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吨粮田技术开发
  阮仲铭
  吨粮田生产是一项多熟制高技术开发项目，是我县发展粮食生产的重要途径。1990-1992年我县有10个乡（镇）承担省首批吨粮田开发建设，三年内以乡（镇）实现稻田亩产粮食上吨粮。我县解放前人口只有二十万人左右，在粮食生产上是“种子靠祖公，耕种靠传统”，粗耕粗作，技术落后，水利条件差，产量很低，尤其在内地山垄田和沿海埭田，旱涝不能保收，一年只种一季或两季，每亩产量只在300—500斤之间。解放后经过集体化的努力奋斗，才出现“跨纲要”800斤丰产田，当时被认为是奇迹，“千千稻”更是比上天还难，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得不到解决。自八十年代后期，在农业生产上，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在全县范围内推广一系列的科学种田栽培，提高稻田综合生产能力，从而涌现了大面积“吨粮田”，即每亩稻田综合生产能力，从而涌现了大面积“吨粮田”，即每亩稻田年产粮食一吨。各地又经过几种高产优质高效模式的探讨，有的村已再上一层楼，出现“双千工程”和“吨谷村”。
  我县“吨粮田”是怎样实现的，我作为建设“吨粮田”技术顾问组主要成员，亲历其事，特在这里谈谈“吨粮田”开发与建设过程，以便与基层干部、农业科技工作者、广大农民继续探讨高优农业新路子。
  1992年底，我县人口已达到668149人，人均耕地只有0.76亩，力争粮食稳定增长至关重要。从自然条件看，全年温光资源丰富，雨量充沛，大部份水田肥力还好，经过多年的水利建设，旱涝保收面积占水田总面积三分之一左右：对于水稻、甘薯、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农民群众有丰富的栽培经验，这很有利于“吨粮田”的建设。但还必须随时备抗击可能发生自然灾害，以保丰收。
  建设“吨粮田”作为示范，对我县粮食稳定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还能促进中、低产田变为高产田，高产田向更高产和优质、高效粮食生产发展。因此，“吨粮田”开发项目列入我省我县“粮食工程”主体项目之一。从1990年开始，我县组织10个乡镇为单位，按计划在三年内分期实现稻田粮食年亩产上吨粮。
  三年来，我县开发“吨粮田”工程已经取得生产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系统工程，综合技术生产力上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技术经验和吨粮田模式效益。在系统工程，综合技术生产力上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技术经验和吨粮食田模式效益。在各级党政领导重视下，依靠广大农村千部和农民群众共同努力，战胜1990年频繁的台风暴雨和洪涝灾害，战胜1991年百年罕见的大旱和百年罕见的涝灾，战胜1992年低温阴雨涝灾的秋旱等自然灾害。群策群力，依靠科技进步，夺取丰收。1990—1992年，10个乡镇经三年努力实现吨粮田。第一年，有赤湖镇、湖西乡、官浔镇三个乡镇稻田面积41422亩，平均亩产上吨粮。第二年，有赤湖镇、湖西乡、官浔镇、杜浔镇、马坪镇、石古农场等6个乡镇场达到吨粮田目标，吨粮田面积69053亩。第三年，有绥安镇、杜浔镇、石榴镇、赤湖镇、沙西镇、官浔镇、盘陀镇、湖西乡、马坪镇、石古农场等10个乡镇场全面实现吨粮田单位，共有稻田面积134036亩，平均年亩产1040公斤，总产13935.2吨。其中有范阳村等12个行政村稻田面积1.07万亩，实现年亩稻谷1000公斤以上的“吨谷村”。我县三年来吨粮田的开发，既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又探索了一条高产、优质、高效粮食生产新路子。
  组成我县实施吨粮田的耕作方式主要有三：
  1、小麦、早稻、晚稻一年三熟制。
  2、小麦、早稻、甘薯一年三熟制。
  3、早杂优、晚杂优（或以早代晚感温高产的迟熟品种）一年两熟制。
  第一种模式是本县农民早有经验的，在早、晚两季连作稻收获后的冬闲田再来一季冬种。只是过去种麦是撒上种子，不加细心管理，便坐待收成。认为冬种小麦是额外的收入，收多收少不大关心，管理粗放，施肥不足，又不精选种子，以致产量很低，也就主观认为小麦是低产作物，很多人干脆不种。随着耕作制度的改革和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县小麦由过去种旱地麦改为种稻田板田麦。县农技站编写《小麦250—300公斤丰产栽培技术》向农民传授。据1989年赤湖、湖西、绥安、石榴、官浔、杜浔、马坪等七个乡镇统计，稻田冬种小麦面积有53242亩，还占不上稻田面积的一半。平均单产163公斤，总产868.5吨。挖冬种小麦的潜力，扩大面积，主攻单产，是实现稻田三熟创“吨粮田”的一项重要措施。1990年这七个乡镇冬种小麦扩大到59768亩，平均亩产提高到195公斤，总产1167.3吨。1991年在绥安、杜浔、石榴、赤湖、沙西、官浔、盘陀、湖西、马坪、石古等十个乡镇场推广冬种小麦84623亩，占稻田面积的61.3％，平均亩产201.9公斤，总产1708.21吨。其中，官浔镇1990—1992年连续三年跃居“吨粮镇”，小麦生产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该镇1989年小麦面积有8230亩，单产159公斤，总产1314吨。1990年小麦面积增加到9950亩，单产177公斤，总产1766吨；1991年小麦面积上万亩，单产204公斤，总产达204吨，占全年粮食总产的13.6％。冬季粮食生产的发展，对我县实施“吨粮田”，增加复种指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其作用是极显著的。冬种小麦的主要配套技术措施：一是适时早播，抓住我县小麦最佳播种期11月15-25日；二是选用良种，福繁904、龙溪18、绵阳11、龙海627、龙溪6号等，都是适合稻田冬种的品种；三是合理密植，据产量结构调查和苗情观察，亩产200公斤以上，土地利用率85％，亩有效穗18-21穗，穗粒数33-35粒，千粒重43-46克。要达到上述指标，依靠主穗为主，争取更多分孽穗；四是科学施肥，在施足基肥，早施麦尖肥，施好“月内肥”，做到氮、磷、钾合理配比1∶0.4∶0.5；五是强化田管，应用复合除草剂。用绿麦隆150克加60％丁草胺乳油75克，减少草害，同时要注意小麦前期防旱，后期防湿害，大力推广叶面喷施“快丰收”植物生长调节剂及多效微量元素肥料，并结合防治病虫害，达到壮秆、饱粒、防烂根败穗，取得增产增收。
  第二种模式是小麦、早稻、甘薯一年三熟制。过去我们虽有稻薯轮作以减少病虫害，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做法，但甘薯大都采用迟熟品种。几年来耕作制度改革后，所采用的是早熟优质高产品种，如新引进的南徽7号、龙薯17号、林泗1号、潮薯1号等，于早稻收刈后，利用稻草、土杂肥做包心肥和夹边肥，作畦种薯，适当密植，每亩插薯苗2500条左右。我县广大农民对稻、薯、麦轮作制有丰富经验，县农技站还编写《麦、稻、薯配套栽培技术实施方案》加以示范推广，在良种、防治病虫害、合理施肥等栽培技术上给予帮助和指导，双提倡在“稻头薯”上套种豆类作物，为广大农民所欢迎。在所建立的13多万亩“吨粮田”中，这种稻、薯、麦模式的占1.4万亩至1.6万亩，三年累计，共种这种晚甘薯46053亩，总产折主粮2751.93吨，在整个粮食生产中占有较大比例。
  第三种模式是早晚两季杂交水稻，一年二熟制。
  不论采取那一种模式，每年都要有一季或两季种水稻，所以水稻是“吨粮田”的主体。水稻的丰产全靠“杂优”良种，其成功与否，除了水、肥等基本条件，完全靠科学种田。我们编写了《杂交水稻千斤模式栽培技术》及《早杂优育秧三配套模式化技术规程》，广为传播，使我县各乡镇因地制宜推广应用模式栽培指标，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1990-1992年三年间，十个“吨粮乡（镇）”种植杂交水稻面积，同过去的三万亩增加到30.3万亩。杂优组合同汕优64、威优64、汕优63，逐步更新为特优63、汕优77、汕优桂33、博优64、博优501、汕优3550、汕优桂99等丰产性、抗逆性、适应性好的强优组合，并大面积实施规范化模式栽培技术。
  为建立吨粮田所推广的杂优技术措施：一是育壮秧，二是合理施肥，三是综合防治病虫害。本县各乡镇共聘用286名农民技术员。县乡农业部门定期培训，每年3-4次，提高农民科学种田的水平，从而使“吨粮田”面积逐步扩大。
  三年来，在省、市、县各级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吨粮田”在实施生物工程的同时，又实施田间排灌系统工程措施，建立水利配套措施，改造中低产田5600多亩，如杜浔镇范阳村，针对高产区内的主要障碍因素，建设排涝治渍工程，控一条长1264米的排涝沟，建六个闸门和六座小桥、一个涵洞，完成土石方34045.7立方米，基本解决2500亩稻田涝溃问题，使范阳村三年连续实现“吨粮村”，1992年又实现“吨谷村”，并为今后大面积稻田旱涝保收，为高产高效打下坚实的基础。
  总之，我县“吨粮田”的开发与建设，在三年综合栽培技术实施过程中，做到发展多熟种植，提高复种指数，重视改造工程，用地养地相结合。在麦、稻、薯良种推广应用上，有计划地更新换代，使良种复盖率保持在90％以上。在综合配套栽培技术措施方面，推广应用省农业厅粮油处编制的《福建省麦稻稻三熟亩产吨粮栽培模式》为主，广泛实施规范化模式栽培技术。在建立健全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方面，着重抓好农技干部和农民技术员的培训工作，提高农民科学种田水平。使建立的杂优丰产示范片高产高效，并带动我县稻田全面增产，促进我县粮食三年总产持续稳定增长。我县在粮食生产中成绩显著，国务院授给先进单位称号。我县吨粮田的建设经验，将为今后优高农业走出一条新的路子。
  花厝围垦工程
  陈章兴
  漳浦县海岸线长322公里（其中海堤长216公里，防潮保护面积7.54万亩），蜿蜒曲折，形成三大半岛（古雷、六鳌、井尾）、四大港湾（江口、佛昙、浮头、东山内沃）。地势从西北向东南倾斜，佛县、赤湖、浯江、鹿溪、杜浔和漳江（云霄县交界）等溪河，大量的淡水常年注入港湾的，水质肥沃，饵料充足，气候温和，是鱼、虾、贝、藻生长繁殖的天然养殖场。随着溪河排水的冲积，海岸线逐步向外延伸，滩涂不断淤积扩大，可供养殖的浅海滩涂面积19.2万亩，又是开发利用滩涂资源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解放前，沿海地区广大群众，就曾经进行围海造田，发展种、养业，但为数极少，至1949年仅0.44万亩。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重视围垦建设，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念“山海经”，发动群众，向海进军，大搞围垦，发展对虾养殖。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认真贯彻落实“谁垦、谁养、谁受益”的政策，以及凡有经营能力的个人或联合体，均可承包开发集体荒滩，产品有权自行处理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充分调动了渔、农民开发滩涂资源的积极性。1979年至1983年，沿海乡（镇）、村围海21片面积1.99万亩。1986年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后，沿海地区又掀起了“围海热”，除继续利用已围未垦面积1.58万亩外，又新建花厝、霞美、竹屿等围垦工程，围海面积1万余亩。1986年11月15日，《中国水利》杂志第11期以“大念‘山海经’，开发利用滩涂资源”为题，推广漳浦县大搞围垦、发展对虾养殖的经验。目前，全县已围海72片，总面积7.23万亩（其中千亩以上21片，面积49万亩），已利用面积6.7万亩（其中垦植面积2.4万亩、养虾面积4.3万亩）。本文重点介绍目前全省五大垦区之一的花厝围垦工程。
  花厝围垦工程位于佛昙湾东北部海滩，海堤西起佛昙镇花林村。东至前亭镇庄厝村，故而得名。这个垦区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年降雨量1000-1400毫米；历史最高潮位3.5米（一般秋汛大潮位3.1米）、最低潮位2.4米（一般秋汛小潮位2.1米）；每年6-9月间，常出现东北、西南方向的热带风暴，一般风力为10-11级。上游集雨面积28平方公里，滩涂地势平坦，土质肥沃，垦区内有东、西两条主港道，遇旱还可引石过陂、赤兰溪、杨美等中型水库（兴利库容共5640万立方米）淡水，补充养殖水源。
  1984年6月4日，原龙溪地区水利电力局上报《漳浦县花厝围垦工程初步设计书》；同年8月25日，福建省水利水电厅批复：同意漳浦县兴建花厝围垦工程。同年11月成立“漳浦县花厝围垦工程指挥部”，即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并提前动工兴建水闸。主体工程（闸、堤）于1985年元旦正式动工，1986年12月基本建成，比原计划提前1.5年，荣获1985年度全省基建工程先进单位。
  水闸：于庄端兴建挡潮排涝水闸1座，岩基圬工结构，按五年一遇24小时暴雨、36小时排完标准设计，由县水利电力局工程队负责施工，提前于1984年12月破土，1985年11月建成投入使用。这座水闸共6孔，孔宽3米，总净宽18米；闸室长11.5米，闸墩宽1.0米；上流护坦长18米，下游设消力池（长10米、深1.5米），后接护坦长15米与主港道连接。闸门采用钢筋混凝土平板，高3.2米，宽3.3米，安装15吨螺杆启闭机6台；上游端设长24米、宽5.6米的钢筋混凝土板式交通桥。
  海堤：总长2080米，同花林、庄厝、大社、墟仔等主要受益村负责施工，先抛沙垫层厚0.8-1.2米，于1985年5月基本完成抛沙任务后，每天上场劳力最高峰达2000多人，突击筑堤。在施工中，我本人曾几次到过现场，特别是观看了海堤堵口合拢“突击战”：海堤合拢口留在0＋300——00＋800堤段，长500米，堵口时选在11月至次年4月小潮期抛石，最大流速控制在3.5米/秒。当东、西堤段合拢口逐渐缩小时，1986年6月18日，几艘“船排”运来满载的乱块石（一般块重30公斤左右），在统一指挥下，集中抛入定位的海中，浪花四溅，一次堵口合拢成功。这条“巨龙”似的海堤，平均堤高4.3米（最大堤高7米），堤顶宽2.5—3.0米，内坡1∶1.75，外坡1∶2，并以碎石垫层和条块石护坡。围垦毛面积6600亩，是目前全省五大垦区之一。
  为发展对虾养殖，在沿堤段每相隔300—400米处，各增建纳潮涵闸1座（共5座），每座2孔，孔宽1.5米，并设置截水墙封闭，底板浆砌条石0.8米，涵顶采用钢筋混凝土盖板。
  以上主体工程投劳57.21万工日，完成土石方35.08万立方米（其中沙方7.68万立方米、土方21.66万立方米、炸石3.10万立方米、砌体石方2.63万立方米、钢筋混凝土0.01万立方米），投资286.5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55万元、银行贷款131.5万元），使用三材：水泥840吨、钢材44吨、木材320立方米。
  虾池：水闸、海堤基本建成后，于1987年元旦全面转入垦区虾池建设，完成土石方113.14万立方米（其中石方4.04万立方米），投资545.1万元（应由受益镇、村负担，因自筹资金无法筹集，由贷款解决，其中向世界银行贷款437.8万元）建成精养规格虾池134口面积共3723亩，除留977亩由工程管理单位自营外，其余2746亩，按原划定分配给前亭镇庄、大社、墟仔、欧厝村（场）和佛昙镇花林村共10个股份，按面积承担贷款债务，出租给虾农承包经营，一定5年（1987—1991年）。为方便垦区交通，还新建1条运输公路，使庄厝至佛昙路距短15公里。
  1987年工程交付使用，成立“漳浦县花厝围垦工程管理处”，加强围垦工程维修管理，经几次暴风雨袭击考验，工程质量良好。新建海堤，堤身稳定，取代了堤内原有18公里长的旧堤，不仅每年可节约加固旧堤维修经费6万多元，而且确保旧堤内3000亩良田免受潮害，连年获得稳产高产，杂优水稻平均亩产500公斤以上。虾池设施也逐步配套完善，并坚持贯彻“稳定面积，提高单产，注重科技，讲究效益”的方针，1991年还以5口虾池面积168.46亩，进行虾、蛤混养获得成功。据不完全统计：1987—1991年养殖对虾总产量227.52万公斤，平均年产对虾45.5万公斤（1988年亩产对虾135.5公斤），平均年产值1016.4万元（1988年产值1128万元），成为全县连片最大的商品对虾出口创汇基地。
  但由于近年来对虾生产不景气，虾池租金不能按计划回收，造成银行贷款无法按期偿还，至1991年8月底，垦区建设部份贷款，仅归还本金273.8万元、利息133.5万元。1991年8月29日，漳浦县人民政府批复，同意花厝围垦实行虾池所有权归属公证合同。垦区各有关镇、村，认真清理债务，积极归还欠贷，以理顺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债务关系。
  刘坂围垦纪实
  陈结仲蔡红茂
  漳浦县霞美镇刘坂垦区，位于旧镇港上游西侧，围垦面积2340亩，养殖面积1695亩，是漳浦仅次于“花垦区”的第二围垦工程。刘坂垦区外堤北起山前寨，南至陂下溪口，全长3900米，堤岸高程5.2米，底宽22米，面宽3米，内外条石护坡。垦区配套大小进排水闸84座。工程总土石方79.3万立方米，其中石方5.3万立方米，基建总投资377万元。
  刘坂垦区建设工程分两期实施。第一期为大堤建设，1986年1月16日（农历十二月初七）动工，6月15日（农历五月初九）合拢，7月18日（农历六月十二日）放养长毛对虾2600万条，12月1日（农历十月二十日）开始收获，产量1130担，产值108万元，利润35万元。第二期为垦区建设，1987年1月开始隔丘建池，5月份38丘全部交付使用，工程基建结束。
  项目确立
  1984年9月份，全县机构改革，撤社（人民公社）建乡。新的霞美乡党委、政府领导班子因地制宜提出了“先抓海，后抓山，山海开发并举，加快霞美经济发展步伐”的经济发展思路，并着手实施浅海滩涂养殖，仅1985年一年，就发展养殖面积12000亩（其中海蛎8000多亩），省、市、县各级领导对此予以充分肯定。1985年5月，全省水产开发现场会议在霞美召开，给乡党委、政府予很大的鼓舞。他们也因此开始筹划更大的动作一围海建虾池。年底县政府争取了世界银行支持“两水”（水产、水果）的贷款项目，成为项目开发得以实施的基本条件。乡政府抓住机遇，立即聘请县水电局、水产局等单位工程师对滩涂进行勘察，初步选址设计“刘坂围垦工程”，对项目实施进行全面评估、论证，为争取成为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作了初步准备工作。1986年3月，刘坂围垦工程世行贷款项目获得批准。
  创业艰辛
  开发项目的决策确定以后，得到大多数千部群众的支持。但是，也有部分人对此持有怀疑态度，也有些好心的人奉劝要“三思而行”。他们列举了许多例子，说“社教埭”、“竹屿埭“都不上200亩，就搞了两年，这2000多亩的大工程怎么围得起来，不要搞得劳民伤财，身败名裂。还有的同志要我们看看诏安四都东西吴的围垦，1974年动工至今十年整已是三上二下了。好心人翻出了《刘氏族谱》记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刘坂贡生刘士骏邀其好友黄运枢（台湾嘉义县人，善“看风水”，由于不愿受日本统治，跑到漳州开择日馆）游梁山，为刘氏祖坟、祖庙堪察形势，建议在刘坂村前浅海上筑大堰，并设计了规划图，附于《刘氏族谱》，但由于工程浩大，刘氏子孙几代人一直没能够实施。而今的霞美乡领导干部，更以科学的态度，认识这是振兴经济的重大建设，决心发动全乡群众来完成先人未能完成的伟绩，来自多方的劝退，都没有动摇创业者的决心。
  1986年元月14日，刘坂围垦工程指挥部正式成立，由乡党委书记陈结仲任指挥，副书记蔡元福任副指挥，下设政工、施工、后勤三个组，抽调乡村干部及县有关部门工程技术人员17人组成。当时，项目贷款尚未立项，指挥部从乡经联社借5000元作为开办费，在资金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于1986年1月16日开工。由乡团委会组织六支青年突击队，180人率先自带工具、粮食、咸菜，打着团旗开进工地。三个受益村也组织了50条小船和200名民工，开始为主堤基础抛沙。指挥部提出，要以实际行动争取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的批准。各工程队积极响应，开展比速度、比质量、比风格、比贡献的“四比”竞赛活动。市县农行在这种苦干精神的感动下，两级行长、农贷科长现场办公，在世界银行贷款立项前，先给解决15万元贷款，用于工地购买石头、水泥、草袋等物资。这一重大支持，给指挥部全体干部和参战民工以巨大鼓舞，使他们干劲更足，工程进度大大加快。
  上级支持
  在这项目的建设过程中，上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给予很大的支持。县委书记黄步翔，三天两头跑到工地，指挥工程建设和解决实际困难。在围垦期间，省长胡平、市委书记张文良、省水产厅厅长王克峰、副厅长陈国俊、漳州市副市长黄长茂、县长张如松等领导同志分别莅临工地视察、给予充分肯定和鼓励、支持。胡平省长视察工地时，详细询问了建设情况，看到工地上红旗飘扬，人山人海的竞赛场面，高兴地说：“这种热烈竞赛的场面是多年来少见的”。勉励我们克服困难，争取早日成功。
  市、县农行在世界银行资金尚未到位时，为了促进工程顺利施工，先组织资金给予支持。市行行长林泽波、县行行长洪文义经常到工地帮助解决问题。围垦工程固定资产投资共贷款320万元（世行项目贷款和农行贷款配套），保证了工程的顺利完成。省、市、县水电部门从技术、资金、人力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持。省水电厅拨给无偿补助款28万元。省厅水利处处长黄天柱、工程师林鸿杰、市水电局工程师马百里经常亲临指导。县水电局派出以黄天河、柯栋盈、周豪、陈松锦等四位工程师、技术员组成的施工组，自始至终驻守工地参加工程建设。还有水产局、物资局、公路段、粮食、供销等单位给予技术、物资、车辆运输等各方面的支持。
  如期投产
  围垦工程主堤必须在台风到来之前合拢，且堤岸必须超过五米高程，这是关系围垦成败的关键。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可能在六月下旬袭来，这就要求主堤合拢不能超过六月中旬的小潮期，即不能迟于6月15～16日（农历五月初九至初十）。为了能如期合拢，经与水利技术人员、当地渔民、指挥部干部商议，提出了工程建设五条实施方案：一是堤基抛沙，治理海堤基础粉状烂泥的易滑动状态。根椐不同地区，抛沙0.5～1米厚，宽32米（堤基宽22米）；二是全日作战，涨潮用船运沙抛沙，退潮人工进土。沙土混合减少流失，加快进度：三是大堤分期施工，先施工迎水面坡底15米，同时进行外坡砌石，待全堤合拢后补内坡至底宽22米，砌内护坡；四是小段承包，规定每个施工队承包地段不超过100米或一个水闸，以村为作战核算单位，按工程预算，任务分担，围垦受益面积责、权、利明确，村党支部和村两委干部分别到各段协助承包人组织施工，检查监督质量。并制定实施造价、质量、财务公开和监督制度，严格执行。由于有严密的组织和科学的施工，工程质量较高，进度较快。
  为了保证在台风季节到来之前完成主体工程，指挥部全体同志同民工一起在工地上坚持到农历十二月廿八晚，正月初四又发动民工上场。一方面抓紧设计，一方面加紧修筑道路，搞好围垦堤内的贝类搬迁养殖。二月底，外堤抛沙基本完成，四条通往工地的道路修通。3月初，工程前段工作准备就绪，省世行项目办也批准了立项。3月8日，四个闸门开始围堰清基。指挥部提出“奋战一百天，拿下主体工程，实现当年投资当年受益”的口号。4月9日，闸门围堰清基和基础砌体脱险，全线开始回填。这时，工地每日出勤民工都在2000人以上。5月9日，全线海堤达到四米高程。看来，实现如期合拢问题不大。不料，6月5日起，天降大雨，连续九天，土方工程可以冒雨干，护面坡砌石却因为山上路滑，石头运不下来，无法进行。没有石头，十五日合拢更是一句空话。如果把合拢时间推迟到下一个小潮期，风险很难估算，如果在合拢前台风袭来，主堤就可能全被冲走，前段的工程将付诸东流。指挥部决策，坚决按期合拢。没有石头怎么办？乡党委和指挥部提出向群众借用，得到刘坂、山前、过田三个村村民的纷纷响应，把运在村里要建房的条石让给围垦合拢，1500立方米的石头，两天内全部运到工地合拢口。
  6月15日（农历五月初九日）9时，合拢战斗开始，下午5时顺利实现合拢，到7时潮水涨满时达到封闭。于部群众欢欣雀跃。刘坂人说：共产党很英明，祖上八十三年的宿愿，在共产党领导下，不到一百天就实现了。这样，从水闸围堰到主堤合拢只用了九十五天时间，从回填到合拢，只用了六十九天，合拢后再经过一个月的施工，加高加宽海堤，砌内护坡，安装闸门，购置网具，终于7月18月首次以粗养的方式放下2600万条虾苗，12月底全部收获完成，取得35万元的利润。在一个乡镇，这么大的工程，在资金未到位的情况下，以这么快的速度，取得当年围垦当年受益，创造了我省围垦史上的新纪录。
  次年，突击垦建施工，经过四个月努力，建成六个单元38丘规格虾池，五月初交付承包使用，放下5000多万尾长毛对虾苗，当年产虾3500担（175吨），产值420万元。
  刘坂围垦工程的建设，得到各级党政领导的充分肯定，省委书记陈光毅，原省长王兆国，省委副书记袁启彤，省人大副主任温秀山、肖健，副省长陈明义，漳州市委书记童万亨，市长韩玉琳，副书记易百禄，副市长林殿阁、黄仲渊等领导同志都先后到实地视察，对该项目的建设给予很高评价。
  附刘坂围垦工程指挥部成员
  指挥陈结仲（霞美乡党委书记）
  副指挥蔡元福（霞美乡党委副书记）
  成员黄荣桂（霞美乡水利站站长）
  林六二（霞美乡团委副书记）
  刘志源（刘坂村党支部书记）
  刘景新（山前村党支部书记）
  刘景彬（过田村党支部书记）
  政工组林六二蔡红茂郑四慧陈武军
  施工组黄荣桂黄天河柯栋盈周豪
  陈松锦林瑞祥戴来表李忠清
  后勤组林汉生刘跃森林旺土
  漳浦四中发展概况
  黄玉盘
  杜浔是漳浦县四大镇之一，向来是南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然而在旧社会，宰莘学子要进中学，都得到外面去，远则漳州、厦门，近则漳浦县城，有一个时期是要到佛昙读侨办纯美中学。就是在五十年代前期，本镇也还没有中学。
  在杜浔办中学，是人民的迫切要求。县政府为适应形势发展的要，于1956年春调我筹建初中班，确定秋季开始招生。时间紧迫，经有关方面研究，择址正阳下东为临时校舍，由杜浔区政府配合正阳村干部负责调整民房，经半年维修、改建、扩建，因陋就简，如期交付使用，秋季开始招初中一年二班110人，名为“漳浦县杜浔中心小学附设初中班”。县派陈金满为负责人，我以教员兼主持教务，杨惠起兼总务，刘双来兼生活指导，并配备会计、出纳等职员及工友。
  翌年（1957年）春，经省教育厅批准，在这基础上成立“福建省漳浦县第四中学”，择校址于杜镇正阳天古，征用土地十八亩，建教室两座八间。经费属龙溪地区专员公署拨款。当年秋季再招一年级新生二班。
  漳浦第四中学（以下简称四中）学生来自杜浔、沙西、古雷、霞美四乡镇，范围广阔，人口稠密，生员众多。1958年春，县教育局为满足社会要求和国家需要，计划自秋季起扩大招生，并为增设高中作准备，必须有较大规模的校园才有发展馀地，若于天古原校址扩建，必占用很多耕地，影响农业生产。因此，决定迁移校址于松竹山坪荒冢地带。原天古校舍（包括通道）除留用二亩外，其馀16亩土地，由杜浔区政府与正阳、范阳、文卿和城外等村协商，调换被征用范围内可耕农地，其馀荒冢一概征用，发给迁葬费，由原主自迁，无主者代迁。学校总面积（包括征用荒冢地及调换耕地）共124亩。
  学校用地既经确定，陈金满、杨惠起、刘双来和我，即着手勘察地形，查访水源，绘制学校远景整体规划蓝图。1958年暑假，师生劈山填洼，平整地平，开展轰轰烈烈的勤工俭学、艰苦创业活动。当年，建筑教室三座、宿舍一座、厨房一座。
