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元朝漳浦沿海受倭寇掳掠杀戮情况县志失载，是因为元朝不重视编纂地方志。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资料。冯梦龙《三言》往往有史实基础，《扬八老超国奇遇》说一则元朝的悲欢离合故事：西安扬八老来到漳浦县采办由广州转口而来的“番货”（宋、元两朝泉州和广州都设市舶司管理民间对外贸易），遇倭寇登陆，他被倭寇掳去当奴隶，装束与真倭无异。数年后被迫随倭寇犯浙江，被元朝官军俘获。这时他在原籍的儿子已中进士。任绍兴县丞，父子意外地在浙江相认团圆。又南宋最后一个小皇帝赵昺播迁至广东崖山败亡时，内阁侍臣黄材（字国栋）护闽冲郡王赵若和逃到漳浦县浦东（后名浦西，今属龙海县港尾镇），后赵若和再逃避于佛潭积美，黄材仍在浦东，传到孙子黄宽夫，于元朝至正六年（1346年）在族谱序言里痛述亲身经历：浦东遭倭寇浩劫，他全家被杀，他才十二岁，被掳上贼船，出海后因船超载，他被抛落海中，幸而抓到一块木板，漂到大担岛外，幸遇嵩屿人林世英从广州贩番货回航，将他捞救，养到十六岁，以次女林二姐婚配，送回浦东。他找到出嫁许家的姑母，帮他讨回被侵占的土地田产，在岭西重建家园，遂易浦东地名为浦西。
  倭寇祸患始于元朝。起初是因为：元世祖忽必烈派忻都、范文虎率十万海军远征日本，在五龙山遭暴风，全军覆没，以后两国互相戒备，禁止交通，那些违禁继续通商的便成为倭寇。
  明太祖朱元璋在未称帝时的吴元年（1367年）已注意江浙一带防军事。至洪武二十年（1387年）命江夏侯周德兴到福建专事海防建设，福、兴、泉、漳四府三丁抽一为沿海戍兵，共一万五千人；移置卫、所于要害外，筑十六城。翌年又命汤和将军巡视闽粤，增城加兵。漳浦设镇海卫，卫城在今龙海县港尾镇太武山之南镇海村，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建。置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事、镇抚、经历、知事等官。辖前、后、左、右、中五千户所，有兵5307名（后留存旗军1042名及新选馀丁285名）。镇海卫之下分设三个守御千户所如下：
  陆鳌守御千户所，在今漳浦县六鳌半岛，该地原有青山巡检司，洪武二十一年迁巡检司于莆头澳，改驻守御千户所。城建在青山（今名六鳌山）上，临海为壕，状如“巨鳌载岳”，命名为陆鳌城，有兵1898名（后留存旗军417名及新选馀丁533名）。
  铜山守御千户所，在今东山县铜陵镇，洪武二十一年建城，以城连铜钵村，命名为铜山城。有兵1220名（后留存旗军374名及新选馀丁530名）。该岛原名东山，自建铜山城后改为铜山（民国四年建县，为避免与江苏省铜山县同名，恢复古名为东山）。
  悬钟守御千户所，在今诏安县悬钟，有兵1168名（后留存旗军296名）。
  此外，有井尾澳水寨，在今佛昙镇整美半岛，是周德兴入闽经营海防时所建五水寨之一，洪武初年由镇海卫派官兵镇守，有兵1141名，又有征操军555名遇战增援。备福船、哨船、冬船、快马船46艘，汛期分哨四出，前哨镇海、左哨陆鳌、右哨沙州（古雷半岛外小屿）、后哨鲎壳屿，各防险要。如横屿、菜屿、井仔垵（以上古雷半岛外小屿）、大小甘山（兄弟岛）都是容易被海盗窃据的荒岛，这时期在官军有效控制下。
  景泰年间（1450—1457）移井尾水寨于铜山，负责节制悬钟水寨。悬钟水寨额调官军1103名，备快哨船20艘。
  镇海卫防区为漳浦全县（包括云霄、东山、诏安和龙海县的港尾镇一带）海域，南接广东，北至浯屿与永宁卫中左所（厦门）接哨，和全国海疆一样，在明朝前期基本是宁静的。
  至明朝中期，政治腐败、卫所松弛，军官以有功之将的后代世袭，不重操练，器械不整，船只朽烂失修，巡逻不力。屯田被侵占，军饷不能正常维持，士无斗志，逃亡严重，军官虚兵匿饷，以致卫所形同虚设，海上走私活动渐盛，嘉靖年间（1522—1566年）达到高峰。
