加剧，才入“孙逸仙治癌中心”治疗，于26日晨不治逝世，享寿68岁。陈氏夫妻笃信佛教，应“孙逸仙治癌中心”黄达夫博士之建言，慨允遗体解剖供医药研究。
  陈氏夫人章振宏女士，龙岩人，与陈为长汀中学高中同班同学，1942年高中毕业结婚，两年后单独赴上海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深造，至1948年毕业，才由上海到台湾团聚。先后在台北师范大学、台北医院任职。子女三人：长子敬华，台湾东海大学理学士，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物理及地球物理学硕士，回台湾任石油公司质监，长媳王平，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企管硕士，任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分行副理。次子健华，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士，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土木工程博士，任美国cheubonoilfleleldreseabchcompany土壤力学工程师，次媳童兴駍，美国boyola大学毕业，任职于paclflcbell电话公司。女友雪，台湾大学生化硕士，哥伦比亚大学生化博士，专攻遗传基因工程任mf.slnalmedlcalschool教授，常利用暑假应邀返台讲学。婿江家驻，美国密西根大学物理学博士，任职于贝尔电话公司。又：陈氏于1947年回故乡接母亲林氏到台湾供养时，携从侄树楠同往，培养至台湾大学毕业又资送加拿大修习土木工程，得硕士学位，任加拿大公路局桥梁工程师。
  柯和坤
  柯和坤，漳浦县城人，炳坤之弟，1962年生。曾任漳浦《漳报》编辑、《青年报》总编辑。1948年往台湾，在台湾大学经济系毕业，任“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成绩卓著。“保险事业研究发展中心”董事长慕其才能及办事认真负责之作风，在柯退休时即礼聘转任该“发展中心”总经理，以事务繁忙，一直未能实现回乡省亲会友之企望。柯自台北漳浦同乡会成立被推为总干事至今，为同乡排忧解难不遗余力，热心故乡公益事业，为“漳浦海外联谊大厦”之筹建收集款项及时妥为转送，深得两岸同乡信赖敬仰。妻柯惠兰，台湾金欧高商毕业，任“产物保险公司”领组。一男四女皆大学毕业。
  张缉熙
  张缉熙，漳浦石榴镇崎头村人，1920年生，龙溪师范毕业。抗战胜利后偕妻王宝碧到台湾，后定居高雄县凤山市，任“友联保险公司”经理，退休后创办“乃光保险代理公司”，任董事长。以热心公益事业，被推选任高雄县“福建同乡会”理事长已二十多年，任内筹建会所，有会议厅、办公室及乡亲休闲、阅读处。张热爱故乡，返乡省亲会友已40多次，为乡里献款修复水陂、引水灌溉长兴十八社田地，砌建乡村石路一里多。为田寮小学建围墙长600米及建校门。自1994年起为长兴、田寮二小学设奖学金，每年奖额4000多元人民币。又为漳浦“海外联谊大厦”之筹建献款10万元新台币，并广为发动募款。在绥安、石榴二镇办三家企业：“南方”机械配件公司、“金泰康”保健品公司、“长兴”鞋业公司。
  台湾机电专家薛小生
  在1994年“远东与南太平洋残疾人运动会”于北京举行前几天的8月16日18时，“奉通杯海峡两岸汽车工业助残宣传暨汽车摩托车拉力展示活动车队”从香港经汕头来到漳浦，在漳浦宾馆停留一夜，然后上北京。当车队进入漳浦市区时，即得到省、市、县体委及残疾人协会、漳浦县五套领导班子、中小学师生一千多人夹道欢迎。当晚，县人民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县长林奕斌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热烈欢迎贵宾。车队领队，台湾裕隆汽车制造股份公司代表薛立宇致词答谢，说他来到漳浦心情特别激动，因为他原籍漳浦，希望海峡两岸汽车工业加强合作，共同促进民族汽车工业振兴。
  薛立宇是漳浦县石榴镇东山村人薛小生的长子，母亲叶宝珍是漳浦著名西医叶家骏的女儿、叶士明医师之妹。薛立宇毕业于台湾大同工学院机械系，任裕隆汽车公司工程中心系统工程师，曾参与飞翔汽车的设计开发工作。其弟立宏，台湾东南工专电机系毕业，自营一家水电工程公司。其妹立敏，“中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这里着重介绍薛立宇的已故父亲薛小生（以下简称薛氏），他是一位于社会有很大贡献的机电工程师，著作丰富的专家。
  薛氏于1918年12月8日出生在东山村农家，排行第四，八岁入乡塾，后转到县城逢源小学就学，毕业时已十六岁，抗日战争期间因学校辗转内迁之故，先后读过漳州私立寻源中学，省立厦门中学、龙溪中学、长汀中学，升入内迁于长汀的厦门大学。1946年厦大毕业，正值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亟需建设人才，被延聘到台湾电力公司（简称“台电”）工作。
  薛氏在“台电”工作36年，擅长配电工程，勤恳工作，并先后编著六本专业实用书，书名：《屋内配线》、《屋外配线设计与装置手册》、《照明用电节约手册》、《电工原理》、《电工规则》、《工业配电》。其中《电工原理》及《电工规则》被高职及大专相关科系采用为教材，薛氏年年加以修订，增添最新资料，予以再版，历年共发行数万册。《工业配电》则是薛氏退休前几年积毕生功力奋力完成之作，兼顾理论与实务，深获好评。
  薛氏曾于1958年至59年担任“退役辅导会”第六代训班主任，分三梯次训练150个分发到“台电”就业的退伍军人。他的这些学生，每逢教师节都从全省各地聚集来向薛氏致敬。
  1959年金门“八·二三”炮战后，金门电力设施受损，薛氏奉派带同技工携带仪表前往抢修一个月，将原来一些不合理的配电线路一并予以改善，以任务圆满完成而得记功奖励。
  薛氏为人豁达乐观，身体一向健康，可是双腿在大学时代曾患关节炎，骨轮受损伤，退休后病情加重，靠服药虽能控制病情，但不适于远行。台湾开放大陆探亲后，薛氏极想回故乡与亲友团聚，冀望以装置人工关节能便于远行，1990年5月29日在“荣民总医院”开刀更换右腿关节成功，于9月25日再作左腿关节手术，不料术后突感呼吸不顺，进而心腑衰竭，医生尽力抢救而回天乏术，于9月27日逝世，没能实现回乡探亲的愿望。夫人叶宝珍几度回乡，并在“泰怡园”购置一套住房，以备不时回来小住，但也不能常来。这次长子薛立宇带领助残车队上北京，特地选择在漳浦留宿一夜，也算是代父亲一遂生前之愿。
  漳浦教育行政机构沿革
  柯清元
  据县志载，宋熙宁年间（1068—1077）漳浦县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设儒学学正一员、学录一员、直学一员、学谕四员，为县学学官，共掌教化，学正为主管。元朝设儒学教谕一员、训导一员。明朝设儒学教谕一员（未入流，服视七品）、训导二员（未入流，服视八品）。清朝设儒学教谕一员、训导一员。康熙三年（1664年）训导一员裁减，二十二年（1683年）复设，专管文庙祭祀和协助科举事务。全县教育行政由知县统辖。（自宋至明清县令改为知县）。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废科举，办学堂，县设视学、监学。
  民国初期（北洋政府时期）县设劝学所，所长由县知事（民初改知县为县知事）任命，掌管全县教育事务。民国十一年（1922年）劝学所改为教育局，设局长、视学等。民国十六年起，福建属南京国民政府管辖，改县知事为县长。翌年（1928年）漳浦县教育局改为县政府教育科，1929年恢复为教育局，设督学、科员、课长、课员、民教指导员等。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闽变”，漳浦县政府教育科改为文化科，三个月后“闽变”失败，复称教育科。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福建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漳浦成立，专员朱熙兼漳浦县长，漳浦县政府各科与专署各科合署办公，专署及县政府第四科（后改为第三科）皆主管教育，合署办公，起初设有县第三科科长、科员，后只设县督学，归专署第三科科长直接领导。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专署迁设龙溪县，专员不再兼县长，漳浦县政府第三科改为教育科。七·七抗战爆发后，本省推行战时民教，县政府增设民教指导员办公室，后合并于教育科，民教指导员改任督学。教育科设科长一人，科员、督学各二人（后科员裁减一人），皆由省政府委派。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县政府增设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由教育科主办，设专职干事一人，由县政府委派。
  1949年9月漳浦解放，县人民政府设立教育科，配副科长一人，科员、督学各一人（职务沿用旧的名称）。1950年11月改办文教科，1954年分设为文化科、教育科。教育科设科长、干事（含主办、人事、会计）、视导员（废除旧称督学一职）、教研员等。1958年7月，文化科、教育科合并为文教局，配副局长、人事、干事等。1961年调整机构，充实力量，设普通教育股、工农业余教育股（今称成人教育股），配股长、干事等人员。年底，因国家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精简机构，压缩人员。成立“中共漳浦县委宣教办公室”，设主任一人（由县委宣传部长蔡新生兼）副主任郑光星、蓝南能、何孝宜等，负责处理全县文教卫生日常工作。原各科局的人员大部分陆续下乡按原本部门的特点搞调查研究，就地参加力所能及的农业生产劳动。1962年，宣教办公室宣布撤消。各科局按原建制分署办公。
  1966年“5.16”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两派群众组织进行武斗，文教局领导机构瘫痪，群众组织各立山头，一派以“正统”自居，保住原来公章，纠集拉拢千部，垒筑山头，坐镇指挥；另一派组合革命群众，另成体系，成立革命领导小组，刊刻公章，上下连系，斗争激烈。1968年10月，各群众组织进行革命大联合，成立“大联委”，由各派选出头头参加建立有权威性的“漳浦县革命委员会”，取代县人民政府。革命委员会分设政治组、宣传组，分管文教卫生工作。由军代表和地方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各一人负责主持日常工作事务。
  1970年9月，县革命委员会设立宣传组、教育组，配组长、干事。1972年11月，改为漳浦县革命委员会教育组。1974年10月，改为漳浦县教育局。1978年3月，教育局并存两套领导班子，局长、副局长6人，干事3人（当时原班子领导3人宣布他调，重新任命副局长3人，后原班子3人他调未成，继续回局视事，以致出现上述情况）。
  1980年教育局经过调整，配局长、副局长、人事、普教、成教、计财等股，配股长、千事。1983年10月，教育局领导班子再次调整，充实、配局长1人，副局长2人，各股设置不变。
  1988年10月，人秘股析为人事、秘书两股，普教股也分为初教股、中教股。1989年6月，教育局经有关部门同意建立保卫科，由一位副局长分管，秘书股长兼任科长。
  漳浦县历来的学校管理体制
  柯清元
  漳浦县自唐、宋、元、明、清历代都有官办的县学，受县令（知县）的制约，由教谕直接管理。元朝在乡社设社学，由社自筹经费，由官督办。明朝漳浦城乡有社学17所，清初只存县城社学4所。历代的书院、义学、私塾等多由私人创办，也有书院和义学是官办的，但不属于正规学校。私塾遍及乡间，学生除少数应科举考试外，大部份以识字实用为主。各村私塾各立门户，自订校规，没有统一的管理制度。清末民初，小学堂处于萌发状态，学堂主持人称堂长或监督。嗣后学堂改称学校，堂长（监督）亦改称校长。自此，小学的管理体制随着基层政权体制的变更而不断改换管理形式。
  民国十二年（1923年），全县划为七个行政区域，即中区县城、南区杜浔、内东区旧镇、中东区赤湖、外东区佛昙、北区官浔、西区象牙，各区所在地设立一所比较“像样”的完全小学。县城小学较多，除县立第一、第二小学外有基督教会办的逢源（男校）、养正（女校）小学。第一区的旧镇还有镇江小学。校与校之间“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直接受县教育行政部门管辖。私立学校也要受政府管理。民国十五年（1926年）创办的漳浦中学由省府委派校长，由县政府领导，经费由县发给。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创办的漳浦私立纯美中学经省教育厅立案，受省府领导，受县政府指导，校董会受校主委托，对学校进行监督。
  民国十七年（1928年）把原来按方位为区称的行政区域改为按编次为自治区，全县分为七个自治区，各区小学的行政事务仍属教育局管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全县推行保甲制度，自治区区公所改为区署，计划每区设立一所中心小学，第一区先将县城培文、培英（原县立第一、第二小学）合并成立第一中心小学，其他各区于次年才就原有区署所在地的小学改为第二（杜浔）、第三（佛昙）、第四（官浔）中心小学。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原来七个区合并为五个区，区署所在地都设中心小学，其布局是第一中心小学（一区县城），第二中心小学（二区杜浔），第三中心小学（三区佛昙），第四中心小学（四区官浔），第五中心小学（五区石榴坂）。中心小学校长受权辅导区内各小学。除中心小学外，全县只有旧镇、赤湖、湖西、马坪、和坑有完全小学，其他乡村只有初级小学或始设于1934年的短期小学。1938年下学期起改短期小学为简易小学，学制由二年改为三年。短期小学、简易小学属义务教育，设于没有完小和初小的较大乡村（小村不设），学龄儿童强制入学，课本免费供给。当时推行保甲制度，以5～7保为一联保，设联保主任，简易小学校长兼保甲辅导员。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改中心小学为中心国民学校，初级小学、简易小学都改为国民学校，统称国民教育，除小学学制（中心国民学校完小，国民学校初小）外，夜间兼办属于扫盲性质的成人班。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全县50联保编并为30乡（镇），各乡（镇）都改乡（镇）公所所在地的小学为中心国民学校，大部份的保都设国民学校。中心国民学校校长有辅导乡（镇）内各国民学校的任务。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7月裁撤区署，全县编并为22个乡（镇），辖235保，翌年再度编并为15乡（镇），辖199保。由于乡（镇）合并，有的乡（镇）有二所中心国民学校，其中一所的校长有辅导各保国民学校的任务，并兼任副乡（镇）长。中心国民学校在校长之下设教导、民教、总务、研究四部，以教员一人兼部主任。各保国民学校一般只有一个校长，一至二、三个教员。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中心国民学校校长不再兼任副乡（镇）长职务。民教部亦撤消。中心国民学校辅导制沿袭至三十八年（1949年）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学由省统一领导任命校长。五十年代后期，省授权专署对中学实行领导。学校实行在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设教务、总务两处和生活指导委员会。1953年教务处和生活指导委员会合并称为教导处。
  小学实行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块块”与“条条”相结合的管理办法。县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小学、幼儿园的行政、业务和教员调配、教育经费安排等。
  1949年10月，全县划分七个行政区域，区政府所在地设立一所中心小学。原乡镇中心小学改为完全小学，各保国民学校改为初级小学。区政府配文教助理员1名，会同中心小学对区辖内实施政治、业务领导。学校建立民主管理的集体领导体制，中心小学建立校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校务委员会为校内决策机构，一切重大的事务须经校委会讨论通过，校长下设教导、总务、研究等处。私立学校重新进行登记立案。公立学校取消国立、省立、县立等头衔。
  1950年全县废除保甲制度，把原来的199保合并为99个乡（镇），划分为7个行政区，区政府所在地中心小学性质任务不变。是年增设第八区。区政府所在地浯江小学升格为中心小学。
  1951年增设第九区（深土），深土小学改为中心小学。全县乡镇重新划分为117个，主要的乡镇办完全小学。1952年增设第十区（湖西）、第十一区（长桥）、第十二区（塗楼），湖西、长桥、楼小学升格为中心小学。
  1955年9月，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撤消第十一区、第十二区，全县重新划分为十个行政区，保留十所中心小学。是年12月，东山县古雷区划归漳浦管辖，原属东山县的岱仔、杏仔、龙口、油澳、下东、港口等6所小学归漳浦杜浔中心小学管理。
  1957年随着县域的调整，原南靖县的南浦、中西、马苑等小学划归漳浦官浔中心小学管理；划原漳浦县官浔辖的刘仓、三美、山边、董浦等小学归属海澄县（今龙海市）。
  1958年3月，撤消行政区建制，以“片”为单位进行领导。下半年实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全县建立十个公社，教育行政部门以公社为单位，首次正式建立城关、石榴、长桥、赤岭、佛昙、赤湖、深土、杜浔、旧镇、浯江等10个学区，受权辅导公社辖内的各级小学。
  1964年随着基层政权的调整，全县再划分为城关、石榴、长桥、旧镇、佛昙、深土、杜浔、赤岭等8个学区。1965年恢复赤湖学区，县属农、林、盐、茶场所办的小学教学业务由附近学区负责指导。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县幼儿园被“砸烂”，县属的实验小学改为队管的“绥北小学”，地、县管的漳浦第一中学改为公社管的“城关五七中学”，由工厂、公社、生产大队组成派出的“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毛泽东思想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学校，宣布废除校长负责制，成立以革命群众组织（派性）代表、学校领导干部、学生干部代表三结合的“大联委”，主持学校行政事务。
  1970年完全中学、中心小学（学区）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初中、完小成立“革命领导小组”，负责管理日常事务。
  1973年，公社成立“教育革命改革领导小组”（简称“教改组”），取代学区建制。公办小学下放给生产大队管理，一般中学下放给公社掌管，公社宣委负责兼抓教育，学校接受公社党委会和县革委会宣传组的领导。
  1977年11月，“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和“贫下中农宣传队”已完成历史赋予的特定使命。正式退出学校。1979年2月，撤消学校“革命委员会”和“革命领导小组”，恢复“文革”前的校名，配齐校长、支部书记、各处（室）主任，实行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一般中学由县教育局管理，漳浦一中由市、县双重领导。撤消“公社教改组”，恢复学区建制学配校长、教导、会计各一人；学校由县教育局管理，民办小学在教育局指导下，由主办单位（社队）共同管理。1981年至1982年增设盘陀、大南坂、万安等学区。
  1984年实行政社分开，公社改为乡、镇，生产大队改为行政村，小学随着基层政权体制的改革而设立绥安、城关、石榴、盘陀、南浦、长桥、官浔、赤土、湖西、赤岭、旧镇、霞美、杜浔、沙西、古雷、深土、六鳌、赤湖、佛昙、前亭、大南坂、万安等22个学区和县直属单位实验小学及实验幼儿园。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决定将普及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实行分级管理。县管完全中学、县职业中学、教师进修学校、实验小学、实验幼儿园、机关干校。乡镇政府分管初级中学、学区、中心小学、幼儿教育、成人教育，村委会分管村小学。全县教育系统的人事调配，财务安排、教育兴革事宜由教育局统一管理。
  1987年8月，从佛昙镇析出马圩、后康、仙都、文安、京里、林埭等六个行政村成立马坪乡，县教育局相应地在马坪建立学区。1989年经县有关部门批准，在县教育局及完全中学成立保卫科，在初级中学与学区建立学区（校）保卫组，配备84名兼职保卫干部（其中62名可着装和配备武器），管理整顿校园秩序，优化育人环境，树立良好校风、教风、学风。
  大南坂中等技术学校始末
  王文铮
  大南坂中等技术学校，全称“福建省大南坂农场半耕半读中等技术学校”。筹办于1964年，当时“教育要改革”的呼声正高，半工半读，半耕半读的办学形式在全国广为推广，在这种大气候下，省农垦厅研究决定在全省105个国营农场中选择漳浦大南坂农场、仙阳茶场分别试办半耕半读中等技术学校，具体的办学宗旨是培养农业技术人才，服务农场农业生产。经省高教委批准，为正规的中等学校。
  学校于1964年初开始筹办，由副省长、农垦厅厅长刘永生任名誉校长，大南坂农场党委副书记李宋保兼任校长，抽调张功树（原农场党委宣委）任常务副校长，王文铮任教务负责人，卢荣忠为生产负责人，那家祥、谢成周为军事、生活负责人，以及陈渊栋、许乃武、吴家栋等10名教师；1966年又调进郭志朗、郭民政、黄斯文等3人。
  七十年代以前，万安、石古都属于大南坂农场的分场，学校校址就选在万安分场华侨新村。此新村是六十年代初为接待印尼排华归来的华侨所设，建有三幢同式的二层楼。学校选择在这里设立时，拨出第三幢为师生宿舍，第一、二幢仍为归侨住房。1966年下半年又在食堂前建一座一百多平方米的简易餐厅，以竹筒为支架，稻草盖顶；并建三座标准教室（位于现赤土乡政府大楼后）。
  学校于1965年元月五日正式开学。自开学前至9月份陆续招收高农一班学生25人，初农二班学生94人，按照当时的“军事化”习惯，分别编为一排、二排、三排。学制均定为三年。生员主要来自大南坂、大帽山、白竹湖干部职工的子女、亲属。由于大南坂干部职工的籍贯构成复杂，学生分别来自福建、广东、四川、江苏、安徽、海南等省的36个县，有十几名是归国不久的印尼华侨。1966年9月又招收第二批学员100余人组成三个排。学生享受农场正式职工的待遇，每月40斤口粮，伙食费9.50元，公费医疗。
  学校的办学形式为半耕半读，但一开始主要是劳动建校，除修建操场（在现赤土乡政府与华侨新村之间）等基本设施外，主要是搞生产基地建设，在赤土的万安村、瓦仔溪村和新村之间，夯筑等高环山梯田，开辟了数百亩的剑麻基地、水果基地和粮油基地，又于学校南侧开辟十几亩蔬菜基地（学校倒闭后移交给农场成为万安农场主要的经济支柱之一）。1965年秋天以后，才开始趋于正规化，半天读书，半天生产劳动，农闲多读，农忙少读，雨天多读，晴天少读，随着农事季节变化调节劳动和学习的时间，但原则上遵照办学前制定的教学生产大纲安排年度教学、生产任务。教师多是农学院的毕业生，也有第一批上山下乡的高中毕业知识青年。学生的编排：一、根据文化程度。二、根据年龄，不少在入学前己辍学参加农场劳动多年，已可独立安排和执行生产劳动。学习主要课程除基础课必修课外，专业课选择农业、果树、畜牧、兽医等有关课程。学习、劳动和生活都极其紧张、活跃，充满了军事化，并有一个13人的武装基本民兵尖子班，上操、劳动都全副武装，走在前头。一支文娱宣传队，经常自编自演各种服务于政治的小节目，到处宣传演出。一时，形成了很好的社会影响，各级领导对这学校的前景充满信心。刘永生名誉校长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到过学校二次。常务副校长张功树于1965年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半耕半读教育工作会议，订做一批用毛主席字体拼凑的“福建省大南坂半耕半读中等技术学校”校徽，带回给师生佩戴，一时全校欢欣鼓舞，激动若狂。但不久“文化大革命”席卷这所旭日初升的学校。
