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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建国初期漳浦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陈万年
  建国初期，漳浦县第一、二届人民代表会议从政治协商至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是当时民主建政的重要内容，立下漳浦人民当家做主的历史新篇章。这与尔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密切的历史联系。迨至1956年4月，漳浦县人民代表大会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漳浦县委员会相继成立，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才完成历史使命。
  从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至转为政治协商会议直到我年老退休以后，我都被特邀为代表或委员、驻会常务委员、副主席。晚年追忆往事，写出当时情况，供后人借鉴，探讨其得失，对以后的工作也许是有益的。
  第一届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50年4月16日召开时是非常隆重的，代表159人胸前都挂红花，各机关、团体、学校、群众列队敲锣打鼓欢迎，并向大会献锦旗，致贺信，献鲜花，气氛十分热烈。县长柯永麟致开幕词，县委书记吴越飞做今后工作的讲话，各界代表踊跃发言，讨论党的方针政策，做出一些关于民主建政和地方建设的决议。并选出常务委员11名。大会于18日闭幕。接着，常委会举行首次会议，选举县委书记吴越飞为主席，县长柯永麟为副主席，我以爱国民主人士被选为驻会常委。
  常委会每月召开一次会议。常委会的工作是筹备大会事宜，处理代表及人民群众来信，接待来访，反映各界人民的意见和合理要求。
  1950年7月7日召开第二次会议，贯彻土地改革政策方针。结合剿匪反霸、生产救灾等工作。
  9月29日召开第三次会议，为巩固和发展代表会议制度，再选吴越飞为常委会主席，柯永麟为副主席，陈万年为专职驻会副主席。我深感县委领导和各界人民对我的信任和培养，趁而立之年更尽心竭力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1951年2月召开第四次会议时，各界代表增加到251人。当时汽车还不畅通，代表们来县开会要步行背被包，动辄遭受土匪狙击。代表们对土匪祸害深恶痛绝，在讨论以剿匪反霸及土改为中心结合春耕生产工作时，都热烈发言，表示要尽力协助政府做好工作。1951年5月第五次会议以镇反、土改、抗美援朝为三大中心任务，并号召生产渡荒。这时我县土改运动全面铺开，县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以县委书记吴越飞为主任，驻军政治部主任颜红为名誉主任，委员有张存友、郭镜如、侯东明、何老标、刘乃娥、赵金声、陈万年、郭秉尚等。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土地改革委员会组织及工作方案，并征集整理代表提案300多件，印发会刊，日夜工作，十分紧张。
  1951年4月召开第六次会议，出席代表290人。大会通过成立漳浦县抗美援朝委员会，推选县委宣传部长傅天学为主任，陈万年为副主任，郭秉尚、郭镜如、赵金声、刘乃娥、曾永茂、吴乃青等为委员。这时还成立漳浦县中苏友好协会，以组织部长张存友为会长，陈万年、王举才为副会长。“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示威游行、开展世界和平签名运动。
  七月间召开第七次会议，出席代表增加到400多人。听取县长柯永麟所作政府半年来工作报告及县委书记吴越飞所作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并听取赴朝慰问团代表的报告。代表们热烈讨论，并于会后在群众中大力宣传克服“恐美”、“崇美”思想，以实际行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倡导捐献飞机、大炮，认购胜利公债。
  1952年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月15日、5月11日，7月26日先后召开三次会议，主要议题是生产自救、建立供销合作社、巩固海防、做好优抚工作、进行物资交流、搞爱国卫生运动，贯彻婚姻法等，并号召开展“三反”、“五反”，肃清“五毒”等。这时期常委会不定期地经常召开会议。设秘书一人，驻会副主席一人，专职负责联系各界代表、处理人民来信、接待人民群众来访，接待归国华侨等工作。有佛昙印尼侨领杨朝春，是万隆杨氏联谊会主席、新义顺（今致公党）“大哥”，应国务院邀请，回国赴北京参加国庆大典观礼，并回乡探亲，是建国以来县侨胞归国第一人，我会同民政部门负责接待，使他感到祖国家乡的温暖可亲。
  至1952年下半年社会安定，群众认识提高，条件成熟，各界人民代表会第一届第十次会议决定准备代行县人民代表大会职权。10月24日至31日，各区域、团体、单位重新选举第二届代表，除政府代表及特邀代表（一人）外，其他均用推选或投票选举方式，首先将代表资格公布，在各阶层中由下而上提名，反复集中与分散讨论，逐步筛选，按专署规定人口比例名额，选出343人。其中，农民每乡1名，镇2名，计147名；县农民协会3名；渔民代表沿海每区1名，计7名；烈属代表一、二、四、七、十二等区各1名，计5名；军属代表每区1名，计12名：劳动模范每区1名，计12名；民兵代表每区1名，计12名；荣誉军人、复员军人、转业军人计6名；妇女代表每区5名，每镇1名，计66名；又县妇联代表2名；政府代表17名；党的代表3名；工人代表（包括县总工会代表）14名；学生代表2名；工商界代表8名；公营企业代表3名；医师代表3名，民主人士3名；归侨代表2名。
  在总路线光辉照耀下，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952年12月15日召开，出席代表360人。会议听取县长柯永麟所作三年来政府工作报告，审议财政预决算，并听取县委书记张存友对今后工作方针与任务的建议。会议进行四天，通过9条重要决议，县委统战部部长毕庶恩作选举工作报告，经分组讨论，最后民主选举柯永麟为县长、暴占昌为副县长，及人民政府委员张存友、陈国俊、孙喜柱、毕庶恩、郭秉尚、刘乃娥、何老标、赵金声、陈万年、黄荣昌等15人，报由省人民政府任命。并选张存友为各界人民代表会常委会主席，柯永麟、陈万年为副主席、孙喜柱、毕庶恩、吴秀莲、赵金声、郭秉尚、吴乃青等17人为常委。
  本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县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与上届相比，职权更为广泛，任务更为重大，标志着人民民主专政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也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常委会工作趋向规范化。全会每年召开一次，第二次会议于1953年4月召开，听取代县长暴占昌工作报告及常委会副主席陈万年代表常委会的工作报告，讨论县委书记张存友对今后工作的意见，通过宣传贯彻国家总路线第一个五年计划、“三反”、“五反”运动、春耕生产、兴修水利、购买爱国公债等工作。
  本届代表任期只一年，因为已准备在一年后进行普选，成立县人民代表大会。1953年12月初，县成立选举委员会，以民主协商的方式，推选陈国俊为主席、杨雨春、陈万年、毕庶恩、李宋保、郭秉尚、房占润、吴秀莲、赵金声、刘天德、黄杏川等为委员。还举办普选人员训练班。各乡镇成立普选委员会，普选人民法院。全县分三批进行普选，至1954年3月间，普选全部完成。
  1954年4月4日普选产生的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代表241人，选举柯永麟为县长、吴运琳、陈国俊为副县长，张存友、孙喜柱、李青槐、陈万年、刘乃娥、杨彩鸾、林成章、林漳建、黄荣昌（其他记不清）等为政府委员。并选张存友为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主席，柯永麟、陈万年、林成章为副主席，林漳建、林坤仲、王举才、孙喜柱、刘乃娥、赵金声（其他记不清）等为委员。接着先后召开第二、第三次全会，宜传贯彻宪法草案，选举省人民代表3人，布置冬耕冬种、征购粮食。1955年举行第一届第四次全体代表会议，改组人民政府为人民委员会。
  1956年12月20日，第二届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选举岳林太为县长，蔡长谋、陈国俊、陈朝枞为副县长，李宋保、阎观文、郑光星、李青槐、郭秉尚、胡秀华、陈万年、林成章、林漳建、杨彩鸾、陈长泰、施至善等16人为人民委员会委员。会议以冬季生产，统购统销、爱国补税、爱国卫生运动、对私改造进行公私合营为主要议题。
  这时，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权力机关。随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展的需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漳浦县委员会也就产生了，成为本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重要组织机构。
  历届漳浦县政协
  陈万年
  一、朝气蓬勃的起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漳浦县委员会（以下简称县政协或政协）于1956年4月1日正式成立。会址最初设在西街准提室（俗称佛母间），利用旧庵改建。后迁南水门与工商联在一起分开办公。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只一天，主要任务是选举产生常务委员和主席、副主席。会议结束后，负责人即赴省政协会议，听取工作布置。一个月后，于5月5日召开第二次会议，学习政协章程，传达省政协会议精神，推选成立各工作组和专门委员会负责人，展开工作。
  委员们本来只知道全国政协曾于1949年9月至1954年9月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制定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选举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如今政协作为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机构设到县一级，委员们都以受信任而具光荣感和责任感，积极性很高，关心国家和地方大事，活动相当出色。政协的会议和参观视察也很频繁，从1956年起已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这短短一年里县政协围绕党所提出的中心任务共召开全体委员会议4次、常委会议8次，各工作组会议14次，各界人士都以主人翁的态度，反复进行民主协商，参观视察7次，委员们足迹遍全县，参观视察和访问了许多工厂、水库、农场、高级农业合作社，开座谈会，征求意见一百多条，提请有关方面处理，充分发挥了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职能作用。
  县政协成立学习委员会，组织工商、医务、归侨侨眷、宗教各界及社会人士学习。以城关学习中心组为核心，推动各集镇学习组的学习。城关各界人士参加学习的共72人，每周学习一个晚上。全县参加学习的工商界人士1028人，医务界210人，宗教界80人。学习内容有政治、时事、专题讲座等，形式多种多样。每隔一段时间举行一次文娱晚会，有故事、唱歌、诗歌朗诵、唱和、灯谜会等，丰富多彩。
  第一届（1956年4月～1958年8月）各工作组活动：
  （一）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组，经常到去台人员家属里访问，宣传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不时在各集镇召开去台人员家属座谈会，使他们明确政策，解除顾虑，与台湾亲人主动通信。工作组还通过香港帮他们代寄信件。
  （二）华侨工作组，协助宣传华侨政策、侨汇政策，鼓励华侨兴办家乡公益事业，协助华侨集资筹建佛昙华侨医院、湖西华侨中学、陈允金捐建赤湖前湖小学校舍等。协助筹备成立侨联会。接待归国华侨观光团和回乡探亲侨胞30多人。协助落实华侨政策，提前改变侨眷地主富农身份。协助退还杨纯美被借用的房屋。
  （三）工商工作组，各集镇都分设小组，组织和推动工商业者进行政治学习和文化学习；推动工商业者积极认购1957年爱国公债16923元，超额完成任务。
  （四）文教工作组，在城关召开中小学生家长座谈会，宣传升学和就业的意义。反映扫盲工作情况，提出建议。
  （五）卫生工作组，发动医务界开展防疫卫生注射工作，并在霞潭乡和车仔村搞爱国卫生典型乡，霞潭被评为全国爱国卫生模范乡。组织老人卫生督导组，经常同各有关部门到各处街巷宣传、检查、督促环境卫生工作。
  （六）宗教工作组，召开一次各区教会负责人座谈会，宣传爱国爱教，并推动教徒参加政治理论学习。
  （七）开始响应周恩来总理（兼全国政协主席）号召，征集整理文史资料，编印《文史初稿（油印）4辑。当时还没有文史工作组，是在学习成员中征集稿件。
  二、克服困难，坚持不懈
  在第二届（1958年8月～1961年11月）期间，大放大鸣之后接着整风、反右，继而高举社会主义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全民大炼铁，大办食堂。在“放开肚皮吃饭”之后，遇到三年暂时性困难；但县政协的同志们在党委领导下克服困难，积极参政议政，并协助有关部门做了许多有益于社会的工作。
  在政治协商方面，三年中召开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及十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①协商有关本县范围内各个时期的重要政策、措施方案。②协商各种生产规划、经济建设方案。③协商本县选举事宜。④商订政协本身的工作计划，解决重要问题。常委会还结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在重要节日召开各种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共70多次，如学习组长联席会议、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座谈会、文史资料征集座谈会、老人会等，提高联系面的政治觉悟和思想认识，并从中吸取各阶层人民群众的要求，反映于党政领导。
  三年间收到人民来信二百多件，一般都联系有关部门处理，并给予书面或口头答复。接见来访一百多人，把他们的意见转给有关部门办理。文艺和宣传活动继续举办，三年间围绕各个中心工作，并利用节日，吸收文艺爱好者在一起吟诗作赋，出黑板报和墙头诗，与群众共欣赏。杜浔学习组还油印自己创作的诗歌16集，共二千多首。元宵节在城关、佛昙、杜浔、赤湖等集镇都举办群众灯谜会。
  政治学习坚持不懈，城关学习中心小组及佛昙、杜浔、旧镇、赤湖四个学习小组成员情绪一直很高，学习内容主要有《人民日报》社论、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马列主义政治理论、毛泽东选集四卷。学习方法、每星期四小时，采取听报告、中心发言、让解文件、集体讨论等方式。
  还组织脱产学习，举办政治学校，第一期于1960年开办，参加者26人，其中有工商、华侨、医务、宗教、社会各界人士。1961年办三期，第一期参加者有工商界40人、第二期吸收本县所有被划为右派的人士20多人参加，第三届参加者主要为工商界人士，主要学习历史唯物主义。
  1958年举办二期迷信职业者学习班，为时一个月，参加者有庙祝、道士、巫婆、神汉、做佛事、看风水、相命、卜卦的共70多人。目的为使他们提高社会主义觉悟、遵守法律，不骗人，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三年间组织各界人士到本县和邻县参观、慰问五次：（①1958年参观漳州各工厂和厦门市“各界人士自我改造展览会”。②参观本县竹屿盐场、石过坡及眉力、井内等水库。③慰问炼铁、烧炭民工。
  各工作组活动持续进行
  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组：三年中在去台人员较多的乡镇召开50多次家属座谈会，宣传和平解放台湾政策，发动家属向在台湾的亲友写信联络，并组写广播稿90多篇，转送50多篇，被电台选用10篇。
  华侨工作组：接待回国观光华侨20多人。协助安置印尼排华的难侨1000多人。在困难时期，海外侨胞及港澳同胞陆续寄回大米、食品罐头、衣服、化肥等支援亲友。
  工商工作组：选送工商界代表12人赴省学习政治。推动工商业者继续接受改造，参加体力劳动，全县工商界办畜牧场6处，开垦土地千亩。发动送货下乡支援农业。
  医务卫生工作组：贯彻中医政策，召开老人“献宝献方”座谈会，发动80多人献验方2千多方。推动医务防治水肿病；组织医疗下乡巡回，为群众治病。
  宗教工作组：继续开展爱国爱教宣传，搜集帝国主义侵华资料，举办图片展览。
  第三届（1961年12月至1963年11月）围绕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决议，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克服困难，为全面完成粮食生产指标，争取更大丰收而奋斗”为中心，多次在全体委员会议和常委会议上传达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政治协商内容也围绕这方针开展活动，共渡难关。
  1963年举办一期社会主义教育学习班，吸收政协委员及工商、华侨、医务、宗教各界及社会人士50多人参加学习。
  推动工商界组织货郎担送货下乡，支援农业。
  协助组织成立小商贩联合会。
  推动医务界组织巡回医疗队，宣传妇幼保健和避孕节育。
  《文史初稿》出版第五辑。
  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政协机构瘫痪，停止活动。
  三、新局面的来临
  1978年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本县在县委正确领导下积极落实统战政策，为恢复政协做准备。1980年10月，县政协恢复，组成第五届委员会。这时，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着改革、开放，政协的工作前程远大，大有可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爱国统一战线作用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职能更加重要，工作范围更加广泛。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政协负有发挥联系面广的优势，组织、调动各种人才、技术、资金的责任。本届委员增加到80人，比上届增加11人，是来自19方面的代表人物。按照委员的特长和联系面，分成教育、科技、医务、工商、华侨、对台、宗教、文史等8个工作组，并由常委会直接领导学习中心组。
  本届共召开5次全体委员会议、12次常委会和常委扩大会议、50多次座谈会、讨论会，通过这些不同形式的会议，主要是协商、议论如何发动各界人士为改革开放、为两个文明建设、为和平统一祖国献计献策，尤其针对本县实际情况，如农业多种经营、全面发展，漳浦重点应抓什么？坚决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惩办滥伐森林、狠刹封建迷信和赌博歪风、绥安镇建设规划、整治排污设施、治理南门溪、加强市场管理、以及物价等问题，都提出建议，得到有关方面重视和采纳。
  过去极左路线遗留一些问题，政协帮助有关部门落实各种政策，如纠正错划右派分子、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及台胞和去台人员家属的错案、落实原国民党起义人员政策等，共落实130件。侨房问题落实40件。
  8个工作组工作增添新内容，都取得很大成绩，主要有：
  华侨工作组，协助政府落实侨务政策，清退归还侨房。做好观光和探亲华侨的接待工作。几年来华侨捐助家乡建设的款项和物资值人民币60多万元，其中用于办学30多万元，浦一中、二中、湖西华侨中学、马坪中学、花林小学由华侨设置奖学金，华侨工作组给予协助，落到实处，发挥效益。
  教育工作组，1982年针对当时有一些学校教学秩序混乱、教育质量低下等问题，组织委员视察后，提出上述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是校长没有人事权，不称职的教师比重大，以及校舍危房等问题，学生没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等，提请政府给予解决。
  对台工作组，协助家属与台湾亲友通信。在台湾未开放回大陆探亲以前，已接待绕道国外回乡探亲人员20多人，并为来漳浦寻根认祖的台湾同胞提供咨询服务，代查线索。
  宗教工作组，协助落实宗教政策，继续开放一些聚会点。
  医务工作组，按照不同季节举行不同类型的活动。“如1984年7月份委员下去视察发现夏季麻疹疾病传染，迅速召开会议吸收各方意见，请卫生局在全县站长、院长会议上布置制止流传，对改进医务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增设开水站，为独生子女体检等，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卫生工作组还配合卫生局召开老护士座谈会，组织她们往厦门参观。
  工商工作组，协助恢复工商业联合会，并成立工商经济咨询服务部。
  文史工作组，征集文史资料130篇，选78篇出版4辑文史资料30多万字。
  学习中心组，组织在城的在职和离退休委员及教师、职工，以及各界代表人士等，每星期四下午在政协会议室学习政治、时事。
  第六届（1984年12月～1987年11月）共召开全体委员会议3次、常委会12次、各种座谈会60多次，经多次反复协商，深刻理解、领会党的“十三大”精神，就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发扬多党合作的优点，如何进一步巩固发展统一战线，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等事宣，提出建议，发挥了参政议政作用，如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于1984年12月15日～20日召开时，收到38人提案46件，其中：属于经济建设，包括农业、工业、交通、基建、财贸和旅游等方面的，主要内容有对本县各方面改革的意见，要求依靠政策和科学技术加速发展农业，搞好各种经营，加强市场和物价管理，改革商业流通体制。属于政法、人事、工会、青年、妇女、统战、华侨、宗教等方面的，主要有关于体制改革、社会治安、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侨务政策、宗教政策和对去台人员家属的政策等提案。还有对政协工作的提案。各种提案经提案审查委员会逐条审查，提出意见，建议有关部门研究处理。并由常委会定期向有关部门催办。三年中委员提案131件都办复。
  县政协自1980年恢复以来都租借原教会“红楼”办公，本届期间在县委领导重视和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于1985年新建了办公楼，三层800多平方米，改善了.办公条件，并有了自己的会议室，有一百个座位，大大方便于开展各项工作。
  本届政协经常组织县所在地的委员学习有关方针、政策，有侧重的邀请外经、基建、教育、卫生等部门负责同志介绍情况，提高委员的知情度和协商、监督的针对性和目的性。并有计划地组织委员进行视察和考察活动。三年里会同人大常委会和有关部门先后20次到工厂、企业、商店、学校、医院、街道、基建工地、海岛、果园及养殖专业户视察，就食品卫生、药品价格、医疗机构设备、学校危房、企事业经营管理和服务态度、工厂民主管理、基建、高初中升学考试等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建议改进，得到重视，起促进作用。如前亭卫生院扩建经费不足问题，在视察后，前亭乡党委听取意见，即解决4万元，使久拖未决的事很快解决。
  四、各工作组活动更上一层楼
  （一）1985年春，医药卫生工作组视察县城幼儿园、托儿所6单位，发现麻疹开始萌发，及时进行疫苗接种，预防蔓延。1986年5月初到绥安、佛昙、赤湖、杜浔、霞美、官浔、长桥、大南坂等地检查《食品卫生法》实施情况，并检查酒厂、罐头厂、蜜饯厂等6个食品生产单位和157家饮食、食杂店发现问题，请卫生部门对遵纪守法的给予表扬，对不卫生的批评，限期整顿，对严重违反食品卫生法的处以警告性罚款。关于一些环境卫生问题，也及时反映，联系有关部门解决。
  （二）华侨工作组参观并协助侨胞捐办的公益事业，如柯汉扬在母校漳浦一中设置的春晖奖学金和所建春晖亭，及在中医院捐置的胃镜室；黄良寿捐建的花林小学；蔡福庆捐建的洞野小学；蓝赞绪捐建的和坑中、小学校舍等。由有海外关系的政协委员带动华侨和侨眷投资共一百万元（合资或独资）办食品加工厂、旅社、捕捞、养殖、果林等企业12家，解决600多人就业。
  （三）文教工作组，1987年协助教育局对官浔、长桥二乡及长桥农场扫除文盲工作进行验收和解决一些学校存在的问题。应招生委员会邀请，参与招生监考。带头组设红楼幼儿园，由1班发展到4班，收幼生240人。举办高中毕业生补习班，辅导他们补习功课，作好高考准备。教师节召开教师座谈会，进行慰问，并向他们征询意见，反映给主管部门处理。
  （四）科技工作组，1986年配合县科协早晚两季开展植保科普宣传，到18个主要产粮乡（镇）墟场和10多个边远山村宜传病虫害防治技术，就地接受群众询问，深入田间“会诊”，当场开给“处方”，就地供应叶仙散、稻瘟净等急用农药。并组成科技扶贫考察组，对11个贫困村逐个考察，与乡村千部群众共商治穷致富大计，帮他们选准发展商品经济的主攻项目。盘陀乡葛埔村在科技组帮助下，开山种果3千亩，并对全村家畜采取防疫措施，据群众反映，光防治猪瘟一项，一年就减少损失3千多元。科技组以几个月时间，考察调查车本、眉田、葛埔、大肖、下炉等5个贫困村，按村作出考察报告，向县委、县政府提供科技扶贫的科学依据。1987年又配合市、县扶贫工作队，在湖西畲族乡开展3项活动：①举办各种实用技术培训班，培训农民技术员5百多人，由县政协副主席兼科技组组长阮仲铭讲课。②开展科普宣传，解答问题。③到田间实地指导防治稻飞虱。
