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陈炯明治漳时的漳浦
  李序宾
  民国七年（1918年）八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率军入漳设“护法区”，在漳州成立道尹署、警备司令部、财政局、高等法院。迨至民国九年（1920年）八月回粤，两年间派来漳浦当县长的共有七人：纪泽波营长由平和入漳浦驻防，自为县长；以后倪映书、周咏康、熊文蔚、王雨若、吴炽昌、谭和咏等相继来任县长。
  陈炯明到漳才一月，便委派漳州绅士郑丹为委员，来漳浦开办“义捐”（正税以外，名为劝募，实为摊派的捐款）。继即办理公债、契税、“田亩捐”（强制种鸦片苗的捐款）等，由县派人下乡摊办，这是陈炯明自立名目；此外还有属于国家税的海关税、贾捐、烟酒捐、船牌税、烟酒牌照税、房铺捐、印花税、屠宰税等；又有地方税大猪捐、小猪捐、牛捐、花生油捐、纸捐、鱼捐、熟烟（烟丝）捐、杉木捐等：后又增设硝磺捐、糖捐等项为国家税。
  本县赌棍蔡璇琚、陈弄再、蔡乌记等交结绅士蔡讯桃、柯安邦等承包“济饷特别捐”，在县城开设每日夜二十次的“花会”赌场。当时鸦片烟馆和妓女馆也纳税公开设立，不但县城四处赌声喧哗，妓女招摇过市，就是墟镇乡间也有人转包赌捐，开场设赌，举邑若狂。
  接着，陈炯明特派“委员”到漳浦会同县署清查旧赋。因为民国成立后废除旧图承，由县署粮房派人经征田赋，而旧图承陷匿粮册（田赋底册），抵赖不献，只得向“元差”收购搜集“秋末簿”参考，“秋末”是地方在田赋上附加征米，派“元差”（即衙役）经收，其账簿叫“秋末簿”。至民国初年田赋底册既为旧图承所把持，比照秋末簿填发粮串（田赋收据），产生“大头小尾”，缴官的存根联只填现年，而发给纳粮户的收据追缴至民国元年，多征之数被中饱，漳州财政局发觉这事，所以派员来浦会县追究。
  盐税则派柯永权为局长，每年一次，按乡分配征收，后改为包办，杜浔洪森等集股承包，自任局长，以各乡村封建族长为二包，挨户收缴。
  陈炯明在漳州办了一些文教事业和市政建设。1918年他派熊文蔚来漳浦任知县，创办初等女学、工读学校、建设市场、整理城关沟渠、整顿环境卫生；1919年县长王雨若任内，也在县署后建设公园，筑凉亭，从事市政建设，扩建街路，而要按铺户摊收经费。这些在当时是新政，但与办赌捐、鸦片苗捐等秕政相比，便微不足道。
  “闽军”兵灾在漳浦
  柯和木
  李厚基本是袁世凯部下，民国二年任福建镇守使，后升督军兼省长，袁世凯死后，归附段祺瑞。民国七年（1918年）粤军陈炯明占领漳州一带，民国九年陈炯明回师广东，与李厚基协议，让出漳州一带，仍由李派师长臧致平来驻，减号称“漳厦镇守使”，司令部设厦门。
  民国十年（1921年），致平与李厚基分裂，自号“闽军总司令”，自任省长。一时军饷无着，士兵以抢劫维持生活。驻防漳浦县城臧军营长刘凤山统属四个连，向承包本县“田亩捐”（种鸦片苗的捐款）的绅士黄宝忠索取捐款为军饷，被拒绝；营长转向商界“派借”，也不得要领，于十二月二日（阴历十一月初四日），在各连长带领下，夜间发射枪炮，如临大敌，谎称土匪入城，趁乱抢劫财物。作贼喊贼，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
  臧军一股窜往木屐街蔡同彰布店。门已紧闭撞不开，泼煤油烧门不能着火。后由店边逾墙而入，尽把店中布匹抢光，然后纵火烧毁店屋，霎时火光冲天，延烧邻屋十余间，财物损失甚巨。
  一部份臧部北兵到黄宝忠家，撞不开门，里面的人开枪射出（据黄宝忠家属说，开枪的人是佛昙举人杨士鹏的次子杨子康。杨、黄二绅士联盟，是夜杨子康刚好来在黄家）。臧部带队排长中弹，当场毙命，兵士俱各星散。黄宝忠恐臧部报复，逃匿于鼓浪屿外国租界。漳浦县城各绅士推蔡次恭为代表，往厦门控告于臧致平，一面暗中派人联系云霄自治军（与国民党有联系的民军）。自治军由漳浦人戴传带队来攻漳浦，与臧部在城郊激战，结果败回云霄。时漳浦农民陈水来挑饭支援自治军，被臧部截捕枪杀。臧部自知垂败，到处杀人、放火、掳掠。而不上几天便溃逃精光。（编者注：接下去的史事是：民国十一年即1922年，粤军洪兆麟联合赣军黄大伟、赖世璜从诏安经漳浦进占漳州，统治漳属。）
  血溅荔枝之乡
  ——乌石果树捐案
  军阀混战，更迭割剧，巧取豪夺，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国十二年（1923年），盘据漳州的粤军军阀洪兆麟首创果树捐。漳浦地方绅士柯安邦（原名红番，字定侯）向洪兆麟承包漳浦全县果树捐。乌石是荔枝之乡，首先被视为肥脔，由二包头张启诗、张永坤、柯天爵、陈仁和、李大美等合股，以一千二百银元向柯安邦转包乌石果树捐。
  乌石是总地名，后名浯江乡，共有四十多个自然村：苑上、芹山、南山、大林、后埔边、溪尾、大学、三凤厅、新厝、南平、北平、大厝顶、牛运掘、顶围、潭仔头、城内、打山、山郑、桥头圩、东埭、下东埭、下尾仔、过田仔、南埔园、后垄、石牛尾，大伙鼎、大油甘、石陂、马割、东墘顶厝、下厝、山兜、大厢、邱厝、顶大厝、深水坑、西坂、岩下、埔仔。共有荔枝果树四万四千二百多株。当时总人口六千五百四十多人。
  民国十二年农历六月初十日（1923年8月23日），二包捐棍张永坤、柯天爵、张启诗、陈仁和、李大美等带领一批“捐丁”（流氓狗腿）进入乌石，在“乌石大厅”祖祠开设征收果树捐公馆。即召集各村“家长”（族长）开会，当场宣布，要澄清荔枝总株数，每株征收果树捐白银一元；在未交清以前，全乌石乡要共同负担“征收人员”（捐棍和狗腿）每人每天三元生活费。这非同小可，打山村林善（绰号公子善）、东埭村林己酉、后垄村林其龙、深水坑村林爵堂、东墘村林乌锥、后埔边村林自成、苑上村林捷报等人盘算，全乌石乡应交纳果树捐四万多银元，还有每天几十元的“征收人员生活费”等于“滞纳罚款”，就是把全部荔枝树连根挖掉去当“红柴”（染渔网原料）卖也交不清这笔巨款。群众知道了这事，更是惶惶不安。各“家长”（族长）多次请求减少，捐棍全不采纳。并开始以清查果树为藉口，以生活供给不足为理由，每天四出各村捕鸡、抓猪、派粮，甚至抓人，侮辱妇女。
  这群吸血虫穷凶极恶地残踏村民，引起众怒。至八月间，利用筹备共庆节日的机会，各村代表人物集会商议，认为这笔巨额捐款使一般村民倾家荡产也交不清；乌石山水险要，各村共有二十七处棍棒、拳头馆，有几百名练武壮汉，广大群众对捐棍痛恨入骨，一旦举事，必定人人响应。于是，议定“大事打落公，人命同担当”，来个武力抗捐。推选林善为首领，约定各村听得打山村号角响，便一齐出动，合力对付。
  阴历九月起，各村“家长”一律拒绝接待捐棍。捐棍们到处碰壁，张永坤、柯天爵到县城向柯安邦报告乌石抗捐情况。柯安邦即往漳州请洪兆麟派兵前来镇压。值秋收季节，二包捐棍与一大批流氓打手引导粤军一个排，于十月初三日（阳历12月10日）进驻乌石大厅，四出开枪击杀群众的生猪，捕鸡打狗，并公然到后垄村抢粮食，纵火将林其龙一座大厝烧毁。农民林元盛见状大怒，将放火凶手推进茅坑沤肥。初五日（阳历12月12日），捐棍张启诗、张永坤、柯天爵等带领粤军排长率几名士兵到打山村抓林善。林善的侄儿林长裕见状不妙，立即叫人鸣锣，吹起号角，即时集合了众多村民来围攻粤军。那排长开枪二发，便被农民用铁耙钩倒，打得头颅粉碎。捐棍被群众包围，为首的张永坤正要开枪，被群众用墓边“司土”碑石从头部打下，即时脑破浆进。其余兵士、捐棍、狗腿吓得魂不附体，跪地求饶，被群众拖到“清晏楼”内，在众怒之下，被踏成泥浆。只有柯天爵带同士兵二名不在场，闻讯跑到村外，被在田间劳动的农民抓住，活埋于南埔园潭岸。
  当打山村号角吹响的时候，各自然村号炮齐鸣，群众汹涌出动，攻进乌石大厅。大厅内刚要开午饭的粤军士兵及捐棍狗腿们四散逃窜。四个“捐丁”（狗腿）往县城方向逃命，被守在倒亭路口的农民林洗音、林九赞用猪刀杀死。二名士兵逃在大路上，被农民林鲎壳用铁叉刺死。二十九名士兵正要冲上芙蓉山据险待援，到半山即遇到后垄村群众据高临下打将下来，即时溃败。二十六名被擒，押到乌石大厅。当夜解往水磨坑，在石亭下杀头，尸体埋入茅坑。这一抗捐行动共杀死粤军官兵三十六名及二包捐棍和狗腿（不完全统计）十六人。
  漏网的捐棍和狗腿逃到县城向柯安邦报告情况。柯安邦火速转报洪兆麟，并即放出空气，声言要调动大批军队剿平乌石乡。这下乌石各村群众都如热锅上的蚂蚁，焦急万分。富户纷纷转移财产，准备逃难。群众组织壮丁，日夜警戒，农业生产全部停顿。看来一场大难就要临头，便由一些头面人物，如锦江林乌皮、浯江林自成、石牛尾林水葱（前清秀才）、深水坑林爵堂等人共同商议决定，往漳州请林姓绅士林康甫、林琯玉、石码浒茂林坂等向洪兆麟“讲案”。洪兆麟委托漳浦县商会会长陈进（即陈朝曦，振成商行老板陈大年的胞弟，因经营出口荔枝干跟乌石乡有交往）与乌石乡妥协，由乌石乡付洪兆麟“赔偿人命”款一万二千五百银元：二包捐棍及狗腿丧命不予赔偿。
  这次抗捐行动的结果，乌石村民虽遭受巨大损失，但对捐棍是一次惩罚，对军阀是一个警戒，从此果树捐没有实行。不过，洪兆麟虽办不成果树捐，却以牺牲别人生命坐收一大笔赔款，还是那些迫于生计应募当兵的人死得最冤枉。
  三青团在漳浦的组织和活动
  陈万年张草牧林明庆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为了与共产党争夺青年，以巩固其统治地位，于1938年4月，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三青团）。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于同年7月在当时的政治中心武汉宣布成立。蒋介石自任团长，陈诚任书记。是年冬天，三青团福建支团筹备处在三元（即今三明市）成立，三青团中央团部派福建省保安处处长黄珍吾为筹备处主任委员。不久，则正式成立干事会。当时，据黄珍吾推荐，派韩文博为福建支团书记（韩是黄珍吾的海南岛同乡）。黄、韩都是军统骨干人物，因此，福建省三青团的权力，就掌握在军统的手中。
  福建支团建立后，于1939年冬，在漳州建立分团筹备处，不久，则正式成立漳州分团干事会，由军统南站站长陈达元及其周围的人主持。以第五行政区的龙溪、海澄、长泰、华安、南靖、平和、漳浦、云霄、诏安、东山等十县为活动范围，这些县相继由军统或军统外围“复兴社”人物建立区队或县区队联合办事处。
  三青团漳浦分团始末
  漳浦是陈达元的家乡，对三青团组织更加积极开展。1940年春起，首先在县城、佛昙、旧镇、杜浔、官浔等集镇陆续建立直属区队。县城以许元瑜为组织员，佛昙以杨慎徽为组织员，李景曦为助理组织员，旧镇以陈照临为组织员，杜浔以卢泗道为组织员，官浔以王孔问为组织员。1941年初，漳浦成立区队联合办事处，省支团据陈达元推荐，指派县党部书记长许元瑜兼任联合办事处主任，陈秀夔为专职副主任，扩大吸收青年入团，调整区分队组织。办事处设在兴教寺。
  1943年初，漳浦区队联合办事处撤销，成立漳浦分团筹备处，福建支团部据陈达元推荐，委派原漳州闽南新报副社长（陈达元为社长）杨拔萃回浦任分团筹备处主任，在支团部工作的陈建仁回浦任分团书记，先后任许元瑜、吴克承等为筹备委员。当时，分团筹备处辖漳浦、云霄两县各区队。办公地点在西街南华大院内（即今服务大楼斜对面）。南屋为主任室，北屋为办公室。分团部设书记一人，设总务、组训、宣社等三股，各股设股长一人。六、七年间，除第一股长（总务股）自始至终由陈问聃担任外，第二股长（组训股）开始时由陈成年担任，任职三个月回云霄简师任教，由股员黄华升任，最后由张草牧担任；第三股长（宣社股）先后由李继盛、林明庆、林琳、张国栋等担任。股长之下，尚有股员若干人。
  是年（1943年）上半年，在县城、佛昙、杜浔三地，分别举办为期三天的入团训练，每人发给红色袖章一圈随身佩戴，参加者二百多人。入团手续是填写三份入团申请书和入团志愿登记表，以两个团员为介绍人，送区队审查，在会议上通过，进行宣誓，上报分团备案。入团训练内容有：三民主义、团长训词、书记训词、三青团章程和团员须知等，入团后则参加定期性分队会议及其他各种活动。
  1945年，正式成立漳浦分团干事会，杨拔萃为千事长，许元瑜、陈则蔡、陈秀夔、陈建仁吴克承等为于事，仍以陈建仁为书记。
  漳浦分团的基层组织，在分团成立前虽有吸收团员，但为数不多，致在分团成立后，仅有团员二、三百人，散布在各机关、学校及社会，有公务人员、医师、教师、学生、商人、工人、农民、渔民以及军人等。区队的建立以地域为主，每一乡镇基本上都建立一个区队，必要时建立二或三个区队，每一所中学亦建立一个区队（其主持人在筹备期间叫组织员，助理组织员，至正式成立区队才叫正副区队长）。还请当地有名望人士或校长为区队指导员，以示笼络。区队以下设分队，每分队团员一般在五至十人左右，正副分队长大部份由分队团员选举产生，一小部份由区队指定担任。
  漳浦分团在1946年上半年共有二十一个区队，其中十五个乡镇中建立了十七个区队，又有三个中学区队和一个女青年区队，男女团员已发展到四百多人。因为形势的需要，1946年下半年，在渔会团体中吸收一批渔民，建立了一个区队，1947年又在各地山区吸收一批农民，再建立区队，这时，全县共建立了二十三个区队，团员发展至六百多名。
  除公开组织区队外，在扩大吸收团员、扩充基层组织的同时，奉上级秘密指示，发展“秘密区队”组织，纠集过去已失联系的军统外围，原“复兴社”及“忠义救国会”份子，重新填表登记，吸收为秘密团员，组成“三民主义青年团秘密区队”。这个组织负有调查汉奸及“异党”活动的任务。加入的成员即是加入“复兴”派系，凭藉其派系为政治后台，被利用为与“cc”派系斗争的工具。至1944年，“秘密区队”奉令撤销。
  三青团的各种活动
  漳浦的三青团组织除了一般性的正常活动外，为了吸引青年，扩大社会影响，增加经济收入，及出于政治需要，建立各种外围组织，大办青年服务社、青年报社、青年电厂等，还组织一支战地服务队，又有一支青年狩猎队，后来成为派系斗争的打手队。兹略述各种主要活动如下：
  一、青年服务社：青年服务社是三青团社会活动的大本营和联络点，本县各集镇都有设立，活动最有声色的是县城的漳浦青年服务社，该社设在西街李家祠，以蔡竣德为总干事，于1940年三青团在漳浦县城建立区队之后即已设立，设有“中正阅览室”、“青年食堂”、“青年宿舍”、青年俱乐部”、“青年照像馆”等。旧镇青年服务社，设在海屋寺，总干事陈文煜（镇长兼任），设有宿舍部（旅社）。佛昙青年服务社，设在米街仔，总千事黄一尊，开办旅社、组织剧团。杜浔青年服务社，设在下卢，总千事卢三让，设有旅社、书报阅览室等。官浔青年服务社，设在街市内，总干事何耀辉。
  二、团办企业：漳浦分团在县城有青年电厂之设，该厂为分团部唯一的团办企业单位，规模较小，只能供给几百盏照明用电，而较大规模的利民电灯公司于抗战之初机件被内迁，青年电厂设立后，也稍微改变了漳浦县城入夜一片漆黑的情况。
  三、创办青年报刊：为了以三民主义教育青年，于分团尚处于区队联合办事处的时期，就筹办漳浦青年半月刊，发行人许元瑜。该刊于1944年才核准，因急不及待，于1943年5月4日纪念日就开始发行创刊号。1944年1月1日，改为月刊，并扩充篇幅为三十二开张单行本，发行人改由分团干事长杨拔萃充任，社址在县城正中路（即今西大街）。嗣4后陈秀夔接任干事长，于1946年改办青年报（半周刊）。1947年，实行党团合并，团干事长改任党副书记长，陈秀夔遂把青年报改为绥声报，变成正副书记长各办一报，各自为政，继续为派别斗争说话。
  四、组织文体活动：为了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改变社会风气，分团部在机关、学校及社会吸收一些体育爱好者，组成“青年排球队”和“青年篮球队”在各种节日举行比赛活动，在每年的“三、二九”青年节，多次配合举行青年爬山比赛或环城赛跑，由分团部发给奖品。在文化活动中，不时举行书画，文物展览，在县城多次利用元霄、中秋节日，举办灯谜、象棋比赛活动。