  1966年5、6月份，校园内张贴满大字报，攻击对象从“三家村”直到校领导。6月20日半夜，形势逆转，一个学生在大会上被点名，责成检讨。但8、9月份又开始出现攻击“当权派”的大字报。选派2名红卫兵到北京参加国庆节检阅，回来作报告，当时大串连之风已遍及全国。11月初组织全校100人，分乘三部客车，南下串连到汕头，住了一星期，回来时，324线国道上已挤满串连的队伍。1967年元月，大串连队伍陆续回来。但少了杜浔人刘宗德一人，他已因患脑膜炎死于三明。接着宣布1966年9月份入学的新生或返回原校闹革命，或遣散回家，仅留下一百余名旧生留校闹革命。以后便是“大辩论”了，分为两派，先是仅有30余人的少数派在学校内住不下去，避居于万安农场场部，11月27日半夜，场部被多数派（二八派）攻占，少数派与万安工农总部（二七派）逃往赤土公社的万安村和旧镇公社的浯江，12月4日下午二七派反攻，攻占万安场部，农场的二八派和同派的耕读学校学生逃往大南坂场部，直到大联合才回来。
  少数派和当权派们回到学校后，搬出校舍大楼，住进建好不久的教室，其间，义务参加过附近生产队的农忙劳动。无事可干，便请来农场机务队的老拖拉机手教农业机械专业课程，半个月后，搬到机务队学习开拖拉机、修理汽车和拖拉机等机械。到1968年10月大联合时，十几个学生都已经能独立驾驶拖拉机及进行一些维修工作了。
  逃到大南坂农场的二八派学生回来仅一个多月，刚刚把被破坏的环境和宿舍整理好，师生们便以紧张的神情注视着手执红白棍的纠察队进出校门。11月16日，农场就派员前往在第二次正式启用的教室里宣布学校下马了。遣散的方式是，绝大多数学生回到原来的地方，部份根据志愿安排到农场各队，余下十几名外地来的，无其他选择的余地，留在新村剑麻队劳动，成为正式的农场职工。
  多年以后，根据闽高教（84）人字010号通知，由福建省农业厅于1984年5月对该校高农毕业的25人补发了综合农业专业的毕业证书，享受中专毕业待遇，已参加行政工作的，均转为国家干部。而初农二班，仅发给肄业证书。至此，这所漳浦县历史上唯一的中等专业学校，有始有终地宣告终结。
  古镇新姿说佛昙
  陈旺寿
  佛昙旧称佛潭桥，以“佛头倒影”（山峰巨石似佛头，倒映潭中）得名，又叫浮南桥。自古至今是漳浦县东北部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又是侨乡和台胞祖籍地，是既古老而又新颖的集镇。
  佛昙之古：按大荟山岩画内容大都是一个圆窝穴外刻一重或二重圆弧分析，考古学家认为或是先民以刻画动物蹄印记录狩猎成绩，或用以祈祷畜产丰收，或是母系氏族时代女生殖器崇拜的遗迹。这一带又发现许多石箭簇，石奔等新石器时代遗物，可推断，在商周以前这里已经有人类。
  有文献可据的：唐朝垂拱二年（686年）陈元光建立漳州和漳浦县，立行台于四境，东行台在佛潭桥，巡逻范围及于太武山，陈元光曾东巡至此，与行台官兵同出发巡逻，写下壮丽诗篇《晓发佛潭桥》。
  佛昙之新：这里是漳浦著名的侨区，由华侨杨纯美等先生投资，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建成通旧镇与“龙诏路”（漳州通诏安）衔接的公路，成立汽车公司。早先已有佛昙“五行”合资建置的“潭江号”汽轮往返厦门，这就形成了水陆联运，使佛昙地区的货物吞吐更加频繁，促进了经济发展，也促进了文化交流。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夏，杨纯美先生创办的纯美中学开学，是当时的漳浦县最高学府，闽南各县学子来此求学，佛昙成为培育人才的摇篮。解放后，尤其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佛昙更以崭新的姿态全面飞跃发展，这得分成几个方面来记述。
  交通运输
  杨纯美先生原先设想的，也是佛昙一带的人们梦寐以求的，从佛昙南通旧镇，北通厦门对岸的屿仔尾公路——镇港路，只实现南通旧镇段，而且在抗战爆发的次年（1937年）厦门沦陷后就由国民党政府征召民工把此路破坏了，抗战胜利后一直未能修复。解放后于1955年2月完成了“镇港路”（又称“旧屿线”）全长62.3公里的公路，而且从港尾另辟一条公路经浮宫、石码达于漳州，横跨鸿儒江的公路桥起初是木桥，1962年利用古桥墩重建双车道石拱桥，长148米多。这一来，漳浦、云霄一带旅客、货物不但可以自杜浔经旧镇、佛昙至屿仔尾，过渡便达厦门，而且上通漳州，称“漳云线”，是与324线国道分担流量的“海线”，也是佛昙镇上通漳、厦，下通广东的大动脉。1984年佛昙镇投资20多万元铺设镇区路段柏油路面，1992年又铺设柏油路面从松仔岭至前亭车站。松仔岭是出名的纵坡路段，1986年降坡改线长370米，总投资35万元。
  华侨陈照馨先生主持，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建成佛昙通马坪公路，当时因为没有经费建公路桥，只能在下坑上下车，公路也于抗战时破坏，至1958年才重建通车。
  华侨蓝秋金先生主持，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建成的佛昙通湖西公路，同样也于抗战时被破坏。1975年不但修复佛昙至湖西公路，而且越过湖西岭经赤土开至火烧埔，称“火佛线”全长28.2公里，与“牛旧线”（从南靖牛崎头经平和、漳浦县城到旧镇的公路）衔接。
  1969年建成自佛昙经赤岭、官浔到三古与324线衔接的公路，称“三佛线”，全长35公里。
  这样一来，佛昙的公路就四通八达了。镇内又建了除大嵩海岛以外的村村相连公路，机动车往返频繁。
  佛昙的交通运输，历史上以水运为主，自清朝至民国，有三桅大帆船往返于宁波、温州、汕头、厦门、香港、台湾、澎湖，输出花生油、葱头、蒜头、荔枝干等土产，输入工业品及浙江草席、木屐、台湾米和糖，后发展为机帆船运输。佛昙与厦门之间的航运，由木帆船发展为汽船（俗称电船）运输。但抗战期间海运中断，载重一百担的“潭江号”汽船本来每日往返厦门一趟，抗战爆发的次年（1938年）厦门沦陷，海口封锁，“潭江号”被国民党军政当局征用凿沉于三江口。抗战胜利后佛昙商家再购置六鳌号、和美号、侨通号汽船恢复海上运输，而临解放时又被国民党军队所强征。1950年佛昙码头工会组成运输服务公司从事海运，至1975年已发展到木船5艘（载重150吨）、机动水泥船1艘（载重55吨），但木帆船于1983年部份为台风所毁，机动船于1986年6月沉于南澳海域，从此该公司转为陆地客车运输。由于公路四通八达及佛昙港淤塞的地理变更，八十年代起鱼虾池遍布港区，现在佛昙的交通运输主要靠陆运。而海岛与陆上的交通则得到改善，1992年投资70万元（省投资42万元，县、镇投资29万元）建成白石、岱嵩、整美三码头，结束了连小船也不能靠岸而必须涉水上陆的历史。
  水产养殖
  佛昙渔业本来以海上捕捞为主，只有少数淡水鱼池和港湾围埭养鱼，及利用天然滩涂抛放石块让牡蛎自行附苗，粗放粗养，产量甚低。然而佛潭湾滩涂面积4万多亩，可利用养殖的面积3万亩，是潜力极大的宝库。
  滩涂围垦八十年代开始大发展。1981年，省水产养殖公司投资2.5万元，在佛昙石埕村建立虾池180亩，试养长毛对虾成功，引起佛昙人对养虾的兴趣。1982年，东坂村建鱼池1030亩，养鱼效益甚好，引发全镇农民围垦海滩的积极性。当时在农业生产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新形势下，联产承包到户的水产养殖业迅速增加。1985年，镇政府开始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并发动村民合股投入资金，大规模围垦海滩建设鱼虾池，至1991年，共有鱼虾池二万多亩，总产量30450担，值3654万元，占全镇农牧渔副业总产值的50％。1992年虽遭受灾害挫折，以后吸取经验教训，实行鱼虾混养，加强科学管理，使养殖业持续发展。
  随着水产养殖业的发展，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全镇先后办起5家冷冻厂，三家在镇内，一家在东坂，一家在整美。
  捕捞渔业
  纯从事渔业捕捞的渔村只有岱嵩岛，其他滨海的轧内、后许、白石、后社、下坑、先锋、下苏、东坂、整美、岸头、石埕等村都是渔农兼业。历史上由于资金短缺，渔船小，设备简陋，只能作近海捕捞和定置作业。解放前仅有放绫小船10只、定置网50口，年捕鱼量不上二千担。解放后人民政府从资金、设备、技术等方面给予支持，改革开放后加上海外亲属资助，购置了机动船，至1993年，全镇已有机动渔船320艘，年捕鱼量达4.4万担。
  近海渔业资源逐渐减少，岱嵩、整美、后许等村自1989年秋季起，开始开拓外海渔场，至1992年，全镇共新造载重70吨以上外海渔船16艘，组织成立“佛昙渔业开发公司”，合股集资扩充外海捕鱼能力，至1994年初，共有渔船300余艘，其中装机12匹马力左右的有50艘，24匹马力至150匹马力的250艘，150匹马力以上的大绫网渔船65艘，各船都齐备网具、通讯设备、探测仪器、航行器具，具备外海捕捞能力。现佛昙渔业开发公司已加入福建省远洋渔业公司，准备进一步开拓远洋渔业。
  农业
  佛昙镇解放前只有耕地189亩（当时东坂、洞野、花林、苏厝、港头属前坪乡，不计在内）。解放后经过开荒扩种，扣除基建用地，现有（包括东坂、洞野、花林、苏厝、港头等村）耕地28170亩（其中水田1042亩，农地17758亩），人口（1993年统计）49305人，人多地少，而且多是农地，少水田，米谷不够自给，一向农产品的输出以花生和花生油为大宗，而输入粮米，一般村民以番薯和大米搭配为主粮。
  各种种植业
  水稻。靠山的一方多是山垅田，靠海的一方多是埭田，解放前产量很低，平均每亩年产量不上200公斤。解放后改良土壤，兴修水利，推广良种，指导科学种田，产量逐步提高，现每亩平均年产量800公斤左右。
  番薯，适应性强，产量高，四季都可种植，海滨沙园大量种植。解放后引进良种，改进种植技术，肥足水足，亩产万斤薯已不罕见。
  花生，是本镇主要的经济作物，经过引进良种，产量逐步提高，每亩平均年产量从原来100多市斤提高到400市斤左右，年种植面积扩大到近万亩。
  蔗糖，由于沿海风大不宜植蔗及不让甘蔗与水稻争地，大都种植在土质甚差的山坡旱地上，产量不高。解放后改善种植条件，引进良种、改牛力拉动“石盾”榨蔗为机器榨蔗，仍产红糖，每年亩产蔗量从2000多市斤提高到上万斤，种蔗面积从198亩增加到1992年的6000亩。
  其他农作物还有小麦、大豆、豌豆、高梁、木薯、蔬菜、水果等。果树主要有龙眼、荔枝、桃李、柑桔及少量柿、梨。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镇政府大力推动造林，至最近，山林及海滩防护林共29517亩，占沙滩山地面积的80％，山青林茂，海滩防护林带挡住了风沙侵袭。
  水利建设
  农业的增产与水利建设息息相关。人民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和物力，领导群众大力兴修水利。受益本镇的有下列水利工程：
  1、石过陂水库，位于马坪镇仙都村，建成于1959年3月，以土坝拦截马坪溪上游水源，主坝长228米，高22.7米，顶宽6.7米，库容1100万立方米。六十年代完成渠道长38公里，本镇洞野、下坑、东坂、林埭及前亭镇的桥仔头、过港、墟仔、大社等村为主灌区。
  2、赤兰溪水库，位于龙海县白水镇郊边村后，建成于1966年11月，以土坝拦截佛昙溪上游水源，坝高25.93米，顶宽5米，长181米，库容1000万立米，与石过陂水库联成同一灌区。
  .3、杨美水库，位于赤岭乡杨美村，以土坝拦截佛昙溪上游水源，坝高29.5米，顶宽5.1米，长190米，库容3800万立方米，建成于1972年底。1975年完成左右干渠，右千渠于1989年从后堀延伸至后许坪东雄村。本镇及前亭镇七个行政村为主灌区。
  4、水吼山水库，位于东坂村水吼山，库容24万立方米，建成于1957年2月，主要灌区东坂村。镇政府于1988年建成日供3000吨的自来水厂，以水吼水库为蓄水池。
  此外，有小（二）型水库14处，位于下坑、人坪、石门等行政村；及人坪抽水机站、港头溪拦水陂等，有效灌溉面积3185亩。
  提水工程有整美机灌站，建成于1973年9月，蓄水量2万立方米，装机2台共124匹马力，二级提水，后因失修，现基本报废。
  全镇有排灌机械447台共2564匹马力，包括机灌、电灌、喷灌、机井等设备。
  乡镇企业
  解放前，佛昙除“友泰”米厂以机械碾米外，只有手工业作坊，主要有榨花生油的“油车”多家，造船厂一家（后兄弟分家成两家）。
  1952年工商业普查，全镇共有工业企业（米厂）一家，手工业作坊89家，商业企业102家。1954年在“友泰”米厂的基础上扩建为地方国营漳浦县第二碾米厂。后改名“漳浦县粮食局佛昙米厂”，有固定资产2.02万元。至1989年，该厂配备有砂棍喷风米机2台，自动紧辊橡胶砻砻谷机、重力谷糙分篱筛、选筛去石组合机各1台。
  自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起，佛昙开始有集体工商业，现属镇办企业：
  造船业。1956年由“协顺南记”和“协顺通记”两家私营造船厂合并为“工商联造船合作社”，1975年改为“佛昙造船厂”，隶属于手工业联社，1978年划属佛昙公社社办企业。1979年实行“三定一奖赔”，1980年年总产值117.56万元，利润37776元。1986年实行厂长承包责任制，年产值54.9万元。
  改革开放后佛昙又有合股的蓬山造船厂及个体造船户10多家，分布于先锋、岸头、整美等处。
  农机具厂。1956年初，由木匠、铁匠、单车修理户等30名手工业劳动者组成“佛昙铁木合作社”，1964年改为“佛昙农机具厂”，主要从事水车、拉达、风柜、犁等农具的生产和修理。1979年实行“五定三挂钩一奖赔”生产责任制。1988年实行承包责任制。
  综合社。1956年初由理发、弹棉、照像、刻印、缝纫、白铁修配、针织、家用电器等行业手工业者组成“佛昙综合社”。1986年实行承包责任制，上缴利润中一部份作为退休工人福利费。
  农械厂。1979年12月，佛昙公社投资10万元创办“佛昙农械厂”，厂区面积6600平方米，建筑面积550平方米。主要从事拖拉机、抽水机、双轮双铧犁等农机具的维修。1984年以后转为修理各种摩托车、汽车，年产值7.5万元。
  冷冻厂。1987年，佛昙镇与县水产供销公司合资近300万元联办“佛昙水产冷冻厂”，配备丹麦产平板速冻机二部、西德产100吨冷库一座，主要从事水产品的加工冷冻和销售，兼营农副产品冷冻贮藏。
  土产供销公司。1985年投资70万元成立“佛昙供销公司”，主要经营花生仁、玫瑰茄、高粱、旱麻皮等购销和对虾、盘仔鱼、河豚、海带等水产品的加工运输，设有木器厂、饲料厂、农副产品加工厂、食杂门市部，年产值200万元。
  水产供销公司。佛昙镇政府于1986年投资120万元，派出企业干部杨丰盛驻厦门，设立“厦门佛昙水产品供销公司”，主要从事经济鱼类、对虾等水产品的冷冻销售，年产值一千多万元。
  水产饲料公司。1992年投资30万元成立“佛昙水产饲料公司”，从事对虾饲料产销，年产值150万元。
  渔业开发公司。1992年3月投资127万元成立“佛昙渔业开发公司”，从事海洋捕捞及渔需供应等业务。其规模已在《渔业》一节记述。
  糖厂。1980年投资24万元建立“佛昙糖厂”，址在东坂村公路边，占地24亩，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配备压榨机2台、炼糖锅27个，卷锅3个，日榨蔗量10万市斤，日产红糖量1.1万市斤。鹿溪糖厂建成后，全县甘蔗集中于鹿溪糖厂生产白糖，佛昙糖厂厂房于1987年租给港商何方楚先生办针织制衣厂。
  盐业。有佛昙盐场、东坂盐场、庄厝盐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佛昙出现私营联合企业，至九十年代初，全镇共有股份制企业475家，主要有：整美冷冻厂。本地个体户联合办厂，与香港连达水产总行合作，引进港资18万元，改造旧设备，扩建冷冻车间，冷冻水产品销往香港。
  东坂冷冻厂。引进外资100万元，加强流汰式条冻车间设备，冷冻水产品打进国际市场。
  吟兜机砖厂。石埕、园东两村人合股，并从福州和长乐引进资金和技术所联办，总投资40万元，日产机砖2～4万块，年产值150万元。
  三资企业
  自1988年至1994年上半年，佛昙镇共引进外资创办25家三资企业，著名的有：
  佛昙针织制衣厂。佛昙镇与香港美事发有限公司、闽虬行合作开办，1988年1月投产。投资总额30万元美元，厂区面积28亩，建筑面积3339平方米，配备手机230台、花机480台、集装箱车2部，有职工510人，年来料加工产值2591万元，工资120万元。
  福茂水产开发有限公司。1990年佛昙镇与台商张先生合作开办。佛昙镇有偿提供位于白石外滩的水产育苗场16.8亩，张投入资金80万美元，有工人五、六十人，专门培育台湾草虾及日本斑节虾苗，为漳浦养虾业引进良种起到很大作用。
  吉样泡沫塑料厂。侨胞蔡福庆于1991年与佛昙镇合资开办，总投资50万美元，有职工40多人，生产销售塑料农具和其他制品，年总产值近千万元。
  同泰金属家具有限公司。佛昙镇于1991年与台商李鸿麟合作开办。佛昙镇有偿提供厂房320平方米及场地200平方米，李投入25万美元，从事金属床产销，职工32人，年产值近千万元。
  盛丰蔬菜制品有限公司。台商林春凉于1991年10月在洞野村投资10万美元开办，主要从事小黄瓜、笋菜等蔬菜的半成品加工，外销于台湾和东南亚各地。
  永煌书画工艺品有限公司。台商陈铭波于1992年5月投资10万美元在园东村开办，从事书画工艺品的制作和销售，有职工20人，年产值55万元。
  虹海水产开发有限公司。台商许德发于1992年12月投资116万美元在后许村开办，育苗池30亩，培育台湾对虾、日本斑节虾及鱼、贝等种苗。
  鸿群开发有限公司。台湾豪德实业有限公司于1992年12月投资1000万美元在佛昙工业开发区计划开发土地建厂房200亩。
  宏兴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台商郭春福于1993年4月投资273万元与佛昙镇合资联办，址在石埕村，主要经营水果及蔬菜的加工冷冻，产品外销。
  鸿群电器有限公司。台湾豪德实业有限公司于1993年6月投资142万美元在园东村开办，生产果汁机、马达、转子、定子等电器。
  腾达绳网开发有限公司。港商杨腾其于1993年5月投资30万美元在下坑村开办，当年投产。
  佳禾纸品工业有限公司。寓台佛昙人杨西明于1994年4月投资42万美元，在佛昙工业开发区购地10亩建厂房600平方米开办，以女儿杨梅兰为代理人。
  万国石材开发有限公司。台商张丰盛于1994年初投资50万美元在新安村开办，从事石板材生产外销。
  新都酒店。港商杨小龙于1993年6月投资43万美元所建，址在岸头村鸿儒江南岸，用地二千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100平方米，开办旅馆、餐厅、卡拉0K舞厅等服务。
  鸿山石板材厂。址在人家崎，1993年开建，主要生产出口石板材。
  公共设施
  为适应经济发展商贸繁荣的需要，佛昙镇自八十年代以来扩展公共设施，建设项目有：
  电讯。1989年元月开通500门自动电话。1992年5月开通100瓦自动寻呼发射台；6月，国家投资1000万元，安装1000门程控电话机台。1993年底，又兴建装容量一万门以上的邮电大楼，实现电缆管道化，传输光纤数字化，可与国内外各地直拨通话。
  自来水工程。东板村首先完成，镇内于1988年完成，岱嵩村于1989年完成，白石、后社于1990年完成，花林村于1991年元旦完成，后许村于1991年12月完成，洞野村于1992年完成。至1994年，全镇饮用自来水的人数已占总人口数的百分之六、七十。
  街道。1981年11月建成自供销招待所至粮站的水泥路面，长300米，宽8米。1982年修建崎街石板路，长110米，宽5.5米，排水阴沟长110米，宽0.6米，深0.4米。1984年修建岸头街石板路，长400米，宽4米。1984年兴建鸿江大街，从风动石至芙蓉山南麓长2300米，平均宽16米。1985年兴建墟埔至白石村的海滨路。1989年10月建设自岸头村大祖潭边至石埕村农机具厂街道水泥路面，长300米，宽6米。1992年拓建从鸿儒小学至东门兜外河的水泥路面，命名“育才路”，长1000米，宽6米，两边以条石筑排水阴沟，宽深各1米，长2000米。同时铺设中街水泥路面。蓉山水泥路面，长400多米，宽5米，东接鸿江大街，西接港头柏油路，1992年建成。石村的学府路于1993年下半年动工，1994年上半年建成，长700多米，宽8米，从中街起直达二中校门口。
  市场。1983年拆除瓦木结构的旧市场，就原地重建条石与水泥混合结构的新市场，总面积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600平方米。1992年择址再建“佛昙农贸市场”，用地面积28.64亩，第一期已完成商住综合大楼八幢各四层，建筑面积11640平方米，及中心市场AB二座，面积2200平方米，街道面积5000平方米，形成一座商业小城。
  华侨与教育事业
  佛昙的文化教育自古至今居于全县前茅。尤其自近代佛昙成为著名侨乡以来，华侨热心故乡公益，对兴办教育事业尤其不吝平生积累慷慨投入。杨纯美先生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夏季开办的纯美中学一度成为漳浦县最高学府（其时漳浦县立中学因经费问题停办八年）。解放后纯美中学改为漳浦县第二中学，其规模和成绩仅次于设在县城的漳浦县第一中学。现在佛昙镇有：完全中学一所，即漳浦县第二中学（简称二中），自1980年以来扩建教学楼二幢24间，宿舍楼3幢，校友楼一幢840平方米。1992年共设38班，学生1868人（其中初中20班965人，高中18班820人，职业高中83人）有教职员工133人。学校多次被评为县、市先进单位，造就人才众多。自1989年以来，侨胞柯汉扬先生在二中设“纯美奖学金”，每年颁奖二万多元。柯先生并倡立“纯美纪念馆”以弘扬杨纯美先生办学精神。初级中学三所：东坂中学，创办于1985年，校园面积68亩，基建面积1500平方米。1992年有六个教学班，学生289人，教师23人。施教区为东坂、下苏、洞野和花林。办学八年间已有毕业生445人升入高中及中专。鉴湖中学，创办于1992年。鉴湖（大坑、后许、轧内）为著名台胞祖地，漳浦同乡会理事长陈建仁捐资并倡导鉴湖东氏台湾族裔捐资为该校设置奖学金。鸿江中学，新创办于1994年，址在园东埭头，为减轻二中压力，把吟兜、石门、新安、人圩，及园东一部份划为该校施教区。此外还有岱嵩等小学附设初中班，均有成绩。小学方面，佛昙学区辖本镇及白竹湖农场的和坑小学共20所，1992年有18个教学班，学生6456人，有教师235人。其中：佛昙中心小学，前身为民国初年国会议员杨士鹏于1922年倡办的莲山小学，1935年改为中心小学。解放后校舍几经改建扩大，1984年新建教学楼一幢，1992年再由岸头、先锋两村集资及侨胞捐助，再建教学楼一幢。1992年有12个教学班，学生585人，教师28人。鸿儒小学，址在园东，侨胞杨江泽先生捐资兴建校舍，用地4200平方米，基建面积1060平方米，于1967年开办。1992年有14个教学班，学生637人，教师28人。石埕小学，1974年由石埕村集资及侨胞捐资建校，1993年侨胞杨文先生又捐资10万元增建教学楼一座。共有12个教学班，学生525人，教师24人。蓉山小学，址在下坑，1959年建校，1989年新建教学楼一幢。1992年有16个教学班，学生515人，教师21人。港头小学，1925年建校，1992年有9个教学班，学生283人，教师13人。下苏小学，1958年开办，1992年新建教学楼一幢。有8个教学班，学生284人，教师11人。东坂小学，1930年开办，1971年、1989年两次新建校舍，小学教室及办公楼宿舍690平方米，初中班教室3间，1992年有13个教学班，学生612人，教师22人。洞野小学，1958年开办，1987年侨胞蔡福庆先生捐建教学楼一幢，1992年有6个教学班，学生170人，教师8人。花林小学，1944年开办，1986年侨胞黄良寿先生捐建校舍，1992年共有6个教学班，学生187人，教师8人。岱嵩小学，1935年开办，1991年归侨杨维廉先生捐资并倡导侨胞捐资20万元新建教学楼一幢，1992年有12个教学班，学生383人，教师29人。自1976年以来附设初中班，1992年有2班，学生72人，教师6人，漳州市人民政府授予“办好初中先进校”奖状。整美小学，1932年开办，1978年后利用原部队营房为校舍，1992年有6个教学班，学生207人，教师9人。白石小学，1935年开办，1974年新建校舍，1989年再由白石、后许二村集资新建教学楼一座，1992年有14个教学班，学生533人，教师20人。鉴湖小学，址在后许，1930年开办，1985年建新校舍，1992年易址，重建新校舍与中学在一起。1992年有11个教学班，学生345人，教师18人。代卿小学，址在径口，1930年开办，1970年侨胞陈荣金，荣泰兄弟捐资建新校舍，1992年有7个教学班，学生257人，教师10人。人坪小学，1948年开办，1957年侨胞杨牛高先生捐建校舍一座4间，1990年先生再捐建教室，1992年有6个教学班，学生170人，教师8人。新安小学，1942年开办，1966年建新校舍，1993年易址，重建教学楼一座。1992年有10个教学班，学生283人，教师14人。吟兜小学，1956年开办，1984年华侨献款建新校舍，用地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450平方米，1992年有6个教学班，学生195人，教师6人。石门小学，1956年开办，1985年建新校舍，华侨杨合成先生献款，于1990年和1993年二次扩建改建新校舍。1992年有6个教学班，学生131人，教师7人。欧厝小学，1973年开办，1992年有一个教学班，学生15人，教师1人。
