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漳浦县工业概况
  张一础
  漳浦县的工业，在民国时期只有七、八家碾米厂，二家印刷厂和一家发电厂，规模既小，设备也都很简陋，从业工人不上百人，生产能力低。余者则是从事于榨油、榨糖、酿酒、铸锅、造船、烧灰、烧砖瓦、制陶、晒盐、打制铁器、烘焙水果、弹棉、缝衣和制造金、银、锡、木、竹器的手工作坊，工业生产很落后。
  新中国诞生后，经过四十年的建设，漳浦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一九七九年以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漳浦工业有了新的飞跃。漳浦先后新建了电厂、农械厂、糖厂、造船厂、塑包厂，水泥厂、合成氨厂、罐头厂、脱水厂、冷冻厂、饲料加工厂、拆船厂、轧钢厂、啤酒厂等一批骨干企业，初步形成了以轻工、食品为主的初具规模的工业基础。目前已有采矿、制盐、机械、电力、化工，塑料、电子、食品制造、建筑材料、印刷、服装、美术工艺等10多个工业门类，172个企业，（不包括私营和“三资”企业），拥有17000多职工队伍。1988年工业总产值达2.88亿元，比1950年的77万元增长370多倍。四十年来工业产值平均递增16％，近十年来递增18.29％，比1978年增长4.36倍。
  一、食品工业
  漳浦县的食品工业有粮油加工、制糖、罐头制造、酿酒、饮料制造、糕点糖果制作、调味品制造等企业53个，拥有职工5千多人，主要产品有食用植物油、面粉、白砂糖、食品罐头、饮料酒、蜜饯等，年产值9500余万元。
  1、粮食加工业。全县有城关、旧镇、杜浔、佛昙、官浔五家主要碾米厂，年生产能力为59800余吨。1988年加工大米9518吨。旧镇面粉厂，能生产特制一、二等粉。全县面粉年产量为2886余吨。还有县粮油食品厂和佛昙复制品厂，年产面线19吨，面干378吨、米粉干390吨，波纹方便面52吨。
  2、食用植物油加工业。有旧镇油厂，年生产食用油2042吨。其中镇港牌二级花生油被评为省优质产品，1989年获省首届工业博览会银奖。
  3、制糖业。有漳浦糖厂（鹿溪糖厂），属现代化大型企业，1984年建成投产、设备先进，日榨量2800吨蔗，平时有职工1400多人，榨季达2000人，年产白砂糖32000多吨。该厂附有酒精等综合利用车间，年产酒精（商品量）1800吨。
  4、饮料、酒制造业。有漳浦酒厂（包含漳浦啤酒厂），现有职工600余人，主要产品有白酒、荔枝酒、金钟酒和啤酒等，年产量总计约8900多吨。漳浦啤酒厂是福建省重点酒厂，年产啤酒8500多吨，其中引用北京啤酒厂酿造技术酿制的印石亭牌12度B闽燕啤酒，具有“北京啤酒”风味，酒质优良，1987年获省优质产品称号，1988年获首届中国食品工业博览会铜质奖，并被国家轻工业部列为推荐产品。此外，该酒厂和其他饮料厂还生产无酒精饮料（汽水等），年产量225吨。
  5、头食品制造业。全县共有七家，年产各种罐头27970吨。骨干工厂是漳浦罐头联营厂（原称漳浦罐头厂）于1981年建成投产。工厂拥有设备190台套，职工近千人（其中固定职工400多人，其余为季节性的计划外用工），年产各种食品罐头2600多吨，主要产品有蘑菇、芦笋、香菜心、青刀豆、荔枝、菠萝、枇杷等蔬菜水果罐头。其中水仙牌的蘑菇、芦笋等罐头，运销欧、美、港澳及东南亚。
  6、糕点、糖果制品业。全县有县蜜果厂、县供销食品厂、副食品糕饼厂、县民政蜜饯厂等，年产糖果140多吨，蜜饯680多吨。其中县蜜果厂生产的李咸饼蜜饯，属创汇产品，运销海外。
  此外，还有旧镇、霞美、佛昙等地水产品冷冻加工厂12家，日急冻能力38吨，次冷藏能力1100多吨，日制冰能力85吨。对虾等加工出口产品值30多万元。
  二、饲料工业
  随着禽畜业和对虾等水产养殖业的迅速发展，饲料制造工业也应运而生。漳浦现有大小饲料厂27家，生产对虾、猪、鸡、鸭等各样的配合及混合饲料，年产量约11000多吨。
  三、制盐工业
  漳浦是福建省主要海盐产区之一，现有大小盐场15个，盐田面积约10万公亩，已投产的约有7万公亩，常年原盐产量65000吨。产品除满足本县食用、工业、渔业及农牧业用盐需要外，大部份运销省内外。漳浦盐场（竹屿盐场）是全国八大盐场之一，盐田面积约有48000公亩，职工1300多人，年产原盐55000余吨，产值500多万元。该场生产的海晶牌工业盐，1989年获省优质产品称号。此外有县办杜浔盐场、旧镇镇办盐场等。
  四、塑料制品业
  漳浦县塑料制品企业有塑料包装厂、皮塑厂、塑料制品厂等6家，主要产品有塑料薄膜，塑料鞋、塑料食品袋、塑料丝、塑料绳、塑料编织品及其它塑料产品，年产值910多万元，其中塑料薄膜年产500余吨，聚烯烃编织袋年产250多万条。
  漳浦塑料包装厂拥有职工200多人，能生产各种彩印包装袋，其中DE彩印食品包装袋于1989年被列为省优质产品。
  五、化肥制造业
  漳浦合成氨厂于1979年建成投产，有职工580多人，年产碳铵34000多吨，产值820多万元。
  六、建筑材料工业
  漳浦有水泥厂、水泥制杆厂、机砖厂、石灰厂、石料厂等小企业20多家，从业人员400多人，产品有水泥、砖（年产能力1000多万块），瓦（年产能力3000多万片）、石灰及涂料、拼花木地板砖、玻璃马赛克、石板材和各种水泥制品，年产值500多万元。
  七、缝纫业
  漳浦县服装厂2家，职工200多人，年产各种款式服装10多万件，产值100多万元。
  八、金属制造业
  漳浦有拆船厂、轧钢厂、铸造厂，五金厂等工厂，职工共1300多人，年产钢材1000吨。元钉200吨、铁丝1400多吨，铸铁锅24万口，中小农具30多万件及一部份家用铁器，产值600多万元。
  九、机械工业
  漳浦有农械厂、钢板弹簧厂、粉末冶金厂、拖拉机修配厂、退磁机厂等，职工计500多人，生产通用机械及零部件，年产值700多万元。其中钢板弹簧厂年产钢板弹簧2000多吨，“双弓牌1吨农用挂车钢板弹簧总成”被列为省优质产品。漳浦退磁机厂生产的旋转永磁退磁机，荣获第二届国际高新专利技术金奖。
  十、有色金属矿养选业
  漳浦有深土铝土和漳浦矿业站二家，职工100多人，年采铝矾土5000多吨，产值38万余元。铝土矿附设磨具磨料厂，生产黑刚玉砂，是制造砂纸、砂轮的主要材料。
  十一、电力工业
  漳浦现有电力生产企业10个，电力供应企业一个。发电量总计1953万千瓦小时，（其中水力发电1887万千瓦小时，火力发电66万千瓦小时），这不但使百分之一百的乡镇和绝大多数的农户和居民用上了电，也为漳浦县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还有：陶瓷厂，年产日用陶瓷器60多万件，产值20多万元。家具厂，年产家具8000多件，产值25万元。印刷厂，能承印彩色书画和商标，年产值50万元。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工厂，加工和生产木、竹藤等日用品，年产近80万元。又有造纸厂、文化用品厂、工艺美术品厂、酱崎厂、鞋厂、自来水厂等等。
  漳浦工业源料丰富，矿藏则有铝、钨、锡、水晶、石英砂、花岗岩、玄武岩、锈石、稀土、海盐等。已探明三水型铝土矿储量上亿吨，质量为全国三大名矿之一；玻璃砂储量达3000万吨，花岗岩1亿立方米以上（有16个花色品种），玄武岩覆盖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产量1千万吨以上；稀土面积也有300平方公里。此外又有丰富的蔬菜、水果、禽畜产品及鱼、虾、贝等水产品。这对发展铝制品业、玻璃制品业、盐化工业、建材工业和各种食品加工业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漳浦工业发展前途是广阔的。
  漳浦“三资”与“三来一补”企业
  王志芳
  漳浦是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列为闽南厦漳泉经济开放区首批开放县份之一。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我县利用外资也不断增长，1990年仍保持着好势头。至1990年底，“三资”（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总产值超亿元，出口值达1301万美元，“三资”企业工业产值已占全县乡以上工业总产值三分之一强，成为我县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三资”企业
  至1990年底，全县共批准兴办“三资”企业21家（有台资企业13家），其中，独资企业4家，中外合作企业4家，投资总额1724.5万美元，协议外资额1104.6万美元，已到资（即实际利用外资）1061万美元。这21家“三资”企业中，经营对虾育苗、水产养殖、加工、饲料等项目的有8家，经营针织服装、床上用品、包装、帐篷等4家，雨伞及雨伞配件3家，石制品1家，家具1家，农产品加工1家，畜牧养猪1家。已正式投产17家，形成“一条虾、一件衣、一把伞、一块石”四大主体行业，安排城乡劳力2500多人。
  我县利用外资总的情况是：起步晚，时间短，但进展快，步子大，势头喜人，前景广阔。“三资”企业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开端、起步、突破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开端（1985～1987年）
  这三年共批准引进兴办“三资”企业2家，一家是中外合资企业“菲浦塑料编织厂”，一家是中外合资企业“浦港家俱有限公司”，合计总投资23万美元，协议外资额12.5万美元。由于种种原因，菲浦塑料编织厂未能及时投产，直到1990年2月，外方将股权转让给台胞，并再增资，于1990年7月正式投产。
  第二阶段：起步（1988年）
  由于我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各项优惠政策得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的构思深入人心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接受；加上台湾工资暴涨，台币升值，出口竞争力下降，许多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纷纷找出路，转移投资。我县充分利用劳力多，素质好，工资低廉，资源丰富的优势，广泛开展招商工作，积极引地外资、台资。这一年共批准引进兴办“三资”企业4家，其中独资企业2家，中外合作企业2家，总投资252万美元，协议外资额160.6万美元，增长幅度很大。这4家是：“浦台水产开发有限公司”，经营水产养殖。“黄金畜牧有限公司”，经营养猪生产。“宝利塑料有限公司”，经营塑料米生产。“台裕水产开发有限公司”，经营草虾育苗。除黄金畜牧有限公司因动物检疫事项尚未理顺而未投产外，其余三家均先后正式投产。利用外资工作迈进了可喜的一步。
  第三阶段：突破（1989～1990）
  我县放养对虾4万多亩，居南方各省（县为单位）之首。又以我县广阔肥沃的近海滩涂资源，深受外商、台商的青睐。于是，对虾养殖、加工、饲料、育苗的配套项目应运而生，劳力、资源等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本县坚持“三抓”、“三为主”的方针，即坚持软硬环境建设一起抓，以软为主；台、港、侨、外一起抓，以台为主；大、中、小项目一起抓，以小为主，以小引大，逐步发展的方针，引进外资、台资取得突破性进展，居全市前茅。1989年共批准引进兴办“三资”企业7家，其中独资企业5家，总投资827万美元，协议外资额530万美元。这7家“三资”企业是：“统一饲料有限公司”，经营对虾饲料。“承茂水产开发有限公司”，经营珍贵鱼及鱼苗养殖。“德浦石制品有限公司”，经营加工制刻墓石、石碑等。“三兴制衣有限公司”，经营针织服装。“华兴雨伞有限公司”（由来料加工企业发展为合资企业），经营雨伞加工生产。
  由于县委、县政府领导重视、关怀，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发挥了对外开放的整体功能，并认真落实各项优惠政策、措施，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积极为企业排忧解难，促进企业正常健康发展，因而增强了对外开放吸引力。1990年引进外资、台资仍保持着好势头。1990年共批准引进兴办“三资”企业9家，其中独资企业6家，中外合资企业2家，中外合作企业1家，总投资622.5万美元，协议外资额401.5万美元。这9家“三资”企业是：“福茂水产开发公司”，经营草虾、日本斑节虾育苗。“金兰纺织制品有限公司”，经营寝具、床上用品。“全丰农产开发有限公司”，经营农产品淹制加工。“台荣野营用品实业有限公司”，经营旅游野营帐篷、包袋、服装等。“绥兴洋伞有限公司”，经营雨伞加工生产、服装等。“华大水产开发有限公司”，经营水产品加工。“樟柏洋伞有限公司”，经营生产雨伞棒及配件等。“菲浦塑料编织有限公司”，经营编织袋生产。
  二、“三来一补”企业
  “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是引进外资的一种初级形式。根据各地的经验，利用外资一般都有是从引进“三来一补”项目开始，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我县也不例外。
  我县1980年就开始有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引进串珠圈项目。1990年底发展到11家“三来一补”企业，并由城镇延伸到乡镇。有：雨伞加工6家，针织毛衣片、成衣加工3家，家具加工1家，竹香脚加工1家。年工缴费收入由1980年的1.14万美元，至1990年增为45万美元。1980年安排城乡劳力400人，1990年猛增至3000人。漳浦形成初具规模的“雨伞城”。
  “三来一补”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0～1984年。5年中只有一家企业，主要是加工串珠圈，至1984年才增添雨伞加工项目。1984年底，利用厂房400平方米，就业人员400人。
  第二阶段：1985～1987年。“三来一补”企业发展到4家，加工项目有：雨伞、服装、针织毛衣片、家具。1987年利用厂房8100平方米，就业人员1500人。
  第三阶段：1980～1989年，是发展较快的阶段，尤其是雨伞加工，雨伞配件加工、针织毛衣片及成衣加工发展更快。“三来一补”企业至1990年有11家，利用厂房21763平方米，就业人员达3000人。
  实践证明，引进利用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有利于发展企业结构，带动其他企事业发展，繁荣城乡经济，有利于促进社会安定，有利于提高国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是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漳浦的水利网络
  陈章兴
  自1949年末漳漳浦开始大力进行水利建设至今四十多年来，在全县1981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己基本形成蓄、引、提、排工程星罗棋布的水利网络。按区划可分为西北、东南两大片三个区：
  1、西北部丘陵蓄、引灌溉区：
  有绥安、盘陀、石榴、南浦、官浔、长桥、赤土、湖西、赤岭等9个乡（镇）和大南坂、石古、长桥、万安、中西、玳瑁等6个农、林、茶场。这个地区，地势较高，丘陵起伏，溪河纵横，年平均降雨量1424毫米，在十年一遇的干旱年径流量5.19亿立方米。已兴建梁山中型水库和水晶场、申内、内洞、水磨岭、桥内、东升、苦竹、弯坑、石墓等11座小（一）型水库与小（二）型水库38座以及官陂、南门、龙岭、卷潭、青溜等千亩以上引水工程21处和鹿溪大（三）型桥闸等，保灌面积15.9万亩（其中旱涝保收面积11.2万亩）。
  赤岭畲族乡四面环山，坑垄繁多，赤湖溪上游贯穿全境，但由于地势较高，加上没有水利设施，“好米田”成了望天田。1958年至1980年，先后兴建蔡坑、塔坑、降坑等小（二）型水库9座，以及山围塘23座、平塘112处，增加蓄水量336万立方米，加上引用坑垄泉水，有效灌溉面积1.03万亩，其中旱涝保收面积0.7万亩，占水田面积76％。乡办东坑果林场，于1980年10月在大行村兴建来麻山小（二）型水库，正常库容11.4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300亩；1984年又投资3.4万元，利用水库水源，兴建自压式喷灌站1座，扩大果园喷灌面积156亩。
  湖西畲乡虽有大示溪自西向东贯穿全境，但因长期失修，溪岸崩塌，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农产低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地区水利建设，至1987年已建成台山、小径小（一）型水库2座和下苏、岭顶等小（二）型水库4座，以及山围塘7座，石陂9座和引水渠道8条长17公里，增加蓄水量627万立方米。1988年至1990年继续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投资54.2万元，投劳17.5万工日，完成土石方13万立方米，对现有小（一）、（二）型水库和塘堰进行整修加固，并配套支渠5条长10.9公里，新增灌溉面积0.15万亩、恢复灌溉面积0.54万亩，全乡有效灌溉面积扩大到1.76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82.7％，1990年实现万亩“吨粮田”（早、晚稻面积1.1万亩，平均亩产1004公斤）。该乡城内村，于1965年2月兴建姑嫂洞小（二）型水库，正常库容28.3万立方米，经整修加固，确保灌区水田面积700亩旱涝保收。苏溪、山后、城内、枫林等4个村，于1989年投资20万元（其中国家补助7.2万元），投劳1.4万工日，完成土石方1.5万立方米（其中石方0.15万立方米），兴建1座长70米、高2.12米的山后石陂，结束了年年修筑沙土陂的历史，新增和恢复灌溉面积0.28万亩。村民为纪念这一千秋大业，特立石碑，文曰：“扶持农桑，垂荣百世；千秋功业，党恩铭记”。
  我县六大溪流最长的鹿溪，发源于平和县五寨乡侯门村，在我县境内长40公里，流域面积631.4平方公里，流经石榴、绥安，从旧镇入海。历史上虽有“鹿溪春涨”胜景，但也给两岸人民带来灾难。过去曾流传着“鹿溪平日枉自流，春水一涨万户愁”的民谣。为了除害兴利，1974年12月组织民工3万多人会战鹿溪，完成挖、填土石方716万立方米，将西起梅东合溪口、东至英山之间迂回曲折的旧河道长11.7公里，截弯取直，新开出一条长8.3公里、底宽120米、深2米、堤高6米的“人工河”。接着，于1976年3月，投资92万元，投劳15万工日，完成土石方31.53万立方米（其中石方1.03万立方米），在涂桥（史称得仙桥）处，兴建鹿溪大（三）型桥闸，全长156.5米，宽12.2米，高8米的26孔双车道石拱桥闸（实际过水24孔，每孔净宽5米，路面净宽8.6米）。控制上游流域面积479平方公里，设计洪峰流量1320立方米/秒（相应洪水位9.2米），防洪面积1.5万亩。己配套左干渠长7.2公里、右干渠长3.9公里和支渠4条长5.4公里。正常水位6.5米，闸前蓄水量50万立方米，保灌面积0.7万亩。为防洪挡潮，早在1972年2月，国家投资140万元，在鹿溪流入旧镇港的河口处，兴建旧镇大（三）型桥闸。这座宽顶堰闸孔出浆砌石拱桥，闸身长168米、路堤长1050米，除“人”字形钢板闸1孔外，平板闸32孔，设计防洪标准1947立方米/秒，除挡潮排洪外，闸前蓄水量780万立方米，受益农田面积1.02万亩。如今，鹿溪已基本改变了“溪流日浅，汛水泛滥，海潮上溯”的旧面貌，真是“方春涨满，一望平绿，山明水秀”。
  鹿溪水资源丰富，径流量：丰水年9.12亿立方米，平水年5.96亿立方米，枯水年3.62亿立方米，水能理论蕴藏量8150千瓦。1990年冬，在石榴乡境内鹿溪水系坪水溪上，筹建水电站。据勘测可兴建总库容1020万立方米的龙头水库，利用落差446米，建1座装机容量6000千瓦的水电站，发电尾水还可灌溉盘龙、崎溪、象牙、枫林、温斗、下车等村农田面积1.5万亩。昔日狂奔怒闯的鹿溪水，现在已被人们驯服了，变水害为水利，造福于人民。
  2、东南沿海蓄、调灌溉区：
  有前亭、马坪、佛昙、赤湖、深土、旧镇、霞美、杜浔、沙西等9个乡（镇）和白竹湖、南山、下蔡、杜浔、竹屿等5个农、林、茶、盐场。这个地区处于低丘滨海台地，坡地薄，雨量较少，年平均降雨量1179毫米，十年一遇干旱年径流量2.71亿立方米，已兴建杨美、石过陂、赤兰溪、眉力、后井、祖妈林等中型水库6座与下仓、井内、大安、东平、南门岭、丰收等小（一）型水库6座和小（二）型水库24座，以及旧镇、江大（三）型桥闸与赤湖溪中型桥闸和朝阳渠等，保灌面积16.6万亩（其中旱涝保收面积11.8万亩）。
  我县著名侨乡一一马坪，历史上是一个十年九旱地区，1946年发生40天春旱，全乡水田面积0.75万亩，仅蔗尾溪沿岸400多亩田地插上秧。每年夏、秋，还经常受到洪水威胁。水旱灾害频繁，民不聊生，多少人被逼奔波海外，留在家乡的，也是终年折磨度日。自五十年代以来，人民政府曾多次拔款支持该乡兴修水利，整修加固明朝兴建的大圳、二圳，新建西吴坑山塘和拦溪石陂9座。特别是1972年9月建成杨美中型水库，并配套左干渠长11.5公里，使该乡消灭农田旱灾面积0.6万亩。1987年冬至1990年春，乡政府组织群众投劳10万多工日，国家、集体、民众共投资41万元，完成土石方8万立方米，配套杨美水库马坪灌区马山、林埭、后康等支渠和田间渠系15条，总长27.6公里，新增灌溉面积0.55万亩。同年，国家又投资20万元，帮助该乡修复石过陂水库红卫干渠长9.5公里，恢复灌溉面积0.34万亩。1990年冬，马圩村群众集资5.1万元，兴建赤兰溪中型水库滚水坝引水渠长4.5公里，引水库水量0.3立方米/秒，新增灌溉面积0.15万亩。现在，全乡有效灌溉面积已达到初级水利化要求的第一条标准：占耕地总面积90％以上（其中保灌面积80％以上）。
  台胞祖籍地之一的赤湖镇，传说：宋时，赤湖南门外有一湖，湖水清澈，湖的周围被绿树花丛环围着，旭日东升，湖光荡漾，景色似锦，故称锦湖。但历史上赤湖水利条件较差，加上飞沙，锦湖变赤湖，当时曾流传一首民谣：“赤湖、赤湖、沙飞不见土；米桶长年空，烧火用粪枯；天灾加人祸，日子无法度”。从1958年起，赤湖人民大力开展兴修水利、植树治沙，从灯火〓至南境海岸线长18公里，营造木麻黄防护林带，建成万亩“东海绿洲”。同时，先后兴建井内、大安小（一）型水库2座以及小安、莺歌、半岭、杉仔湖小（二）型水库4座正常蓄水量547.6万立方米。1978年12月又投劳93.6万工日，国家补助18万元，在赤湖溪下游新改河道上，离出海口1.6公里处，新建赤湖溪13孔水闸，总净宽52米，安装库板15吨10台、20吨3台和手摇、电动启闭，控制流域面积170平方公里，设计减洪流量588立方米/秒。闸前正常蓄水量10万立方米，并开挖右千渠长0。8公里，引水流量2立方米/秒，加上东城、月屿、山油等石陂，有效灌溉面积达2.52万亩。1989年冬至1990年春，该镇西潘村投资25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2万元），投劳2.9万工日，完成土石方2.5万立方米（其中石方0.24万立方米），在赤湖溪中游新建1座长100米、高1.5米的石陂，配套东、西渠长6公里，新增灌溉面积0。34万亩（其中自流灌溉水田面积0.21万亩）。全镇有效灌溉面积达2.86万亩，占耕地总面积82.7％。
  为了解决旧镇、深土等沿海地区严重缺水问题，把西北的南溪水调往东南，1969年12月中旬动工兴建朝阳渠，投资472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55万元），投劳317万工日，完成土石方175万立方米（其中石方16万立方米），奋战一年，基本建成通水。该引水渠位于九龙江支流南溪上游，引水口设在南浦乡美林村九十九坎河道上，筑石坝高3米、顶长64.6米、顶宽2米，坝上有7孔高1.7米、宽1.2米的放水闸，进水闸1孔宽2.64米，安装10吨手摇启闭机1台，控制流域面积100平方公里。渠道长37公里，主要建筑物37座，长32公里（其中石渡槽11座，长24公里），实际引水流量4立方米/秒，流经南浦乡龙桥村，在3.37公里处，跨越南溪，筑60米“U”字形薄壳钢丝网渡槽，高24.5米，流水过渡槽，再经绥安、长桥、赤土、万安等乡（镇）、场，沿途盘过7座大山、越过3条溪流，注入眉力中型水库，灌溉旧镇、深土等乡（镇）。同时，配套支渠长14公里，与桥内、苦竹、石墓等小（一）型水库连成“长藤结瓜”水网，灌溉结合发电，利用落差，分别在1.4公里、6.5公里和20公里处，开发一、二、三级水电站，总装容量700千瓦/6台。据统计：朝阳渠于1990年引入眉力水库水量达850万立方米，沿途有效灌溉面2.09万亩（不含眉力水库灌区受益面积2.5万亩），引水结合发电，全年完成发电226万千瓦时。
  1990年，沿海地区为节约用水，把发展节水型农业作为1991年开发“吨粮田”的突破口，大力发展地下“管灌”水利网。至1991年3月，国家已投资铺设输水管道经费46.5万元（不含抽水泵房等投资30万元），完成铺砌地下挤压水泥管道长1.5万米，“管灌”农田面积0.62万亩。前亭乡江口村位于滨海地区，属泥沙土壤，渗漏严重，人饮和灌溉用水困难，1990年投资万元，打机井，建水泵房，兴建自来水厂，解决0.27万人饮水问题。同年秋冬，又投资4万多元，新建一座抽水机站，安装动机1台24马力，并完成埋管长3200米，建成千亩“管灌”工程，水的利用率提高40％以上，节水型农业的发展，改变了旧的灌溉方式和农业生产条件，调整地表水供应格局，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业同乡镇企业和生活用水争水的矛盾，达到省水、节水、增产的目的。据已发展的“管灌”面积估算：即减少挖渠占地面积33亩，每年又节约用水30万立方米、节省用电1.4万千瓦时，还可增产粮食60万公斤。
  3、东南沿海半岛提、喷灌溉区：
  古雷、六鳌两大半岛，三面临海，沙荒山丘，水源奇缺，多年平均降雨量880毫米，十年一遇干旱年径流量0.15亿立方米。除古雷乡已建龙坑小（二）型水库1座外，两岛耕地总面积2.46万亩，主要依靠提取地下水，井灌和喷灌供水。
  古雷乡已兴建水井167眼，井灌面积3642亩。同时，投资41.64万元（其中国家补助36.7万元），打机井139眼，装配机电设备156台/1383马力/22千瓦，配套田间渠系长11.49公里，暗管长1.8公里和镀锌、塑料管道长17.48公里，曾经发挥喷灌面积0.48万亩。
  1978年至1984年，全县投资81.3万元（其中国家补助39.7万元），投劳4.1万工日，完成土石方4.9万立方米，打机井220眼，装配机电设备205台/1773马力/98千瓦，发展喷灌面积0.88万亩。
  六鳌半岛与古雷半岛遥遥相对。从前，这个古老的沙荒岛水源奇缺，没有一丘水田。当地有句顺口溜：“六鳌女，六鳌女，养到出嫁吃不上一斗米”。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围海造田面积0.2万亩，凿建水井98眼，井灌面积828亩。国家并投资4.1万元打机井43眼，装配动力设备22台/180马力，发展井灌面积937亩。1988年还投资40万元（其中国家补助25万元），在六鳌山与祖墓山之间的山谷处，打1眼直径12厘米、深80米的大井和1眼直径10厘米、深60米的小井，并兴建2闻20多平方米的泵房和1口直径9米、深3米、容量159立方米的蓄水池，架设镀锌管至下半岛的下营、鳌中、下寮等村，日最大供水量达454吨，使9350人饮用自来水。
  1978年至1990年，沿海六鳌、古雷、沙西、杜浔、霞美、佛昙、前亭等10个乡（镇），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解决13.85万人饮水困难。
  40年来的治水实践证明，在每次社会变革中，都伴随着兴修水利的高潮，中间虽曾发生过一些失误和挫折，但广大人民对发展水利的要求仍有增无减。
  1990年冬至1991年春，我县又掀起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新高潮，每天上场劳力最高峰达4.6万人，跨霞美、杜浔两镇的东港，主港道长11.6公里。1990年第6号台风带来暴雨296毫米，最高洪水位3.1—4.7米，两岸农田受淹面积0.82万亩。灾后，两镇联合投资10万元，投劳10万工日，完成土石方14万立方米，全线疏浚东港，并改建入海挡潮排涝水闸（6孔、净宽9米）启闭设施（改木板为10吨手、电两用），保证今后在遇到24小时暴雨208毫米时，37小时内便能排完洪水。沙西乡高山、庄前村群众投资40.5万元，每天上场劳力2100多人，投劳11.2万工日，完成挖土方9.6万立方米、石方400立方米，清障西溪第一期工程长5.1公里（总长6.5公里），并加高培厚堤岸长2.5公里，使两岸农田面积
  万亩大大减轻洪涝灾害。冬春修期间，全县投资（不含劳动积累）702万元（其中省、市补助118万
  ，比1990年度同期增加19.8％；投劳260万工日，完成土石方225万立方米（其中石方7.6万立方米），比1990年度同期增加27.6％；兴修各类水利工程758处，新增灌溉面积0.74万亩，恢复灌溉面积3.6万亩、改善灌溉面积4.8万亩、地下暗灌面积0.62万亩、防洪治涝面积0.55万亩和解决1.6万人饮水问题。其规模、效益是近10年来最大、最好的。1991年4月2日，经全省检查评比，我县在“闽水杯”竞赛中荣获一等奖杯，省水利水电厅授予漳浦县“全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先进县”光荣称号。
  漳浦的港口
  王文国张草牧
  漳浦县海岸线自东北的崎沙至西南的北旗屿仔村，蜿蜒曲折215公里，三个突出部（半岛）的凹岸形成三大港湾，其中有许多良港，除杜浔港、埔尾港因地理变迁港道淤浅结束历史上的商贸港口功能以外，现在在发挥货物吞吐作用的有旧镇港、佛昙港、下寨港、有待开发的中、大型港口六鳌下大澳港（简称六鳌港），古雷下〓港。
  旧镇港
  旧镇港位于鹿溪入海处的凹岸，并有浯江注入，外接浮头湾。东北六鳌半岛，东南古雷半岛，如双臂拥抱，形成天然屏障，港口分布菜屿列岛（礼屿列岛），整个港区呈口狭肚宽形状，有山体掩护，为天然避风港，水域面积150平方公里，岸线三公里，主航道深6～8米，底质泥沙，最高潮位8.25米，最低潮位3.26米，平均潮差3.1米，最大流速0.77米/秒，最小流速0.23米/秒，为不规则半日潮，南北流向。
  旧镇港自古为水运枢纽，宋朝已形成集镇，名敦照镇，设敦照务管理税收。明朝已称为古镇，写作旧镇。隆庆至万历年间开放海禁，旧镇一带船舶已通过向海澄督饷馆纳税，与东南亚各国通商贸易。明末清初战乱，尤其“迁界”时划在“界外”，至康熙二十二年统一台湾，旧镇港帆船北航江浙津沪各港，东通台湾，一度荒凉的旧镇才恢复繁荣。自清末“五口通商”，至民国时期，旧镇商家除原有帆船外，又添置镇安、崇胜等号汽船及几艘机帆船，川走厦、汕、港、台，帆船则以季节性北航为主。输入以棉纱、布匹、化肥、日用百货、香烟、煤油为主，输出以米谷、花生油、蔗糖、荔枝千、葱蒜、水果为主。
  抗日战争爆发后海路受阻，海上贸易断绝，次年（1938年），漳浦县奉令征召民工破坏公路，并征用民船运石，在旧镇港沉船坠石筑起一道“封锁线”以防日本军舰进港。抗战结束后，旧镇商家又购置海平、达顺、六鳌等号汽船和一些机帆船，继续航行台湾、香港、厦门、汕头；北航于江浙津沪各埠的季节性贸易则仍以帆船运输。旧镇经营海上贸易的商家除原有“五行”中的振成、捷发、新捷发、美孚四家复业外（另一家宝成因战时受挫不能恢复），新兴的有达泰、建昌等。商家曾集资聘请厦门打捞队拆除封锁线，但未能根除，航道逐渐淤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海峡局势紧张，旧镇曾受轰炸，本县海上运输以下寨港为主。为恢复旧镇港的海运畅通，漳浦县交通部门于1958年请厦门港务局打捞潜水员来再拆除防锁线，并在旧镇后港尾兴建一号码头。1979年龙溪航管总站又在一号码头附近左侧建二号码头。1986年6月省政府拔款30万元，由省围垦工程处派挖泥船来疏浚旧镇港，翌年9月完成根除防锁线和清淤工作，从此，千吨级船舶可以进出。自1984年以来，台湾船只频繁来旧镇停泊，旧镇港与香港之间航运逐渐增多。1990年再在旧镇铳城山下兴建一座500吨泊位机械化码头，主体工程已完成，交付使用后吞吐能力可增强。
  为适应漳浦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旧镇港附近的六鳌下大澳港已被省计委、交通厅纳入第八个五年计划港口建设项目，将建设千吨建材码头一座，年吞吐能力12万吨，预计总投资700万元。
  佛昙港
  佛昙港位于本县东北部，西纳佛昙溪，南连前湖湾，北靠前亭乡，有井尾半岛环抱，口小腹大，为半封闭形内陆港，距台湾高雄港117海里，陆路离漳浦城关46公里。佛昙港南北长4公里，东西宽32公里，总面积12.8平方公里，多为人工岸和泥沙岸，只有出海口东侧为花岗岩岸，港底泥沙带。低潮水深1.5米，满潮主航道水深4～6米，为不规则半日潮，往复流，南北流向，平均流速2.5节，平均潮差2.8米。
  佛昙港在宋代已与外地进行贸易往来，明朝常有海寇骚扰，清初划在“界外”，至康熙二十年统一台湾，佛昙逐渐繁荣。至清末民初，已成为漳浦重要贸易港口，侨通、美安、丰安、海莱等号机动轮，营运于佛昙与台湾、厦门、宁波、广东等埠之间，潭江号经常川走厦门，六鳌号及木帆船等，川走于汕头、香港、温州等地。佛昙一带的土产品多由这里输出，换回布匹及各种日用品，当时佛昙港已是商贾云集，桅樯林立，一派繁荣。
  抗战时期海运受阻。战后由于上游地理变迁，河沙沉积，佛昙港港床日浅，只剩不及百米的狭长航道，汽船、帆船须乘潮才能直抵佛昙码头，落潮时只能在大嵩岛停靠，用小船过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佛昙航运划归旧镇航管站管理。1958年佛昙港搬运社自筹资金兴建一座石砌结构的驳岸码头，1979年起，又先后三次进行修建加固工作，年吞吐量从一万吨左右逐步上升为二万多吨。
  佛昙港内有海滩涂地7万多亩，现有对虾、牡蛎、泥蚶等养殖场15000多亩，是漳浦县主要养殖基地之一，发展前途广阔。而佛昙内港已不适宜航运，今后码头宜建在白石村附近。
  下寨港
  下寨港位于东山湾湾顶，漳江入海口的左岸，在漳浦县沙西乡境内，港口处于漳浦、云霄、东山三县毗邻处。向南为东山湾，东北、北及西南均有陆地掩护，惟东南方向敞开。港内水域平静，可供船舶避8至9级东北大风。港道约宽500米，至一号灯标处变宽，最宽为1000米，500吨级码头前沿水深5米以上，一般港区水深3至7米，至一号灯标处水深10米以上。涨潮时最大流速0.88米/秒，最小流速0.53米/秒，平均流速0.73米/秒。落潮时最大流速0.80米/秒，最小流速0.53米/秒，属不正规半日潮。
  下寨港为宋朝时瓷器输出港口，附近“罗隐井”宋瓷窑群遗迹尚存。因地处偏僻，易于隐蔽，明、清两朝为走私货物的装卸处。尤其是清末民初，外国商品大量涌入时，部份违禁及走私漏税货物在这个港口偷卸。
  民国时期下寨港为百吨以下简易码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下寨港在支援解放沿海岛屿和基建漳州飞机场中，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1955年元月，由省港航局负责建成一座长121.4米，宽4米的300吨泊位木栈桥码头，开始负担漳浦、云霄等县货物运输任务。1956年厦门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在下寨设中转站，将腹地的生猪、活家禽集中到下寨，由厦门去香港的货轮中途折入装运，到香港赶早市出售。1967年，下寨港又建成斜坡式码头一座。1983年元月，又完成钢筋混凝土桩基结构的500吨二泊位机械作业码头一座，仓库等附带设施齐全。1984年1月1日起，下寨中转站改由漳州市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管理，直接与香港通航贸易。
  下寨港自1956年以来年吞吐量3～5吨，1985年达7万吨。主要出口物资生猪、活禽、蒜头、粮食、海壳、盐，主要进口物资化肥、煤。外贸出口物资以猪、禽、果、砖、鲜活海产为主。
  沿海“绿色长城”
  蔡大兴张锡伟
  风沙对漳浦沿海的危害由来已久，在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漳浦县志》里，已经有六鳌一带“平沙漠漠”的记载。这是由于河沙入海受到潮水顶托而在河流入海口的两侧登陆，也由于清初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为防杜大陆人民与海岛郑成功（后为其子郑经）抗清部队的联系而“迁界”，烧毁了“界外”村舍、树木，“复界”以后人民靠割草当燃料，草尽挖草根，造成水土流失，草木不生，不能防止风沙侵袭的结果。
  至清朝末年，沿海受风沙侵袭更加严重，同治八年（1869年）漳浦知县娬敏的诗写出了当时情况，《古雷城远眺》有“茫茫沙岸接平川，山无草木惟馀石”之句。《将军澳海口作》诗吟道：“恍入不毛地，茫茫四望空，海咸田尽卤，土赤石仍红，瘴起全遮日，潮来似带风。”在《秦溪澳验船寓石屋寺》（住在旧镇海屋寺所作的诗）里说旧镇的情景是“风沙扑面过，童山无一发”。至于井尾，明初所建巡检司城早已被飞沙所埋没，见于清康熙三十九年《漳浦县志》。
  自清朝以来，沿海“沙漠”逐步扩大，许多村舍被飞沙所压，有的全村堙没；大片良田变成沙荒，完全属于沙质的农地只能种番薯、花生、蒜头、葱头，人们以番薯为主食。娬敏在《窃民叹》诗里叹道：“海滨有穷民，终身不食粟，番薯煮为粮，聊以果吾腹，沙多土性松，五谷都不熟，弥望皆斥卤，草木无寸绿，惟有番薯藤，滋蔓颇繁缛。”
  据五十年代调查，自民国以来全县受风沙危害的农田有6.6万多亩（其中水田1.5万多亩）。流沙每年平均入侵5一一10米。古雷半岛（今古雷乡）在四十年代的七年间，沙埋良田一千多亩。六鳌半岛（今六鳌乡）的上墩村，三面被沙包围，流沙步步进逼，最后连村里的积水都排不出去，民房被水淹倒18幢，被沙埋没20幢。赤湖半石大队（行政村）的上墩和下墩，原是二个拥有一百多户人家的自然村，由于沙侵袭，仅百年左右，整个村庄消逝，变成一片沙漠。