  五、发动参军：1944年，蒋介石为了配合盟军远东作战，在其统治区内，发出“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发动知识青年“投笔从戎”，准备在全国征集优秀青年十万人，即所谓“青年军”。是年冬，由县政府、县党部、县分团等组成“漳浦县青年军征集委员会”，在社会上和各中学进行宣传、鼓动，一部份知识青年激于义愤和爱国热忱，纷纷响应，几个月报名一百余名，经过体格检查后，录取一百零七名，于六月间，在欢送大会中出发，送往上杭、武平两县，在驻军209师（师长温鸣剑）626团（团长郭发鳌）部受训。为了鼓励他们刻苦训练，勇于杀敌，免除后顾之忧，每人给予光荣木匾一块和一笔数量可观的安家费。又有中美合作所在华安成立“特种技术训练班”（俗称华安班），三青团漳浦分团积极为其募集兵员，经过短期宣传、鼓动、输送一百八十五人到华安参加训练。
  团员的甄审和党团的合并
  1947年春，蒋介石鉴于全国党团籍混乱，不少人亦党亦团，不便领导，影响工作，特通令全国进行党团员甄审工作，规定一人只有一籍，非党则团，非团则党，不能兼有，凡超龄的团员即转入党，漳浦分团奉令办理甄审工作时，意识到甄审后，一部份团员会弃团就党，为了补充名额，分团部在甄审后不久，则在全县各乡镇用造入团花名册办法，未经入团手续。即上报核准。同时，在甄审过程中，主要人员四出活动，分赴较有问题地区，帮助甄审工作。分团千事长陈秀夔亲自前往杜浔镇主持，帮助他们处理一些问题。
  全国各地国民党党团斗争甚剧，其渊源在于中央党部不能管辖中央团部（把持三青团的陈诚只听命于蒋介石，不受陈果夫、立夫所把持的中央党部节制），各地方团部也就不隶属于地方党部，各自树立势力，械斗迭起，血案时有所闻，人民遭受痛苦已到无法忍耐地步，且严重危及其政权的稳定。国民党为解决全国动荡局面，于1947年9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将三青团并入国民党。不久，漳浦分团奉令党团合并，把人员、档案、办公桌椅移交县党部。依照规定：原三青团干事长转为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会）副书记长，原三青团书记转为国民党县党部副秘书，其他原三青团工作人员转入县党部工作，全部三青团团员重新进行总报到，上报省党部核发党证，但上报后没有下文，因为国民党在军事上的败退已使其福建省党部趋于半瘫痪状态。
  党团合并后，分团千事长与书记因列入副职，自知权力受到掣肘，且又碍于脸面，因此辞职不赴。不久，陈秀夔就任私立道周高中校长，陈建仁到台湾就任他职。
  漳浦在分团建立后的政况
  从全国各地的党团斗争来看，一般是“C（”（即陈立夫、陈果夫）派把持“党”，“复兴”派把持“团”，党团斗争即是“CC”与“复兴”的斗争。全国各地多是如此，唯漳浦却是例外。漳浦的党与团同为“复兴”派所把持，“CC”派虽有存在，而力量薄弱。1944年6月，省派“CC”份子孙尧云出任漳浦县长，只一个多月，为“复兴”派所不容而被赶走。是年县临时参议会成立及1945年县参议会正式成立，“CC”派在参议会中只占两席，仅供点缀而已。所以漳浦“CC”与“复兴”的斗争并不剧烈。
  1945年，漳浦分团正式成立后，杨拔萃入主干事会，这时县党部书记长许元瑜已病魔缠身，一九四六年，许元瑜病死，柯汉扬升任书记长，杨拔萃被选为参议会议长，将分团干事长职位让给陈秀夔，陈则蔡为参议会副议长。从此，漳浦“复兴”派成为派中有派，形成杨拔萃、柯汉扬、陈则蔡三分鼎立的局面，明争暗斗。派系斗争愈演愈烈。从表面上虽已无党团之分，而实质上漳浦各地的纷争，仍是党团斗争的继续。1948年，杜浔竞选镇长后，邱德芳雇人谋杀政敌洪文祺、金塘乡用枪杆子竞选乡、保长及代表时，造成新当选的竹屿保长陈土法被对方枪杀，以及陈思明之弟陈思聪于更深夜静时，攀墙凭窗，开枪射杀陈秀夔，误中其妻邵蕙君之事，说明党团合并后，漳浦各派力量的角逐已由“竞选”发展到不择手段的地步。
  幸而当时解放战争已到胜利阶段，国民党统治日薄西山，共产党的游击队遍地开花，威逼后方，国民党自感大势已去，民心尽失，无法再来第二次选举，否则，漳浦派系斗争，一定愈演愈烈，对漳浦的人民和社会，将造成不堪设想的悲惨丑局。
  我所知道的漳浦县警察局
  李松辉
  漳浦县警察的历史可追溯到清末光绪三十三年。那时，慈禧皇太后虽然发动“戊戌”政变，镇压了“维新”人物，而随后，清廷也不得不实行若干“新政”，其一便是设立警察。县设警务长一人，按《各省官制通则》，其职责是掌管消防、户籍、巡警等。但漳浦那时不过以旧制“捕快”为警察，对那些“新政”还不能举办，而只执行知县交办事项。警务长达明亚（满人）到任时，正值“白扇会”起义被镇压以后，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向“有匪各乡”挨户强收赔偿洋教会被烧毁的巨款。在梅林乡发生枪杀秀才陈实卿之母事件。
  民国初年的军阀割据时代，各集镇也有警察所之设，所长由县长卖放，警察由流氓充任。人数甚少，如赤湖蓝阿斗当所长只有二、三个警察。国民革命军北伐入闽后，漳浦县设立公安局，由杨子保任局长，不久，为警备队所取代。后林化龙曾成立警察所于麦市街烈女祠，寥寥几个警察，手执警棍在街上出现，不过昙花一现。
  自“闽变”以后，陈仪来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开始“建警”，于1937年初设立警官训练所，分警官班、警长班、警官补习班、禁烟班、侦辑班，毕业后分配各县任警佐、巡官、侦缉组长、警长等职。
  各县“建警”分两期，沿海廿七县一特种区（石码）列为第一期建警县份，漳浦是其一。1937年8月，省派张昭鼎（闽侯人）来县任警佐，十月改派四川人冯德接任，都是福建省警官训练所第一期警官班毕业。至冯德时，警佐脱离民政科，成立科级的警佐办公室。警佐之下设科员、办事员，初由民政科调用，后由省派警官训练所毕业学员来任。并设立城区警察所，址在西街李家祠。由警佐冯德兼所长，省派林纯如来任督察员，程瑛、黄瑞文、江子民、张怀三、丘大波任巡官，王振华任侦缉组长（后由李慕韩、杨清滣相继接任），张瑞祥、陈远光、沈光伟、沈瑞彬等人任警长，叶志懋等为探员。这包括警佐在内的最初警官警长十四个人成为漳浦“建警”的骨干。
  1937年底，成立学警训练班，招训具有小学毕业程度的青年为警士。警佐冯德为班主任，几个巡官任区队长及教官，警长为教育班长。第一期于1938年5月结训，毕业学员五十三名派充警士。接着训练第二期，当年9月结训，毕业学员卅七名派充警士。加上设在漳州的省第三警察训练班送来毕业学员多人，组成漳浦的警察队伍。
  1939年6月，城区警察所升级为县警察所，在各重要集镇分设分驻所或派出所。1940年3月，在原警佐办公室和县警察所的基础上，合并改组为县警察局，局址设在南街城隍庙；并将设在旧镇、杜浔、佛昙、官浔，石榴等区署所在地的警察分驻所一律升级为区警察所，原侦缉组升级为侦缉队。针对靖和浦边区及梁山革命根据地游击队的活动，在盘陀、象牙分设派出所。当年，冯德升任县长，由皮励吾接任局长。
  以下继任局长的有林学占（长乐人）、许淑溪（仙游人）、吴凌汉（平和人）、黄丽川（晋江人）、杨崇德（揭阳县人，由旧镇警察所长调来暂代）、张怀三（云霄人）、翁化清（本县人）、最后是我。历任局长除暂代性质的杨崇德是福建省警察训练所侦缉班毕业，翁化清是保安干部训练所毕业外，都是福建省警察训练所第一期警官班毕业。
  警察局原设督察室（置督察长一人）和行政、司法二股，1946年扩大编制，股改为科，股长改称科长，并增设总务科，局长兼科长，侦缉队改称刑事警察队，仍为“便衣侦探”。1949年7月，省保安司令部令，原由县政府军事科管辖的三个自卫中队抽拨一个中队归入县警察局建制，称保安警察中队，官兵62人，中队长潘赐福。
  至此，漳浦县警察局共辖六个警察所、一个刑事警察人、一个保安警察中队，官警夫役计192名。武器有：轻机枪4挺，子弹1600发，手提冲锋枪2杆，子弹120发，七九步枪120杆，子弹1000发，左轮手枪10支，子弹30发，大曲七手枪2支，子弹50发，驳壳枪15支，子弹300发，各式白朗林手枪20支，子弹80发，手榴弹40枚。
  漳浦县警察与其他各地警察一样，曾配合军队镇压革命游击队。在红三团经过“漳浦事件”重整队伍，编入新四军开往皖南抗日前线后，留在地方上的革命游击队艰苦奋斗。1940年1月，漳浦县警察局长冯德派出警察，强迫叛徒带路，突袭中共漳浦县委临时驻地虎空岩，中共闽粤边区特委委员吴中坚力战牺牲，漳浦县委书记张太西负伤被捕。冯德因功升任县长，反共更加积极。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于1941年初，与皖南事变同时，国民党新编第二十师（师长钱东亮有“杀人魔王”称号）蹂躏漳州各县革命根据地。漳浦县警察局（当时局长皮励吾）奉令配合行动，进占下楼村，设立临时警察所，以“警政推行队”在梁山周围实行移民并村，强制拆除龙潭、后井、陂内、吴公、墓后、长埔等村民房，赶迁村民于较大的村落，并多次搜山，极尽烧、杀、抢、掠之能事，造成“灭社”。
  警察局人员对人民群众作威作福，而对一些大案要案往往无能力，我回漳浦接任局长时，接收一件悬案，便是一例。
  我从诏安调回漳浦是在1948年11月，原因是：漳浦原警察局长张怀三、行政股长林保成欺凌屠户酿成“反吃平价”骚乱“（详见本刊第四辑《买平价事件目击记》），在地方绅士反对下，张怀三、林保成被省政府革职，由地方向省政府推荐翁化清暂代警察局长。翁化清系保安千部训练毕业，不符合警察人员任用规定，因而省政府调我接充。翁化清在办移交的时候，移交给我一件三青团漳浦分团干事长陈秀夔被暗杀未遂，误毙其妻邵惠君悬案，并将现场捡到的三颗“403”驳壳枪弹壳亲交给我。
  这震动一时的要案其实并不难破案，明知道这一谋杀案是与陈秀夔争夺家乡地盘的陈思明派其弟陈思聪及爪牙陈半丁、林铁所干，陈思聪还是我警察局属下的一名刑事警察（便衣侦探），作案武器还是警察局发给使用的驳壳枪，我可以轻而易举地从现场捡到的三颗子弹壳鉴定行凶武器及其使用人，但是，案件发生时的县长郑有泰及警察局长翁化清不敢办此案，接任的县长卢德明（后易黄清淮）与我也只好当作事属过去，不加追究了事。因为陈思明身为军统特工人员，任本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我如逮捕凶手，势必造成与他火拼，这将给地方造成更大的危害。受害者陈秀夔也感到，追究下去将造成更大的冲突，他的幸存之身也恐将难保，所以没有催促破案，而是表示“愿意原谅对手”。这一案件一直到解放后才为人民政府所破案，凶手陈思聪、林铁处死刑，陈半丁徒刑二十年，陈思明有立功表现，免追究历史之罪。
  我在南靖、长泰、诏安都任过警察局长。在诏安任内，正是乌山革命游击队大活跃时期，国民党调动保安团加紧“围剿”，我也奉令配合行动。而我回漳浦任职时，国民党已日薄西山，很多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已在观望局势，有的弃暗投明了。我在解放军声势威慑下，对奉令处理一些与共产党有关的案件时，也已是考虑后路。1949年6月，县长黄清淮接到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特种会报秘书室”电：“共产党员陈江水、陈焕彬在旧镇小学当教员，请即拘解讯办。”黄县长批：“交李局长办。”我即派刑警队长蔡介英到旧镇逮捕。随后，我感到案情重大，也骑车前往旧镇。据蔡介英报告：只逮到陈焕彬一名，及搜到毛泽东著作《实践论》一本，陈江。陈焕彬解到县城刑警队队部（设在通府巷王姓祠堂“植槐堂”），我嘱就在队部看管。我认为这是专署“特秘”来电叫押，没有对他讯问。陈焕彬是白沙人，他父亲托陈志谟来向黄县长和我说情，认为陈焕彬如解漳州必被杀掉，请就地通融处理。陈志谟与陈达元关系密切，向来漳浦党政人物都要买他的账，我借此下台，与黄县长商量的结果，由我拟议：“陈焕彬因病保外就医，随传随到”，黄县长批：“准保外就医”。
  1949年7月，我已经与中共靖和浦工作委员会秘密联系，于9月23日率队起义，漳浦和平解放（详见本刊第一辑《漳浦县警察局起义纪实》）。现在，年老享受离休待遇，为县政协委员。抚今追昔，越发感到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愿为祖国统一大业继续努力。
  解放前的漳浦报刊
  李林昌
  漳浦解放前的报刊与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同开始，初时的主要表现为宣传抗日。后来由于消息来源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为主，在国共分裂后也就沾染上反共的色彩。而最后还是以服务于地方派系斗争的色彩为最浓。
  各阶段的报刊各有其动向，下面按创刊先后分述于下：
  《抗敌周报》，是漳浦最早的报刊，漳浦抗敌后援会主办，宣传工作团主编。创刊于民国廿六年（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的次月，办刊宗旨是宣传抗日。负责人陈则蔡是漳浦县商会理事长、县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编辑人员有陈冷（曾任厦门星光日报编辑）、曹起凡（抗敌后援会宣传工作团团长）等，内容多是一些青年人发挥抗日热情的文艺习作。编辑与写作都属义务性质，不拿报酬，印刷费由抗敌后援会所募集的经费中拨付承印者绥安印务馆。每周出版四开一张，分为四版，后改为卅二开本小册子子。印数一千份，免费赠送。半年后改办《漳浦日报》。（我当时以初中学生为投稿者）。
  《漳浦日报》，由《抗敌周报》发展而来，创刊于民国廿七年（1938年）三月，负责人仍为陈则蔡，而已另成立报社机构。至年底，为扩大对邻县的影响，改为《漳报》。
  《漳报》，民国廿八年（1939年）一月由《漳浦日报》改组而来，仍为日报，四开一张，分为二版。办报宗旨与《漳浦日报》同样是宣传抗日，报道新闻，宣传政令、反映民意。内容亦大致与《漳浦日报》相似。承印者仍为绥安印务馆，只是由报社雇刻字工人刻了一副木质特号字，作重要新闻主标题之用。主持人仍是陈则蔡、陈冷曾任社长兼总编辑，不久离去。由陈则蔡请出驻军七十五师驻漳浦旅部政治处主任李泽为后台老板，出面为发行人，实际负责人仍是陈则蔡。编采人员有总编辑曹起凡（编电讯），编辑蔡启昌（编副刊），记者柯汉扬等，我为助理编辑，主要工作是整理资料和校对。
  稿件来源：①在报社没有收报机的情况下，用收音机收听记录重庆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据“中央通讯社”编发的新闻广播（有“记录新闻”节目，语调缓慢，地名、人名加解释）。②采用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在连城）所办“国民通讯社”稿件及省政府（在永安）所发《新闻配达》刊载本省新闻。③通过记者采访和通讯员报道，刊载本县及邻县新闻。④第二版下半版为副刊，以文艺性的《星火》和知识性、趣味性的《五味》轮流出现。部份采用投稿，部份转载⑤在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厦门等城市相继失陷的情况下，香港成为文化中心，进步的、开明的、保守的、顽固的各种报刊林立，各树一帜。当时公路破坏，香港报纸经汕头输入，漳浦两个脚踏车工人以“无破坏路段骑车，有破坏路段扛车”的方法，来往轮流，从汕头载来港报在云霄、漳浦、漳州沿路出售，《漳报》的部份资料取自港报。由于编辑人员既有抗日热情和进步要求，又有出身的局限，转载港报文章往往是进步与落后兼采。
  当时报社经费除报费和广告、启事费收入外，由商会筹措弥补。乡间通过各联保的“递步哨”将报份送到各保和学校，并向其收费，汇交报社。商户、机关等单位及县城订户由报社派人送报和收费。发行数一千份左右。
  虽然编采人员都是义务性质，报社收入还是不敷支出。募捐又非长久之策，到民国廿八年（1939）年四月，《漳报》因经费困难停刊。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七月，又有另一《漳报》出现。为便于区别，称抗战初期陈则蔡主持的《漳报》为“前漳报”，称抗战胜利后柯汉扬主持的《漳报》为“后漳报”。后漳报的事以下就会谈到。
