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漳浦改革开放十三年
  黄多佑
  自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接着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漳浦县贯彻执行十三年来，全县产生巨大变化，概括起来有下列八方面成就。
  一、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漳浦经济迅速发展。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9.42亿元，国民收入8.42亿元，工农业总产值15.36亿元（1990年不变价），按可比价计算分别比1978年增长2.24倍、2.45倍、3.56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267元，比1978年增长1.62倍。全社会固定投资大幅度增加，十三年来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6.9亿元，为前30年总和的7.1倍。县级财力日益增强，1989年摘掉财政包干以来连续七年的“红帽子”，首次实现当年财政收支平衡。1991年财政预算内收入4750.7万元，比1978年增长7.65倍（按可比价计算），年平均增长18％。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为漳浦今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二、农村经济欣欣向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漳浦农村经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初步建立了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农村产业结构日趋合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商品化、社会化转变，传统的、封闭式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正逐步向现代化及开放式的优质高效方面迈进。1991年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1.56倍，年平均增长7.4％；粮食生产登上新台阶，1989年首次荣获国务院表彰，1991年总产27.13万吨，比1978年增长39.2％；甘蔗总产由1978年的8.54万吨增加到31万吨。
  大念“山海经”，“两水”（水产、水果）开发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水产方面，已开发利用浅海滩涂面积近20万亩，1991年海水养殖产量达24352吨，比1978年增长85倍。其中：4.3万亩养虾池，1991年对虾产量6805吨，产值1.41亿元，其面积、总产量、产值均为全省之冠。水果开发面积逐年增加，品种结构及配套设施日臻完善。1991年拥有水果面积20万亩，产量5.79万吨，比1978年分别增长3.34倍和14.19倍。主要品种有荔枝、龙眼、芦柑、香蕉、菠萝、桃李等。
  随着“巩固、配套、完善、提高”的提出和深入贯彻落实，“两水”生产注重在引进优良品种和科学技术管理上下功夫，产量和经济效益明显提高。昔日荒海滩，今天流金溢彩，过去的荒坡秃岭，现在到处佳果飘香。
  “两水”开发和管理的纵深发展，给漳浦农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也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创造了契机。乡镇企业由1978年的613家发展到10339家，从业人员逾4.4万人，总产值4.4亿元，比1978年增长70倍。十三年来，漳浦的林业生产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到1991年全县拥有成林地82.35万亩，未成林地49.49万亩，疏林地3.21万亩。山地绿化率81.8％，森林覆盖率40％。漳浦大地披上了绿装。
  三、以食品、轻工为主体的工业有长足的发展
  十三年来，共投资5500多万元，先后建起鹿溪糖厂、罐头厂、啤酒厂、拆船厂、合成氨厂、塑包厂、饲料厂等一批骨干企业，初步形成了以食品、轻工为主体，机电、化工、饲料、包装工业也具一定基础的工业体系。1991年工业产值5.71亿元（1990年不变价），比1978年增长9.25倍，年平均增长20％。13家预算内工业企业实现产值1.17亿元，税利2227万元。14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汽车板簧、闽燕啤酒、花生油、彩印包装袋等荣获省优产品称号。稀土永磁系列开发等高新技术产业正在兴起。
  四、外向型经济取得突破性进展
  从1980年串珠圈来料加工开始，尤其1985年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浦港家具有限公司开业以后，“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如雨后春笋一般在漳浦城乡兴起，现已初步形成雨伞加工、针织、服装、水产养殖、石制品等行业。有“三资”企业34家，总投资3056.5万美元，协议利用外资2290.6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861万美元。有“三来一补”企业14家，年工缴费收入从1980年的1.14万美元，至1991年增为71.63万美元。从业人员逾6000人，年工资收入1500多万元。同时，开拓对台经济贸易和劳务出口业务。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外贸出口商品收购总值达3176.88万元，比1978年增长10.43倍。主要出口商品有以蘑菇、芦笋为主的罐头，还有对虾、石雕、海蛎、花岗岩板材、海砂、玫瑰茄、竹木家具等。
  五、城乡市场活跃、繁荣
  改革开放以来，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商品经济，搞活了流通，城乡上下出现了全民、集体、个体一起办商业的新格局。全县现有26座农贸市场，有商业、饮食、服务机构9650个，商业零售网点12000个，平均每万人拥有商品零售网点160个。1991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3891万元，为1978年的4.27倍。
  六、科教文卫体事业蓬勃发展
  教育为本，科技兴县的风气越来越浓厚。十三年来，全县集资4000多万元投入教育，新扩建教室4.6万平方米，维修校舍2.5万平方米，基本实现中小学校舍“一无二有”，改善教书育人的条件，教育综合水平已跃居全省中游。科技意识逐步增强，科研成果显著，十三年来共获国家级（部门）奖6项，省级奖6项，省级（部门）及市级（部门）奖75项。科技项目及推广取得明显效益，科技进步因素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比重提高到30％。
  县、乡（镇）新建或扩建了电影院、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和青少年、老年人活动场所，开展了有益的文化娱乐活动，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发动群众办医，方使群众，医疗质量逐步提高，住院难的问题基本解决。传染病发病率明显下降，血吸虫病、丝虫病和疟疾已基本绝迹。1988年，我县体育工作跨入全国先进县行列。有94％以上行政村通了有线广播。电视覆盖率达95％以上。
  七、水利、能源、交通、通讯设施大为改善
  十三年来共投资3000多万元用于冬春秋水利工程，加固、修复，配套了一批水利设施。现有86座中小型水库，总库容2.42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达44.05万亩。水陆交通便利，八方电网密布。公路纵横全境，基本实现了村村通车、通电。现有港口码头5处（其中，旧镇码头为对台贸易专用码头）。小水电46处，变电站7处，1988年竣工的火烧埔11万伏变电站为我县工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的电能来源。全县拥有邮电局（所）25处，县城2000门，佛昙、旧镇各500门自动电话已投入使用，6500门程控电话也将于1992年10月开通，可与全国大中城市及156个国家和地区直拨通话。城镇建设日新月异，市容市貌逐步改观。
  八、城乡人民生活水准显著提高
  由于党的富民政策深入贯彻落实，城乡人民的吃、住、行、用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1991年全县职工平均工资收入1798.8元，比1978年增长2.91倍；农民人均纯收入1002元，比1978年增长19倍，年平均增长25％。城乡居民储蓄存款9431万元，比1978年增长19倍。城乡民房建筑占地面积1600万平方米，人均21.44平方米。全县城乡平均每百户居民拥有电视机24台，自行车135辆缝纫机70台，录像机、电冰箱、高级音响设备及摩托车等已悄悄进入普通家庭。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已开始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
  回顾过去，心潮澎湃，展望未来，任重道远，74万漳浦儿女肩负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必将努力建设更加美好的明天。
  古港新姿
  一一清除旧镇港“封锁线”记事
  陈桂味
  川流不息的鹿溪河水与浮头湾万顷海涛在此交汇。古寨山、后埭山是天然屏障，天生地设的潮汐河口，加之上千年来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毅力，拓展了旧镇城、旧镇港。
  千年往事，沧海桑田，无须也无法究其根底，然从史料、方志所录所载，亦足以说明此镇此港在经济贸易、兵防军事、交通运输诸多方面，是漳浦乃至漳州的一处要地，且在港、台、东南亚也颇有名气。此镇此港的历史沿革荣枯兴废，诸如何代名“敦照”，何时易“古镇”，又为何叫“旧镇”；何期港繁镇荣，有几多船舶，几多商行，几多户口；何期港禁镇衰，以及焦土抗战，投石锁港等等，当代专家学者、文史工作者的专著中已考证精细，备述详尽了。览古知今，方知今非昔比：是五星红旗下的新中国，才使得古港古镇展现新姿；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才使得古港古镇建设日新月异。你看那环绕古寨山的幢幢楼舍，粉墙红瓦，层层叠叠，高低错落，沿港堤的新旧楼房，鳞次栉比，一直延伸到镇北外的村庄，旧镇油厂高耸挺立的烟囱，祥云缭绕，古寨山高坡处的古老榕树，枝繁叶茂，无限生机……从远处眺望，古镇似一艘升火待发的巨轮，即将远航，去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今天，古镇焕发青春，古港展现新姿——
  1984年，新建成二百吨级码头一座。
  1984年，省政府宣布旧镇港为对台贸易点。
  1985年，省政府宣布旧镇镇为工业卫星镇。
  1985年，来港停靠贸易的台轮有175艘次，合胞近一千人次，贸易额42万美元。
  1986年，港口货物吞吐量超过8万吨。
  1986年，清除港障“封锁线”和港池航道淤积。
  1990年，500门程控自动电话建成并投入使用。
  1991年，乡镇企业总收入超亿元。
  四十多年来的建设业绩，只有在撰写旧镇史志时才能全面展示。这里仅把1986年清港拆除“封锁线”的经过录留予此，作为资料供后人参考。
  进入八十年代，随着我县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海峡两岸气氛的缓和，旧镇港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重视。县政府多次聘请港航交通部门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来港考察论证和规划，产生了多篇可行性报告和规划蓝图。专家们一致认为先要拆障清港而后建设，即要下决心拆除抗日战争期间为防阻日寇兵舰入港而在港道抛石设置障碍的所谓“封锁线”（座标位置：东经117°42′54″北纬24°1′20″）
  旧镇港上“封锁线”，是抗日战争初期的产物，1938年（民国廿七年），国民党政府推行“焦土抗战”，下令各地破坏水陆交通设施，其时漳浦县政府奉令在旧镇港航道设障，以阻日寇兵舰入港登陆，强令分派各区各保以任务，调来船只民夫，运载石头抛卸于港道而成“封锁线”。八年抗战结束，1945年（民国卅四年）底，漳浦县政府曾经提出要拆除“封锁线”，当年在向省政府所作的《施政总检讨报告》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本县旧镇港及佛昙港，战前原有轮船通上海、厦门、汕头、香港等处，战时海口奉令封锁、航路交通断绝，现在旧镇港封锁线障碍物石沉海底，在技术上言，已非县之力量所能拆除，希望省方有通盘计划，扫雷亦盼军方当局迅速完成。”当时省方当然不可能解决漳浦这一难题。嗣后，旧镇五家商行老板自行聘请厦门潜水员到港打捞，也由于技术、财力局限而未果。1958年3月，省交通厅航运管理局闽南分局和旧镇航运站请来厦门港务局打捞队潜水员郭扶良、黄顺兴、杨美坤三人，于3月20日至26日，用7日时间，逐人分班下水打捞，共打捞出石头，56000斤，只把“封锁线”开了个缺口。出入港口的船只过此，仍是提心吊胆，犹如过“鬼门关”。
  拆除“封锁线”这一历史使命，必然地落在改革开放的盛世时代。
  1985年3月，县人民政府在上报规划建设旧镇港方案的同时，就港区、航道疏浚，包括拆除“封锁线”的意见，报告市人民政府。1986年6月3～4日，省长胡平、省府副秘书长庄南芳、省农委主任童万亨、经委副主任郑本灼、计委副主任余金满、财政厅副厅长张建良等一行十一人，由漳州市委书记张文良、市长韩玉琳陪同，来我县视察“两水”开发，现场办公。县委书记黄步翔、县长张如松陪同视察并汇报工作情况，其中也汇报了开发旧镇港口，清港除障问题。胡平省长对漳浦的工作表示满意，他说：“大家对漳浦感受较深，这里变化很大，很有成果，看到了漳浦的希望，也看到福建的希望。”当场拍板拨款30万元，疏浚清理旧镇港，发展对台贸易。1986年7月2日，县府成立旧镇建港指挥部，组织实施拆除“封锁线”清理港池淤积。分工由我任指挥，县交通局副局长王福样任副指挥，成员由旧镇镇政府、旧镇航管站、边防派出所等单位领导五人组成，指挥部组建后，即着手筹划开展工作。漳州市交通局、港航管理处积极支持清港工作，局处领导同志多次听取清港方案汇报，提出建设性意见。7月29日，省运输协会会长袁凤庭、省港口协会理事长、省交通厅副厅长夏美仲、省口岸办副主任徐干清等率省市交通港航部门的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行二十六来旧镇港现场考察办公，听取张县长和王福祥副指挥等清港工作及近期港口建设设想汇报。他们听取汇报后，对县委县府重视交通工作表示满意，建议在拆除“封锁线”后要集中力量搞好港口总体规划，表示要从技术上支持我县搞好港口建设。当时正在东山港施工的省水电厅围垦工程处杨文银、杨港和闻讯后主动来浦联系工程承包业务。他俩都是漳浦人，表示要优质、高效、廉价为家乡建设再做贡献（该工程处1970～1971年间曾在旧镇桥闸工地施工）。8月9日，该工程处领导及工程技术人员来现场调查考察，一致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支持漳浦建设事业。当时还有几支工程队在竞争业务，经协商选择，最后确定疏浚工程的测量设计和施工技术验收由漳州港航管理处承担，疏浚工程施工由省水电厅围垦工程处承包。围垦工程处即派出第一工程队一艘挖泥船和两艘装卸船抵达旧镇港。市港航处测设工作也及时完成，出图交付施工。经一番准备工作，于9月13日正式开工。
  疏浚工程分三期实施。第一期从9月13日至10月1日，疏浚“封锁线”。工程设计范围：开挖宽60米，长35米，深3.5米（即黄零下5.6米），总工程量5965.4立方米，其中，沙土2852.15立方米，复盖层582.4立方米；大于1.5米厚的乱石层2114.99立方米，小于1.5米厚的乱石层415.92立方米，工程造价90271.27元。第一期工程也就是这次清港的重点，工程队施工后，进展比较顺利，施工地点准确，施工人员积极性高，他们为按计划完成任务迎接国庆，克服16号、17号两次台风和台风引起的大潮影响，顶风冒雨，战高温酷暑，其过硬精神可敬可嘉。9月19日，指挥部邀请县五套班子部分领导到现场检查视察，各位领导对工程进度、工作效率表示满意，对工程队的忘我精神备加赞赏。第一期工程于国庆节如期完成，验收结果是：实际开挖宽80米，长30米，深3.5米，总工程量7500立方米。比设计超挖1500立方米。对超挖部分，施工单位表示作为贡献，不计报酬。“封锁线”清除后，这段航道满潮水深可达8米，千吨级海轮可以通过。清港的第二期工程是疏浚旧镇港6号灯标东北侧的突出部（即狮头养殖场排泄口段），扫除这一地段主航道上严重淤积。设计挖槽面长192米、宽50～60米，深至黄零下3.1米，挖方工程量9545立方米。第三期工程是疏浚旧镇港池淤积（旧镇港一号码头至石柄锍城，挖槽面长850米，宽15～35米，深至黄零下1.7～3.6米。这两期工程分别于10月8日至11月4日，1987年2月3日至6月30日实施完成。这两期工程实际验收是：开挖4.45万立方米（含设计线外完成工作量1.4万立方米），大大超过原设计工作量，对超挖部分施工单位也分别以做贡献和优惠价计款。
  清港三个施工阶段，共完成疏浚工程量50489.58立方米。“石沉海底”半个世纪的“封锁线”今得以清除，其历史意义远不止是搬掉港道的二千多立方米乱石。同时还拓宽、加深航道和港池，增加了锚泊位，改善了通航条件。市港口协会为旧镇港作了总体规划，为今后古港建设绘制了美好蓝图。清港三期工程和总体规划全部费用25.6万元。整个施工过程，指挥部坚持精兵简政，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的原则。指挥部办公地点借用旧镇港航管站一间房间，办公室仅有一名工作人员负责联络，大量具体事务都到现场研究解决，施工全过程协调较好，做到安全如期，完满完成县委、县府交给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清港拆障任务，为旧镇港更繁荣，为漳浦更振兴，贡献出一份力量。
  试问南来东海潮，试问千年古寨山：古港风采神韵，不就是今朝最美吗？
  金浦涌动开放潮
  ——“三资”企业逸事
  严利人
  这是一块富饶而又温馨的土地，改革开放的浪潮使古老的金漳浦焕发蓬勃生机。1980年开始由外贸公司承接港商串珠圈来料加工。1983年有了第一家雨伞来料加工企业。1985年开始兴办“三资”企业，即中外合资、合作、外商独资企业（港商、台商投资按外资的优惠待遇，列为“三资”企业）。1988年以来，“三资”企业的数量、投资额、产值连年成倍增长，成为漳浦经济一大支柱。至1991年抄，全县“三资”及来料加工企业已达48家，年产值2亿多元，从业人员6千多人。金浦，在开放中腾飞！
  这里从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谈起，就我作为新闻记者历年来所接触到的，略记漳浦一些重要“三资”企业和县里关于投资环境建设的逸事。
  越办越兴旺的雨伞厂
  漳浦县华兴雨伞厂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厂，发展成为年创汇百万美元以上的“三资”骨干企业，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
  这个厂是1983年县外贸公司与港商合作创办的来料加工企业（后转为中外合作企业），初由县外贸部门抽调专职干部管理，由于企业机制存在问题，管理水平落后，劳动纪律松驰，产量质量上不去，产品次品率达到20％，以致连年亏损，濒临倒闭。合作的港商认为无利可图，于1985年打算离浦另谋出路。县领导得悉后，即出面盛情挽留。针对港商提出的意见，召集有关部门落实优惠措施，一项一项为之排忧解难，更重要的是接受港商提出的要求，让他直接管理企业，尊重他按国际惯例行使企业管理权。这就从根本上改善了投资环境，使企业出现了好势头。
  港商管理企业的措施是：
  ——在社会上公开招工。只要有村级证明和介绍人，进厂经学习和短期试用合格后，即可成为该厂工人。
  ——按照合同和规章辞退工人。对于连续三个月完不成定额的、连续旷工三日、长期迟到、打架闹事、偷拿产品和材料的给予除名，一概不讲情面。一次，有个管理员因产品质量问题与工人打了架，厂方一方面对管理员维护厂的利益表示感谢，但对违反厂规打架的双方同时辞退。这件事给工人和干部的教育和震动很大，从此有理也不敢打架了。工人说：“进厂容易，出厂也很容易。厂规是铁的，饭碗是瓷的，碰不得。”
  ——严格奖罚。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和考勤制，实行计件工资，超产有奖，减产必罚。一个月中，全勤奖励工资10％，迟到累计超过一个小时的扣发工资10％。
  ——用一张工卡管理生产。每个工人领料、交货的时间、数量、质量都在这张工卡上反映出来，工人的月薪多少也通过这张工卡来结算。管理机构精简，环节少，效率高，全厂工人1100人，而行政技术管理人员只有14人，其中4名正副厂长兼管财务、供销、质量检验，10名车间主任兼管生产调度、材料领发和技术质量。其工作负荷之大可想而知。
  华兴雨伞厂由港商直接管理后，摆脱了经营旧体制的束缚，摆脱了关系网的困扰，产量成倍增长，次品率降低到7％以下，工人月平均工资由30元提高到200多元，厂房扩大到5720平方米，最高月产量达5万打，产品畅销美、英、法等十几个国家。港商赚了钱，吸引来更多的投资者，使漳浦“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和“三资”企业出现突破性的进展。1988年初，这家雨伞厂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投资购进12吨位的日野货车二部，并增添自动裁布机、自动打包机、自动胶纸机等设备，又办起二家分厂，向乡镇扩展，形成系列产业。
  华兴雨伞厂越办越兴旺，投资者接踵而来，至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漳浦全县有港资、台资雨伞厂12家，年产量150万打。产品由单一、低档向多品种、系列化、高档化发展，并由单一组装发展到拥有较完善的自我配套能力，使漳浦成为闻名的“伞城”。
  经贸合作盼统一
  台湾与大陆密不可分。祖国统一，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心愿，经济贸易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一批投资者捷足先登，到海峡西岸办企业，一个台资向大陆转移的浪潮正汹涌而来。
  1990年4月17日，我们来到闽南著名的对台贸易港口旧镇镇，采访了刚投产开业的漳浦县统一饲料厂。这家企业是三位台胞投资124万美元，于1989年6月开始筹办的。谢董董事长带我们参观了厂区，全套崭新的机器设备都是从台湾购进的，工人们正在繁忙地操作，两条生产线开足马力生产，一袋袋散发着鱼粉香味的饲料源源产出。谢董事长兴奋地告诉我们，该厂主产品是对虾饲料，年生产能力1.5万吨，产值6000万元。原料一部份在本地采购，一部份进口。产品除立足本地外，还销往河北、山东，出口印尼、菲律宾等地。年外销额约1万吨，其余销国内，产销形势很好。
  饲料厂取名“统一”，含义多么深长。袁总经理快人快语，谈起了他们来大陆投资的意图和想法：“我们盼的是统一，做的也为统一。这些年来，台湾经济有所发展，但毕竟是弹丸之地，缺乏依托，币值上升，劳工缺乏，加上治安情况不良，投资环境日趋艰难，岛内众多中小型企业纷纷向外寻找出路。大陆广阔的腹地是台湾最好的依托，台资转移大陆势所必然。近来台湾海峡形势正向着缓和发展，交往逐渐增加，‘三通’只是早晚的问题了。我们来这里投资，受到亲人般的接待，不但政策上给予优惠，而且在厂房修建、水电供应、设备安装等方面都提供种种方便，鼎力协助。我们感到十分温暖，就像在家里一样，我们要努力经营，生产出更多优质饲料，为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尽微薄之力！”
  这一天，我们在统一饲料厂内见到另外几位台胞，他们是台湾某国际开发公司考察团成员，洪先生很有感触地说：“海峡分离40年，我是第一次踏上大陆的国土，有着无限的期盼。到这里考察后，耳闻目睹，深受感动，更增强了前来投资的信心和愿望。”这些话讲得实在、真诚，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愿：人为的藩篱应该进一步拆，两岸经济应该更密切地交流和合作。
  到大陆投资要做“永久牌”
  在漳浦县，有两家以“闽荣”命名的台资企业，一家是闽荣水产开发有限公司，经营对虾育苗和鱼类养殖；一家是闽荣纺织工业有限公司，从事成衣和毛衣加工。这一对姐妹企业属同一投资集团，有同样的建筑风格：新颖别致，气势不凡，有同样的环境布置：绿化雅美，富丽堂皇。总经理陈隆峰先生自豪地说：“这体现了我们闽荣的扎根精神！”
  陈总经理开朗、健谈。年龄介于而立、不惑之间，自从台北辅仁大学毕业后已投身商界十余年，兴办实业颇有成就。他的先祖是闽南人，随郑成功去台湾，他对故土怀有深深的向往和依恋之情。1987年第一次来大陆，到厦门做生意，后到漳浦县考察，听到的都是甜甜乡音，接触到的都是浓浓的乡情，他寻到了根，他找到了投资的理想宝地。他说：“我走遍漳浦2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为这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开发前景所吸引。祖国江山好比一块璞玉，我们要用双手去雕琢。”
  1989年8月，陈先生在漳浦县前亭乡海滩上投资兴办闽荣水产开发有限公司，宿舍、办公楼造型新颖，别具一格，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投入生产第一年即培育出草虾苗2000多万尾，有了盈利。1991年我去采访，他邀我到宽阔的屋顶阳台上，向我介绍：“我们面对台湾海峡，背靠万亩虾池，致力两岸繁荣。你看，庭院中红花绿树、欣欣向荣，寄托着我们一片深情。这沙滩上，一般植物难以扎根，我们就买进700车农土进行改良，自己动手铺草皮150平方米，栽种松柏、三角梅、七里香等200多株，还种了一畦台湾丝瓜，已结出串串硕果。你刚才看到了，大厅内挂着一副对联：‘闽台合作海峡两岸齐繁荣，荣辱与共同胞携手兴八闽。’这就是我们的心愿。你看，那大铁门是红色的，象征着我们闽荣公司有一颗鲜红的心，心向祖国，热爱祖国，要为祖国作贡献！”啊，这话如诗，比诗更动人。
  1992年之春，在漳浦县城，国道“324线”与省道“牛旧线”交叉口，耸立一座八字形的四层大楼，铝合金门窗，水磨石地板，外墙壁镶贴乳白色的釉面瓷砖，敞口门厅气魄豪华，这是高级宾馆吗？不，这是去年新办的闽荣纺织工业有限公司。还是在前亭海滨会到的那位陈先生，他身兼两个“闽荣”公司董事长。他带我参观在继续装修中的大楼，介绍了车间的位置。“企业厂房需要这么高档吗？”陈先生朗爽地笑着答道：“这正体现了我们的扎根精神，坚定不移的信念。海峡两岸实现‘三通’，祖国统一，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我们到大陆投资办厂不做‘飞鸽牌’，要做‘永久牌’。你看，这里装修用的是一流建材，厂房达到一流水平，这幢大楼单装修就用了100万元人民币。楼外还规划了一条4米宽的绿化带，今年春季要栽上松柏等树木，我们以此表明决心、信心，给还在犹豫中的台商作个榜样。这纺织公司计划今年5月投产，第一期招工300名。我们的目标是：工人1000名，年创汇1000万美元，产品销往美国、日本……”陈先生侃侃而谈。从寻根到扎根，他走上了一条成功之路。
  真诚引得客商来
  地处台湾海峡西岸的漳浦县，是一块资源富饶的土地，一旦开发，并且与开放结合起来，便生机勃发，创造出经济奇迹。
  沉睡千年的枕头山苏醒了！枕头山位于绥安镇西北，紧靠县城，地势平缓，交通方便，如今被开辟为吸引外资、台资的工业开发区。我们来到现场，看到的是一片兴旺景象：推土机、翻斗运载车、装载机正在繁忙作业，大片山坡被推成平地，在平地上耸立起一座座新厂房，有的已开始生产出一批批产品。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告诉我们，全区规划开发丘陵地1.8平方公里，第一期500亩，1991年3月动工以来，边平整，边招商，进展很快。这批土地已被14家外商、台商预购一空，先有3家台资企业建成投产，总投资额300多万美元。第二期工程500亩的开发于1992年春开始。
  从“让巢引鸟”到“筑巢引鸟”至“引鸟筑巢”，漳浦县吸引外商投资从零散转向成片的土地开发。自八十年代初以来，千方百计腾让旧厂房、旧仓库和旧营房共3.8万平方米，新建各类厂房2.2万平方米，让外商、台商投资办厂、“三资”企业有了一个好的开端。迎接九十年代的开始，又开辟绥安、火烧埔、大南坂腊山、旧镇李仔园四个工业小区，采取以老带新、以台引台的办法，以引进项目带动小区的开发。在1987年底，漳浦全县仅有4家来料加工企业，到1989年，全县三资企业产值也才1000多万元。以后的两年来，外向型经济出现连年翻番的“滚雪球”喜人形势，1991年“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已发展到45家，年产值2亿元，形成雨伞、针织、服装、生活用品、水产五大行业，从业人员6000多人，发展势头很好。