  自初中班至正式成立四中，三年间二度搬迁新建，资金紧，人员少，年年搞基建，日日抓教学，师生劳动建校，又不放松教学，荜路蓝缕，奠定始基。
  1958年秋，陈金满调至二中，县派林辉为四中首位校长。他以军人的坚强气魄和指挥才能，既抓紧教学，又抓劳动建校，率领师生用心血和汗水开发这片荒山，而在教学质量上同时猛进，两届毕业生在全县中考成绩评比中都名列前茅。1960年秋，林辉调往漳州体校，县派林河山接任校长，第三届中考成绩跃居全县第一。1961年秋，林河山调漳浦三中，县派庄文举继任四中校长。当时杜浔中心小学教室较紧，教育局征得庄校长同意，将天古校舍借给小学使用，在松竹山新校舍上续建教室二座，宿舍一座。庄校长在四中六年，兢兢业业，巩固教学质量，并促进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培养不少品学兼优的人才。
  增设高中部时，适逢“文化大革命”，学校正常秩序受到破坏，教学质量下降。自“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至八十年代初，吴木钦、何庆云、张海滨、曾燕培等几位校长连续努力整顿校务，意欲振兴四中，续建宿舍二座，办公楼一座，但设备仍甚简陋，尤其合格教师较少，各科教学力量配备不全，致使学生偏科畸形发展，总的教学效果仍不能尽如人意。
  1983年秋，杨玲（女）接任校长，面对学校设备差，师资缺，和日常教学上存在问题，采取一系列措施：在整顿教学秩序的同时认真争取各级政府拨款，立项建教学楼，增置设备，刷新校容，开辟操场，改建校门，学校面貌焕然一新。针对师资问题，改变“关门办学”现状，采取两项提高教师素质的措施，一是“请进来”，敦聘退休名教师，延请友校高级教师，定期到校举办讲座，传授学识和经验；二是“走出去”，组织本校教师到云霄、东山等县一中观摩取经。在日常教学中，严格要求教师过备课、讲课、改作业三关，教学效果明显提高。她任四中校长虽只一年半。便因升任副县长而离校，而对四中的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她升迁后，李丙申副校长代理校长职务，执行她任内未完成的重要工作，督建教学楼，继续深化改革措施，教学循轨道前进。
  1987年秋，杨百良接任校长，决心整顿教师队伍，逐年充实新生力量，力求各科合格教师配备齐全。并继续组织教师到漳州一中、三中，泉州一中、龙岩一中等重点中学听课、座谈、交流，学先进，赶先进，使教学质量步步提高。并倡导学生勤工俭学，劳动种植花果，美化校园，经辛勤培育，六百多株龙眼、芒果等果树已经长成。续建教学楼、教师住宿三层楼各一座，使教学条件和教师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教学效果更上一层楼。1989和1990两届，培养成批毕业生直接考上大专院校。初中部中考成绩逐年赶上全县上游水平，1992年在全县各中学“三率”（高分率、及格率、巩固率）评比项目总成绩中，跃居同类完全中学第一，荣获漳州市“办好初中先进校”称号。因勤工俭学成绩突出，也于1991年荣获福建省教育委员会授予“勤工俭学先进单位”称号。1993年高中部考取大专院校者26人。初中部考取重点中学及各类中学者一百多人，居全县第一。
  漳浦四中历史不长，然而已经培育出许多人才，就我一贯在此校任教三十多年所知的不全面情况，出自浦四中的人才有八百多人，其中行政人员近三百人，中学教师上百人，小学教师三百多人，医生十多人，以及工程师、律师、经济师、农艺师、军官……等。在省外工作的，有外经部综合处处长李荣民、北京海淀区建筑工程公司总工程师刘永顺，山东辎博市炼钢厂总机械师洪珠棋，服务于深圳市原子能管理机构的硕士刘文辉、漳浦驻沪办事处陈振家等。在国外的有旅美博士蔡天德。在省内工作的有：省水产厅副厅长刘启力，漳州市副市长林殿阁、漳州市边防支队原政委刘牧童，诏安县委副书记黄河俊、厦门国家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峰、漳州市龙漳物资开发公司副总经理吴伍合，厦门市律师、硕士丘志平。在本县工作的有政协副主席陈桂味，以及各部、委、科、局、乡镇行政领导共九十多人。其中获高级职称者五人，中级职称的工程师、经济师、农艺师、中学一级教师、小学高级教师、主治医师等六十多人。获上校、上尉、中尉军衔的有十多人。获博士学位的一人，硕士学位的三人。在各个工作岗位上有突出贡献，获国家嘉奖的，有杜浔学区（小学）校长、高级教师卢万发，1988荣获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少年先锋队优秀铺导员称号。山东胜利油田浅海党委书记林利明，1987年创造快速钻井年进十五万米破世界纪录；1990年在我国浅海首次找到储量上亿吨的大油田。漳浦县赤土乡乡长黄溪泉，于1987～1989年在泰宁县农业局工作期间，试验推广再生稻，三次荣获省粮食丰收奖。漳浦县粮食干校校长、经济师洪良裕，多次发表有关粮食管理、开发论文获奖。漳州市水利电力局工程师卢文山，发表《筒井排水法在漳州、桂林闸站工程施工中的应用》论文，获福建省首届青年科技进步三等奖；主编《漳州市水源利用及其研究》、《漳州市的中长期供水计划》两本书。获省级奖的还有：漳浦县文化馆副馆长邱忠义、漳浦县检察院科长姚真旺、漳浦县盐务处生产科科长林孔化、漳浦杜浔中心小学高级教师洪宝贞（女）、漳浦县粮食局股长陈振辉等。获市级奖的有：漳浦县委办公室科长卢和木、漳浦旅游局副局长蔡玉叶（女）、漳浦人事局调配科长陈扬德、漳浦县杜浔学区（小学）副校长、高级教师洪川、小学高级教师林国城等。在省外工作获奖的有汕头市海洋集团公司聚苯树脂厂厂长、硕士洪怀懋，在建厂中多次发现、指出外方方案的不足之处，提出新的科学方案，使企业产品性能考核一次成功，在该公司“十佳青工”评选中独占鳌头，1992年被评为汕头市优秀青年知识分子。
  漳浦四中历经三建校舍，二度搬迁，由于各级政府重视，社会支持，师生共同努力，至在环境优美的松竹山下建成宽广的校园，而今（1993年）已拥有1750名学生和126名教职员工，规模已算不小。今年，由漳浦南区寓居台湾人士集资献建的“万卷楼”图书馆以新颖的姿态落成在校园前列，为校园增色，而更重要的，这将是一座知识的宝库。
  漳浦四中图书馆“万卷楼”
  黄玉盘
  台北漳浦同乡会常务理事、杜浔人卢涌泉先生等，于1991年回阔别四十多年的故乡省亲会友时，参观漳浦第四中学，见这南区学府位于杜浔镇松竹山前，风景秀丽，场地广阔，他们感到四十多年前他们离开故乡时，这里不过是一片荒野，而今校舍排列有序，校园轩豁；他们听到学校领导介绍学校情况，感慨万千，卢先生即赋诗一首曰：“松竹山坪一片荒，高中建校现堂皇。莘莘学子勤修业，辈出英才耀四方。”卢氏已萌发募款为漳浦第四中学筹建一座图书馆的心愿。他将这事与筹款资助建设“漳浦海外联谊大厦”合并进行，返台湾后即向同乡发出倡仪书，接着，便联合漳浦南区（包括杜浔、霞美、沙西等乡镇）寓台人上洪垂青、陈草贞、林秉秀、郭光辉、林清洁、卢志勤等先生协力分头筹募资金，得卢毅挥、林海清、卢六英、卢三让、刘元德等九十多位同乡热烈响应献款，一年多来共募集200万元新台币，其中用于建设四中图书馆建设费50万元，其馀150万元捐助漳浦海外联谊大厦建设费。
  四中图书馆名“万卷楼”，三层，建筑面积660平方米，于1993年10月落成，30日举行落成典礼，卢涌泉与台北漳浦同乡会常务监事翁化清等十多位先生，从台湾回来参加落成典礼。本地参加典礼的有县、镇领导对及各界人士、四中师生等千馀人，盛况空前。
  图书馆大楼正面“万卷楼”三大字，卢涌泉先生手笔，遒劲而潇洒。馆内藏书丰富，一部份由卢氏拨专款购置，一部份为漳浦寓台人士及省内外，本县各界所赠，有寓台老前辈陈则蔡先生赠的《中国文学欣赏精选集》精装36本、卢三让先生赠《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精装20本、张秀弼女士赠《书法绘画艺术欣赏全集》精装19本、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馆长陈国强教授赠其主编的专著10本、厦大出版社郑耀宗科长赠书一百本、人民日报卢继传教授赠其自然科学专著98本，及漳州市文联吴协生副主席、漳浦县林拱海副县长，及县政协、政法委、农业局、教育局、机关千校、文化馆、图书馆、祖妈林水库管理区、杜浔学区等单位和个人赠送的珍贵图书。馆中并有许多书画作品。
  教师的经济待遇今昔比
  柯清元
  漳浦县教师的经济待遇，远在明、清时期，官府就有明文规定，县儒学教谕、训导的俸银及“斋夫”“门斗”（均为工役）的工食并匀润银均由县署发给。书院、义学、社学的教师薪俸由膏火（学田租金、地方租税）支付。私塾教师由学生家长送“束修”，数额无定规。
  民国时期，教员薪俸，因受客观社会影响，变动较大。民国十五年（1926年）后，小学教员月薪俸（银元）高小12—15元；初小8—12元；代课教员8元以下，高小校长可领到24元。当时物价比较稳定，每人月均伙食费3元左右，不致于忧虑生活。中学教员月薪60—76元，生活相当宽裕。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实行法币制度，禁止银元流通，但币值稳定。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省主席陈仪手泐的《福建省战时国民教育主要法令》规定：校长、教员月薪金各分三级支付。校长一级20元，二级18元，三级16元；教员一级16元，二级14元，三级12元。外加战时生活津贴，抗日战争初期物价未大涨，生活还过得去。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时值全民抗日方酣之际，一切服从抗日需要，物资奇缺，货币贬值，月月靠教书收入养活家口的教员，微薄的薪金又常被掌权者拖欠多月，及至领到手时币值已贬落许多，经济生活处于艰苦景况。民国三十年（1941年）实行田赋征实（本来征钞票，从此改征稻谷）带征公学粮，公教人员每人每月供给90市斤白米。
  抗日后期，法币大幅度贬值，尤其自抗日战争结束后，民国政府为筹措内战战费，轮换印发各种钞票（关金，金圆券，以后发行银元券），强令流通，使原来已贬值的钞票，更是泛滥成灾，最后钞票没人要。虽然教员工资额几百几千倍增加，并采取增发职务津贴（中心小学校长职务津贴20元；初小校长及中心小学教导、研究、总务等部主任各10元），但无济于事，公办教员主要靠薪金外每人月供给无价粮90市斤生活。但是当时公粮仓库管理不善，积谷发霉变质，承碾这项公粮的集昌米厂，属官商合股企业，从中摆弄，兑付给教员的都是发霉粮食，难以下咽，只得将米条贱价卖给这“卡米厂”，90斤米额仅能换上60斤较好的食米。
  教师生活困苦，民国政府乃命令各乡保向民户摊派“劳师米”（后来向学生家属摊派），每个教员每个学期约可得100斤谷子，这加重了群众负担，保长感到收取困难，常常要由校长教员挨家逐户去“乞讨”，“劳师米”却成“噜嗦米”。徒有“劳师动众”“劳民伤财”之弊，有的教师索性不取。
  这时期，民国政府财政困难，教员除公办外，还由县政府通令各乡保自筹供给一部份自筹薪俸，叫“自筹教员”。自筹教员的待遇较低，生活更困苦。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全县教员370人，其中自筹教员83人，要看保长“头面”，如果保长不负责，教员便生活无着。
  明、清两代，私学滥觞，大部份师资来源于官场及考场失意的知识分子，地位低，收入少，生活苦。故有“傍人门户度春秋，半饥半饱自在囚”之喻。民国初期新生教育事业尚不发达，公立学校不多，教师队伍不大，但物价稳定，薪金收入一般，不至于忧虑生活，为人师表有自鸣清高与脱俗之慨。及至抗日战争非常时期，教员享受公教人员待遇，但属清水衙门。加以通货膨胀，米珠薪桂，教员职业被目为“挑蚝仔担”即卖蚝小贩（因为方言“学”与“蚝”谐音，当时交通不便，外销困难，蚝贩往往下乡挨家逐户叫卖，极其困苦）。
  1949年9月下旬，漳浦解放，同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原有学校暂维现状，继续上课。当时教员每人每月一律发给大米120市斤。1950年实行薪米制，开始分级，中学教师最高评上8级，月领大米336市斤；最低的4级为276市斤。小学教师最高9级，月领大米200市斤，最低1级160市斤。1952年实行“工资分”工资，按照学历、年资、学习态度、工作态度等四方面条件叙级。小学教师最高1级月领大米260市斤；最低9级180市斤，中学略高一些。不久改领折实单位。1956年又改为货币工资制，进行工资改革和评定等级，分行政级和教师级，调整后，中、小学教师每人月各增长10余元。其后自1963年起至1979年止，国家先后给部份教师调整过6次工资等级。公办教师还享受副食品补贴和米价差额。1980年实行班主任津贴。1981年公办中、小学教师工资普遍调升一级。1985年全面套改，并享受职业（教龄）特殊补贴。1987年对评定职称后的教师工资按规定进行套级，在职公办教师每月还增发基本工资的10％，1989年10月还根据有产文件指示对在职与离退休千部（含教师）增发二级工资。公办中小学教师从1952年9月起实行公费医疗制度（文革后改为个人包干）。女教师从1953年起享受分娩假。
  1992年省人民政府4号文件关于调整资金的通知，在职教师按技术职称、教龄计算，每人月最多的增资50元，最少的也有15元，退离休教师按工龄计算每年1元（原来每人年工龄补贴0.50元），也相应地增加工资收入。
  民办教师的经济待遇于1982年起由县教育行政部门增发工资补贴。1988年5月增发物差补贴每人每月9.5元。1989年10月起参照干部增发两级工资，县人民政府为民办教师每人月增资12元。合格代课教师（经考核合格，由县聘任）每人月增资10元，各乡镇均实现民办教师工资统筹制。
  漳浦早期革命老区教育
  柯清元
  1926年（民国十五年）中共中央农民部特派员李连升（李联星）与李烽等在漳浦搞农民运动，在县城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在人口比较集中的乡镇成立农民协会。1927年8月初，中央派陈少徵抵闽，加强闽南党的特委领导，在漳浦召开了重要会议，改选了特委。李联星仍任农委。会议后，他先在漳浦，嗣后偕同王占春等同志在长桥、刈后、丹井等村创办“醒民学校”，以教学为掩护，搞农会工作，教民识字，他们利用教书和演戏等方式，进行革命宣传，发动民众开展抗捐抗税斗争，当时溪内塘仔、刈后丹井、山南等地农民纷纷加入农会，党组织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拘捕捐棍王安邦，鼓舞民众的斗争情绪，接着以夜校（农会）为阵地，做好思想鼓动工作，组织庞大的抗捐抗税队伍，开进漳浦县城，革命斗争的烈火使漳浦一小撮军阀、土豪坐立不安。
  1930年（民国十九年）中共漳州中心县委派出郑森森、陈元宰、张觉觉等同志到漳浦马坪一带工作。以小学教员的身份，创办农民夜校，秘密组织农会，宣传革命道理，开展抗捐斗争。1931年王占春支队到车本、山城工作，着手组织苏维埃，以农会、夜校为阵地谈思想、学文化，开展抗“封灯捐”，抗“飞机捐”宣传活动。1932年后，在革命游击区的龙岭、山城，为配合土地革命形势的需要，组织童子团，有团员20多人，他们上午牧牛，或帮理家务，带弟妹，下午读书，念歌谣。傍晚，学习军事体操，为预防“白军”（反动派）的突然袭击，夜晚随同家长上山隐蔽。设在龙岭田洋自然村的儿童团，他们组织起来，进行不定期的活动，学习文化，进行军训，教唱革命歌曲，没有固定的课本，由文化教员选择一些适合儿童念的顺口溜和歌谣或歌曲为教学内容，有时也教一些村落或土地名称，有时也教些家具、农具名称，让团员逐字抄在粗纸上就成为“课本”。文化教员是兼职的，为使学习持续下去，及时培养小助手，让其掌握一定字数，以便随时教给别人。童子团所教的内容与歌曲是与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紧密结合的。1931年“9.18”事变，日本侵略军袭击沈阳，继之霸占东北三省；1932年1月，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当时童子团教的歌曲是这样唱的：“童子团，莫相骂，日本占咱东三省，工农凄惨无日暝（夜），日本鬼，真侥悻，强奸乱淫查母婴（妇女、少女），无空人（穷人），迫到无路可逃生”。“童子团，要和好，日本出兵到热河（原属东北一个省），杀人放火滥使做，反动派，出卖民族利益甲伊和（妥协投降），老百姓，亲受挨打无奈何”。与此同时，在赤水山成立的“草鞋班”（专为游击队员制作草鞋，有的称为妇女班）十多人，上午读书识字唱歌，下午打制草鞋，有时分散到各家挨户做发动思想工作，当时的副班长打草鞋能手吴亚快，回忆班里教的“种田歌”是这样唱的：“农民唱出一条歌，一年通天（三百六十五天）着拖磨，受风受雨受饥寒，年冬若好打平过（只够糊口），年冬若歹大狼狈（走投无路），田主（地主）收租提布袋，农民无空（贫穷）将囝（孩儿）拖去卖。”反映旧社会农民兄弟的悲惨生活。在红三团的驻地龙岭、山城、车本等老革命根据地“暗学”（夜校）曾经教过“十劝姐妹”革命歌曲，流行一时，现据老赤卫队员吴竹习同志口述，吴木信记录的材料整理于下：
  一劝妹，免想君，现在世界乱纷纷（指三、四十年代的黑暗社会），各地百姓起红军，打土豪，把伊（他们的）田园供咱分，无空人（贫苦农民），快向革命老区来投奔。
  二劝妹，着当想（应当想），现在世界无同样，白军、土匪滥使抢，种田人，受伊敲剥千万样，不革命，日后必定被他抢去财物和衣裳。
  三劝妹，着（要）灵通，革命男子走四方，饥寒交迫冻风霜，全希望，革命快快来成功，今呀日，艰苦实在无当讲（无处诉）。
  四劝妹，免流泪，不是你哥爱离开，为着革命听指挥，若被反动仔抓去杀头又斩腿，不决心，日后一定无所归。
  五劝妹，免艰难（莫伤心），不是你哥薄情人，为着革命离开心要安，你阿妹想着实在也不甘，有时细细来想眼滓流落手巾淡（湿）。
  六劝妹，免细字（仔细），革命查姆（妇女）满满是，不通（不要）挂念哥男儿，齐心起来帮助红军伊，你阿哥也着出力气。
  七劝妹，免着惊（害怕），为了革命牺牲好名声，留落万古人传名，你阿哥今天应该带路行，你阿妹在家不通（不可）乱做歹名声。
  八劝妹，免伤心，革命有时睡山顶，霜露冻着满身冷，有钱人（地主、土豪、劣绅），睡着棉被共（和）绣枕，翻身想，目滓流落湿满襟。
  九劝妹，免悲哀，穷人团结齐起来，打倒一切反动派。工农兵建立苏维埃，你阿哥安心通回来。
  十劝妹，着放心，在家照顾父母亲，不通（不可）暝日（夜日）来棘（伤）心，全希望革命成功快来紧，合家团圆谢党恩。
  在红军反围剿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我县反清剿也屡次挫败敌人。1936年（民国廿五年）国民党反动派败羞成怒，使出恶毒的一招，采用“连保连坐法”，对老革命根据地进行“移民并村”，一些老区、游击区、白区“红点户”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原来采用“因地制宜”的多种办学形式的夜学、草鞋班、童子班倍受摧残。就是后来陆续回村以后也不能复办。直至解放前的十余年间，只是断断续续地办些简陋私塾，原来地处穷乡僻壤的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更是落后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十分重视老区教育工作。1951年至1953年间，县老区办公室主任吴运琳同志（后曾任漳浦副县长）在他负责老区工作期间，受党和政府的委托，深入基层，走遍我县革命老区125个基点村，进行调查研究，为老区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兴建学校，办了实事。1952年，县人民政府派公办教师到老区小学，是年老革命根据地办起小学27所（含单人教师校）教师75人，学生2533人。当时派往老区的外地教师，听从党的召唤，与老区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以能为老区人民多做点工作感到自豪，他们除完成全日制小学教学任务外，还包教成人夜校，培养了不少民师，为老区群众代写书信、条据、门联，深受老区群众的钦佩与爱戴。
  如今，老区人民继续发扬革命传统，兴办学校，集资增建校舍，添置校教具，千方百计提高教育质量，为老区后代茁壮成长、为祖国四化建设输送人才，迈着矫健的步伐昂首阔步前进。
  漳浦洪姓传衍台湾
  〔台湾教授〕洪敏麟
  编者注：台湾法学界宿儒，早年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回台湾任首席检察官及高、地法院院长、“司法院”副院长等职，现为“总统府”资政的洪寿南先生，于1992年在台北市闽南同乡会成立45周年特刊《思源》上发表《我流的是漳浦血脉》，怀念漳浦祖地。1953年初，由其堂亲洪敏麟教授率领南投县草屯镇洪氏宗亲一行15人到漳浦寻根认祖。洪敏麟为著名历史学家，著有《台湾旧地名之沿革》等书。近作《洪姓氏族之发祥与时空大转移》，根据清朝《洪氏族谱》考证出洪姓为炎帝后裔，始祖为专司治水及建筑工程之官“共工”，封于“共伯国”，其城为“共城”，因此以“共”为氏，后裔避仇隐居益水（在今陕西洋县之西），以“共”字加水旁改姓为洪，时在东汉，约公元170年左右。三国中原战乱，洪姓西迁于敦煌。约经过800年，北宋受西夏侵犯，边境战事迭起，敦煌洪姓东迁至吴县（苏州）。至宋真宗时，有洪仁璲于祥符九年（1016年）登进士第，历任承事郎、大理寺评事等职，于乾兴元年（1022年）调任福建长泰知县，为入漳始祖。以仁璲为第一世，第二世文宪迁居龙溪县，十一世（明朝）承度迁居海澄县，十六世君志迁居漳浦县杜浔，尾发迁居漳浦车田（今石榴镇）盘龙下营，传十七世原璋。杜浔洪姓传衍成大族，车田洪姓受制于林、吴二大姓，十八世至十九世有的迁往广东潮阳，有的渡海迁居台湾之草屯、茄老，时在清初雍正至乾隆年间。以后繁衍成二十来个村庄，蔚为大族，人口万余。
  以下录洪敏麟教授原文之后半部，略有删节，题目改为《漳浦洪姓传衍台湾》，小标题则一仍其旧。
  离漳浦车田下营横黑水沟渡台湾
  仁璲的第十六世后裔尾发，从现龙海县海澄镇河福移居车田下营（现漳浦县石榴镇盘龙）；君志则移住漳浦杜浔。吾草屯、茄老洪姓族裔渡台祖故居地“车田盘龙堡下营”即现漳浦县石榴镇盘龙村的一个聚落，在鹿溪上游的河谷盆地，距镇治石榴9公里，距漳浦县治（绥安镇）18公里。
  闽南之地山多田少，原就人口密度过高，生活不易；且分类械斗迭起，治安不佳，明清两代，从闽南、粤东向海外移民已颇盛行，祖居地车田下营亦然。洪氏先祖在车田下营渡过了十代，至清朝初，第十八世三派的第廿六、廿七世裔孙先后移民台湾。
  当时台湾荒野未辟，先住民聚落稀疏散布其间，游耕狩猎为生。一衣带水之隔的台湾，逐成为闽南、粤东过剩人口向往之地。相传先锋冒险家颜思齐、郑芝龙等人，曾于明万历、崇祯之交，移漳、泉饥民数万，发给银、牛来台开垦。天启四年（1624年）荷人据台后，在台南附近已有汉人二万五千余户。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郑成功驱荷，台湾归我版图后，先有明郑大军入台，实施兵农屯田政策，后又招来闽粤移民，大事垦荒。
  虽此，在台湾入清十五年后的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裨海纪游》作者郁永河从佳里兴北行二十余日，所见尽是平埔族聚落，仅在牛马头社（现清水）及竹堑遇见汉人。当时诸罗县城（浊水溪以北）几乎是獐鹿跳跃的一片荒芜地。
  渡台先祖们，在清初背井离乡，从盘龙堡车田下营出发，经漳浦至旧镇陆路32公里，在径港改乘帆船出浮头湾；或至六鳌，陆路66公里，改搭帆船。海路顺风十更抵达厦门（顶风三十更），翌日自料罗湾起碇（清季从福建南部抵台湾的帆船多由此发船），如顺风七更到澎湖妈宫港（马公），五更抵达鹿港，即自厦门四昼夜可到台湾。
  当帆船横渡黑水沟时，非常惊险。《裨海纪游》云：“台湾海道惟黑水沟最险——海水正碧，沟水独黑如墨——广约百里，湍流迅驶，时觉腥秽袭人。”《赤嵌笔谈》云：“惟台与厦藏七百里，曰横洋。中有黑水沟，色如墨，曰墨洋，惊涛鼎沸，险冠诸洋。”吾先祖之横渡怒涛骇浪沸起的海峡，冒着九死一生之险，终于遥见水平线上浮显的希望之岛“台湾”。从卫河畔的共伯城起，经秦岭之麓的益水，鸣沙的敦煌，水之都苏州，山峦叠起的漳浦，一连的时空转移，经过一千八百年的困难，先祖们终于寻得了一块代代子孙可安居乐业的家园了。
  盖清廷于康熙廿二年（1983年）取得台湾之初，恐台湾为贼薮，严格限制漳、泉、粤、潮之民渡台，于入清之初七十余年中，曾四禁三松，反复无常。然而偷渡之风实无能制止。至雍正年间（1723～1735年）流移之众已越过浊水溪北上，进入彰化县开垦。先祖之渡台，即在禁渡令解除的乾隆廿五年（1760年）之后，且当时闽南地区分类械斗方盛，道南撰《洪氏家谱》云：“及公（秉正）之世，吴林两家，族大而逼人，丁出入即劫掠，以索金五斗，牛羊则暴取，以自奉。时迫势危，不得已而为迁台计也”。其所以选择彰化内山之地“北投堡”为移垦目标地，即因近海的彰化平原，已在康熙中叶以来有大垦首施世榜、黄仕卿、吴洛、杨志申等人，招来大批垦民入垦。至乾隆年间，域内多已垦毕故也。当时被称为“内山”的台中盆地，即是一丘之隔的沃野，是一块瓯脱之地。先祖之选择台中盆地的南半部为入垦地，可说是适切的。
  辛勤垦荒猫罗、北投之野，创建美丽家园
  关于洪姓氏族的渡台时间与渡台始祖，有确实可稽史料者，一即瑞灯编《洪氏族谱》中，记有廿八世登榜事迹云“公与兄弟与父渡台未久，遇林爽文之乱”；一即道南撰《洪氏家谱》载廿七世的秉正云：“及公之世，……嘉庆十五年庚午，举家皆徙，是为开台肇基始祖”。因林爽文之役发生在乾隆五十一至五十二年间（1786～1787年），所以得知登榜渡台时应在乾隆四十年代前后，至于秉正则明确的记载是嘉庆十五年（1810年）。另有第廿六世，属于性植派之涩（大斌），在瑞灯撰《洪氏族谱》中载有：“公妈合葬于石川里（石头埔仔）”，其父母则俱葬于故居地，并未来台。涩之渡台应在雍正末至乾隆初年间；尚有和苍派第廿七世绍元者，在神主牌背记有“渡台祖”字样，但其确实渡台时间不得而知。
  盖八卦台地以西的彰化平原，其面的垦殖是始自施世榜。世榜泉籍垦首，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集流民以开东螺之野，并凿八堡圳斜贯彰域，引浊水之流灌田；康熙六十年（1721年）客籍垦首黄仕卿者，凿十五庄圳于其南；又有杨志申、吴洛等垦于其北。吾先祖即避之，更向东方乌溪及其支流猫罗溪之荒埔地深入。
  吾先祖之入垦乌溪、猫罗之野，并非同一时间一齐到达，而是先后抵达。开垦由西向东进展，首先入垦于猫罗溪西岸的县庄者，即和苍派廿六世原漾；接着是猫罗溪东岸与隘寮溪间的石头埔仔地方，有性植派（毛蟹派）大斌（涩）入垦，且向北扩及乌溪南岸的下茄老地方。原漾、大斌皆属于廿六世，其渡台时间当在雍正至乾隆初，为吾氏族入垦茄老、草屯地方的肇始者；入垦于更东，隘寮溪北岸与乌溪南岸的顶茄老、新庄地方者，即廿七世阳明派秉正与志忠派的育德。育德卒，子登榜等垦于新庄，是“林爽文之役”前夕，乾隆四十年代前后；秉正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七月，以八十一岁高龄，率七十六岁的妻子陈洵美及子宽宏、园、悦、得、轻五子及长孙善述（廿九岁）渡台，卜居于彰化县北投堡顶茄老庄后张犁份，即现南投县草屯镇茄老里；早期抵台入垦县庄芦藤宅的和苍派先祖，因在县庄与张姓发生“漳泉拼”，致举族再东移至番仔田、牛屎崎、六股、北势南等地垦殖。
  洪姓氏族入垦前的雍正年间（1713～1735年），猫罗、北投之地为洪雅平埔族（Hoanya）的猫罗社（Kakarbaroch）及北投社（Tausabat）之猎场，是一望无尽的茅草原荒埔。现芬园乡旧社村即猫罗社旧址，雍正年间泉籍杨、林二姓垦户入而替代；北投社即今草屯镇北投里，由旧地名新街、旧街、番社内而成，其番社内，直至道光三年（1823年）仍为平埔族的聚落；番仔田即今新丰里，曾经是平埔族水田所在地（平埔族仿汉人所辟水田）；社口即现芬园乡治所在地的社口村，为东进入北投番社域之口故名。