  《组训通讯》周刊，漳浦县国民兵团主办，负责人副团长林春风（县长兼团长）。主要编辑人员蔡正南、李泽昌。民国三十年（1941年）五月创刊。由漳州古宋印刷厂承印。每周出版四开一张，分为四版。内容有国民兵（民兵）组训法令、时事综述、本县新闻、文艺副刊等。刊物通过联保送给各保，没有收费。至当年九月因经费问题停刊。
  《漳浦民报》三日刊，四开一张，四版。民国卅一年（1942年）四月创刊。负责人许元瑜为国民党漳浦县党部书记长，但报纸并非县党报机关报（以个人名义登记）。初由绥安印务馆承印，后由许元瑜集股办“四维”印刷所，作为漳浦民报的印刷所。办报宗旨：宣传三民主义和国民党政策、法令、报道新闻，发表政见。内容：以地方新闻为主，对国内外时事只用综述。也转载一些政坛“内幕新闻”、通讯、特写等。第四版为综合性副刊，有杂文、散文、诗歌及一些知识性、趣味性的小品等。编采人员最初是总编辑陈倩伟（厦门人）、编辑丘坚（女、龙岩人）、记者林辉明（家在石码的福州人）等。后林辉明因“异党嫌疑”被捕，陈倩伟、丘坚离去。改由同安人练世鑫任总编辑。我本在云霄任教育科员，是《漳浦民报》的特约记者，在这些编采人员相继离去之际，由积极辅助许元瑜办报的柯汉扬（当时为国民党漳浦县执行委员、执委会秘书，漳浦民报社长办公室主任）写信叫我回来当记者，后改任编辑。
  漳浦民报的经费来源：主要靠报费、广告启事费收入和印刷所兼对外营业，以盈利拨充补助。职工享受“公教人员”一样的公学粮米每人每月九十市斤（免价），也为报社节省工资开支。发行情况：向乡保摊销报份，学校、机关等单位及商家由“推广员”去征订、收费。每期印数一千份左右。
  《南潮报》。至抗战胜利，厦门收复，《漳浦民报》负责人许元瑜为扩大政治影响，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一月间改名为《南潮报》，准备迁往厦门出版。以后迁厦计划未能实现，社址由西街（现“服务楼”地方）迁到北街“港头林”祠堂（现种子公司地方）。编辑、出版、发行种种情况一如《漳浦民报》。
  《漳浦青年》，创刊于民国卅二年（1943年）五月，是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三青团）漳浦区队联合办事处机关刊物，发行人为国民党漳浦县书记长兼三青团漳浦区队联合办事处主任许元瑜，负具体事务的是专职副主任陈秀夔。由漳浦民报编辑人员兼编。民国卅三年（1944年）三青团漳浦分团成立，《漳浦青年》改月刊，为卅二开小册子，改以分团千事长扬拔萃为负责人，由分团书记陈建仁主编。办刊宗旨仍是向青年灌输三民主义、报导三青团活动。内容有三民主义论文、三青团文件、三青团活动通讯等，由四维印刷所承印，印刷费由三青团经费支出。印数一千多，分送团员，不收费。至陈秀夔接任三青团漳浦分团干事长后，办《青年报》半周刊，《漳浦青年》月刊停办。
  《南潮》月刊，民国卅卅四年（1945年）元月创刊，“南潮学社”主办，负责人柯汉扬。十六开本，每期约一百页（面），由四维印刷所承印，“南潮学社”是柯汉扬集一些知识份子组成的学术团体。当时柯汉扬作为一个国民党的党务工作者，常在朋友中间感叹：“国民党为什么会成为腐败的政党？”他居于探讨“革新”的幻想而组织学社，出版刊物作为学术园地，探讨的学术以国民党党史和三民主义为中心，而对国民党的腐败根源完全不能触及。刊物也刊载一些科学小品和文学习作。编辑人员都是学社成员，除柯汉扬本人外，有漳浦中学教师杨觉初、詹祚伯、漳浦民报编辑林维仁、记者李林昌等，都属义务性质。印刷费由社员自愿捐献，刊物小部份寄各地书店代销，大部份发给社员分赠朋友。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八月因经费问题停刊。
  到这时为止的一个阶段，漳浦报纸为地方派系斗争服务的倾向还不明显。因为那时的国民党漳浦县书记长许元瑜是军统闽南站头领陈达元扶植的，陈达元成为漳属各县的最有权势人物，许元瑜也以掌握党权而树立了在漳浦的势力，成为陈达元在漳浦的代理人，大部份乡镇长和乡村封建势力都攀附于他。敌对面“C、C”（中统外围）势力甚微，同属于”复兴”（军统外围）的陈则蔡在许元瑜排挤打击下势力也比以前衰弱，只能保住他县中校长的职务，派系斗争不甚剧烈。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起，县参议会及三青团漳浦分团相继成立，“复兴”势力复杂化，“党团斗争”愈演愈烈。
  当时正值省参议会筹备成立，应由县参议会选出一名省参议员。陈达元本嘱意由老资格的国民党漳浦县监委、县商会理事长陈雨苗出任，雨苗已按规定辞县参议员，参加省参议员竞选。不意，在许元瑜死后接县党部书记长的柯汉扬拉拢了过半数的选票，击败杨拔萃方面对陈雨苗的支持，当选为省参议员。这个未上三十岁人物的崛起，使一些老绅士大为恐慌，一些与陈雨苗接近的人如王慕槐等尤其不满（王慕槐在他家乡秦溪村与听命于柯汉扬的县渔会理事长王茂泉势力矛盾），乃怂恿杨拔萃乘柯汉扬赴福州参加省参议会之机，拉拢《南潮报》董事的多数，选杨拔萃为社长，将本来实际为柯汉扬所掌握的《南潮报》夺过去。以原是许元瑜手下健将的徐植卿为副社长，以陈雨苗推荐的王明汉为经理。而编辑部未改组，我任总编辑是柯汉扬提拔的，杨拔萃没有进行更换，也没有干预我的编辑工作。不久，杨拔萃对南潮报失去兴趣，与徐植卿都主动辞职。
  《南天报》。在杨拔萃任《南潮报》社长期间，我以《南潮报》总编辑的职便，利用南潮报的人力物力，另办一个《南天报》，用我个人的名义去申请登记为发行人。起初为周刊，八开一小张，后来索性办成与《南潮报》一样的四开三日刊。既不尊重杨拔萃，也事先未与柯汉扬商量，及至既成事实，柯汉扬也表示鼓励，杨拔萃则认为是柯汉扬授意来挖他墙脚，后来大概他感到没有与柯汉扬争夺报社的必要而辞《南潮报》社长，由柯汉扬接任。
  柯汉扬接南潮报后并不急于出版，而是在“平粜”中弄到一批积谷，将“差价”所得用于购置新印刷机和新铅字，办成一个“南潮印刷所”，将社址迁到北街中段。原四维印刷所仍在“港头林”祠堂，所有设备已经股东大会通过赠送许元瑜的遗孀杨雪君为子女教育费。在《南潮报》停刊整顿期间，由我向杨雪君租用四维印刷所继续出版《南天报》，铅字久用未曾翻铸，已经漫漶不清。“南潮印刷所”设备就绪后，《南潮报》恢复出版，《南天报》也未停刊，只是改得“杂志化”，由“南潮”承印。（后曾一度与陈建仁合作，建仁任社长，在厦门出版。
  《青年报》半周刊，负责人是三青团漳浦分团干事长陈秀夔。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创刊，以个人名义登记，不算三青团机关报。由绥安印务馆承印（杨雪君已将四维印刷所设备卖与绥安印务馆）。办刊宗旨是宣传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的政策法令，报导新闻，发表政见，编采人员先后有柯和坤、卢慈云、胡秀致等。在地方派系斗争中，与《漳报》方面各为一方说话。至民国卅六年（1947年）国民党党团合并时改名《绥声报》继续出版至解放。
  《漳报》。漳浦地方派斗争剧烈，而以柯汉扬为首的“党”方和以杨拔萃、陈秀夔为首的“团”方及陈则蔡的另一方，总的后台老板都是在台湾警备司令部任调查室主任的陈达元。陈为保持其在故乡的地盘不被“C、C“派从中投机取巧蚕食，于1947年夏从台湾回漳浦进行调解，三方达成协议的几点之一是将三报合并为一报，以三十年代陈则蔡主办的报名《漳报》为报名。以柯汉扬为发行人，陈思明为社长，在柯汉扬力争下，陈达元才同意我为副社长，并单独召见我，作竟夜长谈“说服”（在这之前，我与陈达元未曾见面）。陈秀夔在陈达元面前不敢反对三报合并，陈达元走后，秀夔不执行协议，《青年报》继续出版。
  柯汉扬与我为表示执行协议，于民国卅六年（1947年）七月将《南潮报》与《南天报》合并为《漳报》。陈思明已任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自卫队即保安队，县长兼总队长）柯汉扬征得董事长陈达元同意，以我为社长，初兼总编辑，后我在编采人员中先后提张兆基、管若明为总编辑。其实并无总编之分，我仍然是一个编辑，与总编辑各分编两版，互不过问，两人各凭自己爱发什么稿就发什么稿，各版中间常常出现言论不协调情况，我们习以为常。时事栏是我编的，由于根据的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和外国通讯社（如路透社、合众社）所发新闻，因而成为反共的应声虫。张兆基将李济琛在香港发表骂国民党反动派的谈话编入通讯版，我也不感奇怪，认为这是“言论自由”。想不到有人将报纸送国民党省党部检举，省党部令作为县党部书记长的报纸发行人柯汉扬追查。柯汉扬告诉我这件事，说“已经呈报将编辑人员撤职”了事。其实没有撤职。
  我于1948年底到厦门办《南天日报》，1949年初漳报社长由丘德修接任。至九月漳浦解放，将所有印刷器材移交人民政府接收。
  （本文作者于民国时期历任本县报社记者、编辑、社长。）
  参加远东运动会的回忆
  蔡竣德
  民国十二年（1923年）我就学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常发生脚气病，按照医生嘱咐，除服药外，要经常做跑步训练。因此我开始练跑步，每天早上坚持，先由短距离，逐渐加长。后来学校开运动会，我大胆参加一千五百米赛跑，获得名次。从此，学校体育运动会员名册中有我的名字。1926年，华东区准备参加1927年全国运动会，举行预选会。我校准备参加预选会，学校体育负责人征求我参加何种项目，我大胆回答：“五千米赛跑”。负责人到华东区报名时改报一万米，回来才告诉我。我对负责人说：“我在学校向来都没有跑过五千米，现在报了一万米，不知道能不能跑到终点。”负责人说：“现在已报上名，按照华东区体育运动预选会筹备处规定，凡报名预选会每一项目要交报名费五角，报名不参加不能退还报名费。”我就作为学校选手参加华东区预选会一万米赛跑项目。在开始比赛以前，总是恐怕不能跑完全程，又兼有素负盛名的、曾参加万国运动会上海赛区的长跑运动员参加这次预选会，我自愧不如，在开跑时，只紧跟着他们后面跑，不敢抢先。到距终点只一千多米时，自己估计能够跑完全程，开始奋力赶跑到前头，一直以超过别人的速度跑到终点，获得第二名。因此我成为华东区选手，参加1927年在上海举行的全国体育运动会。这次全国运动会是准备参加远东运动会的预选会，参加的有华南队、华东队、华北队。大会开幕后，我感到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精选运动员参加角逐，在劲敌之前，不敢抢先，只紧跟在第五、六名次之间，渐渐追上前列，跑到终点，获得第三名。因此我被选进国家队，作为国家选手参加1927年在上海举行的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中国队除从国内选出来的运动员外，还有新加坡华侨青年运动员回来参加网球和游泳比赛。
  远东运动会参加的国家只有中国、日本、菲律宾三国，四年举行一次，在三国轮流举行，地点由轮值国决定。这次轮值中国，地点择在上海。当时正值北伐时期，华北尚未统一，南北双方各有各的国旗，国家运动员选手所穿的制服要用什么徽号来代表，存在争议，华南队主张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为徽号；华北队主张用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帜为徽号，并提出：“如果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为徽号，我们恐怕就不能回到北京去了。”因此争议不下。最后，主持人决定：两种旗帜都不用，而用“中华”二字作为国家选手的标志。这次中国用文字，而不用国旗作为国家运动员的徽号，在远东运动会上是第一次。
  1933年，我任漳浦县立培文小学和私立集友小学两校教员。当年小学毕业要举行全县会考。连历年没有会考的体育课也要会考。对体育会考，各方面都提抗议，而上级决定一定要举行。当时体育会考由县教育局派陈股长（莆田人）主办。我准备领培文、集友二小学毕业班学生参加，先去看会考场地。会考场地设在兴教内（现县委会地方），当时一片废圩空地，无体育设备，要会考时无划跑道线，无起点线、终点线，无终点碰身线，我又知道，无计时秒表。我即向陈股长提意见，要求做好这些布置。陈股长不但不接受建议，反而大声向我示威说：“我参加过远东运动会，对体育方面有把握，不用你来提意见。”我对陈股长这种态度不满，向培文小学校长黄荣昌、培英小学校长张顺福、集友小学校长丘珍伍等提出。他们都支持我的意见，会同拒绝了这次的体育会考，并与我同到教育局，出示我参加远东运动会证件及全国体育协会发给的证书和运动员证章等，请教育局局长向陈股长拿参加远东运动会的证件来对照参阅。陈股长拿不出证件，并且无法声辩体育会考没有布置场地的理由，不久自惭辞职，离开漳浦。
  （本文作者曾参加远东运动会长跑项目获奖）
  民国时期的漳浦民众教育馆和图书馆
  漳浦县于民国初年设立“民众通俗馆”于东街昭忠祠（现县供销总社地方），为时短暂。1934年，福建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漳浦县长朱熙对文教事业颇重视，于整顿学校、修整文物、校勘翻印县志的同时，设立了漳浦县民众教育馆，以蓝彰芳为馆长。馆址在县政府后楼，内设阅览室，陈列各种报刊，供群众阅览，并有跷跷板等体育设备，开“后衙”后门（在今人大正门）给群众出入。曾举办儿童劳作品和图画展览，都是小学生作品。不久，馆址迁到兴教寺，辟兴教广场为各种球场，有排球、篮球、足球、网球等运动设备。阅览室则设在佛庙内大堂，佛像已经十九路军捣毁，场所颇宽敞。1935年曾举行一次儿童健康比赛，由各机关赠送奖品。分别授奖，比赛第一名的，授予“漳浦小孩”称号。
  1937年，五区专署迁设龙溪（漳州），漳浦县民众教育馆改为民众中心学校，以张顺福为校长，分配教员二人，除继续开放书报阅览和供借图书外，加办民众识字班，招收失学儿童入学，免费发给教育部编印的民众识字课本，属“扫盲”性质。抗战不久，金、厦二岛相继失陷，日机常从厦门起飞、侦察、轰炸福建各地，漳浦与厦门只一水之隔，多次受空袭，警报频传，人心惶惶，政府下令学校疏散，“民众中心学校”也内迁，原校舍改为新兵招待所。
  1940年，以按“地方各级组织纲要”，在教育方面，县应设中学、图书馆、体育场，于是，就原兴教寺“民众中心学校”校舍为“漳浦县立图书馆”馆舍（新兵招待所迁往东埔“倒插金钗”祠堂）。除从中心民校移交过来旧存书籍外，又拨款添置新书，馆长由教育科长郑涣臻兼任，体育场场长由蔡竣德充任，体育场办事处附设在图书馆后座。儿个月后，福建省政府令县，要召图书馆馆长往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受训，我当时任溪南小学校长，遂被召赴省训练团受训，着重学习图书选购、分类、编目等业务知识，三个月毕业后，由省政府派充漳浦县图书馆馆长，开始整理馆务。接收的原有图书只有《国学基础知识丛书》和一些文集、传记一百多卷比较完整，其他小说、儿童读物、小册子等等，统计只一千多册。由于书籍不多，没有设目录卡片，只制目录牌，使检借书籍简便。阅览室只有大报八份，小报及刊物二十多种。经常事业费只够订报刊，如要添置图书，须请拨专款。管理人员除馆长外只配二人。业务上还设有“时事壁报”四栏，摘录一星期内要闻，每周张贴一次，作抗日宣传。
  1943年，省政府又令将县图书馆、体育场合并为“民众教育馆”，派张顺福为馆长。馆舍移到西街准提巷“相府”（现人民法院），再迁官学口原县立第一小学旧址（今公安局）。主要业务仍是图书馆，此外只于元宵节举办灯谜活动而已。解放后张顺福曾短期留用，后将图书、用具等移交，成立文化馆，馆址迁到西街一店屋，开展业务。