  华侨与医疗卫生事业
  佛昙华侨对故乡医疗卫生事业做出巨大贡献：1960年华侨杨江泽、杨彩兰、杨振泳等12位先生捐建华侨医院（即漳浦县第二医院），建筑面积600多平方米。1966年，印尼杨氏联谊会购赠一部救护车及其他设备。1980年，华侨杨朝茂、杨江泽、陈辉大、杨锡恩等先生又为华侨医院赠送器材设备。1988年归侨杨维廉及其弟侄捐献人民币为华侨医院增建妇产科楼房一座10间，并与华侨杨嘉文、蓝赞绪、杨朝茂等20位先生共献款扩建门诊楼和添置大批医疗设备。统计自1960年至1993年，华侨共为佛昙华侨医院捐资30多万元，所建所置占全院固定资产一半以上。现华侨医院基建面积2000平方米，有门诊、化验、住院、妇产科四座大楼及三座宿舍楼。设备有手术床、万能产床、电冰箱、干燥箱、救护车等。整美村岱嵩村和洞野村也由华侨献款各建保健室，购置医疗设备。华侨又集资建漳浦县侨联大厦于佛昙。
  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道迈进
  佛昙自古为漳浦东北重镇，清朝有大量人口分衍于台湾及东南亚各地，成为重要侨乡和台胞祖地。现佛昙为拥有5万多人口的大镇，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加速发展，农业产量提高，水产养殖业迅速增长。工商业空前繁盛，现有工商业一千多家，其中“三资”企业25家。住宅大量扩建，楼房林立。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一般人家都有电视机及家用电器。教育事业大发展，人才辈出，为社会做出贡献。总之，佛昙古镇正以崭新的姿态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道迈进。
  漳浦县第一个“亿元村”一一绥西
  一村民
  绥西村原来十分荒凉。在县城西隅西湖之滨，曾经是瓦砾遍地的废墟，因为原先清朝富豪们的花园楼阁，于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一日（阳历1865年2月16日）太平军攻破漳浦城时被付诸一炬，夷为平地，只遗留“后楼”地名，和几个用三合土筑成的鱼池，积满污水，以及一头架在池中，一头架在岸边的“水阁”遗迹。小时（三十年代）我从那边经过十分害怕，因为传说池中有水鬼，那原是水阁的池中石柱被说成是钉着水鬼的“石钉”。还有一片土墩，据说下面便是“骷髅堀”收埋着无数死于战乱中的遗骨，亡魂出没于这一片废墟上。清末的战乱，继之以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飞机狂轰滥炸，真是满目疮痍。
  绥西村（行政村）有西湖、埔顶、西门三个自然村，住民原来大都务农。有部份村民早先原非农民，他们住在西街的三房巷、打锡巷、龙亭巷、金芳巷、许官巷、驿内巷、造花巷、街仔前一带，成份复杂，有地主、商家、小职员、小贩，以及打零工、“挑大路担”的贫民。土地改革时，地主改造为劳动者，贫民分到土地，商家也有因经营维艰自愿转入农业的，于是，这些市镇居民成为农民。
  现在，绥西人没有农、工、商的界限，有的一家人有几种职业，亦农、亦工、亦商，因为人口增加，耕地减少，工商业迅速发展。原先的三个自然村也与街市相连了，因为，随着人口增长，那些原住街巷间的村民再也不能在原来狭窄的住处呆下去了，纷纷在西部郊虎仔山下一带扩建新居，非农业户要建房也只能建到城外去，那原来十分荒凉的郊野便成为楼房林立的新市区了。西街闹市区与原来西郊三个自然村连为一体。
  绥西村除了抓住原来的农业生产不放外，并发展村办工商业和股份合作制工业三十多家，其中年产值150万元以上的有7家。自1992年以来，绥西全村年社会总产值一亿多元，成为福建十三个“亿元村”之一，是浦县第一个“亿元村”。其中，农业产值350万元，工业产值5500万元，第三产业产值4550万元。现村的集体固定资产有1000万元，年集体纯收入60万元。农民年人均收入2200元。村民不必上缴“三金”和农业税、公粮，全由集体经济理清。
  绥西村的成就，有人归功于村“两委”，有人说是由于地理位置好，有人认为是党的好政策所使然。三者都说得对，但如果只强调其中一项而忽视其他二项，就都是片面的。其实，这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配合的结果。试想，如果是“四人帮”的“天”，极左路线之“时”，连私栽一株果树都要砍，连自种一株南瓜都要拔，连在自留地里种经济价值较高的药材“印度草”都要锄除，村领导人推行今日这样的富民措施，会不被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斗吗？如果是“地”在听不到汽车声的山旮旯里，办“绥城酒家”、机砖厂、办“漳绥石油公司”和加油站行吗？当然，共天时地利者未必都能有如绥西那样大的成就，决定因素还在“人”，“事在人为”是一句成语，也是现实。绥西村有处于闽粤交通线上的“地利”，以村两委密切配合的“人和”，缘改革开放的“天”，不失“时”地抓住机遇，领导广大村民奔小康。集体富了，水涨船高，个人也收入大大增加，生活明显改善，村干部得到群众拥护和上级信任，领导班子四位主干：党支部书记李传来、副书记林寿森、村委主任戴程山、副主任蔡天华，都是几届连任，这样稳定的领导班子，步调一致地从探索到实践，经过艰苦奋斗，领导村民有方，才实现了“亿元村”，被誉为“漳浦第一村”。绥西，从前曾被说成“睡狮”，如今被称为“醒狮”。
  绥西村的具体成就
  农业方面，全村只有近千亩水田，而人口三千多，每人平均只有三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十分重要，这只有依靠科技。村里采取集体育秧的办法，实现种子杂优化，使水稻每亩年产量达到一吨，自1992年以来成为“吨谷村”。绥西村被征用许多土地，开发工业区又动用很多土地，但那大都是山坡地，原来是“冢仔埔”，有的虽经过开荒种杂粮，而产量甚低，对于水田则不肯轻易减少。
  有人说绥西是靠“卖土地”富起来的，那似乎说得有点“理由”，但如果把土地使用权转让赔偿款分净吃光，就是再多的钱也只是“过眼云烟”。绥西村无论集体或个人，都善于运用有限的资金发展无限的事业。如：1984年，村两委利用土地转让赔偿款，对原来在穷困情况下因简就陋兴建起来的“绥西旅社”改造扩建、充实设备，改为“绥城酒家”，建筑面积从原来的1500平方增加到5000平方米，是一座含有旅社、餐厅、各种商店、金融业、停车场等经营项目的综合大楼。这座大楼的经营收入，使村集体收入由原来的一万多元增加到4.4万元。同时，村两委积极引导和扶持村民兴办企业。几年中，全村从事商业，饮食业、建筑业、运输业等行业的村民达到400多户，从业人员600多人。
  接着，村两委投资135万元，抽调人员协力办起一座有24门轮窑的机砖厂，1988年开始生产，年产1000万块红砖，年产值150万元，税利40多万元。
  自1990年起，绥西村与镇、县三级联办“绥安工业区”。
  进入九十年代，绥西村共有村办工商业和股份制工业三十多家，主要有：
  引进外资，办起了绥兴雨伞厂，来料加工“洋伞”，产品复出口，年产值2500万元。
  建良板材有限公司，村与港商合办，开发石板材出口，年产值1000万元。
  绥安轧钢厂，股份制企业，年产值1000万元。
  绥西机砖厂，村办企业，年产值200万元。
  绥城酒家，村办企业，年产值250万元。
  土建机械队，股份制企业，年产值200万元。
  以上七家骨干企业年产值6000万元。
  全村村办企业十多家，村民股份制企业二十多家，欣欣向荣，有很大一部份是外向型经济。产业结构起了明显变化，由以农为主转变为以工商业为主。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村两委大力支持教育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如：集资扩建绥西小学校舍，建成一座拥有1400平方米标准化教室的教学大楼，兴办几个幼儿班；成立老人协会等。
  绥西村两委并不以有这样的成就为满足，他们还有宏伟的目标和计划，领导村民向前迈进。
  “海上田园不夜天”下垵村
  林菁
  早先常听说漳浦六鳌半岛“夜夜元宵”，渔火似繁星映照海面。今与六鳌隔浮头湾相对的古雷半岛更有“海上田园不夜天”的壮丽景观。不但屹立于古雷头濒海山顶的灯塔在向广大海域发射强大电光；古雷头山向陆一面山下的下〓村，也由集体自建二座灯楼，配备两盏探照灯，射程1500米，与古雷头灯塔互相辉映。古雷头灯塔职司为往来船只导航；下〓村灯楼职司“海上田园”的照明，防止偷窃海产，保护养殖业发展。
  古雷头山高耸突出海面，它的后面有一座同样气势不凡的山，叫做“大山”（与别处相比则不算大），两山之间是一片凹地，但不是山谷，因为它的两边都是海。按地形观察，这里原先是两个海上岛礁之间的水域，因冲积而成沙洲，使两个岛礁相连。可耕地极少，而且没有水田，只有一百来亩旱地，种一些番薯，花生等适宜在沙质土壤成长的农作物。作为炊事用的燃料倒是不缺，因为沙滩布满木麻黄，山上布满马尾松，只要由半劳动力到林下梳集落叶便可解决问题。村民以海为田，主要以渔为生。近几年来除了捕捞，又发展了养殖。
  这里有古雷头山抵挡风浪，海域水深，少污染。自从1979年4月漳浦县海珍品实验场选择在这里建场，开始进行扇贝、太平洋牡蛎（大蚝）等珍贵海产品的养殖和育苗推广，下垵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主要还是因为地理条件适宜，很快发展了这种养殖业，成为我国江南最大的扇贝养殖基地，养殖面积至今（1994年）已发展到二千多亩，有六个扇贝育苗场。还有太平洋牡蛎、翡翠贻贝、海带等水产品养殖，全部水产养殖面积共三千多亩，可利用为养殖的海域基本都开发利用了，全村280户人家，每户平均有海上财产4万元。
  下垵村收入最丰的海产是扇贝，主要销路在香港。过去，都由广东商贩来采购运销，养殖户饱受杀价之苦。村委书记薛艺华为建立本村自己的运销队伍，于1991年初发起集股，投资置运输船，与深圳海珍品出口商建立了供销关系，将扇贝等海产品直运深圳，鲜度更高，扇贝卖价由原来每公斤一元增加到四元，村民的收入就更加丰裕了。
  1993年省农调队调查公布，下垵村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四千一百元，居全省第五位。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记李松辉委员
  越过78年曲折坎坷历程，砥励和磨难，教诲与反思，炼就身板硬朗健壮，心性乐观豁达，如今夕阳晚景，喜逢好时光，时来运转，古稀之年感恩知报，精神焕发，大有“不用扬鞭自奋蹄”之状，活跃在爱国统一战线的工作中，这就是李松辉先生。
  旧事钩沉，足迹一斑
  李松辉先生系漳浦城关人，家住三房巷，1916年10月生，8岁读私塾，14岁培英小学毕业，17岁县立初中毕业，考入集美师范学校，一年后因家境中落，辍学回家，1934年9月（18岁）经人推荐，到杜浔区下寨村梁峰小学任校长，该校处于创办阶段，经费由当地自筹，收不敷出，他艰苦创业，惨淡经营了两年，学校经费来路每况愈下，难以维持正常办学，便辞退回家。时下，省政府主席陈仪推行新政，广泛选拔使用新人，设立县政人员、警官、保安干部训练所，招考具备高中、大学或同等学历的社会青年进行培训，毕业后派充各县县政府科长、科员、区长、区员、警官、保安团队尉官。1936年7月，松辉先生以高中同等学历报考县政人员训练所区政班，同年12月毕业，由省政府派充云霄县第一区区员兼巡官，主办辖区警卫事宜。1937年“7.7”抗日战争爆发，省政府为抗战需要，分两批在全省各县建立新的警察机关，急需大批警官人员。松辉先生遂于1938年4月应调带职到警官训练所培训，同年8月，调任漳平县警察局巡官、学警队长、永福警察所长。其时抗战正酣，日寇飞机疯狂滥炸闽南沿海各地，学校纷纷内迁，设在漳州的基督教闽南神学院、省立龙溪中学先后迁到漳平永福办学，山区小镇一时增加成千名学生，学生住宿、供给、医疗等基本条件十分困难。国难当头，每一个有民族正义感的热血青年，其抗日情绪每每沸沸扬扬，有一次，省立龙溪中学发生有六百多名学生反对学校不合理管理的罢课学潮，引起省政府关注，驻闽绥靖公署、省保安司令部、省教育厅正策划派员带队到地镇压，松辉先生作为当地警察所长，平素便以篮球会友，与该校球队师生关系甚密，学潮一发生，便主动积极斡旋于校长、训育主任、学生领导人物之间，协调化解矛盾，学生恢复上课，一场学潮风波得以平息。省派要员到永福观察，对松辉先生妥善处理这次学潮，十分赏识，特为嘉奖。同年，在省政府公报发表的《福建省县政人员候选名册》上，年轻的松辉列为警政甲级人员之候选人（当时县政人员以局长、科长、区长为甲级人员，股长、所长为乙级人员，科员、区员、巡官为丙级人员，办事员为丁级人员）。同年10月，松辉先生24岁，便被委任南靖县警察局长。1943年2月调任长泰警察局长。1946年1月调任诏安县警察局长。1948年11月调任漳浦县警察局长，至1949年9月漳浦解放前夕，率部起义为止。自巡官晋升局长，松辉先生在国民党政府中从事警察工作13年。期间任靖、泰、诏、浦四县警察局长9年整。在维护国民党统治，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尽职尽力。例如在南靖县，参与剿抚被省政府枪毙的匪首张河山残部；在长泰县，参与剿抚被省政府枪毙的土皇帝叶文龙残部等，都是于官于民都有益的。他作为国民党的警察局长，当然也配合军队对当地共产党革命根据地进行过“围剿”，如在诏安参与“围剿”乌山革命根据地，双方发生过枪战。也正由于松辉先生的“有为”，国民党中央铨叙部铨叙委任一级，内政部加发委任状（1947年晋升荐任十级）。本来国民党政府有“公务员回避原籍”的规定，后期不再硬性执行这一规定，由于实际需要，松辉先生被破例从诏安调任原籍漳浦县警察局长。调任原籍的主要原因是当时漳浦治安较乱，原警察局长张怀三纵属闹事，受到地方人士和民众的反对，省主席刘建绪到漳州视察，下令将张怀三撤职，调县政府军事科长翁化清暂代警察局长，尔后，又发生军统特工人员暗杀三青团漳浦分团干事长陈秀夔误毙其妻邵蕙君事件，国民党地方派系明争暗斗，武装竞选，血案迭起，县长郑有泰畏难辞职，松辉是在这种局面下奉调赴任的。而这时期国内解放战争形势大好，国民党败局已定——1948年下半年，经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主力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共丧失173个师，154万余人），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挥师渡江。23日南京解放，6月，人民解放军进军福建。……大陆的全部解放指日可待。这一切，对作为漳浦县警察局长的李松辉，何去何从，有着一番审慎思考和痛苦的抉择，便频频与朋友柯汉扬商议（时柯为省参议员、驻会委员，与议长丁超五有过关于这问题的磋商，由福州回乡与朋友商议）分析时局，选择出路，认为，除起义投诚或出境去港台之外，别无他路，他们对北平傅作义将军率官兵25万众接受和平改编，泉州325师副师长陈言廉率官兵起义，共产党不但不计前嫌，而且加上重用，很受教育和启发。为了免漳浦人民遭受战祸，他们决心选择和平起义的光明大道，便派人秘密与中共靖和浦边区县工委取得联系，确定率属相机起义，迎接漳浦和平解放。
  1949年9月22日夜晚，人民解放军前头部队已从龙海进入漳浦境内。21日刚刚接任县长的翁化清，急召李松辉商讨部署防务，松辉借此契机，紧急调集早已集合在县城训练的全体官警，破格提拔，当场宣布，指定警士李广博为城关本驻所巡官，选20名警察交其指挥。其余一百多名官警由李松辉率领，连夜急行军开到溪南村，23日与柯汉扬在溪南村宣布起义，当即拿出自筹白银380元（李松辉300元，柯汉扬80元）为起义奖金，警官每人赏银4元，警长、警士每人赏银2元。
  留守在县城的李广博等20多名官警，按李松辉事先的授意，维护社会治安，迎接共产党漳浦工作团及解放军进入县城。解放军首长丛德滋接见柯汉扬和李松辉，高度称赞说：“你们和平起义，为人民立下大功，应得到我党的宽待。”
  三波三折，历尽坎坷
  起义后的李松辉，由于工作需要，随人民解放军某部在闽南开展工作。在新的工作环境中，他思想上进，情况熟悉，工作积极，充分发挥作用，多次受嘉奖、表扬。1951年土地改革时，说服其父，将其与人合股，刚刚建成的杜浔和埭埭田三千余亩交人民政府处置（由此，土改评定其父家庭成份为开明地主）。1952年，李松辉按照部队首长的指示，在厦门开展工作，公开身份是某船务行副经理。由于当时待遇是供给制外加特别津贴30万元（旧人民币，折合新人民币30元），对养家糊口深有不足，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产生对随军工作的动摇。1953年获准请长假，留在厦门，被聘任私营民生酱色厂经理、私营外轮建大、民兴、长山、合顺船务行副经理兼会计，专心工作，待遇明显好于随军，家庭生活来源有了着落。然而好景不长，1954年受一案件的牵扯追究，旧帐新算，被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特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遣送内蒙古劳动改造。初投入建设包兰铁路行列，四个月后转到营盘湾煤矿，为井下钻眼采煤工。度过了整五年的劳动改造磨练，炼就一身强劳力的体魄。1959年4月刑满释放，自愿留矿就业，获得新生，当上煤矿工人，工资待遇矿山井下三级。
  1960年，国家面临经济困难。煤矿号召工人要以煤为业，以矿为家，鼓励职工家属到内蒙古安家落户。李松辉当即登记申请，获准后，妻与孩子便北上内蒙，一家团聚于营盘湾煤矿，长子在矿上就业，次子在矿上学校就读。他在内蒙安了家，尽管这是大跨度迁徙，内蒙的生活习惯、气候环境与闽南差若天渊，然而家庭团聚的温暖远远超过自然条件所带来的不便，李松辉又火红了一些日子。1965年、1966年，在老家的庶母赵氏和82岁的老父相继去世。身在内蒙的李松辉，手持报丧的电报，悲痛欲绝，遥望南天八千里，即有双翅难回还，只有将悲痛埋在心头，把眼泪流进肚里。今天，已逾古稀之年的他，讲述到这一情节时，言不成声，深感作为人子，活着未能为父母丧葬，不孝之罪，遗憾终生。
  不算红火又胜红火的团聚日子，也没能维持多久。1971年8月，在内蒙的李松辉，对照政策，出于自愿，获准偕老伴回原籍定居，企盼叶落归根，骨埋故土，但归不逢时，正好碰上“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其时人们的阶级斗争观念特强，政治嗅觉敏锐，对李松辉夫妇的突然出现，免不了同“国民党四县警察局长”联系起来，一日之间，再由煤矿工人变成专政对象，参加四类分子、专政对象的政治学习和义务劳动，亏得还有那么一些好人和解放初老首长、老同志主持公道，消除误解，户籍问题得到解决，“专政对象”得到澄清，五十又五，始学农耕，执鞭牧牛，兼治蔬菜，自食有余时，肩挑菜蔬到市场交易，换得油、盐、柴火，老夫老妻，艰苦渡日，又是十年之久。
  时来运转，夕阳红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历史时刻，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翘首期盼的时刻，也是李松辉时来运转的时刻。中共这次全会，“结束了1976年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以及以前的左倾错误，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根，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口号；作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共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自这一会议之后，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有组织、有步骤地在全国各条战线全面铺开。1979年，漳浦县委贯彻中央“关于落实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指示”文件精神，成立“落起办”（落实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办公室的简称），组织人员对李松辉1949年9月率部属和乎起义事件作全面深入调查，核对取证，原接受李松辉起义的人民解放军首长，地方游击队首长均出具书面证明，充分的证据证实，李松辉率部和平起义无疑，中共漳浦县委根据上级文件规定，作出结论。1980年，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李松辉1954年“反革命特务罪”作了落实，3月，该院予以撤销原判，改判无罪，对反革命特务罪作了否定，彻底平反。1985年10月，福州军区发给起义人员证明书，该证明书明写：“李松辉同志原系国民党漳浦县警察局长，于1949年9月23日在漳浦县城率领全县官警参加集体起义，特予证明。”至此，李松辉的历史问题，完满地划上句号。
  1980年10月，漳浦县委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向县政协委员会推荐李松辉为委员人选，尔后，经组织程序为县政协委员。从此，在县人民政协活动舞台上，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增添了一名上了年纪的“新兵”。十四年来，松辉先生由遇时、感恩、思报而进发出来的工作自动性和热情，坚持始终，从未松懈。新时期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他开创了有为有位的广阔领域。
  松辉先生注重学习，时常与同仁们交心说“不学习就跟不上时代，就做不了工作，就会落伍掉队”。他除了公费订阅人民政协报外，每年自费订阅各种报刊，并钻研一些专著，通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一、二卷正中研读中），学习人民政协章程，人民政协和统一战线基本知识，学习法律、法规、学习党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从而不断提高思想觉悟，提高政策水平，增强参政议政、“三胞”联谊的工作实力。松辉先生是政协委员、社会人士学习组的骨干，风雨无阻，每次必到。在每周半天学习活动中，他是“一周要闻”，国内外政治、时事学习的辅导员，且时常将自己学习心得在学习会上交流，每每联系实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深受参加学习的各界人士好评，达到与大家共识共进。