  在浦215公里的海岸线上，沙岸线130公里，占海岸线总长的65％，沙滩总面积10万亩。沿海前亭、佛昙、赤湖、六鳌、深土、旧镇、霞美、杜浔、古雷10乡（镇）及下蔡林场、竹屿盐场的近90个自然村，沙滩总面积10多万亩，比著名的沿海“风沙县”东山沙滩3.5万多亩大两倍，治理漳浦县的沙荒，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非常艰巨的任务。
  五十年代初，漳浦为治理沿海沙荒开始植树造林。在沙荒较严重的赤湖设立防护林工作站，在沙滩上种下许多马尾松，相思树、榕树，都整株为风沙所埋没。1954年种下木麻黄2万多株，得出一个经验，木麻黄树苗必须粗壮，要有相当长度，经得起让风沙埋去一部份树千，只要还有顶梢露出地面便能成活，被埋掉的树干上还能长出根来，加强对水份的吸收，使树苗更加耐旱，迅速生长。
  1958年9月成立人民公社，由公社自育苗自造林，撤销防护林工作站。赤湖公社参加全省沙荒造林会议，学习东山县经验，在五华里长的沿海沙滩上营造木麻黄及其他各种乔木、灌木林，并封沙育苗1280亩。
  1959年复设赤湖防护林站，研究和试验沙滩造林的树种和技术问题，确定以木麻黄为沙滩造林的主要树种，肯定了育壮苗深栽的经验，营造沿海防护林带的创举获得初步成功。
  1960年，在霞美、杜浔二公社毗连地带建立下蔡防护林场，国家前后投资356450元，至1963年三年间共营造8700亩以木麻黄为主的防护林带。
  1963年，省林业厅、龙溪专署林业局、漳浦县林业科联合组成沙荒防护林规划工作组，对漳浦沿海沙滩进行全面的调查设计，制订沿海林业发展规划。沿海各公社都创办沙荒防护林场。各大队成立专业队，负责育苗。当时已总结出木麻黄二次育苗和雨季造林的经验，就是在播种育苗后进行移植，培育成大苗、壮苗，然后抓住雨季的有利时机，发动群众性造林。不但公社所有劳动力、半劳动力一齐出动，各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教职员工也都投入群众性的造林运动。由于苗壮，又不失雨季的有利时机，成活率极高。一些本来对沙荒造林没有信心的人见到成活率那么高，也树立了信心，提高了积极性。各大队由为完成按规划指定的任务而造林，转变为要求多给造林任务，争取多造林。自1964年至1965年一年间，全县营造沿海防护林4.3万亩，各公社的防护林节节关连，构成全县防护林体系。至1969年，沿海共有防护林带449条，面积9.4万亩，自赤湖、深土、六鳌、霞美、至古雷，形成一条郁郁葱葱的绿色长城，不仅制止了风沙侵袭，保住了庄园村舍耕地，而且解决了沿海烧柴问题，只要由附带劳力去梳集木麻黄落叶，便不愁没柴烧，改变了燃料仰给于内地山区的历史状况。
  不幸的是，漳浦林立正在欣欣向荣的时候，突然遇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林业管理机构瘫痪，在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下，新造林木遭受厄运，沿海“绿色长城”被毁。自1969年4月至8月，沿海8个公社30个大队砍伐木麻黄用船运销广东达36822吨，下蔡防护林被砍掉2千多亩。1970年9月撤销下蔡防护林场，将防护林9046亩划分给杜浔、霞美二公社。结果，主林带和片林都受严重破坏，只有海岸带1456亩尚存，其他尽成残次林分和荒凉沙滩。1974年，深土、古雷、六鳌、赤湖等公社木麻黄部份被毁。1976年古雷公社港口大队（行政村）4千亩防护林几天内被砍殆尽，又成为一片沙荒。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漳浦县人民政府注意保护山林，但“文化大革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阴魂未散，盗伐抢砍林木事件不断。至1979年，六鳌公社残留木麻黄全部砍光，古雷公社港口大队一株不留。1980年4月20到22日，深土公社南境大队106500株木麻黄砍后连头挖掉。当然这时已非“文化大革命”时可比，首犯即被逮捕法办。
  八十年代是漳浦林业进入振兴时期，现在，到处青山翠岭，防护林带又绵亘在二百多公里的海岸线上了。
  在国营下蔡防护林场，经过干部职工们几年奋斗，以木麻黄和新引进速生树种窿缘桉为主的11850亩防护林又覆盖沙滩。
  本县为加强对群众造林的指导和管理，自1981年起，林业工作站按公社设立。林业实行“三定”，把林场经营以外的山林划分为自留山、责任山、承包山，稳定了山权林权，群众育林情绪高涨，经营方式有联合体、家庭林场等。沿海各公社也把大部份沙滩划分为自留滩、责任滩、分给群众承包造林。至1985年，全县沿海木麻黄防护林带中，有幼林5万多亩，古雷乡至1985年已造林1.5万亩，是全县第一个实现绿化的乡。至1988年，全县沿海防护林体系18497亩，工程造林面积占全省十分之一。
  在造林的过程中不是一帆风顺的。1983年7月25日，强台风正面袭击漳浦，沿海木麻黄被吹折60％以上，成林仅存3万多亩，平均每亩不上60株。沿海人民再次立下雄心壮志，进行抗灾斗争，迅速恢复灾后生产，再造防护林。六鳌公社发动群众自己育苗，大造防护林，又绿化了六鳌半岛。古雷公社发动群众以各种形式造林护林，至1985年已成林2.7万亩，占可造林面积的94.6％。赤湖山林及沿海防护林有8.2万亩，其中沙滩造林2万亩，改变了历史上“赤湖赤现现”的面貌。1988年，漳浦县为加强对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指导，成立防护林建设指挥部，进一部营造防护林。现在，沿海防护林的面积将近10万亩。从香港搭客轮到厦门的旅客看到闽南沿海绵长千里的防护林带，无不啧啧称赞。以县为单位来说，漳浦一百公里长的防护林带所占份量是最大的。
  漳浦“八景”寻踪览胜
  陈万年
  “漳浦八景”长期广泛流传，自古留下不少吟咏诗赋，把家乡绚丽、可爱的形象印在一代又一代漳浦人的心中，曾引起无数旅居海外他乡游子的思念，激动思乡爱乡的情怀。但“八景”历经沧桑，物换星移，现今的景观已经与从前大不相同，有的甚至不复存在，而为新生的景况所取代。“八景”的昔日风姿，曾经那些变化？现在又是怎样一番新面貌，成为寓居外乡漳浦人和来漳浦旅游的外地人所感兴趣的话题，笔者不揣浅陋，聊将搜集到的，古人关于漳浦八景的吟咏和近来寓居台湾的漳浦乡亲缅怀故乡“八景”的诗作来与同好者共欣赏，中间穿插笔者所了解到的“八景”变化，也夹入若干拙作。
  我县在历史长河中流传的八景（清康熙漳浦知县陈汝咸增为十景）景观古今不同，现分别概述于下：
  “鹿溪春涨”地点是从英山、后港、鹿溪桥（宋至明朝有桥，清朝只剩遗迹，但地名至今沿用）至得仙桥（又名土桥）再上溯至双溪坝下这一段河流，在清初，旧镇港潮水可以涨到梅林附近的双溪坝下，民国时期，小船还可从旧镇通至上游的象牙庄。在县城附近这一段河面，下面右旗左鼓，两峰隔江对峙“把水口”，上面九曲十八景，日潮夜汐，进退有序，波光荡漾，山青林茂，莺歌燕舞，百花争艳，清风送爽。清朝名宦康熙漳浦知县陈汝咸赋诗曰：“春溪雨后水潺援，架得扁舟出小湾。帆转九回仍对岸，棹移千折欲留山。绿波鸥熟随潮上，翠岫云轻护石间。却愧风尘作俗吏，暂时游赏破愁颜。”
  漳浦寓台乡亲，台湾“中国诗经研究会”副主席，曾获美国第三、五届“世界诗词比赛”第一名奖，年已耄耋的诗人陈绵芳，近来追忆故乡八景，就“鹿溪春涨”吟七绝一首：“春水盈盈汛鹿溪，泽沾东亩与西畴。夹江旗鼓凌云起，映带波光万石流。”这表达了异乡游客思乡爱乡的情怀。那知岁月沧桑，河道淤浅，枯水期小舟难航，一遇暴雨则往往泛滥成灾，在陈汝咸时代已然，如县志记载，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六月大雨，溪流骤涨，高及城牒，南门灾民登屋顶呼救。“鹿溪春涨”胜景只在初春细雨纷纷之际，溪水盈而不滥，受下游潮水顶托，流缓风和，于春耕有利，为文人所欣赏。后来鹿溪淤浅加重，旱季水涸，田禾枯焦，雨季上游山洪暴发，下游阻塞，排洪困难，泛滥成灾。
  1974年冬，漳浦人民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改造鹿溪，裁弯取直，在重要地段两岸垒砌花岗石，加固堤堰。1976年在原得仙桥（土桥）遗址附近建鹿溪桥闸，即是闽粤交通线上的一座重要公路桥，又是鹿溪中游的重要排灌站。现在，鹿溪两岸绿竹成荫，果树成林，春季桃李竞芳，夏季荔枝、龙眼结果累累，秋冬柑桔飘香。这情景令人神往，笔者也情不自禁吟颂：“鹿溪春涨早闻知，楼阁烟窗尽出奇。李白桃红香两岸，荔枝龙眼遍山区。清波滚滚四时涨，活水淙淙万亩堤。凭楼日望景如画，立岸夜看美似诗。”
  “虎山怪石”在县城西郊，山巅有巨石似老虎雄据展威，故名“虎山怪石”，古人赋诗曰“石岩肖虎实稀奇，雄据峰巅望城池。十里溪山还巨锁，一方鸡犬赖宁居。”（民间传说，从前这一带乡村夜间常有黄鼠狼和山狼等野兽出没，捕食家禽家畜，是这石老虎施展威力，其他野兽才不敢来）。寓台诗人陈绵芳曾作七绝一首曰：“漫山怪石自参差，兽宿禽栖景亦奇。不用良工加篆刻，开骸肖可辨雄雌。”虎山与鸡笼山相对，中间有山脉相连（现气象站地方）。鸡笼山以形状似鸡笼得名，康熙年间郑成功的抗清战争和“三藩之乱”时期，漳浦总兵刘炎在鸡笼山建炮台，所以又名炮台山，以后历代都在炮台遗址建碉堡，因为这是争夺县城的制高点。虎山土名“虎仔山”，讹音“吼仔山”，《漳浦县志》则雅称“好景山”，说山麓一带过去有许多寺观和花园，从山上俯瞰县城一带，所有景致历历在目。这也许是明朝的景观，后来这一带己成为荒凉的公冢，墓碑都是“皇清”的。在不久以前，这里还是榛莽荒秽，人迹罕到的地方，夜间狼啸“鬼”哭（鸟兽怪声），令人毛骨悚然。五十年代在虎形怪石上竖立侧量三角点，山丘逐渐削平，在原来的一片废起墟上，一幢幢高楼相继矗起。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周围形成了宠大的建筑群，有一三七医院、县医院、物资局、石油公司、职业中学、罐头厂、合成氨厂等。近来在山巅虎形怪石旁边建一座自来水池，解决了县城（其实包括原来的城郊）高区的用水问题。山下一边是上通漳州下通云霄的公路（324线国道），一边是通平和公路（从旧镇经漳浦县城、象牙庄，入平和，至南靖牛崎头龙岩公路衔接，为“牛旧线”省道）。公路边有许多“三资”企业和来料加工业，枕头山经济开发区正在繁忙兴建。在虎头山与鸡笼山的中间地带，邮电大楼、汽车站大楼、旅社、酒家、宿舍楼、民房等，鳞次栉比。对这一片繁荣热闹景象，笔者赋诗一首道：惊看虎石出蜃楼，灯火辉煌夜色优，车辆穿梭奔四海，绥城美景任悠游。
  “龙井甘泉”究竟在何处，众说纷纭，民间口传有三处，一是原农械厂墙内右侧，那里原是田垅，有一股清泉溢出，城北千秋楼一带良田赖以灌溉，大旱不竭。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福建省第五区（今漳州市）行政督察专员兼漳浦县长朱熙为寻“龙井”故址，会同乡老实地查勘，发现此泉甘冽异常，叫工匠砌石成井栏，以防田间污水混入污染，亲笔“醴泉”两字，树碑为志，不经挖深，是“泉”不是“井”，为城西居民所乐于吸用。农械厂造门前大路时已经埋没。现在却有人误以为是龙井。二是今西湖市场附近，青年路右边，俗称“西湖井仔”，康熙《漳浦县志》称为“虎泉”，因为址在虎山南麓，说它是明末崇祯年间寺僧所开辟，自龙井湮没后，这虎泉为城西一带居民乐于汲用。据此，可知西湖井仔是“虎泉”并非“龙井”。未经挖深而清泉常溢。明末清初漳浦诗人陈祖虞将它比拟全国名泉中冷、惠山、虎丘、虎跑、大明、卓钖。现在仍极受欢迎。一是旧城墙西北，今林业局下面，消防队地方，此说正确。康熙《漳浦县志》记载，龙井遗址在北城堑边，今林业局至消防队下方从前为护城壕，民国廿三年专员兼县长朱熙会同乡老寻找龙井，根据县志记载，在这里找到这口在明末已经因为种园人倾入垃圾而废弃的龙井，只是用石板盖住，上面复盖泥土，成为园地。朱专员叫人修复龙井，亲笔“龙井甘泉”四大字，立碑于井边。修复后的龙井之水已不及醴泉好，为居民所冷落，以后再度湮没。但龙井的美名自古流传，甚至传说这里地下潜伏卧龙，甘泉是龙的涎液。龙井原名“龙湫井”即因此命名。明朝李若瑛有诗赞道：“甘泉一掬碧澄澄，神物何年蛰不惊。直待东风桃浪暖，乘云一跃上青冥。”龙井久已湮没，虽经朱熙修复，也为醴泉所取代，而醴泉又告湮没，但漳浦人对龙井的感情特别深厚，至今仍然津津乐道。寓台近半个世纪的陈绵芳咏道：“泉进龙喉穴自开，如珠滚滚挟江来。碑铭文有朱公笔，客里题诗梦忆回。”笔者就目前新景致亦赋诗道：“甘泉堙没高楼开，条条巨龙活水来。滚滚车声奔驶急，熙熙攘攘任徘徊。”因为如今胜景范围扩大，自来水网络遍及城关，如巨龙喷水，直上六、七层高楼、真是洋洋大观，一片繁荣景象，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条生机蓬勃的新漳浦巨龙。
  “印石松风”址在东门外，历经沧桑之变、现在也已经成为市区的一部份。康熙《漳浦县志》记载“印石松风”七绝一首：”碧嶂平高玉印横，松风十里响鏦铮。有时一枕惊残梦，疑是洪涛半夜生。”“印石”以山顶有一大石似印得名，山叫印石山，为纪念关心民间疾苦的宋朝漳浦县令吕璹而又名“吕令峰”，前人题刻“吕令峰”、“傅公河”六大字于印石上，矫健雄伟，至今不泯，引发人们缅怀宋漳浦县令吕璹、傅希龙的政绩。傅希龙曾领导民众开辟一条人工河，后人称为“傅公河”，最早的宋朝木结构印石亭也是傅令所建，后人命名为“遗爱亭”。民国二十三年专员兼县长朱熙倡建钢筋水泥结构的凉亭一座（任县财务委员会首席委员的归侨蓝秋金负责）名“汉寿亭”，但人们习惯称为“印石亭”。古人在山石上镌一足迹，称“仙脚印”，为游人增加乐趣。陈绵芳吟咏云：“反脚真如印石深，游仙信是此登临。小亭坐览山川胜，还有松风伴鹤鸣。”从前印石山小溪环绕，西麓有放生池，东连东岳山，再下为明朝名儒黄石斋讲学处“明诚堂”，林深木秀，鸟语嘤嘤，清风习习，百花竞放，芳香扑鼻，堪称胜景。民国二十三年朱熙倡建公园于此，抗战爆发后，专署迁设龙溪县（今芗城区），朱熙离任，公园荒芜，树木被军队砍伐殆尽，满目荒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印石山南面山坳建烈士陵墓，外筑围墙，气魄堂皇。山的四周建起许多工厂、住宅、商店。明诚堂经过修建，辟为黄道周纪念馆。后面建立道周高级中学、附近建老千新村。放生池早已淤塞，小溪则截弯取直，直入鹿溪，沿小溪西岸开辟一条可通汽车的乡间大路，过大桥即达溪南村。东门兜公路桥与从前无大区别，桥边建供电局。这一带楼房鳞次栉比，绿树掩映，亦颇有诗情画意。在印石亭上眺望东城射圃，漳浦第一中学的科学楼、教学楼，还有华侨校友捐建的春晖亭、柳园等，尽收眼底，笔者亦有诗吟道：印石亭边陵墓连，松涛息影吐窗烟；百花争艳迎红日，悦目轻歌育众贤。
  “东罗旭日”胜景在县城之北七公里许。县城北方一带诸山罗列，称“罗山”，偏东部份称“东罗”。游客拾级而上，至山腰有白云庵，俗称东罗岩，略事休息，观赏一番石刻诗赋，穿过石洞曲径，再攀登顶峰，有“霹雳石”巨大无比，分为两半，直如刀切，中缝为“一线天”。可登上石顶，西望县城，东望海上。如果能在黎明来临，便可欣赏海上日出的奇观，称为“东罗旭日”。明朝鉴湖进士陈奂在白云庵留下石刻七律一首曰：“独爱招提境上山，肩舆乘兴扣禅关。东罗日映沧溟阔，宝篆烟浮白昼闲。鸟唱深林和曲调，苔侵古砌杂花斑。问渠衣缽源头处，尽道蓬莱仿佛间。”东罗景观确实非同一般，距县城不远，却能远眺海上，所以游人颇多。不少人为欣赏海上日出奇观，于黎明前赶到东罗山。从前县城有一口钟，是唐朝兴教寺旧物，朱专员在县政府前建一座钟楼，利用这口大钟报时，清晨人静，钟声响达四乡，在东罗山上能清晰听到，陈绵芳不忘在故乡时玩赏东罗晨景时情况，寓居台湾后赋诗云：“阳谷初红铸锋波，迎眸芒角射东罗。晓钟响彻云山外，林鸟争鸣复旦歌。”
  如今东罗景观与往昔有所不同，也有些相似：山上岩石十分丰富，近几年来开采去当建筑材料，残损了许多。庙僧早就没有，古庙成为垦牧者休息处所。庙的周围许多古荔枝、古榕、古松至今矫健，枝柯交错，近风蔽日。游人穿石洞攀顶峰，东望海上，碧波成顷，波光粼粼。赤土、乌石一带，荔枝树似海洋绿波。俯视西南，绥城新貌尽收眼底。山麓的罗山、油车，直至县城附近的荔枝林一带村庄，新建民房星罗棋布，红白相间，绿树掩映，一派繁荣景象。人逢盛世，景际明时，笔者感慨万千，爱步古人原韵，作俚歌一首云：“胜赏攀登到此山，遥看楼层是城关。灵神古庙招香客，信士游人莫等闲。古荔千年燕雀巢，佳禾万顷蝶蜂斑。东罗旭日风光好，探胜寻幽瞬息间。
  “鹤岭秋声”。鹤岭即水磨岭，是旧时漳浦通漳州大路。这里青山如绿海，秋风乍起，松涛如万马齐鸣。明漳浦主簿陈致中有七绝一首曰：“石窦寒泉响玉徽，闲云出岫绕松扉。一从白鹤高飞去，楼碧亭空锁翠微。”从这首诗看，明朝这里已经没有白鹤，空有“鹤岭”虚名，“秋声”倒是未改。陈绵芳曾有诗云：“十里涛翻鹤岭松，如鸣金铁响纵铮。夜来更讶奔征马，挟起霜蹄印万峰。”这些情景早已消失，自公路修复，昔日往漳州山径人迹寥寥。现在漫山遍野桃李成荫，荔枝龙眼成林，林绿水秀。山间盆地建为水磨岭水库，渠道纵横，别有一番新景色。山居农民过着安定富足的生活。我心有感触，吟诗一首曰：“重叠青山映碧流，水磨岭上赏清秋。农村景色美如画，白鹤高飞去远游。”
  “海云夜月”，根据县志记载是在海云山（乌石岩山），从前此山接近海岸，海山景色溶合一体，县志记载明朝七律一首曰：“飞岩叠石路迢迢，咫尺山河鹊未桥。万顷清光涵碧落，一林花影映晴霄。云门乐奏青鸾舞，洞府仙归紫风飘。何许石楼拼醉赏，满斟清酒弄长箫。”
  此山奇石突兀，无路可攀顶峰，惟有一条石砌大道，可拾级登至半山，那里原有一座叫做“半山岩”的古寺，坍废已久，从残存的粗大石柱和基石看，这古寺曾相当雄伟，何以摧残至此，民间传说一则故事：从前这里是个灵地，寺庙香火兴盛，山顶有一只石龟，不论来多少香客，和尚只要用木头向石龟一撞，石龟就能按实际需要，生出多少米，后来寺里的和尚过于贪婪，想要更多的米，不停地向石龟乱撞，龟撞死了，再也不会出米，而是龟尿直淌，现在石龟下还在不断淌出涓涓细流，大早不竭。那寺里的和尚还是不守佛门规矩的野僧，在拜石下巧设机关，妇女去拜佛，触动机关，便掉进地窖，受尽野僧奸淫。后来官军来剿，除了野僧，捣毁庙宇。又有人利用天然石室供起佛像来，居然也香火缭绕。陈绵芳曾作七绝云：“蟾月婵娟莲座上，蜃楼隐约海云边。世人好作黄梁梦，未晤空空色界天。”
  经过历代不断围海造田，海云山已远离海岸。但在山上仍然可以遥望六鳌、竹屿一带海滨。俯瞰近处，则是浓绿的“乌石荔枝”丛林。笔者吟诗一首云：步步攀登绕海云，名山胜迹古今闻。烟波皓月佛前照，乌石荔枝独秀芬。
  “梁岳晴云”。梁山在县城之南十几至几十公里不等，是漳浦最长的大山。历来有“一梁二灶三太武四大帽”之说。梁山风景壮丽，历代文人学士赋诗甚多。山脉绵亘起伏，有九十九峰，以内金岗、外金岗二峰为最著名。层峦叠嶂，峭壁嵯峨，奇岩怪石与苍松翠柏交错，夹杂红花绿竹。虽是山明水秀，而常是白云缥缈，宛如美人的面纱。如果天将降雨，梁山雾浓，人们便难看清他的真面目。雨后转睛，云高景明，从县城望梁山，一木一石都显和非常清晰，石上流水好似白绢长挂，《县志》说雨后梁山“若图画然”，其实图画那有它的逼真。《县志》载歌颂梁山的诗赋甚多，其中一首曰：“日喜梁峰霁色新，云龙瑞彩插苍旻。只宜舒卷封丹灶，未许飞扬近剑津。歌女得随应化鹤，游人入望倍思亲。几回掩卷孤窗下，夕照经阴泪满巾。”《县志》说“梁山之内曲折回旋，有田、有村，有溪，溪之名有长源、锦溪、万顷、仙溪、盛溪、锦石、垂龙、玉潭之别。”1960年建梁山水库，田、村，溪都围在水库大坝内，成为一大人工湖，蓄水灌溉绥安镇、盘陀乡、大南坂农场等地农田，并建水电站，将电力输入电网，为工业服务。梁山水晶坪也建水库，正如陈汝咸诗所云“水晶坪气夜如虹，吴公坪上杜鹃红。”
  梁山是漳浦的象征，许多出外的漳浦人说“三天见不到梁山就气闷”。又说“金刚二峰是母亲的乳房，漳浦人是吸她的奶汁长大的。”陈绵芳在台湾赋诗表达怀念故乡的情怀：“瑞气周流绕一梁，去来离合任徜徉。卷舒高挂金岗上，影落山阳宰相乡。”当他前年回乡探亲知道梁山出现新面貌后，又赋诗曰：“梁山入夜烛天明，影射平湖似火龙。九九尖峰尽绿海，钟灵毓秀展新容。”
  “漳浦八景”历来为流寓外地的漳浦人所思念。如已退休的台湾北投国中校长、前漳浦中学首任校长、老前辈陈则蔡先生便曾赋诗曰：“关山隔别几经秋，一片乡心梦里游。梁岳晴云情脉脉，鹿溪春涨景悠悠。”
  这里仅就漳浦八景的旧况和新貌作简单介绍。人间正道是沧桑，今日漳浦景致远胜昨天，而人们所追求的是明天，漳浦将更加美好。
  新加坡福建帮开山鼻祖薛佛记及其家族
  张兆基
  薛佛记，又名薛文舟，祖籍漳浦县东山上营社（今漳浦县石榴乡东山村上营社）人。父亲薛中衍于清朝乾隆间到马六甲（今属马来西亚）谋生。薛佛记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出生于马六甲。清道光初，新加坡刚刚开埠，薛佛记就与大批华人一道涌入新加坡。他在新加坡从事商业，善于经营，不久即成为一个大富户，在新加坡购置了七大块土地，并成为新加坡华籍的最大地主。薛佛记致富成名之后，每每自称是“漳浦邑东山上营社人”，他的题名喜欢用“漳郡浦邑”以示不忘本源。
  薛佛记一生热心乡侨公益事业。当时新加坡的华人社会尚是雏型，随着福建帮人口的激增，开辟坟山以办理旅新乡侨的丧葬祭奠事宜，是乡侨所迫切希望的事项。为此，他和陈送（闽南籍华侨）捐献地产，首先在新加坡设置“恒山公冢”，作为旅新漳泉人士的坟地。道光八年（1828年），他又带头捐献巨款，兴建“恒山亭”（址在石叻路），作为乡侨丧葬祭奠的祠庙。因为当时比较严肃的华人集会和议事，也都在这个场所举行，所以“恒山亭”实际上又成为当时福建帮的总机构。由于薛佛记为人慷慨好义，在乡侨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因此被推为该亭的第一大董事（这个总机构有一个十人的领导层，包括五位大董事，五位总理。这十人当中，佛记是最高领袖），成为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之祖。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前后，薛佛记回到马六甲，荣任“青云亭”亭主要职。又成为马六甲华人社会的最高首领。（当时马六甲属英国殖民地，英人接管马六甲后，废除甲必丹制度，使马六甲华人社会失去数世纪来华人传统的领袖制度，遂变通以“青云亭”亭主取代甲必丹的领导地位。亭主属终身制。“青云亭”第一任亭主是薛佛记三妹世娘的丈夫梁美吉）薛佛记虽然离开新加坡，但对新加坡华人的福利事业犹耿耿于怀。道光二十六年，“恒云亭”重辟新冢，增建“天福宫”，他还捐金二千四百元。他荣任“青云亭”亭主后，不顾年迈，仍致力于该亭的中兴大计。道光二十七年（1825年），他在马六甲逝世，卒年五十五岁。
  薛佛记有五个妹妹及妹婿，他自己又生有六男九女。他的家属及戚属，形成了一个以薛佛记为核心的家庭圈，对华人和新加坡社会有着大小不同的贡献和影响。其间比较突出的有下列几个人
  薛荣樾他是薛佛记的次子，生于清道光六年（1826年），道光二十二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厦门为通商口岸之后，他离开新加坡回到中国厦门经商，是第一位长年往还新加坡、厦门的英籍华人。他对中国与新加坡的商业贸易，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正值洋务运动的高潮，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他的思想也受到了影响，对祖籍中国，加深了感情。光绪三年（1877年），中国设立驻新领事，对海外华侨特别关照，吸引了千百万海外侨民内向之心，密切了海外华侨与中国的联系，长久以来几乎与中国断绝关系的薛氏家族，从荣樾开始又和祖籍中国扣上环锁。他自身长期在厦门经商，他的儿孙在他的影响下，也与中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认可。如：他的三子薛有福就回国服务清朝海军，在马江战役中尽忠殉职。他的长子薛有礼创办《叻报》，表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同时维护全体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利益。薛荣樾自身于光绪十年（1884年）在厦门逝世，终年五十九岁。
  薛有礼他是薛荣樾的长子，薛佛记的孙儿。有礼出生于新加坡，从小受英文教育。光绪七年（1881年），他为维护华侨利益，创办了新加坡第一份华文报纸）——《叻报》（“叻”是“石叻”，即新加坡的别称）。为此，他甘愿辞去待遇优厚的汇丰银行买办的职位。他从厦门向人承顶印字机运到新加坡，又聘请安徽人叶季允担任主编。《叻报》创办初期，每日出版8开1张，后来增至6张。其版式略如早期的上海《申报》，首页登载社论和上谕，二页起是综合新闻，中外消息和本报新闻混合排列。该报还以不少篇幅刊载南洋各地政府公告，同时刊登洋行广告，所以颇受外人重视。光绪十八年（1892年），舆论界曾推举他为市议员，由于薛有礼一心一意致力于办好这份南洋华侨最早的正式报纸，拒绝接受市议员这一公职。他和主编都把自己置于“国人”之中，并希冀以报纸警醒同胞。光绪十六年（1890年）四月四日，清朝北洋舰队首次访问新加坡时，该报即大事宣扬。《叻报》还大力弘扬中化文化，宣传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当时华侨的喉舌。薛有礼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逝世。此后，《叻报》由有礼的长子薛兆熊接办，直至1932年才停刊。《叻报》足足维持半个世纪以上的悠长岁月，对新加坡文化建设有巨大的贡献。薛有礼的岳父谢安祥，也是新加坡一位著名的侨领。
  薛有福他是薛荣樾的第三子，薛佛记的孙儿。他出生于同治元年（1862年），同治十三年（1874年）在上海应出洋留学考试，名列优等，赏官费留美，进入波士顿大书院学习工艺。光绪七年（1881年）奉调回到中国，进入福州船政衙门学习水师。光绪八年派赴扬武轮船学习。光绪十年七月，法国远东舰队利用中法交涉时机，驶入福州马尾港和中国舰队同泊一处，后又趁中国没有戒备，开炮袭击中国海军。中国舰队被迫还击，他临危受命，不幸于当年农历七月初三日在马江战役中尽中殉难，牺牲时年仅二十三岁。
  薛有文薛荣樾的次子，薛佛记的孙儿。他随父亲到厦门经商，经常往返厦门和新加坡，历任汇丰银行买办。
  薜中华薛有文的儿子，薛佛记的曾孙，他热心社会事业，曾受封太平局绅。1919年起历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及福建会馆主席等职。
  薛茂元薛佛记的第四子，佛记逝世之后，他继承父志办理“恒山亭”，继任“恒山亭”大董事（即新加坡福建帮领袖）曾捐金八百元，率众重修“恒山亭”（新加坡福建帮总机构）。
  梁美吉薛佛记的妹婿（薛世娘的丈夫），祖籍安溪，清道光四年（1824年）首任马六甲“青云亭”亭主。他和薛佛记同时分执马六甲和新加坡两地华族社会领导层之牛耳。
  陈明水字宪章，是薛佛记的女婿，生于道光八年（1828年）。他热心教育事业，光绪间主持扩建崇文阁和萃英书院。他的父亲陈金声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继薛佛记之后，接任马六甲“青云亭”第三任亭主。同治三年，他父亲逝世后，由他继任“青云亭”第四任亭主。陈明水于光绪十年（1884年）逝世。他逝世之后，他的弟弟陈笃恭继任“青云亭”第五任亭主。光绪十九年，陈明水的儿子（即薛佛记的外孙）陈敏政又继任“青云亭”第六任亭主。
  薛佛记有五个妹妹，除三妹世娘适南安梁美吉（“青云亭”首任亭主）外，长妹田娘，适永春李节；次妹和娘，适龙溪王彩凤；四妹文娘，适海澄邱双林；五妹瑞娘，适海澄翁如水。他们都是当时马、新华人社会有影响的人物。
  自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初的一百多年间，在马六甲和新加坡的华人社会中，福建帮的人数和财势都在其余各帮之上，而薛佛记家庭的声势尤为显赫。他们对马、新两地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及与中国的交流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有着深运的影响。
  参考资料：
  ①《薛佛记家族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载于1974年10月28日《星洲日报》。
  ②新加坡《东山薛氏家谱》。
  ③《石叻古迹》第12页《石叻古迹导言》，第219页《紫文阁与萃英书院》，第42页《开埠时期扮演重要角色的恒山亭》。
  我所知道的杨纯美先生
  （印尼）柯汉扬
  对杨纯美先生热心公益事业，尤其是独资创办纯美中学的义举，我早存敬仰之心，但他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纯美中学开办不久便再南渡瓜哇，翌年抗日战争爆发，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攻占瓜哇，杨氏父子以曾资助祖国抗战而被日军捕禁于集中营，至抗战胜利后，杨氏于1947年回国，我才有机会见到他。那时佛昙镇各界及纯美中学师生热烈欢迎杨氏回乡，我是国民党漳浦县书记长，又是福建省参议员，当然应该来拜访这位久孚众望的华侨领袖。但我已被省参议会推选为驻会委员，不久就到福州驻会去了，与杨氏未作长谈。
  我在省参议会协助议长丁超五先生处理日常事务时，接到杨氏来信，要我代为接洽增办高中部立案事宜。因为增办高中部须增加学校基金，存入国家银行。这却存在一个问题，杨氏在办初中时已按规定存入三十万元法币于厦门中国农民银行（当时国家银行之一）。自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已经实行法币制度，禁止银元流通，当时币值稳定，以基金利息为学校经费，绰有馀裕。但抗战期间通货膨胀，物价猛涨，太平洋战事发生后，侨汇断绝，学校艰苦度日。抗战胜利后，发生内战，币值跌得更利害，这时三十万元几乎一文不值。若再存入法币，不久可能等同于废纸，所以杨氏愿将以前经营的白竹湖农场及佛昙港海埭两处献为校产，以此为增办高中部申请立案，却因为不符合规定，未获邀准。我接杨氏来信，即往谒见教育厅梁厅长，说明实际情况，才允变通办理。我想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事，因为私立学校没有立案，教育厅不予承认，毕业证书不予验印，不能升学，对造就人才不利。而我因此与杨氏有了交情。
  1950年春我离家到香港，写信给杨纯美先生，他即连来两信，邀我去印尼。他通知雅加达分行经理骆先生，在我上岸后略事休息，即乘飞机送到万隆总店。我在店中得到礼遇和优待，本来没有什么事做，后来叫我处理一些中文书信和簿记，工作非常轻松，闲来便做他的谈伴。他将艰苦创业和热心公益的经过详细说给我听，意在鼓励我。
  杨氏说：他出身贫寒，只读私塾两年，粗识文字，清末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四岁便只身南渡，船费还是向客头先借的。初到万隆，入店当学徒，天天赤脚，挑水给头家冲凉，让头家差使做各种杂务，晚上才能洗脚穿木屐，睡在木箱改装的床上。头家供给伙食，每月薪金只两盾半。当了三年学徒，学会说当地话，懂得经商要诀，他的胞叔杨文川才资助他当小贩，每天清早肩负布料，奔走于穷乡僻壤，叫卖兜售。靠着辛勤粒积，小有资本，叔父见他可以造就，增助资本，在万隆日惹兰开设布店。他更加辛勤，小心经营，不两年已初具规模。
  成家立业的基础打下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杨氏十九岁，在叔父主持下，与陈珠娘结婚。岳父陈阳黎是华侨前辈，广有资财，为这位新女婿在万隆倡设“平安堂”中药铺，出资扶助。由于经营得法，不几年已成小康。杨氏乃集中资本在万隆新巴刹街开设新义成有限公司，专售布匹棉纱。后又在马南梦承盘一家薯粉厂，加以扩充，颇获利润。
  杨氏有感于读书无多，为事业发展的需要，努力自修文化，不耻下问于公司职员，数十年如一日，对历史和时事多所谙悟。时值清末，政治腐败，祖国受列强压迫。华侨没有强大祖国为靠山，在殖民统治下备受欺侮歧视，杨氏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启导，加入同盟会，出钱出力，赞助革命。
  辛亥革命，民国初建，派特使金一清至南洋宣慰侨胞，杨氏热忱接待，并献金支持革命。
  民国政权为袁世凯所篡夺。民国三年，孙中山流亡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杨氏自动汇日银400两济助；民国六年，孙中山回广州就任大元帅，杨氏汇1000两银交邓泽如转交，不久又汇1000两由林焕庭转交；民国八年再寄700两由陈照凡转交，孙中山一一函复嘉勉。该项墨宝于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奉令寄交国史馆珍藏，国民政府稽勋委员会授予金质华侨爱国一等奖章一枚及奖状多幅。
  在民国三年至八年（1914—1919），这几年间杨氏之所以有能力奉献3100两银这样的巨款赞助孙中山革命，是由于这时已成为巨富。因为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事历时四年多，欧洲战乱，生产破坏，物价飞涨，这时是南洋的“黄金时代”，杨氏经营的薯粉外销获利奇丰，纱布价格也猛涨，缘此，杨氏成为巨富。他就在万隆市中心购地，大兴土木，建成一条街，被称为“纯美街”。后又添建纺织厂，成为万隆首富。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荷兰政府为弥补战争损失，在殖民地向富商摊派巨额“巴却税”，杨氏感到寄人篱下，殖民当局操剥夺之权，筹谋回祖国另谋发展，命长子玉树总揽万隆商务，本人回国。玉树虽尚年轻，而聪颖过人，经排难擘划，业务日益进展。
  杨氏回国后，在厦门购置楼屋数幢，独资开设和平绸布庄、源益当店（鼓浪屿）、万镒当店（厦门），并投资厦门兆和酱料厂及鼓浪屿中华电灯公司、漳州漳嵩汽车公司。但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杨氏在祖国发展工商业的筹谋未能实现，仍回万隆重操旧业。
  民国十五年（1926年），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北伐，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全国兴起交通建设，杨氏响应号召，返故乡倡建公路，组成“漳浦县官督民办汽车路公司”，任董事长。民国十八年（1929年）开辟旧镇至佛昙及漳浦县城至象牙庄二条公路。改汽车路公司为“华侨商办汽车公司”，购车通行，与龙诏（漳州至诏安分水关）千线衔接，商旅称便（抗战时破坏）。同时开辟白竹湖农场，发展果林畜牧业。
  民国二十三年杨氏再次回到佛昙故乡，筹划创办纯美初级中学，并围垦两大海埭。、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夏开始招生。纯美初中的设立非常及时，因为本来全漳州地区（当时为第五行政区）除漳州城以外只有漳浦县有一所县立初中，恰好因经费问题在这一年停办，要不是纯美中学衔接起来，漳属各县除漳州城以外就连一所中学也没有了。漳州城、泉州城、厦门市中学虽多，也是不能满足闽南各地莘莘学子求学的需要，因此，当时纯美中学学生主要来自漳浦、海澄、云霄、诏安、东山，也有不少来自长泰、同安、惠安、石码等地。建校之际，千头万绪，诸多维艰，杨氏废寝忘食，进行筹划，建设校舍，并特地到厦门礼聘在厦门中学任教务主任的教育界名士（曾任漳浦、南靖教育局长）李克柔来担任纯中校长，授权李校长延聘优秀教师，按部颁标准购置各种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至学校开学，一切就绪，杨氏才回万隆。
  抗战胜利后，杨氏与长子玉树回乡，增建校舍，增办高中部，并设立奖学金委员会，赞助优秀清寒学生升入高等学校，造就更多人才。
  杨氏在故乡捐资兴学，桃李遍布海内外，对社会作出巨大贡献。他在侨居地也热心公益事业，维护侨胞合法权益，为广大侨胞所爱戴，先后被推选为万隆中华总会主席、中华商会会长、中华会馆主席、名誉主席、华侨慈善会主席等职，倡办福利事业，兴建学校，捐助祖国赈灾。抗战军兴，领导侨胞爱国运动，筹款资助抗战，贡献尤大，为群众所称颂。日军侵占爪哇后，大肆搜捕爱国侨胞，对华侨领袖人物更不放松，杨氏与长子玉树均被拘禁，历尽折磨，至日本投降才获释。
  杨氏素性诚朴，平易近人，宽容大度，虚怀若谷，不因财旺望重而稍现高傲气态，故善与各阶层人士结交。处世乐观，常对左右说：“若遇不如意事不用愁苦恼恨，那只徒伤身而已。凡事须博取经验，排除困难，勇往迈进，才能开辟康庄大道。”
  他虽成巨富，生活仍然俭朴，绝不浪费，而对公益事业则慷慨解囊。他的座右铭是“人之美”，一生恪守不懈。1968年7月14日因病逝世，享寿九十三岁。弥留之际，对其手创之纯美中学尚耿耿于怀，遗嘱设立教育基金。翌日在万隆故居举行追思仪式，各族友好均盛赞其为人。出殡之日，子孙百馀人护送灵柩，执绋者人山人海，极尽哀荣。
  中过秀才的民主战士丘廑兢
  白丁据丘连滨原作节写
  丘廑兢，漳浦杜浔乡（今杜浔镇）人。生于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幼年丧失父母，依靠叔婶过活，家贫而力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考中秀才，时年才16岁。随废科举进入漳州中学堂学习，受到进步思潮的影响，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后到厦门等地参加革命活动，秘密翻印邹容等人宣传革命的论著，分寄各地，并在鼓浪屿设立阅报所，传播革命思想。
  清宣统元年（1909年），丘廑兢到缅甸仰光，参与组织同盟会在仰光秘密机关《觉民书报社），并任该社评论员。后又接任《缅甸公报》经理。他经常撰文抨击清朝政府，因笔锋犀利，触怒当地势豪，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秋天被迫离开缅甸回国。回国后，他参加辛亥革命，在漳州、厦门等地搞联络工作，并与陈彬侯、庄育才等人一起筹办漳州、厦门光复后兴革事宜。
  辛亥革命后，丘廑兢任海澄（今属厦门海沧）新江小学代校长，他积极宣传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和科学知识，反对吸鸦片、赌博、封建婚姻和丧葬陋俗，说服学生及学生家长，剪掉全校学生留在头上的长辫子，在当地产生颇大的影响。