  （本文作者于民国时期任漳浦县立图书馆馆长）
  大革命时期的漳浦工会
  黄荣昌
  民国十五年（1926年）秋北伐军入闽，漳浦气象大新，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妇女联合会、学生联合会、教员联合会相继成立。漳浦是农业县，最蓬勃发展的是农民运动，而工人虽然很少，工人运动也搞得很出色。
  当时国共合作，1927年春，共产党人郑林英来主持国民党漳浦县党部筹备处，由工运部派詹开发（店员）、赖怀宗（闽西人，县立第一小学教员）、陈明春（理发师）等分头组织基层工会，设总工会筹备处于旧相府，相继成立了店员、理发、裁缝、五金、挑运等基层工会。
  店员工会由詹开发负责筹组，他是同美布店伙计，刻苦耐劳，多方奔走，逢人就宣传工人要自己当家作主，与农民兄弟一道打倒土劣、资本家、帝国主义。他不但组织起店员工会，对裁缝、理发等工会也积极协助筹组成立。店员工会由糕饼店师傅钟番薯、刘鸣凤等五人为执委。那时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事，就是采和香面店童工阿乖，年仅十余岁，每晚送面给各赌场作点心，至深夜二、三点钟才得休息，天未亮就要直床挑水、劈柴，做许多笨重的工作，睡眠不足，体力难支，衣不遮体，食难疗饥，头发散乱，面目枯槁，人见伤心。当由总工会工作人员姚廖的（闽西人，据闻是共产党人）发动各途工友向该店老板陈阔说理，要他改善童工及其他店员生活。各途老板经此教育，有所觉悟，对工友待遇改善不少。一班工人就大胆起来参加工会，各基层工会组织就轰轰烈烈发展起来，声势雄壮。各途工人参加筹建基层工会的积极份子：理发工会是打锡师傅鹿师和街仔前打铁师傅安师；裁缝工会（联合洗衣业）是“时新”号工友老林、“庆隆昌”号老师傅和顺、“管得兴”号结师，挑运工会是官学口一个姓黄的结合一批挑货往返漳州叫做“溜大路”的苦力组成，与驻木棉庵收“过路捐”的捐棍陈家宾作斗争，得到胜利，从此工友胆子更壮，觉悟提高，工会更加壮大。
  1927年4月间蒋介石发动政变，一般新生力量遭受摧残。是年五月一日漳浦总工会筹备处还在相府内召开庆祝国际劳动节大会，工运人员在会上发言，号召各界合作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消灭旧制度，听众热烈鼓掌。这个盛会是漳浦县第一次劳动节大会，引起统治者的注意。隔年，开始抓捕工运人员，两位闽西人离开漳浦，工会消散。詹开发以后转入秘密帮助革命工作。
  （本文作者为教育界耆宿，当时协助工会工作）
  国民党时期的漳浦工会
  黄启祥李林昌
  国民党漳浦县党部于抗战期间的民国三十年（1941年）开始筹组工会。起初只发动组成裁缝、理发、各业三个工会（“各业”包括打铁、制锡、焊接薄铁、修理、齿科、印刷等，因为按规定须三十人以上才能成立一个工会），组成漳浦县工会联合会，以齿科黄启样为常务理事（按规定，会员人数少的，由理事互推常务理事一个为主持人）。县工会联合会在国民党漳浦县党部指导下陆续筹组建筑工会（包括土木工）、挑运、店员、码头、磁窑、阉猪等共九个工会，达到“七个”以上工会可以组成总工会”规定的标准，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成立县总工会，址设县巷仔“树滋堂王姓祖祠（后迁设西街李家祠），以黄启祥及黄子悦（木匠）、刘敬怀（店员）为常务理事，互推黄启祥为理事长（按规定，会员多的以理事长为主持人）。
  黄子悦是国民党的积极份子，任直属区分部委员，在筹组工会的同时，在工人中发展党员，成立工会区分部，子悦任书记，黄启祥为组训委员，刘敬怀为宣传委员，即是：三个总工会常务理事都是国民党漳浦工会区分部委员，工会一切工作在国民党漳浦县党部指导下进行。县党部按上级意旨，组织工会是要对工人起笼络作用，用警察局长张怀三想利用工会组织，叫黄启祥召集工人组织消防队，经费由工会负责。启样认为工人各为生活操劳，无法担负这一重任，要求张怀三体贴工人困难，张怀三不允。后启祥请县党部秘书柯汉杨去向张怀三说明“工会初组，不要把工人吓散”的理由，这事才作罢。
  到民国三十四年漳浦正式成立县参议会，按规定，县总工会产生一名县参议员，依照县党部书记长许元瑜的安排，推选徐晓峰担任，徐是国民党漳浦县执委，任漳浦县报社经理，从此，工会与党政及其他机关的接洽和交涉由他负责。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人民团体”改属县政府主管，设社会科主办（不久并归民政科），而由县党部一手组成的县总工会与农会、商会、渔会等团体一样，仍在县党部控制之下。历经两届人事无变动，有的基层工会主持人离去，有的不负责，已很涣散，至1949年要换第三届，县党部书记长柯汉扬在安排徐晓峰为县商会理事长后，又属意李林昌负责工人，乃由县政府（时县长黄清淮）委林昌为整顿工会指导员，筹备改选，实际已代行总工会理事长职务，先后改选各基层工会并选出赴县总工会代表后，于当年六月通过代表大会选举，以林昌为理事长，黄子悦及裁缝张毕垣为常务理事，距漳浦解放只两个多月。
  第三届（也是最后一届）漳浦县总工会由十个基层工会组成，各工会常务理事（主持人）如下：建筑工会邓湖北（木匠阿卜师，连任）、裁缝工会张毕垣（原郑品官）、理发工会张一枝（连任）、糕饼工会刘鸣凤（新成立）、店员工会刘生（原为其父刘敬怀）、码头工会（在旧镇）王福成（连任）、磁窑工会张鸣祥（新任）。脚踏车工会（新成立、姓名忘记）、阉猪工会陈长厚（原丘兴，去汕头）、五金工会卢献茂（新成立，卢为焊接薄铁工匠）。
  历时八年的国民党时期漳浦工会，唯一的社会活动是每逢“五一”劳动节召开一次纪念大会，举行文艺踩街及文娱晚会，理发工会的福州高跷戏、裁缝工会的广东拳术、五金工会打铁师傅的闽西山歌等颇为工友助兴，也吸引不少观众，然而一年一度，聊以点缀而已。
  上级批示要办福利事业，但无经费，无从办起，只有两处“工人宿舍”，即客栈，虽也为挑运工人及从杜浔等地挑货往漳州路经漳浦的小贩提供方便，而实际并非工人福利事业，两处“宿舍”一由黄启样经营，一由刘敬怀经营，自负亏盈，只是挂“工会”名义而已。
  （本文作者于民国时期先后任漳浦县总工会理事长）
  建国后的漳浦县工会
  戴碧芬
  漳浦刚解放，中共漳浦县委即重视工会工作，于1949年10月16日由书记吴越飞主持成立漳浦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亲自担任筹委会主席，并抽调林奇文、吴森林、陈火练和旧“总工会”常委黄子悦等进行组建工会活动，筹委会会址设在西大街。
  1949年10月初，城关成立本县解放后第一个工会组织——城关单车载运工会，由单车工人涂陈顺任主席，会员10人。同月月底，成立福建省女工工作委员会漳浦支部，以吴曲为女工部长，并参加“县总筹委”的领导。
  1949年12月底，我县选派林奇文、吴森林等三位同志到漳州“省总龙溪办事处”举办的工会干部训练班学习，1950年3月间结业返县，着手成立漳浦县总工会，县委书记吴越飞兼任主席，黄子悦任副主席，委员13人。
  建国初期，工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恢复和发展生产，发动工人群众投入爱国增产运动；支援农村减租减息以至实行土地改革及开展剿匪反霸和抗美援朝；参加各级党政议事，发挥工人组织的积极作用。曾组织工人群众游行示威，扭秧歌、打腰鼓、演话剧，宣传政策。
  在党的领导下，工会组织发展迅速，气势蓬勃。其间虽然经受“文革”的千扰和破坏，而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了新时期工会工作的地位，在工矿企业中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权利，从而使工会组织进入一个飞跃的发展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我县由解放初的12个基层组织780名会员发展到今天成为171个基层工会，拥有14083个会员的宏大队伍，为“四化”建设做出贡献。
  一、解放初区镇工会的建立
  城关镇
  1949年10月16日成立城关单车载运工会，涂陈顺任主席，会员10名。
  1949年10月底成立福建省女工工作委员会漳浦支部，吴曲任部长，女工110名。
  1949年12月至1950年3月间，相继成立：产业工会，负责人许再盛（后为许再木），会员48名。店员工会，下设银行、贸易工会（银行工会1951年合并入财贸工会），负责人蔡文峰、林清泉，会员40名。
  1952年1月间成立手工业工会，负责人欧明罗（木匠），会员49名。
  1956年“五社合一”，各基层组织归口合并，组成系统的工会组织。
  旧镇
  1950年1月份成立搬运工会（分城内、城外二队，年底合并），郑贵模任主席，会员42名。
  1950年2月至年底，相继成立：单车工会会员38名；民船工会，会员30名；店员工会，会员40名。手工业工会，会员40名。
  1956年6月成立产业工会，会员80名。
  佛昙镇
  1950年6月由蔡清奇联系组建搬运工会，区委书记阎观文兼任主席，杨长木任副主席，会员60名。
  1950年至年底相继成立：手工业工会，会员100名；产业工会（碾米厂）会员10名。
  1953年“整美战斗”中，佛昙工会组织支前运输和担架队、治安纠察队，获得地、县两级表扬。
  官浔镇
  1949年10月废除封建势力把持的“船头工会”（该会“水上纵队”系敌特组织、反动帮会性质，会首何水金被镇压）。1950年1月组织码头搬运工会，何天水任主席，6个小组，会员160名，至11月由王春任主席，何西风任副主席。
  1950年6月份相继成立：单车工会，陈林春任主席，会员10名；店员工会，游瑞龙任主席，会员16名（包括理发和裁缝业）。
  杜浔镇
  1950年4月组建店员、搬运工会，陈俊贤任主席，陈汝玉任副主席，会员44名（包括单车28名）。
  1950年成立手工业工会，丘天章任主席，黄必顺任副主席，会员23名。
  1951年1月以后，县属各区镇均成立区、镇工会，由区、镇委书记兼任工会主席，并任县总工会委员。
  二、县总工会及历届代表大会
  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于1949年10月16日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1950年3月正式成立总工会，主席由县委书记吴越飞兼，后由赵金声任主席，副主席为黄子悦、徐惠星，委员九人，并给各区镇工会保留一位委员名额。（后黄子悦因贪污案判刑劳改）。
  县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63年8月召开，出席代表154人，列席代表9人。18日选举产生县总工会委员17人，主席赵永泰。
  县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69年7月1日召开。这次大会处于“文革”期间，被“三代会”代替。
  县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筹备领导小组于1973年10月3日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关于整顿基层工会和召开县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意见，确定了整建的重点和方法、步骤。代表大会于1973年12月31日召开，出席代表240人，其中女代表90人，特邀代表20人。大会于1974年1月2日选举刘德敏为县总工会主席，吴汉专为副主席，委员21人。
  县总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78年12月27日召开，出席代表352人，其中女代表87人，特邀代表43人。
  县总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84年5月1日召开，出席代表367人，其中女代表86人，特邀代表47人。列席代表46人。3日，选举县总工会第七届委员会委员22人，主席许传瑞、副主席黄自贤、戴碧芬。
  老华侨陈照馨先生
  陈共新
  陈照馨先生是现代漳浦县知名华侨人士，虽已逝世多年，而他热心公益、捐资兴学、开辟公路等等造福桑梓的往事至今为故乡父老所传颂，笔者曾听说他的种种事迹，特多方访问知情者，加以综述如下：
  陈照馨先生清同治十三年（1887年）生于漳浦县马坪乡后康村。祖上曾有过富裕的时候，而传到他父亲彦受，随着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农村破产，他的家道中落，只得离家南渡谋生。在异域颠沛劳苦数年，境况不佳，终以孑然一身而归，照旧务农。
  照馨幼时只入塾读书一年，便因家贫辍学。十几岁即扶犁力耕，并砍柴以补家用。成年后曾学做鲜肉生意，进项无几，度日艰辛。清宣统元年（1909年）闽南连年大旱，溪河断流，赤地千里，饥民饿毙甚多。照馨别亲离乡，独闯南洋，在厦门至巴城间做“水客”，即行商兼为华侨捎带财物回国分送侨眷。当时海盗出没，土匪横行，越货之事时有发生。“水客”生意是生命交关的行当，一般人所不敢为，而他冒险为之。由于稳重机智，生意每每得手，获利颇丰。他为人豪爽，重感情，讲义气，而轻钱财，深得顾主信任和“客头”重用，经营数年，便被推荐为“客头”，积攒日增。
  照馨自幼失学，在经商当中深受缺少文化之苦，在稍有积余时即琢磨着实现他多年的夙愿，在马坪故里办学育才。民国六年（1917年），他倾注全部积蓄建校，未足，找南洋同乡募捐资助。1919年2月学校落成，命名育才小学，聘请名师执教。开办之日，马坪村热闹非常，粤军驻漳总司令东炯明赠“尊工尚实”金字匾额，命人专程送来祝贺，又有地方政府送“得育英才”，大匾来贺，同悬于学校正堂。就学者除来自邻近各村，还远及于浮宫一带，盛极一时，这是本县有史以来第一所侨办学校。
  育才小学后来发展成为公办的马坪小学，而自创办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照馨先生的子孙一直认真资助学校的建设，马坪许多在海外的侨胞也同为故乡学校的发展陆续捐献资金，且蔚然成风，先后兴建了小学和初级中学校舍，人才辈出，今后更在发展中，
  陈照馨先生为后人所感念的第二件大事是兴修公路，通行汽车。北伐后，闽南兴起筑路高潮，当时公资缺乏，发动华侨经营。照馨与佛昙华侨杨纯美等人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组织“漳浦官督民办汽车路公司”，除修筑“浦和”（计划从漳浦县城通平和，已通车至象牙庄）及“镇港”（计划从旧镇通至港尾屿仔尾，已通车至佛昙）二路，又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开筑佛昙至马坪公路，桥涵由公司负责，而路基由政府派民工修建。当时乡民生计困难，怨声载道，消极怠工者日多。有人问民工：“荷锄带畚箕做什么？”有民工故意大声答道：“去埋陈照馨和杨纯美！”照馨听到这话不但不生气，而且朗爽而又风趣地回话：“我死后有你们来替我埋葬，是我的福气，我的福气！”他感到民工实在困苦，就叫经办人发钱补贴民工。路径要越过乱石山岗，溪河纵横，困难甚大，而更棘手的是沿路坟墓甚多，阻力极大，甚至造成祸端。如海澄县辖的李家，因为公路稍微擦过其祖墓旁边，动了宗族。双方告到县政府，后虽平息，却是费尽周折，相当劳神。公路终于建成通车，沿线村民才知受益不浅，可惜抗战期间破坏，直到最近才修复通车。照馨先生早年在华侨社会深受孙中山进步思想的影响，在故乡期间常至各村镇搭台演讲，宣传民主与科学。对染上吸鸦片、赌博等恶习的乡人加以规劝，并从厦门请来有“戒鸦片教”之称的真耶苏教执事到马坪设传道点，帮助戒除鸦片毒害。他为人温良、豁达，好为人排解纠纷。清末民初，闽南宗族械斗屡有发生，轻者与邻为壑，重则剿族灭社。前亭江口五屿社两亲族因小事纷争，酿成人命大案，官府查办多次仍不能解决。双方围墙筑垒，搬枪弄刀，一场大斗一触即发。时照馨在厦门开设“平民”号商店，闻讯赶回故里，召集双方族长议商解决，并解囊送款给双方抚恤治伤。双方大受感动，终于握手言和，从此结怨尽解，世代和睦相处。类似此类好事甚多，所以乡人交口赞誉。他每到一处为人做“公亲”、乡人竞相欢迎，在送别时，往往在他轿顶披挂红绫，表示尊敬。
