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绥安县的兴废
  李澳川
  绥安县是漳浦县的前身。辖地包括现在漳浦、云霄、诏安、东山及龙海县的一部份。清康熙《漳浦县志》说“绥安之为县著于晋，废于隋”，没有考据出设县的具体时间。据《宋书》卷38《志》《义安太守》条：“晋安帝义熙九年，分东官立（义安），领县五：海阳令、绥安令、海宁令、潮阳令、义招令。”因而一般认为绥安县成立于东晋义熙九年（413年），属义安郡，郡治在今广东揭阳。但《晋书·地理志》没有绥安县的记载，而东晋义熙元年改名绥城县的绥安县始设于孙吴永安三年，县治在今建宁城西三里许，是另一个绥安。民国《云霄县志》总篡郑丰稔认为绥安县是南朝刘宋设置的。康熙《漳浦县志》既说绥安县属于由建安郡分设的晋安郡（郡治在今福州），又引据《广东通志》说属义安郡。
  绥安县县治在何处？康熙《漳浦县志》卷十九《杂志》说：“八都有绥安溪，即县故址也。”八都在盘陀至梅林一带。《漳浦县志》卷一《方域·上》又记载：“绥安溪在八都，源出县界，东流合李澳川入海。”并引据《广东通志》：“大埔县北一百二十里曰高昌山（原注，一名梁山，漳浦县界），其下有绥安溪。”按这样说，绥安溪就是发源于梁山，流经盘陀至梅林汇入李澳川（漳浦南溪）的那条流水上，绥安县治就在梁山南麓盘陀一带。但同一条事又引据刘宋沈怀远撰的《南越志》说“绥安县北有连山”，如果“连山”便是梁山，那么这就等于说绥安县治就在梁山南麓今云霄县境；绥安溪大约就等于火田溪了。而且同样一部《漳浦县志》又在卷十九《杂志·丛谈》里引据《潮阳志》说“绥安，晋属义安郡，即今云霄也”。有关史志对唐朝“开漳圣王”陈元光起初的葬地都记载为“绥安溪大峙原”，而清初著名学者漳浦人蔡世远在陈元光迁葬地今漳州城北石鼓山的碑记中写“原葬云霄大峙原”，这样对照起来，岂不是等于说蔡世远认为绥安溪在云霄？可也不能这样说，因为蔡世远主纂的康熙《漳州府志》对绥安溪和绥安县故址的说法和《漳浦县志》一样，都认为绥安县以绥安溪得名，而绥安溪在漳浦八都，东流经李澳川入海。绥安县治故址安在？现在还有争议，但总不外是梁山南麓还是北麓而已。
  绥安县当时有荒凉的一面，也有欣欣向荣的一面。刘宋皇帝派巡按的使者沈怀远所写《次绥安》诗先用“阴崖猿昼啸”一句道出山间野兽活动于无人之境的景象，接着用对偶句“阳亩粳初熟”来说明平地水稻生产的盛况，接下去又有“稚子练葛衣”之句，可见当时这时是有耕有织的社会。陈朝的光禄卿顾野王《饯友之绥安》诗也有“贡桔伟含滋，仙鲻妙飞鲙”之句，说明当时这里生产的柑桔果大多汁，由于品质优良而成为向朝廷进贡的佳品；还有鲜美的鲻鱼，这是漳浦至今盛产的海味，在那时已经著名。从这两首诗可以知道，在南北朝，这里已是鱼、米、水果之乡。
  东晋设立绥安县以前，已经有不少汉人来到这一带定居。1959年祖妈林水库筑坝工地上发现一批“双鱼吻”图案的古墓砖，印有“升平四年”字样，“升平”是东晋年号，四年为公元348年，在“永嘉”后三十多年。但这并不等于说汉人入闽开始于“永嘉之乱”，有资料证明，三国时期已经有汉入避乱入闽；孙吴五次派兵入闽，并曾将一些罪犯和敌对者流放入闽。而自永嘉年间西晋被匈奴所灭，北方及巴蜀十六国混争更替，晋皇族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接下去又是刘宋、南齐、梁、陈四朝先后取代，与北方政权对峙，史称南北调，中原板荡，向来被看成荒僻偏远地区的闽地便成为避乱的好去处。除了少数衣冠望族，更多的是劳动人民逃难前来。《陈书》卷三《世祖纪》载：天六年（565年）三月乙未诏“候景以来，遭乱移在建安、晋安、义安郡者，并许还本土，其被略为奴婢者，释为良民”。侯景之乱是梁武帝末年降将侯景发动的叛乱，导致梁将陈霸先乘平乱的机会建立了陈朝，就是陈武帝。侯景之乱以后七年，陈武帝的儿子文帝陈蒨颁发了这道诏书，可见那一时期有很多汉人避乱南迁来到建安郡和晋安郡（今福建）及义安郡（今潮州）一带，包括在绥安县一带定居。
  绥安的邻县是龙溪与兰水。龙溪县治在今漳州市区，是梁朝大同六年（公元540年）设置的，一说设置于天监年间，早了三十多年。兰水县是南靖县的前身，也是梁朝设置的。绥安县始设于东晋，一说是刘宋设置的，总的说来都是南方六朝朝代所设，可见当时汉族在北方民族压力下大量南迁，一部份直至来到闽南今漳州及所属各县一带。这是人口增多了，社会经济有所发展，才有可能增设县治。
  那时中原战乱，闽地一些地方也不平静，绥安县一带倒是相当绥安。晋朝末年有卢循的农民起义军由浙江入闽，与刘裕的军队相持三年之久，后来由海路往广州，绥安一带免了战祸。南齐江州（今南昌）刺史晋安王子勋叛乱，将任赣县令的皇子萧颐拘禁。皇族萧兴祖攻破江州，救出萧颐。颐率领老部下一百多人起兵，避屯揭阳山中，聚众至三千多人，打败子勋，继承帝位，就是齐武帝。据前人考证，所谓揭阳山中就是梁山，当时属于设治于揭阳的义安郡。梁山主峰莲花峰有齐帝石，由此命名。那时绥安没有战祸，而且成为南齐中兴的发祥地，是具备人力物力条件的。陈朝初年，陈宝应割据晋安，陈文帝派兵征讨，宝应败退至莆口（莆田）就被俘了，绥安一带也没有战祸。那时这里社会比较安定，农业有了发展，所以宋、陈两朝廷的官员来到这里所写下的诗称赞这里为乐土。
  到隋朝，情况就不同了。隋朝为什么要将绥安、兰水二县并入龙溪县呢？一说当时这一带被蔑称为“蛮獠”的少数民族势力超过汉族，隋朝对这一带地方已经失去控制，只好撤销县的建制，名义上并入龙溪县。一说隋朝裁并郡县是全国性的，因为自东晋以来，在南方设立了许多“侨置郡县”，让原来的统治者继续统治由北方原郡县逃难而来的人民，以至郡县加倍地增加，有的地方不上一百里就设了几个县，有的地方不满一千户就有两个郡来分管，“十羊九牧，民少官多”，费用浩繁。隋文帝杨坚开国，接下了这一套臃肿的官僚架子。杨尚希上疏建议裁并，以减少开支。杨坚于开皇三年下令撤销五百多个郡和裁并六百多个州县的建制。但闽地并没有“侨立郡县”，都是按需要增设的，也被“一刀切”了。原来三郡并为一郡，九县并为四县。《隋书·地理志》载：开皇二十二年（602年），兰水和绥安并入龙溪。龙溪一县的辖地就包括现在漳州市九县一区了。
  据后来唐朝陈元光《清建州县表》所说这一带“左衽居椎髻之半”这句话分析，当时这里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数大抵相等。自从裁撤县的建制，龙溪一县要管辖这么一大片复杂的地方，鞭长莫及，势必成为无政府状态，动乱的情况愈来愈烈。龙溪自六朝以来有朝廷派兵镇守，到隋末唐初，也只能“阻江为界，插柳为营”，一筹莫展。
  唐太宗统一中国后，出现了“贞观之治”。由动乱至大治，已是形势所趋，民心所向。到了太宗的儿子高宗李治，就派兵来故绥安县地平乱，引出一段陈元光“开漳”的历史来。
  闽南靖疆拓土勋将陈元光
  李文章
  自六朝以来，戎闽者屯兵于龙溪，阻江为界，插柳为营。唐总章二年，高宗据奏，泉潮二州之间“蛮獠啸乱”，诏玉玲卫府中郎将、归德将军陈政率府兵至“地极七闽境，建连百粤”的原绥安县地平乱。仪凤二年（677年）陈政卒，子陈元光奉诏代理岭南行军总管事，平定地方。垂拱二年（686年）疏准于原绥安县地建立漳州及所属漳浦、怀恩二县，受命为漳州刺史。率领军民开发土地，振兴经济、传播文化，对后世影响极大，群众尊称为“开漳圣王”。漳州人传衍于台湾及东南亚各地，因而在台湾民间及东南亚华人社会也有与闽南、粤东同式样的“陈圣王”庙，年年有同样的纪念活动。
  陈元光，字廷炬，号龙湖，河南固始县人，环甲缮兵，建州拓土二十五年之苦，其一生功绩大要可分为四方面：
  军事上，他相视山原，开屯建堡，“靖寇患于炎荒”，与幕僚丁儒、先锋许天正、分营将马仁、李伯瑶、欧哲、张伯纪、沈世纪等五人，军谋祭酒等官黄世纪、林孔著、郑时中、魏有人、朱秉英等五人、府兵校尉卢如金、刘举、涂本顺、欧真、沈天学、张光达、廖公远、汤智、郑平仲、涂光彦、吴贵、林奇、李牛、同广德、戴仁、柳彦深等十六人，后来又有他的女婿卢伯道、戴君宵等，率领将士置堡三十六所，三年之内“岭南辑晏”。为安定社会秩序，确保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建行台于四境，躬自巡逻，命将分戌。一在泉之游仙乡松州堡（游仙乡在龙溪县北部，因建漳州之初龙溪尚属漳州，故称“泉之游仙乡”），上游至苦草镇（今龙岩）：一在漳之安仁乡南诏堡（今诏安），下游至潮之揭阳县；一在佛昙桥至太武山，一在新安里（今平和）大峰山回入芦溪堡，上游至太平镇。他实行军垦，寓兵于农，后来那些军垦地成为民田。据佛昙《重修福兴圣王庙碑》铭记：“王当建郡初，东巡至此，见滨海一带山原五六十里，民口稀少，便于牧放，遂屯兵焉。后既太平，兵不外屯，民于牧放地治圃种植”可见一斑。
  在政治上，他于军事镇压时是“落剑惟戎首，游绳系胁从”，后继之以抚绥政策，教化为主，对“愿附者，抚而籍焉”。当永隆二年（686年）他移镇漳浦时，“阻盘陀诸山为塞，其西北山峒之黎率依险阻，林木阴翳不相通，乃开山治道，剪除荆刺，遣土人诱而化之，渐成村落，拓地千里”（据府、县志）。对少数民族居住区，他划为“唐化里”，给予自治权，禁止汉族人侵犯。
  在经济上，他“管农、积粟、兴贩、陶、治”（见县志），就是奖励农耕，并积粮备荒，对商贩活动给予优惠待遇，并兴办陶瓷和炼铁、铸造工业。因而在建立州县后的二十年时间里，便出现“杂卉三冬绿、嘉禾两度新，俚歌声靡曼，秣酒味温醇”的好景象（见丁儒《归闲二十韵》）
  文化方面，陈元光认为教化是安邦治国的根本，军事镇压只是一时权宜措施，“兵革徒威于外，礼让乃格其心”“其本则在创州县，其要则在兴庠序，盖伦理讲则风俗自尔渐孚，法治彰则民心自知感激。”（见《请建州县表》）就是把设立学校看成与建立政权同样重要。漳州设治比建州、泉州、丰州慢，但建立州县后即办学校，办校时间比建、泉、丰三州还早。由于较早传播中原文化，造就人才抢先一步，陈元光的儿子陈由漳州学校出身，于武周万岁通天年（696年）朝廷考试被录取为“明经”（相当于进士），是闽地第一个廷试登第的人。这只是举例说明潭州学校的成就。陈珦辞去朝廷的翰林承旨学士不当，而回漳州主持文学（教育），又造就了不少人才。
  自陈元光“开漳”开始，这本是“蛇豕之区”的蛮荒地带，在先民的开发下，与中原的距离逐渐缩短。到今日成为“闽南金三角”的重要组成部份，自然有后人的努力，而追本溯源，当追念先人的功绩。
  漳浦初设县时的地域
  文昌
  旧方志载：“浦即建邑，方域甚广，东至于海，西至新罗，南至潮阳，北至龙溪。”（新罗，原属建州，县治在今上杭北，地域几乎包括闽西，至苦草镇即今龙岩一带，在新罗旧县治建汀州后，迁设新罗县于苦草镇），当时村落稀散，在一些无人区界属不明确。但可以推断为，初设县时的漳浦县（在一个时期里还有怀恩县）包括现在南靖、平和、云霄、诏安、东山及龙海县的一部份（南靖县前身兰水县于隋朝与绥安县同时并入龙溪县，唐朝没有恢复相应的县级建制，陈元光立行台于四境，这些地方都是他的防区，军力所及，即收入漳州亦即漳浦县的版图。
  李文章
  据地方志记载，陈元光率领部下剪荆刺，开村落，设置漳州及漳浦、怀恩二县，实行“励农、兴工、惠商”政策，生产有了发展，地方安定，首任漳州承事郎丁儒《归闲二十韵》一诗对当时景象描述道：“漳北遥开郡，泉南久罢屯。归寻初旅寓，喜作旧乡邻。好鸟呜檐竹，村黎爱幕臣。土音今听惯，民俗始知淳。烽火无传警，江山已净尘。天开一岁暖，花开四时春。杂卉三冬绿，嘉禾两度新。俚歌声靡曼，秫酒味温醇。锦苑来丹荔，清波出素鳞。芭蕉金剖润，龙眼玉生津。蜜取花间露，柑藏树上珍。醉宜薯蔗沥，睡稳木棉温。茉莉香篱落。榕荫浃里堙。风雪偏避地，风景独推闽。辞国来诸属，于滋缔六亲，追随情语好，问馈岁时频。相访朝和夕，浑忘越与秦，功成在炎域，事定有闲身。词赋聊酬和，才名任隐沦。呼童多种植，长是此方人。”从这首诗可以知道，当时的漳州地方安定，民情融洽，有双季稻，有荔枝、龙眼、香蕉、柑桔等水果，有甘蔗、山薯、木棉等物产。与陈政、陈元光父子起初率兵前来时“疑非人所居”的荒凉情况大不相同了。据地方记载，当时的漳州“北距泉建，南逾潮广，东接岛屿，西抵虔抚，方圆数千里无桴鼓之声，号称治平”。就是说闽南至闽西，直至今江西境界、广东境界，都无战事。
  至设立州县二十二年后的景龙二年，首领雷万兴、苗自成余部又集众起事，自潮阳潜入岳山（梁山支脉），陈元光轻敌迎战，被刃伤而死，但他的部下安定了地方，漳州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继续发展。
  陈元光的祖母魏太母
  陈万年
  陈元光的祖母史称魏太母，俗称魏妈，名敬字玉珏，乃隋朝中书令魏潜的女儿。生于隋开皇十九年（599年）正月十一日。
  魏氏夫陈犊字克耕，世居河南光州固始县，为唐朝开国元勋，任左玉铃卫府中郎将，怀化将军。子陈敏、陈敷、陈政。陈敏字一时，袭父职任中郎将，怀远将军。陈敷字一贯，又字一心，承父荫，任右郎将、云麾将军。陈政字一民，号素轩，任左郎将、归德将军。
  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陈政奉诏出镇原绥安县地。初进军不利，退保九龙山，以待缓兵。朝廷闻奏，令其兄陈敏、陈敷率领五十八姓府兵带同家属来援。魏太母及年仅十五岁的陈政之子陈元光随军前来（一说陈元光十三岁即与父陈政同来）。敏、敷中途病死须江（今浙江江山县）。魏太母代领其军，至九龙山会师。进军至梁山以南，建宅为家。陈政领导军民烧燎而耕，因而称当地为“火田”，即今云霄火田乡。陈政逝世后，子元光将军代领其众。魏太母品德忠贞，培育后进，移风易俗，教妇女纺织，发展家庭手工业。她本世代书香，嫁入将门，却不愿在京师安度晚年，随着儿孙辛苦跋涉，来为开发边荒地区尽力，是个巾帼英雄，因而青史流芳。
  魏太母天授二年逝世，享寿九十三岁，葬于云霄半径仙人山。陈元光在墓地结庐守制三年，州事托付副将许天正代折代行。《太母魏氏半径题石》诗有“系谍公侯裔，悬弧将相儿；清贞露简籍，规范肃门楣。万里提兵苦，三年报母慈；剑埋龙守壤，石卧虎司碑”之句。《漳州府志》认为，审察诗意，是人题赠的。云霄漳江之滨半径仙人山穴名“仙人撤网”的魏妈墓，一千余年来世代受人尊崇追念，成为历史的见证。
  “开漳”各姓的来历和后裔
  林菁
  陈政、陈元光所率领的河南子弟兵带同家属来镇闽粤交界处，设立漳州，是一次大移民。这次移民的成功，使这原是朝廷鞭长莫及的边荒地区面貌大大改变，文化开始发展，经济开始走向初步繁荣。到今天，成为闽南“金三角”的一部份。这些移民的后裔不但是闽南、粤东的主要居民，而且繁衍于台湾及东南亚各地，影响深远。
  一般说陈元光“开漳”的部下五十八姓，据云霄地方志记载有七十二姓：陈、许、卢、戴、李、欧、马、张、沈、黄、林、郑、、魏、朱、刘、徐、廖、汤、涂、吴、周、柳、、陆、苏、欧阳、司马、杨、詹、曾、萧、胡、赵、蔡、叶、颜、柯、潘、钱、余、姚、韩、王、方、孙、何、庄、唐、邹、丘、冯、江、石、郭、曹、钟、汪、洪、章、宋、丁、这些姓氏的后裔都尊奉陈元光和他部下为祖。
  这里将陈元光及他比较著名的部下的来历和后裔主要居住地作一个简单介绍：
  一、陈元光、原籍河南光州固始县，祖父名犊字克耕，号介翁。从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定天下，任玉钤卫翊府中郎将，怀仁将军。元光父陈政袭职左郎将、怀德将军，唐高宗李治派他任岭南行军总管事。（隋朝开国元勋陈茂之子陈政曾任隋朝协律郎，是另一个陈政，系山西猗氏县人）政来镇原绥安县地。元光继父志，平定地方，设置州县，任刺史。子陈珦，孙陈酆，曾孙陈谟均任漳州刺史。陈元光被后人尊称为“开漳圣王”，现闽南、粤东、台湾及东南亚各地很多陈姓尊为“圣祖”。
  二、许天正（本刊第二辑已专文介绍，请参阅）。
  三、李伯瑶字昆宗，据说是卫国公李靖之孙，为陈政麾下前锋分营将。结筏连柳营江（九龙江），征服西岸少数民族，辟为“唐化里”；随陈元光进军盘陀，发兵凿断鹅头岭，平娘子峒诸寨，拓地千里，功居第一。陈元光奏置漳州，任为司马。死后追赠定远将军。宋绍兴年间追封辅信将军定远侯。民间称李辅信或辅信公。今龙海、漳浦一带李姓尊崇为祖。
  四、马仁、固始人，有干略，从陈政戌闽，屡立战功，陈元光奏授漳州司马。宋绍兴年间追赠辅顺将军，民间称马王公。在宋至明代，赤湖城内马姓聚族而居。现仅留下马亭庙遗址。
  五、沈世纪，一名彪，固始人。任陈政分营将，奇谋善策，运筹决胜皆中机宜；又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立下战功。为人倾心下士，恩威并济。唐高宗赐名勇，加封护国右将军，与马仁、李伯瑶等平三十六寨。宋淳祐年间追封威武辅牖将军、武德侯。今诏安、漳浦一带沈姓尊崇为祖。诏安沈姓极盛，漳浦沈姓居官浔乡康庄村一带，现已式微。
  六、卢如金，固始人，陈政麾下府兵校尉，建屯营于云霄修竹里，与陈元光领导部下开山种植。任漳州司仓户参军，管理财赋。陈元光战死，代领州事，领兵保卫地方。宋绍兴年间追封辅国将军。子孙传衍龙溪的墨场和长泰等处。
  七、张虎字伯纪，陈政部将，宋追赠威武辅应将军，民间称“张太尉”。唐“开漳”，张虎开基漳浦（中营村有张姓总祖祠）。十三世孙元甫任宋参议大夫，居云霄西林村，为云霄、诏安张姓始祖。元甫弟明甫居潮州，分衍大埔等地。张虎七世孙由漳浦往河南固始县省亲，留居祖地，至曾孙张华，随王审知入闽，居福州，传衍海澄、平和、上坑、南靖、漳州、金门等处及东南亚各地。
  八、蔡长眉，陈政麾下中垒校尉，漳浦一带蔡姓尊为入漳始祖。
  九、戴君胄，父戴元理为陈政麾下府兵校尉，本人被陈元光择为女婿，辅元光子陈珦继续为开发漳州做出贡献。宋绍兴年间追封“钤辖司崇仪使郡马副元师”。墓在云霄火田乡碧云峰，为云霄、漳浦、诏安戴姓始祖，子孙繁衍粤东，东南亚各地。
  十、丁儒字学道，原济阳人，徙固始。唐初随岳父曾镇府来镇龙溪，当时九龙江西岸一带少数民族不服朝廷控制，官兵只能“阻江为界，插柳为营”，至陈政来镇，才打开局面。曾镇府卸职，留寓龙溪，丁儒与陈政成莫逆之交，曾任军咨祭酒，献策结筏渡江，征服西岸少数民族，又随军至盘陀岭，开山治道，剪除荆棘，诱化少数民族。陈元光奏准任为漳州承事郎，劝农、兴工、惠商，受村黎爱戴。归休后又被调回任职，深入山间巡视部落，染瘴病死。后裔居角美白石丁厝村。《丁氏古谱》为研究古漳州历史的资料。
  陈元光及他著名部下是“开漳”的重要人物，同姓后人尊为入漳始祖，并不等于说都是一个人的后裔，当然同时期来的还有其他同姓者，也有早在陈元光以前就来的，也有在陈元光以后才来的，他们早先没有族谱，或族谱中断，也存在有意归附于名家大族等情况，都尊重那些代表人物为入漳始祖，是可以理解的，正如说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一样，并不是炎帝和黄帝才能传衍子孙后代，其他广大群众无嗣，只是将炎、黄作为那一个时期的象征。
  尊陈元光及其部下为祖先的后裔遍布闽南、粤东、台湾以及东南亚各地，多到无法统计，影响之大，是汉唐极盛时期的人所料想不到的。追本溯源，是唐朝移民开拓漳州的功绩。
  唐朝在福建设的五个州
  文昌
  唐朝州的建制相当于晋朝和隋朝的郡。隋朝将建安、晋安、南安三郡并为建安一郡。唐朝改为建州，后来从一个州增设到五个州，建立的次序如下：
  一、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改建安郡为建州，州治在今福州，武德四年，移州治于建安（今建瓯）。
  二、武德二年设置泉州，郡治在今福州。
  三、武德五年，以原南安郡为丰州，州治在今南安丰州。
  四、垂拱二年（686年）设置漳州，州治在漳江北，三十年后的开元四年，移设李澳川（今漳浦县城），再过八十年，移设龙溪（今漳州市区）。
  五、开元廿二年（734年）设立汀州，州治在新罗旧县治（今上杭北），后迁白石（今长汀）。
  太宗贞观初年，废丰州，并入泉州，睿宗景云二年（711年）改泉州为闽州，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改为福州，武后圣历二年（699年）以原丰州为武荣州，中宗景尤二年（708年）改为泉州，才是现在的泉州，在这以前，所称泉州为现在福州。
  自武德八年设中都督府于泉州（今福州），辖泉、建、丰三州，经五次改名，至开元十三年（725年）取福、建二州名设福建都团练使，才开始有福建的名称。辖州五，但有时漳州划属岭南，便剩下四州，有时潮州划属福建，便增为六州，至上元元年（760年）漳州还隶福建，大历六年（771年），潮州还隶岭南，从此不再改变。
  旧社会漳浦金融杂谈
  陈万年
  金融就是货币和资金的融通，而货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金融的稳定与否。
  漳浦使用金属货币的历史悠久，因而历来迭有出土唐宋时代的船形元宝和马蹄形银锭（俗称锄头楔银）和铁钱如“天圣通宝”“淳熙通宝”等。自古至今，货币叠有演变。
  货币的演变
  自明、清至民国，在漳浦流通的货币，先后有：
  一、洋银，俗称大洋，十五世纪始铸于欧洲，西班牙于十六世纪在美洲殖民地大量铸造。自明朝万历年间，由于我国对外贸易和华侨赚钱回来，已经在我国流通。最常见的（据其图案为称呼）有墨西哥“鹰银”、日本“龙银”、英国“王冠”、荷兰“拐杖老人”等银元。《漳浦县志》光绪十一年《再续志》载：乾隆六年噶喇吧（印尼爪哇）惨杀华侨，朝廷议论禁止与南洋通商，大学士方苞写信征求任翰林编修的漳浦人蔡新的意见，蔡新主张不禁，复信说到“闽广两省所用皆番银，统计两省岁入约近千万”，这情况当然包括漳浦在内。