  《台海使槎录》载雍正年间的北投平埔族的生态云；“屋曰夏堵混，以草为盖，或木或竹为柱，厝盖茸茅编成”；“衣用达戈纹或用早布、白布，俱短至脐，……番妇头戴纱头箍，名曰答答悠，用白狮犬毛作线织如带，宽二寸余，嵌以米珠……项挂衣堵（玛瑙珠名）、眉打喇”；“每晨淘净（米）入篮筐内，置鍪蒸食，……手取食之，为酒亦如内优（诸罗番），坎以三石块为灶，螺蛤壳为碗，疵竹筒为汲桶”；“耕种捕鹿具与众番同”；“婚姻曰绵堵混，未娶妇曰打猫堵，男家父母先以犬毛纱头箍为定；或送糯饭，长则倩媒。娶时宰割牛豕，会众叙饮。男赘女家亦如之。如两女，一女招男生子；一女即移出”。并附有《南北投社贺新婚歌》如下：引老纶堵混（尔新娶妻），其衣堵眉打喇（我装珠饰贝），蛮乙丹纶堵混（庆贺新婚），引老觉天麻熙蛮乙丹（尔须留我饮贺酒）。关于丧事则载：“番死，老幼裹以草席，藏本厝内，平生衣物为殉”。据以上《台海使槎录》所描述，吾人对北投社番十八世纪当时的衣食住行、婚丧等状况，可了解之。这些习俗，于入垦的先祖们而言，并非稀奇的。从雍正至嘉庆（1723～1820年）的一百年间，车田下营的仁璲二十、廿七世后裔，入垦台湾番境，向北投社番包地开垦，荜路蓝缕，奋发以赴，终于化荒芜为良田，凿圳灌溉，在阡陌纵横中建立了新家园。道南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追悼祖父宽宏文云：“考世居盘龙保下营社，因吴、林两家族大而逼，渡台数次，至嘉庆十五年庚午，遂搬家东渡，……自七月到台，至十二月始建瓦厝一座，在彰化北投堡茄老庄后五张犁份田中央，于是有宁宇。遂率长次男（关睢、善述）以耕田，夜以继日，未尝稍懈，如斯者有年，而资用颇饶，得与族人并称富足焉。继而设学校，培子孙于文事，尤兢兢焉”。吾人可从文中了解，秉政曾经数次先来台视察过，再做举家渡台的决定；入垦后，父子兄弟废寝忘食，协力拓荒的一端；亦可知拓垦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期间搭起简陋田寮以御风雨，辛勤万分；当阡陌纵横，初稻丰登后，即改瓦房，冀求安居乐业，并培育子女，兴学倡导文风。有清一代，吾族人才辈出，不无缘由也。洪氏移民经过艰巨垦荒后，继而在各自的垦地里创建聚落。
  洪姓血缘聚落群的形成
  洪姓族人先后背井离乡，横渡海峡抵达移居点，举族一致，先向大自然挑战，日以继夜的展开荒野开垦工作。当垦务告成，便开始筑屋成血缘的聚落群。其主要者列举如下：
  （一）下茄老——现彰化县芬园乡茄老、嘉兴二村。在猫罗溪支流隘寮溪北岸的一大集村。多性植派（毛蟹派）族裔。因洪雅平埔族语称东方一座山丘为Karou（笊或碗篮），故译为“茄老”，因与东邻同族之同名聚落分别，以其在下方（西方），故称下茄老。据《彰化县志》载：“茄老山在北投之东，平地突起，中有高峰，方言云茄老，竹器也，竹器也，其山圆顶，象形以名”。现有宗祠“崇星堂”，系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从石头埔仔移建者，为性植公派下之宗祠。
  （二）顶茄老——现属南投县草屯镇加老里。顶茄老本聚落形成于南沿隘寮溪，曾凿祖妈圳。（北至芬草路间，因位于下茄老之东方故名。属一块大集村，为阳明派下族裔乘正、监、贤、乾墘等兄弟，创于清庆十五年即1810年），乘正之孙关睢续凿祖妈圳下段，使洪姓垦成地尽成水田。道光十年（1830年）创建敦朴派下第六、七房宗祠“敦伦堂”于此。
  （三）田厝仔——现属加老里，夹乎茄老支圳中与南圳间的集村。系由秉正之孙善述，率纯忠、纯孝、纯节三子及秉正之弟监、善述之弟泰之后裔等，从顶茄老分出者所建。地名由来于建屋在新垦田中故名。聚落由阳明派裔之楼仔、顶厝、白鹭鸶厝、大厝底、竹围仔与茄老支圳南岸勤朴派裔（桃、素）所建散屋形成。
  （四）石头埔仔——现属石村里，在罗汉溪纳隘寮溪的三角形汜滥原上。因地当二溪下游，土地多石砾故名。依据连横《台湾通史》，接妈祖圳凿有“阿辘治圳”灌溉。为勤朴派下素与阳明派下乾及性植派下涩、宗光等入垦创建。
  （五）顶过溪仔——属石川里，临隘寮溪南岸，因从北岸水汴头过隘寮溪处故名。
  （六）溪洲仔尾——属石川里，为阳明派下墘入垦创建。在猫罗溪东岸与公馆圳间，因在顶、下溪洲的下方尾端处故名。
  （七）新庄——现属草屯镇新庄里，形成于隘寮溪北岸，包括南缘的街区新庄街仔、街仔尾及庄头、沈厝、大厝底、水汴头仔等集村。乾隆三、四十年代，勤朴派七房裔育德等入垦于此。并有和苍派廿七世妈支派、性植支派之迁入。因在乾隆中后期创建的新村庄故名。新庄街区形成于光绪年代，现派出所附近及芬草路205号巷口曾设有隘门。街区在日据时为洪姓血缘聚落之一大交易中心。
  （八）水汴头仔——现属新庄里，为和苍派下茅所创，在茄老妈祖圳南圳与芬草路交会处的南侧。因在该处第五个水汴（水闸）处故名，原称五汴头。
  （九）番仔田——现属新丰里，因原为北投社平埔番所耕成的熟田，由和苍派族裔包耕故得称、和苍派裔最初入垦地在今彰化县芬园乡县庄境内，其时间极可能在雍正年间。垦地分布于猫罗溪西岸河阶地至共背域的八卦台地面。乾隆年间因猫罗溪水灾，并与泉籍之张姓因快官圳用水纠纷，引发“漳泉拼”，乃再迁移番仔田。有国珍者（廿六世）入居今聚落之南部；嗣有廿七世渡台妈率锭等兄弟筑屋于其北；再有次爵（廿七世）在西侧建屋。至道光十年（1830年）建宗祠“敦成堂”（俗称新祖厝仔）于新丰里501号。番仔田除本聚落外，包括下列散居村（俱属新丰里）：
  （十）下番仔田——在番仔田本聚落的西北方，建于茄老支圳北圳东岸，因较晚形成故称。
  （十一）大掘—位立于番仔田本聚落东方，茄老妈祖圳之北岸，传曩昔有大积水处故名。
  （十二）竹围仔——在番仔田聚落北方，乌溪堤岸之南，往昔为乌溪河床地故名。
  （十三）新庄车头———在中埔公路之西。番仔田东方，近茄老山处。日据时期中南线设新庄站于此故名。
  （十四）牛屎崎——现属御史里，在中埔公路与茄老山间，聚落主要分布于旧河阶面上。因山上为附近农村牛只放牧处，牛每登坡出力放下粪故名。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发生戴朝奉抗清事件，北势南洪枞响应之，牛屎崎为洪姓族运粮助北势南族人通道，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被清军攻击惨遭毁庄。牛屎崎为永谦（十八世）、存政（十九世）旋山（十九世）等派后裔；和苍（十九世）派的二七世妈、锭、荐、勤朴（二五世）之子素、桃等入垦所创建。可知以和苍派裔为主，但合各支派。牛屎崎尚包括“双叉港”，在隘寮溪中游北岸，茄老山南麓；“米粉寮仔”，在牛屎崎之北，茄老山西麓河阶面上，昔有人在此搭寮制作米粉故得称。
  （十五）北势南——属北势里，位于土城平原之北部，乌溪河宋之南。有北投横圳东西横贯，聚落分布在其南北两侧。地名由来在于南埔北方表土下多砂石之冲积地故称。道光十二年（1832年）之《彰化县志》载有“北势南仔”之地名，且谓有“石堡每飞泉”，疑今日之“东锣”“西鼓”二急湍乃其痕迹。本聚落因得先天灌溉之利，为土城地区抢先开发之地。
  入垦北势南地方之洪姓族人，除以和苍派为主外，并有志忠支派，永谦派介入。咸丰十一年（1861年）勃发戴朝奉抗清之役，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洪枞在北势南响应。福建陆路提督林文察率军屡攻不下。同年十一月台澎兵备道丁日健率知县王桢、游击郑荣、乡勇林文明，札营“看顶”（按即顶坎仔），布置炮台，猛攻不克。最后挖掘地道兼以炮轰，终为所下。村庄遂毁于炮火，族人多数阵殁，逃离者入埔里，今仍居村者乃事后重返者之后裔。今北势南洪姓族谱，廿九世以前部份悬缺不明，一因毁庄，一因忌清官方之追查故也。
  北势南尚包括：新厝仔、鸡柔崎脚、屯园仔、茄冬脚、三角城、圳头（北投新圳引水口）等散村。
  （十六）万斗六——现台中县雾峰乡万峰村。在乌溪之北，卑头山西麓。原为洪雅平埔族（Hoanya）万斗六社。为洪姓和苍派裔入垦之地。同治三年（1864年）北势南族人抗清，万斗六洪姓援助粮食，头人洪戆古等人被处极刑，土地悉被抄封，族人被逐出。
  （十七）六股——现雾峰乡六股村，在万峰村（万斗六）之北一、二公里处，位于牛栏坑口之南。这一带原为和苍派洪姓拓垦地，现仍存有“洪公馆”之古地名。族人因北势南之役被逐出。
  （十八）日社——现属雾峰乡旧社村，在万斗六聚落西北方一公里处。原为洪雅平埔族番社故名。曾有和苍派洪姓入垦，因参与北势南抗清之役，族人悉数被逐出。
  1984年，草屯镇志编辑委员会曾根据草屯户政事务所的资料，将各里别洪姓人口数作了一次核算工作。结果洪姓人口总数为一万零四百九十三人，占草屯镇总人口数八万五千九百十二人中的12.2％，为镇内四大姓氏中的第二位。按四大姓人口比率的演变如下：
  1945年洪姓17.8％，李姓17.7％
  林姓16.4％，简姓7.3％
  1956年李姓17.2％，洪姓16.1％
  林姓14.9％，简姓7.1％
  1978年李姓14.9％，洪姓16.0％
  林姓12.8％，简姓7.8％
  1984年李姓13.8％，洪姓12.3％
  林姓12.2％，简姓6.0％
  1945年以前，洪姓人口一直为四大姓之首。然自二次大战结束后，台湾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引起了急速的都市化，一向以农为业乡居的洪姓人口，离乡前往大都市就业定居者续出，致因外流而比率降低故也。相反，原就以城居务商为主的李姓人口，外流人口较缓。至于林姓虽亦乡居为主，然自1923年至1932年间，北投埔望族林广沈、林广阵与李峰竹、李清奇、李逢春等人，在草屯创建面积达旧街五倍大的新街，开创林姓进入草屯街区的基础。洪、简二姓在这方面，则相形见绌。
  林瑶棋医生的祖籍情
  高聿占
  林瑶棋医生是海峡“解冻”后我所结交的台湾朋友，今（1993）年56岁，早年留学日本，现在台中县办“真生医院”，自任院长。他的祖先青龙公（林良字青龙）于清乾隆年间离开漳浦乌石故乡往金门，然后到台湾谋生，至今已有260多年历史，子孙数千人，开拓了几个乡村，为台中望族。
  青龙公的裔孙们，根据世代相传，时时在怀念祖地。但台湾经过日本统治五十年，抗战胜利的鞭炮声甫把他们从一场恶梦中惊醒，他们还来不及抓住时机回祖地谒祖会亲，便遇到两岸人为的隔离，无法与祖地取得联系。在台湾开放大陆探亲旅游后，才实现了组团回祖地拜祖访亲的愿望。
  林医生十分关心祖地，第二次到祖地乌石，便提出：乌石应该发扬明代兴学重教、科第世家的光荣传统。他建议创立“青龙公奖学金基金会”，带头首捐4000美元。基金存入中国银行，每年以利息奖给学行兼优的乌石大、中、小学生。
  乌石祖地人告诉林医生，他们供奉在海云家庙（祖祠“乌石大厅”）的那尊“妈祖”是明嘉靖三十八年（1556年）中了“探花”（进士第三名）的乌石人林士章从洲“请”来的宋朝圣像，至今已有千年历史了。林医生便设想：妈祖信仰在闽台各地盛行，有“和平女神”之称，用此神缘来沟通两岸，来发展风光优美的乌石旅游业，使乌石紫薇山等名胜古迹成为浏览胜地，大有可为。他便开始在台湾积极宣传，撰写文章发表在一些有影响的报刊上，介绍妈祖文化和漳浦乌石的千年妈祖圣像，介绍乌石的文物古迹和优美风光以及丰富的物产，如久负盛名的“乌石荔枝”等，号召台湾同胞来漳浦乌石旅游，朝拜妈祖千年圣像。
  林医生又着手筹建乌石“天后宫”（妈祖宫）。他带头乐捐一万多美元，先募得45300美元，折合30多万元人民币，为第一期建庙经费。他亲自来卜择庙址，后又来主持奠基。1932年，这座天后宫已建得初具规模，富丽堂皇，吸引了无数远近游客。但这仅是筹集“紫薇公园”经费而奔忙，得到林瑞国等先生大力赞助，于十月间送来第二期工程费50多万元人民币。
  为了祖籍地的繁荣发展，林医生殚思极虑，奉献宝贵的时间、精力、物力，这种崇高可贵的精神，受到广泛的赞扬。
  编纂族谱以记本源流派，是连系两岸亲人的纽带，这任务落在对此素有研究的林医生身上，他是“台湾姓氏渊源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早在二十多年前，他便利用业余时间，根据旧谱，增加新资料，修编一部《西河青龙族谱》，引起学术界注意，许雪姬博士据以写成《龙井林家的历史》一书，于1990年出版。
  林医生为充实族谱内容，到漳浦乌石祖地调查研究。又于1990年3月偕夫人赵品琰女士，千里迢迢到河南汲县拜谒林氏总祖比干的陵庙。他记下朝拜时的感想：“当我一遍又一遍，仔仔细细地游览每一角落，它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那么芬芳亲切。这里是根之所在，我体内环流着的，是三千年前在这里的血液。……比干后裔林氏人口总数超过700万人，其中包括大陆约450万人，台湾180万人，海外80万人，这些虽然都散布在世界每一角落，可是每人都有着效法祖先比干‘忠贞爱国’精神，团结在大中华民族的圈圈里，尽到了民族一份子的义务。”
  他还用清晰的世系算式，把台湾、海外的林氏后裔与大陆的血缘，连接成一条通畅的脉络：
  从比干之子林坚（一世）～入闽始祖林禄（64世）计16代。
  从入闽始祖林禄（64世）～“九牧”之一林迈（80世）为17代。
  从林迈（80世）～乌石始祖林安（97世）为18代。
  （合订编者按，乌石林姓系福州长乐林慎思后裔，属“忠义”派，并非“九牧”后裔，请参阅本书第10辑《“乌石林”源流并传衍台湾》。）
  从乌石始祖林安（97世）～渡台始祖林良（111世）为15代。
  从渡台始祖林良（111世）～砚在台湾裔孙（122世）为12代。
  经过认真搜集资料，细心研究，林医生重新编著《西河青龙族谱》，于1993年出版。我得到他寄赠一本。此书内容有：谱序、林姓渊源（含湄州妈祖传奇、“九牧”等历史人物简介）、漳浦乌石谱系、青龙公渡台史料及世系源流、人物传记、寻根认祖活动、海云家庙“乌石大厅”风貌、乌石历史文化介绍、旧镇镇概况等。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有许多实况彩色照片）。该《谱》更可贵之处是充满对祖籍地的深情，冀望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情愫。这是一部历史性、科学性、可读性较强的好书，确实与一般族谱不同。他在谱序里写道：“百年以来，神州板荡，时局数变，海峡两岸隔绝，咫尺族亲，音讯杳然。幸三年前，开放探亲，棋偕妻品琰，获游于漳浦乌石之间，历稽祖迹，得研世系支脉，木本水源，其初一人，今致数万，渊源流长，螽斯衍庆，不可无记也。”这心情决非代表他一人，而是千千万万台湾同胞的共同心声。台湾同胞大部份寻根认祖的愿望，海峡“解冻”后，两岸的血脉亲缘、乡缘又融汇在一起。
  林医生将两篇寻根谒祖的记实文章收入《谱》中。一是《林青龙公派下回漳浦乌石谒祖祭文》：“祖宗在上，青龙公派下，千里迢迢，回籍寻根，恭诚谒祖，敦亲睦邻。敬祈：祖德庇荫，子孙绵延，宗族昌荣，家声远播，西河衍派，十德遗风。”一是《乌石谒祖探亲记行》：“……两岸乌石族亲，在举杯互敬珍重声中，完成认亲归宗的心愿，为吾乌石林氏先祖青龙公一脉，自雍正年间迁台二百六十多年来一大盛事也。”
  林医生把祖籍地的地理形势、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工、农、商贸各方面经济概况、发展优势等，在《谱》中作详细介绍。其目的是要使台湾后裔能进一步了解祖地，为两岸共同繁荣做出贡献。他的族谱《编后记》中说：“我族祖厝——海云家庙，及唐山祖籍——漳浦旧镇镇今貌二文，将祖籍地近况介绍给族人认识，望我族人能以‘情终远近’的心情回祖籍谒祖或畅游祖居地风光。”
  《西河青龙族谱》与其他姓氏族谱不同之处，在于编著者把台湾林姓后裔的感情、希望放在祖籍地；把希望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情愫注入《谱》中，这是编著者独具慧眼之处。
  吴沙出生地考辨
  〔台湾宜兰农工专科学校教师〕吴秀玉
  编者附记：开发台湾宜兰第一人吴沙，《台湾通史》记载为漳浦人，而对具体出生地不详，因而有几种不同说法。1989年初，漳浦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得台湾漳浦同乡会理事长陈建仁先生寄赠《宜兰文献》一巨册，并请托台湾名律师漳浦人陈茂春先生亲往宜兰县礁溪乡寻到吴沙第八代孙吴旺橘先生，寄来资料，按《宜兰文献》及吴旺橘先生据旧谱整理的《吴氏家谱》记载，1989年10月出版的《漳浦文史资料》第八辑《漳浦与台湾渊源关系专辑》中，陈万年、李林昌合写的《一脉相承的漳浦与台湾吴姓》一文第三节《吴沙台湾拓荒记》说：“吴沙即是小山城吴姓元房云堂的子孙，出生于小山城大园头”，并加注：据本地族谱为“大园头”，台湾有的资料作“大围头”，系讹音之故，因“园”与“围”闽南音极相近。但此文没有指出其他不同说法的错误，准备听听台湾学者的见解，进一步作共同研究。因为吴沙以一介平民渡台，故乡的族谱没有记载，地方志更无涉及，而吴沙在有生之年必会交代子孙，世代相传下来。
  果然，台湾宜兰农工专科学校文史教师吴秀玉女士受吴沙公裔的委托，由夫高先生陪同，于1990年8月千里迢迢来漳浦，按陈茂春律师提供给吴沙第八代孙吴旺橘先生的住址，找到漳浦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人员，组成“田野调查小组”，同到实地调查研究。吴女士回台湾后著作《开兰始祖吴沙之研究》一书，洋洋二十万言，由台北师大书苑有限公司出版发行。现征得她同意，摘录其中第三章第二节《吴沙出生地考辨》予以转载，以志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和共同研究的成果。
  吴沙出生地为福建省漳州府漳浦县西门外小山城元房大园头，已在吴沙第八代孙吴旺橘先生根据旧谱于1958年所重修的《吴氏家谱》中写得很清楚。但由于部份资料误为“大围头”故，产生其他诸如“围头楼”之类的附会说法。
  1984年清明节，石榴乡象牙村浦尾社一位75岁的吴分别老先生到方木山上祭扫祖墓，赫然发现立墓碑人有“吴砂”字样，乃转告同村宗亲，经吴九连先生找出“文革”后仅存的残破族谱对照，又于距村不远之寨前找到另一墓。不过，当时两岸封闭，未能获得吴沙出生于小山城大园头的资料，无法多加求证。台湾与大陆就文化的层面言，至为密切，双方不能互相交流，的确造成诸多不便与损失。随着海峡两岸开放，文化交流日渐活络，台湾地区远赴大陆探讨吴沙出生地者首推《汉声杂志》，该社曾派石文珊、林瑞含两位记者实地采访，并在1989年8月第22期中详细报导了“吴沙出生地”象牙村浦尾社围头楼。唯笔者以为与吴旺橘修编之《吴氏家谱》多不相符，亟待求证。
  由于《吴氏家谱》明载吴沙出生地在小山城，所以笔者与“田野调查小组”第一站便到小山城，次一站才调查具争议的象牙庄浦尾社。兹将调查情形综述如后：
  一、小山城
  小山城是位于漳浦县西约三十公里山区里的一个村落，属于石榴乡，其正式名称为“山城”村，因南靖县有“山城”镇，为示区别，俗称漳浦的山城村为“小山城”（以下均从俗）。前此，从未有学术文化人士踏入这个交通不便的穷乡僻壤去为吴沙的出生地探源。笔者一行前一日得知，前往小山城的道路崎岖难行，单向车辆勉强可通，糟的是有一处塌方阻绝，幸而翁镇南先生人缘关系良好，几经连络，终能抢修通行。车经该处，尚可看见清除痕迹以及涉水而过新垫的石头，内心的感激，无以言状。
  我们六人小组搭乘一辆中古面包车，在闷热中一路尘土飞扬，不得不频频挥动帽子或纸扇以取凉，八十岁的陈万年老先生更时时抹万金油以解不适，惟恐影响其健康，笔者几次请他下车暂时休息或于附近村庄等候，均为其婉拒，实在令人敬佩。车愈爬愈高则颠簸愈甚，在剧烈震动下，不得不紧抓扶手以免撞摔，也就无心欣赏远山近树层峦叠翠的自然美景了。
  进入村庄，我们采访了保留唯一吴氏族谱的吴山日先生，承他热诚以茶水招待，倍觉香甘。村民为笔者一行吸引，纷纷围拢一探究竟，笔者以闽南语与之交谈，迅速拉近距离，十分亲切。据吴山日介绍，清末民初时，山城包括大园头、人家墟、坑尾、庵兜、坑口、后厝（原名溪埔））、过溪（原名田中央）、楼脚、石寨等十八个自然村（按：小山城现为“行政村”，自然村为行政村所辖，又称为“社”）。人家墟在以前原是个市集，住有上千户人家，热闹非凡。因为地处南靖、平和、漳浦三县的交叉点，形势险要，连年战乱的结果，人口被迫外徙，市集乃为象牙庄取代。几经兵灾之后，房屋建筑倒塌，居民逃亡他乡，一度减少到十九户。吴先生为了证明人家墟往昔日的繁华，特地带我们参观当年糖寮的遗迹，有围墙，榨蔗的巨大石滚、石井及求财祈福的土地公庙等，确是繁华后的破落景象，令人不胜今昔之感。后十八社合并为大园头、坑尾、庵兜、坑口、后厝、过溪、楼脚、石寨八社，居民全姓吴，现有二百六十馀户，一千二百馀人，均以务农为业。他期盼笔者回台湾后能将现况转达吴沙的后代，设法助他们整修道路等公共设施，俾能改善生活，逐渐恢复往日的繁荣。
  村的西北侧便是笔者亟欲探究的“大园头”了。吴沙的出生地载之在文献资料上者，以吴旺橘先生根据旧族谱重修的《吴氏家谱》中者最早，但该重修谱本身即有“大园头”与“大围头”两种写法。为此，笔者曾请教吴旺橘先生，他只说根据旧谱，何者为正确无从查考。后之援引者，或用“大围头”以讹传讹。尤有甚者，与象牙村浦尾社之“围头楼”混为一谈，称为“大围头楼”，则极尽自由心证之能事了。当然，笔者前此亦莫衷一是，今亲来查访，乃告确定为“大园头”。
  小山城的地形类似台湾埔里，群山环抱，风景宜人，虽暑天却不甚燠热。大园头则背靠巍峨的魁星踢斗山，侧有一清溪流过，气势雄伟中不失一份俊秀。一位耆老指着一间建在林荫土场中的大型粮仓说，这就是吴沙公出生的老屋原址。该屋原坐东朝西，1953年征用为学校用地，老屋拆毁重建为坐北朝南的教室。他又指着门窗框所使用的石材说，这就是老屋上拆下来的，因为早年劈解石材的工具没有后来的进步，所以只要看它边缘痕迹，便可判明大概的时间。显然，从仓库拆用老屋的石材来看，已是相当古老。后来学校迁走了，才改成现在的仓库。笔者听完耆老的叙述后，对开兰始祖吴沙的出生老屋旧址环绕一周，凭吊再三并摄影纪念。
  为了在吴沙的出生地小山城找到更多的史材，笔者希望从墓碑、祠堂、族谱中有所发掘。吴山日先生非常热心地带我们走访所希望到达的地方，提供所能出示的资料，而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毫不为笔者的噜嗦而厌烦不悦。他首先指着魁星踢斗山下的一块坡地说，那里就是吴氏宗亲的墓地及祠堂遗址，可惜历经战乱，几已损坏殆尽。在时间限制的匆忙中，仍在荒烟蔓草里找到几块远在嘉庆、道光、咸丰年间残存的吴氏墓碑，虽然和吴沙、吴化并无直接直接具体的关连而深感遗憾，但可证明此地确是历代吴姓在小山城的祖莹，值得予以重视。且相信该处必然蕴藏着小山城吴氏宗亲有关的资料，若假以时日，希望有机会再作深入而普遍的田野调查，俾能作更有价值的发掘。
  吴日山保存一本泛黄棉纸，以毛笔书写的《吴氏始祖开基族谱》，尚未有重大破损，很清楚记载了吴姓入闽的世系传衍。承他慷慨的借给笔者带回漳浦下榻处影印，以参照《漳浦文史资料》中《一脉相承的漳浦与台湾吴姓》一文仔细研究，印证吴旺橘重修《吴氏家谱》所载吴沙原籍，经田野调查小组讨论，终于找出了吴沙在小山城大园头的始祖，兹将其来龙去脉论述于后：
  吴姓入闽始祖“祭公”是河南光州固始县人，唐末僖宗四年随王审知兄弟统军入闽，到达莆田北隅灵岩山。传至十三世祖叔诰，于宋理宗端平二年中状元并任朝散郎，后裔繁盛，分别传衍漳州各县及广东梅州、海丰、陆丰等地。元末明初，海澄白水营的一支迁到漳浦。漳州各县的吴姓总祖祠在海澄仓里村，开基始祖浯漾公念三郎，生三子，长子则贤，次子则惠，三子则茂。
  长子则贤，传衍于海澄仓里、港边、漳州，支派传衍于漳浦县赤湖后江村，分衍于漳浦南门京里村，再分衍于西门外马坑村。
  次子则惠，传衍于南靖山格、乌石、崎坡，分衍于平和县后市（壶嗣）、大溪、宜盆、广东梅州。一派传云霄白塔村，分衍于漳浦县湖西山后村。
  三房则茂，分衍双坪、火烧埔、马铺粪箕湖，建立祠堂于粪箕湖，再分衍于小龙溪、新楼、蕉山（这些地方前属南靖，现属漳浦县南浦乡）。再分衍于小山城、车本、龙岭、象牙庄、新社、浦尾、崎溪等处（这些地方原属南靖县，自清雍正以来属漳浦县，现属漳浦县石榴乡）。
  就其分衍于小山城之世系分列如下：
  一世则茂，为小山城、龙岭、崎溪、象牙庄、浦尾等村的吴姓总祖。
  二世饮宾，生二子，长迈卿，次进卿。
  三世迈卿，传衍象牙庄新社、浦尾，分衍广东大埔、海丰。
  三世进卿，生三子，元房云堂，次房雪堂，三房秀实（秀实无嗣）。
  四世元房云堂，传小山城，分衍大园头、平和韭菜坑。
  四世次房雪堂，住小山城，生三子，长俊杰，传小山城，分衍象牙庄新社、浦尾；次俊雄，去台湾；三俊伟，进赘崎溪罗姓，传衍崎溪一带吴姓。
  由以上传衍世系表中可知，从入漳开基始祖浯漾公起，至第四代元房云堂，传小山城，分衍大园头。因此，吴沙应是元房云堂的后世子孙。很可惜，这本族谱并非云堂传衍的本支，虽然记载到第十八代，但五世以后各代均无法考证出与吴沙的关连。
  吴山日先生带我们向回程走，到达入山的隘口，横越潺潺流水的小桥，复沿羊肠小道爬上陡峭的山丘，密林中出现一座名为“青龙庵”的古寺，站在寺门前环视四周，虽非兵学家亦可见其地形险要，大有一夫挡关万夫莫敌之势。吴山日介绍说，此处位于四山之中，即东狮山，西象山，前蛇山，后龟山。是出入小山城的隘口。青龙庵壁上嵌一块勒石，使我们又发现了吴沙相关的资料，那就是石上刻着购置庙产“田大小六丘，址洋尾厝前，受种二斗五升，全年税谷七石二斗，配田亩七分正”等字样之后镌刻献款的善男信女芳名，其中赫然有“山城吴化捐献一元”八字，令笔者兴奋不已。细视勒石时间，为乾隆五十七年壬子荔月吉旦，距吴沙于乾隆三十八年由原籍移居台湾将近二十年，其侄吴化是否同时渡台已不可考，但吴化于嘉庆元年助吴沙开兰则有史可征，嘉庆三年吴沙病殁，吴化更代其子光裔而为义首，继续吴沙志业，亦见吴化之伟功。从吴化捐款建庵更见其回馈乡里与热心公益，故能为众所捐戴决非偶然。此外，青龙庵即建于小山城入口处，有“山城吴化捐献一元”，则吴沙、吴化原籍为小山城，就更为可靠了。
  二、象牙村
  象牙村是位于漳浦县西约十五公里，隶属石榴乡的一个行政村，它所辖的自然村包括象牙墟、内角、浦尾、顶楼、顶车、下车、坎顶等。现在象牙庄为象牙行政村，辖七个自然村，即七社。中心点象牙墟是附近一带农业运销集散地，笔者一行于上午抵达时，见瓜果蔬菜等摆满市场内外，人群熙攘往来，显得十分热闹。
  由于翁镇南先生已事先联络，热心的村民很快找到该村吴姓宗长吴炎炉先生及保管族谱残本的吴九连先生。笔者当面转交了台湾吴沙第八代孙吴旺橘先生的信及宗谱资料，彼等在感谢之馀，亦请笔者携回土产茶叶两包转吴旺橘，并希望他能到象牙村认祖及共叙宗谊。象牙村农贸市场离浦尾社尚有一小段距离，我们一同坐车行至村西，复步行穿越弯曲的小巷，最后到达围头楼旧址。吴炎炉先生首先介绍围头楼的沧桑说：该楼系吴氏十三世祖文淡所建，而毁于1932年“白军围剿”（民国二十一年剿共）时间。他旋即带我们参观了残存以黄土夯实宽厚的墙基、门斗、石材等遗迹，以及后代在光绪丙子年于旧址西侧新建的垂裕楼。垂裕楼尚称完整，为一方型之三层建筑，以石势基，再用黄土夯实为墙，仅留一门出入，对早期不甚进步之武器，深具防御功能。该楼现住三十户一百六十五人，均为吴姓家族。又回到围头楼旧址，吴炎炉指着宅后面的一排房间说：这就是吴沙出生的地方。
  自从1984年清明节吴分别先生到方木山上祭扫祖墓，发现墓碑上刻有“吴砂立”字样后，又根据了吴九连所保存的族谱，在浦尾村北不远处田中找到另一古墓，墓碑上亦刻有“吴砂立”字样。前者碑文曰“萱堂永茂”，后者碑文曰“椿树长青”，经报请漳浦县文化人员，会同陈万年先生来此考辨，认为就是清代乾嘉年间前往台湾开兰化番的漳人吴沙与兄吴杏为父母修墓所立的碑，而象牙村浦尾社的吴姓宗亲在各种传说及习俗上，推演出一套吴砂渡台言之成理的前因后果。依吴炎炉的说法，吴砂的祖父震龄公是一位名医，吴砂承传家学，医术亦具名声，其后因治愈某县太爷母亲的沉疴而为世人所重。事闻某衙内大官，亦延请其为病入膏肓的父亲诊治，不料吴砂前往出诊后病人亡故，为惧入罪，连夜携其弱妻幼子踏上逃亡之路。吴砂有兄名吴杏，为其弟之能力和声名所抑，直到吴砂走后方当家作主崭露头角，故村里流传着“围头，围头，砂去杏留”及“围头，围头，砂流杏出头”的童谣。此外，吴砂兄弟望重乡里，浦尾村至今尚避讳他们的名字，如“砂”念成“土”，“苋”（音杏）菜叫做“红菜”以示尊敬。
  接着，吴九连先生小心翼翼地展示他所保存的吴姓族谱，自开基始祖海澄浯漾公至四世云堂、雪堂、秀实，均与小山城吴山日所持族谱相同，以下各代则不同。降至十七世震龄，生三子，长子宽厚，次子宽裕，三子宽直。宽直乳名缪，生二子，并未列名，但依据族谱记载宽直葬寨前，其妻李氏葬方木山，均有二子署名立碑，则二子为吴杏、吴砂，应属相当可靠。此谱以后均为次子宽裕之后世，不再赘述。
  为了进一步求证，笔者不听路远山峻的劝阻，决定一登方木山，一向沉默寡言的《漳浦文史资料》责任编辑李林昌先生行年七十馀高龄，仍愿陪同前往，深为感动。在吴炎炉、吴九连的带领下，乘车西行距围头楼遗址十馀公里外，界属平和县境的方木山，蜿蜒崎岖的山路，车过处土扬沙飞，穿青山（狮虎山）、渡绿水（狮虎溪），抵达一名叫“观音亭”的古庙处下车，吴砂母亲之墓就在海拔约六百公尺以上的山颠，需要步行才能到达。初尚有路可循，愈爬愈陡峭，几难立足。遍布的金钢刺、蔓藤、荆棘，还有一种当地称为多年果的矮灌木（果如榕树子，可食，台湾不曾见），刺我肌肤，牵我衣裳，加上火伞高张，挥汗如雨，以致举步维艰，幸赖外子及吴炎炉先生交互挽扶下，才到达山顶，吴砂母亲之墓在距山顶约一公尺之处。
  方木山从景观来看，傲视群峰，雄伟壮观。砂母之墓就风水言，山峦环抱，绿水缠绕，择葬于此，绝非等闲人物。吴炎炉介绍说，据传吴砂去台三年其母便殁，一则砂父宽直为吴姓宗长，又为地方仕绅，颇具声望；二则吴砂曾医愈某县太爷母亲的病，所以亲乘轿送葬，备极哀荣。又说此墓于去年（1989年）清明节，其第二十四代孙吴宗茂扫祭时发觉被盗，经检视朱红棺木完好如新，棺上覆盖的碗盘，棺内陪葬的乌纱罐、茶壶、首饰等古物均被盗一空，后经族人以土覆盖，才成现状。