  当时马坪一带传染病流行，学校师生居然为疟疾所困而放起“病假”。尤其鼠疫与霍乱的交替蔓延造成无数村人死亡，有的竟至绝户。照馨耳闻目睹惨状，到处寻药，在厦门觅购片仔黄及其他药品和大量消毒“臭药水”（煤焦油皂溶液），送回乡里应用。那时许多乡人相信鬼神，不肯用药，照馨在厦门请良医到故里宣传卫生知识，普遍消毒，挨家送药，临床施治，终于抑制了瘟疫和疟疾。他家中常备各种药品，只要有人登门求取，都乐于免费供给。乡人感念不止，至今尚有人用瓶密封保存当年照馨所送“臭药水”及其他药品，供后人留念。
  照馨先生重义疏财，困难户向他借款，他都乐于帮助，不取利息，且不计较有还无还，所以虽曾积蓄巨款，只在巴城置店屋一所，在厦门所设“平民店”原与岳父合营，后来尽交与岳父，在家乡未曾购置田产，连厝宅也是祖上所遗三间平房。
  民国廿七年（1938年）夏，日军攻占厦门，照馨携眷南渡巴城。当时荷属东印度（印尼）社会动荡，他的“平民公司”生意屡屡受挫，而他与杨纯美先生等等侨胞还是尽力资助祖国抗战。1942年3月爪哇沦陷日军之手，广大华侨饱受沦亡之苦，照馨抑郁成疾，1943年去世，终年57岁。遗体简葬异国公墓。消息传来，故乡人无不悲叹。至今前辈一提起照馨先生，都称赞他是一位倾心公益而不重私产的大好人。
  陈照馨先生之子锡铨先生五十年代由印尼去美国留学，获硕士学位。现居芝加哥，任美华协会全美副会长、美华选民联盟主席、芝城华庆面厂董事长、芝城华埠发展公司董事长等职。
  陈照馨先生女婿杨维廉先生，于六十年代由印尼回国定居，被选为福建省侨联委员、漳州市侨联常委、芗城区侨联副主席、原漳浦县侨联主席，后改任顾问。
  我的祖父刘鸣鹤中医师
  刘渊源
  我的祖父刘鸣鹤，字岐山，祖籍漳浦县霞美乡刘坂村。出生于1871年，卒于1949年，终年78岁。我家世代中医，至先祖刘永昌于清朝初年携带家眷迁居县城开业，传到我的祖父，已是在县城十一代业医了。
  我祖父幼时家庭贫寒，没有上过学校，只是跟随他祖父刘久，父亲刘秋菊学习中医药。从本草入门，先学中药，识别各种中药的药性、用途，及方剂组成。然后学习中药配制方法，同时学习治疗疾病要领。在这基础上，进一步攻读中医学名著，如内经、难经、伤寒金匮等。经过一段时间的苦心学习后，开始在他祖父开业的中医诊所当药剂生；同时在祖父及父亲带领下实习行医，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他除了注重研究内科、妇科、伤科、儿科，并发挥自家祖传秘方和特长，还学习武术，拜师学艺，锻炼气功。武术师教习武艺必同时教治伤，因而他在祖传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各家之所长。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福建省第五行政区运动会在专员公署所在地漳浦举行，他应邀登台表演武术获奖。
  他从二十多岁随父行医开始，观察到民间流行着各种危害生命的疾病，缺医少药，而中国在医学上还是守旧落后，人民群众求医问药相当困难。他深感群众常为病魔所困，以恻隐之心而树立了为患者解除痛苦的崇高医德。他祖父、父亲相继逝世后，自己在县城木屐街开协生堂中药房，行医又售药，方便群众求医治病，并将学识和经验传授给子孙及学徒。所传授的子侄有刘拱照、刘水泉、刘周生、刘方海、还有慕名而来拜师的学徒陈茂才、陈忠信、朱茂水、蔡天其、吴蔡辉等；他晚年还尽心教导孙儿刘渊源、刘炳垣、刘珍祥等。他在传授医学的过程中时时告诫子孙和学徒要以医德为重，以治病救人为第一观念。他自己以身作则，对求医者不分贫富贵贱、老妇幼童，一视同仁，认真负责，细心观察，准确诊断，对症下药。他在临床施治中注重脾、胃、肾三脏，治疗病症根源，一些久病难症，经过调理疏导，多有奇效。他尤其擅长骨科，妇科的治疗。五十多年的行医，付出相当大的心血与汗水，而他总是不嫌劳累，救活和治好很多患者，从而受到城乡群众的称誉和敬爱。他生前有三位县长给他挂匾留念：漳浦县长黄明日匾曰“德术兼茂”，何永德匾曰“功参造化”，诏安县长钟日兴匾曰“医林之铎”。而更可贵的是人民群众有口皆碑。
  祖父一生关心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于抗日战争期间发起组织漳浦县中医师公会，被选为理事长。中医师公会印发会刊，发表医学论著，交流经验，勉励中医界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为本县中医药的学习、研究、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他所传授的子孙和学徒成为漳浦中医药界的重要力量。
  歼灭黄金狮股匪的回忆
  李文章
  解放前夕，一小撮与人民为敌到底的反动分子，所策划潜伏的反共武装，在我军民配合围剿下，陆续消灭。其中活动于漳浦第三区（官浔区）的土匪有三股，官浔匪首何水金，大埔匪首陈大头，长桥匪首黄金狮都比较顽强，尤其黄金狮本人和几个亲信，潜伏山中一年多才在军民全面围困下落网。
  黄金狮简名黄狮，是一个叛徒，叛变后在漳州任便衣侦探组长二年多，后回长桥任保长三年，任乡队副兼三青团区队长三年多，为乡长黄明理所重用，曾杀害红三团游击队员阮裕发兄弟二人，地方工作人员黄怣歪夫妇及子黄金发三人。抓丁派款，强奸妇女，无恶不作。解放前夕即勾结“闽西南反共救国军”匪首李开瑞，挂“第十一兵团漳泉地区指挥部第一大队”番号，潜伏活动，解放初煽动一帮人上山为匪，受金门蒋帮指挥。1950年3月，在三古公路上伏击人民政府漳浦第三区区干队，打死队长及两名战士。5月间又伏击解放军采购副食的马车，打死战士一名，马一匹；抢走物品全部。
  官浔、长桥虽于1949年9月15日（农历七月二十三日）解放，但黄金狮已事先准备潜伏活动。他利用长桥一带甘棠、长桥、潭阳、溪西、顶溪坂五个乡（划为一个基点）五十一个村落分散，山峦起伏连绵三十五华里，地僻人稀（共只4934人），是我人民政府工作薄弱地区，群众基础较差等特点，大肆活动，以威逼及诱骗手段，使这五个乡当中的三个乡长成为他们的联络站长。封建地主暗中篡夺了民兵和农会领导权、同土匪紧密联系，供给土匪粮食、枪枝、子弹、医药等物资。原来的国民党党团员、流氓地痞为土匪办事，送情报。尤其潭阳乡村，是黄金狮的老巢，有五十多人通匪，有的披上民兵外衣，替土匪站岗放哨，一逢剿匪武装前来，便吹螺为号，让土匪逃跑。
  针对上述情况，中共漳浦县委派公安局长马振兴临阵指挥剿匪，有步骤地采取一些强有力措施：
  一、统一思想，加强领导。鉴于过去曾一度出现区武装、县大队与部队争功，互不通气，各自为战，产生隔阂情况，对剿匪不利，通过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组织联乡剿匪区，由公安局长马振兴，漳浦独立营第三连长洪兆源，区委崔德珍，正副区长王学胜、李家富等人为核心领导小组，统一指挥作战，各乡土改工作组也指定专门千部负责。
  二、瓦解土匪的社会基础，为了迅速消灭黄金狮股匪，举办土匪及通匪自新学习班，地点在长桥基督教堂。那时，土改工作队已分组进入各乡展开工作，以宣传、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来挖掉土匪的社会基础，又以围剿土匪来促进土地改革的实施，两者互相配合，互为因果。4月20日，长桥土改区召开抗美援朝代表会，揭露地主阶级配合美蒋搞反革命宣传等破坏活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启发群众对地主封建绅士、蒋帮、美帝的仇恨。会上总结土匪尚未肃清的原因是没有把坏人管制起来，如长桥乡代表黄瑞德所说“要剿灭黄金狮股匪，必须监视那些通匪的人，断绝他们的交通。”代表会通过举办土匪和通匪自新学习班，集中下列对象入班学习：1、曾庇护、资助黄金狮粮食等物资的人。2、土匪的社会基础：流氓、地痞、地主、保甲长等。3、与土匪有联系的亲戚、朋友。4、国民党区党部、区分部委员、三青团分队长以上人员。对象确定后，代表们当场检举八十多名，回村后又检举二十多名，即举办了有一百多人参加的学习班，通过教育，订立功续罪书，从而断绝了他们与土匪的联系。这无异使土匪瞎了眼睛，聋了耳朵，得不到情报，得不到粮食。
  三、全面发动群众，布下天罗地网。挖掉了土匪的社会性基础后，土匪粮食发生困难，加上我民兵日夜在山上搜剿，逼得土匪只得把笨重的长枪藏起来，带驳壳枪或短枪分散活动。黄金狮只带两个亲信，各处流窜。这时，人民政府一方面在这里镇压四个匪特份子，给群众撑腰；一方面进行宽大政策宣传并发动群众订立剿匪公约四条：1、坚决镇压反革命，剿灭土匪，保护土改。2、保证不给土匪送东西，通消息。3、强化民兵组织，严肃监视土匪活动，发现匪情及时报告。4、组织妇女、儿童自卫队，实行站岗放哨，严格管制土匪家属和通匪分子。
  经过镇压反革命，订立剿匪公约，大大助长人民的志气。如沓坑口村黄化宜说：“过去黄国在群众大众上公开讲，他担任黄金狮情报工作一个月，领了多少津贴。他还公开叫黄金狮来村里威胁我们，谁露出消息就不客气。现在黄国枪毙了，黄金狮如敢再来沓坑口，马上把他活抓。“又如柴桥村蔡金寿，黄金狮于四月廿九日晚上到他家抢米，他一面做饭给黄金狮吃，一面报告土改队。虽然我们队伍赶到时黄匪已经跑掉，而从此他就不敢再来了。倒桥、龟湖、溪南、西边等自然村一发现匪情也及时报告。人民群众布下的天罗地网使土匪走投无路。
  在土改中，第一阶段广泛深入地开展算剥削帐、追苦根、找敌人运动，帮助群众认识土改与剿匪的关系。从算剥削帐找出农民的究根、苦源在地主阶级，而土匪算是地主武装，土改的障碍在土匪，要完成土改必须剿灭土匪。长桥乡群众首先发动起来，保证不给土匪拿去一粒米，组织儿童、妇女白天看路，检查路条，民兵夜间站岗放哨。各乡仿效执行，使土匪一下山便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儿童们上山砍柴、牧牛都在注视匪情。有的妇女装成访亲戚，到山区小村探匪情。一发现情况，各乡各村男女群众手执镰刀、锄头、尖挑、一齐出动，布满山野，工作队动员他们回去，他们回答”剿灭土匪才能翻身“，坚持配合围困土匪。
  在群众普遍发动起来后，土匪在山上吃不上，睡不好。在宽大政策宣传感召下，土匪内部起了分化，大队副及四个匪徒开始动摇，这五人先后下山投降，缴出冲锋枪二杆，长枪四杆，短枪三支，电话机一部。
  这一股土匪最后只剩下匪首黄金狮和亲信匪徒黄新佑，二人潜伏山洞，有时在偏僻小村活动，游动抢粮。我们召开有地方人员和部队参加的剿匪会议，研究对策，对曾经是黄匪老巢的潭阳乡布控力量，诱敌入村。并动员经过学习的四个曾经通匪的人，上山探寻匪情。终于在6月18日得到与匪有关系的人的报告，知晓黄金狮和黄新佑行踪，原来这两人躲在潭墘村后山洞里，将受雨淋湿的衣服挂在洞口风干，指挥部马上集中兵力和百余名男女民兵包围了山洞，在广大群众喊声中，两人投出驳壳枪，然后举手出洞投降。黄金狮股匪至此全部肃清。
  围歼林天成特务组
  陈国英陈万和
  1949年9月漳浦和平解放，人民当家作主，重见天日。而盘踞在金、台的蒋军不甘心失败，妄图卷土重来，训练武装特务，派遣潜入大陆，进行颠覆活动。自1950年起，以所谓游击战术，派入漳浦县多批。但这些潜入特务，都是立足未稳便在我县军民密切配合追剿下覆灭。以下所记的是1953年潜入的林天成武装特务一股五人从潜入至被歼经过。
  林天成、林茂生等五人：于1949年漳浦解放后逃窜金门，接受美蒋特务机关训练三个月，派出活动。林天成，漳浦十一区甘棠乡田厝村人（现属长桥乡），地主，历任保长。解放后逃往金门，曾任蒋军“金门防卫司令部漳厦区游击司令部工作团副团长兼中队长”。派遣时委任为“龙溪地区专员兼特务组长”。林茂生，漳浦八区龙苑乡人（现属旧镇镇），历任保长。解放后上山为匪，血债数条。逃往金门后，曾任“漳厦地区游击司令部第一、二支队长”。派遣时委任为“漳浦县长兼特务组副组长”。王明，龙溪县石美乡人，地主。派遣时任特务组电台台长兼报务员。徐杨柳，南靖六区中西乡人（现属漳浦县中西林场），流氓出身，解放后混入县大队，后带枪叛变逃金门，派遣时任特务组组员。陈甘泉，漳浦八区白沙乡人（今属旧镇镇），渔民，1952年在海上捕鱼时被蒋军抓去。派遣时任译电员。
  这个以林天成为首的特务组，于1953年12月24日晚上从金门上船出发，由漳浦八区（今旧镇镇）下屿乡莆尾村登陆，潜伏山上。26日被下屿乡狩猎的群众发现，慌忙逃窜，丢下笔记本、干粮袋、干电池、皮鞋等物。群众立即报告政府。
  漳浦县委得报，立即成立剿特指挥部，由副书记袁玉西挂帅，公安局长陈启祥和驻军李营长为前沿指挥。省及地区领导亲临前线，地区公安处长马振兴、军分区朱科长、公安大队刘大队长等为领导核心，抽调十余名精干侦察员，进行跟踪追击。并与海澄、南靖联防，结合三县七个区，八十个乡组织干部、民兵及部队近万人，从沿海到内地，形成一道长八十华里、宽四十华里的人民“长城”，布下天罗地网，使敌特插翅难飞。
  至29日，龙宛乡基干民兵林以正、村民林旺运粮往旧镇，在石牛尾村点心摊发现可疑的人，正是特务陈甘泉，便以机智迫使特务投降。当场缴获大曲七手枪一支，子弹数十发，人民币一百多万元（旧币一万元等于今人民币一元）
  30日，特务组长林天成于深夜窜到甘棠乡旧厝厝村曾任甲长的堂亲林龙桂家里。林龙桂骗取了他的大曲七手枪后，喊叫群众抓特务。林天成慌忙逃窜，没有抓到。林天成在大陆无法潜伏，集合特务组（除陈甘泉投降外），与王明、徐杨柳、林茂生于1954年1月4日早晨窜到锦江乡大店村（现属深土乡）抢渔船，胁迫船工将他们载往金门。船工陈闰明机智擒敌，他一面派人报告当地政府，一面故意驶船冲滩搁浅，经军民围击追歼，当场击毙林天成、王明、徐杨柳三人，击伤活抓林茂生。
  至此，这股潜入特务全部歼灭，共缴获短枪五支，子弹一百多发，电台一部，明密码电码簿一本，干电池六盒，指南针一个，手电筒三支，手表二只，剪电线钳子一把，人民币（旧币）一千七百十七万元及日记本等物。其物资装备均美国制造，
  解放初期整美半岛的一次战斗
  白丁
  整美（井尾）半岛位于漳浦县佛潭与前亭乡交界处，与国民党军占据的东锭岛遥遥相望。解放初期，这个岛上的农民和渔民，为保护家乡，维护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海疆，与国民党军的破坏干扰，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整美战斗发生在1955年6月14日凌晨一时许，天空一片漆黑，岛上的村民除值班的民兵以外，都已经安静入眠了。十一点钟左右，在东南海面南碇岛附近，突然响起一阵马达声。随着马达声可以望见海面闪起火光。但是不久，马达声和火光就消失了。这天，凑巧岛上的主要干部都在县里开会，民兵队部忽然接到上级电话通知，说“今晚有情况，敌人可能会出来骚扰！”岛上民兵根据情报，联系海上出现的情况，马上集中起来，加强岗哨，警惕地监视着周围的动静。到了凌晨一时左右，正是所谓三更半夜的时候，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民兵第三、四班正要接替第一、二班的岗哨，年轻的民兵杨老人来到村子北面一个哨位，准备接替基干民兵杨瑞乐守哨。因为杨老人是一个参加民兵未久的小青年，杨瑞乐在交班时特别交代杨老人要注意情况。杨瑞乐讲完话转身刚走几步，突然发现离他三十几米处的哨房门前坡地上，有两个黑影贴在地上蠕动着。他卡嚓一声就把子弹推上膛，喊了一声口令，忽见前面闪了一下火光，“砰砰砰……”响起了一阵卡宾枪声。原来那两个贴在坡地上蠕动的黑影，正是偷渡登陆的国民党军的尖兵，知道已经暴露目标，就立即向我们民兵开火，整美战斗就这样开始了。