  二、龙银：光绪十四年（1888年）广东开铸，各省相继仿造。背面有龙图案，正面中间有“光绪元宝”，下面有“库平七钱二分”字样。标准含纯银九成。
  三、民国开国纪念银币：民国元年（1912年）铸，有孙中山半身侧面像，俗称“孙头”。重量、成色与“龙银”同。
  四、“袁头”民国三年（1914年）铸，有袁世凯头像，故名。重量、成色与“龙银”同。
  五、帆船银：民国初年，银币“两”“元”并行，民国廿二年（1933年）宣布废两存元，颁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每枚银元重36.6971克，含纯银23.493448克，并铸造有帆船图案的银元。
  以上各种银元，包括洋银和本国铸造的，按习惯统称大洋，漳浦话叫大银。
  六、银毫：“毫”是“元”以下的十进单位，也叫“角”，所以漳浦话称银毫为银角。在漳浦市上流通的多为光绪年间福建、广东二省所铸造，有五角、二角、一角、五分四种，漳浦所常见的多为二角银毫。本应按一元十角计算，但银毫重量、成色都不够标准，所以每十二角才抵得上一块大洋，若以银毫十角为一元，便称为“小洋”漳浦话叫“小银”，交易以元计价时，一般要声明是“大银”还是“小银”。
  七、制钱：铜钱中间有方孔，可穿成串，因而有“孔方兄”的谑称。明清两朝按定制由官炉铸造的称制钱，漳浦常见的以明朝“宽永通宝”（红铜）、清朝“康熙通宝”（青铜）为最多。每一千文为一贯，可抵银一两。尚有私炉所铸，多不合规格，俗称“呆钱仔”，要打折使用。清朝末年，由于一再向帝国主义者赔款，及被迫开放商埠，鸦片及纱布、西药等洋货大量输入，银元外流，以至银贵钱贱，一两纹银由可兑一千文钱升到可兑二三千文，至清末，停止使用铜钱。
  八、铜元，即铜板，漳浦称“镭”。有光绪二十六年所铸“光绪通宝”和宣统年间所铸“大清铜币”及民国“开国纪念币”等，每枚当制钱十文，按规定每百枚可兑大洋一元，但由于上面所说银元外流，银贵铜贱的原因，各省滥铸铜元，商家又赚铜元笨重，所以铜元大贬值，要三百枚以上才能兑换一银元。据民国廿五年（1936年）调查，本县各年铜元与银元的兑换率为：民国十九年252兑一，二十年280兑一，廿一年294兑一，廿二年364兑一，廿三年322兑一，廿四年350兑一，廿五年初300兑一，四月320兑一，六月360兑一，十二月330兑一。
  九、钞票：唐代已发行“飞钱”，宋代称“交子”。清朝光绪三十年（1904年）福建设“官钱局”，宣统元年（1909年）改为“福建官号”，都发纸币。民国三年福建省长李厚基（北洋军阀）设“福建银行”，李倒台后，所发钞票成废纸。民国十四年（1925年）另一北洋军阀孙传芳刈据东南五省，部下张毅镇漳，向张承包漳浦“田亩捐”（种鸦片苗捐）的绅士柯安邦设“金谷银行”于县前街，发行钞票，翌年北伐军入闽，安邦倒台，漳浦人手中的“金谷”钞票成废纸，损失很大。四十九师师长张贞于北伐后在漳州开设“民兴银行”，民国廿一年（1932年）中央红军入漳，张贞败逃，“民兴”倒闭，所发钞票也成废纸，漳浦人民同样蒙受损失。
  十、法币。民国初期，中国银行的十元钞票相当吃香，因其背面为红色，故称“红底”，票面印有“凭票向本行兑银元十元”字样，持有者认为有保障，当时交通不便，而且治安欠佳，出门带银既笨重又危险，所以大家喜欢将银元兑换钞票，每元要贴上几分钱，称为“贴水”，一些有余款暂时不用的（尤其是妇女的私房积蓄）也都喜欢换“红底”钞票收藏。民国廿四年十一月四日起，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禁止银元流通，以“中央”、“中国”、“交通”（后来加上“中国农民”）四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以法币收兑银元和民间藏银。虽然钞票已不可向银行兑银，而钞票的使用价值稳定，老百姓还乐意将银元兑换纸币，就是华侨黄奕注在厦门开设的中南银行所发钞票，其信用也与法币同等。在实行法币政策的同时，还允许地方银行发行小额钞票为辅币。民国廿四年福建省银行成立（在漳浦西街设有营业处），发行五角、二角、一角三种辅币，与法币相辅流通。当时一角可以兑三十多个铜元，而一个铜元可买一条油条，三个铜元（一分钱）可买一个肉包子，有的小孩投出一个铜板，说“花生米买半镭，瓜子买半镭”，小贩并不厌烦。如果有五分钱，可吃一碗著名的“采和香”扁食或汤面了。抗战期间，通货膨胀，法币币值一落千丈。至民国廿九年（1940年），福建省银行发行的一角辅币首先失去作用。翌年，五角辅币被撕成两半，每半张当一枚铜板使用。
  十一、关金券，简称“关金”，全称“海关金单位兑换券”，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发行的，以海关金单位为单位的一种专用支付手段，专供缴纳关税之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以一关金折合法币二十元的比率作为纸币投入流通，随法币的贬值而贬值。
  十二、金圆券。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内战的军费需要而滥发钞票，以至物价飞涨，后来到了无人敢收钞票过一小时的情况，即是说，法币和关金券都已破产。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八月十九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币制改革，以一元金圆券折合三百万元法币的比率回收法币和关金券，并规定金圆券与美元的比值为四比一，强制以金圆券兑换外币、金银。但不上几个月，金圆券也成废纸，有些人被弄得破产自杀。国民党中央银行改发银圆券，因券不能兑银而被拒用。
  十三、“金条子”。在钞票没人要的情况下，人们以物易物，乡人几十里赶赴圩场，要带米去交换日用品；人们要去处理一个发，也要带上一升米，非常不便。后来物品买卖便以黄金、银元、铜元为媒介。一些有信用的金银首饰店和商家，如县城江有时的金满山号、郑清水的清水号、蔡发的有恒昌号、王德水的鸿大号等，都发“凭条向本号支取黄金若干”的凭条在市上流通。旧镇、佛昙也有同样情况。这种“金条子”并非货币，但起到货币的作用，姑予列入。
  物价的上涨
  上面所谈货币，势必也谈到物价，而对物价的上涨情况，还是必须专门说一说。
  据一些老人回忆，清末民初以硬币为主的时代，一块大洋可籴白米五斗，一角可买一斤猪肉，一斤鱼十几文制钱，一个花生糖一文制钱。到民国十六、七年前后，物价略有上涨，稻谷每小担（160市斤）三元多，每大担（220市斤）四元多，一元可买三十斤红糖，猪肉一斤二角多。至抗战期间，物涨猛涨，但便不是“飞涨”。据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福建农业统计资料，各县区乡村物价调查表》载，该年七、八月份物价如下：农民卖出，以百斤计价的，稻谷（中等）七月份87.83元，八月份90.84元，白米七月份120.20元，八月份145.83元，小麦七月份166.00元，八月份179.40，黄豆七月份166.00元，八月份202.15元，花生七月份137.14元，番薯七月份14.78元，八月份25.00元。市上零售物品，以市斤计价的，猪肉七月份5.65元，八月份5.56元，茶油七月份8.50元，八月份9.60元，大豆油七月份5.00元，菜子油七月分9.80元，盐七月份2.56元，八月份3.08元，红糖七月份3.50元，八月份1.05元，茶叶22.40元，火柴（一包十小盒）七月份15.00元，八月份15.67元，蓝土布（布尺）1.65元，白洋布（市尺）12.93元。
  抗战胜利后，物价才称得上“飞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起，以猪肉为例，每斤由几千元、几万元上涨至几十万元，最后一百万元法币还买不到一斤猪肉，终至法币与关金券被当作生炉火之用。当时放“高利贷”以“寸”计息，叫做“寸仔利”，一寸利息即日息一分，后利息涨到一日一尺，以至一丈，那利息够高了吧，可是放“寸仔利”的人结果却破产。如城关李继传，本是殷实商号，与人合股开设源盛米厂，结果他个人因为放“寸仔利”，破产，以至精神失常。还有一个商人陈朝贵，也因物价飞涨亏本而患精神病。北街头李锡越开行坐店，本来信用卓著，也因放“寸仔利”破产逃债。赤湖圩有一个老者陈某，本来开中药店，收入颇丰，后来改行放“寸仔利”，也因利息以寸尺丈计算都赶不上物价以“里”计程而破产。一般群众受物价飞涨之害的，虽不至弄到精神失常的地步，破家荡产却是非常普遍。
  三、借贷
  漳浦历来没有钱庄，而清末民初，各乡镇大都设有当店，要借款就得拿物件去抵押，月息一般二分左右，逾期不还本息，当物抵销。还有一种，是以田、屋等不动产抵押，向地主、土豪借款，如果以银计息，利率大抵与当店差不多，但这种出押产业的借款者大都无力按月纳息，就改于早、晚二季收获时以稻谷缴纳，利率要比银计息者高得多。
  民国廿四年起有省银行设营业处于漳浦，不可能为一般人提供货款，只有在民国廿五年前后推行合作事业，农村生产合作社社员得到少量货款。民国卅四年设县银行，资金一万元，公股三分一，商股三分二，县参议议长杨拔萃为董事长，许建忠为经理，主要业务是代理县金库，没有办借货。
  四、汇兑
  民国初年便有旧镇美孚商行兼办商业汇款。该行资本约四、五万元，以经营商业之便，兼办漳浦与厦门、汕头、石码、云霄之间的汇兑，汇费为1.3％，以后才有邮政汇兑，通汇全国各地。民国廿四年福建省银行在漳浦设营业处，汇兑为一项重要业务，可通汇全国各埠。但到了物价波动的年头，汇款业务也就几乎停顿。
  抗战前后的漳浦进出口贸易
  李林昌
  漳浦有旧镇、佛昙、杜浔三港，抗战以前为农产品输出和工业品输入的口岸。尤其旧镇港，地处漳浦海岸线中部，鹿溪入海处，自民国二十年龙诏公路通车，旧镇成为闽粤干线的要站，翌年又有“官督民办汽车公司”的客车货车，西从县城通象牙庄，东由旧镇抵达佛昙。海陆交通方便。除“五行”自备帆船季节性地航行于汕头、香港、厦门、宁波、温州、合州、上海、天津等埠外，并有汽船镇平、镇安等号经常川走汕头（300海里）、厦门（180海里）。与汕头每月通航五次，货运约70吨，每担收运费大洋三角，兼营客运约30人次，每人收费大洋三元。与厦门每月通航3次，货运约30吨。每担收费大洋三角，兼营客运约20人次，每人收费大洋二元。佛昙方面，除帆船不定期川走外，又有潭江号汽船每日往返厦门（单程约四小时可达），杜浔除帆船外，并有东山建东号汽船经常来往。
  进出口贸易对漳浦农业生产起着促进作用，也使漳浦人“闭关自守”的生活起了变化。抗战前进出口贸易情况如何，虽然现在还有不少老人能回答若千问题，但仍然说不清具体内容和数据。这里主要根据民国廿三（1934年）朱熙任福建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漳浦县长时编写的《漳浦经济状况》的记载。
  一、年出口额
  漳浦自古是一个农业县，农产品丰富。民国初年军阀刈据，以强征“田亩捐”的方式迫种罂粟（鸦片苗），使其他农产品大幅度下降。北伐以后，随着公路开辟和海上交通遂渐汽船化，农产品稍路出现新局面，刺激了生产。除蔗糖一项因受日本输入台湾白糖的打击，呈现凋敝现象以外，其他农产品都有回升和发展。
  据民国廿三年《漳浦经济状况》记载的出口物资（括号中注为本文笔者所加）：
  1、粮食：白米每年出口约五万余石，值银五十万余万元；稻谷每年约出口四万余石，值银十六余万元，多运售于汕头。（米一斗十五市斤，十斗为一石，150市斤；谷每斗十一市斤，一石110市斤）。
  2、花生：产于东南区的杜浔、赤湖、金糖（今深土乡）等地，大都榨油运售于汕头、温州、拓蓝、漳州、石码、厦门等埠。每年花生油出口约二百万斤，值银六十五万元左右。
  3、荔枝干：每年出口值银约廿一万元。
  4、葱蒜：产于六鳌之沙漠，每年晒千运销汕头及、漳、码、厦各埠，约值银二十万余元。（当时古雷属东山，产销量不计在内）。
  5、蔗糖：每年出口约六十余万斤，值银六万元，多运售于东山及潮没各埠。
  6、龙眼：每年出口约五万元。
  总计每年输出农产品约值133万元。
  二、年入口额
  1、肥料：智利硝石、砒（来自温州，沾秧根用）约35万元，豆楂饼（北方产）约二万余块，值银五万五千元。（尚有英、意大利、日本等国所产大连、月眉等牌肥田粉，即硫酸铵，不知该文为何失载）。
  2、布（上海货）：约二万余担，值25万元。
  3、面粉：约三万余包（每包36斤）约值八万元。
  4烟丝及烟叶（平和产）：约值10万元。
  5、纸烟（卷烟，上海货及英国货）：约值12万元。
  6、煤油（洋货）：约四万桶（每桶27斤）值九万余元。
  7、豆类（来自北方）约值六万五千元。
  8.、麻：约六万五千元。
  9、药品（多为西药）：约值六万元。
  10、茶叶（多为安溪产）：约值五万元。
  11、酒（多为天津、绍兴等地产品）约值三万元。
  12、纸：约值五万元。
  13、鱼（日本咸鱼、咸大阪）约值五万元。
  14、洋糖（台湾白糖）：二万元。
  15、其他杂货：二十余万元。
  总计每年入口货约90余万元，来自汕头的占50％，来自漳、厦的占40％，来自云霄、香港的占10％。
  上列进出口货物价值相抵，漳浦每年出超40多万元。
  民国廿六年（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海口封销，翌年厦门沦陷，闽南公路破坏，农产品销路呆滞。产量受战争影响最大的是水果，为北方人所欢迎的漳浦荔枝干销不出去，焙坊大部份倒闭；柑也没有销路，导致果树大量砍伐。红糖则由于没有台湾白糖输入而涨价，花生油恢复为点灯之用，粮米更为缺粮县份所需求，都改以肩挑运往漳、码输出别地。除红糖一项由于需求量不如粮、油之大，产量下降外，粮油产量无减。但由于交通不便，而且本县因改用花生油点灯等原因，也增加需要量，所以输出额大减，据战时《第五行政区各县农业概况》记载，至民国卅一年（1942年），漳浦土产年输出量，红糖由战前的五千余担减为三百余担，花生油由战前的五千余担减少为一千八百余担，荔枝干由战前的一万二三千担减少为四千余担。
  漳浦在抗战期间，进口几乎断绝，主要只从平和输入烟丝烟叶，从云霄输入手工卷制的卷烟。火柴在全省只靠建华火柴厂一家生产，由贸易公司统制包销，分配到漳浦的极少，一般群众无法买到，几乎恢复了“闭关”时代的生活方式，用火刀火石打火，点灯用花生油。农民自种棉花、苎麻，自己织布，并出现了织布作坊，织土布外销，最多的织坊是佛昙一带，同时竟有四十余家，港头一村几乎成为纺织专业村。
  抗战胜利后，公路未能恢复通车，海上交通就更显示其重要作用，除帆船照旧使用外，商家增置了海平、崇胜、六鳌等号汽船，内地土产用小舟顺流而下，汇集港口，转输出口，输入的商品则大都用脚踏车转运，进出口贸易之盛，不亚于战前。
  旧镇商业史
  陈万年
  旧镇地处漳浦县东南部，距县城十五公里。东北为乌叶荔枝主要产地浯江（乌石），与深土乡为邻，东南临浮头湾，与六鳌乡隔海相望，北接赤土乡，西南与霞美乡相连。是漳浦县一个重要集镇，自古为通商口岸。
  据宋朝《元丰九域志》记载，漳浦县（地域包括今云霄、诏安、东山及龙海的一部分）有三乡及敦照一镇，黄敦一盐团。《宋史·地理志》也载，漳浦有黄敦盐场。又《宋会要·食货》记载“漳浦有敦照务”。清《一统志》载“敦照镇在漳浦东南”。成书于民国十九年的臧励和《地名大辞典》说：“敦照镇，在福建漳浦县东南，《九域志》‘漳浦有敦照一镇’，今有旧镇市，在县东三十里，盖即敦照也。”从这些资料可以知道，旧镇在宋朝是漳浦（包括今浦、云、诏、东一带）唯一的一个镇，黄敦盐场（后称盐敦，在竹屿附近）的盐从这里由水路运销各地，这里设有专办收税发照的“敦照务”。
  到明朝已经叫做古镇，写作旧镇，早已有城，到天启六年十二月（1627年1月），海盗商人郑芝龙占领旧镇，在作战中摧毁城垣。以后的旧镇城是崇祯初年漳州知府施邦曜所建。清初“迁界”时折毁。今旧镇虽已无城，地域仍有城内城外之分，商业区不是在城内，而是在城外，一条主要的街道作东西走向贯通整个市区，同一走向还有一条较短的后街，一条狭窄的浮水店街，又有一条横街从山下通至渡船头。
  民国初年，旧镇为漳浦内东区，国民党统治时期为第一区，废区之后为旧镇镇，解放初期为第四区，1958年成立旧镇人民公社，现为旧镇镇。
  旧镇在明清时代已成为海上贸易商港，与上海、宁波、温州、台州、台湾、汕头、香港及日本、东南亚各国常有商船来往。自从清末开放海禁至民国时期，贸易更盛。这里的商人除本地的以外，也来自远近各乡村，或外县、外省。大都起初并无多大资本，经过辛苦经营，由小到大。经过竞争，有的失败，有的发家致富，大展鸿图，后来形成为数无多的殷商富户。在抗日战争以前，是旧镇商业的“黄金时代”，主要商家有“五行十八号”，拥有相当雄厚的资本，在漳浦县的工商业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尤其五行，都是经营输出土特产，输入工业品。米谷、花生、花生油、红糖、鲜果、葱蒜多输往汕头、香港，荔枝干多输往温州、台州、宁波、上海、天津。从上海输入棉布、棉纱、面粉，从汕头、香港输入煤油、化肥、香烟、火柴，从台湾输入白糖，从温州输入砒肥，从天津输入大豆及豆楂饼。
  出口的土特产，其货源与销路有值得记述之处：
  一、荔枝千：本县荔枝主产地在旧镇附近的乌石、大埔、林尾等地及县城附近的霞潭一带，除了上市时节的鲜果用车、船载到旧镇以汽船直运汕头、香港外，大部份由商人或农民自设烤房焙制成干（三斤鲜果可焙干果一斤），于当年售给旧镇商行，在八九月间用帆船运销温、台、宁、泸、津各埠，尤以运往温州的为最多，因为该埠有漳浦人柯兆和在那里设同乡会招待漳浦客商，居间介绍与当地商行成交，给“水客”（推销兼采购员）提供方便。当旧镇船抵埠，即有当地许多商人由漳浦同乡会引导，成群结队，敲锣打鼓来到码头，鸣炮迎接，拥到同乡会设筵招待，商议价钱，由“水客”择主成交。但荔枝干运销何埠要看品种，温州喜销“早红”，宁波喜销“兰竹”（难得），台州喜销“乌叶”。每笼荔枝千的底层放一大块土坯，据说为了“镇载”；从温、台州贩回砒肥，每笼也装两块青砖，做为回敬，混真掺杂，成为惯例。
  二、白米：漳浦的稻谷大量加工成白米出口，早先都是用人工，以“土垄”碾成糙米，再用石臼春成白米。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有一个台湾基隆人林金川从台湾运来一部碾米机，与旧镇人陈雨苗合资经营“民生米厂”，是旧镇有机器工业的开始。以后漳浦各处米厂陆续开办，白米由旧镇、佛昙、杜浔三港出口，本刊第五辑已有《解放前漳浦粮食工商业概况》一文记述，这里从略。
  三、花生油：本县花生大部份出产在六鳌、深土、赤湖、佛昙、前亭、杜浔、沿海一带沙质地，经人力春啐用木制“油车”压榨花生油。本县没有食用花生油的习惯，早先主要用以点灯，自煤油输入，本县花生油便大量出口，主要销往漳州、厦门、汕头、香港，供食用。
  四、红糖：用土法榨蔗取汁煮糖，虽在台湾白糖大量输入下，红糖仍有不可取代的用途，所以仍为漳浦一宗出口物资，多销汕头。
  进出口贸易大部份由“五行”经营，“十八号”也能插足其间。为什么有“五行十八号”之称，本来是为了应付派款。除了额定捐税，历来军阀都向商家要大笔钱。旧镇商业繁荣，更被统治者视为肥脔，在北伐以前，漳浦县商会会长由旧镇振成行老板陈大年（怣来）胞弟陈朝曦（态进）担任，军阀要旧镇商家多少钱，只要向陈朝曦说一声，便得如数“筹缴”。国民党时期旧镇人陈雨苗任县商会会长，情况类此。为便于分摊，商家自己议定分为“五行”“十八号”及“其他杂商”三种，“五行”分担百分之五十，“十八号”分担百分之三十，其他为数众多的杂商负担百分之二十。从这划分，可以知道“五行”“十八号”在旧镇商业中的比重。“五行”是：振成、新捷发、美孚、兴泰、宝成。“十八号”是：旧捷发、源顺、新源盛、联成、展成、美合、合顺、合兴、新隆兴、旧隆兴、三合发、荣华丰、美长源、宝元、仁芳等。又有鱼行十多家，开设在临海的浮水店街，经营海鲜、鱼干、咸鱼等。所谓浮水店是在海滩上打桩。铺搭木板为栈，一边临海，一边接连陆地，周围以木板为墙，上盖瓦片。他们的业务是现购现销或代销海鲜、鱼千，从中抽收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五佣金。这里不但是商业港，也是鱼业港，本港鱿鱼、大蚝、篓仔蟳素享盛名。
  仅将“五行”情况概述，以见旧镇商业之一般。
  振成行，老板陈妇来，即陈大年，在五行中手屈一指，经营荔枝干和粮米出口最大宗，自设米厂，加工能力为全县之最，自备帆船，后发展为汽船，定期川走厦门、汕头，季节性地川走沪、温、宁、台各埠。经营进口商品也最大宗，代理“亚细亚”煤油，获利颇丰。抗战发生后，汽船被日本飞机炸沉，进出口贸易停顿。抗战胜利后重整旗鼓，新辟与台湾通商一途。后病逝旧镇，现子孙多人留居台湾。
  新捷发行，老板陈同基，起初与兄陈交从埭头迁居旧镇，摆双浆小船谋生，稍有积累后开设商店，至中年挤入“五行”之列，自置帆船、汽船。经营土特产，设榨花生油作坊，大量收购花生加工成花生油出口；进口方面，代理“佛帽”煤油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所产香烟。抗战时期商业不振，转而围垦海埭。抗战胜利后重振商业，但已不知当年之盛。