  组织委员视察，深入调查研究，是人民政协参政议政的基本功。松辉先生是这一活动的热心者之一，凡是请其参加的视察调研活动，他都积极响应，细致查询，留心思考，积极建言。如在1991年间，他与部份委员视察县公安看守所，他对监狱设施不完善，提出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得到采纳，县政府及时拨款加以解决；1992年他参加视察法院工作，对法院以多方集资建设基层法庭的做法，予充分肯定，建议要逐年在全县各乡镇铺开。同年，他接受政协社会法制组的分工，就我县社会治安和公安队伍建设问题作调查研究，准备在全体委员会上发言，他深入到公安分局、派出所，以及村、街，调查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经过认真整理修改，在县政协第八届第三次全体委员会上作“如何重视公安干警思想作风建设”专题发言，这一发言，由于材料翔实，分析入理，建议具有可操作性，引起与会者的好评，赞其懂行。1993年，在县政协第八届第三次全体委员会上，就反腐倡廉工作建言，铮铮直言，情真意切，引起委员们共鸣。新近两年来，松辉先生通过视察调研活动，写调查报告两篇，提议案、建议六条，都有一定份量，铮友之心，可见一斑。
  “三胞”联谊活动，是松辉先生的“优势”。海峡解冻，两岸“三通”，闽台经济技术交往，港澳回归日近，“三胞”回大陆寻根谒祖，经商办企业、办公益事业日益增加。松辉先生在台、港、侨的旧同事、老同学、老朋友甚多，几年来，鸿雁传书，银线传话，频频书信、电话往来，使他们增进对祖国、对家乡的了解，沟通感情，阔别家乡四十多年的诸多游子，踏入故土家园，又通过会面述旧，陪同参观考察，牵针引线，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几年来，我县“三胞”捐资、投资建设项目，如赤湖达志中学、南峰小学、长桥幼儿园、四中图书馆（万卷楼）、一中柳园、春晖亭及春晖奖学金、二中纯美纪念馆及纯美奖学金、县海外联谊大厦等公益事业建设项目的促成与落实，都有松辉先生的一分情，一分力，一份心血，一份功劳。例如松辉先生等受老友柯汉扬先生（印尼侨胞）委托，在漳浦一中建设柳园、春晖亭，以改善学校环境，美化校园，并促成汉扬先生自1983年起每年捐资2.5万元港币在一中设“春晖奖学金”，自1989年起，每年捐资人民币1.4万元（后增加为1.6万元）在二中设“纯美奖学金”，汉扬先生于1993年8月病逝，这两个奖学金能否延续下去？这是故乡的人们在痛悼之余所关心的问题，汉扬夫人杨淑蕙女士毫不含糊，在向故乡报丧的同时即提出：两个奖学金继续坚持。这固然由于淑蕙女士有志气，也由于汉扬在故乡的家属及松辉先生等旧友平时的联系有促成作用。杨女士今年清明前夕回大陆拜祭祖墓，并到一中、二中参观，亲手将奖学金送到校领导手中，一中、二中奖学金金额都有所提高。1994年度的一中奖学金也已托香港吴介甫先生带来，由介甫和松辉送到校领导手中了。二中奖学金直接汇来。数年来，漳浦一中、二中共有4000多位师生获得奖学金，每次颁奖大会，由松辉先生代表捐资人致词，博得与会师生的热烈欢迎。
  松辉先生还笔耕不辍。自工作以来，不间断地将其解放前后亲历、亲闻、亲见的事件、人物，回忆编写成文，向各县政协文史资料投稿，他的文章，已刊载发表的有：漳浦文史资料第一辑《漳浦县警察局起义记实》；第七辑《我所知道的漳浦警察局》；长泰文史资料第九辑《我在长泰警察局的回忆》；南靖文史资料第十辑《民国时期南靖县警察局史略》；诏安文史资料第八辑《回顾国民党军警对乌山革命根据地的“清剿”》；漳州市文史资料第十二辑《“围剿”乌山游击队片断回忆》。在与侨、港、台友人交往中，有诗词唱和，有文章见诸海外。
  松辉先生1981年7月办理退休手续（1987年1月改为离休待遇），因工作需要，自1980年至今连任县政协第五、六、七、八、九届委员，第八、九届常委，除政协工作任务之外，受聘为漳浦县旅台同胞亲属联谊会顾问，漳浦一中春晖奖学金评委会副会长、县人民法院廉政建设监督员；绥安镇绥西村老人协会名誉会长；漳浦海外联谊大厦筹建理事会副理事长等，身兼数职，社会事务繁忙，他都热心作为，尽职尽力，深受赞誉。对松辉先生的工作成绩，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连年荣获表彰。1989年评为对台工作先进工作者，1991年评为老有所为先进个人，1992年评为政协委员积极分子，1994年评为老有所为先进个人，对奖励和表，松辉先生一向视为鞭策，时时自以“老牛明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自勉，老当益壮，生命不息，效力不止。
  笔者祝愿松辉先生健康长寿，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出更大贡献。也拾得一佳句敬赠之：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结石克星
  ——记范顺明委员
  陈桂味
  在漳浦县城西隅，环城西路一侧，有一间专科诊所，由一对中年夫妇经营，丈夫治肝胆肾结石，太太专门牙科，就诊者络绎不绝。小诊所未敢挂大招牌，仅以门诊部称之；小字辈名不见经传，也从不自我吹嘘，只求行医济世——这就是范顺明肝胆肾结石诊所。拙文所记述的是范顺明大夫和他的中草药方剂“肝胆灵”，从一些片断的掠影来反映“肝胆灵”所创造的奇迹：反映范顺明大夫顽强不拔的科学攻关态度；反映一位政协委员的精神风采。
  漳浦范姓占全县人口比例甚微，过去就有“孤商独范零星阮”的顺口溜，形象地表述这三个姓氏的人口很少。范姓者，集居于鹿溪之畔的赤桧、下曾、三角埕这三个自然村（今属盘陀镇蒲野村）近200余户1000余口。这里居鹿溪中游，小村庄沿溪而筑，翠竹掩映，鹿水长流，土地肥沃，是盘陀镇的粮蔗主产区之一。1945年6月，范顺明出生在下曾村的一户中医世家，父范良厚，祖父范炳公，都是远近乡里颇有名气的中医。范顺明自幼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养成对医学的爱好和行医济世的志趣。1960年，19岁的范顺明高中毕业，高考落第，改录取于福建省卫生学校，1966年毕业，于1967年分配到闽西永定城关医院工作。其时，“文革”运动风起云涌，“革命造反”之声响彻四方，然范顺明对这种革命并不那么理解，那么热衷，坚信医务工作者的本职必须精通医学业务，没有真本领就不能救死扶伤，为革命人道主义尽职。在批判“白专道路”、“学术权威”时，他从不荒废业务学习，在“全面内战”时，他干脆借故请假回乡，在僻静的乡村研读专业书籍，拜访民间中草医，为农民看病。至“大联合”停止武斗，他才回到永定县城关医院。可以说，“文革”期间，范顺明自觉钻研业务，积极做好本职工作，业务有了明显进步。1969年他获得机会，到龙岩专区医院进修内科一年，返回后，被任为永定城关医院院长。1971年某月，永定城关乡有一农户，接连有三个胆结石患者到城关医院治疗。当时，治疗结石，中西药物仅止痛治标，若要治本，非手术不可。动手术，肌肉之痛，生命之危和经济负担之重，每每使患者谈“刀”色变。“能否用药物排石？”当院长的范顺明为自己提出这个课题，从此，他便留心思索，为这一发病率约占全国人口10％的肝胆肾结石症探寻简便的治疗方案。他梦寐以求，为研制治疗结石方剂而刻苦钻研，上班之余，八小时之外，休假日，他几乎把全部时间投入这一专科治疗的研究上，细心调查了解民间验方，拜访求教贤人名医，查阅了大量的古今医学文献资料，从中选录八十余个治疗结石处方，进行分析比较和药物量配比。治疗结石的中药处方都含有毒性，甚至毒性很大。如中药巴豆、粟壳，用量过重有剧毒，用量过少则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以多少剂量为宜？他除按书上现成数据分析之外，还经过几十次亲自口服试验，把自认为配比最理想的处方配制成剂，煎汤亲自试服，有几次因巴豆用量较大，服后肚子绞痛，腹泻，脱水，甚至半休克。早有防范的他并不慌张、不在乎。家属心疼，多次劝他不要再试验；朋友们获悉，也来劝阻，而他坚信，“事业的成功在于百折不挠”。
  1973年，范顺明自动离职回漳浦家乡，在大队医疗所担任赤脚医生，为乡亲治病，兼继续探讨治石方案。
  1975年，范顺明大夫始将博采众长又经过亲自反复分析试验的处方投入临床应用，疗效明显优于其他处方。1976年春节前夕，漳浦县农资公司职员陈献坤因胆管结石引起阻塞性胆管炎，住院治疗，高烧不退已连续四天，在痛苦求生中求治于范大夫，服用两剂“肝胆灵”后，烧退了，连服半个月，排出胆结石。陈献坤病痛解除，身体康复，逢人就夸范大夫草药真正灵验，救了我一命。陈献坤至今十八年来，再也没有发生过胆道上的毛病，身强力壮，努力工作于岗位上。
  1987年底，漳州市一位领导的女儿张某，在宁波就学，突发肾结石病，经宁波医院诊治，又到上海求医，都认为需做肾切除手术，家长为慎重起见，恳请勿施手术，只用药物治疗，然而药物治疗未见效果。正在无计可施之时，适逢探病者中有人知道范医生中药治疗结石有效，报知讯息，父女转忧为喜，回福建寻到范医生，连服十五剂中药，肾结石排除，双肾积水消除，免动手术而得痊愈。
  经过十几年的临床经验，范医生的药剂处方进一步完善提高。为患者携带方便起见，他将药剂粉碎，浓缩，精工制作，精工包装，以成药“肝胆灵”1号、2号、3号三种问世。其神奇疗效一传十，十传百……不胫而走，很快地传遍省内外，有来信来电问诊索药的，有专程前来求治的，有派来专车，请求远途出诊的，经常不断，且逐渐增加。不管用什么方式求治，范医生都及时热情地给予解决，对来信来电者，问诊准确后，将药寄去；对亲自求治者，热情接待，良好服务；对请求出诊的，约定时间，带药上门，从未推辞，从不失约，决不收小费及其他额外费。省驻京办事处黄处长，男，43岁，1990年体检诊断为充满型胆结石胆囊炎，胆囊内有几个1CM左右的结石，曾在北京多处治疗及在262医院进行电磁疗五十多次，疗效甚微。1991年专程到杭州肝胆结石门诊部治疗，二个疗程计一个月，也未见效果，患者经常腹胀、疼痛，每月频频发作2～3次，顽疾困扰着生活和正常工作。1991年底，经厦门一位医生介绍，怀着稀微的希望，给范医生投寄一封信，并寄上病历卡、诊断书，范医生寄去肝胆灵成药一个月的服用量，附上书信一封，讲明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鼓励他大胆试用。黄处长服用十多天后病情好转，食欲增强，从北京打来电话，范医生又寄去药物，这样前后服用40多天，经B超检查，证实结石已经消失，病状解除。黄处长身体很快恢复健壮，为表达他对范医生的感激之情，信上称赞范医生“圣手神医除顽疾，病榻床上获新生”，并点歌以示谢忱。
  龙海县东厝供销社职员陈元宾，66岁了，患胆结石病30余年，病魔折磨得他瘦骨嶙峋。近十年间曾做三次手术，均未得疗效，每每病情复发则痛不欲生。1991年5月正在住院欲做第四次手术，经友人介绍，派家属专程到漳浦求治于范医生，回去后服用肝胆灵27天，食欲大振，症状消失，经B超复查，证实肝内外胆管结石均已消失。康复三年来，体重由治疗前的40多公斤增加至60多公斤，身体健康。本县杜浔镇人黄藤，男，72岁，1991年12月经B超检查，探得肝外胆管下段有1.0×0.7cm强光团，后方伴声影；右肝胆管有3.3×2.0cm泥沙样结石回声；左肝“矢状部”分支肝内二级胆管呈复发小结石回声，后方伴声影。有厌食、腹胀疼症状，体力不支，常年靠输液过日，痛苦异常。怀一线希望请范医生治疗，服用肝胆灵40天后，经B超复查，结石消失，身体康复。本县石古房管所工作人员胡福利，男，35岁，自11岁起心窝部经常疼痛，十几年来一直被误诊为胆道蛔虫、胃炎，1990年经B超检查，诊断为慢性胆囊炎，常年服用“胆能”、“消炎利胆片”、“亮本甲素”等药物，病症一旦发作，自己打针，由每次注射一支发展到每次注射二支，由于病因不清，用药治标而不能治本。1993年，这老病号得知范大夫治疗肝胆结石有方，始求医于范大夫，服用肝胆灵30天，排出泥沙样结石4克，症状随之消失，B超复查，肝胆无异常发现。胡福利十几年的老病得以根除，其喜悦心情难以言表，十分感谢范大夫，夸奖他神医神药，妙手回春。还有本县石榴镇梅林村陈辉，患肝内胆管弥漫性结石、阻塞性胆管炎，住院输液，仍发持续性高烧，三天未退，危在旦夕，医院大夫劝其手术治疗，患者畏惧手术，亲友中有知道范大夫者，找上门来，带去肝胆灵，患者口服后10小时，发烧渐退，连服三天后出院，回家再服肝胆灵三个月，共排出结石数克，症状解除，经B超检查，证实结石消失。恢复健康后的陈辉十分高兴地说：“我死里逃生，幸得一命，全靠范医生一人。”
  广东湛江驻军53508部队卫生科科长左为怀，身患胆、肾结石多年，常绞痛，尿血，在粤未能找到良方妙药，1994年8月间欲回原籍三明市治疗，途经云霄，病痛复发，忍痛找到路边一卫生院，出示身份证件，催医生护士为他注射“杜冷丁”止痛针。左科长耽心此去三明路尚远，来到漳浦投宿于城关老战友处，讲明病因，正巧这位战友也曾患肾结石，经范大夫治愈，向他介绍，本县有专治此症的神医，左科长喜出望外，急忙前往范大夫诊所求治，在战友家中连服三剂肝胆灵，结石陆续排出，经一星期治疗，便可登程，回三明家中继续服用肝胆灵一疗程，经B超检查，症状消失。左科长登程返回岗位时，又安排在漳浦落脚，一为向范大夫面谢，二为患胆结石的岳母取药。
  范顺明医生用中草药治疗肝胆肾结石的信息飘洋过海，传到大洋彼岸，美国芝加哥华侨王女士闻讯，委托在祖国的亲友前来索药，服用后效果显著，今年10月间，王女士回大陆探亲，专程来漳浦，登门向范大夫道谢，并受美国的亲朋委托，带“肝胆灵”（三个月药量）回美国。
  十七、八年来，范顺明医生以独特的中草药方使数以千计的肝胆肾结石患者得以康复。十七、八年的临床实践证明，“肝胆灵”治肝胆肾结石的治愈率在95％以上，范顺明这个名字越传越远，愈来愈响，有多少被治愈康复的人士要为范大夫送锦旗、奖状、匾额之类以作纪念，表示谢忱，但范大夫始终都谦逊地婉谢，坚辞不受，他不把荣誉看重。有的则为范大夫送上各式礼物，以表示他们的感谢之情，范大夫也一一辞谢，不肯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他不把金钱看重。多年来，范大夫为经济困难的患者送医送药，分文不取，或减半收费，此类事迹，今日范大夫也记不清，说不全，就让亲身接受范大夫治疗的患者或其亲属来说好了。
  范大夫除结石有专攻外，对胃下垂、肩周炎、骨质增生、偏瘫等疑难杂症的治疗，也有独到之处，治疗效果亦佳。问及范大夫今后有何打算，他满有信心地说：“山外有山，学无止境。要在进一步巩固提高肝胆灵疗效的同时，对成药进一步精制，使患者携带服用更加便捷。”还计划对糖尿病中草药治疗作专题研究，以图“肝胆灵第二”问世。
  越今年，范大夫五十初度，作为一名医生，可谓风华正茂，功成业就之期，且喜有一位同行的贤内助，又有一位医校毕业的儿子，一家子共操一业，天时，地利，人和，这将造就范大夫在医学、医术上能够有更高深的造诣，向更高的医学高峰攀登。
  漳浦民间舞蹈“大车鼓”
  洪振垣
  一、从漳州·中国水仙花节文艺彩街说起
  在规模庞大、气氛浓烈的1991年“漳州·中国水仙花节”开幕式上，漳浦的民间舞蹈“大车鼓”彩队受到中央、省市领导及海内外来宾的青睐。那富有浓郁民间特色，充溢着时代气息的精湛表演，博得了千万群众的热情赞誉。
  “咙、咚、哐、咙咚咙咚哐！……”在雄浑苍劲的锣鼓声中，由四十多人组成的“大车鼓”彩队徐徐启步，王昭君头戴一品凤冠，身着大红袍，手抱琵琶显目地立于队伍中。走在前面的是匈奴迎亲使者“车鼓公”，随后的有钱鼓、钱棍及汉族的杯、板、拍、锣送亲使者。整个队伍服饰娇艳，光彩夺目，五彩缤纷。当队伍通过主席台前时，应车鼓公加快节奏的鼓点指挥。全队人马齐声呼喊：“嗬——嘿！”使整个舞蹈形成热烈奔放，气贯长虹之势，推向一个大高潮，激起全场的观众群情激奋盎然。场内即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予以助威助兴，呈现一派热闹壮观的景象。
  彩街队伍共有三十多部彩车，二十多个化装彩队，下午近四点时分，开幕式完毕即进行声势浩大的文艺彩街。几万的围观群众早已等候在体育馆门前以先睹为快。队伍沿街环城而行，街旁的观众当看到这支面貌一新的“大车鼓”舞，均不时地发出啧啧的赞叹声，好多中外记者为抢下镜头，随着队伍而“穷追不放”。有一台胞索性挤进队伍中间连按几次“快门”方可罢休。为什么漳浦的“大车鼓”会引起这么强烈的反响及关注呢？人们早有闻其舞，却未见其形，再则所见车鼓也与众不同。笔者本文正是试意探求“大车鼓”之风貌，以作今后对民间舞蹈（民族文化）推陈出新之研讨。
  二、漳浦民间舞蹈“大车鼓”之现状
  1、“大车鼓”之横观
  A、流传地区。民间舞蹈“大车鼓”，广泛流传于漳浦县的佛昙镇、官浔镇、杜浔镇、马坪乡、前亭乡以及赤岭、湖西两个畲族乡等。仅佛昙镇境内就有林埭、下苏、东坂、下坑、人坪等村庄至今尚存。这一宝贵的民族文化艺术遗产，大都流传于玳瑁山麓边缘地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区均以内地（山区）赤岭、湖西两个畲族乡向外延伸，往内为官浔，往外为佛昙、前亭。而与平和县交界的南浦乡、石榴乡和与云霄县交界的盘陀、沙西乡则不流传。这为“大车鼓”的溯源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B、活动情况。“大车鼓”能够流传至今尚且盛行、久演不衰，具有它的活动的广泛性及经常性。民间舞蹈即是指流传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民间各阶层的各种供广大劳动人民自娱自乐的舞蹈艺术活动。是人民群众中间的那种自发、自创、自娱性的艺术品种。广阔农村的大舞台为民间艺术的生存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特别像“大车鼓”所表现的为喜庆场面，其风格诙谐风趣，是一种深受人们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所以，它不仅在迎神赛会、节庆祀仪场合表演外，还可以随时随地为喜庆场合表演。因此，“大车鼓”几百年来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且又老少皆宜，孩子看了蹦蹦跳，老人看了咪咪笑，使这一民间舞蹈常年活跃于左村右舍而延续至今。
  C、民间车鼓队。由于“大车鼓”在闽南一带自古以来极为盛行，民间至今还有许多“大车鼓”舞队。这些车鼓队除经常活跃于本地区外，有时也到近邻乡村“出请”（应邀演出）。较常活动的有以下车鼓队：
  1、马坪镇车鼓队，2、东坂村车鼓队（佛昙镇），3、白石村车鼓队（佛昙镇），4、下坑村车鼓队（佛昙镇），5、林埭村车鼓队（马坪镇），6、前亭乡车鼓队，7、锦江村车鼓队（官浔镇），8、西北村车鼓队（官浔镇），9、赤岭乡车鼓队（畲族），10、湖西乡车鼓队（畲族）
  D、民间车鼓艺人。“大车鼓”正宗的民间老艺人，要数马坪乡东吴村的陈耀老师傅了。他现已年近七十（一九二三年农历正月十六日出生）。别看他瘦小的个头。可跳起车鼓舞来谁也比不上呢！他十五岁开始学艺，拜本村车鼓艺人陈南胜为师（陈当时五十岁，是本村九十多岁车鼓传授人陈越侨之高徒）。陈耀自幼酷爱车鼓艺术，视艺为命，甚至可以说他的一生与车鼓结下不解之缘。他专心学艺，在左乡右舍享有名气。特别是他擅长表演的“车鼓公”一角，尤其滑稽幽默、乐调雄浑有力，使他成为名符其实的车鼓传授艺人，他的生活也是靠表演车鼓、传授车鼓、出租道具来维持的。一九五六年由他组织的“大车鼓”舞，光荣赴省调演并获得奖励。从此，他更认真地钻研，传授车鼓，直至今日为了使“大车鼓”能够代代相传，他言传身教、手把手地将这一技艺传授给自己的女儿。在一九八六年《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大车鼓”收集整理工作中，他耐心细致地传给青年人，并为记录动作不厌其烦地一次次示范，为“大车鼓”的集成工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此外，还有许多民间艺人也为车鼓的流传付出辛勤的劳动，他们是佛昙镇下坑村的杨度斧老艺人、林埭村的杨山老艺人、官浔镇何亚力（已故）、何桐老艺人、东坂村的戴瑞祺老艺人等。
  E、马坪、东坂、官浔、前亭的车鼓。
  a、马坪的“大车鼓”。
  “大车鼓”所表现的是《昭君和番》的故事情节。由十三人表演。扮王昭君、老公、老婆、车夫、车鼓公、钱鼓丑、钱棍丑各一人，汉宫女六人。该舞轻松活泼，总体特点突出“弄”，诙谐嬉弄的动作贯穿始终。动作大多以“跳”、“转”为主。音乐伴以打击乐、由鼓点做指挥，节奏型为四四拍子，后拍为延长音（即打三休一，×××一）鼓点变化多样，可自由加花变奏。配上舞蹈的画面，时而雄壮、时而风趣。特别突出的是车鼓公的表演，他代表匈奴迎亲使者，为使王昭君离乡别亲之情能得解愁而耍笑逗乐。车鼓公与众不同的主要表现在敲鼓法（鼓槌的灵活运用），槌根均可敲击，且击法灵活多样，车鼓公手握于槌中间，用推、拉、提、交叉、闷击、反敲等，使人目不暇接。而在移动台位时则多以“跨步跳”（矮步），全舞均为车鼓公及钱鼓、钱棍二丑尽情嬉弄。台位变换较大，其余均在原地走“三进三退”步，根据手中各执的道具随鼓声节奏敲击。场面造型为“大八字”，鼓立于正中，而昭君及车夫围表演场地绕大圆圈，表示队伍在前进中。“大车鼓”属只舞不歌一类的民间舞。
  b、东坂的“跳车鼓”
  流传在佛昙镇东坂村的车鼓舞，其结构基本同于马坪的“大车鼓”，表演时队形也成“大八字”型。但在表演中增加了唱腔（一般演唱的是民间小调。如《点灯红》等）。人物角色也没有王昭君及车夫，也就是说该舞所表现的只不过是单纯的情绪舞，而没有情节性的故事内容。按车鼓的分类来讲，东坂村的“跳车鼓”属载歌载舞的民间车鼓舞。
  c、官浔的“跳车鼓”
  官浔镇锦江村的“跳车鼓”，其风格显得古朴原始，动作简单，台位也基本没做大的调度变化，它的形状主要用于行进中的彩街游艺之类，鼓是安装于“鼓轿”上的。演员共十人，扛鼓轿前后二人，鼓手一人，车鼓婆前面走，车鼓公押轿后。另有一生四旦围于轿旁，男生大都扮“俏公子”（丑角），旦角手执响盛、大拍、云锣、四块（南音打击乐器）随鼓点敲击。队伍边走，车鼓公、车鼓婆、花公子边与旦角戏弄逗笑，这种形式与同安县澳头村的“车鼓跳”很相近，据省群艺馆副馆长刘春曙（副研究员）对同安的“车鼓跳”调查所述，是基本吻合。
  d、前亭的“大车鼓”
  同属载歌载舞车鼓类的前亭“大车鼓”，也是一种纯情绪舞，其表演形式可在行进中边跳边走，也可停下原地表演，演员由十一人组成，车鼓公一人，钱鼓、钱棍丑各一人，茶盅旦二人，竹板旦二人，云锣旦二人，老公、老婆各一人。表演队形同于马坪的“大车鼓”，所不同的是，在表演中前亭的“大车鼓”有歌唱形式，所唱曲目随意性较大，有南曲也有芗剧的改良调等民间小调。
  以上仅为流传在漳浦县的部份车鼓，由于种种原因，笔者目前还不可能对全县所有的车鼓舞进行全面地考察，但这四种车鼓也可说是各具有不同乡村地域的代表性之作。在此仅粗浅介绍，供对比之别。
  2、“大车鼓”之纵观
  “大车鼓”的渊源历史，专家学者非常关注，众说纷纭。目前又尚未查到有关文字记载，笔者根据对民间老艺人的追踪调查及查阅有关资料，在此提供一些线索，以便进一步考证。
  A、畲族民众为表现狩猎而欢庆的舞蹈
  漳浦县早在唐开漳圣王陈元光入闽建县以前，就已是畲民生活的祖居地，当时由于畲族的闭关自守，不与汉人往来，甚至敌视汉人，相当蛮横愚昧，被汉人称“蛮人”（或因与闽字相通，闽南话“蛮”与“闽”同音）。据此可说明畲族当时在漳浦也有一段兴盛时期。根据“大车鼓”表演的粗犷动作很象是表现畲民狩猎的生活舞蹈。持这一学说的县委宣传部张兆基老先生（已故），他的依据为：畲族的“畲”字，原为“輋”写法，即由上中下结构的山大车构成，随着文化的逐渐发展，由原来无名可称的畲舞，人们根据这一独特民族性舞蹈，直接称为“大车鼓”。另据，新近福建电视台播放的新闻报导，最近在闽南发现一幅反映畲族历史生活的长卷，画图。其中便有一个“大车鼓”的表演场面。
  B、由陈元光从中原带入之车鼓
  据笔者在1986年编撰《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福建卷》漳浦大车鼓条目工作中，从六十多岁陈耀老艺人口述中了解到：“大车鼓是唐代开漳圣王陈元光及其部属为庆祝胜利，擂鼓助兴，纵情歌舞所表演的一个节目”。另据《漳浦县志》记载，陈元光开漳后，带来了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和优秀的文化艺术。陈元光在《漳州新城秋宴》一诗中就曾描写过歌舞：“秦萧吹引风，邹律奏生春，缥缈纤歌遏，婆娑妙舞神。”老艺人陈耀说，学艺时师傅都是这样传说，再者从乐器（大鼓、大锣）及女装男扮也适合军旅生活之推断。
  C、明、清时期之车鼓