  漳浦县吸引外资的诀窃何在？归纳起来就是两个字：“真诚”。对前来投资办厂的台商、外商悉心关照，热情服务，在生产、生活上提供各种方便，使投资者倍感温暖，企业有利可图。我们在三资企业中采访，与台商、外商座谈，他们一致称赞：“漳浦人有人情味，县领导是我们的知心朋友，我们愿在这里扎根办厂。”港商何先生在佛昙办针织厂，利用已下马的糖厂作为厂址，诸事办妥，他就是对糖厂高大的烟窗看不顺眼，怕财气冒掉，因而提出拆烟窗的要求。镇里拨出2500元，派工人日夜加班，把烟窗拆掉了。何先生深受感动，一面扩大生产规模，一面又投资在漳浦新办了两家针织厂。一次台商王先生腰骨病发作，痛得直哼哼，眼看年关将到，货单又催得紧，心里很烦燥。这时县长登门看望安慰，并请来骨科老中医为他治病，一面动员工人加班，赶上交货期。他感动得热泪盈眶：“这里是家啊，这里有亲人！”此后他动员两个弟弟来漳浦投资，三兄弟办了四个厂。真诚使客商纷至沓来，企业越办越兴旺，出现了办好一家企业带来一批客商，引进一个项目形成一种行业的连锁反应。
  漳浦大规模的山海开发，为扩大开放创造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同时开发性生产取得的成果及所显示的巨大潜力引起台商、外商的浓厚兴趣，成为投资热点。如台商袁先生看到漳浦对虾养殖面积大，对虾饲料工业大有可为，便投资建成统一饲料厂。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治理南门溪记事
  陈桂味
  南门溪原属鹿溪中游一条贴近城西、城南的支流，是鹿溪上游支流之一的查岭溪流经高罗山西侧的一叉分流。它经高罗山，绕西宸岭，穿绥西洋（洋，平洋，方言指广阔的连片水田），临西湖，然后南折流过绥南城下、南门村边，再蜿蜒曲折向东南，在炉尾村东南注入鹿溪。因流经绥城南门下，故名南门溪。
  南门溪源头水丰，溪水长流不息，它既有农田灌溉、居民洗涤之利，有绿水清波，点缀美化环境之好，也有洪波涌起，呼啸怒吼，泛滥成灾之害，每年雨季汛期，鹿溪暴涨、洪水由南门溪、绥西洋、浩浩荡荡，长驱直入南门，波及绥城南部，时常闹得全城不安，尤其南门村，一到汛期洪水，村民苦于水害，往往要攀上屋顶呼救。根治鹿溪中游水害，是城关西南部一带居民盼望已久的愿望。
  1974年“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县委、县革委作出“一定要根治鹿溪”的决定，12月16日，在县委主要领导的直接指挥下，迅速调集一支拥有三万多名民工会战鹿溪的庞大队伍，县直机关、团体、工贸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和中小学师生也投入战斗。改溪工程上起梅东合溪口，下至英山、后港，全长11.7公里的迂回曲折旧河道，截弯取直为8.3公里，整个工程需挖填716万土石方。会战期间，县委主要领导同志率先垂范，坚持和民工、干部、职工同劳动，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对参战者是极大的推动和鼓励。经过50多天艰苦奋战，挖出一条长8.3公里，河底宽100至130米，河深2米，堤高6米的人工河道。翌年2～3月间，又在涂桥头建成一座横跨鹿溪新河道的26孔石拱桥闸，配套建设灌区左右干渠。整个改溪工程，为鹿溪灌区防涝抗旱、农田灌溉，为减少、减轻鹿溪中下游（包括城关及炉尾、鹿溪、溪南、英山、后港等村庄）洪涝灾害，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所顾及不周的是，南门溪的源头被归入鹿溪，南门溪上游的溪道被平整为农田，仅存西湖南侧至港仔口这一段死溪，鹿溪水流不进，城西、城南、城东的污水（工业污水、生活污水）却不断注入，加上南门溪两岸居民的垃圾盲目填入，酒厂排污也部份从港仔口注入，尽管从港仔口至东城溪（即漳浦一中校园南墙外）挖有一条引水渠，多少能排除一部份污水入东城溪，但由于溪道深浅宽窄不一，溪道与渠道前后又不配套，经年累月，这段溪污水腐恶，臭气熏天，蚊虫孳生，危及这一带环境、耕地、作物和居民、工厂职工、学校师生的心身健康，构成公害，人们称它为绥城的“龙须沟”。治理南门溪，清除污染公害，成为广大居民、师生、职工的强烈要求、迫切期望，有的投诉于人大、政协，有的上访于政府，有的投书于报社。
  县砌倾听群众呼声，关注南门溪污染问题。1984年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就指示有关部门现场勘察，专题研究治理措施。1985年春，县人大常委会把治理南门溪作为人民代表的一件提案，交政府办理。县长张如崧作出了“一定要及早治理南门溪”的指示，并亲自到现场视察，参与治理方案研究，同年十二月四日，县政府成立治理南门溪建设工程领导小组，分工由我任组长，县人大副主任程惠荣、县政府调研员吴启明、绥安镇党委副书记陈合龙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主任吴启明、副主任邱志爱、陈合龙、陈荣耀，并从绥安镇、建设局、水电局、自来水公司抽调千部四名、工程师一名、技术员一名参加办公室工作，负责工程设计和施工。
  治理工程选择引水排污、清淤拓宽方案，即从鹿溪梧桐陂引水，接济南门旧溪道，以及改造双溪口（港仔口）至城东溪的渠道。引水工程头尾4025米，其中需要新挖溪道933米，需动用耕地20多亩。工程土石方量16824立方米，工程造价23.7万元。
  其时，县财政比较困难，在财力拮据情况下，张县长为落实工程经费而想方设法，12月25日，他在工程预算报告书上批示：工程经费由财政局拨给13万元，建设局解决3万元，绥安镇负担一万元，其余由收取有关排污单位1986年度的环保费补齐（经县环保办核定，县酒厂、蜜果厂、头厂等六家排污单位应缴六万四千余元）。工程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人员按照县长指示，认真落实，各有关单位也大力支持，陆续收到工程经费11.98万元，于是，工程于1986年元月20日开工，至8月20日结束，历时七个月，完成四大项目：一是引水工程，挖新溪道四段，长933米，其中，大陂自然村附近有三段，长260米，后壁园一段，长673米。新溪道面宽9米，深2米，溪堤面宽3～4米。流量4立方米秒。二是旧溪道清淤扩宽。对儿童乐园至王顶桥这段旧溪道进行清除淤积，拓宽狭窄处，填补缺口溪岸。三是排污工程，完成从双溪口至东城溪全长380米土渠改石渠和连接城东溪排水函闸的建设达到增大流量，提高流速，减少或避免淤积。四是工程配套建设，完成用于交通运输和水利灌溉两用桥（涵）4座；农田排灌涵洞9处；人行便桥3处；在后壁园新溪道南堤铺设乡村简易公路560米，使南门村可通国道324线；新溪过公路的涵洞改建扩宽（更改公路涵洞，承蒙漳浦公路段鼎力支持），以及加固横穿新溪道的自来水管道的填墩砌体等项。在上述工程项目施工中，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同志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精打细算。绥安镇政府和绥西、绥南、南门等村委会本着从群众利益出发，顾全大局，做了大量细致的群众工作，其中绥西村以很低的土地补偿费，让出21亩耕地作为新溪道用地，使整个工程得以顺利完成。
  南门溪治理工程于1986年8月底竣工并投入使用。9月9日，工程领导小组召开工程交接会议，把南门溪引水排污工程的管理和使用移交给绥安镇政府，双方办理了工程验收及交接手续。治理南门溪的预期目的基本实现，达到引水排污、农田灌溉、居民洗涤等综合利用的设计要求。但由于集资难度较大，工程未能全部按原设计施工，尚未配套的项目有双溪口的排洪冲污节制桥闸，东城溪排污涵闸需安装一台启闭机，防止污染的综合治理工作仍是一项长期任务，须依靠流域居民、企业单位共同不懈的努力。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鹿溪清流今又源源注入南门溪，一度死溪又复活，千家忧患今解除，群众称赞县府为民办了一件好事，说此举可立碑志念。笔者有感于此，故综合其时资料及所见所闻，作文记之。
  漳浦石料开采今昔
  詹昭德
  漳浦有山皆石，以花岗岩居多，蕴藏量相当大，现在公、民用建设均以石头为主要材料，水库、渠道、公路、桥梁、围海筑堤护岸等无不用石。农村建屋更是石头的“一统天下”，不但砌基、叠墙用条石，屋顶、楼板也因石料坚固耐用，造价低廉而用石盖板。除沿海少数半岛外，全县每个乡、镇都有几个采石场，石匠总人数在三千人以上，加上装卸、运输等从事石料采运的劳力达六千人以上。随着对外贸易的开展，现在石料不仅是内销的重要商品，也是外销创收外汇的重要商品。外贸公司1989年在杜浔镇办个石雕厂，以青石雕刻石狮、龙盘柱、灯笼、塑像、四合桌、地板材、墓碑等，远销日本、东南亚各国及港台。1990年，漳浦与香港永德信公司合作在割后创办的德浦石料厂建成投产，以先进机械设备将石料切片磨光，成为畅销国外的高级建材，大部份销往日本。县开发公司与外贸公司在万安农场马头山开采花岗岩切成片石装箱外销。沿海一些地方也将很多每块数百斤重的石块装船运销日本、台湾等地。漳浦石料的开采利用已发展到空前规模。
  我县石头资源大宗开采是解放以后才逐步展开的。以前尽管到处有石头，民间建房却绝大部份用打土墙或用土坯砌墙，连个石料门窗都很稀罕。我曾向老一辈做过调查，据分析，采石业由不盛行到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下列三个条件的改变：
  其一，解放前封建迷信观念妨碍石头的开采利用。因为山上的、村庄周围的石头都成为人家祖墓、祖祠的“风水石”，随便开采那块石头，不是伤到“龙头龙尾”，也伤了“龙爪龙麟”，人家要发动封建宗族来“执伤”，轻则动武械斗，重则送官究办，当时官府是维护封建权益的，谁也不敢惹这个麻烦，在清末民初，全县著名的采石场只有旧镇下梅宅村的“百丈石”山。此山从山顶延伸到旧镇港底巨石连绵不断，因此得名。石质优良，色美质坚韧，做板材不易断裂。矿山紧靠旧镇港，周围没有坟墓、祠堂，且水路运输方便，在清朝乾隆年间即由当时宰相蔡新辟为采石场。解放前梅宅石匠凡要在该山采石，每年必须向蔡新的后代交纳矿山租金。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大力宣传破除封建迷信，打破封建势力，在1953年以后逐步开展公路、水利等公用建设，解除了封建势力，为以后公用民用石料大量开采铺平了道路。
  二、石料的开采使用受交通运输条件制约。“百丈石”山石料所以能够大量开采和运销，是因为石山就紧靠旧镇港，用人力扛三、四十米路就可以上船。解放前连手推车都没有，笨重的石头靠肩膀扛抬是无法远运的，水运是唯一可行的办法，“百丈石”山的石料靠小船沿鹿溪上游可运抵城关、石榴、象牙、割后等地，下游可沿海岸线运达沿海各乡镇。水运达不到的地区，尽管十分渴望用石料，只好“望石兴叹”。解放后，交通运输状况出现两方面大突破。解放前漳浦只有一条上通漳州下通杜浔的“龙诏”干线和旧镇通佛昙、县城通象牙庄的支线，旅客往往等半天还坐不上车，谁敢想那寥寥几部汽车用来运石，而且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采取“张飞断桥”的办法，把公路上水泥桥尽数炸毁，公路节节挖坑，别说汽车无法行驶，就是自行车也只能坐一段抬一段，旧镇港、云霄港又是本来就没有桥梁又无运车渡船的。抗战胜利后至解放前公路一直未修复通车。解放后经过四十年建设，现在我县标准公路连接各个乡镇，加上农村大路，做到每个行政村，连高山上的小山城、车本也通汽车，更使人惊奇的是，许多采石场尽管地处深山，采石业的大军居然在崎岖曲折，左壁右坑的羊肠小道上开出了可供手扶拖拉机驾驶的小型机动车道路，看着满载石料的手扶拖拉机在险峻的山路上爬行，外来客人无不摇头赞叹，可是本地人看惯了，未听说过失事。第二方面是运输工具不断进步。五十年代大搞水利建设，出现了大量手推车。漳浦农民吃苦耐劳精神闻名省内，在龙坎铁路工地，永安、三明等许多基建工地，漳浦民工组成的手推车运输队，两架手推车运量顶上一部手扶拖拉机，备受称赞。到七十、八十年代，手扶拖拉机相当普及，能远距离运石料。有些地方如旧镇、杜浔、古雷还用大型拖拉机运石。总之，四通八达的公路和直达采石场的简便机耕路，加上数以万计的车辆，使石料的运销十分方便，石料的商业性大规模开采利用才有可能。
  三、解放前后打石匠队伍增长近百倍。自清朝至民国，本县石匠只集中在旧镇下梅宅村，是附近有水运利便的“百丈石”山采石场形成的。这村当时五、六十户，男劳力几乎都学会打石技艺。县境内东至佛昙，西至象牙，南至沙西，北至马口桥，都闻名到梅宅请过石匠（也有少数客家石匠来浦）。秋冬季节，民间建房旺季，石匠常供不应求。以一个村几十个石匠的队伍用手工采石料，其规模可想而知。解放后，五十年代大搞水利建设时，政府抽调大批民工学习开山打石技术，这批技术骨千从水利工地回乡后，即遍地开花以师带徒，养大批石匠，就地开山取石，各乡镇出现不少以开采出售石料为业的乡村企业。石料的开采利用实现商业性规模，也成为有石头、有车辆地区农民搞农工结合的简便就业途径。
  由此可见，漳浦采石业的发展，与解放后的社会政策、社会条件关系极大。当前值得忧虑的问题是石料开采缺乏规划和管理，业者急功近利，滥采滥用，把近山表层的石头基本采完，今后继续开采只有向深山或地下进军。石头的利用也很原始，缺乏深度加工，因而经济效益受到很大限制。随着石料外贸出口的发展，应该注重石料的精加工，使这些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充分发挥效益，为我县四化建设做出尽可能多的贡献。此外，一些风景区、旅游点及一些对历史文化传统教育有益的石头应注意保护，这类石头的社会价值是难以用金钱计算的，各地有关部门应规划提出保护范围，采取必要的教育和行政措施。
  昔日火烧埔，如今黄金地
  ——火烧埔创业史话
  章江水高山云
  1976～1986年，笔者曾工作生活在火烧埔某厂，耳闻目睹火烧埔的建设者们一桩桩可歌可泣可钦可敬的事迹，当地父老讲述火烧埔许多传奇般的故事。尔后，又因工作关系，陆续获得这里的工矿企业单位一些文字资料，细读起来，抚今追昔，一股对建设者们的由衷敬佩之情时时萦绕于脑际，火烧埔的昨天、今天，不正是一幅漳浦人民战天斗地的壮丽画图？不正是一部漳浦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创业，致力建设新漳浦的宏伟诗篇？笔者有心沿着拓荒者和建设者们留下的足迹，去寻找他们烙印在这片荒凉的红土地上的悲喜忧乐、甜酸苦辣，去热情讴歌建设火烧埔的人们。仅就亲历、亲见、亲闻，与手头资料相引证，取舍剪接，纂联成篇。旨在反映新时期漳浦人民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进行经济建设的成就和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精神，也向为建设火烧埔洒汗流血的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也昭示今后工作、生活在“火烧埔工业城”、“火烧埔工业卫星镇”的人们，要求永远铭记火烧埔的今天和昨天，像父辈祖辈一样坚韧不拔，开拓进取，去创造火烧埔更加美好的未来。
  一、历史的遗迹
  出漳浦城东4～5公里，在巨石嶙峋的岩山与鹿溪北岸的鼓山之间，有一脉东西走向的丘陵台地，人们曾叫它“虎洲埔”，但不知道从何代何年起，这里树木稀疏，连草也干枯，满目是终年裸露的红土埔，加上长年累月风雨洗刷形成的无数裂沟和遍地砂砾，真是十里赤地，十里荒埔，十里辛酸，好似烧过的一般，漳浦人都叫它“火烧埔”。
  三十年代，国民党军政当局出于军事需要，选中火烧埔造飞机场。据文史资料，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驻漳师长张贞在漳浦摊派“航空救国捐”（群众称“飞机捐”），并征派本县民工到火烧埔开挖飞机场。其时的“飞机捐”摊派筹集几何，今已无从稽考。如按史料片断所载的“小山城一百多户人家就摊派飞机捐600元”来推算，全县摊派的款项数额是相当可观的。但火烧埔飞机场只是由民工平整出一大片平地，其它设施一概没有，一直留作后人的谈资话柄。过了四十个春秋，1972年漳浦糖厂厂址确定于此，“飞机场”被圈在厂区围墙内，遗迹今尚可辨。
  六十年代末，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推动下，城关公社为解决一部分知青安置，于1964年12月在火烧埔开办知青农场，先后接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象103人，开垦旱地200亩，栽种番薯、花生、甘蔗等旱地作物，水田只10亩，也曾在荒埔及农场周边植树绿化。但立地条件太差，在这一种水缺土瘠的地方建场，起初靠回销粮度日，后来勉强自给。办场五年，火烧埔面貌依旧，遗留下来的是几间平房，一幢两层小楼房，供后来筹建鹿溪糖厂的干部职工暂住，鹿溪糖厂建成后，其遗迹也荡然无存了。
  二、新时期绽“五朵金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火烧埔始获生机。尽管在七十年代办起“两厂一班”（漳浦糖厂、拖拉机修配厂、农机培训班），但后来均被取代或升格。火烧埔建设真正起步是八十年代，鹿溪糖厂、扎钢厂、鱼虾饵料厂、11万伏输变电站等骨干企业、重点工程的建成投产，促进带动了一批乡镇企业、个体工商业和三资企业的诞生，农机化技术学校的建立，火烧埔3500亩水土保持示范片工程的成功。建设与治理并举，在短短十几年间，火烧埔绽出国营工业、乡镇企业、三资企业、林果业、农业机械化培训教育事业这五朵金花。下面分别记述其创业经过。
  漳浦糖业生产基地
  ——从漳浦糖厂到鹿溪糖厂
  从1973年日榨200吨蔗的漳浦糖厂建成投产，1984年日榨2000吨蔗的鹿溪糖厂建成投产，火烧埔成为我县糖业生产基地。从漳浦糖厂到鹿溪糖厂，是创业者艰难的路，也是成功的路。
  初是1972年，县委、县革委探讨我县蔗糖生产的历史与现状，根据生产条件，提出要发展自己的制糖工业，确定建一个日榨200～250吨蔗的机制白糖厂（当时全县有几家半机制小糖厂，生产红糖）。上半年，经县领导实地踏勘，厂址选择在火烧埔原“飞机场”旧址及周围山坡地，这个地方处在城关、旧镇、赤土三个公社和万安农场的中间地带。供电供水有保障，水陆交通方便，周围社队种蔗有一定基础。县革委生产指挥组以（1972）浦革产176号文上报，立项与设计即得到批准，基建投资拨款核定134万元（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1972〕633号文）。同年11月征地、赔青等前期工作进行顺利。土建及设备安装一年内完成。1973年底试榨成功，即正式投入生产，第一个榨季（1973年冬至1974年春）榨蔗2500馀吨，产糖490吨，开漳浦机制白糖之先河。以后又经历九个榨季，至1983年春榨季结束，完成历史使命。十个榨季共榨蔗14.54万吨，产糖1.6万馀吨，为国家创收税金300万元。历任正职领导是王增钰、黄枝、郑振太、魏开元。经济效益较好的年份是1978年至1980年，其时厂长黄枝。
  漳浦糖厂的十年历程为我县机制白糖积累了一定经验。1980年，随着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县委在基本完成合成氨厂、罐头厂建设的时候，在国家基本建设资金拨改贷的形势下，审时度势，果断地把建设日榨二千吨蔗的机制糖厂摆上议事日程，组织工作班子，进行项目可行性论证、项目送审等前期工作，成立以县委书记黄步翔为组长，县委常委刘合德为副组长的筹备领导小组。经一番踏勘，厂址选择在漳浦糖厂东南方的“火烧埔顶”，也就是火烧埔知青场范围内。筹建指挥部及办事人员住宿利用知青场房间。1981年8月9日，省建委、省轻工厅在漳浦县召开糖厂初步设计会审大会，省、地、县有关部门领导、工程技术人员、贷款单位代表共200多人参加会审论证。8月26日，省建委以闽建设（81）65号文件批复通过糖厂初步设计。10月20日举行基建动工仪式，省、地、县领导、主管部门领导、驻军首长及蔗区社队千部群众共二千多人参加，县长卢亚来为工程开工动土。10月20日，县委重新组建鹿溪糖厂工程指挥部，黄步翔任指挥，郑本道、刘合德、张主德任副指挥。工程建设即全面铺开，进展顺利。
  1982年3月，“三通一平”全部完成。费用115万元，共挖填土方481619立方米，砌挡土墙6800立方米、围墙3024米，修建道路8000多米，架设供电路5600米，供水管道6000多米。
  ——4月15日，厂区土建动工，工程由省第七建筑公司第三队承包。
  ——1983年4月中旬，漳浦糖厂停产，人员并入鹿溪糖厂。
  ——1983年5月，制炼、压榨、动力三个主体车间土建基本完工，具备安装设备条件。四川第一建筑工业安装公司第四处员工进场安装设备。同时，生活福利区六幢集体宿舍楼、四幢家属宿舍楼及招待所、职工子弟学校等基建项目先后竣工交付使用。
  到1983年底，生产区基建安装基本结束，生产条件已经具备。1984年1月17日举行联动试机，1月22日10时落蔗试榨，28日试榨完毕，检验合格。1984年2月2日（古历甲子年春节）举行隆重的投产典礼，漳州市副市长陈莘在县委书记黄步翔、厂党委书记郑本道陪同下，为糖厂投产剪彩。第一榨季至3月21日16时45分结束，共榨蔗100301吨，产糖11485吨，实现税利22万元。
  6月12日，由该厂工程技术人员、工人自行安装的日产16吨酒精车间开工安装，至11月15日安装结束，12月18日综合试机成功，23日投料生产。30日生产出第一罐合格酒精，31日酒精车间举行投产仪式。1988年4月纤维板车间投产。1990年月12月，完成以扩大生产能力为中心的技术改造，技改投资1200万元，日榨量从二千吨提高到二千五百吨。
  截至1992年5月，鹿溪糖厂已经历十个年头，九个榨季，共榨蔗209.336万吨，产糖232934.5吨，酒精14026吨、纤维板2622立方米，实现工业产值3.73亿元，税利上亿元。历任厂党委正副书记、正副厂长是郑本道、郑振泰、张主德、王则锥、郑权、曾执雅、刘坤茂、刘志强、林土金。经济效益最好的是90—91榨季，榨蔗19.62万吨，产糖23393吨，每万吨蔗实现税利85.61万元，全榨季实现税利1680.3万元。榨蔗产糖量最高的是91—92榨季，榨蔗331759.826吨，产糖37429.5吨。
  截1991年期末，职工总数1145人，固定资产投资4680万元，提供贷款单位是福建兴业银行，历年归还贷款共1180万元。
  十年创业十年开拓，甜蜜的事业，艰辛的历程。一千一百四十五名职工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团结，求实，开拓，进取，一步一个脚印，去创造一个个记录。前来视察、检查工作的中央首长、省市领导十分关心支持糖厂两个文明建设，充分肯定“鹿糖人”的创业和开拓进取精神，上级党和政府对“鹿糖”的每一个成就都给予很高的荣誉，先后授予（评为）省民主管理先进单位，89～90年榨季全省亚硫酸法大型糖厂质量评比第一名，1990年全省工业酒精质量评比第一名，1991年全省贡献评价排名前300家工业企业中位居第39名，全省第一轮承包经营先进单位，国家二级计量省级节能企业，福建省级先进企业，全省绿化红旗单位。厂长王则锥被评为市优秀企业家，聘为省政府政策研究室特约研究员。林聪明被选为县人大常委。潭丽英被选为县第五、六、七届党代表、省第五届党代表。许志强是县政协常委。
  1991年“鹿糖”在综合利用、深度加工方面又着手增建木糖生产线，预计1993年上半年投产，每年可生产木糖一千吨，增加产值2200万元，创税利979万元。
  1991年底，国家对制糖生产取消指令性上调计划，实行价格市场双开放政策，糖厂面临糖价大幅度下跌，库存增加，资金难以周转的严峻局面，直接影响经济效益。91～92榨季原料提价和食糖降价使该厂减利1600万元以上。“鹿糖”如何实现从生产型转向生产经营型，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厂党委正根据中央、省委召开的进一步搞好大中型企业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1992）2号文件精神，号召全厂上下，团结拼搏，开拓进取，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向更新更高的目标勇往直前。
  漳浦电力的总枢纽
  距鹿溪糖厂的生活区东墙百米处，又有一处围墙大院。大院里有四幢崭新的楼房，两座金黄琉璃瓦盖顶的凉亭，雕梁画栋，古色古香，幽美雅致，乍看似文化娱乐场所或疗养院之类。但恰恰相反，这里是“先行官”住所，是全县电力总枢纽，11万伏输变电站。
  回顾我县电力工业，起步较慢，基础薄弱。1970年7月1日，县委县革委选择党的生日成立“七一工程指挥部”负责架设线路引接闽西南电网的电源进入我县，即是架设从漳州东屿变电站至我县草埔（在火烧埔附近）总长50公里的3.5万伏（35KV）高压线路并建设草埔3.5万伏变电站。这个工程负责人沈孟春，工程技术设计何重光、郭兆川，现场施工孙伯来等人。经一年多的努力，于1971年底竣工。12月试送电一次成功，1972年2月正式投入运行。草埔输变电站及线路的建设，是我县电力工业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漳浦有了闽西南电网的强大电源，漳浦的电力工业从此振兴。1979年10月16日，开建草埔变电站至杜浔路打的35KV线路和变电站。1981年10月开建草埔变电站至扬美（文庵）35KV线路和变电站。1982年开建城关中心变电站，长桥东升变电站。1983年6月开建草埔至深土35KV线路及变电站。以上六个变电站和输电线路的建设，基本解决全县农村用电和分布在各地的小水电发电并网的需要，到1985年，全县已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供电发展网络。
  进入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营工业、乡镇企业、三资企业迅速发展，各行各业用电负荷猛增，从1985年开始，35KV线路及配变设施的负载能力已不能满足实际负荷的需要，草埔变电站和城关变电站虽经几次扩建，仍不能解决超负荷问题，电力的供需矛盾日趋尖锐，电力问题再一次被摆上政府的议事日程。1986年县政府责成电力主管部门着手进行100KV输电线路及变电站的设计和工程的前期工作，1987年元月，项目立项报经批准，1987年2月21日成立“漳浦县110KV变电站建设指挥部”，由县长王良才任指挥，陈子源、叶义秋任副指挥。变电站选址在火烧埔。工程于1988年元且动工，到7月，土建、设备安装、调试和验收工作全部完成，进站的110KV电源来自漳州至云霄常山110KV线路破口接入，线路一进一出长工2.165公里，变电站安装主变一台，容量31500千伏安。110KV、35KV配电装置采用户外式，10KV配电装置采用户内式。站内设中央控制室，具有一系列继电保护、故障指示、自动跳闸等安全装置。值班室配有电力载波电话、市内自动电话、无线电对讲电话。站内竖立一支110KV终端铁塔，建造办公楼、宿舍楼等。1988年10月，沟通全县各地35KV、110KV变电站的联络线路等电站配套工程全部建成。今后一个时期全县用电得到保障。
  110KV变电站占地面积26.7亩，工程总投资500万元，参加工程现场施工的工程技术人员是杨仁辉、高亚汉，建成投产后站长是陈瑞谦、全部职工23人。1989年年供电8600万度，产值253万元，利润127万元，税金67万元。
  值得附文一提的是，站内打一口供水机井，深96米，日出水量200吨，泉水甘冽爽口，出水后即被人们作为矿泉水饮用，常饮者反映极佳，电力公司同志取样送检于国家地质部，水质果然上乘，各项指标已达到饮用矿泉水的各项标准。公司拟开发矿泉水厂，不久，漳浦人就可享用本地优质矿泉水以消暑健身了。
  调头转产求发展
  ——从拖拉机修配到扎钢
  办企业不可能一帆风顺，担风险在所难免。厂址在漳浦糖厂北面与漳浦糖厂同一个时期建成的国营漳浦农机修配厂，应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而生，又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及农机修配技术的普及而冷落。尔后又应我县拆船业的兴起，调头转产，改为扎钢厂，本县自己生产的首批钢材就诞生在这里。在建筑业兴旺的年代，这里的日子又红火起来。
  七十年代，有一句口号叫“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作为农业县，农业机械行业的责任巨大，地位也较突出。1972年，全县拥有中小型和小四轮拖拉机128台，手扶拖拉机94台、柴油机923台、农用水泵781台、电动机32台、农副产品加工机械800多部，已初具规模，就在这个大气候下，县革委决定将拖拉机修配站升格为拖拉机修配厂，厂址从城关迁到火烧埔，人员配备以原拖拉机修配厂为基础，再从农械厂等工业企业单位抽调充实。厂长胡清洁，党支部书记邱水金。建厂初期适逢祖妈林水库开工，县抽调该厂全部技工和拖拉机手参加水库建设，由支部书记邱水金带队，转战水库工地。当时工地指挥部购置了“丰收20型”轮式拖拉机58台、推土机8台，交给这支队伍，同时吸收亦工亦农机手近百人，由他们负责培训，从而组成一支一百多人的拖拉机运输队伍，担负起大坝土方的运输任务，是水库工地上一支生力军。他们从1972年4～5月份进场，到1974年6～7月大坝竣工退场，共两年时间。水库工地结束后，该厂带回46台工地退役的拖拉机，投入机耕和农用运输，为支援农业不计较厂方得失（祖妈林水库施工两年，劳务费累计可达40万元，该厂顾全大局，没有领取，作为对漳浦建设的奉献），其功绩不可磨灭。
  该厂职工艰苦创业勤俭建厂的精神值得称颂。1973年建厂初期，由厂长胡清洁负责新厂的基建，他们坚持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50亩山坡地的“三通一平”全部由本厂职工加班加点来完成，厂区石砌外围墙及车间、办公室、宿舍建筑面积近千平方米，总投资仅5.9万元。像这样的规模投资如此节省，在同一时期也是少有的。