  （五）文史工作组，自1987年起按上级政协要求改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三年间征集稿件整理选编《漳浦文史资料》五、六、七共3辑。
  （六）台胞台属联络工作组，协助接待回乡探亲的去台人员数百人。因为自台湾开放回乡探亲后，久别故乡的去台人员回来探亲迭有增加。
  （七）宗教工作组，协助解决赤湖、马坪、长桥教会房屋归还问题。华侨捐建马坪和长桥教堂，也给予协助。这期间有英国牧师来县参观，给予接待。
  五、参政议政经常化、制度化
  第七届（1987年11月～1990年11月）参政议政逐步经常化、制度化。如1988年关于沙西滩涂争执、老区车本村的开发、县土地清理后的遗留待处理事项、幼儿教育、物价、工资、城建规划等重要问题，都参与议论。以后几次常委扩大会议、县委书记、副书记、县长、副县长都到会讲话，亲切交谈，听取意见，研究解决。第三次常委会于6月29日召开，县长王良才和4位副县长到会，就常委们提到的市场管理、城建规划、生产用肥、环境卫生等问题进行交谈，当场表态、有些问题正在解决，没有解决的问题要研究解决。9月30日第四次常委会上，县委书记承光大、副书记黄河俊到会，就如何搞好党政干部的廉政建设，促使党风好转为主题，征求意见，进行讨论，常委们热烈发言，提了不少的好意见，书记都表态，另外常委还就提出处理好罐头厂、糖厂与工农贸三方之间的矛盾等问题，提了些建议。
  1989年中共中央转发全国政协《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暂行规定》要求地方参照施行后，本县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进一步加强。政协参与职能部门讨论了绥北市场的规划与实施方案、大学石小区规划、麦市街扩宽、牛旧线公路改建、甘蔗生产防滑坡、加强农业生产的科学管理、畜牧饲料厂的技术改进等问题。
  视察活动是了解实际情况，听取群众意见，研究问题，反映有关方面作为改进参考资料的有效办法。1988年常委会就如何发展外向型经济及乡镇企业繁荣经济问题进行协商讨论。会后针对主要集镇的市场与物价进行视察；对乡镇企业绥南无线电厂、漳浦压胶制鞋厂、绥东造纸厂、绥安针织厂、漳浦县龙岩毛巾联营厂进行参观视察；对国营漳浦县酒厂、漳浦县罐头联营厂、漳浦县鹿溪糖厂等3大厂作专题调查；对实验场引进水果新品种作鉴定和对其经济价值作考察：还配合人大就物价及文物保护法、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的执行情况进行视察，反映于有关部门。
  1989年以常委会视察带动工作组视察，在一年中多次深入农村、集镇、侨乡、工厂、三资企业、学校、医院视察，进行调查研究。如9月中旬，常委会会同侨务、教育部门对湖西、佛昙、马坪等地“三胞”捐资办学现状与教学质量进行视察，当场对学校提出一些改进要求；并就“和坑中学华侨投资大，学习条件好，但校址交通不便，学生少”问题和解决方案提交有关部门研究。又如医疗单位承包后的服务有好有坏，通过视察，掌握两方面材料，向有关部门反映。又如科技工作组于1989年由副主席陈柳枝、阮仲铭带领，到甘蔗主产地赤土等乡视察甘蔗生产，发现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几点建议：①加强领导，开展甘蔗生产检查评比活动。②做好肥料、农药供应，送货上门。③合理调整蔗价。④建立生产示范基地，在引进良种、科学施肥、加强科学技术管理、防治病虫害等方面起示范作用。⑤开展科技咨询、技术服务，举办科技培训班，提高蔗农素质。⑥搞好水利配套，使田蔗逐步转入园蔗生产。⑦为蔗农排忧解难，对砍运采取一条龙服务，杜绝不正之风。又如1989年12月29日，县政协正副主席、常委、工作组长、办公室主任等一行，到位于靖和浦边界高山峻岭间的车本村革命老根据地视察，了解到该村现有农民60户，人口342人，耕地400亩（水田350亩，双季稻只100亩），山地27000亩；肥料奇缺，今年只供应碳铵、过磷酸钙各5吨；耕作水平和单位面积产量很低，早稻亩产600斤，中、晚稻亩产400斤；又该村原来山林茂盛，现已无林。据此情况，向有关部门建议解决4个问题：①每年为其提供7～8吨优质氮肥和10吨磷肥。②派员现场设计，对现有村后山塘8亩水面加高坝堤2米，以利蓄水灌溉和发电。③根据高寒山区的特点，进行水稻品种更新、耕作改制、科学用肥、防治病虫害、推广新技术，以科技兴农。④公路己建成，交通运输条件改兽，今后还有养护问题；尤应注意封山育林，防止别乡不法分子利用运输工具来破坏山林，建议石榴乡政府要协助车本村及邻村做好这方面工作。
  六、发挥政协“人才库”和联系面广的作用
  文教工作组的委员们按照县委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举办补习班、辅导毕业生升学；针对绥安地区幼儿不能普及的问题，向县政府写呈阅件，并经与有关方面协商，于1988年4月在绥北和绥西新村增办两个幼儿班，入园幼儿70多人；配合县农委和体委，协助成立乡镇农民体育协会。
  科技工作组，1988年协助有关部门建立石榴乡为全县科普示范乡，建立示范村25个；相继举办各种实用技术培训班30多期；对实验场引进剥粒菠萝、台湾杨桃、日本巨峰葡萄等品种作考察鉴定，肯定其可靠性和经济价值，宣传推广。
  医务界委浔1988年配合人大及卫生局、防疫站等单位进行药品管理和食品卫生大检查，处理一批低劣食品和过期药品，把检查结果通报有关部门。
  华侨工作组继续发动和协助侨资发展本县经济和公益事业。1988年有60多位侨胞资助教育、医疗、文娱、交通等事业及建侨联会等共人民币50多万元。1989年又捐资61万港元，其中用于教育事业10多万港元，用于文化及卫生事业21万港元，筹建海外联谊大厦16万多港元。几年来至1989年，侨属在佛昙、马坪等侨乡开办个体行业50多家，投资额226万元，既解决397个劳力出路，又稳定侨眷经济收入。
  台胞台属联络工作组1988年配合有关部门接待回乡探亲的去台人员一百多人，并为前来寻根认祖的林、蓝、陈、李、张、杨、方、吴、郑、蔡、欧阳等姓谒祖团或个人服务，代为调查，提供线索。
  漳浦在明清时代去台湾开发土地、经商、任职、当兵的人很多，现在已传衍子孙近百万人。他们老早就有回乡拜祖会亲联谊的好传统，至清末台湾被日本占领，拜祖活动受限制。在抗日战争期间，两岸隔绝。而抗战胜利后不久，台湾与大陆又受人为隔离。自台湾开放回大陆探亲以来，寻根认祖的台湾同胞纷来沓至。文史研究委员会1989年出版《漳浦与台湾渊源关系专辑》，为台胞寻根认祖提供线索。
  组织各界人士学习方面，自1988年再设立学习委员会，加强领导，学习内容更加充实，除了学习政治、时事，并学习政策和重要文件，以及研究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学习中心组更加健全。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自学潮开始至发生动乱，演变为反革命暴乱，本县政协领导、工作人员及全体委员一值保持清醒头脑，加强学习，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委员们发挥代表性作用，做好稳定社会的工作，在所在部门，及向联系面，做正面宣传，并向在校子女写信做思想工作。及向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去台人员写信、打电话，说明北京动乱真相和家乡安定情况，告慰于亲朋。在北京动乱期间，本县去台回乡探亲的仍然不少。正副主席到基层、农村、学校、“三资”企业开座谈会，说明动乱真相，宣传政策，使“三资”企业的外方代表解除顾虑，表示对大陆投资办企业的信心，没有一家中途而废。
  1990年，县政协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3月14日第七届十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县长王良才到会讲话，并与到会委员交谈，肯定各界爱国人士为社会稳定及经济持续发展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要按文件要求，加强与各界爱国人士的政治协商，接受民主监督，希望各界人士发挥聪明才智，为振兴漳浦做出的贡献。到会各委员热烈发言，针对本县实际，提出爱国人士就如何实施《意见》和参政议政的方法，以及加强社会治安和整顿交通秩序、改善环境卫生管理、落实宗教政策等事宜提出建议，王县长表示要与有关部门研究解决。
  三十多年来，县政协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为促进本县社会主义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一定贡献。今后的任务将更艰巨，工作将更广泛。现在只写到距第七届届满前数月的1990年上半年为止。
  历届漳浦县政协人员组成
  第一届（1956年4月～1958年8月）
  主席：阎观文（中共漳浦县委书记）
  （原李光，因工作调动，改由阎观文担任）
  副主席：陈万年林成章
  秘书长：陈柳枝
  常务委员：王举才阮瞻仰李光宋芝林林漳建林坤仲林进道林成章吴素秋
  柯永麟柯兆和胡秀华（女）孙喜柱陈万年陈柳枝陈道甫陈木荣
  赵金声郑光星蓝民生
  委员：（最初43人，1957年6月第四次会议时增补为51人，有*号者是增补的）。
  中共漳浦县委员会（7人）：宋芝林岳林太*孙喜柱陈国俊陈柳枝阎观文郑光星
  共青团漳浦县委员会（1人）：施至善
  漳浦县工会联合会（1人）：赵金声
  漳浦县民主妇女联合会（1人）：吴秀莲*
  漳浦县供销合作社（1人）：卢崇*
  漳浦县工商业联合会（7人）：何水萍林漳建林坤仲柯兆和刘火盛吴福星陈荣茂
  农民（1人）：胡砒*
  渔民（1人）：杨溪元
  文教界（4人）：王举才陈文欢陈木荣蔡六成
  艺术界（1人）：庄海涂*
  医务界（8人）：阮瞻仰巫寿如林成章吴素秋纪道安洪金碧张士衡柯金泉
  华侨（10人）：林振琅陈道甫杨仲云杨彩鸾郑杏娘郑旺祥蓝民生蓝德光*
  蓝老〓蓝朝文
  宗教界（3人）：林进道黄圭璋黄宗荣
  社会人士（5人）：林庆余陈万年郭祖柴*黄荣昌徐晓峰*
  第二届（1958年～1961年11月）
  主席：阎观文
  副主席：陈兆民林成章
  秘书长：陈柳枝
  常务委员：林成章阮瞻仰吴素秋林漳建陈荣茂林进道黄宗荣杨胜王举才陈文欢
  蓝德光陈道甫蓝民生阎观文陈兆民陈柳枝孙喜柱陈国俊岳林太
  委员：
  第三届（1961年12月～1963年11月）
  主席：阎观文
  副主席：孙起芳林成章林漳建
  秘书长：郑光星
  常务委员：王举才阮瞻仰吴运琳吴素秋吴炳坤林成章林漳建林进道孙起芳
  陈荣茂陈道甫陈柳枝黄宗荣
  委员：
  中国共产党漳浦县委员会（8人）：
  宋芝林吴运琳孙起芳陈柳枝杨德志阎观文郑光星蔡新生
  共青团漳浦团县委（1人）：林笃诚
  漳浦县总工会（1人）：赵永泰
  漳浦县妇女联合会（1人）：林晓
  工人（3人）：江金鹏高依炳蓝民生
  农民（3人）：林卦坤胡砒吴炳坤
  手工业者（1人）：梁毓法
  渔民（1人）：陈王海
  漳浦县工商业联合会（8人）：吴福星何水萍邱文贵邱云龙林漳建杨明山陈荣茂郑将就
  文教科学界（9人）：王举才朱全春季义慈陈文欢陈木荣庄海涂黄有南蔡六成潘金海
  华侨（10人）：林振琅侯升侨陈道甫陈振昌梁玉华杨德源杨瑞和杨海水杨天河蓝朝文
  医务界（8人）：阮瞻仰巫寿如何耀堂吴素秋林成章纪道安张士衡杨瑶华
  宗教界（4人）：江亮林进道黄宗荣黄圭璋
  社会人士（4人）：林庆余柯宝山陈万年黄荣昌
  第四届（1963年12月起）
  主席：阎观文
  副主席：牛庚明林成章林漳建
  秘书长：郑光星
  常务委员：王举才吴运琳阮瞻仰吴炳坤林进道陈文欢陈荣茂杨天河蔡新生
  潘金海吴素秋黄宗荣
  委员：
  中共漳浦县委员会：阎观文郑光星蔡新生杨德志牛庚明吴运琳宋新林
  共青团漳浦县委员会：张秀峰
  漳浦县总工会：赵永泰
  漳浦县妇女联合会：林晓（女）
  漳浦县手工业联社：雷元仁
  漳浦县供销合作社：林松芬
  工人：蓝民生江金鹏高依炳罗有者
  农渔民：许修成胡砒陈王海吴炳坤
  华侨：杨天和陈道甫侯升侨陈振昌杨德元杨海水梁玉华叶应忠
  工商界：林漳建陈荣茂朱草木何水萍邱云龙杨明山郑将就吴福星邱文贵张秀芳（女）
  教育界：王举才陈文欢（女）潘金海朱全春蔡六成黄友南陈木荣
  科技界：季义慈陈乙元纪道安
  文艺界：庄海涂
  医务界：林成章阮瞻仰吴素秋（女）何耀堂张士衡巫寿如
  宗教界：林进道黄宗荣黄圭璋江亮（女）
  特邀人士：陈万年黄荣昌林庆余柯宝山
  以上共63人，其中党员16人，党外人士47人。
  第五届（1980年10月～1984年11月）
  主席：王作祥（后王作样辞职，先后改选柯永麟、杨燕诗为主席）。
  副主席：司良纯宋芝林常吉小陈柳枝林漳建杨维廉（增选陈清定、魏守礼、李盘昌）。
  秘书长：陈柳枝（兼）
  常务委员：王举才丛剑英朱全春朱面吴运琳李春红杨南泰杨港生林进道
  陈金龙陈万年魏孝林
  后增选：陈清定魏守礼李盘昌柯永麟杨燕诗
  委员：
  中共漳浦县委会：王作样宋芝林陈柳枝常吉小魏孝林
  共青团漳浦县委会：陈结仲
  漳浦县总工会：李春红（女）陈宗远傅良机
  漳浦县妇女联合会：刘绵（女）吴秀莲（女）
  漳浦县供销合作社：刘枋林
  漳浦县手工业联社：卢献全
  农民：朱面（女）胡兆魁
  台湾籍同胞：徐德
  文艺界：庄海涂
  科学技术界：王露水纪道安孙剑峰杨锦章侯省良
  教育界：王举才朱全春纪亚顺（女）许俊琛许和安黄惠珍（女）蔡更羌
  医药卫生界：刘渊源杨南泰巫寿如李呈祥陈仪瑞陈永惠（女）
  华侨：马冬喜（女）杨维廉杨港生杨朝元陈女英（女）陈汉宝侯升侨蔡登木
  宗教界：林进道黄宗荣
  离休老干部：吴运琳杨坤
  特邀人士：王学胜詹昭德丛剑英（女）刘珍祥杨德志杨明山宋新林李松辉林漳建
  林家康陈金龙陈祖禄陈贯珩陈万年陈贻彪陈炳坤陈荣茂张兆基
  胡晋才郭祖柴黄金寸（女）
  第六届（1984年12月～1987年11月）
  主席：杨燕诗
  副主席：陈柳枝蔡月（女）郑光星陈长泰阮仲铭陈万年林漳建
  秘书长：陈柳枝（兼）
  常务委员：杨燕诗陈柳枝蔡月（女）郑光星陈长泰阮仲铭陈万年林漳建陈锦铁
  吴运琳魏孝林丛剑英杨南泰王举才陈荣耀林进道杨港生李春红（女）
  蔡英兰（女）胡晋才袁应瑞刘渊源吴一流叶维茂
  委员：
  中共漳浦县委机关：杨燕诗陈柳枝蔡月（女）郑光星陈锦铁
  科技界：阮仲铭陈荣耀袁应瑞孙剑峰杨金海林惠兰（女）王露水曾洗宇杨锦章
  农民：叶维茂林坚章陈厚基
  华侨：杨亚成杨港生蔡登木陈女英（女）陈汉宝侯升侨蔡英兰（女）黄雪英（女）
  工商界：林漳建胡晋才刘珍祥杨明山邱永源
  文教界：王举才陈长泰吴一流许俊琛纪亚顺（女）傅建生卢万发巫宏毅
  叶美云（女）林秀菊（女）张兆基
  台胞台属：张士衡陈志邦王锦秀（女）
  离休老干部：吴运琳
  总工会：戴碧芬（女）李春红（女）
  妇联会：高秀菊（女）
  团县委：林松辉
  二轻联社：林文信
  供销合作社：林南强
  宗教界：林进道黄宗荣纪道安
  个体劳动者协会：林乌石
  少数民族：蓝育芬
  医务界：杨南泰刘渊源陈荣泰林茂云陈仪瑞陈永惠（女）阮槐树胡增达
  特邀：丛剑英陈贻彪陈旺寿商和坤陈万年李松辉黄介然李文章刘东辉
  刘绵（女）李林昌魏孝林陈燕山詹昭德林文科施至善
  第七届（1987年12月～1990年11月）
  主席：杨燕诗
  副主席：陈柳枝阮仲铭刘飞龙
  常务委员：李松辉李永色李春红许志强陈锦铁陈华民林笃诚林惠兰林添益
  杨南泰杨港生赵安泰蔡英兰林进道刘渊源
  委员：
  中共漳浦县委机关：杨燕诗陈柳枝林笃诚陈锦铁陈祖禄商和坤
  县人民武装部：杨开生
  县总工会：戴碧芬（女）李春红（女）
  共青团漳浦县委：王文平
  县科协会：杨荣裕
  县妇联：高秀菊（女）
  县二轻联社：林文信
  县供销合作社：魏致仁
  科技界：阮仲铭（农技站）杨金海（畜牧站）林惠兰（女、农委）杨锦章（自来水厂）
  王露水（科委）林文乌（水产养殖中心）林添益（啤酒厂）庄阿山（城建局）
  陈少锋（拆船厂）赵安泰（罐头厂）黄以立（水电局）许志强（鹿溪糖厂）
  医务界：杨南泰（县医院）刘渊源（中医院）胡增达（赤湖保健院）查炳辉（县防保站）
  张玉娇（女、旧镇保健院）郑丽华（女、石榴保健院）朱茂申（县医院）陈水源（计划生育指导站）
  文教界：卢万发（杜浔学区）陈华民（进修学校）李永色（一中）张壮生（一中）
  翁正治（二中）陈镜波（四中）林仲文（职业中学）陈淡泉（少体校）
  杨玉珍（女、县幼儿园）许金兰（女、绥安镇中心小学）郑惠如（女、旧镇学区）
  庄宗仁（六中）杨文祺（文化馆）林秀菊（女、芗剧团）陈福兴（佛昙轧内小学）
  宗教界：林进道（基督教会）黄宗荣（真耶苏教会）纪道安（基督教会）赵约翰（天主教会）农、牧、渔业：林坚章（石榴乡攀龙村）陈厚基（竹屿村）庄忠贵（前亭乡庄厝村）
  起义人员：李松辉（绥安镇西街）
  军烈属：柯清涛（溪南村）
  少数民族：蓝康宁（赤岭畲族乡）
  华侨界：杨港生（佛昙园东村）陈汝英（女、湖西顶云村）蔡英兰（女、绥安镇西湖）
  杨亚成（县侨办）陈汉宝（佛县轧内村）侯升侨（物资局）马冬喜（女、南山华侨花果场）
  吴永喜（县侨联）杨洁甫（马坪乡）杨仲业（旧镇粮食复制品厂）蓝定角（湖西苏溪村）
  蓝水金（湖西苏溪村）吴明章（县农机站）陈瑞珍（马坪后康）
  台胞台属：王珠皎（石榴供销社）曾秀华（女、绥安镇绥南）郑寿枝（供电公司）
  陈庆顺（旧镇城外村）陈天进（六鳌山门村）张美优（女、佛昙保健院）
  工商界：刘珍祥（医药公司）林乌石（个体劳动者协会）张维泗（旧镇城外）
  孙汉仁（商业贸易公司）刘飞龙（县工商联）王亚忠（绥南电子厂）
  特邀：詹昭德（党校）林文科（司法局）刘绵（女，绥安镇政府）陈贻彪（侨联）
  陈主民（宗教事务管理局）林炳林（县经委）林乾金（县财办）陈福基（法院）
  胡山云（农业局）吴养元（外经委）黄美成（教育局）刘友成（卫生局）
  李林昌（县政协文史委员会）本届委员98人，比上届增加18人。非共产党员占62.2％。
  民国时期漳浦行政区划与基层政权
  李林昌
  辛亥革命推翻清廷，但政权为袁世凯所篡夺。初时仍实行与清朝同样的省、道、府、县四级地方政制只是改“道”为“路”，全省划为东、西、南、北四路，都以观察使为长官。民国2年（1913年）改“路”为“道”，称闽海道、厦门道、建安道、汀漳道，长官为道尹。废府。漳浦县属汀漳道，道尹署设漳州。后军阀割据，实际上“道”已不存在。
  民国4年（1915年）划漳浦县古雷半岛的古雷、杏仔、油澳、港口一带附东山建县（民国五年正式建立东山县）。
  民国12年（1923年）漳浦全县划分为7个区。那时军阀混战，地方时常易手，没有建立区一级政府，有时有警察所。各区范围大抵如下：
  中区，今绥安镇一带。
  南区，今霞美镇、杜浔镇、沙西乡一带。
  内东区，今旧镇镇、赤土乡、万安农场一带。
  中东区，今赤湖镇、六鳌乡、深土乡一带。
  外东区，今佛昙镇、马坪乡、前亭乡、赤岭乡、白竹湖农场一带。
  北区，今官浔镇、长桥乡，及龙海县辖西山、大埔、松浦、董门、三美一带。
  国民党时代，实行省、县二级地方政制。于民国17年（1928年）实施《县组织法》，县以下为区，区以下为村（里），村（里）以下为“闾”，闾以下为“邻”。5户为邻，25户为闾，百户以上，乡村为“村”，市镇为“里”，20个村（里）为区。
  民国18年（1929年）改“村”为“乡”，改“里”为“镇”，20至25乡（镇）为区，称“自治区”。漳浦县以原中区为第一自治区，区公所设县城。以原南区为第二自治区，区公所设杜浔。以原内东区为第三自治区，区公所设旧镇。以原中东区为第四自治区，区公所设赤湖。以原外东区为第五自治区，区公所设佛昙。以原北区为第六自治区，区公所设官浔。以原西区为第七自治区，区公所设象牙庄。
  自治区区公所按规定是“自治机关”，但丝毫没有“民众自治”的意味，而是土豪劣绅统治乡民的合法机关，不但群众反感至极，就是国民党上层也觉察到它在群众中的坏影响对现政权的维持很不利。民国24年1月，为“围剿”红军而设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鉴于各区公所组织既不健全，人选亦甚滥杂，……各地区长大都为土劣所把持，执行政令则不足，压迫民众则有余，……一切政令达县之后即等于具文，无法推进”，特制定《“剿匪”省份各县分区设署办法大纲》，规定凡旧时区公所或区办事处名称一律取消，而改称区署。福建省政府奉令后，于当年8月公布《福建省各县分区设署办法施行细则》，全省62县分三期进行。漳浦属第一期，于民国24年10月完成并区设置，将原全县7区编并为5区：原第一、三区并为第一区，区署设旧镇；原第二区仍为第二区，区署仍设杜浔：原第四、五区并为第三区，区署设佛昙；原第六区改为第四区，区署仍设官浔；原第七区改为第五区，区署设石榴坂。区署置区长一人，助理员若干人。
  在并区设置之前，福建省于民国23年5月遵照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命令，将全省划分为10个行政督察区；县以下实行保甲制度。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在漳浦成立。专员（兼保安司令）朱熙兼漳浦县长（另专设保安副司令负责“剿区”军事，有权调动辖区各县保安队，首任副司令朱廷炬）。翌年，全省改划为7个行政督察区，第六区改为第五区，辖龙溪、漳浦、云霄、诏安、东山、平和、南靖、长泰、海澄9县。（民国25年行政院颁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暂行规程》，规定专员公署为省政府之辅助机关，即地方政制仍为省、县二级）。民国26年12月起，专员不再兼县长，五区专署从漳浦迁龙溪，即今漳州芗城区，民国29年迁平和，民国33年11月迁云霄，民国35年1月迁回龙溪。
  漳浦县于民国23年朱熙兼县长时开始推行保甲制度，10户为1甲，10甲为1保，5至7保为一联保，设办事处，置主任1人，办事员2人，联保丁2人。全县306保编为50联保，分属5个区领导。
  民国28年（1939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行政院据以颁发《县政府分区设置规程》，漳浦县根据规定，自民国29年起取消联保办事处，将全县306保编属30乡（镇）。
  民国32年7月裁撤区署，原30乡（镇）并编为22乡（镇），306保并编为235保。乡（镇）公所置乡（镇）长及副乡（镇）长（后改为主任干事）、经济建设千事、户籍员、会计员、事务员等共9至10余人。民国33年（1944年）又编并为15乡（镇），保亦并编为199保。
  民国37年（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面临崩溃危机，提出所谓“战乱时期为确保各县治安，完成征兵征粮任务”，饬5令各县复行分区设署。福建省政府规定各县自民国38年1月起择要设置区署。漳浦县奉令后于石榴坂及佛昙复设二个区署，但翌年漳浦便告解放。
  初实行保甲制度时，保甲长没人愿当，大都是由族长或乡村中有地位的人推荐给区长报县批准，幕后仍受族长牵制，自民国26年“七·七”全面抗战以后实行征兵制度，保长有“油水”可揩，一些游手好闲的人争相担任保长。自民国31年（1942年）国民党宣布准备“实施宪政”，一些绅士开始利用“民主”外衣树立封建势力，从保长、乡（镇）民代表（每保一人）、乡（镇）长、县参议员选举，便都展开剧烈争夺。
  民国34年（1945年），各保保民大会选举乡（镇）民代表一名，3月，成立各乡（镇）民代表会，选举代表会主席。乡（镇）民代表会各选举县参议员一人，农、工、商、渔、教育各职业团体亦产生县参议员（农会2人，余各1人），于9月成立县参议会，选举杨拔萃为议长、陈则蔡为副议长。在此之前，已于民国32年6月6日成立临时县参议会，临时参议员、正副议长人选由国民党漳浦县党部、县政府拟定，报省政府遴聘，实际大部份由拥有地方势力的军统闽南站站长陈达元（漳浦赤湖人）决定，因为当时县党部书记长许元瑜及县长黄明日都听从他；就是正式参议员的选举，也大部份轻他首肯。省、县参议会有审议施政、财政预决算之权，有提议权、质询权。
  民国34年11月起，本县先在绥安、旧镇2镇选举镇长，其余各镇相继选举。第一届乡（镇）长选举结果如下：
  由于一般群众是文盲，选举都受有权势人士操纵，派人到会场代写选票，一些势力比较单纯的乡（镇），投票大都能较集中于权势人士内定的候选人，在两派对立的乡（镇）、选举便闹纷。在第一次选举还无大争执，至下一次选举于民国37年（1948年）举行，便闹“选灾”。全塘乡最剧烈，竹屿新当选保长陈土法被对方包围住宅，入内枪杀。主使人魏乃构及凶手畏罪潜逃，爪牙敛迹，对方林茂财乘机以打手队胁迫选民将大部份保长和乡民代表改选由他指定的人担任，使自己当选为乡长。酿成魏乃构的同盟者陈思明派人暗杀林茂财的后台陈秀夔（三青团漳浦分团干事长）事件（误杀其妻）。杜浔镇的选举双方也拔枪相向，落选的丘志民雇人谋杀当选人洪文祺（未遂）。其他各乡镇有的有小规模磨擦，有的妥协分权。如绥安镇，第一次选举由柯汉扬属意的丘珍伍任镇长，由陈则蔡属意的王文章任代表会主席；第二次选举由王文章任镇长，柯汉扬属意的陈育嗣任代表会主席。一些乡（镇）单方面可以垄断，如赤湖，第一次和第二次镇长当选人都是陈达元的堂弟陈连盛；旧镇镇镇长也是国民党漳浦县党部监委陈雨苗的亲信王明汉二次联任。有的乡（镇）有竞争，但一方有压倒之势，如长桥乡有黄鑫竞选，但无力斗争，到底还是封建势力雄厚的黄明理联选联任。
  这次各乡（镇）长当选人是：绥安镇王文章、旧镇镇王明汉、佛昙镇杨早达、杜浔镇洪文祺、官浔镇陈福星、赤湖乡陈连盛、湖西乡蓝镜波、马坪乡林成基、霞美乡林瑞祺、屿头乡林秉秀，六鳌乡黄兆瑞，浯江乡林梦尘、长桥乡黄明理，象牙乡吴家钦、金塘乡林茂财。
  这是国民党时期漳浦基层政权的第二次选举，也是最后一次竞选，翌年漳浦解放。群众都说：幸而解放，不然漳浦地方秩序不堪设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漳浦县行政区划与基层政权
  陈文彬
  一、区、乡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漳浦全县分为七区，各设区公所，分辖199保。在征粮、减租、反霸、剿匪等工作中，组织教育群众，使逐步提高觉悟，然后在群众要求下，推翻保甲制度。至1950年夏，将原有199个保政权推翻195个，按照原保辖区域建立了新的乡（行政村）政权，只有第六区石椅、赤岭及第四区山南、丹山等4个保至夏收后完成建立乡政权工作。不久，接龙溪专员公署通知，按照省定人口标准划并为99乡。
  乡政权的建立都通过选举。乡民从来未曾真正履行过选举权利，在经过宣传发动后，认识到选举能为人民做事的乡政府人员非常重要，热烈参加选举。根据实际情况，选举方法分三种：一种是召开群众大会，说明建立乡政权的意义，经过群众讨论，酝酿，提意见，由代表集群众意见，经过农民协会讨论，决定正副乡长候选人，开群众大会投票选举；一种是由农民协会提出候选人名单，由群众审议，区公所批准，然后由群众选举；一种是由区干部调查乡中老实农民，根据自然村大小，提出一定比例的候选人，召开群众大会，投票选举。由于大部份人不会写选票，为防止包办代替，一般用举手代投票。