  明朝所设市舶司与宋、元两朝不同，宋、元市舶司是管理民间对外贸易征收进出口税的机构，明朝则禁绝私人对外贸易，只许“朝贡贸易”，旨在宣耀国威，将外国派使臣来贡特产当作归附的表现，不惜赔本，以丰厚的国产偿给朝贡的国家，并允许贡使、船员以至搭附而来的商人附载商品，在市舶司管理下与民贸易。由于到中国朝贡利益很大，而次数有限制，当时日本割据势力很盛，号令不统一，嘉靖二年（1523年）宁波发生日本二使争贡骚乱事件“日本使宗设、宋素卿分道入贡，互争真伪，市舶中官赖恩纳素卿贿，右素卿，宗设遂大掠宁波。给事中夏言言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市舶既罢，日本海贾往来自如，海上奸豪与之交通，法禁无所施，转为寇贼。”（引《明史》卷八一《食货志》）。撤销市舶司停止朝贡贸易更加导致走私贸易盛行，朝廷三令五申，屡禁不止。按当时法律，只允许用单桅渔船，私造双桅海船，以通番论罪，应遣送地方充军，海船折毁。家中搜出番货，以通番窝家论处。嘉靖十二年再下诏，“一切大船尽数毁之，自后沿海居民私与贼市（私自与海商交易），其邻舍不举者连坐。”（引（嘉靖实录》）。但是，政治既腐败，海防既松弛，朝廷命令都不能贯彻执行。后来发展到中国海商与日本海商勾结，窃据海岛为基地，分掠内地，这便是明朝倭寇的根源。起初是：走私“通番”都在船上备有铳炮器械，本属防御性质，因被当作海寇打击而加强反缉私武力，海商之间又“强弱相凌，自相劫”，“因多结（船队），依附一雄强者为船头”，“或五只，或十数只，成群结党，分泊各港。”（引自范表《玩鹿亭稿》卷五）。这就形成了许多亦商亦盗的海上武装集团。当时赋税、徭役繁重，民不聊生，纷纷下海加入海寇的行列。于是，“倭贼、土寇，北自福建福宁（闽东）沿海，，南至漳泉，千里萧条，尽为贼窟，附近居民反为贼间，始虽畏威而胁从，终则贪利而导引，弥漫盘居。”（引自戚继光《戚少保文集》，见《明经世文编》卷四六一）“彼时倭来极多亦不过千人，其余尽系漳泉之人。”（引自叶向高《苍霞室续集》，见《明经世文编》卷四六一）。嘉靖年间，漳浦海防卫所已“久而寝懈，渐以无存，其存者则又荀且虚名，全无实用，甚至镇海为饶贼所袭，悬钟为倭奴所残，铜山水寨为海寇所烧毁，楼船战具蓦然一空，弗能自保，乌能保人。”（引万历《漳浦县志。兵防总论》）难怪海寇长驱直入。
  嘉靖年间，倭寇及本国海寇对漳浦的侵扰，康熙《漳浦县志》有简要记载：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倭寇六都（云霄一带）。三十七年五月，倭寇盘陀水港，复移寇长桥。三十八年二月，倭寇县郊、驻溪南。十一月倭寇麦园埔。三十九年四月，倭驻峰山，纵掠溪南，复移驻无象铺。五月，饶（平）寇张琏犯云霄。四十年二月倭入屿头（在白水营附近）月余。张琏陷檺浔（官浔）土城。闰五月饶寇袭陷镇海卫城。四十一年二月，张琏率倭寇入掠县郊。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二月，戚继光从仙游追击大股倭寇来到漳浦八都（盘陀）汤坑蔡陂岭，斩首数百级，残寇败逃广东，最后被戚继光、俞大猷合兵歼灭。
  嘉靖年间，侵扰我国东南沿海的还有占据印度果阿及马来亚之马六甲等地的葡萄牙侵略者，窃据宁波的双屿为贸易基地，许多日本人和中国人参与其间，最多的是漳泉一带的人。嘉靖二十七年巡抚朱纨出兵捣毁其双屿踞点，葡人在漳州人李光头导引下南下窃据浯屿，在朱纨督兵追击下又移到东山走马溪（走马溪本属漳浦五都，嘉靖九年划漳浦二至五都成立诏安县），于嘉靖二十八年被歼。（《据明史·朱纨传》）