  “大车鼓”如果说从唐甚至更早即在民间当中广泛流传的话，那么到了明末清初时期就更为盛行。这一时期漳浦的戏曲艺术也正处于兴盛时期，而做为在民间盛行且又倍受群众所喜爱的“大车鼓”也就必然融汇入戏曲之中，甚至成为主要的表演形式而逐渐成熟，独树一帜地构成人们喜闻乐见的“弄仔戏”。其特点突出“弄”字。随着文人对南戏的参与，从剧本到曲牌均较完善，“大车鼓”便被戏曲所吸收而出现了“车鼓弄”，属于“弄仔戏”。本文将在后面再做叙述。
  D、民国时期之车鼓
  民国时期的车鼓舞，基本上又从戏曲中回到了自己的广阔天地。它不受戏班所限制，十来个人即可随时表演，活动灵便自由。正如吴晓邦在《谈古典舞和古典精神》文中所说“民间舞蹈来自民间，行于民间。它主要迎合平民百姓的审美趣味，表达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感情。在形式上，民间舞比较灵活，不像戏曲那样有很多严格的规程”。
  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艺术发展，必然也推动着民间艺术的变化，“大车鼓”由原来的只舞不唱形式，这时也加进了老婆“挑花篮”唱民间小调《病囝歌》《手巾歌》等，以增添色彩及迎合群众的欣赏口味，并且在口白上也加进了淫秽、低级趣味的对话，化装方面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于清末时期尚有留辫子的习俗，“大车鼓”中的男角也都戴“满清”帽（带一根雉鸡尾）而“车鼓公”因带有下流口白怕害羞见不得人，竟然不伦不类地戴起“墨镜”（黑色眼镜）。这一阶段的“大车鼓”为期不长，解放初期即还其本来面目。
  E、解放后车鼓之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党对宝贵的传统文化艺术极为重视，对民间老艺人及其民间艺术进行积极的收集、整理、保留。一九五四年陈耀老艺人把自己多年精心培育的“大车鼓”队进行一番整排，参加了县、市举行的调演，在省城受到行家及群众的喜爱和赞誉。陈耀亲自登台扮演“大车鼓”，当大幕一落，台下即爆起热烈的掌声。老人乐了、哭了……激动的眼泪滴落胸襟。调演期间，省歌舞团还派了专业演员与陈师傅学艺。老人毫无保留地将艺术传给下一代，演员们认真刻苦地学习，不知怎的，动作是学会了，可那神奇独特的韵味（舞蹈感觉）却怎么也摸不准，老人笑着说：“民间艺术怪就怪在‘土’字，就这‘土味儿’我也是花了好几年功夫啊”。回忆起这段往事，老人还记忆犹新，津津乐道呢。
  对于“大车鼓”各级文化部门分别于1979、8486年组织几次的调查，并先后组织一批有舞蹈、音乐、摄影、美术和文学专长的编写组，通过采访民间艺术，开展学术讨论，在此基础上把“大车鼓”中的每个角色的分解动作、音乐总谱、场记、服饰、道具等逐一记录、绘图、摄影、录音，1986年首批编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福建卷》，这时的“大车鼓”基本按原貌的要求进行整理编撰，成为具有民族民间性的定型样本。
  1991年元月16日，在“漳州·中国水仙花节”的开幕式及文艺彩街的表演中，民间舞蹈“大车鼓”从农村文化走向广场文化，以新的姿态展现在人民群众面前，并收到了极其良好的艺术效果，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本文开头已谈及，在此不再赘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时代在前进，人们的意识也在变化发展，“大车鼓”将以崭新的丰姿呈现给伟大的中华民族。
  3、大车鼓的艺术特色
  A、军旅色彩。若从“大车鼓”表现情绪看，它确有浓厚的军旅色彩。首先，古代的战争大都以鼓为号（出征、战斗均以鼓声为指挥）。车鼓有可能即是战鼓的大车，其次，运用的钱鼓、钱棍道具，实属北方新疆一带的乐器，不为南方所有，再则，由于军队没有女子，为了庆祝胜利，只好男扮女装进行表演。这三种因素均有适应军旅生活的环境条件。
  B、表演风格。“大车鼓”的表演风格，具有刚劲粗犷的一面，兼有幽默诙谐的特点，当鼓点响起，必以稳重、深沉的单音（一拍一响）出现，即使是加花变奏，收尾时也是苍劲有力的单点式结束。而当“车鼓公”表演嬉弄逗乐的情态时，鼓点停下，剩其余打击乐伴奏，因减去强拍声大的鼓点，音乐即显轻松活泼，与风趣滑稽的动作结合真可谓恰到好处，这正突出了“大车鼓”舞刚柔相济、粗细有致的艺术风格。
  C、表现内容。“大车鼓”表现的内容是《昭君和番》的故事。车鼓公及丑角代表匈奴迎亲使者。而六旦角及老公、老婆则代表汉族送亲队伍。为使昭君排解离乡别亲郁闷之情，迎亲使者一路逗乐，嬉弄汉家姐妹，昭君终不欢心，缓步而行，整个舞蹈围绕以上内容而展开。
  三、漳浦大车鼓与锦歌、竹马戏之关系
  1、大车鼓与锦歌。“芗剧是在台湾歌仔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歌仔戏则又源自大陆入台湾的锦歌、车鼓、采茶，并受到其他古老戏剧（如四平、乱弹、高甲、白字、京剧）的影响”（引陈彬《锦歌与台湾歌仔戏》原话）。本文且不谈锦歌与歌仔戏之关系。所要引起注意的是，早于歌仔戏而与锦歌并存的车鼓，它与锦歌又有哪些同异之处呢。
  “锦歌”（又名什锦歌）形成于何时，未见文字记载。以其曲调、唱词、演唱形式，并参考地方史志作初步分析，认为锦歌是在宋、元闽南地区流传的民歌、民谣基础上形成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受到戏曲、南曲、南词的影响，经广大群众的不断演唱和创造而逐渐完善和丰富（引刘春曙、王耀华《福建民间音乐简论》原话）。做为姊妹艺术的车鼓、锦歌、四平戏等，好多养份互为贯通。第一在曲目方面，锦歌一百多种的故事曲目中，也有长篇故事《王昭君》，这也正是“大车鼓”所表现的故事内容，第二在表演形式上，两者皆有活动自由的特点，锦歌或以坐唱或以行唱均能自如灵便。而车鼓也具有这些条件。第三在伴奏乐器方面，车鼓中所用的茶盅、小叫、响盏、四块、大拍等在锦歌中也为主要伴奏乐器其打法也是同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锦歌以唱为主（音乐）而车鼓则以舞为主（舞蹈）。台湾戏剧界名人吕诉上先生在他所著的《台湾电影戏剧史》一书中，对歌仔戏的来历有如下论述：“歌仔戏是由漳州一带的锦歌、采茶、车鼓各种民谣流传到台湾而融合形成的戏曲。”车鼓、锦歌早于歌仔戏理当无疑。但车鼓与锦歌之间的源流又是以谁为“兄”目前尚难定论，有待今后进一步考证探讨。
  2、大车鼓与竹马戏。漳浦县早在明代就有演戏的活动，特别是竹马戏更为盛行。曾金盛、黄以结在《竹马戏调查》中说：“竹马戏的弄仔戏和《昭君和番》全本，构成以自己的基本剧目。”另据谢家群在《漳州竹马戏衍变》一文中写道：“漳州竹马戏原自唐宋的‘跋马’，这是古代流传在祖国南方的民间歌舞，也叫‘竹马灯’，用纸扎、纸糊的马头和马尾，分别绑在演员的前胸和后臀，里面点燃烛火夜间游行。若干人组成“马队”，成群结伙边演边唱，载歌载舞，最常演唱的节目是《王昭君》，其中《出塞和番》一折，有昭君、女婢、太监、国舅、番婆、番兵、番王等人物，多至数十人……”。这段记述所说的与“大车鼓”所表现的几乎是同一根生，从表演风格及形式上看，两面三刀者的联系也是极为密切的，谢氏在文中说到：“《昭君和番》写的多是昭君哀怨，随伴的规劝、番王的欣欢和番兵、番婆的调笑、戏弄，都是寓笑乐于歌舞的喜戏、调弄。其中有一折‘弄君歌’，以丑、旦两个角色扮番王与昭君。……这种以锣鼓节奏为主，配上表演动作的民间歌舞，以后逐渐发展成为‘弄仔戏’，尤其是在竹马戏的节目中，如番婆弄、尾旗弄、刈须弄，以及砍柴弄、搭渡弄、士九弄等等”。不难看出，“大车鼓”中“弄”的突出风格与竹马戏是何等一致。是不是可以说，“大车鼓”即为“车鼓弄”以及“弄仔戏”的前身呢？根据两者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上看，应该说是很有可能的。
  四、漳浦大车鼓与台湾、泉州车鼓之关系
  1、“大车鼓”与台湾车鼓。据吕诉上《台湾电影戏剧史》说：“随着闽人入台，漳泉两派车鼓同时会传入台湾，但就目前台湾普遍流行的车鼓看，应属漳派车鼓。流传于台湾的漳派车鼓，除具有赵家城大车鼓的特色外，并受到‘马艺’和竹马戏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台湾早期的车鼓戏就是漳属各县竹马戏中的‘弄仔戏’。”刘春曙副教授在他的《闽台车鼓三题》中这样写道：“目前台湾车鼓伴奏的丝竹乐器有小唢呐、笛子、壳仔弦、大广弦、月三弦等和打击乐，都和漳浦大车鼓相同，特别是彰化西线老人会车鼓团所用的大鼓及铜钟（芒钟），和漳浦大车鼓更是如出一辙，台湾车鼓中，表演者所执的钱鼓、四宝及打七响，也与大车鼓同是一般无二。尤其是台湾车鼓《番婆弄》一折中的某些原词与漳浦‘马艺’——竹马灯完全一样。”这就充分证明台湾车鼓与漳浦的大车鼓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为追溯闽合文化艺术的源流提供了充实的基础。
  2、“大车鼓”与泉州车鼓。漳派车鼓的活动中心为漳浦县。据专家学者初步调查分析，福建车鼓分泉派、漳派两种，其形式分载歌载舞、只歌不舞、不歌不舞及宗教、习俗等五种。漳、泉车鼓之间有许多共同点，晋江安海只唱不舞的“车鼓唱”，同安澳头村载歌载舞的“车鼓跳”，保存了扛大鼓及车鼓公、车鼓婆的特色，与大车鼓的基本框架是一致的，从伴奏乐器来看，漳州锦歌与泉州南音中的大拍、四块、小叫等，极其相似，做为同一艺术形式的不同流派，通过民间艺人不断的艺术交往，其表演技艺也必然相互渗透。另则在演唱曲目方面也有很多相同的，如泉州民间小调的《点灯笼》、《桃花搭渡》、《病囝歌》也与竹马戏中的民间小调相符。
  五、结束语
  民间舞蹈做为传统文化艺术，它已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大车鼓”这一古老的宝贵的艺术遗产，越来越受到专家学者们所关注，台湾学者（台北师范学院黄玲玉讲师一行三人）及省群艺馆刘春曙教授（曾以大陆艺术界名人首批赴台考察）等先后到漳浦对“大车鼓”进行了一番采访考证。
  时代在前进，人类在进步。随着文化艺术及欣赏趣味的提高，“大车鼓”这一历来深受人们喜爱的民间舞蹈，应重在“出新”，以适应新形势，为新的意识所接受，更好地体现党的“二为”文艺方针。经过加工、修改，可成为今天舞台上、广场上的新作品。“我们今天提倡的民间舞蹈是对悠久历史传统的古老的民间舞蹈的继承和发展，对旧的形式加以改造，赋予民间舞以新的生命，是我们每一个舞蹈家的责任。”（引吴晓邦《谈中国民间舞蹈的古今同异》原话）。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不断的深入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群众文化活动也相应得到普遍性的提高。如何将新的时代精神注入传统的文化活动之中，使群众性、民俗性的文化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得到不断发展，从而使其增强生命力，富有新的时代气息。民间舞蹈的推陈出新，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亟待我们去研究，去实践，使这具有浓郁民间特色、富有独特民族风格的“大车鼓”登上大舞台，成为一种广场文化，为祖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奉献力量。
  漳浦历代碑刻评述
  王文径
  碑刻，是古人常常采用的，以最直接形象的手段，在特定的载体上，记述事物、事件和情感的形式，它常常反映了不同的历史时期特定地区最重大最灿烂的一页，反映了最高层次的文化现象，它是我们了解历史的最直接的途径，也是历史留给今天的重要遗产。
  漳浦是一个古老的县份，碑刻的遗存堪称丰富，笔者从事文物工作多年，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笔记、拓片和照片资料，近来，又与县博物馆诸同行进行专题复查，抄录、整理了县境内的几乎所有现存碑刻，共存200余处，400余条，14万字编定成《漳浦历代碑刻》一书，编定之余，碑石无言，千百年来，默默地展示着其沉重而古老的形象，并以真实、生动的艺术魅力，令每一个愿意正视昨天的人都会因之驻足，并再有所获，每一页史册都要留下大片空白，等待着新的补充、新的订正。然而岁月悠悠，世事沧然，这些碑刻的命运又是如何呢？它又湮没于何处？它还将毁灭于何时呢？是否还能为我们的今天和明天留下些什么呢？有感于此，且将对全县现存的碑刻略作评述。
  由于摩崖石刻所处的地理位置，要么人踪罕至，要么较少出现新的建设性破坏，一般较能长久保存，在全县现存的石刻，从内容上划分包括了题咏石刻、官府告示、功德碑记、寺庙碑记、墓道石刻几大类，而按时间顺序上说，一九九三年才发现的佛潭大荟山岩画，应为最早，大荟山岩画主要采用圆窝点和圆弧来表现，通常被称为蹄形岩画，被岩画学专家解释为动物蹄印或女阴形象，但根据大荟山所处的位置，笔者倾向于后者，认为是生活在三千年前后的原始人的作品，是对当时氏族构成、星象和原始崇拜意识的透露。而八三年发现的石榴镇寸石岩画年代应稍晚，因为这组岩画已经初步具备了文字构成的基本特征，与华安仙字潭岩画相近。在属于岩画范围内的石刻主要还有散存于印石亭、青峰岩、海月岩、屈原公、赵家城等地的“仙脚印”，见于石妈铺、岭脚、芙蓉山等地的女阴石刻，“仙脚印”令人联想起周姜原践巨人迹而身动、生后稷的著名上古传说，女阴石刻则是人类童年时期共同经历过的生殖崇拜，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尚有村民为祈求生育和子女平安在这些石刻前膜拜，显然是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的孓遗。
  漳浦县境内有纪年的摩崖石刻。为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湖西岭脚造路石刻，印石亭大观二年（1108年）傅希龙印石铭，以及海云岩、杨美水库、庵后溪、九都桥等处的南宋石刻，内容多与修桥造路有关，与庆元四年黄櫄的“三十五桥记”联系起来，反映了宋代高超的造桥技术和当时的人交通、经济状况。中原文化的播迁，兴起于北朝的北方宗教石窟文化也不断南传，使多山多石的闽南沿海地区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南方类型的、以天然花岗岩石棚石洞为特征的宗教石窟文化。海月岩便是这种文化类型的代表，岩寺区内拥有六十余处石刻，在数量上居于全县文物名胜区之冠，但这批石刻除刘庭蕙的洗心诗外，余多为万历间仰楼和尚所作，书法价值较为一般，同处于金刚山麓的清泉岩，石刻虽仅有十余处，但多出自名人之手，特别是一幅印度僧人的狂草心经石刻，便倾倒了多少游人。宗教石窟文化的出现，也出现了文人士子避居岩寺石窟读书的风气，漳浦的历史名人，绝大多数都曾有过这风气，黄道周读于塔屿、大峰山，林士章读于栖云岩、紫薇岩，徐表读于青峰岩，卢维祯读于丹井桃溪精舍，吴与、高登、蔡世远、蔡新读于梁山，蔡元鼎读于大帽山，蓝鼎元读于高叟洞，张若仲隐于灶山等，这些读书处或多或少地留下了一点痕迹，著名的有紫薇洞十二进士题名录，湖西后溪山边一个一米见方的，以一个鬼形和北斗星组成似字似画的“魁”字，又从上头的赞中得知，万历间的林春斋等曾隐读于此。
  梁山水库大坝下的“龙喉”，是明万历至民国初年漳浦父母官祈求甘霖的去处，留下的四处石刻记载了这段历史。读过狮屿村于清道光间立的“护林公约”的，就会理解村子后的林木山石何以会保存得这样好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中国的山水，大致都因为有一座寺庙或一方碑刻成为名山胜迹，这似乎微不足道的历史脚印，实际上为一个地方，一个村庄，一座山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是现代意义的老字号名牌，是驰名商标。
  所谓皎皎者易污，绕绕者易折，必须竖立于街前、村、路边的官府告示碑，极容易遭到人为的破坏，漳浦自唐垂拱建县，历一千三百余年，历代历届的官府必然都要立下几通告示碑记，但遗留到今，不过仅存三十通而已，其中元一通、明十通、清十九通，元大德间派太监采水晶于梁山，碑今浸在水晶场水库之中，近年来采水晶的群众还时而有幸目睹七百年前的圣旨。在皇帝的敕谕碑中，最值一提的是邓原碑，邓原是明弘治间御马监太监奉旨镇守福建，便将皇帝的敕谕刻碑立于归藏义父遗骨的赤土福寿院，以示荣耀，敕谕中对镇守太监的职能权力范围，均有详细说明，在全国绝无仅有，弥足珍贵，被《明代宦官》一书选作扉页，且碑石的圆形，浮雕边饰也堪称一绝。告示碑中最多的是官府处理海界滩涂水利的纠纷案，这些碑石对于今天的行政区划纠纷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沙西庄前村沙底庙“何公断定官陂水例便民碑记”，双面刻着明万历到清乾隆间十几任知县审理官陂（今祖妈林水库下）水利纠纷案的五个文件。二百多年中十几个村庄卷入这场无休止的争讼中，令人体验到那些生活的艰辛和历史的沉重。
  修桥造路，今天谓之先行工程，在古代，也被视为功德无量之事，必然要镌于碑石，以志不朽，这种碑刻，宋元多见于摩崖；刻于碑上，多为明清，内容也见于修堤、建城、兵防等于国于民有益的盛事，既是功德碑记，官吏文人乡贤等也都争相趋之，撰文、书丹、篆额、留名。因此这类碑石几乎展示了漳浦历史名人的姓氏；也展示了这些堪称历史名人者的文章和书法艺术，如《奠龙脉碑记》，由朱天球、卢维祯、薛士彦三位当时的达官分别撰、书、篆，可以说代表了漳浦当时的最高文学书法成就。《大都督南塘戚公功德碑》记载了戚继光于嘉靖四十三年在汤坑歼灭倭寇的功绩，原立于忠勇祠中，祠废，但石碑多少年来一直受到村民的香火奉祀，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民族英雄的崇敬之情。在六鳌镇大澳村公路东侧的《明石乡官惠德碑记》，埋于沙中，露出地面仅20厘米，碑宽96厘米，总高应达250厘米左右，仅此也能想象，自明至今四百余年，大澳地区沙丘堆积和地面沉降情况。可见碑石的存在价值，是多方面的，多学科的文化遗产。
  漳浦县城原有二座闽南著名的古庙，一为威惠庙，二为兴教寺，均建于唐代，年代悠久，规模也极其宏大，一般地说，这类寺庙历代都会树立一些修建碑记，可悲的是，这二座寺庙的碑石，近几十年来已被全部毁弃，八十年代专为宜传威惠庙祖庙问题进行论争时，居然找不到一段碑文可资佐证，兴教寺也仅存二片残碑石，不足二百字碑文，分别弃于县委大院和新兴教寺前。寺庙碑记保存得较多的有雨霁庙、旧镇天后宫、龙兴寺等。而最早的为赤水清水岩的“昭应菩萨记”，南宋绍熙二年（1175年）立，史料价值较高的有青阳威惠庙记，是全县一百多座奉祀陈元光的庙宇中，对开漳圣王历代封赠记载详尽的碑记，且年代为明弘治，早于目前所见的方志。一九九二年发现的“重新无象院碑记”，则对多见于方志的，宋代梁山地区大象出没的传说作了订正、补充。
  不少碑记仅客观地记录了修建庙宇祠堂和城堡时捐资者姓名、金额、工时，或捐献庙产庙田数量，如“重兴圆通岩碑”、“雨霁庙碑”、“重兴锦屿城记”等，这类碑记则对我们研究当时的经济状况，宗教源流等有重要的价值。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某些寺庙重修、磨掉了旧碑文，重新刊刻新内容，如赤湖威奕庙，庙前王公庙等，令人感到可悲可叹，更有甚者，磨掉具有历史特征的石雕，乃至于把古寺庙完全拆除重建为新建筑，并极力掩盖古构件的痕迹，这是一种对历史善意的破坏。
  唐总章二年，陈政陈元光父子奉旨入闽，平定啸乱，建州置县，五十八姓军校自此定居闽南，之后又自闽南播迁闽粤台以及东南亚各地，作为一个移民的中继地，漳浦的宗族文化比较丰富，大小家庙遍及各地，其中祠堂碑记保存较好的有诒安城大小宗祠堂、东安祠堂、佛潭杨氏大宗祠堂等，诒安城黄氏祠堂共存五通碑石立于清康熙间，其中三通由黄性震以及清初著名书法家查升等书丹，碑以青石精雕细刻，质量堪居全县之冠。高东溪祠为漳浦最著名的名人祠，原有数通石碑，且出自朱熹、徐溥等名人之手，惜原碑已无存，我们期待着某一天会意外出土，重见天日。赤湖后江祠堂二座乾隆间的石碑，记载了吴氏族人迁徙台湾，往返于两岸的过程，这对于研究漳人渡台的历史，当有参考价值。这种对宗族迁徙有所记载的石碑，还见于《东安祠堂碑记》、屿头《端肃公配享碑记》，以及赵家堡中的《筑堡碑记》，佛潭杨氏祠堂的《累叶追远建庙碑》等。沙西阿边祠堂的《守节持家记》，后坑的《兴祖碑记》、白石叶氏祠堂碑等，均记载了先祖茹苦含辛创业兴家的经历，也是祠堂碑记的一种类型。
  漳浦在明清二代至少出现过五百多个五品以上的武官和七品以上的文官，名人多，墓葬的规格高，多立有墓道碑石，现在所见较早的有佛潭石门的陈困翁墓道碑，为明正德间立，规格较高的有长桥林士章柳氏郑氏夫人墓道碑，青石龟跌负碑，建有墓道碑亭。有的墓道碑直接刻于崖面上，所见有天启进士，诏安著名书画家沈起津刻的篆书墓道石刻，施溪谷墓道石刻，方仲墓道石刻等。现存的林士章、王应显、蔡世远等的祭葬碑，反映了死者显赫的地位。在数以万计的历代墓碑中，所见大帽山陈用宾题绝命诗于墓碑上，表明墓主为怀才不遇，忧债而死。沙西汤头庙“奖孝香栖”墓碑，可能后面埋葬的是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赵范落款于其师杨碧沙墓碑下，墓碑兼备了墓志的功能。蔡而烷夫妇墓道碑两侧刻下了死者的生平事迹，是墓道碑兼备了墓志的功能。纯粹的墓志铭，漳浦现存最早的有明天顺间蔡母俞儒人墓志，其次为陈奂墓志。明万历间漳浦同时有三名尚书存世，即南礼部尚书林士章、南工部尚书朱天球、户部尚书（追封）卢维祯，三墓均已先后被掘，所幸三人的墓志都被县博物馆收藏，是研究这三位漳浦重要的历史人物必不可少的实物资料。
  漳浦境内的碑刻已被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得太多太多了，其中有相当一部份砌为桥梁、路基、屋墙，一部份埋入地下，所见还有铺作猪舍地板的，更可悲的是，南浦竟有人将碑石劈为三截，精心雕作三个猪槽；沙西庄前一宪禁碑，数月前还立于路边，待笔者等欲再次前往抄录核对时，已不翼而飞了。我们祈求这种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恶作剧不再发生，我们期望，那些淹没的碑石有重见天日的一天。
  漳浦县城古建筑
  高聿占
  几年来，有不少海内外先生、读者到县图书馆咨询绥安古城的历史面貌。他们中有的是为追根寻祖，有的是想从遗址、遗迹或史志的资料中以研究闽南及金浦的文化发展过程，有的是想从古城的变迁以研究历史人物的生活与社会的发展概况及闽台、海外关系史。
  社会是跟着历史巨轮的前进而发展的，一座城镇，特别是政治、经济、文化较为集中的城镇的变迁，更是社会发展的标志。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漳浦县古城，乘着党的改革开放劲风，旧貌换新颜。在改造旧城中，街道增加了，拓宽了。高楼林立，沿街市场店铺栉比鳞次。整齐美观的住宅新村，一处处相继出现。近郊四周，丘陵铲成平地，三资企业厂房如雨后春笋。还有学校、医院、文化设施，日臻完善。几位阔别漳浦已多年的老友返乡，都这样说：看不出这就是过去满目疮夷的漳浦古城。
  为了给读者介绍漳浦古县城的一鳞半爪，我就史志记载及老前辈所传整理成下列资料，以供参考。
  县署在邑治正中，唐朝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始建。景龙年间县令李圭建围墙，官廨才免与民居混杂。宋朝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知县陈贯通重建。淳祐八年（1248年）知县杨浩然扩建。明朝洪武三年（1370年）知县张理改建，规制宏伟。大门上有谯楼。北上为仪门，仪门之内为戒石亭。进为甬道（走廊），甬道之顶为露合（阳台），甬道两房是吏员宿舍。过甬道为大堂。大堂左有寅宾馆，再左有龙亭，亭边有仓库。大堂之后有穿堂，过穿堂为后堂。后堂之后是知县廨（廨即办公厅），县丞廨在其东，典史廨在其西。以后历代修建，大概如此。今存大堂一座，辟为历史博物馆。