  乡设正副乡长及民政、财粮、教育、后勤、生产、治安、卫生等委员；有必要的，委员之下设干事。乡之下设组（相当于旧政权的甲），组长由代表担任。
  1951年全县设10区，辖120乡（镇）。1952年上半年根据上级增区指示，全县设12区，辖161乡（镇）。至8月间，县又接到减缩21个乡的指示，按实际情况，决定全县划为12区，辖6镇135乡。
  下半年建立4个典型乡：一区磁窑乡和十一区长桥乡是在缩乡中各由两个乡合并，从发动群众到划分选区至成立乡政府，订立制度，为时将近一月。六区西潘乡和十二区沙西乡是在原有基础上加以健全。都结合山林改革建政。乡各种委员会逐步巩固，人民代表会制度健全，乡中大事都交代表会讨论决定。西潘乡每月定期召开一次代表会议，会中有检查，有报告，有建议，有决议。
  按照《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及《第二次全国民政会议决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1953年《关于健全乡政权组织的指示》，普选产生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是领导生产建设，组织人民行使政权的权力机关。乡人民代表大会应讨论与贯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人民政府的重大工作指示，讨论决定本乡人民提出的重大兴革事宜，加强对人民的社会主义教育，交流传播互助合作的经验与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根据人民意见，对乡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进行批评与表扬。乡人民政府在乡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即为乡的行使政权机关，领导全乡生产建设和各项工作，应根据上级人民政府的指示及乡人民代表大会决议，讨论制定各个时期的工作计划，并于下次会议检查计划执行情况。
  本县各乡（镇）人民政府按规定设置生产合作、文教卫生、治安保卫、人民武装、民政、财粮、调解等工作委员会。生产合作委员会掌管农业与副业生产，促进互助合作组织的发展以及牲畜繁殖工作。文教卫生委员会掌管小学教育、社会教育及卫生保健等工作。治安保卫委员会掌管防奸、防盗，以及监督与管制地主、反革命分子等工作。人民武装委员会掌管民兵的组织训练等工作。民政委员会掌管优抚、救济、民工动员、人口调查及贯彻执行婚姻法等工作。财粮委员会掌管贷款发放、农业税及农村其他税收等工作。调解委员会掌管调解群众纠纷等工作。各种委员会均设主任，必要时可设副主任，由乡政府委员分别担任，亦可遴选其他适当的人担任。各种委员会委员一般5人至9人，一般以一人一职为原则，照顾地区吸收人民代表、积极分子及有专长的人参加。各种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均由乡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免。
  为加强代表与人民的联系，便于推行工作，乡以下根据不同情况划分工作单位，一般以自然村或选区为工作单位。必要时在自然村或选区下划定若干居民组。人口居住集中的乡，乡人民政府直接领导居民组进行工作。
  1953年上旬至11月中旬先后完成第一、二批5镇111乡的普选，第三批沿海1镇24乡也于1954年3月全部完成普选，都建立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及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度。在这基础上，召开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长，副县长和县人民政府委员。从此，除“文化大革命”期间外，都按宪法规定，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三年一普选。
  1954年10月增划28个乡，共163乡6镇，辖1336个自然村，计有62399户，271505人。乡干部半脱产，由县人民政府按月给予津贴，一般只限于乡长、文书兼财粮、通讯员3名，有支部书记的乡，支部书记也享受津贴，但小乡一般由支书兼乡长。
  1955年12月，古雷半岛7乡由东山县划归本县管辖。
  1956年9月并区乡，全县存7区，辖5镇91乡，又城关一镇为直属镇。
  1957年4月，县人民委员会认为合并后有些乡行政区划过大，尤其是山区（革命老根据地）由原有37乡并为18乡，乡域辽阔，村庄分散，影响工作及政府与群众的联系，在群众迫切要求下，提请龙溪专员公署批准，在乡干部编制不增名额的原则下增划10乡：一、龙岭乡增划2乡（恢复为龙岭、山城、车本3乡）。二、盘陀乡增划1乡（恢复梁山乡）。三、石榴乡增划1乡（恢复长兴乡）。四、商埔乡原由浯陂、金榕2乡合并，将山区的原浯陂乡复划为1乡，原金榕乡的周军、京仔、商埔等3村划归城关镇管辖，不另设乡。五、山东乡增划1乡（恢复后姚乡，辖地包括原院前乡的林前村）。六、溪南乡增划1乡（恢复下楼乡）。七、五社乡增划2乡（恢复巷内乡、黄埔乡）。八、杨美乡增划1乡（恢复南宅乡）。九、过洋乡增划1乡（龙潭、后井、新社等3老区基点村合设龙潭乡）。
  1957年10月，划南靖县程溪区的马苑、南浦、中西3乡归本县管辖（属石榴区），而划本县官浔区的三美、董浦、山边3乡归海澄县管辖。12月，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官浔区政府迁设长桥，改称长桥区，原属石榴区的查岭乡划归长桥区管辖。
  至此（1957年底）漳浦县辖域经过一再调整后基本稳定，实辖102乡6镇：
  一、城关区21乡1镇合并为11乡1镇，撤销城关区建制，城关镇直属于县，辖绥东、绥西、绥南、绥北、南门、大陂、西湖、溪仔林，及原属于石斋乡的除黄仓（划属鹿溪乡）、麦园埔、黄仓街、铁炉、岭头、新亭（划属大埔乡）以外的自然村。原城关区其余各乡除后港乡划归旧镇镇管辖外，全划归石榴区管辖。
  二、石榴区原21乡，合并成石榴、长兴、象牙、山城、龙岭、车本、崎溪、盘陀、东林、梁山等10乡，加上由城关区划来的梧陂、溪南、下楼、鹿溪、霞潭、东山、蒲野、梅林、马坑、罗北等10乡，及由南靖县划来的南浦、马苑、中西3乡，共23乡。
  1957年11月，县人民委员会以石榴区辖23乡，区域辽阔，领导不便，拟将处于城关镇周围的鹿溪、溪南、霞潭、罗北等4乡划为县直属乡，专署批复：“目前县一级正在准备紧缩机构，对领导直辖乡的力量尚未稳定，故目前不宜划出，以免影响工作的进展，可俟今后县与区的编制确定时再作决定”。
  三、旧镇区，辖旧镇镇、霞美、梅竹、刘坂、巷内、黄埔、大埔、北江、狮头、东厝、后垄、下宫、英山、龙苑、眉田、荷山、溪墟、白沙、下屿、上蔡等19乡（镇）。
  四、长桥区，辖官浔镇及甘棠、溪西、长桥、康庄、青果、溪坂、赤岭、石椅、查岭等10乡镇。
  五、佛昙区，辖佛昙镇、石门、新安、马坪、大坑、前亭、楼下、杨美、林埭、东坂、和坑、岱后、江口等14乡（镇）。
  六、赤湖区，辖赤湖镇、苏溪、西潘、半石、南峰、月屿、城内、顶云、岭脚等9乡（镇）。
  七、杜浔区，辖杜浔镇、院前、后姚、山东、塔岭、后因、高山、徐坎、屿头、沙西、下寨、北坂、过洋等13乡（镇）。
  八、深土区，辖深土、六鳌、大店、大肖、车鳌、示埔、大澳、竹屿、山尾等9乡。
  九、古雷区，辖岱仔、杏仔、龙口、下东、港口、油澳等6乡。
  1958年初，本县各乡村都已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减少层次，密切政府与群众间的联系，加强乡、社领导力量，三月间撤销区的建制，将全县原有1个直属镇、5个乡级镇、102个乡合并为53乡（镇）。城关镇及旧镇镇、鹿溪乡、象牙乡、石椅乡、赤岭乡、大坑乡、林埭乡、岱后乡、东坂乡、刘下乡、前亭乡、半石乡、北坂乡、大肖乡辖区不变。康庄乡并入官浔镇。西潘乡并入赤湖镇。新安乡并入佛昙镇。后因乡分出12个自然村并入杜浔镇。下楼乡并入溪南乡。罗北乡并入霞潭乡。查岭乡分出11个自然村并入东山乡。龙岭及车本乡并入山城乡。长兴乡并入石榴乡。马坑、蒲野、浯陂3乡并入梅林乡。梁山及东林乡并入盘陀乡。马苑及中西乡并入南浦乡。甘棠乡整个及查岭乡分出13个自然村并入溪内乡。南宅及和坑乡并入杨美乡。梅宅乡并入甘林乡。溪仔乡并入北江乡。霞美乡并入刘坂乡。黄内、黄埔、眉田3乡并入五社乡。龙苑、上蔡、东厝3乡并入浯江乡。下宫及荷山乡并入赤土乡。狮头、白沙、霞屿3乡并入桥头乡。门口乡并入马坪乡。桥仔头、过港、江口3乡并为桥港乡。月屿乡并入南峰乡。顶云、城内、苏溪、岭脚4乡并入湖西乡。后姚乡并入山东乡。龙潭乡及后因乡的路边村并入过洋乡。院前乡并入塔岭乡。徐坎乡并入高山乡。屿头乡并入沙西乡。北旗乡并入下寨乡。山尾及示埔乡并入车鳌乡。竹屿及大店乡并入深土乡。大澳乡并入六鳌乡。杏仔、龙口、油澳、下车、岱仔、港口等6乡并入古雷乡。溪坂乡并入溪西乡。但至下半年即实行公社化。
  二、政社合一制度
  1958年大跃进，下半年实行政社合一，即基层政权与经济组织合一。全县53乡（镇）并设10个人民公社。公社辖生产大队（或居民大队），生产大队辖生产队。并在公社之下设管理区，各分管几个大队。一般每个公社分设4至6个管理区，最多9个，最少3个。全县共设50个管理区，辖256个生产大队。
  1962年撤销管理区，全县重新划分为26公社：城关、霞潭、鹿溪、石榴、象牙、盘陀、旧镇、霞美、浯江、杜浔、沙西、古雷、赤土、佛昙、前亭、文安（后改名马坪）、赤湖、湖西、长桥、官浔、南浦、赤岭、深土、车鳌、六鳌、溪墟。
  1964年合并为17公社，并有6个农场、2个林场、1个茶场、2个盐场。
  1980年元月，县革命委员会以长桥公社原系三区、十一区两个行政区（除划出3乡属海澄县以外）合并而成，地形狭长30多公里，有21个大队（场）、192个生产队，耕地32452亩劳力近万人，为加强领导，特将长桥公社按原行政区划分为官浔、长桥2公社。又以城关公社有32个大队（场），规模偏大，且居民多，工业、手工业、商业比较活跃，又是粮食、蔗糖生产区，为适应形势发展，特将城关公社恢复划分为城关、霞潭、鹿溪3公社。后又从城关公社划出城关居民大队及绥东、绥西、绥南、绥北、南门5个农业大队成立城关镇（后改名绥安镇），直属于县。保留城关公社建制，管辖范围恢复到包括霞潭、鹿溪二公社区域。
  1981年3月撤销城关居民大队建制，分别成立绥东、绥西、绥南、绥北4个居民委员会，仍隶属于绥安镇。
  1981年11月，县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同一县不可有大队名称重命”，更改下列生产大队、居民委员会、农场作业区名称：
  旧镇公社的城内大队改称旧城大队。
  古雷公社的城内大队改称古城大队。
  （保留湖西公社的城内大队名称）。
  古雷公社的东林大队改称古雷大队。
  （保留石榴公社东林大队名称）。
  杜浔公社的城外大队改称近城大队。
  （保留旧镇公社城外大队名称）。
  杜浔公社的院前大队改称近院大队。
  （保留沙西公社的院前农科所名称）。
  深土公社的锦江大队改称锦东大队。
  （保留长桥公社锦江大队名称）。
  佛昙公社的白石大队改称大白石大队。
  （保留霞美公社白石大队名称）。
  盘陀公社的和坑大队改称和美大队。
  （保留白竹湖华侨农场和坑作业区名称）。
  南浦公社桥头大队改称龙桥大队。
  （保留旧镇公社桥头大队名称）。
  长桥公社山边作业区改称五里作业区。
  （保留深土公社山边大队名称）。
  石榴公社芳林大队改称枫林大队。
  （保留沙西公社枋林大队名称）。
  前亭公社顶埕大队改称上埕大队。
  （保留白竹湖农场顶埕作业区名称）。
  中西林场割后工区改称葛后工区。
  （保留长桥公社割后大队名称）。
  绥安镇绥东、绥西、绥南、绥北4居民委员会分别改称东街、西街、南街、北街居民委员会。
  （保留绥东、绥西、绥南、绥北4大队名称）。
  为符合实际，万安农场农科站改为草湖作业区。
  三、乡〈镇〉、村制度
  1984年下半年，政社分开，结合换届选举，在原来公社的基础上分别成立乡、镇人民政府，在原来生产大队的基础上成立村民委员会。
  事先，县人民政府认为旧镇、佛昙二地历史上都是仅次于县城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解放初都是区政府所在地，1952年都成立镇政府，公社化时与所有乡（镇）一律改为公社，为应广大干部和群众迫切要求，经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一致同意，恢复佛昙、旧镇二公社为镇的建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又：官浔地处漳浦北部，与龙海县隔溪相望，历史上一直是二县商品贸易中心，自官浔公社与长桥公社合并后，行政管理及人民贸易往来都感不便，为此，由县报准在这次选举建乡工作中划分为官浔、长桥二乡。
  这次以社建乡，共建立城关、石榴、盘陀、长桥、官浔、南浦、赤土、杜浔、沙西、古雷、霞美、深土、六鳌、赤湖、前亭等15个乡政府，赤岭、湖西2个畲族乡政府，绥安、佛昙、旧镇3个镇政府。
  1984年底选举全部完成，成立上列各乡（镇）人民政府和所属村（居）民委员会及相当于乡（镇）一级的各场与所属作业区领导机构。
  变动情况：
  1985年2月，县人民政府据湖西乡政府报告，经上级批准，增设下列村民委员会：
  1、湖西畲族乡岭脚村地处山区，村落分散，交通不便，划分为：①枫林村村民委员会，辖枫林、后边、下柯、尾山、寮仔顶等5个自然村。②岭脚村村民委员会，辖岭脚、京尾、田仔埔、新村、蔡陂等5个自然村。③赵家城村村民委员会，辖赵家城、下吴、南方庙、顶槽等5自然村。
  2、湖西畲族乡丰卿村村民委员会所辖山后、前山2自然村距村委会5华里，交通不便，划分为：①山后村村民委员会，辖山后，前山2自然村。②丰卿村村民委员会，辖莲池尾，坂园、巷口仓、坑仔尾、庵内、过田、下坑、龙潭、新社等8自然村。
  1987年3月，县人民政府为适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需要，报准将旧镇镇上蔡村析设为上蔡，寨内，山仔3村，各成立村民委员会。上蔡村委会辖上蔡、下蔡，赤文头3自然村，寨内村委会辖寨内墟1自然村，山仔村委会辖溪边楼、山里、过溪、城仔内、胡厝、大厝、庙后、欧塘等8个自然村。
  1987年1月，县人民政府应群众要求，报准在在万安农场设置下埔畲族村村民委员会，辖向东、朝阳2村民小组。该地原称下埔作业区，两自然村相距一华里多，居住蓝姓畲族83户423人，系1971年建设赤岭乡杨美水库时移民，为万安农场代管队。
  1987年8月，县人民政府报准从佛昙镇分出马墟、后康、仙都、文安、京野、林埭等6行政村另设马坪乡，乡政府设后康村。
  1988年漳浦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央民政部《关于全国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工作情况的报告》精神和福建省、漳州市民政局“在一个地方出现镇乡并存，造成机构重叠，人员增多等问题的乡镇应予撤并”的批示，报经省民政厅批准，于5月20日通知，撤销城头乡建制将原城关乡的行政区划并入绥安镇管辖。同时，以原杜浔乡的行政区划改设杜浔镇，以赤湖乡的行政区划改设赤湖镇，政府驻地不变。
  1989年，盘陀乡和美村分设为和美、西厝二村。
  1990年4月，霞美、官浔二乡均改为镇。
  漳浦水库建设
  陈章兴
  漳浦县由于地理和气候特点，历来水旱灾害频繁。兴修水利，抗御水旱灾害，以保农业生产，是人民自祖辈以来的愿望。在历史上早就有陂、塘设施。著名的有：明朝正德三年（1508年）进士詹惠（詹御史）在七都（今深土乡示埔村）兴建的詹厝陂：又始建于明朝，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布政黄性震捐资2770两重建的八都（城南十里外的梅林）双溪坝。还有县城西门外的梧桐陂、大陂、南门外的涂陂、溪南的大港陂、盘陀的官陂、赤湖的月屿陂、官浔的横口陂等栏河坝30余座。但在封建生产关系的梏桎下，水利失修，人们怕水、盼水，却无力治水，只好靠天吃饭，遇旱祈雨，农业生产极不稳定。
  建国后，漳浦县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因地制宜持续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除整修原来的池塘外，并充分利用地形，兴建中、小型水库，既防洪又供灌溉，并利用水力发电。
  水库工程由小规模到大规模，从建蓄水量在10万立方米以下的山围塘发展到兴建小（二）型水库（库容10万立方米以上）、小（一）型水库（库容100万立方米以上），以至建成库容1000万立方米以上的中型水库。并逐步形成以中型水库为骨干的蓄、引、堤相结合“长藤结瓜”灌溉网。由单灌溉发展为库、塘、渠、井、机等联合灌区，更好地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
  1955年我从文化部门调入水利部门，从事水利工作至今，对本县水利建设深有体会。对建国后兴建的山围塘1035座（其中1960年建得最多，有475座），由于数量多，分布广，蓄水量有限，数字不可靠就不予叙述。现仅将我个人见闻谈谈有关本县水库建设情况：
  现有小（二）型水库62座。最早的是建成于1956年4月的红坑水库（在霞美乡黄埔村），集雨面积1.5平方公里，坝高14.6米，正常库容35.3万立方米。当时是全县水库建设的试点工程，由胡训己（现漳州市水利水电局高级工程师）驻本县负责巡回技术指导。同年5月间建成的有湖西乡下苏水库，坝高14米，正常库容17万立方米；深土乡山尾村石盘水库，坝高9米，正常库容11.2万立方米；杜浔镇过洋村老鼠穴水库，坝高17.5米，正常库容82万立方米。从建设时间统计，“文革”前兴建的有22座，“文革”后兴建的有40座，正常库容共2352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3.6万亩。
  现有小（一）型水库17座，建设投入劳力共683.5万工日，总投资880万元（其中国家补助630万元），完成总土石方399万立方米，正常库容共3872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6.4万亩。最早的是建成于1956年5、6月间的前亭乡顶埕村下仓水库，坝高19米，正常库容147万立方米；石榴乡东山村申内水库，坝高17米，正常库容158万立方米；绥安镇罗山村水磨岭水库，坝高15.65米，正常库容156.5万立方米；沙西乡枋林村南门岭水库，坝高21米，正常库容133.8万立方米。
  现有中型水库7座，建设投入劳力共1375万工日，总投资2759万元（其中国家补助2040万元），完成总土石方901万立方米，正常库容共1.34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13.3万亩。在1958年至1960年大跃进时期建成的有眉力水库（1958年6月）、石过陂水库（1959年3月）等。1959年12月动工兴建的后井水库，是当时全省32个重点项目之一。建设中，工程党委会、指挥部先后召开10多次四级扩干会和5次民工誓师大会，发动在场干部、民工提出加快水库建设的合理化建议4000多条，开展以工具改革为中心的技术革新运动，使土方挖、装、运、卸、夯五个工序实现“六化”，即挖土畜力化、排桩化，运土车子化、船运化，装卸斗自动化，压土石滚化。船运在运距1200米内，每天每船平均运土25立方米，比人工提高工效75倍。高坝运土卷扬机每天运土400立方米，比人工提高工效270多倍。由于大搞工具改革，大闹技术革新，促使原计划二年完成的坝区三大建筑物（其中大坝高27.5米）修建任务在一百天里基本完成。同时动工兴建的梁山水库，于1960年3月18日集中民工3000多人填筑大坝，开展轰轰烈烈的“高产日”运动，创造了日填土11235立方米的最高记录，超过本工程二月上旬日平均工效一倍多，国务院授予“日破万方土”锦旗。水库建成后，我曾几次重上梁山，览群山迤逦，深谷宽长，一座26米高的大坝拔地而起，象一座大山压在“龙王”脖子上，气势磅礴，风光绮丽。位于大坝中央的涵洞右下侧，有一个洞穴，是历代祷雨的“龙喉”，巨石上镌字：“大清宣统二年五月，知县华阳谢刚国祈祷于此，……。”梁山水源丰富，从前人们把它看成一条司水神龙，但富水期流水白白流失，干旱期人们求它降雨而不可得。现在，遇上百日大旱也不用祈雨了，梁山水库上千万立方米的水，按照人们的旨意，沿着1.8公里长的总干渠，流向万亩灌区。从小（一）型和中型水库的结构特点、筑坝材料、施工方法来看：
  小（一）型水库中，均匀土质坝8座：下仓、水磨岭、南门岭、石墓（万安）、台山（湖西）、丰收（白竹湖）、东升（长桥）、弯坑（大南坂）等；粘土心墙坝3座：申内、井内、大安（赤湖）等；水土填土坝4座：小径（湖西）、苦竹（赤土）、内洞（石榴）、桥内（绥安）等：拱坝有水晶场水库，圬土重力坝有东平水库各一座。东平水库坝址在原詹厝陂的低坝上，于1967年9月建成，浆砌石坝高25.2米，坝顶长140米，正常库容量231万立方米，溢流坝宽24米（4孔闸），最大泄洪量176.6立方米/秒。该水库坝型设计比较先进，其资料于1983年4月被省水利科学研究所选入《福建省砌石坝工程图集》。
  在7座中型水库中，由于便于就地取土料，均匀土质坝占6座（眉力、石过陂、后井、梁山、赤兰溪、杨美等水库）。七十年代初（1971年10月2日动工，至1972年9月10）建成枢纽工程的杨美水库，是土坝最高（29.5米），正常库容最大（3800万立方米），而投入劳力最少，投资最省的水库，投入劳力66万工日，投资204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20万元，包括移民经费63万元）完成土石方35.5万立方米（其中石方3.1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2.2万亩。祖妈林水库坝型是粘土心墙代料坝。我于1971年3月曾经参加建库，目睹填筑大坝的情景。筑坝材料以沙砾石为主，在沙砾石坝体上游一侧筑粘土斜墙和保护层。这种坝型施工比较方便，其主坝高度、长度均超过其它6座中型水库的均匀土质坝，最大坝高39米，坝顶长424米。坝址位于1958年建成的“军民水库”（即原祖妈林小（一）型水库，正常库容369万立方米）下游1.4公里处雉川自然村（杜浔镇徐坎村），枢纽工程于1971年12月动工，经过“八年抗战”，至1978年7月基本建成，总投资1074万元（其中国家补助697万元）。1985年3月，国家再补助经费50万元，在该水库进口宽35米、长523米的溢洪道上又兴建弧形钢闸门（3孔，每孔净宽10米），使库水位壅高4.5米，正常库容提高到3160万立方米。
  以上各类型水帮，大部份建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正值大跃进时期，有的工程在“三边”（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条件下修建的，“大坝建成，大功告成”，留下“后遗症”，放松了灌区建设，未能做到“水到渠成”。但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这一批水库工程，若不是在大跃进时期兴建，以后也许就上不去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本县认真总结30年来水库建设的经验教训，把水利工作重点放在充分发挥现有水库工程效益上，连续几年集中精力大抓骨干中型水库的续建配套。至1983年底，已完成12项“半拉子”重点水利工程（“割掉十二条尾巴”），并配套中型水库灌区干、支渠，长428公里，新增灌溉面积6.5万亩。如1979年冬至1980年春，国家再投资40万元，对杨美水库右干渠进行改建，至1982年7月5日，新建右干渠长15.4公里（其中石渠、石渡槽、倒虹吸管等长6.8公里）。1988年冬，国家又先后投资28万元，继续加强杨美水库灌区建设，配套人坪、先锋、马坪、港头等4条支渠长9.3公里。1989年冬至1990年春，再续建人坪支渠长4.2公里（其中新建岑兜等石渡槽3座和石渠共长1.37公里），使岑兜、后许，白石等村新增灌溉面积0.6万亩。后井水库原盘山右千渠长41.5公里，为缩短渠线，加快流速，解决水尾用水，国家于1982年投资110万元，改建右干渠从乌龟石凿洞，于6月进洞，至1983年3月11日，穿过石鼓岭，出了巷内弯，打通新隧洞长1812米，缩短渠线25.5公里，当年8月13日通水受益。接着，国家再投资20万元，从新隧洞口再新建“倒灌渠”7.33公里，于1988年6月初动工，至11月底完成渠道3.53公里（其中巷内石渡槽一座长760米，最高14米），当年12月6日通水，使五社、巷内、眉田等村恢复灌溉面积0.35亩，促进粮食增产。1989年冬，该水库灌区刘坂、过田、运头、山前等村群众集资6万元，集体也把滩涂租金投入12万元，霞美乡投资4万元，县财政补助8万元，再续建“倒灌渠”和新建刘坂支渠5公里（其中石渡槽3座长1.45公里，暗渠0.57公里），恢复灌溉面积0.45万亩。同时，国家补助17万元，扩建后井水库右干渠18.2公里和塔岭、林前、院边3条支渠共9.1公里，于1990年1月18日通水，使霞美、杜浔二乡镇13个受益村新增灌溉面积0.44万亩，恢复和改善灌溉面积1万亩，消灭了3万亩旱片死角。1987年冬，水利部农水司和省农委、省水利水电厅、漳州市水电局等投资46万元，县财政投资5万元，兴建祖妈林水库高林支渠和配套田间斗渠，共长5.65公里，并在上游庄前村新建一座5孔（每孔净宽2.5米）圬工结构排水闸，治理洪涝面积0.6万亩。排灌结合，引水库水灌溉，于1989年进行滨海盐酸性渍害低产田1100亩改造试验（列入省科委科研项目），获得大幅度增产。1989年春，国家补助24万元，续建延长右干渠长11.3公里（总长18.6公里），当年晚季，使庵兜、下寨、白衣、北旗等村新增灌溉面积0.45万亩（其中水田0.33万亩）。1989年，祖妈林水库灌区供水2789万立方米，实灌面积3.3万亩（其中沙西乡1.05万亩）。右干渠受益的杜浔镇，建库前是全县闻名的干旱区，1989年由水库供水灌溉面积2.25万亩，天旱地不旱，粮食连年丰收，这一年粮食总产量2225.88万公斤，比历史最高的1982年增产3.44万公斤，比1988年297.88万公斤增产15.5％。1989年全县平均降雨量1140毫米，比正常年减少三份之一左右，在连续三年发生干旱的情况下，由于86座水库发挥了各条干、支渠的“命脉”作用，各灌区23.3万亩农田全年供水1.29亿立方米，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2.26亿公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比1988年增产3476万公斤，荣获国务院表彰和省政府1989年度粮食丰收与支农先进县水利开发项目奖金30万元。