  清
  庄象
  嘉庆辛未春
  萱堂永茂
  男
  砂杏
  立
  庄象
  嘉庆辛未冬修
  椿树长青
  男
  砂杏
  立
  墓前竖立石碑一方，经长期风雨侵蚀，须仔细辨认。上刻一篆书“清”字，其下横刻“象庄”二字，正中自上而下为楷书“萱堂永茂”四个大字，右为“嘉庆辛未春”，左为“男杏、砂立”。（如图）
  据李林昌先生说，1984年发现此墓，由于两岸隔绝，文化无从交流，所知资料有限，只得推理探索，希望笔者此行之探讨，能获较具体的结论。
  山区日落较早，返回围头楼遗址已是薄暮时分，未曾休息，即转往约一公里的田野，在一片类如台湾的甘蔗田前，便是吴砂父亲之墓，墓碑与刻字与砂母之墓大同小异。（如图）
  象牙村浦尾社的调查虽然收获不小，但所留下的疑点亦多。由于天色已晚，于谢别时，邀约吴炎炉、吴九连二先生于次日一同参加田野调查小组的综合讨论，回程车中，陈万年先生谈到吴沙名列台湾三公之一（另二公为颜思齐、吴凤），而漳浦却不见于方志，亦不见于祠堂匾额，这是因为吴沙乃一介平民的缘故，一如陈元光在河南固始所知者不多，而漳州人则家喻户晓，奉为“开漳圣王”。
  调查工作告一段落，承翁镇南先生安排，于笔者下榻的旅社借用办公室一间，举行综合讨论，出席者有陈万年、李林昌、李文章、翁镇南、吴炎炉、吴九连、吴简金、笔者及外子共九人。……本学术求真求实的精神，双方展开反复讨论。笔者认为：
  （一）吴沙的出生地为“福建省漳州府漳浦县西门外小山城元房大园头”已由吴沙第八代孙吴旺橘先生依据旧谱于民国戊戌年孟冬修订之《吴氏家谱》中详细记载，经笔者此次实地调查，两相对照完全相符，其中“元房”当指小山城吴姓族谱所列第四世“长子（即元房）云堂，传在小山城大园头”而言，而浦尾围头楼系次子雪堂之后代所传衍。至于吴旺橘所修家谱中也有“大围头”，应为笔误，后之援引者有“大围头”亦然。而将小山城“大围头”与浦尾“围头楼”合称“大围楼”，想纯系自由心证。至于部分报导将光绪初年所建之“垂裕楼”称为“大围头楼”，误为吴沙出生地，则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二）在浦尾寨前及方木山所发现之古墓，是否即为吴沙父母之墓？存疑之处仍多。其一，二墓碑上之“椿树长青”与“萱堂永茂”显然是为活人预造之墓。修墓时间为嘉庆辛未即嘉庆十六年，时距吴沙死后十三年，焉有死人为活人修造坟墓之理。其二，立碑人右为“杏”左为“砂”，依照国人习俗，杏为兄，砂为弟，但根据所有文献资料均未记载吴杏其人。反之，在开拓宜兰战死之吴立乃吴沙之弟，却未见镌刻于墓碑上。其三，墓碑上之吴“砂”与史志上之吴“沙”，一从石部，一从水部，不同部首，不能遽以认定二字音义相通就是同一个人。
  （三）小山城所发现之吴姓族谱与浦尾所发现之吴姓族谱，二者自四世三兄弟云堂、雪堂、秀实以上之祖公相同，以下因分枝而异。浦尾吴姓族谱记至十八世祖兄弟宽厚、宽裕、宽直，宽直乳名缪，生二子，葬在寨前，祖妣闺节李氏，葬在方木山。该谱此后为宽裕之后代，因此并无宽直二子之名，惟依寨前及方木山上祖墓墓碑，可确定为吴杏与吴砂。然此吴“砂”既非开兰之吴“沙”，自不能相提并论。
  笔者提出以上论点，与会者均不能提出更有力的反证意见。一向沉默的李林昌先生则以审慎的态度作出双方皆能接受之论点：其一，小山城大园头为吴沙的祖籍及出生地乃无可置疑。其二，象牙村铺尾社依地理环境交通及人文状况可能为吴沙经常出入之地，故对他的传说特多。其三，寨前及方木山二墓，不能肯定即是“开兰始祖”吴沙父母之墓，而吴砂乃另一同姓同名者。但最好不要轻下结论，希望海峡两岸透过此次对吴沙事迹的研讨后，更进一步加强合作，期发现更有力的证据，以彰吴沙之潜光幽德。
  结束冗长的讨论之后，大家都有疲态，但认为极有价值，尤其双方密切合作，不畏炎暑，深入山区荒野，这种求真求实的态度为笔者终生难忘。兹将多日踏访及座谈讨论整理如下：
  甲、肯定事项：
  1、找到《吴氏家谱》中吴沙的出生地——漳州府金浦县西门外小山城元房大园头，确有其地。
  2、知道吴沙的漳州开基始祖是“浯漾公念二郎”，到第四代云堂公，传小山城，分衍大园头。
  3、就所得有关吴沙生平事迹资料，笔者等组成之田野调查小组与吴氏宗亲举行过四次座谈会，反应一次比一次热烈，有欲罢不能的趋势，促进了两岸学者文化的交流，并藉着对先祖的寻根，加强了两岸宗族情感的联系，凝聚了两岸人民的团结力。
  4、以往研究之田野调查，最多只到象牙村浦尾社，未若此次笔者谨慎地深入山区——小山城大园头作抽丝剥茧般的考证。
  5、澄清了有关册籍的错误，如将“大园头”误写为“大圆头”、“大围头”；象牙村浦尾社的“围头楼”尤其不可混为一谈。
  乙、存疑待考：
  1、浦尾吴氏宗亲的说词：（1）吴砂避祸台湾，为逃避清廷耳目，故易“砂”为“沙”。（2）吴沙为父母墓立碑时，因不是亲自主持其事，仅以音传而误植为“砂”。唯二者均待考证。
  2、吴“砂”为父母修墓时，晚“开兰始祖”吴沙病故达十三年之久，浦尾宗亲认为当系吴沙子侄代为办理。笔者认为，纵系属实，亦当镌其子侄之名于墓碑方是，且修墓时间分别在春、冬二季，在当时台闽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不一次完成，殊欠合理。
  3、墓碑上无吴沙弟吴立之名，据浦尾吴氏宗亲说，吴立乃吴沙之堂弟（即宽厚的第三子），因嗜赌及惹事生非，不能见容于乡里，所以才随吴沙一起到台湾去打拼。唯此说缺乏有力证据。
  4、吴沙既然“名重乡里”，却迟至中年结婚，有违中国农业社会之常态。浦尾吴氏宗亲的解释是：吴沙元配均生女，中年再娶，生男光裔，母以子贵，扶偏室为正；而陈万年的书面资料说是因吴氏家境到吴沙之世日食难度，故到不惑之年才结婚，二说均有待考。
  5、吴沙侄吴化，虽然在青龙庵找到了他捐款的刻名，但无法肯定他是吴杏或是吴立之子，否则可对研究吴沙提供有力的傍证。
  以上是笔者在石榴乡小山城及象牙村浦尾社田野调查中所发现的五点疑问，曾在座谈会中提出，而取得与会者共同的认知。倘若能在台湾的吴沙世系族谱中找到吴沙父母或兄弟之记载，而与此次所得到的资料作一印证，就可以解开一切盲点了。笔者以严谨的态度将所发现者涓滴不遗地作推敲分析和归纳，有一分证据才说一分话，部分资料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只有抱着存疑的态度，有待尔后继续挖掘，然而以上田野调查的收获已属相当不易，因初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境域，费时、费力之外，又加上天气酷热难当，笔者与外子因不堪奔波劳顿而病倒，是在踏查的过程中患重感冒和腹泻中勉强完成工作。屋漏偏逢连夜雨，回程之日恰遇台风来袭，风雨交加，延误行程而倍感艰辛，更感到得来的资料弥足珍贵。
  悼寓台老前辈陈志谟先生
  陈建仁陈万年李林昌
  寓居台湾而心怀桑梓的漳浦老前辈陈志谟先生于1993年9月30日病逝，故乡的人们闻讯无不哀悼。
  陈志谟先生（以上简称陈氏），漳浦县赤湖镇南峰村人，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出生于农家，家境并不富裕，而他自幼聪慧，勤奋好学，在县城逢源小学毕业后，升学于漳州寻源中学，学业成绩均名列前茅，家庭不可能供他升入大学，但他刻苦自学，其学问非一般大学毕业生可比。
  陈氏于抗日战争以前已经在福建省公务人员训练所区政班毕业，历任漳浦县第一区（区署设旧镇）、第二区（区署设杜浔）等区区员，抗日战争初期升任龙溪县第二区区长。
  龙溪是一个大县，抗日战争以前的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曾划出石码一带设立特种区，直属于省，受第五行政区专员公署监督。抗战发生后的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撤销特种区，石码恢复为龙溪县第三区。当时陈氏任龙溪县第二区（南乡）区长，区署设古县，辖今龙海市的九湖镇、颜厝镇一带。那一时期，龙溪县土匪猖獗，著名匪首吴仔赐，受编后有上校军衔，亦官亦匪，为祸更烈，省政府主席陈仪令漳州驻军派人将其刺杀，其部下继续在南乡一带活动，派“乌单”，掳“肉票”，勒索财物，人民不胜其扰。陈氏任区长后，巢抚兼施，肃清了匪患。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龙溪县六个区合并为三个区，第三区（石码区）并入第二区，原第三区区署裁撤，第二区区署从古县移驻石码，仍由陈氏任区长，区署人员为原在古县时全套人马。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漳浦县成立临时参议会，省政府应漳浦县各界之请求，调陈氏回漳浦任议长（县临时参议会议员、议长由省政府遴聘，一年后才选举成立正式县参议会）。当时陈达元主持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设在华安，故称华安班），训练准备配备盟军登陆东南沿海日占区作战的“别动军”，志谟应邀任“华安班”漳州办事处上校主任，辞议长职。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七月，驻金门日本陆军德本光信联队受盟国海空封锁，且与驻厦门日海军不和，补给困难，从漳属陆路流窜粤东日占区，志谟随陈达元到漳浦指挥“华安班”追击日军于盘陀岭，并联络盟国空军给予重创。
  抗战胜利后，陈志谟被省政府任为漳平县长。后被漳浦群众选为“国大代表”，辞漳平县长职。
  自1949年起，陈氏在台湾经营实业，奔走美国、泰国、印尼，联系产品输出，终于事业有成，先后在台湾创办美丰化工厂、中福造纸厂、三本及三佳鞋业公司，业务蒸蒸日上，成为台湾工业大户之一。又在泰国、印尼与侨胞合作，办化工、造纸工厂四家；在香港、深圳、汕头等地投资兴办实业。他拥有十多家工厂和公司，其制鞋业曾执台湾鞋业界牛耳。
  陈氏实业获成，年事渐高，便将全部工厂、公司交付学机械的次子瑞和负责经营，自己致力于助学兴教等社会公益事业。在台湾设“漳浦同乡子弟奖学金”，奖助漳浦同乡子弟升学大专院校，并献巨款给闽南同乡会充奖学基金，造就大批人才。又嘱次子瑞和回赤湖故乡捐款三十多万美元建“达志中学”，从1991年夏季起，赤湖开始有高中，造福桑梓不浅。他并捐资十多万元人民币修建南峰祖祠，辟为老人活动中心。
  陈氏成为工业巨子后仍保持勤俭美德，不买轿车，出门搭公共汽车，必要时雇计程车；衣着朴素，平常只穿一套普通西装；不住洋楼别墅，仅住普通公寓，设备简单。街上遇到好友，邀到小吃店以绿豆稀饭和小笼包款待，既经济又实惠。而他一向急公好义，助人为乐，以济困救贫为常事，不惜巨金。
  陈氏爱国爱乡的精神尤其使人感动。海峡“解冻”后，陈氏想回故乡，因身体关系未成行，在致故乡亲友的信中赠词表达思乡情绪曰：“家国泪难收，萧萧白发，乔木十围，人共老；亲友恩未报，耿耿于心，但愿早日，庆还乡。”侨美的子媳迎他到美国奉养。1937年7月间，他在美国旧金山寓所跌伤腰骨，归期难定，感怀吟寄诗一首曰：“百岁光阴弹指间，浮生难得几时闲；老病犹如风中烛，残躯恰似瓦上霜。莫叹青春唤不返，繁华转眼尽成空；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故乡老友接读赠诗，十分感动，奉和一首以寄情怀曰：“卅年阔别瞬时间，皓首吟哦莫等闲；海外先贤创巨业，家乡父老尽开颜。行仁积德延高寿，兴学育才誉布颁；血脉相关情意切，虔求矍铄返唐山。”1992年冬，他不胜旧金山之寒，回台湾颐养，还期望于春暖后回故乡探望亲友，其实他的身体已经衰退。1993年10月间漳浦惊闻陈氏仙逝噩耗，纷纷致电吊唁。得悉10月23日在台北举行葬礼，祖地赤湖南峰村于同日举行追悼会，漳州市、漳浦县、赤湖镇各界代表及亲友到会参加，同声哀悼。
  陈氏元配夫人所出长子瑞麟，平素埋头文学研究与写作。次子瑞和学机械，经营实业。陈氏在台湾续娶夫人朱淑治所出第三子瑞超，侨美，为电机博士。瑞和所出的长孙建中，留美大学毕业后，佐父经营实业，在漳州有“好发房地产开发公司”。陈氏其他子、女、媳、婿、孙有的在美国，有的在泰国，有的在香港，或已学成经营实业，有的是硕士、博士生，一门俊秀，兰桂腾芳。陈氏对子孙常加训勉，七十八岁时曾撰联曰：“一生那有清闲日，欣幸勤劳绳祖武；百岁犹多未了怀，尽将艰巨付儿孙。”
  志谟老先生逝世，两岸同声哀悼，本文作者以沉痛的心情，亦吟七律二首悼念：
  （一）
  先贤声誉盛当时，创业台湾大出奇；唐山仰望英魂迎，追念生前痛离情；
  卧病未忘忧国日，沉疴尤作爱乡期。昔日锦湖水共饮，如今日月潭难行，
  梁峰脉脉铭心史，鹿水悠悠戴口碑；爱国爱乡丰碑在，兴学育才桑梓荣，
  噩耗似星天陨落，低头哀默泪伤悲。归去天堂垂典范，留得光辉百世名。
  美国华侨林列先生
  李林昌
  林列，字承泽，号凌笠，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诞生于漳浦县城。父金声，又名如鸽，万安坂顶村人。任漳浦、云霄、诏安林头等处基督教传道师多年。母陈幼娘，白水营崎岎村武秀才陈荩之女。林列有三兄三姐妹。长兄奉命（又名绍庭），为早期著名西医，兼精中医，在厦门等地开业，后以行医定居广州。次兄遵行，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获博士学位，由开诊所发展至创办鼓浪屿医院，自任院长。三兄笃信，美国哈佛大学市政学硕士，曾任江汉海关监督、上海大夏大学教授等职。
  林列在北京燕京大学毕业后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应聘回漳浦万安参加创办丰样农林公司（万安农场）。该公司系新加坡华侨林秉样所投资兴办，委托曾任福建省财政厅长的陈紫汀经营，由紫汀之弟陈启发任经理。林列在大学时主修农村经济，又是当地人，起重要作用。该公司开创漳浦机器榨蔗制糖之先河，并引进爪哇糖蔗良种，受省建设厅委托繁殖优良蔗苗，推广于闽南各县。
  林列在“丰样”任职五年，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北上南京，任国民政府统计局专员，调任行政院经济会议专员。1937年7月抗战军兴，转任国家总动员会议科长，11月与浙江平阳县人殷锡珠女士结婚，不久即随国民政府播迁重庆。后辗转于贵州、湖南、广西三省，参加备战动员工作。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经广东、江西返福建战时省会永安，任省政府专员、参议，翌年（1944年）任省田赋粮食管理处督导兼土地等则勘查团团长。其时漳浦发生“补正地粮”控制不严生弊案，县长黄明日被弹劾撤职，“补正成果”减赋额四万多元被推翻，省派原在省地政局任秘书的漳浦人陈阳山回漳浦成立土地发照室，在核发土地执照工作中重新接受申请，核准改正地籍错误二万多起，减赋二万多元（保留赋额二十二万多元），林列奉派回漳浦督导这项工作。
  民国三十五至三十六年（1946—1947年）林列任龙岩县长两年，推行“扶植自耕农”工作。1948年应邀赴浙江任省政府专员兼农民师资训练班导师及土地改革大队长等职。1949年到台湾任“农村复兴委员会”技正，推行减租和“耕者有其田”工作，后调任“侨务委员会”第三处处长，办理华侨投资贸易工作。子女都留学美国至留学工作，林列先生老伉俪于1971年退休后也就寓居美国，著书并教习太极拳、太极剑。1993年已89岁高龄，身体仍健朗。子少达，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博士，媳李及詠，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医学博士。长女少渝，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凯士大学硕士，婿汤于山，芝加哥大学电机博士。次女林少奇，美国北卡罗来纳威克福兰特大学生物硕士，婿林永泰，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工程师。
  丹心一片为桑梓，济贫扶危助乡亲
  ——记印尼第二代侨生蔡福庆先生
  吴永喜
  蔡福庆，1938年生于印尼椰加达（雅加达）。福建漳浦县佛昙镇洞野村人，现定居椰加达。
  蔡先生在家中排行最小，上有三位哥哥和二位姐姐。父蔡大舌，早年移居印居，先后做土产及纸张生意，是一位爱国侨胞，曾捐款支援孙中山革命，资助抗日战争。
  蔡福庆幼年就读椰城（雅加达）老华小学，后升学著名的“巴城中学”，是学校“三好”学生，曾任过多届学生会主席及进步组织“椰城学联会”副主席。六十年代，印尼发生排华事件，他主动响应椰加达华侨总会号召，安排干部、学生，做了大量侨胞安置接待工作，是一位进步的、杰出的学生领导人，受到海内外侨胞归侨好评与盛赞。
  童年与青年的蔡福庆，在艰辛的生活环境下，磨练了坚强的意志和刻苦的毅力。其父亲逝世后，三位哥哥又因英年早逝，为维持生计，年轻的蔡福庆主动挑起家庭重担，以卖碎纸和糊纸包装为生，其后开了小纸店。他以自己的聪明和勤奋，又受到父亲经商信实勤俭美德的薰陶，树立了在商人和顾客中的信誉，事业日渐发展，由小纸店到开办公司。当今他已成为印尼一位颇具规模且有名望的纸业公司的企业家。众多侨胞赞佩说：“蔡福庆是依靠自己的信用和奋斗成名的，没有一点是用欺骗和不正当手段得来的”。
  蔡福庆先生热爱祖国家乡，对乡亲更是关怀备至。他从小就立志要学好本领，报效祖国。高中毕业后，决意回国参加建设，后因其母亲苦留，未能如愿。但他时刻怀念祖国与亲人，以能为祖国家乡多做贡献为平生最大夙愿。1985年，他了解到家乡洞野小学校舍破旧简陋，就慷慨捐献，独资建有五千平方米校园与五百平方米教学楼的洞野小学。其后又陆续为学校捐资添置图书、电视录像等教学仪器及大量体育设备，还设立奖学金，使该校成为全县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有十配套）的合格村级小学。
  学校建成后，大家意见要用他的名字命名，蔡先生谦虚地坚决拒绝。1988年，他们贤伉俪回国参加学校落成典礼，他建议以“洞野华侨小学”命名，并为此做了感人肺腑的说明。他说：“这是为了让身居海外的华侨，看了后能触发他们的爱国心，并领悟到，我们身居海外，不但要为自己的生活奋斗，还要促进当地人民生活繁荣，也必须有责任，应该为自己祖国贡献力所能及的一份力量。同时让国内同胞们意识到，还有众多侨胞艰苦地为生活而奋斗，应该同情帮助他们，不要忘记他们”。他那铿锵有力，热情洋溢的演说，听后令人十分感动，成为人们争相传颂的佳话，也是师生与乡亲群众学习的好教材。
  蔡先生在百忙中经常给师生来信，谆谆教导他们爱祖国爱人民，当一位模范教师和思想道德好、学业好、身体好的“三好生”。并对学校各项工作具体细致作了指导，其用心之苦，关注之深，感动了洞野村师生群众，使这几年这间学校有了长足的进步，教育质量不断提高。
  数年来，蔡先生为造福桑梓，慷慨捐资建县侨联大厦，华侨医院，马坪至白水营的白马公路，马坪中学教学楼，洞野村医院室和自来水工程。为了免除佛昙马坪湖西等半个县范围内机关部门、群众复印材料奔走劳烦之苦，还捐献一台复印机，要侨联为各方面服务。
  曾有人劝其不必花巨资为祖国家乡做出贡献，并说“你的父亲是被家乡恶势力赶走，才离乡背井，远渡南洋的”，他却义正辞严地回答：“那是旧社会所造成，现在我们必须有新观念，弃旧怨、朝前看，为祖国家乡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尽绵薄之力”。其真挚的感情，豁达的胸怀，受到海内外的一致赞扬与敬佩，并颂扬他是我县第二代侨生的楷模。
  蔡先生为人豪爽重义，慷慨大方，乐善好施。海外乡亲有困难，他乐于帮忙；国内亲友有急需，他解囊相助。同时又勉励他的亲友要自己努力奋斗，勤劳俭朴，为社会多做贡献，为提高自己生活拼搏。
  1991年，蔡先生受到祖国改革开放大好形势所鼓舞，为繁荣和发展家乡经济，支援四化建设，他毅然组织“印尼蔡氏福利基金会”，且带头投资创办“中外合资漳浦佛昙吉样泡沫塑料公司”，成为印尼第一家来我市合资的企业。其产品解决了福建省闽南金三角众多企业（包括三资企业）生产经营中对包装材料的迫切需求，并为漳浦县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榜样，而且也解决一部分侨属就业的困难。现在企业效益很好，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与关注，评价很高。蔡先生表示企业获利之后要将大部分利润用于家乡的福利和支援建设，表现了他崇高的精神和风范。
  当人们谈到蔡福庆先生所作的贡献时，他在信中或在谈话中总是谦虚地说：“这仅是海外赤子一点心意，还做得不够”。他永远是那么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令人景仰！这几年社会各界对他不断赞誉。市、县政府还多次给予表扬，通报及颁发奖状，这是他理所当然应得荣誉和奖赏。我们祝愿他的事业更加兴旺发达！
  “政协委员风采”序
  杨玲
  统一战线历来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组成部分。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共的一项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和长期性。
  邓小平同志说：人民政协是巩固和扩大我国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也是我国政治体制中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李瑞环主席说：人民政协……从诞生之日起，就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织形式，体现了发扬民主同维护国家稳定，促进社会进步的统一。它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它的独创性和有效性，已经得到历史的证实。在这个意义上讲，承认民主重要，就不能不承认政协重要；承认稳定重要，也就不能不承认政协重要；承认既要发展民主又要保持稳定，就必须认真研究和充分发挥政协的作用。
  正由于人民政协作为爱国统一战线最完备的组织形式，正由于人民政协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政协委员中，人才荟萃，智力雄厚，是社会各界、各阶层中的优秀代表。本辑所刊载的阮仲铭，杨南泰等七位政协委员事迹，反映我县政协委员在各条战线、各个岗位上，团结奋进，积极拼搏，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精神和风貌，反映他们作为政协委员的光荣感、责任感和史命感。材料翔实，事迹动人，值得一读。今后，类似材料还将继续选登。
  介绍委员事迹，弘扬委员创业精神，在于推动政协工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当前，在中共十四大精神指引下，在加快改革和经济建设的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工作任务更重，领域更宽，责任更大，要求我们各位委员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两面旗帜，认真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牢固树立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的指导思想，继续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扬人民政协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作用，为我县政协工作更上一个新台阶而努力工作，积极建言，如是奉献。
  为了大地丰收，为了农民富庶
  ——记园中铭委员
  陈桂味
  漳浦阮姓不多，约占总户数万分之五左右。其姓氏起源，一说是皋陶后代封在阮国（今甘肃泾川县东南），商朝末年，被周文王兼并，阮国国君之后代以国名阮为姓，郡望陈甾。一说是商的诸侯国之一，在岐渭之间，子孙以国名为姓，郡望陈甾。漳州一带阮姓，以龙海角美石美阮氏宗祠为总祖。阮姓曾是惯于水上生活的船户。漳浦阮姓源于龙海石美。清初有举人阮文（又名阮蔡文），海滨下魏（今属霞美镇）人，随曾任漳浦知县的御史陈汝咸招抚海盗陈尚义有功，授职厦门水师参将，调台湾北路参将，教高山族读书识字，传为佳话。现漳浦阮姓聚居在两个地方较多，一在长桥乡溪内村，有50多户，一在城关，十多户，世代书香。至于盘陀下阮村的阮姓已经式微。在漫长的封建，半封建社会里，民众的宗法观念极强，大小姓氏之间，姓氏内大小强弱房角之间的相互倾轧，弱肉强食屡见不鲜，而阮姓以一个小姓却在漳浦站住脚跟，在几大姓的夹缝里生存、繁荣、发展，其中的奥妙一条，即阮氏历代贯穿“诗礼传家，以智取胜，以技竞长”这一“主线”，换一句时代语言，就是“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舍得花钱让子女上学，并偏重于培养医学人才，长大行医济世，布善积德，各大姓氏自然以礼相待，敬之护之。在近、当代，漳浦阮姓出类拔萃者不乏其人，单表行医者，名中医有阮龙、阮虎、阮水、阮汉腾、阮瞻仰、阮槐树、阮克昌、阮怀民等。现漳州市立医院、漳浦县医院、中医院均有阮姓医生。解放前在漳浦县城行医兼开药店者，有老义和堂、旧义和堂、新义和堂、养和堂、正和堂等五六家，为县城医药行业的支柱。本文所要记述的高级农艺师阮仲铭，生于中医世家，世代行医兼开药店。父亲认为医药业是阮家赖以生存的命根子，要培养他继承祖业，而他却选择农学以解决千家万户温饱问题的道路。
  阮仲铭出生于1934年4月，父亲阮汉腾，著名中医，开老义和堂药店，母蔡氏。仲铭排行第二，“命理”四柱五行欠金，故取名仲铭。
  1949年夏，阮仲铭初中毕业，适逢漳浦解放，辄学在家。一心望子继续中医世家“香火”的阮汉腾，当即决断，令仲铭“跟班”看店为徒，授以药名药理、汤头歌诀，进而讲授脉理、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等等中医学理论。而仲铭在课本上所得到的生理卫生知识却与这些中医理论联系不上。对深奥玄妙的中医理论尚未入门，当时又是西医药发展较快效果较明显的年代，他看到西医药治疗效果对自家世代祖传的中医药产生“近庙欺神”的偏见，心里打上“阴阳相生相克不就是封建迷信的一套吗”的问号，因而“身在曹营心在汉”，留心打听店外社会“行情”，以图“不轨”。1950年底，县税务局征聘雇员，仲铭央三托四，并说服父亲，受聘派到四股（赤土）驻征处，协助收糖铺税，1952年调旧镇税务所。1953年7月漳浦一中开办高中，学习兴趣浓厚的阮仲铭便前往投考，被录取入校，为浦一中首届高中生。
  父亲并没有放弃让仲铭“接班”的念头，且以“入学为生，放学为徒，高考要报中医学院”为条件，才让仲铭就读高中。晚上务必到药店接受中医学知识的传授，并做抓药、切脉、开处方等实践的初试。就这样，高中三年，中医药学徒三年，却未能改变其对“中医迷信”的误解。1956年高考填报志愿，父亲为其选择的是非医莫属，不填中医学院，就做中医学徒，别无他路可择，望子继承衣砵之心坚似铁。阮仲铭为缓和与父亲的矛盾，根据学科成绩，在理工、医农、文学三类，选择医农类填报，第一志愿为福建农学院植保系，第二志愿为北京中医学院（当时全国中医学院只有北京、四川两家）。高考发榜，仲铭以优良成绩，按第一志愿首批录取于福建农学院植保系。这使父亲大为不满，亲友前来祝贺，他（父亲）却感叹“断了香火”，幸好有多人去做说服动员工作，勉强将就，阮仲铭终于跨入农学院大门。