  进入八十年代，由于农村体制改革及农机修配技术较为普及，以农机修配为主业的修配厂，业务每况愈下，濒临关闭。1985年县新兴的拆船业正当兴旺，为综合利用和深度加工，适应发展中的建筑业对钢材的需求，在工业主管部门的协调下，由拆船厂接收该厂厂房及部分职工，投资122万元，建扎钢车间一座，购年产5000吨钢筋的扎钢设备一套，1986年投产，至1991年底，共生产各种型号钢材8400多吨，为国家创收税金30多万元。厂长林光明（筹建阶段负责人赖虎明）。
  从农机修配到扎钢，是正确的抉择，生产出合格钢材，以调剂建材市场紧缺，是一种贡献，填补了我县制钢产业的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新纪录。今后，扎钢厂的前景又是如何呢？工厂经营管理是一个问题，原材料——钢板的供应也是一个问题，从后者看，过去的原材料靠拆船厂提供，而拆船厂又看在国际废船市场行情上，设想拆船厂一旦进不了废船，那么扎钢厂原料来源就成问题。扎钢厂未来所面临的困难相当大，须加探索，倍加努力。
  县办第一家鱼虾饵料厂
  截至1990年底，全县沿海乡镇人工养殖对虾4.3万亩，居全省各县之首。咸淡水养殖15万亩，是1980年养殖面积的4倍。
  为配合、促进我县对虾生产，1986年县粮食局组织工作班子，着手进行生产鱼虾饲料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并向上级呈报项目建议书。1987年4月经国家经委批准立项，同意漳浦县粮食局建鱼虾饲料厂，年产鱼虾饲料4000吨，计划投资300万元，外汇配额36万美元。1988年10月，省政府技改引进领导小组正式批准该项目实施。
  县粮食局领导重视这个项目，努力促成项目投建，由局长林光辉担任筹建组长，粮油饲料工业公司经理方云镇为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项目实施。1990年3月，引进的设备到货，8月安装基本结束，进行调试，1991年8月开始试产，至11月共生产合格鱼虾饵料系列产品800多吨，在本地及云霄、东山等县试销，用户反映良好。1992年初接受外省订货一千馀吨，本市各养虾县用户也陆续来看样订货，产品销售市场正在拓展，前景看好。
  该厂厂址在“鹿糖”生活区西侧，厂区占地11.9亩，建厂实际投资473万元，外汇额24万美元。现任厂长刘建钦，全厂职工42人。
  拖拉机手的摇篮
  ——从农机培训班到漳浦农机化技术学校
  与扎钢厂一墙之隔的是县农机化技术学校——我县农机培训基地，拖拉机手的摇篮。
  农机化技术学校的前身是农机培训班，隶属于县农机站，创办于1975年4月，1990年12月18日升格为技术学校，其主要任务是担负全县农机技术培训。办学15年来，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农机成人教育的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历年培训质量和安全均比较好，自1975年～轻化991年17年间办班81期，共培训拖拉机驾驶员、农用运输车驾驶、农机修理工、农机修理工、农机操作人员5608名，对促进我县农业发展和繁荣农村经济发挥重大作用。
  校园占地9587平方米，建筑面积1439平方米，教练场地4842平方米，教学设施具备，学校拥有固定资金22万元。每期培训规模可达80人，开两个班，在职教学人员10人，其中理论教师8人，师资与培训规模基本相适应。历任培训班负责人有杨水生、余水顺、洪海生、蔡银忠、许泗贵。改为学校后，校长吴明章（县农机站站长兼），副校长许泗贵、蔡银忠。
  农机化技术学校正向建设标准化、教学规范化、管理科学化的目标努力开拓，为加快我县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建设步伐贡献更大力量。
  引来百鸟栖绿林
  ——乡镇企业、三资企业、个体工商业崛起
  “种得梧桐树，引来金凤凰”，火烧埔的巨变，投资环境的改善，也使“三胞”动心，“三资”企业及侨眷、寓台人员家属企业开始在这里“安家落户”。港商何先生租赁原漳浦糖厂的部分厂房，开办针织厂，现有职工230人，年工缴费达18万美元。旅台同胞翁化清先生出资，由在大陆的亲属经营农副产品加工厂，产销看好。本地的个体企业更有如雨后春笋，如英山青年农民王庆春夫妇所办水泥预制品厂，产品质量尚好，业务兴隆。新近又与外商合作办厂、生产，还有多家个体工商业户经营五金交电、百货、食品、饮食、电器维修、美容理发等业，形成门类齐全的商业网点，农贸市场也相应产生，鱼鲜、蔬菜、肉、禽、蛋品等农副产品琳琅满目，大大方便了干部职工的生活。
  水土保持示范片喜获成功
  除工厂企事业用地外，火烧埔还有200多公顷（三千多亩）土地。昔日“山光地瘦不长草，烈日当空火烧埔”的荒凉景况，今日又是如何呢？变了！全变了！用“林丰果茂”，用“林果禽畜全面丰收”一类的词句尚不能概括这个水土流失区经过八年治理所产生的巨变。
  自1984年起，县农委、县水土保持部门从工程措施、生物措施、经营管理机制等方面对火烧埔进行综合治理，选择王罗忠、王镇南、李火力、李文典、李先进、李文、李北溪等38个治理承包户，至1990年，共投资511850元（其中水土保持部门扶持14.3万元，占27.9％，承包户自筹36.885万元，占有72.1％），治理面积200公顷。各项治理措施投资为：工程措施9.4万元、生物措施11.3万元，运费30.48万元。共开垦梯田113公顷，修路3.5公里，种果113公顷，共有荔枝、龙眼、桃、李、杨梅、馀甘等17万株；造林87公顷，共植马尾松、湿地松、大叶相思、绢毛相思、柠檬桉等树97.8万株；种草（含果园套种）79公顷，播种印尼绿豆、印度豇豆、马唐、宽叶雀锦等种子2600公斤。
  通过人工强化综合治理，到1990年，直接经济收益达44.26万元，其中水果87.55万公斤，收入35.75万元；套种花生、瓜、豆收入6.4万元，现有林地经济效益估算23.1万元（其中薪炭林60公顷、蓄积薪柴125万公斤，价值5.1万元，用材林27公顷，蓄积量1200立方米，价值18万元；以及治理区内利用山塘养鱼、养鹅鸭等收入2.11万元。38个承包户中，从1989年开始，每户年收入都在4000元以上，其中有8户已成万元户，有19个承包户在治理区内建造管理房和住房31间，他们已尝到治山甜头，陆续上山“安营扎寨”，以图更佳效益。预计从1992年至2000年，全示范片的年经济效益为11.15万元（其中果园及畜牧业效益仅以1990年产值作为估算值，不计其年递增率，林地效益按年递3万元估算）。
  在开展水土保持示范大动作的同时，带动了陈红囝等数十多户农民到此间承包集体山坡旱地开发种果，他们利用糖厂滤泥这种优质有机肥，采用挖大穴，下大肥，选优质种苗，上山建管理房等一套开发山地行之有效的办法，一共定植荔枝、龙眼5000多株，以及桃、李、杨梅、枇杷等杂果。值得一提的是家在城关的老汉陈武生，主动放弃较优厚的家庭生活，单枪匹马到火烧埔承包原南门村办场的40多亩山坡旱地，自1984年以来，开山治山不止，种果不断，如今，老汉苦心经营的400多株荔枝，150多株龙眼，几百株桃李清秀油绿，已收获桃李杂果累计5万公斤，部份荔枝也于91年投产，年均收入六千元左右。
  昔日荒凉的火烧埔红土地今已变成绿洲，其农业开发的前景是十分壮观的。对此，县府又提出更高的开发目标——火烧埔万亩旱片供水工程，这一项目，主题是引朝阳渠之水灌溉火烧埔及周边各村共万亩旱地。这一工程已于1991年冬季动工，进展迅速，预计1992年底竣工投入使用。到时，火烧埔旱地浇灌用水得到解决，千百年梦寐以求的“水上火烧埔”将成为现实。
  三、展望与寄语
  在共产党领导下，创业者们改造了昔日荒凉的火烧埔，迎来了今日的繁荣。当前，县委、县政府正乘胜前进，为火烧埔绘制“八五”经济建设开发的蓝图，可以深信，未来的火烧埔将成为漳浦县的一个工业基地，工业卫星城！
  山崩地裂逢盛世，老灶山村换新颜
  中西老灶移村记事
  陈桂味
  在中西林场与三平接壤地方，有一座海拔563.5米的狮仔山，山南麓的半坡上，有一个村寨，其名也古怪，叫“老灶”，共51户276口，徐姓为主，其先辈何代何年何因从南浦大坪迁徙到此，村里长者也茫无所知。山民世居大山深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虽有山清水秀林幽水冽之惠，但非世外桃源，解放前备受匪盗骚扰之苦，尝尽爬山过岭，咸酸苦涩，半饥半饱的辛酸。解放后也因交通闭塞，文化程度低下，信息不灵，长期困扰着经济的发展。自从改革的春风吹进大山深处，“山顶人”开始念“山经”，开山造林种果植竹，发展竹木深度加工，开发食用菌生产等多种经营，年胜一年，山寨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淳朴、勤劳的山民挥臂膀，洒热汗，满山播下生产责任制之种，期待来年采摘那丰硕的改革之果。——这绝非滥调虚词，笔者曾几度登临，目睹山村巨变，气象万千：远山近坡青松翠竹郁郁葱葱，屋前屋后林果掩映，鸟语花香，一层层梯田一层层绿，一座座山头一座座翠。在春熙景明的日子进山，从鸽水潭附近山口远眺狮仔山，“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溪水哗哗，林海茫茫，……好一幅千秋不墨的山水风景图呀！
  “天有不测风云”，1985年6月24日，第四号台风带来暴雨，老灶村后陡坡发现地裂，长350米，宽度8～10公分。8月23日，第十号台风暴雨，地裂又加大，量得裂缝宽度加大到90～100公分，深度在0.5～1.5米之间，且长度在扩展延伸，灾情十分危急！中西村党支部、村委会派员分别到林场，到县反映灾情。其时，我分管这方面工作，立即同民政局长陈文彬、地震办主任黄奕鼎等同志赶到中西老灶地裂现场，了解察看灾情，和场、村领导共商抗灾措施。县委县府主要领导听取灾情汇报，明确指出要采取果断措施，保证人民生命财产不受损失。中西林场当即成立由苏桂凤、张辉有、许连友、李永义、徐贵、徐海等同志组成的抗灾领导机构，县民政局派员协理，组织动员村民向安全地带疏散，内堀工区、内堀、内过溪等自然村群众让房给灾民暂住。附近场工、群众一百多人帮助搬迁财产。副场长许连友、场武装部长李永义日夜坚守在老灶灾区，指挥村民转移和财产搬迁。危险地带的村民迁移工作正在顺利进行。
  9月14日，漳州市政府办公室林成章科长带领市有关部门工程技术人员，有省第五钻探站王朝举工程师、省水文地质队王惠霖工程师、市农委王雅明助理工程师，市地震办李国华工程师等，由我和县民政局、地震办领导干部陪同，到老灶现场勘测，论证山体断裂滑动之成因：一是此带地质属火山岩风化层，深度都在5～10米之间，山上植被良好，地表含水量大，坡下泉水丰富。二是处在地震断裂带区，在100年前曾发生过山体滑坡，滑坡遗迹尚存（在老灶村南面100多米处）。地质工程师的结论是：古滑坡复活初始阶段。他们对灾情可能性预测，一是已断裂的山体面积约2万平方米，土方约15万立方米，滑动的可能性已具备；二是滑动时间速度随外在因素，如土层含水量多少，震动强弱加强或延缓；三是山体滑动的方向为北——东向55。，滑动时还可能会引起牵引性、群体性，更大规模的滑坡。那么，老灶村坡下的下正坑村也将直接受到威胁。行家们提出处理意见，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老灶村必须迁移。下正坑村是否也要迁移，较有争论，一部分人认为只要采取一些防范措施就可克服，如在两个自然村交界处禁止动土，几处山沟泉眼设渠排引泉水，在冲积锥顶部种牧草以治土层冲刷等，就可避免下正坑村受滑坡灾害；一部分人认为上述防范措施操作难度大于移村。最后，大家分析移、治两方案的利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确定下正坑村也同时搬迁。
  9月17日，漳州市长韩玉琳、市民政局局长邱明福等领导同志，由县长张如松陪同，冒雨前往老灶，实地视察灾情，看望慰问灾区干部群众。韩市长一行在现场听取场、村干部汇报抗灾移民情况、灾民的临时安置情况和面临的困难问题。韩市长听取会报后，指示县、场、村三级干部要妥善安置好灾民生活，着手抓紧新村建设，迅速重建家园；市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从资金和物资上给予支持。韩市长一行不辞劳苦，冒雨翻山越岭，亲临老灶，带来了党和人民政府对灾区人民无限的温暖，给灾区干部群众以巨大的鼓舞和推动。一辈子未曾见过“大官”的山民，今日市、县长就在他们中间，人们奔走相告，一时山村沸沸腾腾。
  移村新址，经市、县地质、建筑工程技术人员踏勘，选择两个地点，一处在内堀工区住所后面坡地（地名楼仔尾），属工区耕地和职工菜园，约12亩，可供40多户建房（户均100平方米）；一处在鸽水潭桥两侧，约4亩，可供20多户建房用地。这些建房用地均由中西林场无偿拨给。县建设局工程技术人员为新村作规划设计。在移村领导小组的认真协调下，宅基地的分配安排经村民民主协商，公平分得。建房用地的平整工作顺利进行。11月29日下午，由我为新村奠基。基建采取民办公助，困难户重点补助的办法，县无偿拨给5万元、钢材指标2吨、水泥指标60吨，林场解决木材指标近100立方米。每户以人口数均分资金和三材指标，加上原旧房材料利用，亲友帮助支持，使每户基建同步进行，到翌年一月中旬，基建基本结束，45幢土木结构的新房，鳞次栉比，傍山而起。1986年1月31日（农历乙丑年十二月廿二日）新村举行隆重的落成仪式，县政府、民政局、中西林场领导前往参加庆典，我为新村落成剪彩。老灶、下正坑六十多户山民喜迁新居，欢欣相庆，笑迎新村第一个春节到来。
  这次移村，从奠基到新房落成，仅六十多天，速度之快，效率之高，效益之大，开我县因灾移民移村事例之先，其工作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山崩地裂逢盛世，老灶山村换新颜”。移村后的老灶村民饮水思源，挥臂大千，迅速恢复生产，1986年开山种竹种果90亩，平整旧村址48亩为果园，改造山垅田50多亩，当年粮食总产25万市斤，人均纯收入300多元，分别比移村前的1984年增长20％和15％。1990年集资建一座小水电站，装机容量10千瓦，户户用电照明。1991年人均纯收入500元，新村又添置机板车一辆，手扶拖拉机一部，摩托车2辆，自行车70多辆，电视机20台，抚今追昔，村民们千言万语齐颂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他们为教育子孙后代永远铭记党和人民政府大恩大德，村委主任许文生特地到县城请书法行家洪和章先生为其书写移村碑文，镌石记念。
  漳浦水利综合经营
  陈章兴
  水利综合经营，是漳浦县水利系统一个新兴事业。下面记述其从“解禁”至起步、发展的过程。
  （一）从“犯禁”到鼓励
  漳浦县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兴建中型水利工程以来，先后兴建中型水库7座（眉力、石过陂、后井、梁山、赤兰溪、杨美、祖妈林），桥闸3座（旧镇、鹿溪大（三）型桥闸和浯江中型桥闸）及朝阳渠等。这些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属事业性质，按企业要求进行管理，工程维修经费全靠国家拨款，人员工资等管理费用靠收取一点水费，“以水养水”，没有生财之道，被称为两袖清风的“清水衙门”。长期以来，在人们脑中形成一种陈旧观念，水利管理事业单位只能放水、管水，搞别的都是歪门斜道，不务正业。记得六十年代初，本县为了解决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经费困难和改善职工生活福利，曾经在原祖妈林小（一）型水库召开全县水利管理工作会议，会后，由我执笔制定《漳浦县水利工程开展副业生产二十五条规定》，“文革”期间，甚至连利用水库养鱼也被认为是犯禁的，受到批判。“水至清则无鱼”这句古训告诉我们，任何事物如绝对求其纯粹就会走向反面。事实证明，“专务正业”并没有使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摆脱日益拮据，越搞越死的境地。随着漳浦县水利事业的发展，水利管理队伍日益扩大，县办水利工程管理人员由1977年128人增加到1979年261人（其中干部55人，职工211人，临时工95人），光靠那些微薄的水费收入（县管水利工程单位1965年至1974年平均每年只收水费0.73万元）其结果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1974年至1975年，县地方财政每年要拨给县管水利工程职工工资补助经费7万多元），职工生活待遇长期得不到改善，水利基础设施长期得不到维修，国家的包袱越背越重。因此，1977年11月8日，漳浦县革命委员会颁发《关于坚决贯彻执行水费征收办法的决定》，1978年6月1日又发出《关于整顿现有水利工程组织管理的通知》，即对县管水利工程进行“三整顿”（整顿规章制度、整顿经营管理、整顿管理体制），撤销原来杨美、鹿溪、朝阳三大灌区革命委员会，确定杨美、祖妈林、眉力、后井、石过陂（含赤兰溪）、梁山（含水晶场小（一）型水库）等中型水库及旧镇、鹿溪大（三）型桥闸和朝阳渠为县管工程，重新建立管理处；对跨区域受益的浯江中型桥闸提级由县管理，建立管理所。在整顿的基础上，为使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利用工程周边水土资源，因地制宜开展综合经营，1978年11月26日县革委再颁发《关于处理水利管理单位统一经营用地的通知》。漳浦县的做法受到水利电力部的表扬，1978年12月11日在《水利简报》增刊第32期以《漳浦县整顿加强水利管理成效显著》为题向全国通报。这一来，为已经不声不响地开始搞综合经营的漳浦县壮了胆。1979年2月20日，漳浦县革命委员会以浦革（1979）综字第25号文发出《关于水利管理“七定”任务与奖赔办法的通知》指出：“七定一奖赔”制度（定安全保坝、定控制运用、定工程效益、定征收水费、定年发电量、定造林种果、定农牧渔业，超产者奖，减产者赔），立竿见影，取得成效。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含小（一）型水库）职工开荒种植面积195亩，造林种果面积418亩（其中种果1.05万株），饲养禽畜590头（其中黄牛70头、猪45头），利用水面养鱼1.28万亩（不年投放鱼苗200万尾），副业产值1.07万元，比1978年增收1.4倍。1979年11月18日，水利部、财政部、国家水产总局在广东省东莞县召开全国水库养鱼和综合经营经验交流会，特邀请漳浦县水利部门派代表出席会议。通过这次全国性会议，第一次把综合经营与确保工程安全、发挥工程效益相并列，作为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三大基本任务。会后，漳浦县把水利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管理上来，这是县管水利工程单位综合经营全面走向生产领域的转折点。
  （二）管理责任制不断完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了人民的眼界，开始认识到，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不能长期捧着金碗要饭了，自己“管”着那么多水土资源，又有人力、技术和设备，为什么不能让这些巨大的生产能力组织起来，向更深更高的生产领域进军呢？水利工程管理单位难道不应当讲讲投入产出的效益吗？1980年，漳浦县把“三大任务”（安全、效益、综合经营）分解为“八项技术经济指标”（安全维修、控制运用、工程效益、水利渔业、造林种果、农牧副业、水费电费、收支核算等），并以1980年财务决算为基数，参照各个县管水利工程单位的资源条件，国家基建投资多少、技术装备先进程度、生产率和产品价格高低等不同情况，分为“定额上缴”、“自负盈亏”、“限额补贴”三种类型单位，合理确定年度指标，坚持至1991年，每年初由县水利主管局与县管水利工程单位协商，制订年度计划，上报县人民政府下达。各个县管水利工程单位都建立党、政、工三种管理系统：（1）党支部以支部书记为主的政治管理系统，抓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思想政治工作；（2）管理处（所）以主任为主的行政生产管理系统，负责技术业务和抗旱防汛工作；（3）基层工会以工会主席为主的民主管理系统，抓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和民主制度建设。党、政、工分工负责，使水利目标管理责任制不断完善，体现了三大优越性：（1）明确规定各个县管水利工程单位应该承担的经济责任，使水利管理干部、职工扭转了长期存在的供给制思想和单纯的服务观点，单位领导也改变了过去那套行政管理的办法，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下，从经济观点出发，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经济杠杆和其他手段，及时解决各个环节出现的经济利益问题；（2）把目标管理责任制与经济利益挂上钩，层层落实“三大任务”、“八项技术经济指标”，签订合同，使各所、站和班组、个人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全局水利管理和综合经营工作，充分调动单位与个人的两个积极性；（3）事业单位按企业要求管理，在统一经济核算的基础上按照业务分工和经济项目划分职责范围，订出考核标准，半年初评，把责任制、考核制、奖惩制结合起来，职责分清，奖罚分明。
  （三）经济效益提高
  经这几年来实践，县管水利工程单位依靠“两个支柱”（综合经营和征收水费）及“一把钥匙”（经济承包责任制）促使水利综合经营（水库养鱼、水力发电、林果生产、有偿服务等项目）日益发展，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1980年1月25日，福建省水库养鱼会议在漳浦县召开后，全县水库养鱼有了很大的发展。7座中型水库水面14392亩，已养鱼12863亩，占89.4％。同时，自建鱼种池108亩，自育大规格（12公分以上）鱼苗，以保证每年投放水库鱼苗的质量。后井水库鱼种场有7口鱼种池15.5亩，1981年至1986年自育大规格鱼苗131.2万尾。1985年4月间，还选择和饲养好两对鲤鱼亲鱼，进行产卵受精，然后将附着受精卵的鱼巢移入已清整好的孵化池，孵出仔鱼70～80万尾。中型水库1982年至1985年投放大规格鱼苗381.7万尾（其中自育鱼苗341万尾）。祖妈林水库为了加快水库中鱼苗的生长，1986年在库岔办养牛场养牛15头，并兴建容量千担的发酵池2口，每月都有发酵粪水7.5～10万公斤入库喂鱼。全县水库水面最大的杨美水库，养鱼水面4288亩，1983年至1984年再投放大规格鱼苗66万尾。但由于水面大，水深又在20米以上，捕鱼是一大难题，影响渔业经济效益。中国水利实业开发总公司于1985年12月25日至1986年1月10日在福建省水利研究所技术咨询服务公司（设在厦门市集美镇）举办全国第二期MSS—Z型脉冲电赶鱼机捕鱼技术培训班，选择漳浦县杨美水库作为操作现场。参加培训班的有来自四川、贵州、云南、广西、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山东、陕西、辽宁、内蒙古等12个省（自治区）水利（水电）厅负责水库养鱼专业技术人员共45人，现场学习交流电驱赶鱼群的操作方法。其法是通过电极在水中形成电场，再根据鱼的种类，个体大小，水域宽度、深度等不同条件，使用不同的电压频率，以驱集或麻痹鱼类。操作时以载重量12吨的挂机木船6只，木驳船2只，配备MSS—Z型脉冲电赶鱼机2部、直径5公里的话机3台、各种规格刺网、拦网、沉网等总长8100多米，把鱼群围赶到溢洪道对面的库岔进行网捕。这次示范性操作于1986年1月4日举行，安放长、宽各39米深8米的网箱，一网次捕鱼19850公斤（其中每条重量5公斤以上的300多公斤，最大的鲢鱼每条21～23公斤）。县管中型水库养鱼回捕量1979年至1983年只有7.8万公斤，1988年至1990年却增加到115.6万公斤。
  自1986年以来还发展浅海滩涂养殖。县管花厝厝围垦工程于1986年6月19日合龙后，边扫尾边建池，至7月底建虾池4丘975亩，其中2号池324亩，即放养对虾苗500万尾。1986年5月28日至31日，福建省水利学会农水围垦专业委员会和省水利水电厅水利建设技术中心在漳浦县召开全省浅海滩涂资源开发利用和围海技术经济交流会，与会各沿海地（市）、县水利围垦工程师和技术员共46人听取了漳浦县水利电力局《大念“山海经”开发利用滩涂资源》的经验介绍。会后，浯江桥闸管理所向省水利水电厅综合经营公司借周转金3万元，利用水闸内外滩地建对虾池2丘，面积21.46亩，于1986年6月20日由4位职工承包养殖对虾，至9月15日饲养87天，收获商品对虾1109公斤（每公斤35～40尾），收入19761.16元，扣除成本12547.5元，纯利润7213.66元，按承包合同，桥闸管理所收入6186.89元，个人超产分成1026.77元，加上承包外捕捞池内鱼、青蟹收入1604.91元，个人收入共2631.68元，平均每人多收657.92元。1988年旧镇大（三）型桥闸也积极利用桥闸周边浅海滩涂，新建对虾池一丘40亩，并建制冰厂一座，为出口对虾服务。1990年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共养殖对虾140亩，出售商品对虾12吨，比1986年增加33％。
  中型水库有丰富的水力资源可用于发电。继1971年建成梁山二级水电站后，1979年至1983年，县管水利工程先后新建坝后电站或径流式水电站6座，装机容量2285千瓦/12台，至1990年，县办水电站（含内湖水电站）装机容量5475千瓦/24台，一般每年为县电网提供电能2000万千瓦时左右。梁山水电站（一、二级电站和1990年新建坝后电站）为加强安全生产，从经营管理入手，实行“六定一奖赔”（定人员、定职责、定任务、定费用、定出勤、定产值、超产奖，减产赔）的责任制，以班组为单位，逐日填写运行日记，逐月核算，逐季小结，年终决算，促使运行人员做好安全发电工作，经济效益逐年提高。1985年第9期《中国水利》通报：漳浦县梁山一、二级水电站1984年发电设备年平均利用4086小时，发电成本1.47分/度，全员劳动生产率10625元/人、年，100元产值利润59元，进入全国先进电站行列。1990年梁山水电站完成发电量1000万千瓦时，比历史最高的1985年增长17.6％。1989年底，为搞活朝阳渠径流式梯级水电站的经济，县从“以电养电”项目投资9万元，在南浦乡架设输电线路长3.2公里，把村办的兴巷、南浦、大坪等小水电站（装机容量615千瓦/3台，拥有高、低压输电线路长20公里），建立全县第一个朝阳自供电区，不仅救活了这3座濒临报废的小水电站（每年向县电网输送电量35万千瓦时，增收电费5万多元），而且使朝阳自供电区1990年售电量增加到135万千瓦时，从批零差价中增收10万多元。各个县办水电站坚持推行并进一步完善岗位经济承包责任制，促使全体运行人员认真做好设备安全检修和防洪、防风工作，做到“安全、经济、满发、多供、少损”，1990年县办水电站完成发电量2400万千瓦时，比1989年增长57.3％，创历史最高水平。
  为了充分利用水利工程周边水土资源，发展林果生产，1981年9月26日和10月17日，漳浦县稳定林权发证领导小组颁发《关于划定水利水电工程保护范围和安全区的通知》和《补充通知》，解决了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发展农、林、果、牧业的用地。1982年4月29日，漳浦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漳浦县水利管理办法》，第五章《经营管理》第十五条规定：“凡由水利投资兴建的以防洪、灌溉为主结合发电的水利工程，其枢纽、水闸、库区、水面、电站、灌溉（排水）渠道（港道）及其附属建筑物等，一律由水利管理单位统一经营管理，在确保安全，效益的前提下，以水为本，发挥优势，综合利用所辖的水土资源。”全县中型水库周边和库区校核洪水线以下可绿化、种果的山地面积6192亩，经过全面规划，全体水管干部、职工逐年进行育苗、整地，并实行“三包”（包种、包管、包活）责任制，至1990年，已造林2460亩，种果1794亩（其中荔枝1705株、龙眼9180株、柑桔2061株、桃李杂果68028株），1990年生产出售各种水果21吨，比1989年增加38％。眉力水库主、副坝区划界定权的土地220亩，栽种荔枝1030株。1988年4月9日，又向漳浦县畜牧中心购置与水库溢洪道西南毗邻的原县草种场的全部土地340亩和附属设施，建立龙眼生产基地，新栽高压苗良种龙眼5000多株。杨美水库已定权发证的山地面积775亩，1988年4月，在山地使用权不变的情况下制订《股份制发展林果种植业的有关规定》，发动干部、职工组成4个股份组，投资5.5万元合股开发山地，签订为期15年的经营合同，4年多来已开垦山地400多亩，种植龙眼350株、桃李3000株、杨梅1000株、馀甘1.6万株、香蕉1.5万株、柠檬桉树2.5万株、相思树3万株。1991年杨美水库管理处再投入“以水养水”资金2.1万元，县水利电力局也投入“以丰补歉”基金3.2万元，继续种植龙眼2800株，下放给各股份组承包经营。1989年至1991年已收益5.9万元。1989年和1990年连续荣获福建省综合经营先进单位。
  为使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搞好有偿服务，实现水利经济良性循环，漳浦县人民政府于1986年12月15日颁发《漳浦县水利工程水费核订、计收和管理办法》，1990年3月27日颁发《补充通知》。旧镇大（三）型桥闸管理处为解决鹿溪糖厂榨季用水，于1985年12月4日首次与鹿溪糖厂签订供水收费合同，每年为榨糖供水。1990年度，鹿溪糖厂榨季从1989年12月15日开始，至1990年3月29日结束，历时105天，由旧镇桥闸控制蓄水位（黄零高程）1米左右，一般保持水深3.5米，为鹿溪糖厂提供工业用水150。71万立方米（其中直接供水量135.01万立方米，补充生活用水15.7万立方米），确保榨季顺利结束，1990年4月25日，鹿溪糖厂即全部交清水费7.3万元，比1989年增加69.8％。鹿溪大（三）型桥闸管理处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后，于1988年经漳浦县物价委员会核定，首次向漳浦县自来水公司收取城镇生活用水水费0.82万元；1989年5月30日又与漳浦县合成氨厂签订供水收费合同，首次征收水资源费2.85万元。同时，根据1991年10月28日漳浦县人民政府综275号文颁发的《漳浦县河道采砂收费管理办法》，对在鹿溪采砂的个体户发出《河道采砂许可证》9本，按规定收取河道采砂管理费2500元。