  美孚行，老板蔡荣，原籍同安，父蔡崎，初在厦门港摆渡为生，以驳船代商行从货舱上将人货运送上岸。据说有一次美孚洋行的外国老板将装有巨款的挎包遗忘在驳船上，蔡崎原物交还，得到洋行老板的信任，叫他到旧镇代理美孚煤油，因此发迹。蔡崎长子蔡春晖在厦门美义和行当经理，在旧镇开美孚行的蔡荣是老二。
  兴泰行，老板陈振慎，原是旧镇地方绅士，陈姓族长。初开业时，资金最雄厚。抗战时期一蹶不振。
  宝成行，老板刘福水，原刘坂人，是暴发户。经营土特产出口，进口南北货物如化肥、白糖、黄豆、豆糟饼等。因本人早逝，后继乏人，早已停业。
  抗战胜利后新兴了几家堪称与五行并驾，并有超过之势的新商行，如大埔翁猪母的“达泰”行，漳浦有地位人士合股的“建昌”行等，在汕头分设机构，不但资本雄厚，而且有政治后台。
  旧镇商业的发达由于交通利便。起初主要靠水运，土产自鹿溪上、中游用小船运来，从旧镇用帆船汽船出口。自北伐以后，沟通闽粤的龙诏干线公路经过这里，又有浦和支线西通至象牙庄，镇港支线东通至佛昙，更促进了旧镇商业的发展。但当时旧镇在交通上还存在种种缺憾，影响客、货运输。本来旧镇港无桥，客货要靠摆渡到对岸再上汽车，很不便利。建国后，改建汽车轮渡码头，汽车用轮渡过港。1953年东山战役后，择址在上游的溪头渡地方架设木结构公路桥。1972年在旧镇港建一座电动启闭桥闸，既可通汽车又可蓄淡水灌田。从此，天堑变通途。现在，省道漳云线、牛旧线在旧镇交汇，是我县的重要交通枢纽。海上交通也有所恢复，现在从旧镇港有轮船与东山、厦门、汕头、香港等地来往，台湾船也常来停靠。
  建国后的1952年对私改造，私营工商业组织联营，1953年建立供销合作社，1956年公私合营，走合作化道路。国营企业相继建立，集体、全民经济比重大大增加，旧镇粮站、水产站、食品站、银行等陆续建设。几年来，旧镇工农业有较大发展，现有县办榨油厂、碾米厂、粮食复制品厂、水泥厂、造船厂及镇办的化工厂、修配厂、综合厂、木器厂、砖瓦厂、盐场、搬运站等。作为土特产和工业品的集散地，旧镇市场活跃，原有市场不能适应，1954重新建设人民市场，1982年改建环市街道，扩建旧镇街，市区扩展一倍以上，工业和商贸业逐年发展提高。
  漳浦的田赋
  李林昌
  在土地私有制社会，田赋都是弊病丛生的，和丁口银合称“地丁”，加上徭役，称赋役，历代都是群众的沉重负担。历史上有几个政治家设法改革，只能缓解一时民困。
  陈元光“开漳”时的田赋，无资料可考。当时这里属于边荒地区，可能没有实行唐朝的均田制。到唐朝中叶，均田制名存实亡。天宝年间安史之乱，朝廷增加军费，赋税加重，地方官乘机贪污勒索，引起漳州（当时州治设在漳浦）地方动乱，群众吃尽苦头，否则便不会有数百人千里迢迢跑到长安去向朝廷请愿，要求撤换剌史殳伯梁，迎来陈元光的孙儿陈酆任刺史。建中年间实行两税法，将所有赋税合并，分夏秋两次征纳，法简便民。据地方志记载，这时期“一州安晏”。宋朝赋税徭役繁重，王安石变法归于失败。明朝初年清丈土地，编造鱼鳞图册，便于征赋，但后来逐渐被粮胥舞弊破坏。漳浦于万历五年起实行“一条鞭法”，将繁杂的徭役改征代金，并合田赋，丁口银及一切杂捐，统一征收，改每甲十年轮值一里（十甲）负担为逐年轮值，一进称便。但后来官府不但一再增加税率，而且视原已合并征收的徭役代金为正赋，取销雇募，另外加派徭役。一条鞭法始而便民，终至累民。清康熙年间漳浦知县陈汝咸清丈土地编造鱼麟底册，至嘉庆年间也荡然无存。雍正二年漳浦实行“摊丁入亩”，将丁口银加给田赋负担，这有利于无田之民，但后世人在那“地丁钱粮”以外所受摊派的，何止如丁口银那样的负担而已？
  据清《会典》载，漳浦县地丁19445733，应征粮米36319026石。民国三年，定全县赋额为62780元，因册籍年久失修，地丁钱粮由熟悉此道的人承包，全县总包头称粮胥总办，转包一图的称图承。他们私藏底册，挟官包办，当然也要与官分闰，积弊甚深。
  民国廿三年（1934年），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漳浦，翌年成立第五行政区土地清丈处，先从漳浦着手丈量土地。过了一年，改称漳浦土地清丈处，仍隶属专员公署。丈量程序繁巨，经费困难，只完成第一区清丈任务，其余四个区于民国廿九年七月改为陈报编查。清丈处撤销，归县民政科地籍股办理，后成立地政科。
  土地分为田、家（旱地）、基（宅地）、荡（池塘）、果（果园）、林、坟、杂九种。地籍员下乡，按保逐甲编查。每到一处，要求较好的饭菜。勒索不遂，就乱加地积，滥提等则。
  民国三十年，编查宣告完成，以326320.50元报省，赋额之高，达到全第五行政区（今漳州所属各县）总赋额的四分一。地籍的错误，给征赋带来困难，这一年指标最高，但征起数最少，只及以后年度的一半（详见后面列表）
  民国卅二年，请准从等则上减少80470.05元，也还有245850.45元。县又办理“补正地粮”，要求再减四万三千余元。当年并已按“补正”赋额209470.32元征收，指标是最低的，而征收数为历年之冠（详见后表）。可是由于控制不周，从业人员不健全，在“补正”过程中，产生受贿涂改情事，导致县长黄明日被劾撤职查办，“补正”的成果也被推翻，县政府费时九阅月，将涂销的赋额13303.52元改回原状，复核更正二万余起，自下一年起，按222773.84元征收。民国卅三年成立土地执照发照室。在办理发照期间，准许申请更正地籍。而民国卅四年漳浦县政府上报的赋额末改，全县各种土地面积及赋额如下：
  田370148.15亩赋额157702.45元
  基13921.72亩赋额4106.74元
  农235040.00亩赋额51908.07元
  果14483.36亩赋额5279.92元
  荡14743.51亩赋额1085.15元
  林11974.23亩赋额598.71元
  坟10747.76亩赋额214.96元
  杂93981.73亩赋额1877.83元
  合计764949.46亩赋额222773.83元
  民国三十年（1941年）为抗战的第四个年头，通货膨胀，物价猛升，币值一落千丈，本来因运输困难由征米改征银元以至改征钞票的田赋至此改征稻谷，称为“田赋征实”。当年九月起，漳浦成立田赋管理处（简称田赋处），县长兼处长，陈阳、盛觉希、郑国祥等先后专任副处长。各区分设办事处，区长兼主任，专设副主任一人，职员若千人，并设仓库管理员，负责征收赋谷。县政府机构也进行调整，原粮食管制委员会（简称粮管会）改为粮政科，粮管会秘书改为粮政科科长。后来田赋处与粮政科合并为县政府田粮科，至解放。
  民国的田赋已经以“元”为计算单位，至民国三十年实行征实，要将“元”折算稻谷。本省奉财政部核定，每赋元征谷三市斗，带征县级公学粮一市斗三升，计四市斗六升（每市石十斗，一百一十市斤），还有随赋收购的粮谷。各年所征获的稻谷数目如下：
  民国三十年（1941年）51372132市石。
  民国卅一年（1942年）102014336市石。
  民国卅二年（1943年）121104681市石。
  民国卅三年（1944年）110278788市石。
  民国卅四年（1945年）35778市石。（当年日军流窜过境）
  民国卅五年（1946年）31766762市石。
  （抗战胜利时宣布免赋一年，后改为按两年减半征收）。
  每年早、晚二季稻谷登场，县政府即派员率领保安队兵下乡催征。由于地籍混乱，一些少田之户受到“飞来”赋额，负担不起的，只好逃赋。门被钉封，贴上县政府封条。逃赋者只得等待催征期过，从后壁挖一个洞出入。
  抗战期间，从官绅至于群众，还能体贴抗战的需要。抗战胜利后，本希望舒一口气，而内战继续发生，导致普遍反感，征赋更不容易，据民国三十五年漳浦县政府施政检讨报告，征赋成绩不佳的原因，一是风水灾害，一是“民心已变”。
  民国三十七（1948年）一月廿五日厦门星光日报刊登一则漳浦新闻，附录于下，可作为征粮插曲：“本月十六日，本县参议会举行第一届第八次会议开幕典礼，郑县长有泰因要公赴漳，由主任秘书张广义代出席致词。此次议题以维持地方治安为中心，各参议员辨论、提议相当热烈。十八日举行闭幕典礼之前，忽发生意外事故，致而延期。事缘县政府社会科员吴富才因督征田赋，与绥安镇楼脚保第五甲甲长发生纠纷，闹入参议会。吴科员报告主任秘书，甲长蔡大京则报告议长。据称本人（蔡）赋粮早已完清，吴科员随带兵二名到社催粮，因其他甲长不在家，乃以普通饭菜招待。距吴科员等均愤”“无内”，故意肆骂，甚至举枪，社民以如此无理，就近相劝。科吴员即喝令士兵将枪放下，恨恨而去。吴科员矢口否认，并称：甲长蔡大京着实可恶，吾等至社时，均不理，要求其炊饭煮渴，反而开口臭骂，一时混闹，社民围集殴打，并将士兵枪枝缴去。双方在参议会各持情理，互相争辨。参议员多说吴科员不对，张秘书命吴科员离去。吴科员边走边骂，激动公愤，喝令会丁将吴科员围在参议会大门殴打，后由陈秘书德拱劝乃止。议长杨拔萃以事突然发生，应交涉彻底，要求政府将该科员撤职查办。张秘书答称原则可能通过，请如期举行闭幕典礼，候郑县长返县后进行解决。参议会不许可，乃决议延期闭幕，是以参议员不赴警察局、田赋处等机关公宴，表示不联谊之慨。现闻县政府及田粮处一部份职员以吴科员受欧辱，表示不满，谓公务员当不得，拟联络同志对付。惟郑县长十九日晚已返县，省田粮处副处长赵惠和亦同时抵县督导，料必有完满解决办法。
  早期的漳浦西医药
  丁雨泽
  清朝闭关锁国，看不到世界的进步。虽然中医药曾长期为祖国人民的保健立下宏功伟绩，并曾居于世界医学的前列，但封建时代医药大都是民间事业，政府不大支持，自然难以普及，以致疾病丛生，瘟疫流行。血吸虫病、鼠疫、霍乱在漳浦曾给人民以严重的死亡威胁，虐疾、天花等的流行也曾是漳浦人民的重大疾患。
  一、漳浦西医药始自源梁医院
  英国基督教在漳浦县城成立“清邑堂会”，并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在新路尾礼拜堂边建屋设立源梁医院，为漳州协和医院的分院，是漳浦有西医药的开始。首任院长白格非，医师均英国人。初设门诊，药品器械不多，而医生都有专长，内科由贺雅谷硕士任主任，南任源任医师，外科由马士敦博士任主任，满约翰任医师。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因甘霖天主教堂拘禁人民，引起仇教排洋事件，“仙拳会”于二月五日（农历正月十二日）入城烧毁源梁医院，外籍医生回国。事后英教会又派英籍德人医生（女性、学士）来任院长，兼妇婴科医师，钟宝宁任外科医师。自民国廿二年（1933年）以后，外籍医师回国，院长、医师都由中国人担任，历任院长林成章、叶士明。
  源梁医院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招收第一批学徒八人（陈化龙、何水来、许明造、蓝世彰、杨允立、叶金水、叶天赐、吴斯文）开始，以后又陆续培养了不少学徒，这些人成为漳浦早期的西医药人才。
  由于西医药具有用药简便，疗效迅速的优点，其内外科手术也是“华陀再世”只是一句空话的当时中医所不及，所以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当时漳浦一带虐疾流行，人民为此病魔所折磨，源梁医院推销英国哮丸牌奎宁丸及各种成药，药到病除。英国人既赚了钱，又赢得信誉。
  二、漳浦早期的民间西医
  旧中国医药缺乏，偏僻地方人们知识闭塞，给医生以发财的机会。有一些普通药物，用不了多少本钱，一经医生之手，便要向病者索取可观的医药费。如“头烧额热”阿斯比林一服见效，这种现在普通的药物，几分钱就可以买到的，当时的患者有时得付出一元以上。当时接生都靠民间接生婆，由于剪济带的剪刀没有消毒，婴儿患“七日风”（破伤风）而死是常见的事。而一般人只有遇到难产才急忙去请助产医生，每次接生得花大洋一二十元，相当于几百上千斤稻谷的代价。在当时政府没有医疗设施的情况下，民间医生既有好收入而且对保健事业有贡献的。就如种牛痘来说，现在大家都知道只要划破皮肤接上疫苗就可以，牛痘苗可以免费供应，但当时请医生种牛痘都要郑重其事地玩弄一点花样，在臂上刮四目相对的四个“珠”，医生还要一连几天来“巡珠”，这样种一次“珠”也要花几块钱。这是一本万利的行当，而且稍有常识就可以做，因而一些不合格的医生及并无文化的“先生妈”提着藤囊到乡村招揽生意，虽然收费过份一些，对预防天花蔓延也起一定作用。
  民国时期在漳浦各乡镇行医的西医为数不少，最多的是城关，其次是佛昙。单城关就先后有林成章、吴素秋、王元惠、陈辑、吴乃青、何孝飞、蔡良泽、黄碧秀、黄秀锦、张秋芬等十余人开私人诊所或个人行医。佛昙镇早期有杨允立，后来有蓝义方及台湾人张光敦、林仲杰、张士衡等。赤湖先后有张光杨、张秋世（均台湾人）、陈国宾等人行医。马坪有许芳耀、吴庆年（均台湾人）等人行医。旧镇有蔡泽民、许锡安等人行医，官浔有李其昌等人行医，杜得有庄海等人行医。这些医生，不乏医术精明，为群众所信赖者。也有些民间医生只有普通医学常识，滥竽充数。庸医误人之事常有发生。
  三、解放前的公办医疗机构
  民国廿五年（1936年）在城关街仔前设施医所。民国廿六年（1937年）九月二十日在詹厝潭高东溪祠设立戒烟医院，设有医师一个，护士三人，病床40张，院长由浙江淳安人朱汤铭担任。强制那些吸毒（鸦片）成瘾的烟民入院戒除和护理。当年十月，施医所与戒烟医院合并，改为县卫生院，首任院长黄致祥（莆田人），继任者有吴青炉（龙岭人）、林应增（莆田人）、郑祖辉（晋江人）、叶士明（本县人）、郑春池（漳州人）等。县卫生院为卫生行政和医疗事业机构。民国三十年（1941年）在各区设立分院。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因药品缺乏，进行裁员，撤销石榴、官浔、旧镇、佛昙四个卫生分院，改由县卫生院组织医疗卫生防疫巡回队，于四月间出发象牙、长横、官浔、前坪、佛昙五乡（镇）巡回治疗。
  漳浦县卫生院设备简陋，在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国民党中央政府虽也发给医疗补助费三十万元，作为充实检验室技术设备及购置器械之用，但物价飞涨，法币贬值，三十万元法币不过等于现在人民币几百元，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人员也因经费问题一再裁减，至1949年九月漳浦解放，人民政府接收卫生院时，只有院长一人，医师一人，护士一人，助产一人，药剂生一人，化验员一人，环境卫生员一人，公共护士一人，会计、办事员各一人，勤杂二人，共十二人。
  鸦片对漳浦人民的毒害
  亚季
  鸦片也写作阿片，是英语oplum的音译，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东西。到唐初才有少量输入，作为药用。到明朝也只有万历皇帝晚年享用，称为“福寿膏”，从此精神萎糜，不理朝政。
  鸦片取自植物罂粟的乳汁，经干燥而成干膏块状，呈黑色。主要成人是吗啡，有镇痛、止泻、止咳等效用。但长期应用就会成瘾，即慢性中毒，患者面黑目黄，骨瘦如柴，精神萎糜。瘾发的时候，呵欠不止，鼻涕眼泪流个不停，坐立不安，甚至在地上打滚，有的有脱肛、泄泻等症状，非吸食鸦片不能解除，烟瘾便一次比一次加重。如果一次大剂量服用，会造成急性中毒，立即毙命。为旧社会厌世者自杀的良方。
  一般人对这种东西深恶痛绝，由于一般用管道烧烟抽吸法，称为鸦片烟，漳浦人叫做“乌烟”，叫抽吸鸦片烟的人为“乌烟鬼”。鸦片价昂贵，一般平民成瘾，便会沦为窃贼，就是小康之家也要破产。
  罂粟原产欧洲，自从西方殖民者兴起，便在各殖民地推广。尤其是英国，1600年设东印度公司，诱使印度农民种植，制成鸦片输入中国。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年输入量竟达四万余箱。毒害中国人，并导致中国白银外流。有识之士，奏请清廷禁止，引起道光二十年至廿二年（1840—1842）的鸦片战争。中国从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五口通商给外商输入鸦片提供便利。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于咸丰八年（1858年）被迫与英、法、美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鸦片便以“洋药”名目成为合法的进口商品，在中国更加泛滥。
  鸦片之害既如此严重，为什么为许多人所嗜好？一种情况是治病；一种情况是体力或脑力劳累，用来提精神；一种是闲极无聊，吞云吐雾，飘飘若仙，视为雅兴，甚至以鸦片应酬，以为阔绰；这三种都会久而成瘾，于是，吸毒之风愈来愈盛。清朝末年，已经在漳浦盛行，《漳浦县志》光绪十一年《再续志》将此风记入《风土志》。
  门户被迫开放，鸦片如潮水涌来，无法抵制。于是，有人提出我国自己生产鸦片的办法，来与舶来品竟一日之长。漳浦也开始了罂粟种植业，据李文治所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记载，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漳浦罂粟产量三百担，翌年跃升为七百三十担。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但政权被袁世凯篡夺，所以失败。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无不以种植罂粟为生财要道。闽南适宜罂粟生长，历来军阀都巧立“田亩捐”名目，用“种也捐，不种也捐”的办法，通过乡村封建族长摊给每一农户以一定数目，强迫种植罂粟，自李厚基主闽时期，于民国五年开始征收“田亩捐”，漳浦更由黄宝忠承包征收，设立了“田亩捐办事处”，由各乡封建族长二包，村头子三包，向农民收捐。据当时过来人陈阳山所写资料，全县田亩捐年包额为五十万银元。
  民国七年八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漳州建立闽南护法区，虽然办了一些整顿学校、扩宽街道等新政，而苛捐杂税，尤其是“田亩捐”的征收，永远为后人所唾骂。
  民国十二年，归附于皖系军阀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汀漳龙镇守使”张毅盘据漳州，漳浦承包“田亩捐”的绅士柯安邦不可一世，竟然自设“金谷银行”，发行钞票。
  以黄宝忠、杨士鹏为首的“乡约”民军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反对“田亩捐”为号召。而北伐军入闽后，国共合作的革命局面昙花一现。不久，师长张贞从南京回军漳州后，又办起“田亩捐”来了，因而有“张毅换张贞，捐款加二升”的民谣。
  军阀统治时期，种罂粟与“禁吸鸦片烟”双管齐下，并行不悖，有人为这种事大惑不解。其实，军阀收捐是真，禁烟是假。只由于鸦片已被公认是毒品，名义上非“禁”不足以欺骗中外舆论，所以公开亮出“禁烟局”的牌子，目的仍然在收捐，巧立“寓禁烟于征税”的名目，表面上是用征重税的办法来限制吸鸦片烟，对鸦片商品征“膏厘”，又对吸鸦片者“封灯”征捐，实际是加以保护。对于种罂粟，除保护外，还要加以强制，但有损统治者的“声誉”，不敢称为“种罂粟捐”，而巧立“田亩捐”名目，这样一来，“田亩捐办事处”与“禁烟局”两块牌子便相映成趣了。即便是民间所说的“婊子立贞节碑坊”。
  军阀的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国民党政府下令禁烟。
  到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廿一日，漳浦才有禁烟委员会之设，以原财务委员会委员长蓝长泽为禁烟委员会主任委员，各界代表人物为委员。从事宣传工作。
  同年九月，成立漳浦县戒烟医院于高东溪祠、朱汤铭（浙江淳安人）为院长，配备医师、助理医师各一人，护土三人。十一月，县政府成立禁烟科，朱汤铭为科长。对烟民进行登记，强制入院戒烟。不久，戒烟医院裁并，归县卫生院办理。戒烟科也撤销，行政归民政科办理，查禁由警察机构负责。施戒的烟民数为：民国廿六年431人，民国廿七年270人，民国廿八年255人，民国廿九年55人，合计1011人。
  民国廿九年进行一次检查，至三月止登记未戒烟民842人（其中妇女七人），月总吸量为烟土344.9市两。如不戒除，按法要科刑。据民国廿九年下半年至三十年八月《福建各地方烟案判处情形统计表》，漳浦县受判刑的初吸犯35人，重吸犯4人，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37人，判处一年至三年徒刑的2人。