  嘉靖末年，剿平外国的和本国的海寇以后，划龙溪、漳浦二县沿海一部份地方筹设海澄县，隆庆元年（1567年）正式设县，并辟海澄县治所在地的月港为对外贸易口岸。各地船舶可向设在月港的漳州督饷馆纳税，与“东、西洋”（今东南亚一带）通航贸易，只禁与日本通航通商。但“一自西洋禁开，番舶岁出，好刁之民往往有藉饷船（通过纳税准航南洋的船只）而私至日本者，或始以日本，而终以西洋，莫可辨诘，迩稍有觉者，而复姑息……”（引自《漳浦县志·兵防总论》）。漳浦丰富的土产资源输出东南亚各地，余粮也被贩运到粤东一带。《兵防总论》通篇的立意离不开国防观点，考虑以后“万一灾殄频仍，腾涌过甚，有所激动，有所窥伺，假漕粟之名而肆掳掠之计”，而在道出万历初年“商船漕粟往来如织，近闻潮惠间每港口无虑数百艘，其入吾市也，必于铜山、陆鳌、镇海，而内则直至云霄、旧镇”的情况之前，还是说“方今粟价和平，人情安顺，可保无他”。
  戚继光在浙江义乌所招募组成的军队训练有素，在倭患平后留一部份在福建镇守海防，其中一营（450名）由一员把总率领，驻陆鳌，叫“浙兵营”。漳浦本地也招一营兵，叫做土兵营，驻铜山。至万历九年（1581年）两营对调。地方驻兵不多，但相当精锐，而且有总兵俞大猷一支主力军在闽粤交界处对付海寇。这时期，漳浦海域只有两次战斗。一是：曾与倭寇合流的诏安人吴平，在被戚继光和俞大猷合力剿平后逃亡国外，他的部下曾一本收拾残部，又在闽粤交界一带打家劫舍，隆庆三年（1569年）在俞大猷追击下窜入铜山洋，经过激烈战斗，最后被消灭。林偕春《兵防总论》所说“隆庆己巳间，海贼跋扈，铜山屠戮堵积，其游哨亦且入古雷，窥旧镇，而烧巨舰矣”就是这回事。二是：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海贼无齿老寇古雷，把总张万纪擒歼之。”（据康熙《漳浦县志·兵防》）。张万纪是铜山把总，他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还配合屿水寨（移驻晋江石湖）钦依把总沈有容在南澳彭山洋歼灭从台湾来侵扰的倭寇。（窃据台湾的倭寇于当年十二月初十日被沈有容歼逐。据《明史·沈有容传》）。
  在经历嘉靖年间的苦难以后，在隆庆至万历前期，由于地方安定，生产恢复，物产丰富，源源输出国内外，经济好转，兼之张居正为相时推行“一条鞭法”，将繁杂的徭役统一折征代金，由官府雇募，与赋税合并，取消苛杂，一年征收一次，负担比例在漳浦为“丁四田六”，即人丁负担四成，田地负担六成，一时民困稍舒。民间文化教育事业随之振兴，据康熙《漳浦县志》风俗篇引据万历旧县志载：“读书之家无问贫富，每岁首各延师受业，虽乡村数家聚处亦有师。”虽然自万历后期，尤其是天启至崇祯（1621～1644）年间，明皇朝已处在农民起义军和满州兵双重威胁之下，为筹集军费增加赋税：一方面荷兰侵占台湾、澎湖，骚扰闽南沿海，骑劫我商船，破坏我外贸，朝廷只得再厉行海禁，人民又陷于困苦之中，但许多人才已经造就，嘉靖间，漳浦县有进士27名，其中有林梅、林功懋、林策、陈梧、王春泽、林一新、朱天球、王应显、徐鼎、林敬、林士章、林梓、林偕春、林绍、杨守仁等名人，但自隆庆至崇祯间，有更多的漳浦人考中进士。只要翻阅漳浦县志《选举志》就可以发现，自隆庆、万历、天启至崇祯的七十多年间，漳浦中进士的共有98人，是出人才最多的一个历史时期，知名人物如卢维祯、赵范、林缵振、蔡时鼎、刘庭蕙三兄弟、刘霖、林士宏、吴华、林汝诏、林茂桂、王志远、杨一葵、胡廷宴、林宰、蔡宗禹、黄道周、何楷、李瑞和、张若仲等都同在这个时期。
  万历年间漳浦经济的繁荣，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发，致有“金漳浦、银同安”的谚语。当时名士何乔远在所著《闽书》中记载这一谚语，并说漳浦士子“娴于文词，不但用于取出身而已”。