  在党中央的“开放、改革、搞活”方针指引下，“七·五”期间漳浦县集中资金抓好中型水库保安加固和水库灌区挖潜配套，投入保坝加固资金53万元（其中国家补助36万元）灌区配套资金369.7万元（其中补助244.5万元），除梁山水库外，其馀6座中型水库都进行检修加固，并在水库灌区新建干渠8条共长59.3公里，支渠10条共长42.5公里，新增灌溉面积2.2万亩，恢复和改善灌溉面积3.7万亩，不仅为灌区粮食增产服务，而且为增加水费收入创造条件。据中型水库统计，1986年至1990年收入689.89万元，其中水费收入252.13万元，占36.6％；电费收入290.74万元（每千瓦时电价0.05元），占42.1％：多种经营收入147.02万元，占21.3％（其中水库养鱼收入109.63万元，占多种经营收入74.6％）。县管水利工程1991年经济总收入由1984年97.22万元增加到366.58万元，平均每年增长率20.88％。
  漳浦县县管水利工程单位认真贯彻中共中央（1992〕2号文件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要充分利用水土资源，巩固开展三个生产基地：（1）建立全县淡水养殖面积最大的渔业生产基地；（2）建立林业生产基地；把现有造林面积再扩大2000亩，绿化、美化坝区和库区；（3）建立眉力、后井、杨美三个万株水果生产基地，即眉力水库万亩龙眼基地、后井水库万株柿子基地、杨美水库万株馀甘基地。同时，大胆开拓，发挥社会效益巨大的水电基础设施的优势，兴办以工业为主体的综合经营，逐步向企业化、社会化发展，为巩固发展水利水电事业，推动漳浦县农村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书法奇人吴协生
  陈万年
  我国虽自古有“双管齐下”的成语，传说唐朝张景曾以左右手同时作画，一手画枯枝，一手画生枝，但这只见于野史记载，一千多年以后的现在，人们才亲眼看到吴协生“双管齐下”的书法表演。
  吴协生，1949年出生于漳浦县霞美乡农家，从小靠父亲于农馀卖一种美名为“翰林糕”的绿豆糕供他读书。他从小喜欢练字，入中学时，老师林耀文发现他的兴趣和天赋，指导他临摹碑帖，他刻苦学习，打下基础。中学毕业回乡，一面继续练字，一面学篆刻，一度在家乡市场边摆一只桌子，替人刻印章和写对联谋生。而对亲戚朋友或熟人来托写对联，他分文不取。
  每到旧历年关将届，约写对联的人特别多。有一年冬天，虽然日夜挥笔，答应代写的对联还是“欠”人很多，父亲责怪他：“年都要到了，怎么还没给人家写好！”母亲见他忙不过来，为他辩护：“那么多，就是双手同时写也应付不了啊！”母亲这句话启发了他，立志要练出双手写不同字句的本领。他从一向不曾握笔的左手练字开始，到左手会写，才试着两手同写，起初还是不能顺心应手，左涂右抹，折腾了大半天，还是顾此失彼。他细思考：双管齐书必须具备一定条件，包括心境、字形、双手的协调配合，熟语说“熟能生巧”，只有苦练才能练出本领。他天天坚持双手练字，从凌晨练到早饭以前，从晚饭以后练到半夜，还有午休时间，他都躲在房间里练。有时蹲在地上，用粗笔蘸水在砖上练，几块砖轮流使用，千了再写。有时站在桌前，用笔蘸墨在一大叠旧报纸上练，一张写过换一张。有时将旧报纸订在壁上，悬臂而书。有时将扫帚当大笔，在地板上大挥。
  经过多年苦练，终于练出过硬本领。甚至能一脑多用，一边与人交谈，一边欣赏音乐，一边双手同时挥毫，写出俊逸酒脱而又遒劲有力的对联。
  他的独特书法逐步得到赏识，初是被吸收到乡文化站工作，继之调到县公安局，又调到县文化馆当馆长，漳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主任卢亚来是一个“伯乐”，发现这个奇才，荐他到市政府当秘书。1985年9月，他被送到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书法专业进修班深造，在沙孟海、刘江、章祖安等教授指导下书法大有进步。章教授后来为《中国书法奇人吴协生》一书作序，说“吴君协生1985年至浙江美院书法专业深造。在此之前余即闻其双管齐下之名，但在一些学院派的人看来，往往将之与江湖气等量齐观，余亦不免染此偏见，初未之奇也。及君来院书法大进，与余过从甚密。某日，即于余案铺纸，双手各执一管飞速挥毫，上下联同时顷刻而就，字体秀雅不俗，余始大惊异。后又知其真、草、隶、篆诸体皆能，而且都能双管齐下书成不同之字，复观其为文条分缕析，论说头头是道，遂以奇才，刮目相看，而与向所谓江湖气者区以别矣。余乃为其题十六字：‘双管齐下，字竟不同，奇冠今古，造化无穷。’……”。
  吴协生入浙江美院深造，于寒假回漳州欢度春节，摄影师吴金胜慕名寻踪而来，为他拍摄一个又一个奋笔疾书的镜头。1986年3月18日菲律宾《世界日报》报道了这事，又有国内外电影、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介专题介绍，轰动国际。
  吴协生在浙江美院结业回到漳州，继续书法工作。他的成就受到老一辈政治家和书法界名流的很高评价，获得高级美术师职称。1989年11月12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方毅偕夫人殷森在省、市领导陪同下来到漳州画院，与观众在一起观看吴协生“双管齐下”书法表演。当吴协生熟练地运用双手写下几幅条幅和对联后，方老亲切地问道：“你能以小王（秘书王进军）的名字为题，当场撰句并双管齐书吗？”吴协生答：“进军，好，试试看。”他稍作凝思便动起笔来，右“进”左“军”两大字同时跃然纸上，紧接着是“退”“戎”二字同时出现，这在上联就构成“进退”两字，观者正在为他“进退”是否“两难”焦虑时，只见他所写乃是“进退自如”和“军戎奏凯”，全场响起一阵热烈掌声，这场面即摄入录像机和照像机镜头。全联写成时是“进退自如关社稷，军戎奏凯定江山。”当晚，吴协生为方老亲切的乡音所感动，即书一联呈奉：“方音未改珠玑远，毅力无前胸臆宽。”又为陪同到画院参观的傅志煌秘书写一联：“志趣存高远，煌灼显光明。”三联都是嵌名字的凤顶格。以前有人怀疑吴协生“双管齐下”所书只是平时惯练的几副联，从此相信他确定能运用自如，随意发挥。
  1991年春，漳州市与日本谏早市缔结为友好城市，谏早市市长野田云率领代表团访问漳州。吴协生应邀在漳州宾馆作书法表演。野田云市长看了表演，紧紧握住吴协生的手说：“你这种书艺是日本从未见过的，明年一定要来日本访问呵！”即题“浇花浇根，交人交心”几个大字送给吴协生，与他结为知心朋友，原来野田云市长是书法同道。
  1992年2月，吴协生在广州“中华百绝博览会”，美术厅作双管齐下书法表演，写出“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等名联，笔力雄浑，气势磅礴，博得一大群观众喝采，大家翘起大拇指称赞：“真功夫，真功夫！”
  吴协生现在是福建青年画家协会副会长、漳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副教授职称。他要为发展中外文化交流、弘扬中国书法艺术而努力，将应邀赴日本、新加坡等地举办书法展览及表演。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广阔的前景，他自己则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其求索’，既然是求索，就难免幼稚。艺术创造无限，艺术的发展永远是披荆斩棘的拓荒”。
  为了发展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增进友谊，以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最近吴协生应漳浦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陈万年等嘱托，喜吟十副对联，双手齐书成副，都是嵌名字的凤顶格，赠送寓居台湾的漳浦老前辈陈则蔡，黄秉心等十人。其中赠陈志谟老先生的联句：“志趣高宏天献瑞；谟猷远大日融和。”赠台湾漳浦同乡会理事长陈建仁的联句：“建树春秋富；仁风日月新。”其馀联句不一一列举。
  吴协生书法奇绝，文思敏捷，能当场成章，双手挥毫，顷刻写成联幅，有曹植七步成诗之才。正如全国人大常委、原广东省长梁灵光在广州看他书法表演时所说：“你来广州表演书法，为我们福建人争光。”如今他的书法传到台湾，在台湾的漳浦人来信说：“吴协生先生的双管齐下妙联在台湾引起反响，吴先生为我们漳浦争光。”
  漳浦县商会沿革及有关重要事件
  刘飞龙卢献全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成立商部，颁布护商法令和《商会简明章程》。浦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开始成立商务公会，采会董制，以殷商数人为会董，一人为总董。首任总董是富商许德兴。当时南门桥头舟楫云集，上通鹿溪上游的象牙庄、盘陀，下通鹿溪出海口旧镇，许德兴选址在南门桥头设“德记”木材，店后建楼屋住家。所经营的木材一部份是“福杉”，就是由闽北放排至福州，再用船拖到石码、旧镇，再从旧镇载到南门桥头的杉木，所以也叫“咸水杉”，一部份是“土杉杂木”，就是从龙岭一带沿鹿溪放排到南门桥头的杉木和杂木、半成品、棺材等。许德兴木材生意颇盛，以家产殷实而膺选商务公会总董。公会设在南门街他的木杉行附近。后因县城一带建屋多是整批采购木料，自往石码进货，许德兴木材生意转淡，改以经营棺材为主，其在商界地位也就不如从前。自宣统元年（1909年）起，县商务公会改称商会，总董改称会长，协兴布店老板曾汝楫任商会长至民国四年（1915年）共5年，会址在铺仔口街忠烈祠。辛亥革命及次年袁世凯篡夺政权，漳浦都和平地更朝换代，县商会未改组。民国四年，北洋政府公布《商会法》，是商会组织第一部正式法规。民国五年（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病亡，全国形成军阀割据局面。9月1日，孙中山回国在广州就任大元帅职，十日，宣告军政府成立。民国七年（1918年）5月，孙中山派授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进军漳州，建立闽南护法区。漳浦县商会改组，捷昌嫁妆店老板陈瑞安当选为会长，会址在准提室巷内陈我峰祠堂。当时我国受尽列强压迫，尤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万民仇恨，各地群众纷纷自发抵制日货。民国八年（1919年），在五·四运动推动下，闽南护法区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在上海、福州、漳州等地就学的漳浦学生暑假还乡时，相约于8月18日在兴教广场召开各界群众大会，宣传“打倒列强除军阀”，县商会发动商民热烈响应，会长陈瑞安代表全体商民上台发言，号召抵制日货。
  民国九年（1920年）杪，陈瑞安任职三年期满，他的女婿蔡钟秀（同彰布店老板）当选继任商会长，会址仍在陈我峰祠堂。其时，陈炯明率军回粤，北洋军阀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派厦门镇守使臧致平占据漳属一带，营长刘凤山统属四个连驻漳浦。后臧致平叛离李厚基，号称“闽军司令”，自封省长，自筹军费，部下到处勒派、抢劫。驻漳浦的营长刘凤山向承包本县“田亩捐”（向李厚基包收种鸦片捐款）的黄宝忠索取捐款，被拒绝，向商会“摊借”军费，会长蔡钟秀未予应诺。刘风山于1920年即民国九年12月13日（农历庚申年十一月初四）夜纵兵鸣枪喧闹，大喊“土匪入城，抓土匪！”洗劫了蔡钟秀同彰布店及其店后住屋，纵火烧屋，延烧木屐街邻屋十馀座。另分兵一路，到黄宝忠家撞门，被黄家屋内开枪射出，领队的排长中弹毙命，士兵走散。事后，黄宝忠匿居鼓浪屿“万国租界”，派人联络云霄“自治军”（民军），由漳浦人戴传带队来攻漳浦，在城郊战败，退回云霄。刘凤山纵兵到处杀人放火，大肆劫掠。蔡钟秀感到商会长当不得，辞职不干。翌年（民国十年，1921年）由旧镇最大商行振成号老板陈大年（又名妇来）的胞弟陈朝曦（又名戆进）接任县商会长。是年，陈炯明在广东叛变，派所部旅长洪兆麟联合黄大伟、赖世琪、王献臣赶走臧致平，占领漳属一带。本县绅士柯安邦向洪兆麟承包漳浦全县果树捐。柯天爵、张启书、陈火生、陈仁和等合股，以1200元向柯安邦转包乌石乡果树捐。8月23日（农历六月初十日），这些二包捐棍带一批捐丁（流氓狗腿）至乌石澄清荔枝树，每株要征一块银元，估计可收四万多元。未交清捐款之前，要全乡负担征收人员生活费，未得到满足的招待，捐丁们便到处捕鸡抓猪，其至抓人，侮辱妇女，激起公愤，群起抵制，停止供膳。柯安邦得报，向漳州洪兆麟报告乌石抗捐。洪兆麟据报，声言要派大军剿平乌石乡。乡人大恐慌，头面人物央请漳州绅士林琯玉等去求情。洪兆麟兵败在即，急于在撤离漳州之前拿到钱，委托漳浦县商会长陈朝曦出面调停，由乌石乡摊款赔偿粤军人命一万元，另加外费一千五百元，捐棍死亡不予赔命，赔款由陈朝曦垫支，乌石人以荔枝干偿还。不久，北洋军阀“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部下周荫人据有福建，派师长张毅赶走洪兆麟，据有漳州一带。
  当时军阀轮番占据漳州一带，每换一次统治者，都要向地方派款派粮派军差。旧镇是商行荟萃之区，军阀视为肥脔，负担自然会落在旧镇商家身上。陈朝曦为应付军队派款，与旧镇各商家协商，分商家为三等，一等振成、美孚、新捷发、宝成、兴泰等五家大商行，负担50％，旧捷发、源顺、新源顺、联成、展成、美合、合顺、合兴、新隆兴、旧隆兴、三合发、荣华丰、美长源、宝元、仁芳等十八家中等商号负担25％，其馀各小商号共负担25％。
  陈朝曦任商会长一直延续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入闽以前，任期四年多。
  在北伐军未入闽的1924年，漳浦已组织“乡约”民团军反对北洋军阀张毅的统治，于1925年元月18日（民国十四年，农历甲子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云霄“自治军”协助下攻占漳浦县城，三个月后在张毅反攻下败退，仍据有南区、东区、北区一带。1925年12月31日（农历乙丑年正月初八日），南区方面乡约民团军从梅宅渡港来攻旧镇北军，结果大败，牺牲158人。翌日，东区民团军南下再攻旧镇，也在石柄中埋伏惨败，死伤十多人，团长杨子康、营长蔡亦贞阵亡。事后，东区和南区都遭受北军“清乡”践踏，杀人放火，并勒派赔偿军费。
  后来群众编歌骂陈朝曦在旧镇战役中为北洋军阀提供军需弹药。其实这也是不得已，商会如果不应付军队，便有似蔡同彰那样的烧抢惨祸临头，群众也要遭殃。可是陈朝曦由于支援北军的缘故，翌年北伐军入闽，他的住屋即被烧毁。
  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民国十五年（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入闽。共产党人郑林英主持国民党漳浦县党部，在组织农民协会、工会、教联会、学联会的同时，成立商民协会，由新义和药店老板（中医师）阮瞻仰（又名阮章）任会长，会址设在陈我峰祠堂。当时县党部要求县长于每星期一在“总理纪念周”集会上作施政报告，以制约官吏的不法行为。县长徐鹏是镇漳四十九师师长张贞的同乡亲信，带来一个云霄流氓方老鼠当警察队长，收罗地痞流氓为警察，常向商家赊购商品不还钱，商民忍无可忍，在商民协会领导下，全城罢市，要求惩办不法警察。县长徐鹏恐事态扩大，只得将方老鼠撤职。
  阮瞻仰任商民协会会长不及一年，自民国十六年（1927年）“四·一二”政变国共分裂后，商民协会改组为县商会，国民党漳浦县党部委员陈雨苗为会长。陈雨苗成为一个有政治地位的实业家。民国十七年（1928年），漳浦建成第一条公路——县城至旧镇公路，陈雨苗组织旧镇“五行”合股，纳入台胞的二辆汽车，共有六辆汽车，组成漳浦乡车合作社，于7月26日开始通车营业。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此路纳入龙诏路（从漳州至诏安分水关），由龙诏汽车公司经营，乡车合作社转营县城至龙溪墟（南浦乡）一段。他又首先购置机动船川走厦门、汕头、香港、台湾，并曾设立民生织布厂。
  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4月红军入漳，5月离漳后，至十九路军驻闽时期，漳浦县商会长是黄发祥。发样字伦元，是基督教浦邑堂会执事，开设宜昌中药店，薄有资财，但在历届会长中资财是较少的。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四月廿五日，日机八架空袭漳浦县城，蔡发祥躲避于英国人主持的基督教会建筑物中，场地上铺张大面英国国旗，以为日本不敢得罪英国（当时英美为中立国）。结果教会的“姑娘楼”、“医生楼”、“逢源小学”均中弹，蔡发样及源梁医院职员许振声被炸死。这是后话，当时他已不任商会长。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福建省划分为十个行政督察区（翌年改为七个区），第六区（翌年改为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漳浦，专员朱熙兼漳浦县长。当时漳浦县商会会长是茂茂商行老板林水松的长子林根源，原是培英小学教员。当时县成立财务委会，负责县财政的开源，主要是官商联合经营商业，以盈利弥补财源的不足，林根源为委员之一。
  林根源以经营进出口致富，任商会长三年，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期满。是年“七·七”抗战爆发，他的商业一落千丈，无意蝉联商会职务。其时商会改为理事长制，由各同业公会选出代表，选举理事，理事互选常务理事，常务理事互选理事长。陈则蔡当选理事长。他原名蔡则陈，以“外甥继母舅”改名陈则蔡。生父蔡钟秀和外祖父陈瑞安都曾任漳浦县商会长。则蔡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教育系，朱熙兼任漳浦县长时他任教育科长，前后任教于集美幼稚师范、漳浦绥安中学、福州三民中学等校。抗战爆发后，从福州回来，以捷昌嫁妆店老板身份当选为县商会理事长，他又被推为县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创办《漳浦日报》（改名《漳报》），宣传抗日。抗敌后援会设宣传、慰劳、募捐等工作团，做了许多抗日工作。他又筹备复办漳浦县中学，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开学，他首任校长，辞商会职务。陈雨苗再度任县商会理事长。联任两届，抗战胜利后无意再蝉联，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改选徐晓峰接任。徐是国民党漳浦县党部执行委员，1949年春任副书记长，仍为商会长，协助书记长（省参议员）柯汉扬策动漳浦和平解放，于九月间，刘汝明兵团撤离后，解放军未到达以前的“无政府”时期，主持“地方维护委员会”，请回乡家居的民国政府粮食部驻闽专员郭祖柴为主任委员，工、农、商各界人民团体负责人李林昌（工会）等为委员，在商会办理供应解放军粮草、副食品等工作，派员带慰劳品往石榴坂迎接中共漳浦工作团人员陈国俊、赵孟如、郑光星等来城作接收的准备工作。
  根据民国四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商会法》和以后国民党政府的商会章程，商会的任务是图谋工商业及对外贸易之发展，促进工商业界的公共福利，维护工商界合法权益；执行政府法令，维持市场秩序等。但在民国初年军阀轮番统治漳浦时期，商会为求地方安定和商业不受军队骚扰，往往要向商家摊款应付军阀的需索。抗日战争以至解放战争期间，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军队（包括地方保安队）及警察有以“买平价”维持副食，随便一个武装人员都可以用比市价低数十倍的“平价”向商贩购猪肉等副食品。县屠宰同业公会为维持营业，公议：养猪户每售给屠户一头猪，应扣七斤不计价，以弥补被“吃平价”的损失。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冬，回乡家居的“粮食部驻闽专员”郭祖柴向县长郑有泰及参议会、国民党、三青团首长反映“吃平价”的坑商害民情况，郑县长决定就本县自设的“米谷出口捐”拨充军警副食补助费，取消“吃平价”，出告示严禁。警察却仍要“吃平价”，受屠户拒绝，县警察局行政股长林宝成藉端滋事，诬指谢屠户宰售瘟猪，在街头当众酷刑毒打。此事引起轩然大波，事态扩大，商民罢市，学生罢课，四乡群众拥入县城示威。刚好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来漳州视察，据报即将漳浦县警察局长张怀三及滋事人员林宝成撤职，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漳浦县工商联活动概况
  刘飞龙曾永茂
  一、历届组织
  1949年9月23日漳浦解放后，县人民政府接管旧商会，维持活动。并着手组织成立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其程序是：先由各行各业选举组成同业公会，由各同业公会及人民银行、贸易公司、合作总社选出代表，召开工商业代表会，选举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选举结果，曾永茂、林坤仲、叶壬水、王志育、曾耀金、胡合生、林漳建、林百才、许样瑞、林隆泰、许耀宗、朱草木、刘水泉、戴江汉、刘梧廉（县合作总社主任）、李树森（县人民银行行长）、刘汉卿（县贸易公司经理）等17人当选为筹备委员。筹备委员互选结果，曾永茂当选主任委员，林坤仲、叶壬水当选副主任委员，成立漳浦县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工商联）筹备委员会，接收旧商会，开始执行工商联工作。城关、旧镇、佛昙、官浔、杜浔、赤湖、石榴、深土各区政府所在地也通过选举成立工商联分会筹备委员会，在县工商联筹委会领导下展开工作。
  当时县工商联之下已成立18个同业公会和4个手工业生产小组，负责人如下：粮食业同业公会理事许祥瑞。油业同业公会理事姚绍庭。茶叶业同业公会理事林漳建。百货业同业公会理事曾永茂。绸布业同业公会理事王志育。医药业同业公会理事刘水泉。京果业同业公会理事林坤仲。糕饼业同业公会理事林百才。五金业同业公会理事陈维林。杂货业同业公会理事黄杏川。白铁业同业公会理事丘平。饮食业同业公会理事刘鸣凤。屠宰业同业公会理事陈金生。水产鱼业同业公会理事王保生。蔬菜业同业公会理事谢寿禄。旅社业同业公会理事柯兆和。理发业同业公会理事张一枝。裁缝业同业公会理事简维里。陶瓷业同业公会理事黄锦程。照相业小组长陈亚罗。铁器制品业小组长李森奋。皮革皮鞋业小组长赖汉青。
  同时，各区工商联分会筹委会条件逐渐成熟，准备正式成立工商联分会。首先在杜浔区搞选举试点，由县、区工商联组成工作队，经一个月宣传、发动、酝酿，选出代表，召开杜浔区工商联分会第一届第一次代表会议，经选举正式组成工商联分会，并选举出席县工商联第一届代表会代表。尔后，总结杜浔区经验，在各区推行，相继经选举正式成立工商联分会，并选举出商县工商联第一届代表会代表。
  县工商联筹备成熟后于1953年10月12日召开第一届第一次代表大会，由各区工商联代表和县城同业公会选出的代表投票选举工商联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执行委员互选常务委员、正副主任委员，正式成立县工商联。工商联理监事任期三年，期满重新选举代表，召开代表大会，进行改选，连选得联任。历届正副主任委员、常务理事、理事、监事名单如下：
  第一届（1953年10月起至下届）。主任委员林漳建，副主任委员岳林朝、林坤仲。常务执行委员叶壬水、卢献全（连正副主任委员共5人）。执行委员赵锡元、张文卿、王志育、许建兴、何水萍、陈古隆、郑志谷、陈德、卢南成、林振琅（连常务委员共15人）。
  第二届（1958年3月起至下届）。主任委员林漳建（连任），副主任委员陈荣茂。执行委员胡晋才、吴福星、陈德林、郑逸三、邱云龙、黄杏川、何水萍（以上常委）、方俊、陈德、邱文贵、林振琅、杨明山、陈国鼎等15人。
  第三届（1961年11月15日至下届）主任委员林漳建，副主任委员蔡和熙、陈荣茂、张秀芳（女）、执行委员：陈德林、胡晋才、郑逸三、宋新林、蓝允溪（以上常委）、吴福星、林隆泰、王志育、何水萍、梁毓法、郑目、颜国英（女）等21人。
  第四届（1964年4月起至“文革”）主任委员林漳建，副主任委员陈荣茂、张秀芳、朱草木。执委：王志育、林隆泰、曾永祥、颜国英、胡晋才、郑逸三、吴福星、邱文贵、邱云龙、郑将就、杨明山、何水萍、陈董永、宋新林、蓝允溪、郑目、蔡和熙等21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县工商联组织瘫痪，停止活动。在二十多年后的1985年7月6日才恢复活动。8月6日召开第四届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正式恢复工商联组织。出席会议的有原工商联执委15人，特邀原工商业者代表8人。中共漳浦县委组织部长杨安乐、统战部长陈柳枝、县政协主席杨燕诗、副主席蔡月、陈万年、县人大副主任孙凤竹、省工商联驻漳办事处主任林汉忠、漳浦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代表等到会指导。
  县工商联停顿二十多年，至恢复时，原第四届执委已逝世三人，退休二人，他调三人。为适应新形势需要，必须补充新的血液，县委统战部长陈柳枝提出“关于调整充实漳浦县工商业联合会第四届执行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建议”，到会委员一致通过调整补充名单：主任委员林漳建，副主任委员胡晋才、翁振才、张秀芳、陈荣茂，委员：杨明山、陈炳成、吴福星、邱文贵、陈古隆、郑将就、陈春林、王志育、卢献全、王阿忠、刘枫林、柯树泉、程坤德、林隆泰、颜国英、曾永祥、林周明、林育记、邱云龙。
  自1986年10月至11月，县工商联按照省统战部《关于市、县工商联吸收新会员试点工作的意见》，开展吸收新会员工作，第一批吸收新会员26个，其中团体会员3个、企业会员19个，个人会员4个，共有国营企业6户、集体企业10户、乡镇企业4户、中外合资企业1户、个体户5人，现任职务厂长7人、副厂长2人、董事长1人、经理6人、副经理2人。县工商联于11月27日召开欢迎新会员大会，增选执委8人、林南强（县供销总社副主任）、林文信（县二轻工业联社主任）、孙汉仁（县商业贸易公司经理）、张财国（县农械厂副厂长）、卢阿斌（县塑料包装厂厂长）、庄志远（浦港家具公司董事长）、林明泽、曾传嘉。
  在新的历史时期，工商联组织成份、工作纲领注入新内容，工商联是各种经济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济方式组合的民间经济团体，又是联系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爱国统一战线的人民团体，在改革开放中为经济建设做贡献。
  1987年12月，县工商联召开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改选执委24人，聘任顾问2人，产生新的领导机构：
  主任委员：刘飞龙、副主任委员：刘枫林、执行委员：林育记、卢献全、林周明、张汉仁（以上常委）、王阿忠、叶美华（女）、刘珍祥、陈竹林、陈炳成、陈维赐、曾传佳、陈维新、庄志远、邱文贵、杨明山、卢阿彬、郑将就、柯寿全、秦丽华（女）、黄来英（女）、程坤德、张财国。顾问：林漳建、胡晋才。
  二、活动概况
  1、维护秩序，繁荣经济
  县工商联筹委会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政策法令，号召工商业者、小商、小贩学法守法，贯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国家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由国家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份，使之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漳浦工商联在县委、县政府直接领导下具体执行下列工作：
  1、与国营贸易公司配合，共同搞好物价调节，公私兼顾，平稳物价。商店实行明码实价，防杜抬价刹价现象，改进服务态度和经营方向，以保证供应，繁荣经济为目标。
  2、配合县总工会处理劳资纠纷和矛盾现象，加强政策宣传教育。经过劳资协商，一些固定工资改为计件工资制，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工价由劳资双方协商订定。这一有力措施有利于发展生产，提高产品质量，满足群众需要。
  3、办理商业登记，接受工商户及摊贩申请营业，经审查，转报县人民政府核发营业执照，保护有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4、号召工商业户及小商贩树立爱国主义思想，各行各业守法经营，踊跃交税款。