  按法，运售者处重刑，但在这张统计表中，对运售者的判刑是一格空白。而事实上，漳浦城乡有不少半掩门的烟寮，还有人靠卖鸦片发财。其所以消遥法外，有的是贿赂当地有权势者庇护；另一种情况是，警察（尤其是刑事警察）每有破获，都私下勒财了结，或将毒品饱入私囊。保安队没有这个任务，但官兵也常找机会捞它一把。缴获归公的，是少数烟土、烟膏和一些烟具，如烟灯、烟枪、烟盒之类。据当时主管部门统计，民国廿六年缴获烟土7.17市两，烟膏80.25市两，烟具52件；民国廿七年缴获烟土70.40市两，烟青30市两，烟具78件；民国廿八年缴获烟土26.60市两，烟膏74.03市两，烟具46件；民国廿九年缴获烟土20市两，烟膏0.50市两，烟具11件。县政府于每年“禁烟节”（六月三日林则徐虎门焚烟纪念日）大会上将这些烟具烧毁，进行一番宣传。而鸦片之害，积弊很深，总难消除。
  抗战期间，沿海走私商人将生猪、大米、花生油等重要生活必需品输往厦门、浯屿等日军占领岛屿资敌、换回鸦片毒害人民，如佛昙杨水城、杨南、赤湖陈向天、陈枝、六鳌陈雷等等，他们能在双方驻兵警戒的海岸线来去无阻，就是钱能通神。
  战后，我县的鸦片仍然大都从厦门、汕头二埠走私输入。夹带鸦片的商人神通广大，禁令徒成具文。直到解放后，人民政府于一九五二年进行一次全国性清毒运动，罪犯该枪毙的枪毙（如旧镇陈水宜），该劳改的劳改，对一般吸毒者集中教育戒除。来源既绝，烟毒之患乃告肃清。
  漳浦官督民办汽车路公司与“镇港”“浦和”二公路概况
  陈建和
  北伐后，漳州设公路分局，开辟各条公路。民国十六年（1927年）秋，自漳州通至诏安分水关的龙诏公路干线接近完成。张贞设想漳浦应有两条支线公路，西达平和，东抵厦门，乃鼓励漳浦人林安国出来组织公司，承担这一任务。林安国毕业于北京民国大学，一向在教育界工作，早年任漳浦逢源小学、云霄俊元小学、石码石溪中学等校校长，自民国十年起任鼓浪屿毓德女子中学校长，在社会上有声望。他与漳浦华侨杨纯美、蓝秋金、陈照馨、蓝长泽等人商议，在得到他们的赞同、支持后，认为可望向海外华侨募集股金十五万元。乃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秋，毅然向毓德女中董事会辞职，即返漳浦筹备。经呈准成立“漳浦官督民办汽车路公司”筹备处，设在北街火烧巷内。人事：主任林安国、秘书刘树勋、总务股长陈泰阶、财务股长杨美东、工程股长兼工程师蔡泽源、会计林充国、文书吴茂昌等。
  筹划建设两条支线公路，东线称“镇港路”，计划由旧镇经赤湖、佛昙、前亭、港尾，至终点屿仔尾过渡直达厦厦门，全长69公里。西线称“浦和路”，从漳浦县城经石榴板、象牙庄，入于平和。
  测量经三个多月，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完成。路基由县政府统一规定标准，摊派沿线附近民工，分段限期包干。大小桥涵四十多个，采用石砌，其中浯江、棕口等三座大桥，利用松木建造临时公路桥，都由公司负责。第一期筹到资金四万元，大都用于桥涵。因为资金所限，并为了争取时间通车，所以采取这种简便设施。
  民国十九年（1930年）一月再收到股金二万元，即向厦门福特公司购买二吨福特牌客车二辆，货车一辆，先投入漳浦县城至旧镇段营业。年底再添置福特牌二吨客车三辆，小蓬车二辆。
  林安国通过与华侨协商，再成立“漳浦华侨商办汽车公司”（官督民办汽车路公司易名），由杨纯美任董事长，蓝秋金为副董事长，林安国兼经理，除原有人员外，再增加业务股长陈建和、漳浦站站长林衍庆、旧镇站站长林为国、赤湖站站长陈鸣岐、佛昙站站长杨辉川、石榴站站长许铣铁等。
  “镇港路”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上半年从旧镇通车至赤湖，下半年通车至佛昙。浦和路也于同年上半年通车至石榴坂，下半年通车至象牙庄。来往行人大感便利，水果及其他土特产货运流畅，业务逐渐发展，实现东通厦门，西通平和的计划大有希望。虽然漳浦县城至旧镇段在这一年纳入龙诏千线，由龙诏公司向省建设厅租得路权专利，漳浦华侨商办汽车公司所经营的“镇港”“浦和”二支线被拦腰截断。不得载客货通过，有时调空车“借路”经过，得先商得龙诏公司允许。这使漳浦华侨商办汽车公司在经营上有许多不便，也使商旅感到麻烦，而该公司总是尽力谋求这两条支线的向前伸展。
  可是，当时有权有势者大都对新兴的建设事业不但不加支持，而且摧残破坏。尤其是军警（包括地方保安队），不但平时坐车不买票，一有军事行动就要封车载兵，动辄侮辱汽车公司职工，打骂司机。漳浦华侨商办汽车公司年年亏蚀。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中央红军入漳，张贞的四十九师由南靖、漳州经漳浦逃往云霄、诏安，沿途看到汽车就强征。各公司汽车流落失散于公路边的，不计其数，漳浦华侨商办汽车公司也因此停业。
  以后各汽车公司恢复经营，漳浦华侨商办汽车公司已经元气大伤，只能勉强维持。至抗战前夕，木桥已经朽坏，公司无钱修理。汽车经过较长的桥梁如浯江桥时，只得请乘客下车过桥，以免危险。至抗战发生后，民国廿七年（1938年）破坏公路，漳浦华侨商办汽车公司也就结束了。
  漳浦名桥志
  王文国
  漳浦自宋朝掀起“建桥热”，经元、清各代续建，以石拱桥为主的桥梁为数至多。至今有的已经圮废，有的经历代修建利用。这里仅就现有比较大的桥梁，记述其现状及历史渊源。土大桥（鹿溪桥闸）
  位于漳浦县绥安镇南一公里的京里村边，龙汾线（漳州——汾水关）公路55K＋092m，跨鹿溪，历史上称得仙桥。俗称土桥。始建于何代，无从稽考。据1982年12月出土的石碑记载，明、清两朝已重建数次。
  现有碑记可据的较早重建是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由赐进士出身漳浦知县黄应举负责。有碑记可稽的再次修建是明崇祯元年（1628年），由地方官民捐助一百两银重修。碑刻漳浦知县陈元钦题，有“创自先朝”“尝一再修筑”之句，可知此桥创建于元朝，这次修建已不知是第几次。
  有文献可稽的又一次修建是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知县陈汝咸于修建桥的同时，在桥南建“得仙桥亭”，供行人歇息。后河流改道，桥变成两端不靠岸的断桥。亭坍碑陷，未曾出土，但康熙三十九年《漳浦县志》有载。
  乾隆五年（1740年），又一次集资五百余两银重修。为石板桥结构。桥长49米，桥面由五片石板密铺，宽约为2.5米，有九墩台八孔道，船形桥墩，桥墩在石板支座处顶上三层条石，均向左右挑出二十厘米，用以承托石板，使石板跨经缩短，提高石板强度，每块石板重一、二十吨。当时架设桥板方法有二，一是堆砂土移动石板就位后，挖掉沙土；二是利用潮汐涨落，以船只或木筏，载使石板就位，和现代的浮运架桥方法基本相同。此桥采用那一种架设方法，传说不一，当时没有吊装设备，能架设如此笨重石桥板，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此桥至民国时期未坏，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省农林实验总场在大南坂建漳浦农场，自漳浦县城至盘陀筑轻便公路，于此石桥上架木板作为公路桥。翌年抗日战争爆发，公路破坏，木板也朽坏了。行人过桥十分危险，后木板拆掉，改从原石桥通行。由于路高桥低，下桥异常困难和危险。
  1949年漳浦解放，此桥梁略有整修，但斜坡仍很陡，行人甚感不便。1955年大南坂农场利用石板桥加高改为钢筋混凝土单车道桥面。
  1975年2月由漳浦县革命委员会主持，将该桥全部拆除，上移三十米重建现有土大桥（鹿溪大桥）。整个工程由漳浦县水电局测设、施工、漳浦县养路工区派员测设桥梁和指导施工。1975年2月正式动工，1976年3月初建成。该桥为龙汾线之主要桥梁。桥长156.50米，宽12.2米，桥面净宽7.5米，高8米，26孔双车道石拱桥闸，其中旱孔2孔，过水孔24孔，每孔净宽5米。桥的结构为上部石拱，下部V形石台墩。载重为汽一13，拖一60。整个桥闸总造价91.94万元，其中国家拨款94.9万元，交通部门拨20万元，不足部份采用民工建勤，民办公助办法解决。
  土大桥的建成，贯通了闽粤两省的公路干线，改变了原在旧桥墩改建单车道的落后局面，适应了闽粤干线日车流量3—5千辆次的需要，同时也改变了鹿溪中游“一雨就成灾”的旧貌。为漳浦县历代治水建桥史写上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马口桥
  位于漳浦县长桥乡顶埔村边，龙汾线（漳州——汾水关）公路23K＋006m处。跨南溪。历史上对马口传说很多。溪名也有几种，据《漳浦县志》记载，后来成为三坪祖师的唐朝高僧义中，当初由潮州来漳州，经过此溪，饮水止渴，感到甘甜爽口，故称“甘棠溪”。县志又云：“相传宋室南奔策士于此”。指的是南宋末代小皇帝被元兵赶到这里设行官，仍开科取士，试卷未评，追兵已到，仓惶撤离。投考士子拦御鎏，求发榜。待臣只好把榜文写在溪沙上，“尽赐进士”，故又名“策士溪”。漳浦县志记载的这些传说，在群众中广为流传，虽同史实有异，但宋朝甘棠铺、明朝甘棠驿、清朝马口城的史实记载，说明马口自古是水陆交叉的交通要道，兵家必争之地。
  据《漳州府志》（康熙版卷31艺文），黄熏著《三十五桥记》“……唯马口旧有大桥，缺圮而重修之。……”说明宋朝庆元之前早有马口桥，始建何代，无从稽考。此文记载大府寺丞知漳州府傅伯成于宋庆元四年（1193年）夏六月动工，至翌年春正月建成自漳州至漳浦三十五座石桥的丰功伟绩，其中包括修建马口桥。
  民国期间于北伐后建龙诏公路，土方由沿路县份民工无偿修筑，桥梁涵洞由省公路局负责，1929年3月开工，1931年底全长345华里完成通车。马口桥与龙诏路各桥均为钢筋水泥结构。1938年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当局下令炸毁桥梁。抗战胜利后，修架木板桥面，勉强通人行，未修复通车。
  解放后即修筑公路，暂以松木建桥，1950年，漳州至旧镇尚能临时通车。后由广东工程队向华东区承建漳汕路，铺设泥结碎石路面，而桥梁仍是木结构，马口桥也是利用旧桥修建木板桥面。1958年改建为铪丁桥梁。
  1966年12月8日马口桥动工重建，在原桥位上移十多米，重建一座5孔双车道石拱桥，1967年6月30日完工。桥长151.08，桥面净宽7.1米，桥的结构上部石拱，下部V型石台墩。负荷为汽—13，拖—60。工程总投资23.98万元。龙溪公路分局设计，公路分局工程队施工，此桥位同两端公路衔接成90度，弯道半径不符二级公路标准，由于车辆来往频繁，交通事故屡有发生。
  1985年11月22日龙溪公路分局根据（85）闽路计字第170号文，正式下达重建马口桥。桥位选择在1958年旧马口铪丁梁桥下游10米许。桥长144米，宽9米，七孔铪丁梁桥。工程总投资151万元。预计1986年10月1日竣工。龙溪公路分局测设，公路分局工程队施工，桥梁设计和弯道半径都按二级公路标准测设。
  马口桥是闽粤干线之主要桥梁之一，为贯通闽粤干线和经济交往，促进我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发挥更大的作用。
  旧镇桥闸
  位于漳浦县旧镇港上游一公里梅竹村边，龙汾海线（漳浦——云霄线）14K＋600m。跨鹿溪。1971年元月动工，1972年3月完工。桥闸长198.2米，桥净宽7.9米，高8.6米，34孔双车道石拱闸，孔净宽4米和一孔净跨船闸8米（失效封堵）。桥的结构上部石拱，下部V形石台墩。载重为汽—13。拖—60。整个桥闸总造价130万元，其中交通部门资助30万元，其余主要由水利部门投资。各受益乡（镇）旧镇、霞美乡投工，深土、城关、石榴乡均有派民兵连支援投工；桥闸的测设、施工主要是漳浦县水电局，龙溪地区水电局派两艘挖泥船协作作业，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
  旧镇桥闸建成，彻底改变了旧镇自古以来依靠摆渡的落后面貌，方便了变通和水利，从当时历史背景来说也大大促进了战备。特别令人记忆犹新的是东山战斗。1953年7月16日，台湾国民党军队空降和海上登陆东山岛，战斗已打响了，可是增援部队在旧镇港受阻，车船摆渡缓慢，军车从旧镇到城关排成一条巨龙，严重贻误战机。虽然临时在旧镇渡船头搭设一座浮桥，用小船并联，上铺木板。轻装部队可通行，辎重部队却只能靠车船摆渡。
  1954年初福建省公路工程队在距旧镇港上游3公里许的玉厝村边，架设一座32孔木台架叠梁桥，桥长222.6米，桥宽4米，负荷为汽—8，拖—30。沿用到1972年3月，由于缺乏维修管理，1982年木桥已销声匿迹。1972年3月旧镇桥闸建成，天堑变通途，为贯通闽粤海线和经济交往，起到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创漳浦历代治水建桥史上规模最大，工效最快，施工最安全的奇迹。
  浯江桥
  在漳浦县旧镇镇潭仔头村附近，离寨内墟0.5公里许。距寨内桥425米，位于旧镇——屿仔尾公路线上7K＋462m处。据《漳浦县志》记载：宋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乡人郭宽建。明嘉靖三十二年（1554年），知县慎蒙修，长九丈。
  民国时期仍沿用古代桥梁，1928年由林安国为经理的漳浦“华侨商办汽车公司”在原来石拱桥上架设松木板公路桥，1931年通车。抗战时于1938年破坏，行人靠简易木板桥通行或涉水过溪。
  1955年1月16日旧屿线全线动工修建，在靠上游侧打木椿建木桥，1955年2月28日完工通车。
  浯江桥1962年3月7日再次重建，利用木桥墩基部木椿筑石为桥墩。同年6月30日建成单车道石拱桥，桥长113.8米，宽4.5米，高6米，桥的上部结构石拱，下部V形石墩。负荷为汽—13，拖—60。
  浯江桥原先经省公路局审批架设木桥，原因是资金有限。漳浦公路工区改原设计为单车道石拱桥，结束了半永久性桥梁的历史。但单车道石拱桥面太窄，行人与机动车在桥上交会很不方便。有待今后改造拓宽为双车道，以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
  佛昙桥
  位于漳浦县佛昙下坑，旧屿线（旧镇——屿仔尾）公路32K＋300m处，跨鸿儒江，大桥原以地名为桥名，后来口语转音为“浮南桥”。
  根据《漳浦县志》记载，唐朝开漳圣王陈元光曾写下“晓发佛潭桥”的诗篇，说明唐朝陈元光“开漳”的时候已经有佛潭桥。
  《浦县志》记载佛昙桥是元朝至正六年（1346年）乡人陈重显建，其实应是重建，据佛昙一些老人回顾，从前佛昙桥头并列宋、元、明、清，历代修建佛潭桥石碑、铭记献款者的姓名、银两，杨氏族谱也记载：明万历庚子年（1600年），佛昙人杨守仁（广东按察使）倡修佛昙桥。可惜解放后建桥时石碑已毁。至今仍立在岸仔头村的，还有清朝康熙三十年（1691年）功德碑，记载莆阳总兵，港头人林承母亲捐助修建石桥事。根据陈元光诗、地方志、碑记综合考据，佛昙佛始自唐朝，历代都有修建。
  古“佛昙桥”是石梁桥，桥长二百余米，五块石梁并排密铺，共宽三米有余，俗称“五板桥”。双头尖船形石墩，桥墩在支梁处顶上四层条石，向左右均挑出三十厘米，用以承托石梁，使石梁跨径缩短，提高石梁强度。每块石梁二、三十吨。其架设办法可能是利用潮汐的涨落，控制载运石梁船只的高低位置，使石梁就位。和现代的浮运架桥方法基本相同。
  北伐后，“镇港”公路按计划南在旧镇与龙诏路衔接，北径佛昙至屿仔尾，过渡即达厦门。民国二十年（1931年）通至佛昙，佛潭桥未架设公路桥，佛昙至港尾段也未通车。1938年“焦土抗战”时国民党政府下令炸毁佛昙侨石梁。后群众搭木板要拱行人来往。
  1954年10月1日省公路修建指挥部转发军区命令，修建旧屿线（自旧镇经佛昙至屿仔尾）公路，11月11日奉命暂停，12月27日军区司令部又下令动工修建。1955年1月16日正式动工修建旧镇至佛昙线，1955年2月28日完工。并在佛昙古桥墩上游一侧架设一座木桥，结构为单车道木台架叠梁桥，负荷为汽—8，拖—30，从此汽车可直通屿仔尾。
  1962年6月利用古桥位置重建佛昙桥，1962年12月完工。13孔双车道石拱桥，全长148.09m，桥宽6.6米，桥高5.9米。桥的结构上部石拱，下部V形石台墩。负荷为汽—13，拖—60。桥梁由漳浦公路段设、施工。
  佛昙桥是旧屿线之主要桥梁，肩负漳浦至厦门“海线”的通车任务。对漳浦与厦门特区之间的交通，对佛昙侨乡的经济发展，起着重大作用。
  溪南桥
  位于漳浦城关溪南村边，跨鹿溪。在土大桥下游六百米处。桥长158.4米，桥宽7米，桥高6米，15孔双车道石拱桥。其中旱孔6孔，（左2右4）。桥的结构为上部石拱，下部V形石台墩。负荷为汽——18，拖——60。整个工程造价24万元，其中交通部门拨20.9万元，其余采取民工建勤，民办公助解决。1982年12日动工，1986年夏建成。整个工程由漳浦县交通局测量、设计，溪南村承包施工。
  在此之前，一九七七年十一月溪南自筹资金，自建一座石木桥，桥长100米，宽0.84米，上部结构石板，下部结构松木桩。由于桥面窄小，人、牛擦肩过桥（在今鹿溪桥村），而自清朝圮废，行人极感不便。旧时县城通杜浔的大路又是梁山下革命老区的交通要道。溪南桥建成，对改变老区基点村交通的落后面貌，为帮助贫困地区人民脱贫致富。为老区基点村的经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丰祥农场——万安农场
  陈万年
  万安农场的前身为丰样农林公司。这里原是一大片荒地，白水营郊边村人陈之麟（字紫汀，民国初年曾任福建省建设厅厅长）与万安村人林列（燕京大学毕业）有亲戚关系，受林的促动，发起组织农林公司进行开垦，邀石码浒茂华侨巨商林秉祥为主要股东，以林秉祥在新加坡所设轮船公司的主要船号“丰样”（俗称“十三”港）命名，称丰样农林公司。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正式成立，林列、陈季龙相继为主任。
  丰祥公司以裁蔗制糖为主要业务。当时，日本将台湾白糖倾销中国大陆，相当大的部份是走私输入，价廉物美，中国农民所产土糖受到严重打击，农村经济更加凋敝。“台湾糖，甜在嘴，苦在心”的歌谣连三岁小儿都会念。一些有识之士提倡振兴糖业，挽回利权。南方适宜种蔗地区产生了一些经营糖业的厂、场。漳浦丰祥公司是主要的种蔗制糖企业之一，周可涌将它写进《中国近代史》、列在闽南同样企业之首（其他为南安温陵蔗糖公司、龙溪宅内农场、长泰大鸿农场、同安角坂农场）。
  丰祥公司除种蔗制糖外，并为培植推广甘蔗良种做出贡献。当时荷兰及日本殖民者为糖业竞争，已经禁止爪哇及台湾的蔗苗出口。而丰样公司在禁止以前就引进了爪哇大茎蔗种，省建设厅就以三万五千元的代价委托该公司培植爪哇2878poj、2725poj、2883poj、2952poj等四种优良大茎蔗苗一千万株，由建设厅交托福建省合作指导委员会漳州办事处以农贷贷放农民种植。除了在本县推广，龙溪、仙游、云霄等县农场、学校、政府多来采运，这些良种就传播到各处。另一方面，丰祥公司也赚了钱。
  但是，该公司只有七十五吨的榨蔗机和配套的发动机，没有成套制糖设备，还是以土法煮糖，产品“赤沙”虽较农民的产“乌糖丸”稍胜一筹，毕竟不是台湾白糖的竞争对手，出现亏蚀局面。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省建设厅向福建省银行借款一万八千元救济该场，民国廿六年只还半数，其余展限一年。
  据档案资料，在民国廿六年（1937年）省建设厅投入官股，改丰样公司为官民合办，全部资金为六万一千元，其中官股三万一千元，民股三万元，正计划发展业务，抗日战争爆发，机器拆卸内迁。公司紧缩业务，继续经营。林列离去，由技术员洪石笋支撑。（洪，台湾籍，日本宇部高等农林学校毕业）。自民国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1938—1940）结算。收支相抵外，盈余三百三十七元。下半年农产品涨价，除开支外，纯利六千余元。民国三十年由建设厅派员整理，专责经营，产品收入转为资金周转。民国三十一年扩充种蔗，修葺糖厂，想有所作为。
  但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丰祥农场的盈余是纸上数字，抗战后期，该场几乎陷于停顿。战后，建设厅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将其并入大南坂，为大万农场的一部份。洪石笋曾任大万农场场长，后回台湾。
  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大万农场，1950年万安部份作为劳改场。1955年3月，万安劳改场解散，归并于省农垦局直辖的大南坂农场，称“福建省大南坂农场二分场”。1970年体制下放，改为县办，大南坂、万安、石古三场各自成为核算单位。现万安农场东连赤土乡下坂村，西接城关乡新亭村，南与城关乡长脚营村接壤，北与赤土乡炉飞村毗邻，面积三十平方公里。据1981年《漳浦地名录》记载，耕地面积八千七百亩（其中水田四千亩，农地三千七百亩）。除水稻、花生、甘薯等粮油作物外，有剑麻三千八百亩，橡胶五百四十亩，荔枝一千四百四十亩，还有树林一千八百亩。全场有大中型拖拉机十八台，手扶拖拉机十八台，载重汽车二架，排灌机械四百一十九匹马力。
  全场有初中一所，小学六所，幼儿园十二班。场部设卫生所，各作业区有医疗室。
  沧海桑田大南坂
  蔡启昌
  甲·从荒埔上建起负有试验和推广作用的农场