  农学院植保系，学制四年。阮仲铭学习刻苦，工作上进，是学校三好生、班级团支部书记、学生会执委，三年级就被调到学校科研处，跟随专家教授到沙县茅坪、镇头驻点，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一年的驻点锻炼期间，青年阮仲铭坚持与贫下中农、社员“三共同”，拜老农为师。在专家教授的直接指导下，积极参与选育优良稻种，改造冷水田、烂泥田、山垅田等山区普遍存在的低产田试验课题，表现突出，受到驻点群众和学校老师的好评。1960年7月，四年学习期满，阮仲铭以优异的成绩，优良的表现，被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10月，首次到首都北京，进入国家科研机关。尽管此时的国家经济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生活条件甚差，但丝毫没有改变阮仲铭的革命热情与内心喜悦。1961年元月，随着国家经济状况的恶化，他所在的单位动员一批干部、科研技术人员支援边疆疆，他被分配到海南岛农业科学研究所（部属单位），当月动身赴海南，到研究所四个月后，又被分配到少数民族聚居的琼山县农科所。工作环境条件艰苦，但与当时“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困难时期”的饥荒相比较，已是居于“次要矛盾”，在海南，仲铭目睹民众饥荒状况及亲临其境，尝到没粮食没饭吃的苦头，促使加深了对农业，对粮食重要性的认识。一个热血青年，一位农业科技人员使命感的自责，从此印烙在心田，“要指导农民创高产，向土地要粮食”自此就成为座右铭。在海南日食两餐，每每下乡工作，则自带大米三两、配量蔬菜，和一口砵头，“野炊”度日。在艰苦的条件下，阮仲铭工作仍然是扎实认真，被领导评为科研先进工作者。1961年3月老父病逝，仲铭身在千里之外，插翅也难飞返，未能去尽作儿了的责任，只有把悲痛埋在心底，继续默默地工作着。平素事亲至孝的仲铭，回忆此事，悲伤之情流露于表，说此事遗憾终生，祈望九泉之下的老父能够理解，能够宽恕。
  1963年元月，阮仲铭获照顾调回漳浦，当离开海南登上去广州的轮船时，单位领导、许多同事、海岛农友为其送行，依依惜别。元月底。阮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几天后，组织、人事部门分配阮到农业局工作，并委派到粮食生产任务艰巨的杜浔工委（包括杜浔、沙西、古雷等公社）为农技站副站长。其时，党和全国人民为克服大跃进失误所带来的严重困难，进行了三年艰苦卓绝的奋斗，1963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并确定从1963年起再用三年的时间，继续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刚刚度过缺粮饥荒的漳浦农村，悄悄地复苏、好转。党和政府一系列发展农业、增产粮食，发展农村经济的政策措施，正在贯彻落实。在粮食生产上，推广矮秆稻种，是提高单产、增产增收的关键措施，但农民对新品种和新耕作技术尚未掌握之前，往往有很多疑虑和阻力。作为农技干部的阮仲铭责无旁贷，非搞出名堂不可。于是，他选择范阳大队，先从讲农业科技知识入手，请来大队、生产队千部、老农，讲优良品种与先进耕作技术可以丰产增收的道理，从理论上说服他们，从而亲自抓试点，搞丰产试验田片，当季千亩的矮脚南特号单产获800市斤的好收成，比当家品种长秆南特号、陆财号每亩增产160斤，比增17.7％。翌年，矮脚南特号在全县大面积推广，农民十分满意。地、县领导及时组织现场会，兄弟县区社队干部代表到范阳参观考察，省农业厅一位领导亲临杜浔和仲铭一同总结经验，全县推广良种从此打开了局面。阮仲铭以其扎实的工作，赢得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好评和信赖。
  1970年，阮仲铭调县农管站，驻城关公社。“农业学大寨”运动时，作为农业局派驻马坑的大队（今绥安镇马坑村）的技术员，一驻就是三年两个月。这时马坑大队是县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粮食生产的典范，其中包含着阮仲铭的汗水和心血。
  1975年～1980年在县良种场工作，在稻、薯、果良种繁育与推广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就连住家所在地的新亭知青点，十二户知青经接受阮仲铭的技术指导后，粮食生产连年获得好收成，十二户人家每年剩粮食二万多斤，在事实面前，知青户们始知“做田有师傅，技术有值钱”。
  1980年阮钟铭调任县农技站为副站长、站长至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科技风尚逐年提高，各级党政为科技人员提供较优厚的工作条件，是科技人员施展才华的黄金时期。在这十三年间，阮仲铭成果累累，成绩卓著，为漳浦县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超历史，上台阶立下不可磨灭的丰勋。
  ——1980年，带莆田老农及技术员小吴在佛昙白石村搞番薯新技术丰产栽培试验获得成功，单产三千公斤，比增三至七成，经验得到推广。
  ——1981年～1982年，在全县推广花生喷硼等微量元素，单产增加20公斤，年总产可增加60万公斤，荣获省农业厅技术推广三等奖。
  ——1982年，推广花生种植“四改一辅”，使单产增加40公斤，获省农业厅技术推广四等奖。1987年获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成果应用三等奖。
  ——1982年9月，在漳浦湖西畲族乡境内首次发现野生稻，是我省农业科研部门寻求多年而未能发现的“珍宝”，填补了我省对野生稻研究的空白。漳浦野生稻的发现，对研究稻种起源、演变及其分类有着重大依据作用，其现实利用价值，是作为杂交水稻的亲本，十分可贵，福建省农科院稻麦研究所利用漳浦野生稻培育出具有抗多种病害、耐寒、米质优良等性能的稻种。用与栽培水稻杂交，杂交结实性好，已培育出早稻和X1R26等二十个组织新稻种。从此，漳浦野生稻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视为世上之宝。阮仲铭等荣获省农科院发现奖、国家农牧渔业部“全国野生稻资源的普查、考察和搜集”科技成果技术改进一等奖。
  ——1984～1988年，阮仲铭主持承担二万亩水稻中低产田改造任务，采用垅畦栽培和优化施肥等技术措施，使稻田年均增产25～40公斤，获市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8～1990年，承担国家科委“星火计划”项目“沿海旱作多熟高产万亩示范片”等课题研究，阮仲铭和合作者一道，认真积极地组织实施并取得成功。
  ——1989年以来，在我县产粮创超历史、上新台阶的进程中，建设“吨粮田”和旱地粮油1241工程等，结合丰产栽培措施是行之有效的。阮仲铭作为县政府“吨粮田”建设技术顾问组组长，能根据本县气候、土壤、耕作水平等实际出发，提出“稻稻麦”、和“稻薯麦、稻稻菜”一年三熟生产布局，和选择适应本县栽培的优良杂优组合等科学性建议，为县政府的正确决策提供前期论证。同时，制订杂交水稻千斤模式栽培，运用抓点带面的工作方法，在抓好所负责的一个“吨粮乡”外，在每一生产环节，和同志们一同往返奔波于各个乡镇，作现场指导。1990年，在全县七个乡镇建设十万亩“吨粮田”，当年有四个镇41422亩实现年亩产一吨粮。
  漳浦县的粮食生产，1989年创历史最高水平，达25.55万吨，1990年再超历史，总产量达26.6万吨，1991、1992年也基本保持这个水平。这都有阮仲铭的功劳所在。
  值得在此赘叙的是：在1989、1990年，县委、县府领导干部担任指挥的杜浔镇范阳村等十个水稻丰产片上，凝集着担任技术顾问的阮仲铭之汗水与心血。在示范片内的千亩杂优丰产片，经验收，一季单产都上千斤。这些成绩，无不倾注着阮仲铭对农业、对粮食生产的情与爱。六十年代阮仲铭在范阳等村推广矮杆高产稻获成功，八十年代后又是阮仲铭和他的同事，在范阳等村大面积推广高产的杂交水稻获得成功。这从工作角度上看，阮仲铭深入扎实，与范阳有“缘份”，从农业科技发展上，看出粮食生产“三次革命”的历程、高秆→矮秆→杂交水稻。、
  ——阮仲铭不断将试验、实践的结果形成经验总结，写成科技论文，公诸于众。10多年来有14篇总结、论文参加省、市、县学术讨论和经验交流。其中，《春花生亩产600斤的生育规律及其栽培技术》颇有见地，获得专家学者的好评。
  1990～1993年，阮仲铭担任马坑村专业户陈天俊（县政协委员）的技术顾问，对其所承包的五十多亩烂泥田进行综合治理，经三年改造，获得成功，已连续三年，每年亩产稻谷一吨。
  ——1990年以来，阮仲铭兼任县科技兴农讲师团团长，运用图片、标本、样品、印发文字材料，举办讲座等形式，深入乡村、墟场、田间，向农民传授农业科学技术知识、丰产栽培措施、优良品种丰产性能及栽培要点。三年来，下乡村举办技术培训班达76场次，有3000人次听过老阮讲课。阮仲铭传授科技知识时，以实际、实用、实效、通俗易懂为宗旨，所以农民喜见乐闻，效果很好。为扩大宣传面，老阮还抽时间按农事季节，写农技专稿，通过县有线广播播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阮仲铭也多次荣获省、市、县科协授予科普先进工作者，县委宣传部授予新闻报导广播通讯先进工作者等光荣称号。
  对阮仲铭的成就与贡献，党和政府给予高度评价和荣誉。他作为科技人员代表，当选为县第九、十届人大代表、县政协第六、七、八届（1984～1993年）委员、副主席（兼职）、县科协常委、漳州市政协第七、八届委员、常委、漳州市首批拔尖专业技术人才。
  在成绩和荣誉面前，阮仲铭仍然是那样谦逊，那样勤恳，那样平易近人，那样默默地活跃在农业第一线。他对农业，对农村，对农民的一往深情和无限寄托——大地丰收，农民富庶。这，就是他从事农业工作三十三年的心血结晶。自然，在这么长久的岁月里，也总免不了经受风风雨雨，炎热酷寒，几多劳苦，几多艰辛，这些，本文就无法一一细表。今天，当他看到农村光景一年好比一年，就感到无上的安慰。
  丹青有法，艺海无涯
  ——记林中文委员
  陈桂味李林昌
  笔者早些年就有所闻，仲文书画颇有成就。自来政协工作，始和仲文同志见面，以后接触的机会多了，相互间都增进了认识和了解，话题也就增加了，谈工作，谈艺术创作……。在书画艺术方面，笔者从未涉及，一窍不通，非仲文知音，但仲文每每深入浅出地谈得那样认真，使笔者在聆听之后略有所悟。
  仲文新居座落在绥城北郊“石斋公山”阳坡之上。“石斋公山”其实只是丘陵台地，明末石斋公（黄道周）为父母造墓于此，结庐守墓，从事著作和讲学，称“北山别邺”。石斋公抗清就义于南京，儿子与门生移葬其忠骨于此，所以群众称这台地为石斋公山。这里，几年前还是荒郊原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民众生活改善，居住环境也比较讲究，居民陆续在这里申请用地建宅。至今，已有十多户迁住，形成一个新村。这里偏僻幽静，空气清新，确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之景象。仲文搞书画创作，正需要这样的居住环境。这也许就是他选择此地建宅的缘由吧。
  癸酉仲春，春和景明之日，笔者骑车到仲文住所造访。这里房舍沿坡而建，高低错落，井然有序。好几座小楼朱门粉墙，房前屋后，报春的桃花、李花挂满枝条，红白相间，争芬斗艳的三角梅爬出墙头。各家庭院里摆有花草盆景，有黄有红，有绿有紫，多彩多姿，真所谓满园春色，给生活增添几多生机和朝气。到了仲文寓所，确实幽静得令人欣慕。因为没有预约，前来开门引进的是他的爱人陈淑花老师，她是县职业中学物理教师，是仲文在师范大学同届不同系的同学。我与她曾见过面，她一开门就热情地引我上楼。仲文正在画室（海云山馆）里埋头作画，闻声搁笔离席迎接，即在画室里沏茶请客。宾客之间虽不是初次相识，也非上下级关系，然而仲文却依旧是那样彬彬有礼，那样温良恭俭让。品过精制的安溪铁观音茶之后，我们开门见山地讲明来意——采访征集部份委员事迹，编写《委员风采》专题，以弘扬政协委员在各条战线上奋斗拼搏，开拓进取的事迹，为爱国统一战线做一点好事。仲文谦让再三，强调自己尚年轻，书画创作虽有那么一些，但艺海无涯，还得不断去探索，不断学习……。经一番“动员”工作，仲文才应允将有关资料收集后交给我作参考。在短时间的访问中，只抽出一部香港著名收藏家征集出版的《华夏千家画集》，这是一部集国内外名书画家作品之大成的精致书画巨册，有仲文应石景宜先生之约于新近创作的国画《墨竹》。观仲文的画，觉得有一股清新的画风扑面而来，犹如醇香的美酒沁人心脾，令人陶醉，使人沉浸于鸟语花香的大自然之中。
  由于林仲文平时在与人谈话中，从不夸耀自己；又由于我们对书画艺术是门外汉，平时不关心这方面的动态，所以只知道仲文是一个名家而对其事迹知之不详。及至浏览了几种书画刊物，才知道仲文已经有许多书画和篆刻作品及书法理论文章被全国著名的刊物选刊。我们又从几家报刊上读到一些介绍和评论林仲文作品的文章，对他才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林仲文，1956年生于漳浦万安村，在小学生时代就显出酷爱书画艺术的苗头，中学时代已崭露才华。1977年3月考入福建师范大学艺术系美术专业。师从杨启与、陈德宏、沈觐寿诸教授。毕业后，分配到云霄师范学校任美术教师，1986年调到漳浦县职业中学任美术职业班主任。在这两所学校，他一面认真教学，一面刻苦钻研书画艺术，在课馀和节假日，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书画创作和辅导学生学习上，因而他的书画艺术水平日益提高。在书法方面，他对真、草、隶、篆四体都有研究，特别擅长隶书。他着意临习汉代碑刻和帛书，兼取各家之长，融会贯通，注入自己的艺术个性，力辟蹊径，创造出一种别具情趣的风格，用笔苍劲，而形态活泼。1988年元月，他的隶书《大医精诚论》入选“中国红十字美术、书法、摄影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他的不少书法、篆刻作品在《书法艺术报》、《书法教与学》、《书法》等专业报刊杂志上发表。1988年，他创作的《黄道周联》荣获全国第一届“神龙书法大奖赛”铜牌奖。有四幅书画作品被选送日本姬路市“中国文化作品资料中心馆”展出。这些情况，我们都从报刊上了解到。我们并在一些书、画专业报刊上看到林仲文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1989年中国鲁南书画社编集出版的《书画作品选》上，林仲文所作国画《闽南山色》与他的隶书《得山水清气，极天地大观》并列。画，绘得繁简搭配得体，有古风而寓新意；字，写得飘逸潇洒，骨刚而质柔，编者将这一画一字并排，极尽相得益彰之妙。福建省政协书画室于1991年举办《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百幅书画展》，荟萃本省老中青书画艺术家的精心佳作，还有来自台湾、香港艺术同仁的书画珍品，及辛亥革命烈士的遗作，林仲文的国画《海上生明月，两岸共潮声》入选参展。会后，作品由省政协书画室收藏。我们无缘看到这幅作品，幸而省政协书画室将那百幅佳作编印成册，公诸同好，我们从画册上细细品赏之下，不禁拍手叫绝。1992年福建省第五期《政协通讯》又特地发表仲文的套色版画《荔乡蜜月》，描写荔枝丰收的景象，画面上的几个男女青年并非在度新婚蜜月，而是：当夏日炎炎之际，荔林里却是一片蔽荫天地，他（她）们在那里采摘、拾运一筐筐红艳的荔枝，而那浓绿的枝头，还挂满着滴滴红荔，令人望之馋涎欲出。仲文的画，就是这么传神。他的老友洪照宏先生特为此赋七律一首赞曰：犹闻丹荔溢余香，方寸之间意趣长。信手雕来皆妙笔，匠心染出俱华章。艺臻化境缘攻玉，梅绽芳华赖傲霜。沧海长风今有路，精诚一片化帆扬。
  林仲文的国画，取材范围甚广，有山水、人物、花鸟。可贵的是，他能运用我国古老的艺术手法而创作体现当今现实生活的风土人情画。八十年代以来，他创作的《日正午》、《黄道周》、《紫色的诱惑》、《协力同心》、《三鹅图》、《黄淑华》宣传画，《畲家六月》版画，《山庄最是风光好》，及反映教师生涯垢《清谈生涯》、《菜缘》等作品多次参加省以上的展览，得到赞扬。《中国民间舞蹈集成·福建卷》的“大车鼓”插画76幅是特约他创作的。
  1990年2月，在省外贸中心展厅里，隆重举行“福建省政协委员书画家作品展”，参加联展的有沈觐寿、李硕瑞、普雨、郑乃珖、周哲文、林少丹、杨启与、丁仃、游嘉瑞、沈吉文、孙煌、陈奋武、曾贤谋、林仲文等14位书画家。这次展出的百馀幅作品，系蜚声海内外老一辈书画家和风华正茂的艺坛中坚的力作，作品展示了省政协委员书画家欣逢盛世、热情饱满，深入生活辛勤耕耘，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增进海峡两岸间的联系和交流，所作出的成绩。仲文有5幅书画作品参加。他以最年轻的委员书画家参加这次联展，引起人们的关注。
  林仲文还擅长书法评论。他的评论文章深入浅出，言简意赅。他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石刻文字认真探索，即使是无人之境的深山也不辞劳苦地去研究。漳浦梁山下的清泉岩有多处崖壁石刻，引起他的注意。其中有《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简称心经），是明代万历癸酉年（1573年）腊月“清泉翁虚谷道人”比丘智山镌刻的，分十三行竖刻，宽2.93米，长5.45米，字体属狂草，书法古怪雄奇，气势惊人，人们都看不懂。是谁写的？有种种推测。康熙《漳浦县志》说是“身毒国”（印度）僧人所书，也有人认为是晋朝一个异僧所书，也有人以为是唐朝狂草大家的遗墨。林仲文从其末后署“比丘即松书之”断为南宋时异僧济颠（济公）所书，至明万历时，清泉岩住持僧智山就摹本重携。他摸清其书法规律，“破译”了这千古奇文，作出“全文与《般若波多密多心经》汉译文无异”的论证，并评论其“雄强而不刻板，奇妙而不荒诞”的综合美。1989年《书法》第6期影印刊出天津艺术博物馆提供的黄道周行草《誓墓文》全卷真迹，同时发表林仲文《论黄道周的书法艺术》一文。该文评说“黄氏行草流丽，酣畅遒密而又苍劲挺拔。”笔划“起伏迭岩，凝重而飞动，有如和风偃草，披美缤纷。”“用笔刚劲，方圆并运，掺合了草隶、篆籀的笔意”。楷书“用笔方折深沉，点画波砾停顿明显，画短意长，表现出一点苍古挺拔的笔势”。此文受到书法界同行的注目。
  林仲文乐育人才，在担任漳浦职业中学美术职业班主任和美术教学工作期间，与学生朝夕相处，言传身教，不厌其烦，并探索出艺术教育的新路子，写出《美术职业教育的新探索》等论文。他从狠抓基础训练，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和表现能力入手，培养出很多书画人才。
  林仲文于1987年11月膺选为漳浦县第七届政协委员。1988年元月膺选为福建省第六届政协委员，1993年元月连任第七届省政协委员至今。他积极参政议政，如1989年4月在省政协第六届第二次全会上提出“请资助漳浦职中建成教学综合楼以及统筹安置职高毕业生案”，1990年4月在省政协六届三次全会上，与省人大代表王良才等共同提出“解决漳浦县办九个林场债务负担案”，1991年在省政协第六届第四次全会上提出“中等师范招生办法急需改进案”。1992年在省政协第六届第五次全会上提出“理顺国营企业之间蔗糖产销关系案”等，都得到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处理，作出答复。
  1990年9月，林仲文调任漳浦县文联副主席，对指导后进钻研书画艺术仍然不遗馀力。自己于公务之馀便作书作画，他的作品与海内外同行交流，得到广泛称赞。他现在是福建省政协书画室画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福建分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福建分会会员。他的传略被收进《中国当代美术家人名录》、《中国当代青年书法家辞典》和《当代书画篆刻家辞典》。但他并不以过去的成就为满足，他在继续钻研，探索，开拓前进。
  无影灯下卅三载，一腔赤子报国情
  ——记杨南泰委员
  陈桂味
  杨南泰这一名字，在漳浦民众中知名度是很高的，不敢说家喻户晓，但知其名，见其人，识其医术医德者，却是遍布漳浦城乡各个角落，社会各个阶层。凡亲身接受其治疗的人，无不为其精湛的技术，锋利的手术刀所佩服，无不为他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所感动。“去找杨南泰”——这几乎是需做手术的病家欲入县医院的代用语，一讲要去“找杨南泰”，人们自然而然地明白理会是那么一回事。三十多年来，被杨医师治愈康复的许许多多人，他们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不同的表达方法，去倾吐表示他们对杨医师的谢忱。一位车祸受伤的联合国官员，出院后又专程来漳浦县医院，向杨医师再次道谢，盛赞他医术精良，医德高尚。一位被治愈出院的农村老大娘，带领全家老小，到杨医师住所，请杨医师和她全家一起合影以作纪念。另一位农民兄弟，带着出院后的孩子前来杨家，一定要杨医师收认这孩子为干儿子。一位从死亡线上被抢救过来的打石工人，称道杨医师给他第二次生命，说杨医师是活着的白求恩……
  是的，杨南泰同志作为白求恩式的大夫，当之无愧。他三十三年如一日，在手术台前，无影灯下，为了每一条生命的复活，为了每个伤病患者的解脱，而默默奉献毕生的智慧和才华。在无影灯下战斗，在无影灯下开拓，在无影灯下成长成名。没有光芒的无影灯，透视出他一颗光芒四射的炽热赤子之心。近些年，他从外科医生晋升为副主任医师（1988年），提拔为副院长（1984年），职级与职务变了，工作更忙了，但他手中那锐利的手术刀没有丢，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没有变，他仍然是当年的杨南泰、杨医师，仍然是县医院外科的一把最锋利的主刀，一个好领班，一位好师长。
  杨南泰，1936年出生于千岛群岛的印度尼西亚。父亲杨居君，年少时远涉重洋，到雅加达谋生，娶妻钟氏，夫妻在香港、印尼开设中药房，以经营中药为主要职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海外局势动荡，生意惨淡，1944年，杨居君携带家眷返回大陆故里——佛昙镇大嵩岛，杨南泰年八岁。1951年父母重返海外，留下南泰与在家里的异母兄弟一起生活，在幽静纯朴的海岛渔村，在大海的环抱中渡过了少年时期，念完了小学全部课程，1949年考进纯美中学（在佛昙镇），南泰学习刻苦，第一学期总分全校第二名。1951年转学漳浦一中，1952年提前毕业，并保送漳州二中就读高中，1955年高中毕业，报考医学院。由于自幼受父母职业的熏陶，同时也曾目睹海岛渔村缺医少药，邻居有许多病人因没能得到及时治疗而被延误，甚至断送了生命。“长大要当个医生，解脱人之病痛”，少年的杨南泰就立下了这一志向。1955年夏，南泰被录取于福建医学院，就读于医疗系，步入高等学府学医，如愿以偿，心情舒畅，学习更加用功，更加刻苦，钻研精神突出，各科学业优秀，备受老师称赞。经五年刻苦钻研和实践，1960年7月毕业，即分配到漳浦县医院外科工作。从此与手术刀结下不解之缘，至今已过三十三个春秋。未来的岁月，看来也必定是“宝刀不老”——手术刀、无影灯将永远伴随着他去为人民奉献出毕生精力！
  俗语说“叶茂根深”。一个医务工作者，在一单位，一个岗位上干到底、干一辈子，是难能可贵的。这，一方面是对事业要有所建树，有所拔尖，单位重视，“揪住不放”。另一方面，是本人热心本职，热爱本行，乐意在一个岗位上干到底。再一方面是民众信赖，口碑好，呼声高，“德高望重”，被民意留住了。笔者细读几个时期有关杨南泰先进事迹的报导和资料，并和几位与杨医师一块工作的同事座谈了解，认为上述这三个方面，杨医师都兼而有之，总感觉杨医师那高大的形象时时萦绕于脑际。
  “我出生在海外，是共产党把我教育培养成一个人民的医生。人民给我知识，我把知识还给人民。”赤子心声，纯朴无华，道出了杨南泰对祖国母亲的深情，巨大的精神支柱推动着报效祖国、报效人民的决心与恒心。从已逝的往事，拾其一二赘述，以佐证杨医师心迹。往事之一是：1961年，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艰苦困苦的物质条件，对每位公职人员，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也就在这特殊的年代，南泰同志却主动地向党组织呈上他的入党申请书，倾诉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心声，表达他永远跟党走的信念。党组织却以有“海外关系”为由，入党的事就这样被搁置下来。然而，南泰同志不抱怨，不灰心，更加认真地工作，创造条件，继续争取（事隔二十年，1981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济困难时期一挨就是三、四年，对于月薪仅五十多元的公职人员，怎能敌得过十几、二十元一斤猪肉的诱惑？有条件申请出国的，谁不动心？杨医师的海外亲友，也多次来信来人催促其申请出国定居。此时的杨南泰医师，虽有动心，但并不那样热切，对养育他成长的这方热土，毕竟是情深意重，坚信困难是暂时的，贫穷是会改变的。“只要是人才，在这里更大有作为”，“人民给我知识，我要把知识还给人民。”铿锵的誓言化为行动的力量，杨医师毅然地留了下来，更加执着地去追求自己的事业。往事之二是，在十年动乱的岁月，杨医师依然是如饥似渴地钻研技术业务、医学理论，虽也觉察这种“行动”与政治气候相违背，为掩人耳目，自作聪明地用时髦的红书皮套装业务书，一有空隙时间就忘我地翻阅。有一次，为了解决一个疑难病症，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公开场合查阅又碍于耳目，灵机一动，就将书带到厕所去看，不料被工作队某队员发现，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向上汇报，不久，杨医师被列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挨了批判。“钻研技术学本领为人民服务这有什么错？”挨了批判的杨医师，确实想不通，冷静下来，想到许多好干部、好领导不也是遭到更严重更残酷的批斗？反复思考，心底也就坦然了。静思之馀，又拨亮了床前的灯光，开启那备好的红皮书，苦读起来。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贯穿杨南泰33年医务工作，难能可贵的是他严肃的科学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这也是他在技术上脱颖而出成才拔尖的主要内因。就是今天的杨院长，工作更忙了，也从不脱离临床工作，从不脱离手术台，从不放弃业务理论学习。他常说，“医学科技在不断发展，不学不钻就要落伍。”杨医师对待每一病例，亲自询问病史，查阅各种检查数据，进行系统分析判断，制定详细的手术方案，然后进行手术操作，33年经手治愈已过万人。丰富的工作实践，加上孜孜不倦的理论探索，从国内外诸多医学刊物、从多次的国内、省内学术交流中，吸收“营养”，博采众长，使自身的技术有所突破，有所升级。已展开并能熟练掌握的主要手术有：胃口全切除术，全胃切除术，左右半结肠切除术、直肠切除术，胆囊切除术，胆总管切除术，胆总管与十二指肠吻合术，R0UX-y胰空肠吻合术，肝破裂修补术，左肝部分切除术，巨脾切除术，加腹膜后固定术，脾修补术，同体脾移植术，肺修补术，胸膜粘连剥脱术，食管切除术，肾脏瘤切除术，肾窦切开术，输尿管膀胱吻合术，前列腺摘除术，阴茎癌全切除术，淋巴清除术，甲状腺手术，乳腺癌根治术，四肢骨折内外固定术，全子宫切除术，腹膜外剖腹手术。在上级医院的指导协助下，已开展颅脑外伤颅内血肿开颅术并获得成功。总之，杨医师及由其主持的县医院外科，在人体手术的部位与领域，正向高度与深度方向迅速发展，且手术的成功率是很高的一一这也正是杨南泰知名度高的主要原因。
  出了名的杨医师，当了“官”的杨医师，不摆架子，不离刀子。在病房工作的他，在手术台操劳的他，在与医生、护士分析病例的他，依然是那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那样谦逊温良，那样一丝不苟。待病人，他奉行的是革命人道主义，病员有轻重缓急之分，从无亲疏贵贱之别。上班有八小时内外区分，救人从无以下班或夜寐托辞，救人似救火，手术台似战场。只要是手术救人，杨医师算不清有多少个节假日、轮休日主动取消；不知有多少回在睡梦中被唤醒。有一天半夜时分，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原来是一位危急病人需要马上开刀手术，杨医师的爱人因起得匆忙，下楼不小心摔了一跤，扭伤了脚，杨医师扶起爱人，顾不上看她的脚伤如何，就跟着来人一径奔向手术室，待手术结束回到家里，已是天明时分，才去料理爱人的脚伤。了解杨医师脾气的她，也嗔怪他心眼里只有病人，就是没有自己。爱人的责怪，并非扭伤之故，也并非不了解不支持丈夫的事业，而是心疼他过度操劳。她最了解，丈夫在手术台前，一站就是5～6个小时，为了及时抢救病员，曾一天连做五台手术，汗水浸透白大卦……但杨医师每每面对手术成功后的病员，和始露笑容的病员家属，似乎也忘却了劳累，会意地笑了。