  在发挥农田水利效能的同时，在确保水库工程安全、效益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水库周边水土资源，积极开展水利综合经营，为社会创造财富。各中型水库以防洪、灌溉为主，结合发电，一水多用，已兴建小水电站8座，装机容量21台3775千瓦，年发电量度1000万千瓦时以上。已利用水面养鱼1.72万亩，近10年来捕捞出售鲜鱼51.4万公斤。直接经营的山坡地面积1.67万亩，已种上林、果面积1.05万亩。农、林、牧、副、渔齐发展，水库经济收入直线上升，1989年中型水库经济收入127.54万元（其中水费60.9万元、电费36.74万元、多种经营29.9万元），给水利事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漳浦公路网
  王文国
  自粤军陈炯明驻漳时的民国八年，已筹备建设漳州经漳浦、云霄至诏安公路，开征盐、米、糖、纸、屠宰、面粉等6项建路专捐，单沿线龙溪、漳浦、云霄、诏安4县数年间征收几十万元，但公路只从漳州修到九龙岭下木棉村20华里，称“漳九路”。
  北伐后，在闽南兴起建路热的影响下，漳浦建成第一条公路。那是县长卢义声改革杂捐，改私下承包为投标承包，並废除承包田赋的“进门礼”，将余款拔充桥涵经费，派沿线民工构土方，于民国十五年至十六年（1926～1927年）建成25华里“浦镇路”（从漳浦县城到旧镇）。建成的次年由县商会会长陈雨苗组织旧镇“五行”入股，並纳入台湾籍商人汽车6辆，成立“漳浦县乡车协作社”，通车营业，客货兼收。
  当时福建省已设公路局漳州分局，黄澄渊任分局长，漳浦赤湖人陈及锋任工程科长，驻本县督办龙诏干路工程，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漳浦公路建到马口桥，原来的“漳九路”也越过九龙岭开到马口，两段衔接通车。民国二十三年“龙诏路”通车到云霄，原“浦镇路”纳入龙诏干线，由龙诏公司，以借给建设厅桥涵建筑费，而获优先租路经营权。民国二十五年八月通车到诏安分水关，与广东公路衔接。（旧镇港须下车，搭渡至对岸另乘汽车）。
  在自北而南建筑龙诏干线的同时，“浦和”（漳浦县城至平和小溪）、“镇港”（旧镇至港尾）二条东通沿海，西通山区的支线了开始修建。由华侨杨纯美任董事长、林安国任经理的“漳浦官督民办汽车路公司”负责这二支线工程，筹款建松木桥，政府派民工筑路基，自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一年（1929～1932）建成县城至象牙庄，旧镇至佛昙二段，与龙诏干线衔接，“官督民办汽车路公司”改为“华侨商办汽车公司”，以优先权租路通车。但中间隔着县城至旧镇的25华里路段属于“龙诏”公司承程路权，乘客须换乘“龙诏”车，而且开车无固定时间，有时候车时间很长，很不便。
  支线还有：
  长浔线（自长桥的三古至官浔）全长20华里，由何元良、陈祥麟等筹集股款作建筑桥涵及其它工程之用，县政府派民工修筑路基，民国二十二年动工，二十四年建成，由何、陈等股东租路通车。以货运为主，无正常客运班车。
  佛马线（自佛昙至马坪5.9公里），由华侨陈照馨集股金为建桥及其它工程费用，县政府派民工修筑路基，民国十八年动工，二十年建成，由陈照馨等股东租路通车。佛昙桥无建公路桥，车站设在下坑。
  佛湖线（自佛县到湖西7公里），由华侨杨美纯、陈照馨、蓝秋金、蓝长泽等集股金为桥涵及其它工程费用，县政府调和征用民工筑路基，于民国二十二年动工，二十四年建成通车。
  浦靖线（葛后至龙溪圩，即今南浦乡，当时属南靖）长7.5公里。民国二十年由公路局派陈启东督修，派沿线民工筑路基，民国二十一年建成，由漳浦乡车协作社租路通车。
  鹿溪线（自县城至东门外鹿溪桥村1.5公里），因为民国时期鹿溪村是内河航运中转点，有5家机器碾米厂，厂家合资建公路，以利水陆联运。
  盘陀线（自县城至盘陀20华里）民国二十五年建，不定期通车，主要运土产。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全面抗战，翌年厦门沦陷，闽南公路全部破坏。抗战胜利后，县政府派民工修路基，桥梁无力修复，土方亦不坚实，至解放时，漳浦无一寸公路可以通车。
  1949年9月漳浦解放，即由支前办事处交通科负责征召民工修建龙诏路，並建木结构公路桥，至年底，漳州至旧镇可勉强通车。1950年，华东支前公路修建委员会商请中南军政委员会同意，由广东省交通厅调派技术干部组成指挥分所，负责漳（州）汕（头）公路的修建，漳浦县组成筑路委员会，动员民工筑路基，木桥石涵及泥结碎石面等工程由广东指挥分所负责。旧镇渡口建拖渡码头，以汽船载渡汽车。
  1953年，在旧镇上游3公里处玉厝村边建一座木台木架木板面公路桥，32孔，长222.6米。从此汽车免过渡。1972年3月建成旧镇桥闸，长198.2米，34孔，净宽7.9米。玉厝木桥拆除
  1966年3月，龙汾干线（自漳州至诏安分水关）漳浦至云霄段改线竣工，越盘陀岭经后埔至云霄全长41.30公里，较原来缩短21公里。原经旧镇、杜浔、沙西至云霄路线称为“龙汾副线”，又称“海线”。
  1967年6月，重建马口石拱桥竣工。7孔，长144米，宽9米。因为原建于1966年12月的石拱桥5孔，长151.08米，宽7.1米，两端公路衔接成90度转变，由于车辆来往频繁，屡生事故，故不惜花费151万元重建。新桥设计和弯道半径符合二级公路标准。
  1975年3月，重建鹿溪大桥（桥闸）竣工，26孔，长156.5米。
  此外，有“环城马路”扩宽改建、长桥岭改线，葛后改线等工程。
  1980年，龙汾路沥青路面铺设完成，1986年，副线（旧镇经杜浔至云霄）也完成沥青路面铺设。这些工程使龙汾线在漳浦路段的路况得到改善。
  盘陀岭隧道工程于1989年1月1日开工，预计1990年末可完成。完成后可缩短路程1870米。自古称为险道的盘陀路将从此改观。
  漳浦绥安镇改线，从国道324线380K＋300m处（霞潭附近）至386K＋300m处（京仔村附近），1989年1月1日开工，预计1990年末可完成。改线后避开市区，并缩短770米。
  自民国十五年（1926年）以来人们所梦寐以求的，漳浦沿海通至港尾屿仔尾，一过渡便可登上厦门闹市区的公路，到1955年2月完成了。从旧镇至屿仔尾按历史名称叫镇港路，又称旧屿路，长62.3公里，1954年10月开工，1955年2月28日竣工。上联漳州，下沿“海线”经霞美、杜浔、沙西下寨码头，至云霄，现称“漳云线”。
  漳浦西通内陆的“浦和路”，也于1958年1月23日实现两县人十年来的宿愿，从漳浦通车至平和县城小溪，全长52.6公里，使两县毗连地带的石榴坂、象牙庄、五寨、南胜等著名物资集散地联在一条交通线上，并上联于南靖牛崎头而通入福建腹地龙岩（漳浦有班车直达龙岩），下联于货物吐吞口岸旧镇，称“牛旧线”。以沟通闽粤的“龙汾线”和“漳云线”为经，牛旧线为纬，加上分支网络，漳浦县城正处在“四通八达”的枢纽上。
  分支网络的组成是：
  三佛线，自三古经官浔、赤岭至佛昙，全长35公里，由民国时期的“长浔线”延伸而成。其中官浔至佛昙一段通过赤岭畲族乡山区，1976年10月才竣工通车。
  火佛线，从火烧埔（原名虎洲埔）经赤土岭、湖西，至佛昙，全长28.2公里。原来有佛（昙）湖（西）线7公里，抗战期间破坏，建国后整治拓宽。1975年12月贯通湖西岭，与从火烧埔通赤土岭的公路衔接，成为县城通佛昙的捷径。与从县城经旧镇、赤湖至佛昙的“海线”分担车辆流量。
  又有沟通湖西、赤岭二畲族乡的公路，1985年起分三年拨款38万元投建，民工建勤，长9.6公里。
  杜古线，从杜浔至古雷头，长28公里。1956年4月开工，1956年8月竣工通车。
  坑虎线，自深土乡坑内村至六鳌乡虎头山，长22.42公里。1956年5月开工，8月竣工通车。
  浦南线，即民国时期的“浦靖路”，抗战时破坏，除较高处以外，全部化为水田，建国后于1957年4月修复，自葛后至南浦长7.5公里，有班车。1962年公路延伸至中西林场，无班车。
  溪赤线，自长桥乡溪内村至赤土岭，长13公里。1985年6月动工，1986年5月竣工。漳州直达赤湖之班车从溪内驶入此线，经赤土岭入于湖西出赤湖，若要游览赵家城，可中途至其村边桥头下车。
  南奎线，自南浦乡至龙海县程溪镇之洋奎村，长9.645公里，漳浦境内7.8公里。1983年下半年开工，1984年5月竣工交付使用。此路可从南浦经洋奎、官园，出马口桥附近接入龙汾线至漳州，但无班车。
  佛白线，自佛昙经马坪至龙海县之白水营，全长35华里，民国15年（1926年）4月已动开兴建，因经费无着停办。民国二十年华侨投资，民工建勤，从佛昙下坑通车至马坪（即佛马线），抗战时破坏。建国后于1958年重建，从佛昙通车至马坪。越陈仓岭至白水营一段在建设中。打通后，漳浦与龙海两县沿海地带间之交通路线将大大缩短。
  此外，有竹屿盐场专用公路5.8公里，出深土乡之山边接入漳云线之日（镇）佛（昙）段。
  又有象牙庄通小山城之简便公路，1989年已通至漳浦县海拔最高乡村之车本村。
  另有灶山公路、梁山公路，大帽山公路，使漳浦县素有“一梁二灶三太武四大帽”之称的大山高峰上也能通汽车（太武山今属龙海）。
  其它可行小型拖拉机的小公路几乎通到每个自然村，不胜枚列。
  漳浦罐头厂起死回生
  赵安泰
  漳浦县罐头厂于1980年建厂，同年12月底试产成功，81年元旦正式投产、生产能力年产罐头5000吨。本厂现有职工402人，其中干部40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36人。厂部设置十二个科室，五个车间，一个汽车运输队及工、青、妇组织机构。厂区占地面积13.3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189万平方米；其中属生产建筑面积有1.718万平方米，现有固定资产469.37万元，固定资产净值322.43万元。企业拥有设备190台套，流动资产1139.03万元，生产的罐头有蔬菜，水果两大类；其中蔬菜罐头有蘑菇，芦笋，草菇，香菜心，青刀豆、竹笋；水果罐头有：荔枝、龙眼、菠萝，桔子，杨梅，枇杷等十二个品种。现在本厂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却是从濒临倒闭的边缘救活振兴的，其经过在下面详叙。
  漳浦县罐头厂自1981年元旦正式投产至87年5月止，由于生产经营管理混乱，漏洞大，经济效益不佳，六年间累计亏损570万元，各种财务悬案1600多万元，已是面临破产倒闭的企业，成为闻名漳州市的重点亏损厂。
  1987年5月26日后，漳州市经委根据当时农村扶贫工作经验，在市、县领导重视支持下，把这一经验移植到工业上来，在全市开展工业企业的结对扶亏活动，充分利用大型企业、盈利企业的人才、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进行扶亏，这在我市工业史上是一种创举，是一件新鲜事，二年半来，漳浦罐头厂在漳州罐头厂的扶植下，采用紧密型经济联合体工厂，荣辱与共，风险共担，利益分成，从此更名为漳浦县罐头联营厂。联营后当年6月份即出现扭亏为盈，到1987年底，全厂实现利润50.34万元，创汇54.70万美元。1988年实现利润132.71万元，创汇148万美元。1989年更上一层楼，实现利润189.20万元。各项主要经济技术，质量指标完成情况，详见下表。
  各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完成情况表
  罐头产品质量指标完成情况表
  企业联营后，一年就超额完成本厂向政府逐年承包全年利润指标任务，结对扶亏出成果，这个厂已向人们展示，当年扭亏为盈，次年巩固增盈，已基本挣脱亏损的桎梏，甩掉落后的帽子，企业起死回生，生产经营已进入良性循环和稳定运转的轨道，短暂的二年里还填补企业现代化管理某些方面的空白：
  1、被福建省人民政府评定为1987年度“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先进企业”称号。
  2、1987年底成立建厂以来首届职工代表大会及其组织机构。
  3、1988年取得三级标准计量考核合格证。
  4、1988年取得出口罐头出厂检验权，并授权签发外销罐头检验合格报告单。
  5、1988年和89年取得县、市颁发的环卫工作先进称号。
  6、1987年、88年，获得县、市安全生产先进单位称号。
  7、1988年获县消防十项标准考核合格先进单位称号。
  8、1987年、88年、89年获县市颁发“重合同，守信用”先进单位称号。
  9、1988年、89年获县纳税先进单位称号。
  10、1988年12月成立厂科学技术协会。
  11、1989年3月获市“产品质量监督考核合格证”。
  12、1988年取得“省基础级企业”，“市先进企业”称号。
  13、89年底取得省工、贸、检三家联合签署，关于漳浦县头厂外销厂代号（Q19）的批准文件，并上报中央轻工部。
  漳浦罐头厂正式投产六年间，与漳州罐头厂结对扶亏联营后的二年间，是二个截然不同的时间、景况与效果，是极为鲜明的反差，是发人深思，也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
  （一）
  本厂始建于1980年，龙溪地区同年上马的还有南靖、云霄、常山等兄弟厂，虽然同年上马但不得同日而跃，相互之间已经拉开距离、档次，与先进的兄弟厂相比，漳浦厂在设备、技术、管理上要落后5～7年，是何因所致？是先天不足？还是后天不足？下面简单的记要，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问题的症结所在。
  到1987年5月，本厂建厂仅6年半，却换了5任厂长，近20名的厂级领导，主车间换了18名的正、副主任，当时全厂职工370名，6年中调出101名，其中部份是经过培训的技术工人。6年中，车间倒塌一座（台风加上建筑质量问题）危房二座（其中一座建好即已成危房），所有仓库，车间等生产用房，不是墙壁裂痕，就是屋顶露水。罐头运抵外贸口岸十几吨，货款未结，长达一年多，无人过问。六年半累计亏损570万元，各种财务悬案1600多万元。
  联营后，企业内部出现的变化，也可以从下列的统计数字得到说明。
  1987年5月26日联营后，7个月中，当年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比当年与县承包经济责任制利润增长235.6％，资金利税率10.36％，人均利税率1128.29元，全部流动资金周转天数为168天。88年定额流动资金周转天数105天，比承包责任合同加快40天，资金利税率（净值）21.64％，人均利税率1790.18元。1989年全员劳动生产率16048.34元，资金利税率20.19％（人均利税率3657.85元，都达到或超过省级先进企业的升级考核指标，同时企业内部也恢复技术改造和基本建设，职工生活水平获得明显的提高，从原来依靠贷款发放工资，到年平均人经济收入2400元以上。
  结对扶亏虽不是每个企业的必由之路，但类似漳浦罐头厂这种企业，出现大面积的亏损，濒临倒闭的状态，能否以较优秀企业为龙头，将其人才、技术、管理的特长，渗透到各个县，边远地区，注意创汇的产品，技术对口，实行结对扶亏，是值得借鉴的。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比“关，停，并，转”较有实际积极意义。
  （二）
  漳浦罐头厂能够在短期内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主要依靠什么？追溯这个厂的历史，总结三年来的经验，归根结底就是管理问题，联营厂成立后，主要采取如下的管理措施：
  1、以改革当先。着手企业内部机制改革，实行干部聘任制，工人合同制，并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把严重失职的领导，长期不上班的工人，移交给县劳动服务公司，按待业职工处理。
  2、引入竞争机制，各生产车间建立各种形式经济承包责任制，对严重亏损的单位则采取承包的办法，在修定和制建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中，注意围绕提高质量指标，降低消耗指标，适当提高工资含量的原则。
  3、在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的同时，重新制定必要的规章制度，是管理组织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组织机构运转的依据和保证，针对本厂管理混乱的状况，结合整顿、整改，从基本制度入手，狠抓有关生产经营活动管理过程的各种工作制度，科室岗位责任制和生产车间经济责任制，达到从严治厂，以法治厂，迅速扭转混乱的局面。4、“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充分地利用信息，利用经济杠杆，厂联营之后，始终将信息看成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以88年芦笋罐头生产为例，早季依靠价格高速平衡生产，使产量日产均创造该厂历史最好水平，在高峰期生产时，果断采取了“四保四砍一核销”的决策，即“保芦笋，砍荔枝；保一级笋，砍二、三级笋；保条装，砍段装；保信守合同，砍不守合同；实际消耗由厂部核销。处理了芦笋与荔枝生产矛盾，处理了原料高峰期与生产能力的矛盾，确保了工厂顺利地渡过高峰期生产。
  晚季芦笋生产“抓小罐型，小笋生产”，获悉小罐型在国际市场走俏，抓这条信息，充分地利用等外原料，生产出走俏的罐头，产量占总产23.9％的小罐型，平均吨售价要高出普通罐型几千元，占总销售额41％，占全年总创汇额35.51％。
  5、抓好对企业“人”的组织，这个厂由于长年混乱，人心涣散，纪律松懈，如何把“人”组织起来，是企业管理组织的关键，因为对财、物的管理必须通过对人的组织来实现，在某种含义上说，即文明建设。在一个面临倒闭，初步盈利的企业，对全体职工如何进行情感教育，激励期望，满足要求，给予排忧解难，把“人”的组织作为重要问题来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把内耗内战转化到生产经营上来，形成一股凝聚力，在这方面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作法，有登门拜访，积极求教，相互尊重，情感交融；有发现苗头，警钟长鸣，重在教育，给予出路；有关心生活，察其疾苦，积极帮助，同甘共苦；有寓于娱乐，集体活动，增强信心，扩大影响，这种“感情投资”是许多企业成功之路，是值的进一步挖掘的。
  6、深化和发展企业内部分配，瞄准高产日，超额提取高产奖，取得效益倍增的效果，88年芦笋生产面临着原料充足，劳力紧张，为不失时机，把国家、企业、职工三者的利益紧密地挂起勾来，使付出劳动多的职工，取得更高的报酬，对主要工种实行分档次计件工资办法，同时参加高产奖，有力地调动了全厂千部职工的积极性，大家不搞内耗，齐心协力抓生产，把以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增加职工收入的根本前提，进一步搞活企业内部分配，是会得到职工的欢迎和拥护的。
  （三）
  漳浦罐头厂结对扶亏联营后，取得持续性，年复一年的扭亏增盈，厂风厂纪，今非昔比，厂容厂貌日新月异，一派喜人的景象，不仅在“人”的组织管理上取得关键性的突破，同时也有赖于领导班子自身的革命化——廉洁奉公，取信于民，有章可循，按章办事的结果。
  1、厂联营后，始终贯彻三个条例：实行厂长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和职工管理条例。理顺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调动职工参与民主管理的积极性。
  2、本着任人唯贤的原则，对中层领导实行聘任制，能者上，不能者下，不唯文凭，不唯资历，大胆地启用有才干的中青年干部，对职工实行合同招聘，促进建立、健全企业管理制度和岗位责任制，据统计，共制定七大类四十一项的企业管理制度和十二个职能部门的岗位责任制，并结合本厂的实际情况，其实施结果，使原辅材料消耗降低，产品的产量、质量提高了，职工的收入也相应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年年稳定增长。
  3、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职工队伍素质。联营厂成立后，县委领导十分重视领导班子建设，首次成立党委，配齐党、政领导班子，厂部对职工进行“厂兴我荣，厂衰我耻”的爱厂教育，提出了“从难从严，求实图强”的企业精神，开展学习雷锋活动，同时把联营厂的兴衰与自己的荣辱前途命运联系起来，开展全面治理综合整顿工作——思想整顿，纪律整顿，生产和环境卫生整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活动，这些整顿和教育，己取得显著效果。省工、贸、检三家己正式批准本厂为外销生产厂（Q19）代号，并已呈报中央轻工部，将于今年五月份正式下达批准文件。目前，全厂形势喜人，职工备受鼓舞，正积极创造条件，力争于1990年度达到省级先进企业的考核定级标准。
  （四）
  企管有成效，经营结硕果，联营厂成立至今近三年，据市有关部门反映结对扶亏带来八个满意：
  1、原亏损厂生产恢复生机，按时发工资奖金，职工满意。
  2、按时纳税，税务部门满意。
  3、定期还贷付息，银行满意。
  4、往来结算及时，恢复商业信誉，客户满意。
  5、多创外汇，外贸部门满意。
  6、扭亏为盈，救活亏损厂，政府满意。
  7、生产稳定，收购原料持续，资金及时结账支付，农民满意。
  8、看到扶亏出成果。扶亏厂也满意。
  结对扶亏，必竟是在一定的时期内的作用，仅仅依靠“扶”是不能彻底翻身解放，“联营”也不是万全之策、长远之计。
  罐头厂在前进，而前途漫漫，全体干部职工们每天跨进厂门，都得在“厂兴我荣，厂衰我耻”的巨幅标语面前深思。
  建国以来的漳浦盐业
  邱寅照
  漳浦县历史上存在盐产过剩问题，早在民国20年便将清朝遗留的浦南盐场与诏安盐场合并，称“诏浦盐场”，场署设在云霄。又因存盐大量积压，浦、云、诏、东四县只保留东山产盐，其余三县盐埕全部铲除，诏浦盐场场署迁设东山。只因抗战期间江浙一带产盐区大部分受日军占领，湘赣等内陆省份食盐仰给于闽省，漳浦杜浔才于民国28年（1939年）复设浦南场务所，辖西浯、屿头、盐墩三盐区，修建已废盐埕，恢复晒盐。但战时闽南公路破坏，食盐靠步挑至龙岩才能用汽车载入江西，运输困难，至民国32年（1943年）7月4日，盐墩盐区（设竹屿）先告停产，只保留西浯、屿头盐区。至民国34年（1945年）日本投降，根据民国政府战后复员计划，本省盐产过剩，确定“以产配销”，对零星分散管理不便及盐质粗劣的产盐区全部裁废，漳浦尚存的西浯、屿头二盐区属于“零星分散管理不便”类型，也在铲废之列，驻防盐警撤移东山整编。此后，民国政府三令五申，加紧铲除残存零星盐坎。
  在漳浦解放前夕，盐警及地方政府观望时局，放松限制产盐工作，有部份盐民私自复晒，私盐充斥街市，小贩甚至挑下乡村，沿户叫卖。解放初期也未对私盐生产作出严格限制，有待对盐民生活作出妥善安排。
  盐税是国家重要收入，私盐问题自然必须解决，县人民政府奉令执行废坎计划，在土地改革中分给盐民土地，并于1953年8月10日拨发盐民转业救济金4200万元，发放326户。
  1958年元月15日，福建省盐务管理局发出通知，根据国家《1958年工作纲要》的方针政策，提出：1957年原盐销过于产21125吨，我省原有盐产已不能满足销售日益增长的需要。基于上述形势，1958年盐业的基本任务是在盐区继续贯彻以盐为主，全面发展生产的方针，动员主要力量，争取盐业大丰收，有计划有步骤和有条件的恢复部份民营盐滩，增加生产力。
  同年6月27日，省盐务局又下达指示：省委已决定将省厅现有盐场与今后新建盐埕下放到有关县份进行建设和经营管理，当前尚须大量建设滩晒盐场，县应迅速办理上报审批。在省委和省局批示的推动下，漳浦激起了迅速恢复和扩建盐场的积极行动。
  1958年3月成立漳浦盐场筹备处，场址择在竹屿，由国家投资围海滩造盐埕，4月兴工，8月正式成立盐场。1959年部份投入生产，1960年4月基本竣工，全部投产。工程调动本县和诏安、云霄、东山、平和、海澄共6县民工5800人，共投入2146万工日，完成土方221万立方米，实际投资354万元。1966年又改建7个单元。1985年调整后至翌年盐坎面积已有47754公亩，生产能力达39300公亩，为全国八大盐场之一。八十年代全场1518人（包括退休309人），全场划分为6个作业区18个生产队和2个代管渔农队（雄厝村、竹屿村），总人口7462人。有场办坨运队、精盐厂、建筑公司、印煤厂、化工厂等企业。有小学二所（雄厝小学，竹屿小学），有幼儿班三班，有锦屿中学一所。场内有卫生院，公安派出所、粮站、银行，有烟杂、饲料、百货、建材、饮食等各种商店。
  漳浦盐场操作基本机械化或半机械化，截至1986年，有各种动力，和机械50多台共700多匹马力，并有110吨位货轮一艘。
  在历史上著名而废坎已久的“浦南盐场”所在地杜浔，于1958年12月10日成立“杜浔盐埕筹备处”。1959年边建边生产，起初属于集体所有制（社办）1960年3月正式成立国营杜浔盐场，场部设北坂村，1980年除划6000公亩归杜浔公社社办（今镇办）八〇盐场外，尚有盐埕面积12413公亩，平均年产量6417.4吨。与竹屿盐场一样，水陆运输利便，产品行销江西、上海、浙江、广东及本省芗城区、龙海、云霄、南靖、长泰、龙岩等县及本县各地。
  与国营竹屿、杜浔二盐场同时发展的还有公社（乡镇）及大队（村）办的集体盐场，经调整合并，至1985年保留12场归乡（镇）村集体所有。1989年又将深土乡私建盐场10个经合并组建成集体盐场5个，产销纳入国家计划。经过情况如下：
  一、西浯盐场，原是杜浔公社山东管理区于1958年所建，管理区取销后改为社办，职工125人，年产盐2494吨，1960年与北坂化工厂的盐场一起并入国营杜浔盐场。
  二、沙西盐场，1958年沙西管理区建的，管理区取销后分属沙岗、河墘、涂楼、屿头四个大队，1972年并为社办屿头盐场。
  三、西林盐场，1958年由西林大队派四名盐工生产，评工记分，产品由国家收购，盐款收入归大队核算，后撤销。
  四、埔尾盐场，盐工5人，年产盐30多吨，归旧镇公社埔尾大队核算。1960年撤销。
  五、打铁港盐场，1958年深土公社开办，后经扩建，职工42人，年产盐800多吨。
  六、佛昙盐场，1958年佛昙管理区建，管理区取销后由佛昙公社与园东、石埕、岸头三大队合办。1962年赤尾化肥盐埕并入该场，职工共33人。1976年因生产费用提高而原盐收购价不变而亏损，将职工减缩至16人。
  七、东坂盐场，原系佛昙公社所建，1960年下放给东坂大队，职工7人，1965年停产。
  八、庄厝盐场，原是佛昙公社所建，在公社分为前亭、佛昙二公社时，该场归属前亭公社，有职工15人，年产盐300吨。1962年该场下放给庄厝厝大队，1967年大队加以扩建。
  九、六鳌盐场，1967年六鳌公社建。省盐管局拨7.7万元补助，维修码头1.2万元，又给无息贷款2.45万元，为经营资金。
  十、旧镇盐场，1967年旧镇公社建。
  十一、白沙盐场，旧镇公社白沙大队1967年建。
  十二、狮头盐场，旧镇公社狮头大队1978年建。
  十三、旧镇新建盐场，1978年建，原批准给白沙大队，因力量不足，转给公社建，称“旧镇新建盐场”，以区别于旧盐场。
  十四、杜浔八〇盐场，杜浔公社1980年建。
  十五、前屿和南港盐场，深土公社1976年建。
  1985年调整后至1989年，全县有2个国营盐场，17个乡（镇）及村办盐场，盐埕面积及生产能力、产量如下：