  城垣宋朝末建，南宋乾道知县薛世清始立三门，淳祐年间补为四门。元朝至正十二年（1352年）“达鲁花赤”（总辖官）买撤都刺砌石为城，末端砌砖，环城浚濠深三尺，宽一丈。明嘉靖六年（1527年）知县周仲建城墙马道。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知县刘钦命堕旧城，筑新城，四城门增筑盎城，加设东西二水门以泄城内沟渠之水。城周1198丈。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建敌台16座，南门建镇南楼，北门建仰北楼。民间传说“陈我峰移城给西湖蔡家造福”，据说陈我峰（即陈梧，嘉靖二十年进士）退休后为把静凉阁围在城内而移建西南隅城墙，使城内范围略有扩大。陈我峰虽贵为进士，在家乡只是一个缙绅，不可能自己私移城墙，大概是利用帮助知县刘钦命改建县城的机会把墙垣移建到静凉阁以外。清初顺治十二年郑成功抗清队伍作战略转移，堕毁漳浦县城。翌年，清总兵杨捷克复漳浦，与知县李之琦及地方绅士蔡而烷、李瑞和等召匠更筑，城高二丈，周围1798丈。这城垣一直保持到同治四年（1865年）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的部队在城的西北角鸡笼山下用土炮轰开一个缺口（该处因此地名倒城隙，在今短途车站前面），后来由于攻坚武器进步，城垣已不再是牢不可破的防御工事，因而没有修复，逐步拆除。
  学宫漳浦县学建筑壮丽，雅称学宫。唐朝建在县治西北隅，宋天圣三年（1025年）迁建于印石山虎坑岭，因为虎患，庆历三年（1043年）迁建于县北，熙宁三年（1070年）迁于南官塘，又经一度迁移，至乾道五年（1165年）才固定在南官塘，该地遂名为“官学口”（今公安局处）。明初洪武年间知县张理扩建，增建大成殿，塑孔子像于正殿（因此名孔子庙），殿下有东西两庑，西庑为祭器库，两庑前为戟门，戟门外有阑栅门。殿左建明伦堂，东为日新斋，西为时习斋，两斋之下各建号舍十区。号舍之左为膳厅。殿后为教谕廨，教谕廨之东为训导廨。学宫前有道义门。又建射圃（学射箭场所）于学宫前（成化十九年即公元1483年移建射圃于东南隅，即今县第一中学地方）。正统年间凿泮池数亩。正统四年（1439年）在道义门右建学仓。嘉靖四年（1525年）砌孔庙前石路。嘉靖六年筑印池；在道义门左建文昌宫。又在射圃西建文公祠、名宦祠、乡贤祠（都在今漳浦第一中学）。还有演武厅，在北门外。
  社学嘉靖六年在县署左建仁字社学，在城西建义字社学，在城南建礼字社学，在城北建智字社学。
  明诚书院在东门外，原为黄道周讲学处“东皋书舍”，崇祯十七年（1644年）黄道周罢官回漳浦讲学，其学生集资扩建为明诚书院（今黄道周纪念馆）。
  石牌坊明代，邑内街上耸立数十座具有精湛石雕与古建筑艺术的石牌坊：外台肃宪坊（为嘉靖十一年进士、按察使林功懋立）。廷尉坊（为嘉靖十七年进士、大理寺右寺正林策立）。昼锦坊（为正统元年进士、布政使陈叠立）。秋官大夫坊（为嘉靖十一年进士、刑部郎中徐表立）。进士坊（为嘉靖二十年进士、广东佥事陈梧立）。三世总宪坊（为万历五年进士、按察使陈一洙赠祖陈恕、父陈铨立）。进士坊（为成化十四年进士、广西参议吴超立）。以上诸坊立于西街。司空三锡坊（为隆庆二年进士、工部侍郎卢维祯立）。进士坊（在麦市街，为成化十一年进士、贵州参议陈奂立）。怀德坊（为买撤都刺、刘钦命二县令立）。邦伯坊（为成化五年进士、镇远知府林表立）。联芳坊（为正统元年举人杨盛，十二年举人杨武兄弟立）。步蟾坊（为景泰元年举人詹肃立）。以上诸坊在北街。天官坊（为吏部文选司郎中卢维祯立）。节钺开先坊（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陕西巡抚胡廷宴立）。世进士坊（为成化五年进士、镇远知府林表，嘉靖三十二年进士、长沙知府林敬，四十四年进士、按察副使林绍立）。孝友坊（清洪琼光立）。节孝坊。以上诸坊均在北门外。崇恩坊（为林士章祖父林竦、父林烽赠侍郎立）。少司徒坊（为天顺八年进士侍郎吴原立）。龙章宠锡坊（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太常寺卿王应显立）。荣宠天申坊（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副使胡廷宴立）。纶章洊锡坊（为封御史刘大成立）。奕世恩纶坊（为隆庆五年进士，按察副使赵范立）。以上均在南街。藩伯坊（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参政王春泽立）。宫保尚书坊（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南京工部尚书朱天球立）。华衮褒贞坊（为刘庭蕙母、奉旨特封安人陈氏立）。节孝坊（为清蔡新母、诰封太夫人、晋赠一品夫人林氏立）。双节坊（为商声妻林氏并媳蔡氏立）。节孝坊（为刘学周妻张氏立）。以上在南门外。玉堂褒宠坊（为封翰林院检讨林文贡立）。聚英坊（在孔庙前）。育秀坊（在孔庙前）。双节坊（为成化二十二年举人徐辅妻林氏、媳周氏立）。双凤坊（为成化五年进士吴瓌、林表立）。以上在学前街。翀霄坊（为景泰元年举人谢祐立）。文英坊（为万历元年举人陈昶立）。以上在宫学口、东街。节孝坊（为陈富妻林氏立），在东门外。今县城坊表俱无存。
  塔：
  漳浦县城有八座古塔：
  兴教寺四塔，已废，始建年代失考，大约唐朝建寺时已有之。
  西塔，在西水门（民间则称为南水门，在准提巷中段），中有佛像，从像上刻字知道为元至正六年（1346年）物。
  东塔，在擢仙坊内，即铺仔口街东端，今酱厂后。
  北塔，在忠节坊中孚巷（今讹音为东埔巷）巷口南侧。
  新塔，在县西仙云坊内，即临漳驿前（麦市街向西街南段拐弯处，今建泰怡园）。
  东塔、北塔、西塔、新塔始建年代失考，但据康熙《漳浦县志》卷四《灾祥》记载：明万历元年（1573年）“雷击东塔，坏其顶”；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十一月初九日戌时“地大震，……忠节坊，仙云坊二塔顶俱坠”，可知道其始建年代不迟于明朝，在万历年间已各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但残部至近年才被拆除。
  祠堂、古宅：
  明以前无考，以下为明、清时代遗构，今或存或已改建：
  林氏祠堂，在新路街（今小商品巷、礼拜堂处）。其族人林梓，嘉靖已丑科进士，任通政使，子林宰，万历辛丑科进士，历任太仆寺卿等职。据传，其家十八人为官，故有“十八顶纱帽”之称。
  陈氏宗祠，在西门内（今青年路税务局处），为万历丁丑科进士，四川按察使陈一洙所建。一洙之祖父陈恕、父陈铨俱诰赠按察使衔，按察使尊称“总宪”，故有“三世总宪”之称。
  蔡氏宗祠，在西湖。据传“陈我峰移城”于西湖蔡家大为有利，自明朝后期蔡大壮中嘉靖已酉科举人任宁乡知县，蔡宗禹中万历辛丑科进士任刑部主事始，科第荣显，清朝前期大盛，顺治年间中进士者有蔡而烷（任东昌府推官）蔡而烜（任桐柏知县）。蔡宗禹的后代尤其人才辈出，玄孙蔡世远（居下布），康熙己丑进士，官至礼部侍郎（赠尚书、太傅）；蔡衍诰（居西湖），康熙五十四年进士，为翰林庶吉士：六世孙蔡新（居下布），乾隆丙辰进士，官至兵、礼、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宗禹另一六世孙蔡云从（居下布），与蔡新同科进士；蔡新之兄蔡溎，因在家乡教书养母，迟十年中乾隆乙丑进士，为翰林庶吉士。蔡新之子本俊，乾隆戊子进士，任南宁知府。蔡新之族孙善述，乾隆辛丑进士，任湖广道监察御史；孙行达，辛丑恩科进士，翰林庶吉士。举人、贡生、秀才无数。
  黄氏祠堂，为康熙年间太常寺卿黄性震，于任湖南布政使时所建，故称“布政祠”，在今西街中医院地方。
  李氏大宗祠，亦在今中医院地方。始建于明朝中叶，人才辈出，著名的有崇祯甲戌进士李瑞和，任两浙巡盐御史，巡视中城，视鹾两浙。瑞和五世孙李实蕡中雍正丁未科进士，任翰林检讨，于乾隆年间修建大宗祠。
  刘氏宗祠，在布政祠南，万历八年进士刘庭蕙曾任云南提学，故称“学宪家庙”。
  姚氏祠堂，与刘氏祠为邻。
  李氏祠堂，在西街，北邻龙亭巷，南为打锡巷，原为明御史李瑞和旧第“保滋堂”，后改为其子延享祠堂，俗称李家祠。
  三房巷有陈、张二姓祠堂。
  蛔仔埕有潘、吴、涂三姓古宅。
  准提巷有李、曾二姓祠堂及陈我峰（陈梧，嘉靖辛丑进士）祠堂，蔡新“相府”。
  南水门（水阁仔）有林氏祠堂。
  西街金芳巷有蔡氏祠堂，始祖蔡祚周（西湖进士蔡而烷之子）康熙年间任福州府学教授，故称福州府学祖。
  阮氏祠堂，在西街李家祠斜对面（旧邮电局处）。
  詹氏祠堂，在南街（现绥南老人协会）。祖詹惠，明正德戊辰进士，南京御史。
  柯氏宗祠，在詹氏祠堂西面，后边为陈氏古楼。
  “尚书府”，明万历南京礼部尚书林士章府第。
  高子祠，在“尚书府”前，今绥南小学内。明成化六年（1470年），府、县官为原宋朝漳州高东溪建祠于此，历代维修。
  江氏宗祠，在盐仓埕南。
  程氏祠堂，在北门内。
  “港头林”祠堂，在北街，为佛昙港头林姓分派，堂号“黛峰”。佛昙港头林表于成化五年（1469年）中进士，任镇远知府，其孙林敬，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进士，任长沙知府，曾孙林绍，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任山东按察副使；清康熙年间又有林登虎以举人任临汾知县，林廷俊以军功任兴化总兵等，明末清初其族人部份迁居县城北街，建“世大夫第”及祖祠，传衍子孙，其地遂名为“港头林”，有港头林巷。
  刘氏祠堂，在港头林祠堂附近，刘姓聚居处有“刘厝巷”。
  高氏古宅，在高厝巷南侧。
  烈女祠，在麦市街，今城关医院处。
  李氏长房祠堂，在北街司马第。
  李氏长房之三房祠堂，在东埔绣衣第。
  柯氏祠堂，在“绣衣第”南。
  李氏三房祠堂，在东市场后大埕内。
  卢氏祠堂，在东市场边。
  昭忠祠，在铺仔口街（现供销社），该处明清时代设“县前铺”为传递文书之站。
  陈氏古屋，在北街东埔巷口。乾隆元年与蔡新同科进士蓬山人陈杓旧府第，其后裔民初绅士陈古顺建新楼。
  施氏大宅院，在东埔巷口，民初绅士施子伯旧第。
  陈氏祠堂，在东街北端南侧。
  蔡氏“西山遗著”大厝，在东街，民初绅士蔡次恭府第。
  柯氏“箴园”大宅院，民初绅士柯安邦府第，在东街，与蔡氏大厝隔街两对。
  陈氏宗祠“崇德堂”在浦一中大门前端。
  徐氏宗祠，在浦一中边，花亭巷内。
  蔡氏宅院，在火烧巷眼镜潭边（今东环城路南边），民初绅士蔡扬清府第。
  蔡氏祠堂，在东埔，现酱厂处，俗称“浸水祠堂”。
  李氏祠堂，在“浸水祠堂”南，因旗杆石夹立在祠堂后，俗称“倒插金钗”。原“西街李”第五世长房“西星公”旧宅“芝醴轩”故址，后改建为第六世李瑞和（明崇祯御史）祠堂。
  还有为离任知县所立的祠宇：
  郑公祠，祀嘉靖十年漳浦知县郑禧。
  王公祠，祀万历二十七年知县王猷。
  余公祠，祀崇祯七年知县余日新。
  寺庙：
  兴教寺，在旧县署后（今县委会及县政府地方），始建于唐景福元年（892年），宋嘉定年间扩建，，历代重修，规模宏大，正中为“大雄宝殿”，下有两庑。殿后为法堂，堂东为方丈，堂西为西竺。两庑之外东有钟楼，西有鼓楼。前为山门，有“谈空亭”。山门东有“古泉精舍”。鼓楼西为“清轩”，轩前有屋名“不二”。山门之内有东西两石塔，山门外又有小石塔二座。历代多次毁于兵灾又重建，至民国初年还有三进石佛殿一座及大佛殿一座，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十九路军驻浦旅部破除迷信，尽毁佛像，从此兴教寺不存在，而地名“兴教”沿用。（近年又有僧在大亭重建兴教寺）。
  应城寺，在县东，始建于宋熙宁年间，元、明几度修建，清同治四年为太平军所毁。今建绥东小学校舍。
  准提室，在西街，清康熙十三年僧建，遗址今存。
  天后宫，即妈祖庙，一在北门外，一在南门外，今人重建。
  城隍庙，宋朝建于邑东，元朝迁于邑西，明朝正统九年（1444年）迁建于邑南，历代修建。（今为啤酒厂宿舍）。
  东岳庙，在东门外印石山麓，始建于元朝至正年间。明嘉靖五年，漳州府推官黄直毁淫祠，拆该庙瓦木去修建明伦堂，后居民重建。清康熙三十七年知县陈汝咸恶其惑众，命毁鬼卒像，后居民重塑。
  值得称道的是宋朝县官对水利和美化环境的建设：
  傅公河，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年）任漳浦知县的傅希龙，接纳地方人士建议，召民工从县学内的泮池开凿一条小河从东南方通南溪，与鹿溪相通。鹿溪水随潮汐涨落，每天从这小河进入泮池，保持澄清，出现“梁山倒影”景观。居民区的污水也通过阴沟从这小河排出。今无存在。
  西湖，南宋嘉定八年（1215年）知县赵师缙就西门外一处已废古陂召工开凿为湖，筑堤515丈，全湖周围550丈，水面80亩，内纳诸涧水，外通南溪，堤上设斗门为排水和纳入溪水之口，灌溉良田千余亩。陂边有堂，湖心建亭，湖水澄清，映远山，照近堞，成为游览胜地，明清以“湖泽储英”之名列入八景。今规划建公园。
  静凉阁，原名水阁，嘉定年间知县欧赓改名静凉阁，赵师缙改为风露香，但民间仍称水阁，在县治西南隅，准提室巷末端。
  亭，北门有北亭，西宸岭有仙人亭，县衙门左右两边有宣诏亭、颁春亭，印石山有遗爱亭，东门外放生池有美报亭，都是北宋所建。今均无存。印石亭为后人所建。
  弦歌堂，在县治东，北宋元符元年（1098年）始建，南宋庆元元年（1195年）知县叶才老修建。无存。
  漳浦古文物极丰富，可惜大都无存，令人慨叹。
  漳浦县城排水系统的变迁
  李澳川
  漳浦县城在宋朝已建立街坊，至明朝已形成有规则的街道结构，以西、北两条直街为经，有几条横街横贯其间为纬。这几条横街自北至南为“新路街”，隔兴教寺（在今县委会及县政府地方）为麦仔市街；隔县署（在今漳浦宾馆地方）为县前街；隔县学和孔子庙（在今公安局地方）为官学口街。还有自西街和北街两端向东、西、南、北四城门延伸的街道东街、南街、西门街（今青年路），北门街等，都笔直整齐。还有许多小巷，或两头通街，或一头通街，一头通至城边，很少“此巷不通”。巷有小阴沟，街有大阴沟。东北部的污水从官沟出东北水门（在东埔巷通献台村处）排入东溪。西部的污水经西沟出西水门（今称南水门，在准堤巷通王顶村处）排入南溪。东南部的污水出后沟会于傅公河（在今县公安局前面），由南水门（今称“仙脚穿”）入于南溪。东部的污水会于射圃河（在今县第一中学），出东南水洞，入于南溪。
  在明、清时代，潮水还能涨到县城以上的鹿溪河道，随着潮汐涨落，把县城污水带入大海，河道澄清。泮池（在今公安局）有“梁山倒影”景观；西湖“鉴澄浩碧，含远山，映近堞，近邑一胜观也。”（引康熙《漳浦县志》句）。这是因为，自宋朝漳浦县令傅希龙发动民工开凿了一条小小人工河，被称为傅公河，俗称港仔，它从县学（今公安局）泮池通南溪，与鹿溪相通，城中污水大部份排入傅公河，受潮水顶托，向港仔口一带“田洋”泛滥。但不是泛滥成灾，而是一日一涨落，那些水田并不受涝害，而且把水中的有机质沉淀下来，留在田地作肥料。人们把县城当成一块“仙地”，说那些阴沟是“仙肠”，称县城南水门为“仙脚穿”（仙的肛门），成为地名，至今沿用。“仙”的排泄物肥了港仔口一带田地。尼罗河每年一次泛滥，造成古埃及的富庶，漳浦港仔口田水一日一涨落，难怪那里农作物特别丰产。
  漳浦县城三面临溪，一面靠山。临溪的三面是：自西门下的西湖经南门至东城角，以源自鸟嘴山（缭翠山）经葛后、查岭、棕口至县城西南方的南溪为护城河；自东门兜以上至北门兜，以源自罗山（北面诸山罗列，故名罗山）的北溪为护城河。西北一面靠山，溪水不能环绕，特地挖了一条堑沟，一头通北溪，一头通南溪，北起北门兜，西至西门下（今金融巷便是西堑濠，自林业局以下转向东经农械厂至千秋巷为北堑濠）。城墙与城墙外的护城河（濠）构成“城池”，主要为保卫县城而设，而其副作用更加显著，无论洪水多大都不能涌进城中。城中污水又能顺畅排出，所以那时城中家家户户有水井，井水都可供食用。北堑河边的“龙井”尤其著名，康熙《漳浦县志》记载：“龙湫井（即龙井），在城北堑河之侧，味甘厚，渫清可茗。每暴雨，河水奔流，井一澄如镜，清浊不乱，或谓其中有龙焉，为八景之一。”
  自清末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军用土炮将县城西北部鸡笼山下的城墙轰开一个缺口后，由于攻坚武器进步，城墙已经不再是不可攻破的防御工事，因而一直没有修复它。那地方便得了“倒城隙”的地名。此处城下（城内）原是一片居民区，在城未倒隙以前，无路可通城外，太平军之役那些民居被烧毁，那废墟上便被人走出一条从“倒城隙”出入的捷径，霞潭一带村民进城才免绕经“后径”从西门出入。民国二十年（1931年）龙诏路（自漳州经漳浦、云霄至诏安分水关与广东公路衔接的公路）通过“倒城隙”，沿以旧城墙改建的“环城马路”（今环城北路，环城东路）出东门；同时，由于“浦和路”（实际只从漳浦县城通车至象牙庄）的修建，西北堑濠的过车处就被填平了。每逢暴雨，山洪不再从西北护城濠流进溪道，而是从西街奔泻直下。好在那时阴沟还很畅通，街道利用从城墙折下来的石板铺成“红龟面”（中线稍高，渐向两侧倾斜）。“五脚具”（人行道）比街道高出一阶，街道边“五脚具”下隔不远处便有一个纳水入于阴沟的孔道，所以还是能很快将街上流水排掉。可是城内井水渐受污染，只有地势较高的西北部一带名井，如兴教古井、驿前井（即石狮头古井），北街古井等井水比较好，城南一带井水已泛黄，较少人食用，人们开始喜欢用溪水煮饭。龙井则早在明朝末年已经因被种园人倾倒秽土而贩坏，甚至填为平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第五行政区专员兼漳浦县长朱熙叫人修复，但井水再也好不起来。只有朱专员叫人新开辟的“澧泉”（在今农械厂）和明末崇祯年间慧旨和尚开辟的“虎泉”（西湖井仔）才是品茗的好泉水。据说最讲究品茗的“茶客”要取用土桥（即得仙桥，今鹿溪桥闸）中流的水泡茶。
  新中国成立后，漳浦有关部门非常重视环境卫生，努力督导。由医务工作者组成的爱国卫生委员会义务做了很多工作。居民组织认真负责，经常清理阴沟。在抗旱斗争中，人民政府领导农民修筑双溪坝，引鹿溪水入于南溪和西湖，除满足绥西、绥南、南门等生产队的水田灌溉外，绥北方面还用三架人力水车从西湖车水，利用街道阴沟为渠道，灌溉绥北水田，可见那时街道阴沟还是很畅通的；民居的阴沟也与街道阴沟保持畅通，在那“西水北调”的过程中，西街许多人家的天井里也被流经街道阴沟的水溢进不少，这便是明证。
  自“文化大革命”以后，街道阴沟逐渐淤塞。由于居民建筑无规划，“仙脚穿”被封闭了，“仙屎”排不出，公安局门前的印池，变成臭水池。现在，城关市区扩大一倍以上。在那些新居民区，有的排水系统没有配套，也有巷道变成水沟的。这是由于当初缺乏统一规划之故。
  可喜的是，现在市区新建设已经有一个总体规划蓝图，东、西、南、北四线建设都有规划。东线已先建设，街道与排水系统井然有序。一条西起大亭新村，东至石斋村，入于北溪（后溪仔）东流汇入鹿溪，全长一公里，宽7米的排水渠，笔直整齐，已呈现在城关东线新市区。它比宋朝的傅公河还要长，还要宽，还要深，而且用条石和水泥砌岸，不易损坏。渠上有几座桥梁，坚固美观。很多人选择在这里建屋，既有街市的利便，又有小桥流水之美。
  西线、北线、南线的建设也将次第实施，完成后，城关市区将扩大数倍。在那些新区，街道与排水系统都经过周详规划，精心设计，严格施工。时代是前进的，漳浦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有能力建设一认工商业林立，比旧社会扩大数倍的漳浦新城市。
  同时，旧城改造也在继续。
  旧城是一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烂摊子，街道只有4～5米宽，从前人少，且车辆极少，并不感觉狭窄，现在人口比旧社会增长三倍，而且各种车辆往来频繁，拥挤不堪，非改造不可。但旧城改造有很多问题不容易解决，如拆迁安置、补偿等事都是比较棘手的，不可能一下子把整个旧城改造好。如果能像麦仔市街及其双头的火烧巷、许官巷那样一下子全部拆迁重建为相连的大街，可以统一规划，那便好办。麦仔市街已于80年代从原来的宽5米拓宽到19米，原来麦仔市街东头的许官巷和西头的火烧巷，本来只2米宽，也扩宽到与麦仔市街成为笔直的整体。这条新街东接环城东路，西接湖滨北路，成为通县城东西的最宽街道，两旁高楼整齐，路下阴沟笔直畅通。问题是与麦仔市街交叉的西街和北街，北街不拆迁改建，西街只拆迁改建与麦仔市街交叉处一段，从原来的5.5米扩宽到19米。由于不可能同时全部改造完成，旧的阴沟仍是老样子，据观察，其被污泥淤塞的程度已达60％以上，一遇大雨，有溢入住宅之虑。如果等街道改造到那里再考虑那里的排污排洪问题，为时过晚。
  各种车辆流量特别大的环城东路、北路水泥路面已在施工，排水沟之宽阔使人一看便知道今后的排污排洪是不成问题的。这一段路工程巨大，目前还不能全部铺设水泥路面，而群众又迫切希望筑路大军在完成环城东路、北路后即移师西上，再为完成龙泉路、环城西路而继续奋斗。自环城北路至龙泉路，有长途汽车站和短途汽车站，是漳浦市区的大门，过去（至今）由于排水系统不配套，在旱天尚且有部份路段湿漉漉，且路破损处有积水，加上饮食店和水果摊多，残菜剩羹果皮蔗渣乱倒在路上，车辇人踏成浆，一遇下雨，化成秽水流向西街直下县前，对市区的污染极严重，这是本文写作时（1994年11月）尚存在的情况，此时欣闻县人民政府已作出整治县城脏乱差，短期内要做出成效的决定，相信这种情况不会再持续多久了。
  笔者为写此文，特地到旧市区、新市区游览一遍，深为市区数倍扩大而欣奋。虽然也看到一些如环城北路、西路、龙泉路那样至今还存在的问题，但相信那不久便能得到解决。笔者所看到的是美好的前景，不久，一座崭新的城市将以整齐清洁的面貌屹立在鹿溪之滨平原上——过去不敢说这里是平原，因为其间错杂丘陵，现在丘陵大都被平整，还有少数丘陵正可以点缀其间，是人造假山所不能及的。
  文化古乡乌石
  林祥瑞
  乌石在漳浦县城东15公里，旧镇北5公里处。宋代属安仁乡永清里，明朝属第七都，清朝设海云保，以地在浯江之滨，别称浯江。民国初期属内东区乌石乡，民国二十二年（1934年）实行保甲制度，设乌石联保，民国二十八年废联保设乡镇，以海云、乌石各取一字，成立海乌乡，民国二十三年与四股乡（即顶乌石，今赤土乡及万安农场）合并为浯江乡，今属旧镇镇。
  乌石为林姓聚居地，始祖林安于南宋末年自福州长乐迁居漳浦浯江边，再徙居海云山下，因三山（福州）之乌石山，名曰乌石，地之得名自此始（引自乌石族谱序原文）。
  乌石全境东西长7公里，南北宽6公里，面积约42平方公里。海云山（俗称岩山）屹立在西北方，为巨大屏障。南边罗列着飞凤山、马头山、芹山、烟墩山、苑上山、大林山、伏虎山、塔山。北面蜿蜓着石牛山、马刈山、大油甘山、龟林山、紫薇山（龙山）。中有芙蓉山、御屏紫帽石和梅山。浯江从西北来，经北边绕过紫薇山折向东面，直奔东南方的塔山下流入东海。丹山在浯江之外，层峦耸翠，由西北绵亘至正东方。林氏的祖祠“乌石大厅”在乌石的正中间坐西向东，背靠御屏紫帽石，遥倚平和县矾山，面对丹山印石峰。沟通南北“海线”（漳云公路）的浯江桥正好在这中轴线上。所以乌石大厅正中大门楹联写着：“印石滚金球，居然骊珠在握；浯江环玉带，不啻组绶荣身。”乌石林氏世代务农勤耕，兴学重教，所以物产丰富，人才辈出，“乌石荔枝”远近驰名，“乌石文化”古今流芳。
  这里概述乌石文物。
  一、人才荟萃，甲第蝉联
  漳浦县自古有“海滨邹鲁”之称。在明、清两代最盛，共有进士190人（除后来划属他县的，现漳浦县范围内有进士119人），居漳州府首位。乌石林氏人才之多，又居漳浦县首位。其中探花林士章为漳州府五个“鼎甲三及第”之一（其余四人是长泰状元林震、南靖榜眼李贞、龙溪探花谢琏、林釬）。林士章且官至尚书，达到科举时代荣誉的顶峰。
  乌石共有进士11人：
  林功懋，字以谦，号竹溪。嘉靖壬辰（1532年）进士，历任广州东莞知县、户部主事、赣州知府、四川按察副使司松藩兵备道、河南参政、广西按察使等职。引进“乌叶”荔枝良种推广繁殖于故乡。曾作《重修平和儒学记》。
  林策，字直夫，号丹峰。嘉靖戊戌（1538年）进士，历任绍兴府萧山知县、南京大理寺右评事、右寺正、江西按察司佥事等职。曾作《浯江族谱叙》、《贞义祖妣陈氏传》。父泉，庠生，诰封大理寺右评事。
  林一新，字跻夫，号南江，一初三弟。嘉靖丁未（1547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云南按察司佥事等职。父黼曾作《“题孔子登东山图”示儿诗》，诰赠承德郎、刑部广西司主事。
  林士章，字德斐，号璧东。嘉靖己未（1559年）进士第三名，称“探花及第”，历任翰林编修、两京国子监祭酒、《会典》副总裁、会试分考官、礼部右侍郎、左侍郎，最后以南京礼部尚书致仕。曾为漳浦县重修儒学大门、仙峰岩竹溪公读书处，大参藩邹公遗爱祠等作碑记及南田赵公坟志铭。父烽、祖竦，皆诰赠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
  林士宏，字仁甫，号中峰，功懋子。万历庚辰（1580年）进士，历任行人司行人、司正、刑部郎中、湖广承天知府等职。
  林汝诏，字君纶，号光璧，士章次子。万历丙戌（1586年）进士，历任湖广永州府推官、南京吏部郎中、浙江右参议、广东按察副使、徽宁兵备道等职。
  以上明朝，以下清朝。