  不久，袁世凯图谋窃国称帝，孙中山先生于1914年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隔年发表《讨袁檄文》。丘廑廑廑兢在厦门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年接孙中山先生亲笔委任令，出任中华革命党闽南支部总务主任，积极开展反袁运动。当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后，丘廑兢与厦门的革命党人一道，深入民众，开展反对日本侵略、反对独裁卖国的宣传活动，自编自演以古喻今的白话剧《亡国镜》，在厦门和泉州等地巡回演出，同时筹组“闽南讨逆军”，准备枪枝弹药，计划于1915年5月27日凌晨在寨仔湖起义，进攻同安县城，但因泄密，革命军遭到敌人伏击而失败。紧接着，丘廑兢等人又组织民军和学生军，密谋再在厦门起义，但同样因泄密，民军与学生军又被迫解散，而一切善后工作就由丘廑兢与张贞等人负责处理。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国民革命军尚未入闽，丘廑兢受国民党（国共合作）福建省临时省党部的派遣，到海澄秘密活动，以策应革命。革命军进漳后，他组织海澄临时县党部，任筹委会主任，在海澄县成立“清理公款公产委员会”，开展除军阀、反贪污、反土豪运动，组织群众示威游行，清算并追还历年被当地土豪劣绅窃取的漳浮公路租和全县公田田租等项巨款，得到群众的拥护。
  丘廑兢一度被捕，出狱后，任厦门《民国日报》副经理。1930年任海沧沧江小学校长，他聘任进步的知识分子为该校教师，指导学生办起沧江壁报，又组织教师公演文明戏，自任演员，在校内外传播进步思想。
  1933年，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延锴等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丘廑兢任《厦门日报》编辑，拥护反蒋抗日斗争。隔年，福建事变失败，他应聘任厦门双十中学附属小学校长，继而转任双十中学教师兼总务主任。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发生后，丘廑兢前往缅甸仰光，任仰光华侨中学教师，并创办仰光龙山小学。此时，仰光《中国新报》刚刚创办，支持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先后担任缅华抵制日货委员会委员，缅华救亡总会理事，并被推为“缅华青年救亡六联团”（救亡宣传工作学生联合会、救亡歌咏工作者联合会、缅华妇女协会、店员联合会、缅华总工会）主席。他直接领导救亡宣传工作团，开展逐奸活动，并争取《仰光日报》成为进步的报刊。当时缅甸殖民政府受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煽动，反对我国建设滇缅公路，丘廑兢与进步侨生创办缅文《正谊旬刊》，大力宣传华缅亲善与建设滇缅公路的重要意义，在华侨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还和张光年、黄毅、陈杰夫等人创办《新知周刊》，刊载祖国抗日战争新闻，开展反法西斯、反内战的宣传。不久，“皖南事变”发生，丘廑兢在1941年的“一·二八”抗战纪念日，领导和主持华侨19个团体于仰光举行纪念会，在会上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抗日纲领。同时，他还以大会主席的名义，通电重庆国民党政府，表示拥护抗日统一战线，呼吁枪口对外，一致抗日。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仰光沦陷，丘廑廑兢返回厦门，在海沧设立海澄归侨产销合作社，并任福建省赈济会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任厦门互惠公司经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他历任福建省第二、三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厦门市第一、二、三届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厦门市委员会副主委，厦门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等职务。1977年10月不幸因病逝世，享年90岁。
  辛亥革命老先生王兆培传略
  漳浦县政协文史委整理
  辛亥革命老人王兆培先生（1890～1989）终嘱咐子孙回漳浦认祖，在漳浦县政协帮助下，于漳浦县城找到祖地。原来，他的先祖是清朝世袭恩骑尉，父亲王振宗以世袭恩职任漳州府都司，兆培先生于光绪十六年二月初八日出生在漳州大岸顶五间头，而毕生不忘父亲的嘱传，不忘祖地漳浦。
  王氏六岁入私塾，十二岁后转入漳州中西学堂及漳州府中学读书。十三岁丧父，本可袭职为武官，但他受维新思想影响，不愿当清朝官。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到厦门鼓浪屿救世医院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医学，寻求走“医学救国”道路，那时列强骂中国人为“东亚病夫”，他立志洗刷这个耻辱。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王氏与来自新加坡的革命党人施明相识，施明以住院治病为掩护进行反清活动，王氏在其启发下，树立了革命思想，时年仅十七岁，便由施明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同盟会。
  救世医院是美国基督教会办的，在医院供职和学习皆须入教，教会为英美传教士所操纵，进行媚洋崇美宣传，王氏乃联合有识之士另行成立“自立会”，争取和团结进步青年，传播反清抗洋思想。他们除利用教会掩护革命活动，利用每日由学生轮流主持的“朝会”宣传革命外，还经常在宿舍和日光岩山洞里秘密活动，利用宿舍为革命党人联络和收藏宣传品的地点。在山洞研究部署反清、反帝以及如何发展会员的计划。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汀漳龙道、兴泉永道联合查缉革命党人，风声甚紧，王氏被派转赴台湾，负责组建同盟会台湾分会，施明则转往福州活动。
  王氏到台北后，入台湾医学校继续修习医学，暗中在师友同学中寻找革命伙伴，建立同盟会组织，宣传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思想，并向台湾同学宣传：清廷腐败媚外，只有推翻清皇朝，才有可能收复台湾。一些台湾同学深受感动，逐渐由同情革命到支持革命，进而参加革命。当年五月一日，台湾同学翁毅明首先宣誓入会，成为中国同盟会第一个台籍会员，接着又有张聿怀、蒋渭水、张培英等先后加入。九月，中国同盟会漳州机关部委任翁俊明（化名翁樵）为交通委员，负责发展台湾会务，同时宣告中国同盟会台湾分会成立。两年后从台北医学校发展到台湾高等学府及农事试验场，会员共三十多人。他们组织一个外围团体叫“复元会”，从“复元会”发展同盟会会员至76人。
  辛亥（1911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全国各省纷纷响应。王氏在台湾应漳州同盟会负责人陈智君电邀，与几位同盟会会员回到漳州，与漳州同盟会会员共商光复地方大事，奔走福州、厦门，串联同盟会组织，并与陈寿西等人组织学生军，协助革命军光复漳州。11日，经过小规模战斗，漳州即告光复。
  光复后，漳州同盟会同志与农会、商会、教育会等各界人士，共商成立漳州议事会，公推陈智君为会长。陈智君请王氏担任卫生局局长，王氏感到自己还年青，有志在医学上继续深造，婉言辞谢。接着王氏看到，漳州局面十分混乱，许多人投机革命，真革命队伍与假革命队伍混杂一起，有的借机升官发财，争权夺利；知识界也分成东、南两派，相互争雄，恐怖气氛笼罩漳州城。他对此极为愤懑，认为这种局面不是个人力量所能扭转，故决心离政从医。
  辛亥革命的次年（民国元年），袁世凯纂夺革命果实，控制军队，实行独裁统治。王氏愤然离别故乡，于民国元年（1912年）三月，由漳、泉、厦同盟会组织推荐，经在福建省教育司工作的施明帮助，以公费生资格保送入日本东京慈惠会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不久，施明也到日本，在东京担任福建留学生的管理工作。王氏被选为福建省留日学生会会长。在日本又遇到台湾的同盟会会员张聿怀等人，同时结识了几位台湾青年。此时孙中山先生也来到日本，继同盟会之后创立中华革命党，他们聆听中山先生慷慨激昂的演说，说到国家当前形势危急时，大家感动得泣不成声，决心响应号召，与海内外同胞共同为铲除军阀而努力。王氏等数人又由施明介绍，于民国三年（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
  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为了当皇帝，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王氏联络留日同学张聿怀、方声沈、黄璜等人，暗中集会，呼吁同学们投入倒袁护国的斗争，写文章，发声讨电文寄回国内，引起日本特务注意，遭到搜查破坏，后迁移住处，才躲过不幸事件的发生。
  民国五年（1916年）四月王氏医校毕业，得医学士学位，为增加临床实践经验，俾将来回国能发挥更好的作用，先后在东京慈惠会医院、东京帝大医院任医师三年。
  民国七年（1918年）王氏回国，在福建“福建清乡处”任医官长，认识清乡处处长萨镇冰，萨老对当时军阀割据不满，王氏与之有同感，谈话投契，过从甚密。民国八年（1919年）福建青年学生响应“五四”运动，进行反帝反军阀示威游行，宣传抵制日货，并倡议联合各界人士召开国民大会，为我国外交作后盾。游行队伍所到之处，受到民众热烈鼓掌欢迎。割据福建的军阀李厚基派军警驱散游行队伍，逮捕为首学生。王氏凭藉清乡处医官长地位，不顾个人安危，对遭军警殴打受伤的学生收容医治，入院后让他们更衣改装逃走。因此，他被撤职，离开清乡处，与妻黄则瑜（日本东京女子医学专门学校医学士）开设“兆培医院”。在行医中看到社会上新法接生人才奇缺，许多妇幼死于旧法接生，遂于翌年在医院内设立产科讲习所，招收青年女子，培养为助产士，服务城乡。民国十一年（1922年）起，沿海各地霍乱蔓延，每年夏季为高峰期，福州城内每日死亡十余人。王氏采取紧急防疫措施，在医院内专设施诊部，每年义务为附近民众注射防疫针数千人。民国十六年（1927年）兼任福建戒烟医院院长，看到民众吸毒现象严重，向政府提出要广泛宣传戒除鸦片流毒，没有得到支持，吸毒人数没有下降，感到戒烟医院起不了戒烟作用，遂于翌年辞去兼院长之职。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在肃威路设立城内分诊所，方便城区民众治病。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翌年福建成立防护团，负责防空，救护及善后工作，王氏受到省政府主席陈仪任命为副团长（义务职），主持救护工作，多次组织医疗人员，在敌机空袭中不顾个人安危，到现场抢救医疗受伤民众。民国三十年（1941年）兼任福州市地方法院医师，在职近十年，经手处理大小案件共五百余件，都坚持原则，认真检查，主持公道，不徇私情，敢于同权贵豪门、恶势力针锋相对，为不少受害者伸冤。
  王氏在福州开业行医三十余年，凡是前来求医的患者，他都认真治疗，贫不计资，富不多取，救死扶伤的医德为远近群众所感念。他还担任过福州陆军医院及福州警察厅、省长公署等单位的医院院长、医师，应聘为福建学院、福州英华中学、理工学校等院校校医。
  民国三十年（1941年）日军第一次攻陷福州，王氏来不及撤退，遂闭门停止行医，装病不出。福州一些遗老组织“维持会”，会长林赤民想利用王氏的社会地位，多次请他出任卫生局局长一职，王氏断然拒绝。林赤民求助于博爱医院院长日本人小林。小林是王氏留学日本的同学，打电话找王氏“商量”，王氏冷然拒绝说：“我们虽然是同学，但我是中国人，不能为日本人做事”。当时，他决心破釜沉舟，保持民族气节。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福州第二次沦陷前，他及时转移到永泰，得友人接济，清苦度日，对抗日游击队队员，免费治疗。
  民国三十四年初，王氏感到福州只有省立医院和教会医院，一般市民很难得到治疗的方便，特先与福州开业医师王灼祖、陈光桦、方声沈、陈自警等人筹组成立闽侯医师公会，以提高开业医师的社会地位，团结共同研究医学，提高服务素质。王氏被公推为理事长。以后便与主要成员王灼祖、陈光桦等人洽商筹组“合组医院”，方便市民就医。在福州城时疫流行期间，合组医院内专设时疫医院，抢救了不少霍乱、鼠疫、脑膜炎病人的生命，备受赞扬。
  新中国成立后，合组医院纳入公营。1949年月10月，王氏被选为福州市人民代表。1950年1月，任福州市合组医院管委会委员，10月，任福建省医学教育委员会委员，福州市卫生防疫委员会委员，福州市救济分会筹备委员会委员，福州市卫协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1年任红十字会福州市分会理事，抗美援朝委员会福州分会委员，福州市卫生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中华医学会福州分会理事。1952年任福州市拥军优属委员会委员等职。1951年3月，由史家麟、林青山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2年1月，任公立大众医院院长。1957年，大众医院改为福州市人民医院，成为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结合的综合性医院。王氏年事已高，安排在市红十字会任副会长，仍不遗余力地工作，以本身行动影响全体工作人员，参加卫生大扫除，消灭“四害”，在各个卫生网点以及交通岗亭都配备卫生急救包（箱），方便群众。1962年1月，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福州市委员会主任委员，1980年4月起，连续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第三、四、五届福州市委员会副主席。1980年当选为第七届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主任。此时，王氏虽已九十高龄，但感到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美好事物呈现他眼前，他憧憬、探索未来，积极参加各种会议，深入基层，多与群众接触，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成为名符其实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福州市历次举行纪念辛亥革命活动，王氏都积极参加。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时，他到北京参加纪念会，周恩来总理特邀七十岁以上老人参加茶话会。王氏聆听周总理的亲切谈话，对他可敬可佩的伟大革命家形象和平易近人的风度永远铭记。1981年10月，王氏再度到北京参加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活动，在攀登八达岭，漫游万里长城之后，又往武汉、南京等地参观，晋谒中山陵，缅怀当年同盟会革命志士在中山先生领导下，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所做出的贡献。
  王老育六男二女，都在国家培养下成为专家学者，晚年儿孙绕膝，足娱晚年。1988年3月百年寿庆，福建省党政领导十余人亲送寿辰蛋糕和鲜花祝贺。海内外亲朋好友陆续赠送贺寿礼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中央委员会、监委会寄来大幅寿字。在美国的儿媳、孙女等赶回福州，参加贺寿活动。他感到无比欣慰，在《百岁自述》里说：“我是一个跨越世纪的百岁辛亥革命老人，经历了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三个不同时代，完全有资格作为历史的见证人。祖国的统一，不是任何力量所能阻挡的，经过进一步努力，估计为期不远了。我在期望着，我相信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
  王老早年在台湾和日本时结交了许多台湾籍朋友，在福州任政协领导时，又结识了许多从海外回到祖国参观访问的台湾人士，其中有一位辗转到大陆会亲的台湾同胞，带来了台湾老同盟会员对他亲切问候的书札。王老感到岁月流逝七八十载，而当年共同奋斗的友情依然存在，他深情地说：“台湾同胞热爱祖国，渴望祖国统一的赤子之心，七十多年来未曾消歇，对此，我过去在台北、在日本时就有很深的感受。我希望台湾的爱国志士、老同盟会会员、老国民党党员永远记取孙中山先生‘顺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教诲，为早日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多贡献一些力所能及的力量。”在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时，他作诗遥寄台湾老同学：
  自古闽台不分家，而今咫尺竟天涯。
  年虽九二巅如雪，引颈待看统一花。
  可惜王老先生尚未看到祖国统一，于1989年9月17日与世长辞了，享寿一百零一岁。他生前十分怀念台湾亲友，更关心祖国统一大业，多次嘱咐子孙，在他逝世后，把骨灰分成四份撤在他的祖地漳浦、出生地漳州、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宝岛台湾，归宿地福州等四地，以偿对台湾的怀念、对故乡的热爱，祝愿祖国早日统一，海峡两岸人民早日携手并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王氏子女都培养成高级知识分子，为专家学者，继承先父遗志，为人民服务。
  长子东英，长期在农业教育界服务，历任西北农业大学、新疆八一农学院动物饲养学副教授、教授等职。
  次子东铭，早年毕业于广西大学，任职于资源委员会，台湾光复后，随孙运璇接管台电，任工程师，总工程师，1970年病故。
  三子东曦，福建医学院毕业，一生献身于卫生医疗事业，任福建医学院教授、省立医院眼鼻咽喉科主任医师。
  四子东麟，长期在福建省农业厅工作，为高级农业经济师。
  五子东坡，解放后在山东大学毕业，在教育界服务数十年，现任长春地质学院教授、能源系主任。
  六子东伟，大学毕业后从事中等教育工作三十多年，桃李芬芳。近调省电教馆工作。
  长女希娟，福建医学院毕业，长期在福建合组、协和等医院工作，历任放射科主任医师等职。
  次女希韫，历任武汉华中农学院、福建农学院外语教研组讲师、副教授等职。
  参考资料：
  ①王兆培：《百岁自述》。
  ②陈家振：《老同盟会员的追忆——访王兆培同志》
  ③度门市第二医院院史编纂小组：《清代厦门医学界的革命先锋——王兆培》。
  ④章振乾：《医国医人，盛世人瑞——怀念王兆培先生》
  ⑤左英：《肝胆相照真长者——忆兆培先生》。
  ⑥王宪俊：《访福建老同盟会会员王兆培》。
  ⑦郑肇保：《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缅怀崇高医德的恩人王兆培先生》。
  ⑧东麟：《追忆先父生前二三事》。
  ⑨王悟淦：《王兆培先生与福州市红十字会》。
  ⑩林仲余、王育华：《缅怀王兆培院长》。
  〓王宪俊：《收到台湾友人来信以后》。
  中华医学会福州分会：《热心医学事业，关心学会建设——缅怀名誉会长王兆培》。
  寓台漳浦人物
  陈万年
  陈达元
  陈达元，漳浦赤湖人。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早年历任国民党龙溪县委员，福建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技士、科长、漳浦县园艺职业学校校长、省立大南坂农场副场长、龙溪农业推广所主任，抗战期间任军统局闽南站站长、三民主义青年团漳州分团干事长、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华安班）少将副主任。战后由省参议会选为监察院监察委员。去台湾任警备司令部调查室主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简任参事，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评议员，1981年病故。其子女：元配杨氏所出长男文俊，次男仲伟，长女丽痕，婿林福海，次女丽芳，婿黄启伦；德配所出男嵘，女宁，均受高等教育，或留美获博士、硕士学位，二位女婿均曾到大陆讲学。其子女多次回乡探亲。
  陈则蔡
  陈则蔡现年88岁，漳浦县城人。上海大厦大学教育系毕业。早年历任集美师范、福州三民中学等校教职及漳浦县教育科长，抗战期间任漳浦县商会理事长、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创办《漳报》，先后筹办县立初中、道周高中，均首任校长，抗战胜利后当选县参议会副议长、议长。1949年10月去台湾，任阳明山管理局督学、北投中学校长，被推为漳浦同乡会名誉理事长。长子毅民，江西兽医专科毕业，任职江西。次子健民，台湾师范大学毕业，英年早逝，妻杨氏抚一子，已在艺专音乐系毕业。三子中民，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任台湾“外交部东南亚司”司长。四子佑民，台湾政治大学毕业，历任美国花旗银行台北分行经理、英商建利银行台北分行总经理、威京投资开发公司副总裁。长女文菁，台湾师范大学毕业，与夫林英选博士侨美，其子已获博士学位。
  陈志谟
  陈志谟现年82岁，漳浦赤湖南峰人。早年历任杜浔区长等职，抗战期间任石码区长、漳浦县临时参议会议长、漳平县长，战后当选为“国大”代表，在台湾及东南亚经营工商业成为台湾工商界巨子。子瑞麟、瑞和、瑞超，女逸萍，多获博士、硕士学位，瑞和经营三本鞋业公司及建筑事业，成为企业家，继乃父被推为漳浦同乡会名誉理事长。陈氏父子于1990年捐资在故乡锦湖中学兴建达志科教大楼及宿舍楼。
  陈绵芳
  陈绵芳现年81岁，漳浦赤湖人。陆军军官学校毕业，任军官。为诗人。台湾“中国诗经研究会”副理事长，曾参加美国“世界诗词比赛”获第一名，登世界名人录。子金吾、仁观、仁任、新民、铭贤、铭贵，任企业公司经理或自营商业。
  郑邦卿
  郑邦卿，漳浦盘陀乡人。早年任漳浦县农会理事长等职，抗战胜利后去台湾，办“无尽会社”（银会），在台湾当选为“国大”代表，1989年病逝，享年79岁。子介扬、文凯，均留美硕士。
  黄秉心
  黄秉心现年79岁，漳浦长桥人。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硕士，抗战期间任漳浦县财务委员会首席委员、华安县长，抗战胜利后任台湾产物保险公司经理、董事长、台湾中央再保险公司总经理、友联产物保险公司董事长。著有《中国刑法史》、《犯罪与行刑》。子其光、其辉，女浚琳、浚容。其光美国密西根大学硕士，历任密西根中国同学会会长，台北“扶轮社”社长，国际扶轮社“三四五地区”秘书长、总监，台湾华侨产物保险公司展业部总经理等职。
  陈井方
  陈井方，漳浦赤湖人，绵芳弟，现年78岁。曾任赤湖中心小学校长多年，抗战胜利后去台湾任人寿保险公司专员兼人事室主任。现为漳浦同乡会常务理事、财务组长。子：士元，大学毕业，任建筑公司经理。右人，农业博士、简任秘书。人杰，太空工程硕士，任工程师。
  蔡云腾
  蔡云腾，漳浦洞野人。福建学院政法系毕业。留学日本，抗战爆发时回国，加入中国青年党，任厦门新生日报总编辑，后去香港发行《日本问题研究》月刊。1948年任青年党漳浦县负责人，为“国大”代表。后赴台，任“中央计划委员会”委员、台北市警察局秘书。1988年9月病故，享寿77岁。四男二女。蔡在台家园取名“洞野园”，竖碑标名，并督促子女日诵“福建省漳浦县二十三都前坪乡人”一遍。
  陈秀夔
  陈秀夔，漳浦墩柄人，现年77岁。协和大学毕业。抗战期间任漳浦县政府社会科及教育科长、县参议会秘书、三民主义青年团漳浦分团干事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任副议长，道周高中校长。1949年9月去台湾，赴美国奥克拉荷马大学深造，获硕士学位，现任台湾逢甲大学系主任。
  陈达三
  陈达三，漳浦墩柄人，现年75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抗战胜利后任台湾“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子建西、建台，女小珊、爱玲、贝贤、惠英，有的留美硕士，有的为研究员。
  陈建仁
  陈建仁，漳浦佛昙大坑人，现年75岁。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千校毕业。抗战期间任三民主义青年团漳浦分团书记等职，战后去台湾闽台监察使署任职，后任“监察院”科长，现为“监察院”顾问、台湾“福建省政府”研究委员、“侨务委员会”顾问、漳浦同乡会理事长。长子志邦，居香港；次子天将，女玉君、玉心，均留美硕士。
  陈茂春
  陈茂春，漳浦旧镇人，现年71岁。厦门大学政法系毕业。抗战胜利后去台湾，为名律师。子斯宇、思平、思伦，女斯兰、思苓，均博士或硕士。
  陈益茂
  陈益茂，漳浦旧镇人。厦门大学经济系毕业。抗战胜利后去台湾，历任产物保险公司经理、华侨产物保险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华侨国际狮子会会长、侨资协进会理事、淡江文理学院保险学系、逢甲大学工商学院保险学研究所教授等职。1990年病逝，享年71岁。子敬华，硕士，任工程师；建华，博士；女友雪，博士，任教授。
  以下为后起之秀（已列入其父名下的不重复）
  蓝智民
  蓝智民，漳浦湖西白鹤人。台湾东海大学外文系毕业。擅长西班牙文，历任台湾“外交部”副司长，“巴拉圭及乌拉圭大使馆”秘书，“西班牙办事处”副主任、“智利办事处”主任。其父蓝文德，前曾任故乡湖西乡长，去台任台中县政府督学。
  戴建耘
  戴建耘，漳浦马坪文店人。生于台湾，现年三十七岁。台湾师范大学毕业，任台北师专助教，发明甚多。1981年参加纽约“世界发明展”获铜牌奖。1982年再参加纽约“世界发明展”获金牌奖。1983年参加比利时“世界发明展”获银牌奖。1983年，福建同乡会表扬为“模范同乡”。1984年第五届“资讯周”盛会表扬为“台湾十大杰出人物”之一。1985年获“台湾十大优秀青年”奖章。
  蔡中
  蔡中，漳浦县城人。生于台湾，留美哲学博士。任台湾交通大学工学院教授，从事半导体材料及元件的特性与制造研究，以及计算机辅助电路分析与设计方位研究。父蔡正南，早年就学上海持志大学，1949年秋去台湾。
  附记
  漳浦寓台乡亲，人才辈出，因两岸四十年隔绝，切望互相了解的人和事很多，故笔者不揣冒昧，根据手头现有资料，介绍几位贤达简况。主要是先前在故乡已有影响的老前辈和寓台（及在台湾出生）学术上有成就的新秀。由于水平有限，认识粗浅，以致未能更好描述，更由于资料缺乏，情况未尽了解，纰漏在所难免，望知情者不吝赐教。
  爱国侨领杨朝春先生
  陈共新
  杨朝春先生，漳浦县佛昙镇积美村人。生于1914（民国三年）阴历正月初六日，少时因家贫而失学，十四岁随同乡南渡谋生，定居印尼万隆。初以上山种植为生，曾做过店员，后与同乡合作经商，辛勤经营，事业终于有成。他自幼聪颖敏捷，华文已有基础，到印尼后工余即补习华文，苦学印尼文，至十分纯熟，运用自如，为经商和从事社会工作打下基础。
  杨朝春先生为人任侠重义，慷慨豁达，乐于助人，数十年来屡为同乡排忧解难，深得侨胞爱戴。先后任万隆新义顺会馆主席、杨氏联谊会主席、漳泉公会主席、义华学校、新隆华学校董事长、万隆中华总会副主席、代主席等职。办理侨社事务，维护侨胞利益，捐资办家乡公益事业，成绩卓著，驰名遐迩。一次，逢儿子婚庆，闻悉家乡公益需要，即将亲戚朋友所赠贺礼捐献，爱乡之心可见一斑。
  朝春先生富有正义感，热爱祖国，支持反殖民主义斗争。1955年4月，亚非会议在万隆召开（故称万隆会议），是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二洲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有关问题的大规模国际会议。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这次会议。在中国和大多数与会国的努力下，击败了帝国主义妄图破坏会议的阴谋，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都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并倡议以和平共处十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基础。在会议开幕之前，反动势力为破坏亚非会议，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谋害中国代表团成员。在会议期间，爱国华侨对周总理及代表团成员的安全问题极为关注，杨玉树先生（纯美长子）腾出一座别墅供代表团住宿，杨朝春先生率万隆中华总会同人严密布置保护工作，直至会议圆满结束。爱国赤诚，感人肺腑。我国国务院曾多次邀请杨朝春先生归国观光。1952年及62年国庆期间，他两次回国观光旅游。被接到北京，即受周恩来总理的亲切会见，参加国庆大典，参加国宴。随后，他回乡探亲，受党政领导和各界的热烈接待。
  杨朝春先生两次参加国庆大典、观光旅游、回乡探亲后回到万隆，将所见所闻，祖国的成就，家乡新貌，一一向侨胞详告，安慰侨心，解除疑虑，增强了侨胞对祖国走向富强大道的信心。
  六十年代初，印尼发生排华风潮，乡间侨胞因受迫害涌入城市，等待祖国接侨船回国，杨朝春先生率领侨社同仁，妥善安置难侨的住宿，日以继夜，废寝忘食。继之印尼政局一度动荡，1965年发生“九·卅”事件，杨朝春身为侨领，首当其冲，遂被逮捕，险遭不测，幸熟友解救脱险。后长期身处困境，但关怀乡亲、造福桑梓仍不遗馀力。1974年又一度回乡探亲，为侨胞与祖家的联系尽力。
  1982年春，杨朝春先生不幸患高血压偏瘫症，重病八年，终因医治无效，于1989年6月26日溘然逝世。噩耗传来，故乡人无不悲叹，侨界特举行追悼会，并向其家属致唁，他平生竭诚服务侨社，热心公众利益，和爱国爱乡的可贵精神，永为人们所传颂。
  （本文据海外侨胞提供资料组写）
  海外四十年自叙
  （印尼）柯汉扬
  我对杨纯美先生创办纯美中学等公益事业的义举早存敬佩之心。后来我由他牵引到印尼，效法他艰苦创业的精神，在经过奋斗有了积累之后，也效法他的奉献精神，对社会做出些微贡献，如在万隆襄办“三一学校”等。
  我在万隆受到纯老的礼遇和优待。万隆人操巽他族语言（巫语的一种），1950年春我从香港初到这里，如耳聋口哑，在纯老的批发行中，什么也不会做，只陪他闲谈和自己披阅华文报章。唯一的工作只是每天早晨九点钟与一位漳州人伙计带钞票乘汽车到银行存款，下午将要关店时，陪财务清算钞票，把钞票整理齐整，放进保险柜，准备明早去存银行。我感到太闲，不好意思，有时近在巴刹里的客户或附近商店来补货，我主动与其他伙友肩负布匹送布，纯老还夸奖我有尚武精神呢。后来纯老叫我担任书记，记录中文账簿，写些中文书信。工作很轻松，常做纯老的谈伴。他把本身经历详细告诉我，意在鼓励我（详《我所知道的杨纯美先生》一文）。
  后来纯老帮助我和他合作在雅加达开一家批发布店。纯老叫我与他的两位儿子一同到雅加达店中任职。我夜间常到从前读龙溪中学时的校长王秀南教授（暨南大学教授）那里坐谈。这时他任商业高级学校校长，被推为中华教师联合会主席。许多华校请他代为物色校长、教员。他要推荐我担任雅加达福建中小学校长，这是印尼有影响的华校，我颇心动。但纯老劝我经商致富，他知道我在祖家有负担，不赞同我弃商从教。我不好意思违背他的栽培，只好放弃这个机会。
  我在万隆时已与杨淑慧热恋。到雅加达一年后商量结婚的事。结婚需要住处，王秀南校长推荐我到锡岛勿里洞中小学任校长，新婚的妻子任教员。我向纯老说明情况，得到他赞许，就到锡岛任教去了。这所学校建于二十世纪初叶（民国初年），是荷兰统治时期锡矿公司协助建筑的，图书馆藏书相当完备，学生多是锡矿公司的子弟，教师和学生的程度都很好。整个锡岛多是闽粤人，世代相传都讲客家话，也保持浓厚的唐山风俗习惯。我专心教育工作。课馀在图书馆博览群书，更喜欢研究历史传记书籍。不断写稿去新加坡和香港报刊发表，经常写到三更半夜，稿费由新、港报社转寄故乡老家补助生活。
  自1953年至1956年，我们在美丽的锡岛过了三年平顺的粉笔生涯。但我们不甘心在这小岛上度过一生，就与第三次怀孕的妻带着两个在锡岛出生的小孩，应聘到雅加达福建中小学任教务主任了，还是王秀南校长荐引的。可是不久我病了，经医生检查，说是肝炎。住进雅加达天主教医院，经过三个月折磨，才断定是胆结石，要割除胆囊，作了四个小时手术，添了十瓶血液，经历生死搏斗，痛苦情况非语言所能形容。手术后经过一个多月才出院。住院时学校按规定停发薪金，我贫病交迫。
  在病后体弱的情况下，我回福建中小学校任教。雅加达福建会馆会长庄成立先生是王秀南校长的同安小同乡，我课馀义务为他编了一巨册《福建会馆史略》。他很满意，为感谢我的无偿劳动，有意帮助我脱贫致富，表示他的“又光明”电器公司要结束，可转让给我，他好专心在茂物主持火炉厂和兼顾“真乐都”花园旅馆。为了赚钱养家，我稍予考虑之后就答应了。
  可是岳父母关心我病后的身体，承他们美意，我离开炎热的雅加达，回到天气较凉爽的休养胜地万隆，住在岳父母家中。不久又住院了，因为在雅加达天主教医院做的手术有些错误，后遗症复发，住进一家基督教安息日会办的小型医院，医生断定我必须重新开刀。又做了四小时手术，医生修好我胆导管的伤痕，一个月后，我出院了，身体恢复较快。
  稍事休息后，我感觉儿女成群，必须立即谋求解决生活问题，虽然身体还是孱弱，迫于要生存，也不计一切了。我在万隆与友好协商筹款之路，以便接下庄会长要出让给我的电气公司。幸好同乡佛昙人杨硕珏先生愿意借给我三万盾，每月利息二分。我把唯一多年积蓄的一辆小客车变卖了，也得到三万盾，同学友好也协助我鸠集银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得到十几个同乡友好参加银会。同时也得到纯美伯的特别帮助，这样凑集起来的款项，竟然得到庄会长的优待，把店中全部电器货物和新厂出产的火炉样品分别寄给我。印尼生产煤油，价钱便宜，大家多以火炉煮饭烧火，所以火炉销路不错。我就在JalanTamim（达民巷）顶下一间小店，挂上“永光”的招牌。就这样开张做生意了。其实我对于电器本是外行，只好马上学习必要的技术。
  同时我的妻子也感到现在火已燃眉了，就在家里以仅有的一架缝衣车替人缝衣服，赚取一些工钱补贴。她在学生时期学习过缝纫的，我们邻居妇女们也有几家是专做女成衣在巴刹摆摊兜售的，可向她们学习。
  提起我们的住家，说也惭愧，原是一家旧工厂，以竹篾隔成多间，出租给多户小家庭居住，我租用两间。大风雨来时，房子常会漏水和摇动，邻居讲话我们都能听得清楚。在印尼乡下有很多这样的房子，因为在热带地方这样通风的房子更为凉快。我们为了避免太通风，用风筝纸糊在竹篾墙上，然后粉刷成白色。我写了“檐低不碍云，窗小能留月”的一副对联，和从画报上剪下图片，贴在所谓客厅里，并在睡房里写贴陶渊明的“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聊以解颐，也算是高过邻居一筹了。住了一些时日，实际的景象导引我作了一对好联语：“风吹墙动，且贴风筝纸；雨来屋漏，好排八卦阵。”因为紧贴风筝纸，再涂以白灰，可使竹篾墙牢固少通风，减轻随风摇动的势头；屋漏时到处点点滴滴，煞是热闹，初用小桶、小锅承水，竟如合奏，后改用旧布袋排满漏处，既能吸水又少声音，起起伏伏如排八卦阵，联语确是写实，虽不合格律，也是有趣，可称为“打油联”。
  要紧的是向邻家学习缝制女成衣，他们都是近亲，乐意指点。可是要买布和缝衣车，哪儿来的本钱呢？好在有一位专门经营保险业的方先生来店里闲谈，我把这个计划告诉他，他竟慷慨开了一张三万盾的支票借给我，说：“你分期摊还给我好了”，方先生确是雪中送炭的人。我们赶快买了两架缝衣车和几匹布及花边饰物等。就这样由我妻子剪裁，雇了两位女工一位男工，就在我的所谓客厅里开工了。到了年关，薄士敏土（水泥）铺成的地板给缝衣车的铁脚弄得破洞如麻面，只好买了几斤士敏土，亲自动手填补，怕太给朋友笑话了。
  慢慢地把家中缝制的女成衣也张挂在店中，把未剪裁的布匹也排在店里，居然也有销路。妻子把女童衣成品批发给巴刹里的摊贩，那时刚好是接近印尼人的新年（回教徒禁食节），小孩子们都要穿新衣过年，所以销路不错。因此，我们再添置缝衣车，多买布料，当然也多请工人。又请了一个女孩子帮我妻子剪裁，在夜里要工作到十时以后，准备明天给工人缝制。
  店里电器生意因为没添新货，又把本钱移到成衣部门去，生意渐淡了，只有火炉还是继续补货。我的想法是慢慢把生意转到布的方面，因为我从十多岁时就在我父亲“瑞记”布店里帮忙，并且在我读初中时。我父亲因病不能来店。我不得已停学近一年，全心主持店中生意，曾亲自到漳州去补货。读书时假期也有时到店中帮忙父亲，所以对于日本货、香港布料、上海出品的布料，甚至英、日出品的高级哔吱绒和绸缎我都很熟识，只是在印尼名称不同而已，而且这里多些欧洲出品的高级布料。我想，我要做一间布店老板是够资格的，而要经营电器却差得远，就决心渐改入布途了。可是积欠的电器款又乏款可付，深感对不起庄会长，乃坦白与他商谈，他愿意为扶助我，就接受我把一部份电器退还完账，这样，我就感到轻松多了。从此放去电器生意，专心经营布业和成衣。
  后来我们也添制男童衣和大人的恤衫。工作人员增多，只好利用空地，扩建厂房。那时正是1960年代，苏加诺总统为了国内经济困难，原住民不满华裔做生意生活较为富裕，为取悦人民，竟然颁布轰动的总统第十号命令，不许华商在县以下的乡村居住，要他们迁居或返回中国。事实上那么多世代久居乡村的华裔在往哪里去谋生呢？政府采取强迫迁移，因而发生意外流血事件。各埠亦常发生不愉快事件，以致华商大都休业。甚至学生暴动破坏商店，烧毁汽车、货物。华商只好售完存货，将款购置寒衣、手表及金、钻等贵重物件，准备万不得已时回归祖国。祖国的接侨船来过几次，接回数批难侨。还有不少暂居于都市的寺庙、学校，或公共场所。