  但好景不长，到天启至崇祯年间，漳浦一带海域受荷兰侵略者及本国海盗的侵犯是惨重的。因为自1602年（我国万历十三年）荷兰经营马来群岛贸易的公司合并组成东印度公司以后，拥有武力，得国会授予对外宣战和缔约特权，先后占领爪哇、摩鹿加群岛（今译马鲁古群岛）、马六甲、锡兰等地，进而窥伺中国。据《东西洋考》记载，自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已发生海商唐元鲸从月港出航的商船在海上被“红毛”（荷兰）夹板船拦劫事件。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又有“红毛”舰只在吕宋港截击月港商船，大肆掠夺。据《明史·荷兰传》记载，荷兰人在天启初年侵占台湾、澎湖前后，更加时常派出舰只骚扰闽南沿海，出没浯屿、白坑、东锭（以上今属龙海县）、莆头、古雷、洪屿、沙洲间（以上今属漳浦），劫掠商船、渔船。《熹宗实录》卷三十记载：“经夷自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入我澎湖，专人求市，辞尚恭顺，及见所请不允，突架五舟，犯我陆鳌。陆鳌逼近漳浦，势甚岌岌。该道（漳南道）程再伊，副总兵张嘉策多方捍御，把总刘真计沉其一艇，俘斩十馀名，贼不敢复窥铜山。放舟外洋，抛泊浯屿，此地离中左所仅一潮之水，中左所（即厦门）为同安、海澄门户，洋商聚集于海澄，夷人垂涎，又因奸民勾引，蓄谋并力，遂犯中左所，盘踞内港，无日不搏战，又登岸鼓浪屿，烧洋商黄金房屋船只区，遂泊圭屿，直窥海澄。我兵内外夹攻，夷惊而逃。已复入厦门，入曾家澳，皆即堵截，颇被官兵杀伤”。
  荷兰侵略者对闽南沿海的侵犯虽受到我国官军打击，但他们在海上拦劫我商船和偷袭闽南海岸进行抢劫事件仍层出不穷。当时名士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三《福建·兵防》篇写道：“自红夷肆掠，洋舡不通，海禁日严，民生憔悴。”本来“望海为生”的人们纷纷投靠海商中间的“强有力者”，形成许多海上武装集团，与海防官军相周旋，进行武装走私，亦商亦盗，他们抵御荷兰夹板船的拦劫，有的有时也与荷兰人勾结。当时朝廷为筹集镇压农民起义和抵御满州兵入侵的军费，加重赋役，弄得民不聊生，许多贫民加入海上武装的行列，于是，红毛寇、倭寇、土寇在闽粤沿海的祸患与嘉靖年间差不多。著名的海寇主要有刘香、李魁奇、郑芝龙等股。李魁奇惠安人。郑芝龙南安石井人，刘香，一说海澄人。康熙《漳浦县志》则说是漳浦人，说他“自辛未（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以来，频年冲突，上犯长乐，下袭海丰、铜山、古雷、游澳之间，出没不常。”郑芝龙于天启六年十二月（1626年元月）攻占旧镇，在战斗中铳城被毁，死伤无数，守将阵亡。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由厦门抵铜山、二月进攻杜浔城，被乡绅丘懋炜（兵科给事中归休）率领乡壮击退。
  在红毛、土寇纷扰，海防紧张的情况下，漳州知府施邦曜先后主持建成旧镇城、石美城、万松关。他升任福建左参政分守漳南道时，又于崇祯七年（1634年）在旧镇港口小山上建一座铳城（炮台），至今“施爷惠建铳城功德碑”尚存。民间也在乡绅主持下增建和修建城堡，组织壮丁守卫地方，如杜浔丘懋炜，主持增高加固杜浔城工程，训练乡壮，防御海寇入侵。万历年间赵范建的湖西赵家堡，他的儿子赵义在崇祯年间也进行扩建，以便海寇来犯时可以容纳附近村民逃避入城。赵义并捐款修建佛昙梅月城，组织乡壮抵御海寇入侵。当时知县余日新立“官岭保障碑”记载其事，今碑记尚存。
  崇祯年间，明皇朝处在满州兵和农民起义军双重威胁下，东南沿海又有荷兰侵略者的侵扰，已出现亡国征兆。虽然郑芝龙在受招抚后授官海防游击，配合其他官军歼灭了李魁奇、刘香等股海寇，几次打败入侵厦门的荷兰舰队，芝龙以军功累升总兵、福建海防同知，朝廷倚他为“海上长城”，一时间海氛稍静，但苦撑十七年的崇祯皇朝亡了，郑芝龙见在福建拥立隆武帝不能成功，只好降清。他的儿子郑成功则坚决抗清，沿海人民渡过三十多年战乱和迁界移民流离失所的苦难，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才有太平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