  这次登陆偷袭的国民党军有十七人，乘小炮艇从后蔡湾登陆，利用夜色的掩护，分三路摸上来，包围我们的民兵岗哨，并将岗位通哨所的电话线偷偷割断。
  民兵杨瑞乐发现黑影蠕动发出口令，即与杨老人迅速伏在近旁一块石头后面。听得对方枪响，即进行还击，首先击毙一名偷爬上来的国民党兵。
  哨房里的民兵一听到枪声，马上在枕头边摸出了手榴弹，准备冲出房门。这时，躲在附近墓地和高梁地里的国民党军立即集中火力，一齐向哨房开枪。子弹打穿房门，从墙壁反射进哨房各处，有民兵负伤了；屋里的棉被、床板也着火燃烧起来，而民兵们仍然沉着战斗。
  双方正在激烈战斗时，杨瑞乐和杨老人突然从大石后掷出两枚手榴弹，落在偷渡的国民党军阵地炸开。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在烟雾掩护下，哨房里的民兵接二连三地冲出来。这些冲出来的民兵虽然有的负伤，还是不顾疼痛，用手榴弹进行回击，以掩护同志突围。
  这时，村里的民兵和群众已经一齐出动，分别拿着刀、枪、木棍、锄头，赶到战斗的地点北寮参加战斗。偷袭的国民党兵看到整美半岛上群众齐心协力，斗志旺盛，民兵警惕性高，英勇顽强，就不敢恋战争，夹着尾巴下船向金门逃窜。
  天亮了，人们沿着山岗，从四面八方来到战斗发生地点，只看到在哨房前面到处散落着国民党兵仓皇逃跑时丢下的美造手榴弹、刺刀、左轮手枪、指南针、军帽、手电筒、哨子等物件。死伤的国民党官兵已被拖回去，而沙滩上还留下斑斑血迹。
  当时笔者在佛昙工作，夜闻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当早来到整美，目睹战场现状，并据亲历战斗的民兵口述，记下详情。
  海带是怎样在漳浦落户繁殖的？
  唐进旺
  漳浦自古有许多味美富营养的海藻类生长，如紫菜便是其中的大宗。近来又有新的品种海带，从“强制”迁移到本来“水土不服”的漳浦，经“驯服”而至跃居本县海藻类产量的第一位，是建国后科研实验和推广的新成就。
  海带属褐藻门，是一种产量高，生长快的食用及工业用大型海藻，而我国从前没有，本世纪三十年代才从日本引进大连。这种原产亚寒带的海里植物能在亚热带的漳浦落户，是经过一番“驯服”的。我在漳浦县水产局实验室工作，从一开始就参与移植海带的科学实验和推广工作，这里所谈是海带从“强制迁移”漳浦，人工“安置落户”，至大量繁殖的过程。
  1958年，福建水产科学实验站有计划地从大连移植海带到福建，漳浦县即开始在古雷、佛昙作海带人工养殖试验。海带习惯冷海生活，突然移居暖海，度夏是一大难关。因而，本县每年要从旅大市运来活体种菜，进行育苗。种菜数量本来不多，分苗时间又因气候而推迟，生长时间短，成本高，产量低，在试验阶段是赔本生意。那时的养殖器材是竹篾、稻草、棕、竹筒等，操作麻烦，管养不易，效率很低，殖苗不稳定。因此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全县养殖面积和产量波动不定，低时一、二百亩，产一千多担，高时一、二千亩，产一、二万担，1968年甚至烂苗无养。
  七十年代初，福建省水产科学实验站，连江水产综合场、三沙育苗室等单位协作，总结经验，采取自然海区和室内相结合的方法，获得海带度夏成功，培育出“度夏苗”，解决了种苗困难。漳浦海带养殖从此迅速发展，自1971年起，沿海地区出现海带养殖高潮。在棕、竹、麻等重要生产资料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大胆开展改代试验，以塑料丝混合棕丝打制海带夹苗绳，用塑料制浮梗、锚缆、浮筒绳、浮球，节约大量成本，且有操作轻便、省工、牢固、不易附着污泥杂藻，可减少台架压力等优点。可提高海带养成后期的挂养水层，促进光合作用，以增海带厚度，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我们经过多点试验，平均产量提高了二成至三成；并节约成本和劳动力，由原来每人管养二亩提高到五亩，成本降低百分之三十左右。
  经水产局大力推广，七十年代中期，本县海带养殖业达到最高峰，古雷、霞美、深土、旧镇、六鳌、赤湖、佛昙、前亭等沿海社队共养殖5100亩，年总产量七万多担，值四百多万元。当时所需幼苗13000多片（每片64平方米×20平方米），都要从七百多公里外的三沙，用五百多个装苗水箱，以24部冷藏车运来。成本高达二万元，且对养殖不利。1977年我们用浸过海水的棉被或纱布包扎苗片，保持一定湿度，反复进行不装箱湿运试验，终于获得成功。又在同样条件下，与装箱水运作比较试验，每部冷藏车，装箱水运的只能运苗330片，不装箱湿运的可装运1100至2000片，减少运费百分之五十，成本降低有利于海带养殖面积的发展。单位产量也提高到亩产30多担，最高40担。
  可惜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由于销路问题，海带每担从100多元降到30多元。限于销路，只能保持养殖面积2000亩左右，总产35000至40000担，值一百万元左右。1985年底统计，全县养殖海带1845亩，其中古雷乡1750亩，佛昙镇60亩，前亭乡35亩，其他各乡镇无养殖。1986年保持在这个水平。1987年亦无发展。
  海带不但可作副食，而且在食品、医药、化工等工业上都有应用。含碘量达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可治甲状腺肿大症，还可炼制人工代血浆，以海带为原料的工业势必发展，海带养殖是有前途的。
  漳浦县的“海里蔬菜”
  李士成
  有“海里蔬菜”之称的海藻类，繁殖力强，味美富营养，自古为人类所食用，现代更开辟了广阔的利用前景。漳浦县对海藻类，尤其是紫菜，管养历史悠久，自1964年人工育苗成功以来，蓬勃发展，与贝类和鱼虾蟳并列为漳浦海水养殖三大类。笔者凭多年在县水产局工作所知，在这里作简略介绍。（产量都指干制品产量）。
  据现有资料，最迟在明朝，本县近海众多的礁石间天然海藻已有专主管收。至清朝和民国，大都为有势者所占有，坐收佃金。紫菜已经以干制品运销外地，只有零星杂藻如蚝仔菜（海萝）、王公嘴须（江篱）等才听任群众采取，乘鲜挑到集市叫卖。（蚝仔菜、王公嘴须直到现在，才有较高的利用价值。）
  全县可供利用的海藻主要如下：
  一、鹧鸪菜，又名美石藻，稀有特产，能治蛔虫，现全世界仅我国福建和广东少数海域有产。（但广东成药“宏兴鹧鸪菜”虽然能治蛔虫而非以鹧鸪菜为原料）。福建鹧鸪菜产地仅在漳浦县井尾半岛少数海礁。鹧鸪菜藻体扁平，叶状或细线状，有中肋，分枝。基部生毛状根，附着于中潮带岩礁上。生活时紫色，干后青色，近来沿海致力于大宗的海水养殖而忽视稀特产品，井尾鹧鸪菜产量日减，现每年仅产25公斤左右，研究其发展途径很有必要。
  二、紫菜，是漳浦主要海藻类养殖品种，属广温性红藻类，自古野生于本县近海礁石间。明朝，一个盛产紫菜的岛屿已经得名为“菜屿”，有专人经营。清初“迁界”，沿海划为“弃土”，紫菜礁无人管理，“复界”后为有势者占有。漳浦知县陈汝咸在康熙廿九年《漳浦县志》中说：“陆鳌外有紫菜屿，为利颇夥，奸民凭藉势豪，纳课反轻，余稔其弊，乃以紫菜屿归官召佃，征课银三十两。……”到乾隆年间，菜屿紫菜礁归大学士蔡新所有。至民国年间，蔡家后代争产，涉讼不休，管理紫菜的渔民不时争夺，引起涉讼、武斗等情。解放后所有权收归国有。
  自明、清至民国，紫菜有专人管养，劳动人民已创造了用洒石灰水促进繁殖的方法。建国后发展人工养殖，初时发展缓慢，至1963年，全县年产量才五至七吨。这一年，中央水产部组织全国藻类养殖科技人员，以福建为基地，向全国推广紫菜养殖，在晋江成立紫菜养殖试验场。漳浦县于当年从晋江试验场运回自然海区采苗，在整美（井尾）和岱4（大桑）二试点试验，半亩产量达到50斤。1965年试验亩半，产量800斤。1967年增加虎头山人工培苗基地，并由设在厦门的省水产研究所支援部份苗种，养殖45亩，产13500斤，值33750元，以后逐渐发展，尤其自1976年紫菜人工育苗成功以来，推广的结果，全县沿海六鳌、古雷、佛昙、赤湖、深土、霞美、旧镇、前亭等乡镇掀起了群众性的土法自育苗、自养殖的高潮。亩产从几十斤提高到三百至四百斤，可值千元。1986年全县养殖2708亩，总产8499担，产值二百多万元。尤其六鳌，从以竹帘采苗的人工培苗发展到化纤尼龙丝全人工育苗。几乎家家户户从事紫菜育苗、养殖、加工、编制养殖器材、产品运销等一系列工作。1986年全乡共养殖2563亩。沿海其他各乡镇也有发展，深土乡养殖120亩，佛昙镇养殖25亩。
  三、海带，在漳浦是一种新产品，而发展很快、现全县年产四万担左右，超过紫菜而跃居全县海藻类产量的冠军。它从不适宜在漳浦生长至发挥生产优势，有一番过程，详见本辑《海带是怎样在漳浦落户繁殖的？》一文，是科研实验工作者的亲历之作。
  四、石花菜，藻体深棕红色，羽状，分枝如蜈蚣足。生长于中潮或低潮带礁石上。可煮出其胶凝成“石花粿”，为夏令清凉食品。可提取琼胶，为工业、医药原料。本县年产五十担至六十担。
  五、江篱，旧县志称赤菜，土名“王公嘴须”，为一年生红藻。可食用，可提练琼胶。本县潮间带和低潮线附近多有野生。霞美乡曾进行半人工养殖试验，后下马。现属于管养，年产量约一、二千担。
  六、海萝，旧县志称海菜，俗称蚝仔菜。色微红，生中潮区礁石上，本县岛礁间多有分布，约一百亩左右。现属于管养，年产二、三百担。
  七、铁钉菜，单叉如铁钉，双叉如鹿角，旧县志称鹿角菜，又名猴葵。有茎无叶，紫色。可食用，年产量约一百担。
  与台湾有关的历代漳浦人物
  陈万年
  漳浦与台湾一水之隔，最近处距离不上二百公里，漳浦人与泉州、漳州各地的人一样，过台湾开发宝岛的历史悠久。据现存一些史志族谱记载，明、清两朝移居台湾开拓定居的漳浦人为数甚多，现在在台湾有很多后裔。
  漳浦人的大量移居台湾：一是郑成功驱逐荷兰入侵者，收复台湾时随军入台的军民；二是清初顺治年间实行“迁界”和海禁时，沿海人民流离失所，部份冒死偷渡入台；三是康熙统一台湾时入台，留在台湾的军人和从故乡接去的家属；四是自康熙至雍正、乾隆、嘉庆年间因生活所迫，去台湾开发土地的；五是自嘉庆至清末光绪年间，因抗官起义失败及封建械斗被“灭社”和犯案，逃债等等原因入台谋生的。六是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有很多漳浦人去台湾参军、从政、任教、经商。临近解放时，又有以“梁峰”为代号的招额未满的一营人开拔金门，后退伍寓台。
  历代，漳浦人移居台湾，在台传衍子孙，以及因军事、政治、经商等原因对台湾有影响的人极多。由于缺乏资料，这里只能对一些比较著名的人物加以记述，以一斑而窥全豹。
  一、因军事、政治等原因对台湾有影响的漳浦历史人物
  1、作为郑成功部下往台湾的有蔡公，现其子孙在云林斗六镇繁衍。又有丘全盛，开基于彰化。
  2、黄骧陛，字陟甫，黄道周的侄儿，天资聪颖，读书过目成诵。天启四年中举人，设教乡里。明亡，与里人林兰友起义，失败后渡海去台，后裔甚多。
  3、蓝理，为清靖海将军施琅的先锋官。康熙二十二年平台，澎湖一战，郑克塽投降，国家统一。蓝理在澎湖海战中，奋力冲击，中弹受伤，肠流出腹腔，其弟蓝瑗等人施救，将肠装回腹内，加以包扎，医治未愈，继续出战，功居第一。（详见本刊第四辑《蓝理》一文）
  4、欧阳凯，康熙五十七年任台湾镇总兵，参与平定朱一贵起义，被镇兵内乱刺死。诏赠太子少保。
  5、游崇功，任台湾水师左营游击，朱一贵之役战死。诏赠“拖沙拉哈番”，赐祭葬。
  6、李吉茂，安平把总，与朱一贵战被擒，拒绝劝降，踏翻桌子，奋力一呼绳索断，夺刀反抗，被砍死。诏赐祭葬，入忠义祠；安平人士建五忠祠祀之。
  7、蓝鼎元，字玉霖，号鹿洲，康熙六十年以幕僚随南澳总兵蓝廷珍入台，平定朱一贵起义后，上书巡台御史吴达礼，建议恢复“官庄”，招佃拓荒，以益国赋，足民食，且可改变荒凉面貌，利于安定地方秩序。这建议获得清廷批准。在兰廷珍领导下，猫雾拣之野最先垦拓，应召前来垦荒的漳泉等地劳动人民披荆斩棘，胼手胝足，出生入死，建成新的家园，名“蓝兴堡”。又经过长期艰苦开创，地方逐渐繁荣，那地方便是今日台中县。
  蓝鼎元著有《东征集》《平台纪略》等，上《治台十策》，后授普宁知县，升广州知府（详本刊等三辑《蓝鼎元》一文）。
  8、蓝廷珍，在平朱一贵起义时，劝阻福建总督满保及将军施世骠不滥杀，使很多本因贪官压迫而投向朱一贵的百姓回归清朝，其中有许多漳浦移民，从“漳浦寮”出来帮助他安定地方发展农业。他又上疏建议清廷注重台湾国防，防止外国侵略，这些都有积极作用。
  9、蓝元枚，字卜臣，廷珍之孙，乾隆卅五年以世职补广东参将，升副将，擢台湾镇总兵、金门镇总兵，至江南（今江苏）提督。乾隆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起义，诏令提兵二千由蚶江渡鹿港，进军彰化，会攻柴坑获胜，转攻斗六时病卒军中。
  蓝理、蓝廷珍、蓝元枚都官至提督，在历次“平台”进军中，都跟随许多漳浦人入台参战。留在台湾传衍众多后裔。其中蓝姓甚多，都认定他们的祖先是以“蓝提督”为代表的漳浦人。
  10、林亮，字汉侯，幼年丧母，伶仃孤苦，性情豪爽，好结英雄好汉，常对人说：“男人志在四方，那能屈守家园，埋没世上？”当时（清初）海寇猖獗，他决意从戎，练习骑射刺杀，留心沿海岛屿港湾形势及航行利弊，对营阵战法，无不钻研熟悉。一些有识之士，认为他是一个将才，他投军后，于康熙四十五年擢升台湾水师大营把总，后累迁澎湖本营守备。康熙六十年夏，朱一贵起义，占领全台，文武官员纷纷撤逃，林亮守御澎湖要害，决心死战，并捐家财，积谷供军食，制造武器，准备反攻。不久，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南澳总兵蓝廷珍统兵至澎湖，用林亮及千总董方为先锋，领水师五百多人，至鹿耳门冒死奋战登陆，夺取炮台，攻克安平，力战于鲲身，暗渡西港，袭击府治之背。廷珍统大军继进，大战苏厝甲，克复府治，林亮纪功第二。
  11、阮蔡文，字子章，号鹳石，十一岁能写文章，性刚猛，好弄刀花，村里孩子都怕他。十三岁补诸生（秀才），廿五岁参加乡试（考举人）不第，后福建巡抚张伯行邀入鳌峰书院讲学，编纂先儒学说，经五载回家葬母。康熙十一年说服海贼陈尚义投诚，皇帝召见便殿，议功授陆凉知府，未行，改授厦门水师中营参将。后台湾诸罗知县周钟瑄荐举他到台湾安抚高山族、整顿营伍，经营沿海防务。北路地方千里荒野，半线以上多属番社。大肚、牛骂、吞霄、竹堑等地山深林茂，山险水恶、南坎、淡水终年阴雾，毒气熏蒸，戍卒多病死，是巡哨不敢到的地方。他不听劝阻，前往巡视，住在帐篷里，自煮饭食。日间出巡，马上赋诗，夜间点烛纪录山川、风物、气候，作文祭阵亡将士，凄怆激动，闻者感泣。高山族人送牛肉和酒来慰劳，他召高山族孩子们坐帐下，说“我是你们的老师，不要害怕”，教他们读“四书”，能背诵的，奖给银钱布帛、他向高山族人讲述“孝悌力田”的道理，与他们融洽无间。后来染瘴得病，升迁福州城守副将时病逝，年五十。
  13、陈梦林，字少林，康熙《漳浦县志》及《漳州府志》编纂者之一。康熙五十年应聘到台湾编修诸罗县志，闻名远近。清初对台湾不重视，在政治上、军事上都苟且偷安，陈梦林著文议论，应以自明朝以来台湾被海匪、倭寇、荷兰据为骚乱我国沿海的巢穴为鉴戒。他说台湾是一块璞，经过开垦和舟楫通商，已经看得出这块璞一经琢磨，便是美玉了。鸡笼（基隆）是台北的锁匙，淡水是咽喉，大甲、后垄、竹堑有险可据，若仍狃于目前之便安，不作长远规划，增置县邑防守，“致山海之险驰而无备，将必候亡羊而补牢乎？”闽浙总督满保闻其才，聘为幕僚，朱一贵之役，满保命他到蓝廷珍军中参赞帷幄，与蓝鼎元日夜筹划，不辞劳瘁。
  二、开拓台湾土地，对经济建设影响深远的漳浦历史人物
  1、吴沙，在台湾三貂和哈玛难（今宜兰市）一带拓垦，把来自泉州、漳州和广东各地的移民二百多人组织起来垦荒种植。自乾隆卅八年至嘉庆元年（1773——1796）先后开拓了“头围”（即头城）、“二围”（即二城）、汤围（礁溪泉一带），“四围”（即四城）、“五围”（哈玛难，即今宜兰市），使这些前人所不敢去的荒野变成阡陌相连，村落相望的好地方。