  苏加诺被选为终身总统，反对派之握有军队者起而反对，形成割据局面。因此国内发生战乱了，也因此迫迁遣侨之事逐渐搁置了。但政局不稳定，经济困难愈甚，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盾值一再贬值了。华裔们也感到坐食山崩，大家只好重新开始活动。我家也重新招来工人再动工制成衣了。我喜欢看外国画报杂志，学了些创新的灵巧，我们也学做外国所流行的牛仔裤，和用女人做裙套和内裤的鲜艳日本尼龙丝来做男士的短袖运动恤。我亲自到商店和路边的招卖场所去兜售，晚上又骑自行车带着现货到火车站广场和跑马场附近广场，和那些排地摊的游击商贩打交道。创新的货物居然畅销，以后甚至有很多商贩经常到我们小型工厂订货，我们也就添加工作人员，增备货色。
  为了保值，店中又购入不少应用的布匹，从前我们没有钱时，要买布料及辅料都是用现款，现在批发布商看我们资金增加了，也自动可以赊账了。世人多是锦上添花的，水涨船也升，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还是少提那些遭白眼的事吧，那是令人扫兴的。不用说，我们要遵守商业信用，这就是华人在南洋各地经商发迹的唯一根源。
  当时政府对内用兵，又得不到西方国家支持，外汇空虚，通货恶性膨胀，物价也随之日日高升。政府采取严刑峻法，企望能压抑物价，甚至用军队查对商店存货、发票、物价等等，总之，商人经商有如惊弓之鸟。但是商人多采取一个保本原则，“存货不存钱”，如可赊账一月，有时一月后货价已涨了五十巴仙（50％）。那时我们的商店已全部经营布匹了，并且在所谓原子市场购置了一个摊位专门零售，把存货分散，避免注意。
  大概在1965年，我们经济基础巩固了，我们就顶了一座在商店附近的房子，离开那“风吹墙动、雨来屋漏”的故居了。那时孩子们都在读书了，初搬进新房子，孩子们十分快乐，睡在新置的床上，看看墙上所挂的大幅油画，摸摸新桌椅，也陌生也欣喜！
  从此不再作成衣了，专心于布匹的经营，添请帮手扩充业务。我也亲自到雅加达向大批发商采货了，也和银行有来往，自已可开支票了。
  那时日本已发明多种由尼龙织成的布和新式西装布，男女可用，既美观又便宜，日本人并在印尼国内投资设厂生产这类新产品。印尼也有不少厂商的年青一代（其中不少华人）敢于创新，在银行支持之下合资开厂。印尼人喜新厌旧，对于新布都趋之若鹜。我们也赶热闹专贩这种新花样的布匹，销路容易，我店变成二盘商。我每周一次去雅加达，清早起床冲凉吃粥后，趁五点班的巴士客车或火车，九时左右抵达雅加达，那时批发商刚开店。在雅加达可逗留的时间有限，好在布匹批发商都在小南门的两三条街上，就利用几小时时间凭你眼光的锐利，从五花八门中选购你最合销的货。批发商马上捆寄运输行上载，隔天早晨我开店时货已到达了。我们买货者当天下午三时乘车回家，这样一天往返三百多公里，坐车拥挤，又是在雅加达炎热天气的热闹街上往来奔走几小时了，我因经两次开刀之后，身体衰弱，又不好随便乱食，常叫我大儿子南亭请假（他正在读高中）陪同我随带茶水点心，同时也可商量选择货色，有时也做我的印尼语老师。
  这时有个最大的困难必须想法克服：我既没有大本钱，又不是大批发商所认识信赖的，而在印尼卖货买货都是赊欠的，一般都是一月为期。如何取得不熟识的批发商的信任，这是最需动脑的问题了。
  在那些批发商中，当然也有一些是我所认识的同乡，可是要使这些认识我的人信任我更加困难，他们明白我的底子，晓得我本来是身无分文的，而且做过一官半职，他们的脑中“官”有两口，给吃掉怎么办？他们见到我倒是顶客气的，一直叫我“柯先生”，一般商人都是喊名道姓的，最多是称兄称叔之类，这“柯先生”的称呼便是见外了。我想买货时，他会笑嘻嘻地说“柯先生开张支票好吗？”陶朱公的经商法则也是教训人不可随便放账的。我支票放在荷包里，非是很必要不随便开的，因为我在银行可透支的数目不大，支票不兑现是犯法的，但我还是只好笑着说“好！好！”照开了。以后，每次必要向他们买货时，不等他们开口，我就把支票簿拿起来了。
  至于不认识的人反而容易对付。因为在雅加达小南门批发商中，最大多数是闽南人，其次是山东人，讲闽南话、国语都行，只有印度人一定要讲印尼语或英语。对闽南人、山东人用国语，我当然讲得流畅，而且能够说得有文化素养的派头，这样也加重他们对我的信任。中间有几个山东人和我有缘，而且成为朋友。其实，在商人中曾受过良好教育的不少，在祖国读过大、中学校，过番后走进商界的，他们对我特别照顾。
  那时印尼国内厂商也渐多了。印尼政府为照顾国内工厂产品的销路，对外国输入的同类货品课税特高，但对国内未能生产者则减低税率。那时风行穿夹克外套御风取暖，而且这种布料是加上一层薄有胶，或是不漏水的降落伞布，都是外国输入，却很便宜。我认为做这门生意最上算，销路既多，获利又好，甚至有时能卖现款。三两年间，获利甚丰，资本增了很多，一次进货就是数千近万码了，所以再顶下一间商店，以楼上楼下都做仓库。有时连家中也堆满了货。自己买了一架汽车，来往雅加达就方便舒服了。
  再进一步，我就直接和输入商（即经营进口的公司）打交道，减少一道环节，价格便宜得多。印尼输入商大都是印度人，租住楼上的写字间，只有电话机和一些样品，而在仓库里，一样货常是几万码的。我取得输入商的信用，为能控制市场，壮起胆量，一批货常是三万五万码的进，然后分批卖。这些输入商给我赊欠的数目很大，我俨然与雅加达小南门的大批发商并驾齐驱了。与输入商来往久了，我特别问当中一位：当初次成交时，为什么敢相信我那么大笔的欠款。他说小南门的批发商常把我的支票转给他，都是能得兑现。不认识我人却先认识我的支票了。他还说“你印尼语都讲得不流利，却会讲些英语，可见你是华裔，而且是有学养的人，我断定你是可靠的人，我看你也没有骗人的本领呢”。我想他的论断也有些道理。
  生意扩大了，我又在旧店附近再顶了两间大店，也添置货车，可是为了不惹人注意，我仍在旧店做生意，人手不足，只好让高中毕业的大儿子南亭跟我学做生意。经过失败的人特别洁身自爱，我时常警惕他和家人不可骄纵奢华。
  有了儿子的协助，如虎添翼。因为我的货源是直接来自输入商，所以批发价能与雅加达的批发商和盘，商店门市和巴刹摊贩喜欢来我这里进货。以后我发现那种贴合有胶的夹克布也有用为沙发布和制书包、手提袋之用，而且获利更丰，就多聘职员，随我大儿子南亭到东爪哇、中爪哇及苏门答腊各大埠去推销。我们又添做日本沙发布和香港、日本的牛仔布生意，每月进出的布匹都在数十万码之数。十数年间，我们变成大批发商，很多朋友还不知道呢。
  后来，我们又兼做地产，买土地，置房子，并搬家到从前的荷兰区去，住到往日荷人官员的房子里去。同时，我们也雄心勃勃想自己开工厂，所以先购置了十二架针织机，暂租厂房，织造早期的沙发布，由次子南鸣儿主持。那时做厂的还少，销路不错，也颇有利。七十年代末，有朋友办厂，用新式日本机器织造沙发布，因为我们已做惯了外国输入的沙发布生意，所以也由我们代理经销。同时，我们也代理东爪哇大输入商输入的台湾产植毛绒和中国产灯芯绒，生意做得更多方面了。
  我们蓄意要开工厂，早在心中盘算很久了，只是自己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我也曾到新加坡找门路，要参观和学习经验，可是找不到门路。后来我们向已有大工厂的郭君参加一些股份，但合作不容易，就向郭君购买了十二架英制的针织机，向人家租厂房，自己没有经验，聘请两位技术人员，由南鸣儿主持，我也不时去巡视和安排十来个工人的工作。南鸣儿也很自爱，认真学习，学会如何使用机器和修理机器。那时做初期沙发布的厂还不多，销路好，获利丰。机器平常都是二十四小时不停的运转，鸣儿和技工们晚上倦了就睡在布堆上。
  那时，我们还是以经商为主，由南亭儿出外联络买货卖货，我和妻子在店中主持，随时以电话联络。但为工厂久远前途，我设法把在大学里学习建筑工程的第三子南茵送到日本专习纺织。他一面读书，一面在工厂实习，卒业之后还特地在工厂实际工作三个月。
  后来我们自己买地建工厂，起初只建三千公尺的厂房和几百公尺的办事处，慢慢增添购置日本有胶贴合机和德、英的新式织造沙发布机器等，于1980年正式开张工厂，命名为P.T.SinanAvsral，那时三兄弟同心经营工厂，店中由我夫妻和媳妇们料理。
  工厂方面逐年扩建厂房，以至近两万平方米的土地都建满，并且将最后的两座建为两层。工厂和商店既都获利，我们就在工厂邻近地方购置地皮近七万平方米，于1988年杪开始兴建第二厂，并派星儿偕一位女婿同到德国参观机器展览会，然后转英订购英、德、意等国各种新机器，最重要的是英制纺纱机、德制定型机及意大利织造大花草的机器，能使产品更适合输出外销。
  1989年初，我们赶建新厂，一方面购进日本新机器，用我厂所织布料自制新式日本式拖鞋。那种机器很轻便，我们很快改建仓库空房为工场，招训工人，马上开工生产，短短时间内便有产品外销，主销日本。这个拖鞋厂由女婿游氏主持，属于我们家族纺织公司的子工厂，原料采用我厂生产的布料。1990年，日本人投资在上海建立一个拖鞋厂，原料也由我厂与其订立合同负责供应。1989年杪，第二纺织厂建成，机器全部到齐安装。从此，产布量成倍增加，外销量随之增加。我们再购置土地，现在工厂面积总计1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还有进一步扩建发展的馀地。近年来建成的高速公路刚好从工厂前面经过，天时地利，交通更加方便，地价也大提高。
  八十年代我们几次派儿子、女婿到各国参观取经，参加各地纺织机械展览会，学习先进技术，订购新式机械设备。现有机器大多数是英国、意大利、日本的大型新设备。从原子米纺成线粒、织布、染色、定型、印花、整润等工序都不出厂门一步，自己完成。生产计划、生产过程的控制及新产品的开发都实行了计算机化。工艺流程基本上自动化。厂内各单位都能请原机器生产国的技师为技术人员，现在工厂内不仅有印尼人、华人，也有德国、日本、南朝鲜等国家和台湾的专任人员。外籍人员薪金以外币计算支付。印尼政府为引进人才，鼓励本国产品输出，争取外汇，经申请核准后，外籍人员薪金政府负责一半。
  1990年，我们纺织公司各厂拥有职工1500人，分三班或二班工作，年生产各种室内装璜布、窗帘布、工艺布、坐垫布1800万米。产品出口澳洲、亚洲、中东和欧洲各国。印尼国内有十多位推销员，国外欧洲、中东及东南亚各国则由我女婿和儿子三人经常轮流出国推销。大陆及港澳地区则在香港设立广豪公司代理，由我两位内弟主持。北京召开第十一届亚运会时，各体育场所和亚运村装璜用布都向我公司订购，价格特予优惠。
  、积十年经营纺织公司经验，初步得出以下几条：第一，眼光要远大，要瞄准国际市场，不断开发新产品。新产品的开发来源于计算机技术和全体员工的创造力。拿得出新产品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市场需要，因此，我们舍得花钱在新设备的购置和新工艺引进上面，想方设法推出新一代产品，到国际市场上去竞争。1990年我公司产品参加德国博览会展销，价廉物美，争取到不少欧洲新客户订货。第二，充分调动职工积极性，这不是空话，而是要给予培养、照顾、体贴。你舍得花钱，他才肯为厂竭智尽忠，把点滴力量贡献出来。要马儿走，就得喂马儿嫩草，我们除优惠给予工资、奖金外，还贷款给职工购买摩托车、汽车，上下班一律由公司汽车运送，假期免费组织旅游……职工每年发两套制服。每人胸前佩上名章像片，都以能在这家公司工作为荣。最要紧的是我们与国家银行、私营银行、外国银行的关系好，在资金运用上随时得到银行支持。我们是道地商人，不走政治关系，孔夫子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想，作为一个企业经营者，这“道”字该是包括办厂的领导艺术和商业道德。
  我公司是一个家庭集团企业。我当董事长，年逾古稀，精力有限，现在工厂的日常工作都由我的三个男儿和两个女婿主持，分工负责。两间商店由三个媳妇管理。厂、店都有严格的财务制度，共同遵守。我们老夫妇随兴之所至，这边走走，那边巡巡。朋友们戏呼我们为“总督”或“总巡”。不错，事业是我们夫妇用血汗白手起家的，总要让他跟随时代的步伐前进发展，我们总是放心不下止于“总督”或“总巡”的，要听取他（她）们的汇报，了解全面情况。他（她）们都学有专长，学历才千比我们强得多。相信他（她）是会团结一致，把企业大步推向前进的。我们必须振兴实业，对食于斯的印尼国家作出贡献。
  漳浦侨胞对家乡的贡献
  张玉柱柯清元
  爱国爱乡是华侨的优良传统。漳浦旅外侨胞同样热心家乡经济建设及公益事业，常常踊跃贡献财力物力，献计献策，卓有成效，受到广大人民的颂扬。
  一、教育事业
  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1989年，全县侨胞300多人共捐资人民币（按当时的外汇兑换率计算）155万元用于办学，捐资基建面积13多万平方米，有5所中学、18所小学、5所幼儿园受资助。侨胞投资办学犹如接力跑，一代接过一代，一代胜过一代。
  1、从养正小学到和坑中学
  侨胞蓝赞绪先生，近年来共捐资人民币34万元，兴建和坑中学，共建教室7座，礼堂、宿舍共1600平方米，是本县捐资兴建学校的一面旗帜，1989年，荣获福建省人民政府颁发“乐育英才”奖状和银质奖章。
  蓝赞绪先生从祖辈创办和坑养正小学，父辈扩充养正小学校舍，到本人筹建和坑中学，其子女纷纷出资支持父亲事业，经历了四代人热心办学的历史。他的祖父蓝澄清是清光绪年间秀才，为人忠诚，学问广博，工于诗词，乐善好施，蓝氏合族尊为长者。他以卓识远见，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独资创办养正小学，是兴办学校的先行者，解决了处于穷乡僻壤的学生求学困难。传子蓝长江（赞绪之父），福建政法学堂政法系毕业后，于民国十四年任漳浦县教育局长，翌年任县长，因南北政见不同，出洋谋生。在国外常汇款回乡补充学校设备，扩充校舍。民国二十三年（1924年）福建省第五行政区专员兼县长朱熙为该校题匾“新仁美邻”。子蓝赞绪先生在国外积数十年勤俭之资，决心实现长辈心愿，筹建和坑中学，于1983年回乡，从学校选址，教室、宿舍、礼堂的兴建，都与乡人共同研究规划。1987年2月20日，和坑中学落成，他专程从海外赶回参加落成典礼。以后，他回到侨居地又积极筹划为故乡兴办更多的公益事业，不幸于1988年冬逝世，噩讯传来，故乡人无不同声哀悼。
  2、马坪育才小学与“照馨教学楼”
  马坪中心小学，前身为育才小学，华侨陈照馨先生倡导创办的。照馨先生生于清同治十三年，卒于民国三十二年（1874～1943）。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闽南大旱，很多人出国谋生，照馨以他的魄力成为“水客”（为华侨传递家信，捎带银钱物件，进而往返贩货，帮带“新客”出洋）。深感为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状态，兴办学校为根本要务，在稍有积蓄之后即筹划办学育才，于民国六年（1917年）倾大部份积蓄（1500银元）并发动同乡华侨共襄义举，在故乡马坪后康村创办“育才小学”，落成开学之日，举行典礼，粤军驻漳总司令陈炯明赠“尊工尚实”匾额，命人专程祝贺，县地方政府送“得育英才”匾额。该校是本县第一所侨办学校。后改为公办马坪中心小学，而陈氏子孙及马坪后辈华侨不时捐助，扩建校舍，增添设备，蔚然成风。照馨先生之子美籍华人陈锡铨先生于1988年从美国芝加哥回乡谒祖，捐资人民币十一万元为该校新建教学楼，于1989年6月1日竣工交付学校使用，为纪念先人首创学校之功绩，命名为“照馨教学楼”。接着又有侨胞为马坪中学建“爱国楼”、“爱乡楼”设奖教奖学金，建幼儿园，详《爱国华侨陈壬水与“新马坪”》一文。
  3、纯美中学与纯美奖学金、纯美纪念馆
  漳浦第二中学址在侨乡佛昙镇，前身为纯美中学，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爱国侨领杨纯美先生所独资创办。当时第五行政区（今为漳州市）各县除龙溪县外，只漳浦县有一间县立中学，那一年刚好因为经费问题停办，私立纯美中学便成为九县仅有的一间中学了，就是漳州、泉州、厦门的许多中学也满足不了闽南各地莘莘学子的求学需要，因而除浦、云、诏、东各县学生来投考外，也有来自同安、长泰、惠安等县及石码、海澄的学生。数十年来人才辈出，遍布海内外。漳浦海外侨胞为发扬纯美先生办学精神，在漳浦县第二中学设“纯美奖学金”，并建“纯美纪念馆”。奖学金自1989年试行，每年1.4万元人民币。纪念馆于1990年11月举行揭幕典礼。
  4、华侨中学
  漳浦华侨中学是1957年春由湖西乡侨胞蓝亚南、蓝彰传等先生发动华侨捐资，集腋成裘，群策群力创办的（学校有树碑铭记捐资芳名录）。同年9月经县报准福建省教育厅，命名为“福建省漳浦华侨中学”。办学初期，经费由侨胞提供，学校董事会监督使用。校舍侨资所建，1984年侨胞再集资13.5万港元添建图书馆（捐资芳名树碑于图书馆内）。后蓝先生又倡设华侨中学奖学金，集资12.5万港元为奖学基金，交学校董事会监督使用。1989年，侨胞蓝天龙先生等再发起集资新建华侨中学教学楼。1989年，福建省人民政府颁给漳浦华侨中学董事会“乐育英才”荣誉奖状及银质奖章。
  5、春晖奖学金及“春晖亭”、“柳园”
  漳浦第一中学华侨老校友为纪念母校培育之恩，自1983年在母校设置“春晖奖学金”试行已八年。每年人民币1.6万元左右（随外汇折率），以奖励学生勤奋学习。1991年起增为2万元。为增进校园环境美化，以利课馀休息，并于1986年献款3.85万元，建春晖亭于荷花池畔，1988年再献款1.5万元，扩建附近空地为“柳园”，广植花木，并陈列一些文物，以供观赏。
  华侨在本县捐资办教育事业的还有：陈允金先生捐建前湖小学；杨江泽先生捐建鸿儒小学；黄良寿先生捐建花林小学；蔡福庆先生捐建洞野小学，并设奖教奖学基金；杨维廉先生捐建岱嵩小学。
  新民村是南安建水库时移民于漳浦大南坂农场的新村，华侨和港澳同胞也捐建校舍。
  二、医疗卫生事业
  漳浦县华侨捐资在故乡办医疗卫生事业，至1989年共计人民币50多万元。
  佛昙镇侨胞于五十年代中期就集资兴建华侨医院门诊楼，六十年代又集资建病房。1989年，归侨杨维廉先生及其亲属再捐资6万港元建设妇产科楼。又有华侨添置医疗设备，赠送救护车等，至八十年代，共捐资于华侨医院人民币30多万元，基建面积近二千平方米。
  1989年，华侨陈壬水先生献款20万元，在马坪乡新建马坪卫生院，并以纪念父亲命名主楼为“连璧楼”。设有门诊楼和住院病房，基建面积770平方米。
  佛昙镇的岱嵩、整美二村医疗室也是华侨捐建的。
  湖西华侨集资赠送保健院救护车一部。
  绥安镇侨胞柯先生于1985年捐人民币一万元，购置胃镜一部，赠送漳浦县中医院。
  三、交通事业
  北伐后，南北战争结束，闽南兴起建设公路高潮。当时财政困难，政府发动华侨投资，以筑路之优先权租路通车。民国十六年（1927年），福建省建设厅公路局漳州分局主持兴建“龙诏”（自漳州至诏安分水关）公路。拥有军政大权的驻漳四十九师师长张贞设想漳浦应有二条支线，东抵厦门对面的屿仔尾，西入平和，发动华侨投资兴建。即由杨纯美先生任董事长，蓝秋金先生任副董事长，与陈照馨、蓝长泽等先生，率先倡导，并向海外华侨集资，由林安国任经理，组成“官督民办汽车路公司”，第一期收股金四万元，主要用于建设桥涵，土方由县政府发动民工义务修建，公司略予补助。民国十九年（1930年）再收股金二万元，即改“官督民办汽车路公司”为“华侨商办汽车公司”，向厦门福特公司购买二吨福特牌客车二辆、货车一辆，先投入营运，年底添置二吨客车三辆，小蓬车二辆，翌年从旧镇通车至佛昙，从县城通车至象牙庄（县城至旧镇段属于“龙诏”公司经营权，必须向其“借路”空车经过）。至抗战爆发的次年（民国二十六年，即1937年）公路破坏，汽车被军队征用，公司财本无归。
  同一时期，还有以同样形式由华侨投资建路通车的佛昙下坑至马坪公路（陈照馨主持）、佛昙至湖西公路（蓝秋金主持），抗日战争时破坏，停止通车。
  新中国成立后，公路四通八达。1989年陈壬水先生等海外侨胞，为实现马坪至白水营的通车，共集资捐赠6万港元，作为新筑马坪至龙海白水营的“白马公路”经费，土方由民工完成。
  四、建侨联等
  本县旅外华侨又有集资兴建“漳浦县归国华侨联合会”“马坪乡归国华侨联合会”、“漳浦县海外联谊会”等，共达人民币五十多万元。这些会所除“漳浦县海外联谊会”大楼尚在筹办中外，其余均已先后竣工交付使用。并由海外侨胞集资捐赠县侨联会旅行车五部，作为回乡探亲、旅游的接待用车。此外，有铺桥造路、赠送农用汽车、修建祖祠、架设电灯等等公益事业。
  热心故乡公益事业的归侨杨维廉先生
  柳永真
  在漳州市九县一区，人们传颂着一位爱国爱乡、热心公益事业的老归侨，他就是八十三岁高龄的杨维廉先生。
  杨先生漳浦县佛昙镇岱嵩村人，早年漂洋过海到异国谋生，在尝遍人生辛酸之后，渐渐地发家致富，随着业务的开拓和发展，他的爱国心更加炽热。抗日战争期间，他痛恨日本侵略祖国锦绣江山，便坚决抵制日货并宣传抗战，资助抗战。1938年在爪哇三宝垅参加“中华国语会”，积极参与筹募款项和购买药品，为支援祖国抗日战争四处奔波。日本投降后，他发起组织三宝垅“新友社”，筹款创办“新友社义务小学”，之后还扩充为中学，积极培养华侨子弟。1956年在万隆参加“漳泉公会”任历届交际、文书职务；同时参加“中华总会”，被选为工作委员；不久又参加“万隆佛昙杨氏联谊会”，担任董事。他一人身兼数职，为爱国社团的工作竭尽全力，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信赖和称赞。
  杨维廉先生在商业上几经风雨，几度春秋，但心里惦念的是报答故土养育之恩。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热心故乡的公益事业。早在1954年，他就数次汇款来家乡捐建漳浦县佛昙镇岱嵩小学，1957年又与旅外乡亲集资捐建佛昙华侨医院。1959年杨先生伉俪从印尼回国观光，参加国庆10周年庆祝活动，受到周总理亲切接见。1962年他捐建漳浦马坪中学校舍，以他岳父，一位对故乡建设做出卓越贡献的已故老华侨陈照馨先生的名字，命名为“照馨室”。他爱国爱乡的热忱，受到海内外人士的爱戴和赞扬。
  1965年，杨维廉先生携眷回归祖国，定居漳州。随即投入漳州市和漳浦县侨联会工作，在“文革”中坚持为归侨、侨眷义务代书，从无间断，也不取报酬。1979年杨先生被选为市侨联常委、漳浦县侨联主席：1980年被选为漳浦县第五届政协副主席。1982年后被选为市政协常委、芗城区侨联副主席、市侨联常委、省侨联委员等职务。
  1982年，杨先生给家乡岱嵩村捐港币3.3万元，兴建保健站一座，解决了家乡就医难的问题，给海岛渔民身体健康带来了福音。1983年他广泛联系海外侨友集资筹建漳浦县侨联大厦，杨先生与弟侄带头捐献5万元港币，许多乡亲在他的爱国爱乡精神感召下，慷慨解囊，使一座近十平方米的侨联大厦巍然矗立在佛昙镇上。
  1988年，杨先生为祝贺他的母亲陈网娘百岁寿诞，捐资5万元人民币兴建佛昙华侨医院妇产科楼房一座，上下10个房间，同年又以夫人陈萃娘的名字捐港币1.4万元给漳浦马坪中心小学添建一间教务办公室。前几年，漳州华侨中学要扩建教学大楼，杨先生捐献人民币1.5万元；1991年又捐助芗城区华侨幼儿园建筑费港币5000元。杨先生深深体会到，国家要富强，民族要振兴，应以发展教育为先的道理。又动员海外的弟侄再捐15万元，在家乡重建岱嵩学校教学楼一座，面积400多平方米，他本人单独捐5万元建第三层三间教室。他一家前后共捐献给家乡公益和教育事业的款项达40多万元，为造福桑梓做出了宝贵的奉献。
  由于杨先生对侨联工作及在家乡兴办公益事业中做出卓有成效的贡献，于1986年被评为“全国侨联工作积极分子”，1989年被评为“福建省侨联工作积极分子”，1990年又荣获市“为侨乡经济建设服务积极分子”等光荣称号。
  爱国侨胞陈壬水与“新马坪”
  陈芳浦
  爱国侨胞陈壬水先生，民国十六年（1927年）诞生于漳浦县马坪乡后康村一个华侨家庭。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7月于龙溪师范毕业后，在家乡马坪中心小学任教一年，次年10月随父母出洋经商，历数十年奋斗，终于事业有成，热心公益事业，被推为当地社团——陈圣王公会主席。
  马坪地处漳浦、海澄（今龙海县）二县交界的山区，历来交通不便。过去乡人或贸易，或出洋谋生，或回乡探亲，均须徒步爬越漳浦与龙海交界的“油盐古道”陈仓岭。从马坪上岭须一步一坎，一步一颤地爬五百二十九级石阶才能登抵山巅岭界，然后又一级一级地下山，经郊边、胶榄岭方抵交通要冲的白水营商埠。多少年来，海内外乡亲多么盼望修一条从马坪过陈仓岭经郊边抵白水营之公路——白马公路。
  壬水先生走遍天下，深知“马坪经济要活，需先修路”之理。为实现海内外乡亲梦寐以求的兴修白马公路之夙愿，他两度回国，亲自到漳浦、龙海和漳州市，向领导倡议修通这两县交界路段，使佛昙、马坪、白水营三侨乡重镇的经济命脉畅通。且亲自勘测路线。到南洋后，他发动海外侨胞，并带头捐资，共襄义举。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投入财物，当地群众踊跃出力，工程于1989年动工，1990年底修成通车，终于实现前辈所未能实现的理想。壬水先生又数次捐资于故乡村间的铺桥造路，如1991年春建成的后康村“思亲桥”，既解决了乡亲涉水过溪耕作之苦，又方便全村交通运输。
  壬水先生热心家乡教育事业。多次捐资为马坪中心小学添建教室，购置图书，仪器，文体设备。马坪中学设置后，为建中学教学楼，他与侨胞先合资建“爱国楼”，后又与侨胞陈建发、建娘兄妹合建“爱乡楼”。以爱国爱乡表达海外赤子之诚。1985年，壬水先生再与侨胞陈宝鼎、陈福荣二先生集资十万港元（自己出资五万港元），设立“马坪育才奖教奖学基金”，以褒奖优秀教师、品学兼优学子。被推任“马坪校董会”董事长。
  为了解决山区缺医少药，乡亲看病就医的困难，壬水先生于1989年独资捐建马坪卫生院，工程于1990年底竣工。主楼以父名命名为“连璧楼”。1990年12月4日，马坪乡热闹非常，县有关领导，各乡镇卫生院负责人都来参加落成典礼，陈壬水先生专程回国，欣喜地与县长一起，主持剪彩仪式。
  为了开发山区经济，鼓励乡亲们开山种果，1985年他率先投资数万元，开垦荒山种植荔枝一百多亩，在他的带动和示范下，马坪一片片荒山秃岭正在披上绿装，结出硕果。
  多年来，陈壬水先生捐建或赠送于家乡的公益事业还有：马坪乡侨联大厦，漳浦县侨联大厦，漳浦县海外联谊大厦，和坑中学教学仪器，后康村高压电网、后康村幼儿园、马坪电视差转台，马坪候车室、后康村祖祠以及赠送给有关单位的农用汽车、电冰箱、电视机等等，总计捐资六十多万港元。
  陈壬水先生热心家乡公益，为建设家乡的无私奉献精神，在海外侨胞和故乡人们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怀念，并激励和鼓舞着故乡人民加速建设新马坪的步伐。1987年马坪重新建乡后，陈先生和广大海外侨胞关心和支持侨乡建设事业的热情出现了空前的高涨，故乡人民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正在为建设更加繁荣、美好的新故乡而努力奋斗。
  爱国侨胞蓝赞绪先生
  蓝仲平
  蓝赞绪字中民，1922年5月出生于漳浦和坑村。16岁毕业于和坑小学（原养正学校）。19岁南渡印度尼西亚经商，先后在万隆经营汽车维修店，在雅加达经营钢材生意。他出身书香世家，祖父蓝澄清是清末秀才，全乡尊为长者。父亲蓝长江（字子扬）民国初年福州政法学堂（大专）毕业。叔辈兄弟辈多人大学毕业。他自己自幼受良好的家教熏陶，养成孝顺持家，公正处事，诚恳待人，热心社会公益的美德。一向竭诚为同乡侨胞服务，侨胞委托携款回乡，专心如数送到，并帮助侨胞回乡寻根谒祖，或代联系，或亲自引导。他热心华侨社团工作，在万隆“漳泉公会”负责财务时，逢排华风潮，他尽心救济工作，安排难侨食宿，帮助难侨回归祖国，做了大量工作。
  赞绪先生对故乡教育及其他公益事业十分热心。他祖父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独资创办的养正学校，至民国改为和坑小学，他父亲又加以改革、扩充，造就了很多人才，他从小在这所小学读书，即立志继承祖父、父亲的事业而发扬光大之。他在侨居地艰苦奋斗至事业有相当规模时，即开始对和坑小学进行物质支持，多次回乡视察，与故乡人研究扩充办学方案，为和坑小学增建校舍。1987年，他又带头献款，并发动堂弟及亲戚集资，共捐献人民币34万元，兴建和坑中学，又存款5万港元作为奖学基金。他多次回乡与乡人共同规划，务使校舍符合标准。
  对故乡其他公益事业，赞绪先生也都踊跃支持，如侨胞为故乡捐赠汽车，集资建漳浦县侨联大厦，及多次为佛昙、湖西、赤岭扩充医疗机构和设备，增建病房，充实器械等，他都带头献款，多方发动宗亲共同修缮“隆教总祖祠”及“种玉堂”祖祠，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他曾携带亲戚、子女回国谒祖，他要求子女在家中讲家乡话，行家乡礼仪，不忘祖地，缅怀祖宗。1965年印尼废除华文学校，他特送三个儿子分别到新加坡和台湾学习中文。
  赞绪先生孝养双亲，注意对后代的培养，训导子女自小养成良好品德，努力学习文化及专业技能。三个儿子不负所望，分别留学日本、加拿大和在台湾大学毕业。其中两位成为外国公司在印尼的总代理。三个女儿都高中毕业。他的妻弟不务正业，经他耐心教育，也逐步改正。
  赞绪先生近闻家乡筹建海外联谊大厦，带病挨家发动捐助，已筹集10万港元，自己认捐2万港元，汇回家乡。在继续努力之际，他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于1989年11月13日逝世，享寿68岁。噩讯传来，故乡人无不同声哀悼。
  漳浦侨汇与侨眷企业
  张玉柱
  侨汇
  自鸦片战争以后，清廷在帝国主义压力下，再也不能实行禁止国人侨居国外的政策，大量人民出洋谋生。作为华侨与故乡家人联系纽带的“水客”、“客头”、“侨批馆”相继产生。水客为华侨捎带家信、款项回乡，亲送侨眷妥收，取回信报达寄款人，受嘱托代购在侨居地买不到的故乡物件，发展成为往来经商，以“旧客”带“新客”出洋谋生，便成为“客头”。后来有商店兼营收寄侨款业务，发展成为“侨批馆”。
  早期的漳浦华侨知名人士陈照馨，他的女婿，曾任漳浦县侨联主席的杨维廉、前侨联主席陈振昌等，都当过“水客”。杨氏从1931年起当了三年水客，以后才坐地经商。陈振昌主席1921年出生于印尼，据他回忆，自他孩提时，就知道印尼有华侨办的汇兑局，如马墟村华侨陈添兴办的“南侨汇兑庄”，陈加谷先生与人合股在厦行开设的联合公司等。但华侨寄信寄款回家更喜欢寄托水客，因为有许多比侨汇局更利便的特点：一、当时华侨大多数劳苦出身，没有文化，水客不但代写信，而且不论穷乡僻壤，水客都送到受款人亲收，当面回答侨眷对海外亲人情况的询问。二、所交托的水客不论在侨居地或家乡，都是熟人，有的还沾亲带故，可以相信。三、水客在要动身回唐山之前，都对相熟的华侨进行走访，不论道路远近，服务周到，本来无甚积蓄还不想寄钱的，一见水客光临，便凑合一些寄回去。四、不论款项多少都可寄，没有写信也可托口信。五、家乡有子女或其他亲人要到南洋，可托水客带去，免致路途生疏发生不测。水客除收取寄款手续费外，还可先将所寄款项周转，北返时买些洋货，转手便可获利。他们再去南洋时，也买一些唐山土产如茶叶、柿饼、龙眼干、杨梅干，甚至著名的佛昙“双桃”豆仁饼等食品，老华侨们在尝到故乡物品时，就好像回到故乡一样，得到异乡游子的安慰。水客在侨居地和故乡都是受欢迎的人物，又是获利不小，所以有不少经得起旅途劳顿的人经营此业，仅马坪一地在民国时期就有十三人。
  解放后，侨汇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和侨务政策以及侨居国政治、经济情况和对华政策而增减。1955年2月，国务院颁发《关于贯彻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本县全面贯彻侨汇政策，侨汇收入有很大变化。1953年漳浦全县侨汇为3.1万元，1954年为3.6万元，1955年5月至8月四个月间，侨汇猛增至6.09万元，1957年达人民币47万元。1960年至1963年三年暂时性困难时期，国家为了照顾侨眷和归侨生活，允许海外华侨免税进口粮、油等食品，侨汇相对减少。“文革”十年，视侨汇为不正当收入，且当时侨务机构瘫痪，无从谈起。自1979年以来，随着开放政策的实施，普遍存在着外汇市场兑换价高出国家银行牌价的情况，因此，不少海外侨胞及港澳台胞通过回乡探亲、旅游、观光等途径，把外汇直接带入。此外，以物代汇的情况也普遍存在，国家优待回乡“三胞”，规定可以免税带入若干物件，因而通过国家银行的侨汇也就相对减少了。
  解放前侨汇没有通过国家银行，数目无从统计。这里仅就1975年至1990年通过国家银行汇入的，历年漳浦县侨汇（除加注者之外均折合人民币）罗列于下：（外汇与人民币折率历年不同，仍按当时汇率计算）
  1975年302530元；1976年280803元；1977年316655元；1978年407071元；1979年438286元；1980年575775元；1981年588544元；1982年724430元；1983年681972元；1984年640938元；1985年366174元；1986年607823元；1987年489824元；1988年199268元；1989年34440美元；1990年34065美元。
  国家在对粮、油、布等商品实行统购统销后，为了照顾华侨回乡探亲和侨眷、归侨的生活，1956年7月，省侨委、粮食厅、供销社、商业厅发出凭侨汇收入供应物资的联合通知。1957年11月，福建省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凭侨汇收入增加物资供应的通知》，规定从12月1日起，每百元人民币的侨汇按统销价供应大米12斤、食油3斤、食糖5斤、猪肉2斤，发布票10尺。1959年及1962年，国务院、省人委又先后通知降低凭侨汇供应物资的零售价和提高供应指标。供应部门设立专柜供应。为帮助华侨汇款回乡建房，1978年起又可以凭侨汇供应“三材”（木材、钢材、水泥）。本县1978年至1985年“三材”共供应水泥423.8吨，木材302.7立方米，钢材56.1吨。1989年以后，随着国家物资供应体制改革，且发行外汇兑换券，因此，以侨汇收入供应物资也就难于统计了。
  侨汇的用途，过去大部份用于国内眷属的生活，养成多数侨眷不思自力谋生，一旦侨汇中断，生活便陷入困境。据陈振昌先生回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侨汇中断，不少侨眷只得变卖细软、衣物度日，甚至有卖儿鬻女弄得骨肉分离的。解放后人民政府鼓励和扶助侨眷利用侨汇发展农工商业生产。
  侨眷企业
  帮助国内侨眷兴办企业，发展侨乡经济，已成为近年来侨胞投资家乡经济建设的另一种形式。1980年，时任漳浦县侨联会主席的归侨杨维廉先生，高瞻远瞩，率先利用海外侨资发展家乡——岱嵩岛的渔业生产，他不仅支持自己的侄子利用侨资更新渔具设备，改帆船捕捞为小机电船捕捞，增添网具，由单项改为多种作业，而且也发动海外原来的故旧好友投资，为家乡的眷属发展机电船捕捞生产。由于“鸟枪换大炮”，很快收到了经济效益，出现了一马当先，万马齐奔的新局面，加上政府的大力支持，目前，全海岛利用机电船捕捞的作业，已由原来四位侨胞领先支持自己亲属更新的四艘机电船，发展到现在的160多艘，年产值达1100多万元，人均纯收入近1000元。如今这个小岛渔家，正沿着党指引的康庄大道迈进。又如大南坂农场归侨陈亚叶，1983年初在海外亲人的资助下，办起饮食店，开办以来，她信奉“做人必立世为正，办店须取信于民”的宗旨，以服务周到，方便顾客，拾金不昧，义重于利的经营作风和品德，赢得顾客的信赖和赞扬，小店越办越兴旺，事业越来越发展，不仅被县工商局评为“文明饭店”，且得到海外亲人的赞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和搞活经济的新形势，许多海外侨胞变赡养国内眷属生活的侨汇为投资帮助眷属兴办企业，鼓励亲人勤劳致富。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养鸡生蛋”的好办法。因此，投资兴办侨乡企业犹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全县主要侨乡的佛昙镇、湖西乡、马坪乡，以及归侨集居地的大南坂农场等，新兴的侨乡各种经济实体，或独资，或合资，共有50多家，既有生产型，又有服务型，诸如围埭养殖、海水捕捞、交通运输、五金修配、塑料再生、纸箱生产、饲料加工、鞋帽服装、糕饼制品、旅社饮食业、百货商店、医药铺等行业，范围广泛。对繁荣侨乡经济起了积极作用，且增加侨眷收入，改变过去单纯依赖侨汇生活的习惯，并解决一些人的就业。
  归侨接待安置
  张玉柱
  接待安置归国华侨，是一项重要的侨务工作。本县归侨的安置，除一部份在国内有亲人回故里团聚外，大都是因侨居地排华回国的难侨。本县对难侨的接待安置，主要是1960年因印尼排华回国的难侨和1978年越南当局排华被迫回国的难侨。
  一、大南坂农场的安置
  1960年下半年，本县接到上级安置印尼归侨任务后，即抽调现任政协副主席陈柳枝同志（时任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安置办主任）带队，组成县接待安置工作组，共12人。他们不辞劳苦，亲赴广州三元里、黄浦江口，历时近一个月，陆续接回1000多名印尼归国难侨。这批归侨，除前期100多名安置在本县的农械厂、酱油厂、印刷厂、皮革厂等企业外，其余大都安置在国营大南坂农场（含万安分场）。
  大南坂农场原名“福建省农林改良总场漳浦农场”，建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解放后逐步扩充范围，为县辖场。1956年为省农垦厅直属场。为了做好接待安置工作，当时省华侨事务委员会投资23万多元，调拨钢材7吨，木材1300立方米，水泥78吨，安置费13944元，和大批日用品物资，使这批印尼的归国难侨，得到妥善安置。
  二、白竹湖农场的安置
  白竹湖农场建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原系爱国华侨杨纯美先生创办的“漳浦华侨农林股份公司”。计垦荒数百亩，主要经营果林和畜牧。解放后，全权管理人何希怀登报宣告农场结束而去。时县政府将农场的部份土地、房舍、果树交由附近的楼下乡暂时代管。1954年，菲律宾归侨杨德元先生投资2.7万元，在白竹湖附近的顶埕古台创办“古台华侨垦牧场”。1955年，侨眷陈道甫先生集资4千元，在赤湖的古山创办“古山垦牧场”均因资金短缺未见效益。1958年漳浦县人民政府将这三处垦场合拼，组成“国营漳浦白竹湖农场”。现总面积约3万亩左右，有9百多户，4千8百多人口。