  5、爱国补税运动于1952年4月开始，中共漳浦县委常委公安局长马振兴亲自抓。县成立爱国补税运动委员会，税务局长杨瑞瑜为主任，工商联筹委会副主任委员林坤仲为副主任。首先在工商联召开私营工商业者代表大会，进行动员，会期三天。城关全部座商及旧镇、佛昙、杜浔、赤湖、官浔等集镇工商联筹委会主任委员、秘书及商民代表均出席，各区税务所长均列席，到会人数达四百多人。会后，各区人民政府都成立领导小组。历时二十多天，全县爱国补税旧人民币20多亿元（折合新币20多万元）。
  6、爱国补税是在解放初一些工商业者觉悟未提高，漏税严重的情况下进行的，运动过后，工商联即辅导各商户健全财会制度，并自发接受查账，保证今后不漏税，以后征税有账可稽，按实际营业额征税，商人放下怕再补税的思想包袱，放心积极经营。
  7、市场管理工作。解放初人民政府未成立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市场管理事务划归工商联筹委会主办。当时，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县前”市场已破损不堪，且场地狭小，无法容纳摊商经营，街上到处排摊设点，农民自产的农副产品也多摆在街道边兜售，街道阻塞，市面秩序混乱，时常引起纠纷，发生事故。工商联筹委会首先着手规划，分类划分，规定摆摊地点，进行疏导，然后订出管理办法，采取强制措施。但这只能解决暂时困难，为实际需要，工商联筹委会迫切要求县人民政府提前建设铺仔口新市场。新市场建成后，工商联筹委会召集与市场有关各行业的同业公会理事及各摊商代表会议，经过讨论，订出管理方案；执勤事项是：（1）不准无证商贩混入摊点经营。（2）不准腐劣物品、食品上市。（3）不准海产浸水或渗透污水出售。（4）不准宰瘟猪销售。（5）不准偷斤减两。（6）不准抬高物价，牟取暴利。（7）不准肺结核及其他传染病患者在零食摊、饮食摊操作，结合卫生院进行检查。
  各种农副产品、禽兽、柴草、自制小手工业品、蔬菜等的集市地点重新规划为（1）牛墟设东门外。（2）猪墟设南水门。（3）农副产品、小手工业制品、竹器、草席等集市设旧县府门口空地。（4）鸡鸭及其它家禽集市仍设后沟巷。（5）农民自产蔬菜集市设市场内两边空地。（6）柴草按旧习惯在东、西、北三处城边交易。
  工商联筹委会培训城关各种集市掌秤经纪人8人，代掌秤算账，发给执勤证，以高平鼻为组长。规定每次交易收手续费二分作为报酬。
  以上措施在执行前先经大力宣传，并教育执勤人员端正作风，树立为人民服务精神。市场管理成绩良好。
  8、组织行业联营。同行业联营是统一目标，加强团结，避免盲目竞争，扩大经营，发展业务的方法。联营商店明码实价，以“顾客第一，信誉第一”为宗旨，改进经营作风和服务态度。设立专业会计人员，健全财会制度，杜绝漏税。先由绸布业作为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向百货、杂货两行业推广，成绩显著，以点带面，在各行各业全面展开。9、组织物资交流。在1952年一年当中，发动商人积极参加省内省外各地及本县各集镇的物资交流会。计先后参加外省广州等地物资交流三次，与来自各地的工商业者成交，购进五笔，总值10500元，销出总值30100元；参加本省福州、漳州、云霄等地物资交流大会四次，购进114笔，总值112983元，销出14笔，总值37893元；城关、赤湖、旧镇等地共召开七次物资交流大会，购销总值1545125元，其中国营商业261897元，供销合作社334369元，私营商业442648元，群众自产交易506211元。一年间物资交流会购销总值1742603元。1953年又先后在石榴坂、官浔、旧镇、赤湖等地举行物资交流大会共五次（官浔二次，其它各一次），成交总额203600元，其中国营商业购销21296元，占10.5％，供销合作社购销31370元，占15.2％，私营商业购销56738元，占29.1％，群众自产交易92196元，占45.2％。
  1954年元月（在工商联正式成立之后的物资交流会一并写在这里）旧镇、佛昙、城关、杜浔四集镇再举行物资交流大会各一次，成交总值126158元，购销总值252316元，其中国营商业购销31337元，供销合作社购销48779元，私营商业购销58234元，群众自产交易113966元。
  10、举办业余夜校。目的是解决大部分小商小贩和一部份商人妇女、营业员、职工、店员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困难。在不影响营业和生产时间的原则下举办夜校。经费自筹，课本、笔、簿由工商联统筹发给。报请县人民政府协助解决师资问题。教育科长邱铁汉大力支持，抽借现任教师李梧桐、陈壬寅、阮美芳、郑如丽等四人、及工商联宣传干事詹金龙、知识青年林壬、郑如侣等三人，共有都师七人，均尽义务，夜间加班教书，不另支薪。学员免费就学，共有二百多人次学习到粗识文字，会说普通话，会打发票，懂得珠算加减乘除应用。
  2、支援抗美援朝
  在解放初期，漳浦工商界的爱国表现卓著，抗美援朝的捐献工作尤其值得称道。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支援朝鲜抗美，全国人民一致支援，1951年4月漳浦县成立抗美援朝分会，各界人民踊跃捐款飞机大炮，工商界名列第一，涌现许多动人事迹，如官浔布商何水萍，除将公司的盈利捐献外，还把自己多年积蓄捐献，共献出黄金十多两，白银三千多元，旧镇振成行、捷发行、郑加国、布商陈荣茂等带头捐献黄金一批、白银数千元。全县共捐献折值旧人民币两亿多万元（折合新人民币两亿多元），捐献最多的是工商界。
  3、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开始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县工商联积极宣传引导，推动全县工商业者学习政治课、文化课的高潮，工商联夜校热闹非常，学习气氛浓郁，私营工商业者们经过学习，明确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光明前途，热烈响应赎买政策，争取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当时全县有私营工商业户45116户，从业人员59481人，资本额584600元（折算新币），其中，坐商1706户，从业人员2556人，资本额442879元，行商330户，从业人员330人，资本额66800元，摊贩3080户，从业人员3080人，资本额72000元。
  1954年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领导，县政府成立资改办公室，县领导人当主任，从工商科、商业公司、供销总社、税务局及有关部门抽调干部，组成对私改造工作队，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对私营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方针，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量才使用和适当照顾原则安排私营人员工作。在城关的纳入国营或集体商业，在城关以外的纳入供销合作社。至1956年底，这工作基本完成，有1110单位纳入国营或集体，其中61单位1785人纳入手工业系统，11单位192人纳入工业系统，1038单位2501人纳入商业系统。全县共提拔原私营工商业者22人担任国营企业领导干部，其中经理5人、股长7人、副经理12人、副厂长2人；提拔26人担任供销系统专业商店正副经理。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工商联协助政府做了许多工作。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漳浦县工商联恢复以后，积极配合改革开放政策，自1987年至1990年三年间，主要开展下列工作。
  4、配合改革开放，进行横向联系
  经济工作方面：
  ①经济咨询服务。进行横向联系，与省内外25个单位建立信息网络，通过信息交流，直接或间接推进横向经济联合。通电通函二百多次，为疏通渠道推销产品牵针引线铺路搭桥。向浙江省和本省永泰、浦城、晋江等县推销本县产品荔枝干、荔枝罐头、菠萝等水果；与武夷山茶庄及泉州泉山茶厂建立联营关系，代销茶叶。1990年4月，市商会（工商联）在芗城区、漳浦县、东山县、龙海县举办首次科技实用讯息发布会，本县在举办之前，工商联主委刘飞龙多次在县经济部门会议上进行宣传，做好充分准备，经广泛发动，吸引有关单位参加发布会，听取讯息，进行洽谈。本县有对虾养殖场4.3万亩，居全省第一，对新产品“增氧机”很需要，当场与省里厂家达成协议，在本县设立增氧机漳州地区总经销。
  ②办经济实体。根据市场需要，聘请有茶叶技术专长和经营管理经验的退休职工，经县政府批准，成立县工商经济咨询服务公司，开展茶叶精制、包装、批销零售业务，销茶叶2万多斤，价款4万多元，为国家创税利5784元。
  ③加强同香港、澳门、台湾及国外工商团体和工商界人士的联系和合作，发挥民间商会作用，做联谊工作，对回乡探亲的台湾工商界人士热情接待，协助国家“三引进”和扩大对外贸易，并与“三资”企业保持联系。
  5、协助落实政策
  工商联恢复活动后，在发展会务方面主要有下列几项工作：
  ①协助落实政策。在统战部和有关部门共同努力下，对在1956年“私改”期间县人民政府任命为国营商业门市部主任的原私营工商业者柯寿泉等14人，经市人事局批准，恢复国家干部待遇，对原工商业者陈荣茂等6人要求补发附加工资、退休工资调级、退还股金、房屋、续领定息等问题，工商联也做了大量工作，并按政策规定作了处理和答复。
  ②关心会员生活。省工商联多次发给县工商联春节补助金，县工商联在县委统战部领导下，及时把补助款送到26户困难户家中。又组织慰问病户、遗孀6人次。
  ③深入发动，宣传政策，解除“文革”期间极左路线将工商联看作“资产阶级组织”所造成的顾虑，做好登记老会员工作，并继续吸收新会员，至1990年，共有会员354人，其中老会员313人，新会员41人。有团体会员3个，企业会员19个。
  ④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会员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尤其在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自学潮开始至发生动乱，演变为反革命暴乱，县工商联领导及全体委员、工作人员都保持清醒头脑，加强学习，领导会员做正面宣传，写信给在学的儿女做思想工作，并写信给台湾、香港及国外亲戚朋友，告知北京动乱真相和家乡安定的消息。
  6、作政府联系群众桥梁、参政议政
  历届工商联作为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在团结原工商业者执行各项政策法令上做了大量工作。并代表原工商业者利益，向政府上达群众意见，维护合法权益。在参政议政方面也做出杰出贡献。在建国初期，工商联筹委会主任为土改委员会委员，对动员工商界拥护土改做力所能及的工作。自筹备委员会至正式成立之后历届工商联，对党、政各种工作都积极支持，广泛宣传，热烈拥护，并提出合理建议。历届有工商界代表十多人担任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都能参政议政，对地方上应兴应革事宜作出建议。
  我所了解的“昆群”
  高聿占
  1949年初，戊子年年底，“四十九日乌”的阴霾使人更觉春寒料峭。绥安古城众多的百姓，几乎全陷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水深火热之中。一些到外地求学的学生，放了寒假回到家中忙着过年。他们有的帮着家庭谋生，有的在筹措元宵后上学的费用，没钱继续上学的，则四处奔走谋求职业。在县城北街“花园内”（已无花园，地名沿用）陈金印（现高级工程师，任深冶轧钢联合公司总工程师）的书斋，“昆群文学艺术研究会”会址，也不再像以往假期那样，日夜聚集着三五成群的学友开展那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春节过后，陈金印、柯宗林（任小学教师，已故）、林维廉（现漳州市委党校千部）等几位同学，正准备往漳州上学，突然一位自称是县政府民政科社会指导员的人来到“适庐”对维廉说：“你们的昆群什么会，要办理登记，否则当为非法组织非法活动处理。”陈、柯、林等人便与第三届“昆群”主席黄启裕（现离休干部）研究如何对付这个通知。最后决定不去登记，对外宣布“昆群”解散，不再吸收新会员，但老会员之间感情关系一如既往。
  解放后历次运动，都不免接触到“昆群”这个问题。由于他（昆群）产生在白色政权将要覆没，红色政权将要诞生的历史时期，其成员又是那么多，活动尽管都是文体内容，活动却那么广泛，难免牵涉社会，他引人注视是不足为奇的。
  “昆群”是怎样组织的？我个人回忆是这样：
  1947年春，漳浦中学有一支自动凑合的学生球队，名称为“一苇”，取义诗经“谁谓河广，一苇杭（航）之”，每个队员背心上绣着一把燃烧的芦苇，寓意追求光明。在暑假的一天，队员们在金印书斋聊天，有人提出：“我们不但要进行体育活动，还要开展文学艺术等方面活动。”“历史上许多学者也多提倡崇文尚武，我们应该在文艺方面下工夫。”有人赞同这个提议。聊天成为讨论，最后决定组织“昆群文学艺术研究会”（昆群意为兄弟群）。翌日，又讨论出一套“昆群”章程。章程内容简要：
  第一条：宗旨本会宗旨是紧密团结各校同学间友好感情，在校时要互助互爱，共同提高学习成绩和文学艺术水平：假期积极参加各种文体活动：将来离校在社会上要互相帮助，互相支持。
  第二条：组织本会设正副主席各一人。下设：①指导股（其职能是在假期中计划和组织各种文体活动）。②学习股，下设文学、艺术、出版、数理化等小组。③体育股，下设球队、狩猎队、游泳队及祺、扑克等小组。④总务股，下设会计、保管、救护等小组。（馀略）
  “昆群”自1947年至1949年，先后选出了三届主席：第一届陈金印，第二届柯宗林，第三届黄启裕。漳浦中学分会主席詹金龙（现县职中校长）。股、组负责人三届基本未更动，指导股郑来喜（当时地下党员，现离休干部），学习股林维廉，体育股黄丰荣（现退休教师），总务股王成仁（现退休教师）。
  “昆群”成立后，会员迅速发展，由于漳浦学生分布在闽南各地中等学校，“昆群”会员也就分布在龙溪师范、龙溪中学、国立侨师（在厦门）、厦门大同中学、集美学校、云霄高中、漳浦初中等校，共120多人。
  “昆群”会友在外地上学，不论学习上，生活上多能互助互爱，亲密无间，有事一呼百应。记得1948年秋，在漳州的漳浦学生，先后两起与漳州的便衣警察、宪兵队发生冲突，“昆群”同学前往声援，保护了受害同学。当时群众往往受“丘八”欺侮忍气吞声，唯有被叫做“丘九”的学生敢于与他们斗争。
  漳浦有不少女生在漳州上学，抗战期间破坏的公路战后未能修复通车，要走路跋涉山岭，女同学怕途中遇上土匪、流氓，便邀请“昆群”会友同行。“昆群”会友认为保护同乡女同学义不容辞，每次有十数人陪同还乡。
  在1947、48两年寒暑假期，漳浦城关球坛上活跃着一支穿着“昆群”运动衫的球队。这支球队至1949年才解散，部份人改为“友好”队和“记者”队。
  1948年秋季，学习组收集各校会友的各种作品，由漳州古宋印刷厂承印，出版了两期《昆群季刊》，后来又排印了《昆群会友通讯录》。
  1949年春季，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宣称“下野”，以李宗仁为代总统，但无法实现“分江而治”的梦想。四月份，解放军强渡长江占领了南京，国民政府遁迁广州。当时漳浦的平民百姓以及小职员们被恶性通货膨胀搞得惶惶不可终日，人心思变，但多数是静待其变。“昆群”这些寻常百姓家的子弟，除了几位参加地下共产党，其他的还是倾心读书，谋职做工，打球打扑克，像以往一样过生活。一些文学基础较好的会友，应聘进入本地报社摇笔杆子，如黄启裕兼任《漳报》文艺副刊编辑，柯宗林兼任记者，一些会友也当报社的特约记者、通讯员。
  “昆群”的发展既然是处于那种局势下，会友们复杂多样的思想也必然反映在行动上。回忆起几件事：
  一、反“应”风波
  1947年夏，南靖山城连日暴雨，山洪像脱羁野马，滚滚冲向荆溪，溪水漫过大桥。漆黑的夜幕下，有五、六个人影，手拉手涉过大桥进入山城墟。第二天，在龙师南靖分校（抗战期间龙溪师范从漳州迁往山城，改名南靖师范，抗战胜利后迁返漳州复名龙溪师范，一部份留在山城，称南靖分校）和山城墟出现了揭发代训导主任应汝德迫害师生的传单。不几天，在漳州的校长郑玑也收到传单。他非常恼怒，下令把南靖分校两个年级四班悉数迁回漳州总校。“应”被免去训导员职务。反“应”风波的起因是：自“应”以训导员接代病休的蒋训导主任后，拉拢一批学生打击另一批学生，并打击与他不合的教师，刚从师专毕业的青年教师黄有伍受打击，黄是漳浦杜浔人，要求同乡学生支持他，当时在山城读书的漳浦学生几乎全是“昆群”会友，其中几个被“应”迫害的同学便漏夜涉过洪水到山城墟印传单给予揭发。
  二、蓝兆熊想拉“昆群”
  1948年春季一个星期六晚上，几位家在湖西、赤岭的龙师学生（昆群会友）约我们几个老会友到岳口街访友。来到一间陋室，这里住着一个五、六十岁老妪，一个带小孩的少妇，一个青年男子。这男子身长1.7米多，虽然瘦弱但很秀气，言谈、举动斯文。见来了客人，急忙放下手中的《三国演义》，招呼喝茶、抽烟。湖西的同学说：“他叫蓝兆熊，是我们同乡，是一位很讲义气的朋友。我们常在这里聊天。”蓝兆熊有点腼腆之态，说：“这次来漳州多蒙老乡、同学相助，找了这间房子住下来，虽然窄点但很幽静。”我们坐了一会告辞，他热情地对我们说：“听说你们都是昆群会友，很重情义，今后希各位常来玩玩。”
  回校路上，湖西会友较详细地介绍蓝兆熊的家世和在家乡被敌对势力所迫，匿居漳城的情况，原来蓝兆熊的父亲是赤岭蓝姓老族长，他本身曾在佛昙纯美中学读书，但父亲死后，他与母亲孤儿寡妇，在家乡的地位为新兴的保长所取代，母子受迫害在故乡不能立足，逃到漳州另谋发展。湖西的同学很同情兆熊的处境，认为岳口的房子太小，希望我们请求郑旬老师借几间房子给他住。郑旬师的兄弟众多，均在外工作，旧家文川里像一座村庄，房子多空着，我们向他一说，他满口答应。从此，蓝兆熊就隐居在文川里。但家乡的敌对势力跟踪迫害，报漳州警察局侦缉队往捕，蓝兆熊冲出文川里逃回湖西，纠集一批人上山。上山后几次派人入漳传口讯，欢迎“昆群”同学去共襄义举。
  三、东岳庙“结拜”
  1949年夏天，“昆群”第三届主席黄启裕在绥东小学任校长，还兼任《漳报》文艺副刊编辑。黄几次秘密到石榴地区找关系参加中共武工队。黄曾对我说：“上山参加革命，要人嘛，我们有昆群，没问题，但缺乏武器，这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当时我们暗中多方寻购武器。枪，可以买到，但我们钱不够，几次洽谈不成。
  这时南撤的国民党部队千方百计挂牌招兵以扩充力量。朱绍良所属驻漳部队派三个连的军官来漳浦招兵。这三个连的三个指导员经常来到绥东小学、《漳报》社，甚至到一些“昆群”会友家中串门。黄启裕看中这三个人身上的短枪，心里暗喜，打着拉枪或拉人的主意。
  一天下午，启裕联络了《漳报》正副主编管若明、林汉章及十多位“昆群”会友，特邀请了那三名指导员和两名上士文书到东岳庙“结拜”为异姓兄弟。启裕当时悄悄对我说：“拉他们结拜，下一步拉他们上山，如果他们不上山就缴他们的枪。”想不到结拜后三天，三名指导员就被调走，一名上士被禁闭。黄启裕只掩护一名姓马的上士文书。漳浦一解放，启裕立即介绍老马去见县委吴越飞书记，由县委组织部分配到佛昙当区干部。
  解放后，“昆群”成员绝大多数参加了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
  民国时期漳浦从“义务教育”到“国民教育”
  柯庆德
  三十年代漳浦教育经费短缺，小学教育很不普及，在县城虽有县立第一、第二小学（后改为培文、培英小学）和基督教会办的逢源小学，一度还有私立集友小学，在乡下则只有旧镇、杜浔、佛昙、官浔、赤湖、马坪等集镇才有完全小学，重要乡村如长桥、霞潭、梅林、石榴坂、乌石等地才有初级小学。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福建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漳浦，专员朱熙兼漳浦县长，对文化教育事业比较重视，翌年，除设立民众教育馆、幼儿园；将培文、培英二小学并为第一中心小学，为全县小学示范以外，举办一所短期小学师资训练班，朱熙自兼班主任，指派教育科长章安世负责主办，招考吸收男女学员柯庆有、刘琼璋等四十多人，培训三个月，毕业后分派在没有小学的乡村开办“短期小学”，使偏僻乡村失学儿童得到就学机会。每校只派一人，校长兼教员兼校丁，每月薪金18元，由县发给。校舍利用祠堂、庙宇，课桌椅由学生自己从家中搬来，放假期间搬回家中。县里发给的开办费只够买一块黑板和一些挂图、粉笔而已。课本是教育部统一编印的民众识字课本，免费发给。学生入学除自己应用的笔墨练习簿外，无其他费用。学制一年，仅属扫除文盲性质。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省教育厅在全省农村推行二年制义务教育，要用二年时间使学龄儿童达到初小毕业程度。全省各行政区设立义务教育师资训练班，那时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已迁设漳州（专员不再兼县长），省立第五义务教育师资训练班设漳州，教育厅派督学李品粹来当班主任，向“漳属”（第五行政区）九县招收学员。漳浦考送郭泽章、林汉梁等十多人到漳州受培训，为期五阅月，毕业后回本县分派各乡村办短期小学。第五义务教育师资训练班办第二期时已是“七·七”抗战爆发以后，为避日本飞机干扰，该训练班内迁到平和小溪，改称福建省立平和义务教育师资训练班，负责人仍旧。漳浦县考选黄昆玉、黄梁、郑文川和我等十多人前往受培训，毕业后亦回县分派到各乡村办短期小学。这时义务教育略具雏型，教育厅已有编印短期小学课本，专用发行，免费供给。
  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季，改义务教育为三年制，易名为“简易小学”，对设在较小村落，地处偏僻，学生稀少的，予以停办，对设在较大乡村，学生数较多的，给予充实，扩大规模，每校增加到一名校长一名教员，或二名教员，校址大都设在联保办事处所在地，县政府委派简易小学校长兼任保甲辅导员。简易小学采用初级小学课本，着重语文、常识、算术，省略其他，以三年读完四年课本。采用复式教学，几种程度混合在一班，轮流授课。
  当时省教育厅又推行“战时民教”，一方面召集高中二年级学生到福州集训一个月，然后派到各县农村办“战时民校”，对学童和成人进行扫盲，一方面命令各简易小学、初级小学兼办战时民校。1938年秋季学期结束后，即1939年初的寒假期间，省派员在漳浦办“漳东兼设战时民校师资训练班”，以西街李姓大宗祠为班舍，并借用中山民校（兴教寺），召训漳浦、东山二县现职简易小学、初级小学校长、教员，结业后回原校兼办“成人班”，即夜校，政府发给津贴供买煤油之用，由省教育厅供给“战时民众识字课本”。参加“漳东兼设战时民校师资训练班”召训的学员共50多人，其中40多人为漳浦人，10多人为东山人。东山学员中有一个许其和，擅长国画，先后被漳浦绥安中心小学和县立中学聘为美术教员。
  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又提倡“保训教合一”，省设“保训合一千部训练所”于沙县，招考训练联保主任，各行政区设分所，招考训练战时民校校长教员，县设“保训合一千部训练班”，召训现任保长，联保军事训练员、简易小学校长，期间一个月。时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夏，漳浦城内受过日军飞机几次轰炸，县保训合一干部训练班迁设于罗山村附近的酆都庙。此次训练结束后已是学校开学时间，全县所有简易小学一律改为“战时国民学校”，除了原有读初小课本的“儿童班”外，并于夜间增办“成人班”和“妇女班”，读“战时民众识字课本”。“成人班”施教对象为壮丁，妇女班施教对象为“妇女队”，他们一方面都要受县“社训总队部”（后改为国民兵团）派来联保的“壮丁训练员”和“妇女训练员”给予军事训练，因而壮丁训练员和妇女训练员也是战时国民学校的军训教员。
  1939年，战时国民学校增设到各重要的保。师资来源除原简易小学校长教员外，由设在漳州的“福建省保训合一干部训练所第五分所”（址设原龙溪职业学校，即今漳州二中），由第五行政区各县考送学员培训两期，时间各三个月。漳浦参加这两期师资培训回县到各乡村任战时国民学校校长教员的有林同毅、胡海鉴、阮国、柯炳坤等一百来人。还不够用，由训练所代招考漳州人简在意、苏春卿、陆侃等三十多人分配来漳浦任教。同时，省教育厅规定，高中一年级学生应参加“保训合一”分所的师资培训，回原籍县任教战时国民学校一年，漳浦有陈益茂、蓝彰奇、叶国袖、何姗姗等二十多人。
  1939年9月，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漳浦县根据规定，于1939年起撤消联保办事处，将全县306保编属30乡（镇），乡镇设中心国民学校，为六年制完全小学，保设国民学校，为四年制初级小学。统称为“国民教育”。于是，原战时国民学校一概除去“战时”两字，冠以保名，称“某某保国民学校”，设在乡（镇）所在地的完全小学一律称为“某某乡（镇）中心国民学校”。（1943年7月裁撤区署，全县30乡镇并为22乡镇，306保并为235保，翌年又并为15乡镇199保，是以有的乡镇有多间中心国民学校，其中一间为“辅导中心”，负辅导全乡镇国民学校责任）。至抗战结束时，全县共有中心国民学校30所、国民学校110所。师资来源除上述外，又有：①恢复省立南靖师范（战后迁回漳州，改称龙溪师范）的普通师范科（高师），增办艺师、体师等科，保持原有简易本科（小学毕业读四年），增设甲种简易班（初中毕业读二年）、乙种简易班（初中毕业读一年）、丙种简易班（小学毕业读两年）。战后，一度成立龙溪师范漳浦分校，为普通师范。②1944年漳浦县立初中学设简师班，属于乙种简易班，三届共培训师资150多人。③一些高中毕业、初中毕业生未经培训入小学教师队伍。总的来说，由于改变了三十年代全省只有一间普通师范（福建师范），各行政区只有简易师范的情况，合格小学教师大量增加，各乡镇中心国民学校得到充实，而经过短期培训和未经培训的小学教师程度参差不齐，其间固出现许多优秀教师，一般也不逊于经过正规师范教育的师资，但也有不少滥竽充数者。各保国民学校办学素质亦优劣不同。
  最成问题是教育经费。当时县财政主要靠屠宰税一项（货物税属省税，印花税属“直接税”），县税捐经征处派在各处的征收员舞弊成风，缴县金库不多，且不能如期解缴。抗战初期未实行“田赋征实”，未实行公教人员九十市斤口粮供给制度，物价上涨幅度虽还不大，一名小学教员薪金加上战时生活津贴（统称“津薪”）不过二十多元，生活已经够苦，却又不能如期领到。民国三十九年（1940年）各国民学校经费拖欠三月，各校长、教员于暑期集中在县“地方行政千部训练所”受训时，派代表往县政府找财政科长兼县税捐经征处主任林日初要求签“支付命令”，不能得到满意答复。全体学员动了公愤，于中午涌到新路尾林日初住处（租住许甘露楼下）请愿。许甘露楼房的通途只有一条小巷通新路尾，请愿人群拥挤在小巷里和新路尾基督教堂附近，只有少数带头人进入楼下大厅，请林日初解决学校经费问题。林日初还是说，县金库没有钱，我签发支付命令也没有用。代表们比第一次到县政府请命时态度强硬一些，说科长身兼税捐经征处处长，税款缴不上来，不能不负责。外面请愿人群见代表交涉无效，争相涌进屋内，呼喊示威。林日初见状，躲进房间，紧闭房门，打电话请警察前来解围，并持手枪从窗口射击。请愿群众听见枪声，纷纷倒退。这时，租住在新路尾吴素秋楼上的县合作指导员侯维钟（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员）从楼窗口呼喊鼓励：“拿起石头，勇往直前，进行还击！”请愿群众停止退却。警察所一个巡官带一队警士赶到现场，驱散人群。率先进入许甘露楼房下的人们也退出。只有胡维新、蔡发达两人来不及走，被一名召到林日初身边当警卫的税警关起大门逮住，用驳壳枪挫伤颧骨等处，满脸青肿。
  事后，支持学员进行索薪请愿的县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教育长黄天器受到县长汪冰训斥。但他还是支持学员们印发“快邮代电”，向各地、各界、各报社揭露事件真相。并在学员面前批评汪冰为人“冰冷”。尽管这次请愿失败，以后学校经费当然要设法补发。
  在教育经费困难情况下，省教育厅要各县发动乡保建立“国民教育特种基金”，但收效甚微。以后，漳浦各保国民学校只有大部份由县供给经费，小部份由保自筹。凡保长比较负责的，“自筹教员”薪金有着，保长不负责的，“自筹教员”便拿不到钱。于是，产生保长干预国民学校人事情况，未经保长同意的“自筹教员”（包括校长）即使资历合格，能力高强也无法立足，经保长同意的，可不问资历和能力。
  忆《漳报》
  蔡启昌
  抗日战争爆发后漳浦开始出版报纸，原名《漳浦日报》，后改名《漳报》，是县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商会理事长陈则蔡主持的。在出版两年多以后，因经费困难停刊。抗战胜利后，漳浦又有一个报纸名《漳报》，是国民党漳浦县执行委员会书记长、省参议员柯汉扬主持的，为易于区别，就称其为“前漳报”和“后漳报”吧，其变革经过已有当时任“后漳报”社长的李林昌记述一文，发表在《漳浦文史资料》第七辑上。我这里只就亲历“前漳报”编辑工作的经过提出补充。
  我于1937年与林清秀同在集美（我高中、她幼师）毕业，回漳浦结婚，刚好抗战爆发，就同留在武营中心小学任教。当时，我大哥陈则蔡以县商会理事长被推为县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抗敌后援会设几个工作团，我和清秀业余义务参加宣传工作团（简称宣工团），演出一些宣传抗日的话剧。有许多教员和暂时放下学业的以及失学失业的青年参加宣工团。
  抗敌后援会办一份《抗敌周报》，不久拓展为《漳浦日报》，成立报社，仍由我大哥主持。初由曾任厦门星光日报编辑的陈冷任总编辑（一度任社长），后离去，由宣工团团长曹起凡任总编辑。