  手术台前的白衣使者与病魔、死神展开的殊死抗争的场面，是他人所不能体会的，每一台手术，对于医师他们来说，都是智慧、毅力、胆略的较量与检验。有这一例，是发生在七十年代初，有位打石工人被石头砸伤，进院时已是出血性休克，性命垂危。经检验，血色素只有三克。手术前的诊断是肝破裂，引起内出血。进行输液输血抗休克治疗后，立即为伤员施行手术，当切开腹腔后，发现左肝叶外侧粉碎，有部分肝游离及肝顶部有四处裂伤，情况比诊断的严重得多，要修补必须打开胸腔。其时杨医师及其同事们很少做过开胸手术。杨医师当机立断，采用胸腹联合切口手术，进行部分肝切除和肝修补，手术后精心护理一个月，使这位打石工人康复出院。还有一例，发生在1986年4月间，一位上门求诊的重病号，陈述两年前，到某医院诊治，以肾癌晚期被判“死刑”，两年来，痛苦中又未见死神降临，抱着求生的一线希望，请杨医师确诊。杨医师和同事们，通过各种有效的检查，详细会诊分析，断定是患左肾错构瘤伴血尿症，否认了“肾癌”的诊断，做出了争取手术切除肿瘤的决定意见。手术前，杨医师又做了详尽的安排和必要的准备。手术开来，“肾癌”患者体内一块重三公斤的肿瘤被切除，一位被错判“死刑”的病人获得新生。还有一位真患肝癌的老人，已80岁高龄，求治时，已经B超CT确诊肝癌，肝块有8～9公分大，是属不可挽救之列。家属孝心独到，要求杨医师想办法尽力延长老人的生命时间。民众的信任、理解，给杨医师以鞭策和推动，于是他勇敢地接受患者家属的恳求，精心地设计几种治疗方案，并选择采用大量干扰灵配合中药施治，经一个疗程，效果良好，再经一疗程，肿块消失，饮食恢复，能下床行走，老人起死回生，举家欢欣相庆，这是新近发生的事。再有一例，是某年的一天上午，一位患有糖尿病并发背部大面积疮痈的农村老大娘入院求治，这是一种多脓头脓肿，背部大部分肌肉腐败，脓水腐肉恶臭得很，一接近就使人恶心难受。为了老大娘早日解除痛苦，杨医师主动地接收下来，并细心给予清理治疗，经50天的住院料理，使这位老大娘全面康复，万分高兴地返回家乡，逢人就夸杨医师是大好人。例举之四是千方百计为产妇排忧解难，解危减痛的事迹。有人说，分娩中的产妇，是挣扎在死亡线上。至于难产，尤甚于此。常规的剖腹产术，产妇的痛苦仍然巨大，能不能不打开腹腔取出婴儿，以减轻痛苦及手术后的并发症？为了产妇，为了母亲，杨医师翻阅了大量资料，虚心向专家请教，反复设计腹膜外剖产术的方案，自1985年第一例腹膜外剖产术获得成功以来，至今已能经常开展这种手术，昔日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难产孕妇，今天有了福音——杨医师和他的同事们，全是她们的保护神。
  手术刀的责任是重大的，手术刀的“权利”也是巨大的。在救死扶伤抢救生命时，杨医师手术的刀充满人道主义的热情：而在施行男女节育手术时，杨医师手下的刀，却是绝对无“情”的。时下有人兴金钱万能，“红包”开路，以谋个人目的。有一次，杨医师正准备给一位节育对象施行结扎手术，在旁一位熟人偷偷地塞给他一个“红包”，并附上“请刀下留情”的字条，杨医师当场拒绝，严肃地批评了这位同志。“共产党员决不能拿原则作交易。”杨医师这样想，也这样做，类似这样的“红包”，杨医师遇上不少，就是一个也不要！
  这样的事例，还有许多，杨医师就凭良好的医德，精湛的医术，赢得病者与家属的高度评价和信赖，逢年过节，登门致谢者络绎不绝，农民兄弟姐妹送上水果蔬菜、土特产什么的，职工同志们送上烟酒茶叶什么的，杨医师都婉言谢绝，个别盛情难却者，特别是乡下来的农民弟兄姐妹，杨医师难以辞谢，只好象征性地收一点“意思”，而按照民间惯例给予回赠若干日常用品。此时此刻，杨医师与他（她）们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真切纯厚的情感交流，是人世间纯真的东西，民众这样做，至情至理，杨医师这样做，遵规守纪，双方都会理解。
  作为副主任医师、副院长的杨南泰，除了注重自身医术医德的不断提高以外，还十分注意培养医学后备力量，他兼任漳州卫校漳浦分校护士班、漳州市老区医士班、护士班的教学工作，在施教中能根据学员的实际，结合亲自工作实践，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备受学生的欢迎和好评，1980～1981两届护士班全省统考成绩获得全省第一、第二名。杨医师还认真指导前来医院见习的实习生和进修学员，毫不保留地向他们传授交流技术。在他的积极倡议下，医院重视智力投资，采取“请进来，派出去”的办法，请专家到医院讲课和指导临床工作，先后派员到北京、广东等省市参加培训学习和学术交流会。组织本院有经验的医师举办学术讲座，均收到很好的效果。工作之馀，杨医师还撰写论文，在医学界交流，1984年撰写《空气吸肠治疗幼儿急性肠套迭》，被《福建医学杂志》采用刊出，1988年撰写《腹部闭合性损伤53例临床分析》，在省第四届外科学术会上交流，并获县科技论文二等奖，1991年撰写《GF-I1型吻合器在消化道手术中的应用》和《农村开展儿麻后遗症康复体会》两篇论文，获县科技进步二等奖。杨南泰同志在专业技术上取得了显著成绩，受到漳浦县委、县政府的充分肯定和很高的评价。连续多年被评为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县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全县卫生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福建日报》、《厦门日报》、《福建侨乡报》、《闽南日报》、省电台都报导过他的先进事迹。1980年晋升为主治医师，1981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提拔为副院长，1988年晋升为副主任医师职称，1989年评定为县级拔尖技术干部。他还兼任中华医学会漳州分会理事、漳州市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漳州市医学伦理学会理事、漳浦县卫生协会副主席、县卫生技术人员初级职务评委会主任委员等职务。是政协漳浦县委员会第五、六、七、八届常务委员。
  杨医师为忠实执行“人民给我知识，我把知识奉献给人民”的诺言，继续孜孜不倦地追求更新更高的目标。
  我所知道的陈万年先生
  李林昌
  三十年代有机会受中等教育的漳浦人还不多，所以往往不同校不曾见面也能互相知名，尤其后进者常把先进者作为羡慕的对象。陈万年先生长我五岁，我进初中时他已是高中生，1937年我由侨办佛昙纯美中学转校省立龙溪中学（简称龙中）初中部时，他已由龙中高中部转学福建师范（简称闽师），但尚在龙中高中部的柯汉扬等同学常说起万年在龙中高中部读书时的事，从而使我知道万年是一位诚恳待人而又厌恶坏人坏事的青年。
  我早年辍学，1940年与未婚妻王宝珠在漳浦县下楼村办战时国民学校，一开始招生上课，发现许多学童已略识文字，能唱抗战歌曲，一问，才知道在我之前这里已办过两次学校。最初，学校是共产党办的，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至1938年，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下楼村曾是中共漳浦县委的公开驻地，闽粤边区特委朱曼平、漳浦县委书记梁培德及洪椰子等领导人在这里领导各乡镇的抗日宣传工作，在下楼村办战时国民学校，洪椰子及梁培德的爱人陈其丽，还有统战对象郑士成等都曾在此执教（当然不只是教书而已）。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福建省教育厅召集高中及师范二年级学生施以短期训练，派到各地搞“民训”，接着又派到原籍县作“民教”，就是办“战时民校”。陈万年被派到下楼，那时刚发生过“郑士成事件”（漳浦县长吕思义热心宣传抗战，与中共漳浦县委有默契，受国民党漳浦县党部党务指导员卢德明检举“通共”，为保乌纱帽，派保安中队长吴玉如到下楼村，当着朱曼平的面逮捕郑士成，以军法判处死刑）。国共合作情况有所变化，中共漳浦县委移驻下楼附近的小村。那时，国民党省政府教育厅派来的学生陈万年接办了原来共产党办的战时民校。朱曼平及其他工作人员仍常到下楼村，不时到陈万年那里坐谈，给予安慰和勉励。
  我与妻（从未婚至结婚）在下楼任教两学期，县政府便下令停办下楼国民学校，将我俩调到溪南任教。后，我于1942年经普通考试及格，被吸收到福建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教育系受训。训练团设在三元（今三明），三民主义青年团福建支团部也设在三元，那时，万年已于福建师范毕业当过小学教员后来三元，参加省支团部举办的青干班受训后留在三民主义青年团福建省支团部任职，同乡陈建仁也在那里任职。人一到外地，总是与同乡特别亲热，我们来受训的几个漳浦人有几次到万年、建仁那里坐谈，初次建立感情。我受训三月期满，派到云霄县政府任教育科员，几乎同时，万年离开三元，到小溪双十中学任教，在那里教二年书后又到云霄简师任教。1945年，三民主义青年团漳浦分团筹备处成立，杨拔萃当主任，陈建仁任书记，陈万年从云霄调任第二股（组训）股长。那时，我已从云霄回来，在漳浦民报当记者，报社与分团部隔街相对，经常聚谈。但万年在分团部任职只几个月，便再到云霄简师当教员去了。及至抗战胜利后，他到台湾，在台湾省产物保险公司任保管股长。
  1949年初，万年回赤湖家乡，在那里自己掏钱买书报，办一个阅览室，团结一些回乡的中学生，以力所能及为桑梓做一点贡献。下半年漳浦解放，万年被第六区区长胡爽吸收参加工作。第六区区政府设赤湖，辖区包括湖西、深土等乡，他为区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做了大量工作。
  1950年初，陈万年由胡爽推荐入县工作，得到县委书记吴越飞及组织部长张存友、县长柯永麟重用，负责筹备成立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第一届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50年4月16日隆重召开，18日闭幕，做出一些关于民主建政和地方建设的决议，是漳浦县各界代表参政议政的开始。来自全县的各界代表二百多人济济一堂，选举十多人为常务委员，成立常务委员会，选县委书记吴越飞为主席，县长柯永麟为副主席，陈万年以爱国民主人士被选为驻会常委，在正副主席领导下主持日常工作。全体代表会议每三、四个月至半年召开一次，常委会每月召开一次，讨论决定全县重要工作。休会期间处理代表及人民来信，接待人民来访，将各界人民的意见和合理要求向有关部门反映，及其他事务，主要由万年处理，工作量很大，他都认真处理得有条不紊。翌年（1952年）代表增加到四百多人，增设专职副主席和秘书各一人，万年应选为副主席，驻会专职工作。年底进行改选，成立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县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向正规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过渡。在1952年12月15日召开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选举柯永麟为县长，暴占昌为副县长及人民政府委员15人，报由省政府任命。陈万年当选为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县人民政府委员。这第二届任期只一年，1954年3月间，全县的普选完成，共选出代表二百多人，1954年4月4日，普选产生的漳浦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柯永麟为县长，吴运琳、陈国俊为副县长，陈万年等十多人为县政府委员，并选举张存友为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席，柯永麟、陈万年、林成章等三人为副主席，其中陈万年是专职副主席。至1956年4月1日，陈万年转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政协）漳浦县委员会专职副主席。
  全国政协曾自1949年9月成立起至1954年9月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制定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选举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6年春，漳浦县的民主建政已经完成，普选结束，4月成立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与此同时，成立了政协漳浦县委员会，是具有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的统一战线最高形式。开始时，由县委书记兼主席，由陈万年任专职副主席。
  共产党是如此信任，重用作为民主爱国人士的陈万年，以至有很多人误以为他在解放前就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
  陈万年不辜负共产党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工作十分认真，使漳浦县政协一成立便呈现蓬勃朝气和融洽的气氛。
  县政协最初设在西街准提室（俗称佛母间仔），不久，迁到南水门陈我峰祠堂。
  最使我难忘的是县政协组织各界人士学习的热烈情况。县政协成立学习委员会，组织工商、医务、归侨侨眷、宗教各界及社会人士学习，以城关学习中心组为核心，推动各区学习组的学习。城关各界人士参加学习的七十多人，每周学习一个晚上。这一晚，大厅里灯光辉煌，各界人士济济一堂，热烈而且愉快。学习内容有政治、时事，请各部门领导来宣讲各种政策，或请政协委员中的有专门学识者来做专题演讲。政协的各种活动，如参观视察、接待华侨、访问去台人员家属、协助对台宣传工作，发动写广播稿，搞爱国卫生运动等情况，也在学习中心组提出报告。并向学习成员征询参政议政的意见，是正确的，便向有关部门反映。
  学习形式多种多样，听讲之后有讨论，我曾经负责记录。
  每隔一段时间便举行一次文娱晚会，有讲故事、唱歌、诗歌朗诵、灯谜会等，丰富多采。
  当时已开始响应周恩来总理（兼全国政协主席）的号召，开展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在学习成员中发动写稿，编辑油印成册。在老人中间抢救了不少自清末至民初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资料。
  陈万年先生在这些工作中都是非常积极的。当时工作人员很少，他作为主要领导人员还参加各种具体而微细的工作。有一次召开文史工作会议，他在布置工作，参加讨论之后，亲自下厨做菜。我们参加会议的人看在眼里，吃饭时有一种特别的感受，既感到有口福，又感到“不是滋味”——并非滋味不好，而是感到堪不起由领导同志烧菜给我们吃。
  县政协第二届期间（1958年8月至1961年11月），大放大鸣之后，接着整风，反右派，陈万年被打成右派，被降为一般委员，而他继续坚持工作。至“文化大革命”开始，政协停止活动，坐牢一年多，回家生产劳动以后平反，他被下放到南浦公社工作。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陈万年得到落实平反，被安排做华侨工作。1980年漳浦县政协恢复活动，万年已经退休在赤湖老家，为工作的需要，经统战部长陈柳枝提出，县委召他回县政协工作，选为第五届常务委员。县政协恢复文史工作，万年分管文史工作，由他推荐，经既是统战部长又是政协副主席的陈柳枝同意，邀我来政协协助文史工作。那时，政协租用基督教会从前办过“养正女学”的红楼。万年与我都住在政协，日夜相处。我们的文史资料刊物改油印为铅印，发行量增加，扩大了影响。
  第六届县政协（1981年12月至1987年11月），陈万年恢复为政协副主席，并选为漳州市政协委员。那时，县政协主席是杨燕诗。县政协建设了新楼，我们的办公条件改善了，有明窗素壁的文史办公室。
  我与万年共事一直到现在，我们互相尊重，融洽相处。有时遇到对某一学术问题的看法不同，便平心静气地坦诚探讨，终于取得一致。
  除了文史工作，万年为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及去台人员与其家属和政府之间的联系做了大量工作。这是由于他有旧关系，联系面广。“海外关系”在“文化大革命”时几乎就是“罪状”，在改革开放时是“优势”，他有很多“侨台文章”可做。1991年，他被推为“漳浦县海外联谊大厦筹建理事会”副理事长。后又被推为“漳浦陈圣王会”会长。他从不搞迷信活动，而是致力于将侨台同胞对祖地的深厚感情引导到建设故乡的轨道上来，他现在多方搜集漳浦与台湾陈姓族谱资料拟於最近编印《漳浦与台湾陈氏综合族谱》，为侨胞、台胞与祖国故乡之间的沟通搭桥，为寻根认祖，增强向心力，为和平统一祖国大业尽力所能及的贡献。
  现在（1993年）陈万年先生已经七十七岁高龄，虽然经过几次手术，身体大不如前，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尽心尽力为“三胞”工作尽力，完全尽义务，不拿一分钱报酬，也不为名。他的崇高形象，可作为爱国民主人士的楷模。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记王文径委员
  陈桂味
  才跨入“不惑”之年，就在文学艺术、文物考古诸方面获得丰硕成果。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入选《福建文学四十年·小说卷》，所撰写的文物考古论著多篇刊载于国家级的考古刊物上。随着其作品相继问世，考古研究成果的发表，了解他的，支持他的人愈来愈多了。几多文学青年，自我追求成才者拜他为师，几多专家学者登门造访，交为朋友，几多“学会”、“协会”、“研究会”等学术团体，都聘请吸收他为会员。——王文径这一名字，自上而下由远及近，远远近近，不胫而走。
  （一）
  王文径，1952年12月21日生于惠安县洛阳镇杏田过溪村一户中医和农民的家庭。父亲是一位自学成才，颇有名气的中医，母亲是个地道吃苦耐劳的惠安农妇，文径排行第四，大哥王文铮，高级畜牧师（现大南坂农场副场长）。
  1965年夏，文径在家乡的杏山小学毕业，辞别故乡，来到漳浦县梁山下的大南坂农场，投靠在农场当技术干部的大哥文铮。当时的大南坂农场，辖大南坂、万安、石古三个分场，其生产规模、农业科技人员配备、设施、干部职工来源的广阔，是全省有数的大农场。王文径就读于大南坂中等技术学校。生活和学习环境的改变，给这个自幼就酷爱美术、书画，憧憬未来成为一名画家的纯真心灵，又描绘出一幅美丽蓝图。然而劳动建校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紧接而来的“文革”风暴打破了他的美梦。停课辍学的王文径，时年才14岁，从此走向生活，先后当过打石匠、油漆工、机修工、拖拉机手、临时美工、农工、赤脚医生、场文化站收发员，共十五个春秋。在此期间，尽管生活艰辛，道路坎坷，但王文径始终执着刻意地去追求、发展自己的文学美术爱好，从生活中锤炼顽强的毅力，去思考求索人生的真谛。较丰富的阅历，较深刻的社会实践，为其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名人说过，社会本身就是一所大学，王文径确实是投身于这所大学。1976年以美术（绘画）方面的才能，被调到农场文化站工作，尔后，经常被县政府及工青妇等有关部门单位借用当美工，被省农业厅借用到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福建馆当美工。在这期间又因文学创作初露头角，被省作家协会推荐到福建师范大学青年文学创作培训班进修。返回后，在农场中学代课一年，担任初二年级语文教师。1983年被县文化馆借用，负责文学和文物方面的工作。85年转为国家干部，1991年县博物馆成立，王文径被任命为馆长。
  建县1300多年历史的海滨邹鲁文明古县，给有丰富社会生活又善于思考勇于实践的王文径提供了创作的源泉和考古研究的环境条件。在文学创作方面，自1981年偶然涉足文学，写出了处女作《寒夜里的呼唤》，不久便发表在《福建文学》上，自此相继在《福建文学》、《厦门文学》、《文学青年》、《榕花》等刊物上发表了《五年祭》、《曜变》、《窗外，月光下的木屋》、《过客》、《旋涡》、《夜路》、《炊事员张老头》、《将军和理发师》等短篇小说，还有《杏花村记事》、《满溪啊满溪》、《路，在脚下延伸》、《小楼斜月里》、《秘色瓮》、《第四十二个学员》、《第五十五张牌》、《夜的舞蹈》、《玉带井》、《第五十四条家规》、《不可逾越的层墙》、《啊，大榕树》等短篇小说分别发表在《芝山》、《水仙花》等文艺期刊上。其中《曜变》入选《福建文学四十年·短篇小说卷》（《福建文学四十年·短篇小说卷》选编福建省自1950～1989年40名作家在全国发表的40余篇作品），同时被选入漳州市文联《七色花》一书中。王文径的短篇小说故事情节简单，但结构奇巧，多采用散文化的语言，通过人物的内心活动，反映了多彩的社会生活。
  除了短篇小说的创作，他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歌词。由王文径作词、漳浦一中音乐教师庄宝泉谱曲的《我爱农场》、《榕颂》、《幸福的摇篮》、《开拓者之歌》等二十多首歌曲刊登在《宝泉之声》，并在漳浦举办的各种晚会、歌咏大会及纪念节日的文娱活动中选用演唱。王文径以各种文艺形式表达作者对社会的认识深度，对事业、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热情讴歌漳浦人民，讴歌漳浦历代贤达、伟人，讴歌漳浦的光明的未来。
  此外，在书法、篆刻、美术方面，王文径也蕴含着较深厚的功底，自1980年以来，在《光明日报》、《福建青年》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二十几章篆刻，参加县以上书法展览儿十次。
  从事文物考古工作不到十年，在文物调查、考古发掘、鉴定等方面就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尤其是对于古陶瓷的调查研究，对明清墓葬的发掘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如调查、发现了以国内仅见的釉下贴木叶和釉下彩为特征的赤土宋元窑址；根据有关资料，在九龙江上游的深山里，找到文物界寻找了半个世纪的“漳窑”遗址；对明户、工二部侍郎卢维祯墓出土世界上最早的十五档六菱形珠木算盘的研究认定；对同墓出土的“时大彬制”紫砂壶的研究宣传，使之从原省鉴定组认定的二级文物升格为一级文物，直至作为文物精萃，入选1990年亚运会期间举办的北京《中国文物精华特展》；对于蓝国威墓出土的紫砂壶的研究，都得到学术界的重视。我国著名的文物学家宋伯胤为此在台湾发表文章指出：“王文径对于紫砂壶考古的重大贡献，应该大写一笔。”此外，对于沿海古城堡的调查，特别是目前福建绝对年代最早的二座土楼的发现，为方兴未艾的土楼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对漳浦威惠庙的试掘和年代的认定，解决了争论多年的陈元光祖庙的问题。对于晋、南北朝陶器的发现，填补了闽南地区这一年代的实物空白。
  王文径近年来已撰写文物考古论文十余篇，其中《明户工二部侍郎卢维祯墓》、《蒲阳北宋墓葬》、《漳浦明清的青花瓷》、《清蓝国威墓和陈鸣远紫砂壶》、《苏溪五代墓葬》、《漳浦赤土宋元窑址》等分别刊载于《东南文化》、《南京博物院院刊》、《考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刊物）和《福建文博》、《南方文物》等专业刊物上。其中《漳浦宋元窑址》、《东溪窑与漳瓷》、《威惠庙的调查和试掘》、《赤土窑的装饰艺术》、《从轧内兵营看清代漳人入台》等论文参加国际、全国的学术讨论会，并分别入选于讨论会的论文集上。最近他应约撰写的研究闽南紫砂茶具渊源的论文《明朝归去路倒连》也将发表。王文径用自己的勤奋，为漳浦及至闽南以及福建填补文物考古方面的几处空白，赢得了声誉，被吸收为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员、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会员，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钱币研究会会员、漳州市历史学会会员、漳州市书法协会会员、漳州市名城研究会会员等，并被选为漳州市文学协会常务理事、漳浦县文学协会主席。
  王文径不畏艰难，独辟蹊径，闯出了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而且是在一定范围内的人们未曾涉足，无人问津的偏僻领域里闯出路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率先进行小说、诗歌等文艺作品的创作，尔后，文学新人纷纷出现，他就迅速“转轨”，走向文物考古这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1985年他从古陶瓷研究入手，一方面对全县的文物点和古代窑址进行全面普查，深入乡村，了解民众，请教识者，经常是翻山涉水，从无路处找路，免不了饥渴寒饿、风吹日晒雨淋之苦，足迹遍及县境山山水水（后期已跨出县境，漳州九县一区都留有他的考古足迹）。对一些认为有研究价值的或有疑惑不解的文物点，他从不轻易放过，不怕所处深远，不怨爬涉劳累，反复深入六七次之多，直至明确方才罢休。另一方面，把工作实践中的收获与书本相印证，书本是前人研究成果的结晶，他自学了大量的专业书籍，而实践的收获更宝贵。文径书多，他的“家档”大半是书。他读书也是够玩命的，时间长，速度快，经常是通宵达旦，边读边记边写，其旺盛的求知欲是许多人所不能及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使他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古陶瓷研究鉴定的基本知识。在此基础上，开始对全县乃至闽南地区古陶瓷的全面综合考察调查，拍照并绘制文物考古线图。对原已知的文物点的重新调查，获得新的认识，得出新的评价。如对漳浦竹树、罗苑井、南山、英山等古窑址的反复调查论证，及时写出论文公诸于学术界，提高了文物的档次。
  几年来，漳浦的文物点从几处增加到目前的四百余处，馆藏文物从几十件增加到一千余件，数量、质量均遥居全市各县之首，这一切，是漳浦古老历史的必然，但也与王文径的智慧和勤奋分不开。
  王文径知识面广，对历史、美术、书法、文学，甚至木工、石工等都有较好的基础。加上勤学好问，手脚灵活勤快。这些，为其开展文物考古工作提供了条件，能够较快地掌握文物的鉴定、制图、拍摄、发掘、清理、修复、拓片、陈列等技术工作和论文的撰写。同时，还负责过赵家城博物馆、漳浦历史文物展览馆、文物普查成果展览馆等十多个文物展览馆室的设计或施工，从脚本到计划，从美术设计到文物陈列，甚至部分馆室的安装管理和讲解工作，出色地完成任务，赢得了各界好评。
  作为一个文物工作者，他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求知欲。如这几年，在对卢维祯墓、陈梧墓、刘大成墓、苏溪五代墓、甘林明墓、后埔清墓和明墓、后山明清花瓷墓等被盗掘的古墓进行抢救性的清理发掘，从挖掘、起棺、启棺、清理古尸、文物等一系列技术性工作，均参与现场指挥或亲自动手，并对出土文物资料及时进行绘图、拍摄、拓片、修复、描述直至形成报告，按考古发掘程序，使资料、档案完整地保留下来。近几年来所出土的300多件文物得到必要的修复和研究，其中卢维祯墓等四座古墓的报告已获发表，对一些已被盗掘破坏严重但有参考研究价值的墓葬和文物，如五代墓、赤水宋墓、计委工地铜钱等，及时地进行补救性的调查整理、研究，从而形成完整的报告，既保证了考古材料的完整，又增长了自己的业务能力。同时对盗掘、走私的文物进行调查鉴定，为司法机关提供准确的文物等级依据，有力地打击文物犯罪活动。举办打击盗掘古墓走私文物展览多期，以例释法，起到了宣传教育群众的良好效果。
  （二）