  1978年，越南当局掀起排华浪潮。当年7月份，本县接受安置越南归侨任务。由于任务大，时间紧迫，中共漳浦县委和县革委即成立接待安置领导小组，由县委副书记王作祥任组长，县革委副主任蔡月、统战部副部长陈柳枝任副组长。抽调公安、侨办、粮食、供销、物资、木材、卫生、劳动等有关部门参加配合，组成县接待安置办公室，由各单位抽调20多人分三批亲赴广西的中越友谊关，共接回越南归国难侨414户，2154名（联合国谓之印支难民）。为了做好安置工作，县委、县革委从全县抽调主要基建力量，组成5个基建队共955人，分赴白竹湖、古山、南山、和坑、顶埕等作业区，全力突击基建，调拨竹木材100立方米，用20天左右的时间搭起5484平方米的简易住房，修缮瓦屋2640平方米，使前期到达的1106名（包括途中和安置后出生的婴儿5人）很快得到妥善安置。另一方面，归侨新村基建工程也全面铺开，新建6处华侨新村，第一期建成平屋23座，7953平方米，楼房14座，4515平方米，并增设南山作业区，改称“国营白竹湖华侨农场”。归属省侨务办，由省华侨农场、工厂管理局管理。1979年春节前，全部归侨均陆续搬进新屋欢度新年。
  县委、县革委对这次接待安置工作非常重视，王作祥副书记坐镇农场指挥，接待安置工作组和农场干部全力以赴，前方后勤分工明确，从准备住宿至日常生活用品都考虑周到，当时作业区没有电灯，即为归侨配备风灯，又每户配备手电筒一把。总之，每户归侨按人口从床被褥席到炊事用具、日常生活用品，如水桶、浴桶、毛巾、面盆、口杯、牙刷等等样样齐全，每人共发47件。国家拨给每位归侨安置费，包括住宿、生产、生活用具共计人民币约2600多元。许多难侨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接待和安置，感动得热泪盈眶，说“祖国亲人为我们考虑得太周到了，一切比我们原想的还要完备。”
  1987年夏，由于未能实施当时的安置归侨围海造田计划，为了方便管理，加强扶助，发展生产，逐步提高归侨的生活水平，省政府侨务办公室从顶埕、古台作业区调出842名越南归侨到县外其他地方安置，其馀的归侨迁入南山作业区，并改称“南山华侨茶果场”，场员以归侨为主，仍属省侨办农场、工厂管理局管理。原国营白竹湖农场仍属漳浦县政府管辖。
  一个终生在唐山“守活寡”的番婆
  王宝珠
  官浔镇康庄村横口社，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老妪，脸孔黧黑，那高额头、扁平鼻、长下巴的长相，是马来人种的特征；然而她的装束完全像一个唐山村妇，脑后杓留着“牛屎龟”发髻，穿着向右掩的“歪襟”上衣和宽筒长裤。她就是我来自异国的嫂嫂，说一口闽南话，却夹杂很重的番腔。年青时初到我家，说话更难叫人听懂，有一次，她听到门口树上喀鸟（喜鹊）叫，这在侨眷家里认为是喜鹊报喜，预兆番批（侨信）将到，她欣喜叫道：“喀鸟在喀喀喀了！”那时乡村常有虎患，我还年幼，误以为老虎在门口契（咬）树，连忙关起大门，一问清楚，引起全家哄堂大笑。
  我嫂自二十二岁于1932年9月杪抱着还不到两岁的孩子，不，她那时还不习惯于抱孩子，而是用一条叫做“罗缘”的裹身长布，将孩子挂在肩上，随我哥从菲律宾来到我家。她番名DaLinno，译音达粼娜，我母亲简称她“粼”，冠以外婆家的姓，“陈粼”便成为她的中国姓名，登上户籍，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地成为中国人。现在已经是一个五代同堂的高祖母了，一家三十多口人，过着勤俭而又宽裕的农家生活。人们称赞她的幸福，而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知道她一生的艰辛。
  我兄王禹甸，比他这个番婆长6岁。早年就读于鼓浪屿基督教会办的寻源书院（旧制中学，四年毕业），常听人说“吕宋噶喇吧，钱银好洗脚”，就于1923年19岁时跟随泉州籍两位同学到菲律宾曼达远岛谋生，由店员而自营小生意。在自度养得起妻小的时候，于1929年25岁时娶这位当地农家女为妻。两年后生下一个男孩，一家三口生活还过得去，但在乡间开小店，专与当地农民打交道，零售日用杂货，“无赊不成店，赊了店不成”。想起老父在家生产门路很阔，不愁吃穿，却缺人手帮忙，不如归去。1932年9月杪，携妻带子回到家乡。游子海外归来，增添了新妇孙子，老父母十分快乐，就将中菲混血的孙儿取名“两国”。
  我兄回家后就在老父开辟的果园里办起一个养鸡场，悠然自得，不想再出门了。
  然而当时地方不靖，横口社地处漳浦、海澄、南靖三县毗邻的偏僻地带，回来一个“番客”是特大新闻，在人们心目中，“吕宋客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即引起土匪窥伺，乌单派到头上来了。我兄在家里只住两个多月，当年十二月杪不及过年，便不得不再出国了。买不起船票，老父只得将仅有的两亩水田卖掉一亩，仅够一人旅费，我兄只好将番婆和“baba”（中外混血儿）留在祖家，自己单身再渡南洋。
  这一去十六年不返，按华侨习惯，没有一些积蓄是“无颜回见江东父老”的。
  好在被抛在祖家的番婆逆来顺受。她入乡随俗，完全遵循中国传统的女德，孝顺公婆，善教子孙，尤其自年青至老“守活寡”的风范，比历史上竖“节孝”碑坊的烈女还要坚贞。她不苟言笑而性格开朗，也许是劳动使她摆脱一切苦恼，什么“雪梅思君”、“三娘教子”之类的戏剧都不会在她身上重演。
  我有五个姐姐，一个早逝，四个都已出阁，只有一个哥哥，却远离家门，我还年幼，家中全靠父母和嫂嫂三人操持。父亲种田、种菜、种花、种果、捕鱼、打猎，还做草药医。嫂嫂帮忙母亲料理家务、养母猪，喂猪崽、饲鸡鸭，外面的事除打猎以外，什么事都帮着父亲做。尤其是花、果收获，都由她一人挑到五里外的官浔镇，串街走巷去叫卖，收入的钱一丝一毫上缴公婆。她的生活方式完全中国乡村化，只有一项独特：在果园里劳动时，按照番俗，将那裹身长布“罗缘”张挂在树枝间当摇篮。但她只有一个孩子，稍大便不再使用，“罗缘”压在木柜里，再也不曾出现。她帮父母把我拉扯大，培养成为当时全村仅有的女中学生。在同学中，有许多人是靠侨汇读书的，独我们这农家侨眷不依靠侨汇生活，而是自力更生，我嫂居首功。
  我兄在海外奋斗多年之后终于有了一些积蓄，却逢到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菲律宾沦陷，他以资助民抗军（抗日游击队）的罪名被捕。这时老父八十高龄病逝，他无法回来送终。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投降而结束，我兄迁居埠头地名谈描阁，开店小有积蓄，即于1948年2月回国，又带回一个番婆和一个男孩四个女孩。这个第二妻子是菲律宾埠头人，脸孔比较白皙，装束“洋化”，读起英文书报来十分流利。她的男孩已十岁，原名昌国，因为与六姑丈（我的丈夫）李林昌名字同一个字，被祖母改名为“回国”。这时，我兄表示，要永驻祖家了。只是在侨居地还有一些来往账目，必须去清理，办理结束后即再回来，所以还是独身前去。这时他留在故乡的，就有二妻二子四女了。
  想不到这一去又四十多年至今未返。因为他再度出国的翌年新中国成立，中菲未建交，交通未恢复。起初还寄来一些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连通信也困难了。留在故乡的第一妻子已是顺应唐山风土人情的祖母，对见不到丈夫，已经习惯成自然。而那第二妻子文敏醒（译音）是埠头人，不适应唐山乡村生活，言语不通，倍感凄凉。又逢到十年浩劫，物质困难，对丈夫把她带到这陌生地方后一去不返，有着无限哀怨，朝思暮想，身体日见消瘦，医生诊断“无病”，终于稍然离开人世。
  等到音讯复通，才知道我兄在那边又娶了第三妻子，又生一男三女。可是他老了！高血压，突患中风，幸而不死，然而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要靠第三妻子照料。自己不能再挣钱，只有靠儿女供养了。那边的男儿名季子，在轮船公司任技正，进项不错，可是沉沦醉乡，对父母不大照顾。后去沙特阿拉伯，那里是伊斯兰教国土，清规戒律十分严格，含有酒精的饮料都不许出售，季子不能再作酒鬼了。在沙特收入应是比在菲律宾高，但负担的是妻子外家的生活，对生身父母还是不大照顾。长女嫁一个西德人，随夫往澳大利亚谋生，在一家公司任职，又在越南难民营教英语，进项也比在菲律宾高得多，在菲父母靠她寄款供养，近来把妹妹也介绍到澳大利亚工作了。
  我兄已经八十七岁了！半身不遂，寸步难行，十分无聊，日夜思乡，说在菲华侨老人大都回故乡，独他不能，何其痛苦。自从开辟了中菲空航，几次来信说要回来了，却因为那边的第三妻子和儿女不赞成，不提供买机票的钱，不能实现。他向朋友求援，有一个老友要助他机票，却因为老人残病，无人护送，航空公司不负这个责任，还是无法成行。他又来信说，正在设法雇一个护送的人，一定要回来，落叶归根，是老人唯一的愿望。
  赤湖历史
  陈万年
  赤湖位于东海之滨，与台湾一水之隔。距漳浦城37公里。前临将军澳、灯火〓，波澜壮阔。背依丹山，峰峦叠翠，蜿蜒起伏。几条清溪碧水，迂回曲折，汇合入海。构成天然八景：东有“金龟佩印”、“飞沙织绢”，西有“丹灶出烟”、“尖峰文笔”，南有“南峰空壳”、“葫芦把阁”，北有“凤山朝阳”、“灯火夜明”。石秀、峰奇、野碧、波绿，为古老的赤湖城添锦增秀，蔚为壮观。
  早在唐宋，这一带已经形成许多互不连贯的稀疏村落，多姓各自聚居。南宋理宗景定年间（1260～1265），赤湖陈姓始祖陈道明自漳州郊区的陈洲迁居赤湖白头山，耕作兼染布，远近驰名，号称“陈染”，染窑遗迹世代传闻。
  元朝地方多乱，当时曾姓是这里主要居民，丁众财旺，族长曾仁礼倡建赤湖城，规模仅次于漳浦县城，为漳浦县第二大城。周围有壕沟，墙垣以基石及三合土建成，十分坚固，以防寇避乱。传说：曾姓有一个曾驸马，在赤湖兴建宫殿，有僭越之嫌，皇帝派一个太监来查，后太监不回朝缴旨，留住赤湖。曾驸马为报恩，建造太监府奉养终生。此事虽于史无据，太监府也不存在，但地名至今尚存。赤湖城年久损坏，明正德年间（1506-1521）重修，城内设有公馆，为过往官员招待所。这是赤湖城别号公馆城的原因。赤湖雅称锦湖，因而赤湖城也雅称锦城。
  清初顺治十八年（1661年）“迁界”时赤湖划在“界外”，城墙拆毁，居民被迫内迁，有的流入海岛投向郑成功抗清部队。至康熙十八年（1679）复界时，流移他乡的赤湖人没有完全回来，从1曾姓一蹶不振。陈姓虽只回来五十多人，然而从此繁衍成这里的主要居民。据说当时南峰村“天成派”高成爹捷足先登，在赤湖城遗址的废墟上将成片土地据为己有，垦复了大量丢荒的田土，成为巨富。
  此后，赤湖陈姓始祖道明公派下的三房裔孙就分衍到整个赤湖地区各角落：长房孟业公派下分居西城、西门、北门、前张、南峰，以大祖宗庙为祠堂。次房仲业公派下分居东城、南门、西谢、赤头埔……另建二房祖祠于西谢。三房季业分居南门、杜浔后因、广东海丰……另建祠堂于南门。附继四房分居新社、半石、郊尾。
  谢姓也是赤湖主要居民，开基祖谢光启为亡宋忠臣谢枋得后裔移居泉州所分衍，明初移居赤湖城西，称为“西谢”，建祖祠名“敬爱堂”，两边楹联“东山叠障丹山峙；淝水清源锦水长。”这包含一个历史故事：东晋名相谢安未出仕时隐居杭州东山，自号“东山”，孝武帝时拜相。时前秦苻坚强盛，攻破梁、益、樊、邓等地（今陕南、四川、鄂西北），谢安用弟谢石、侄谢玄为将，获得“淝水之战”的胜利，乘胜北伐，置苻坚军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境地，收复洛阳及青、兖、徐、豫等州。全国谢姓尊谢东山（谢安）为祖先，赤湖这一派是从清源（泉州）迁来的。现居丹山之下锦水之滨，这副联将这些地名都嵌进去了。他们将祠堂坐向四景编成诗句：“南山梏大声满湖，北鞍火光照赤湖，西峰倒影在葛内，东海绿波水涨来。”康熙年间谢达移居台湾，传衍彰化二水乡，国民党中常委谢东闵先生即其后裔。
  本来赤湖还有蔡、马、林、康、姚、李、张、潘、萧等姓，各自聚居。由于明朝倭寇侵扰，清初为防御郑成功而“迁界”，清朝后期“红白”封建械斗等动乱，加上风沙侵袭，淹没田园，威胁村社，以及水利失修，水旱灾害等原因，有的出洋或去台湾谋生，有的迁移他处。如前雄、后雄（前王、后王）原为王姓所居，后来王姓迁官浔横口，成为大姓。谢姓本来居吉春村及赤湖城西谢，后迁居于后雄。林姓早已内迁平和，而赤湖北门林厝祠堂遗迹尚存。蔡姓在赤湖本是仕宦世家，建有七层宝塔，“文革”时才毁掉，而“塔口”地名尚存，并还有一座三进的大厝遗存下来，而人不知迁往何处。姓马的据传是陈元光部将马仁的后裔。现赤湖北门尚有马亭庙遗迹，而这里已无马姓后裔。姚姓还有少数，康姓尚有一部份在北桥、洋尾石，分衍台湾者众多，在军政、商界都有出色人物，几年来曾几次来寻根认祖。姓李的本来在赤湖人数亦多，墩上村原为李姓聚居地，村庄已被沙埋没，村民有的迁入他村，有的去台湾，1989年有台湾同胞来寻根认祖，要找“墩上”，经老人指点，才知道村址已经消逝，村民迁居半石村，赤头埔，而原“墩上”村边李姓奉祀的“李辅胜”旧庙尚存。还有“桥尾萧”原为萧姓所居，后来成为李姓住地，“前张”住民也已不再姓张而姓陈。“西潘”也不是姓潘，而姓庄。月屿村原姓石，后石姓迁邻村军山，月屿为郑姓所居。保安、长边的许姓，原先由南浦乡后坑迁来。后蔡、东蔡早属王姓聚居地。
  陈姓在本地传衍最多，传播于外地最广，尤其在台湾陈姓中有所谓锦湖衍派。主要入台垦拓者有赤湖第十三世裔孙陈声扬后裔开基彰化田中。十七世陈龟坛亦传衍于田中。十七世陈土灶繁衍南投、名间、田间，彰化二水，后裔遍布全省。十九世瑞兴，仁祥，生于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年），卒于咸丰七年丁巳（1857），葬在东螺东堡二水庄；二十世松贺，谥世忠，生于嘉庆十年乙丑（1805年），卒于光绪九年癸未（1883年）；葬二水。他们都是陆续从赤湖去开发二水的。十七世陈斌，乾隆武举人，任澎湖、安平协镇，晚年告老回乡，在赤湖墟后兴建府第，倡修赤湖大小宗庙，撰写昭穆辈序楹联，沿用至今。子陈光昭，武进士，孙陈望曾，同治十三年进士（台湾学），曾任雷州、韶州、广州知府，后升广东按察使、劝业道。子陈树楷从台湾移居香港太平山，任香港商会会长。咸丰年间赤湖陈辉煌、辉豹开垦葛玛兰（宜兰）。原来嘉庆年间吴沙等开发葛玛兰只完成兰阳溪南的一半，溪北的一半由陈辉煌等人完成全功，事迹见本辑《陈辉煌传》。
  十九世陈登元，出生于台湾桃园，光绪十六年（1990年）进士，曾任山东知县。日本占台湾时，他在台湾组织义军五百多人英勇抵抗，失败后回赤湖东城祖地设馆教书，卒葬丹山下，人们称为“台湾墓”。
  抗战胜利后，赤湖人又有陈达元、陈志谟等军政要人去台湾接收，并有一大批赤湖人陆续去台湾任职、任教、经商。
  赤湖行政区划的沿革：宋朝，赤湖至深土、六鳌一带属于安仁乡含恩里，明朝属十五都，洪武初年设青山巡检司于六鳌，后六鳌设守御千户所，巡检司迁设莆头澳，最后迁设月屿堡。清朝在十五都设赤湖、金塘、保安、月屿、金泥、前正、龙澳、陆鳌等八保，赤湖自为一保，在军事上设赤湖讯。民国初年划十五都为中东区，区公所设赤湖，民国十八年（1929年）改为第四区，民国二十四年，并第四、五区为第三区，区署设佛昙，赤湖设联保办事处。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成立赤湖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属第六区（后改称赤湖区），设赤湖镇，1958年下半年成立赤湖公社（社、乡合一），1984年下半年改赤湖乡，1988年，随着人口的增长（44518人）及经济的发展，改乡为镇。
  赤湖新貌
  黄贤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多年来，赤湖起了巨大变化，可归纳为几方面：
  山变。赤湖镇有90平方公里土地，耕地面积3.5万亩（其中水田1.7万亩），山坡、旷野、峰峦、海沙滩共10万亩。沙滩自东至西绵亘在海岸线上，在海风推动下越过山岗，入侵盆地，埋没田园村舍，过去沙滩草木不生，环抱盆地的山峦也都是秃岭，俗称“臭头山”。自六十年代以来，赤湖植树造林8.2万亩，其中沙滩造林2万多亩，构成抵御风沙入侵的防护林带，被叫做“绿色长城”。山岭也都绿化了，如今赤湖成“绿湖”。
  水变。赤湖依山临海，镇境有赤湖大溪、赤水溪和月屿溪。赤湖大溪发源于玳瑁山，流经赤岭、湖西，汇合乌龟山、马肚山、灶山诸水，及赤水溪、月屿溪，从赤湖入海。过去水利失修，大雨便洪水泛滥成灾，无雨便成旱灾。从1957年以来，陆续在各溪上游的井内、大安、小安三处兴建水库，还有莺歌、半岭、杉湖三个小水库，及西潘、山油等山塘，蓄水量可达到645万立方米。又兴建八处引水石陂和一处桥闸，灌溉面积达二万多亩。1957年将赤湖大溪裁弯取直，利于排洪；建设桥闸，可蓄水灌田，防止旱涝灾害。1983年又配套滚水坝。三次工程总投资54万元。从此，北桥、东城、月屿、亭里等村一万馀亩田能保种保收。
  农村面貌变。现在赤湖镇有13个行政村，2个镇办农林场，共辖81个自然村。四十年代人口仅一万多人，生产落后，群众贫困，居住条件差，民房总面积仅19260平方米，大都破旧。四十多年来，随着农、渔、林、副各业的发展，特别是自跨入八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劲吹，经济日渐繁荣。农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在农业之外有多种经济门路，全镇年总产值4500万元，年人均收入近千元。人民生活提高，新建的花岗岩石结构楼房增多了，民房比过去增加二倍，有八千多户农民住进新居，户户电灯明亮。
  镇容改观。赤湖城内过去是个农村小集镇，市场狭窄，街道弯曲，仅有数十间小商店。自跨入八十年代以来，商业和工业均迅速发展，市场扩大，街道改造，出现了许多新商店，日常用品应有尽有。新街新建许多新楼房，已建成一条“锦湖大街”。另一条新街在筹建中，自新建的锦湖中学至东城的“绿海桥”，出现许多新的建筑物，其中有邮电、银行、广播电视、税务等大楼。
  在工业方面，1980年建“四君电站”，装机容量375千瓦，年发电50万度（现并入华南电网），有了电，工厂应运而生，镇办、村办、私人合股联营都有，如县民政建筑装饰材料厂、镇办农械厂、农机具厂、石料厂、铸造厂、钢管厂、建筑社等。还有村办北桥塑料厂、前湖渔网厂，私人联办的屿兴食品脱水厂等。民政建筑材料厂是利用本地海边蕴藏量丰富的优质硅沙为原料，生产优质的玻璃玛赛克，销售省内外。石料厂是全省百家出口创汇的乡镇企业之一，利用丹山的青石、锈石、红石、白石等材料，雕刻各种工艺美术品，远销日本及东南亚各国与港澳地区。
  文化教育事业方面。改革、开放搞活了经济，赤湖人民闯出一条依靠勤劳和智慧致富的道路。兴起讲文明，为大局，求贡献，关心未来的风气。社会上对智力投资很重视，民办公助集资办学蔚然成风。1984年起，群众集资在龙头寨山麓新建锦湖中学，现经省教委批准办完全中学，增设高中部。1990年，寓居台湾乡亲，经营工商业致富的漳浦同乡会名誉理事长陈瑞和先生，遵八十多岁高龄父亲陈志谟老先生嘱，捐资为锦湖中学建科教大楼和宿舍大楼。陈氏父子热爱家乡的奉献精神，为人们所感念。
  现在镇上已有一所完全中学，一所叫做“农中”的初级中学。17所小学，13所中心幼儿园，教职员工共230多人，中小学生有8000多人。
  镇政府重视推广科学技术，成立科技协会，开设培训班，科技广播讲座。新建卫星地面接收站，普及电视网，成立书报阅览室，录像投影室，影剧场，篮、排球场等，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寓台人员家属逸事
  ——在老同学家中作客见闻
  李林昌王宝珠叶宝仁
  我们1936年就读于侨办纯美中学。这所中学在佛昙镇，距赤湖十多公里，佛昙和赤湖人以近水楼台，学生最多。二镇的人向来结成秦晋之好，通婚频繁，纯美中学的二镇学生中，成人后也颇多喜结良缘。由于赤湖和佛昙的地理原因和人缘关系，抗战胜利后，去台湾的人特别多，我们老同学好多人去台湾，其中不少是赤湖人娶佛昙人，或佛昙人娶赤湖人。
  老同学多次邀请我们去赤湖做客，由于我们还在续发晚年馀热，到1991年“六·一”下午，才趁儿童节和星期日相连的机会，三人联袂成行，乘车来到赤湖镇。这条公路早在1930年已经通车，我们漳浦县城的学生去佛昙纯中读书；乘车必须经赤湖站。但那时从县城经佛昙必须在旧镇转车，因为从漳州经漳浦、旧镇、杜浔、云霄至诏安的“龙诏路”由龙诏汽车公司租路专权经营，而旧镇至佛昙的公路则有漳浦华侨商办汽车公司经营。那时汽车很少，乘客无多，由于血本关系，客满才开车，常要候车几个小时。现在则非常利便，福建省运输公司的、漳浦县公交公司的、佛昙运输社的，以及各种私营车辆，竞争营运，行车频繁，随时可搭，虽是一路放客收客延缓一点时间，坐上一个多钟头的车，我们已经来到赤湖镇。
  先来到杨秀丹同学家中。她出自名门闺秀，是佛昙有名望的已故杨联元先生的胞妹。嫁的是名家望族，丈夫陈连城是已故闽台名人陈达元先生的堂弟，他们家族在台湾县有地位，陈连城是后起之秀，虽然1949年杪才去台湾，仍然可以得到较好的工作位置。可惜连城去台湾后英年早逝，只享寿39岁。连城的胞兄连茂先生也于去年回故乡时病逝，享寿72岁。好在秀丹有一位好“妹妹”李玉珠，不是胞妹，胜过胞妹，几度回“故乡”探望秀丹。她也加入漳浦同乡会，称赤湖为故乡，而其实她是地道的台湾人——清朝大陆移民的后裔。她之所以认赤湖为故乡，经常教子女牢记漳浦赤湖是祖家，乃因为她嫁了赤湖人陈连城，即是说，李玉珠与杨秀丹同一个丈夫，这在文字上写做“妾”，方言称“小姨”。在中国漫长的男权社会中，“三妻四妾”并不罕见，按习惯应以姐妹相称。虽然按现在法律是一夫一妻制，但由于海峡两岸长期隔绝的历史原因，大陆人去台湾后再娶是特殊情况，普遍现象，因而也得到法律地位。可是，从来多妻是很难相处的，有的甚至势不两立，还是“王不见王”为妙，否则会造成“死棋”。而这个李玉珠却很特别，在丈夫病逝时她才29岁，按说正是青春年华，她却坚持不嫁二夫，这就是在“三从四德”束缚下的封建社会妇女，也十分难能可贵，可以奏请皇帝赐立贞节牌坊，何况她生活在万花筒一般的当今台北社会。她带着三个男孩，最大九岁，其次六岁，最小三岁，真是要左牵右抱后拉扯。为了独自承担丈夫遗下的家庭重担，她辞去乡公所工作，去挑葱卖菜，既要料理家务，带孩子，又要做那费口舌劳筋骨的走贩生意，艰苦程度可想而知。而她以坚强的毅力，勤俭粒积，开创局面，经营商业有成，并培养三男都受高等教育，得以出任有较高薪金的职务。她现在年届花甲、可以坐享清福了，可是她一心惦念海峡彼岸的亲人，为的是遵循丈夫的遗嘱，以完成丈夫生前的宿愿为莫大安慰，在台湾开放回大陆探亲后，她实现了多年来的愿望，两次千里迢迢来到赤湖探亲，不吝多年积蓄，拿出八万元左右人民币，帮助秀丹建房，加上连茂资助四万元，一座造价十馀万元的楼房很快在平地上矗起，虽谈不上富丽堂皇，却也美观、宽敞，布局合理，冬暖夏凉，住着舒适。我们来到她家，正是中午时分，夏日炎炎，而一登上她的二楼，凉风扑面，暑气尽消，好不清爽。而据秀丹说，她“妹妹”第一次来赤湖，她只能把她安顿在狭窄不通风的原来小屋里同住，很不过意地问她“不习惯吧？”回答却是“你既可以住，我怎不能住？”她第二次由台湾来赤湖，即拿出钱来敦促建房，还投资购买一套碾米、粉碎、磨浆等机械，在楼前另辟一间店面，让秀丹的儿子（玉珠也看同亲生的儿子），从事粮食加工服务，赚钱维持家用。这种“姐妹”情，在古今中外确实罕见，人们传为美谈。
  这座新楼命名“长安楼”，门联有“闽台二萱永茂”之句，是子女对海峡两岸二位母亲健康长寿的美好祝愿。我们到第三层天台上瞭望，所见山青田绿，海边防护林带如一条绿色长城挡住风沙侵袭。今年雨季无雨，可是在这从前以干旱出名的赤湖却是旱年不旱，水库蓄水流经渠道，正在灌溉良田。
  我们在楼上稍事休息，秀丹陪我们逛街走墟场，所见商品琳琅满目，蔬菜、水果、猪肉、各种食品、日用百货、服装鞋袜，应有尽有。店铺林立，其中有几间是寓台人员家属开的。有一间百货商店，是一位台湾退伍军人出资。他在家乡应征入伍时还年轻未结婚，至退伍寓台时已上了年纪，也无娶妻，前年特地回赤湖探亲，由一个妹妹的儿子过继，认为己子，出资让他开店营生。
  走过大街穿过小巷，我们来到陈月英同学家里。她住的还是狭窄昏暗的小屋，一架缝衣车摆在门首，借助门外透进的薄弱光线，在为顾客缝制衣服。她的头发全白，脸容憔悴，身躯瘦弱，很难相信这就是抗战期间身着军装，英姿飒爽的“妇女训练员”。后来当国民学校教员，与校长戴云石（东坂人）结婚。抗战胜利后，戴云石去台湾任教，月英长住娘家，属于“招婿”一类的婚姻。台湾开放回大陆探亲后，云石也曾回赤湖，就与月英同住在这简陋的小屋里。长年累月烧饭的炊烟已把四壁熏得黄黑交错，使屋里更显得昏暗。丈夫回来的几天早上，月英起来烧饭，熏得作为“台湾客”的丈夫够呛，她还特地唠叨：“你的糟糠妻就是这样度过四十多年岁月”。可是丈夫不能说什么，没有钱，就熏不出什么来，他愿意来陪你过几天艰苦时日，算是够尽情的了。
  同样是寓台人员留在故乡的“结发”妻子，为何景况两样。按说，台湾退休教师可一次性得到一笔可观的退休金，存放银行，利息特别优惠，可够几口人生活用度。有的拿去买地，由于人口增加，住房紧张，地皮大幅度涨价，交由房地产公司建房，若是临街，可分得低层店面和最高层住宅，或是平均对分，若是出租一部份，房租昂贵，收入可观。有的将退休金拿去做生意，那就有发财的也有亏蚀血本的。戴云石也是老同学，人很老实，经商不是他所长，他在那边也再娶妻，生下二子，长子把他的退休金拿去经商，结果亏蚀殆尽。他有心筹款给故乡结发妻子建屋，一时尚难如愿，偏偏月英与儿媳妇有矛盾，儿子虽建了新屋搬出去住了，却因婆媳不好相处，让老母继续住老屋。
  在月英的小屋里谈了许久，不觉已是黄昏，本来还要去杨美玉同学家里，秀丹说应该回去吃晚饭，就叫一个人去通知美玉，请她晚上来秀丹家坐谈。
  在秀丹家受招待吃过丰盛的晚餐，洗过澡，我们正喝茶谈话，美玉果然如约来会。她也是佛昙名门闺秀，富家杨玉振先生的胞妹。嫁陈盛有同学，也是陈达元先生的堂弟，毕业于警官学校，抗战胜利后去台湾，美玉曾随夫居台一年多，1948年回故乡，盛有出任佛昙区长，1949年杪再去台湾，美玉留在家里。
  盛有在台湾娶了第二夫人，可是与美玉结发情深，在台湾开放回大陆探亲后，特地回故乡看望美玉，带他出游。
  我们在秀丹凉台上谈到夜深才散，翌早秀丹又带我们三人去美玉家坐谈。路过陈达元先生长子文俊于去年回乡兴建的新居，进去探望一下陈达元先生元配夫人杨款老太太。她已87岁高龄，一向住在老家，1980年女婿黄启伦博士偕妻丽痕从美国来中国讲学，把她接到美国定居，也曾到台湾儿子处小住，但她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台湾都住不惯，所以长子文俊把她送回赤湖故乡。她年事已高，不好打扰，我们问过好即退出。美玉的新居就在前落，我们在她家坐谈半天，受她招待丰盛的中餐。这幢新居也建得美观实用，厅堂上挂盛有与美玉同游厦门时的合照。盛有在家乡时很清瘦，现在很胖，西装笔挺，美玉也很“发福”，但她不改乡下装束，穿自清朝以来的“歪襟”（纽扣在右侧）的上衣，两人衣着很不“合拍”，却是相映成趣。后来我们听到盛有政躬违和的消息，谨祝愿他早日康复，再度回乡团聚。
  海峡两岸人为隔绝四十多年，除了一些退伍老兵无妻，许多去台人员再娶。也有一些老兵在家本来有妻，后来重嫁，造成“还妻”纠纷，这都不足为怪。倒是一些读过书的女性，虽然她们受的不是“孔孟之道”教育，却愿意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尤其是顶住“文化大革命”的折磨，默默为丈夫“守活寡”，艰苦卓绝的精神令人赞叹。而在彼岸的丈夫也不是“陈世美”，都能为故乡的“结发”妻子尽情尽义。李玉珠与杨秀丹的“姐妹情”则更难能可贵。
  台湾谢东闵先生的家族
  资料室
  漳浦谢姓源流及与台湾谢姓血缘关系，《漳浦文史资料》第四辑已详细记述。其中说到：赤湖吉春村谢氏族谱记载，“十三世祖谢容后嗣往东都新庄”，传衍彰化二水乡谢姓。
  国民党中常委谢东闵先生祖籍漳浦县赤湖吉春村（今后雄村）。他在近著《归返》一书中详述了家族情况。书中说：赤湖吉春村谢姓十五世祖谢增福，“可能为避开苛政或战乱而离乡背井”，大约在清嘉庆年间（公元1769—1820年）从漳浦县乘帆船渡海去台湾。谢增福选择了漳州、泉州一带移民集居的彰化县二水乡农村落脚。彰化昔称“半线”，原为高山族聚居区，后为漳、泉、潮移民入垦之中心地。雍正元年（1723年）始设县治，因取福建巡抚王绍兰“显彰皇化”之寓意而更名。
  谢东闵先生的自述补充了赤湖吉春村谢姓族谱记载的不足，赤湖吉春村谢姓族谱只说“十三世祖谢容的后嗣往东都新社”，对照起来，谢东闵先生所说“十五世祖谢增福”又名谢应，即是赤湖吉春村谢姓族谱所载“十三世祖谢容的后嗣”，“往东都新社”即定居于彰化县二水乡。郑氏政权称台湾为东都，这名称一直为海峡人们所乐用；彰化二水乡是新开发地区，故谢氏当时定居地叫“新社”。
  谢东闵先生又记述：他们先祖谢增福娶妻陈氏，居于农村，但不务农业，而是以肩担货郎为生，每隔数日从二水徒步鹿港，往返数十里，购日用品及妇女用品，自身挑运，巡回各村庄叫卖。因谢增福为人诚实不贪，受批发商和掌柜的信任，补货不行现金交易，可先补货后结账，因此越做越兴旺。勤奋经商多年，财富日渐丰裕，就购土地出租，年复一年，成为二水乡首屈一指的大地主。由于佃农交来的谷子数量大，就做起粮食生意。当时没有碾米机，就雇很多人推土砻、舂米。在二水乡建家宅。
  谢增福是个孝子。他过世后，儿子谢朝山（第十六世）为他办后事时，感于增福对亲长孝心，把从祖籍漳浦带到台湾的第十四世谢敏达（祖地族谱及祖坟孝孙署名为“达”）夫妇的遗骨葬在增福棺木两侧。谢增福另一名叫“应”，子孙都避讳这个字，蕹菜的“蕹”闽南话与“应”同音，蕹菜改叫空心菜。
  增福遗留数百甲农田和家产给儿子朝山，没有再发展，守了业，家境平顺。朝山娶居娘为妻。
  朝山死后，儿子谢时泰（第十七世）继承产业。他娶爽娘为妻。因不善经营，家计日下，田产卖了不少。有一年浊水溪严重泛滥，一夜之间把谢家良田冲刷得荡然无存，表土流失，大小石头冲入，不能耕种。谢时泰夫妇过世后，除了住宅，无其他财产留给儿子谢建封。
  谢建封（第十八世）生于道光七年（1857年），是谢东闵的祖父。娶南投县名间大庄的石家女儿石扇为妻。当时谢家家境贫困，煮粥疗饥，建封奋读了很多中医书籍，开了中药铺。当时台湾没有西医，中药生意很好，加以克勤克俭，几年后家境逐渐步向小康。有馀钱就买田地，增加到十几甲，成为二水乡田地次多的富户。
  谢在棋（第十九世）是谢东闵的父亲，当过二水庄长（今乡长），娶黄样为妻。在棋于1953年11月患急性盲肠炎病逝，享年66岁。黄样因意外摔伤，脑震荡，腿骨折，于1972年3月病故，终年85岁。
  谢东（第二十世），1908年生。娶潘影清（广东人）为妻，于1980年10月患心肌梗塞病故，终年70岁。长子谢孟雄（第二十一世），现任台北医学院院长，娶林澄枝为妻。林澄枝现任台湾实践家政专科学校校长。次子大元。三子大立。四子大成（娶于一丽为妻）。女式冰，婿林高德。
  谢东闵的弟弟谢敏初，台湾正泰水泥公司董事长。
  宜兰——台湾省的漳浦县
  李林昌
  一、未开发时的葛玛兰
  宜兰位于台湾岛东北部，三面环山，东面临海，是一个扇形平原。最早居住在这一带的是泰雅族人，性情凶恶，被叫做“生番”。后来，属于泰耶尔族的葛玛兰人将泰雅人逐入深山，占有这一带平原，因而这一带地方叫做葛玛兰（Kavalan，或译作卡瓦兰、蛤仔难、甲子兰）。葛玛兰人也以渔猎为生，不事农作（现葛玛兰人仍分布在宜兰县各乡村，以壮围乡及五结乡为最多，均已汉化，姓潘。一部份迁移到花莲县丰宾乡新社村，仍保持葛玛兰人传统的语言和风俗）。
  明朝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人占据台湾，势力未达到北部。占据吕宋岛的西班牙人于天启六年（1626年）派船队在台湾北部的三貂角及鸡笼登陆（“三貂角”之名是西班牙人为纪念登陆成功而称那地方为Santiago的闽南话音译，后演化为“山朝岭”、“三貂岭”。鸡笼以有山似鸡笼得名，后演化为“基隆”）。翌年，西班牙人占领那一带地方。荷兰人几次来攻，至崇祯十五年（1642年），荷兰人攻占淡水、鸡笼，西班牙人退出台湾。崇祯十七年（1644年）荷兰人占领葛玛兰，但不能有效控制。那时，我国明、清及农民起义军三方在争夺大陆江山，东南海疆出现许多“海盗”，只能依靠受招抚的郑芝龙维持海上秩序，对台湾岛无力顾及。至1662年（南明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郑成功赶走荷兰侵略者，只注意治理台湾南部，就是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以后，葛玛兰这一大片平原沃土也仍未开发，有人试图到葛玛兰开发土地，如林汉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入垦，都被高山族人所杀。
  二、“开兰第一人”吴沙的故居与后裔
  在林汉生入垦葛玛兰被杀之后五年，吴沙从漳浦原籍带一妻一子一弟渡海来到台湾（吴沙，清雍正九年即公元1731年八月十四日午时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府漳浦县西门外小山城元房大园头，此乃《宜兰文献》及宜兰《吴氏家谱》明确记载。有些出版物误为“大围头”（吴沙带家眷渡台，是经过县官批准，办好手续，从厦门正口下船（那时清廷已采纳蓝鼎元建议，由不准带家眷赴台改为无带眷不准赴台，无带眷的才从非规定的港口偷渡）。吴沙到台湾之初，在鸡笼为人雇佣，但他心怀大志，不久便迁居三貂社，那是接近高山族区的边缘地带，越过一座大山便是葛玛兰，他选择在那里居住，是为进入高山族地区作准备，因为台湾南部几乎都已开发，要谋发展，唯有冒险进入那大陆众多移民都不敢去的极北荒凉地带。他逐渐与高山族人进行贸易，那是一种“生命交关”的营生，叫做“番割”，出入高山族山社，以针线、布疋、食盐等换回兽皮、药材等山货，获利极高，但随时有被杀的可能，而吴沙以他的机警和交际手段，却能顺利经营。那时有许多来自闽南的移民无地可种，来依附他。他发给口粮，工具，叫来附者入山抽藤，伐木自给。这些被叫做“无赖”的无业流民便成为吴沙准备入垦葛玛兰的储备力量。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吴沙已五十七岁，时不我待，先派出一些人到番社附近采伐木材，开辟道路，开始作试探性开垦。
  当时台湾地方官未注意葛玛兰。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八月，广西柳州马坪人杨廷理由侯官知县调任台湾府海防同知，到任三月，逢林爽文起义，杨廷理守城有功，升任台湾知府，乾隆五十三年随郡王福康安攻克大理戈，筹划防堵林爽文馀党的去路，才知道在三貂岭以北有葛玛兰。他命令淡水厅同知徐梦麟往三貂社堵缉林爽文馀党，得徐梦麟报告，知道吴沙久居三貂社，民番信服，可保无疏纵林爽文馀党情事；至于葛玛兰地方，并无汉人，不需顾虑。在平定林爽文以后，杨廷理与徐梦麟会同奏请招抚葛玛兰高山族，重用吴沙，进行开垦，福建巡抚徐嗣曾以经费无着，又恐高山族生事，不准奏办。
  嘉庆元年（1796年）吴沙六十六岁，与同样做“番割”生意的朋友许天送、朱合、洪掌共同筹划垦拓葛玛兰，得淡水何有成、何缱、赵隆盛出资赞助，便率领漳泉粤三籍流民千馀人，乡勇一百多人，懂得高山族语言的二十三人，于九月十六日进抵乌石港以后，筑土围为踞点，进行开垦，那地方便叫做“头围”。高山族人倾族来抗拒开垦，双方展开激烈战斗，吴沙之弟吴立战死。吴沙听从娶高山族人为妻的伙伴许天送建议，知道高山族人是不宜以武力征服的，率众退回三貂社，筹划方略。翌年，高山族三十六社天花痘症蔓延，死亡枕藉。吴沙传方施药，救活众多高山族人，他们感激吴沙恩德，自愿献地，吴沙率众次第建筑二围、三围，一年之间，垦地甚广。吴沙恐私垦获罪，到淡水厅申请执照，得同知何如莲发给“吴春郁义首”印记，准许便宜开垦。吴沙开始以垦首身份出单召佃，订立乡约，开辟道路，沿山设隘寮十一所，募壮丁守望，并定期派出乡勇迎接保护来投和来贸易的人，聚集日众，拓地日广。嘉庆三年（1798年）十二月初九日丑时，吴沙病逝，子光裔，侄吴化继承其事业，翌年开拓至壮围、四围、五围。“围”本是垦民筑围居住的地方（壮围为乡壮集中住处），后来“围”成为居民组织单位，围之下设“结”，推大结首一人，小结首二人，领导垦民合力开垦，垦成分地。现在宜兰尚有头城镇、壮围乡、五结乡，及二城、三城、四城、二结、三结、四结、五结、六结、七结等村名，便是当时遗留下来的。
  现在宜兰市（县辖市）还保存有专祀吴沙及开基乡勇的昭德祠（又名吴沙殿），头城镇开成寺旁有吴沙祠堂，四城村有吴沙故居，都保留旧有风貌。此外，有新建的吴沙纪念馆。1966年在四城村设立国民中学一所，命名为“吴沙国民中学”。周围为“吴沙社区活动中心”。
  吴沙后裔已传至第九代，子孙三百多人，世代聚居于礁溪乡的四城村（原名诗结村），现改称“吴沙村”。那是先祖吴沙生前选择的安居之地，据《吴氏家谱》记载：“先祖（吴沙）开拓至四围，观其地带，山明水秀，位置兰阳之中，三面背山倚岭，东部面临海洋，且有龟山相对，西北丘陵相峡，有四季不旱之大陂池沼十八公顷（今名龙潭），可以灌溉一千多顷水田，附近没有溪流，无虑洪水之患，四季如春，农产颇丰”。
  吴沙与子光裔、侄吴化当初领导闽南及广东人开垦葛玛兰，并没有将耕地大部份据为己有，而是“垦成分地”，至今吴氏子孙大都是普通农民。第七代吴清流曾任四城村长，还有其他吴氏子孙前曾任四城村长，现第八代吴旺桔任乡公所民政主任。第七代吴锡章、第九代吴正莲都大专毕业，又有三十多人服务于社会。
  三、漳浦梅林村分衍“复兴庄”
  （据复兴庄后裔陈长城先生资料）
  在杨廷理任台湾知府时的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浦县西门外梅林村秀才陈正直来到台湾，被杨廷理延为幕僚。乾隆五十三年杨廷理升任台湾道台加按察使衔，近十年间，他一直是台湾最具权力的人物，有许多趋权附势的人来攀随他。乾隆六十年他突然受举报，前在闽侯知县任内亏欠库款，依法发配新疆伊犁充军。当时追随杨氏左右的人大都树倒猴狲散，只有陈正直坚持“利不荀趋，义不苟避”的义气，保杨家妻小十馀口隐居淡水厅北边荒凉之地，尽力照顾，使免受饥寒。嘉庆八年（1803年）杨廷理蒙恩赦还，重新捐班候补近十年，嘉庆十七年实补台湾府通判。当时葛玛兰已经开发，人口日繁，清廷决定在那地方设置葛玛兰厅。厅是府的分设机构，辖地相当于县，俗称“分府”，由府的佐官（同知、通判等）担任厅的长官，第一任葛玛兰厅长官即是杨廷理。陈正直再次被杨廷理延为幕僚，后杨廷理调升建宁知府，陈正直留居葛玛兰，决心做“吴沙第二”，于嘉庆十年（1805年）回漳浦梅林村召集三十多户一百多名男女老少来台，并把自己妻子黄氏也接来，在葛玛兰员山堡建立家园，命名为“复兴庄”。他们辛勤开垦，在一片经洪水冲刷至砂砾遍地的溪埔上，将砾石搬去建筑溪堤，堤外溪岸遍栽刺竹，以保护溪堤，这正是仿效梅林祖先建设开垦梅林祖地的做法。又筑渠道引水灌溉垦地，渠道两旁种植成行的茭白笋。他们过着男耕妇织的生活，至道光元年（1821年）二月，十六年间已开垦土地一百馀甲（每甲合内地十一亩三分），生产大量稻谷、芝麻、大菁等。陈正直开设“金漳兴水郊行”，将这些农作物源源运销香港、南洋及我国大陆南北各地。
  陈正直是一个秀才，在乔迁地除领导开垦发展农业外，并对下一代教授诗书文章，后来特设立“省三斋书院”，聘请名师到庄上教书。学生分为两种，一种是业余学习，白天耕种，晚间读书，叫做“小学生”，学习兴趣浓厚，有成绩的，便脱离生产，专心读书，叫做“大学生”。书院门额上有葛玛兰厅通判（长官）进士朱材哲所写匾额“省躬修德”。上下厅堂悬挂楹联三对，其中一对曰“有志读书”，到处皆鹅湖鹿洞；实心求学，此间即天禄石渠“。复兴庄重文化教育，文风特盛，出了不少秀才，这在开发未久的葛玛兰是一大特色。