  柯汉扬当时是教育厅派出来担任“民教”工作的高中二年级学生，派在溪南“战时民校”，却由朋友詹祚伯去顶替教职，跑到宣工团来参加抗日宣传活动。我和汉扬都喜欢摇笔杆子，很是投契，他对我说：“阿启，我们一同到你大哥的报社工作吧。”汉扬是我大哥教漳浦初中时的得意门生，早有文名；我的写作能力我大哥当然也清楚，对我们两人参加报社无任欢迎，即分配汉扬任外勤记者，我编副刊，国内外时事及省、县地方新闻由曹起凡主编。后来又增加吴萃芳、王明山、刘元培、李林昌等来编辑部工作，他们也都是宣传工作团团员（吴、王、刘都先后逝世，现只李健在）。
  报社没有收报机，我在集美读书时参加过无线电兴趣小组，就动手组装一部五管直流收音机，这在漳浦县是一个创举。每夜，编辑部人员轮流收听重庆“中央广播电台”节目，主要是“记录新闻”一节一定要记录下来，这一节目播音员语气放慢，遇人名、地名加解说，可以准确记录，翌早便在报上与读者见面。抗战的第二年，厦门已经沦陷，闽南公路全破坏不通车，漳州的报纸第二天或第三天才能到漳浦，人们急于知道前方战事，我们的报纸很受欢迎。
  上海已经沦陷，香港和广州成为文化中心，有一个东山人用脚踏车（在破坏的路段要抬车，没有破坏的路段才能骑车）从汕头贩来香港和广州报纸，距出版时间约三、四天。我们订购多种，如香港的《星岛日报》、《大公报》、《大众报》、《珠江日报》、《天文台》、广州的《救亡日报》（由上海迁广州出版）等。还有邮购的各种报纸，如战时省会永安的《中央日报》、南平的《南方日报》（均由福州内迁）。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在连城）办的“国民通讯社”、省政府办的“中华通讯社”经常将通讯稿（油印）寄来，省政府的“新闻配达”（油印）也按期寄来，中共漳州中心县委办的《前哨报》（油印）也不时寄来。我们所接触到的是各种各样的言论，对我们都有影响，在我们编的报上都有反映。
  我们都是一些公子哥儿，只凭着一腔爱国热情编报。汉扬说：“应征入伍去当兵的是农民，纳粮支持抗战来自农民，农民是抗战的主力军，但他们处处受到压迫，我们应该替他们说话。”大家表示赞成。我们血气方刚，大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抨击时弊不怕得罪人，贪官污吏还不得不有所收敛。如：应征壮丁送进“新兵招待所”，每人只盖一条麻袋度过寒夜，口粮受克扣，吃不饱，我们加以揭露并发表了短评，情况就有所改善。
  但言论若超过“界限”便会发生麻烦。有一次，我看到《救亡日报》一篇通讯，报导一支军队的抗日事迹，说领导那支军队的是叶挺将军，我不知道叶挺是新四军军长，只感到文章生动，便加以转载。想不到几天后我大哥叫我去警告，说驻军史克勤旅部政治部主任李泽追查编辑人员，是他赔了许多好话，并请酒应酬，才搁下不再追究。我倔强地说：“我们是转载的，广州的报纸可以登，漳浦的报纸怎么就不能登？”我大哥耐心解释：“广州是广州，漳浦是漳浦，情况不同，你要理解，以后若不注意，恐怕还要惹更大的麻烦呢！”我不但听不进去，而且大发脾气，将他会客用的茶壶茶杯以及桌上的花瓶等摆设扫落地下，“亢当”一声，满地瓷器和玻璃碎片。我大哥却不动声色，他的容量与我的暴躁性格成鲜明对比。
  后来我大哥为避免再发生意外的麻烦，抬出驻军旅部政治处主任李泽任漳报社长，将“发行人李泽”几个字印在报头，实际负责人仍是他。
  报社经费是很困难的，我们编辑部人员都不拿工资，每月只有三块钱夜餐补贴。抗战初期物价还未上涨，著名的“含阔水面”价廉物美（“含阔”是采和香面店老板冠有绰号的人名，水面即汤面）一小碗才四个铜板（三百枚铜板合一元法币），无论半夜凌晨，伙计都可送上门来，每当我们熬夜到三更，水面便如约送到，我们每人吃两三碗，最多四碗，三块钱够一个月用度。
  收入的报费不敷印刷费支出。承印者绥安印务馆，本是我大哥好友、集美和漳浦中学老同事黄则吾创办的，后黄则吾出国，将印务馆交给妹夫许耀宗经营。起初报社欠一些印刷费，许耀宗还不大好意思催讨，后来叫苦连天，说维持不下去了。我大哥只好决定报纸停刊，算是支持两年多。
  记漳浦县抗敌后援会宣传工作团
  李林昌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国民党福建省党政当局奉令召集各界组成“抗敌后援会”，并令各县都成立抗敌后援会。漳浦县于9月间完成组建工作，由党、政、警察、人民团体负责人等十多人为委员，公推商会理事长陈则蔡为主任委员。抗敌后援会下设宣传、慰劳、募捐、侦察、救济、消防、救护等工作团。消防工作团由“义勇警察消防队”负责，募捐工作团由县商会负责，救济工作团由民政科负责，救护工作团由县卫生院负责，侦察工作团由警察所（未设局）负责，慰劳工作团由妇女会负责，大都就其本职工作加以发挥，只有宣传工作团没有一个相应的机构作为依托，是吸收很多小学教师、停学及失学失业青年义务参加，由曹起凡任团长，用演剧、演讲、写标语、绘漫画、教唱抗战歌曲等方式展开抗日宣传。
  我还很年轻，受到一些激烈书刊影响，认为国难当头，应到“社会大学”锻炼，为抗战做些工作，过早离开学校，于1938年还乡加入宣传工作团，当时已有许多知识青年在宣工团组织下做了许多抗日宣传工作，如：在兴教广场公演话剧，尤其就田汉剧作《回春之曲》改编的《八·一三的炮火》（采用漳州芗潮剧社改编本），演侨生回祖国参加上海抗战故事，感人肺腑。由小学教师蔡维汉和他未婚的爱人吴钦玉、杭州艺专音乐系毕业生叶宝懿、上海流亡青年许槎等主演。后叶宝懿去漳州任进德女中音乐教员（后任福建音专教授）、许槎离浦，蔡维汉外出，活跃在漳浦剧坛的主角是侯维钟（漳州人，漳浦县合作指导员，中共地下党员）、蔡启昌、林清秀夫妇、曾敏英、柯汉扬等。常在县城演出，也下乡演出。但他们都有本职工作（大都是小学教员），不能经常下乡，抗敌后援会为开展乡下宣传工作，将一些失学、失业青年组成巡回宣传队，由陈则蔡的小弟蔡启东任队长，队员有詹祚伯、叶国元、阮国、王元昌、张进福、施栋梁、蔡映南、陈锡福、曹卓凡等，我也参与其间当一个配角。陈则蔡请他开布店的父亲蔡钟秀（人们习惯按他的商号称“蔡同彰”）献布制成帐蓬式的活动戏台，下乡巡回公演话剧。所到的地方有石榴坂、象牙庄、盘陀、长桥、官浔、横口、下四堡（大埔）等，还过南溪到海澄县辖的苏埭、倒港演讲。
  演出的剧目大都是发表在当时刊物上的小节目，也有从漳州“芗潮剧社”那边搬来的，有：放下你的鞭子，东北一角、一颗炸弹，傀儡坍台、打汉奸等，还自编自演小潮剧《兄弟拾金》、《兄弟从军》。由于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演戏给他们看都在夜间，自备气灯两盏，作舞台照明之用。在演出之前，都先来一阵歌咏，以歌声吸引观众。在每换一次节目的间隙，也必在后台歌咏，几乎是一边化装一边唱。唱的都是抗战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自由神、打杀汉奸、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长城谣、游击队歌等，并以潮剧曲调和南音自编抗战方言歌词，教群众学唱。在我们每一次出发前，一边排练话剧，一边学唱抗战歌曲。上海流亡者许槎歌声嘹亮，会作曲，常来宣工团教唱抗战歌曲。宣工团团长曹起凡作词的《起来，全漳浦的青年》，由许槎谱曲，我们人人会唱并教群众唱。有一个中共地下党员张克夫也常来宣工团教唱抗战歌曲，记得他曾教唱一首《舞台战线》，歌词是“我们生在三十年代，我们献身戏剧舞台，……和一切的救亡工作竞赛，……舞台人联合起来”，这是中共对以演剧做抗日宣传工作者统一战线的号召。当时知识青年大都有一股抗日热情，认同于“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党派一致抗日”的主张。
  宣传工作团团员都是义务性质的，只有下乡演出时才供给伙食。大家都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念头，我们都是“吃爹”的年轻人，并不计较报酬。而虚荣心人人皆有，陈主任委员很懂得这一点，一方面也是工作的需要，宣传工作团内部分设演剧、歌咏、演讲、漫画、标语等股，都按照“特长”赏给重要团员以“股长”衔头，反正这是不用本钱的。陈主任委员还记得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由“福建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朱熙兼漳浦县长，他任县政府教育科长时，我在“全县高小学生国语演说竞赛”中得第一名，以为我很会演讲，叫我担任宣工团演讲股股长。其实我的性格是内向型的，没有口才，倒是由于那一次侥幸得第一名，他从厦门买来许多书，以“兼县长朱熙”名义奖给我，我读了那些书，无形中养成阅读和写作的兴趣。又由于我与他长子毅民同班同学，感情投契，缘此，我得以登堂入室，随意打开他摆在客厅兼书房里的书橱，不求甚解地博览群书，学识和文字都有进步，我表达了兴趣参加他所主办、宣工团团长曹起凡主编的《漳报》工作的意愿，那也是不拿工资的义务工，我拜曹起凡为师，协助他处理稿件、校对，为以后从事文字工作打下基础。
  由于各地宣工团有不少共产党人或共产党同情者参加活动，国民党福建党政当局为加强控制，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春下令：各县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一律由国民党县党部党务指导员（即后来称为书记的）兼任。漳浦县党部党务指导员黄慕周接收了抗敌后援会和宣团工作团，从此宣工团无形中消散。以后，抗日宣传工作由县党部负责，在许元瑜任书记长、执行委员柯汉扬任秘书时，组织“抗敌剧团”。主要演员侯维钟、蔡启昌、林清秀以“为共产党做宣传工作”罪名被“暂编第二十师”逮捕，蔡启昌有文记述，见《漳浦文史资料》第四辑。
  福建省第五行政区体育运动大会
  林祥瑞
  三十年代，“福建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在漳浦期间，曾在漳浦县城举行一届全行政区九县（时华安县未建县）参加的体育运动大会，盛况空前。使漳浦人大开眼界，至今遗老津津乐道，但每人见闻都有局限，很难详说。笔者近来在编写《漳浦体育志》时，先后采访许多亲历其境（包括参与其事的工作人员、参赛的运动员及有关人员等）的老前辈四十多人。余炳文老先生从福州寄来书面资料，详细叙述运动会组织情况。现谨就口碑加以参照，去芜存真，综合记述。由于原始档案资料散失，事隔56年，难免挂一漏万和产生舛错，望知情者加以订正补充。尤其是有不少当时参与工作和参赛的老前辈现居台湾，未能当面请教，盼不吝赐正。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福建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漳浦成立，专员朱熙兼任漳浦县长，即着手整顿各方面工作，对文化教育事业颇为重视。是年即选址在倒城隙（今短途汽车站）至新路尾一片废墟上筹建第五行政区公共体育场（现漳浦县体育场用地仅是其中大部分）。由漳浦县财务委员会首席委员黄则吾、曾作为国家选手参加远东运动会的第一中心小学校长蔡竣德、县立中学体育教员余炳文等参与筹划和施工。
  民国二十四年（1934年），省教育厅设立体育督学室，制定实施《福建省各级公共体育场暂行规程》和《福建省各级体育竞赛办法》，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体育运动的开展，漳浦县在这种气候下于5月间在兴教广场举行第二届全县体育运动大会，选择运动员参加9月在厦门举行的全省第五届体育运动大会，运动员刘方海获得跳远第4名，这是漳浦县第一次组队参加省赛获得成绩，给漳浦县体育界以很大的鼓舞。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省教育厅为加强全省中、小学体育课的教育和引发社会上对体育的重视，定1936年为“福建省体育年”。4月，第五行政区体育场竣工，经过一个月筹备，于5月1日举行第五行政区首届体育运动大会，这是漳浦空前的一次盛会，也是民国时期漳州地区仅有的一次体育运动大会。
  新建的体育场按《简易公共体育场建筑法》一书中的田径场图例建成。有6道400米环形跑道田径场，内有一个标准足球场及沙坑数个，另辟两个篮球场在北边坎上（今短途车站地方），两个排球场在西边跑道外边。体育场西边正中建一座有盖顶的“司令台”（此台至1959年才拆除改建）。利用北边、东北边、西北边三面台地，修成有层次的看台。西边空地搭十多间竹篷棚屋，每县分配一间，作为运动员休息室，其馀作为医疗室、后勤处等。各县来的几百名男运动员住宿在第一中心小学（现麦市街实验幼儿园），女运动员住宿在养正女校（现红楼幼儿园）。
  体育运动大会的组成：
  主办单位：专署教育科。
  参加单位：龙溪（含今芗城区及龙海县一部分）、海澄（今龙海县一部份）、长泰、南靖、平和、云霄、诏安、东山、漳浦九县代表队。
  名誉会长：朱熙
  会长：章安世（专署秘书长）。
  副会长：龚张斧（专署教育科长）、王乃平（专署教育科主任科员）。
  委员：连燕晖、蔡竣德、卢以谦、余炳文，及各县教育科长。
  秘书：连燕晖。
  总干事；余炳文。
  竞赛组长：王乃平，组员：余炳文、涂元怡。
  总务组长：卢以谦，副组长：蔡竣德，组员若千人。
  器材组长：沈步青，组员若干人。
  裁判组成员聘请集美学校教师庄文潮等12人担任，不足的由漳浦县教师充任。
  总裁判：庄文潮（集美学校体育主任），又一说邓世熙（厦门体育界老前辈），二说并存待考。
  副总裁判：周天民（集美学校教师）、余炳文（漳浦中学体育教师，莆田人）。
  径赛裁判长：周天民。裁判员：蔡竣德（兼）、许木火（漳浦第一中心小学教师）等。
  田赛裁判长：（一位集美教师，佚其名）。
  篮球裁判长：杨绪宝（厦门教师）。
  足球裁判长：（一位集美教师，佚其名）。
  排球裁判长：（一位集美教师，佚其名），裁判员：杨成德（漳浦小学教师）等。
  竞赛分两个组进行，一为业余组（非在学青年），一为学生组（包括中小学学生），实际上球队队员多有混杂。大会规定，每名田径运动员可参加五个项目比赛，并可兼为球类运动员参赛。国术（武术）列为表演项目，不作“擂台赛”，避免冲突。在开幕式上，漳浦县第一中心小学与旧镇镇江小学学生联合作团体操表演，统一制服为白色水手衣帽，动作整齐，形式新颖，为大会生色不少。设计和指挥者蔡竣德。大会对优胜者分别奖给银盾一个或银杯一只或奖章一枚。
  漳浦县代表队领队王乃平，指导兼男队组织者林充国，女队组织者李菊英。足球队运动员：叶士俭、叶士明、许锡安、王渊明、蔡耀宗、杨成德、陈明川、陈建宗、刘方海、蔡云汉、林献瑞等。
  篮球队运动员：林充国、王国明、吴青炉、李松辉、林同毅等。
  排球队运动员：林充国、陈定山、蔡海屿、蔡耀宗、林济顺、李松辉、林同毅等。
  田径队运动员：刘方海、蔡延龄、许锡安、柯清流、李菊英、曾敏英、黄碧秀、李翠华（以上业余组）、余萃芳、蔡龙英、蔡英明、黄芳泰、陈赞成、孙子文（以上学生组）等。
  国术表演运动员：刘鸣鹤、卢金莲、柯西、陈顺海、林水教、钟番薯、黄昭刚及其子黄鑫、林溪水、蔡炳照、黄坤元、林武松、余罗坤、张兆基等。第五行政区保安副司令朱廷炬也上台表演太极剑。
  其他各县运动员无法详列，应该一提的是，本县人因在外县读书而参加当地代表队的有许和安（龙溪队）、王宝珠（海澄队），还有参加其本籍代表队，后来到漳浦工作以至落户的有章良佐（龙溪队）、黄裕农（海澄队）等。
  在七天比赛中，争夺剧烈，波澜迭起。足球比赛中，夺标呼声最高的龙溪队与漳浦队进行冠军争夺战。刚开赛不久，龙溪队中锋杨锡聪与漳浦队前锋陈明川同时起跳腾空争踢一球，由于双方用力过猛，重心不稳，失去平衡，落地时双双跌倒，杨锡聪脚骨跌折，引起轩然大波，比赛暂停。龙溪队认为是陈明川故意使杨锡聪跌倒伤腿，而漳浦队认为这是争球时相互碰撞致两人都跌倒，并非故意，杨锡聪腿跌折出于偶然，双方相持不下，裁判员也难以裁决，龙溪队随即退出足球比赛，经多方解释无效，大会宣布龙溪队以弃权论，漳浦队为足球冠军。
  篮球比赛群雄荟集，海澄队经过奋战勇夺冠军。队长邱思潮，海沧新〓人，兼任国术队队长，他和兄弟、侄儿辈组成实力雄厚的篮球队，人称“邱家将”，传为美谈。
  排球冠军为长泰队获得。长泰县为参加这次运动会做了积极的准备，到外地聘请排球好手，进行较严格的训练，终于战胜劲旅龙溪队和漳浦队，登上冠军宝座，并于几天后（5月10日至21日）在泉州举行的“福建省第三绥靖区军民联合运动大会”上夺得冠军，威震闽南。
  在田径赛场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海澄运动员许井顺，是一位推车工人，平时每天推双轮货车往返于海澄、浮宫二集镇之间，久经锻炼，再经过正规训练，便成为长跑健将，在这次运动会上一举夺得5千米和万米长跑冠军。万米第二名为龙溪队一位青年学生获得，他起初跑得较快，但是后被许井顺超过。漳浦老运动员蔡竣德曾于1927年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运动会上获万米长跑第三名，作为国家选手参加同年在上海举行的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万米长跑名列第六，这次虽然自己感到气力已不如从前，还是参加了万米长跑比赛以激励后进，坚持跑到终点，获第三名，其精神为年轻运动员所钦佩。
  漳浦队大将刘方海勇夺跳远第一名，女运动员曾敏英也身手不凡，夺取女子标枪第一名。海澄队女运动员（漳浦人）王宝珠技压群芳，勇夺垒球掷远冠军，并破省记录。诏安沈斐然连夺100米、200米、400米赛跑第一名。长泰谢有光连获800米、1500米、110米高栏、400米中栏第一名。这些优秀运动员们既努力拼搏又胜而不骄的精神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漳浦队有就近参赛的利便，参赛的运动员较多，每一个项目都参赛，获得团体总分冠军。一些高小学生也大显身手，排球、篮球均获冠军，足球获亚军。田径赛各项成绩也名列前茅。
  国术表演在一个类似民间临时搭起的戏台上举行，最吸引群众。上台表演者有名震一方的拳师，也有身怀绝技的江湖侠客，有年逾古稀的老师，也有身手矫捷的少年，英姿飒爽的女青年。各拳种，各流派汇聚，各有特色。按大会规定，国术是表演项目，不得比试，凡参加表演者均可获得纪念品，优秀者发给奖杯。海澄队制服整齐，表演棍棒和拳术，显得格外威武。平和队表演双打，龙溪队由两位父女表演拳术和舞剑，台下喝彩不绝。参加国术表演的运动员以漳浦队为最多，老中医刘鸣鹤表演南拳，卢金莲、柯西表演少林达尊拳，陈顺海表演南拳、黄昭刚表演猴拳，“浪荡罄”戏班武老生（佚名）表演南拳，均获大会奖励。佛昙杨碗的武术远近闻名，人们无不以一睹其风采为快。可惜他以年老为辞，婉谢聘请。
  运动会比赛成绩今已无资料可查，仅靠多人口碑参照综述，遗缺甚多，现就所知整理列下：
  团体总锦标冠军：漳浦队。亚军：龙溪队。
  业余组总分冠军：海澄队。
  学生组总分冠军：漳浦队。
  业余组足球第一名：漳浦队。
  业余组男子篮球第一名：海澄队。
  业余组男子排球第一名：长泰队。
  学生组足球第一名：龙海队。
  学生组篮球第一名：漳浦队，第二名：龙海队。
  学生组排球第一名：漳浦队。
  田径比赛除上述几个第一名外，其余资料不足，未能详述。
  这次运动会结束后，龙溪、南靖、长泰、海澄四县立即挥师泉州，参加“第三绥靖区”军民联合运动会。漳浦县没有奋其余勇组队参赛，深为可惜。
  漳浦最早的侨办学校
  ——马坪育才小学
  陈芳浦
  漳浦县侨乡马坪，旅外华侨以及后来加入外国籍的华侨后裔，向来有爱祖国爱故乡的优良传统，热心公益事业，尤其是捐资办学，成绩斐然，影响深远。早在“五四运动”前夕，爱国侨胞就慷慨捐资，在马坪故乡创办“育才小学”，是漳浦县最早的侨办学校，至今已有七十多年历史。
  育才小学是现在马坪中心小学的前身，爪哇爱国华侨陈照馨率先倡办的。早在“五四运动”前夕的1917年，陈照馨先生以其远见卓识，为实现其多年夙愿，率先慷慨解囊，倾注全部积蓄，资金未足，继续在南洋向同乡劝募，得到他堂弟陈康卿、宗亲陈玉规、陈玉宇昆仲，及陈土萨（又名福寿）等先生积极响应乐捐，其他乡亲也乐捐一些，照馨先生凑合资金，回乡建校，得到当时粤军驻漳总司令陈炯明支持。
  照馨先生回乡亲自规划，说服宗亲，以山仔顶祠堂（址在后康村庵仔社）为学校主体，祠堂两边增建教室、宿舍、厨房等，前面增建大走廊，以五个半圆拱门把这些新旧建筑物联成一体，正中大拱门上建大匾额，请陈炯明亲笔书写校名“育才小学”其上。整幢校舍颇雄伟壮观。
  学校建成后，陈照馨先生遴选家乡人，法政学院毕业生陈坤甫（又名厚道）为校长，并商聘名师执教。民国八年（1919年）2月开始招生上课。开学之日，马坪热闹非常，陈炯明赠“尊工尚实”金字匾额，命人专程送来祝贺，漳浦县长也送来“得育英才”大匾祝贺，同悬于学校正堂。马坪原有基督教会创办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的立仁初级小学（后改名育元初级小学）一所，马坪学童在初小毕业后除部份往外地读高小外只好失学，育才小学一成立，初小毕业生们才得就地升入高小，往外地读高小的都回马坪继续学业，一些原来在各村私塾读书的，争相改入育才小学，按程度插读初小各年级，并有许多未曾上学的儿童来读一年级。邻近各村家长闻讯，纷纷送子弟来育才小学求学，蔚然成风。邻县（与马坪有一座陈仓岭之隔）的浮宫乡一带也有许多学生来育才小学寄宿读高小，这一所侨办小学远近闻名，盛极一时。
  育才小学的历届校长中，办学成绩较显著的有：陈坤甫、郑森森、陈子中、黄六坤等。二十年代校长郑森森思想进步，遴聘李联星、张角角、陈元宰、涂天送等品学兼优、思想进步的贤达为骨干教师，兼办农民夜学，根据实际自编识字课本，以启迪民智，提高觉悟，使学校生气勃勃。进而组织农民协会，进行革命活动，如组织领导抗“烟苗捐”等（军阀用“种也捐，不种也捐”的手段强迫农民种烟苗取汁制鸦片，收取巨额捐款，名曰田亩捐，一般称为烟苗捐），育才小学成为闽南革命发祥地之一。三十年代中期，陈子中继任校长，治学谨严，精聘教师，注意因材施教，推行普通话，积极宣传抗日，演“文明戏”募捐支持抗战，办学成绩斐然，培养出许多学生经过升学深造成为社会有作用的人才。
  育才小学后改为公办马坪小学，发展为马坪中心小学，至解放前夕，学生数已多达三百多人。解放后，学生数激增至七百多人，因学校规模所限，并为使儿童能就近上学，邻近各村才分办林埭、仙都、文安、京野、湖山、马墟等小学，高小毕业生大量增加，为增加办马坪中学立下基础。
  从育才小学到公办马坪中心小学，七十多年来，陈照馨先生子孙一直资助学校建设、修缮，添置校具教具。如照馨先生之次子水政先生建“照馨室”；女萃娘女士将妆奁献建图书室；三子锡铨先生（留美硕士）初次回乡探亲即捐建教室楼一座（八间）名曰“照馨楼”；孙陈宝鼎先生多次捐资修校舍，建教室，添围墙，助建奖教奖学基金等；曾孙济斌、济鸿初次回乡探亲亦捐资添置校具教具。照馨先生祖孙四代热心教育，在马坪故乡传为佳话。
  还有许多海外侨胞侨裔也为故乡马坪学校的发展陆续捐资，蔚然成风，如：陈壬水先生为马坪小学建“连璧室”，陈建发先生建“柳罗室”，陈潭源先生建“潭源室”，蓝德茂先生建“德茂室”，蓝赞绪先生建“其兴室”，陈海泽、陈羊朝二先生合建“海朝室”，陈福荣先生也捐建教室、助建围墙，陈壬水、陈宝鼎、陈建发三先生合资重建原育才小学主屋前后落，为防白蚁之害，改土木结构为石木结构。在建设小学之后，海外侨胞再合资捐建马坪中学。并设奖教奖学基金（壬水5万港元、宝鼎3万港元，福荣2万港元，计10万港元）。
  马坪（育才）小学校友遍布海内外，有的成为学者、专家、教授、科学家、教育家、航海家、名医师、作家、高级工程师、农艺师等，有的成为党、政、军各级干部，有的成为企业家，个体专业户，在不同岗位上对国家、社会做出贡献。他们经过后来的深造，然而都感念小学时代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才有后日的成就。
  漳浦家乡风味“茶配”
  陈万年
  漳浦人自古好客，一般人家常备茶具，客到烹茶，并佐以“茶配”，成为待客常礼。所谓“茶配”，是糖果、糕饼，蜜饯之类的甜点。糖为营养所必需，但摄入过多反于健康不利，而茶能溶解若干糖份；饮茶能促进人体新陈代谢，有防病功能，但饮茶过量损碍身体，漳浦话叫做“剥削”，茶与甜食搭配，可谓恰当。漳浦“茶配”之风与广州“饮茶”有些相似，只是广州人饮茶一般在茶馆，漳浦人饮茶在家中，化费无多，乐趣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漳浦盛产大米、小麦，蔗糖，饴糖（麦芽膏）、花生、绿豆，水果等农副产品，有些乡民善于利用土特产自制多种多样的糕饼、糖果，有的在用糯米加麦芽煮饴糖时加入面粉，猪油，或冬瓜、棕包梨，或中草药“茭勃籽”、芝麻等。逢年过节或村中有什么迎神活动尤其要多蒸糯米果，炒米磨粉制糕，有“印糕”（用木模印制），香片糕，松糕，明韧糕，还有用炒米加饴糖做成的“米香”，用面粉做成“馍方”等，互赠亲友。久之，许多糕饼店制售这类食品。只是不用民家的炒米制作法，而以蒸（糕）烤（饼）制作。
  糕饼店为打开销路，精益求精，在长期的竞争中形成各具特色的产品，著名的有佛昙豆仁饼，赤湖咸饼、旧镇翰林糕、杜浔酥糖，分述于下：
  佛昙豆仁饼
  全县到处有豆仁饼，但总比佛昙镇所产逊色。佛昙豆仁饼精选绿豆为主要原料，以上等面粉、白糖、饴糖、猪油精制而成。制作工序是先浸泡绿豆，去皮淘净，蒸熟研碎，调配白糖、饴糖、猪油，搅拌成糊状，捏成一块块饼馅。再以面粉和清水、面粉和猪油两种包皮揉和成许多层次的饼皮，使成饼块，放在煎盘上烤熟（现改用烤炉）。其特点是饼皮薄，质地细润，进口自溶，馅香甜，在口中有清凉感。未尝其饼，先闻其香，诱人食欲，多啖不厌。一般视为佐茶佳品，馈赠亲友的礼物。抗战前佛昙镇专营此业者有二十多家，以“双桃”饼店最著名，远销至香港、台湾、印尼、新加坡、马来亚。抗战期间外销受阻，六十年代原料短乏，业务不振。。“文革”结束后经济好转，佛昙豆仁饼生产恢复。自改革开放以来，又被许多回乡探亲的台湾同胞、侨胞、港澳同胞带到居留地与亲人共享。本县及邻县各地也常托人到佛昙购买。许多路过佛昙的外地人也都慕名购回一些馈赠亲友。佛昙人往外地访友常带豆仁饼做为礼物更不用说。
  赤湖咸饼（又名胡椒饼）
  赤湖咸饼采用上等面粉和优质白糖，以炸熟的猪油、胡椒粉（不得以辣椒代）、食盐为佐料。制法是先将面粉蒸熟，加入白糖，调以熟猪油，胡椒和食盐少许，搅拌均匀（不得掺水，纯以猪油调和），捏成条状，然后用刀切成小块（一口一块刚好），放入煎盘用文火烤熟，便成异香扑鼻的“咸饼”，入口自化，有胡椒的香味而不很辣，有猪油的香气而不腻，甜中稍带咸味，越吃越“热嘴”，佐茶最佳。最著名的是赤湖墟一家四代祖传糕饼老铺“永丰号”所产，各种原料严格按比例搭配，不掺杂使假，保持信誉，所以百余年经营不衰。赤湖为主要台胞祖地，抗战胜利后去台人员也特别多，两岸断绝往来三十多年，去台人员怀念故乡，赤湖咸饼是难以忘怀的故乡物产之一，自台湾开放回乡探亲以来，回来探亲的乡亲纷至沓来，永丰老铺生意特别兴隆，现货往往供不应求，要事先订购，携往台湾与亲人共尝家乡风味。
  旧镇翰林糕
  旧镇翰林糕又名“自然发绿豆糕”。得名为翰林糕的原因有一个传说：清雍正年间旧镇贤达张先跻登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家乡人都称他为张翰林。他家有一种自制糕品，别家所无，是用绿豆磨粉为主要原料，加上白糖、饴糖、猪油、糯米粉制成，作为待客佐茶佳品。这种糕点细软香甜，清凉爽口，回味无穷。张翰林回乡探亲，家人特地多制一些，细加包装，让他带到京城享受，他分与朝中同僚分享，大家交口称赞。一次，皇太后生病，胃口不适，什么山珍海味琼浆玉液也吃不下，皇帝着急，朝臣有人奏闻此糕，张翰林奉旨献进，皇太后尝后胃口大开，从此病愈体健，甚表赞赏，皇帝赐名“翰林糕”以示褒奖。后张翰林以母老辞官归里，教子孙以勤劳维生，开张“自然发”糕店，专制“翰林糕”出售，远近驰名。旧镇为进出口商埠，客商云集，且又地处水陆交通要冲，远近过客频繁，大都要购些翰林糕携回。因为此糕出产于旧镇，外地人也有称其为“旧镇糕”的。由于销路甚好，后来增设“自然香”一家，除此以外别无分号。这种糕点选料考究，制作精细，包装繁琐（五小片一小包，五小包一束，五束一包），品尝时要多层次解开，若有逸致品茗“小盅茶”，佐以此种佳品，自有其乐趣在，在生活节奏较紧的人则不耐烦，所以“翰林糕”不能成为大众化食品，因此，除特约制外，现已无制售。
  杜浔酥糖
  酥糖别名“隔壁响”，主要原料是花生、蔗糖、饴糖、猪油，都是漳浦土产，因而无论居家或糕饼厂店都有制作酥糖，惟独杜浔“协香酥糖”最为上乘，因为该铺选用上等花生仁（花生米）加工筛选，炒焙适度，去膜干净，加上白糖、饴糖、猪油煮拌精细，特别注意火候，所以特别香脆，甜而不腻。细嚼别有风味，发出清脆声响，故别名“隔壁响”，而稍嚼即碎，也可不发出声响。协香酥糖饮誉漳属各县。从前漳浦绅士、官员往往将其作为馈赠于上司的礼物。海外侨胞、台、港同胞视为珍品，回乡探亲大都要携去一些。
  漳浦元宵节“穿灯脚”
  在漳浦县沿海的佛昙、赤湖、前亭、杜浔、湖西等地，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民间风俗——元宵穿灯脚。在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男女老少喜庆元宵时，凡村中新娶进门的新娘子和当年生了男孩的小媳妇，必须穿红着绿，在婆婆或堂亲前辈老妇人陪同下，从祠堂中的“灯棚”下走过，以求子祈福，迎祥纳吉。其间或口中念念有词，或手中举吉祥之物。脚步、路线有规有矩。衣着、头饰、灯棚式样、欢庆时刻，均因村而异，反映出不同地区、宗族、历史等原因，蕴藏着各自的内涵。为此，我们选择较具代表性的几个点进行调查，以浅析这个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岁时习俗。
  一、佛昙镇东坂村