  漳浦盐质在清朝就以“色白、味咸”见称。民国二十年《新盐法》规定食盐标准：氯化钠含量90％以上者为一等盐，85％以上者为二等盐，85％以下者不得为食盐。漳浦盐质测验结果，盐墩区所产含氯化钠93.95％、盐化镁钙0.51％、水份5.3％、泥沙量0.41％。屿头区所产含氯化钠87.65％、盐化镁钙0.51％、水份8.7％、泥沙量2.79％，漳浦盐属于一等盐。
  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所颁盐质标准：优级：氯化钠不少于94％、水不溶物不多于0.40％，水溶物不多于1.40％、水份不多于4.20％；一级：氯化钠不小于92％、水不溶物不多于0.40％、水溶物不多于，2.20％、水份不多于5.40％；二级：化钠不少于88％、水不溶物不多于0.60％、水溶物不多于4％、水分不多于7.40％；三级：氯化钠不少于83％、水不溶物不多于1％、水溶物不多于5％、水分不多于11％。1985年10月本省盐业大普查结果，漳浦盐场所产之盐含氯化钠94.60％和94.75％、盐化镁钙含3.79％和3.46％、不溶物含0.13％和0.10％、可溶物含0.94％和1.29％，属于优等盐；杜浔盐场所产较次，属于二等盐。
  漳浦为各盐场多产好盐，于1986年开展劳动竞赛，评选先进，获选单位有：一、国营漳浦盐场第一工区，公亩产量0.412吨，优级品46.81％，一级品53.19％。二、国营漳浦盐场第二工区，公亩产量0.408吨，优级品47.35％，一级品52.65％，三、镇办杜浔八〇盐场，公亩产量0.548吨，优级品66.77％，一级品32.23％。四、国营杜浔盐场，公亩产量0.453吨，优级品45.30％，一级品54.7％。各场质量都有显著提高。
  制盐工艺逐渐进步。漳浦与本省各地一样。在明朝中期才改煮盐为晒盐。以后工艺迭有改进，工具不断更新。1958年漳浦恢复晒盐后，国营盐场的扬水工具从沿用人力戽改为风力水车，继则以抽水机、电潜泵取代古老工具。由于生产规模大，纳潮和排淡的闸门宽，门板以电力升降。收盐归坨集堆也已改变人力挑送，登上十多米陡板倒盐的老办法，而使用沟船、手推车、手扶拖拉机运输，漳浦盐场以电动皮带输送机上堆。
  漳浦现在盐业每年为国家缴纳税金二、三百万元，许多年份达到五百多万元，少时也有一百多万元。上缴利润每年数十万元，最高年份1971年89.61万元。盐业专款积累每年也有数十万元，最高年份1971年90.10万元。漳浦盐业对国家贡献不小。但自1974年以后，由于生产资料提价，工资调高、退休工人增加等原因，每吨盐的生产成本由1959年的12.02元，至1984年已上升为52.86元，增加4.4倍，而盐价不变，因此盐业亏损甚大。如国营漳浦盐场，仅1974年就亏损70万元，为本省轻工业系统的亏损大户。为减少盐业亏损，财政部于1984年10月下旬下文降低盐税，每吨由142元减为127元，（减15元）；并提高盐价，一级盐每吨从29元提为33元，（提高4元）。但这样还不能扭转盐业亏损局面。漳浦各盐场于1981年起实行体制改革，以后逐步改进，日臻完善。国营漳浦盐场实施“三包、四定、五放权”方案，包产量、包质量、包成本，定人员、定吨成本、定滩改维修、定计件工资，场部在经营管理、生产指导、人事调动、请假、维持纪律等方面对工区适当放权。各集体盐场则都实行联产承包或定产定酬奖赔责任制，盐场收支获得平衡。同时各盐场还进行多种经营，主要是利用盐池作水产养殖，虽然有的成续不错，有的并不顺利，但漳浦沿海有水产养殖的有利条件，在总结经验之后趋利避害，是大有可为的。
  漳浦县对虾生产“九层梯”
  李士成
  漳浦县沿海北起前亭乡崎沙村，南至沙西乡北旗村，海岸线蜿蜒曲折，长215公里，在全省仅次于霞浦而居第二。有整美、六鳌、古雷三半岛分别环抱佛昙、旧镇、古雷三大海湾（即佛昙湾、浮头湾、东山湾），三大海湾中有许多小港湾，鸿儒江、赤湖溪、浯江、鹿溪、杜浔溪、漳江等条淡水注入其间，滩涂多属泥质，适宜养殖。
  漳浦自古以来水产甚盛，只因旧社会交通不便，未能打进外国市场，在本地便宜得很。
  建国后由于海洋捕捞渔业发展，进入八十年代又盲目增船增网，面临近海资源枯竭问题。漳浦沿海人民望海为田，近几年来养殖业迅速发展。尤其对虾养殖业，发展的势头非常迅猛。
  对虾本县自然海区有产，因捕捞过度，资源逐渐枯竭。人工养殖始于1979年，县水产养殖公司（在旧镇）设立前亭育苗场，采捕自然海区对虾苗12万尾，在20亩虾池饲养，收获成品虾0.7吨，平均亩产35公斤。这一成功经验为本县人工养殖对虾揭开序幕。
  1980年，县水产养殖公司在前亭镇建立对虾育苗室，首次进行人工育苗，当年获得成功，共培养长毛虾苗212万尾，在全县推广养殖，大部份与鱼混养，面积共2701亩，收获成虾35.3吨，值33万元。
  1981年养殖3726亩，收获成虾27.1吨，值38万元。
  1982年养殖3400亩，收获成虾22吨，值31万元。
  1983年养殖4420亩，收获成虾54吨，值75万元。
  1984年养殖3750亩，收获成虾75.1吨，值105万元。
  单位面积逐渐提高，经济效益显著，于是，国营的，集体的，内外合资的，个体的，承包的，合股的，一哄而上，至1985年，全县共有虾池182口，面积10137亩，大部份已由粗养转为精养，年产对虾502.7吨，值704万元，成为本县主要海水养殖业之一。
  1986年对虾养殖更加发展，经过围垦、扩建、改造，全县已有精养虾池395口，面积20500亩，每亩平均产量从上年的49.59公斤提高到86.35公斤，总产1725.3吨，值3394万元。有对虾育苗室4处：一在县水产开发中心（竹屿），体积4000立方米；一在县水产养殖公司前亭育苗场，体积2500立方米；一在海珍品实验场（下〓），体积320立方米；一在杜浔盐场，体积450立方米。
  1987年全县养虾39783亩，收获成虾3380吨，值6084万元。
  至1988年，全县养虾总面积已达43000亩，产成虾5503吨，跃居全省第一。
  1989年对虾总产更达到6442.7吨，平均亩产提高到150公斤，比上年128公斤增22公斤。
  自1979年建立第一口虾池至1989年生产达到高峰，11年累计，全县共产虾17758.4吨，值33845.84万元，为出口创汇提供大量产品，成为本县外向型经济一大支柱。虾池建设及系列工程的固定资产总值17413万元。
  养虾业的发展带动了建筑、运输、捕捞、贝类养殖、水产冷冻加工、饲料工业、育苗、商业等各业同时发展，解决了二万多个劳力出路。渔区人民靠它发家致富，并给农业增添新的活力，开辟了新的生产领域，给海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带来新的希望。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渔区面貌焕然一新。
  全县已建成为对虾生产服务的配套工程有：水产冷冻加工厂12座，日急冻能力38.42吨，次冷藏能力1125吨，日制冰能力85吨；大小饲料厂27家，年生产能力11400吨；对虾育苗室27座，育苗水体11000立方米，年育苗能力12亿尾。
  十一年的对虾生产是从低级起步逐级攀登，一直登上“九层梯”，要是超过这阶梯，便可再上一层楼。但在这第九级梯上却遇到了空前的困难，如果从第九层梯上跌下来，将是很痛的。出现困难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一、生产流动资金严重不足。全县养虾43000亩，年需生产资金一亿元，但由于国家信贷严控，1989年全县对虾生产只贷款1000万元，缺口9000万元。这些缺口的资金要由虾农自筹，由于数额大，生产急需，只得求借高利贷，有的百元月息高达5～6元，低的也要4元，加重了生产者负担。
  二、成本上升，税费繁多。1989年养虾生产资料价格猛涨，各种饲料提价幅度都在35％以上，其中海马牌饲料（销地零售价）由上年每吨3800元提高到5200元，上涨36.84％；小杂鱼、海〓等鲜活饲料也各上涨35～40％。名目繁多的税费也不断摊向虾农身上，虾农除按规定应交纳池租和特产税外，还要按亩交纳教育基金、教育附加费、滩涂管理费、资源保护费、船只管理费。1989年每公斤对虾成本达到23元多，比上年增加8.5元。
  三、对虾销售主渠道不畅，虾价下跌。本县是对虾生产区，有几家冷冻加工厂引进了美国或日本产的先进设备，所加工的对虾产品质量都符合出口要求，但由于上级没有下达对虾出口配额指标，水产部门没有对虾出口经营权，因而80％以上的产品要靠个体与联合体运销户购运到广东省转售。由于对虾收获期短，产品集中，季节性强，运销单位乘机压等、压价。加上国际市场虾价下跌幅度大，国内市场疲软，1989年对虾收购价比上年每公斤减少7～8元，下降幅度25～30％。
  四、气候异变，加上人为原因，虾病发生严重。1989年本县雨量偏少，夏季长期干旱高温，海区理化环境发生变化，细菌大量孳生，有毒生物增加。加上部份虾农求利心切，不顾客观条件，以主观愿望追求高产量，进行高密度养殖，盲目投苗（每亩平均投苗超过3万尾，有的高达10多万尾）和盲目投饵，剩料腐化，使池底有毒物质增多，污染水质，致使虾病发生严重，发病面积达90％以上。虽经采取多种措施防治，使病情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虾病种类多，发病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造成大批量死虾，损失严重。
  由于上述原因，去年养虾出现高成本低效益现象，造成丰产不丰收、亏大于盈的不利局面，全县养虾43000亩，亏损面积36550亩，占总面积85％，亏损总金额3875.56万元，给全县整个养虾业带来了严峻的形势。1990年国家信贷要继续紧缩，生产资金将更加困难。虾农思想顾虑多，情绪低落，对虾生产有出现滑坡的势头。
  县委、县政府对养虾事业非常关心，召开会议，研究探讨，制订以下防止滑坡的措施。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对虾能否持续发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渔区深化改革和劳力出路、人民生活的社会问题，县党、政领导要求渔区各级领导要切实把它摆到主要议事日程上，做到精心组织，合理安排，搞好服务，狠抓落实，确保养虾业顺利进行。县拟成立“对虾养殖生产协调领导小组”，由县委、县府牵头，协调农委、水产、财政、银行、工商、税务、商业、粮食、外贸、物委等部门领导，负责协调这项工作。沿海乡、镇、场也要成立相应机构，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做到组织、人员、技术三落实，一抓到底，切实为虾农排忧解难。
  二、实行扶持和优惠政策。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制订的六条措施，参照本县实际，为切实减轻虾农负担，调动生产者积极性，今年养虾业拟采取以下五条措施：
  1、征税方面，对国家开征的各种税收要坚决拥护，征收特产税在保持税率不变的基础上，按每亩产虾75公斤，价格每公斤6元计征，原则上每亩征收特产税不超过50元。工商、税务部门征收的管理费和产品税也按最低标准征收。
  2、两费（滩涂管理费、资源保护费）的收取，每亩收费要控制在10元以内，对其它不合理的乱收费、乱摊派一律取销。
  3、虾池承包租金，除过去已签订合同或订立契约承包未满，仍按原订执行外，凡是新订的承包合同，租金可适当减少，参照虾池等级，每亩每年池租要控制在一级池400元、二级池300元、三级池200元以内，不许超过。
  4、鉴于目前生产资料仍然较紧，决定按实际养虾面积，每亩照顾供应优质花生饼10公斤，柴油1.5公斤，和适量尿素。同时，对本县生产的统一牌合成饲料销售价实行封顶（每吨不超3620元），随行就市，并采取50％赊销（但需乡镇担保）办法，以支持养虾生产。
  5、在资金上，主要还是依靠自力更生，积极通过各种渠道集资解决。但银行部门应在贷款安排方面给予照顾，继续扶持养虾生产。
  三、加强科技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养虾要发展，效益要提高，关键在于科技。要依靠科技进步，实行科技兴虾，拟抓以下几方面：
  1、建设科技推广网络。建立一套较完整、过得硬的科技领导和推广机构，县拟成立对虾养殖技术咨询指导组，计划聘请省内外、县内外的行家当顾问，定期进行巡回，现场指导，以提高养虾技术水平。
  2、抓好技术培训，采取县办和乡镇办相结合的办法，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人才，使每口虾池都有一名较称职的养虾技术员，并为养虾户提供有关养虾科技资料和信息。
  3、建立科技承包责任制。县水产科技人员定点、定人员、定项目、定任务，实行技术承包，深入实际，现场指导，开展亩产千斤虾、千亩垦区亩产200公斤的高产试验，把养虾生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4、抓好优良品种的试验和推广。在养好长毛对虾为当家品种的同时，近年来经实践探索，斑节对虾是一种抗病力强，食性杂，生长快，个体大，产量高的品种，可因地制宜，推广养殖。日本对虾较适于底层沙质的虾池，具有抗寒、早投苗、早收获、价格高、可保活装运的优点。可进行多海域、多点试验。同时，本县地处亚热带，一年中适宜养虾时间近10个月，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根据虾池条件，进行多茬养殖，扩大东方对虾养殖面积，提高复养指数，增加收入。
  四、抓好产品销售工作。加强对个体、联合体对虾运销户的领导和管理，配合有关部门，进行治理整顿，搞活和改善流通环节。本县是对虾主产区，产量多，并具备产品加工出口的条件，要求上级有关部门下达本县对虾出口配额指标每年2000吨，使主要产虾县有对虾出口经营权，做到生产、加工、出口一条龙，以利于扩大产品销售渠道，减少中间环节，提高经济效益。
  五、加强经营管理。参照企业核算方式，帮助养虾联合体建立健全的财务制度，进行成本核算，实现财务公开，民主监督，防止贪污挪用，减少支出，增加效益，巩固联合养殖业。
  以上各条措施，至写稿时，花生饼、柴油、尿素的供应已全部实现，有的问题正在抓紧落实，有的还在争取。各有关方面都在为漳浦对虾的持续发展而努力。
  乌石荔枝
  苏亚九
  乌石在漳浦县城东15公里的岩山（古名海云山）之麓，离旧镇港口岸3公里，乌石有“顶乌石”、“下乌石”，因地处浯江两岸，总名浯江，共有96个自然村。这一带盛产古今远近驰名的“乌石荔枝”。
  乌石荔枝栽培历史悠久，地方文献记载：出生于“下乌石”苑上（坂上）村而为“顶乌石”万安楼创建人的林功懋懋，号竹溪，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在任广东东莞知县时开始引进广东荔枝良种在故乡种植；后升任四川按察司副使管兵备道，秉性刚直，执法森严，为惩办骄横不法的松藩总兵何卿，而上司庇护何卿，他愤而辞官，在辞官回乡家居期间，他引进大批四川荔枝良种，发动乡亲广为种植。为了不断扩大荔枝种植面积，自那时起乌石已立下一条不成文乡规：凡乌石林姓每生一个男孩，要栽培二株以上荔枝树，因而乌石荔枝年年有增无减。
  由于乌石荔枝极盛，又有另一条不成文乡规：凡路过的，可以随意采摘品尝，只是不许带走，因此有“荔枝红，不认人”的俗谚。这也显示了“物以稀为贵”的原理，从前交通不便，鲜果外销困难，物虽美而在本地价格甚贱。补救办法唯焙干从海路外销。荔枝干在北方则是珍果补品，据说“富人吃荔干肉，穷人喝荔壳汤”，荔枝在晒焙过程中经历高温，荔枝汁渗透于外壳中，确实可煮出滋味与补质。
  乌石荔枝多数属“乌叶”品种，又名“绿荷包”，据说以四川荔枝用荷叶包裹驰运京师进贡杨贵妃而得名。它粒大核小，肉厚，既脆又纫，玉洁冰清，剥开外壳掉在地上可不沾泥沙，却又多汁清甜，啖后吐出可沾附在壁上。还有其它稀珍品种，《福建通志》记载：“漳州荔枝极盛，而漳浦为最。紫薇山中产‘相袍紫’、‘马上娇’、味甘丽，实大核小。啖两颗则肺腑清虚，滓秽荡尽，两腋生风，飘然欲仙矣！或曰荔枝大热，惟此种性极温，故多啖鼻不衄。”（紫薇山为乌石名山，俗名岩仔顶）。又有“金钟”品种，荔果硕大，形态如钟，全身是宝，壳煎汤可祛肠风，核煎汤能消积食，肉酿酒滋补益脾开胃。现乌石尚有金钟荔枝树近百株，产品被漳浦酒厂订购酿制漳浦特产“金钟荔枝酒”，十分名贵。
  乌石荔枝始盛于明，大盛于清，荔枝干从旧镇港大量输出，大部份运至温州、台州、宁波、上海、天津，及山东各港。自清末开放海禁，旧镇港有汽船川走厦门、汕头、香港等埠，鲜荔枝打开了外销市场，就更刺激了乌石的荔枝生产。
  到了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横征暴敛，连果树也要按株课税（详见（漳浦文史资料》第7《血贱荔枝之乡——乌石果树捐案》），果农纷纷将荔枝砍去“卖红柴”（卖给渔民煮汁作为染网之用），乌石荔枝树已大见减少。二十年代末叶至三十年代初叶，贯穿旧镇港的“龙诏”公路（上通漳州下入潮汕）通车，乌石鲜荔枝增加陆路外销一途，又一度刺激了荔枝生产。但至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翌年占领厦门，闽南公路全部破坏，海路封锁，漳浦荔枝干和鲜荔枝销路呆滞。因此农民大砍荔枝树，改种花生、番薯等粮油作物。顶下乌石一带估计共砍掉1千余亩近2万株。抗战胜利后，公路虽未恢复通车，海路已经恢复，荔枝又畅销，但荔枝是长年树种，要想恢复，谈何容易。
  新中国成立后，在互助合作的经营管理下，荔枝果树换新颜。公路迅速恢复通车，漳州罐头厂派人到产地收购，有力地促进农民发展果树生产的积极性，至1957年，乌石一带生产社共增植千余亩。新植的荔枝树下大都套种花生、杂豆、蔬菜等农作物，促进荔枝树生长。
  1958年大炼铁，全浯江公社建立高炉数十处，组织农民砍柴烧炭，至11月底，山林、村树基本砍光，还供应不上炼铁的燃料。当时竟有人打荔枝树的主意，浯江公社社长张秀峰找县委书记李振经汇报，得到县委支持，才免致浯江荔枝树受砍绝的厄运。
  1959年公社组织果林专业队，全社扩种1420亩荔枝，成活2.4万多株。当年荔红时季，北京电影制片厂来浯江拍片，映上银幕。
  1966年起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浯江荔枝有收无管，且有破坏，产量年年下降，全公社“文革”前平均年产9万担，至“文革”结束，下降到年产不上4万担。
  自1979年拨乱反正以来，农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精心管理，古荔逢春，新荔茁壮，硕果累累。1984年至1988年全浯江每年平均产鲜荔枝9.3万担，年平均收入1200余万元。几年前还是“生吃还不够那有得晒干”，这时不但鲜果源源运销外地，及于港澳，而且焙坊纷纷设立，荔枝干恢复北销。
  1986年漳浦县人民政府发放大量贷款支持农民扩种荔枝树。同时奖励培育荔枝苗，果农每剪接一株荔枝苗，补贴5角。荔枝树迅速发展，自1986年至1988年，全县共增植4.6万多株新苗，集体和个人一齐上。农民们开发了大量荒山，有的见缝插针，利用边角地、屋前屋后广为种植。
  1988年荔枝丰收，除了鲜销，乌石一带共有焙坊120处，加工荔枝干30多万斤，值240多万元。1989年乌石一带出现大批种果“万元户”。光深水坑一个自然村，一年荔枝收入近70万元，平均一户收入1.1万元。
  漳浦县优良树种的引进推广
  蔡大兴
  引进优良树种对造林成果影响极大。漳浦县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开始有县苗圃和县农场之设（同在县城北门油车村附近），翌年，省农林总场在漳浦开设大南坂农场，那时，开始引进优良树种，主要是澳洲白皮桉、柠檬桉和缅甸合欢。白皮桉育苗用于荒山造林，合欢用于公路两旁植树，柠檬桉也有造林。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日，翌年，厦门沦陷，闽南公路破坏，机器内迁，大南坂农场的重要机具仪器也内迁，干部他调，只留少数工人自己维持，土地大部抛荒，四年后才与原县农场合并改办县中心农场，实行场工包产包值责任制，无繁育推广树苗任务。县苗圃每月经费仅120元，设主任一人，雇农夫4名，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只培育尾林杉4千余株，油桐、赤樟、相思、苦楝、龙眼、合欢、白皮桉、木麻黄等共20余万株，供公有造林而已。后县苗圃划拨给司法处看守所作犯人农场；抗战结束后改作农业实验推广所，均无繁育推广树苗。
  漳浦解放后，于1952年成立林业苗圃。初附设于县农场（址在大南坂），8月中旬从农场分出，移设于北门外油车村附近（解放前苗圃），苗圃面积60亩，后加拨良田30亩。当年秋季采相思子2499公斤，在苗圃播种414斤，发动群众合作播种26.99亩（用种子567斤），共育成苗木6万株。相思为福建和台湾古老树种，适应热带和亚热带气候，在漳浦生长迅速。
  1953年，培育的树苗大部份是马尾松，是本县古老的树种，土名“松柏”，松科，高可达40米，适应性强，尤适宜于温暖气候和酸性土壤，繁殖容易，寿命长，生长迅速，产量高，是荒山造林的先锋树种，也是水土保持的良好树种之一。利用价值高，可供建筑、枕木、矿柱、造纸、薪炭等用。树干可采松脂，针叶可提制挥发油。1953年，本县又发动群众采集马尾松种子，收购2840斤，在县苗圃培育。1974年大力发展马尾松生产，又从美国引进种子在中西林场培育推广。
  1954年4月，本县为改变苗木长途运输局面，建立县苗圃西潘分圃，址在赤湖西潘麒麟山岩仔口，面积35.87亩。所育树苗以木麻黄为主，这时期为整治沿海风沙，成立赤湖防护林站，开始以木麻黄在赤湖一带沙荒造林。木麻黄亦称驳骨松，是木麻黄科常绿乔木，为强阳性树种，生长迅速，高可达20米，耐贫瘠、耐潮湿、耐干旱、耐盐咸，在其它树木不能生长和生长不良的沙地上生长良好，主根较深，侧根发达，抗风力强，不怕沙埋。赤湖镇1954年种的木麻黄虽然被沙埋入2～3公尺深，由于生长迅速，每天猛风飞沙吹打侵击，只要树苗粗壮，不为风沙所埋没，成活率达65％，埋入沙中的树干和支条还能生长许多不定根以吸收水分和养料，并增强抗风能力。一经成活，便迅速茂盛，所以昔日赤湖、六鳌、古雷、霞美、杜浔、佛昙、前亭等沿海沙漠地带在以木麻黄造林后便成为一片绿洲，治沙荒、保水土、解决柴火，效益非浅。
  木麻黄原产澳洲，民国二十三年虽已引进本县，因停止繁育，不久即告断种，解放后才从广东再引进。1956年5月，县苗圃扩圃12.85亩，更大规模地育苗供给全县各地造林。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后，以公社力量搞绿化，林木种苗由公社自采、自育，林由公社自造，县苗圃改为农业科学研究所。
  据1972年8月福建省林业科技站编的《中西林场大面积杉林快速生长经验》说：杉木最适宜的气候环境是北纬22°21′～32°30′之间，年降雨量在1300毫米以上，分布均匀，年平均相对湿度在80。左右，年平均温度16℃～19℃，绝对低温约在9℃以内，风力微弱。这就是本省杉木主产区在闽北的原因。闽南是杉木的边缘产区，漳浦位于北纬23°42′～24°18′之间，具有亚热带气候，夏季多暴雨，冬春干旱，年平均温度20.5℃，绝对高温39℃，日照长，温度高，土壤干燥，杉木生长不良。唯中西林场位于县的西北部，土壤厚达一米以上，腐蚀质含量丰富，特别是洼地、山麓和阴坡，空气湿度大，而且避风，小气候条件好，土壤湿润、肥沃、疏松，适于杉木生长。虽同是中西林场，在阳光直射的阳坡、山脊，土壤干燥瘠薄，则不宜植杉。据此经验，漳浦大部份地方不宣植杉，1958年不顾自然条件到处植杉，效果不好。以后吸取教训，各处造林所采用的树种都因地制宜。
  六十年代，漳浦县开始引进适宜于本县沙荒地带造林而又经济价值甚高的新树种。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至七十年代末期才大规模推广。
  先是，1964年10月在县城东郊九华里处新亭村附近原商业局畜牧场150亩耕地恢复林业苗圃，这时，从舟山群岛引进原产美洲东南海岸的湿地松。这是一种松科常绿乔木，高可达36米，树干通直，材质较松软，耐朽力强，可做建筑、桥梁、枕木等用材，也是优良的产脂树种，产脂量高，脂质好，能加工成特级和优级松香和松节油。至七十年代末，中西林场引进湿地松种子在顶巷工区作实生苗造林，使经过“文化大革命”浩劫的山林迅速恢复繁茂。
  下蔡防护林场是1960年3月接收工业局下蔡农场改办而成，“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70年，林场解散，土地划分给杜浔、霞美二公社，全场9096亩防护林被砍伐6348亩。1975年7月恢复林场，着手重新营造新林，引进湿地松和窿缘桉种子育苗。湿地松在本县落户以后，实践证明，它是沙荒迹地二代更新的良好树种。窿缘桉即“粗皮细叶桉”，桃金娘科乔木，也是热带、亚热带速生树种，可作细工木料。根部有营养瘤，萌芽力强，具有耐干旱贫瘦水湿的特性。1977年3月，下蔡林场在下蔡工区后寮中片水沟边一号班种植43亩，1981年抽样检查，平均胸径7.6公分，高5.9米，幼龄阶段生长不足速生生产的要求，该场也选择为在二、三代沙滩地的更新树种。至1982年已营造窿缘桉纯林1481亩、窿缘桉与木麻黄混交林1295亩。实践证明，混交林比纯林生长好。
  本县引进树种中，经济价格较高的有黑荆，黑荆是世界著名的速生高产优质鞣科树种，1956年从海南岛引进大南坂农场，但至八十年代才大面积推广。黑荆栲胶用途广泛，工业上可制造鞣革、胶合板及人造板等材料的胶粘剂、并用于石油钻探、锅炉水处理、金属防腐、矿石浮选等；农业上用于促进种子发芽、抑制植物病毒等；在环境保护、医药卫生、化工分析等方面也广泛应用。本县具有发展黑荆林的自然条件，政府大力推广，1988年12月建立黑荆林场，址在石榴乡白灰洋，经营范围石榴、盘陀、南浦三乡，造黑荆林3.5万亩。
  又柠檬桉虽在三十年代已引入本县，而大量推广却在建国以后，1988年统计，全县现存柠檬桉林近2万亩。这是一种桃金娘科常绿大乔木，叶发强烈的柠檬桉香气，可提芳香油以制香水。
  建国以来，引进本县的优良树种还有适应性强、原产澳洲的速生树种马尖相思、绢毛相思、南洋杉等，既有经济价值，又可美化环境。
  县人民政府为充分发挥本县气候优势，决定扩大林业苗圃，以便更大规模做好南亚热带树种的引进、繁育、示范、推广工作，于1984年8月成立南亚热带树木繁育场，亦即县苗圃马口分圃，征用原长桥公社顶埔农场全部耕地及溪坂大队山地2937亩。几年来繁育大量苗木，供自行造林和各处需要。
  漳浦早期的幼儿教育
  柯清元
  漳浦县早期的幼儿教育，可追溯到“戊戌政变”前六年，即清德宗光绪十八年（1892年），英基督教会在县城新路尾创办养正女校（主要是小学部分），附设了“蒙学堂”，属于慈善事业孤儿院性质的幼儿教育。起初由英国姑娘安玉瑜、力希宁主持，后英国教会又派霞以利、斐美珠二位姑娘来协助。（“姑娘”是不结婚的教会女士）。这是我县幼儿教育的开端。入园人数少，又多属教会子女。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公布的《癸卯学制》中，要求在初等教育阶段前，另设蒙养院，《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规定，对蒙养院以“发育其身体，渐启其心知，使之远于硗薄之恶风，习以善良之轨范”为宗旨。蒙养院收三至七岁的幼儿，通过游戏、歌谣、谈话、手工技巧等方式进行教育。要求各府、州、县及大市镇的育婴堂及敬节堂附设蒙养院。由于我国当时没办女子学校，缺乏保育人员，因此强调“蒙教家教”合一的办学原则。但当时漳浦县除教会办的蒙学堂以外，并没有官办的蒙养院。进蒙学堂的儿童从小受外国教会姑娘的思想熏陶而缺乏爱国教育。