  复兴庄有祠堂一座，自陈氏原始祖先舜帝，得姓始祖胡公满、汉朝颖川始祖陈实、唐朝开漳圣祖陈元光，至复兴庄列祖列宗，都设神位奉祀。并编族谱，记载祖先自河南光州南迁福建，开基梅林，至入台湾开拓等历史及世系源流。祠堂门斗上大书“派衍梅林”四字。大庭上罗列碑石，旗杆，厅堂上挂着许多匾，如陈望曾、陈登元等祖籍漳浦的台湾进士，都在复兴庄祠堂挂匾，显示“金漳浦”在台湾的影响。
  由于闽南及广东人的大力开发，葛玛兰进入村庄相望，阡陌相连的初步繁荣景界，经济开始发达，人口大增，清廷于光绪元年（1875年）改葛玛兰厅为宜兰县。
  然而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廷于“甲午”之役战败，与日本帝国主义订立屈辱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
  在日据以前，光绪初年一次大水，复兴庄田园宅院流失不少；光绪三十二年（日据时代）又逢一次更大的水灾，把复兴庄整个毁了。然而天灾难不倒勤奋的复兴庄人民，他们迁到坎仔下及五结社重建家园，恢复生产。
  复兴庄解体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后又发动太平洋战争，强征复兴庄的所有田园为军事用地，复兴庄大家族从此四散分居。后日军在南洋各岛节节失败，其本土及台湾皆受海空封锁，物资缺乏，本来粮米丰富的台湾，那时粮食配给不足，人民以菜代粮，复兴庄的人失去土地，生活更苦。
  如今，复兴庄后裔有的到别县别市谋生，有的流寓国外，有的散布在宜兰县各个社会阶层，他们决不忘祖，共同组织一个“振兴会”，每年二月十五日照样杀猪宰羊致祭祖先，并进行聚餐，联络情谊，缅怀祖先、祖地。
  四、赤湖陈辉煌的业绩与后裔
  漳浦赤湖陈辉煌是开发葛玛兰的后期人物，但其功绩并不比吴沙小，因为吴沙及其子侄只开发到浊水溪（今名兰阳溪）即五围地方（今宜兰市）为止，就是只开发溪北的一半，溪南的一半为近山地带，则是陈辉煌完成开发的，而且他抗击过法国侵略者，所以名垂青史，《宜兰县志》为他立传，《官兰文献》第三卷第二期为他出特辑，清廷档案中有他的名字，钦差大臣沈葆桢、督办台湾军务（后台湾建省，任巡抚）刘铭传的奏章中都提到他，到台湾实地办理交通和海防事务的福建提督罗大春在日记中对他记载尤详。其后裔繁茂，经济发展，人才辈出，具有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台湾林万荣先生作《陈辉煌传》，录载于后，供参阅）
  五、宜兰人80％祖籍漳浦
  以上开宜兰的漳浦人不过举其著名者，“广大群众无法一一罗列。而其后裔则传衍成宜兰主要居民，概言之，早期入垦的是吴沙领导的漳、泉、粤三籍人，其中漳州人占99％。据台湾知府杨廷理《议开台湾后山葛玛兰即哈仔难节略》说：“名为三籍合垦，其实漳人居其九，泉、粤不过合居其一。所开溪北地亩，领单时，漳人已十分之九，泉、粤合得亦不过一份”。
  嘉庆十五年（1810年）清廷批准设立葛玛兰厅时，漳、泉、粤三籍统计42890丁，其中漳籍42500馀丁，泉人250馀丁，即漳州人占99％强，泉州人和广东人合计不足1％。
  至日本占领台湾34年（距设厅118年）以后的1928年（民国十七年）日本《台湾在籍汉民乡族贯别调查表》载：宜兰分设宜兰、罗东、苏澳三郡，总人口14740，其中祖籍漳州的13310人，祖籍泉州的4700人，广属嘉应州（今梅州）的1100人，潮州的210人，惠州的200人，其他州府的5400人，漳州籍的仍占90％以上。尤其在原设葛玛兰厅治的兰阳溪北宜兰郡（今宜兰市一带），祖籍漳州的有82400人，泉州的1400人，潮州及惠州的各100人，其他州府的700人，即祖籍漳州的占96.9％，泉州籍及广东各州籍合计只占1.9％，其他州府占1.2％。在较慢开发的兰阳溪以南罗东、苏澳二郡，漳籍人也占81.2％（罗东47600人，苏澳3100人），泉、粤籍共占7.4％（泉州的3300人，潮州的110人嘉应州的1100人、惠州的100人），其他州府的，占11.4％（4700人）。
  现在，祖籍漳州的宜兰县人仍占90％以上。其中80％祖籍在漳浦，至今保留较浓厚的漳浦口音，他们不忘祖地，遇到来自漳浦的乡亲非常亲热，有的还加入漳浦同乡会，以加强联络。
  （本文根据资料编写，蒙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前所长陈在正教授、张文绮教授，台湾漳浦同乡会陈建仁理事长，台北陈茂春律师，宜兰吴沙公第八代孙吴旺桔先生等惠赐资料，谨此志谢。）
  陈辉煌传
  〔台湾〕林万荣
  陈辉，字辉煌，祖籍福建漳州漳浦县赤湖社。生于清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年）正月初九日，家贫，事亲至孝，性任侠。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年）之夏，奉母来台，时年二十四岁，居葛玛兰（今宜兰）。素精武术，善用火铳，熟番敬畏之。
  当时，彰化及淡水熟番，盘据罗东者，计有阿里史、阿束两社。而南关（在苏澳港西北方七星岭东山腹，地名松尾坑，旧海岸道路高地）外山麓地带皆系生番巢穴，时出为害。兼有匪徒打劫、商旅惶惶不安。官方兵力薄弱，未能负保境安民之责。
  同治初（1862年为同治元年），辉煌倡议富民养勇以自卫，募集各社熟番，暨阿束、东螺、北投、淡水、大甲、吞霄流番，连同彰化来归者，计二百馀户皆附之。遂以十九个结首率领，开始垦荒。今三星乡十九结，乃纪念结首而名，亦则当年开垦之地也。
  当垦拓延至张公园、瓦窑、大埔等地，以阿里史追近山峦，生番出没无常，辉煌乃督众筑城，先后完成阿里史城、铳柜城、三面城、成犄角之势，以资防御。凡垦地每甲贷银三十两，垦成后三年清偿，所开土地业佃平分。各户出壮丁为勇自卫，无事则农。另给衣食饷银厚待之。进而再垦内外抵瑶陴、顶下破布乌、红柴林、二万五等地。正议开叭哩沙时，值招垦制度颁布乃止。至同治十三年（1864年）报科者，面积已达八百馀甲，即今三星以东至大埔以西之地，全部种稻栽蔗，民食无虞匮乏。为发展企业，并设蔗部，大量生产赤糖，倾销各地市场，增加地方收益。
  同治十三年（1874年）六月，钦差大臣沈保桢督防台湾，为开辟南关至岐莱（今花莲）后山道略，调福建提督罗大春率绥远军，兼募士勇，自苏澳开道。闻辉煌兵精力壮，又熟番情番语，召为军功。于九月十八日前进大清水，时正风雨连山，诸军阻不能进。二十五日转晴，辉煌先至大浊水溪岸。南北约距三十馀丈，波流陡急，辉煌会同副将周维光等，日夜赶工，建造正河支河木桥各一，各军乃得越溪前进。惟大浊水至大小清水一带形势，峭壁搜云，陡趾漫海，怒涛上击，眩目惊心，军行束马扪壁促促而过，历尽险峡。十月八日方抵大清水，即有通事李阿隆等率太鲁阁番目十二人来迎，愿为响导。辉煌、李英、王得凯等各军遂于十三日进扎新城。十四日李得升所部亦至，均宿营于溪东。又有豆兰番目来迎，分别予以赏犒。辉煌等遂趋扎岐莱花莲港之北。此地盖后山横走秀姑峦之道，为通南严港道，两岸阔距三十余丈，欲造正河或支河木桥，附近苦无巨材，辉煌急中生智，率所部结筏以济，直趋吴全城，番从震惊，即有成广澳之番目、秀峦姑之通事来营乞抚，未劳一兵一卒之力而得归化，辉煌之功莫大焉。（详见沈葆桢奏摺）
  苏花山道经官兵开凿，为时一载，路成二百馀里，打通南北，奏凯而归。罗大春亦以革职提督因功开复原官。罗对辉煌依畀益重，意欲偕返大陆，以辉煌无意功名作罢。罗乃转奏叙功，钦赐红顶（当时在台钦赐红顶者仅有林维源、林朝栋、陈辉煌等三人），统领苏澳南二营及叭哩沙台勇营，专防生番。妻杨氏亦诰受二品夫人。
  光绪十年（1884年）法人侵台之役，辉煌镇守苏澳，得民众协助，击退来犯之法舰有功，复奉提督曹志忠令，转防基隆狮头岭（当时祈愿战胜所用香炉尚在岭上），以劳绩擢协台。
  光绪十三年（1887年），刘统领朝裕派副将陈德胜入叭哩沙剿生番，意为生番凶悍不易驯服，虽抚徒劳无功，须直掐其巢穴，方能期其归化，辉煌则主怀柔，力劝勿剿，未蒙采纳。刘统领进剿不利，阵亡于大湖桶乌藤坑，因此德胜与辉煌有隙，劾其虚兵实粮，理番不力，受谮。翌年春，辉煌上北拜年之际，被钦禁于陈部爷（日新）公馆内，历时三个月，查究结果案情昭雪，得钦差林维源力保复职。陈协台滞北期间，其府宅遭受陈德胜唆使流氓洗劫，财物两空。当时所谓抢义和（协台公馆名）者则此事件也。
  光绪十四年（1888年）八月，统领林朝带率兵勇四百，自宜兰小坡塘坑（罗东西南方约六华里）入山，欲探寻通往彰化县境之道略，行至冻死人坑（距小坡塘四十华里），为老狗坑社番所袭，全军覆没，其议遂寝。
  光绪十五年，巡抚刘铭传决行大规模讨伐大南澳蕃。求援于福建水师火轮船，自苏澳出发，以同安水师副将傅德高为先锋，命辉煌合兵于傅，统率中左右三军，自大南澳方面上陆，共扼老狗灶之背后。令总兵宝如田统率锐军各营，驻扎苏澳之北方澳及五里亭，戒备老狗灶之前面。派定海永保军舰，运输兵器粮饷。派靖海军舰，停泊苏澳港内，待命应急。着布政使应奎经理粮饷、淡水知县管元善处理军政。刘铭传亲自督领全军，在苏澳作前后夹击之计。时由傅德高及辉煌带队，自大南溪入山进攻，陈居前，傅殿后。不料中途被生蕃截击包围，后军先败，德高殉职，辉煌率所部力战突围，幸免于难。复引总兵宝如田率兵两千，深入蕃社，进剿数日。蕃人忽由前后来袭，官兵伤亡惨重，后退数里，相持两月。山地径迁险峻，深林茂密不进兵。而蕃人行动轻捷，凭高恃险，野性凶残，官兵迭遭狙击。复以瘴疠罹疾，阵亡病倒者几达全军之半。惟蕃人亦终因弹尽粮尽就抚。为防蕃人反覆无常计，采用恩威并济对策。辉煌奉令驻防苏澳，镇海前营则留守北方澳，其馀撤退。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夏四月十七日，辉煌终以绥靖地方，尽忠职守，劳瘁卒于任所，享年五十有七。出殡之日，素旗载道，执绋数千人，送葬于三星乡阿里史山麓（夫人墓亦在同地）。各界咸深赞叹，德业昭垂，哲人其萎矣。子振田、振业、振光、振宗均逝世。孙进东业医，曾任宜兰县第四、五届议长，连任宜兰县第五、六届县长，居罗东。逸松曾出任考试院考试委员，并执行律师业务，居台北。进富业商，连任宜兰县第二、三、四、五、六、七届议员，居冬山。
  （以上照录1972年八月宜兰县文献委员会出版的《宜兰文献》合订本所载。）
  下面另载（《台湾知名人士陈逸松》一文，请参阅）
  台湾知名人士陈逸松
  陈兆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第一个春天，第五届人大常委、台湾知名人士陈逸松先生偕夫人林玲玉女士第一次回到祖籍福建漳浦，受到漳浦县领导和乡亲们的热情款待。他回到赤湖探亲认祖时和乡亲们促膝谈心，看了祖家的建设成就，面对海峡彼岸，感慨万千，希望合湾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他虽已过古稀之年，但他决心为祖国统一尽责尽力，仍然四处奔走。
  陈逸松先生是台湾的著名律师，同时又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他一直在台湾生活和工作，曾出任过国民参政员，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委员等职务。他在临近古稀之年，突然放弃一切既得利益，牺牲了与儿孙团聚的天伦之乐，冲破重重艰难险阻，于1973年4月奔向祖国大陆。他的精神和勇气，令人敬佩。
  家住宜兰，“根”在漳浦
  陈逸松先生的祖籍是福建省漳州府（今漳州市）漳浦县赤湖镇。清末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后，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他祖辈也穷得无法生活下去。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他的祖父陈辉煌十六岁就跟哥哥陈辉豹渡海到台湾谋生。就在葛玛兰（今宜兰县）浊水溪南的地方。兄弟俩在那里开荒种地，辉煌性格任侠，事亲至孝，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他二十四岁时，回到家乡漳浦赤湖，将已经瘫痪的老母亲背上带到宜兰，在那里安家落户了。
  现在赤湖狮山后陈辉煌父亲的坟墓依然完好，陈辉煌的曾祖父陈光曜的坟墓也在赤湖飞山岭前。前面说过，陈逸松偕同夫人林玲玉均到过祖坟前谒拜过，并摄影留念。
  陈逸松先生是1907年出生的。这时台湾由于中国在甲午（1894年）战争中惨败，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陈逸松出生的这个封建大家庭，也在战争中蒙受灾难，祖父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去世（享年五十七）。祖父在宜兰乡村的财产、土地被日本统治者占去不少，虽然还是一个大地主，但荣华富贵已不如过去。尤其他父亲陈振业早逝，母亲就用所得财产，供他念书。他在上小学时，学习很认真，一面学统治者法定的日文课本，一面还偷着学汉文。那时日本统治当局为了长期奴役台湾同胞，规定台湾人不准说中国话，不准学汉文，学汉文是要冒风险的。
  留学日本，立志研究政治
  1920年，陈逸松小学毕业后，日本老师带他到日本的冈山市上高等小学，半年后进冈山第二中学。那里的教育很发达，他满以为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他在那里得到的只是冷眼和歧视。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日本的社会正处在动荡的年代，政治斗争极其尖锐，经济面临危机，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很多社会现象引起他的深思，他立志要研究政治。1928年春，他考入了东京帝国大学，攻法学部政治科。帝大有个进步的学生组织叫做“新人会”，政治空气很活跃，日本的许多知名人物，那时都曾经参加过这个组织。他入学不久也成了其中的一员。他在这个组织里结交了一些日本进步分子。和他们讨论政治，研究社会科学，包括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学以及世界历史等内容。这些学习和讨论，使他理解到帝国主义某些最基本的东西。当时的日本，一方面左翼运动非常活跃；一方面军国主义者正在执行所谓“整肃军队”、“思想善导”的政策。而他是左翼运动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所以，他于1928年和1929年曾两次被捕入狱。1928年3月15日，日本当局大批逮捕日共党员，被称为“三·一五案件”。当天他正在东京帝大考场，得以幸免，但同年十月当局借口保卫裕仁天皇登基，还是把他逮捕了。虽然不久被释放，但第二年四月，又因掩护一个被通缉的台湾籍共产党员潜回台湾而被监禁四十天。
  1931年春，他大学毕业了。他本想成为大学教授，但因为是台湾人，没有希望被聘请。只好于同年夏天参加日本国家考试，当了一名律师。
  在日本当律师的两年间，他努力主持公道，尽可能维护受压迫者的利益。北海道农民租种地主的地，遇上旱年歉收，交不起租子，地主要把土地收回，农民起来控诉，他做农民的辩护代理人，为农民争得了可以延期交租的权利，并保持了土地的耕作权。1931年底，日本在东北沿海修铁路，用廉价雇了一批朝鲜工人。引起日本工人和朝鲜工人的对立，死伤了不少朝鲜工人。朝鲜劳动总同盟请他和一个叫三浦的日本进步律师为工人辩护，他们俩冒着生命危险，奔赴现场取得了许多人证物证，得到胜诉，筑路的承包公司不得不付给朝鲜工人赔偿和回国路费。1932年，大批日本共产党人被捕，他被聘为辩护律师团的成员，无偿地为共产党人公开进行辩护。从此他在日本的处境更为困难，1983年，他回到台湾，自己开了个律师事务所。
  抗战胜利，致敬团泣告祖先
  清政府出卖了台湾人民，但台湾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陈逸松回台湾以后，仍然看到人们在家里都供着自己祖先的牌位。他的老祖籍是河南颍川郡，所以他们家的祖先牌位上及大厅的神灯上都写着“颍川”。每逢冬至之日，家家户户都要举行盛大祭拜祖先的仪式。
  台湾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曾经进行过激烈的反抗，不断地开展武装斗争。陈逸松回到台湾后，许多青年到他的律师事务所喝茶，休息，谈论政治问题。他便利用律师的有利身份来掩护青年组织的活动，并成为这些青年组织的顾问。后来，他被选为台北市的议员。1937年，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台湾搞“皇民化运动”，强迫台湾同胞改用日本姓名，不准台湾人民穿汉衣，说台湾话，唱京剧，拉胡琴，一切都要日本化。他便去找日本官员进行辩论，结果台北市依然保持了中国的风俗传统。陈逸松在1938年写的一首《述怀》诗，可以表达他当年忠于祖国的心情。这首诗是：
  长叹人生何寂寥，沉吟不觉到深宵。
  风声弄竹魂先断，月影移花意未摇。
  三十二年流水逝，百千万恨逐烟销。
  凄然展得英雄史，品茗熏香待早朝。
  中国人民用生命和鲜血终于换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45年8月日本投降，按《波茨坦公告》台湾归还中国。当时台湾人民兴奋之情是难以形容的，但民国政府在大陆忙于争夺胜利果实，迟迟不派人去台湾接收。陈逸松就组织当地青年群众，维持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当时日本有的军阀、政客提出以每年五千万元美金租借台湾岛，竟有极少数人动了心。陈逸松带领青年们在街上贴出标语，加以反对。后来，民国政府派陈仪到了台湾，在台北市公会堂举行的受降仪式上，陈逸松作为青年代表站在主席台前排，第一次看到日本司令官安藤大将没有带剑，双手垂下，低头站着，他心里升起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民族自豪感。
  台湾人民为了表示对祖国的敬意，从民国团体中推出十二人组成台湾光复致敬团，于1946年夏来大陆致意。陈逸松是致敬团的成员之一。他们在南京致敬以后，又去陕西拜谒黄帝陵。当他们到了耀县，国民党官员就不让再往前走了，说那是共产党的地方。他们只好在耀县的山上设坛，向黄帝陵的方向遥遥祭拜，泣告祖先：台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有志难酬，不堪回首的岁月
  台湾人民对于台湾回归祖国，满怀希望。谁知，民国政府官员到台湾没几天就巧取豪夺，贪污受贿，爬到台湾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起来。他们把台湾人民保护下来的敌产占为己有，统统运走了。新的灾难又降临到台湾人民身上。
  这时陈逸松被遴选为国民参政会的五个台湾籍参政员之一；接着，他又被选为民国政府考试院委员。但是，他壮志难酬，国民党不过用他作为点缀而已。他在考试院，想选拔一些人才，为国家建设出力，可是国民党根本不予理会。1947年，台湾人民忍受不了民国政府的压榨，发生了“二·二八”抗暴事件，惨遭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陈逸松了解了事件的一些真实情况，作为国民参政员，他在参加处理“二·二八”事件中，说了几句真话，支持了群众的正当要求，结果自己反成了涉嫌对象，差点身陷囹圄。
  在这期间，他自己出钱创办，自任发行人和主编的《政经报》，由于连连发表文章，抨击当时的政治颓风，倡导民主政治而被取缔。
  1950年，陈逸松又以华南银行的董事和考试院委员身份，被民国政府任命为中央银行常务理事。
  当时银行为了维护官僚买办阶级利益，把放款利息提高到一天要付息九分半，这是全世界银行所没有的高利贷。陈逸松主张降低利息，辅助中小工商业，同银行总裁不断争论。1954年他任职期满，依照该行惯例，本可连任，国民党当局却不让他连任了。
  从此，陈逸松又继续经营他的律师事务所。同时，他自己开公司，办工厂，经营矿业，发展民族经济，抵制外来资本。他还开设了艺林电影公司，针对当时台湾影坛的不良风气，拍摄了一些喜剧幽默电影。1964年，他经过一番准备，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加台北市长竞选。他在竞选演说中历述国民党弊政，积极主张政治革新，结果失败了，连他的助选人也被逮捕。他那期望晚年能有所作为，造福桑梓的愿望终难实现。
  脱离台湾当局，飞向北京
  面对残酷的现实，陈逸松对国民党已从希望到失望以至绝望。1967年，他决定去世界各地旅行，对各国的政情作了解。他用了一年多时间，环球旅行了二十二个国家，沿途经过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到法国，再到北欧国家，而后到中东、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他在这次旅行中深切感到各国人民和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对中国共产党和他领导下的中国政府表示好感、尊重和钦佩，北京在国际事务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而台湾小朝廷却象一条破船，是没有前途的。他目睹这些事实，联想自己的经历，深深感到，台湾只有回归祖国才有出路。1972年，他在离台赴美探亲途中，写了一封信给周总理，对台湾回归祖国提了一些建议。总理十分重视，责成中国驻联合国代表请他回大陆旅行。他正好有这个意思，就在1973年4月，绕道巴黎，乘飞机回国了。
  周总理立即接见了陈逸松夫妇，和他们纵谈国际局势，给他们描绘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远景，并亲切地征询他们的意见。一连谈了三个多小时，并共进了晚餐。总理亲切和谦的态度，使陈逸松一见如故，慕仰之心油然而生。接着，周总理又派人陪他们参观了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看了许多新兴工业、人民公社、水利设施，和人民群众作了广泛的接触。祖国以他与旧时代截然不同的面貌，展现在他们的面前，激烈地震撼了这位爱国者的心灵。后来，在西安至延安的路上，陪同人员特地送他去瞻仰黄帝陵，他在那里磕了头，祭了祖先，了却了他三十多年来的心愿。他回到自己的祖籍福建漳州，见到许多台湾同胞的亲友，他们对台湾同胞充满了骨肉之情。他想到台湾和大陆同胞同是黄帝子孙，却被人为地隔离着，心里痛苦万分，决意留在大陆工作，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大业，尽自己的责任。
  陈逸松先生回到祖国大陆的行动，受到共产党和人民的欢迎。1975年一月他当选为第四届人大常委，1978年又被选为第五届人大常委，1979年他还出任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
  人民对陈逸松先生的重托，更激励着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要为祖国多作贡献。十几年来，他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实现国家统一，繁忙地工作着。1976年底，他到美国去探亲，台湾有人造谣说他是“恶梦已醒”又“投奔自由”了，他在美国的一次演说时回答造谣者：“我的恶梦，在1973年决心从宜兰到北京时就醒了”。
  1983年陈逸松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7年他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他年虽已逾八十，但在他客厅四壁悬挂的古今名人字画中，有一幅特别醒目，那是一位少年书法家为陈逸松先生写的，上书：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这两句含意深刻的词句，难道不正是陈逸松先生八十多年所经历的道路的写照么！
  （本文摘自1980年第3期《人物》杂志）
  鉴湖情系台湾岛
  陈中
  在佛昙镇大坑村有一个鉴湖，因而大坑村雅称鉴湖。康熙《漳浦县志》记载：“鉴湖……周围二里许，水清如鉴，故名。布政陈亹聚族其上。”
  历代相传，在元朝末年，陈姓已在这里生息传衍，属于唐朝建漳州南山寺的太傅陈邕派下。至明朝人文昌盛。《县志》记载，陈亹于正统元年（1436年）中进士，任广东布政使，引荔枝良种在鉴湖一带繁殖。其侄孙陈奂又于成化十一年（1475年）中进士，奂的曾孙公相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中进士，人杰地灵。
  至清朝咸丰年间（1851—1861）大坑村有多人迁居台湾葛玛兰（今宜兰），从开发摆厘、满力等社开始，后裔分布于今宜兰市（县辖市）及各乡镇村落，又分衍到竹南、台北、基隆、花莲、台东、彰化、南投各地。在宜兰市建有祠堂，名“鉴湖堂”。裔孙人才辈出。
  1988年，宜兰“鉴湖堂”会长陈文彬及陈春木、陈聪嘉等十六位先生曾组团回漳浦大坑村祖祠拜祖会亲。大坑村分衍于广东海丰、陆丰两县的亲人（据传是明朝陈布政的后裔）代表数十人同时前来拜祖。三省宗亲聚会，热情洋溢。
  大坑祖祠修葺一新，里面设置敬老会，作为老人游乐、休息场所，台湾亲人献置电视机、桌椅、床被。
  大坑村增设鉴湖中学一所，总投资人民币54万元，省市、县、镇、各级政府投资34万元，村自筹20万元。台湾漳浦同乡会理事长陈建仁（大坑村人）发动在台的鉴湖裔亲赞助，自己率先献款一万元港币以为倡导。并设置鉴湖中小学奖学金和生产比赛基金，鼓励村民勤劳致富。
  寻根记
  台湾宜兰马坪十九世成辈陈永瑞
  “饮水思源头，吃果子拜树头”，这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句台湾谚语。记得小时候，常听父亲说，我们的根在唐山，那就是说我们陈氏原籍在福建省漳州府漳浦县东关门外廿三都福兴堡马坪山尾社。父亲也常常告诉我们，马坪山尾祖祠的昭穆：“旺发邦樟敦，仕体君弘立，兴经广成齐，家国治永昌。”但由于当时年纪小，对大陆一无所知，“唐山”在何处？马坪山尾社又在那个地方？一点印象也没有。为什么要到台湾来，也是一无所知。昭穆呢？也只知道，那仅是为了取名字方便，所列的一串字句而已，至于代表什么意义，更是一头露水，茫无所知。
  1966年我在马祖服役，1968年任教于金门金城国中，大陆近在咫尺，家乡马坪虽在眼前，但由于政治环境的关系，却可望而不可及。年纪愈大，思亲愈切，想起太祖朴直公、正义公兄弟，于前清嘉庆元年（1796年）迁居台湾，至今己有一百多年之久，子孙分散各地，恐时间一久，世系湮没，亲疏不分，道上叔侄相逢不相识，因此乃决定编修祖谱，以供后世子孙缅怀祖先，慎终追远。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八叔祖国炷公、大伯父治岩公时，承蒙鼎力支持，勉励有加，并提供很多宝贵资料。大伯父并且陪我探视各远房宗亲，搜集资料，抄写齿录。承各房宗亲热心协助，共襄盛举，使陈氏祖谱终于在1978年12月顺利出版。其中有二件事，至今仍令我印象深刻：其一，我与大伯父到员山中和铿桢兄家抄录资料时，由于中和是我陈氏家族渡台开基地，祖宗牌位于日本明治廿八年奉立，已有八十多年历史，部份字迹模糊不清，铿祯夫妇，大伯父与我，四个人围在一起，铿桢嫂用湿布擦一句，我抄一句，孺慕之情，一表无遗；另一件，有一次我到水根兄家抄录资料，适逢客厅电灯故障，永根兄毫无犹疑地，把祖宗牌位端到餐厅饭桌上让我抄写，当时我曾问：“这样做适当吗？”永根兄当场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修家谱是一件好事，祖宗不会见怪，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与鼓励。之后，陆陆续续收集了很多资料，不断增补，因此乃于1984年第一次修订，但马坪部份资料，却始终付之阙如。
  1990年，海峡两岸良性互动，放宽探亲规定，个人乃于7月17日同家叔治忍、文隆宗亲、茂林宗亲等一行，前往大陆寻根。当天早上8时50分，由桃园国际机场起飞，10时到达香港，转搭下午7时班机飞往厦门，夜宿华侨大厦。18日早上9时赴集美陈嘉庚学园参观，10时多起程前往漳州市，在漳州宾馆用过午餐后，随即前往南山寺参观。南山寺又称南院，位于漳州市的南郊，前濒九龙江南岸，背靠丹霞峰，景色幽美清静。此寺始建于唐玄宗开元后期（736—741年），迄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历史，是福建省历史悠久的寺院之一，闻名海内外，素为国内外来宾游览胜地。
  此寺院是我南陈开基祖，初唐太傅（太子李隆基的老师）邕公所建。据《嘉禾陈氏家谱》、《漳州府志》、《龙溪县志》等史料记载：邕公原籍京兆万年县（今陕西西安）人，唐朝中宗神龙年间（705—707年）进士。任官以后，与宰相李林甫不协，于玄宗开元廿四年（736年）被谪到福建，初住兴化（仙游的枫亭井上），再迁泉州惠安社稷坛后，后定居漳州（龙溪），在通津桥（即旧桥）头南驿路的南山下建宅，结构雄伟，气势磅礴，旁侧建一佛堂，名“延福报劬南院”。由于院宅的建筑方式与规模超过了政府规定，有人以“僭越”罪（有篡夺帝位意图）密告，朝廷要派人前来查办，邕公闻讯，十分惊惶，唯恐株连家族。女儿金花（后追封郡主）劝他献宅为寺院，让她“落发为尼”，免遭查究，邕公依从，果然开脱无罪，免去了一场无妄之灾。家宅改为寺院后，邕公与夫人遂迁居镇门水潮社。后“延福报劬南院”于北宋乾德六年（968年）由刺史陈文颢重修，初名“报劬院”，明代改称“南山寺”，寺院兴隆时期，僧侣达一百多人。现寺内还有一个太傅祠，祀邕公，可惜由于内部正在整修，大门深锁，管理员外出，未能一窥庐山真象。祠后有一“修真静室”，原是金花郡主的梳妆阁，因她出家后于此奉佛，故以此名。玉佛殿旁，寺墙之外，有一座方形塔状坟墓，是金花郡主的安息之地，漳州人称之为“姑娘墓”。南山寺由于列入文物古迹保护，售票供人参观，虽有管理人员和尚、尼姑定时诵经礼佛（和尚、尼姑为上、下班制），但看起来，香火并不很盛。
  下午6时馀抵达漳浦县城区，这是一个建置已有一千多年的县城，一切看起来很纯朴，除了人多之外，与二、三十年前台湾一般城镇并无很大差别。稍做停留，便出发往佛昙，下午7时多到达佛昙树发宗亲家，这时其有宗亲，马坪芳浦宗亲，长泰宗亲，贯珩宗亲等多人早已到来。大家相谈甚欢，我提出很多问题就教，他们也都能——提出合理说明。芳浦宗亲，福建师院本科毕业，中学高级教师，原任马坪中学副校长，现已退休，又任马坪侨联副主席兼秘书等职，专心从事建“新马坪”及族谱整理工作。长泰宗亲，家住马坪霞梧，现住佛昙邮电局边，协和大学经济系毕业，曾任漳浦县政协副主席、福建省漳浦一中、二中校长四十馀年，桃李遍及海内外。贯珩宗亲，目前旅居香港，曾任华侨中学名誉校长十六年，经常往来于大陆、香港之间，对马坪设乡暨地方公益事业奉献不遗馀力。由于时间不早，佛昙距马坪还有一段相当距离，因此在10时左右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分手回家，并约定次日马坪见面时间，当晚夜宿佛昙侨联宾馆。
  7月19日上午8时，陪文隆、茂林二位宗亲前往大坑鉴湖陈氏家庙谒祖上香，并访视鉴湖宗亲。10时多返回佛昙，起程前往马坪寻根，同行者有其有宗亲、树发宗亲、长泰宗亲、威镇宗亲（台湾“监察院”顾问建仁宗亲令弟）茂林宗亲、文隆宗亲、六叔治忍与我。马坪位于佛昙东北方，距佛昙大约十公里路左右，福建地名叫山尾的地方有好几处，祖籍山尾社隶属马坪乡后康村。11时左右抵达后康，乡政府正在大兴土木，马坪卫生院亦正在兴建，据说这座医院是由侨胞陈壬水捐建的。马坪乡原为前坪乡，后改为马坪公社，1964年合并于佛昙镇，1987年恢复设乡。这时候早已有廿多位宗亲，站在马坪侨联宾馆门口，列队燃放鞭炮等待我们的到来，这是一百九十五年来，移居台湾的马坪子孙第一次返乡寻根，场面颇令人感动。稍作寒喧后，随即展开核对族谱工作，由于事前委托其有宗亲代查之资料甚为详实，正确，因此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除了查对世系表既其他相关资料外，并把二册族谱一一拍摄照片，携回参考，以补台湾族谱马坪资料之不足。据说其有宗亲为了代我寻根，曾经先后六次前往马坪查访，实在非常感谢。族谱持有人良爱宗亲，现住马坪后康村山尾社，是佛昙镇（马坪以前属佛昙镇管辖）有名的基建木工师傅，曾参与大坑陈氏祖祠，蓝氏祖祠、佛昙杨氏大祖祠，马坪后康大房祖祠等家庙修建工作的筹划与技术主管。其父成德宗亲生前热衷宗务，对陈氏家谱十分重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三次把家谱用破油纸包好，拿上后寨山藏在大石头底下，这是马坪地区唯一幸存较完整的族谱，其缅怀宗祖，不避艰险，苦心竭力保存族谱的伟大精神，将令千千万万后代子孙永远感谢和怀念。
  根据马坪族谱记载：我家家族是属于后康山尾祖祠始祖三世祖邦彦公后代，其中五世祖敦甫公逝世后，六世祖仕德公伴兄仕体公为避倭寇之祸于明嘉靖年间率子侄等卅五人，举家迁往平和南胜五寨，至清康熙年间“复界”，十世祖“立辈”子孙再由平和县南胜五寨迁回马坪，九世祖弘绩公之骨骸由子孙于南胜五寨之丘朋迁回马坪，改葬在梅岭垅尾山坐午向子兼丙壬。据说由于人丁不旺，肃五人自马坪徙家平和，先后五代仍旧只有卅五人迁回马坪。
  昭穆：“旺发邦樟敦，仕体君弘立，兴经广成齐，家国治永昌。”系山尾祖祠始祖邦彦公始创顶溪（马坪溪上游各社）昭穆。这一派昭穆现在马坪地方已不再使用。据说顶溪昭穆传至广辈时，为团结玛珖公、辉孙公二支宗亲，经双方代表协议，统一改用马坪、大坑合编昭穆。而台湾子孙迁居本岛，因不知有此约定，仍继续沿用顶溪昭穆，迄今未改。依族谱规定，台湾十八世治辈属马坪广辈，十九世永辈属马坪成辈。广辈子孙在马坪地区已不多了，因此，叔叔与我，在马坪排行中是属于高辈份的子孙了。
  按马坪族谱所记，十二世祖经舜公有三子，长田、次卢、三环。但台湾族谱只记载环，卢二人，田公幼殇无嗣，台湾族谱未有记述。环卢二公排行次序两地互异，但台湾族谱除了世系表外，还附有生卒年月日可考，我想这一点，台湾族谱可能比较正确一点。两岸相隔近二百年，幸有此一记载，使两岸血脉一线相连，这实是祖宗冥冥中保佑使然。
  午餐后，我们一行人，连同马坪宗亲浩浩荡荡前往山尾拜谒祖祠，惜山尾祖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红卫兵破坏，里面祖宗神位悉遭焚煅，祠堂本身也被征收做为仓库，存放粮食，最近索回，屋顶重新修葺，但内部陈设尚未恢复，仍旧只是空屋一间。旋即到福场埔探视祖坟，只见旷野丛林下，有一块墓碑斜立，碑上没有任何文字，据随行宗亲说，这就是山尾祖祠始祖邦彦公夫妇合葬坟地，土名“卧虎”，因害怕惊动卧虎，多年来一直不敢异动或翻修。接着到田墘祠堂拜访，祠堂占地很大，但不得其门而入，据说祠堂本身现在仍被当作仓库用，宗亲们正在设法索回中，里面设备当然也是一无所有。因之绕祠堂一周后便离开，改至庵仔山后看五世祖敦甫公坟墓，此墓距马路不远，墓碑用红砖砌成，土名“砖仔墓祖”。后回到后康参观三世伯祖考邦恺公子孙所重建之“鸠山堂”，“该祠堂最近重新翻修，结构宏伟，富丽堂皇，祖宗牌位能重新镌刻，但祠堂尚未落成。最后到贯珩宗亲思亲楼休息。思亲楼面对马山，视野宽阔，风景绝佳。据村长宗亲说：马坪地名之由来系合“马山”与“大坪岭”而成。山尾社现有宗亲四百馀人，马坪现有村落不下二十多个，宗亲约万馀人，均是陈氏马坪开基祖辉孙裔孙。马坪设乡虽然只有短短三年，但大家众志成城，团结一致，努力奋发，相信有一天对外交通改善，发展繁荣一定指日可期。下午四点多，在宗亲们热烈的欢送下，我们挥手道别。
  此行停留时间虽然不洚，但收获却不少，不但使海峡两岸血脉于此相连，更了却多年来返乡寻根的心愿。但愿不久的将来，山尾，田墘两座祖祠重落成时，能率领更多的台湾宗亲返乡拜谒祖庙。
  20日上午7时多，搭车往石后（属龙海县），转乘9时开航的渡轮，15分钟后到达厦门。随即赴南普陀寺参观，中午在南普陀寺吃素餐，下午赴鼓浪屿玩，大担、二担横列厦门港口，历历可见，用望远镜看岛上标语，字字看得一清二楚。21日上午参观厦门大学。中午12时30分搭机飞往北京。同月28日下午2时多回到台湾，5点多返抵宜兰，结束了这一趟难得的寻根旅游。
  南投陈姓寻根漳浦县
  陈育嗣
  台湾南投县陈姓宗亲会，于清光绪年间集资建造一座富丽堂皇的“西水祖祠”，奉祀来自大陆的祖先，迄今已有100多年历史了。
  1983年12月，“西水祖祠”建祠100周年纪念，宗亲会理事长陈金春为重修族谱作序，开首写道：“追思二百年前（清乾隆年间）陈氏祖先由福建省漳州府漳浦县西垄、水磨二社渡台至南投、彰化县界八卦山麓及浊水溪流域一带，筚路蓝缕，垦荒拓地，以启山林，奠定了子孙蕃衍之丕基；宗族散居各地，其间道路崎岖，交通不便，但因血浓于水的血缘感情深厚，乃聚议共襄盛举，合资购买田产，兴建陈氏宗祠于现址一新街。……南投县陈氏宗亲为中国大陆迁居台湾之华夏衍裔。据最近人口调查，台湾区总计1800余万人，陈姓占有200余万人，平均每八名中就有一人姓陈……”。
  南投县西水祖祠之祖先是漳浦县西垄、水磨人，“西水”即西垄、水磨之合称。
  由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生长在台湾的“西水”陈姓子孙后代，历代相承只知道祖先来自大陆，而不知道西垄、水磨究竟在何方，但正如“序”中所说，血浓于水的血缘感情深厚，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西垄、水磨两个地理名词，渴望有一天能回到大陆寻根访祖。海峡两岸开放之后，多年来朝思夕想的美梦终于有机会成为现实。
  1989年某月，南投县陈姓宗亲会理事长陈金春之三公子陈明证首开西垄、水磨寻根认祖纪录。陈明证是一位政治大学硕士，又曾在美国攻读博士，历任台塑副总经理、厂长、董事长。前几年回大陆做生意。经常来往于京沪与广州、深圳之间，因受亲人之重托，特地寻根至西垄、水磨，捐资给西垄修理祖祠，族人于庙中立一石碑以志其事。1990年6月，陈明证胞弟（即陈金春四公子）陈明政（逢甲大学国贸学士、南投县社头国中教师）步乃兄后尘，专程来大陆访祖，由于地生人不熟无从寻根，一时心灰意冷，准备返回台湾，是日下午在漳浦宾馆登记住宿，无意中与陈育嗣交谈。翌日由陈育嗣陪同去西垄谒祖，当场拍下不少照片带回台湾。