  东坂村位于漳浦县东北面，东南临海，水产养殖是这个村子传统的重要经济来源。村民大部份姓戴。据村中石碑，可知至少在明弘治年间其祖先就从漳浦的井尾半岛上迁徙至此定居，传衍至今已二十代。现有村民四千余人，祠堂为清朝中叶修建，二进三开间，颇具规模。每年新年伊始，村中就召集能工巧匠，在祠堂中扎一盏二米多高的彩灯，呈八角形，一层层依次收拢，如塔一般。四周绕以小灯。元宵华灯齐放光彩，有资格穿灯的新娘由她的婆婆陪同，没有婆婆的新娘邀请堂亲长辈老妇陪同。新娘头插大红花，身着红围裙，老妇人则头插“石榴春”花，身着黑围裙，闽南人称赞这种按年龄不同的衣着色彩“红水黑大扮”（红美黑大方）。这是新嫁娘第一次在热闹场所露面，供人评头品足，且又是谒拜祖宗，要显得秀美而且庄重。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娘每人手中必须持一根带叶片并束上红纸圈的甘蔗，象征美好的日子像甘蔗，一节比一节更甜。新生男儿的媳妇则抱着自己的婴儿。元宵晚饭一过，村人便三五成群来到村中“保生大帝”庙前，招唤、汇集人群，走向大祖祠堂，若有陪伴妻子前来看热闹的男人，此时应从正门进入，站在正堂前。女人则从祠堂的右侧边门进入，沿着墙跟绕到摆着祖先牌位的“祖公龛”前，尔后回身从“八角亭”灯前走过。灯棚高且灯烛明亮，新娘在此时此地才真正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挤在阶下的小男孩、小青年争相哄叫，或抛上点燃的鞭炮，或高声喊着“新娘新当当，裤底破一空（洞）”，直至新娘们来不及招呼婆婆，从左侧边逃出，去寻找早已在边门外等候迎接的男人。之后，男人便各自送妻子回家，取出用竹筒绵纱做的“点仔灯”，高举着绕出村外，走过山头、田野，尽欢而回。
  二、赤湖镇
  赤湖镇与佛昙镇接壤。此地元代建城，明代正德年间又扩建为大城。东南面为大海，交通发展，人口众多，以陈姓为最。明末清初，尤其是清乾隆前后，大批赤湖人迁徙台湾谋生，且常年互有来往，现存镇中的陈姓祠堂就是清中叶移居台湾的陈姓人。此外，其他宗族姓氏亦有活动，各有大同小异的习俗，活动期间，互不干涉。赤湖陈姓人穿灯脚是从正月十三日开始的，所扎的灯往往是“灯尪”，分为二座，灯架均为2.5米×4米，以刚好能放置在祠堂正堂的次间为度，悬挂1.5米高，面靠在次间和耳房之间的墙上，两角挨着明间和次间的柱上，左右各一座，前呈台阶状，分五六级向上收拢，因为纸扎传统工艺甚高，故能极尽精巧。所扎均为人物，第一层为“状元及第”官宦打扮的人物，以上几层则为“辕门斩子”、“三战吕布”等戏文故事人物，中心扎二座高山，系赤湖附近的灶山和孔雀山，灶山为其先祖的葬地，孔雀山为其先祖妈葬地。两座灯尪之间的四根柱子分别写着赤湖八景的名称：东面“金龟背印”、“飞纱织绢”，西面“尖峰文笔”、“丹灶出烟”，南面“南峰空壳”、“葫芦把阁”，北面“凤山朝阳”、“灯火夜明”。
  正月十三之夜，新娘身穿新衣，同样以自家婆婆或姆婆，婶婆等陪伴，手持甘蔗从东门进，低头穿过右边的灯尪，向西穿过“祖公龛”，从左侧的灯棚下由里向外穿过，从西门出。同样，在这过程中，观看的人们也只能集中在祠堂的明间中站着助兴，四周绕着红绳，以防越过雷池半步，常有长者在旁监视，怕出乱子。之后，十四、十五日两夜这一活动可继续进行，十五之夜，元宵的其他活动也同时举行，祠堂中的二面大鼓，由新郎或新添丁的父亲轮番敲击，直至半夜。祠堂门前广场树起两杆“焰火”（称双篙焰火），结成芝麻结籽状，自上至下连续燃放不息。此外，群众喜闻乐见的社戏、花灯、迎神，均同时举行。直至十二点之后，元宵活动的尾声已到，两座“灯尪”扛到祠堂前烧掉。未烧先将纸扎灯花及人物像取下，第二天，由负责这一年闹“灯尪”的“头家”挑着，挨家挨户分送给参加穿灯脚的人家，同时收取这一活动的费用。人们便围着这一担纸扎人物像和灯花，新生男儿的分到“状元及第”人物像，新婚的分灯花，而运气不好的，得到的可能仅仅是丑角、反角的人物像了。有资格分得“灯尪”者，都要争取正面人物像，因而此时“灯尪头家”的身份倍增。
  三、诒安城
  诒安城位于湖西乡西侧，与上述的东坂村、赤湖镇恰好呈三角形。诒安城建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系曾任广西按察使、湖广布政使、朝廷太常寺卿等职的乡绅黄性震捐建，历代聚族而居。全城平面呈锁形，正门向东，沿中轴线建有大宗祠堂、小宗祠堂，大宗祠堂祀始祖鸿熙公，小宗祠堂祀黄性震。城里的黄氏族人穿灯脚就在这两座祠堂间进行，而城外的黄姓人则只到大宗，不到小宗穿灯脚。诒安城的灯棚也反映此地的特点，灯呈长方形，长5米，宽3米，吊于祠堂的明间之中，其四角扎的是四个城门，尽可能装饰得与诒安城四个城门相似。四面扎“陈三五娘”、“郭子仪拜寿”、“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戏剧故事。“灯城”下摆吊着各式各样的小灯，以上为集体出资扎成。而有出丁（生男儿）及新婚的人家同时要各自送一个“灯尪”，这种灯尪一尺长，作盘状，上扎戏剧故事一组，在穿灯脚之前送到灯棚四周摆定，谓之“上灯棚”。灯棚吊在正堂。在前堂的明间正脊下还要高挂一盏龟灯，下吊一小灯。十三日晚上，穿灯脚者着红裙，头插麦青，手持带叶的甘蔗，从正门步入大厅，穿过龟灯之下，穿过走廊，走向正堂。经过灯棚下时，陪伴的老人念上几句吉祥征兆话，并做一个摘花给新娘或“添丁”小媳妇插于头上的象征性动作。尔后，从左边绕过“祖公龛”再从灯棚下穿过，从正门出，前往小宗祠，重复以上活动。至半夜十二时以后，重新汇集起来，烧掉灯棚，捡取灯的枝骨，以图吉利。
  诒安城的迎神活动也是在这一夜举行的，这些有穿灯脚资格的新娘和添丁的小媳妇均需举着“点仔火”（用竹筒装布灌花生油作成），等待男人们“抬尪”来到家门前时，点燃预先准备好的火堆，在“抬尪”的队伍跳过火堆之际，以最快的速度抢得一点“火种”“，引回家中的灶间存放，以祈生活如火样旺盛。
  穿灯脚风俗在漳浦分布甚广，一些现在没有活动的地方，在以前也曾盛行过。东坂村戴姓人明朝弘治年间定居于此，这风俗可能是从建祖祠开始的，而诒安城人自称此俗始于黄性震，当是可信的，灯棚作诒安城状便是旁证。《漳浦县志》有这样记载：“元宵自初十成灯至十六夜乃已，神祠家庙或用鳌山运傀儡，张灯烛，剪彩为花，具极工巧……张灯如雨盖，名曰闹伞，闾左好事者为鱼龙百戏……”。元宵闹花灯是全国性的岁时活动，而各地均有不同的习俗，漳浦的穿灯脚有其独特处，但基本上是在这一全国性的活动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习俗条件而衍变成的，县志所载的鳌山，见于全国各地，而灯棚、灯尪，应是漳浦自己的特殊风格，其中诒安城前堂的龟灯，赤湖、诒安城灯棚上的各种人物彩扎，一如县志上所载“运傀儡”，“为鱼龙百戏”同属传统的鳌山形式。
  据一般认为，漳浦县原属小数民族聚居地，晋以后才有较多的汉人来此开基，建立绥安县，隋朝至唐初地方动乱（隋撤销绥安县建制），唐总章二年，归德将军陈政、陈元光父子率河洛子弟带同家眷来此平定战乱，开屯建堡，建州置县，带来中原文化。
  传统文化不可能在迁徙衍居地全盘保留，外来的文化也不可能全部照搬，否则在新的环境中将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延续，即使是相距仅12公里的赤湖镇和诒安城，同一习俗就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气氛中，发展成不同的形式：彩扎是赤湖人的传统民间工艺，这一传统便淋漓尽致地表现在灯尪上，反过来，彩扎工艺也赖穿灯脚活动获得生存和发展。相对而言，诒安城的灯棚就显得简单，然而诒安城有他们引为自豪的，当过一品官的祖先，以及构筑工程宏大，保存三百年完好如初的城，别无选择，诒安城成了灯棚上重点表现的题材。赤湖城则在诒安城建立以前因清初“迁界”拆毁，不会表现在灯棚上。东坂人祖辈与海打交道，在茫茫大海中，唤起他们希望之光的常是多见于沿海被当作航标的塔，因而他们的灯棚选择了塔的形式。此外，穿灯脚者的服饰、语言、行进路线等，都有严格的讲究，只有二点是共似的，那就是穿灯脚者的身份为新嫁娘和当年生男孩儿的媳妇，以及灯棚都设在祠堂中，可见穿灯脚这一习俗的根本目的。
  穿灯脚的主要角色是女人，而男人仅充当一个看客。农村结婚通常集中在年底，婚后至新岁时间不长，且旧时妇人极少外出，故基本上不为村里人所知所识，利用元宵节这一普天同庆共欢的时辰招摇过街，一展风采，实在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当然，设置这一活动的初衷不在于此，灯棚既然设置在祠堂的正堂中，穿灯脚的都有经过祖公龛这一项目，且必须由长辈女人陪同，可见其主要目的是要把新过门的媳妇介绍给祖先，得到祖先的认可，祝祷早生男孩，赤湖有“新娘穿灯脚，明年生男儿”的祝愿谚语，湖西新添男孩的媳妇，必须再一次穿灯脚，手中抱着婴儿，告尉于列祖列宗，赤湖灯尪上扎着始祖墓地的灶山、孔雀山，透露了穿灯脚的主题。穿灯脚的习俗始于明末清初，当时战乱濒仍，人丁稀少，“添才”比“发财”更重要。
  作为女人，本来是没有资格走进宗祠的，但又很有必要将这家庭新成员引见祖宗，唯有在这普天同庆的元宵可以通融，但只可从边门进出，穿灯脚时还要低着头，不许东张西望，让婆婆或伯婆、婶婆陪着，是负引导她们按一定礼节行事的责任，至于诒安城里的女人公然从正门进出，或由于某一代的疏忽、或改革。
  明朝漳浦海防的张弛及其社会影响
  李林昌
  元朝漳浦沿海受倭寇掳掠杀戮情况县志失载，是因为元朝不重视编纂地方志。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资料。冯梦龙《三言》往往有史实基础，《扬八老超国奇遇》说一则元朝的悲欢离合故事：西安扬八老来到漳浦县采办由广州转口而来的“番货”（宋、元两朝泉州和广州都设市舶司管理民间对外贸易），遇倭寇登陆，他被倭寇掳去当奴隶，装束与真倭无异。数年后被迫随倭寇犯浙江，被元朝官军俘获。这时他在原籍的儿子已中进士。任绍兴县丞，父子意外地在浙江相认团圆。又南宋最后一个小皇帝赵昺播迁至广东崖山败亡时，内阁侍臣黄材（字国栋）护闽冲郡王赵若和逃到漳浦县浦东（后名浦西，今属龙海县港尾镇），后赵若和再逃避于佛潭积美，黄材仍在浦东，传到孙子黄宽夫，于元朝至正六年（1346年）在族谱序言里痛述亲身经历：浦东遭倭寇浩劫，他全家被杀，他才十二岁，被掳上贼船，出海后因船超载，他被抛落海中，幸而抓到一块木板，漂到大担岛外，幸遇嵩屿人林世英从广州贩番货回航，将他捞救，养到十六岁，以次女林二姐婚配，送回浦东。他找到出嫁许家的姑母，帮他讨回被侵占的土地田产，在岭西重建家园，遂易浦东地名为浦西。
  倭寇祸患始于元朝。起初是因为：元世祖忽必烈派忻都、范文虎率十万海军远征日本，在五龙山遭暴风，全军覆没，以后两国互相戒备，禁止交通，那些违禁继续通商的便成为倭寇。
  明太祖朱元璋在未称帝时的吴元年（1367年）已注意江浙一带防军事。至洪武二十年（1387年）命江夏侯周德兴到福建专事海防建设，福、兴、泉、漳四府三丁抽一为沿海戍兵，共一万五千人；移置卫、所于要害外，筑十六城。翌年又命汤和将军巡视闽粤，增城加兵。漳浦设镇海卫，卫城在今龙海县港尾镇太武山之南镇海村，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建。置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事、镇抚、经历、知事等官。辖前、后、左、右、中五千户所，有兵5307名（后留存旗军1042名及新选馀丁285名）。镇海卫之下分设三个守御千户所如下：
  陆鳌守御千户所，在今漳浦县六鳌半岛，该地原有青山巡检司，洪武二十一年迁巡检司于莆头澳，改驻守御千户所。城建在青山（今名六鳌山）上，临海为壕，状如“巨鳌载岳”，命名为陆鳌城，有兵1898名（后留存旗军417名及新选馀丁533名）。
  铜山守御千户所，在今东山县铜陵镇，洪武二十一年建城，以城连铜钵村，命名为铜山城。有兵1220名（后留存旗军374名及新选馀丁530名）。该岛原名东山，自建铜山城后改为铜山（民国四年建县，为避免与江苏省铜山县同名，恢复古名为东山）。
  悬钟守御千户所，在今诏安县悬钟，有兵1168名（后留存旗军296名）。
  此外，有井尾澳水寨，在今佛昙镇整美半岛，是周德兴入闽经营海防时所建五水寨之一，洪武初年由镇海卫派官兵镇守，有兵1141名，又有征操军555名遇战增援。备福船、哨船、冬船、快马船46艘，汛期分哨四出，前哨镇海、左哨陆鳌、右哨沙州（古雷半岛外小屿）、后哨鲎壳屿，各防险要。如横屿、菜屿、井仔〓（以上古雷半岛外小屿）、大小甘山（兄弟岛）都是容易被海盗窃据的荒岛，这时期在官军有效控制下。
  景泰年间（1450—1457）移井尾水寨于铜山，负责节制悬钟水寨。悬钟水寨额调官军1103名，备快哨船20艘。
  镇海卫防区为漳浦全县（包括云霄、东山、诏安和龙海县的港尾镇一带）海域，南接广东，北至浯屿与永宁卫中左所（厦门）接哨，和全国海疆一样，在明朝前期基本是宁静的。
  至明朝中期，政治腐败、卫所松弛，军官以有功之将的后代世袭，不重操练，器械不整，船只朽烂失修，巡逻不力。屯田被侵占，军饷不能正常维持，士无斗志，逃亡严重，军官虚兵匿饷，以致卫所形同虚设，海上走私活动渐盛，嘉靖年间（1522—1566年）达到高峰。
  明朝所设市舶司与宋、元两朝不同，宋、元市舶司是管理民间对外贸易征收进出口税的机构，明朝则禁绝私人对外贸易，只许“朝贡贸易”，旨在宣耀国威，将外国派使臣来贡特产当作归附的表现，不惜赔本，以丰厚的国产偿给朝贡的国家，并允许贡使、船员以至搭附而来的商人附载商品，在市舶司管理下与民贸易。由于到中国朝贡利益很大，而次数有限制，当时日本割据势力很盛，号令不统一，嘉靖二年（1523年）宁波发生日本二使争贡骚乱事件“日本使宗设、宋素卿分道入贡，互争真伪，市舶中官赖恩纳素卿贿，右素卿，宗设遂大掠宁波。给事中夏言言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市舶既罢，日本海贾往来自如，海上奸豪与之交通，法禁无所施，转为寇贼。”（引《明史》卷八一《食货志》）。撤销市舶司停止朝贡贸易更加导致走私贸易盛行，朝廷三令五申，屡禁不止。按当时法律，只允许用单桅渔船，私造双桅海船，以通番论罪，应遣送地方充军，海船折毁。家中搜出番货，以通番窝家论处。嘉靖十二年再下诏，“一切大船尽数毁之，自后沿海居民私与贼市（私自与海商交易），其邻舍不举者连坐。”（引（嘉靖实录》）。但是，政治既腐败，海防既松弛，朝廷命令都不能贯彻执行。后来发展到中国海商与日本海商勾结，窃据海岛为基地，分掠内地，这便是明朝倭寇的根源。起初是：走私“通番”都在船上备有铳炮器械，本属防御性质，因被当作海寇打击而加强反缉私武力，海商之间又“强弱相凌，自相劫”，“因多结（船队），依附一雄强者为船头”，“或五只，或十数只，成群结党，分泊各港。”（引自范表《玩鹿亭稿》卷五）。这就形成了许多亦商亦盗的海上武装集团。当时赋税、徭役繁重，民不聊生，纷纷下海加入海寇的行列。于是，“倭贼、土寇，北自福建福宁（闽东）沿海，，南至漳泉，千里萧条，尽为贼窟，附近居民反为贼间，始虽畏威而胁从，终则贪利而导引，弥漫盘居。”（引自戚继光《戚少保文集》，见《明经世文编》卷四六一）“彼时倭来极多亦不过千人，其余尽系漳泉之人。”（引自叶向高《苍霞室续集》，见《明经世文编》卷四六一）。嘉靖年间，漳浦海防卫所已“久而寝懈，渐以无存，其存者则又荀且虚名，全无实用，甚至镇海为饶贼所袭，悬钟为倭奴所残，铜山水寨为海寇所烧毁，楼船战具蓦然一空，弗能自保，乌能保人。”（引万历《漳浦县志。兵防总论》）难怪海寇长驱直入。
  嘉靖年间，倭寇及本国海寇对漳浦的侵扰，康熙《漳浦县志》有简要记载：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倭寇六都（云霄一带）。三十七年五月，倭寇盘陀水港，复移寇长桥。三十八年二月，倭寇县郊、驻溪南。十一月倭寇麦园埔。三十九年四月，倭驻峰山，纵掠溪南，复移驻无象铺。五月，饶（平）寇张琏犯云霄。四十年二月倭入屿头（在白水营附近）月余。张琏陷檺浔（官浔）土城。闰五月饶寇袭陷镇海卫城。四十一年二月，张琏率倭寇入掠县郊。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二月，戚继光从仙游追击大股倭寇来到漳浦八都（盘陀）汤坑蔡陂岭，斩首数百级，残寇败逃广东，最后被戚继光、俞大猷合兵歼灭。
  嘉靖年间，侵扰我国东南沿海的还有占据印度果阿及马来亚之马六甲等地的葡萄牙侵略者，窃据宁波的双屿为贸易基地，许多日本人和中国人参与其间，最多的是漳泉一带的人。嘉靖二十七年巡抚朱纨出兵捣毁其双屿踞点，葡人在漳州人李光头导引下南下窃据浯屿，在朱纨督兵追击下又移到东山走马溪（走马溪本属漳浦五都，嘉靖九年划漳浦二至五都成立诏安县），于嘉靖二十八年被歼。（《据明史·朱纨传》）
  嘉靖末年，剿平外国的和本国的海寇以后，划龙溪、漳浦二县沿海一部份地方筹设海澄县，隆庆元年（1567年）正式设县，并辟海澄县治所在地的月港为对外贸易口岸。各地船舶可向设在月港的漳州督饷馆纳税，与“东、西洋”（今东南亚一带）通航贸易，只禁与日本通航通商。但“一自西洋禁开，番舶岁出，好刁之民往往有藉饷船（通过纳税准航南洋的船只）而私至日本者，或始以日本，而终以西洋，莫可辨诘，迩稍有觉者，而复姑息……”（引自《漳浦县志·兵防总论》）。漳浦丰富的土产资源输出东南亚各地，余粮也被贩运到粤东一带。《兵防总论》通篇的立意离不开国防观点，考虑以后“万一灾殄频仍，腾涌过甚，有所激动，有所窥伺，假漕粟之名而肆掳掠之计”，而在道出万历初年“商船漕粟往来如织，近闻潮惠间每港口无虑数百艘，其入吾市也，必于铜山、陆鳌、镇海，而内则直至云霄、旧镇”的情况之前，还是说“方今粟价和平，人情安顺，可保无他”。
  戚继光在浙江义乌所招募组成的军队训练有素，在倭患平后留一部份在福建镇守海防，其中一营（450名）由一员把总率领，驻陆鳌，叫“浙兵营”。漳浦本地也招一营兵，叫做土兵营，驻铜山。至万历九年（1581年）两营对调。地方驻兵不多，但相当精锐，而且有总兵俞大猷一支主力军在闽粤交界处对付海寇。这时期，漳浦海域只有两次战斗。一是：曾与倭寇合流的诏安人吴平，在被戚继光和俞大猷合力剿平后逃亡国外，他的部下曾一本收拾残部，又在闽粤交界一带打家劫舍，隆庆三年（1569年）在俞大猷追击下窜入铜山洋，经过激烈战斗，最后被消灭。林偕春《兵防总论》所说“隆庆己巳间，海贼跋扈，铜山屠戮堵积，其游哨亦且入古雷，窥旧镇，而烧巨舰矣”就是这回事。二是：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海贼无齿老寇古雷，把总张万纪擒歼之。”（据康熙《漳浦县志·兵防》）。张万纪是铜山把总，他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还配合屿水寨（移驻晋江石湖）钦依把总沈有容在南澳彭山洋歼灭从台湾来侵扰的倭寇。（窃据台湾的倭寇于当年十二月初十日被沈有容歼逐。据《明史·沈有容传》）。
  在经历嘉靖年间的苦难以后，在隆庆至万历前期，由于地方安定，生产恢复，物产丰富，源源输出国内外，经济好转，兼之张居正为相时推行“一条鞭法”，将繁杂的徭役统一折征代金，由官府雇募，与赋税合并，取消苛杂，一年征收一次，负担比例在漳浦为“丁四田六”，即人丁负担四成，田地负担六成，一时民困稍舒。民间文化教育事业随之振兴，据康熙《漳浦县志》风俗篇引据万历旧县志载：“读书之家无问贫富，每岁首各延师受业，虽乡村数家聚处亦有师。”虽然自万历后期，尤其是天启至崇祯（1621～1644）年间，明皇朝已处在农民起义军和满州兵双重威胁之下，为筹集军费增加赋税：一方面荷兰侵占台湾、澎湖，骚扰闽南沿海，骑劫我商船，破坏我外贸，朝廷只得再厉行海禁，人民又陷于困苦之中，但许多人才已经造就，嘉靖间，漳浦县有进士27名，其中有林梅、林功懋、林策、陈梧、王春泽、林一新、朱天球、王应显、徐鼎、林敬、林士章、林梓、林偕春、林绍、杨守仁等名人，但自隆庆至崇祯间，有更多的漳浦人考中进士。只要翻阅漳浦县志《选举志》就可以发现，自隆庆、万历、天启至崇祯的七十多年间，漳浦中进士的共有98人，是出人才最多的一个历史时期，知名人物如卢维祯、赵范、林缵振、蔡时鼎、刘庭蕙三兄弟、刘霖、林士宏、吴华、林汝诏、林茂桂、王志远、杨一葵、胡廷宴、林宰、蔡宗禹、黄道周、何楷、李瑞和、张若仲等都同在这个时期。
  万历年间漳浦经济的繁荣，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发，致有“金漳浦、银同安”的谚语。当时名士何乔远在所著《闽书》中记载这一谚语，并说漳浦士子“娴于文词，不但用于取出身而已”。
  但好景不长，到天启至崇祯年间，漳浦一带海域受荷兰侵略者及本国海盗的侵犯是惨重的。因为自1602年（我国万历十三年）荷兰经营马来群岛贸易的公司合并组成东印度公司以后，拥有武力，得国会授予对外宣战和缔约特权，先后占领爪哇、摩鹿加群岛（今译马鲁古群岛）、马六甲、锡兰等地，进而窥伺中国。据《东西洋考》记载，自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已发生海商唐元鲸从月港出航的商船在海上被“红毛”（荷兰）夹板船拦劫事件。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又有“红毛”舰只在吕宋港截击月港商船，大肆掠夺。据《明史·荷兰传》记载，荷兰人在天启初年侵占台湾、澎湖前后，更加时常派出舰只骚扰闽南沿海，出没浯屿、白坑、东锭（以上今属龙海县）、莆头、古雷、洪屿、沙洲间（以上今属漳浦），劫掠商船、渔船。《熹宗实录》卷三十记载：“经夷自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入我澎湖，专人求市，辞尚恭顺，及见所请不允，突架五舟，犯我陆鳌。陆鳌逼近漳浦，势甚岌岌。该道（漳南道）程再伊，副总兵张嘉策多方捍御，把总刘真计沉其一艇，俘斩十馀名，贼不敢复窥铜山。放舟外洋，抛泊浯屿，此地离中左所仅一潮之水，中左所（即厦门）为同安、海澄门户，洋商聚集于海澄，夷人垂涎，又因奸民勾引，蓄谋并力，遂犯中左所，盘踞内港，无日不搏战，又登岸鼓浪屿，烧洋商黄金房屋船只区，遂泊圭屿，直窥海澄。我兵内外夹攻，夷惊而逃。已复入厦门，入曾家澳，皆即堵截，颇被官兵杀伤”。
  荷兰侵略者对闽南沿海的侵犯虽受到我国官军打击，但他们在海上拦劫我商船和偷袭闽南海岸进行抢劫事件仍层出不穷。当时名士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三《福建·兵防》篇写道：“自红夷肆掠，洋舡不通，海禁日严，民生憔悴。”本来“望海为生”的人们纷纷投靠海商中间的“强有力者”，形成许多海上武装集团，与海防官军相周旋，进行武装走私，亦商亦盗，他们抵御荷兰夹板船的拦劫，有的有时也与荷兰人勾结。当时朝廷为筹集镇压农民起义和抵御满州兵入侵的军费，加重赋役，弄得民不聊生，许多贫民加入海上武装的行列，于是，红毛寇、倭寇、土寇在闽粤沿海的祸患与嘉靖年间差不多。著名的海寇主要有刘香、李魁奇、郑芝龙等股。李魁奇惠安人。郑芝龙南安石井人，刘香，一说海澄人。康熙《漳浦县志》则说是漳浦人，说他“自辛未（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以来，频年冲突，上犯长乐，下袭海丰、铜山、古雷、游澳之间，出没不常。”郑芝龙于天启六年十二月（1626年元月）攻占旧镇，在战斗中铳城被毁，死伤无数，守将阵亡。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由厦门抵铜山、二月进攻杜浔城，被乡绅丘懋炜（兵科给事中归休）率领乡壮击退。
  在红毛、土寇纷扰，海防紧张的情况下，漳州知府施邦曜先后主持建成旧镇城、石美城、万松关。他升任福建左参政分守漳南道时，又于崇祯七年（1634年）在旧镇港口小山上建一座铳城（炮台），至今“施爷惠建铳城功德碑”尚存。民间也在乡绅主持下增建和修建城堡，组织壮丁守卫地方，如杜浔丘懋炜，主持增高加固杜浔城工程，训练乡壮，防御海寇入侵。万历年间赵范建的湖西赵家堡，他的儿子赵义在崇祯年间也进行扩建，以便海寇来犯时可以容纳附近村民逃避入城。赵义并捐款修建佛昙梅月城，组织乡壮抵御海寇入侵。当时知县余日新立“官岭保障碑”记载其事，今碑记尚存。
  崇祯年间，明皇朝处在满州兵和农民起义军双重威胁下，东南沿海又有荷兰侵略者的侵扰，已出现亡国征兆。虽然郑芝龙在受招抚后授官海防游击，配合其他官军歼灭了李魁奇、刘香等股海寇，几次打败入侵厦门的荷兰舰队，芝龙以军功累升总兵、福建海防同知，朝廷倚他为“海上长城”，一时间海氛稍静，但苦撑十七年的崇祯皇朝亡了，郑芝龙见在福建拥立隆武帝不能成功，只好降清。他的儿子郑成功则坚决抗清，沿海人民渡过三十多年战乱和迁界移民流离失所的苦难，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才有太平日子。
  溪东御马监太监邓原碑
  王文径
  漳浦县赤土乡溪东村果林场的福寿院遗址上，有一道明弘治十年（1497年）的敕谕碑，碑以青石雕刻，高210厘米，宽89厘米，碑额呈半圆形，额首60厘米高，两边和下边各有30厘米宽，5厘米高的浮雕式圆雕，作六条云龙，穿越于石碑的四周，雕刻工艺精湛，造型生动活泼，飘飘欲动。碑额首正中竖刻“皇帝敕谕”四字楷书；正文区宽51厘米，高150厘米，刻正文9行199字，楷书：
  “御马监太监邓原，今特命尔前去镇守福建地方，兼管银场，抚恤兵民，操/练军马，防御贼寇，禁革奸弊，凡一应合行事宜，须与巡按及三司/等官公同计议停当而行，不许偏执己见，有妨重务。遇有城池坍/塌，量拨军夫修理；草寇生发，即调官军剿捕。其馀非奉/朝廷明文，一夫不许擅差，一毫不许擅科。尔为/朝廷内臣，受兹重寄，务在持廉秉公，正已率人，尽心经理，必使军/民安妥，地方宁靖，斯称任使。如或操守不谨，措置失当，致令凶恶恣/肆，良善受害，罪有所归，尔其敬之慎之，故谕。/弘治十年正月二十七日。”（原碑无标点，“/”号系一行终了）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太监帝国，明朝中后期，宫中同时拥有太监十万多人，其权势几乎无所不及。从永乐开始，太监就拥有了统率军队和监察各级官吏的权力。大量的太监被派往全国各地任镇守监，充当了特务和鹰犬的角色。为了满足皇室日益膨胀的宏大消费欲，这些分守地方的内官往往也兼领了督开矿场，收缴税金的使命。他们依仗最高统治者为靠山，肆无忌惮，凌驾于地方官之上，大量搜刮民财，以贪赃枉法，凶恶恣肆闻名于史。而邓原则可能是其中较为廉洁的，故见载于《明史》：“是时，中官多守法，奉诏出镇者，福建邓原、浙江麦秀、河南蓝忠、宣府刘清皆廉洁奉公，兵部呈其事，赐敕旌励。”可见，弘治间，太监的贪赃和凶肆还没有发展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从这敕谕的行文中，也可以看出，弘治对太监的行为是有充分约束的，唯恐这些人在地方胡作非为，超越权限，口气极为严厉。
  敕谕碑中所提到的福建银场，据查，有如下记载：“尤溪银屏山银场，局炉治42座，始于洪武十九年（1386年）；永乐间（1403～1424年）又开福建浦城县马鞍等坑三所”；“弘治元年（1488年）罢浦城废银坑银治”，直至“正德初（1506年）从中官秦文等奏，复开浙、闽银矿”。这期间停开银矿的原因是，明朝廷为摆脱财政困境，极力搜寻地下富源，而开矿工程大，时间长，容易从中舞弊，朝廷岁入不多，常常得不偿失，有的地方根本无矿，宦官们也大肆鼓噪，寻机敲诈贪赃，所以明朝早中期，宦官们一直为开矿问题争吵不休，各地银场也多是时开时停，而弘治间正是浙闽一带罢开银矿之际，可见邓原来福建的使命，主要还不是为了银场，而是为了兵防。
  明朝福建沿海倭寇活动极为猖獗，民不聊生，同时一些反明的武装势力、海匪也在海上大肆活动，与倭寇互为呼应。正统十四年又发生了邓茂七兄弟起义。早在洪武间，朱元璋就派汤和、周德兴等到福建经略海防，设立卫所，建立城寨，防御倭寇。漳浦现在的六鳌城就是洪武二十一年建的。明朝中期海陆治安逆转，邓原来福建的主要任务应是“操练军马，防御倭寇”，“遇有城池坍塌，量拨军夫修理，草寇生发，即调官军剿捕”。
  那么，邓原何以将这座敕谕碑立在福寿院呢？据《漳浦县志》载，福寿院为元至正间僧锦江建，明成化十年僧云山重建。云山曾上京领取道牒，结识了司礼监太监卢亮庵，并劝其皈依释家。卢殁后，云山负其骨骸归，在福寿院边建一座舍利塔，安放骨骸。塔高2.2米，直径0.4米，七层六角，上刻“明司礼太监卢亮庵之塔”，塔现已坍坏，残件尚存。邓原初入宫，如例拜卢亮庵为师，学习礼仪，后被收为义子。邓到福建镇守后，感云山之义，遂捐献银钱，令云山重修福寿院，广造殿阁，并立碑于此，以示荣耀。
  太监是封建社会中一种特殊的阶级，目前国内尚存有关太监的碑碣多为墓表之类，其内容无非是一些阿谀奉迎、歌功颂德之词，像这座对镇守监的使命、职权范围等均有详细说明，且雕刻精美、保存完好的敕谕石碑，实属罕见。
  漳浦封建社会教育制度
  柯清元
  中世纪（封建社会）办学形式主要有官学、书院、社学、私塾。书院和官学始于唐而盛于宋，明、清两代不衰。社学始于元（元制五十家为一社，按规定应有社学，虽未必社社设学，当有不少社学，但漳浦元朝社学情况县志失载），明清漳浦社学无多，私塾则许多乡村都有。
  地方官学及两京国子监（明朝有北京、南京，均设国子监，为最高学府）均为培养封建统治人才而设，其学生必须先经过社学学习到一定水平，由于社学不能普及，群众自办的私塾便起了社学应起的作用，尤其对传播文化和提高群众识字水平起到更广泛的作用。
  科班出身的文官最初都经历过社学或私塾阶段，以学习有成就，经考试录取入县学或府学，称“生员”即秀才，名额有限，已是十分难能可贵。其中参加乡试（省考）中为举人的更为稀罕。举人参加全国会试录取又经过殿试中进士的简直如风毛麟角。据清康熙《漳浦县志》及光绪《再续志》记载：从唐朝到清末废科举为止漳浦县考中进士者235人（其中文进士217人，武进士18人），考中举人者775人（其中文举618人，武举157人）。其中出唐朝的文进士仅3人，宋朝也不过26人，元朝只1人，而明朝有145人之多，在出武官较突出的清朝，文进士亦有41人。值得一提的是：清朝进士都出在前期，自道光年间起一个也没有。那时期民间盛行械斗，大都顾不得读书了。
  以下简述封建时代漳浦各种教学场所：
  官学漳浦官学始设于宋朝，招收官宦子弟及庶人之俊秀者入学。天圣三年（1025年）县令（宋袭唐制，县令为县最高长官）陈坦然把学宫迁至东门外印石山。因有虎患，庆历三年（1043年）县令吕璹将宫学迁至县北（今武装部附近）。以后几经迁徙，于宋乾道五年（1169年）始定址县南官塘（今公安局，地名官学口至今沿用）。明洪武初年，知县（明清政制，知县正七品。为一县最高长官）张理将学宫扩大，建屋28间（分为教室、宿舍、膳厅、学官住所）。发展至清康熙中叶，已有各类斋舍数十区（单元）。同治三年（1864年），除祀孔子的大成殿外，皆焚于战乱，至光绪年间始陆续修复。
  书院书院是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集讲学传授学问、散布学术思想、进行学术研究等诸种活动为一体的处所。有官办和私办两种，官办的书院以收藏、校勘经籍为主，私人书院以传授学术为主，讲学者多是名流，一些学习已有成就而欲求深造者往往前去求学。也有个别书院作为生祠、忌祠。据有关资料记载，漳浦历代书院、书堂、精舍有：