  林，字希廉，号后子，别号戊戌居士，策曾侄孙。顺治戊戍（1658年）进士，会魁，历任九江府德化知县等职。父国栋，诰封文林郎。
  林琛，字解人，一字元伯，号紫峰，颙族侄。康熙己未（1679年）进士，历任内阁中书，丁卯科顺天同考官等职。曾作《游燕柿录》、《先严封君传》。父履，诰赠徵事郎、内阁中书舍人。
  林绍祖，字衣德，号丹麓，士章玄孙，友筠孙。康熙庚辰（1700年）进士，历任长沙府醴陵知县、宝庆府新宁知县、吏部主事、吏部员外郎等职。曾主修康熙《漳浦县志》。
  林开镐，字成伯，号涘江，琛侄孙。乾隆乙丑（1745年）进士。父光尚，诰赠文林郎。
  林明哲，字企山，号双溪，族孙。乾隆丁丑（1757年）武进士，授职福建省提务厅。
  乌石共有举人（包括武举）25人：
  林纯一，字元真，号诚斋，又号无伪翁。明洪武壬子（1372年）应天（即南京，洪武年间定都于此）举人，历任漳州府长泰教谕、开封府洧川县教谕、国子监助教等职。是乌石科举出身第一人。作《林氏谱则》、《浯江家谱序》。
  林一阳，字复夫，号复庵，一初二弟。嘉靖甲午（1534年）举人，历任济南府通判、南直隶凤阳府霍丘知县、唐府审理等职。著有《论学古义》、《诗文集》，作《重修威惠庙记》、《家规》、《太安人程氏传》。
  林一初，字遂夫，号玉山，嘉靖庚子（1540年）顺天（京城府名）举人。著有《论语说》、《易说》、《“魏徵献陵之对”论》、《庙制议》、《律吕辨》、《音韵说》等。
  嘉靖年间，林一初与二弟一阳皆中举人，三弟一新中进士，号称“三凤齐鸣”，其家乡府第称“三凤厅”，以至成为自然村村名。
  林成纲，字勉夫，号定庵，一初从弟。嘉靖癸卯（1543年）举人，历任广州府香山知县等职。曾作《长乐谱系》、《题“康衢谣”卷首词》。父玑，封文林郎，香山知县。
  林楚，字德春，号春斋，别号玄谷老人，士章从兄。嘉靖戊午（1558年）顺天举人，历任南京应天府溧阳县教谕、湖广武昌府咸宁知县、南京广德州判官、广东雷州府通判等职。著有《衍书旨》、《四书伸语》、《玄谷子解老》、《原儒释》、《家规内外集》、《摛性对》、《辑思经》、《道德阴符解》、《康衢谣》等，并重修《乌石宗谱》，作《乌石宗谱传记十三篇》、《海云家庙平基告后土文》、《建晏海楼告后土文》、《海云家庙圣谕》、《论均和安》、《论节俭》、《性善录》、《四贤归潮序》、《和陶渊明“归去来辞”》、《寒山拾得歌》、《梦海云山崩醒而纪之》等诗文。父淳，诰赠承德郎、雷州通判。
  林士旂，字德×，号对江，一新三子。万历己卯（1579年）举人，任河南南阳府舞阳知县等职。
  林士角，士章七弟，万历辛卯（1591年）武举人，历任六鳌、澎湖二所把总、海澄县守备。
  林萃祉，字锡之，一初曾侄孙，万历壬子（1612年）举人，历任都察院司务、经历、刑部主事等职。写《重修族谱弁言》。父君尚，诰赠都察院司务。
  林孚尹，字希请，万历壬子（1612年）武举人。
  林朝禄，字受百，一初侄孙，天启丁卯（1627年）举人。
  林友筠，原名孚震，士章孙，汝诏子。南明隆武乙酉（1645年）举人。
  以上明朝，以下清朝。
  林凝崇，字智候，绍祖孙，雍正癸卯（1723年）恩科举人，任广东肇庆府高明知县。
  林侪鹤，字啸云，号松崖，萃祉侄孙，雍正丙午（1726年）举人，亚魁，著有《诗文集》。
  林生枝，字桂一，琛族侄，乾隆戊午（1738年）五经举人，任江西南安府崇义知县。
  林阳珠，字闪文。乾隆甲子（1744年）举人，历任福州府闽清县训导、屏南县教谕。
  林献之，字于廷，琛琛曾孙，乾隆丁卯（1747年）举人，经魁。父为，诰赠文林郎。
  林维乔，字松甫，号鹤栖，功懋族孙，乾隆庚辰（1760年）恩科举人，乾隆丙申（1776年），参与编修《漳州府志》。祖守让，诰赠文林郎。父桂芳，诰封文林郎。
  林大力，字资翼。乾隆庚辰（1760年）恩科武举人。
  林登南，字对南，乾隆庚辰（1760年）恩科武举人，历任永定、诏安把总、台湾千总。
  林冠英，字胜千，乾隆辛卯（1771年）武举人。
  林际盛，字希两，乾隆辛卯（1771年）武举人。
  林继魁，字敬承，乾隆甲子（1774年）武举人。
  林森，字象罗，乾隆丁酉（1777年）举人。
  林春魁，字捷三，道光壬午（1822年）举人。
  林师洙，同治庚午（1870年）举人。
  乌石贡生甚多，这里仅录其有任职者。至于秀才，是府、县学生员（庠生）的别称，乌石多到无可计数，有“秀才掉下厕，没人顾得捞”的俗谚。
  林永春，纯一堂侄。永乐甲申（1406年）岁贡，授云南楚雄府定远知县。父志仁，诰赠定远知县。
  林廷臣，字敬侯，号云峰，嘉靖甲午（1534年）岁贡，授广东惠州府长乐县训导，以子功懋诰封中宪大夫，赣州知府。
  林孙绳，天启甲子（1624年）恩贡，授詹事府纂修。
  林之圻，楚孙，崇祯丙子（1636年）岁贡，授建宁府教谕。
  以上明朝，以下清朝。
  林光鼎，字枚臣，号晦岩，琛琛长子。康熙丁丑（1697年）岁贡，授福州府罗源县训导。归休后于丹山麓浯江滨重修乃父所创设的“垢洗书院”，刻记及《长歌二十二韵》于岩石上。
  林江誉，一新七世孙，康熙丁酉（1717年）岁贡，授永定县训导、台湾诸罗县训导兼署彰化。以孙虎榜诰赠朝议大夫。
  林在田，字叶文，号文台，江誉次子。雍正乙卯（1735年）岁贡，聘任本县县学教师。著有《诗文稿》，以子虎榜诰赠朝议大夫。
  林墀，字上玉，乾隆戊午（1738年）岁贡，授光泽县训导、邵武县教谕。
  林虎榜，字孙韩，号思亭，江誉孙，在田次子。乾隆癸酉（1753年）拔贡、拔元。授台湾彰化县教谕、大田县教谕，擢广东高州府石城知县、惠州府归善知县，迁长沙府同知，升广西庆远府知府，署两江兵备道，改任广西太平府知府。因祖孙三代俱贡生，世称“三世明经”。
  林扬清，字彦澄，乾隆乙已（1785年）岁贡，咨部就职建安训导。
  其他任职：林珪，字廷琮，号远心，成纲叔父，邑庠生，援例王府典仪。林士嵩，字卿甫，号瑞堂，海澄县庠生，入太学，授南京凤阳府主簿，升浙江宁波府经历。林汝谐，字君浃，号肖璧，士章长子，以任子恩荫奉训大夫，授南京右军都督府经历。林汝枢，字君所，号君美，策孙，邑庠生，入太学，授南京寿州卫经历。林兆崇，太学生，授四川盐亭知县。林兆坑，太学生，授四川成都府经历。林孚桂，邑庠生，授兵部主事。林〓馥，府庠生，授户部主事。
  （以上明朝，以下清朝）
  林宗浩，邑庠生，授兵部主事，监军道。林永泰，字大束，授陕西提标左营游击。
  乌石林氏济济多士，在任职期间都勤于政事，史志都以精辟语言给予极高评价：林士章“温恭下士，居显持恬，甲第抡魁，词坛振藻”。林功懋“宽猛并济，张弛得宜，才识明敏，瑰岸廓达”。林楚“廉洁奉公，教化为民，学问渊深，士林领袖”。林一阳“严正果决，诚心爱民，学问纯正，士林向风”。林策“沉密纯笃，为官清谨，治水利农，有功于民”。林一新“励志正学，执法严明”。林士宏“清慎平恕，践履敬诚”。林汝诏“清慎明恕，威惠并著”。林琛“遵礼重教，为乡邦法”。林绍祖“清正廉明，恩威并济”。林生枝“宽严得宜，民咸德之”。
  乌石士子不任官而专门教书育人成绩卓著的也不少，如林莹光，“其学行皆可师表，平生友教四方，所成就不可胜数。”蔡世远很器重他，写信给西湖族人，请他去设塾任教，后又请他到下布教家塾，蔡新及诸堂兄弟都因他的辛勤教导而成为国家栋梁。上面这些话是蔡新为他立传写的。林莹光在学术上也有成就，著有《经学通考》、《四书提要》等。
  乌石人的著作甚丰，除上述外还有：林朔《瞑聋叹》、林昭《冬游紫薇洞记》、林子肖《重修檺林族谱小引》、林天欣《重修檺林祖庙记》、林凤栖《锦江楼祖林升泽传》等。
  二、文物古迹，蔚为景观
  （一）书院，学塾
  乌石文化鼎盛，人才辈出，是与乡人重教兴学之风分不开，下面几处书院，学塾最著名：
  1、紫薇洞读书处。紫薇山原名〓岩，又名龙山，因它在乌石北侧，恰似天上星座紫薇垣紧辅北极星，所以雅称紫薇山。山上有始建于宋朝的谢东山（广惠尊王）庙和明初由岩埭的篱山庵迁来的紫薇寺，还有文昌宫、紫薇洞、石甘泉、观仙桥等胜迹。林木掩映，泉石清奇，曲径通幽，并可遥望浯江两岸景色。因明朝有名师在这里执教，许多学生选择在这里攻读潜研而被后人称为紫薇书院。嘉靖三十年（1551年）县丞林文相题刻“紫薇洞”三大字于洞内石壁上，洞因而得名，载入《漳州府志》古迹篇。在这里攻读的学子有很多成为名士，天启五年（1625年）十二月，县人刘衡在此题勒“乌石山中读书，科甲题名有铭”，列名15人，其中有乌石人进士林功懋、林一新、林士章、林士宏、林汝诏，举人林一阳、林成纲、林楚、林士旂，浦人进士蔡时鼎，六鳌人林茂桂，刘坂人进士刘霖（林楚的四女婿），还有三个广东人：潮州举人黄文炳，揭阳举人张凤翼，饶平进士黄琮。张凤翼之弟，秀才张鸣梧也来此就学，四人学成归去时，林楚作《四贤归潮序》送之。后黄琮任福建左布政使，特重游紫薇山，题刻《题紫薇山拙诗一首》于石碑上：“昔我东游紫薇山，紫薇花开红日斓。主人延我紫薇馆，迥然空荡尘寰。宫仙子每来过，手挽青蛇碎踏歌。新诗错落成云弥，古篆螭回鱼蝌蚪。见说读来此方，毓秀钟样殊未央。冠裳不到乌衣巷，礼让道为君子乡。我来恰有诸君子，如玉如金如兰芷。……”此碑除部份字迹漫漶外，基本保存完好。科甲题名碑记漏录明朝进士林策，举人林一初。又清朝在此读书成名者，如进士林颙，林琛等。今紫薇山辟为旅游区。
  2、大学（较大规模的学塾谓之大学），在乌石大厅南一里处（原张厝村），为乌石造就不少人才，进士林策、举人林一初、贡生林峭岳等都曾在此受业。由于这大学出了名，该自然村遂名“大学社”至今沿用。
  3、桥头墟大学，在浯江桥西端的桥头墟自然村，进士林一新创建，培养不少人才，如举人林生枝、贡生林江誉、林在田、林虎榜等都曾在此受业。遗址至今保存完整。
  4、仙峰岩读书处，在赤土乡荷芽村。明代进士徐表曾在此修业。万历二十五年林士章撰《仙峰岩记》勒石壁上。明朝举人林萃祉，清朝举人林侪鹤及清末一些名士如秀才林绳其也曾在此读书。
  5、云间读书处，在东行顶厝自然村。清顺治年间，本县廪生，诗人赵潜曾在此读书。据《福建通志》：赵潜字双白，又字莼客，漳浦人（《漳州府志》作赵炎字莼客又字双白），是清初著名诗人，初寓福州，后寓江苏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华亭古别称云间，时人称赵潜为赵云间，著有《冷鸥堂集》，著名诗句有“万里秋心全在菊，一江雁影半随潮。”“绕郭千山红叶雨，缘溪一道白苹风。”“红桥绿舫空江路，衰柳寒村野犊车。”“小巷风高渔市散，荒汀烟破估船开。”“鹰影度残孤嶂雨，鸡声啼满一江潮。”等，脍炙人口。华亭名诗人董苍水赠以长歌，有“古剑半蚀土花紫，铁笛横吹秋云穿。孟郊贾岛今不死，风流吐纳千余年”之句。乌石许多贡生，监生曾在此读书，深受其影响，好学之风长盛不衰。清初，书法家叶瑞钟为它题刻门上石额，至今保存完好。
  6、垢洗书院，在浯江东岸丹山之麓。康熙年间进士林琛创建，子光鼎重修，作《重新垢洗书院记》及《垢洗岩长歌二十二韵》镌刻岩石上。《长歌》有句：“少慕名山游，因卜兹山麓，登陟不辞劳，傍石结山屋，岩隙常积雨，飞流仰悬瀑。岭路通潮泛，帆樯时相续。编篱为短垣，艺兰兼莳菊。薰风一披拂，香气百芬馥。蔬往园中采，酒从葛巾漉。外物何能撄，用以慰幽独。行藏亦可期，××羞踯躅。”此书院曾培养不少人才，如进士林开镐、举人林献之及贡生，监生十多人曾在此修业。书院遗迹今尚历历可辨。
  7、武学，在乌石大厅东南隅的牛运掘自然村。开创于清初，至今地名“学顶”。清朝乌石武童生都在这里练武，习骑射，出了武进士林明哲，武举人林登南、林大力、林冠英、林际盛、林继魁等武科人才。
  8、海云别业（读书处），在海云岩（俗称半山岩）佛寺之旁。乾隆年间林桂芳建，举人林维乔、贡生林经邦等曾在此修业。今遗迹无存。
  9、梅山讲学处，在潭仔头村过田仔社。乾隆年间举人林生枝未仕前曾在此教学，“负笈者踵相接”。
  10、兰亭书院，在后埔边自然村。创建于乾隆年间，清末民初犹未衰。举人林锡三、贡生林呈彩等在此修业。民国初期乌石西河小学创办者首任校长林肯堂幼时也在此受业。
  （二）坊表
  封建时代以坊表显示最高统治者对人才的宠锡和对高尚道德的褒彰，同时也显示了文化的繁荣。明、清两朝，乌石林氏人才荟萃，甲第蝉联，朝廷敕令在漳州府城，漳浦县城及乌石本乡为乌石人建立许多石坊，现存及虽无存而有资料可查的17座：
  1、“世联甲科，天笃贞义”坊，在漳州城西仓巷口，明嘉靖年间为林聪及妻陈氏立。据康熙《漳浦县志》（引自万历旧志）载：“林聪妻陈氏，少寡守二子，有暴邻凌轹之，乃悉弃田宅归依母兄家，母兄劝之嫁，不从，徙匿荆棘中，拾断穗采草根为食。长子忽病目盲，陈呼天叩祷，目复如初。后子成立，子孙多以文学甲科显”。她的两个玄孙林策、一新中进士、三个玄孙一初、一阳、成纲中举人，上疏请褒彰，朝廷颁赐匾额，并立坊于府城。后裔繁盛，皆尊称陈氏为贞义妈。乾隆十四年，坊表移建郡郊二十六都（今龙海县）。
  2、“云岳钟秀，科第世家”坊，在海云山下，现旧镇镇深水坑自然村附近的倒亭隙。嘉靖四十三年为进士林功懋、林策、林一新、林士章，举人林纯一、林一初、林一阳、林成纲、林楚、林士宏（当时尚是举人）及仕宦林永春、林圭、林廷臣等13人立。（清同治十二年六月，被飓风摧折顶部）。
  3、“外台肃宪”坊，在县城西街。嘉靖年间为四川按察司副使林功懋立（无存）。
  4、“廷尉”坊，嘉靖年间为大理寺右寺正林策立（无存）。
  5、“进士”坊，在漳州，为嘉靖丁未进士林一新等立（无存）。
  6、“印石松楸”坊，在县城东门外印石山下南边。嘉靖年间为封大理寺评事林泉墓立（无存）。
  7、“六榜文魁”坊，在漳州，为嘉靖乙卯、戊午等六榜举人林士宏、林士章、林楚等立（无存）。
  8、“七科进士”坊，在漳州，为嘉靖己未等七科进士林士章等立（无存）。
  9、“尚书、探花”坊，在漳州，为探花及第，礼部尚书林士章立（尚存）。
  10、“五星聚奎”坊，在漳州，为尚书林士章、朱天球、戴耀、侍郎卢维祯、石应岳立（无存）。
  11、“崇恩”坊，在县城城隍庙口，为林士章祖林竦，父林烽赠礼部右侍郎立（“文革”中拆毁，部份组件尚存）。
  12、“元魁”坊，在漳州，为万历丙子解元刘庭兰及同榜举人林汝诏等立（无存）。
  13、“进士”坊，在漳州，为万历庚辰进士林士宏等立（无存）。
  14、“进士”坊，在漳州，为万历丙戍进士林汝诏等立（无存）。
  15、“皇明钦赐葬祭”坊，在本县长桥墟，原长桥桥头南端官道上。万历年间为资政大夫、经筵讲官、尚书、探花、祭酒、学士林士章及原配累赠夫人柳氏、继室累封夫人郑氏赐葬祭立（尚存）。
  16、“贞义”坊，在龙溪县赤岭关帝庙右边。清乾隆十四年漳州知府金溶为林聪及妻陈氏再立。
  17、“节孝”坊，在乌石深水坑桥头。清乾隆三十九年，为林日衍未婚妻许氏立。大学士蔡新、进士蔡善述各题联一副，镌刻石柱上。据传，许氏是林守让的儿媳，龙溪（今南浦）许澹官的孙女（部分组件尚存）。
  （三）题联、题字、石刻等
  题联、题字、石刻等是乌石文化古迹的构成部份，大部份在乌石，小部份在县境或漳州，以下按时序记述：
  宋朝
  僧希可绍兴十九年题刻海云岩石洞“记事石碣”。
  佚名题紫薇山谢东山庙联“广惠威严，建漳功勋垂青史；尊王显赫，治国德才贯千秋。”
  明朝
  佚名嘉靖年间题“世联甲科，天笃贞义”坊表石匾。
  县丞林文相嘉靖三十年题刻“紫薇洞”石匾。
  佚名嘉靖年间题刻“林丹峰墓道”石碑。
  嘉靖三十八年皇帝朱厚熜御赐林士章“探花及第”匾额。
  佚名嘉靖四十三年题刻“云岳钟秀，科第世家”坊表石匾。
  林功懋题刻漳浦“万安楼”及浮宫溪头“万安楼”石额。
  万历皇帝朱翊钧御书赐林士章“忠爱”匾额。
  佚名万历年间题刻“崇恩坊”坊表石匾。
  佚名题刻“紫薇寺”石匾额。
  僧（佚名）题栖云岩“林先生忠爱公（林士章）读书处”嵌壁石刻。
  佚名题刻“皇明钦赐葬祭”、“尚书探花”、“祭酒学士”坊表石匾。
  佚名题刻“林士章及夫人柳氏、郑氏墓道”碑。
  黄道周题刻紫薇寺“白云深处”窗上石匾。又题“惜阴”刻石。
  林永春题运头祖祠后刻石“云路三台”。
  林隆（柏庵）自题堂联“一生创业维艰，常咬菜根和粝饭；半亩耕锄方罢，喜看黎火照书窗。”
  林一阳自题三凤厅门联：“三凤家声传旧德；九龙世业整新规。”题刻运头楼石额“庆云楼”。
  林一新题书院假山石刻“绛云”。
  林楚自题“晏海楼”石额及门联石刻“浯江活水来潮，壮千年宝界；海云名山作主，保万代安居。”题湖西后溪魁星石“魁”字及赞词石刻。
  林士章题北江“瀛山庙”匾额。题运头祖祠联“我不拜祖宗，何有子孙拜我；家无世礼义，奚称科第世家。”
  林萃祉题荷牙祖祠联“懋德懋功，思孝何如达孝；美伦美奂，后贤克肖先贤。”
  佚名题塔仔山石塔“第一峰”刻石。
  乌石父老于崇祯年间立“邑侯余父母（知县余日新）建深水坑、惠民二桥”石碑。
  清朝
  叶瑞钟题刻“云间读书处”石匾额。
  佚名题刻“矩园”石匾额。
  大学士蔡新于乾隆二十九年为林在田墓前石望柱题刻楹联“脉递海云，带水萦结×××；峰回天马，朝山攒簇护佳城。”
  蔡新于乾隆三十九年，为林日衍未婚妻许氏“节孝”坊题刻柱联“玉洁冰清，四代老姑仍处女；天长地久，九泉白发未亡人。”
  林颙自题楼匾“震宁居”。
  林琛题乡贤碑联“道学共推经史，希踪先哲；夷伦实践孝友，无愧家修。”自题居室匾额“云和”。题红屿石碣“海天胜隐”。
  林绍祖题绕江（鸟空）岩刻石“江山一览”。
  林光鼎题垢洗岩石刻十多处，其中，题联“静入湛中，敛烟霞而定性；动寻乐处，吟风月以陶情。”题词“月朗梧桐上，风来杨柳边，大丈夫不可无此襟怀；珠藏泽自媚，玉韫山含辉，大丈夫不可无此蕴藉；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大丈夫不可无此度量。”题字“应泉”、“揽云”、“龙游”、“凤翥”。
  林在田自题府第联“三世明经天下有，祖孙训台世间希。”
  林桂芳题海云岩半岭亭联“松间拄杖朝红日，岭半披襟拂白云。”自题居室匾额“海云别业”、“西山掩扃”。题字“逸致”。
  林虎榜题江头楼匾额“锦江楼”、“安澜著庆”。
  民国初年，僧有恩题刻紫薇寺禅房“暮鼓晨钟”石匾额。三、文化古乡展现新姿
  自清末“维新”废科举办学校至民国初年，漳浦人逐渐接受新文化，乌石人又居于全县前列。
  林庆馀于民国八年（1919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是漳浦第一个大学毕业生，因全国大学毕业会考第三名而被称为“番仔探花”。毕业回乡时，县知事王雨若偕各界人士到北郊迎接。之后，林遵行北京协和大学医学院毕业，获美国纽约大学博士学位，林笃信美国大学工程学硕士，林列燕京大学毕业，三兄弟均为当时少见的人才。后裔均有成就，其中林列的儿子少达，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
  民国十三年（1924年）林肯堂毕业于福建省第二师范学校，人称“番仔秀才”，受县教育局委任，创办乌石“西河小学”，首任校长。从此乌石开始了学校教育，以后随着行政区划的变化，改为海乌中心小学、浯江中心小学，造就不少人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浯江小学培养出众多人才，而且增办四所小学。至1971年，顶、下乌石共有小学9所，其中中心小学两所。1969年浯江中心小学附设初中班。1972年，在乌石大厅创办浯江中学。据不完全统计，至1993年底，乌石共有初中毕业生950人，高中毕业生525人，中专生120人，师范生170人，大学生28人，研究生1人，留学生1人。
  1989年，祖籍乌石的台胞林瑶棋先生在乌石设奖学金基金，奖助品学兼优的大、中、小学生，为祖地教育做出贡献。
  1990年，浯江中学新建教学楼一座。至1993年底，各行政村都建小学新校舍。
  1994年12月，祖籍乌石的台胞林瑞国先生为主要献款者，献款新建“长春中学”（即浯江中学），校址在省道漳云线路边。校舍规模宏大，环境优美，将为乌石地区培养更多人才。
  文化古乡展现新姿，乌石的教育事业正以矫健的步伐向前迈进。
  佛潭桥与浮南桥的变迁
  杨瑞玉
  佛昙古称佛潭桥，以桥东（今先锋村）第一山顶峰有一块石头似佛头，倒映在鸿儒江（古称黄如江）边一口潭上而得名。今“佛头”尚存，在蓉江南路能清晰看到额、鼻，逼真壮观。潭虽已填平，上面盖了住宅，而“佛头倒影”之称永传，为佛昙八景之一。
  佛潭桥的历史，有文字可据的，可追溯到唐朝。陈元光于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奏准在原绥安县地设立漳州和漳浦县，立行台于四境，派兵驻守、巡逻，其中东行台设在佛潭桥，陈元光曾东巡到此，与行台官兵一同出发巡逻，写下壮丽诗篇《晓发佛潭桥》：“朝暾催上道，兔魄欲西沉。去雁长空没，飞花曲径深。车沿桥树往，诗落海鸥吟。马鬣嘶风耸，龙旋闪电临。峰攅仙掌巧，露重将袍阴。农唤耕春早，僧迎展拜钦。看看葵日丽，照破艳阳心。”（见《漳浦县志》卷八《艺文》）。
  显然陈元光时已把“佛潭桥”作为地名，但本来“佛潭”才是地名，“佛潭桥”是佛潭的桥名。这座桥从下坑芙蓉山麓跨过鸿儒江连接岸头的莲花山，最早的桥是什么形状虽不可考，但基本上应是这样。历代重修、修建，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一次重建是元朝，《漳浦县志》卷二《方域》记载：“佛潭桥在十七都，元至正六年乡人陈重显建。”不说“修建”而只说“建”，可见是重建，所建是一座石桥。在此之前是石拱桥还是木板桥，无可稽考。桥中二条石桥板上分别刻字“乡人陈重显建”和“赵夫人修建”，以前过桥人有目共睹，可见在陈重显之后又有赵夫人修建过。赵姓宋皇族之裔，元初逃来积美隐姓开基，赵夫人何时人未详，但可知当在明朝洪武御史朱鉴奏准为赵氏复姓以后，因为在复姓以前赵氏假冒黄姓。据老人回忆，桥的西端从前立有宋、元、明、清历代修桥和捐资者姓名、金额，于1955年元月造木质公路桥时被埋掉。据《杨氏世隆衍系考》记载：明万历二十八年庚子（1600年），族人杨守仁（嘉靖四十四年乙丑即1565年进士，曾任广东按察副使）倡建佛潭桥。又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一座功德碑至今立在岸仔头村，记载佛潭石桥于清初“迁界”时被毁，港头村人兴化总兵林承以母亲名义重建。
  据现在老人回忆，他们早年所见的佛潭桥是用五条大石板并铺，宽一丈，全长200多米，分为十八间（孔）。桥的西头建石塔，叫做“桥屹”。桥板的垫石因时间久破损，失去平衡，致桥板部份掉落，有几间（孔）只剩四条石板或三条石板，其中有一间（孔）只剩一条石板，两边用旧桅杆加宽。石桥板每条宽2尺，厚2尺，长度不一，桥头（下坑）跨度较大，桥尾跨度较短，每条石桥板约20～30吨。桥墩船形，迎流的一头尖，背流的一头平。桥墩在支架石板处加四层条石，向前后均挑出一尺，用以承托石板，使石板跨径缩短，提高石板桥强度。老人相传，原桥墩距桥面很高，林埭村曾厝社“牵槽”渔船经过桥下不必降落桅杆，后因上游山地水土流失，日积月累，致使鸿儒江渐渐淤积泥沙，江由深变浅，桥面与水面的距离渐短。
  有人以在没有起重机时代如何将每条20～30吨重的石桥板架在高高的桥墩上为不可思议，甚至传说为“神仙点化”，从海底浮起来的，所以叫“浮南桥”。另一种传说比较接近科学：石桥板取自苏山尖石，原来海水可涨到石窟之下，天然大石加工成大石板后，移在用圆木横铺而成的轨道上，利用圆木滚动，自上而下将石板移在岸边木排上，载到桥墩下，在桥墩两头架起六根大木梁，装上绞辘，大索套在石板上，吊在绞辘上，利用涨潮，两头数人用绞辘慢慢把石板吊到桥墩上。现在有几位80多岁老人说他们从前亲眼看过晋江人耐师用绞辘吊起1918年2月13日（民国七年，阴历戊午年正月初三日）地震掉落的二条桥板。
  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厦门被日军占领，国民党政府恐怕日军机械化部队入侵，采用断桥计，下令把佛潭桥石板梁炸断2间（孔），桥的南北群众来往，低潮时涉水过江，涨潮时乘木船过渡，极不利便，后来群众集资架桥，按原桥墩每孔用五根大杉为梁，木板铺面，以利往来。1945年，侵占厦门的日军被美军海空封锁，给养困难，且海陆两军不睦，陆军德本光信联队残部于6月30日从海澄县辖白坑登陆，流窜潮汕日占区，7月8日（阴历五月二十九日）经过佛昙时，害怕后有追兵，又把佛潭潭桥石板炸断三孔和木板桥二孔。先锋村老妇商婆在海边拾起被炸毁的桥板片时，被日军开枪打中腿部致残。后群众又集资在原桥墩再架起木板桥。
  1954年10月1日省公路修建指挥部转发军区命令，修建旧屿线（旧镇经佛昙至屿仔尾）公路，1955年1月16日动工修建旧镇至佛昙线，至6月23日完成，并在佛潭桥古桥上游一侧架设一座单车道木台架桑梁公路桥通汽车。1962年9月，利用古桥墩为基础，重建一座十三孔双车道公路桥，12月完工，长148.09米，宽6.6米，高5.9米。桥的结构上部石拱，下部V形石墩（如旧），原石桥板打断用以增高桥墩，从此见不到原古桥石板。