  漳浦县公立的幼稚园是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正式设立教育局后（前身是劝学所）才开办的。政府重视不够，幼儿家长认为幼儿入园仅是学乖而已，作用不大，因之时办时停，在园幼儿寥寥无几。民国十七年（1928年）秋，李克柔任教育局长时，才着手整顿教育，委派郭淑真（杜浔人、现侨居海外）为园长，聘请陈达道、黄恩慈（均属厦门鼓浪屿怀德幼师毕业）为教员，幼稚园才渐趋巩固。次年（1929年）全县只有公、私立幼稚园各一所，以后亦有小发展。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福建省编制的《各县、市幼稚园、小学概况表》载：漳浦县有幼稚园四所（其中公立两所——城关、官浔；私立两所——城关养正女校、马坪小校附设一班）六个班（其中公立四个班、私立两个班），教职员八人。入学幼儿274人（其中男的200人，女的74人）。每年经费由政府拨给1087元。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又冷落了，全县只剩下城关幼稚园一所，教养员2人，在园幼儿35人。
  县立幼稚园初办时，校址设在詹御史祠堂（绥南，日电厂隔壁）。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园长黄玉真（漳浦人、现住泉州市）；二十四年（1935年），由李菊英任园长；二十五年是王碧清充当园长。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起受抗日战争的影响，全县幼儿园停办四年之久。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秋，城关武营中心小学（址在今县实验幼儿园）附设一个幼稚班，教养员蔡月娇。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起，独立设园，校址在绥东东埔，园长蔡月娇，教养员是朱得意、张淡月，设三个班（小班单式教学，大、中班为复式教学）。入园幼儿四十多人，然而经常到园的只有三十多人，办学萧条冷落。如此局面一直延续至1949年8月。
  1949年9月25日，漳浦解放。县人民政府接管国民党遗留下的幼稚园一所，3个班，在园的幼儿59人，教养员4人。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葵花向朝阳，幼儿在成长。至近年，全县有公办幼儿园一所，公办教养员28人，民办2人，17个班，在园幼儿数684人，其中女的有301人。民办、集体办的幼儿园187所，教养员290人，在园的幼儿8636人，其中女幼儿3614人，占总在园幼儿数的41.8％。
  漳浦教育四十年
  柯清元
  漳浦县四十年来（1949-1989）的教育事业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是在不断发展和前进的，但也有走过曲折的道路。现就几个主要方面回顾如下。
  接管各级学校，弃旧建立新制
  1949年9月底漳浦解放，县人民政府依据中共中央关于新区学校工作的指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命令，指示各级学校“暂维现状，即日开学”，着手接管国民党时期所办的各级学校：普通中学3所，学生308人；小学93所，学生8200人；幼儿园1所，59人。教职工357人，（其中小学301人，中学52人，幼儿园4人），对接管后的学校作了初步的调整，废除教员聘任制，由县人民政府委任校长，调配教员。教师不足，招收社会上闲散的失业知识青年，经过思想改造与短期业务培训，择优予以录用。组织在职教师学习马列、毛泽东的有关教育工作的论述，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办学思想，对教师进行方针政策与形势任务教育，抓紧思想、组织建设，前后在各中心小学建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学、民主理财、教职工民主评薪、初步清理教职工队伍，推行教师专职责任；废除“公民”“军训”等课程，剔除“填鸭式”“注入式”，实行“启发式”直观教学，组织教师学习上海曹教授的“教学讲座”，苏联凯洛夫编著的《教育学》等，理论联系实际；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为共青团）支部，加强思想教育，师生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革命运动，接受形势与实践教育，贯彻“向工农开门”的办学方针，优先照顾工农子女入学。1952年起在教师中实行公费医疗制度。改革工资制度（从每月领取大米改领货币工资制）。关心教师的生活待遇。配合形势开展扫除文盲运动，在农村设冬学、办民校，推行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在县直机关与集镇举办干部、职工业余文化学校，为机关、基层单位输送人才。改变过去关门办学、学非所用的办学倾向。1952年7月，县人民政府奉令接管基督教会办学的逢源小学。年底，全县有中学2所，小学141所，幼儿园1所，在校学生数49113人，其中小学生16923人，中学生625人，幼儿园388人。
  贯彻教育方针，端正办学方向
  1953年是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各级学校贯彻中共中央、政务院提出的“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调整学校布局与办学规模，规范办学制度，停止招收春季班，动员处理超龄生（12足岁以上属超龄生），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克服学校混乱现象，纠正学生过多地参加社会活动的偏向。教学上学习苏联的教学法，运用“五环节”“六原则”，改革教学方法，在实践中又产生照搬硬套、脱离政治、轻视生产劳动的倾向。1953年开始，在各校重视劳动教育，批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错误论调，全县开展学习全国著名的高小毕业班徐建春参加农业劳动的先进事迹，增强师生的劳动观念。秋季，漳浦第一初级中学更校名为福建省漳浦第一中学，开始招收高中班。1956年起逐步发展中等教育。秋季，旧镇、杜浔两所中心小学附设初中班。1957年，毛主席提出“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后，各校强调对学生进行全面发展教育，贯彻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批判轻视体力劳动的错误观点，端正办学方向。暑假组织教师学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上的讲话《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学习整风文件，大鸣大放，紧接着组织力量开展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的斗争，从1957年寒假开始持续到1958年春才告结束，在运动中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产生斗争扩大化，造成不幸的效果，从而有23位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对一些有这样或那样错误言论的教师，同样受到不同程度的严肃批判和处分，挫伤了教师工作积极性。
  工作全面跃进，逐段纠正差误
  1958年是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始，我县教育工作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宣传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精神，执行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两条腿走路”（国家办学和群众办学并举）的办学方针，教育工作出现了“大跃进”的势头，校内外热气腾腾。旧镇、杜浔两所中心小学附设的初中班经省教育厅批准，扩办为“漳浦第三中学”“漳浦第四中学”。是年秋季，石榴、长桥等小学再附设初中班。师范、卫生、水产、体育、农业等中等专业学校相继创设，在农村大力倡办农业中学、耕读小学，发展民办小学，调动了群众办学的积极性。年底，全县有中学8所，学生数2752人，小学179所，学生43357人；幼儿园2所，在园数14318人（含公社办托幼人数）；农业中学学生数1513人，成人教育（各种业余文化学校）98842人；全县教职工数达2172人，其中小学有1407人，中学127人，幼儿园585人（含集体办），农业中学35人（指公助人数）。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大跃进把“浮夸风”吹进学校，提出“头可断，血可流，高考、中考红旗不可丢！”，层层加码，处处吹风，大搞“千字扫盲运动”，沙西乡以“三天的速度普及中、小学教育”、“扫除文盲”。全县在反右派斗争之后，学校中又再开展一场“反右倾，鼓干劲，插红旗，拔白旗”运动，部份教师再次受到批判斗争，教师的积极性受到压抑。大跃进带来了教育事业发展过快，摊子过大，师生参加“大炼钢铁”劳动，学校几乎停课，师生上山找铁矿，下海洗铁沙，全县师生18836人参加劳动。年底，县委召开中、小学“钢铁小英雄”代表会议，68个代表出席，31个先进单位，56个“小英雄”受奖励，为师生参加体力劳动“加温”。如此累日计月地参加社会活动，正常教学秩序受到破坏，教育部颁布的教学计划无法执行，教学质量明显下降。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鉴于国民经济遭到严重困难，全会决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县着手贯彻落实，缩短教育战线，调整办学规模，动员一部份教师回乡参加农业劳动，充实生产第一线。专业学校相继下马，集中力量办好中小学。3月上旬，县委、县人民政府召开1960-1961年度宣教战线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总结经验，继续鼓劲，年底，从优秀教师中提拔3人担任中学校长，2人任教导主任，13人任中心小学校长，5人任教导主任，调整18个水平较低的中学教师到小学任教，接受国家分配的30名大专毕业生充实中学力量，培养30名建党对象。1962年，对在1958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斗争和处分的教师111人进行甄别定案平反工作，摘掉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教师的帽子。1963年以后贯彻中央颁发的《全日制中小学工作暂行条例》和新的教学计划，确定教学工作是学校中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维护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的办学经验教训，积极慎重改革教学方法，劳动列入教学计划，整顿校办的工厂、农场；3月，响应毛主席号召，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活动；认真贯彻知识分子政策，对剥削家庭出身的子女以“重在表现”分别予以信任使用。1965年上半年组织教师学习贯彻毛主席“甲辰春节谈话”，着手解决减轻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注意身体健康，促进教学工作顺利开展，教育质量有所提高。秋季，全县沿海十个公社、县直单位所属的学校教师参加点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期宣布受处理的教师达111人（其中法办6人，开除19人，清洗3人，动员回乡劳动3人，开除留用10人，其余的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至年底，全县有中学7所，（其中完全中学2所），学生3903人，比1949年的308人增长11.6倍，小学239所，学生36274人，比1949年的8200人增长3.5位；教职工1662人，其中小学1291人，中学277人，农业中学94人，建国后的16年，我县共培养小学毕业生达25685人；初中毕业生5520人；高中毕业生1065人，向高一学校输送一批合格的新生。
  “十年浩劫”，教育受害非浅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县是“重灾区”，教育部门成为“重灾户”，学校首当其冲，受害非浅。1966年暑假，县举办教师学习班，时间三个月又三天（7月7日至10月10日）俗称“三月三”。学习内容以“文革”16条为依据，批“资产阶级”、揪“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黑五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进行上下左右一齐揭，运动日益“加温”，斗争矛头撇开当权派，直指教师群众，形式五花八门，手段异常残酷，批、斗、跪、吊、“喷气式”（指抓人行动）、游街、挂牌等，无所不用其极，造成不良效果，有219位一般的教师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其中法办8人，被开除37人，清洗3人，动员回家生产8人，开除留用16人，撤职、降职7人，其余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
  1967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嗣后，全县学校处于混乱状态，自发地陆续组织“红卫兵”，成立了“战斗队”“上访团”，编造“北京来电”，四面“串联”八方“点火”，部份师生参与“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逐步形成“停课闹革命”，学校领导与教师遭受不同程度的冲击，精神上受折磨，肉体上受摧残，“7.19”（七月十九日），我县两派群众组织酿成“武斗”，各地枪声波及，学校教学秩序混乱，师生被迫停课。1968年9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由各派头头，地方革命领导干部、军队代表三方组成。共同承担管理教育工作。接着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始“斗私批修”，依次“清理阶级队伍”，从1969年10月至1970年3月计举办三期学习班，有公办教师1009人参加学习，经过“审查”“过滤”，留下继续任教810人；下放农村参加农业劳动103人，中学参加学习有260人，继续任教182人，下放劳动51人，留下继续审查12人。1970年初，中学教职员工再行整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乡劳动有42人，占教师总数的20.3％，受到各种处理的18人，占8.7％。
  1971年4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张春桥、迟群一伙控制会议，抛出“黑线专政论”，“两个估计”出笼。1973年7月，《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张铁生的一封信。八月，《人民日报》转载了《辽宁日报》的按语和张铁生的信，并再加按语，说张铁生的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大问题，确实发人深省”，随后，各地报刊加以转载，江青一伙把张铁生吹捧成为“反潮流英雄”，树立了一个“闹而优则仕”的典型，煽起一股否定文化学习的歪风，12月，《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发表北京市海淀区中共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红小兵黄帅给该报的信和她的日记摘抄，批“师道尊严”，说什么“要警惕修正主义回潮”；1974年1月，江青炮制“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况”，原来事件的经过是：1973年7月10日下午，马振扶中学初二（一）班举行英语考试，学生张玉勤交了白卷，并在考卷后面写道：“我是中国的人，何必要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为此，张玉勤受到主任批评后，离家出走，至14日才在水库中找到她的尸体。此事县、公社有关部门和学校已作了处理。事后江青批示这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后果”，大加渲染。流毒很深，影响极坏。紧接着“揪反动学术权威”“批师道尊严”，教师列为“臭老九”，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歧视。一些学校出现了“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1975年6月上旬，教育部到昔阳开教育革命座谈会，在全国推广大寨、昔阳教育革命的经验，下半年，全县教育学大寨形成高潮。“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开门办学”，校场、校厂挂钩，实行开卷考试，学生上课无心听课，课后又不复习巩固，游闲度日。缩短学制，删改教材，农业中学、耕读小学、成人教育、幼儿教育陆续停办，全日制学校流生数多，入学率减少。“文革”中期，学校布局失控，网点盲目下伸，提出生产大队办完全小学，公社（场）办中学，做到小学生学习不出队（村），中学生学习不出社（乡），教育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师资、经费、设备跟不上事业发展的需要，学生学习成绩达不到教学大纲的要求。“文革”后期，假、大、空的现象在各校普遍存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怪事”，更使“左”的错误走到否定知识、取消教育的极端，从而使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的破坏，广大教育工作者受到严重摧残，耽误了整整一代青少年的成长。
  拨乱反正，推陈出新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各级学校经过拨乱反正，逐步走上轨道，出现新的转机。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会后，各级学校与党中央保持一致，遵循“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坚决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进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总结学校教育工作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批判了“两个估计”，肃清“左”的思想影响，平反了建国以来积压的冤、假、错案，政治上宣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开展尊师重教活动，对任职教师达30年以上教龄者发给荣誉证、荣誉章；组织上实行任人唯贤的路线，重视吸收教师中的优秀分子入党，选拔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同志上领导岗位，推荐优秀教师参加党、政、团、工的各级代表会；经济上实行专职技术职务与工资挂钩；从1987年1月起至1989年底在教师中进行职称改革，评出专职技术职务：中学教师中高级46人，一级208人，二级342人，三级178人，助理会计师4人，会计员8人，助理农艺师1人。小学教师中评出高级435人，一级774人，二级369人，三级239人，教师专职技术职务评定按级对照有关文件相应地增加工资。1956年工资改革开始至1985年调资六次（81年普调一次，85年全部套改）1986年至1989年在职务评定的基础上因人而异地相应地多次地增加了工资。生活上关心照顾，1985至1989年已解决“农转非”（农民户口转入居民户口）525户1577人，尽量照顾夫妻长期分居两地的教师到同一学校或附近工作。享受退、离休教师待遇的有448人；1989年6月份起省又规定教龄满三十年的退休金增至本人退休时的标准工资100％。
  1979年，贯彻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及时地调整学校分布网，把原有开设高中班的完中21校调整压缩到14校，1980年再次调整后保留8校，1981年再次压缩后保留现有的6校。
  1983年，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提出教育工作“要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把教育工作列为战略的重点之一，“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党的十三大再次强调必须坚持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地位，加强智力开发。强调“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全党全民对教育的重要性较有深刻认识。1984年6月，县委、县人民政府召开教育工作会议，讨论制订《关于加快普及初等教育和多渠道集资办学的二十条规定》，1985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义务教育法》之后，县人民政府多次组织干部、教师反复学习，明确分级办学意义，深入发动干部、群众集资建校；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作出《关于实现‘一无二有’的七条决定》，召开广播大会，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取得一定效果。1985年全县总人口658606人，据统计每万人口中有中学生298人（其中初中257人，高中41人），职业中学8人，小学生1465人，幼儿园136人。（同年全省每万人口中有初中生318人，高中生67人，职业中学14人，小学生1396人）。1989年5月，县人民政府召开教育工作会议，确保本年实现“一无二有”，具体研究解决当前教育存在问题，几年来深入贯彻《义务教育法》，提高了初等普及教育“四率”，1988学年度统计，入学率98.3％；比去年98％提高0.3％；巩固率达98.6％，比去年99.6％减少10％；毕业率100％；普及率95.8％，比去年95.1％提高0.7％，以法治学，强调学龄儿童入学，颇有成效。
  综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基层教育实行县、乡、村分级管理，采取多渠道集资办学，改善了办学条件。我县建国前的校舍多数因陋就简，利用祠堂、庙宇作教室，建国后的学校修建、设备主要依靠国家投资，虽逐年增加基建、维修款项，但仍然满足不了群众迫切入学的要求，“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学校被破坏，设备散失，残缺不全，教育面貌亟待改观。县委、县人民政府有鉴于此，想方设法办好学校。从1984年到1989年的六年间，通过各种渠道集资2537.34万元，用于新建、扩建校舍1479间96427平方米；维修校舍558间29203平方米，添置课桌椅22294副，县财政在收支紧缩的情况下，拨出专款264.5万元兴办教育事业。
  漳浦县十年来办教育的过程，是经历了曲折、恢复、发展、巩固、提高的过程，其中绝大部分的教育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为今后继续巩固发展我县教育事业提供历史的借鉴。全县逐步建立了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从普通中学到职业技术教育，从全日制教育到业余农民识字文化、技术班，业余中等专业学校，在职函授、电视大学，在职离职培训等成人教育网，实现村村有小学，乡乡有中心小学，及初级中学或完全中学，县有重点中学、实验小学、实验幼儿园。1989年全县有普通中学35所，（其中完全中学6所），在校生数18051人，职业中学2所学生数811人，全日制小学304所，其中完全小学282所，初级小学22所。1989年与1949年比较，校数增长3.55倍；学生数增长11.7倍。教师数在1949年仅有357人，1989年达5669人（其中公办2405人，民办751人，代课884人），比1949年增长14.9倍，成人教育采取多层次、多形式、多规格办学，已形成从扫盲班到电视大学的成人教育体系。初等教育经漳州市人民政府验收达到福建省教育委员会规定的普及教育的标准。1950年至1988学年度计培养小学毕业生238578人（其中简易小学毕业14540人），初中毕业生76651人，高中毕业生23911人，普通师范毕业（为龙溪师范、云霄师范代培）374人，初级师范毕业468人，福建电视大学漳浦班中文、党政管理干部、汉语语言学等专科毕业103人。1977年恢复升学考试制度至1989年向大中专院校输送合格新生3664人，广大的群众政治思想、文化知识水平普遍得到提高，1988年全县总人口698300人，平均每一万人口中有中学生322人，小学生1210人，在园幼儿170人。
  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步伐犹如万马奔腾，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使命在肩，任重道远。我们决心沿着党的十三大的航道，迈开坚定的步伐，不断完善，不断创新，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的合格人才。