  吴沙是开发宜兰第一人，后人为纪念他的功绩，在礁溪乡的园山盖一座吴沙纪念馆。（详见本刊第三辑《漳浦人吴沙开发台湾的功绩》）
  2、陈奠邦，先居淡水，后移居哈玛难，与吴沙合伙拓垦。嘉庆十二年，海寇朱濆进犯苏澳，占为巢穴。奠邦得知消息，去报官府，中途得杨廷理会剿的信，就与友人募乡勇，水陆夹攻，海寇败逃。清廷赏赐缎袍、银牌，以表彰功绩。后清廷在宜兰建县，奠邦为街坊总理，积极负责，带领群众筑建城池，植竹栽树，成绩显著。道光四年，山匪林光春闹事，奠邦也立了功。他事母至孝，经常为人排难解纷，济贫救急。通判高大鳙表扬为“纯孝性成”。
  3、林成祖，世代务农，当初淡水荒野未尽开发，他计划开垦大批良田，苦于没有资本，后来得到亲友借给几百两银，于雍正二十年去台，居住大甲，辟荒垦田，兴修水利，凿大甲圳，引水灌田，获得丰收，每年收谷万石，拓地渐广。乾隆十五年，再垦摆接、兴直二堡，租给佃户，每甲收租八石。再兴建大安圳，引内山水至平地灌田千余亩，圳宽三丈四尺，长十余里，费十余万元，经几年才建成。当时，南势甲、中坑一带“野番”出没，成祖请政府准在淡水设防，自筹饷项，早晚巡逻，地方逐渐安定。他移居深丘庄（今枋桥城外），新庄、新埔、后埔、枋寮、大佳腊等地相继垦拓，每年收谷十几万石。
  林爽文之役，林成祖受株连，逮解北京审讯，次子林海门携巨金入京营救。时蔡新任文华殿大学士，海门以同乡礼求见，蔡新称赞他的孝心，留住家中，直至把女儿嫁他。成祖获得赦免，发还财产。回台途中，海门溺水死。成祖老年仍辛勤农事，继续垦荒，拥有良田数千甲，成为台湾巨富，卒年七十二岁。长子海筹以大安圳崩，倾资修复。三子海庙及孙开暗坑圳，这些水利工程在当时台湾是最艰巨，受益面积最大的。（详见本刊第五辑《开发台湾淡水的漳浦人林成祖》）
  4、许河山，乾隆三十年渡台，与高山族人约垦中港，这时彰化已拓海口，与泉州互市，成为新竹通海口的商埠。
  三、曾回乡探亲认祖的台湾著称人物
  1、黄本渊，其祖漳浦狮头堡人。狮头堡曾被郑成功部将潘庚钟据为抗清堡垒，后被清军攻破，郑军退守海岛，有不少狮头堡人随去，后来加入向荷兰人索回台湾的战斗序列，留居台湾。黄本渊即其后裔，于雍正年间受保举孝廉方正，特谕教职，任汀州教谕，后主持福州鳌峰书院，曾回狮头堡拜祖、挂匾、会亲。
  2、陈斌，生于宜兰，乾隆年间中武举人，任澎湖，安平协镇，后告老回到赤湖祖地，在南门圩后建立府第，时人称“圩后太爹”。其子陈光昭中二甲进士，曾任台湾知府。他从台湾运来雕刻精美的青石狮一对，青石窗一副，窗上雕有各种图案，凿七十二孔，安装在赤湖陈氏大宗祠，作为台湾子孙后代寻根认祖的标志。并撰写“锦水荣光增瑞世；丹山仪宇振文明”的楹联，作为后代子孙的“昭穆”辈序，即是名字上按辈嵌上一个字，使同宗人一看他的名字就可以知道他是第几世，这一“昭穆”为海峡两岸的“锦湖派”陈姓沿用至今。陈宾于清嘉庆庚申（1800年）卒葬赤湖祖地，墓前立有石马、石羊、石烛等，至今保存完整。他的子孙在台湾兴旺发达。其中陈振兴是台湾现代知名人士。
  3、陈望曾，陈斌的裔孙，生于台湾，清同治九年至北京殿试，中进士，钦点广东按察使，继任广州知府。甲午战后，清廷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时陈望曾任台湾知府，耻于受辱，迁居香港，隐居太平山下，时时思念祖地，回赤湖访祖认亲，在赤湖大宗祠立匾。其孙陈树楷曾任香港商会会长，抗战前与赤湖乡亲联系密切。
  4、陈登元，字君聘，祖籍漳浦赤湖，日占领时代生长于宜兰，他不甘俯首当亡国奴，激于民族大义，在台中领导百余人起义，反对蛮横的日本统治者，后来失败，逃归祖国大陆。当时才26岁，年青英俊。光绪年间考中进士，任山东知县。晚年告老回到赤湖故乡，在东城祖地设馆教书，经历五年时光，迁居厦门。晚年据说被人暗中投毒害死，临死遗嘱儿子阿熊、阿贵运棺回赤湖，葬于丹山岩兜。其“不做亡国奴，甘为故乡魂”的爱国爱乡精神为世人所称赞，千古流芳。
  四、先人留下的印记
  几百年来，迭经几次往台湾移民，漳浦沿海一带众多人民漂洋过海，世代扎根在台湾岛上。现在台湾的宜兰、基隆、彰化、台中、嘉义等地方有许多漳浦移民后裔聚族繁衍。他们为子孙后代不忘祖籍，以祖地的地名为地名，所以漳浦有南景村（现属深土乡）台湾基隆也有南景村。漳浦赤湖有观音亭村，台湾彰化县也有观音亭村。赤湖陈姓大房茂派（东溪派）十七世陈龟坛移居台中县田中村，修建祖祠曰“崇德堂”是引用赤湖祖地的祖祠名的“崇孝堂”。漳浦在台湾移民的后代往往在墓碑上镌“金浦”两字，有的镌上故地乡村的雅名，如赤湖祖的镌“锦湖”，大坑祖的镌“鉴湖”，湖西祖的镌“丹湖”，赤岭祖的镌“长卿”等，以示不忘本源。有许多宗族可以从族谱或祖先坟墓查考祖地，如赤湖后雄（即从前吉春村）谢姓族谱可查到“十三世祖谢容后嗣往东都新庄”，后雄村后一个被称为“台湾墓”的康熙六十年所立墓碑上也刻“孝男容，孙达”等字样，与台湾谢东闵先生家二水乡谢氏族谱记载完全相同，昭穆辈序符合。漳浦祖地和台湾分居地的族谱吻合、地名相同、祖祠建筑式样一体。这些情况使很多从台湾回来寻根认祖的人无限感慨，如五十年代台湾名律师，前国民参政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回归，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后转任全国政协常委的陈逸松先生，他的曾祖父陈辉龙、陈辉豹兄弟于清末由赤湖南门迁往宜兰罗东开基，子孙兴旺，人才济济，他多次回赤湖祖地访亲，与族人谈及，不但两地祖祠同一模式，就是那边的住房也保留祖地风格，生活上保留祖地风俗习惯，语言上保留祖地“腔口”。又如，清朝乾隆年间往台湾诸罗开基的赤湖后江村吴仕光和他的儿子时举，时兴都曾回乡修祖祠，置祀产，立碑为记，后来许多台湾吴姓人来寻根认祖。其他还有许多寻根盛事，不一一细谈。至于抗战胜利后去台人员详情，让知情者补续。
  再谈漳浦蓝姓畲族来源
  李林昌
  由于漳浦在唐朝有陈元光“平蛮獠”史事，而据考“蛮獠”是历史上对现称畲族的少数民族之蔑称，有人一谈到漳浦现有蓝姓畲族的来源，便联想到唐朝的“蛮獠”，因而否定漳浦蓝姓族谱，认为蓝姓以汝南（今河南汝南县）为郡望，和族谱说其族源自河南，是迫于陈元光压力而伪造。
  但是，全国蓝姓畲族皆以汝南为郡望，而陈元光势力何曾及于全国？全国蓝姓畲族皆自称高辛氏（帝〓）之后。高辛氏是传说中古代部族的首领，至十二世昌奇（火旺公）封为“蓝夷”，封地在汝南郡，总的蓝姓谱序说：“蓝姓始自帝榆罔，以植蓝瑞赐子姓，封郡汝南为受命。”可证明漳浦蓝姓以“汝南”为郡望不是伪造。
  福鼎县民族千部、畲族人蓝俊德挖掘出一本蓝姓畲族的《历代迁居始末记》（又名《本堂历代史》），内中记载：“……黄帝有熊氏，姓公孙名轩辕，生玄嚣，添帝喾高辛氏，生四子：契、弃、尧、挚。帝喾初都陈（今河南陈州），迁曲阜（今山东曲阜县），传十一世榆罔公，迁空桑涿鹿（北京顺天府），封子昌奇为蓝夷，一世祖汝南郡火旺公，天演衍绵亘八州，历今四千五百有年。商朝代迭更转迁，亦可徐而考也。十八世祖善公佐禹治水，随居安邑（山西平阳县）。二十二世祖彦云公父子奉帝纪奔，……一百零八世祖明德公为扬州节度使，宦游金陵（南京），卜建康而居焉，是士之朱紫坊”。蓝俊德在全国畲族问题讨论会提出的《试谈我对畲族的看法》一文里披露这一《历代迁居始末记》，据其迁移路线与东夷的一支“徐夷”相似，因而同意浙江省统战部蓝周根（畲族人）的看法，认为现称畲族的，便是周朝曾在淮河中下游一带建立徐国的古族徐夷（又称徐戌、徐方）的后裔。
  这里不想把问题扯得太远，单说漳浦县畲族蓝姓族谱正是从蓝明德写起，刚好与福鼎蓝俊德所披露的蓝姓畲族《历代迁居始末记》相衔接，可证明漳浦蓝姓与全国蓝姓畲族是一脉相承的，漳浦蓝姓没有杜撰族谱。至于漳浦蓝姓为什么要尊自汝南郡开基以来的第一百零八世祖蓝明德为第一世祖，那是因为蓝明德以前一直追溯到高辛氏（帝喾）和其女婿忠勇王（神狗盘匏）的神话传说时代，暴露了他是“蛮獠”后裔的根源；而蓝明德为唐（武周时代）天授元年（660年）的扬州节度使，从族谱上看不出其是少数民族成份，巧妙地掩饰了为“蛮獠”后裔的历史渊源。这使得后世（一直到现在）的人，包括漳浦蓝姓畲族人在内，不识漳浦蓝姓族谱实在是一本畲族族谱。
  漳浦蓝姓奉为一世祖的蓝明德为唐朝扬州节度使完全可能，唐朝的民族政策是对少数民族大胆利用，任用其首领为节度使的事不少。唐朝的扬州一带与周朝“徐国”的辖地相仿佛，徐国于春秋时代为齐国征服，而其族后来也必然会产生领袖人物，为唐朝所利用。漳浦蓝姓族谱说蓝明德的儿子为蓝采和也并非荒唐，“八仙”故事不过是民间将实有的人物加以“仙化”编凑而成。
  漳浦蓝姓族谱记载其自蓝明德以下历代迁移状况，与历史情况吻合（详本刊第五辑《漳浦赤岭畲族来源探讨》）。至廿二世蓝元晦于元亡明兴之际迁到漳浦前亭乡（今名）高岑下尾地方开居，传兄弟三人，长房庆福迁入长坑（今赤岭乡），次房守祖下尾，后迁居蓝教（今属龙海县港尾乡），三房移居广东大埔（一向被认为畲族乡）。赤岭蓝姓又发展到湖西、和坑、京野、蓝厝等地。从湖西传衍到华安、漳平的，保持畲族的若干特点，一向被认为畲族。
  至于畲族源于潮州凤凰山之说自然有他的成因。蓝姓宗谱：“忠勇王（传说中的高辛氏女婿盘匏）裔孙蓝斯仁、蓝新金祖上治帮，功同天地，封为广东潮州府，凤凰山更立都官”这应理解为：凤凰山畲族只是“忠勇王”裔孙中的一支，后裔迁徙闽、浙、赣若干地方。而现有的凤凰山畲族则是后来者，这与漳浦现有畲族不是陈元光时代的“蛮獠”之后裔这一点非常相似。（据1982年中央民族学院会同广东省民族研究所与当地畲族乡干部组成工作组在潮安凤凰山区实地调查，作出报告说：“该地现有畲族都自认其祖是明、清二代从福建汀州等地迁去。详见，《广东省畲族社会历史资料汇编》）。福鼎管阳西昆墙围里蓝姓谱序说得比较全面：“盘乾公首出以来，或为太守，或为刺史，或为大夫，或为将军、官员不等，分往江宁、粤、闽等处恳荒为业。”我们不妨将“忠勇王”（盘匏）理解为一支以麟豹为旗号的军队主帅，在抵御房王入侵的战争中立功，得到高辛帝以公主赐婚，这属于传说阶段。周朝时在淮河流域今江苏西北部和安徽东北部一带建立的徐国属于历史阶段。徐国的上层分子自然要当上文武百官。至春秋时代徐国被齐国打败失国，“往江南、湖广、粤、赣等处垦山为活”。以后有的汉化，有的在穷乡僻壤保留其民族特色，成为今日的畲族。
  畲族的来源还有种种说法，至今未有定论。我认为漳浦蓝氏畲族与蓝奉高之间没有任何资料可联系，而历代遗留下来的漳浦畲族蓝姓族谱是研究畲族历史的珍贵资料。赤岭、湖西、和坑等地蓝姓在海外和台湾有众多裔孙，多次献款回乡修理祖祠，兴建中小学校舍。漳浦蓝姓族谱是为海内外子孙寻根认祖的珍贵资料，应得到重视。
  下寨港的历史变迁
  王文国
  下寨港位于东山湾湾顶，漳江入海口的左岸，漳浦县沙西乡下埔村境内。地处漳浦、云霄、东山三县毗邻处，地理座标为东经117度28分48秒，北纬23度55分17秒。背靠逶迤的梁山，可以掩护北方风浪，西南面向丘陵，即所谓“龟蛇把水口”，唯东南方向敞开面海。下寨港陆路距漳浦县城39公里，距云霄县城15公里，距东山县人民政府所在地西埔49公里，距汕头141公里，距厦门129公里。水路距厦门89海里，至东山港12海里，至汕头港86海里，至香港242海里。
  宋朝福建瓷器为重要出口货物，下寨附近有大规模的宋窑遗址，在清港时还发现淤泥中有不少古瓷残件，可论证下寨在宋朝是输出瓷器的港口，虽然至今仍是渔村。明朝万历《漳浦县志·兵防总论》写到，对外贸易的船舶可以直入云霄。那时江道较深，下寨虽然是必经之地，但不是商埠，不一定要停靠。而由于地较偏僻，易于隐蔽，为走私货物的装卸处。尤其到了清末民初，外国商品大量涌入，一部份报关纳税，一部分走私漏税，一些禁止出口的物资也以走私出口。
  福建文史资料第十辑《福建海上走私活动的历史回顾》一文指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沿海走私路线有三条：”南线香港（英国控制的自由港），走私进口物品以人造丝、糖精、洋酒、“606”（梅毒特效药）、洋参、毛料为主，走私出口以黄金，铜币为主；北线大连（日本控制的自由港），走私进口物品以人造丝、白糖、高丽参等，走私出口以黄金、白银和铜币为主；东线台湾（日占区），走私进口白糖、煤油、毛料。走私出口以中药材、白银为主。走私方法一般雇用机帆渔船将货载运至沿海湾澳偷卸。偷卸私货的地点，南线多在广东的海、陆丰，个别也到福建漳浦的下寨和惠安的崇武；这三条走私线路尤以日本纵容下的东线台湾走私最为严重。因此，福建首当其冲”。这说明下寨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外贸走私路线之一。
  建国后，下寨港在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沿海岛屿和支前工作中，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1955年2月成立福建省交通厅福州港务局厦门分局下寨港务办事处和龙溪地区搬运管理处下埔搬运站。并由省港航工程队到下寨港测量建设一座长121.4米，宽4米，三百吨泊位木栈桥码头，1955年元月24日（阴历正月初一）正式交付使用。建国初期闽西、南公路尚未全面恢复通车，龙岩地区的木材、煤炭、木炭均由内河水运和陆运广东汕头中转至下寨，运进物资主要是水泥，钢筋、面粉、大米。1954年漳州飞机场基建和1958年鹰厦铁路兴建，大量木材，水泥等均由军车在下寨港接运。1957年元月23日下寨港务办事处移交漳浦县地方管理，成立下寨航管站，业务隶属龙溪航管总站。1986年改为下寨港务办事处。
  1967年建斜坡式条石码头一座，长76.6米，宽3.7米，码头端部小潮低潮时水深仅几十公分，大潮低潮时干出，距深槽约30米，码头最大靠泊能力30—50吨小船，尚需要乘潮作业。来港500吨船舶要靠小船在水上过驳作业。另处，下寨港外贸码头一座，长60米，宽4米，系条石栈桥码头，水深及作业条件与商业码头相同。下寨外贸仓库一万平方米。
  1979年11月19日福建省计委批准在下寨港建设两个泊位500吨级码头一座，长135米，宽14米。栈桥和码头为钢筋混凝土桩基结构，负荷为汽-15。堆场长平均为115米，宽85米，面积6720平方米，仓库1060平方米。设计年吞吐量20万吨。建综合楼（办公、医务、单身宿舍、招待所、卫生间）500平方米。以上基建均于1983年元月正式交付使用。
  下寨港承担漳浦、云霄等县的货物进出口任务，并担负厦门港的鲜货外贸任务，为了减少鲜货倒流与损失，将腹地的鲜货集中到下寨港，由厦门去香港的货轮途中装运，到香港赶早市出售。下寨港自1956年以来，年吞吐量3—5万吨，最高峰1985年达7万吨，港务事业费征收25.45万元。主要出口物资有猪、家禽、葱蒜头、粮食、海壳、盐等，主要进口物资有化肥、煤等，外贸物资以猪鸭、果、砖为主。
  下寨港一年四季如春，气候宜人，自然条件很好。气温：每年平均气温21.20℃，历年最高气温38℃，历年最低气温0.20℃。下寨港的潮汐：属不正规半日潮港。理论最高潮位为黄零2.05米，理论最低潮位为黄零-2.41米，平均高潮位为黄零1.25米，平均低潮位-1.08米，平均潮差2.33米。潮流；涨潮流最大流速0.88米/秒，最小流速0.53米/秒，平均流速0.73米/秒，流向西偏北。
  落潮流最大流速0.80米/秒，最小流速0.53米/秒，平均流速0.70米/秒，流向东偏南。
  潮流运动形式为往复流；潮流性质为不正规半日潮流。波浪：本港东北、北及西南诸向有大陆掩护，港内水域平静，可供船舶避8—9级东北大风。东南向较为开敞，但该风向只占年频率2％左右，风力也不强，最大风速为16米/秒。
  下寨港五百吨级码头前沿水深5米以上，码头前方正处在漳江出海口的深槽，此深槽一直延伸到东山湾，在一号灯标处水深10米以上。深槽水深5米以上，宽度在石矾塔北侧及东北侧较窄，仅30—50米，水深不足5米，到一号灯标处变宽，宽度80—1000米，在此深槽的两侧为浅滩，底质为泥。下寨港区水深3—7米，但水域不够宽阔。500吨级船舶不需候潮，千吨级船舶进港稍候潮即可。