  大南坂原名大垄坂，清康熙三十七年，太常寺卿黄性震捐资在那里设置义塚，称大垄墀，也写作大人爆。明清时代在那里设梅林铺（驿路小站），后废，那一带成为人迹罕至的荒埔。虽然漳浦通云霄的大路通过那里，在封建时代沿途竖立许多石坊和石碑，向行人显示荣耀，但过客稀少，村落稀疏，强徒截途抢劫的事迭有发生。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福建省政府派建设厅农业技术员阙荣兴到闽南各县视察官立及私立农场、苗圃，三月二日至达漳浦视察。当时陈达元由金陵大学农学院专修毕业回漳浦，任第五行政区专员公署技士，必然陪同阙荣兴视察，有人说大南坂农场的设立是他们建议的，不无理由。
  省政府当即决定设立漳浦农场于大南坂，隶属福建省农林改良总场，派阙荣兴为主任，陈达元为副主任（同时为漳浦县初级园艺职业学校校长）。由建设厅汇一千元为漳浦农场开办费，并付一千八百元为购置仪器专款，付一千元购置抽水机一部（包括四匹马力重油发动机及五英寸口径抽水机、附属品）。自六月份起按月发经费六百三十五元，经两月筹备，该场于八月正式成立。当时主要工作如下：
  一、推广改良蔗种
  当时，日本人经营的台湾糖充斥我国大陆市场，有识之士极力提倡振兴我国糖业，以挽回利权，并着眼于闽南糖业的改进。当时农民所种竹蔗产量低，用土法生产的红糖质劣，打不开销路。要改用机器制白糖较难办到，首先要推广改良蔗种，这任务就落在农场身上。因而省建设厅于创办漳浦农场之初，规定其主要任务为甘蔗良种的试验与推广。
  那时，世界上蔗糖主要出产地瓜哇在荷兰占领下，台湾在日本占领下，为了糖业竞争，已经禁止蔗苗出口。因而建设厅于民国二十年以三万五千元的代价委托前已从瓜哇引进良种的漳浦万安丰祥公司培养瓜哇大茎蔗苗一千万株，交托福建省农村合作委员会施行蔗农货款，将蔗苗货给农民栽植。但那时漳浦农民所产红糖丸质劣价贱，民国二十四年由三年前的每担八元以上降至五元多，农民不愿栽蔗，对以货款方式配付的蔗种，多不愿接受。为推广改良蔗种，漳浦农场主任阙荣兴向省农业改良总场提出三点建议：（一）将蔗种价格再酌予降低。（二）原规定每户货款以二十元为限，只够栽蔗二亩，可略予提高货款额。（三）龙溪、同安、晋江、莆田、仙游等县糖价较漳浦高，那里都有合作指导员在办农货，可在那里配付蔗种。（四）在漳浦设“奖励蔗园”（或称示范蔗园），关于各乡选择比较笃实的农家，免费供给改良蔗苗，并贷给所需要的肥料。关于栽植、管理、收获，由漳浦农场派员指导。这几点推广办法，得到不同程度的实施、蔗农货款每户最高额提高为四十元。
  改良蔗种在漳浦本地要用奖励的办法推广，而别处却踊跃来要，如：云霄县向建设厅申请认购三十万株，在漳浦取苗，由省合作指导委员会漳州办事处贷给价款；仙游县立初级职业学校由建设厅每千株补助一元，来漳浦购苗二万株；蒋鼎文在漳州设“绥靖公署”，办合作农场于浦南宅内，通过省政府向漳浦农场借蔗苗五万株，等等。漳浦的改良蔗苗在各县传衍。
  二、在本县造林和督导邻县造林
  潭浦农场培育大批苗木在本县造林，推广了新引进的合欢、赤松、白叶桉和本来就很适宜在本地繁殖的相思、苦楝、马尾松、樟树等树种。我不轻信那现在还保存于档案的育苗和造林数字，而当时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各条公路两旁成行的合欢树曾给行人以荫凉，因而漳浦人称合欢为公路树。
  漳浦农场并有督导邻县造林的任务：
  ①督导云霄县造林：民国廿四年冬，建设厅派漳浦农场副主任陈达元前往云霄督导造林，县政府派施技士会同陈达元勘得距县城十三里的马山乡鹅内山一处平场连山坡，面积约四百多亩，土质是黄色沙质壤土，山坡适宜种植赤松，平地适宜种植油桐、赤樟。他们向县长孙永年推荐，以苗圃主任陈扬休为造林技术员。扬休于民国二十五年二月四日率领苗圃练习生前往林地筹备，派定民工，着手开辟林场。
  ②督导东山造林：民国二十五年元月，省建设厅派漳浦农场副主任陈达元到东山县督导造林，会同县政府勘定西山岩为造林地点。按省方规定，东山县为第一期造林区，就是要在元月份造林的县份，陈达元查询气候情况，认为应在二月份造林较为适宜，于二月二十日开工造林。
  三、甘薯良种和绿肥作物的试验推广
  ①自民国廿六年起，征集省内各地及台湾改良之甘薯品种四十余种，作观察比较及各种栽培试验。
  ②引进台湾绿肥多种，作比较试种，其中有适用于蔗作或稻作的有机肥料者，有适合于果园间作或覆被地面者。试验结果，认为苦劳豆类（AoTajoTVLata）等品种及虎爪豆等繁殖力强，便于管理，茎叶易于分解，将成果推广各地种植。
  四、推广来克亨鸡、罗逗乌鸡、北京鸭等良种家禽
  五、农场测候所
  民国二十五年一月，成立漳浦农场测候所于大南坂，专设人员一人，每月经费四十元。该所记录的气候资料按月呈报，至今保存于档案，为研究气象变化的参考资料。
  以上仅据有案可稽的资料采写。
  乙、“痛心农场”
  省办漳浦农场的兴起只是昙花一现，“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翌年（民国廿七年即1938年）厦门沦陷，闽南沿海机器内迁，漳浦农场也于该年奉令将贵重机具、仪器、图书内迁（后遗失），经费大大紧缩，农场陷于停顿，场长及职员他调，只留少数工人，自己维持，田园多数荒芜。
  至民国三十年（1941年）三月间，大南坂合并县农场（在北门外），改设漳浦县中心农场，土地面积约四百多市亩。那时，只剩下六头耕牛和一些笨重的农具。全年经费省款五千四百元，县款一千五百二十元，全年收益约三四千元，虽没有什么试验、推广工作，而仍然亏损。职员总数七人（技士一人，技佐一人，技助二人，会计及事务员二人），工役与长期农业工人三十人。设备只有办公厅、仓库、员役宿舍共三座，碉堡二座，牛舍、猪舍、鸡舍各一处。
  本来由漳浦县城通至盘陀的简便公路已于抗战发生后的翌年破坏，土桥头原架在石梁桥上的松木公路便桥也已朽坏，中心农场的牛车只能通至京仔村，离县城还有二华里，载运土肥和产品极不利便。
  设备简陋的漳浦县中心农场，比起省办时期，真是不堪回首，被称为“痛心农场”。
  丙、大万农场
  抗战胜利后，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大南坂并合已改为官私合办的万安丰祥农林公司，改称大万农场，陈文仲任场长，土地面积为水田205.64亩，旱田82.55亩，新垦地13.90亩，加上待垦荒地100.50亩，合计402.59亩。作物有早稻110.06亩，晚稻205.64亩，甘蔗36.15亩，合计316.68亩。与龙溪田亭农场、南靖浮径农场、海澄洪坑农场，都划归福建省农林公司厦门分公司就近督导。洪石笋（台籍）、冯民渊、蔡启昌、蔡清溪等先后继任场长。为避免亏损，实行了生产责任制，招来一些无地农民到该场承耕土地，已荒土地得到垦复。场部并曾办酱油厂，增加收入。
  附：潭浦农业推广所
  原设在北门外的县农场（主要为苗圃）抗战期间曾并入中心农场，战后没有并入大万农场，单独设立了漳浦县农业推广所，以农学院毕业生黄芳远为主任。翌年（民国三十七年）黄芳远辞职，改调惠安农业推广所主任（特种考试及格）傅子鑫来任。
  丁、解放后的大南坂
  解放后，大南坂农场由龙溪地区建设科接管。1955年由省农业厅投资，办成全省第一大型国营农场。
  大南坂农场为亚热带作物培养实验场。1970年体制下放，改为县办，现包括了西与盘陀乡为邻，东与城关乡交界，南接杜得乡，西连石榴乡的四十来个自然村，总面积四十九平方公里。据1981年8月《漳浦地名录》记载，有耕地八千九百六十八亩（其中水田六千七百二十亩，农地二千二百四十亩），作物有橡胶二千七百六十九亩，柑桔六百九十四亩，菠萝二千七百一十七亩，用材林六千三百亩，水稻六千七百亩，还有甘蔗、甘薯、荔枝、香蕉、茶叶等等，自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产量迭增。全场配备各种农业机械十三台，共七百五十多匹马力；运输工具有汽车三辆，拖垃机十四辆。
  文教医生事业年有发展，场部有卫生院，作业区有医疗室；全场有中学一所，完全小学七所，初小四所。
  楼房、农舍、鳞次栉比。各种商店，吃的、穿的、用的，无不具备。要不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谁相信，今日繁荣的大南坂，在几十年前曾是荒凉的“大垄冢”？
  漳浦唯一的女校——养正女校
  朱得意杨秋洁
  自清光绪三十四年（1904年）废科举，办学校，漳浦才开始就原来县学改为中西学堂。而英国基督教会早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就在漳浦新路尾礼拜堂边设立逢源小学，男女分班。翌年设立养正女校。民国初年逢源小学校舍建成，养正女校校舍后一年建成，先后迁入新址。逢源校舍为漳浦有史以来第一座三层楼。养正女校校舍二层，红墙粉壁，花木掩映，四周围墙，不许闲人入内，有一个学习的好环境。
  养正女校是漳浦历史上唯一的女校。主体是小学，附设蒙学堂，即幼儿园。又附设妇学，收文盲妇女，教汉文及闽南话罗马拼音文字，类似“速成扫肓”。起初由英国姑娘（修女）安玉瑜、力希宁主持，后英国基督教差会又派霞以利、斐美珠二姑娘来协助。
  民国期间，养正女学小学部份全按我国小学学制，课本采用教育部审定本。与公立学校及非教会私立学校不同的，是加有宗教活动，高小另加有英语一课。教职员逐渐改由中国女性担任。前期校长林玉印（又名洁瑛），老师吴淑女、涂金碧、林金珍、林金菊、李玉露、林保甲、王舜英等。妇学主持人王实姑（桥内村人）。后期校长李金英、教师王珠素、张素景、朱得意及前期留下任教的共八人，学生由九十人左右增加到一百多人。至民国廿一年（1932年）因经费问题，养正女校并入逢源小学。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就养正校舍改为绥北国民学校，名义上为公办，经费由县发给，而实际仍为逢源小学的一部份。县政府据逢源小学校长郭泽龙推荐，前后派黄素秋、王宝碧为绥北小学校长，实际由逢源校长领导，教员也由逢源校长推荐县政府批准。
  人
  蓝仲平
  漳浦县和坑养正小学创办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今八十二年，共培养七十五届毕业生。创办人为当地秀才蓝澄清。
  清末民初，漳浦蓝姓畲族人口稀少，分散聚居于内地偏僻山区，一般群众比较贫困。交通不便，求学不易，民气闭塞。蓝澄清（1878—1933）为当地蓝姓长者，以卓识远见，热心兴学，为本县教育界之先，创办之初，自任教职，教授四书五经，并聘请教员，教授各科知识。已有体育课，有足、排、蓝、乒乓球等球场及其他体育设施。
  至民国期间，学校设寄宿舍，办伙食，给外县及外区慕名前来求学者提供食宿的方便，因而海澄县辖隆教等地及本县佛昙、赤岭、前亭、湖西、赤湖各乡村学生纷纷前来就学。邻村来上学的，也可得到中餐的利便，学生数大增。
  该校首届毕业生、蓝澄清的长子蓝长江继承乃父遗志，对校舍加以扩充，他在福建政法学堂政法系毕业，民国十四年曾任漳浦县长。民国十五年出洋，对故乡学校念念不忘，常汇款补充设备。弟蓝长泽，厦门大学法律系毕业，民国廿四年前后任漳浦县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漳浦中学校长等职，后兄弟侨居海外，都常关注家乡学校建设。长江长子缵绪，也侨居南洋，在父、叔影响下，对和坑学校建设尤其尽心，多次献款而且亲自操劳。当时政府的教育经费拮据，和坑小学虽改为公办，校舍之扩充及学校设备多赖蓝氏一家人捐资和筹划。
  由于和坑小学设备较好，师资素质较高，所培养的学生基础好，很多经过中、高等学校深造，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物。如蓝田于1936年在河南大学读书时参加革命，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任晋察冀边区第八专员公署专员，解放后任国家建委城市建设局局长等职。还有蜚声南洋的华侨文人蔡朝阳等。尤其该校早期学生蓝熏南、蓝万寿、黄永茂在师范毕业后曾回和坑小学任校长，教员，办学成绩显著。
  和坑村现属白竹湖华侨农场和坑作业区，由于农场安置越南难侨，人口增多，教育设施之扩展更属需要，蓝缵绪多次汇款回乡建设小学校舍，充实设备。自“文化大革命”后办初中班起，独资建设和坑中学校舍，今年又重新改建，建设标准教室和图书室、实验室、礼堂、食堂、公办厅、师生宿舍，并赠送图书、实验仪器、电视机、电冰箱等。最近，缵绪的长子受父亲委托特地回国了解家乡中学基本建设情况，资金需要量，以及教学情况。和坑蓝氏四代人热心兴学的事迹，在漳浦教育史上传为佳话。
  漳浦第一中学校史
  漳浦一中校史编写组
  漳浦一中位于漳浦县城东，是漳浦一所颇久的学府。其规模由小到大，不断发展。目前，全校占地面积近百亩。学校拥有办公楼、教学楼、教师宿舍楼、理化实验室、电脑室、图书馆、大膳厅。理化实验仪器相当齐全，图书馆存书三万多册，订阅的报刊一百多种。解放后，为国家培养成千上万高、初中毕业生，已成为一所省重点中学。
  漳浦一中创办于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创办时，校名定为“漳浦县立绥安初级中学”，借东门外乡贤黄石斋道周先生讲学处作为校址。第一任校长余高坚，是福建省教育厅聘任的。
  一九二七年春，学校改为委员制。蔡春晖、黄荣昌等先生为委员，蔡兼任校长。校址迁至城东榭圃今址。
  一九二八年以后恢复校长制，叶嘉隆先生为校长。到一九三三年秋。继任校长的有蓝长泽、陈大道、黄仁圣（黄则吾）诸先生。
  一九三四年春，黄沂浣为校长，改校名为“福建省漳浦县立初级中学”。当年秋季又改为“漳浦县初级园艺职业学校”。一九三六年春至当年秋，陈达元先生任校长。
  一九三六年秋至一九四一年秋，经费困难，学校停办，沦为兵营。
  一九四一年秋，在陈则蔡先生等人的极力筹划下，学校复办，陈则蔡为校长，招生百余人。一九四三年八月附设简易师范班至四七年，培养三届师范生百余人，他们成为当时漳浦教育界的骨干力量。抗战期间，曾迁校至漳浦县西区溪尾村（即石榴乡芳林村）。一九四六年秋，陈则蔡辞职，黄沂浣先生复为校长。一九四九年春，黄沂浣辞职，蔡启昌先生任校长。
  漳浦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学校。初期，蔡启昌仍任校长。
  一九五〇年秋，人民政府派陈子义同志接任校长。一九五一年春由陈长泰同志继任校长。当时，配合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大运动，开展大宣传、大发动搞得轰轰烈烈，师生政治热情空前高涨，许多同学积极踊跃报名参加军千校，到军校深造。
  一九五二年，黄宗锦同志为校长，增办初师班，招生五十人。
  一九五三年秋，招收第一届高中班，学校扩大为完中，校名改为“福建省漳浦第一中学”，由校长许周泽主持学校工作。一九五四年后，县委相继派党员校长陈金龙、蔡地发、蔡新生、梁统业到校工作，加强了党对学校的领导。这时，办学条件虽然还很差，但师生目标明确，团结一心，学校教学秩序井然，各项工作配合协调，教学质量明显提高。一九五六年秋，第一届高中毕业生41名，当年考入高等院校的24名，约占60％。一九五七年，第二届高中毕业生66名，当年考入高等院校的31名，占47％。从这两届高中毕业生的质量看，虽初办高中，条件较差，经验不足，但成绩却颇为显著，很受社会各界的好评，对以后各届也有很好的影响。
  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六年，学校贯彻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师生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变化，学习的自觉性更高。一九五九年高中第四届毕业生参加高考，物理成绩名列全省第四。一九六0年高中第五届毕业生考入大专院校的达90％以上。一九五八年秋，学校增设速师班，招生90人。一九五九年毕业后，统一分配到全县各小学任教。这期间，我校为国家培养了近千名高中毕业生。现在许多校友正年富力强，在各条战线者都是骨千，有的已成为专家、教授、工程师、著名人士，有的成为工农业生产战线的模范、能手，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祖国形势的急剧变化，神州大地的动荡不安，空前的灾难，摧残教育，严重破坏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这期间，学校曾几易校名为城关“五七中学”、“城关中学”、“漳浦中学”。一九七一年春至一九七六年又培养了四届高、初中毕业生。
  一九七六年十月，我党粉碎了万恶不赦的“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内乱给教育带来的严重祸害。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漳浦一中与全国各地一样，再次获得新生，学校恢复为漳浦一中。这时，套在知识分子身上的枷锁被砸碎了，学校师生精神焕发，党的政策得以落实，学校各项工作迅速走上正轨。
  一九八0年秋，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重视与关怀下，学校领导班子得以调整充实，林丰年同志任校长，一批教学骨干被提到学校领导岗位上来，加强了对教学工作的领导。由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学校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逐年提高，尤其是八一届成绩更为显著。初中毕业生的优秀率与及格率也逐年上升。几年来，学校先后被评为省教育系统先进单位，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省爱国卫生先进单位，地区体育战线先进单位，勤工俭学先进单位，县优秀党支部，县工会工作、青年工作、妇女工作及报刊发行工作的先进单位。仅三年来，教职工受到各级政府和部门表彰的有119人次，其中全国表彰的有2人次，省表彰的有5人次，地区表彰的有17人次，县表彰的有95人次。一批批教学骨干与工作骨干也先后被吸收到党组织中来，全校党员数从10人发展到41人，并于1985年6月，经龙溪地委宣传部批准，成立党总支，下设三个支部，由胡清南同志任党总支书记。由于学校注意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才，学生德智体得到全面发展，全优生、三好生逐年增加。校田径代表队多次荣获地区重点中学田径运动会团体总分前三名。队员戴春同学、粘玲玲同学于一九八五年参加全国重点中学田径传统项目分区赛，分别获得男子跳高第二名、三项全能第四名，女子800米第六名。林武强同学获得全国首届青少年“FD型”划艇比赛第二名，为母校争光。业余武术队荣获地区六届蝉联冠军。学校还积极开辟第二课堂，成立各种课外兴趣小组，如微电脑、航模、书法及武术，田径训练队。语文教研组还自办《读与写》小报，每期发行一万多份。学校还办起簿籍印刷厂和微生物实验厂，把教学、科研与勤工俭学密切结合起来。其中微生物实验厂荔枝保鲜北运和试制复方三十烷醇等科研项目受到部门及专家的肯定和好评，并分别荣获龙溪地区行署一九八二——一一九八四年科技二等奖和三等奖。
  在办学过程中，学校深受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与支持。县电力公司、鹿溪糖厂、县弹簧钢板厂、县科委、县科协、县统战部、县丝钉厂、县合成氨厂等单位踊跃集资，帮助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校友、爱国华侨柯汉扬先生慷慨解囊，八四年在我校设立“春晖奖学金”，激发了学生为四化刻苦攻读的热情和积极性，在校内外产生良好的影响。最近，柯先生又捐资数万元，在校园荷花池旁建造“春晖亭”，为美化校园增添异彩。
  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六年，由于路线端正，党的领导加强，政策落实，学校教学力量不断加强，教学设备不断充实，办学条件日益得到改善。尤其是一座由省、市、县各级政府投资的雄伟壮观的五层实验大楼，也已动工兴建，这将给学校的教学科研带来新的生气。
  忆杜浔小学的革命老师
  柯清元
  一九三五年前后，中共福州市委受反动派宪兵的破坏，福（州）、仙（游）莆（田）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出现了叛徒，按照组织的指示，地下党员张兆汉（解放后曾任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长、现已离休）、陈鸿滨（现厦门市政协常委），共青团员张振辉以及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进步人士马又岑，李振鹏、陈昌炽等同志为避开敌人搜捕，隐蔽而积蓄革命力量，乃通过当时漳浦县教育科科长王乃平和督学连燕晖（均属仙游县人）与余炳文校长是福州师范学校的同学、同乡的关系，前后由莆、仙、厦等地汇集于漳浦第二中心小学（今杜浔小学），他们公开的职业是教师，这一批有志青年的到来，如阳光普照校园，雨露沐浴幼苗。我当时是这所小学的学生，年纪虽小，已经能从这些革命老师的言行中行到启发。