  佛潭桥原以“佛潭”地名为桥名，后来以桥名“佛潭桥”为地名，自历代至清朝的地方志，都称此地为“佛潭桥”，但当地群众总是简称为“佛潭”，至民国初年被写作“佛曇”，解放后沿用，以至定为标准地名，推行简化字后写作“佛昙”。厦门、龙海、漳浦县城一带在解放前则都称此地为“浮南桥”。有人认为“浮南桥”是“佛潭桥”的转音。另据老人传说，此地原有另一座“浮南桥”，位置在佛潭桥南200多米处，横跨于康厝（公社旧址）至岸头（俗称中埭岸）之间。康厝厝在莲花山（今佛昙中心小学所在地），原是小岛，北接佛潭桥，南接浮南桥，海水涨潮由佛潭桥入，从浮南桥出，退潮反之，潮水涨落，围绕莲花山旋转。古人曾在此多次架设简易木桥，都被洪水冲毁，后改造浮水木桥，长2丈多，宽6尺，用铁索固定在两岸木柱上，因为用杉木建成，浮在水面，所以叫“浮杉桥”，又因在佛潭桥南，改称“浮南桥”。浮南桥距墟场较近，赶墟群众称此墟为浮南桥墟，又因墟在浮南桥头，称“桥头墟”，也有很多人称佛昙为“桥头”。以后，莲花山小岛周围淤积沙土，成为洲地，已无需浮桥存在，但“浮南桥”已成为地名。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佛昙地名有几种不同的叫法和写法，往往引起误解，如在县城停车场，有几部开往佛昙的客车争着拉客，车牌有的写佛曇、佛昙，有的写佛潭、佛沄，陌生的旅客莫衷一是。佛昙地名有加以统一的必要，当然应以县人民政府所定的标准地名为准，写作“佛昙”。尤其不可写“沄”代“潭”，因为“沄”是“雲”的简写，“潭”并无简化字，写作“佛沄”会为本来已有不同写法的佛昙地名增加混乱。
  漳浦县修志第一人林梅
  林祥瑞
  漳浦虽早在唐垂拱二年（686年）已经建县，但历八百多年，至明嘉靖初年还没有编纂县志，要了解漳浦历史还得靠《八闽通志》和《漳州府志》有关漳浦的记载，但毕竟欠详。
  嘉靖五年（1526年），江西吉水人周仲任漳浦知县，在治理政事的同时抓紧教化工作，经过三年努力，出现“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景象，欣庆之余，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尚缺一部记载本县山川、田土、风俗、文物、政事等各方面情况的志书，这与号称“海滨邹鲁”的大县极不相称，决心在任内主持编纂一部县志，便遴选本年中式进士而在家守丧的本县人林梅负责主纂。
  林梅字魁春，一字以和，号朴（璞）山，先祖为唐朝莆田“九牧传芳”第六房林蕴的后裔林栋（闽林第三十一世，与父林应成同科进士），南宋时移居南靖靖城，传至第四世林训，于宋末元初移居云霄高地，第六世林龙于元末明初移居杜浔徐坎。林梅为林栋的第十世裔孙，生于徐坎的邻村打（璞）山社，自幼勤学，考取为县学生员（秀才），才学出众，深受监司赏识。正德十一年（1516年）中式举人，显露才华，文名大噪，移居县城。他以漳浦未有志书为憾事，常以修志为己任。然而连续四科会试名落孙山，困踬科场。周仲上任后，慕其文名，常屈驾拜访，意气相投，谈起修志的事，不谋而合。但林梅决意再赴京会试，修志的事暂被搁置。
  嘉靖八年（1529年）林梅登已丑科进士，逢父亲逝世，回家守制。这一年夏天周仲任漳浦知县己三年，进京考绩，回县后便与林梅再提起修志的事。翌年春，林梅丧制期年，便应聘主修县志，由曾经同学的庠生（秀才）高松、叶期远参与编写。开笔之日，周仲为之举行隆重的仪式：“筮日，合官迎迓，就馆礼恭。父兄创见盛举，欣欣快睹而求厥成遹观焉。”在编写中，以《八闽通志》及《漳州府志》为主要依据，参考《禹贡》、《周礼》、《周官》等先秦古籍和自汉至元历朝史书，参照合称“三通”的唐朝杜佑《通典》、南宋郑樵《通志》、元朝马端临《文献通考》等重要史学著作，并广泛搜集历代有关漳浦的诗文，本县官府所存资料和个人笔记、传记、见闻等，“稽同合异，质诸见闻、参诸舆论，订讹补缺，增加修辑，分门别类，综核诠次”。经过七阅月努力，完成一部“收历代之散亡，举旷世之遗典”的第一部《漳浦县志》。全书共十二卷，分为：分野、沿革、封域、风俗、山川、物产、公署、秩官、职贡、学校、修祀、伤武、宦迹、人物、祥异、古迹、词翰、寺观等十八个门类。时限自明朝上溯至周朝，史前则采自传说，上推至“闽中未有生人时，自太武（姥）夫人拓土以居”的洪荒时期。地域东至海，西至新罗（今龙岩一带），南至潮阳，北至龙溪，包括今漳浦、云霄、诏安、东山等县及南靖、平和、龙海等县部份地方，方圆数百里（其时未分设诏安和海澄县，云霄是清嘉庆才设厅，东山是民国五年才设县）。全书行文简洁流畅，结构章法有序，条理分明。它是漳州府第一部县志，五年后作为漳州府附廓县的龙溪才完成县志。以后万历年间漳浦两次续修县志，都是以这嘉靖的县志为基础进行续修，清朝康熙重纂漳浦县志，对明朝及明朝以前的记载也多采纳明朝县志资料，所以漳浦嘉靖八年修志（九年出版）具有“空前”而“启后”的重大意义。
  县志修成后，周仲呈献给漳州知府陆金审阅。陆金十分赞赏，推荐文名盛噪的龙溪白石人林魁为之写序（林魁，弘治十五年进士，曾任户部郎中、山西督学副使、广东参政）。林魁给漳浦县志以极高评价，说它“使后之君子无文献不足于征之叹，而将来之吏于斯者据之可以体国惠民，宪时嘉后，作则无穷。”林梅亲自写了一篇跋，陈述编纂始末和意旨，也表达了写作的艰辛，并对后人寄以厚望。其中写道：“经亡而史作，班、马、范蔚宗诸家互有详略。史家阙职而志始闻，纪其所自出，录其实以示有征者，史之流裔，志之大凡也，后之君子考宦游之治迹，而求与之相颉顽；慕前哲之典型，以增故乡山川之重，当必有惕然以兴，奋然以迈者。”
  傅公河的疏浚与县志的编纂同时完成，学宫前河中增辟印池，河上澄心亭也重新修建，并加建“梁山钟秀”坊表，立“科贡题名”碑，学宫环境为之一新，学风大振。嘉靖十年（1531年）初，周仲要离任，县学教谕蔡德进、训导彭潜、邓崇文请林梅记述周仲嘉惠后学的功绩。林梅欣然命笔，写下《重辟傅公河记》，对周仲兴学重教，培养人才，给予高度的赞扬。他坚信，优美的学校环境，对改变师生的精神面貌，改良学风，定能起重大的作用。他在文中说：“文运之通塞，人才之显晦，气脉攸关，则当有翘材颖质出而应山泽通气之兆者。”果然，嘉靖十一年（1522年）林功懋、徐表双双“联捷”（中式举人后翌年中式进士）；嘉靖十四年（1535年）陈天资登进士（漳浦学举人，嘉靖九年建诏安县，为诏安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二十年（1541年）两科，林策和陈梧都登进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林士章探花及第、漳浦学界在漳州尽占风流。
  嘉靖十年（1531年）秋，林梅守制三年满，奉召进京，授户部贵州司主事，分管黄土等处仓场。他办事勤谨，严于守法，户部仓场尚书李廷相对他十分赏识。林梅奉召到九江督办关税，对来往装载的船只收税，谓之“船料”。早期的“船料”是按所载的“料”（货物）多少，路程远近来计算税额，但往往货多报少，甚至倚仗势力隐匿不报，漏洞很多，后来改为按船的大小和负载量收税，也有很大弊端，常有倚势或行贿减漏，并有中官（皇帝派出办事的太监）横加索取情事。林梅到任后，对纳税的船只作实际勘察，严究行贿、受贿者，对中官的勒索坚决抵制，革除了宿弊，所收关税全部归公。有人暗示他，中官不可惹，偷税漏税者都有权势，也不可得罪。林梅说：“吾所知者，国法耳！”义正辞严。不久，擢升户部郎中官阶奉议大夫，品位正五品。
  后来他受派分管漕运，漕运就是以船运载官粮。以往常有运粮官只顾向船户勒索财物，没有及时验收、放行，造成船只压帮停泊，错过河流丰水期，以致粮运“后期”（超过期限），这样，负责漕运的官员都要受到严厉处分。林梅严厉履行职责，督促属员及时对粮船进行验收、放行，杜绝对船户求索，做到船无压帮或漂冻，粮运从无后期，深受漕司赞许。
  明朝的庄田是一大弊害。自洪武初年赐给亲王、勋臣、外戚、中官庄田，历代仿效，甚至变本加厉，占据官田、民田为庄田。并有趋炎附势者，为讨好权贵，自动献地给勋戚、中官为庄田。正德年间“诸王、外戚求请及夺民田者无算。”嘉靖初，户部尚书朱交进行清核，并“禁勋戚奏讨、奸民投献者，又革王府所请山场湖陂”。嘉靖二十三年（1554年），通过“奏讨”侵夺官、民田为庄田之风又抬头，外戚夏勋（武宗孝静皇后的亲属）依仗权势，奏复庄田，皇帝把这件事下达给户部审议，户部官员有的附和，有的态度模棱，林梅则坚决反对，这就得罪了权贵，被贬到山东任泰安知州，品位降为从五品。朋友为之忧惧，他坦然说：“京城内外庄田咸为戚畹所据，命官清刷而归之官，此嘉靖兴革之新政，臣子所当守也，夏勋首欲复之，国家良法从此而坏，吾之罪岂止于迁谪哉！”
  泰安州北近泰山，东南有徂徕山，南面有梁父山，自古以来就是有名的“逋逃薮”（逃亡者躲藏的地方）。并且州民好讼，讼师从中玩弄机诈，操纵牟利，是一个难以治理的州。林梅到任后，“诛锄强梗，铲除奸弊”，严厉打击地方豪强。他整顿徭役，革除沙河、荆门等驿站“正户作奸，亏损贴户，久为民患”的积弊。采取州民出钱自赎徭役的办法，按贫富分为九等负担，彼此为代价融通调节，革除了过去的不合理负担。任职一年半，政行令施，百姓安居乐业。翌年，调任广西庆远府同知，离任之日，泰安州民扶老携幼，遮道挽留。他以上命不能违，缱绻辞别，应父老要求，脱下一双靴留念，表示遗爱。
  不久，他母亲逝世，又回家守制三年。制满，补江西南安府同知。南安也是豪强恣横的地方，但那些豪强得知林梅在泰安州锄强除奸刚强不阿的作风，相互告诫，行为收敛，气势抑制，地方因而安宁。数月后，擢为南京户部员外郎，升阶奉直大夫。随即升为南京礼部郎中，恢复品位为正五品，升阶奉政大夫。这时，他正想有所作为，但不久便因心力交瘁，卒于任上。遗物只有万卷图书和几件旧衣服，没有钱财，同僚们赞叹他的清廉。泰安州百姓闻知他逝世，群集到泰安城外遥祭哭拜，可见恩德感戴之深。
  林梅终生好学不倦，每每披阅图书至深夜，所以学问非常渊博。他处事慎重，文风严谨。为文尚质，不求浮华。对史学造诣极深，对史志之写作有精辟的见解，他认为志书“要在于彰善瘅恶，重劝惩而植风教焉，若曰标题点抹，寄兴声色之表，与夫山川物产之饶胜，兵赋职贡之数，与名而已焉，焉用志？”
  林梅一生的功绩卓著，《漳浦县志》、《漳州府志》、《福建通志》都为他立传，《福建通志·艺文志》记载他的著作《愚谷稿》。
  林梅有子四人：林燧，敕赐监军道，举漳浦乡饮大宾。林焯，任云南布政司经历。林憬未详。林煜，嘉靖三十一年举人。林梅的后裔有的回居云霄田坪村，建一座圆土楼，聚族而居，分衍内埔、半径及云霄镇城等处；居漳浦县城的后裔却已式微，据说，其府第在漳浦一中西侧原围墙外，坐北向南，与坐东向西的湖仔内林府第毗邻，现其遗址已难查寻；有一部分后裔与族人由徐坎移居霞美埔上社，建宗祠，灯号为：“父子科甲”、“两京尚书”。
  黄峭《遣子诗》校正
  黄玉盘
  编者按：漳浦黄姓甚众，尽管支派有异，但大部份知道、懂得祖上先贤黄峭山公的遣子诗（认宗诗），然此诗流传至今，各地传诵诗句各有差异。浦四中退休教师黄玉盘先生，近年对黄姓源流宗支颇有研究，本辑特刊其《黄峭“遣子诗”校正》一篇，供文史爱好者参阅。
  黄峭，字峭山，号青岗（873—953），福建邵武人，唐昭宗工部侍郎，娶三妻，共生二十一子，子孙众多。当时正处于唐末五代更变之际，目睹兵连祸结，社会动乱，考虑到“多男多惧”，娶不如散，于是遣散诸子到闽粤赣各地，以避不测之祸。他的遣子故事，世代传为美谈。诸子临别，峭山吟诗一首，为各地子孙认亲证据，世称“遣子诗”，俗称“认宗诗”。
  此诗流传已逾千年，而今峭山子孙遍布大江南北、东南亚和世界各地，影响海内外。此诗口传居多，各地传诵词句各有差异。近年海内外峭公子孙多次来函来访查询，今据所搜集的闽粤台和东南亚各地部分族谱所载及口传资料（附于后），从诗中词句的差别分析，大多数出于音、形、义相同或相近之误。要探究此诗遣词造句正确与否，必须探索峭公作此诗的历史背景，遣子意图如诗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据峭公第十六子黄潭《峭公行录》记载，唐末五代动乱，峭公为避乱而遣散诸子，送别时而作此诗。据诗中思想内容分析。可归纳为三层意思：首先肯定儿孙年富力强，有所作为，教育诸子居安要思危，立志四方；继而教育儿孙要树立纲常道德，弘扬家传孝道；最后训戒儿孙不要迷信天命，要自强不息，人定胜天。今据诗中内容及律诗格律分析校正于下：
  首联上联“骏马登程往异方”，以“骏马”比喻年富力强，有所作为的诸子，犹为千里马各奔前程，立志四方。有些地区不了解峭公三位郡君是“上官、吴、郑氏”，误以“骏马”、“迅马”、“策马”称为三妈。或以“勿勿”、“腾腾”、“挥腾”形容骏马登程的神态和速度，都不合诗中本意和诸子依依惜别的情景。
  下联：“任从胜地立纲常”。“任从胜地”，诗本意要让诸子任意选择社会环境安定，地理条件好，足以避乱和开拓的地方。今有口传为“任居随地”或“任从何处”等，这样就无所谓择地而居，怎能避乱和开拓？唐末五代，“臣杀其君、子杀其父”（《新五代史》卷34《一行传序》），互相残杀，纲常道德已废弃殆尽。如史称“不倒翁”的冯道，历任五朝十一君（包括契丹入主中原），历时二十多年。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晚年竟作《长乐老自叙》。宋欧阳修说：“予读冯道《长乐老序》，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新五代史》卷54《杂传序》）。可见唐末五代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的封建道德观念已沉没丧失无遗。峭公认为当时社会动乱的根本问题就在于道德败坏，因此，号召诸子建立纲常道德，这对于安定社会秩序具有积极教育意义。
  颔联：“吾思异境犹吾境，汝在他乡则故乡”。峭公于动乱时代居安思危，遣子之时，只求三妻位下各留长子侍奉，其余一十八支分散避乱。当时诸子舍不得远离年迈双亲，一时思想不通，说：“吾父日暮桑榆，儿等方惴焉滋生惧虑，不能及时爱日，而反抛垂白之高堂，远处他乡，多男何益？”峭公意味深长地劝道：“谁云散不如聚，而共恋此一方为？尔不闻，燕雀怡堂而殆，鹤鹩巢林而安，尔等诚有孝心，虽分居别处，何异以在乎？”（《峭公行录》）。他教导诸子要认清形势，为家族安全考虑，不要留恋邦土。鼓励诸子要志在四方，到新的环境中开拓发展。有些地区，将此联对仗的第一音节“吾思”对“汝在”，传为“年深”对“日久”，虽然内容出入不大，但未能表达峭公面对诸子劝导的情景。还有传“身居”对“久住”等等，都不合对偶的格律要求。
  颈联上联：“朝夕莫忘亲命语”，有的将“命语”传写为“嘱咐”，意义虽然相同，但“嘱咐”不能表达此次遣子带有强制遣散的命令语气。下联：“春秋须荐祖宗香”。“春秋”二祭，符合古代祭祀祖宗之理。而“荐”的对象是“祖宗香”（指子孙祭祀祖先之事），有的用“祖蒸尝”。“蒸尝”，语出《诗经·小雅·天保》“禴祠蒸尝”之句，指四季祭祀。“蒸”，冬祭；“尝”，秋祭。这显然与“春秋”二祭的时令同时，也考虑到东汉江夏孝子黄香，被尊为中国传统孝道的典范和代表，历代黄氏以孝传家，而今诸子远去他乡，因而教育诸子要缅怀祖宗功德，日后于春秋令序节日要祭祀祖宗，弘扬黄氏家传孝道的传统美德。
  尾联：据各地宗谱和口传资料，大体可分两类：
  其一：“漫云富贵由天定，三七男儿当自强”。此联出自峭公故乡邵武和平镇，反映峭公遣子时，面临五代更替，兵连祸结，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深觉天命无常，考虑诸子分处各地，将会遇到预想不到的重重困难。因此，教育诸子不管社会如何动乱，生活上遇到多大困难，都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更不能迷信天命，而应当抱定人定胜天的思想，自强不息，谋求生存和发展。此联内容符合当时战乱的历史背景和峭公遣子的思想感情。字内行间充满着一种使人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鼓舞着后代子孙从邵武走向闽粤东南沿海，走向海外东南亚以至全世界，影响深远。本文认为此联是原诗最精华的点睛之笔。
  其一：“根深叶茂同庥庆，三七男儿总炽昌”。此联内容属于临别祝词，对子孙良好祝愿。尾联迥异并非口传或抄录之误，而是后世文人有意更改，其原因何在？或许认为峭公虽处五季更移之际，而家族尚未遭受战祸，儿孙兴旺发展。入宋以来，邵武黄氏人才辈出，不少著名理学家为黄氏先贤赋诗题赞，或许认为峭公“遣子诗”虽无意否定“天命”，却又不信“天命”，这与理学家所推崇的“天理”、“天道”说不相融洽；或许有人误认为峭公是宋代人，是“江夏太守”、“尚书仆射”、“奎章阁大学士”，钟鸣鼎食，人文昌盛，故作如此修改。还有尾联结语改为：“俾我儿郎尽炽昌”，“二八男儿总吉昌”。“二八男儿”，据《漳浦湖西、长桥黄氏族谱总志序言》夹注中说，此指开基祖天从公传六世孙，“从堂兄弟十六均”，特定为“六世祖（均辈）”内八句。关于尾联的迥别，仍有待考查探讨。经校正后的“遣子诗”抄录如下：
  骏马登程往异方，任从胜地立纲常。吾思异境犹吾境，汝在他乡则故乡。
  朝夕莫忘亲命语，春秋须荐祖宗香。漫云富贵由天定，三七男儿当自强。
  依据七言律诗的格律分析，此诗属于仄起式首句入韵的七言律诗。据古代韵书，属于“七阳”韵。按现代汉语音韵说，属于押“ang”韵。古代语音声调，有些已发生变化。古代的入声字，在现代汉语语音中已不存在，分别派入四声中去，但闽南语系还保留着入声字。诗中“三七”的“七”，“朝夕”的“夕”，现在属于平声字，而古代属于“四质十一陌”的入声字，则是仄声。“莫忘”的“忘”，现在属于仄声字，而据《正韵》音“亡”，属于平声字。以古代韵书对照，此诗平仄声调符合七言律诗格律。至于诗中对偶句，颔联：“吾思异境犹吾境”对“汝在他乡则故乡”。颈联：“朝夕莫忘亲命语”，对“春秋须荐祖宗香”。两联对偶的内容相关，平仄交替对仗，词性相当，结构相似，符合律诗对偶的格律要求，所以从律诗的音韵、平仄、对偶各方面分析，此诗符合仄起式首句入韵的七言律诗格律。本人才疏学浅，如有不妥之处，务请不吝指正。
  （附各地流传“遣子诗”于后）
  闽、台、菲流传“遣子诗”
  第一类：福建邵武、龙海
  骏马登程往异方，任从胜地振纲常。我思异境犹吾境，尔在他乡则故乡。
  朝夕莫忘亲嘱咐，春秋须荐祖蒸尝。漫云富贵由天定，三七男儿当自强。
  （录自福建《邵武文史资料》第十辑和平专辑）
  第二类：〈一〉广东潮州
  骏马登程往异方，任从胜地立纲常。身居外境犹吾境，久住他乡即旧乡。
  朝夕莫忘亲命语，晨昏当荐祖宗香。根深叶茂同庥庆，三七男儿总炽昌。
  （录自清乾隆四十八年（1781）《潮州黄氏宗谱》）
  〈二〉福建漳浦、诏安
  骏马登程往异方，任从胜地立纲常。吾思异境犹吾境，汝在他乡则故乡。
  朝夕莫忘亲命语，春秋须荐祖宗香。根深叶茂同庥庆，三七男儿总炽昌。
  （录自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漳浦高山黄氏族谱》）
  第三类：〈一〉菲律宾、台湾、广东梅州、饶平
  骏马匆匆出异方，任从胜地立纲常。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
  朝夕莫忘亲命语，晨昏须荐祖宗香。苍天永庇诚吾愿，三七男儿总炽昌。
  （录菲律宾江夏黄氏宗亲总会《祖训》）
  〈二〉福建：云霄下洞、平和国强
  骏马登程往异疆，任从胜地立纲常。年深异境犹吾境，身健他乡即故乡。
  旦夕莫忘亲命语，春秋须荐俎豆香。愿言苍天垂庇佑，三七男儿总炽昌。
  （录云霄下洞、平和国强《黄氏江夏谱传》）
  第四类：〈一〉福建漳浦湖西、长桥
  骏马登程出外乡，任从随地立纲常。我思异境犹吾境，你在他乡则故乡。
  朝夕莫忘亲命语，晨昏时荐祖茶香。根深叶茂同休庆，二八男儿总吉昌。
  （录漳浦湖西《诒安堡文史资料汇编》）
  〈二〉台湾高雄、福建南安
  骏马登程往异方，任从随地立纲常。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则故乡。
  朝夕莫忘亲命语，晨昏宜荐祖宗香。但愿苍天多庇佑，俾我儿郎尽炽昌。
  （录台湾高雄市黄永顺《江夏黄族世系之探究——南安芦田黄氏族谱》）
  各地流传“遣子诗”的不同用词还有：“往异疆”、“出外乡”，“我思”、“你在”，“年深”、“身健”，“早暮”、“早晚”，“时荐”、“宜荐”，“祖茶香”、“祖豆香”，“总炽昌”、“总吉昌”等等，未能一一尽述，都属于音、形、义相同或相近之误，无需赘述。
  飞鸿舞鹤“漳浦体”
  ——黄道周的书法艺术
  林仲文
  明代书法，盛行贴学。初期多是继承赵孟頫的妩媚圆润之风，缺乏豪纵气概。中期有所突破，自祝枝山、文徵明开始倡导追摹晋唐法贴，书坛一时出现了中兴气象。黄道周是明末的著名书家，他能博采众长，融汇贯通，别开生面而自成一家，越出了宋元人的藩篱，取法魏晋，打破时俗的牢笼，创出了独具个性的“漳浦体”。
  黄道周，字幼平，号石斋，漳浦人。天启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为经筵展书官。黄道周博学多才，精通理学、历数、天文、易经，著述宏富，有《黄漳浦集》共四部一百九十六卷问世，尤长于古文、书画。
  黄道周的书法，早年师法钟繇、索靖、王羲之诸人，对晋唐书法无不悉心研究，深受《荐季直表》、《墓田丙舍贴》、《乐毅论》、《月仪贴》、《急就章》的影响，书艺进步很快。至今，在黄道周读书处，还保存着他少年时代书写的“云山石室”四个大字，可以看出他当时就具有扎实的书学功力。以后他广学各家，遍游名山大川，博览著名碑刻，在吸取前人精华的同时，食古而化，注入了自己强烈的艺术个性，终于成为一位卓有成就的书法大家。黄道周认为：“作书是学问中七八乘事，切勿以此关心。王逸少品格在茂弘、安石之间，为雅好临池，声实俱掩。余素不喜此业，只谓钓戈余能。”（（书品论》）重在以艺术体现人格。其书法通真、行、草、隶各体，尤以行、楷名重于世。他的兴趣也是多方面的，不但经史、诗赋，而且天文、地理都有研读，且能过目不忘，黄氏才思敏捷，多才多艺，学问宏博，各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他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正是深深地植根于这个基础上的。其书法作品峻劲方拓、刚中带柔、拙朴沉毅、以险峭见胜，具阳刚之美。
  黄道周人品高，学养深，书法意境随之而上。他为人耿介，仗义执言，他一生忧国忧民，以天下为任。在任上先后上疏三十七次，不畏强权，直言敢谏，言辞严厉。《明史》称他“所指陈，深中时弊。”他的仕宦生涯大都处在不得意的环境里，一生抑郁悲愤，壮志难酬，晚年复国的意志和愿望非常强烈。他虽屡遭艰难坎坷，几至于死，但其冷严方刚，嫉恶如仇的性格都略无更易。这种气质就宣泄在他那一幅幅行草上，字里行间洋溢着忠义之气。黄道周的书法正是他人格的真实写照。他的行草代表作品有《行草书五言律诗》、《洗心诗》、《榕坛问业》、《誓墓文卷》、《行书自诗卷》等。黄氏行草流丽潇洒，酣畅遒密而又苍劲挺拔，每一点、每一横、每一掠、俯仰立卧，欹正敛张各有姿态。起伏迭宕，凝重而飞动，有如和风偃草，披美缤纷。用笔刚劲，方圆并运，掺合了草隶、篆籀的笔意，有的象刀削斧斫，风骨峭然，劲挺爽利。有的如万年枯藤，沉郁苍劲，稳健凝练，充溢着古拙之趣。结体奇崛茂密，穿插争让，错落参差，极为得体。在章法布局上行距疏朗，左右参差欹侧，字间紧凑，疏密相生，法度森严。正如清代秦祖永所说，黄道周“行草笔意，离奇超妙，深得二王神髓。”（《桐阴论画》）整幅行气，连绵流畅，神采飞动，有豪迈不羁之风，如大江奔流入海，一泻千里之势。
  黄道周不但精于行草，楷书更为出色，代表作品有《榕颂》、《周顺昌神道碑》、《黄石斋先生孝经》、《张溥墓志铭卷》等。《榕颂》是黄氏的楷书精品，用笔方折深沉，点画波磔停顿明显，画短意长，表现了一种苍古挺拔的笔势。笔法轻重提按，变化较大，倏而清墨轻提，倏而浓墨重按，忽而徐缓，忽而疾捷，显示出一种富有韵律的美感。在结体上平中寓奇，字势稍带欹侧，点画纵横间稍微敛收，显得峭拔险峻，拙朴遒健。在通篇章法处理上，字距紧密，行距疏旷，字字得所，行行分明，疏密对比强烈，有刚中带柔的韵味，通幅质朴精丽，削厉归于静雅，不期高远而自高远，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正如宋荦赞美的那样“石斋先生楷法尤精，所谓意气密丽，如飞鸿舞鹤，令人叫绝”。（《漫堂书画跋》）
  黄道周书旨，以遒劲流美为宗。他常与当时著名书法家倪元璐、王铎读论书道，石斋认为：“书字自以遒媚为宗，加之浑深，不坠佻靡，便足上流矣。”黄氏对倪鸿宝的人品、书品极为推重，他与倪元璐、王觉斯同中进士，结为挚友，相约攻书，并都取得可喜的成就，在当时就有“北倪南黄”之称。
  黄道周在家乡还留下许多碑刻、墓志，其中在石斋讲学处有他的自作联句：“人从剥复后始见天地之心，我在畎亩中犹乐尧舜之道”。还有“白云深处”。在邺山讲学堂（紫阳书院）有黄道周手书的刻石遗迹“蓬莱峡”，“墨池”、“鸟道不绝风云通”等五处。
  在明代众多的书法家中，黄道周确实是独树一帜，成就卓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