  下寨港区有石矾塔，附近有海月岩，为旅游胜地。
  清泉岩石刻《心经》是谁写的
  林仲文
  清泉岩（佛寺）位于漳浦县城南十里许山坳，始建于宋代，漳浦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周围林荫清幽，怪石嶙峋，泉水清澈甘冽。崖壁上镌刻许多书法，引人入胜。
  在那些石刻文字中，四体皆备，风格各异。其中楷书《蟠桃坞》写得端庄豁达，遒劲豪宕，深得颜鲁公舒展开阔之神韵，很有丰采；《蓬莱深处》《茂林修竹》《清泉洞》也令人啧啧称赞；还有“清泉主人”的行书也写得流畅婉约，很有丰采。而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以下简称《心经》）最为奇特古怪，清《漳浦县志》说是身毒（印度）僧人所书，其实不然。那文字并非梵文，而是汉字，只因狂草出奇，很难看懂，所以历来有种种猜测。
  《心经》是刻在一块向上倾斜的天然巨石上，历经四百多年风吹雨打，表面粗糙，笔画显得损泐剥蚀。这是明朝万历癸酉年（1573）年腊月“清泉翁虚谷道人”比丘（和尚）智山镌刻的。究竟是原书写者云游到此存迹，或是智山远游拓片取回临摹重刻，有待进一步考证，因为江苏省江阴县也有字迹与这里完全一样的石刻。据记载，原件于明朝从常州移置到江阴，后毁于火，清嘉庆三年（1798年）由江阴地方人士雇匠仿照摹本重镌。现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我县清泉岩现存《心经》石刻比江阴现存同样字迹的石刻早二百多年，而且是镌在一整块天然大石上，比江阴由六块长方形大青石板拼合而成的巨型石碑更有价值。
  清泉岩《心经》石刻与江阴的一样分十三行竖刻，不同的是整块大石宽2.93米，长5.45米。字体属狂草，书法古怪雄奇，气势惊人，乍一看似反写，其实不是，释文如下（标点为笔者所加）：“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色，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多死，亦无多死尽。无苦寂天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意涅磐，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耨多罗，是无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密多，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比丘即松书之”。书者究系何人？历来传说不一，曾流传是晋朝某异僧所书，又传是唐朝狂草书家怀素的遗墨，都是猜测。现在有人从署款“即松”二字和书体风格，断为南宋灵隐寺异僧济颠（道济）即民间称为“济公”的所写。研究者所见到的是江阴石刻，他们也许还不知道漳浦县有保存更久的同样石刻。
  通篇经文石刻的特点，一是怪异。一般的佛经抄本，大都是字迹端正，气象平和，形同算子，使人临经如见高佛。独此《心经》书法，狂草作书，离经叛道，惊世骇俗，具有神奇的艺术魅力。因而有人认为这与济颠和尚的奇特有关，济颠艺高胆大，身为出家人，却不静心禅房，到处疯游颠说，打抱不平，是个胸怀激情，睿智过人的怪和尚，故能书写这样玄妙高深的佛经，抒发了自己愤世嫉俗的情愫，文中许多怪诞反常的笔画正是他对佛门清规戒律的嘲弄，他以狂草笔意远离了佛家的规矩，分明是一副看破红尘，玩世不恭的样子。这狂草《心经》是否济颠所写，尚无定论，但书者确实是一个非凡人物。看那整幅十三行中，竟有六行出现一笔或几笔超长的笔划，如声、神、行等字的竖划竟达2.1米。这顺势而下的长长拖笔，在平凡的书家不但是不敢为，而且是连想也不敢想的。这是打破历代书道格局的独创。跌宕起伏，不拘成法的线条，充分体现了书者超尘拔俗的艺术个性。这些长笔划几乎“顶天立地”，有如今日音乐中的长音符，尽情地抒发书者的心曲。这些长笔画里笔外连笔，字中裹字，怪中生怪，有的似蛟龙游天，变幻无穷，有的如挂空的藤蔓，错落有姿。这奇形怪状的笔画给经文罩上一层诙谐幽默的情趣。直到经文最后一字，书者意犹未尽，把“谛”字一竖先直拉到底，然后出奇不意地向左上方一勾，竟长达二米，作为全文的结束，有如今人所通用的感叹号，真是石破天惊，如不是大手笔，岂有如此胆魄？更无这般功力。
  石刻经文的特点之二是雄奇。那变幻莫测的线条，略带斜势的行气，错落有致的结体，用“奔蛇走虺，骤雨旋风”已不足喻其奇。这是一种雄强而不刻板，奇妙而不荒诞的综合美。一般书体大多是左倾右仰，而《心经》书体反常，左高右低，形同反写，显得奇异而不晦涩，变化多端而又不失法度。字形有如左上方刮起一阵狂风急雨，倾泻而下，使点画随之右斜，但又以奋力抗争之势，极力保持平衡，犹如悬崖劲松，倾而不倒。从气势看，写作时是快落急走，奋笔疾书的，通幅一鼓作气，一呵而就。如此之大的篇幅，给书家提供了驰骋的天地，我们仿佛看到了书者那“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的挥毫濡墨情景。书家那支出神入化的巨笔，非同一般的气势，加上精湛的镌刻技术，给这《心经》以活的艺术生命。这正是《心经》书法石刻的价值所在。
  垢洗书院古迹
  李文章苏亚九
  在漳浦丹山余脉、浯江之滨，从旧镇通佛昙的公路上可以望见山仔村胡厝社后一座风景秀丽的岩仔顶山，而步入山麓才知道，那巉岩怪石与丛林交错的地方，宛如世外桃源，真不愧为国务院所授予的水土保持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这是一处名胜古迹，有天然大石洞，厅堂广阔，五十多平方米，内联小洞，迂回曲折，但不是狭窄幽暗，而有天井直通山顶，既通风又明朗，冬暖夏凉，游人至此，如入仙境。洞前有书院，分正厅、耳房，虽只剩下遗迹，而石刻多处，至今尚存。如楹联“静入湛中，敛烟霞而定性；动寻乐处，吟风月以陶情”等等，给人以缅怀古迹的乐趣，也是研究书院历史的资料，并可作为书法欣赏。
  由于天然石洞既宽阔而又隐秘，在民间有许多传说，有人以为那便是唐朝陈元光“开漳”以前的“蛮峒”；有人说是宋朝杨文广“平闽十八洞”之一；又有故事说：在明朝，这里原是圣洁的佛寺，后来被野僧盘踞，表面上庄严肃穆的佛堂，在拜殿下暗装机关，来礼佛的妇女误触机关，便堕入暗室，受尽侮辱，后来秘密败露，村民相约围攻，野僧逃之夭夭。这些都于史无据，但当地人引为谈资，娓娓动听。
  据现存摩崖石刻文字《重新垢洗书院记》可以知道，在明朝，这里是一座佛寺无疑，至清初，院屋破落，只存石洞，贮着许多尸骨。康熙年间，离这里五里处乌石村人进士林琛，辞官养母，在这里收埋遗骨，重建佛寺，并辟为书院，在这里讲学，佛寺和书院都名“垢洗”，意在洗刷过去的污秽，这就是“早先为野僧含污纳秽之所，后来重建寺庙、书院，洗刷旧垢”传说的由来。（县志记载：林琛，康熙十八年进士，任内阁中书）。林琛死后，书院景况衰落，后他儿子林光鼎又辞官回家，复兴书院，并加以发展，继续在这里讲学，造就人才。在清朝，这里是人文荟萃之区，也是游览胜地。
  《重新垢洗书院记》是康熙五十四年林光鼎所书，（林光鼎是林琛的儿子，康熙三十六年岁贡，任罗源县教谕），刻在一块巨大石壁上，楷书端正，全文如下：
  离吾家五里许，垢洗寺在焉。先君尝为先大母经营寿藏，往来其间，乐其山水明秀，徘徊不忍去。旧址荒圯，仅存石洞，未克葬者累累，于是先君捐资典地劝之葬埋，因购得之。剔秽搜奇，怪石错出，思鹿洞之义，于洞前隙地构“濂、洛、关、闽”六夫子书院以讲学会文焉。仍其旧址建为佛寺，延僧司香火，以吴山之田施之。继为先慈卜佳域，去兹地不数百武，培植松楸，青葱瞭望。迨先君弃捐，住持非人，强魔轻觐，俱于清净地作狮子蠢，甚者，樵牧所至，及乎树荫。小子黯然伤之。读礼中，以地近先坟，栖息其处，比于墓庐之义。稍加葺治，前辟广遮，绕以围垣，移书院于山麓以就宽平，以先君地主之谊配祀，成先志也。近有巨石若伏象，而舒其鼻者，倚鼻蹬道，构三楹为读书之室，上下回环为蹬者以百数。而石之蹲者、偃者、人立者、狮踞者，俱列于门之左右。稍上有先君刻石，倚石为亭，凿小池于下，以种荷花，梅、竹、兰、蕙杂莳其间。屏障列拥于后，峰峦拱揖其前，凭槛远览，水光山色，清浮几席，游人至者，许为吾乡佳胜。但以赢山浃水，若有微憾。夫余之新厥，是非娱情于山水也，亦以传先德之不忌而已。然登余之堂者，浯江一水，环如衣带，俯视不啻阶墀之下，浯桥宛若长虹，亘乎其左。有时登亭而望，沧溟浩荡，烟气空濛，与天相际，风樯出没隐见，斯亦极山水之大观矣，又何以涓滴为哉？后之人引而勿替，则境以老而谵，树以老而奇，读书谈道其中，坐听松涛，闲步庭月，处为求志之学，出为经世之人，安见山灵之无助耶？诗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后人念之与！
  乙未仲秋，矩园林光鼎书石。
  又有一处石刻《垢洗岩长歌二十韵》，林光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所书，行草，别具一格。其他尚有书法石刻多处，为行家所欣赏。
  注：濂、洛、关、闽，宋代理学家四个主要学派，“濂”指濂溪周敦颐，“洛”指洛阳程颢、程颐，“关”指陕西张载，“闽”指福建朱熹。“六夫子”或指四学派先儒六先生。（合订编者按，“六夫子”除所述5位学者外，尚有百源邵雍，共为6位学者。）
  抗战时期漳厦之间的一次间谍战
  何水道
  抗日战争期间的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初，军统闽南站（以下简称闽南站）派我，化名何维明，到福建省第一守备地区谍查室当主任。所谓第一守备地区是指107师防区，从漳码延至潮汕一线，是面对厦门、汕头等沦陷区的最前线，师长黄华国，湖南人，副师长黄锵。由于当时只有军统闽南站可以从厦门、汕头沦陷区得到情报，所以驻漳师部历任谍查室主任都是军统局遴选的。
  当年5月间，闽南站潜伏于厦门日本陆军铃木师团德本光信联队里的情报第一组组长林顶立（又名林一平，台湾人，是双线特务）发来绝密情报称：日本陆军情报机关“日华同志会”利用厦鼓基督教会的“婢女救拔团”为掩护，派遣多批特务情报员，潜入漳、码、龙岩进行策反和情报工作，其主要任务是为日本陆军扩大侵略作准备，搜集军事、政治、经济等一切情报。
  当时我才25岁，刚从军统息峰训练班第四期毕业不久，血气方刚，跃跃欲试，很想为抗战大显身手，所以一获得情报立即布置谍查室下属三个组全力调查，顺藤摸瓜，查获混在“婢女救拔团”中的“日华同志会”所派遣四个特遣组的基本情况。原来“婢女救拔团”是基督教会的一个慈善团体，团长许春草并不知道团体中混入“日华同志会”成员。这四个特遣组的首要分子是：漳州情报组组长朱自淑，她是台湾人；行动组组长叶昭元，原是厦门开明戏院总经理，是个有名的狙击手，枪法百发百中；澄码情报组组长陈丽丽，她原是香港黑猫舞厅舞女，不久前调到厦门黑猫舞厅；龙岩行动组组长江德彬，安徽人，原是鼓浪屿外国租界工部局成员，肩章12号，这行动组的主要任务是刺杀国民党党、政、军要人。
  当时从沦陷区流亡出来的大中青年学生为数甚多，纷纷请求基督教会救济和帮助，“日华同志会”成员就以基督教徒为掩护，侧身于慈善团体中秘密活动。陈丽丽伪装流亡大学生，利用美色去迷惑石码中国银行行长××，打得火热，准备嫁给他。她以此为掩护，往来于漳码之间，搜集军事、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情报，用密写法传递给厦门日军。朱自淑在漳州有一部电台，设在北京路铭德里的民房中。总交通是夏大标，化装成卖粿条的小贩为掩护。他们运用基督教圣经做密码，以《马可福音》的章节做基码，制成“三层密码”，如“何”字明码为7507，与马可福音的章节基码配成2238，再进行一次加减。现在国际间谍已用十几层密码，而在抗战期间，三层密码已破译不易了。当时我们截获他们的一则密电，竟使闽南站“沦区译电室”素有威望的人员也无法破译。只得专电重庆请军统局本部派陆×谷破译，研究五日才破译成功。原来是电驻厦日军，告知；国民党70军军长陈孔达×日来漳，请派飞机来炸。
  密码破译，敌特阴谋败露，我便积极着手组织力量，准备一网打尽日本陆军“日华同志会”所派遣的四组特务。但我手下只有三个便衣组，力量显然不足，只得请闽南站行动组组长张静山配合，他手下有苏群英、浯鲲、曾宴水等如狼似虎的打手百余人。我们先逮捕了石码的陈丽丽和漳州总交通夏大标。夏十分机警，我们刚来抓他，他立刻发报通知厦门“日华同志会”废除他电台的联络信号，成为“死台”，使我们不能利用他的电台对驻厦日军作假联络，赚不到日军讯息。逮捕叶昭元是在海沧基督教会，朱自淑也正在那里向教徒宣讲教义，两人同时落网。经审讯，夏大标供出在和溪的江德彬和在漳浦的朱在田。这样一来，敌情报机构“日华同志会”所派遣的四组特务无一漏网。
  但这一案件累及无辜，张静山部下百余人乘机株连一百多名基督教徒和流亡学生，滥肆逮捕，并将他们的住处洗劫一空，连墙上的铁钉也要拔去。我向张静山提意见，他只假意骂道：“这群流氓痞子，秉性难移，总想找机会捞一把，有什么办法呢？”更甚的是，他的行动组明知那些教徒和学生与此案无关，而审讯时用刑极毒，对男的灌水、火烙，对女的刺指头，用黄麻勒乳头，用几十种刑法轮番迫供，弄得这些人死去活来，在顶田下队部附近，深夜传出惨不忍听的哀哭声，使四邻惊心，夜不能寐。这种做法，连闽南站站长陈达元也于心不忍，交代张静山说：“严刑迫供，不足为信，不要株连无辜，不如尽放去。”其实张静山手下那伙人“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勒索钱财，略施“杀鸡教猴”小计，使其余的人胆战心惊，不得不乖乖献上钱财、美色，满足其淫欲，才准取保释放。受害者能活着离开刑讯室，反而认为是不幸中的大幸。
  至于真正是汉奸特务的“日华同志会”派遣人员陈丽丽、朱自淑、江德彬、叶昭元、夏大标等，倒没有受到皮肉之苦，我们给予“另眼看待”，双手戴上手铐，双脚套上重镣，叫他们动弹不得。而像陈丽丽这样的妖孽祸水，披着画皮的美人蛇，竟引起国民党驻漳军政大员怜香惜玉之辈的关注，经常有人来缓颊说情，我一概不理。有一天，107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周汉仪乘我不在之际，发函知照谍查室：“陈丽丽可否交第一守备区处理。”我的部属不敢遵办，他竟一连三次催调。我回来后，知道若不立即办理，恐有放虎归山之患，便立即发电向重庆局本部报告，一面晋见黄华国师长，请他立批密裁。在三个小时内，行动组便将陈丽丽秘密押赴马肚底枪毙了。
  对神枪手叶昭元，也有人爱“才”若渴，想留下归已用，替他奔走说项。有一天我回家时，妻子拿出一长串金戒指，大约有百余只，说是×××送来的，央托说：“叶昭元枪法难得，请何主任高抬贵手，饶他不死，让他改邪归正，为党国效命”。我是膏梁子弟出身，并不稀罕这些金饰，马上叫勤务兵将那串金戒指送回去，自己去找陈达元请从速处决，以平民愤。谁知陈达元也说“暂时留下吧，以观后效。”事后，陈达元召见闽南站通讯员、华安县土皇帝杨启六（抗战胜利后当厦门“特种会报”秘书），将叶昭元交给他当“行动员”，控制使用。
  其余五名敌特，交付军法审判，公布其卖国罪状，公开枪决。这一案件的破获不但轰动漳州，也使金厦沦陷区的日伪震惊。
  侵厦门日本陆军遭此打击，更加怀疑他们内部有间谍潜伏，因为他们明白，厦门日军部队及舰艇动向、陆海军间的矛盾，连宪兵人数等等情况过去都已为漳州方面所侦悉，如不是内部传出情报，军统不可能知道的这样清楚，乃开始进行追查，但结果一无所获。有一次，林顶立密电军统闽南站告急，说可能暴露了，准备率领部份市府职员和伪军来归，请求接应。陈达元得报，派我们到漳浦菜屿海面等候。过了两天，林顶立又来电说：幸未暴露，已转危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