  革命老师利用合法的讲台，一面教学，一面宣传革命道理。尽管反动政府派人跟踪、监视，学校反动教务主任限制师生爱国行动，但他们总是坚持地战斗着，克服困难，冲破阻力，千方百计地向学生灌输抗日的爱国思想，努力提高教学质量。课内外的教学、教育活动效果良好。普遍得到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记得当时张兆汉老师任教《社会》课（相当于现在的常识科）时，具体生动地讲解清朝林则徐禁鸦片跟英国不法商人斗争的英勇事迹，叙述东洋鬼侵华的罪恶行径，激发同学爱国抗日的革命热情。一九三六年“双十二”（即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后，陈鸿滨老师组织学生听时事讲座，说明“西安事变”的全过程，指出张学良将军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爱国行动永远载入史册。当时流行新文字，教师马又岑（女，山东人）受陈鸿滨老师的影响，思想转变较快，她的口语接近北平音，就在高年级学生中教拉丁文字（汉语拼音文字），传播新思想、新文化。陈昌炽老师（龙海石码人）是位多才多艺、人才难得的好同志，是靠拢我地下党的基本群众，教语文课，常选一些苏联文章如高尔基著作，讲给学生听，使之接受进步思想。离开杜浔后在佛昙中心小学任教时被捕，反动政府把他送往江西上饶集中营，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国共“双十协定”时才释放，陈老师运用其手中的笔，画其各式各样的人物，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行，活龙活现，如今记忆犹新。除课堂教学外，老师们还通过各种途径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李振鹏老师是我地下党的基本群众，利用各种会议宣传苏联制度好，组织高年级学生参加辩论会，记得当时有个题目：“国共既然合作，第八路军的消息该不该封锁？”同学们认为国共两党既然合作，就不该封锁第八路军的消息，幼小的心灵开始接受新的思想熏陶。陈昌炽老师家居厦门市，在我地下党领导下的市“抗敌后援会”的工作抗得很出色，利用假期从厦门带回或托人寄回一些闽南歌谣等宣传品，从而激发同学鄙视、蔑视、仇视日本帝国主义，鼓舞抗日斗志，从小培植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当时的小学校长余炳文，（莆田人，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体育专科毕业），在我地下党的教育与影响下，是同情革命的，平时支持与保护党员教师和党的基本群众的工作积极性，使之在学校中起核心领导作用，学校在进步力量的带领下，老师们大多数努力教学工作，积极参加抗日的社会活动，在校内进行抗日卫国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活动，青年教师郑惠超，用他浑厚的歌喉，教学生唱抗日歌曲，震动着千万颗儿童、青少年的纯洁的心灵，放声歌唱，群情激昂。各种教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学校小话剧团、抗日歌泳队、舞蹈队、晨呼队、大刀队、抗日故事会等。有时单独下乡或配合当地乡、镇宣传队演出，群众喜闻乐见，称宣传队所演为“文明戏”，其中记得演出的内容有《抓汉奸》、《婚姻自主》、《松花江上》、《塞上风云》、《提倡天足》等，鼓舞校内外广大青少年的抗日斗争意志，几年后，同学们有的离开破碎的家乡，奔赴抗日前线，有的参加党的地下组织活动，为祖国为人民出了一点力。校内还开展经常性的课外活动，因陋就简地组织蓝球队、排球队、组织高年级学生经常训练，教师参与活动并实地进行技术指导，艰苦的磨练，终于结出硕果。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龙溪专区九县一市中小学运动会时，杜浔中心小学球队被县选为赴专区代表队参加比赛，决赛时获得冠军，为我县立了功。
  一九三六年秋，中共厦门工委宣传部长肖林同志，是年冬，闽中特委书记王于洁同志到厦门工委联系工作，前后特地到杜浔中心小学看望陈鸿滨、马又岑夫妇。张兆汉老师离开杜浔后曾在厦门带领“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去越南。以后又与中央南方局接上关系，继续进行他的革命工作。
  这段校史激励后进；今日的杜浔小学位居教育战线的前列，也可告慰于前辈老师。
  陈克仁传略
  陈仪瑞
  陈克仁字敦甫，号勿斋，生于清同治二年九月四日，卒于民国三十三年（1863——1944）享寿82岁。光绪十三年入泮，十五年补廪，三十三年岁贡，经吏部铨选以府经历任用，未任。（注：入泮即入县学或府学，称生员，即秀才；廪、廪生，即公费生；岁贡，每年或两三年从府、县中选送廪生为国子监学生；府经历，知府的属吏，职掌出纳、文书）。
  陈氏原为我县著名塾师，自光绪末年废科举，即出任县办中西学堂、师范讲习所、及私立逢源小学、养正女校国文教师。一生俭朴，以清节自励，爱好书画，以画竹、石为主，寓意坚贞，以自勉勉人。民国廿五年应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漳浦县长朱熙之聘校订《漳浦县志》（由县财务委员会翻印）。
  黄仁圣（则吾）生平
  林茂云
  黄仁圣字则吾（1893——1984），漳浦县长桥村人。毕生在海内外从事教育事业，学生遍处国外各地。黄氏早年丧父，家无产业。缘长桥为基督教较早传入地区，黄母郑点系鼓浪屿教会办怀仁女校早期学生，为漳浦教会女传道，并服务于教会所办孤儿院，因此仁圣在教会帮助下由小学而中学至大学毕业。
  黄仁圣系1919年福州协和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协和大学属于美国纽约大学，毕业生的学士学位由纽约大学颁给。黄氏毕业后任泉州培元中学教员，转任集美中学教员。在集美时于1925年与丘淑结婚。婚后赴菲律宾度蜜月，受宿务中华中学聘为英文部主任，并为宿务基督教长老会副牧师。三年后回国，任海澄县教育局长，后再到集美中学任教。集美增办幼稚师范时，任幼师校长。后因橡胶市场不景气，学校经济有困难，集美各学校实行部份合并，幼师在裁并之列，黄氏于1934年携带夫人及三女儿回漳浦，曾任绥安中学校长，并从集美带回印刷设备，开设绥安印务馆，为漳浦铅字印刷史的开始。1935年至1936年任漳浦第三区区长、县财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1936年应马来亚槟城卫理公会主办的协和学校之聘，黄氏挈眷至槟榔屿任校长。任内建筑新校舍，增办师范与初中，使该校成为一所规模完整的学校。继任实兆远南华中学校长，建筑胡文虎捐资的虎豹大礼堂，又增建教职员宿舍，开辟体育场。
  1941年应南非洲约翰尼斯堡国定学校之聘为校长。那时正值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新加坡、马来亚首当其冲。黄氏在政局纷乱中偕英人安礼逊牧师乘最后第二艘轮船离新赴南非洲，后开的最后一艘轮船即被炸沉，黄氏以捷足先登前轮，得能安抵南非港口德班，与安牧师乘火车抵约翰尼斯堡国定学校履新。该处原有华侨学校一所，在国定学校隔邻，用广东话教学。经黄氏多方联络，合并为一校，以华语（普通话）授课。
  1946年日军投降。第一艘三千吨货轮由南非启行赴新加坡，黄氏遂长女爱丽搭乘该轮船返抵新加坡，拟送她回国升学。经陈嘉庚劝告，认为和平尚未实现，不可前往。适香港大学招生，乃将女送往香港大学习医。自己则在中正中学作短期工作，后被聘为华联中小学校长。为该校扩建体育场，增建教职员及学生宿舍，那时其夫人也由南非回来，同为教育服务。
  1950年，黄氏任吉隆坡文良港中华中学校长，三年后南下佛柔新山，任宽柔中学校长，增建新校舍一座，并创办高中。
  1960年已届退休年龄，仍接受马来西亚教育部委派，至笨珍任培群中学校长，整理校政。至1963年六月三十日退休，定居于新加坡淡滨尼斯地方。那时新、马尚未分治，该地僻居一隅，比较清静。
  不久，新加坡基督教锡安堂牧师贺友三至该地拜访黄氏，邀请其至该堂协助，膺选为长老，并派其担任勿洛宣道所主任，将宣道所扩展为堂会。至1979年体力衰退，行动不便，长女爱丽劝他回马来西亚居住，这近奉养，因为那时新、马已经分治，往来比较不便。至198年十一月三十日晨，黄氏在睡眼中安息，享寿九十一岁。次女美丽偕婿蔡文宝由菲律宾奔丧，三女清丽由美国奔丧。遗体安葬星州圣光堂教会墓场。
  高登的崇高气节
  高聿占
  漳浦先贤、宋著名太学生高登（1104——1159年）字彦先号东溪，他的一生是爱国抗敌与卖国投降、廉正刚直与奸佞邪恶斗争的一生。
  高登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北方的女真族建金后不久，消灭了辽国，撕毁宋金盟约，分兵数路，渡过黄河，占据华北广袤宋土。北宋最高统治者微宗、钦宗和南宋的高宗，对外辱国乞和，对内横征暴敛，不惜重兵镇压农民起义。一些爱国反投降的文官武将，不断遭受主和派权贵和奸佞的打击、迫害。二十岁的高登，就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局势下入太学、进身仕途。
  高登出生在漳浦杜浔乡宅兜村一个普通的农家，十一岁时父亲病逝，依靠寡母辛勤劳动供给求学。因此，他对劳动人民感情特别浓厚。在汴京太学时，目睹敌寇直逼京城的猖獗情况，因而对外敌和卖国贼特别痛恨。靖康元年十二月，也就是他被摒斥还乡的前夕，他曾联合几名太学生上书控诉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等人祸国殃民的罪行，请诛六大权臣以谢天下。
  靖康二年二月上旬，高登又联合陈东等太学好友，伏阙上书，请求恢复爱国将领种师道和李纲的兵权，力陈割地赔款乞和的害处，冀望钦宗“内修政事，外攘夷狄”。高登等太学生这次行动震撼了京畿，数十万军民聚集宣德门声援他们。钦宗迫于形势，恢复种、李兵权。在宣德门事件中，开封府尹王时雍率数万铁骑包围了军民，高登等面对屠刀颜不改色。
  高登于靖康二年二月十六日起，连续给钦宗上了五道奏书，鲜明、突出地表现其忧国忧民和疾恶如仇的崇高思想。他举古论今，旁征博引阐述宰辅、谏官须让德才兼备的人担任。并揭发权势显赫的吴敏、李邦彦、张邦昌等人在微宗时代的政府中“引小人而加膝，挤君子于深渊，纲纪紊乱，民庶愁怨。”在二月廿二日的奏书中，再次揭发这伙卖国奸臣，“见李邦彦，张邦昌事太上皇不能有所纠拂，窃禄周身，怀奸误国，陷陛下于有过，致边陲来敌国之师。”“金人入寇，犯我都城，陛下移敏枢密，意望吐奇划策，扫殄羌戎，而敏乃惕惕惊惶救死不暇，阿附邦彦、李税等议以讲和，赂以民庶之金帛，啖以祖宗之土地，幸目下之小休，忽后时之巨祸。”高登力驳钦宗赞赏吴敏有鉴别朝臣优劣的能力：“陛下若谓敏智明足以烛臧否，而以为相臣，天下之人知其不可也。”“敏知李纲之忠正、顾彦之奸邪而力为之、助之。士庶伏阙上书，敏又诬以为起变乱之祸。敏知智不应欺君如此！”高登一针见血指出皇帝与权臣之特殊关系，“臣知陛下非谓敏有此功能，特以策立之事，故不忘之耳”。“自古恃策立之功以贻国祸者不可胜数，必欲鉴于不远即蔡京是，已以定策功臣诖误上皇以致今日。”“且陛下之于敏，敏之于邦彦，各以私意相为朋党，臣知非宗社之福。”“君臣之间，朋党之风一行，君子何所容其身。直方何所伸其喙、亿兆何所诉其冤？”他忠告皇帝，现在“邦彦、邦昌、敏等，陛下付以钧衡，使之升黜人才，则他日援引而进者亦皆此徒也。”他指出，“锐意治道必能任用君子黜退小人，修举政事，抚绥黎庶，虽无三关犹可治也。”他还提出，“广地不若广德，强兵不若强民。”
  微宗赵佶，是个骄奢荒淫，生活极端糜烂，政治上又是腐败无能之人。宣和七年（1125年），微宗虽然降诏罪己，禅位给儿子钦宗，但他的一批近臣仍留在钦宗身边，成为新朝的决策辅臣。因此，“乞和”依然是钦宗的政治总路线。高登在三月廿二日奏书中说，“臣闻夫人子之孝，只施于其亲，而天子之孝，心存乎天下。”“承颜顺志，不敢以丝毫拂其意，此世俗之所谓孝子。若此天子为之，则其忘天下也。”“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陛下不当糜糜顺从。”“万一陛下果有此意，而上皇太后未能息心，臣巩祸稔萧墙，奸生帏幄，殆非宗庙社稷之福也。”他还说，“自古圣帝明王不以无过为能，而以改过为美。”“陛下恶人议己而自谓文过遂非之辞而不使人言人，臣巩毁谤者族，偶语者弃市，二、三年后复生一秦也。”
  高登对农民起义看法也是客观的，认为是官迫民变的结果。在三月初一日的奏书中指出，“太上皇朝，此曹（指吴敏、李邦彦、张邦昌等人）皆列侍从，不能有所纠拂，逢君之恶结怨天下，故睦贼（睦州方腊）特匹夫耳，奋臂一呼，从者万数，闾阎细民有尊之为方佛者、有尊之为方圣人者，则其民心之离可知矣。”微、钦时代，京东、京西、河南、河北各地农民起义军势如燎原之火，较著名的山东的贾进、张万仙和淮南的宋江等都是拥十数万之众。这些起义军是在朝政腐败下，被“逼上梁山”的，但也是统治阶级的最痛恨的。高登敢于把人心背向“海寇”心声，直言上书，没有一颗赤诚爱民之心是没有这种勇气的。
  高登不但在太学时代就具有这种崇高气节，在南宋偏安时代，他看到朝廷无视山河的破碎、“靖康”的耻辱，依然执行着丧权乞和的投降路线，更是义愤填膺。
  绍兴二年，福建大饥荒，盗贼遍地，官兵横行，民不聊生。高登在家乡漳浦给高宗写了十条修内政、御外敌的奏书，“极意尽言，无所顾避”。不久，高登被派往广西任富川主簿，同时受广西按察使董菜的委任为贺州学官的学官并担任桂林六郡的司法工作。一上任就跟贺州府守据理力争，讨回已变卖掉的学田，充实了经费，迅速发展了当地教育事业。在司法工作中，顶住了桂林府包庇杀人犯的循私枉法事。由于他勤政廉明，任满离开富川时，父老知他家境十分清贫，不留名姓馈赠五十万钱。他坚持不受，把这批赠款托刘府守购买书籍送给学官。他的《辞馈金》一诗记述这一高尚行动：“……嗟我官卑志未伸，于人何德人称好。腾牒当途愿丐留，馈赆交驰杂金宝，天涯百指携空囊，号寒啼饥日相恼，可取无取未伤廉，每念易污惟皓皓，不如买书惠泮官，资助贤侯采芹藻……”
  高登的爱国爱民的思想，时时处处表现在自己的言行上。他离开富川回乡途经广东新兴时，接受广东转运使连南夫的委托，担任救灾赈饥的艰务。他开官仓、劝大户，发票货粮，废寝忘食，一丝不苟地工作，从而使数以万计的灾民免成饿殍。第二年，他被调都政堂。一到京，立即给高宗上万言疏和《蔽主》、《蟊国》、《害民》等上下六篇时议，批评了当时朝中弊政，为此得罪了秦桧。后来，高登被派到广西古县当县令。历史记载他在任中两件受人赞扬的事：一是惩办了宰相秦桧的宗亲、土豪劣绅秦琥；二是顶住了广西经略使兼静江府守胡舜陟为秦桧父亲建祠的指示。为此两事，高登受到打击迫害。胡舜陟诬高判错案，令投狱查办。高入狱前在京，有位在礼部任职的朋友劝他说：“丞相曾云识君于太学，能一见终身事无忧，上书徒尔也！”高答道：“某知君父而已。”后因胡舜陟犯案瘐死狱中，高才被释放出静江府狱。返乡途经广东惠阳，接受广漕司郑鬲、粤东转运判官赵不弃的劝说，留在归善县代理县令。是年秋闱，他应潮阳院之请，为考生出考题，“摘经史要语命题，论直言不闻深可畏，策闽浙水灾所由皆属意时事。”在潮阳的桧党驰报此事，秦桧十分愤恨，把他除名，遣谪广西容州编管。
  高登在困境时，仍积极办教育，“穷隅闻登至，执经相从者数百人。登为讲明大学中庸之道。”除授徒讲学外，对国事仍十分关心，“闻朝政小失则悲蹙不乐，大失则恸哭随之。”绍兴廿九年（1159）秋病逝于容州寓所。
  绍熙二年（1191）七月，光宗皇帝下诏：“故容州编管人高登，追复原官，仍赠承务郎。”
  古漳浦世代相传以拥有“忠孝廉节”四大美德为荣。“忠孝廉节”各有其代表人物，“孝”的代表人物就是高登。从高登的思想、气节、言行看，他的孝并非一般“自托于闾里亲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承颜顺意，不敢以丝毫拂其意”的世俗孝子，而是一位能牺牲小我去尽民族国家大孝的来出历史人物。
  忧国忧民的丘懋炜
  邱耀坤
  丘懋炜，民间称丘给事，字以鄂，号肯怡，漳浦十都（杜浔）人。万历三十二年甲辰科（1604年）进士，授官行人，职掌传旨、册封等事。曾主持云南乡试，又奉旨册封蕲（今湖南蕲春）衡（今湖南衡阳）等藩（“藩”是封建王朝一个地方分封给皇族或功臣掌管），以钦差身份，受封者必然有贵重的馈赠，而丘懋炜婉谢不收。后擢升兵垣（即兵科给事中）。万历年间，日本侵犯朝鲜，并有零星倭寇骚扰我国沿海，一方面女真族侵入辽东，在朝中，则皇帝精神萎糜，放任秉笔太监魏忠贤结党营私，把持朝政，真是内忧外患。忠直的人臣无不忧心如焚，不时上疏献议对策，提请皇帝戒除时弊。丘懋炜尤其敢言，连上《屯田》《马政》《边防》《玩》《厂珰》《备倭》等奏疏，切中时弊。万历四十年（1612年）十二月十四日丘懋炜晋阶徵士郎，诏书写道：“皇帝诏曰：……而兵垣尤为军国大机，安攘訏谟所关。百僚莫要于斯职，注眷询笃于朕怀。……尔兵科给事中丘懋炜……方腾新誉于岩廊，更叙旧劳于原隰。是用授尔阶徵仕郎，锡之敕命。今倭伺虏封未尽，驯手戒索，而外威内治，深轸乎庙筹，需尔垣之敷奏，以杜衅消萌于未形，其率渊抱深维远计，匡予不逮，以称社稷臣，岂不休哉！”
  万历皇帝特宠郑妃，郑妃生子常洵，即晋封为皇贵妃。而恭妃王氏生皇长子常洛已经五岁，却没有晋封。朝臣议论纷纷，都疑心皇帝将立郑贵妃所生的常洵为太子。给事中姜应麟首先抗疏，请速立长子为东宫，被贬广昌（河北涞源县），以后群臣迭有奏谏，皇帝都留中不发。据《明鉴》，郑贵妃在与万历帝到大高元殿谒神时，已经得到皇帝写下立她所生常洵为太子的密谕，藏在玉盒中，由于廷臣纷纷上疏应立长子，而且为慈圣太后所坚持，所以立储君的事拖延不决，朝廷上下惶惑不安。郑贵妃兄郑国泰有权势，对主张立长子为储君的廷臣陷害打击。丘懋炜不畏权势，上疏申明应立长子才可免除后患的理由，请求从速决断，疏中有“请先斩郑国泰以谢天下，然后杀臣以谢郑妃”之句，同僚们听后战栗，而丘懋炜毅然等待皇命。（至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二十岁举行冠礼，才决定立为储君）。
  明朝太监权势很重，万历年间秉笔太监魏忠贤更是专横跋扈、权倾朝廷，很多大臣都巴结他。一部份有爱国心有正义感的朝臣反对他。丘懋炜从爱国忧民出发，敢于与魏忠贤及其“阉党”作斗争，《厂珰》一疏，即针对由阉党所主持的密探机构陷害忠良而发，因而得罪权阉，被贬外调，任虔州（今赣州）知州。后升任广东按察使司兵备道副使，因母亲年老，辞职不赴。
  丘懋炜辞官后，在杜浔家居。当时海寇纷起，杜浔地处海滨，首当其冲，而官兵单簿，是一大忧患。为此，他组织乡兵，施加训练，进行防守。天启七年（1627年）打退一次海寇的大规模进攻。但他胜而不骄，继续加强组织、训练，并增筑加固杜浔城。崇祯九年（1636年）郑芝龙从厦门占据铜山（即东山），二月侵犯杜浔。他（芝龙）纵横海上多年，所向无敌，这回却被丘懋炜率领乡众打败逃去。（当年九月郑芝龙受明朝招抚）。杜浔之战，《漳浦县志》卷十一《兵防》有记载，县人林宰（万历辛丑科进士，曾任无锡知县，四川布政使）所撰碑文（现尚竖立杜浔）也铭刻：熹宗丁卯年（注：天启七年，即1627年）海氛大作，啸聚至千余航，躏入浔中，……（炜）躬自蹑〓引锐为里人先，井里奋跃耻后，遇暴寇辄不令生还，由是，诸氛摇手相诫，千余舫无敢复舣岸者，是后即望浔却走矣。……为御氛计，及崇祯间，懋炜乃建城堡，组乡民，缮甲兵，御海氛，保乡里安宁。……洞江浦方重地，于浦为外垣，先生之所保，岂独杜浔而已哉！”
  懋炜又为家乡做了不少公益事业，如筑从杜浔至溪南石路（明清时代为县南通县城要道），置义冢，赈饥民等。
  懋炜死后赐祭葬，诏书有“懋炜志操端谨，意虑精详，谔论遍思振弛，荩衷直欲格非，登七净之班，鸳行是景”句。肯恰祠楹联“伏阙陈书，十五奏章，请诛郑国泰，忠烈第一；庭帏承顺，许多善行，吹折叶祝旗，孝感无双。”可概括丘懋炜的生平。
  清初浦民赞颂的好知县陈汝咸
  张兆基
  陈汝咸，字莘学，号心斋，浙江鄞县人。清康熙间任漳浦知县十三年，政绩显著，为当时浦民所赞颂。后升任大理寺少卿，赴甘肃赈荒，因操劳过度，卒於固原。圣祖闻讣悯悼，连称“好官”。
  陈汝咸少年时代，随父亲陈锡嘏讲学证人社，专力於“慎独”之旨，清初学者黄宗羲称赞他是“程门之杨迪，朱门之蔡沈”。