  生活中的王文径，是个十分普通的人。其衣着相貌，其口音言行，每每被漳浦民众误认为是“打石仔”（惠安石工）。且下乡工作，时常是单枪匹马，有路坐车，无路步辇，若有“收获”，则是背回大半“鱼鳞袋”（装化肥的塑编袋）破陶片、破碗片之类。这般形状，往往被路人误会取笑，讨不到水喝，不肯给予乘车，甚至被讥为疯子。对此遭遇，王文径都一笑置之，不计较，不动怒，体谅他们不知为不知，无知为无知。文径崇尚简朴，为人诚实随和，脚手勤快，乐于助人，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硬汉子。这些年来，尽管本职工作担子很重，手头有许多考古文物科研课题要做，行政职务上又是博物馆长，但经常又义务或半义务地接受有关部门和单位之请，代为设计布置会场、会议室，规划图表、宣传栏目等。一有同事朋友请求书写门联，刻印章，文学青年上门请教创作问题之类，均一一应诺，如期完成，其工作快速敏捷，效率之高，是目睹者共所佩服的。王文径那清瘦的面庞，单薄的身躯，使那1.75的个子显得格外高大修长，深邃的眼睛，使人们透过这心灵的窗户，看到他那时时思索的内心世界；小跑式快节奏的脚步，正是他热爱生活，追求时光的可贵之处；简朴的衣着，不加修饰的仪容，且不善言辞，正是他率真求实无半点造作的外部表现。这些，就是王文径形象的素描。
  王文径在文学艺术、文物考古方面，成就已很多，贡献已很大，然而就其本身来说，这仅仅是一个起点。王文径还年轻，来日方长，事业与学术和文学艺术的成就还在后头，祝愿他勇往直前，不懈地攀登。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王文径如是说。
  梁峰九九话林昌
  一一记李林昌委员
  陈桂味
  壬申岁末，由李林昌先生撰写，鹭江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九十九峰起伏漳浦史》发行问世。这是一部记述漳浦自有史以来，历代盛衰起伏朝代更替故事的新书，作者以丰富的史料，通俗流畅的笔调，把漳浦数千年来历史沿革、政治、经济、教育、政风官制、浦人开发台湾等事件浓缩在十八万字的册子里。这是一本很好的乡土历史读物，难得旅台乡亲陈则蔡、陈建仁、张缉熙和印尼华侨乡亲柯汉扬、旅港乡亲刘逸年等先生乐意为其作序写引。正如题记所言：漳浦历史/如梁山九十九峰起伏/似鹿溪九十九湾曲折/漳浦有黄金时代/也有贫困日子/愿此书能作您/历史的借鉴/深思既往/探索未来。海内外的漳浦人读漳浦史，倍觉亲切；忆漳浦事，百感交集，思绪万端，激发多少赤子爱乡之情，激动几多青春少年拳拳之心。怪不得此书一投放市场，就拥有众多读者。
  这是林昌先生近年之力作，也是他数十年辛勤笔耕点滴积累的结果。当前，李先生一面继续负责《漳浦文史资料》的编纂工作，一面整理漳浦掌故，漳州掌故，祝愿他的第二本乡土历史读物能早日与读者见面。
  李林昌先生，1922年12月6日生于漳浦县城西街的一户书香世家，先代祖先李宝弓，明崇祯年间任两浙监盐御史等职，明亡后清朝征为御史，他以母年老为由婉辞，住故乡办公益事业，与康熙漳浦知县陈汝咸交谊甚笃，人人称他“李老爷”。他广有田产，民间有“西街李饿不死”之谚。后代多有读书考中者，以第五代孙李实贲中雍正进士任翰林检讨为最著名。林昌之父李序宾为民国时期漳浦地方绅士，家境富裕，养尊处优的生活养成林昌豪放直爽的性格，喜自由发挥而不受拘束，拙于理化，在语文方面则在少年时代已崭露才华，1934～1935年就读于县立第一中心小学时两次获全县高小学生国语演说竞赛第一名，得奖赠许多书籍，从此养成阅读兴趣。1936年夏升学佛昙纯美初级中学，这是一所印尼万隆华侨领袖杨纯美先生捐资创办的中学，1936年建成并首届招生，校内设施较为齐备，图书馆藏书丰富，林晶在校涉猎更多书籍，为写作创造条件，开始在报刊发表文艺习作。1938年春转校龙溪中学，时值抗战，为避日本飞机轰炸，龙溪中学从漳州迁长泰县岩溪（后再迁漳平永福、南靖水潮）。其时日本侵略者大举入侵中国，闽南前哨的金门、厦门也相继沦陷。国难当头，许多热血青年投笔从戎，参加抗日。林昌平素也接触一些进步书刊，常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情感，决心到“社会大学”去锻炼，为抗日尽一份责任，于1939年停学，义务参加由漳浦县商会理事长陈则蔡为主任委员的“漳浦县抗敌后援会”宣传工作团当团员。陈则蔡先生本在漳浦、集美、福州等地中学任教导主任，是抗战发生后才从福州回漳浦从事抗战的后援工作的。抗敌后援会是各界群众的联合团体，有宣传、慰劳、募捐、救护、消防、纠察等工作团，其中宣传工作团（简称宣工团）成员多由教师和停学的知识青年组成，以戏剧、演讲、写标语、绘漫画、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等形式去宣传发动民众，唤起民众。“宣工团”一度轰轰烈烈，他们不单在县城宣传演出，而且常深入乡下农村，向广大农民兄弟宣传抗日，颇受欢迎。林昌作为其中一员，热情参加活动，又由于林昌兴趣文字工作，由陈则蔡主办，“宣工团”团长曹起凡主编的《漳报》吸收他为助理编辑，协助总编辑曹起凡处理稿件，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为以后从事文字工作打下了基础。（当时柯汉扬任漳报记者，蔡启昌任编辑）。
  抗日战争开始时，国共两党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后来不断发生摩擦。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各地的抗敌后援会宣传工作团都有共产党人或共产党的同情者加入，1939年春，国民党福建省党政当局下令，规定县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由县党部负责人兼任，以加强控制。漳浦县党部党务指导员黄慕周接收了抗敌后援会后，这一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就在无形中消散了。“宣工团”成员星散，《漳报》因经费问题停刊。林昌往漳州考入驻军75师战时服务团（类似文工团）为团员，时年17岁。在服务团工作半年多，因不满现实乃辞职回家。翌年（1940年，18岁）考入漳州师资训练班受培训三个月，派回漳浦任国民学校（初级小学）教员，先后在鹿溪、龙美、榕树等校当教员，在下楼、溪南等校当校长两年。1942年20岁时参加普通考试及格，被吸收到福建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教育系受培训三个月，派充云霄县政府教育科员。1944年22岁时，由柯汉扬（当时以国民党漳浦县党部执行委员任执委会秘书，襄助书记长许元瑜办《漳浦民报》）荐引，回乡任《漳浦民报》记者，一方面向省请调，得准调任漳浦县政府教育科员。林昌一时间拿不定归属何方的主意，双方兼任工作，不久便因言论触怒县长何永德，被调任霞美校长，林昌不赴任。从此任漳浦民报记者，一年后改任编辑。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漳浦民报准备迁厦门出版，改名南潮报（因许元瑜病重命危，报社没有迁厦，而报名已改）。许元瑜病逝，柯汉扬接任书记长，当选省参议员，升李林昌为总编辑。柯汉扬被推选为省参议会驻会委员，往福州驻会，又升林昌为南潮报社长（柯为发行人，即负责人），将报社事务交李林昌代会为主持。当时报社全体员工只二十来人，一半为印刷工人，三分之一为业务人员（兼对外经营印刷业），编辑记者只占三分之一（4人），林昌既管理社务，又负责一半编务，报纸为三日刊（一度改为日刊，因经费问题复为三日刊）发行一千份左右，报费收入不敷支出，靠兼营印刷业弥补，林昌吃苦耐劳，不负汉扬重托。他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我的能力甚低，所以能得到汉扬信任，只是由于肯刻苦认真而已。汉扬极力支持我，我当时年少气盛，在言论上得罪不少人，汉扬都全力支持，妥善排解，在社务上有失当之处，他也不加责怪，处处谅解。”抗战胜利后，“南潮报”改名“漳报”，林昌仍为社长兼主编，报纸出版至漳浦解放。其间，林昌与陈建仁又合办过“南天报”于厦门。
  在旧社会，李林昌走过了一段起伏曲折的路。从中，仿佛可看到旧社会一个知识份子对文化工作的执着追求，以及社会现实所注定的波折、困惑和彷徨。林昌有着痛苦的选择与磨炼的过程。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影响他的人生观，这，于今是可以理解的，不必苛求责备。
  林昌从旧社会走过来。由于深受陶渊明思想的影响，漳浦解放后，他便投笔从农，坚心劳动，安分守己。决心将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表现颇好。
  林昌在农余始终保持阅读书报的嗜好，从未间断。一个时期，报刊杂志难以订阅，西街邮电局门口的报刊橱窗前，每天中午或晚间总有他光顾。他还参加县政协每星期一次的晚间学习，为县政协主办的《漳浦文史初稿》撰写稿件，至“文革”文史工作停顿才搁笔。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历史时期为林昌带来生机和活力。这时他年届花甲，体力已开始衰退，但脑力不减当年，而且由于“久违”文字工作，一旦有了重新执笔的机会，大有“夕阳无限好”之感慨，有心趁有生之年，对过去的荒废做一些补偿。基于这个观念，便释放出一股能量。1980年，县政协聘请林昌协助文史工作。自1980年至1992年的十一年间，共协助编辑出版《漳浦文史资料》十一辑。每成一辑，林昌从征集、阅稿、修正、复写呈送审核，直至付印校对，几乎一揽到底。每一篇文章，每一辑资料，无不饱含他的汗水和心血，其一丝不苟的精神，为知情者所钦佩。在编辑文史资料的同时，他还陆续撰写许多“三胞”与祖地关系的文字，在各地报刊发表，并经常与台湾、香港、国外诸多老同学旧同事通信通话联系，热情介绍祖国、家乡实况，为爱国统一战线，为和平统一祖国，为我县改革开放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近十多年来，有关部门和单位赏识林昌的工作精神和编写水平。他先后被聘参与漳州市和漳浦县地方志的编写，主编漳浦县水产志、民政志，协编漳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志。县志编纂委员会选送他到福建师范大学修志学习班培训，参加龙溪地区组织的资料组到省档案馆采录民国时期的档案资料。
  林昌先生膺选为政协漳浦县第六、七、八届委员。今已年逾七十，而精神矍铄，身板健朗，工作热情与效率均高。“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古稀之年笔耕不辍。今年又继续承担第十二辑文史资料的编辑，还腾出时间修订第二部著作，准备在不久之后付梓。
  晚年的林昌先生，是他心情最舒畅，工作最有成就，对社会最有贡献的“黄金时代”。“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我们祝愿他健康长寿，更有所作为。
  此际风正好，扬帆向外洋
  ——记杨江河委员
  陈桂味
  岱嵩岛，是漳浦县诸多岛屿中唯一有居住人口的小海岛。它位于佛昙湾上，整美半岛西侧。全岛面积0.2平方公里，形如火炬，其南北长0.7公里，东西宽0.3公里。岛上有一渔村，全村723户3427人，世代以捕鱼为业。据清康熙《漳浦县志》记载：“大桑屿在十七都井尾港内，居民皆业渔，其地宜桑，故名。”闽南话“大桑”、“大嵩”、“岱嵩”谐音，音不变而字不断被雅化。清初以前以“地宜桑”而称该地为“大桑”，《县志》说“今（清初）误称大桑为大嵩”，所谓误称，其实是雅化，最大原因在于桑蚕之业已废，随着附近地区人口增加对鱼食需求的增长，大桑岛居民由“宜桑”改为“宜渔”，大桑岛仅0.2平方公里，不大。只因岛上有山体抵挡风浪，才得以保住沧海中的桑田，居民为拔高那小小山体的形象，在改业桑为业渔之后，雅称此岛为大嵩，后再雅化为岱嵩，这便是名称与实体不相符的由来。
  岱嵩岛虽有鱼产之利，但过去米珠薪贵，鱼不值钱，居民历来生活甚苦，很多人飘洋过海谋生。今日岛上渔村，生活条件发生巨大变化，户户渔家，住上新房，建楼房的也逐年增加，都用上自来水，用上了电、电视机、电饭煲、电冰箱、音响设备等家用电器普及率很高。程控电话也开通到这海岛。陆岛码头于1993年4月建成，国家为这工程投资181万元，码头结构为50吨泊位空心长方型。岛上渔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
  当代，在这岛上诸多海之骄子当中，有一个名叫杨江河的中年汉子，生得一米七八身材，长期的风浪洗礼，使他显得机警、沉着、果断；烈日、海风的沐浴，使他显得结实、粗犷，加上渔民的一样肤色，乍看，地道是渔民中的普通一个，若无介绍，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位老板——佛昙渔业开发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一位敢想敢干，敢闯外洋的远洋捕捞带头人。
  杨江河，1945年生于海岛渔家，少年时期的杨江河时常跟随长辈出海捕捞弄潮，接受风浪考验，练就顶风斗浪的胆量，分享渔汛丰收的喜悦，也尝试海水的咸涩，从而爱上那湛蓝无际的大海，憧憬未来驾驶渔轮，纵横在万顷碧波之上。1961年他农中毕业回乡，便投入渔业大队，置身大海的怀抱。1962年，岱嵩岛开始试养海带，大队派他跟随几位较有经验的渔民北上旅大，学习海带育苗及养殖技术。那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海带这种低档食品居然也是抢手货，在旅大学习育苗及养成技术的杨江河，巴不得三天两头学完技术，把苗带回家乡，播入大海，使漳浦民众尽快尝食到自己生产的海带。一个月的刻苦学习，北上的伙伴们都掌握到海带的养成技术，运回种苗，投放于岱嵩岛附近的海域，当年收获海带，投放市场。1963年起，杨江河正式编入渔业队，出海参加捕捞。1965年大队引进灯光诱捕作业新技术，杨江河调灯捕船当船员，1966年当甲板长，1967年当灯捕技术员，在实践过程中，杨江河留心观察、思考，常向有经验的渔民请教，技术提高较快，出海生产时，他在诸多环节中提出改进技术的意见，均有独到之处，深受伙伴的好评。该船的单船捕捞年产量，连续四年居全县第一。1968年，古雷公社油澳大队渔业队也购置灯捕作业船，初办缺技术人才，经水产局介绍，杨江河等两人受聘到油澳大队灯捕船当技术员，传授、指导灯捕技术。当“赤脚”技术员全凭实践经验，直观地手把手传授技术，没有“真功夫”是不能胜任的。杨江河年青，精力充沛，热情，始终和兄弟村的渔民们战斗在灯捕船上，毫无保留地把技术传授给他们，取得他们的胜任。聘期原定六月，结果延聘至十二个月。这一年，油澳大队灯捕作业船获得好收成，成为古雷公社渔业生产的一面旗帜，周围几个从事渔业生产的大队，也纷纷引进这种先进的捕捞技术，有效地推动当地的渔业生产技术上一档次，上一台阶。
  1969年，杨江河返回岱嵩岛，一直从事渔业生产，1978年起担任灯捕船副〓、船长。在长期的海上捕捞生产中，他不断探索、学习，较全面地熟悉有关季节、渔汛、渔场，以及天气物候等方面的知识，熟练掌握生产技术。他所负责经营的渔船，经济效益一直保持在全村上游。
  事物在不断发展，灯光捕捞也随着新捕捞技术的出现而逐渐走下坡路，直至被淘汰。八十年代初始，随着承包责任制的出现，杨江河便大胆地向大队承包一条停港待售的灯捕船，进行技术改造，装置了流刺网具，发展流刺作业，一时也获高产高收。1983年，省内外海捕虾技术研究有了突破，杨江河及时掌握这一技术动态，在省水产厅、省海洋研究所和县水产局工程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借鉴外地海捕虾网具，加以改造，经十多次反复试验，终于获得成功。通过引进、改制的海捕虾网，捕虾入网率高，经济效益好。先进的网具吸引渔民们的极大兴趣，由近及远，许多渔民纷纷前来看样订货。为推广新技术，使大伙共同致富，杨江河在县水产局指导支持下，于1984年办起网具厂，将岛上渔家妇女组织起来，生产虾网，沿海各地闻讯求购者纷至沓来，无形中起到推广技术和增加岛民收入，一举两得的作用。
  .1985年，杨江河又与岛上渔民杨连乔、杨仲添等人合作研制专捕乌皮马鲛的网具和专捕大鲳鱼的网具，均获得成功。这两种鱼均是高档鱼，畅销港台，经济效益好，这两种网具至今沿用。
  杨江河十分重视海上先进通讯设施的安置。1985年底，他转场广东惠州海域生产作业时，与粤、港渔民接触较多，看到他们船上所装置的无线电通讯设施，即进行仿效，购置二台无线电对讲机，先在2102号船和杨建生船实现海上通话，又经上级批准，杨江河在自家设置岸台，实现陆海通话，使用后很快产生极好的效益。有一次，2102号船出海后推进器掉落，操纵失灵，岸台得讯后马上派船前往救援，使之转危为安，继续投入生产。又一次，该船用探鱼仪发现马鲛鱼群，但船上无备大目流刺网，若返港取网便失去良机，该船只好边跟踪鱼群，将渔讯用对讲机报告岸台，岸台得讯，火速派船将网具送达，及时投产，当天捕获马鲛8000多斤。先进的通讯设施，既保证安全生产，又可提高产量，岱嵩岛上渔民一时掀起争购对讲机的热潮，筹资10多万元，请杨江河替他们代购，单就1986年一年里，杨江河为乡亲代购100多台对讲机，不收取任何报酬，设在自家的岸台也是无偿为大家服务。至今，全渔村适应外海捕捞的250艘渔船均安装上对讲机，及时传递情、风情、灾情等信息，保障海上生产安全，提高经济效益。杨江河被市、县水产局聘为渔业信息站副站长（兼职不脱产）。
  杨江河及岱嵩岛上诸渔友的成功，是他们开拓奋发精神的成果，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援助。1989年，省内渔业信息指出，近海渔业资源明显减少，捕捞作业产量下降，一些渔村已陆续组建外海船队，参与外海渔业生产。长期在海上作业的杨江河，早就明了开拓外海渔场势在必行；对外海捕鱼跃跃欲试，但因资金不足，将这念头暂时搁下。1989年近海捕捞作业的减产，杨江河的心颤动了，几次日夜不眠地思考，经与渔友们几番商量，几次探讨，取得共识。省、市、县、镇政府逐级明确支持。1989年8月，省水产厅解决贷款30万元，自筹40万元，当年建造一艘70吨位315马力的外海捕捞船，1990年投产，是全县第一艘外海捕捞船，开拓外海礁石渔场，进行拖网作业，捕捞石斑鱼、真鲷鱼、金鲷鱼、鱿鱼、龙虾等高档鱼类，经济效益相当可观，1990年至1992年，每年获利30万元。1991年底，杨江河又自筹资金50万元，购进一艘装机450马力的外海捕捞船，1992年投入生产，当年获利30多万元（两艘一年共获利60多万元）。
  发展外海捕捞船获利丰厚，杨江河的榜样为渔民群众所借鉴，纷纷筹措资金，造船置网，极大地推动本岛外海捕捞业的发展。在杨江河的鼓励、支持、带动下，至1992年，岛上渔民新造外海渔船16艘。在镇、村领导的倡议下，大家自愿组织起来，成立“佛昙渔业开发公司”，众人推选杨江河担任经理兼董事长。这个公司的成立，为我县群众渔业打出外海以至远洋奠定了基础。1993年上半年，杨江河又积极联系，佛昙渔业公司申请加入漳州市远洋渔业公司获准，成为市远洋渔业公司的成员，使岱嵩渔船能够由外海而进入远洋捕捞创造了先决条件。新近了解到，明年这公司的部分渔船，将出国远洋生产。岱嵩岛的渔业，从此，冲出海峡，走向世界。
  在岱嵩海岛海村，渔民们都夸杨江河有远见，有能力，是该村渔业生产的开拓者，带头人。确实如此，是杨江河的开拓创业精神，带领推动了全岛渔民用科技装备自己，向外海，向远洋要效益，要财富。如今，全村拥有渔船300余艘，其中装机12马力（及12马力以下）的有50艘，24马力至150马力的250艘，150马力以上的100余艘。各类渔船上的网具、通讯设备、探测仪器、航行器具齐备。多数渔船已实现一船二至四种网具，以适应各类捕捞作业的需要，生产的应变能力和经济效益明显提高，1993年全村收入预计可达三千万元，为1983年的六倍。渔民人均收入1650元，为全县上游。加上政府的支持，现在岛上与陆上通电，通水，通电话，至1993年8月，全村已开通闭路电视。海岛码头也建成投入使用。渔村在改革开放中蒸蒸日上，欣欣向荣。
  此际风正好，杨江河，祝愿你领头扬帆，乘长风破万里浪，冲出海峡，冲向大洋！
  毕生作育人才的林庆馀先生
  寓台湾九十翁陈则蔡
  编者附记：林庆馀先生，诞生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卒于1966年，享寿73岁。历任漳浦县第一、二、三、四届政协委员、文史组长（至逝世而止）。他是漳浦最早的大学毕业生，民国八年（1919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全国会试第三名，人称“番仔探花”，一生杜绝仕途，专事教学，桃李遍各地，他平生著文宣传先贤，独不宣传自己，故后人对他的生平事迹不甚了解，我们有心为他立传，苦无资料。1993年他的后裔和学生为纪念他而收集其遗作，编成《傲雪集》，请其生前旧相识写一些回忆文字，一并刊载。其中有年已九十，现居台湾阳明山下的陈则蔡先生寄来一篇《缅怀故老话三同》，记述林老先生早年逸事，正好弥补这个缺憾。现征得同意，在《傲雪集》尚未问世时先在这里发表，以飨读者。
  林庆馀先生是我的老友，他长我十岁，彼此年龄虽有距离，但当时在故乡，却交成忘年，引为知己，时常过从。因而有同室谈心，同局办公，同校教书的因缘。回想起来，已经是半世纪的事了。世变沧桑，年远事湮。现在让我来捕捉些比较深刻的印象吧！
  （一）香烟雾里诉衷情
  恕我老耋难记年，有一天晚上，我带了一听白金龙烟到庆老家聊天，两人同坐在书房内，各把香烟点燃，袅袅的烟雾里，排起龙门阵来，天南地北，鸡毛蒜皮，聊了一阵后，他忽喟然叹息，接着说：“酒不对味半杯多，话逢知己千句少，骨梗在喉，不吐不快”。我答道：“快说，敬领高论”。他继续说：“记得我刚从燕大毕业回浦时，林姓宗亲和漳浦各界，在礼拜堂开欢迎大会，封我做洋探花，比美先贤林士章先生。在他们心目中，既然做探花，当然要做官，升大官，发大财，可以耀祖荣宗，庇荫亲族。可是他们等了几年，看到我只会教书，没有官做，他们大失所望，接着闲言闲语满天飞，我都一笑置之。孔子说‘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而不可求，从吾所好’。不错，我要从吾所好，今与古不同，身为现代人，对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富强，都负有时代使命感，你看！文盲遍地，国家如何能现代化？我要超越流俗，追求心灵的舒展，创造我所理想的新境界……。”我说：“庆老，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他答道：“老陈，你放心，我这几根傲骨犹堪庸俗磨。”
  （二）纸上谈兵空规划
  不记得何年何月，福建省教育厅委任林庆馀先生为漳浦县教育局局长，同时委任我做视学（从前叫做视学，现在改称督学），因此，两人就同局办公。我对庆老说：你已做了不大不小的官儿了，主持全县教育行政，可以小展鸿图，计划发展全县教育事业。他说：“拜托你先搞一个草案，我们大家斟酌斟酌。”我答：“要先视察全县学校的实际情形，才好规划，才不会闭门造车，出门不合辙。”他说：“这样更好。”我第二天骑了脚踏车，出发视察，东南西北中五区，花了十天时间，视察完毕回局，我提出四点原则：一、教育经费独立，不得移作别用。二、设立简易师范，召训在职不合格教员，并招收初中毕业生入学，提高师资素质。三、各区设立一个中心小学，配合视学，辅导该区国民小学。四、充实社教馆，为社教中心，发展社会教育。这几点，经庆老同意后，交科长拟订实施细则。但计划虽然订好了，要实施时，忽阻力横生，最严重的是北军开下来，南军开上去，军队频频过境，专找学校做营房，卸下门板当眠床，折断桌椅脚当柴烧。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连学校的现状都无法维持，更谈不到发展了。庆老气得吹胡子，想辞职。我劝他稍安勿躁，也许时机会转好，你既然无公可办，不如趁这空档，整理你的乡土文学资料。后来时局愈变愈坏，有些个子较大的学生，军队把他当壮丁，抓去做挑夫。看来事无可为，两人商量一下，他摔纱帽，我卷包袱，各奔前程。
  （三）乐育英才与蠢才
  庆老的优良数理教学，是无形的注册商标金字招牌，驰誉闽南，各校竞相延聘。他敝屣仕途，要用一张嘴，一枝笔，从事教育，奠定国基。又像孔子一样，有教无类，无论英才与蠢才，只要肯拜他门下，他一律施教。每应聘一校，人未到，该校的学生早已准备欢迎。他教过闽南各著名中学，如寻源中学、集美中学、龙溪师范等校。他到各校服务的情形，据我所知，约分为两种：第一种因教学优良学生敬服，同事佩服，校长敬重礼遇。在该校任职的时间一年又一年，有欲罢不能之概。第二种情形，仍是教学优良，学生敬服，而同事妒忌，暗潮辄生，虽校长仍旧敬礼有加，可是庆老一觉得不对劲，马上辞职。他常对我说：“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又说“不遭人忌是庸才”，一笑了之。某年黄沂浣先生出长漳浦县立初级中学，托我聘几位优良教师，我第一个就到适庐请庆老出山，他说：薪俸，教学科目，教学时数，任职时间都没有问题。唯一问题，要我同到浦中任教，他才能应聘。这么一来，我只好同意他的提议，辞去集美师范教员，到浦中同庆老同校教书。到了浦中，他教数理，我教文史，我们教了将近一年，正教得起劲时，忽然学校奉令改制，由普通中学改为职业学校，定名漳浦县立园艺职业学校。改组初期，黄沂浣先生仍任校长，仍让我俩继续教下去。我对黄校长说：“山雨欲来风满楼，不但我们得走，你也要准备高升了。”我和庆老辞职后，分道扬镳。
  综观庆老一生，澹泊自持，宁静致远，风骨嶙峋，毕生奉献杏坛，作育人才无数，报效社会国家。可惜世事无常，哲人其萎。屈指妙才凋落殆尽，西望梁云，烟雨苍朦。愧无椽笔扬清晖，聊述往事当序文。
  附绝诗三首
  （一）怀故友
  文章学殖冠群英，屯蹇才高似贾生；美梦壮怀随逝水，海天澄碧月孤明。
  （二）喜绍裘
  桃李春风绛帐张，培材毓德令誉扬；吉人天佑有馀庆，兰桂流芳福泽长。
  （三）诵遗著
  珠玑万斛萃斯翰，兀兀孜孜历胆肝；文物宣扬存大雅，千秋乡史个中看。
  毕生治史鞠躬尽瘁——我们的父亲张兆基
  弓·帆·羽·翎·絮
  我们的父亲张兆基出生于1924年农历8月24日。八个月后，祖父逝世。祖母做女红维持生活，支持父亲上学读书。小学毕业后，父亲考进省立南靖师范学校（即龙溪师范学校前身），抗日战争开始，学校内迁，先后迁移到和溪、南靖山城、闽北建宁。为了读书，他小小年纪随着学校的迁移而肩挑行李，翻山越岭，长期跋涉。在校期间，他勤工俭学，夜夜攻读到深夜，他积极参加歌咏队和戏剧演出宣传抗日。毕业时由于成绩优异，被学校留用于龙溪师范附小当教员。
  1948年，他受聘任《漳报》副刊编辑，经常冒险刊载进步文章。有一次，因转载进步人士李济琛的讲话，被人将报纸检送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告发，报社受到追查，从此他离开报社还乡当农民直至解放。解放后，他重新从事教育事业。先后任绥安中心小学、县二中、三中教师，在教学中，他严格要求自己，从未误点误课；认真改进教学方法：以渊博的知识，生动、形象的语言给每个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教学效果突出，被评为县教育先进工作者。为了不断提高业务水平，他以顽强的意志边教书，边自学进修，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福建师院中文系本科文凭。后调任县工业局、文教局干部，转任县芗剧团团长，1972年调任县委宣传部干部。
  我们的父亲于学生时代即喜爱文史研究，对有关福建的地方史料尤感兴趣。他把平时省吃俭用挤出来的钱购买有关书籍，利用业余时间深入实地与群众探讨方言与普通话的对应关系，对予实同志所写的《闽南话中“仔”字》一文提出质疑，并撰写了《闽南话中的“仔”并不那么简单》一文，此文1956年在全国性的杂志《语文知识》（第50本）上刊登，并于1958年被编入《方言与普通话集刊》出版。
  1960年，他被借调到漳浦县新县志编委会担负编写工作，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就撰写了《漳浦人民革命斗争史》、《漳浦县自然、地理》、《漳浦县历史沿革》等新志（约六万五千多字，原稿打印保存在县档案馆）。
  在漳浦芗剧团任团长期间，他移植《东方解冻》等许多剧本，丰富了演出节目。他亲自担行李道具带领演员到山区、老区演出，受到群众欢迎，剧团因此被评为“红旗剧团”。
  文革初期，他受冲击被殴打，可他不仅没让我们家人知道，还教育我们，应相信政府不会冤枉好人。下放农村后，他和社员群众一起参加劳动，组织集体科学养猪，办政治夜校，在农村中起了示范作用，受到公社领导与当地群众好评。