  漳浦血吸虫病的流行与消灭
  丁雨泽王继金
  血吸虫病是千百年遗留下来的一大祸害。据遗老回忆，清末光绪年间此病流行于本县山区，乡民俗称为“大肚子病”或“水鼓胀”。民国时期，在本县境内流行较广，除石榴乡的田寮村外，在南浦乡（当时属南靖）的马苑，前亭乡的洛运等乡村屡有此病患者。自清朝至民国，此病危害甚大，民间不知其病源，认为是“水土生成”，政府从未关心。危害遗留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
  1954年5月，第二区石榴乡田寮村崎头村青年张辑章就读于福建医学院，在学“血吸虫病”课时，以理论对照实际，感到故乡田寮村的衰败，很可能是血吸虫病作崇，自已身体所呈现的症状，也可能已染此疾。经省立医院确诊为血吸虫病。7月张生暑假还乡，对田寮村疑似血吸虫病有阳性体征的26人进行体格检查，发现肝肿在8人，可疑者3人，占受检人数的40％；脾肿大14人，占54％；有腹水者4人，占15％。张生将调查情况向县卫生部门作了书面报告，可谓本县首次血吸虫病科学论证。
  1956年3月2日，县卫生院在田寮村的疾病调查中见有8例“大肚子”男性病例，疑为血吸虫病上报。下旬，省血吸虫病防治所根据张辑章提供的线索，派出以黄成恩、林长宜等5人组成的血防调查组，驻石榴乡的田寮、长兴、东山、垦牧场等20个自然村，进行人群粪检1278人，发现有血吸虫病阳性体征者193人，阳性率为15.1％。并在田寮一带溪埔、沟渠等处查到钉螺，解剖了1374只，检出阳性钉螺50只，尾丝蚴阳性率为3.6％，以后，又发现了前亭的刘下、佛昙镇的京野两个疫点，从而确认本县为血吸虫病流行县。其它疫点于1956年和1957年在普查中陆续发现。
  自1956年3月至1981年年底，经过逐步查明，本县血吸虫病流行乡村有：石榴乡的田寮、长兴、东山、垦牧场等4自然村历史钉螺面积91298平方米；南浦乡的美林、南浦、马苑、后坑、桥头等5自然村历史钉螺面积109535平方米；长桥乡的割后、锦江、红霞、下炉、西北、溪坂等6自然村历史钉螺面积52974平方米；前亭乡的洛运、田中央、岩内、顶埕、刘下、文山、江口、过港等8自然村历史钉螺面积15807平方米；佛昙镇的马坪、后康、京野、湖山、林埭、仙都等6自然村历史钉螺面积681354平方米；白竹湖华侨农场的和坑、南山、白竹湖等3作业区历史钉螺面积197874平方米；城关乡的寨仔窑历史钉螺面积8857平方米；赤岭乡的杨美历史钉螺面积18211平方米；以及湖西乡的丰卿等，合计历史钉螺面积1936719平方米。共流行于8个乡（镇、场）35个自然村（或作业区）。其中有螺无病村庄9个，疫点散在130个自然村，疫区人口4.365万人，有螺面积194.3269万平方米，仅次于本省严重流行县福清、霞浦，本县列为本省血吸虫病流行县之第三位。
  血吸虫病对人民健康危害甚重，近百年里，石榴乡田寮村周围先后有17个自然村被血吸虫病毁灭。田寮村也逐年衰败，到处可见断垣残壁，荆棘丛生，临解放时只剩下40户142人，还多半是从外地迁移来的，原来的田寮人实际上只剩下13户30多人。许多田园抛荒，粮食亩产只2百市斤左右。当时群众流行一首民谣：“黄酸大肚不成丁，田园荒芜半收成，有男不娶田寮女，有女不嫁田寮人”。类似田寮的惨况还有南浦乡的马苑、前亭乡的洛运等村。据统计，解放前全县被毁于血吸虫病的村庄66个，受威胁的群众有10万人之多。建国后经查明和治疗的血吸虫病人1488人，处理病牛753头。
  1956年5月，中共漳浦县委成立“血吸虫病防治七人领导小组”，县人民政府成立“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1956年7月1日，建立“漳浦县血吸虫病防治站”。县召开首届血防工作会议，发动群众性的报螺、报病活动。各区卫生工作者协会负责收集当日群众在野外拾回的各种螺（黄螺、田螺、钉螺等），送县血防站进行鉴别。
  为查清血吸虫病人发病情况，县血防站对社会上的医生进行培训，发动他们将发现的血吸虫病人填表上报，然后进行体检和抗原皮试，在人群中查清阳性者。
  1956年，县血防站从全县社会医生中抽调26人参加血吸虫病基本知识业务培训班，经过半个月的理论讲授和钉螺压片、烘便培养、病人体症检查、抗原皮试注射等技术实习后，分为山区和沿海两大组，在血防专业人员带领下展开查螺查病活动。
  1957年初，借县、区、乡、社、队五级扩干会召开之机，对全体参加会议人员进行抗原皮试注射，发现阳性者，即追踪其所在地，扩大查螺和查病活动，由当地妇女干部和积极分子配合，由生产队记给工分计入劳动报酬。
  1958年，县血防专业人员下到疫区，给群众查病、治病，进行查螺、灭螺及“两管”（饮水和粪便管理）“五改”（改良饮水、便所、炉灶、畜舍、环境卫生）。重点乡长兴乡由生产队组成一支“花木兰女子查螺队”，进行查螺灭螺活动。
  1958年公社化，一度出现查、灭螺松劲情况，以致钉螺回升。为了及时扑灭钉螺，县委调动大量劳力和中小学生上山义务灭螺。
  1963年至1966年，县血防站建立查螺专业队，由省血防领导部门每年定员40人，工资从血防经费中支付。196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血防机构撤销，血防人员下放到疫区卫生院，协同疫区生产队组织不脱产查螺队（由生产队记工分），血防专业人员作现场业务指导。
  1970年至1971年，各血吸虫病疫区社队组织社员自行查灭钉螺，由县革委会卫生组将血防经费拨至疫区公社卫生院，生产队向卫生院按月领取工资。
  1972年恢复防疫站，站设血防股，每年固定20名查螺专业队员，分住在疫区社队，组织社队查螺员进行查灭螺活动。社队查螺员由生产队记工分，另外每工日发3角钱为上山伙食补贴费。1973年至1974年，各疫区大队招集一批回乡知识青年，经县培训，由社队组织上山查灭螺，除由生产队记给工分外，每人每天补贴三角钱伙食费。
  1981年以后，根据本县螺情，原查螺专业队员改为雇用制的查螺员，每年所需雇用人员数视任务而定，工资均由血防经费支付。
  本县属丘陵地带，境内有数条较大溪流，多发源于县界山脉，其中有十条是钉螺孳生的良好场所，环境十分复杂，钉螺宿于水草、烂泥河床、沟渠、荒田、田野、岸边、田埂、水库、塘池、悬崖间，属于山丘型血吸虫病流行区。丛山间钉螺面积占70％，山间小平原钉螺面积占30％，查螺灭螺难度较大。
  自1956年3月，经省血防所派人来县调查定性后，通过宣传，在全县范围内广泛开展了群众性报病、灭螺活动；在人群中进行抗原皮试，寻找阳性线索；在野外查螺和进村查病，确定病区，建立查治小组，查清流行范围和流行程度，逐步缩小调查范围，澄清了全县情况，开始试灭钉螺和试治病人，并为大突击灭螺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资上的准备。
  1957年进行了多种方法开展灭螺试验，选择较适宜的“人工土埋法”，取得经验，为突击灭螺创造条件。
  1958年3月，县委第一书记李振经主持召开血防会议，布置血防工作，县委书记阎观文、副书记李宋保、牛庚明等分赴前亭和石榴各疫区检查落实灭螺措施，并作现场指挥。血防干部80人组成11小组，分赴各疫区进行技术指导。7月，学生、干部、驻军配合数万民工进行灭螺大会战，三天灭螺面积达51万多平方米。
  1959年以后，调整了血防队伍，加强了技术措施，反复深挖细查，扩大、巩固成果。此阶段继续发现钉螺面积150多万平方米次，解决了大突击后本县钉螺大面积漏查、查漏、复发和扩散问题。同时，进一步普查治疗了遗漏的病人、病牛。
  1970年7月，经省、地血防领导单位批准，确认本县基本达到消灭血吸虫病标准。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血防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和冲击。1972年7月，在“文革”中被解散了的县防疫站得到恢复。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省编委决定恢复本县血防站，血防工作开始走向正常轨道。根据防治后期的特点，制定了《非螺区调查方案》，《复杂环境的查灭螺措施》，《分类指导规则》，《血防工作“五定一包”责任制试行方案》等一系列工作方案和实施办法。在“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坚决信念指引下，坚持反复斗争，终于彻底消灭血吸虫病。1981年4月、1982年5月、1983年10月，1984年11月，龙溪地区血防领导小组前后四次组织血防专业人员来本县对血防地区进行分批考核验收，结果均为合格。1985年7月11日，由省、地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省寄生病防治研究所、龙溪地区血防站，及华安、同安、云霄、龙海和本县的血防科技人员以及专业人员共47人，组成“漳浦县消灭血吸虫病考核验收组”，对本县的螺情、病情和历史资料进行全面的考核审查、验收，并分析了疫区的环境改造和面貌的变化，认定本县已达到了中央颁布的消灭血吸虫病标准。据此，县委于1985年7月20日向省委地方病、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报告。1985年8月12日，省以闽地血吸领字（85）06号文件批准：漳浦县自1985年7月起为消灭血吸虫病县。今后任务是加强原血防疫区的监测工作。
  回顾三十年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在查病治病方面，累计人群粪检4.0195万人（9.6724万次），查出血吸虫病人1488人，复发病人706人，合计2194人次。治疗病人1374人（2021次），全部转为阴性。耕牛粪检1.7794万头（6.3373万次），查出病牛753头，全部进行了治疗或处理。灭螺方面，累计出动67.4350万工日，查螺111次，查螺面积17631.74万平方米次，发现新螺区面积194.2269万平方米，复发钉螺面积78.8679万平方米次。共组织灭螺83次，累计来螺面积584.8万平方米次。
  送走“瘟神”后的疫区乡村，人畜两旺，经济大有发展，一派康乐景象，与疫病流行时判若两个世界。
  剪纸古老艺术的新路子
  柯云瀚
  漳浦县有“剪纸之乡”的美称，民间剪纸活动起源很早，流传很广。旧县志里有“元夕张灯烛，剪纸为花，备极工巧”的记载。与北方的剪纸相比，漳浦剪纸富有秀丽、纤细、玲珑、剔透的南方特色。
  自历史以来直到解放初期，漳浦的剪纸处于自然繁衍阶段。五十年代末，漳浦县文化馆把抢救、发掘、整理民间剪纸工作作为重点项目抓起来。以陈金、黄素等老一辈剪纸艺人开设培训班为标志，漳浦剪纸的历史发生裂变，由原来的封闭性、无序性状态向开放性、社会性状态转化，并走上新的发展道路。时至今日，漳浦已形成一支老、中、青、少具全，拥有几百人的剪纸创作队伍。在地区分布上，沿海密集，山区稀疏；在爱好者的年龄上，老少较多，中年较少；在性别上女多男少。就风格上说，漳浦剪纸具有构图丰满，以阳剪为主阴剪为辅，用纤细的线条组成写实主义的“排剪”特色。在长期的艺术活动中，形成以陈金、黄素、陈秋日为代表的写实主义流派绥安作者群，其特点是造型严谨，细腻真实，重再现，姐妹艺术成份多；以陈幼、郑蛏为代表的写意主义流派佛昙、赤湖作者群，其特点是纯朴笨拙，粗犷，奔放，重表现，原始的民间成份多；以林桃、陈妇来等为代表的兼工带写的霞美、旧镇作者群，其特点是粗细有度，重再现又重表现。面对风格各异，为数众多的剪纸艺人，如何组织他们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凝聚隐藏在民众之中的艺术力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为此，我们除了在横的方面发挥文化站的作用外，在纵的方面，主要是发挥协作的纽带作用和不同地区作者的作用。1988年，我们趁县文联成立之机，组织成立了县美术剪纸协会，发展会员30人。1989年12月，又成立省“芳草计划”一百个重点项目之一的“漳浦县民间美术研究会”，吸收首批会员68人，其中剪纸会员30多人。
  为剪纸艺术的发展，漳浦文化部门曾经采取几项有效措施：
  一、专业学习、辅导培训、师带徒三并举。专业学习方面，屿教育部门联系，在县幼儿园、实验小学、职业中学开设剪纸艺术班、剪纸艺术课、剪纸艺术组，将继承剪纸艺术纳入正常的教育轨道，以各级学校为基地、从小培养学生兴趣。辅导培训方面，以文化馆、站为主，以城乡中小学兴趣小组为辅。文化馆站每年不定期地面向社会青少年和学生开设培训班，由美术家高钱厚、剪纸艺术家黄素、陈秋日讲课，效果良好。师带徒方面，一代胜过一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二、负责到人、常抓不懈。文化馆分工美术干部高钱厚专职抓剪纸工作，二十年来甘当人梯，将美术专长传授于剪纸艺人，使“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民间剪纸名扬中外。他愿做绿叶以扶助红花，多次被市、县文化部门评为积极分子，1987年荣获中国民间剪纸研究会授予伯乐奖。
  三、破格录用人才。陈秋日原为绥安镇文化站民办公助人员，初中文化，因为剪纸艺术取得成就，为了加强剪纸的组织和指导工作，文化部门不但将其转为国家干部，还将她调到县文化馆工作，聘为工艺美术师，工资晋升六级，最近再升二级。
  四、对重点作者及其作品实行特殊“保护政策”。黄素、林桃是本县著名的民间剪纸艺术家、中国民间剪纸研究会会员，她们的剪纸作品到日本、斐济、美国等国家各级展览，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得到许多中外行家的高度评价。南京艺术学院、中国民间美术学院、中国民间美术馆都曾派员到漳浦研究她们的剪纸艺术。考虑她们年逾八十高龄，所以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进行保护。文化馆腾出房子，拿出经费，聘请已退休的黄素到文化馆，专门搞培训、创作。对高龄的黄素、林桃，已故陈金等作者的作品一概由文化馆收购保存，并建立不同时期的艺术档案。文化馆还派专职干部陈秋日组织后辈学习那些老前辈的艺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漳浦剪纸走向社会，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983年，漳浦县剪纸艺术家陈秋日被文化部选派出访斐济，先后到过首都苏瓦及西大区南迪、苏托卡、巴城四个镇，给逸仙小学、斐济女子中学、国际学校、维尤托、苏瓦文法学校等24间中小学师生作剪纸表演。还在苏瓦和劳托卡举办两次讲座，有斐济教育部官员和47所中小学美工教师共49人听课。她还在斐济手工艺品展览会，和在我国使馆招待各国驻斐济外交官夫人一百多人的茶会上表演，受到高度赞扬。一位外交官夫人惊喜地说：“陈女士的手是特制的，要不是亲眼看到，真难以想念这样美的画是用剪刀剪出来的！”这次访问，扩大了政治影响，为传授中华民间剪纸艺术做出了贡献，受到中国展览公司的赞扬。1986年，陈秋日还参加福建省工艺团，应日本读卖新闻社、读卖新闻电视社、大阪万国博览纪念公园的邀请，在大阪万博公园作为期51天的剪纸表演，走访了大阪、神户、京都、奈良等四城市，受到日本剪纸大师古月木蟹平和观众的赞誉。1987年漳州木偶剧团访美时，带去20件漳浦剪纸作为礼品赠送美国友人。法国、意大利、秘鲁、民主德国等国驻华大使馆访问漳州时，选购漳浦剪纸15件。陈秋日新作120件被选送20个国家大使馆作永久性展品。
  漳浦剪纸在国内，1987年200多幅入选全国首届剪纸展览，作者1人被选为中国民间剪纸研究会理事，6人被吸收为会员。1987年40幅入选当代农民新剪纸展览。1990年12幅入选全国首届工艺美术佳品及名人作品展，200多幅被国家文化对外公司收藏。在全国美术展览、全国十县市剪纸联展中都有许多漳浦剪纸。在省内，1990年全省民间剪纸艺术展览中，漳浦作品占百分之六、七十。省、市文化部门多次举办漳浦民间剪纸专题展览会。全国许多报刊，如人民日报、羊城晚报、中国妇女、女子天地、民间文学、艺术世界、工农兵画报、中国西部开发、剪纸报、群众文化、文化之窗、工农兵画报、福建日报、福建画报、厦门日报等，都发表过漳浦剪纸作品。国内外电台多次介绍漳浦剪纸艺术。漳浦剪纸艺术载入《中国民间艺术大辞典》。在本县、两年一度的漳浦花灯会，花灯造型多姿，风格各异，而其装饰的花样、图案几乎都是以剪纸入画，构成“剪纸花灯”的特色。以经常性的文艺踩街中，龙头、狮身、海底动物、古代妇女服饰等，大都采用剪纸图案。在省第十七届戏剧展演中、漳浦芗剧《煎石记》的舞台美术都是高钱厚用剪纸表现的，荣获舞美特别奖。1988年春节至元宵期间漳浦举办美术工艺品展销，展销作品有剪纸、刺绣、木雕、泥塑、竹编、纸扎等400多件。
  但近年来由于外来文化的冲击，社会上出现盲目崇拜西洋文化，忽视民族文化的偏向。有人认为，剪纸出自农村老太婆之手，没有造型基本功，没有什么艺术性可言，只能作为古董保存下来，没有发展的可能，也没有发展的必要，只要不让它绝种了就好。县文化局、馆、站同志们几经讨论，认为漳浦民间剪纸是自唐朝陈元光“开漳”以来中原文化在南方发展的一个支流，它与中原古代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千多年来，漳浦剪纸之所以花繁枝茂，生生不息，不仅因为它植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还因为它来自农村，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可以寄托农民们对生活的追求。这种质朴而又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是我们民族文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深层源泉。民族文化发展的源头在这里，漳浦农村文化发展的源头和优势也在这里。我们文化局、馆、站的工作人员开展讨论，统一了思想认识，坚定发展漳浦剪纸的信心。并决定了发展的方向：主体业务建设应该体现地方优势和地方特色，在国家不可能从经济上全部包下来的情况下，搞本职业务延伸的经济实体是势在必行，而行之有效的出路是在保留特色的基础上大胆创新。
  民间剪纸艺术作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项目无疑是要不断开发的。在经过挖掘、抢救后的剪纸艺术，其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创新。近年来我们在风格、题材、技法、形式、材料上经过反复的尝试，探索创新之路：
  1、强化风格：充分发挥漳浦“排剪”的特色，扩大“排剪”在画面中的比例，在强调写实主义的同时，注意保留民间想象丰富，大胆夸张等成份，以保证作品的艺术内涵。同时，我们还鼓励本县不同地区、不同风格的剪纸流派互相竞争，互相促进。
  2、开拓题材：除了传统的民间传说、戏剧人物、奇花异草、飞禽走兽之外，还根据现实生活的发展和时代精神的变化，创作出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的作品，做到用优秀的传统技巧表现生活主旋律，如表现渔家女民兵既生产又练兵的《曙光初照》，反映农村机械化的《夜送农机到山村》，反映平息暴乱后的政治主流的《雷锋魂》、《赖宁魂》、《共和国卫士在我心中》等。
  3、发展技法：在完善“排剪”的过程中，注意借鉴素描、版画、木刻、篆刻、工笔白描等的手法，融汇贯通，兼收并蓄，在完善中发展，在发展中进一步完善。
  4、丰富形式：由单幅平放改为成组成盒平放、斜放、壁挂，由长方形变为菱形、多边形、扇形等。
  5、更新材料：改原来的红纸材料为色纸、宣纸、渲染色彩，电化铝套色，显得富丽堂皇，色彩斑斓，更具有民间味道。以有色软塑片代替色纸取剪，显得新颖典雅。在框架材料上，改木质框为厚纸板和吸塑立体花框，显得古朴高贵。
  剪纸发展的第二个要着是创收。使艺术品转化为商品，这是在新形势下剪纸发展的最根本活力。几年来，我们走了不少弯路，最后于1989年下半年搞四个基地：文化馆剪纸刺绣服务部、城关工艺社软塑画、县竹器厂的竹编、杜浔石雕厂的石雕。以剪纸为重点带动四个基地的巩固、发展。文化馆的服务部报请县物委批准，对不同规格、不同样式的剪纸和刺绣作品的价格作了规定。1989年下半年联系订货，共制作日历卡、奖状、贺年片等几千件，经营5千多元，用户满意，我们也能及时付给剪纸作者稿酬。从此，我们迈开了艰难而可喜的第一步。
  今后剪纸要打开销路，对内可与民俗活动、节日以及实用相结合，这就要求题材更贴近生活，不能搞纯粹欣赏的东西；对外可与中外文化交流、商品贸易活动相结合，争取外商订货，以期创造比较广阔的发展前景。
  深水坑与日军遭遇战亲历记
  林如山口述李林昌整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意、德二国先败，接着，日本也在他所发动的太平洋战争中失败，我国抗日战争胜利在望。我读过纯美初级中学，没有职业，听说“华安军”（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是为配合美军在东南沿海登陆作战而训练的特种部队，就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阴历二月前往华安参加，编入第四营第三连当兵。营长杨卓夫，连长雷晋善。
  那时，占据金门、厦门二岛的日军在盟军海空封锁之下，给养困难。陆军德本光信联队近千人，是在海上受空袭退到金、厦的残部，与原驻厦门的日海军不和，要从闽南陆路流窜粤东日占区汇合，于1945年7月8日（阴历五月二十九日）傍晚开始渡载在海澄县港尾乡白坑登陆，会齐人马后将越漳浦县境南下。这些情况是长官在我们出发阻击前作动员报告时说的。
  “华安军”全部4个营3千多人从各自驻地出发，同时负阻击日军任务的还有驻军75师一个营。我们第四营从华安出发，经浦南，靖城、小溪、南胜、五寨，阴历五月廿九日（阳历7月8日）在象牙庄攀龙村缩一夜，翌日到达漳浦县城北郊霞潭村，华安军指挥部驻在这里，班主任陈达元坐镇指挥。
  阴历六月初一日（阳历7月9日）我们第四营在霞潭村待命。夜里，有浯江乡深水坑人林同毅（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未久）来到我们第四营，由营长集合部队听他训话，他慷慨激昂，说：“日军已进入我们漳浦地面，一路奸淫掳掠，我们怎能忍耐？是漳浦人的站出来，我们要与漳浦共存亡！”站出来的漳浦人共有50多人，都签名加入敢死队，当夜要由林同毅带领，去偷袭已进入佛昙的日军。但据报日军已离开佛昙继续流窜，因而打消偷袭计划。
  阴历六月初二日（阳历7月10日），我们第四营从霞潭村准备出发。出发前营长宣布，本营任务是镇守倒亭隙附近的深水坑。那是海滨与漳浦盆地交界地段。漳浦盆地四面环山，独那一小段是山谷地带，为盆地一“隙”，从前有亭供路人休息，后来倒了，故称“倒亭隙”，是从沿海入县城的古大路隘口，二十年代佛昙一一旧镇一一县城公路通汽车，这条古道较少人走，抗战后公路破环，行人又大都走这条小路，因为路程较公路短十多里。
  我们第四营奉令守深水坑，于古历六月初二（阳历7月10日）上午11时出发，当时午饭已煮熟，菜未煮，顾不上吃饭就走了，可见是指挥部临时发下的紧急命令。我们没有经过县城，而是抄小路从北郊油车村，经东郊新亭村、塘脚营村。我们第三连为尖兵，下午一时许到达浯江岩山下的北叶村，在荔枝树下休息。可能是营、连长认为日军距离我们还远，所以没有即速进入距我们休息处仅几百步的深水坑阵地，也不派出哨兵警戒。
  这时荔枝已经红熟。有一个浯江乡江头村人林某（我是浯江苑上村人，认得他，但不识他名）挑着一担荔枝鲜果匆匆从我们旁边经过，要挑去卖，怕我们当兵的白吃，看到我这个本地人，向我打招呼。按本地人打招呼的客套话，问我“要去那里”。我说要去守深水坑。他告诉我，他已看到日军来到乌石大厅，距深水坑很近，要注意！我即将这情况报告连长，连长才知道情况严重，连忙命令离开这地形极不利的峡谷地带，分三路搜索前进。第一排走中央正路，第二排抄左翼山脚，我们第三排走右翼山脚，才走上几百步，便发现情况，我们第一班班长陈湖北（又名文玉，县城三房巷人）喊口令：“前面是那一部份的？”连喊两声不见回答，我们排长陈日晖命令开枪，即受到还击，一场激战就这样展开了。双方相距不上一百步，我们排长陈日晖暴露了是一个前哨指挥员，首先被对方击中肩胛倒在血泊中，接着列兵蔡水湖（霞潭村人）中弹牺牲。陈排长初次受伤不是致命伤，我们连的传令兵（通讯员）王好元（英山村人）来背他，但王好元只十七岁，背他不动，只好放下。日军又瞄准他连发数弹，他就牺牲了！如果当时有群众配合，事先通报情况，我们不至如此惨败；要不是江头村那个挑荔枝的告知情况，引起我们警惕，我们全连都会被围歼殆尽！战地如果有担架抢救，我们排长不至牺牲！
  原来日军以便衣队为尖兵，早已发现我们，抢先占据了有利地形，偷偷向我们包抄过来。我们凭着山石掩体，与日军激战两小时。我们很被动，处在不利地位。我们的武器是美国装备，用的是射程短的卡宾枪，没有远射程的机关枪配合作战，而日军用的是远射程步枪，并用机关枪掩护炮兵作战，用迫击炮轰击我们后继部队，使我们这支前哨部队与后断部队联系不上，我们在低谷中的一连人面临覆没的危险，营长发出撤退命令。我们本来是分路前进的，大都是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撤退时就走散了。
  我们连撤退后，深水坑战斗还在继续，我们营还有两个连，在尖兵连发生战斗后，后面两营人都进入高地，日我双方各据险要阵地对击。后来听得浯江乡一带老乡说，是役枪声一直持续到入夜，可能是趁夜色撤退，情况我不知道。据第一营营长汤涛在《堵击日寇流窜闽南纪实》一文里说：深水坑之战，华安军牺牲班长陈文义、陈日晖，士兵死伤十多人。（合订编者按：陈日晖是排长，不是班长，而深水坑之战，华安军确只遗下两具尸体）。
  我们连在深水坑走散，我与战友林天时（攀龙人）沿小溪后撤，走到草埔村，是黄昏六时许。来到一户农家门前，一个老妇正煮好一大盆番薯稀粥，招呼我们吃，我们各喝两碗。来到虎须埔公路边，正好逢到原先在霞潭村组织敢死队的林同毅，向我打听前线情况，并叫我们两个一同再去深水坑，他说负有联络任务。我说深水坑不可去。他说：“你们不去也罢，但要在这里等我，不论等到什么时候，在我未来以前，不要离去。”我答应了。等到他从深水坑前线转来，已是半夜十二时许。我们同他去县城，街上毫无动静。我们从县政府大门进去，后门出来，全无人迹。我们出北门，到油车村，天刚麻亮，找到了我们的第四营。
  我们第四营在油车村附近的树林里休息一天，夜里再到霞潭村，华安军指挥部还在那里。这时蔡水湖的父母来问我水湖为什么没有回来。我起初骗说是走散了，但她一定要问清楚，她说：“昨夜梦见水湖回家，遍身鲜血淋漓，我惊醒不见他回来，他是不是受伤了？”我想瞒得一时，瞒不得许久，只好实说“牺牲了！”她一家大小哭作一堆，使旁人也为之心酸掉泪。事后我才知道，就在这天早上，我的父母到深水坑战场探视，见两具尸体，其中水湖的头部血肉模糊，以为死的是我，也哭得死去活来。经别人提醒，认到死者没有与我一样镶补门牙，才相信不是。两具尸首由海乌乡（后为浯江乡）农会主席林阳和出资备棺就地埋葬，立墓碑纪念。
  事后我知道，日军曾打算渡旧镇港经杜浔下云霄。前哨部队到北岸时，开炮向南岸轰击，受到驻守南岸后埭山的华安军第一营用机关炮还击，而且旧镇港船只都跑光了，无法过渡，才转回走深水坑经县城越盘陀岭一条路，当时驻守旧镇港南岸的华安军第一、三两营就经杜浔入云霄盘陀岭南麓岳坑乡截击。二、四两营负责盘陀岭阻击。