  康熙三十年，他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出任漳浦知县。当时漳浦民俗好讼，论师从中怂勇以渔利。陈汝咸到任后，一面劝导百姓要互相亲爱逊让，一面严历惩治讼师。他听案办案明敏，虽案牍纷纭，片刻立尽。若非命案盗案，他从不派遣差役下乡扰民。勾摄公事，都用纸皂，百姓都按期到庭。遇有民事讼争，他令原告自召被告到庭，一讯即决。如遇命案，验尸必亲临，反复谛视，用手指按，即使仵作也自谓不如，所以百姓不敢欺瞒。浦俗轻生，民间常有为细故服断肠草死亡者，亲属借此威胁图财，汝咸力惩其弊。为了避免毒草害人，他令当刑罪犯掘断肠草赎罪，而且拿出自己的薪俸，收购断肠草，集中於县堂前烧毁，一时间近邑地区的断肠草几乎绝迹。
  清初赋役沿袭明制，由於明末战乱频仍，清初迁界复界，田地易主，官米民米，等则各不相同，加之土豪滑吏相倚为奸，田赋轻重不均；而里班多由武断乡曲的人担当，完粮又必经其手，每丁多收一二钱，每亩多收四五分，相习为然；丁粮版籍，岁久混淆，百弊丛生，民苦不堪。陈汝咸认为编审是赋役大政，他亲自验算，编粮均户，使人丁归籍。他定三百亩为一户，令百姓自报丁口产业，自封投寄，纳粮多的列为首户，实行滚单法，以次轮催。又以三百家为一保，凭其丁口多寡供役。每隔五年，编审一次。编后还详细列榜，遍贴城墙，让大家知晓，时人惊为创举。当时经办的里胥茫然不解，他亲为讲说训练。一切册籍，他都亲自裁定，寒署饥饱，劳苦困倦在所不计。当初下令时，谤议蜂起，到图榜公布后，士民才帖服。自此，强宗巨滑无所诡寄，衰户小民免受赔累，一般富户也感到便利。只是先前武断乡曲的里班和衙门胥役，无法营私舞弊，多有怨恨，暗中阻挠，而上司几为所惑，但汝咸毅然不回。经三年践行，法立赋均，自明季以后百余年积弊一清，百姓称快。
  陈汝咸反对各种教派及迷信，独尊儒术，重视教育。漳浦民俗迷信鬼神，不大相信医药，病时常抬神像卜药治疗，往往误命。汝咸对此严令禁止，并晓示医术药方，自制药物施济贫病，为此，治好了很多病人。西洋天主教士凭借上官有言，要在漳浦开堂，陈汝咸却坚决抵制，不让入境。他听讲邑内城隍庙功曹祠旁有鬼像，相传能致人祸福，他下令将其摧毁。漳浦旧多无为教（属白莲教的分支），男女群聚，吃菜礼佛。康熙四十一年，汝咸将无为教各处经堂没收入官，尽驱从教者，并改西门兜经堂为育婴堂，改县巷经堂为公馆。东郊明诚书院本是黄道周的讲学处，被僧人占据，陈汝咸驱逐僧人，将明诚堂整刷一新。他还毁掉学宫的伽蓝祠，修整文庙，搜集并表彰高登等先儒著作，尤其佩服黄道周的学问。他为造就人才，在浦邑四门及杜浔开设义学，还修建云霄朱文公祠，东山南溟书院，延请学行兼优的学者担任教师。每月初三，十八，会集邑中士大夫及乡村学习成绩好的读书人，在明伦堂学习五经、性理、纲目等科目，每月初一、十五，教学及习作时文二篇、古文诗赋各一篇。届时，他都亲临教诲，从容辨难，竟日不倦。月课作业，也亲为评议，一时古学振兴，文风大变。十余年间。经明行修之士，比肩林立，“漳之树帜建鼓，与海内相角”。清初教育家蔡世远、著名将领阮蔡文、被称为“治台宗匠”的学者蓝鼎元、陈梦林、著名数学家庄亨阳、名士王道、李松龄等，都是他教诲出来的，由於他的教养兼施，漳浦风俗遂如邹鲁邑俗。
  汝咸爱民如子。邑境多虎，他捐资令乡民设置虎牢，还募射箭能手，埋伏强弩毒箭对付，虎患顿息。他还从家乡浙江带来蚕豆种子，教农民种植。浦邑东、西、南三门，旧制各有水门，以排泄城内沟渠之水，后来民间将它当为出入便门，顺治间因寇乱堵闭。康熙三十八年，他顺从百姓要求，重开东、西两水门，便民出入。康熙四十六年夏季六月大雨，溪流骤涨，高及城墙雉堞。水刚涨时，南门外百姓都登屋而号。陈汝咸在病中闻报，急忙披裘倚仗，登上城楼，并拿出数十串钱，四处募舡拯救，又用大索绞木筏十多双，分道载渡，并示谕每渡一人，给钱三十文，救一人赏一千钱。好善者也都捐钱相助。不多久就救出老幼男妇二千余人，安顿在西门外高地上，其中无亲故可投者，分拨他们暂住各寺观祠堂，给米分粥止饥。次日，并令各受灾村落造册，计口赈给，随地安插，溺死者另给棺木，多方抚恤，使百姓得以渐次复业，不致流散。东门城墙被冲崩六丈余，他带头捐银四十两，各官员也各捐俸将它修复。所以虽灾无害。
  漳浦为濒海剧邑，清初常有海盗骚拢，陈汝咸为了安定社会，加强治安而力得保甲制度。清康熙三十九年，他重新编定保甲，以每十家为一甲，每二十甲为一保，把全县编成一百六十六保。每甲都建立户口牌，立人口最多的一户为甲长，同其余九家互相稽察。同时下令禁止留容匪类、轻生服毒、斗殴、宰牛、赌博、溺女、典妻及久停亲柩等违法行为。如有触犯，同甲九户要通知保长，协拿凶犯送官。康熙四十二年夏，有“贼党”潜伏七星洞，欲招伙入海。陈汝咸密招其党羽，诱擒其头目曾睦等，余党悉散。康熙四十三年冬十月，又在古雷擒获海贼徐容等十余人。徐容是盗首，熟悉海盗内部情况，汝咸上书督抚，请赦其罪，令其招抚海上余党自赎，以此海盗余党陆续归诚，海氛平靖，商旅通行。
  陈汝咸任漳浦知县计十三年，始终一节，身无余利，家无蓄产。和他同代的学者蔡世远称赞他“正已率物，廉以居身，俭以养德，至（浦）之日，一以兴利除弊为己任”“莅浦以来，凡百艰辛，皆备尝之，劲节凌霜，久而有变，十三年素丝不染，白壁无瑕”。蓝鼎元称赞他出宰漳浦“强教悦安，民忘疾苦”“良法善政，不可胜述”。
  康熙四十七年，大吏以南靖多盗，了解汝咸的德才，改调他去南靖治理。浦民得此消息，相率赴省请留，但未获准，为怕他离开，回家搬取农具塞住署门，顿时间，犁耙水车堆积如山。见汝咸出来，就呼喊：“公莫去，公莫去！”汝咸有感于百姓的真情厚意，于是在通道上贴出告示，谦称自己在漳浦并无善政，而且调任是上司命令，不行将受谴责。然而，百姓却环聚得更多，昼夜把守。至六月十二日，听讲汝咸要离任，穷乡僻壤扶老携幼到县城的上万人。见陈汝刚走出县衙，群众塞满街巷，环跪哭叫：“公莫去，活我百姓！”有的更拥攀坐轿。汝咸行不得，只好下桥，步入李太学家中暂住。至黄昏，群众数十人卧守李门，更以百人守东门。到夜半，汝咸借城守的两匹马，乘夜色难辨，假扮巡逻的人，经小道走出北门。待到两地守门者觉醒，汝咸已走远了。群众更相率追送十多里路，才挥泪而归。汝咸去后，浦人思念，为他献金构祠于北门外，名叫“月湖书院”，并为他塑像于其中。岁时祀拜。
  陈汝咸到南靖，“积盗”曾惜、刘渐等相告诫说：“陈老爷最会治盗，我们来踪去迹他定会知晓，要往那里逃？想他是个讲信义的长者，自首一定无事。”于是，都率众就抚。他到南靖只有几个月，威惠并著，犬不吠夜，士民悦服，颂声大作。
  康熙四十八年，陈汝咸调任刑部主事，不久，提任广西道监察御史。在防治海盗问题上，他上疏说：“商船出海，挂号无益，徒以滋累”。又说：“海贼入内地，必返其家。下海劫掠，责之巡哨官；未下海之踪迹，责之本籍县令。”因此，建议力行各沃保甲，圣祖认为很好而采纳。适遇海盗陈尚义乞降，汝咸自请前往招抚。圣祖温谕说：“汝乃近御之臣，风涛不测，不必亲下海。”后只令陈汝咸所推荐的阮蔡文（漳浦人，后历任厦门水师参将、台湾参将）偕同郎中雅奇前往招抚。陈尚义终于率领其党羽百余人就抚。陈汝咸到京任职，犹关心漳浦政事。遇漳人倍加亲爱，对漳属士民的生活境况，一一间讯，忧喜相关。
  康熙五十二年，陈汝咸升任通政司参议，奉使至湖广祭告炎帝神农、帝舜诸陵，兼奖赉驻防士卒。楚地山路险峻，营讯僻远，他不惮劳苦，亲自裹粮而行，经施州、辰州直至红苗界瑶洞。瑶洞士官率男妇出迎。因苗民喜唱山歌，他默思久远之计，作竹枝词宣布太平威德之盛，让他们学习歌唱。他遍历苗疆后回京，升鸿胪寺少卿，不久，又升大理寺少卿。康熙五十三年，陕西、甘肃报荒，他又奉令出抚。汝咸到甘肃，见野有饿莩，就不吃酒肉，又恐怕抚慰不能遍及各乡，他每日步行，逾越山岭。到了平凉，他分发贮谷，并移镇原仓米赈济饥民，因操劳过度，又遇疫病，不幸卒于固原的海都喇。有司检视他的遗物，只有衣服一套，铜钱一串而已。圣祖闻讣悯掉、连称“好官”；讣至漳浦，几童停止歌唱，妇女于室内哀叹，南贩于道上流泪，穷乡僻壤的野叟农夫，提鸡携酒到月湖书院哭祭，士民痛哭如私亲，甚至有斋佛为哀的，一连数十日没有断绝。浦民还献款为月湖书院置义田以供岁祀，不久又与靖人合请，分祀陈汝咸于两县名宦。
  陈汝咸的著作有《兼山堂遗稿》、《漳浦政略》。在漳浦任内，还曾竭尽数年精力，编修《漳浦县志》二十卷（即清康熙版志），为本地方留下珍贵史料。
  “疯子杀知县案”牵连小刀会
  林菁
  清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漳浦知县朱以诚在县堂上被平民杀死，是千古奇案。《漳浦县志》光绪十一年《再续志》所记载的经过很可笑：连年旱灾，朱县太爷用冬瓜假设“旱魃”（主旱凶神）供奉县堂上，求雨无效，乃“杀”之以平民愤。是一种将群众对官府不满情绪转移到凶神身上的骗局。平民赖石藉准许百姓入衙观看盛举的机会，隐匿在案桌下，待到县太爷坐堂问案，突然爬出来杀掉县太爷，说：“朱老爹杀死旱魃，我杀死朱老爹”《县志》将凶手说成疯子。民间传说：赖石因连年旱灾交不起钱粮，被押禁狱中，装疯获释，索性继续装疯，杀死知县。
  这事距修《再续志》时已一百四十多年，《再续志》虽将这记事归入“寇乱”类，而对案件的牵连没有记载，后人只把这事当作谈笑资料。近来，保存清廷档案资料的第一历史档案馆，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找出一些比较有研究价值的，分类编印，公诸于世，使我们有机会知道一些前所未闻的要事，漳浦这一奇案所牵连的，便是其中之一。
  这事发生在乾隆七年六月初三日，至当月二十二日，新任闽浙总督那苏图查阅移交案卷，发现这一奇案，大为骇异，当即饬令福建按察司严查有无同谋指使之人，一并逮捕究审报办，一面上报朝廷。乾隆皇帝对此案极关注，于七月初十日御笔朱批：“联闻本年六月旬，有漳浦县民赖石将该县知县朱以诚刺刈咽喉毙命，该管上司现将赖石严拿看守一事。部民杀死本官，事关风化，该督等自必按律究拟。但其起衅之曲，未能深悉，或漳俗风情自来凶悍，此事因词讼起见，凶徒挟仇肆横，系一人私念？或因聚众抗粮，不法情事，议出一人为首行凶？则系众人之合谋。此事甚有关系，固不可纵恶养奸，以长刁风，亦不可株连扰众，以滋事端。可寄信那苏图，令其善为办理。再，今岁春间，彗见于天，在闽疆分野，今适有漳浦县民杀死县令之事，未必非其应验，可令该督，每事谨慎，毋至滋事。至此案起衅缘由，令其即速查明奏闻。钦此。纳尚书将御笔朱批抄寄那苏图总督，恰巧那苏图总督送家属回闽，于八月初五日回到浙江任上，折阅纳尚书来信，知道皇上对此案的重视。那时，汀漳龙道七月廿八日的调查报告已送到总督衙门，将此案与小刀会牵连。详文说：“漳浦县云霄地方有小刀会，因本年三、四月间两泽衍期，传播讹言，惊扰愚民，经该县朱以诚查有云霄张姓一人，并平和县张姓一人，小刀亦经起出，两面有锋。……”苏纳图总督归纳报告，认定该案凶手系小刀会指使，覆信纳尚书道：“缘该县地方奸恶，兵民结有小刀、子龙二会，纠党滋扰，故该县朱以诚拿获数人，正在审究，有会首蔡怀、李珠等，恐其一并被拿，同谋指使赖石将朱以诚杀死。……”九月二十八日、福建巡抚刘于义也上奏：“臣到闽三月有余，细查各营兵牟，渐染恶习甚深，即如漳浦杀死县令朱以诚一案，子龙、小刀会内，即有兵丁结连。其余会盟结党，并驾造匿名揭帖，或兵丁结连，或系兵丁诬捏，凡属百姓不法之事，但有兵丁在内。至参、游、都、守等官禀报事件，并不将营伍如何整饬，兵丁如何操练，器械如何修葺，技艺如何精熟，呈报商酌，惟将地方该管事务，琐屑混禀，种种恶习，渐染成风。……”乾隆皇帝御笔朱批：“腾久思及此，有旨谕部”。
  从这些档案资料可以知道，杀死知县朱以诚的凶手赖石并不是疯子，而是受小刀会指使的勇士，还可以知道，乾隆年间漳浦一带小刀会已经盛行。难怪一百年后的咸丰三年闽南小刀会起义时，漳浦小刀会即时能集合一千多人响应，占领县城。在那一百多年里，农民组织的小刀会一直在反抗清王朝的统治。
  天地会源自漳浦
  综述
  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中外学者聚讼纷纭。自1979年以来，奏宝琦首创“乾隆年间起自漳浦说”。最近又再发掘现存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廷档案，作出新的论证。（见《天地会起源“乾隆说”新证》载（历史档案》1986年第一期）
  天地会创始人为漳浦僧人提喜，又名涂喜，俗名郑开，别号洪二和尚。在乾隆二十六年以前，郑曾与李少敏、朱鼎元、桃元等人同往四川谋生，结拜兄弟，乾隆二十六年已开始有“天地会”的名称。天地会口诀“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缘源于此。后来李少敏回到漳浦，提喜到广东继续传徒结会，乾隆二十七年回到漳浦，开始以天地会名称在高溪乡观音亭（今属云霄）传徒结会。当年便有杜浔卢茂、方劝入会，方劝又引陈彪入会，李少敏也与陈彪等参加结拜。乾隆二十八年，陈彪传赵明德入会，以后陈丕、陈栋、张破脸狗等人相继入会。
  平和人严烟，原名严若海，于乾隆四十七年从陈彪入天地会。严烟去台湾，将天地会传入台湾，发展极为迅速。乾隆四十七年林爽文加入天地会，逐渐成为彰化天地会领袖。乾隆五十一年秋，官集镇压台湾天地会，烧毁村庄。林爽文以“安民心，保家业”为号召，率众起义，攻克彰化，建立政权，年号“顺天”，又攻克诸罗（在今台南）。风山（今高雄）天地会首领庄大田起而响应。乾隆五十二年正月清朝派兵镇压，五月，起义军大败清兵于府城南，声势大振。后清援军到台，林爽文战败被俘，就义于北京。这次台湾大规模起义，与漳浦天地会“顺天”旗号一脉相承。
  早在乾隆三十三年，提喜在漳浦的最早弟子杜浔人卢茂已举起“顺天当事”的旗号起义（详见下面《天地会的最早起义》一文）。这次起义是提喜在幕后指导，起义失败，卢茂等一批人被捕，没有供出原委，官府只知道其为联盟结会，还不知道有天地会名称。至台湾林爽文起义，漳浦张妈求为首的天地会响应林爽文起义，同告失败（详见后面《漳浦天地会响应林爽文起义》一文），清朝追究天地会渊源，提喜己死，其子行义及提喜的弟子陈彪等被捕，经过审讯，才知道原委。闽浙总督伍提纳于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初三日将天地会发展的经过向朝廷奏报：“……。查天地会节经查明起于提喜，该犯俗名郑开，僧名提喜，又名涂喜，又名洪二和尚。其传会口诀既以“五点二十一”为暗号，而悖妄词句内胆敢嵌入“洪”字，以致台湾逆匪造作“洪”号、“顺天”等字，皆缘此而起。该犯又编出木立斗世等字为三十二年起会之根，情节甚为可恶，非寻常惑众敛钱可比。行义为该犯亲生之子，结会缘由，传习人数，必向该二犯严切根究，方足以抉底里而净根株。但陈彪持其老病，狡猾异常，福康安在闽时设法逼劝，除前供同会之人张丕、张破脸狗、张普、徐炎、陈栋数名之外，续又供出何哲等十余人，俱系卢茂谋叛案内著名之犯。臣等查乾隆三十三年卢茂一案，首伙共三百余名，当时并未讯有天地会名色，系该犯（注：指陈彪）扳扯业经正法无可质证之人，支吾搪塞。因后督同司道等反复细勘，煞刑究诘，始供认卢茂等与该犯复先俱拜提喜为师。卢茂之叛，提喜本属同谋。该犯亦经邀先入伙，乃知提喜、陈彪系卢茂案内漏网稽诛之犯，尤不可不从严办理。查该犯等供称，提喜于乾隆二十七年在高溪观音庙传布天地会，卢茂等即于是年入会，陈彪由方劝指引入会。赵明德本名赵宋，于二十八年拜陈彪为师，带见提喜，改名入会。卢茂于三十二年起意纠集同会匪徒谋叛，陈彪与何哲邀赵明德入伙，囚卢茂等于乾隆卅三年三月先期破案，该犯等闻风逃避，而提喜则系暗中指使，不露名胜。众犯以期系传教之师，曾经穿刀宣誓，均不供出。而所传之天地会诀，亦只用三指按心，并无标名登记可查，各犯逆皆隐若未吐，以致漏网。又有李少敏又名阿敏一犯，亦系同时入会，因提喜所编诗句内有“李朱洪”字样，李阿敏复于三十五年间捏造朱振兴名字，为前明后裔，纠众谋匪，旋即拿获正法。嗣后提喜、陈彪等均各敛迹，不敢复行传会。至四十四年提喜患病，有亲生之子郑继，于十七岁时赘与潘姓为婿，生有子女，来庵探病。提喜传以会诀，并告知从前陈彪、陈丕、张破脸狗、张普等数人，以为将来依倚课食之计。提喜病故，郑继因提喜遗有寺田、随于该处落户为僧，改名行义，又号续培和尚，接位耕种，有方汉到庵做工，始将会诀传出。而陈彪于四十七年因提喜已故，年久案湮，故智复萌，又起意传会。时有该犯族叔陈粬及李摘、严烟等入伙，各送给番银一二元及钱千文不等。李摘又传侯迈、林龙、陈卓、李桐姑、许松姑五人，林龙等又传邓昌、廖浦二人，严烟于四十八年前往台湾，转传多人，官役搜捕不善以致林爽文聚众为匪，此各犯先后辗转传会之原委也”。
  这一奏折的发现，为天地会“起于乾隆，源自漳浦”之说提供证据。至于以明朝皇族后裔为精神领袖，纯属假托。以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洪武”的“洪”字为标志，也是出于号召的需要，也是嘉庆年间因为官府查禁，部份天地会改称“三点会”的由来。（嘉庆十一年江西三点会首领周达宾供称：“以天地会犯禁，因此会系洪二和尚所立，洪字偏旁三点，即改名三点会”）后来又有各种流派，从福建、台湾逐步扩大到长江流域及两广一带。一般认为，太平天国震撼朝统治的时期，闽中红线会、闽南小刀会、上海小刀会等起义响应，都属天地会支派，但小刀会于乾隆七年以前在漳浦已经有活动，（详见本辑《疯子杀知县案牵连小刀会》一文）不能说是从天地会派生，而应说是合流。
  天地会的最早起义——漳浦卢茂起义
  李澳川
  天地会最早的一次起义是漳浦卢茂起义。据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初八日闽浙总督崔应阶的奏折：卢茂，杜浔人，与同县人何哲友善。何哲一向在县城跟林咸同习拳棒。乾隆三十二年（1967）八月，何哲引林咸到杜浔与卢茂结识。至十月，卢茂与何哲、林咸商谋纠党结盟。何哲遂纠合杜浔人郑朗、小溪鹿溪村人（原文如此）王垂、黄石；林咸也纠合县城人程天助和天助的亲戚马坑村人吴纱（即许纱），吴纱又吸收同村人吴康及邻村霞潭人蔡通，于十月十八日一齐到杜浔卢茂家中，一共十人，拜神结盟。推卢茂为大哥，何哲为二哥，林咸为三哥，其余按照年龄为弟兄，同饮香灰酒，誓结同心。卢茂各分给花蓝夏布一块为记号，令各人回去招收熟人入伙，准备起义占领县城，抢夺仓库及富户，作为钱粮费用。卢茂编造宋朝皇帝后裔赵明良为精精领袖，并有军师蔡德买，元帅林鹤鸣名目；编造“悖逆歌词，教各人分头去鼓动，吸收群众参加，共吸收三百三十二人（奏折各有姓名，从略），卢茂各发给花蓝布一块，令于举事时包头为记号（其中四人入会后畏悔，未领号布）。卢茂得林咸情报，告知县城兵丁将赴漳州府受挑选，于初八日约齐何哲、郑明、蔡通、吴纱、吴康、王垂、黄石、程天助等人，到县城林咸家中商议乘城中兵少举事。定于十四日黄昏由马坑、霞潭方面会众攻入西门；由卢茂同何哲、郑朗率领杜浔会众从东路来城接应；由林咸、程天助领城内会众为内应。
  吴纱、蔡通、王垂、黄石等率领的马坑、霞潭等村会众八十三人，各执刀、棍、柴铗、竹篙、扁挑等器械，于十四日早晨到后径山坳会齐，部份未到，尚在等候。城内林咸人以事机已经泄漏，必须即速举事，于当早即到后径山坳联系，带领这一队人于午后来到西门，呼号攻城。城中已有戒备，把总曾大猷首先阵斩冲锋的会徒黄是一名。并令丁壮从城上乱箭齐放；对逼近城门的会徒即用枪刺杀。死会徒三十三人，伤多人。其余会徒见攻城失败，逃散。知县徐观孙在城内林咸家中搜捕潜伏的会徒，蔡鸿一名持刀拒捕，被县役砍断脚踝，重伤而死，程天助等九人被捕。十五日，城内又有会徒十一人被捕（各有姓名）。
  杜浔方面，部份会徒临事畏惧，卢茂同何哲、郑朗等不能按时集众如期至县城接应。至攻城失败，吴纱等于十四日漏夜赶到杜浔报告卢茂。十五日，卢茂又写“顺天当事”拜帖，令何哲、郑明、郑瑞持帖去邀集会徒，自己同洪辉、吴同在青竹山竖旗号召。但会众多已逃散，纠合无人。闻知官兵已来追捕，卢茂、何哲等人只得将旗卷藏，分散逃避。卢茂避匿山洞，被其兄卢惕同族长反官捕获，何哲林咸、郑明、蔡通、吴纱（即许纱）、吴康、王垂、黄石等三百六十五名被捕（奏折各有姓名，从略）。
  这次起义，攻城时被枪、箭所伤而死的共三十三名，败逃自尽十四名，拒捕被砍伤身死一名。被捕病死狱中二名，被判凌迟处死的有为首的卢茂、何哲、林咸三名，判处斩首立决的有参加行动的蔡通、吴纱（许纱）等四十名。闽浙总督崔应阶亲到漳州办案，于五月初六日判令漳州镇总兵叶相德、按察使余文义、汀漳龙道孙孝谕、漳州知府张镇等会同将各犯押赴市曹，传首示众。洪皆等二百一十五名会徒已收受花蓝号布，未参加起义，各杖一百，流徒三千里于乌喇地方（今吉林市乌拉街）。黄罕等事先应许参加，未收受号布，并已避开，也以“知谋叛未行不首”罪，杖一百，徒刑三年。尚有参加起义的吴允等二十一人在逃，严令通缉。卢茂、何哲等首领缘坐家属，逐一收禁，家产抄没。
  这次起义参加者以马坑、霞潭二村人为最多，官军追辑，扰及无辜，村民惊骇逃散，气喘脸青，所以漳浦有“脸青青，不是霞潭便是马坑”的俗谚。
  漳浦天地会响应台湾林爽文起义
  陈旺寿
  自清康熙三十九年编成《漳浦县志》，至光绪十一年才有《再续志》，距离一百八十五年，中间遗漏很多史事。乾隆年间台湾林爽文起义，漳浦天地会起而响应，是一件要案，也被漏载。本文根据第一历史档案馆披露的清廷档案整理。
  天地会因“拜天为父，拜地为母”而命名。漳浦天地会由来已久。会徒有的十几人为一伙，有的数十人为一伙，各自活动，又互相照应。联络用暗语：“有兄弟吗？”如果答：“左右都有兄弟”，并将三个指头向心坎一接，便知道同是会徒，彼此相助。下尾眉田村为天地会一大据点，骨干张妈求、张南、丘哇，纠合方开山、何体、张合、张我、张柱、张养等，设馆练拳。至今上黄村尚有天地会小城堡一座。
