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清朝闭关锁国，看不到世界的进步。虽然中医药曾长期为祖国人民的保健立下宏功伟绩，并曾居于世界医学的前列，但封建时代医药大都是民间事业，政府不大支持，自然难以普及，以致疾病丛生，瘟疫流行。血吸虫病、鼠疫、霍乱在漳浦曾给人民以严重的死亡威胁，虐疾、天花等的流行也曾是漳浦人民的重大疾患。
  一、漳浦西医药始自源梁医院
  英国基督教在漳浦县城成立“清邑堂会”，并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在新路尾礼拜堂边建屋设立源梁医院，为漳州协和医院的分院，是漳浦有西医药的开始。首任院长白格非，医师均英国人。初设门诊，药品器械不多，而医生都有专长，内科由贺雅谷硕士任主任，南任源任医师，外科由马士敦博士任主任，满约翰任医师。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因甘霖天主教堂拘禁人民，引起仇教排洋事件，“仙拳会”于二月五日（农历正月十二日）入城烧毁源梁医院，外籍医生回国。事后英教会又派英籍德人医生（女性、学士）来任院长，兼妇婴科医师，钟宝宁任外科医师。自民国廿二年（1933年）以后，外籍医师回国，院长、医师都由中国人担任，历任院长林成章、叶士明。
  源梁医院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招收第一批学徒八人（陈化龙、何水来、许明造、蓝世彰、杨允立、叶金水、叶天赐、吴斯文）开始，以后又陆续培养了不少学徒，这些人成为漳浦早期的西医药人才。
  由于西医药具有用药简便，疗效迅速的优点，其内外科手术也是“华陀再世”只是一句空话的当时中医所不及，所以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当时漳浦一带虐疾流行，人民为此病魔所折磨，源梁医院推销英国哮丸牌奎宁丸及各种成药，药到病除。英国人既赚了钱，又赢得信誉。
  二、漳浦早期的民间西医
  旧中国医药缺乏，偏僻地方人们知识闭塞，给医生以发财的机会。有一些普通药物，用不了多少本钱，一经医生之手，便要向病者索取可观的医药费。如“头烧额热”阿斯比林一服见效，这种现在普通的药物，几分钱就可以买到的，当时的患者有时得付出一元以上。当时接生都靠民间接生婆，由于剪济带的剪刀没有消毒，婴儿患“七日风”（破伤风）而死是常见的事。而一般人只有遇到难产才急忙去请助产医生，每次接生得花大洋一二十元，相当于几百上千斤稻谷的代价。在当时政府没有医疗设施的情况下，民间医生既有好收入而且对保健事业有贡献的。就如种牛痘来说，现在大家都知道只要划破皮肤接上疫苗就可以，牛痘苗可以免费供应，但当时请医生种牛痘都要郑重其事地玩弄一点花样，在臂上刮四目相对的四个“珠”，医生还要一连几天来“巡珠”，这样种一次“珠”也要花几块钱。这是一本万利的行当，而且稍有常识就可以做，因而一些不合格的医生及并无文化的“先生妈”提着藤囊到乡村招揽生意，虽然收费过份一些，对预防天花蔓延也起一定作用。
  民国时期在漳浦各乡镇行医的西医为数不少，最多的是城关，其次是佛昙。单城关就先后有林成章、吴素秋、王元惠、陈辑、吴乃青、何孝飞、蔡良泽、黄碧秀、黄秀锦、张秋芬等十余人开私人诊所或个人行医。佛昙镇早期有杨允立，后来有蓝义方及台湾人张光敦、林仲杰、张士衡等。赤湖先后有张光杨、张秋世（均台湾人）、陈国宾等人行医。马坪有许芳耀、吴庆年（均台湾人）等人行医。旧镇有蔡泽民、许锡安等人行医，官浔有李其昌等人行医，杜得有庄海等人行医。这些医生，不乏医术精明，为群众所信赖者。也有些民间医生只有普通医学常识，滥竽充数。庸医误人之事常有发生。
  三、解放前的公办医疗机构
  民国廿五年（1936年）在城关街仔前设施医所。民国廿六年（1937年）九月二十日在詹厝潭高东溪祠设立戒烟医院，设有医师一个，护士三人，病床40张，院长由浙江淳安人朱汤铭担任。强制那些吸毒（鸦片）成瘾的烟民入院戒除和护理。当年十月，施医所与戒烟医院合并，改为县卫生院，首任院长黄致祥（莆田人），继任者有吴青炉（龙岭人）、林应增（莆田人）、郑祖辉（晋江人）、叶士明（本县人）、郑春池（漳州人）等。县卫生院为卫生行政和医疗事业机构。民国三十年（1941年）在各区设立分院。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因药品缺乏，进行裁员，撤销石榴、官浔、旧镇、佛昙四个卫生分院，改由县卫生院组织医疗卫生防疫巡回队，于四月间出发象牙、长横、官浔、前坪、佛昙五乡（镇）巡回治疗。
  漳浦县卫生院设备简陋，在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国民党中央政府虽也发给医疗补助费三十万元，作为充实检验室技术设备及购置器械之用，但物价飞涨，法币贬值，三十万元法币不过等于现在人民币几百元，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人员也因经费问题一再裁减，至1949年九月漳浦解放，人民政府接收卫生院时，只有院长一人，医师一人，护士一人，助产一人，药剂生一人，化验员一人，环境卫生员一人，公共护士一人，会计、办事员各一人，勤杂二人，共十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