  台湾漳浦同乡会理事长陈建仁（原籍佛昙大坑）及全体理监事为同乡排忧解难不遗余力，深受乡亲爱戴，海峡两岸开放往来后，同乡会发挥桥梁作用，为两岸亲人沟通互访作了大量工作。1990年委托陈育嗣转给西垄、水磨、甘园石兜三村各若干港币作为修理三村祖庙之费用。他一方面慷慨解囊，一方面积极推动南投县陈姓宗亲会组团返乡祭祖。西垄等村宗亲感陈建仁理事长关怀桑梓之良苦用心，先后各自成立“筹备修缮祖庙理事会”，用陈建仁捐助资金把年久失修之祖庙进行修理。自此之后，西垄、水磨、甘园石兜三社宗亲与南投县西水祠取得联系，南投县陈姓宗亲会准备组团回漳浦故乡祭祖。
  高氏溯源漳浦城
  高聿占
  1990年夏天，居住厦门市的乡友黄老师及往厦出差的赵先生，先后向我传达：台湾一旅游团来厦门，该团负责人高先生请黄、赵帮他在漳浦寻根查（族）谱。高先生写下其祖籍地址：“漳浦北门内马房街高厝内”，并列出其直系祖辈名单：高才能（百余年间从漳浦北门内高厝内渡台定居），才能子：武略、武松、武婴。武松子；薛歉、林畏。薛歉子：得和、得婴、青云、得馨、清荣、得宜、得中。至今约有五六代人。
  根据台胞高先生写来的祖籍地址，肯定说是现在我们居住的地址：北门内（即北街顶）高厝内（即高厝巷内）。而“马房街”显然与高厝巷高家老祖宅第六落厝后放置的那个3米多长三合土质大马槽有关。民国之前，这里常住宿南来北往的学者、考生，马槽边的大院（叫学内）内常拴着驴、马。这个大马槽直至1987年该地建新宅才被砸毁。
  高才能是高厝巷内那一房头的人，由于漳浦高氏族谱无存，要查核其直属祖系是有困难的。
  近年，我们在鹿溪鼓山后找到一座清乾隆十四年（1749）廖廖氏高妈墓，立碑人是高氏之子高建、高潜、高洛，出嗣子高洪，长房孙高样等。这是至今除高东溪墓外有墓碑文的最早的一座高氏墓。立墓碑人在二百多年前就是高厝巷内的居民。
  1990年春，广东省潮阳县侨眷高文豪医生，受泰国亲人之托，来漳浦寻根查谱。泰国于二十年前就成立泰国高氏宗亲会，并于十五年前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宗祠——“渤海堂”，祠中神龛内供奉二位神主：一为春秋时代孔子七十二门生之一的共城侯子羔；一为宋代高东溪。高医生从潮汕地区的高氏族谱中查出他们的始祖是高禄成。禄成是高东溪第八代孙，约在元初期从原属漳浦后归海澄辖的祭都村迁往粤东的。禄成的子孙，后来又从潮汕等地迁到东南亚海外侨居。
  《祭都旧谱》有这样记载：“禄成生于大宋末，笃志学问，值元初，矢志仕”。
  《潮汕高氏族谱》记载：“禄成长子，讳觉明，字南平，迁居粤东，为入潮始祖”。“南平公，自闽抵潮，览山川之耸翠，睹风景之美丽，因而卜居棉阳举练都高厝巷，后被山寇焚劫，迁建峡山都和平村。”
  南平生五个儿子，其后裔繁衍于广东及东南亚各地。
  高医生说：侨居泰国的高氏宗亲，大部分人对高东溪的史迹、世系，了解不多。《泰国高氏宗亲总会特刊》中，有这样记载“……有裔东溪公，名登，生七子：长子居揭阳，次子居浙江，三子居广东，四子居澄海，五子居和平，六子居饶平，七子居普宁……”。我认为这种记载，可能是后来东溪的子孙，分衍各地，再后来，修族谱的人，把该地的开基祖写成是高东溪的儿子。
  《闽漳祭都高氏家谱》及龙海《卿山高氏族谱》都记载：高东溪的祖父兄弟二人，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负青苗债，从浙江绍兴入闽。乃弟入福清，兄高逸，来到漳浦杜浔东山岭，结茅为舍，定居下来，（即现之宅兜村）后被闽南高姓尊为一世祖，逸之子，名拱，字时中，娶妻陈氏，生子名登，字彦先，号东溪。《祭都家谱》把高登列为三世祖，《卿山族谱》则列为一世祖。
  高东溪究竟有几个儿子呢？
  《高东溪文集》中有一篇《命诸子名字》“……痛念王室凌迟，思扶持而一振之，左右匡拂以守鸿业，然此志未遂也，天也。我以未遂之志，命汝箕曰扶，字伯起；裘曰持，字仲安；庭曰振，字叔昌；桴曰拂，字季士。人字汝而耳听之，汝称名其心推之，勉效两全之节，毋使后人笑吾昧于知子而遣蚊负山也”。
  《祭都高氏家谱》中有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浦知县慎蒙写的《墓志跋》“……适其孙高骏悦，具呈痛先墓之荒废，言甚恳切，亦孝子慈孙之所不容己者。乃命阴阳官王伟，筑土为城，掘地尺许，因得砖志，刻先生事迹甚明，则为先生之墓无疑矣。……”
  慎蒙又为此出土之“墓志砖”写了一篇《墓志砖记》“……娶陈氏，合葬于坟茔。子女男四人：扶、持、振、拂嗣其业。……”
  从以上记载看，可以肯定，高东溪先生有四个儿子。
  《祭都家谱》、《卿山族谱》都有这样记载：
  扶生穹，穹生友松，友松生一城……
  持生霄，霄生友梅，友梅生一举……
  振生霖，霖生光宗，光宗生一勤……
  拂与岳飞女订婚，后岳被秦桧陷害，岳女抱银瓶投井。后来，拂出家为真人，终身不娶。
  一城之子高真，守东山故丘（即漳浦杜浔东山宅兜），传至十一世高浪，浪之孙高杰与明弘治初（1488至1493年间）任户部尚书的潘荣系挚友，高杰曾请潘荣撰写《重修高氏族谱序》。
  一城之后，虽守故居，亦有分入同安界。后裔于明隆庆间（1567至1572）由同安竹坑迁入海澄祭都。禄成为一城之后裔也。
  《祭都家谱》还记载：高禄成有孙二。长孙号惠楠，次孙号惠淑。惠楠派分惠来，海丰等地。惠楠生七子，分居各地。
  一举于南宋绍定三年（1230）八月，由漳浦迁居龙溪之卿山（即现之龙海县石码镇高坑村），成为卿山一世祖。传至十五世，有高士龙，高文升者迁往粤东及粤西等地，在那里分脉繁衍。
  一勤的后裔则分衍于南靖等地。
  闽南及海外各地高姓同胞尊崇奉祀其祖东溪先生，历代不衰。主要原因是高东溪先生有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人刚正不阿、疾恶如仇。任上则兴办教育，讲礼执法，廉政爱民。他的传记、著述彪炳于《宋史》、《福建通志》、《广东省志》、《漳州府志》、《漳浦县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十分崇拜东溪先生。朱夫子任漳州太守时，上奏请建高东溪祠，亲撰祠记，题匾额“百世师”、“忠孝两全”，撰写楹联：“获鹿感鱼千秋称孝子；朋东仇桧万古识忠臣。”
  历代府县官员也多有题匾、撰文纪念之。
  1985年12月，漳浦县政府把高东溪祠和高东溪墓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
  高雄沈姓寻根漳浦横口社
  王珠山
  台湾省台南市中学教师沈清瑞先生受亲族委托，于1991年阴历正月十五日来漳浦县官浔镇康庄村横口社寻根认祖，携带照片三幅，一是高雄县沈姓始祖沈姐（名）神主牌照片，神主牌铭记祖籍“漳州府漳浦县横口社”，二是高雄仁武庄沈氏宗祠照片，三是横口“玄天上帝”画像照片。
  经核对双方沈姓族谱查明：沈姐生于明崇祯九年（1636年）十一月十一日，十四岁时在战乱中为郑成功抗清队伍所收留，后随军去台湾，参加赶走荷兰侵略者的战役，由屯垦而定居台湾。
  核对历史资料，清顺治七年（1651年），郑成功从厦门率中提督甘辉、中口镇蓝登等十二镇直进南溪，在瓷灶登陆，打败清漳州总兵王邦俊骑兵一千人、步兵二千多人的迎战，于八月二十三日占领官浔、渐山、溪野一带，驻大本营于横口。
  官浔下帐村凭城坚守，为郑军攻破，沈质朴（溢号）系横口沈厝第七世潜斋迁居于下帐所传衍，为横口第十一世，夫妇死于战乱之中，遗下长子沈姐（乳名）十四岁，为郑军所收留，幼子乳名沈高，十一岁，为乡人所收留，后改名沈仁凤，传有后裔。
  沈姐随郑军至台湾，隶南路安抚司仁武营，屯垦之地名仁武庄，即今高雄县仁武乡。沈姐开基立业之地在今文武村。
  沈姐卒于清康熙八年（1669年）七月十八日丑时，葬在仁武庄东三里处山麓，后亦成村庄，冠祖籍地名曰“漳浦厝”，即今仁福村。
  附：漳浦与台湾沈姓源流
  沈姓是黄帝后代，源出姬姓，周文王的十子季载分封于“沈”（地名），建立诸侯国，在今河南省东南部平舆县北。至公元前506年为蔡国所并，后代以沈为姓。春秋时代高士沈郢，位至拜相，而他辞官归隐，在今安徽省阜阳县北建“沈亭”于山水之间，悠游垂钓，诗琴娱终生。传至东汉沈荣昌，原居苏州马武乡，移居泗洲（在今江苏宿迁县东南），封公爵，官金青光禄大夫，闽台沈姓奉为一世祖。传至第十七世沈彪，字世纪，居河南光州固始县，任唐朝岭南行军总管事陈政麾下分营将，屡立战功，高宗皇帝赐名勇，加随朝护国右将军。陈政病故，子陈元光袭职，沈世纪辅陈元光披荆斩棘，平定地方，建立漳州和漳浦县，功绩卓著。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敕建庙于漳浦西郊祀陈元光及诸将，包括沈世纪，庙中碑记有词赞其“年甫冠，奇谋善策，喜怒不形于色，恩威大著于远，倾心下士，士多归之”。宋理宗淳佑年间追封为威武辅牖将军，加武德侯，妣尤氏，敕封妙嘉夫人。至今横口沈厝“德林堂”祀有披甲执斧，
  身骑战马的沈将军木雕像。
  沈姓四十一世讳元兴，居漳浦北门西巷后厝，生三子：长景实、次景秀、三景善，宋末战乱，景实、景秀流移他乡，下落不明，景善避乱于大帽山下（今赤岭乡）前园蔡坑，该处为宋进士蔡逢甲义不仕元隐居处。蔡生一女，赘沈景善为婿，生一子名积善（可能是溢号），入赘官浔横口社傅德坤之女，为横口沈厝之祖。传七世有沈潜斋迁居官浔下帐社，娶林氏，生子果斋、直庵，传至明末清初，横口沈厝沈积善的第十一世裔孙沈质朴，夫妇死于战乱，长子乳名沈姐，为郑成功部队所收留，至台湾开基高雄县之仁武乡文武村。其后裔：二世沈明字，三世沈元和，四世必显、必登、必发……至今有320多年历史，传16代。“鹭厦林”源流与攀龙林姓开发台湾林智诗
  在闽台，林姓是仅次于陈姓的第二大姓，枝叶繁茂，而一致以直谏被纣王处死的王叔比干之遗腹子，为周武王封于博陵的林坚为得姓始祖；以晋朝“永嘉之乱”以后任晋安郡太守（追封晋安郡王）的林禄为闽台始祖。
  漳浦县林姓同样是仅次于陈姓的第二大姓，都是禄公之裔而支系甚多，主要有路下（在今深土乡，雅号鹭厦，以下一概写作路下）、乌石（浯江）、园头（沙西）、港头（在佛昙镇）、友爱（在官浔镇溪仔）等流派。这里只说“路下林”源流，并专记路下林的一支，与台湾渊源关系特深的攀龙林姓。
  攀龙位于漳浦山区的“车田”（今石榴乡及南浦乡），元朝漳州路山区农民起义军蜂起，为加强统治，于至治年间（1322年左右）划漳浦、龙溪、龙岩三县毗连地带成立南胜县，后迁设南靖县，车田属于南靖县。至清朝雍正年间，漳浦名士蔡世远以车田二十四保距南靖县城太远，吏治鞭长莫及，请改属漳浦，雍正十三年（1735年）朝廷准就车田二十四保中划十五保（今石榴乡）归属漳浦。
  归属漳浦的车田十五保中，以吴、林二姓人口最多，在台湾开发史上出现许多彪炳人物，最著名的是小山城大园头的吴沙和攀龙兵营顶的林成祖。攀龙渡台先人至今传十多代，裔孙繁多，人才辈出，如1983年任台北县长的林丰正先生便是林成祖的后裔。
  攀龙，以三面高山环抱如巨龙盘亘得名。这里平川成湖（湖，闽南方言指盆地），岩峰尖、翁仔石尖、洞仔尖，“三尖归一穴”（尖，闽南方言指顶峰）各条涧水汇聚成坪水溪、漈西溪、龙岭溪，从攀龙盆地萦绕而过，经象牙庄，汇于鹿溪入海。
  攀龙林氏家庙建于明万历辛已年，坐丁癸向未丑，二进一天井，门前“崎阶倒吊莲”，石雕鹿羊为“门盾”。家庙后依矾山，有“雨伞松”、“鹭鸯树”、“隐龟（驼形）樟”，家庙前竖立十二座旗杆，面向“独瓶池”，构成寻根认祖的标志。
  1990年11月20日，台北板桥市林益传、林铭勋、林益堤三兄弟偕同夫人及儿孙共九人带谱牒回攀龙拜谒列祖列宗，与祖家亲人合影留念，并将家庙景观一一拍照携回台湾。他们说还有许多台湾亲人准备回来拜祖，与祖家亲人交流渊源关系资料，寻根认祖，是莫大的欣慰。
  一、路下林源流
  林姓入闽始祖禄公以下（世系从略）第三十五世和义，字鸿虞，于宋末自莆郡卜居漳浦路下，生大用，大用生七子：子亨、子贵、子贤、子慕、子华、子德、子渊，为三十七世。元朝地方动乱，兄弟分散于各地：
  子亨分居苦竹（在今赤土乡），生二子：长福生，分衍灶山、桥林：次福留，分衍园头、古雷、沙西等地。
  子贵守路下，居庵下梧，生子福留、福宛，分衍后巷、东庵、陂东、麦园埔。
  子贤分居七都（旧镇）桥头，生济明、济时。济明衍桥头、后姚、下堀。济时长子宗泰分衍海澄浦贤，次子宗德分衍五都（今东山县）浯垄。三子宗礼，生颖德，颖德生质庵、质庵生福庵，居赤土岭之下宫，生七子：长子衍下宫，次子衍港西，三子衍马坪仙都，四子衍下埔，五子衍长东，六子衍马坪后焙，七子衍埔尾。
  子慕分居平和五寨埔坪社，生伯元、伯川。伯元生宗嗣，宗嗣生允椿、允槐、允贞、允器，衍埔坪，分衍于台湾彰化、雾峰、漳浦后戴、东厝、上洞。伯川生宗绍、日隆、日兴、佛生，分衍龙头、庵后、云霄、饶平。
  子华分居车田（今石榴乡）之攀龙社，分衍于胜利、六鳌、温斗、盘陀、饶平、南靖、合湾大甲、彰化、苗栗、台中。
  子德，生纪清、丕显、盛宝。纪清分衍于赤湖，在北门建有祠堂，后裔居山美。丕显分衍于赤湖田墘、山尾、西丹；盛宝分衍于湖西尾山。
  子渊分衍于月屿、下尾、溪仔、北江、塔岭、浦尾、东山康美、漳州康山、杜浔湖里。
  从路下祖传衍于广东、台湾，源远流长，支派浩繁，由于年代久远，宗谱遗缺，无法详考，但世代相传为“路下林”。
  二、攀龙世系
  路下大用公第五子林子华于元末至正年间迁居车田攀龙社，即龙山肇基始祖，子华列路下林4世、游洋林22世、闽林37世、长林100世。
  一世子华公生二子：长桐月、次纯朴，纯朴公生以长、以深二子，返居路下守祖，后裔居陂东。
  二世桐月生三子：长以和、次以顺、三以贤。
  三世以和行一，生三子：曰永余、永祥、永祯。
  三世以顺行二，乌陂房祖，生子永贵，贵生元贞、元亨为五世，元贞生体范，范生荣。元亨生四子：长体瑞，瑞生表、正、顺、婴四子。次体义，义生五、六二子。
  三体纯，纯生柱石。四体锐，锐生良权、良柄。后裔居乌陂。
  三世以贤行三，移居广东，后裔居潮铙，曾孙题奉祀。
  四世永余行一生子三：长乾、次坤、三朗，世称“松明朗”三大房。
  四世永祥行二，过田房祖，生子曰元转，转生体政、体加为六世，后裔居盘陀后陂、下埔、枋林。
  四世永祯行三，坪水房祖，后裔居温斗四社、县城，县房林传六鳌下寮、鳌东、山门后江、东门、营里。部分渡台居新竹、苗栗、汐止等县市。
  五世乾行一，字元宇，松房祖，俗称后埔公，生子三：曰坦庵、曰可塘、曰新楼，后裔居长美、埔边。
  五世坤行二字元宙，明房祖，俗称井墘公，生三子：长名进、字体重，次名助、字体辅，三名道、字体达。
  五世朗行三字元恩，朗房祖，俗称下厝公，生三子：体道、体质、体闰，后裔居陂仔后。乾坤朗各生三子，共九子，时号“九大汉”。
  明房六世祖名进行一，号莲花，居虎仔厝、鳌楼，生三子：添、沛、济，传世不详。
  六世祖名助行二号霞岭，生三子：曰章、曰新、曰琼为七世。长章称岭大房，章生二子：瞻、望，长瞻，字国仪，号天才，生四子：长立敬、次立慎、三立焕、四立命，号称天才四大房，人丁最盛，后裔居新楼、龙潭、考塘、大埕、刘角、埔边、下林、下营、顶下埔、岱水、庵后等。次望，望生谨，称岩前溪房，后裔居大埕、顶埔。七世新行二，称岭二房，生二子：长默泉、次四友，后裔居处称岭二，传衍陂头、上营。七世琼行三，称岭三房，生二子：长光宇、次光亨，后裔居处称岭三。
  六世祖名道，号飞凤，行三，生五子：长峰、次乔、三森、四楚、五栋。长峰移居广东，次乔居下厝守祖，三森过番，四楚生三子：脱庸、甲万、西凤。八世甲万生捷魁、掇魁、抱魁。九世捷魁行一，生严、盛、陶等七子，十世陶生敬乡、宣、迈、瑸等七子，十一世敬乡生宗仁、宗义等八子，宗仁生菲、尽等五子，菲生天宗渡台居中港。九世掇魁行二生一子曰焻，焻生八子：族、夜、化、孝、德、政、祖、权。十一世孝渡台居台中，后裔林清池移居日本，为日本国林氏宗亲会第一届理事长。十一世夜生秀俊号成祖，于清雍正年间渡台居台北，其业绩载入台湾通史。
  三、攀龙林姓传衍台湾
  清朝往台湾开发土地的林姓和陈姓最多，在台湾各地传下众多后裔，故有“陈林半年下”之谚，漳浦陈林二姓的传衍台湾也是如此。漳浦林姓的垦殖台湾，又以攀龙人为最多，见之于《林氏大宗谱》记载的著名人物及其后裔主要有：（世次均从攀龙始祖子华起算）
  1、林成祖
  林成祖，系攀龙子华祖第十二世裔孙，生于康熙三十八年，雍正十二年（1734年）渡台，入垦大甲、彰化、开拓农田数万亩，先后开凿大甲圳、大安圳、永丰圳、暗坑圳，引水灌田万馀亩，年收租谷十多万石，富甲一方。乾隆中叶，因大造房舍、仓库、公馆，被诬陷“建城造反”，成祖被逮京鞫讯。次子海文（海门）携巨款入京活动营救。当时漳浦人蔡新在朝为官，受乾隆皇帝重用，海文以乡人礼求见。蔡新见海文有才干，嘉许他的孝心，留他住在家里，不但替他父亲申冤免罪，归还产业，并且将女儿嫁他。可惜海文回台湾时溺水而死，而成祖得回台湾继续发展事业。至七十三岁病故，长子海庙、次子海筹继续修复大安圳、暗坑圳。
  林成祖在台湾的后裔：
  长子海庙，生登选、登贵、登岸、登墀四子（十四世）。登选生三子：文栉、文标、振邦（十五世），传孙朝顺、朝右、朝旺、朝贤、调品、调芳、荣、谦清、光旋、光红、光汉12人（十六世）；登贵生二子：浩、顺（十五世）传孙皆得，安、正虎（十六世）；登岸生光榜，传孙君栈，君仁（十五世）；登墀生二子：朝邦、安邦，传孙光瓶、石全、赐佛、志连（十六世）。
  次子海筹生登甲、登聚、谈英三子（十四世）。
  登甲生三子：江云、云霞、江山（十五世），传孙国来、诗昌、德胜、国治、国泰、国隆；登聚生二子：光明、光注，传孙国荣、国华、国宾、国乾；谈英生江水，传孙国迁（十六世）。
  三子海文生登郡、登伟二子（十四世）。登郡生光邦，传孙国材、石头、国联、国宝；登伟生载邦、传孙国祥、国祯（十六世）。
  2、林壮、林跳父子
  林壮字英豪，系攀龙子华祖第十二世裔孙（与林成祖同辈），于乾隆中叶渡台，入垦台中大甲。子林跳（十三世）于乾隆末年入垦台中大安——潭仔。跳生四子：先、吉、邦、锥（十四世）。吉生四子：叁和、赐美、千宗、三进（十五世）。赐美生四子：永棕、文归、文咏、文雅（十六世），传孙意松、长安、长云、立义、长建、长泰、长生、长存、咸珠、咸默、咸珍（十七世）；千宗生二子：倚高、冲龙（十六世），传孙秀麟、番婆、查某，心妇、登福（十七世）；三进生三子：赐佑、庆吉、庆候（十六世）。
  3、林大鹏、林正直祖孙
  林大鹏系攀龙子华祖第十三世裔孙，于康熙末年渡台，入垦台中，孙林正直于嘉庆年间入垦台北。
  大鹏生五子：长青、丹桂、秀良、光荣、起郎（十四世）。长青生正直，字有福（十五世），传孙梅、礼义（十六世），曾孙阿昌、呆、晋添、石源、顶源、树、戆（十七世）。十四世丹桂生冉、纯厚（十五世）。十四世起郎生忠直（十五世），忠直生笃立（十六世）。笃立生德行、言语（十七世）。
  4、林志聪、林敦信兄弟
  林志聪、林敦信兄弟系攀龙子华祖第十四世裔孙，于乾隆中叶渡台，入垦台中潭仔。志聪生子三胚、三益。敦信生子三汉、三陈、三渊，传孙进裕、万益、碧玉、瑞麟（十六世），裔孙繁衍于台中、彰化一带。
  5、林积庆
  林积庆系攀龙子华祖第十三世裔孙，于乾隆末年渡台，入垦台中市。生子懿德，传孙瑞传、瑞泉、文武、瑞朝。瑞泉生四子：焰山、上海、南星、长兴。传孙恩永、恩墩、明典、明训、恩典、恩敏。
  6、林万福
  林万福系攀龙子华祖第十三世裔孙，于乾隆末年渡台，入垦台中北屯。生子交，传孙陂、圳、苑、攀桂（十五世）陂生开元、开宝、开生（十六世），开宝生接成、泗海、阿婴（十七世）。十五世圳生春风，传孙顺享、顺明、顺禄、顺聪、武农（十六世）。
  7、林长
  林长系攀龙子华祖第十五世裔孙，于嘉庆年间渡台，入垦台中潭仔。生子但，传孙大树、三春、戆、朝政、国（十七世）。大树生火、石、朝、容；戆生春、井、发；朝政生成、锦、国养（十八世）。
  8、林忠孝
  林忠孝系攀龙子华祖第十一世裔孙，于雍正年间渡台，入垦台中。生子信义，传孙阿勉、秋金、忠信、永禄（十七世）。永禄生伯达（十八世），伯达生利芳、标贵、金城、上锦、清池（十九世），传孙（二十世）秋木、国栋、秋森、国镇、秋钻、国贤、瑞钦、金生、草安、益成、阿木、坤炳、崇仁、崇义、崇礼。
  “乌石林”源流及传衍台湾
  林祥瑞
  “乌石林”即“浯江林”，始祖林安，于南宋景定初年（1261年左右）由福州长乐后市村移居漳浦东关外七都浯江保西径坊，地处浯江入海口西岸（现旧镇镇岩埭村前面小山下），后裔溯江向上游发展至海云山下，明朝为第七都海云里，清朝改为海云保，而林姓已传衍至有“顶乌石”之称的赤土、万安、荷芽等地，称海云保为“下乌石”。今“下乌石”属于旧镇镇，“顶乌石”属于赤土乡。据说，“乌石”地名专为纪念林姓入闽开基晋安郡郡治所在地福州的乌石山而来。今“乌石”专指“下乌石”，包括浯江、山兜、苑上、潭仔头、后垄5个行政村。
  “乌石林”世系
  一世林安，唐水部郎中林慎思裔孙，宋龙图阁学士林安上四世孙，世居福州长乐。生四子，长子进，其馀无考。
  二世进，居西径，生二子，长子清，出军无还，次子惠英。
  三世惠英，字国贤，自号“江处士”，迁居潭仔头，晚年从第六子文祖迁居运头，卒葬后埭径仔林，称“径仔林祖”。有七子（第四世）：仙隐、仁益、义益、道益、德成、文祖、文杰。仙隐分居苑上（坂上），仁益分居潭仔头，义益分居檺林（大林），文祖分居运头，后裔分成苑上、乌石、大林、运头四宗，即谚语“四世开四宗”的由来。其馀文杰守西径，德成迁居广东，道益随文祖居运头，后裔无考。“乌石”本是浯江林姓四宗之一，后来“乌石林”成为浯江林姓的总称，乌石宗祖祠“海云家庙”俗称“乌石大厅”。
  四宗分衍情况
  一、苑上宗
  仙隐，字汝聪，生六子：应宗、应举、应材、仲冉、原有、文真。长、二、三、四、六各房俱无考。五房原有，字仲享，号质庵，生二子：济保、真应（六世）。济保号十三官，生子名走，字迪荣，号嘉惠（七世），后裔传衍苑上顶厝、下周。六世真应，字添福，号十五官，生六子（七世）：光、显、赞阳、辉、灿、二仔。长、二、四、六后裔俱无考，三房赞阳，字时雍，号铭轩，后裔传苑上下园仔、顶下角、埔仔楼、顶大厝、芹山、溪头、下周、竹仔林、后田，又分衍宁德县霍童镇等地。五房灿，字时耀，号恂庵，生二子：祥、旭（八世），旭后裔无考，祥，字元祯，号稼叟，生四子：廷臣、廷文、廷举、廷鸾，后裔衍居苑上新厝尾、社中央、祖厝边、芹山，分衍坂顶、万安、下尖、埔尾寨、下周、西崎头、竹仔林、白沙仔、后田。由芹山分衍至泉州石狮、广东惠来、普宁、海丰、惠州等处。
  九世廷臣，字敬侯，号云峰，嘉靖十三年（1534年）岁贡，授广东惠州府长乐训导，生三子：松懋、德懋、功懋。松懋以三弟功懋显贵，称“大爷”，后裔衍居苑上祖厝边；德懋随功懋迁居“顶乌石”，后裔衍居坂顶村。
  十世功懋，字以谦，号竹溪，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为浯江首登进士者），授广东东莞知县、赣州知府、四川按察副使、河南参政，升广西按察使，未任而卒。引荔枝良种在家乡繁殖。在“顶乌石”建万安楼，为“万安”地名之由来。生二子：士宏、士弼，后裔衍居万安、下尖、下周等村；妾携幼子居广东惠州娘家，传后裔于惠州。
  十一世士宏，字仁甫，号中峰，万历八年（1580年）进士，授承天知府，续建万安楼。长女婿刘庭兰，解元、会魁，翁婿同科进士，传为美谈。三女婿胡宾墀，进士。
  十二世守让，字仲和，号云麓，居苑上下园仔，建海云楼（埔仔楼），后裔居埔仔楼、顶大厝，分衍芹山等处。
  十四世维乔，字松甫，号鹤栖，守让孙，居顶大厝，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举人，参与编修《漳州府志》。
  民国期间，二十三世，万安坂顶村出现一家出类拔萃的四兄弟：长绍庭，为著名医生；次遵行，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由美国纽约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三笃信，美国哈佛大学市政学硕士，曾任江汉海关监督，上海大夏大学教授等职；四弟林列，燕京大学学士，三十年代任万安丰祥农林公司经理，推广瓜哇大径优良蔗种，首创漳浦机器制糖业，抗战胜利后任龙岩县长，推行“扶持自耕农”政策，现居美国，子安达，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博士。
  二、乌石宗
  四世仁益，字汝亨，号嘉斋，由西径迁居乌石潭仔头，生三子：佛成、佛信、佛寿。其中，次子佛信传后裔于广东海丰，称海丰祖。长子佛成居乌石大厅北边，称“北房”，三子佛寿居乌石大厅南边，称“南房”，这就是乌石“五世分南北”谚语的由来。
  （乌石北房〕五世佛成，字允功，号梅轩，为乌石北房始祖，子椿，孙普昱，曾孙柔兴（八世）。柔兴，字敦硕，号直庵，生二子，长子竦，分衍后裔于前厝，次子苗，分衍后裔于后厝，这就是北房“九世分前后”谚语的由来。
  前厝称“探花派”，先祖名竦，字廷瞻，号忍庵，生子名烽，字世明，号省庵，（十世）生七子：维祯、维翰、维参、维则、士章、士范、士角。长子维祯传后裔于石厝村，称为“大房大”。次子维翰后裔居溪边楼（慎修楼），后裔迁居石厝村。三子维参、四子维则居岩下，后裔迁居下周、后田。五子士章，字德斐，号璧东，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探花及第，历任两京国子监祭酒、礼部左右侍郎，万历年间以南京礼部尚书致仕（归休），初居漳浦县城，建“尚书府”，后居漳州城北之长桥（《龙溪县志》记载，长桥城，里人林士章建），首建石码市街。子汝谐（官右军都督府经历）、汝诏（万历十四年进士，授吏部郎中、广东兵备道副使）、汝志，传后裔于漳浦县城尚书府及漳州城北郊楼内一带。士章之六弟士范后裔无考。七弟士角万历十九年（1651年）武举，授陆鳌、澎湖把总。传说因捕鼠误烧军营，被充军海南。子汝谔，传后裔于海南。
  十五世绍祖，字衣德，号丹麓，士章玄孙，汝诏曾孙，友孙，居龙溪县，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进士，康熙三十九年与林登虎主修《漳浦县志》。孙凝崇，字智侯，雍正元年（1723年）举人，授广东高明知县；凝秀，字宋山，乾隆八年（1743年）岁贡。
  后厝称“春斋派”，先祖名苗，字廷谧，号谨翁，生子名淳，字世泽，号廓庵（十世），生二子：楚、柱（十一世）。楚，字德春，号春斋，晚年别号玄谷老人，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举人，授广东雷州通判。在乌石提倡各村办“小学”（初级社学），自办“大学”（高级社学），办学地址“大学”地名至今沿用。万历八年（1580年），主持第三次修建乌石大厅，规模达到闽南第一流水平。制订家规、家训。万历十三年建晏海楼（春斋楼）。生三子：长子汝咸，后裔居晏海楼、岩下。次子汝涣，后裔居下周、竹仔林、白沙仔、埔尾寨、龟湖、店前等处，三子汝渐，后裔居下坂等处。四女婿刘霖（刘坂人），进士。
  至清朝中期，北房后裔全部搬离乌石，散居本县各地及外地，乌石由南房的大房和六房衍居，故有“大、六债北房”之谚。（债，音奋，方言，取代其地盘的意思）。
  （乌石南房〕五世佛寿，字允仁，号松轩，生四子，长子麟、次子受、三子忠，俱召戍湖广，无还。四子聪，字仕敏，号亮庵，早逝，妻陈氏寡守二子，不堪暴邻欺凌，放弃田宅，归依娘家，母兄迫嫁不从，匿居山野，拾断穗采草根充饥，抚养二子长大，后裔登科第显贵，嘉靖年间奏赐“旌表贞义”匾额，在漳州府城仓巷口建“世联甲科、天笃贞义”坊褒彰。世称“贞义妈”。长子普玄，字敬德，号介庵，乡饮大宾，正统十三年（1448年）建乌石大厅。生五子：寅、信、宏、环、震。林聪次子普淋，字敬资，号直斋，早逝，遗子斌，伯普玄视如亲生，抚育长大，与亲生五子并为六房，斌排第三。这就是乌石南房“八世分大、六”。六房如下：
  大房公寅，字敦甫，号木轩，居潭仔头，生三子：长子秉，分衍南埔园等地。次子隆，分衍潭仔头、打山、山郑、新厝、顶围、大厅边南平、北平、大学、牛运掘、学顶、下溪、桥头墟、石牛尾、后垄、前厝、后厝、大火鼎、石陂、马刈等村。三子良，分衍东埭、下东埭、下尾山、过田仔等村及漳州给事巷。著名人物有：林生枝，举人，官崇义知县；林明哲，武科进士，任职福建提务厅。
  二房公信，字敦允，号乐山，迁居荷芽（今属赤土乡），生二子：朔、颙。颙后裔无考，朔生三子：长一诚分衍荷芽、水办头、三甲寮、过溪、过溪楼、赤土墟、下楼仔、下瓷窑等村；次一正分衍城仔埔、乌兜、坑里等村：三一定分衍瓦仔、上柳等村。著名人物有：十三世萃祉，字锡之，居城仔埔，万历四十年（1612年）举人，授刑部主事、都察院经历。十六世侪鹤，字啸云，号松崖，居三甲寮，雍正四年（1726年）举人，有诗文集行世。二十二世善继，字绳其，号质直，清代最后一批秀才，是本县唯一活到1958年的清朝秀才，女婿陈则蔡，民国时期县中校长、议长，1949年去台湾。
  三房公斌，字敦忠，号质庵，居乌石大厅南边，生五子：俸、洁、伟、权、乾，后裔衍居潭仔头、牛运堀、深土镇西雄、沙西镇弯溪等村及漳州，著名人物有：十四世琛，字解人，号紫峰，居潭仔头，康熙十八年（1679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在丹山麓建“垢洗书院”，生四子：光鼎、光斗、光日、光表，俱贡生。光鼎授罗源训导，书《重新垢洗书院记》、《垢洗岩长歌二十二韵》石刻尚存。琛侄孙开镐，字成伯，号涘江，乾隆十年（1745年）进士；曾孙献之，字于廷，乾隆十二年（1747年）举人；孙为乾，字义昼，号惕斋，太学生。
  四房公宏，字敦毅，号恬豚，庠生，居大厅南平，生五子：源、泉、涧、汴、沚，分衍后溪、后垄前厝、大油甘、马刈楼（清晏楼）、三凤厅、楼仔、下尖、竹仔林、西雄等村。著名人物有：十世策，字直夫，号丹峰，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为乌石宗首位进士），授江西按察司佥事。十三世，字希廉，号后子，顺治十五年（1638年）进士，会魁，授江西德化知县，先居后垅前，后居三凤厅楼仔，建“震宁居”楼，后裔迁居竹仔林。
  五房公环，字敦璧，号抚松，居新厝，生二子：玑、珪，分衍新厝，顶围，深水坑等村。著名人物有：十世成纲，字勉夫，号定庵，居顶围，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举人，授广东香山知县，十一世昭，字德融，号紫薇主人，居顶围，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书《冬游紫薇洞记》石刻尚存。二十二世庆馀，居县城北街，1919年汇文大学（燕京大学前身）毕业，曾任县教育局长，任教漳州一带中等学校三十多年，桃李分布各地。
  六房公震，字敦整，号恒庵，居三凤厅下角，正德十五年（1520年），主持第二次修建乌石大厅。生四子：黼、黻、冕、旒（九世）。黼，字廷果，号海崖，生三子：一初、一阳、一新，皆登科第，时称“三凤”，建三凤厅。一初，字遂夫，号玉山，举人，后裔传衍后埔边、东行顶下厝、西坂、邱厝、山兜、大厢、深水坑、埔仔、下草等地；一阳，字复夫，号复庵，举人，传衍三凤厅、楼仔，龙岩龙门圩；一新，字跻夫，号南江，进士，传衍桥头圩、深水坑、县城“三世明经”、高厝下等。子士旂，举人，南诏知县。黻，字廷华，号石江，为江头村（今深土乡锦东村）之祖，分衍西平、楼脚、下江、下西房，分衍于深水坑、桥头墟、南叶等地。十二世朝禄，字受百，天启七年（1627年）举人。十六世升泽，字大成，号展夫，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建锦江楼（江头楼）。冕，字廷服，传衍后埔边、溪尾、西坂、北叶等。旒，字廷玉，号卓峰，居下溪尾、水鬼潭边，分衍广东。乌石六房著名人物还有“三世明经”：十六世江誉，居桥头墟，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岁贡，授永定及台湾诸罗训导，以“教训番黎”加大功一次，后居漳浦县城军营顶，子在田，字叶文，号文台，乾隆二十年（1755年）岁贡。在田子虎榜，字孙韩，号思亭，乾隆十八年（1753年）府学拔贡，官至两江兵备道。1949年去台人员有林同毅等多人，同毅，字执一，军官学校十七期毕业，以连长开拔金门，以少校退伍寓台，已故。
  三、大林宗
  四世义益，字汝芳，号矩斋，居檺林（大林），生三子：纯一、纯阳、纯德，后裔衍居大林、西崎头等村。五世纯一，字元真，号诚斋，又号无为翁，洪武五年（1372年）举人，授开封府洧川县教谕，升国子监助教。生六子，其中元配生四子：龙升、颙升、忠升、兴升，居大林，分衍西崎头；妾生二子，居衍于南京。十一世规，字彦执，移居广东海丰乌东港曲衡村，生四子：兰、芬、芹、蓉，孙八人，侄孙七人俱衍居乌东港一带。
  四、运头宗
  四世文祖，字汝宗，居衍运头（原地名颜厝），生三子，分衍下周、西崎头、甲仔等村。著名人物有：六世永春，居运头，永乐二年（1404年）岁贡，授云南楚雄府定远知县。十一世士嵩，字卿甫，号瑞堂，永春六世孙，居运头，太学生，授凤阳县主簿，升宁波府经历。隆庆三年（1569年），运头族人建庆云楼，门额石刻尚存。十三世孚尹，字希请，居运头，万历四十年（1612年）武举。
  “乌石林”分衍台湾
  清朝康熙年间统一台湾以后，漳浦人纷纷渡台开发土地，林姓尤多，其中不少是“乌石林”，于宗谱有载及曾联系和来拜祖会亲者如下：
  （一）乌石大房十四世林兴，居东埭，生三子：协、捷、良，于康熙末年俱移居台湾，后协回大陆；捷往台湾南部，后裔未明；良字青龙，传衍后裔于台中县，多次派代表回乌石谒祖会亲，1990年3月中旬，以林瑶棋先生为代表的谒祖团再度到乌石会亲，献款设置浯江奖学基金。
  （二）乌石六房江头绍德堂宗谱记载：“十三世茂秀，配詹氏，子容，号丹江，配谢氏。十四世容，子六：位、日琼、日亨、日卞、日琴、日曜。长子位，挈家移居台湾。”后裔居基隆（鸡笼）、鹿港等地。
  （三）乌石六房“三叔爹派”居后埔边和顶溪尾。其后裔（名字未详）于康熙年间移居台湾云林。光绪年间，台湾后裔曾寄银来修理在后埔边的祖祠。四十年代（抗战胜利后）曾通过海上渔民联系，溪尾村后裔欲往台湾会亲，因台风未成行，后失联系。
  （四）乌石南房后裔，约于乾隆年间移居台湾台北及原文山县潭湾一带。抗战胜利后，大油甘村后裔有人到潭湾九十九番地，曾与联系。
  乌石昭穆：自第四世起编辈序（四至十一世）汝允仕敬，敦廷夫德；（十二至二十三世）君希思日，升恒万寿，松柏茂辰；（二十四至三十五世）维皇降福，山阜冈陵，保定尔禄。
  人才辈出的“港头林”
  林炎煌林祥瑞
  “港头林”在漳浦佛昙镇，在浩浩林姓中是人数较少的一支，然而历代出了不少人物。
  “港头林”尊景懋为一世祖，为元教谕，居漳州东门外诗浦社。子泰来，孙添福。添福居漳州涂白，生三子：茂、松、泉。林泉，号雪梅，元至正间，肇居漳浦佛昙港头，堂号“黛峰”，为港头开基始祖。泉子玄朔，生一子，名用硕，传衍港头。至用硕时，港头经济、文化始兴。子林表，号侃庵，（为第四世），成化五年（1469年）进士，授镇远知府。表生二子：长策、次贲。贲，字匡质，号小溪，庠生，县志有传。贲之子敬，号诚斋，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进士，授长沙知府，有“父子长沙”的传说，其实父以子贵，皇朝以儿子官衔封赠乃父是一种常例虚衔。贲又子效，嘉靖年间任云南经历。效之子绍（为第七世），号碧潭，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授山东副使，万历三十三年参加修纂《漳浦县志》。十三世（开基十世）登宪，敬玄孙，顺治五年（1648年）选贡。登宪弟登虎，康熙八年（1669年）举人，授山西临汾知县，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与林绍祖主编《漳浦县志》。登虎弟登范，康熙二年（1663年）岁贡。又十三世（敬之玄孙）业焕（改姓吴）康熙十一年（1672年）举人。此外，世系不详者有：林承，字腾俊，康熙年间任兴化总兵，修复佛昙桥。学淹，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岁贡，等等。
  港头林传衍一支于漳浦县城北门内，系林表后裔，建祖祠及“世大夫第”，堂号沿袭港头祖祠“黛峰”。后嗣颇盛，多人居港、台。
  港头林自第三世起编订昭穆：用邦匡确文，汝甫仲吉升，贻燕垂卿伯，世德永尔昌。二十三世起续编昭穆：展成振家远，同会衍庆长。
  “园头林”源流
  林进赐
  “园头林”以发祥地园头（在今杜浔镇山东岭北面）得名。始祖天福公于宋末避元兵之乱自兴化移居漳浦。据传，天福公系“九牧”之一的荐公第十八世孙，属于石亭派。
  天福公迁居园头后，娶当地吴氏为妻，生三子：汴宗、汴肃、汴遵。十多年后，天福公偕长子汴宗回居兴化，留下吴氏在园头独力支撑，将次子汴肃及三子济遵抚育长大，成为今沙西、古雷一带林姓二世祖。传衍情况如下：
  汴遵无育，嗣一子，成为今古雷乡港口林姓之祖，后裔分衍东林、西田、红丘。
  汴肃娶妻卢氏，生四子：琼、瑞、瑛、璋。
  琼公居衍园头。
  瑞公分衍山上（在今杜浔镇）。
  璋公后裔无考。
  瑛公于元朝至正初年（1344年左右）定居沙岗，后裔分衍涂楼、西山、枋林、丹洲，合称“五社林”，辈次自瑛公算起，一世瑛，生子开（二世）、孙让（三世）、曾孙佑兴（四世）、佑兴生二子（五世）：思祖，怀祖。怀祖无嗣，思祖生子树德（六世），树德生三子：弘业、弘云、弘隆。自七世起，人口开始兴盛，弘云分居上坂，传衍古雷城内、庙前、下按及云霄龙坑七个自然村，称“上坂派”。弘隆字乾珠，分衍涂楼、丹洲及诏安县林厝，称为“乾珠派”。弘业传衍沙岗本社及西山、枋林，并分传于广东惠来县、海丰县。
  “园头林”之中以“五社林”人口最盛，而总祖祠建于园头，号“懋德堂”。明朝末年又在沙西建“本仁堂”，为“五社林”祖祠。楹联：“枕三江而分三派，流长源远；承九牧以拱九峰，秀毓英锺”。
  封建时代漳浦林姓登科第者济济，“园头林”人才独少。现代则涌现不少名士，如涂楼人（二十四世）林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轻工业部副部长等职。抗战胜利后去台湾任职的人甚多，在台湾成长的新一代有不少杰出人物，如留学美国的博士林英选等。
  （合订编者按，作者林进赐又写《“寻根”的误区》，发表于第十一辑，请参阅。）
  蓝鼎元的治台策略
  陈自强
  蓝鼎鼎元（1680～1733年）字玉霖，号鹿洲，漳浦县长卿（张坑，今赤岭乡）人，清代前期的知名学者。
  康熙六十年（1721年），台湾发生朱一贵起义，蓝鼎元的族兄、南澳总兵蓝廷珍奉命赴台镇压，蓝鼎元参戎幕，多所筹划，文稿书札皆出其手。第二年，把为廷珍拟写的公檄、书禀、条陈、告谕等辑录成《东征集》。平朱一贵后，回漳浦，撰《平台纪略》，详细记述了朱一贵起义始末。雍正元年（1723年），皇帝令全国各地学官选文行兼优之士贡入朝廷，蓝鼎元以优贡，于雍正二年北游太学，撰《与吴观察论治台湾事宜书》、《论南洋事宜书》等名篇。雍正三年，校书内廷，分修《大清一统志》，其才华得到赏识，由相国朱高安荐引朝见雍正帝，条奏《经理台湾》、《台湾水陆兵防》等六事。翌年，授广东普宁知县，兼潮阳知县。雍正十年召署广州知府，未几病卒。其著作总集曰《闽漳鹿洲全集》，计八种四十三卷。台湾近代著名历史学家连横评论说：“鼎元著书多关台事，其后宦台者多取资焉。”①。
  蓝鼎元对台湾的风土、人情、历史与现状进行悉心考察和研究。特别是目睹朱一贵起义所显示的问题，不能不令他对1683年以来清政府治台政策之得失进行思索和探讨，并对其后台湾的治理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和建议。离开台湾后，他依然关注着台湾问题，继续就如何治理台湾提出许多意见，“区区之心颇有与台地人民相关切者。”②他的治台主张虽非全部得当，然不乏灼灼之见，对台湾的开发，祖国海疆的巩固，作出一定的贡献，在历史上闪烁着至今仍然值得注目的光泽。