  漳浦天地会在漳浦迅速发展，传到台湾等地。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台湾天地会林爽文起义，年号“顺天”，漳浦天地会即准备响应。翌年十一月十六日，张妈求等集众到黄蜂圩场，在何体家内，商量决定打劫县城仓库，散发银米，号召群众起义，占领县城，如果县城守不住，就夺船逃往台湾。投奔林爽文，张妈求记得乾隆三十三年杜浔人卢茂起义时，用的是“顺天当事”旗号，又听说林爽文自称“顺天将军”，就叫能刻印的会徒方开山刻一枚“顺天将军”的木印，假称林爽文发来的。并制造红绸方形令旗一面，尖角形小令旗六面。会众公推张妈求为首领，执掌大印，张南、丘哇二人为左右翼，执掌大令旗，方开山等六人分掌六面小令旗，分头招纳群众。纠集一百零八人，订于十二月十二夜，到漳浦县城外关厢举事。派张养、张柱预先潜伏城内，约定夜间放火为号，便一齐攻入县城，打劫仓库。
  这个密谋于十二月初三日，因无纪律的会徒张从、张辖等到扈头村抢劫而露出“将来县城的仓库都是我们的”这句话，事主将这事报知讯兵陈杰，转报营官，知会县官。县官派兵严守城门，一面到外侦辑。张妈求等见密谋败露，索性提前举事。与方开等，集合会众，于初七夜，各持刀枪、铁镩、竹篙、木棍，齐到扈头水汛地方，大喊：“台湾顺天将军派几千人来，随后就到！”汛兵陈杰等惊慌出视，被张柱杀死，缴去鸟枪一杆、腰刀一把。即乘刘剪、陈承等人的渔船，渡海到旧镇，攻入讯地营房，杀死讯兵石锥、石执及平民许老松等三人，砍伤汛兵张通、吴淑二人。然后转到海关税口，烧毁税房，劫走林振店铺内银钱衣被等件。再转到漳浦盐馆（设在旧镇），杀死管事亲丁陈新及哨捕吴紫二人，缴去关部船牌三张，具照二张，拨单一张，盐款洋银一百二十八元。事毕，由原船回到眉田村。初八日黎明，会众涌向杜浔，一路大喊：“台湾几千人随后不到！”沿途有会众赶来加入这一行列。到杜浔，冲入浦南盐场大使萧存骞衙署。萧存骞急忙逃避，其子萧宗轨收拾印信簿籍正要逃走，被张柱砍死。会众分入房中，缴去盐课洋银五百二十元。又到下缯（疑即下寨）地方税馆搜索。然后涌到云霄八尺门，冲入汛营，缴枪一杆、腰刀三口。当夜又到东山岛后林汛，烧毁营房一所。转到西埔汛，砍伤汛兵庄土英一人，缴去鸟枪一杆、腰刀二把，及铺盖衣服等条件。回到眉田，准备找船往台湾投奔林爽文。
  漳浦知县罗泽坤会同漳州镇左营游击许滕蛟率兵追捕，一面知会云霄营游击王万春、平和营游击岳新泰，各带兵截捕。漳州镇常泰、汀漳龙道尹撤布到地督捕。
  天地会会众在官兵缉捕下无法实现渡海赴台的计划，只得分散逃匿，陆续被捕。闽浙总督李侍尧督同福建按察使司、汀漳龙道对被捕的会徒严加研讯定罪。除张哇拒捕受伤致死，经已截尸，张提等四人死在狱中，林范、郑烟二人自杀以外，将为首的张妈求，方开山等八人凌迟处死，将胡仲江等七十七人斩首立决，都押赴市曹执行，并传首示众。将不是张妈求同伙，举事时参与行动的会徒洪金等十二人发配伊犁，给察哈尔及满州官兵为奴。尚有陈悻等十四人在逃，严令继续侦缉。
  会众这次起义受到血腥镇压，但天地会在漳浦没有中断，一有机会便要起事。到清未，又有咸丰三年的小刀会起义。光绪三十二年，又有白扇会的仇教排洋起义。至民国初年，又有三点会的兴起。都属天地会范畴。
  墓坑图象文字石刻
  刘两全
  图象文字石刻在石榴乡巽石村岭山墓坑半山腰，凿刻在一块较平坦的天然石头上、石长110、宽70厘米，因年代久远，图象剥蚀严重。形象大小不一，模糊不清，大者20×15、中者10×8、小者5×4厘米（见拓片）。图象文字目前尚难辨识，其中有（子）形意似人在追逐或被追逐。全文的考释和确切的断代，有待今后继续的出土和发现去完成。
  根据建国以来的田野考古发现证实，在这图象文字石刻周围地带，曾发现过磨制的石器和残陶片，诸如石锛、石镞、穿孔残石戈，残石环和残陶片。有些陶片的口边沿或底部，刻划着两竖两横交成（#）形、两竖左右略为弧形，中间一横成（艹）形、三角形缺一角成（△）形等刻划符号。磨制的石器和残陶片，无疑是古代先民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的遗物。
  我县墓坑的图象文字和华安汰内的图象文字有类似之处。它的发现，为研究闽南地区古代民族的历史文化，为研究文字的起源和发展增添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浯江的文物古迹
  苏亚九
  自林安于南宋从福州长乐迁来漳浦县东关外七都浯江保西径地方开基，所传子孙因为入闽先祖发祥于福州长乐后市村，当地有“乌石”。传衍于莆田，也有“乌石”，所以把漳浦新的开发地命名为“乌石”。到了明朝，这一带林姓已是人烟稠密，农产繁盛，尤其是荔枝等水果，远近驰名，文化也特别发达，人才辈出。所以历史上称乌石二香，一是花果飘香，二是世代书香。至今还有许多文物古迹，海云家庙及“三山”“八楼”为游览胜地。
  一、海云家庙，由于厅堂特别宽敞，所以有“乌石大厅”的俗称。始建于明朝正统十三年（1448年），明朝万历八年（1580年）重建，自始建至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占地（包括周围）约五十亩，主体建筑三进五开间，土木结构，斗拱式的栋梁，古色古香。中门甚阔，左右二门也很宽，三门都有楹联。中门联“印石滚金球，居然骊珠在握；浯江环玉带，不啻组绶荣身。”右门联“天马镇南方，……；云龙腾北极，…。”左门联“金锅在侧，龙山献龙图之瑞；玉笏满前，梅岭兆梅鼎之祥。”这些门联使人一望而感觉，这里人杰地灵，是礼义之乡。内厅楹联为“翰胪三唱传金鼓；南北两支灿石林”。前厅匾额“探花及第”及后座神龛上有万历皇帝御笔赐匾“忠爱”两字，柱联“天威赫赫生忠爱，祖德洋洋著孝思”都是歌颂明嘉靖三十八年殿试第三名称为“探花”的林士章。士章为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元老，任南京礼部尚书、国史副总裁、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等职。本来厅中有他的塑像，已废。中厅柱联“家之兴在礼义，朔望参谒为礼义之本；族之大在孝敬，春秋祭祀者孝敬之源。”中厅金字匾“旌表贞义”是表扬一个劳动妇女，那是正统年间乌石人林聪之妻陈氏乌娘，廿七岁丧夫，恶霸欺她孤儿寡妇，侵占财产。她只得带着两个幼儿回娘家，又受到胞兄迫嫁。她携小抱幼，隐入山野，穴居石洞，开荒种地，居然生活逐渐好过。除了将自己的儿子抚养成人，还赎回一个随寡母出嫁到继父家中生活、母死受虐待的堂侄柔兴，柔兴后来传下众多后裔，成为乌石北房的鼻祖；陈氏乌娘自己的嫡系则称南房，都尊乌娘为祖妈。后裔甲第蝉联，奏请朝廷旌褒，追赠“贞义孺人”，在漳州城西仓巷口立“贞义坊”（已废）。
  中厅两侧还有“理学乡贤”“进士”“文魁”“武魁”“拔元”等匾额，说明这里人才辈出。厅内尚存林楚所作家训六则。林楚，字德春，号春斋，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登顺天乡试举人，曾任咸宁知县、雷州通判，以礼教革除旧俗，著书多种，六则家训不是扳起道学家的脸孔训人，而是谕之以理，谆谆善诱，文字通俗，押韵顺口，音调抑扬顿挫，易于传颂，在形式上可供今日作乡规民约的借鉴，抄录如下：（一）孝顺父母：父母之恩天地均，如何报答父母恩？鸦有反哺羊跪乳，人不孝顺岂为人？（二）尊敬长上：敬长不拘内外亲，但凡长者该当尊，我亦有时为人长，敬人是敬自家身。（三）和睦乡里：乡里同居勿异心，一团和气值千金，急难相扶全赖此，从来独树不成林。（四）教训子孙：好把儒书教子孙，子孙明理自温醇，未须个个登科第，立得人家礼义门。（五）各安生理：士农工商四等人，各安生理各家春，若能各各安生理，便是唐虞三代民。（六）毋作非为：非为之事切勿为，为之即与祸相随，世间最乐唯为善，积善之家庆有余。
  二、三山：海云山又名岩山，崇峻壁立。前人铺筑石道至半山腰海云寺。寺建于唐、五代间，已废。现又有人利用天然石室加工修整为佛殿。寺旁有天然大石洞，洞内面积约八十平方米。大岩石上刻“海云岩”三大字。寺庙地下又有十八洞，洞洞相通，委婉曲折。山上有莲花石，由七辨组成，现遗存历代名人题咏石刻七处，比较清晰的一处是：“云山九岛起九烟，九岛云烟起半天。半天九岛芙蓉帐，芙蓉帐里石龙缠。石龙落结浯江地，落结浯江科甲联。科甲联登三及第，及第联登探花先”。又有一处巨石如龟，称为“龟撞米”。传说从前海云寺和尚每天去向石龟撞一下，石龟便流出米粮供给寺僧及香客一日之需，后来和尚贪得无厌，拼命地撞，撞得石龟尿淌不止，从此出不了米。那“龟尿”却是一泓清泉，经八百多米石渠，直通寺庙，甘洌异常。此山面向大海，每月皎波明，晶莹无际，为漳浦八景之一，称“海云夜月”。山下有石形如雄师向浮山跨跃。浮山以奇峰怪石直连紫薇山。紫薇山又名龙山，山上有“笔尾尖”“双剑”“纱帽墩”“紫薇洞”“仙脚印”“石龙泉”“紫薇寺”“惠王殿”“文昌阁”“风动石”等十处名胜古迹，并有碑刻多处，如“白云深处”、“惜阴”、《题紫薇山诗》、《冬游紫微洞记》等都是名人如黄道周、林文相、黄琮等人的笔迹。此地风光秀丽，在明朝是一个著名的讲学处，造就很多人才。今尚存一处石刻，便是从这里读书出身者的题名录。前言“问业兹山，呈身用世。奇秀所钟，朱紫迎曳。道谊政文，科名不愧。亦有象贤，弓冶不替。风励后生，其仪翔翔。仰止前修，山灵永贲。”署“天启乙丑嘉平邑刘衡书”。下面为题名录：
  林功懋，号竹溪，浦人。嘉靖壬辰进士，历广西按察使，祀名宦。子士弘，号中峰，万历庚辰进士，知承天府，祀乡贤。
  林一阳，号复庵，浦人。嘉靖甲午举人。判山东济南府，祀乡贤。
  林成纲，号定庵，浦人。嘉靖癸卯举人，知香山县。
  林一新，号南江，浦人。嘉靖丁末进士，历云南按察佥事。子士旂，万历乙卯举人，知南诏县。
  林楚，号春斋，浦人。嘉靖戊午举人，历判广东雷州府，祀乡贤。
  林士章，号璧东，浦人。嘉靖己未及第，历翰林侍读学士、南礼部尚书，祀乡贤。子汝诏，号光璧，万历年丙午进士，历浙江参议（注：升广东徽宁兵备副使）。
  蔡时鼎，号调吾，浦人。万历甲戌进士，历云南都御史，南吏部考功郎中，祀乡贤。
  刘霖，号润苍，春斋婿。万历丁丑进士，历山东都御史，广东参政，祀名宦。
  林茂桂，号丹台，六鳌人。万历丙戌进士，知深州。
  黄文炳，号元宇，广潮人。万历壬午举人，历云南左布政使。
  张凤翼，号惺初，揭阳人。万历壬午举人，历云南按察副使。
  黄琮，号玉田，广饶平人，万历戊戌进士，历福建左布政使。
  这题名录镌刻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以后所出人才都未登录，而在自嘉靖以来的九十多年里已经有科名在举人以上，官职在知县以上的十五人从这里攻读出身。由于名气之大，这讲学处被荣称为“紫薇学府。”
  三、八楼（至今尚存六楼）：①万安楼，明嘉靖间林功懋建。体式长方形，观模宏大，共有房一百零八间。已废。②庆云楼，明隆庆三年（1569年）运头社林姓建，林一阳为题楼匾。③晏海楼，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林楚建。楼门有联：“浯江活水来朝，壮千年宝界；海云名山作主，保万代安居。”楼内现尚有一株万年春花。④震宁楼，清康熙五年（1666年）林颙建。林颙为顺治十五年会试第三名进士，称会魁，曾任知县。此楼“同”字形体，整齐美观。⑤沧瀛楼，始建于元朝，至明朝只存楼墙，清顺治五年（1648年）林正义建祠堂数座。⑥海云楼。即埔仔楼，清康熙年间林守让建。⑦清晏楼，土名马挂楼，清嘉庆七年（1702年）建。⑧慎修楼，又名溪边楼，清乾隆廿七年（1762）林旭创建三层，每层36间。
  浯江文物丰富，景色秀丽，加上是著名的荔枝产地，1986年荔枝红时节，映上屏幕，电视节目主持人首先向观众报喜：“新发现了一个旅游点”。这里的文物正在整修，将以她的丰彩多姿吸引远近游客。
  《鹿洲公案》故事三则
  蓝日新
  漳浦赤岭人蓝鼎元字玉霖号鹿洲，为官清正廉明，学问渊博，本刊第三辑已有传记。他以经世济民治国之学著称，著作丰富，后人辑成《鹿洲全集》四十二卷行世。其中《鹿洲公案》是他于清雍正六年起任普宁知县，后又兼潮阳知县时的办案实例。富有故事性，且含哲理、法律，有教育作用，名闻遐迩。这里选摘三则，加以改写。
  一、鬼魂对证
  延上、埔上、塘子等乡合筑拦溪坝，引水灌田。议定按乡轮流用水。八、九月间大旱，江、罗二姓自恃人多势强，破坏协议。初一日原是杨姓灌田的日子，江、罗二姓抬来大批水车，占据所有水源，强行车水。杨姓杨仙友持刀去阻挡，他的兄弟杨文焕、杨世香随后赶来帮助。罗明珠跑回去报告族长江立清。立清立即号召族众四五十人，携刀持棍，呼喊蜂涌而来，包围攻击杨仙友等人。杨学文在近处菜园中看到父叔被围困，急忙跑回招来三十余人与之格斗。因众寡不敌，杨仙友被杀，杨文焕等人纷纷逃避。杨世香重伤被擒。江罗二姓以医药施治，恐多闹出一条人命。潮阳白知县曾亲临验伤，并有通报，但未及讯问，白知县就逝世了。十月十八日蓝鹿洲接任后，数次传讯案犯，没人肯自认为凶首。追问现场目睹者，他谎说“格斗人多，刀棍交击，实不知是谁所杀。”询问被击伤未死的杨世香，也说只知道伤害自己的是罗俊之、江阿尾、江献瑞，而杀死杨仙友的元凶是谁，则不知道。将江罗二姓案犯隔离分别详细询问，无论是用宽和婉转的言词，以情理一导，还是以威力相迫，用尽各种办法，受审者总是用“不知”二字抵塞，没有一个人说一句稍有漏洞的活。蓝鹿洲无可奈何，只得暂且搁下。
  几天之后，是一个阴天，夜深寂静，清风凄凄。蓝鹿洲升堂，一千人犯传喧到庭，即晓谕：“杀人赔命，古今皆然，你们在更深人静时，应设身处在地想一想，假设你被人杀死，凶手逍遥法外，你的冤魂能甘心情愿吗？你们认为没有人可对证，希望能侥幸蒙混过关，不肯招供，我已经移文请城隍神，于今夜二更提出杨仙友鬼魂，与你们当面对证，你们纵使有百张油滑的口舌，也难掩盖了！”说毕，即命众衙役将人犯带到城隍庙。鹿洲鸣鼓，烧起香来，拜过天地，然后升座。先呼：“杨仙友鬼魂上堂听审！”凭空略问几句，对阶下诸人犯喊道：“杨仙友在此，要与你们对证，你们都抬起头来看，这个手棒血衣的就是杨仙友！”阶下人犯有的抬头观看，有的斜眼偷看，只有罗明珠、江子千、江立清三人仍然低着头。鹿洲先厉声唤罗明珠上前，喝道：“杨仙友在这里，要你还他一命！你还能推诿吗？”明珠战栗。鹿洲逼问：“你平日善于狡赖，说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现在杨仙友鬼魂在这里，要与你当面对证，你怎不说话？若不照实招供，就要严刑！”这时，明珠服服贴贴地说：“我用木棍打他的头颅，伤在偏左，他的死是被江子千利刀所杀，与我无干。”鹿洲叫明珠退后，唤江子千上来追问，子千极力抵赖。鹿洲说：“你不必与我狡辨，自己当面与杨仙友辨论吧。”子千呆呆地看着。鹿洲问：”你难道没有看见吗？杨仙友鬼魂明明在说，是罗明珠用木棍打伤他的左颊，你用长刀剌入他的胸膛，以致他仆倒在地，你拔出长刀，血随之涌出，你还有什么可以狡辩的呢？”子千这才答：“是的，这是当时的实况。”鹿洲又问：“当时负责号召乡众，进行指挥的是谁？”回答“是江立清”。鹿洲命差役将子千、明珠二人带入庙中暗蔽处，唤江拱山上前，对他说：“杨仙友怪你明明知道杀他的凶手是谁，却不实说，如再隐瞒，他不要你偿命！”拱山连连叩头：“杀人的是江子千、罗明珠，指挥的是乡老江立清，要我偿命，实在冤枉。”接着，鹿洲又唤江宗桂、罗达土，江阿明、江阿祖、江阿满等人，详细询问，都与明珠等所供相同。只有乡老江立清自恃年老不能加刑，也因较有知识，经世老练，不怕以鬼神威吓，始终推诿罪责。鹿洲见他病体虚弱，忖度其不久于人世，乃宣布：“众证明确，即成定案。冤鬼杨仙友说：祸首是江立清，杀身之仇，自然要报，誓必夺他体魂。”这一场“阴阳对讯”的审问过后，鹿洲即将江子千、江立清等凶犯按律定罪，报解上司定案。定案后三天立清就死了。潮州群众都信服蓝鹿洲能审阴阳，其实他是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解决疑案。
  二、以情说理，调解遗产纠纷
  陈智有二子，长名阿明，次名阿定，幼时同窗共砚，长大后协力耕作，亲密友爱。及至成年娶妻，分居各自营生，父亲去世后，遗下山田七亩，兄弟俩就争起来了。经过族亲多方数次调解无效，竟至涉讼公堂。阿明审诉：“这些产业是亡父遗留给我的。”呈上分产阄书，蓝鹿洲查看，内载“老人百岁后，山田七亩归长子所有”。阿定也呈验亡父临终时所写遗嘱，说“死后这山田七亩归属次子”。兄弟俩在公堂上争执，互不相让。蓝鹿洲说：“你们两人所说都有理由，错在你父，应掘墓剖棺露尸，以判明此案。”两兄弟默然，鹿洲又说：田土是小事，兄弟争产诉讼是大恶事。我不能判断这案，只好采取一个办法，要你们两人各伸出一只足，用来板夹紧，能不叫痛的，就将这些田产判归于他。不知道你们是左足怕痛还是右足怕痛，左右足由你们自己选择，我不强求。”两人同答道：“两足都会痛。”鹿洲说：“你的两足好比你父亲的两个儿子，他怎会偏袒一方，这事今天我无法解决，须侯别日再审。”命衙役取铁链将两人捆锁在一起，束得两人狼狈相依，同步同遏，三餐联袖共同进食，夜间并头而卧，一人上厕，二人同蹲。起初二人怒气未消，不通言语，虽同坐而各背身侧脸，一两天后，渐渐扭转，三四天后互相叹息，过后就互相通语言了。这时，鹿洲再提问，却只谈家常，问有无儿子。得知二人各有两子，年龄相近，都在十四五、十七八之间。鹿洲命将这四子传到庭。问阿明、阿定：“你父亲如果只有一个儿子，便不至有今日的遗产纠纷，不幸你们也各有二子，我深为你们身后的事扰虑。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防患未然，你们两人各留一个儿子就够了。阿明居长，就留长子弃小子，阿定居次，就留次子弃长了吧。”即命差役将阿明的小子和阿定的长子押送救济院，叫救济院赏给乞丐的头目为子，一面说：“乞丐没有田产，日后不会发生遗产争执的祸患。”阿明、阿定叩头大哭，连声说：“小的以后不敢了，不敢了！”鹿洲问：“什么事不敢？”阿明答：“我知罪了，愿意让田给我弟，到死不再争！”阿定说：“我愿让田给我兄，终生不悔！”鹿洲说：“恐怕心意不实在吧？我不敢相信。”两人叩头再拜，禀道：“是实、是实，如有反悔，神明灭绝。”鹿洲说：“你二人即便有心，妻室未必同意，你们暂且回家和妇人商量定当，三天后再来定议。”第三天，阿明同妻郭氏，阿定同妻林氏，并邀请族长陈德俊、陈明义一齐来到县署，恳求息事结案。两妇人互相扶携跪拜在地，哭着发誓：“从今以后，永相和好，互不争产。”两丈夫也泣说：“我们兄弟都愚蠢，不明义晓理，以致有劳尊公心力。现在好似大梦初醒，惭愧反悔，我兄弟都不要这田产了，愿施舍佛寺，可以吗？”鹿洲指示：“你们这样想是大不孝了！你们父母一生辛勤，用血汗创建这份产业，身后却因为你们兄弟相争，反给和尚坐享其福，你们父母在阴间能无遗憾吗？你们互相推让不得解决，现在我判定，你们兄弟每人轮值一年，将所得准备祭物致祭父母，子子孙孙永远不是争夺。”族长陈德俊、陈朝义都叩头连称“大老爷善于教化”；当事者两弟兄二妯娌都欢感激，拜上七八拜然后离去。以后相亲相爱，为乡里树立了好榜样。
  三、死丐得妻子
  清雍正年间，广东省普宁县名叫郑侯秩的失踪，妻陈氏来县衙门控诉，说他丈夫任南薰坊保正，因为萧邦武藏匿契据抗拒税收，他丈夫计较催征，萧邦武怀恨在心，于十一月十三日率领凶徒萧阿兴、李献章、蔡士显、庄开明等人，涌入她家抄家杀人，她丈夫被痛打至重伤垂危，走投无路，只好投河自杀。现尸体在峡山都大坛沟边，请县老爷为她的丈夫伸冤。知县蓝鹿洲看她鼠目鹰鼻，不是善良之辈，怀疑所说未必属实，答复“必须详细检验侦查”。她的儿子驾船将死尸运来。鹿洲立即检验，发现遍身无伤痕，而指甲有泥沙，证实确是投河而死。但鹿洲分析案情，认为被告萧邦武等五家都是朴实商民，以前连连被窃，在前知县魏君伍任内，已有控告，知县令保正查盗有案，鹿洲接任后，也经编列在必须侦破的未决案件之内，时间已经过去很久，决不会因为这事殴打保正致死。尸体面部已经糜烂，无从辩别真假。据陈氏禀报，其夫十三日被殴打重伤投水。何以当时没一个知觉，至二十一日才来控告。即使是十三日投水而死。距离现在检尸时间未满十日，何以尸体脸部腐烂到这种程度？鹿洲提出疑点，诘问其虚伪处。陈氏不服，说尸体浸在水中，自然容易腐烂。再问被告邦武等五人，他们都笨口拙舌，说不出许多话。而陈氏口舌锋利，说得千真万确。而且他们母子披穿麻衣，手执丧杖，哭夫哭父，哀痛惨绝，旁观者为之坠泪。可是这时鹿洲突然作出裁决，命陈氏母子自备棺木赶快收殓，众人惊奇。鹿洲对被告萧邦武等五人说：“保正侯秩现在还活着，你们不能找到捕来吗？”五人都答：“不知道藏匿在那里。”鹿洲申斥：你们是同乡里的人，总会有线索可寻，现在你们被告为凶犯，灾福临头，怎可以置身事外，怕麻烦呢？难道你们愿意认罪偿命吗？”五人都哭泣求救。鹿洲说：“哭也无用。保正侯秩平日穷凶极恶，祸害良民，现在看我来上任了，畏罪潜逃。你们潮州一带的人逃避罪案的处所，不外海丰甲子所、东海窖、
  碣石这几处。你们五人分路去侦查，不会查不到。”五人遵命，去后三日，萧邦武果然在惠来县地方把“死者”郑侯秩抓来。百姓围聚公庭观看的有几千人，都拍手称快。陈氏羞惭叩地，请宽死罪。鹿洲又查究设谋指使的讼师陈阿辰，拘捕治罪。百姓共同查明死尸的由来，原来是早期就溺水而死的乞丐。大家在称赞鹿洲公办案精明的同时都笑说这个死丐有“妻”有“子”为他穿麻带孝，备棺埋葬，也够荣幸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