  梁山书院，唐朝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漳浦最早进士潘存实（官至侍郎）曾在这里读书。早废。
  梁山书堂，宋朝元丰五年（1082年）吴与所建。早废。吴与漳浦人，著名藏书家。
  鸿江书院，在县东十七都（今佛昙镇），明洪武元年（1368年）乡人陈则夷建。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毁于寇，后裔子孙重建。
  紫薇书院，在乌石浯江西岸紫薇山，明嘉靖间，乌石林姓族人所建，聘名儒卓先生为师。明、清两代造就大批人才，其中登进士者9人、举人6人。今遗址犹存。
  崇正书院，在陆整所城，旧为白云岩，明嘉靖二年（1523年）学道邵锐改建为书院，用渡租供费。已废。
  文明书院，在县城东郊，明朝名儒黄道周讲学处，原名“东皋书舍”，崇祯十七年（1644年）其学生集资扩建成三进院落，改名明诚书院，又名明诚堂。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封道周为文明伯，赐书院名为“文明书院”。道周殉国，书院后楹祀其神主，前楹为和尚所居。清康熙年间知县陈汝咸驱逐和尚，尽撒佛像，另募附近居民看管，置义田为经费，延师继续讲学，群众称为“讲堂”。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后曾用为初小校舍，后辟为“黄道周纪念馆”，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馆内尚存一座当时石砌教具“天方图”，俗称“天地盘”。
  南溟书院，即朱文公祠，在铜山城内（今东山铜陵镇）瞭高山上。明嘉靖五年（1526年）巡海道蔡潮奉令所建。同年建文昌宫即魁星楼，又名东璧书院，在风动石前。清初迁界时全毁，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乡绅唐朝彝倡议重建，二十七年漳浦知县杨遇竣其役。三十五年（1696年）知县陈汝咸重修，设义学于此，以渡船税供费。
  月湖书院，清雍正年间漳浦绅民为纪念陈汝咸任知县期间政绩，自愿集资所建。
  梁峰书院，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知县孝凝就文昌宫旧址拓建为梁峰书院。道光十三年（1833年）知县李若琳重修。已废。
  义学、社学社学属于地方政府辅助基层组织所办免费小学，始于元朝，但元朝漳浦社学情况无考，据县志记载，漳浦明朝嘉靖年间，县城（在坊）有仁字、义字、礼字、智字等4所社学和各都（乡里）12所社学，清初俱废。继之而起的是义学，有官办和地方人士倡办，经县批准，以渡租、公产租为经费的，有乡里宗族以族里公产租为经费的，学生免交学费。著名的有：一、城东义学，在县学东偏文昌宫后，康熙二十四年（1635年）知县杨遇建，聘庠生（秀才）陈麟趾为师。康熙三十六年知县陈汝咸聘廪生蔡祚燕为师。二、铜山义学，在铜山所城内，以渡租为经费，知县陈汝咸聘增生王亹为师。三、云霄义学，在朱子祠，由地方绅士陈天达发起，经知县陈汝咸批准，以公溪泥泊租为经费，聘岁贡生吴璐为师。又：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知县陈汝咸在县城四门及杜浔都设义学。清末光绪年间，马坪乡溪东村秀才陈烈扬在村里倡办义塾一所。
  私塾按办学形式，由富裕人家出资聘师在自家教读子弟及其亲戚子弟的叫“私馆”或“教馆”、“坐馆”；贫寒人家临时合资聘师利用私房或祠堂、庙宇设立的叫“村塾”；塾师在自己家中开办的叫“家塾”，其“束修”（学费）由学生家长缴交。每间私塾一般只有一个塾师，学生人数不定，一般十多人至二十多人。学生年龄不一，一般为十岁左右学童，名义上男女兼收，但女生极少。没有固定学制，程度参差不齐，学习年限长短不等，采取逐个轮流授课办法，施教时塾师在学生课本上逐句以红朱笔圈点，每次教读份量有的仅数句或十多句至一页，视学生接受能力而定。教材大体上由《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入门，由浅入深，依次教读“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也有教读《诗经》、《易经》、《古文观止》、《左传》、《笠翁诗韵》等。学生作业以读、背、写课文为主。最初要求死读硬背，不能背念不能过关。在熟读之后塾师才讲解字义和文意字义，指导学生造句，对“对子”，逐步学写文章、作诗。写毛笔字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由描红、仿写入手，以后练写大楷、小楷。学生字写得好坏，是衡量学习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
  私塾有一套严格的封建管理方法，凡顽皮和愚钝的学生常要受体罚，常见的有训斥、谩骂、罚站、罚跪、拧耳朵、打手心、打屁股、“画嘴箍”、“关学”等，这种野蛮手段，学生和家长大都很反感，也有个别家长认为严师才能教好学生，忍受子弟受体罚。
  私塾老师一般由在乡的名儒如秀才、贡生担任（受聘或自己办学），集镇的师资较充裕，程度较高，穷乡僻壤的村落需向外地聘请，程度较低。课堂一般只有一间，各种程度混在一起学习，各读各的。课堂课椅由学生自带，课本自己去买，老师除了一副椅、红朱笔墨砚和打学生用的“戒尺”或藤条，没有什么教具。除塾师薪金外，几乎不用其他经费。薪金靠学生“束修”供给。逢年过节（春节、元宵、清明、立夏、端午、中秋、重阳、孔子诞辰等）“东君”要设宴款待塾师，并送红包，礼数多，费用大。乡间并有学生于节日或迎神赛会时给塾师送糕馃的习惯。尊师是传统风俗。
  私塾都按封建礼教的传统施教，不必立案，官府不管。只要一个老师，一间房屋，便可招生受业，人数不限，程度不拘，不要考试，去留自愿，不计学籍，以其办学条件简便，故生命力颇为顽强。清末，有“科第世家”雅称的乌石36个自然村就有18所私塾。民国期间小学教育未能普及，乡间私塾仍盛行，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调查统计，全县有私塾103所，学生2005人，其中已改良的（塾师接受政府举办的短期训练，部份课本采用国家审定教材）31所，学生1261人。其后民国政府明令取缔，才逐渐敛迹。
  上述资料是根据有关史、志、牒、谱综合编成的，内容粗糙，请前辈贤达及行家们补充订正。
  为政廉明的黄季成
  黄玉盘
  笔者路过沙西蓬山，偶尔发现一大碑石，面积约1.8平方米，几行俊秀醒目篆文，正中上首镌“敕命”两大字，两旁镌“赐同进士出身、户工二部尚书郎两膺、惕弦黄公墓”。墓碑镌有简历，又是御命赐葬，非同寻常。“惕弦”是何人，有何政绩，值得探究。
  据当地人说：此为明朝进士，卒于京都，朝廷派员护送棺柩归葬于此。今墓已废，仅存此碑。闻乡老黄泗丹（惕弦十一世孙）家传遗闻轶事，查阅《漳州府志》、《漳浦县志》、《东阳县志》记载，证实其人为政廉明。值此廉政建设之时，重温其故事仍有借鉴意义。
  黄季成号惕弦，福建省漳浦县高山村（今属沙西乡）人。家境贫寒，自幼勤奋好学。万历十七年（1589年）成进士，二十年（1592年）授浙江东阳知县，至二十六年（1598年）连续两任，为政平易，政绩显著。
  先前东阳知县下乡视察办案都由乡里长丰厚招待食宿，季成一改旧规，自己和随行人马都自带粮草。所到之处，前不闻胥役鸣锣开道，后不见衙役追随，宁静若无县官到此。既不积压案件，也不冤枉百姓。
  原来东阳县积欠田赋甚多，乡里长包揽征赋，与县衙掌管田赋簿籍图册的胥吏勾结作弊，致有势者抗延不交，或转嫁负担，无势者被迫逃亡。季成到任后体察下情，革除弊端，精心审核田赋图册，纠正差错，亲自操办赋税事务，追缴欠赋，既维护国家赋税，又不冤枉无辜。
  东阳县城墙建得不坚固，以前屡次征召民工修建，不得其法，修筑不久就坍，随即再召民工重修，反复修建，不顾农时，耗费人力资财，黎民深受其害，年年不得安宁度日，怨声载道，伺机骚动。季成接任后，深知百姓徭役之苦，亲自主持筑城，力求工程设计和施工合理，尽力抓紧农闲季节，不误农时。城墙扩宽和增高十分之二，而动用民工却比以前减少一半，而且工程质量好，牢固不再倒坍，百姓困难得到缓解。过去为筑城而奔命者纷纷归来安居乐业。
  东阳县人好讼成风，事不分大小动辄纷争不休，告状不息。季成每受理一案，无不平心研究，深入调查，细心审问，彻底了解是非曲直。办案从不严刑拷打，也不罚金赎罪，重在教化。
  黄季成升任工部主事，分管铸造局，是铸造钱币的机构，事务繁杂，很难管理，从中营私舞弊贪污钱财者大有人在，季成严于律己，禁绝贪渎“常例”。工部姚尚书敬重他的品德，上报铨选升官，户部尚书同时上报举荐，朝廷正要升他为侍郎，他却逝世了，有正义感的朝官人人惋惜。《漳州府志、黄季成传》说他“卒之日囊如悬磐”，即是说他身后萧条，装钱的袋子中空空如也。
  季成为人平易，处事严正不阿，对人则不伤害，故乡人敬重他，府、县志为他立传，他当过知县的东阳县，人民也在称颂，怀念他，东阳县志也为他立传。
  “开漳圣王”在台湾
  台湾漳浦同乡会理事长陈建仁
  陈元光，生于河南光州固始县，随父领兵入闽。父病故后代父领兵，平定闽粤交界一带地方，建立漳州及漳浦县，任漳州刺史，惨淡经营四十多年，把泉、潮二州之间这化外之地治理得“无桴鼓之声”，号称治平。漳、泉、潮三州百姓奉为开疆辟土的民族英雄，尊为“开漳圣王”，到处建庙纪念。自明清以来，随着漳州一带人民移居台湾，崇拜“开漳圣王”的民俗传入台湾，仰其神武，崇功报德，各地建立宫庙奉祀，其功业彪炳，光辉照耀千古。
  据早期台湾庙神传记载，台湾奉祀“开漳圣王”的庙计五十五间：台北市碧山岩开漳圣王、芝山岩惠济宫，台北县威惠、昭惠二庙，太平、广安、忠福、保安、广济、保民等宫，基隆市奠济宫，桃园县景福、福仁、复兴、东兴、瑞源、仁和、五福、福隆、元圣等宫，苗栗县保安宫，台中县建兴，护安等宫，台中市启兴宫，南投县武惠宫，彰化市圣王庙，云林县福兴、昭烈等宫，嘉义县安霞、树德等宫，高雄县开漳圣王庙、兴隆宫，屏东县威武庙，花莲县万善庙、镇安宫，宜兰县永镇、开漳圣王、威惠、集惠、保安、永护、镇安、永镇、永惠、镇安、圣福、灵惠等庙，振安、镇安、福安、昭灵等宫、善永堂。
  现将传台较早，创立宫庙规模较宏伟壮观之台北市碧山岩开漳圣王庙、芝山岩惠济宫、宜兰县壮围乡永镇庙、高雄县凰山市开漳圣王庙分述如下：
  碧山岩开漳圣王庙
  该岩位于台北市碧山之尖峰，奉祀“开漳圣王”陈元光及其部将李伯瑶、马仁两将军。初是，康熙末年，漳州府人黄某携眷来台，随身佩带家乡的开漳圣王“香火”，行至碧山尖顶，闻嗡嗡之声不绝于耳，停步视之，其声传自一大石下之小洞，认为此处为适合于开漳圣王安座之“灵穴”吉地，遂将随身佩带之“香火”悬挂于石洞中，自此该地为大陆移民膜拜之地。
  乾隆十六年（1751年）一群强盗在碧山下聚集计议打家劫舍勾当，风云突变，匪徒们见到山头闪电光芒四射，雷声如战鼓齐鸣，似万马奔腾。正丧胆间，忽然一声巨响，洞上石块崩裂，许多小石块一直滚落到匪徒们身边，匪徒们感到是神兵追袭而来，纷纷弃械逃窜，自此再也不敢在那一带为非作歹。事后，附近黄、郭、林、简、郑五姓居民见山顶大石分裂为三，认为中块是开漳圣王化身，左右二石块即是李、马二将军，为感念圣王驱寇平乱之功，共同商议在石洞原址建立石室小庙，奉祀三块神石，远近一带居民闻讯，纷纷拥至膜拜。
  至嘉庆六年（1801年）因香客日增，石室小庙无法容纳，乃在小庙前另建庙宇，塑造镇殿圣王及李、马将军金身。咸丰十一年（1861年）第一次修建，后又重修两次。1958年某日风雨交加，山崩地坍，庙庭全毁，惟本殿无损。该庙管理委员会及地方人士共同策划整修，并加建地下室，扩建本殿及庙庭。至1971年完成重修工程，续建了前殿、钟鼓楼、崇圣台、大门楼及地下六层香客大楼，并广植花木，雕塑名人石像，设置凉亭、石椅、喷水池等，耗资近亿（新台币），设计独特、建设雄伟，工程浩大，且富古建筑之艺术特色，成为全台闻名的观光胜地。
  芝山岩惠济宫
  台北市士林至诚路的芝山岩为士林区历史发样地，早在乾隆年间即有漳泉移民来此定居建庙开学，文风鼎盛。芝山岩高二百多米，占地十公亩，已建为公园，林木茂盛，植物种类极多，成为居民晨间活动最佳场所，该岩古迹良多，惠济宫为士林第二大古庙，殿宇分为两进，奉祀“开漳圣王”及“文昌帝君”（公关），庙前广场甚宽，是举办各项活动的场地。岩之东侧保留一座抗日事迹碑记，记载：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日本占据台湾，七月设日传习所于台北士林芝山岩之惠济宫，推日本语文，我台胞来自闽粤，凛于春秋大义，不甘同化，翌年元旦，士林义民不谋而奋起，歼其教职员工，凡所设施悉予毁弃，旋复迎击来援日军十七人，因而日军迁怒当地农民赖昌兴、士绅潘光松等六人，逼供无获，先后杀害。
  本惠济宫未建时，相传有平和县人黄澄清于乾隆初年迁台，将随身佩带之故乡开漳圣王“香火”挂于树而去，后人屡求皆灵验。乾隆十七年由弟子黄某献地建庙。因该山状似漳州芝山，故名芝山岩，以缅怀故地。山上有泉一处，能除病强身。俗称“仙水”。该宫香火极盛，嘉庆、道光年间数度改建重修，颇为壮观，1970年再加增建，益见绚灿。
  宜兰永镇庙
  宜兰永镇庙建于清乾隆九年（1744年），其时漳州先辈陈镇民、陈福老等渡台开疆拓土垦耕立业，为不忘源流，特迎漳州松州保高坡山开漳圣王祖庙分香金身，以作护安之祖神，经北海岸登陆，安位于本地（当时称蛤仔难，即今宜兰）。数年之间，原本荒僻的蛤仔难阡陌相连，人烟成集。其要津“粮寮仔庄”渐成集市（今壮围乡），奉祀开漳圣王之庙宇在此建立，先辈为希祈神护永保地方安宁，定庙名为“永镇庙亦称永镇村，当时先辈加工粮食所用之石磨、石臼至今留存。
  沧海桑田，大陆移民日增，永镇庙香火鼎盛，非扩建不可，嘉庆元年（1796年）由林助首倡筹备改建新庙，道光十五年（1835年）因建材久贮腐烂，林中通再发起募款，翌年鸠工重建，当年竣工。光绪二年（1876年）以年久失修，更因信徒增加，公请宜兰二结街（现宜兰市中山路）新顺利号及四围保抵美庄（今壮围乡美间路）胡法传等发起筹募，光绪四年竣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由各界善男信女奉献，二月间兴工扩建三十二坪（每坪合3.3057平方米），翌年（宣统元年）竣工。民国二十年（1931年）公推壮围庄长吴焰树及地方人士组成重建委员会，翌年重建古式庙宇三栋计四十馀坪，香客休息室二十馀坪，再翌年十一月竣工。总工程款（日据时代台币）三万三千多元。历经五次重建，成为台湾北部名刹。抗日胜利台湾光复后，北部滨海公路第二期干道工程兴工在即，该庙在此千道线上，势必成为观光胜地，管委会作出拆除重建计划，分年分期施工，至1980年竣工，共建地上庙宇一百八十多坪，地下定三十多坪，前后落三层楼总工程费新台币三千馀万元。该庙正殿崇祀开漳圣王为主神，左殿五谷先帝、黄帝、三官大帝，右殿福德正神，前案供奉玉皇大帝、文昌帝君、开漳太子等神。信徒分布壮围乡、礁溪乡、头城镇、宜兰市等二十二村里。分堂庙有台北、基隆、花莲及宜兰县各乡、镇、市三十多处。
  凤山市开漳圣王庙
  早期大陆移民来台，很多集居于风山县城西郊龙仔地段，俗名竹巷口，嘉庆六年（1801年）建庙，供奉开漳圣王，庙前有双湖，俗称龙穴，香火鼎盛。（后部份陈氏后裔移居龙仔寮，即苓雅寮，滨海捕鱼为生，今为台湾南部大城市高雄高的苓雅区）。
  今凤山市为高雄县城。开漳圣王庙于光绪七年（1881年）曾重修，1971年重建，庙内除供奉主神开漳圣王外，又有福德正神、注生娘娘、马帅爷、六辅将军。每年农历二月十六日为开漳圣王诞辰，十分热闹，与漳浦风俗相似。
  吴沙夫人庄氏梳娘
  资料员
  海峡两岸很多人知道漳浦人吴沙开发葛玛兰（今台湾宜兰县）的功绩，对吴沙夫人则不大了解。据宜兰《吴氏家谱》记载，吴沙夫人姓庄名梳娘，谥勤慈。娘家是祖传医生，父亲在漳浦小山城开药店行医，她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十月廿二日出生于小山城，自幼得父亲传授医术，长大后帮父亲行医。1978年台湾宜兰县长李凤鸣立“开兰吴沙夫人纪念碑”铭记；吴沙夫人梳娘（勤慈）“自幼聪慧，习岐轩之术，佐父悬壶济世，及笄，父慕邻舍吴沙好侠尚义，胸怀大志，即以勤慈妻之。而八闽多山，耕种不易，于乾隆卅卅八年（1773年）夫人与沙携手渡海来台，初寓三貂社，藉知哈仔难（葛玛兰）地广人稀，正符垦拓之策，沙乃与夫人共商，毅然于嘉庆元年（1796年）九月十六日进据乌石港南，筑土围开垦，即今之头城也。是地打马烟社‘番’凶悍异常，倾其族相拒，沙弟吴立死之，故未敢续进。迨至翌年卅六社‘平埔番’遍患天花痘症，死亡枕籍，夫人乃以采药成妙方，授沙乘机示惠医治，救活甚众，‘番人’感其德，即分地付垦，遂得次第开至二围、三围。嘉庆三年季冬吴沙逝世，夫人矢志守节，继先夫未竟之遗志，领导侄儿吴化等垦至四围、五围诸地，未几终底于成。夫人日理垦务积劳成疾，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十一月卅卅日驾鹤西归，享年五十有七龄。……”这样，吴沙夫人梳娘还是一个对丈夫垦殖事业帮助极大，而且领导子侄完成丈夫未竟事业的巾帼英雄。
  台湾法学界宿儒洪寿南谈
  漳浦血脉的台湾知名人士
  资料员
  台湾洪寿南先生，祖上漳浦杜浔人，自清朝徙居台湾南投草屯镇，已历数代。洪氏系台湾法学界宿儒，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后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学成回台湾后历任首席检察官，高、地法院院长，“司法院”副院长等职，现为“总统府资政”。1992年在台北市闽南同乡会成立四十五周年纪念特刊上发表《我流的是漳浦血脉》一文，谈到抗战胜利后活跃在台湾政坛上富有名望的祖籍漳浦的台湾人士：
  陈岚峰，宜兰摆厘人，祖籍漳浦佛昙大坑，民国八年（1919年）离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到上海暨南大学求学，后东渡考入日本士官学校，民国十五年（1926年）学成回国，执教于黄埔军校，加入北伐军东路军序列，屡著功绩。后历任南京军官训练团大队长、第四师参谋长、四十九师团长等职。1936年“七、七”抗战爆发时，陈氏任八十九师旅长，在南口战役中立下战功。后调任豫鄂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参谋长、新编第一师副师长、第十一游击纵队司令、新编第五师师长等职，与日军周旋，身经大小数十战役。抗战胜利后随军返台。1948年被选为“监察委员”，主持“闽台监察行署”，1969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
  谢东闵，台湾彰化县二水乡人，先祖于清朝嘉庆年间从漳浦赤湖迁台，至他为第六代，孙辈为第八代。谢氏年青时脱离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到广州求学，发誓“日本人统治台湾一天，我绝不回来”。抗战期间奉派在漳州参加建立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任执行委员。抗战胜利后回台湾，特别强调“闽台一家”，说居住在台湾的人祖上百分之七、八十是从闽南各县迁来的，大家应不分彼此，团结起来。他先后任国民党台湾省党务，县、市政工作及省议会正副议长等职，至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一度任“副总统”。台北漳浦同乡会成立时特题赠“光大金浦”匾额。
  祖籍漳浦的台湾知名人士还有：
  陈庆华（已故），曾任“监察委员”。
  杨金枞，曾任台北市长。
  陈进东，曾任宜兰县长。
  陈水潭，曾任台中县长。
  陈锡卿，曾任彰化县长。
  陈长寿，曾任桃园县长。
  陈时英，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台湾省政府民政厅长、“监察委员”，现为“国策顾问”。
  陈定南，曾任宜兰县长，现为“立法委员”。
  陈端堂，曾任台中市长。
  林永梁，曾任台湾省建设厅长。
  还有其他人士，洪先生文章最后说“未了解者恕谅不能列举”。
  陈瑞和三代人同为故乡教育事业做贡献
  李林昌
  漳浦寓台老前辈陈志谟先生的公子陈瑞和及瑞和的公子陈建中，三代人同为故乡赤湖镇建设“达志中学”献资尽力，传为美谈。达志中学占地面积90多亩，陈先生已投入人民币160万元，已完成基建面积7000平方米。自1991年夏已开始招生上课。
  陈氏祖孙三代人同心经营实业，在台湾、泰国、香港、深圳、汕头均建工厂。陈志谟先生关心桑梓，但已八十多岁高龄，不便长途跋涉，特嘱公子瑞和回乡访问亲友，到赤湖筹划建设宿舍。同时，陈瑞和先生对母校福建省立龙溪中学（今漳州一中）极为关心，自1991年3月至7月四次到母校访师问友。3月16日，学校领导、校友会、老同学欢聚一堂，予热烈欢迎。当他得知校友会倡议设立“龙中（漳州一中）校友会奖学金”时，即慷慨解囊，献出一笔港币作为奖学基金。后来，他在母校设立“陈瑞和奖学金”，91年9月11日第一次颁奖，受奖师生203人，他参加颁奖大会，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陈瑞和先生的公子陈建中曾留学美国，现在泰国经营房地产，1991年遵父嘱，就龙中（漳州一中）校友会邀请，来漳州独资创办“好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外合资企业“三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兴建“瑞芳苑”与“和馥园”两大商住两用建筑群。其目的不全在营利，而为增进社会福利和帮助母校发展教育事业，以竟“献出海外赤子一片心，报答家乡父老养育恩”的心愿。这两大建筑群预计1992年杪竣工。比邻矗立，一边小河流水，一边是宽广的街道，宅间花园草木。址在胜利东路新拓区、新的环城公路与福厦漳汕公路在附近交汇，已建成许多高楼大厦，新汽车站、第二邮电大楼正在这里兴建。交通四通八达，既环境清新，又热闹繁荣。
  石榴吴氏渊源初探
  程德源
  台湾海峡两岸民间交往在扩大发展，漳浦县作为台胞祖地，寻根谒祖事务越来越多。石榴乡作为吴氏宗亲的集居地，来寻根的台胞自然也如云涌。然而，因时代淹远，石榴吴氏族谱脉络不清，而有的支系则一无所知，为寻根台胞有所帮助，笔者拜寿者，访贤达，几入山城，现将所知整理如下，望知之者不吝以教。
  一、石榴吴氏分布情况
  主要集居在龙岭、山城、象牙、崎溪和温斗等五个行政村二十八个自然村，人口约八千人。其中象牙村的内角，顶楼、埒内、圩顶、下车等自然村约2700人；崎溪村的下崎、顶崎、岭顶、马头山、寨仔、九头、土城、白灰，岭头、东坑仔、庵地、福地等十三个自然村约3400人；温斗村的田墘吴自然村约120人；山城村的坑口（又称后厝坑仔），石寨、楼仔脚、坑尾、过溪、溪埔等6个自然村及车本村、龙岭村约1800人。
  二、石榴吴氏渊源
  石榴乡之吴氏，均异口同声称为浯漾子孙，有“浯漾开基六十三郎鳌林府君”的字样。象牙庄（即象牙村）吴氏总祖祠大门楹联曰：
  渤海家声旧浯漾开基绵世泽自昔居靖之南土
  延陵世泽长鳌林衍派振宗风於今处浦之西偏
  据老者称，吴氏有渤海派和延陵派之分，渤海派属上磁灶（在莆田），延陵派属下磁灶，石榴吴氏属下磁灶。据现龙海县东园乡仓里村吴氏族谱所载，浯漾开基下磁仓里，其子从该地迁走。情况如下：
  浯漾生三子，长房则贤守祖，其后裔传海澄仓里及港边，支派又分来漳浦赤湖后江，又分居绥安南门、京野、马坑，沙西屿头下墩。基祖祠联曰；
  派接延陵雄事业
  源归渤海广朝宗
  次子则惠传南靖山隔（山径）乌石崎坡，支派分平和、广东梅州、云霄白塔等，由云霄再分衍漳浦旧镇城外、梅宅，霞美圩仔、眉田、山前。其祖祠联曰：
  伯秉於恩迎硕迈经德世嗣嘉茂降盛
  尧承宗祖志鸿业开建诚禹文振庭居
  三房则茂首迁南靖双圩，后移小龙溪火烧埔粪箕湖，传衍小龙溪（今漳浦南浦乡）新楼蕉山，再传衍石榴乡小山城，派衍今之象牙庄一带吴氏。
  粪箕湖祠堂联曰：渤海家声旧
  延陵世泽长
  小山城过坑祠堂联曰：浯漾开基绵世泽
  鳌林衍派振宗风
  据此推断，浯漾三子则茂当为石榴全乡吴氏之一世祖，石榴乡元朝划属南靖县，到清雍正年间才归属漳浦，所以象牙庄总祠堂有昔居“靖南土”，於今处“浦西偏”之说。则茂墓在小龙溪粪箕湖，二世祖墓在小山城横梁吊钟，三世祖墓在崎溪葫仔头，四世祖墓在龟仔放尿，五世祖墓在独角麒麟，六世祖墓在“德成功”风光放火，七世祖墓在爱兰社府，八世祖墓在倒地记（旗），九世祖墓在猫公洗面。以上除九世的墓在长桥倒桥对面山外，均在石榴乡境内。
  则茂，小山城族谱中记载：生子饮宾，传迈卿、进卿，进卿传云堂、雪堂、秀实，雪堂传俊杰（月眉）——秉——仲（守义）——文（字奇朴，号卿员）——世俊（字西田），世俊生七子：爱言（移东山）、爱生、爱茂（移坑口），爱吾（移龙海人家），兆权、应扬（小山城后厝坑又奉为开基祖），应心。应扬传六子：梦达、梦远、梦遥、梦遗、梦逊、梦道，梦达传老（字兆端），老传五子：文汉、文淮、文注、文河、文淡，文注生八子：隆光（名家）、隆辉（名嵩）、隆呈（名课）、隆荣（名生）、隆映（名霭）、隆照（名坎）、隆魁、隆元。隆辉生腾云（传后港、圳仔边），恺云（传溪埔、过溪）、样云（传后巷）、瑞云等四子。恺云生九子：雨、断、具、花、揣、突、绍、辉、意。雨生万益，万益生兵鱼、定决。
  象牙庄族谱自四世同上，五世以下为：月修传秉文——木庵——绍惠、绍纪，九世振遒、振逵、振超、振远、振达，十世乔木、乔范、乔尊、乔参、乔秀、乔材、乔节、乔顺，十一世敦素、十二世直谅。
  象牙庄埒内大房族谱记：九世振遒，十世乔木，十一世敦素，十二世惠恺，直谅，十三世敦朴，若岭，十四世纯朴，十五世乾朴，十六世（？），十七世正直。（自十四世后，应在清初顺治，康熙年间以降）
  温斗田下吴族谱记：十一世（？）十二世星烈，十三世藻尚——乡宝——玄卑——信奄——万青——本义——成文——谦德——恩德——国瑞，二十三世即本村族谱之持有者吴水满，已74岁了。
  以上所列之石榴吴氏派系，谱谍均属手抄本，且字迹潦草，别字，同音字不少，经多方查证验实，成上文之样子，要免误谬，自然难上难。
  吴氏后裔入台湾，全县均有传说，海峡两岸开放探亲后，在台的吴氏宗亲来漳浦寻根，成为确证。前不久，台湾吴先生来漳浦要求提供石榴吴氏族谱，现删繁就简，愿能为石榴吴氏与台湾的宗亲便当有所助。
  （合订编者按，现《漳浦吴氏宗谱》已出版，关于吴氏源流，读者可参考之。）
  “寻根”的误区
  林进赐
  随着海外侨胞、台湾同胞寻根认祖的热潮，作为侨乡和台胞祖地的闽南也兴起了探讨源流之风，漳浦不能例外。追本溯源，研究中华民族繁衍和开拓进取的历史，对增进联谊，加强合作，是有意义的。但是由于作为研究源流关系资料的族谱往往有断层，有的存在附会，所说不能相和，便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对于源流研究必须慎重从事。尤其比较大的姓氏，如陈、林、李、蔡等，在漳浦的流派是比较复杂的，同一个姓氏传衍于漳浦，各有支系，来源不同，始迁于漳浦的时间也不同，有的早有修谱，有的后世才修谱，源头不明，便附会一个历史名人为祖先，有的在封建械斗时代出于联宗会族的需要，小宗小族附会于大宗大族，大宗大族也乐于收罗，以壮大声势，“家长”（漳浦人俗称族长为家长）也就利用这种关系当起“总家长”来。也有附会权势、名声的，如本宗本族没人中过举人、进士，没人当过官，便请外宗外族的同姓进士或什么官儿来祠堂挂匾，造成与之同派系的错觉。于是，后世在“寻根”时产生误会。
  这里仅以我个人亲身经历来谈谈有关这方面的体会，以供有志研究民族、宗姓源流关系的同好们借鉴。
  1988年春，新加坡林振发先生回漳浦沙西乡探亲，临别握着我的手恳切地说：“宗侄，咱故乡从哪里发源还不清楚，你一定要将历史弄清楚啊。”为了不负海外亲人嘱托，我花了近四年时间进行调查。
  我首先听到的是一位老前辈的说教，他说：“明朝乌石林探花曾为我们祖祠挂灯，这不说明我们涂楼沙岗祖源是乌石吗？”根据这一提示，我跑了几趟乌石，虽然乌石也有人含糊认同这一说法，但细查明朝遗留的乌石林姓族谱并无这一记载。
  后来，本乡里另一位老人对我说：“沙岗林姓源出路下，不信你去涂楼祠堂看看，那里写的清清楚楚。”我跑到祠堂，果然见到壁上楹联写着：“奉叙本源，由路下而传园头，根深蒂固；先荣宗庙，从沙岗以开仓里，瓞衍瓜绵。”于是，我又连续往深土乡的路下村调查，可是路下林姓族谱也无此记载。想起楹联中提到园头，而且沙岗“五社林”在旧社会时每年都有到园头祖祠祀祖，也许园头能查到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于是我到杜浔镇园头村访查，一位守祠老人掌握很多历史掌故，还保存过去祭祖的祭文，包括沙岗“五社林”来园头祭祖的祭文抄件，他以祭文的内容证明沙岗五社林是由园头传衍。但他说“园头林”源头兴化，而不是路下分衍。他提供残存园头林族谱片断，其中记载：“始祖天福公宋末避元兵乱自兴化移居漳浦。……”这显然与涂楼祖祠楹联所说“由路下而传园头”不同。当时，我排除了“路下传园头”之说，相信园头源自兴化，同时相信“园头传衍沙岗五社”的说法，将它整理成文字，投寄《漳浦文史资料》第十辑发表。想不到这篇文字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一位本来不关心此事的老人的兴致，他善意地对我指出，取自园头资料的不可靠，对沙岗五社林的族源提出以前鲜为人知的另一种说法，说有族谱可据，那是手抄孤本，本来由有地位的某人保存，“文化大革命”时被不懂事的某人窃藏。我根据这一线索，果然找到一本已经朽烂的手抄古族谱，它始纂于明朝万历年间，清乾隆五十一年林长庚续修。据这本族谱记载，沙岗原名沙江，涂楼原名凤楼。世系是由始迁地算起的，元朝天历年间（1329年）一世祖志义携子道靖从晋江（泉州）城内举家迁居漳浦荔枝林。三世祖茂实从荔枝林迁居西塘，在西塘生三子：骥、骊、〓。后来骥和〓两兄弟同到沙江（沙岗）定居，传衍至第九世，淳庵分衍凤楼（涂楼）。
  从上调查的经历说明，研究民族发展历史，探讨迁衍源流，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必须以慎重的态度，经过细致查核，有时还要经历曲折查对，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我本人走了不少弯路，由于了解资料不全面，便匆忙发表不成熟的东西，现予更正，向读者致歉，并以这经验教训来与有志这项工作的同好们共为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