  （一）反对“移民划界”和“移台镇总兵于澎湖”
  平定朱一贵起义后，闽浙总督满保以为台湾沿山一带易藏“奸宄”，制定了“迁民划界”的计策，即：“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山中居民尽行驱逐，房舍尽行拆毁。各出口俱用巨木塞断，不许一人出入，山外以十里为界，凡附山十里内民家，俱令迁移他处，田地俱置荒芜。自北路起至南路止，筑土墙高五六尺，深挖壕堑，永为定界。越界者以盗贼论。”③当时，朝廷还有人主张“移台镇总兵于澎湖，只设陆路副将于台湾府，并裁水陆两中营”。
  在台湾“迁民划界”，实际上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以前在大陆东南沿海实行“移民迁界”政策的翻版，是对台湾回归以来近四十年间所取得的社会进步的一种倒退。实行之，必将给台湾人民带来极大的祸害。蓝鼎元在为蓝廷珍代拟的《复制军台疆经理书》、《复制军迁民划界书》等书禀中，对“迁民划界”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他认为，“自古以来，有安民无扰民，有治民无移民”，“迁民划界”于国于民一无是处。他分析“迁民划界”可能给台湾民生带来的种种祸害，指出：“（人情）安土重迁，本非易动。况无故而使千五百里之人轻弃家乡，以糊其口于路乎？开疆拓土臣职当然，整国百里诗人所戒，无故而掷千五百里如带之封疆，为民乎？为国乎？为土番盗贼乎？以为民，则民呼冤；以为国，则国已蹙；以为生番东人，则划去一尺，彼将出来一尺，界墙可以潜伏，可以捍追，正好射杀人民；以为欲穷盗贼，则千五百里无人之地，有山有田，天生自然之巢穴，此又盗贼逞志之区。不知其数者之外，有所取乎？”⑤由于上书及时，理由充分，分析中肯，“满保乃止，唯立石禁入番地”。
  台湾回归时，清政府内部曾对台湾的留弃问题产生严重分歧。一些大臣昧于形势，认为台湾“孤悬海外，易薮贼”，主张“迁其人，弃其地”，而“专守澎湖”。后经福建总督姚启圣，靖海将军施琅等人为“留台”疾呼，本来倾向“弃台”的康熙帝采纳了“留台”的正确主张，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设台湾府，加强了对台湾的管辖和治理。近四十年后，又有人主张“移台镇总兵于澎湖”，仅以陆路副将留守台湾，这势必大大削弱台湾的防御力量，其实质，犹如蓝鼎元所说，也是“欲弃台湾”。像当年的施琅一样，蓝鼎元在为蓝廷珍拟写的致满保《论台镇不可移澎书》一文中，对“移台湾镇总兵于澎湖”的主张给予抨击，发出了留守台湾，加强海防的呼吁。他指出：“以澎湖总兵控制台湾，犹执牛尾一毛，欲制全牛，虽有孟贲、乌获之力，总无所用。今在廷臣工莫有敢出一言为皇上半壁封疆之计，何异欲弃台湾府？台湾一去，则泉漳先为糜烂，而闽、浙、江、广四省俱各寝食不宁，山左辽阳皆有边患。”⑦这个见解得到提督姚堂等人的支持。于是，“移台镇总兵于澎湖”的主张终于被否定，“仍以总兵官驻台湾”。⑧
  蓝鼎元是一个很有见识的学者，他之所以反对“移民划界”和“移台镇总兵于澎湖”，来自两个可贵的思想认识：
  一是高度重视台湾岛的战略地位。在他的有关文章中，屡次强调台湾与祖国海防的密切关系。他认为：“台湾沃野千里，粮糈足食，舟楫之利通天下”、“末可以遐荒海岛目之”；它外与“日本、琉球、吕宋、噶罗吧、暹罗、安南、西洋荷兰诸番一苇可杭（航）”、内与“福建、广东、浙江、江南、山东、辽阳不啻同室而居，比邻而处，门户相通”，其“治乱安危关系国家东南甚巨”。⑨他指出：留守台湾，治理得当，大陆沿海六七省才能“安枕而卧”。他对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视，一方面着眼于防止为“盗贼所有”，一方面着眼于防止外来侵略。对外国侵略者可能对台湾的染指，他一直牵挂心头，曾说：“台湾海外天险，日本、荷兰所朵颐之地”，“即使内贼不生，野番不作，又恐寇自外来，将有日本，荷兰之患，不可不早为绸缪者也。闲居无事，燕雀处堂，噬脐何及？前辙未远，可不为寒心哉？”⑩施琅当年力主留守台湾，以防红毛（荷兰）“乘隙以图”。而蓝鼎元则不仅提出须警惕荷兰殖民者卷土重来的企图，而且提出必须警惕日本对台湾的窥视，二百多年以后发生的不幸事件，证明了蓝鼎元是那样具有远见卓识！今日，重新阅读他的这些言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拳拳之心不是跃然纸上吗？
  二是充分认识开发台湾的发展趋势不可遏抑。针对“迁民划界”和“欲弃台湾”的错误主张，蓝鼎元提出了“从来疆域既开，有日辟而无日蹙，气运使然”的观点，⑪即认为开发台湾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不可禁遏的。他回顾了台湾的开发历史，特别是肯定清政府在台湾设立府县以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提出：“由此观之，可见有地不可无人，经营疆理则为户口贡赋之区，废置空虚则为盗贼祸乱之所”，并进而指出：“台湾山高水肥，最利垦辟，利之所在，人所必趋”“虽厉禁不能使止也”。他预见“过此再四五十年，连内山山后野番不到之境皆将为良田美宅，万万不可遏抑”，认为“即使今乃欲令现成村社废为丘墟”也是“厉禁不能”。⑫⑫这种认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在他之前或同时代，像他这样认识台湾地位和前途的人并不多。
  （二）建议高速治台政策
  既不能“移民划界”，更不能“欲弃台湾”，那么该如何治理刚遭到起义风暴袭击的台湾呢？蓝鼎元以竭诚之心，主动提出一系列建议，如：增县邑，行保甲，信赏罚，儆吏胥，革规例，加强政权建设，办学校，重师儒，兴教化，禁恶习，增添兵力，周密设防，增置墩台，修建城池，训练乡壮，实行军屯，以防内乱外患，巩固东南海圉。他所提出的这些治理方针和措施，是以前面所述的两个思想认识为基础的，而其核心是“因其势而利导约束之”。他满怀信心地说：“惟化导整济之，均田赋，平狱讼，设义学，兴教化，奖孝悌力田之彦，行保甲民兵之法，听开垦而尽地力，建城池以资守御，此亦寻常设施耳。而以实心行实政，自觉月异而岁不同，一年而民气可静，二年疆圉可固，三年而礼让可兴，而生番化为熟番，熟番可为人民，全台不久安长治，吾不信也”。⑬
  在蓝鼎元所提出的建议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调整治台政策的问题。
  朱一贵起义是清朝统一台湾后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清起义。四月十九日于凤山县黄殿庄起事后，斗争风暴迅猛席卷台地，于五月初一攻占台湾府。其显示的巨大力量逼使蓝鼎元认真思索近四十年来清政府治台政策之得失，从中探讨“致乱之由，定乱之略”，进而筹划“善后之策”。
  清政府统一台湾所制定的治台方针政策，主要是以施琅等人的治台思想与主张为依据。施琅的一些主张，如核减台湾钱粮数目，奏设官庄，主张兵屯等，有利台湾民生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但由于他是以防“乱”为治台的出发点，因此，有些主张则是消极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如严禁渡台者携带家眷，不许惠州、潮州的人入台，实行挂验陋规等，实际上是封闭台湾，不让大陆人民自由前往台湾。这是想通过这种严格限制大陆人民赴台的做法，达到防台之“乱”，实现台湾的长治久安。但将近四十年的事实证明，这些做法恰恰是台湾致乱的因素。另外，清政府所实行的其他一些政策，如比内地重的田赋，禁止开垦“番地”等，也是错误的。蓝鼎元在充分肯定近四十年来治台成绩的同时，要求清政府调整政策，修改那些不利于台湾社会进步与安定的政策和措施，主要有：
  1、变禁止携带家眷为鼓励携带家眷
  不准携带家眷，这本身就已经不近人情，使众多的赴台开垦者和官吏兵卒不能享受家庭之乐，而且由此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首先是造成了台地性别比例严重失调。蓝鼎元说：“统计台湾一府，惟中路台邑所属有夫妻子母之人民；自北路诸罗、彰化以上，淡水、鸡笼山后千有余里，通共妇女不及数百人；南路凤山、新园、郎乔以下四五百里，妇女亦不及数百人。”⑭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使台湾社会出现了这么一种反常现象：一方面是广大男性建立不起家庭，处处有鳏夫寡男，另一方面，有女儿的家长视女儿为“奇货可居”，“待价而贾”，这样，“三十老女尚有待年不嫁者”。蓝鼎元不无伤感地说：“此等怨旷，最足伤天地之和。”⑮再者，造成了众多的“无赖游手”。许多无法建立起家庭或无眷属在旁的男性只好“流窜”于社会，甚至“为非”，蓝鼎元视之为“无赖游手”。他指出：这些人“无室家宗族之系累，欲其不逞也，难矣”，⑯“今欲驱之使去，则势不能，纵其所如，巩为地方之害。”⑰他认为这是台湾社会一大隐忧。
  从维护社会治安出发，蓝鼎元力主改变不准赴台者携带家眷的做法。他说：“必先使其遂其有室之愿，盖民人各遂家室，则无轻弃走险之思”；只要他们有了家室，顾虑一家人的生活，“虽有奸豪意气，亦将消磨净尽”。⑱因此，他在呈雍正帝的奏疏中提出：“饬着文武官员，凡民人欲赴台耕种者，务必带有眷口，方许给照载渡编甲安插；其先在台湾垦田编甲之民，有家属在内地者，俱听搬取渡台完聚，地方汛口不得需索留难”。与这个主张相适应，他建议严格限制单身汉赴台：“只身游棍，一概不许偷渡”，“诚实良民必将渡台何事，归期何月叙明”，“倘有过期不还”，“押解回籍”。对潮州、惠州之民，认为只要有家眷，也当同样准许赴台。
  蓝鼎元这个同以前治台政策完全相反的建议，拖延到雍正十年（1732年），经大学士鄂尔泰奏请，才准许入台者携眷。“于是至者日多，皆有辟田庐、长子孙之志矣。”乾隆年间，屡次反复，直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禁令方废，从此，“至者愈多，拓地愈广”。⑲
  2、革除挂验陋规
  为严禁偷渡，清政府规定，凡渡台者均须经厦、台两边海防同知批准给照。为了简便手续，施琅实行了所谓挂验陋规：“在府则同知家人书办挂号，例钱六百，在鹿耳门，则巡检挂号，例钱六百。”⑳而验船之礼，不在此数。若舟中载有禁物，则需索数十金不等。“例钱”实际上落入有关官员的腰包，除公开的“例钱”外，借口进行敲诈勒索的又不知有多少！“船户畏其留难，不敢不从”。对此陋规，蓝鼎元认为必须剔除，他说：“台船每岁出入数千，统而计之，金以数千两矣。一念留心，为民间舒省数千两，非小事也。”㉑这个建议，反映了他对改善民生、澄清吏治的关注。但官场贪污成风，陋规积习相沿，欲剔除之，谈易行难。这一点，蓝鼎元也心中有数：“六百钱之弊，屡经上宪禁革，阳奉阴违。”乾隆帝曾于乾隆二年（1737年）谕旨裁除陋规，“永行禁革”，然而也没有什么实效。连圣旨尚且如此，何况一个书生的言论呢？
  3、宽田赋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令苏拜等议订台湾钱粮数目，所议与郑氏政权相去不远。施琅认为过于苛重，建议核减台湾钱粮，“俾四方乐业，亿兆欢戴”。清廷采纳施琅的建议，议定的田赋比郑氏政权有明显减轻；一甲租率，郑氏官田上等田14石，中等田12石4斗8升，下等田8石1斗6升；康熙二十三年至雍正六年，民田上等田8石8斗，中等田7石4斗，下等田5石5斗（资料出处：《台湾通史》卷八《田赋志》）。
  但蓝鼎元认为，比起内地来，台湾人民的田赋负担还是重的。在《与吴观察论治台湾事宜书》指出：台湾的田地，上则每甲（合内地十一亩三分）每年征栗八石八斗，谷价贱时，每石三钱，这样，每甲征本色银二两六钱四分，而内地是每甲征收一两三钱，台湾的租赋“较内地加倍。”他还指出，台湾的田地多系新开辟的，“丈报未必告实”，而且由于多系沙质地，“溪谷冲淹，乍垦乍弃”。因此，他反对有人提出的丈量土地，“清亩加赋”议论，强调只能减赋而“万万不可加赋”。当时，巡台御史黄叔敬也有同样的看法。雍正九年，清廷“诏以台湾土地自七年开垦及自报升科者，改照同安则例”㉒上田每亩征银八分五厘三毫四丝，即每甲征银约一两。这样，台湾的租赋有了较大幅度的减轻，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据地方志记载，自雍正七年至乾隆二十六年（1729～1761）的32年间，台地增垦田园3293顷54亩，是康熙朝39年间所有垦地面积的两倍多。
  4、募民开垦以尽地力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实行鼓励垦荒的政策和措施。首任知府蒋毓英抵任后，“集流亡、垦荒地，安辑诸番，教以授产之法”。㉓清政府准许土著、流寓报荒垦埔，而且一般在三年后才开始征赋。这些，有利于台湾的开发，促进了台湾垦殖事业的发展。蓝鼎元认为，应进一步放开手脚，“劝民尽力开垦，勿令垦芜”，㉔指出“惟募民垦辟，使地无遗利，则赋不期加自加”。㉕他对台地的垦殖提出许多具体建议，其中涉及调整治台政策的主要有：设官庄、行兵屯、开“番地”。
  （1）设宫庄
  施琅克台后，以台地肥沃，土旷人稀，奏设官庄。所谓官庄，“系由各衙门养佃给种，垦成田园”，其租税一般“为文武养廉之资”。但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兵备道陈宾以其有弊，奏请废止。蓝鼎元主张重设官庄。他认为取消了官庄，使“各官救口不瞻”，而重设官庄，可为“臣子养廉之资”，有利于澄清吏治。但他主要还是从大力发展台地的垦殖事业着想。他说：“旧庄虽没，新地可再垦也。查台北有竹堑埔，沃衍百馀里，可辟千顷良田”，“但地大需人，非民力所能开垦，莫如合全台文武各官，就此分地垦殖，各捐资本，自备牛种田器，结庐招佃，永为本衙门恒产。此不独一时之利也，万世之利也。”㉖他视设官庄促垦殖为“益国富足民食”的大事。清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并由蓝廷珍率先垦殖猫雾拣，名“蓝兴”。从此，官庄成为清代台湾官田的主要形式。
  （2）行兵屯
  施琅在《恭陈台湾弃留疏》中建议实行兵屯，以解决台湾粮饷问题。留驻台湾的兴化总兵吴英、诸罗知县季麒光也接着主张实行兵屯。但屯田之计没有为康熙帝所采纳，这不论是对发展台地的垦殖事业还是加强台湾的兵备，都是一个损失。蓝鼎元重提屯田，力主实行。他在《复制军台疆经理书》中，建议在台湾南端的郎乔驻扎军队，“三六九期操演之外，准其自备牛种，就地屯田，以为馀资，虽险远而弁兵便焉”。后，在呈康熙帝的《台湾水陆兵防疏》中把兵屯的主张阐发得更清楚、具体，特别是提出了两个很有价值的建议，一是“募民共耕馀地，基置村落”，这样做，不仅可以扩大开垦范围，而且是因为兵屯共耕，民有兵为后盾而“得安耕”。二是招募农民为屯丁，“其父母妻子皆许携至行间，助耕送饷”。他认为，这不仅有利垦殖，而且有利于兵防，因为“兵丁有父母妻子，必不肯受贼蹂躏”，临阵一定英勇拼杀，何况“力农之兵，手足粗劲，血气坚强，较官兵猛壮加倍”。总之，他认为兵屯“利国利民，一举两善”，必须实行。然而，其主张像当年施琅等人那样，也不为当国者所重视。一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清廷在镇压林爽文起义之后，才经钦差大臣福康安奏请而始有屯田。
  （3）开“番地”
  清政府治台后，实行禁垦“番地”的政策。之所以禁垦，从主观原因来看，随着汉族赴台垦殖人数的增加和垦殖范围的扩大，汉族同胞和高山族同胞发生了一些矛盾，既出现汉族侵夺高山族利益的现象，也引起“生番”（即社会进化尚落后的居住于深山地带的那部分高山族同胞）戒备、仇视以至无端杀害汉人的现象。汉人侵夺高山族利益的现象应该制止，汉人与高山族发生的矛盾应该解决。而禁垦“番地”的做法却是极为消极的。它既不利于台湾垦殖事业的发展，也不利于汉人与高山族同胞的团结，更不利于高山族同胞的社会进化，居住于台湾西部平埔地带的高山族人（“熟番”）正是在与汉人的广泛接触和相处之中，经济文化都得到显著进步的。设立“番界”，禁垦“番地”，只能造成“生番”与文明社会隔绝的封闭状态，长期得不到社会进步。康熙六十年（1721年）满保虽然在蓝廷珍、蓝鼎元劝说下，放弃了“迁民划界”的打算，但是，“乃饬沿山各隘立石为界，禁民深入”，㉗这样，“番界”为“民人耕种樵采所不及”，“往来者鲜”。㉘蓝鼎元主张取消“番界”，听民开垦。他屡次建议开垦竹堑埔（今新竹）、彰化等处“番地”。他说：“彰化县土地多荒芜，宜令民开垦为田，勿致闲旷。前此皆以番地禁民侵夺，今已设县，无仍弃抛荒之理。若云番地，则全台全取之番，欲还不胜还也。”㉙他认为，如果听民开垦，荆棘日辟，就可以“将生番皆熟”，“番患自消”，又可以“为朝廷扩土疆，增户口、贡赋”，一举数得。㉚他还就如何处理开垦“番地”中汉人与高山族人的矛盾提出意见：“宜先出示，令各土番自行垦辟，限一年内尽成田园，不垦者，听民垦耕，依部例即为业主，或令民贴番纳饷，易地开垦，亦两便之道也。”㉛这个意见，既为发展垦殖，改变荒芜状态着想，也考虑到高山族的利益以及避免矛盾的发生。清廷于雍正三年（1725年）“复准福建台湾各番鹿场闲旷地方可以垦种者，命地方官晓谕听各番租与民人耕种”。㉜尽管后来曾有反复，但汉人承垦、包耕“番地”成了事实上的合法，《台湾通史》收录蓝鼎元有关开垦“番地”的言论后写道：“其后当道从之，颁行例则，而垦务乃大进。”㉝
  （三）对高山族政策的意见
  蓝鼎元在台期间，注意考察和研究高山族的社会情况，人情风貌，这在《东征集》和其他著作中多有反映。他对高山族的政策思想，用一句话来概括，即：以武力威慑为后盾，采取“招来”、安抚的方针。其招抚方针有下列几个要点：“凡以前效顺之番，皆加恩与民一体”，㉞即主张让“熟番”取得与汉人一样的地位：开垦“番地”，促使那部份尚处在原始状态的高山族人日益进化；实行“以番和番”，㊱即通过“熟番”做“生番”的招来、归顺工作；体恤“土番”之劳苦，惩办通事、社棍对番人的克剥和唆谋，“使番族安居循法，乐役趋公”。㊲这些都是积极的，反映了蓝鼎元民族政策思想的进步一面。
  另一方面，在其有关的言论中，过于强调“土番”的“野性”和“顽蠢”特别是雍正十年，当他得知合北地区发生“番变”时，立即上书执事，主张严厉镇压，“连根扑灭”，以便“使他社番夷知国法万不可犯”，认为“不能扑除，反议招抚”，只能是“损威示弱”，不利统治。㊳
  （四）蓝鼎元在台湾开发史上的地位
  蓝鼎元未曾执事台地，治理台政，也没有直接从事台地之开拓，但他却以关注巩固祖国海疆，开发祖国宝岛的爱国之情，以一个有才干的知识分子的经世谋略，对台湾之经理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嘉庆年间，曾任台渡嘉义县教谕的谢金銮在《蛤仔难纪略》一书中对蓝鼎元作了这样的评价：“自施靖海以后，善策台事者，莫如陈少林、蓝鹿洲二公，可谓筹台之宗匠矣。”㊴道光四年（1824年）创建的台湾鹿港“文开书院”把蓝鼎元请进祭祀之例，且所祀礼的清朝人物唯蓝氏一人。书院的创建者邓传安称赞蓝鼎元是“文章上追太仆（指沈文光）兼著功绩于台湾”㊵的先贤。
  今日，我们论台湾开发史，论闽台关系史，也不会忘却蓝鼎元的！
  注：
  ①连横《台湾通史》卷三十四《蓝鼎元传》。
  ②②⑮⑯⑳㉑㉕㉖㉙㉚㉛㊱㊲《与吴观察论台湾事宜书》，见《鹿洲初集》卷二。
  （③⑤《复制军迁民划界书》，见《东征集》卷三。
  （④⑦《论台镇不可移澎书》，见《东征集》卷四。
  ⑥㉓㉝㊴《台湾通史》卷十五《抚垦志》。
  ⑧《台湾通史》卷三十《蓝廷珍传》。
  ⑨《复制军台疆经理书》、《与制军再论筠城书》，皆见《东征集》卷三。
  ⑩《平台纪略》、《鹿洲奏蔬》。
  ⑪《平台纪略》
  ⑫《平台纪略》、《复制军台疆经理书》。
  ⑬《复制军台疆经理书》。
  ⑭⑰⑱㉔㉞㉟《鹿洲奏疏》
  ⑲㉗《台湾通史》卷三《经营纪》。
  ㉒㉜《台湾通史》卷八《田赋志》。
  ㉘黄叔瑾《台湾使槎录》卷八《番界》。
  ㉝《上郝制府论台湾事宜书》，见《鹿洲初集》卷三
  ㊵邓传《安文开书院从祀议示鹿仔港绅士》，见《蠡测汇钞》。
  蓝鼎元《论南洋事宜书》
  李林昌
  清廷于统一台湾后翌年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采纳工部侍郎金世鉴、靖海将军施琅等人奏议，解除了“寸板不许下海”的严酷禁令。设立闽、粤、江、浙四海关，负责商船进出口验放和征税。内地商船可以从厦门正口验船出洋，往南洋各国贸易，主要往噶喇吧（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三宝垅（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中北岸的重要港口）、马辰（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南岸港口）、丁家庐（又译丁机宜，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因德拉吉里）、实力（新加坡）、暹罗（泰国）、赤仔（在马来半岛今泰国境内）、柔佛（在今马来西亚南端，隔柔佛海峡与新加坡相望）、吕宋（今菲律宾首都）、宿务（今菲律宾米沙鄢群岛中部的岛屿）、苏禄（今菲律宾岛屿）、柬埔寨、安南（越南）等地。出口货物主要有丝、绸、纱、绢、棉布、瓷器、本屐、雨伞、纸箔、刺绣工艺品等。进口货物主要有犀角、羚角、番木、暹罗米和吕宋米等。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因台湾愚民私聚吕宋、噶喇吧地方，盗米出洋，透漏消息，偷卖船料诸弊，禁止南洋贸易”（据道光《厦门志》）。
  禁的只是本国船只往南洋贸易，“东洋（日本）行走犹可”，“外国船只听其自来”（据康熙《起居注》）。行禁的主导思想是怕国人“私聚吕宋、噶喇吧（等）地方”，作出不利于清朝封建统治的举动。而结果对社会经济、人民生活危害极大。发展下去也就必然导致清朝封建统治发生动摇。
  蓝鼎元专重研究“经济之学”（不同于现在的经济学，是“经世济民，治理国家”的实用学问），他的经济（学问）、道德、文章最为漳浦知县陈汝咸，福建巡抚张伯行等所赏识，召入省城鳌峰书院编纂教材。然而当了十几年秀才，九次应乡试（考举人）都落第。到雍正元年皇帝令全国各地举荐人才，他才得以优贡入太学，第二年作《论南洋事宜书》，是有影响的言论。
  蓝鼎元以他实际的见识，在《论南洋事宜书》（见《鹿洲初集》卷三）里论驳一些大臣禁与南洋贸易的主张，一开头就开门见山说：“南洋诸务不能为害，宜大开禁纲，听民贸易，以海外之有馀补内地之不足，此岂容缓须臾哉？昔闽抚密陈，疑洋商卖船与番，或载米接济异域，巩将来为中国患。又虑洋船盗劫。请禁艘舶出洋，以省盗案。迁谫书生，坐井观天之见。……当时九卿既未身历海外，无能熟悉，闲散人等又不能自达至尊，故此事始终莫言，而南洋之禁起焉”。
  对这些禁与南洋贸易的“理由”，蓝鼎元一一摆事实加以分析、否定，并提出一些大臣还不懂得也不曾考虑到的，严重隐患不在南洋那些弱小国家，而是那些西洋“红毛”及日本。二百多年后的事实，证明蓝鼎元的远见完全正确。
  他在文章中说：“惟知海国情形乃可言弛张利害。海外诸番星罗棋布，朝鲜附近神京，守礼法。东方之国日本最为强大，其外皆尾问问序番。稍降则为琉球，大小岛屿断续二千里，外皆万水朝东，亦无他国。南洋番族最多吕宋、噶喇吧，馀大文莱、苏禄、庥六甲、丁机宜、哑齐、柔佛、马承、吉里问等数十国，皆渺小，不堪罔敢稍萌异念。安南，占城与两粤相接。此外有柬埔寨、六坤、斜仔、大泥诸国，而暹罗为西南之最。极西则红毛、西洋，为强悍莫敌之国，非诸番比矣。红毛乃西岛番统名，其中有英圭黎（英吉利）、干丝蜡（西班牙）、佛兰西（法兰西）、荷兰、大西洋（葡萄牙）、小西洋（葡占果阿）诸国，皆凶悍异常，其舟坚固，不畏飓风，炮火军械精于中土，性情阴险叵测，到处窥觇图谋人国。统计天下海岛诸番惟红毛、西洋、日本三者可虑耳。噶喇吧本巫来由地方，缘与红毛（荷兰）交易，遂被侵占，为红毛市舶之所。吕宋亦巫来由分族，缘习天主一教，亦被西洋（西班牙）占夺，为西洋市舶之所。日本明时作乱，闽广江浙皆遭蹂躏，至今数省人民言倭寇者痛心疾首。南洋数十岛番，则也开辟以来未尝侵扰边境，贻中国南顾之患，不过货财贸易，通济有无。今日本不禁，红毛不禁，西洋天主教布满天下，且以广东澳门为彼盘踞聚族之区，而独于柔顺寡弱有利无害之南洋严禁而遏绝之，是亦不可以己乎？”
  接着，蓝鼎元指出禁与南洋贸易的害处和开禁的好处：“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内地贱菲无足重轻之物，载至番境皆同珍贝，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黹，皆于洋船行销，岁收诸岛银钱货物百十万入我中土，所关为不细矣。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既禁以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艺能之罔用，行者叹致远之无方，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驾驶则大而无当，求价则沽而莫售，拆造易小，如削栋梁以为弋，裂锦绣以为缕，于心有所不甘，又冀日丽云开，或有驰禁复通之候。一船之敝废，中人数百家之产，其惨目伤心可胜道耶！沿海居民萧索岑寂、穷因不聊之状皆因洋禁，其深知水性惯熟船务之水手，不能肩担背负以扑一朝之食，或走险海中为贼驾船，图目前糊口之计。其游手无赖更靡所之，群趋台湾，或为犯乱。辛丑，台寇陈福寿之流，其明效大验也。天下利国利民之事虽小必为，妨民病国之事虽微必去。今禁南洋，有害而无利，但能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闽地不生银矿，皆需番钱，日久禁密，无以为继，必将取给于楮币皮钞，以为泉府权宜之用，此其害非微也。开南洋有利而无害，外通货财，内消奸宄，百万生灵仰事俯畜之有资，各处钞关且可多征税课，以足民者裕国，其利甚为不小”。
  对于与南洋贸易的疑惧问题，蓝鼎元说：“若夫卖船与番，载米接济，被盗劫掠之疑，则从来无此事者也。”他逐一用事实来说明那些疑惧完全是无中生有：
  关于卖船与番之说，蓝鼎元驳道：“内地造一洋船，大者七八千金，能卖值几何？商家一船造起，便为致富之业，欲世世传之子孙。即他年厌倦不自出，尚岁收无穷之租赁，谁肯卖人？况番山材木比内地更坚，商人每购而用之。如鼎嘛桅一条，在番不过一二百两，至内地则值千金。番人造船比中国更固，中国数寸之板，彼用全木，数寸之钉，彼用尺馀，即以我船赠彼，尚非所乐，况令出重价以买耶？”
  关于盗米出洋之说，蓝鼎元驳道：“闽广产米无多，福建不敷尤甚，每岁民食半藉台湾，或佐之以江浙。南洋未禁之先，吕宋米时常至厦，番地出米最饶，原不待仰食中国。洋商皆有身家，谁自甘法网尝试？而洋船所载货物，一担之位收船租银四五两，一担位之米，所值几何？舍其利而犯法，虽至愚者不为也”。
  关于海盗之说，蓝鼎元驳道：“历来洋船从无在洋被劫，盖以劫船之盗皆在海边，出没岛澳，离岸百十里，极远止二三百里，以外则少舟行，远出无益。且苦飓风骤起，无停泊安身之处。洋船一纵，不知其几千里，船身既大，可任风波，非贼船所能偕行。若贼于海滨行劫，则上下浙广商船已可取携不尽，何必洋船？即与洋船相遇，而贼船低小，倚之且若高楼，非梯不能以上。一船之贼多不过二三十人，洋船人数极少百馀，且不俟与贼力战，但挽舵走据上风，可压贼船而溺之，何行劫之足虑？”
  蓝鼎元对于以上几个其实不存在的疑惧问题解说得很透彻，对清政府最害怕的问题，即是国人藉外贸船只私自居留海外的情况，说成“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劫窃为非之患。”对此，清政府早有严密管制，康熙四十二年《会典则例》规定：“商贾船许用双桅，其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舵水人等不得过二十八名。其一丈六七尺者，不得过二十四名。一丈四五尺梁头者不得过十六名。一丈二三尺梁头者不得过十四名。出洋渔船只许单桅，梁头不得过一丈，舵水手等不过二十名。并揽载客货小船，均于未造船时具呈该州县，取供严查，确系殷实良民亲身出洋，船户取具澳甲族各长并邻佑当堂画押保结，然后准其所造，造完，该州县亲验，烙号刊名，仍将船甲、字号、名姓，于船大小桅及船旁大书深刻，并将船户年貌、姓名、籍贯，及作何生业，开填照内，然后给照，以备汛口查验。其有梁头过限，并多带人数，诡名顶替，讯口文武官员盘查不实，商船降三级调用，渔船、小船降二级调用。”“又如有富民自造商船，租与他人及寒薄无赖之人者，失察之州县罚俸一年，明知不禁者降二级调用。”（据道光《厦门志》）。但再严密的管制也有漏洞，因而有“愚民私聚吕宋、噶喇吧”情事。
  蓝鼎元的精辟言论产生很大影响。雍正五年（1727年），经福建总督高其卓奏请，清廷批准恢复对南洋贸易。
  雍正年间对出洋船只实行更严格的限制和管理，甚至船桅要截去一半。乾隆年间管理更严，主要都是为了不让国人侨居海外。对私自留居海外的，视为“自绝于化外”，孤立无援的华侨受尽殖民地当局压迫，乾隆五年（1740年）产生了荷兰殖民者在噶喇吧大规模屠杀华侨的“红溪惨案”，清廷又议论要“断绝南洋贸易以制之”。那时蓝鼎元已逝世七年，而漳浦又出了一个乡贤蔡新，他主张“不可”，“议遂不行”。
  清廷对“红溪惨案”的反应及蔡新“不禁与南洋贸易”的主张
  李澳川
  清朝早期康、雍、乾三朝号称“盛世”，然而封建统治造成无数贫民无以为生。尤其闽广一带，田地较少，人口大量增加，很多人去台湾垦殖和出国谋生。清皇朝出于维持封建统治的考虑，对赴台垦殖有严格限制，但闽广贫民还是大量偷渡赴台。皇朝更不允许国人居留国外，然而贫民还是通过商船偷载，冒充水手等办法，船户买通关卡，私载出洋，大都在南洋一带（东南亚各国）谋生。
  中国自唐宋以来发展“海上丝绸之路”，航海事业已经很盛。明初永乐三年（1405年）派“三宝太监”率庞大船队七次（一说八次）“下西洋”，最远达到非洲东岸和红海海口，比1488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到达非洲最南端好望角早83年，比1492年哥伦布为寻找中国而误到“新大陆”早87年。船舶之大及船队规模也都远远超过他们。然而由于明清二朝对航海的限制，以后中国航海事业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我国“康雍乾盛世”封建统治束缚了经济发展，而西方一些国家在同一时期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开始产业革命，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通过海盗式的劫掠和欺诈性的贸易，进而侵占“落后”国家领土，掠夺巨量财富。十七世纪初叶（我国“康雍乾盛世”），荷兰组成东印度公司，荷兰国会授予独占贸易，铸造货币，拥有武装和宣战等特权。他们击败葡萄牙、英国的武力竞争，占领爪哇、摩鹿加群岛（今马鲁古群岛）、马六甲、钖兰等地。在爪哇首府巴达维亚（即噶喇吧，今雅加达）进行蔗糖生产，大量华侨在那里种蔗为生。由于华侨和爪哇土著的辛勤劳动，蔗糖产量大增，价格下跌，1740年（我国乾隆五年），荷兰殖民当局（东印度公司）用削减蔗糖生产的方法以保持高额利润，强迫当地华侨往钖兰（今斯里兰卡）种植园劳动。华侨多不愿往，荷兰殖民者竞将拒绝往钖兰的华侨尽行推入海中淹死，进而烧毁华侨房屋，洗劫华侨财产，滥杀华侨。华侨忍无可忍，同时，爪哇土著也深恨荷兰人对他们的压榨，于是，相约起义抗击荷兰侵略者。各地纷纷响应，起义蔓延到整个爪哇岛，包围三宝垅达四月之久。终于受荷兰军队镇压而失败。华侨被杀一万多人，鲜血染红了巴达维亚溪水，史称“红溪惨案”或“红河事件”。（据印尼柯汉扬先生来信说，现在雅加达福建会馆附近有一条街道叫“红溪街”，即从前红溪惨案遗址）。
  翌年福建封疆大吏得知爪哇发生华侨被大量屠杀事件，上报朝廷，建议禁止与南洋贸易“以困之”。朝廷上对此议论不决，当朝大学士方苞是侍郎蔡世远的好朋友，知道世远的堂侄蔡新有“经济略”（蔡新，漳浦下布村人，乾隆元年即1736年进士，改庶吉士，当时任翰林编修）。方苞写信征求蔡新关于禁或不禁与南洋贸易的意见。蔡新复信说：“南洋事诚不法，然汉商素违禁久居其地，自弃化外，名虽汉人，实与彼地番种无异，揆之国体，实无大伤。闽粤洋船不下百十号，每船大者造作近万金，小者亦四五千金，一旦禁止，则船皆无用，己弃民间五六十万之业矣。开洋市镇如厦门、广州等处所积货物不下数百万，一旦禁止，势必亏折耗蚀，又弃民间数百万之积矣。洋船往来，无业贫民仰食于此者不下千百家，一旦禁止，则以商无资，以农无产，势将流离失所，又弃民间千百生民之食矣。此其病在目前者也，数年之后其害更甚。闽广两省所用皆番钱，统计两省岁入内地约近千万，若一概禁绝，东西之地每岁顿少千万之入，不独民生日蹙而已，此重可忧也。愚以为未须遽行议禁，且令沿海各文武官，于商船回时再加询问，果其悔悟前非，加意周旋，是彼不敢与汉商为难，又何责焉。如果轻侮汉商，则但禁噶喇吧不与通，其馀南洋诸国，如君代吗、宋居劳、柔佛、六昆等处，仍听从民便。”朝廷采纳了蔡新建议，没有实行“禁与南洋贸易以困之”的政策，因为要困人先困了自己。蔡新的开放主张是开明的，但他仍然认为华侨违反清廷禁令居留国外是“自弃化外，名虽汉人，实与彼地番种无异”，对于大批华侨受惨杀无动于衷，认为“揆之国体实无大伤”，则完全是封建统治者的口吻。这是清朝前期的基本国策之一，是导致华侨于孤立无援境地受人欺凌的主因。蔡新后来官居大学士（拜相），认为经过康熙、雍正二朝创制，清朝制度已经完备，墨守成规。后来的嘉庆、道光朝也认为祖宗制度不可更改。然而生齿日繁，民生日蹙，贫民无以为生，大量被骗上“猪仔船”，被洋老板强迫在卖身契上盖指印，运往各殖民地出卖做苦工，受尽折磨，闽南俗语“给人卖去吃还不知道”就是由这种事引申而来。清朝后期虽有护侨措施，如设领事馆，派员视察侨情等，然而国势已衰，所起作用甚微。
  祖籍佛昙的台湾杨氏
  杨振芳
  开放以来，海峡两岸交往不断发展，台湾同胞络绎前来佛潭（佛潭桥一一浮南桥）寻根谒祖。有的携来家谱或祖上传下的记载，对辈序，访宗亲，谒祖灵，续上中断的谱系。佛昙杨氏同胞移台定居宝岛，多在清朝乾隆至道光年间，距今约有二百年上下。分支各地，有的已传下八代十代，有的人丁数百，有的已成为当地望族。物有本末，水有源流，人之本源于宗祖，敬祖尊宗乃我中华民族固有之伦理美德。台湾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受日本占领统治五十年，光复后又隔断了四十多年，两岸无法交往相会，台胞之心都向往大陆，来祖籍地寻根，会会隔岸亲人，研考家族发展过程，乃人之常情。由于历史原因，佛昙地名的沿革，使近年来寻访故地者走了不少弯路，耗资又费时，他们多按祖上传下的清代地名，如漳州府金浦县浮南桥，或十七都石溪堡，有的还找金延堡金鸡庙，东门外朴仔脚等等旧地名。台北民间历史学者唐羽先生正在作《台湾之“金浦杨”与宋行朝关系之研究》一文，其中说到“佛潭桥，金门官澳以及分支于台湾之桃园与宜兰地区‘齐’字辈以次二十二支之迁自佛潭桥石溪堡林埭社以及金鸡庙等地之后裔”，找出其族与佛潭桥大祖之确实关系。而原之佛潭桥（浮南桥），今已改称为漳州市漳浦县佛昙镇。访祖台胞多数在寻浮南桥或石溪堡等清代古地名，辗转查访费了不少精力才找到。两三年来，台胞寻访祖地已续上谱系的有宜兰“福成杨氏”。桃园杨氏支系等多处。兹就台湾各地宗支族谱记载或历代相传关于由佛昙祖地传衍台湾情况于下：
  宜兰福成杨氏谱序：吾兰开辟二百纪，至兹邑之为姓氏四百七十，而杨氏居第八，举其望出则为弘农为最。至乎祢迁之地即漳之龙溪、漳浦、平和、南靖、海澄、诏安、长泰七邑俱占，七邑之中尤以漳浦之杨族最盛，分布于县下各乡镇，率多聚族成居、从农，服贾……头围福成杨氏厥此中之翘楚也。杨氏世居福德坑溪之畔……族之先迁自浦邑佛潭桥，为浦之重镇。当炎宋之末，会陆君实，张世杰二忠，扶少帝于福州，曰观察使亮节者，即杨氏开宗浦邑之始祖也。祥兴二年崖山之败，观察使抱亡国之沉痛，遁迹海岛浯州（金门）有子三，季曰世隆，传浦邑佛潭桥，衍为巨族，自兹而下，云仍相继，嗣十六世，族衍佛昙一地。福成杨氏，即浦邑十六世广字行三公其人也。嘉庆末年（约1820年）浮海来台，至今世传九代，为一方望族矣。而福成本宗，源出佛昙世隆公之后，世居佛昙林地社十四孙齐字辈杨公有孙三生，以清道光间（1815—1830）携眷渡台，定居噶玛兰厅头围（今宜兰县）地名福成庄，长、仲、叔三房衍斯地，在台今已分宗有：永颜房、子郎房、德禄房。子郎房传广达房、德禄房传仁义房、礼智房，族衍于下福成、忠信房再衍日、月、星、辰四大房，分居福成、头城二地，号曰杨福成，习称“楼仔厝杨氏”。（福谱卷首三卷一，34页）。
  桃园县树林村“弘农堂”杨姓家族系于清雍正、乾隆年间（1723—1795）自漳州府漳浦县浮南桥朴仔脚徒居至台湾，由淡水（沪尾）登陆入台迄今，散居各地，其间为了生活，曾历尽沧桑、东迁西移，后来部份定居于树林村，现已传下十一代，有二百六七十年历史（桃园谱133页）
  树林村浮南桥旅台第一世为杨忠义，谥朴厚，在佛昙衍系为十三世，良字辈，二世为脊字辈杨元，三世圣辈宽柔、敦朴、秉正，四世广辈精荣、耀来，五世渊辈伯夷、树、春木，六世明辈阿印、赐美、良、宗知，七世允辈福、加令、添生等七房，八世笃辈水圳、阿里、阿宗、万生、石来等十六房，九世诚辈文秀、阿荣、庆童等三十多户，十世忠辈捷行、锦清等，十一世肃辈永隆、永志、永义、尊善等。
  佛昙衍系为十五世的圣字辈，杨懿惠到台中县大肚乡营埔村定居，为旅台第一世，迄今已传衍七代，其七世孙杨智名侨居曼谷，来信给我县侨务部门，请求代为寻找祖籍地为“金浦县东门外后社村人氏”，经查访考证，乃今之佛昙白石后社村，因距今约二百年，年代久远，欲寻出其亲属，确非易事，但经书札往返，其祖籍地，已可确认。
  桃园市的杨雄政、雄镇兄弟来寻祖地浮南桥景碑社，该社在今佛昙石过陂水库的坝岸下，已荒废仅存残墙社址，原因是清代为盗贼抢劫烧毁，村民均纷纷外逃。经查考其祖二翰公的坟墓尚完整可据。现其族人有的移居在佛昙的东门兜、山坪村，而旅台定居的杨小川是佛昙衍系的十九世允字辈，为开台第一世，迄今已传下笃、诚、忠、肃、恭等六世百多户的一个村社。
  由佛昙迁衍台湾中历市杨姓，现宗亲会会长为诚字辈杨登凤，已多次来信告知，将在今年中秋左右组团回大陆谒拜祖灵。
  桃园县大园乡的杨英俊来寻找浮南桥石溪堡，由于古地名难寻，经漳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协助，方找到佛昙来，谒拜了杨氏祖庙，将组团回来谒祖。
  其他尚有通过旅游部门代为寻访者，今后将会有其他支系陆续来寻访祖籍地。兹就三年来已联系上的台胞附表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