  1970年，他在扬美水库政工组期间，深入工地，日日夜夜了解工地情况，写了大量的广播稿，通过广播宣传，提高民工工作积极性。他特别重视工地施工安全，注意险情，及时向民工进行安全教育，使水库在施工过程中无一人死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在漳浦县委宣传部担负写宣传材料工作，编印《学习参考资料》二十多期。1979年经群众评议，他符合“工作成绩特别突出的职工”的规定，获得提升一级工资的奖励。80年起，他选辑了周恩来等二十多位老革命前辈有关模范言行和生活作风的小故事三十多篇，编印成《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宣传资料三期。他搜集了几十个历史人物的小故事，经过改写，加上按语编印成《历史故事》八期，这些资料有较强的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在配合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方面，起了良好的作用。此后，他又为县广播站撰写了有关漳浦的历史、地理、风俗、人物、建设等长篇稿件40多篇，合计十四万字左右。
  1981年他膺选县政协委员，分工任文史组副组长，除协助审阅文史稿件外，他还写成下列作品：《郑成功的活动及清政府“迁界”在漳浦的影响》，人物传记《蓝理》、《黄性震》、《漳浦畲族探源》、《黄性震与湖西堡》、《漳浦畲人与陈元光》、《黄道周与东林党》共计约一万六千多字。这些作品先后在市、县各种刊物上发表。这时间，他还为即将开写的《漳浦县志》拟出了详细的纲目。由于他做出了大量的工作，1985年被评为县先进工作者，并得浮动一级工资的奖励。
  他在平时就很注意广泛搜集文史资料，积累了大量的写作素材，待材料上手后，即着手撰写文章，仅1986年就在省、市、县各级刊物中刊载过下列几篇著作：《赵家城》、《漳浦教案始末》、《清初定策经理台湾的功臣蓝廷珍》、《经世之才、一代名宦蓝鼎元》、《清代著名学者、教育家蔡世远》、《一代才女蔡玉卿》、《清初浦民赞颂的好知县陈汝咸》等。合计三万多字。
  漳浦县志编委会成立后，他即接受了标点校勘清康熙年间重修，清光绪间续修、民国二十五年翻印的《漳浦县志》任务。这部古籍有二十二卷，共三十五万言。在无多种版本可资核对，又缺乏工具书的困难情况下，他采用自校和理校的办法解决。在标点时，为了力争做到标点后的字句能够讲通，又能符合古代的语法和音韵，而且内容符合情理，又能忠于作者原意，他遇到难点总是反复推敲，经过大半年的辛苦，终于完成了这部古籍的标点校勘工作。在复印以前，他还代县志编纂委员会写了一篇一千多字的《前言》，并写了七条《点校凡例》。漳浦建县一千三百周年之际，这部经过点校的康熙《县志》誊印本在内部发行，不上三个月就基本售完（此书曾上送市方志办和省方志办）。
  1986年10月，他退休了。但他退而不休，仍受聘于漳浦县志编委会，1989年任总编辑。八十年代，他一直被聘为电视大学中文系的辅导教师，几年中间不论风雨，从不误课，教学深入浅出，辅导认真。他辅导的三届学生成绩都在全省名列前茅，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人材。
  1987年，他写成《漳浦县建置志》，史志资料《明多文士，清多武将》和《漳浦县历史上职宫设置》（约35000多字）。这些都刊登在《漳浦修志通讯》第五期。此后，他还编写了《人物志》、《军事志》、《宗教志》、部分《风俗志》、《工会志》计约二十万余字；修订《新县志总目录》、《工商志》、《民政志》约五万字；为龙海、东山两县县志审稿约九十万字。
  父亲对祖国优秀的历史文化有着真挚的赤子之情。他一生为抢救、保护和发掘宝贵的文物古迹作出不懈的努力和巨大的贡献。唐朝遗迹旧县堂的免遭拆除和被整修一新，湖西赵家堡和诒安城的发掘并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都与他殚精竭虑的考查、亲自上访和反复宣传分不开的。
  为促进漳浦与台湾的文化交流，他曾以《闽南“陈元光神系”庙宇及崇祀习俗初考》参加“陈元光与漳州开发”国际学术讨论。他的论文在会上获得好评。他的著作《漳浦名人传略》1989年由厦门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他热心地向台胞详细介绍漳浦的风俗、地理、人情习惯，鼓励他们投资，支援家乡建设，堪称他们的优秀向导与活字典，难怪认识他的人都尊称他为“漳浦通”。
  他历任漳州市第一届文联委员，漳州市方言风俗学会常务理事，市人物研究会常务理事，市人物志副总编辑。他不但学识渊博，而且对工作认真负责，由于成绩突出，多次受到省、市、县表彰，是漳浦县第五届、第六届政协委员，是漳州市第十一届人大代表。
  做为人大代表，他急群众所急，看到周围群众居住环境差，就亲自代表他们向政府申请修筑四条巷路计三百六十多米，并掏出自己平时节俭下的五百多元做为资助。走在平整清洁的水泥路上，他打心眼里十分高兴。因他又为大家做了一件好事。群众们也更敬佩他，爱戴他了。
  正当他还在毫无保留地发挥余热的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震憾了我们全家。经诊断，他患了不治之症。当时领导、同事们和我们家人都劝他好好休息治疗，可他还是以他的乐观精神同病魔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自1993年元月从上海手术回来后，就一边积极配合医生进行化疗，一边忍着病痛投入他的事业：翻阅大量的文史资料，拖着虚弱的身体到实地勘察，废寝忘食地继续写或重写《政府志》、《建置志》、《方言志》、《大事记》约十三万五千多字；继续审稿和改稿《水利志》、《卫生志》、《金融志》、《工业志》、《税务志》、《财政志》约四十万余字。
  Ca晚期，他仍一边输液，一边强打精神修改各志底稿，医生、护士深受感动并极力劝阻他，家人也要求他好好休息。可曾有一段时间，为了方便写字、翻书，他竟然拒绝在手腕上打针输液，这就把全家人急坏了。领导上知道后，马上到我家来劝慰他，他说：“这些都是我的工作，不完成，我于心不安啊！”后来，在领导的劝说安慰下，他才又为了完成工作而继续输液。在最后一段时间里，他的身体实在支持不住，就让他的两个女儿在身边帮助他整理稿件。终于完成他所预期的工作。但他对自己的事业仍耿耿于怀，一直到1993年8月18日逝世。
  我们的父亲在生活上节约简朴，他以微薄的工资赡养祖母、母亲，培养我们五个子女。可他每次认购公债或义务捐款救灾，从不落后于他人。每次提工资，他总是先让别人（因为指标有限），以至退休时，他的工资仍偏低，但他却毫无怨言。
  他是尊老爱幼的楷模。夏夜，他亲自为我们的祖母驱赶蚊子，冬天为她盖棉被，每日里嘘寒问暖，一日四餐从不间断。在他及家人的无微不至细心照料下，老祖母今年一百零六岁而且身体健康，被誉为“漳浦百岁老寿星”。
  我们五个兄弟姐妹，全都成家立业，他现在有内外孙八个。他时常教育我们在这个大家庭里，大家都要和睦相处，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要为国家多作贡献。我们耳濡目染他的言行，学他孝敬长辈，五个小家庭互相支持、互相帮助，被居委会评为“文明家庭”。
  我们的父亲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把自己的大半生精力献给漳浦的文史研究事业，为漳浦人民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就像老黄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他给予人的甚多，留给自己的甚少，直到病危时，他还在考虑要为后代留下一小片土地，省下几米木材，再三叮嘱我们一定要打破世俗观念，坚持用火葬，丧事一定要从简。
  我们的父亲一生清贫，他的全部财产就是满满的一大书架的书和壁橱、抽屉里的所有的他的著作的稿件。但我们却认为，他给我们留下的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做为他的子孙，我们将以有这样的长辈而感到骄傲，也将遵循他的教导，努力做社会上有用的人材。
  默默耕耘壮心不已
  记已故书法家洪和漳先生
  陈桂味柯云翰
  洪和漳先生是我县群文战线默默耕耘的老黄牛，也是九龙江畔声誉颇大的书法家。他过早地谢世，一晃便是半年多了。我们因不能对先生的精神道其万一而深感内疚。为了表达对先生的怀念之情，我们谨献此文，聊表寸草之心。
  六十二岁，对一般人说来恐怕是夕阳西下；而对不懈追求书艺、渐入佳境的艺术家来说，却是如日中天。和漳先生有许多未竟的事业：全县民间文学三集成的采访、征集、改稿、定稿、排印等工作尚未完成，书法艺术如何实现自我超越，如何发展漳浦的书法艺术……等等，他有好多事要做，有好多事想做，他热爱生活，更热爱群文事业；他热爱生命，更热爱艺术，大地有情，苍天无眼，便纵有千言万语，点点清泪，也无法表达我们对和漳先生的哀思和敬仰。
  先生虽去，音容宛在，他一生枕藉艺事，神专独创，奖掖后进，谦逊勤学，同道情谊，每每萦怀于胸。
  先生在世，淡于名利，与世无争，虽书艺渐佳，却沉缅砚池，挥毫不辍，毫不以书家自居，深为书界所崇敬。
  和漳先生，号云草，1931年9月出生于漳浦杜浔正阳村，先前为《漳浦文艺》、《梁峰》编辑、漳州市书协会员、漳浦县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省灯谜协会会员、中华书法艺术研究会理事、当代书画艺术学会研究会研究员。书法作品四十余次在国内各级重要书法活动中参展、获奖，作品多次镌刻于中国游园碑林，发表于《书法报》、《中国书画报》、《青少年书法报》等，并为贵州省博物馆、大日本书艺院等国内外单位收藏，其作品及艺术简历被编入《中国当代书法家墨迹》、《中国当代文学、书法、艺术、新闻人才传集》、《中国钢笔书法艺术》、《中国硬笔书法家作品集》等大型专业书籍。
  先生自幼秉承家学，书法根基较深，其父亲洪嘉谟，是三十年代名振漳浦的文人学者，通经典古文词之学，擅书法。和漳先生孩提时代就在儒家教条的严肃家法下成为一个笃诚的学子。在他的家乡，有一个闻名杜浔的逊清秀才洪和庭，才大学饱，成天吟诗作画，收集古董，家里雕龙画栋，名书名画屡见不鲜，和漳出入其间，耳濡目染，兴趣倍增。因此，他从小学起就能写出一手令人赞赏的毛笔字。与和漳一起向洪嘉谟学习书法的还有堂兄洪和株、堂弟洪和栋等。和株早年就学于暨南大学政治系，解放前曾任国民党长泰县党部书记长、厦门市教育局长等职。1947年日本投降，国民党曾派大批官员接管台湾省，洪和株亦在此列。自此定居台湾，现已80多岁。洪和栋解放前也举家定居台湾，现已去世。
  和漳先生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一生。在他的一生中，.随时闪烁对艺术不懈追求的光芒。1952年，他到福建革大就学，毕业后回漳浦县文化馆工作。书法、绘画、文学、考古、体育无所不能，表现出一个艺术家天赋的全面性和敏锐性。而因身份较高，在极左路线的践踏下，经受诸多折难，他却始终坚守艺术的信念。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岁月里，曾不得不投笔去另谋生计，历经困苦。由于“划清界线”，他为不连累人而不随便与人谈话，不随便与人打招呼，沉默寡言，被误为个性既“强”且“怪”，其实在他貌似冷峻的外表里，燃烧着一颗对文化事业，对艺术不懈追求的滚烫之心。1982年平反，落实政策归队后，他带着夺回逝去青春的信念默默工作，默默拼命。1992年到了退休年龄了，老伴看他体质那样弱，干起来真不要命，再三劝他按时退休。他确实真累，很想退下来治治病，但看到文化馆编辑《民间文学三集成》任务重，时间紧迫，又没人顶替得了，便决意编好“三集成”然后退休治病。那里知道，这一拼便把命也豁出去了。他患肺心病，气喘，医生强调必须休息治疗。他却取回药在家服用，坚持继续工作。即使在不能吃饭的期间，他也到印刷厂对稿，排印《民间谚语》，直到在回家的路上被自行车撞伤，在不能支撑的情况下，才肯躺在病床上。在住院期间，医生要他输液，当他知道输液很贵时，就复说文化馆经费少，不能为他增加单位负担，经领导和同事几次劝说，最后他仍断然拒绝输液。他为减轻单位负担而出院，医生几次建议服用冬虫夏草，他把药单塞在衣袋里，不让家属买来服用，直到他离别人世时，手里还捏着那张药单……。他始终坚信自己的病有望好转，在弥留之际，他还凭着平生的医学知识为自己开最后一张字迹模糊的药单。他还在叨念着书法创作和尚未全部完成的“三集成”，还牵挂着许多事，然而，谁能阻止死神对生灵残酷无情的掠夺呢？最后，他留下那些不朽之作和令人感念的事迹离开人世。
  和漳先生的书法最值得称道的是晚年变法脱俗。这种变法脱俗最集中地体现在他的小楷作品之中。他早年学书四体皆能，但有其共同的特点就是“俗”。熟话说，艺术落俗无救。他晚年变法，在传统精华与时代取向的座标系中，他找到了历史的契合点，使他的书法出现奇迹，即他完全告别了颜柳的世俗气、野气之后，在王宠、王献之、文征明、李叔同那里找到了抒发内心意蕴的突破口，由此一发不可收。在探索中，他的书法逐步基于古法而不拘泥于古法，绝俗而不拘于俗，形成超脱淡逸，凝重静健、清丽高雅的特点。在他的作品中人们已很难找到他以前的那种“烟火气”。他把这种追求推广到行书、楷书中，使其作品的格调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他能在近年的书法上取得成功，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治学态度非常严谨，其信条就是实事求是。他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治学原则，每有新作，决不轻易发表，必反复推敲，甚至几经寒暑，以求“严丝合缝”。二是有冷静的自省精神。他在平反后重新回到文化战线时，其求艺心理的自我反省尤为强烈，他认为，潜心艺术乃终生之事，切不可操之过急。是的，古人在案牍劳形之馀笔墨遣兴抒怀，其书翰墨札中所流露出的精神意蕴必与他的性情气质吻合，艺术家与寂寞生活相随，能使书之境界高远深邃。
  和漳先生把毕生精力献身于书法、文化事业，人如书之朴实，书如人之敦厚。列子曰“得而不喜，失而弗忧”，和漳先生甘于寂寞淡泊，故能于艺术中臻于超逸之境界。他在书法中潜心于艺术的表现力，却不同于学习书法中一般的程式化倾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宁静而无为，尊敬艺术的真挚态度，使他能在书法领域中遂其心，足为后学楷模。
  和漳先生作古而去，寥寥短文，难以寄怀，一叹。
  从东罗岩唱和诗碑谈到漳浦人的“删”韵诗
  林祥瑞
  漳浦古称海滨邹鲁，历代著述极其丰富，尤以明朝为最，《明史·艺文志》有记载的就有黄道周、周瑛、何楷、林偕春、卢维祯、陈公相、杨一葵、张国经等人的著作，其中一部份是诗文集，可见当时漳浦诗风之盛。《县志》虽只收录明诗几十首，也足以使我们了解到有明一代漳浦诗歌艺术之一斑。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这些作品都是个人的吟咏，没有多位诗人的唱和诗篇。幸好东罗岩白云庵至今尚保存一道明弘治年间的唱和诗碑，完整地留下八首唱和诗，是我县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据诗碑下端题记所述，可知这次唱和的缘由：浙江省余杭县人吴云，明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八年（1495）授漳浦县知事。他的父亲吴陶，字晋民，号纯庵，曾任河间县主簿及麻城县丞丞共三十多年，对县级政事富有经验。儿子中进士后要到漳浦当知县，对初出茅庐的儿子放心不下，就辞县丞职，偕同儿子来漳浦，一来当顾问，二来以“太爹”的身份来与漳浦文人交游，领略漳浦风光。他来到漳浦后，经常与缙绅们游赏名胜古迹。弘治九年（1496年）秋，他要回余杭，漳浦缙绅陈奂、林表、吴骥、周仁等，特邀请他登临八景之一“东罗旭日”的白云庵，为他饯行。他那身居县官的儿子吴云，带僚属参与宴会。
  吴陶当时心情十分欢悦，诗兴大发，即景生情，首先赋诗一首：
  步步藤萝面面山，白云堆里启松关。经翻贝叶禅心静，帘卷湘云岁月闲。
  古洞玲珑烟树合，香阶屈曲雨苔斑。登临今日须教醉，明日分离转掌间。
  这首诗的押韵用“十五删”。删韵本来就是字数较少的窄韵，历代诗人很少采用。况且这首诗首句也入韵，要用山、关、闲、斑、间五个字来押，这就增加了和诗的难度。而赴席的都是吟诗高手，人人即席唱和，直抒胸臆，以送别为主题，描写山寺花木，均能各臻其妙。按诗碑刻列顺序如下：
  曾任贵州右参议，鉴湖（佛昙大坑）人陈奂的诗：
  独爱招提境上山，肩舆乘兴扣禅关。东罗日映沧溟阔，宝篆烟浮白昼闲。
  鸟唱深林和曲调，苔侵古砌杂花斑。问渠衣钵源头处，尽道蓬莱仿佛间。
  曾任贵州镇远知府、灶山（佛昙港头）人林表的诗：
  踏破苍苔到此山，白云满地锁松关。举头日月星辰近，回首乾坤境界闲。
  酒注玉杯鹦鹉绿，香焚宝鼎鹧鸪斑。知君欲问三生诀，正在西来咫尺间。
  漳浦县教谕，广东揭阳人林坰的诗：
  曾陪胜赏到罗山，云是招提第一关。风叶飞惊玄鹤舞，老僧长伴白云闲。
  岩松影护禅坛静，雨藓纹封石砌斑。回想彼时相会时，如今又作别离间。
  漳浦县训导，广东吴川人谭论的诗：
  东罗岩穴四围山，日落云归又闭关。方丈乾坤闲外乐，蓬莱风月乐中闲。
  千年禅榻岚光润，万岁经龛石笋斑。若既登临归去后，也应疏散在人间。
  漳浦县典史，广东博罗人杜奎的诗：
  同赏东罗第一山，山无俗客鸟间关。休夸佛法千年计，赢得浮生半日闲。
  夕照淡笼梅影瘦，新霜微染菊花斑。福田欲种儿孙福，万事惟存方寸间。
  曾任处州经历，漳浦口竹人吴骥的诗：
  万松苍翠锁罗山，别是人寰一个关。野草深迷幽洞古，寒烟长护石坛闲。
  竹摇樵廷筲韶奏，苔积丹崖锦锈斑。此日感怀良有以，更看题咏勒碑间。
  曾任六安知州，漳浦县城北郊周仁的诗：
  北郊东迤一名山，占尽风光云护关。翠壁丹崖岑胜概，奇花芳草竞幽闲。
  洞泉玉鸣挹练绕，石室苔深匝地斑。登玩方知天造设，蓬莱仿佛在人间。
  东罗岩白云庵住持和尚正纲把这八首唱和诗收录保存，吴云忙于政事，又值进京考绩，没有将这些诗刻录。弘治十四年（1501年）是吴云离任的前一年，这八首诗才由他作题记，由僧正纲刻录于青石碑上，树立于东罗岩白云庵。其中陈奂的诗与《漳浦县志》所载略有不同，是由于即席和诗，时间匆促，用字用词未经详细推敲，漳浦最早的《县志》也在这次和诗以后的嘉靖年间才出版，可以断定，《县志》所载陈奂《登旭罗岩》诗，是经过作者本人修改过的。
  《漳浦县志》没有为吴云立传，但记载他首建威惠庙（西庙）门楼的事迹：“宏治间，知县吴云当庙门为楼三楹，翼以左右，上接两廊，俯瞰崖谷，旷视川原，登眺者以为胜赏。”嘉靖、万历年间经过知县慎蒙、房寰相继修建，在有明一代成为眺览远近风光的胜地，留下不少诗篇，如嘉靖六年被贬为漳浦县丞的给事中余经的《九日登西庙楼》，万历年间任四川按察使的长泰人戴爆的《集陈将军西庙楼》等名作。
  历代所遗留的名诗，押“删”韵的寥若晨星。漳浦先贤黄道周的诗，倒有十多首是押“删”韵的，今摘录三首于下：
  一、处分后十余日，仍赐金币，以《实录》故，叙劳在前，欲辞不可，感而有作六章（其三）：
  英云淡露各相关，不在当时环块间。白骨投生犹捣药，孤儿得果尚开颜。
  桃花水记渔人棹，桂树香留明月山。无限恩波沉载者，腐儒独此忆编斓。
  二、答蒋若椰、王觉斯各有诗见慰四章（其四）：
  野吹未惊鹓鹭班，长松小、草各分攀。臣心不较市前水，旅梦自依江上山。
  锦段夙归良友好，羊裘今纵狂奴闲。余生合出骊龙领，不为微官苦犯颜。
  三、廓落诗十章（其四）
  失队鹤群去未还，药师饼客少开颜。神人闲守琅玕树，逸史忙翻大小山。
  尽有波澜萦岛峤，可无声泪动尘寰。五羊贱子看皮里，犹在鸡尸牛后间。
  黄道周的诗不特具有极高的文学造诣和娴熟的技巧，而且诗意体现出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
  清康熙年间漳浦知县陈汝咸的《晚泛鹿溪》也是用“删”韵，写景抒情自然流畅，不同凡俗：春溪雨后水潺援，驾得扁舟出小湾。帆转九回仍对岸，棹移千折欲留山。绿波鸥熟随潮上，翠岫云轻护石间。却愧风尘称俗吏，暂时游赏破愁颜。
  近来写格律诗的极少，漳浦寓居台湾乡老陈则蔡，字半涯，是一位格律诗较有成就的耆宿，他的《半涯吟草》诗集中就有1983年所作六首七绝押“删”韵，今举三首以飨读者：
  山居
  山居最是解愁颜，策杖寻幽碧嶂间。极目乡关天一发，风高海峡几时还。
  山居
  薰萧白发对青山，家在清溪碧云间。岁月无情谁作伴，静修贝叶自安闲。
  自遣
  行年八十赋清闲，游憩晨曦夕照间。莫负春江花月夜，及时奚管鬓毛斑。
  从诗中可以了解到陈老先生对格律诗的造诣之深，以及他的情操和对家乡的怀念。
  总之，写格律诗难，用窄韵写格律诗更难，作者能不因为格律的严格限制而能畅抒情怀，把景致写活，是极不容易的。东罗岩诗碑所保存的八首唱和诗以及上列漳浦人、漳浦官的几首“删”韵格律诗，堪称古今格律诗中的上乘。
  漳浦“三刘”
  黄玉盘
  明朝万历四年丙子（1576年）福建乡试（秀才考举人），漳浦杜浔人刘庭芥与弟庭兰、庭萱、从弟庭蕙，俱以廪生应考。庭兰名登第一，庭芥第十六，庭蕙第二十八，一举（中举人之“举”）成名天下知，世称“三刘”。据康熙《漳浦县志·枞谈》：“庭萱亦在荐列”，而发榜时却只落得一个“副榜第一名”，从此自叹命薄，不再上进。庭萱因何不能登正榜？这有一段内幕故事：
  汀州府秀才在这次乡试中，竟然没一个人中举。汀州府“司李”（古代“李”通“理”字，司李即法官，明朝的正式官名为“推官”）奉召参加这次评卷工作，请求主考官给汀州府一个名额，主考官说：“额已定矣，当若之何？”汀州府“司李”说：“漳浦刘氏兄弟，元魁济美，请退其一以让汀士，可乎？”主考官慎重考虑之后，答应复查，但经过审阅汀州诸生试卷后，还是选不出一卷可与漳浦刘氏兄弟的文章媲美，仍然确定庭萱中举。汀州府“司李”再三恳求，而主考官坚持不可。后来，参加评卷的全体官员同声恳求，主考官见是众人的意见，不能不尊重，才拔举上杭县的张恩，以补汀州府在这次乡试中中举的空白，退列庭萱为副榜第一。
  庭萱自叹“莫非命也！”自此失志，无意追求功名。后以“岁贡”授广东新会县学训导、周王府教授，也升官至连州知州。庭芥中举后连登万历五年丁丑（1577年）进士，庭蕙、庭兰也于万历八年庚辰（1580年）同登进士。漳浦的“三刘”便与北畿南乐的“三魏”南北相媲美，语出《明史·魏允贞传》：万历五年，魏允贞与刘庭芥同科登进士，允贞之弟允中、允孚，与庭芥之弟庭蕙、庭兰又于万历八年同科登进士，世称“南乐三魏，漳浦三刘”。而刘庭萱，虽官至知州（明制，州直属于省，不属府管）由于不是进士出身，没有被与“三刘”同列，合称“四刘”。民间传诵“三刘”故事，庭萱默默无闻。
  一、刘庭蕙
  刘庭蕙字云嵩（1547～1617年）漳浦县杜浔镇涵头（今北坂村）人，父名养大，字东涯，儒业未成而去世。母陈氏，二十四岁而寡，愿以死殉夫。诸伯母劝说：“如舅姑与五月子何？”（你以死殉夫，将置你的公公、婆婆及出生才五个月的幼子于何种境地呢？）刘母见公公、婆婆白发苍苍，幼儿啼哭不止，不禁泪如雨下，于是幡然转变念头，强忍悲痛，刻苦抚育幼儿，勤谨侍奉公婆。在逆境中偏偏又逢到盗匪作乱，乡人纷纷逃避，独陈氏守住亡夫灵柩不走，虽然盗匪只是过境，随即他去，而公婆由于悲痛过度相继去世，陈氏以一个年轻寡妇迭遭刺激，为三次办丧事而操劳，经济拮据至极，而他总是艰辛地哺育幼子，立志将幼子训育成为有用的人才。（据康熙《漳浦县志·闾巷》）
  陈氏对儿子教督极严，经常织布到深夜，陪伴庭蕙读书。曾对庭蕙说：“人间哺儿以乳，予哺汝以血泪。”可见其教子的艰辛程度。邻里都称赞刘母贤惠。庭蕙遵循母训，矢志力学，题一联于书斋以自勉：“夙兴莫后鸡三唱，时习当如鸟数飞”（据蔡衍鎤《学宪刘公传》）。刻苦学习终于有成，二十九岁时与堂兄庭芥、堂弟庭兰同登万历丙子举人，庚辰与庭兰同登进士。
  庭蕙中进士后任广东新会知县，遭大旱，率众大修水利，开渠灌田，战胜天灾。后升任云南提督学政，大兴文教，政绩卓著，大得士民之心。他处事认真，而为人富有风趣，一次视察学校，正是炎夏季节，见学员解衣消暑，戏言道：“裸裎焉能浼蕙？”意思说：天气虽热，我刘庭蕙不会学你们的样赤膊解暑。众学员无人应对，他才接着说：“左祖无乃为刘。”用一则历史故事来安慰众学员：汉朝大将周勃为清除吕太后之党以维护刘氏政权，在军中对众兵将说，拥护吕氏的右袒，拥护刘氏的左袒，军中都左袒。庭蕙以自己姓刘，巧妙地引用这个故事以表示对众学员的谅解。刘氏的风趣，在云南士民中传为佳话。
  后来刘庭蕙升任广西布政使司左参议，晋阶朝议大夫。当时有一个叫“沙郎”的少数民族首领不服朝廷统治，朝廷商议出兵讨伐，有佞臣谋算借刀杀人，举荐刘庭蕙“文官挂武帅”带兵出征，传说“妈祖显灵，化黄蜂助阵，一战而平”，神话流传至今。而据康熙《漳浦县志·刘庭蕙传》刘庭蕙是“以数十骑直入其地，谕以大义，皆革面。”他不动干戈，而用说服，消除一场民族纠纷，表现出其卓越的胆识与才能。
  刘庭蕙时时思念母亲守寡养育之恩，深以母亲劳瘁一生，而自己当官后母亲已经逝世，不能奉养母亲过几天好日子为人生最大憾事，乃上《陈情表》于皇帝，叙述母亲的艰贞，其中有一段感人肺腑的话为古今所传诵：“人间哺儿以乳，臣母哺儿以血。臣登科第，母不及见，臣操升斗，母不及养。”皇帝览奏，下诏为刘母立坊旄表。石坊立在漳浦南门外（今京仔村）通广东大路上。刘庭蕙作联题刻于坊柱，悼念母亲抚孤训子成才的功绩与当时艰辛不谕的坚贞意志，那联语也为古今所传诵：
  归刘甫六霜，矢志霜天独鹤；
  抚孤才五月，伤心月夜啼乌。
  清初名士蔡衍鎤作《学宪刘公传》，说“读其题坊联语，能令观者泪下”。
  康熙《漳浦县志》为刘庭蕙立传，说他“后以册封事与僚佐争论不合，解组归。”这有一段冤枉事：万历皇帝宠爱郑妃，答应以后立郑妃所生的皇三子继承皇位，而这种“废嫡立庶”之事违反传统的封建制度，必然引起朝廷硬臣的反对，有失君王尊严，只好以拖延不立太子的办法等待时机。许多臣子恐怕以后会发生争位之变，上疏谏诤皇帝，请求速立皇后所生的长子为太子，都遭皇帝贬谪，刘庭蕙也因为这事解职。
  他回乡后重游海月岩，见“功德泉”甘冽异常，虽是涓涓细流而大旱不竭，为煮茗上品，欣然题七律一首：
  何来圆觉隐西天，布地先开玉井泉。错落瑶华诸念净，空明石乳一方禅。
  雨花飘向经堂寂，法水纷披讲钵传。认取元劳因彼岸，恒河沙数只涓涓。
  此诗刻于泉上石壁，那狂草书法如行云流水，柔中有刚，富有神韵。爱好书法的游客无不留步驻足，欣赏其风格，品评其韵味。这是刘庭蕙遗留在故乡的唯一墨迹。
  刘氏曾主纂万历《漳州府志》，著有《一亩宫存稿》。
  二、刘庭兰
  刘庭兰字国徵。父祥弯，举秀才。庭兰少时家贫，与兄庭芥，弟庭萱，从兄庭蕙等，随祖父于山中读书，三餐稀粥佐盐酱而已，然而他自少就有凌云志气。
  万历丙子（1576年），漳浦刘庭兰，南乐魏允中，无钖顾宪成，同年登该省乡试榜首（举人第一名），时称南北三解元，庚辰（1580年）榜，同登进士。三人都怀有为国为民的抱负，志同道合，结为挚友，常在一起论国事，指画江山。万历初年，皇帝年少，张居正首辅朝政，独揽大权，每选员补缺，尽选拔善诌媚逢迎之辈充任，以致佞臣得志，徇私舞弊，克扣军饷，边备懈驰，奏报失真，赏罚不明。御史魏允贞上疏力陈匡正，被贬外调（据《明史·魏允贞传》）。当时“黄河泛滥为灾，民有驾蒿为巢，啜水为餐”（引《明史·邹元标传》），而居正用度奢靡，征派加增，催科急迫，民不聊生，朝廷内外却竞颂居正功德。刘庭兰与顾宪成、魏允中等不趋炎附势，共同商议上书副相许国，驳击时事，力陈补救大计，虽然不被采纳，而他们的言论传闻于“天下”。当时“谈气节文章者，咸知有庭兰。”（引康熙《漳浦县志·刘庭兰传》）。但刘庭兰中进士后还未任职便因为父亲逝世回乡守丧，在服丧三年期内按当时制度不能当官，而服丧期未满他便死了。比庭兰稍早漳浦有一个既能干而又清廉的进士林缵振也是英年早逝，康熙《漳浦县志》为庭兰立传，叹道“漳浦十年间前有缵振，后有庭兰，俄顷奄忽，为士林所嗟叹云”。
  庭兰的气节文章今未得见，唯见《游云洞》七律一首，载康熙《漳浦县志·艺文》，犹可窥见其凌云之志，照录于下：
  谁人乞得此山灵，洞口云封不辨铭。群峭削成天畔路，半空劈出水中亭。
  烟靡树杪闲猿啸，日落溪边舞鹤停。幽兴平生那得尽？玉峰高处扪河星。
  三、刘庭芥
  刘庭芥早庭蕙、庭兰三年于万历丁丑（1577年）中进士，官也不比庭蕙、庭兰小，而康熙《漳浦县志》独不为庭芥立传，只载入《选举》志，注其官职为“廉州、绍兴二府知府。”笔者找不到记述刘庭芥生平的资料，只好从略。
  〔合订编者按，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仲春，漳浦知县杨材重建儒学大门完成，尚书、探花林士章为撰《漳浦县重建儒学大门记》，由陈一洙篆额，刘庭芥书丹（即书写碑文），石碑尚存于漳浦一中柳园内，为刘庭芥真笔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