  日军在深水坑之战的次日，即阴历六月初三（阳历7月12日）越漳浦县城（东门进、南门出，沿途拉挑夫，未逗留）至盘陀一带，抢粮夺牛驮运，夜宿山头。
  阴历六月初四日（阳历7月12日）日军便衣队抢先占领盘陀岭高地，然后以山炮掩护部队过岭，我们第二、四两营的短射程卡宾枪完全失去作用。只有两架美国飞机曾发挥威力，但这批日军是久经战阵的，他们懂得掩蔽，被飞机上的炸弹和机枪炸死射死的，大部份是被强征来的金门民夫。在飞机炸后，我们营捕到金门民夫17人，起初当“伪军”审讯，据供：日军流窜之先，向金门强征民夫二户一人，或以一驴（或马）抵役。在漳浦沿途又掳去一些挑夫和掠去一些耕牛代马。
  将日军“赶”过盘陀岭以后，我们第四营不再做前头部队，与日军无大接触。听说：配备有机炮排的第一营在岳坑高地之所以再次失去那杀伤日军的机会，是因为机炮排是美军掌握，那天是13日，洋迷信那天是忌日，美军不愿作战。这次日军流窜至广东沦陷区，所受最大伤亡在分水关，美机又来轰炸，死伤日军近百人，马几十匹。过了分水关，他们便实现了与潮汕日军的汇合。这事距离日本投降只有一个多月。
  抗战结束后，随着中美合作所的撤销，“华安军”也解散，只留一营人改编为交通警察，我便回乡了。
  漳浦抗美援朝运动的追忆
  陈万年李文章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支援朝鲜抗美。11月，全国各民主党派发出联合宣言，号召展开抗美援朝运动。漳浦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立即结合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展开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
  全国抗美援朝总会号召“必须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教育。”漳浦县从城镇到农村，从山区到沿海，各地都召开各种宣传会、声讨会、控诉会，声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清除崇美、亲美、恐美的错误思想，树立仇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观点，大大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民族自尊心。漳浦解放前基督教势力较大，基督教会长期受美、英帝国主义所把持利用。抗美援朝运动展开后，漳浦基督教人士觉悟提高，在全国基督教三自（自治、自养、自传）政策的革新运动影响下，中华基督教漳浦堂会林进道、杨玉銮，马坪堂会陈赞育，旧镇堂会陈俊民、桥内堂会黄圭璋，佛昙、赤湖堂会蔡一戎、王泽川、陈乃德，长桥堂会许尚德，官浔堂会刘强衍、何敬恒，漳浦县源梁医院叶士明、漳浦逢源小学郭泽龙等基督教代表和知名人士30多人联名发表宣言，宣布割断和帝国主义一切关系，反对帝国主义利用教会企图制造反动力量的阴谋。
  1951年4月23日漳浦县人民政府召开全县各界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出席各阶层代表400多人，会议一致通过成立漳浦县人民抗美援朝分会，并推选中共漳浦县委宣传部长傅天学为主任，县人代副主任陈万年为副主任。工会主席赵金声、农会主席郭镜如、妇联主席刘乃娥、青年团书记郭秉尚、工商联筹委会主任曾永茂、卫协代表吴乃青等为委员。会址设在县前街叶家医生馆三层楼，由副主任和专职秘书驻会办公。自后，全县抗美援朝运动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地开展。
  “五一”国际劳动节，漳浦各乡镇举行了规模壮大的示威游行，群情激昂，高呼“打倒美帝，保家卫国”口号。场面为前所未见。随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归国报告团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福建分团代表蔡竹禅等同志先后到漳浦传达朝鲜前线的情况，更是大大地鼓舞了全县人民的爱国热潮。家家户户以至机关学校都订立爱国公约，要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斗争。全县70％的人参加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签名。另有10多万人投票反对美帝重新武装日本和支持蒋介石。工人纷纷投入爱国增产竞赛，农民则积极投入土地改革运动和踊跃缴纳公粮，知识青年踊跃报考军事干部学校，工商界踊跃纳税，整个社会都卷入抗美援朝运动的热浪中。
  通过宣传发动，漳浦抗美援朝运动比较突出的就是社会各阶层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全县各机关，各单位，各阶层，各区乡都展开挑应战，热烈献金。在城关、官浔、旧镇等地成绩尤为出色。如官浔棉布商何水萍，除将公司的盈利捐献外，还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捐献，共献出黄金10多两、白银3000多元。旧镇振成行、捷发行、郑加国、棉布商陈荣茂等……带头捐献黄金、白银数千元。城关林成章、林隆泰；旧镇许锡安、蔡泽民；赤湖徐得；佛昙张士衡等医务界人士都积极带头捐献巨款，因此，医务界当时捐献的数目是仅次于工商界，名列第二。社会上各界人士的家属也纷纷把金戒指、金镯、金项链等自己心爱的首饰献出。官浔一位何老汉听了宣传后，将平时准备买棺材的钱都拿出来捐献。据当时粗略的统计，全县人民捐献的黄金、白银、外币等，折合旧币两亿多万元（每一万元折算新币一元），漳浦人民踊跃捐献三架飞机的事迹获得上级表扬。当时还发动全县各界和学生写给志愿军慰问信一万多封。
  基督教传入漳浦
  李林昌整理
  闭关锁国的清廷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与英国订立《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以后开放至内地商埠），英、美传教士凭藉不平等条约，开始到我国各埠传播基督教，逐步打入内地穷乡僻壤，闽南的基督教便是从厦门传入内地，漳浦是较早传入基督教的地区之一。
  西班牙则早已在菲律宾殖民地传播天主教，通过华侨在闽南传教，在“五口通商”之后又来了洋教士。漳浦最早的天主教基地在江口南方楼（今前亭乡顶埕村）。甘霖村是天主教一大据点，洋教士则是法国人余纳爵。
  由于洋教士凭藉帝国主义势力传教，以及群众信仰不同等原因，一开始便产生教会与一般群众的矛盾。同治八年（1869年）漳浦知县娬敏的诗，除了反映民间贫困和械斗的惨酷，并反映了基督教会欺凌平民引起反抗的情况。他在《穷民叹》里叹道：“哀哉此穷民，如何复构狱？缘有西洋教，散布遍乡曲。异言与奇服，经卷类天竺。传授秘密戒，男女我同宿。生前致温饱，死后免鬼录。或信或不信，邻里相抵触。秽言肆丑诋，忿争破其屋。官知不可治，命吏削其牍。调停两可间，赔偿因彼俗。扬汤水仍沸，抱薪火更续。不能清其源，惭愧为民牧”。又在《自乡间鞫狱归，感而有赋》里写道：“胚胎此祸李唐年，景教流行势蔓延（注：景教为古基督教，于唐太宗贞观九年即公元635年由波斯传入中国，唐武宗会昌五年即公元845年下诏禁佛教，景教也受禁失传）。共道长城当勿坏，未闻卧榻可鼾眠。徙薪曲突犹妨晚，揖盗开门况已然。燕雀惟知依大厦，杞人空解抱忧天”。（诗见清《漳浦县志》光绪十一年《再续志》）。
  从娬敏的诗可以知道，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漳浦已经有教案发生，只是还无大案，经县官拘办破坏教会房屋的群众，令其按对方要求给予赔偿。但那只是“扬汤止沸”，矛盾逐渐激化。娬知县是进士出身，必然深受儒家学说的熏陶，对基督教有抵触思想。他看不惯洋教士的“异言奇服”和不同的生活习惯，对处理教案受洋人挟制更抱不满情绪，因而有：“男女同宿”的蔑词。他痛心于国家主权丧失，但朝廷既“开门揖盗”，又有那么多人去依附外国势力，他这个七品芝麻官只好叹息无须“杞人忧天”了。当时有“番仔（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官怕番仔”的谚语流传下来，读娬知县的诗，当同情“官怕番仔”有其苦衷。
  洋教士是怎样藉帝国主义势力传教的，有一则典型事例：佛昙白石村有一个“子弟戏”班班主杨爻，是还了俗的和尚，常到马坪礼拜堂听讲，自己信了基督教，又牵引几个同村人去听讲信教。同治六年（1865年），有一艘英国轮船在白石村附近触礁搁浅，财物被哄抢。英领事照会漳浦县。知县陆墉前往查办，群众遭殃，教徒同样受刑。杨爻请英牧师杜嘉德出面交涉，当面责备知县，并请英领事照会上峰，陆知县被撤职。白石人感到教会势力可以凭藉（即民间所谓“藉教”），献出民房为礼拜堂，从此教会大盛。
  洋教士将基督教传入漳浦穷乡僻壤是煞费苦心的。这里参考一些早年与洋教士有密切关系的华教士著作，综述基督教在漳浦传播的经过。
  最早到厦门传播基督教的洋教士是美国归正教会牧师雅俾理、波罗满、罗啻、打马字，先后建立新街及竹树脚礼拜堂。英国伦敦公会继之派教士到厦。英国基督教长老会医生用雅谷、牧师宾为霖、仁信又继之到厦，不另设教堂，而以设医院、办学校吸引了不少信徒。新街、竹树二教堂由英、美教士共同主持，选长老四人，成立堂会，后发展为“中华基督教闽南长老会”。
  清咸丰三年（1853年），英牧师宾为霖与新街教堂会友林德全同到厦门对岸的集镇白水营及附近村庄传教，已吸引不少人。翌年，他一度回国，美归正教牧师罗啻、打马字二人继续前往传教，吸收五人施洗入教，七月再吸收七人，十一月吸收五人，初具教会雏形，由美归正教管理。至咸丰四年（1854年）底，英、美教会划地分工，以鼓浪屿为总机关处；以厦门、同安中部、顶安溪及漳属之西溪（龙溪、平和、南靖）为“北方”，为美归正教传教之地；以漳属南溪（海澄、漳浦、云霄、诏安、东山等县）为“南方”，为英长老会传教之地。因此，白水营教会改属于英长老会。基督教利用白水营的集镇地位，以经商者为媒介，并由英教士自己深入，传入石码及漳浦北区（官浔）、外东区（马坪、前亭、佛昙）及中东区（赤湖、湖西）一带。
  与白水营只隔着一道陈仓岭的马坪一带乡村，村民经常往白水营做买卖。有庙兜村人陈太乙，在白水营教堂听讲，信了教，引来传道师林清泉住他家中，在马坪一带传教。后又引英国牧师宾为霖与白水营信教青年陈日森到马坪后康村传教，吸引了不少人，乃在后康新墟典一间店屋为讲堂，为最初马坪教会的雏型，也是基督教在漳浦开展传教的开始。基督教从这里向漳浦外东区传开，并传入中东区。
  当初，英国牧师宾为霖、仁信从厦门轮值来马坪传教。尤其宾为霖最为经常，他不但学会讲闽南话，而且穿中国式衣服，留辫子，吃中国一般人吃的粗饭和廉价的咸光饼，并且尊重中国乡人的风俗习惯，途中遇到妇女从不睨视，被称为“留辫子的番仔圣人”。他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初到后康村传教，与先信者陈太乙、陈行教、陈清泉到“脚风”患者陈溪泉家中做礼拜，代为祈祷，给服中草药石壁藤。溪泉长年积疾痊愈，摒弃其原所信仰的玉皇上帝，改信基督，热心教会事业，培养儿子陈宣令为牧师。
  基督教自咸丰四年（1854年）传入马坪，翌年有四人领洗入教，越年又有十人领洗，咸丰十年（1860年）已有会友几十人，成立堂会，并分设支堂于龙文时、杨尾桥、江口等处。龙文时是个小小村落，同治五年（1866年）入教者已廿四人，单独设立堂会。马坪则与杨尾桥、江口、白石三支会合为马坪堂会，聘李神道牧师主持。光绪十四年（1888年）因经费不足，二堂会合并为马龙堂会。光绪六年（1900年）又分析为二堂会。马坪堂会辖江口、镇海、港尾、前亭等支会。龙文时堂会辖杨尾桥、湖西、白石、赤湖等支会。后来龙文时因村小且僻，堂会迁设佛昙镇，改称佛昙堂会。
  基督教从厦门传入漳浦的第二条路线，是从白水营传官浔，并分设于省炉及溪野鸡母岫。而最成功的是从长桥乡小山村坑尾发端，时间虽较迟，而由于传入县城，建立中心据点，转传云霄及诏安之林头，和平之五寨等地，影响较为深远。
  坑尾，在罗山上（今甘塘行政村辖内），是偏僻小村。清同治四年（1865年），足疾患者朱石赴厦就医于英基督教长老会所设知识堀（猪屎堀）医院，听传信教。足疾愈后引英牧师宾为霖、杜嘉德到该村传教，成立坑尾堂会，与马坪同为漳浦基督教鼻祖。堂会聘泉州人吴坝（封浚）为牧师。至漳浦县城成立浦邑堂会，吴坝转任浦邑牧师，坑尾另聘陈玉杨，后由杨约西继任。本来长桥、掷石、桥内、龙溪（今南浦乡）村民要跋涉几十里山路往坑尾作礼拜，后来都自立教堂。
  下列各地基督教都由坑尾传播而来：
  长桥是一个大村，于光绪八年（1882年）成立支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升格为堂会。宣统三年（1911年）杨允信来任牧师，创设学校，培养出黄则吾及黄卫民兄弟等早期大学毕业生。
  桥内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庄，继坑尾之后设立教堂，同治末年从坑尾析出成立堂会，辖后埔（在石榴坂附近）、新内（在今石榴乡东山行政村）、掷石（在今中西林场辖内）、龙屿（在今石榴乡胜利行政村）、龙岭（在象牙庄山区）等支会。
  龙溪又名锦田，即今南浦乡，土地肥沃，水利较好，盛产粮谷、竹木。清初有巨富许湛官，生八子，筑九楼，子孙繁衍，有“四世十科甲，五代百书香”的称誉。清末（约1874年间），其后裔许憨于每星期日跋涉三十里山路往坑尾作礼拜，引导许多人同信，乃设教堂于赤楼（今名坑内），与长桥、桥内同是较有影响的教会。
  盘陀也是人口密集的区域，基督教支会由坑尾堂会分设，时间比漳浦县城还早，而在县城成立浦邑堂会后，从坑尾分出改属浦邑堂会。最初由李文界倡导，惨淡经营，教徒各捐助几斗几升粮食，建筑教堂。当时盘陀群众剧烈反对基督教，教堂才建屋墙，便有许多人抬大木头来撞，要夷为平地，不意用力过猛，反而误伤自己，死了一人，这事件使许多人不但不敢再阻挠建设，而且从此改信基督。
  漳浦县城是抗拒基督传入的最顽固堡垒。同治年间，坑尾村建立堂会后，华人牧师吴坝及英国牧师越约翰、佟显理，带同传道师杨井象、何土生，王蚶良、蔡择志等到县城传道，群众呼喊反对，有的向他们掷石头。他们不敢在县城住宿，每天晨来晚归，往返步行几十里。好容易说服一些人信教，于光绪年间在县城租一处民房，受绅士和群众阻止，不准租民房给教会。全邑三百六十号商店盖印公禀县官，请求下令驱逐教士。县官据绅民申请，将租房给教会者逮捕下狱。还发生群众殴打教徒情事。英领事交涉无效，因为这只是中人与中国人中间的纠纷。后有一个陈士成卖地给教会，又被绅士控诉为盗卖公地，被捕下狱。教会供给他生活费几个月，最后案件判决，仅以四丈八尺归陈士成所有，卖给教会。教会就在那地方建平屋一座，作为英教士住处。教会有了立足点，继续买到附近蔡姓大片土地，计有三十七亩多，建起了教堂、医院、牧师楼、医生楼、姑娘楼和逢源小学、养正女子小学等，规模之大为漳属第一。驻有英牧师、医生、姑娘（不结婚的教会女士）。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与坑尾分立为浦邑堂会，立吴坝为牧师。从此，基督教以漳浦县城为中心基地，派布道队四出传教。在六鳌建立支会，培养林明德为传道师，召入为堂会协理牧师。后派往云霄开辟新地，在云霄县城建立教堂，传及于云霄内山的龙头及诏安的林头等村，都设教堂。又因坑尾村小，地点偏僻，教会式微，调坑尾牧师驻旧镇，成立堂会。旧镇是除县城以外的全县最大商埠，会友不乏较有资财者，共同献款建起颇具规模的教堂，又分设支会于刘坂。南区集镇杜浔，基督教同时发展，成立支会，属于浦邑堂会，由英牧师咸显理给款二千元，建立教堂于丘、洪、卢三姓公共地点，信徒日众。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四日（阴历正月十一日），发生天地会（白扇会）会徒与甘霖法国天主教中国教徒冲突，教会捕人拘禁事件。天地会于捣毁甘霖天主教教堂后，纠众千余人进占漳浦县城，烧毁英国基督教堂、医馆。东山参将彭保清率兵前来镇压，捕杀十四人。英、法驻厦领事提起交涉，由知事卢元璋向各乡派款赔偿。赔偿数目，光绪三十二年《东方杂志》载：“英领初索赔十万两，后经再四磋磨，始允以三万两议结完案；其法教士所有损失若何赔偿，则尚未议定云”。《福建通志》（民初重篡）载：“英教士索赔四万元，法天主教索赔六千四百元，着令有匪各乡摊赔”。而当时流行的《仙拳歌》（柯宝山记录，载《漳浦文史初稿》油印本）则说“赔款八万四”。《福建通志》有官方档案为据，且所载“四万元”与《东方杂志》所载“三万两”（每元七钱二）接近，即英、法二国领事共索赔四万六千四百元，为可信。但当时大军压境，索取军需当不在少数，且地方也有费用，又难免中饱，摊派至“六万四”也当不是为民歌押韵而捏造。
  《东方杂志》说：“此事的发生，作为闽南基督教总机关处的厦门教会人士大为震惊，开会检讨，引为鉴戒”。从此，教会的有识之士已主张中华基督教必须摆脱外国势力的控制，走自己的传教道路。
  参考资料：一、清《漳浦县志》光绪十一年《再续志》。二、民国九年许声炎《闽南长老会三十年》。三、黄圭璋《基督教是怎样传入漳浦的》。
  真耶苏教在漳浦传播
  黄宗荣
  真耶苏教是民国六年（1917年）中国人在北京发起创立的，不久，传到厦门。民国十九年（1930年），漳浦马坪华侨陈照馨从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万隆归国，寓居厦门镇邦路。在厦期间接受了真耶苏教会所传播的教义。清末民初，中国人深受鸦片毒害，当时真耶苏教有一个特点，就是“信教戒烟”。照馨的舅父佛昙人杨虎斑多年肺病缠身，又患膀胱结石，痛苦难当，只得吸鸦片烟，而鸦片麻醉只能暂止一时痛苦，吸后烟瘾一次比一次加重，以至瘦骨嶙峋，丧失劳动力。虎斑吸毒不能自拔，贫病交加，后接受外甥照馨规劝，信教戒烟。照馨请厦门真耶苏教会执事吴赞生、吴国义来佛昙播道。杨虎斑在传教士精神安慰和医药施治下，身体逐渐康复，鸦片烟也戒掉了。与其同时受传信教的有杨明、杨乞等，就在佛昙杨明家中设立聚会所。这第一批信徒分头向诸亲友宣传，于是，真耶苏教在赤湖、湖西、杨美桥、石步溪、田厝城等乡村传开。一些受鸦片毒害的人听说信真耶苏教能戒烟瘾，纷纷来要求信教戒烟，当时群众称之为“改乌烟教”（鸦片烟土名“乌烟”），信徒迅速增加到一千多人。
  最早信教戒烟的佛昙人杨虎斑改名灵新，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献出一座三进旧大厝给真耶苏教会改建为会堂。同年，赤湖陈金和、陈来水二人献“六壁”宅基地给赤湖真耶苏教建会堂；田厝城林明、林三角等人买下民房一厅一房作为真耶苏教聚会所：杨美桥蓝长福等人集资购置一处大厅为聚会所；石步溪蓝就渊献出自家的大厅为聚会所。当年，佛昙、赤湖相继举行献堂典礼，由福建支会派长老郭多马等人前来主持。同时举行入教洗礼，并立佛昙杨灵光、杨树枞、赤湖陈灵恩、石步溪蓝隆兴、田厝城林水连等人为执事，浯江苑上村林炳臣为长老。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台籍厦门人林耀庭（提多执事）、林仲杰（路加执事）兄弟二人来漳浦行医。仲杰在佛昙岸仔头行医，兼负真耶苏教教会传道之职。耀庭在县城木屐街（今第一粮店议价门市部）开长生诊所，每晚在家中（诊所楼上）做礼拜，早先参加聚会的有蔡乌龙及其岳母、洪癸枝、林利嘴等数家。耀庭的房东是富商蔡同彰，在隔邻开布店，店后住家。蔡时常听到隔壁唱诗声，就过去查问。林耀庭即向他宣传教义。同彰请原先信基督教的邻居王荫花来看，王荫花听所传全是根据《圣经》讲的，也就和她父亲王天禄及丈夫阮宝宽同来参加真耶苏教的聚会，从此与蔡同彰同为传播真耶苏教的热心者。
  真耶苏教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在漳浦县举行第一次入教洗礼，人数25人。不久，信徒日增，长生诊所楼上不能容纳，乃由蔡同彰以8百元法币在下尾仔原黄臣的火烧旧厝地租筑10年，于当年7月建成会堂。落成之日，召开全县城第一次播道会三天，由云霄吴道泽主讲，听众百余人。以后信徒又有增加，扩展到赤土岭、官浔、盘陀等地，先后成立聚会点。
  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黄鲠臣厝地租约期满，只得另在万年春球埔再购买土地建会堂，得到厦门、石码、云霄等地教友捐助，得以顺利建成。
  真耶苏教会福建支会鉴于漳厦一带（包括厦门、漳浦、漳州、石码、云霄、东山等地）都已设立教会，有信徒数千人，已形成一个教牧区域，就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在赤湖召开第一次漳厦区信徒代表大会，派长老郭多马、执事张提门、传道陈见信等前来主持，宣告正式成立漳厦区会。其后1942、1943两次会议又在赤湖召开。1944年4月4日在佛昙召开第四次会议后，由于抗战交通不便，每年一次的区会暂时中断。至抗战胜利，1945年漳厦区会办事处移设厦门，当时有吴国义、林耀庭、陈蔼如、黄宗荣等人负责。王荫花、阮宝宽、陈宗桂、沈秀英、林道通、钟立惠等人为闽南各地负责人。后黄宗荣来漳浦，主持漳浦教会。
  漳浦“同善社”
  杨国恩
  “同善社”是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关系为指导思想的全国性迷信组织，福州一些人在民国初期设立省级同善社。他们著有善书、咒言做为经义，引人信仰，吸收入社为正式信徒。当时办社的宗旨是“修善行善”。
  该组织有一套神职级称：“一层”为道徒，“二层”“三层”为坛主，“四层”为“恩职”，“五层”“六层”为府（市）级的办道人员，“七层”以上为省级办道人员，“八层”为“顶航”，“九层”为“号首”。
  按规定，凡各地三层坛主要升为四层，都要到福州同善社申请授予“恩职”。恩职人员是办道人员，有权建道坛、发展道徒。道坛是道徒活动的场所。
  1、漳浦县同善社的由来及组建情况
  漳浦县的会道门组织——同善社，最初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由福州同善社社长汪涵川派彭旷怀（五层）熊炎（四层）来漳浦城找李国香、陈克仁（清末贡生）等人负责筹备组织的。他们先在城关发展道徒，设道坛成立漳浦同善社，设善长一人，副善长两人。下设：监理、文牍、会计、稽察、教授、宣讲、庶务等。由李国香任善长，陈克仁、施昌国任副善长。不久，同善社领导机构举行第二届选举，选曾汝揖任善长，陈嘉谟任副善长，张隆古（又名修平）任庶务。福州同善社领导人每年派恩职人员史鉴清、王阳春、游传滚等来漳浦指导道务。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北伐军入闽，下禁令，福州省社彭回龙来令解散，因此，漳浦同善社停止活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张隆古、蔡延昌等人在驿内庙设坛进行祈雨。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福州号首叶乐民、阮金锴（八层领航）通知戴江淮、张隆古、胡子鹏到福州升层，三人均受升四层恩职。当年，漳浦同善社改称“漳浦十全善会”，以慈善团体申请登记，获得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批准。张隆古、戴江淮及陈焕文等人再续办，会址设在西街准提室。善会改称理事会，选阮梦熊为会长，曾华山、柯得土为副会长。下设：
  文牍：胡子鹏、陈焕文。
  会计：戴江淮、王河山、张隆古。
  庶务：柯龙水。
  调查：高土木、陈林云。
  后来历任会长是；（1939年）林水来，（1940年）叶庆士，（1944年）胡子鹏、（1945年）商树勋，（1947年）蔡荣扬。
  2、发展道坛、道徒情况
  同善社办道人员，在群众中宣传教义，惑人信仰，信仰人数较多的村庄就被选为设坛的地点。每设一坛，立坛主一人主持道务。坛内挂有观音佛祖图或桌上放置菩萨、摆香炉、烛台、茶具等，让信徒焚香奉茶祈福求安。在坛内还特设“扶乩”，让信徒问吉凶、求治病药方。并进行施棺（给无钱买棺殓尸埋葬的人施棺木）、给过路人施茶水等行善活动。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漳浦大旱灾，由十全善会发动百姓“祈雨”。带头人身穿白衣，脚穿草鞋，三步一跪，到梁山，用烧红生铁掷入“龙喉”（水泉名），名曰“灸龙喉”，毫无效果。
  解放前，漳浦县男女道徒共1258人。设坛30处：绥安镇2坛、象牙乡1坛、官浔镇4坛、浯江乡19坛，旧镇镇4坛，分布于二集镇和25个村庄。
  解放后，漳浦全县设60坛：一区（城关）10坛、二区（石榴）2坛、七区（杜浔）5坛、八区（浯江）3坛、九区（深土）10坛、四区（旧镇）30坛。男女道徒共有4264人，分布在城关、杜浔、旧镇3集镇及43个村庄。
  3、漳浦同善社演变为反动组织而受取缔情况
  1949年9月大陆解放。盘踞在台湾、金门的国民党妄图卷土重来，一面派武装从沿海各县登陆，进行所谓游击活动；一面利用会道门从事反革命活动。福建省同善社负责人接受任务后，于1950年8月派道首倪骥来漳州，在蔡和吉家召集各县道首开会，布置暴动任务，漳浦张隆古赴会，接受下列任务：
  一、组织军事组织，称“神州保民救国军”。编制：十二人为一棚，三棚为一小队，三小队为一中队，三中队为一大队，三大队设一管带，三管带设一统领。
  二、政治组织：专区设专员、县设县长。
  三、进行活动事项：
  （1）传学法咒（2）制符衣法帽（3）做布旗（4）集资金，即活动经费（5）与游击队取得联系（6）与各种旁门左道取得联系。
  1950年11月，福州同善社负责人派八层顶航陈友昌来漳州，在蔡和吉家召集各县负责人开会。张隆古、张学真（张隆古之子）、郑文慰等赴会接受任务。蔡和吉为正统领兼龙溪地区专员，封张隆古为副统领兼副专员，负责浦、云、诏、东四个县。并委派戴××为漳浦县长，许××为诏安县长、张××为东山县长，张××为云霄县长。县政府设警察、教育、财政等五课，属下设区、乡，区长、乡长由县长委任。陈友昌与他们约定全省统一暴动时间为“似卯非卯”，即1950年古历12月28日卯时。
  张隆古回县后积极活动，组织“神州保民救国军”3个中队、9个小队，委任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等职务。委派郑文慰为管带兼第一大队长，张德基为第二大队长，林添木为副大队长，吴荣衍为第三大队长；又派翁振等10名为小队长，一面与土匪取得联系，串通赤土岭匪大队长林德音（十全善会坛主）等配合暴动。一面积极筹备经费2百多元，制法帽符衣5百多套、暴动八卦旗7面。还准备枪枝、子弹、手榴弹、刀、剑、铜等暴动武器，伺机待命暴动。后因平潭、福清二个县于12月28日暴动失败，张隆古等转入秘密活动。
  人民政府公安局注意会道门动态，详细侦查、掌握张隆古等反动情况，取得罪证，于1953年2月22日破获，缴获长枪17杆、短枪8杆、子弹1130发、手榴弹7枚、刀2把、2枝、剑3把、电话机1部、道衣20套、活动经费银元170元、鸦片29两、经咒700份。对15个为首份子依法逮捕，介别判有期徒刑，管制两人。一般道徒2099人声明退道，自此停止一切活动。公安局在城关、旧镇、杜浔等地举行同善社罪证展览，教育人们不能上当受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