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师严弟敬——门人笔下的圣贤黄石斋
  在漳浦黄道周诞辰四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黄典诚
  十年浩劫之后，被破坏了师生关系还没有彻底恢复过来，这是社会主义祖国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损失。我每次翻读宁化李世熊的《寒支集》，看到他那无处不悼念他的晚年之师黄石斋，无处不表彰他的殉国之师黄石斋，我总觉得象黄李那样的师严弟敬，确是可以典型百代的。因此，我早就想从《寒支》一二集中，录出有关黄石斋的一切材料，略按年代，汇为一篇，以便人们的观摩和学习。但因专业任务不在此，也就延搁未加动笔了。
  今年（乙丑）二月初九日是先哲黄石斋诞生四百周年的纪念日。漳浦县人民政府来向我征文，我当然义不容辞地应承下来。于是焚膏继晷地完成了这份材料。
  这份材料都辑自《寒支》一二集。《寒支集》的作者是宁化李世熊，生于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3）九月二十日，享寿八十五岁。世熊字元仲，号寒支。他是个神童。十岁时，就会应塾师命，为其手中扇作破题句云：“舒之风动四方，卷之退藏山密”。可他一辈子不得志，他的经历是当胜朝多故之日，际身世离乱之秋。十冠诸生，九踬场屋。目击夫时事之日非，心痛夫当道之失策。欲退则心不能忍。“及至河山易位，人物失伦，欲哭则不敢，欲泣则近妇人。欲死则二耄在堂，相依为命。当尔之时，如失路之儿，丧巢之鸟，徬徨怆恻，视昼如昏。”真是久处幽篁，不见天日的了。
  李元仲是个文章饱学之士，自言“少时不蹈绳检，好为驰聘无涯诶之文，已又一变为沉深窅渺之文。”他早就说过当代没有孔夫子，我不应当做任何人的学生。这口气多大啊！可他到了四十三岁，忽然向黄道周叩了头当了晚年的学生。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他读了黄氏的《三易洞玑》，读来读去，总觉得迷迷惘惘，毫无所懂。至此，他才悟到：天地间还有一种值得他学习的人，典籍里还有一种叫他读不懂的书。他不得不向黄执贽及门称弟子了。
  真的，李元仲的心目中，黄石斋无疑就是当代第一大圣贤，是从儿件往事的回忆里涌现出来的。
  1、黄石斋用直言激怒了崇祯皇帝，崇祯下狠心叫黄受“廷杖”（明王朝对臣工最残酷刑罚）并把他逮下诏狱。这当儿居然有个太学生涂仲吉从闽南走到千里之外的北京去为黄石斋上书喊冤枉，抱怨皇上对于逆耳的忠言比不上汉唐之君的圣明。崇祯勃然大怒，也把这个书生逮捕送诏狱。为追问唆使人，这个书生被拷打到死去活来，但他还指着胸膛说：“我只是为大贤鸣冤，心肝是纯洁的，可以剖开送皇上查验。”皇帝听到了这话，也为之戚然动心。
  2、有个姓何名楷的名士，初到北京，到厂甸一带去蹈跶，看了满目琳琅的古董，很想买它几件玩赏，无奈没有足够的购买力，也就终日抑郁，闷闷不乐。等看到黄石斋受了皇帝毒打之后，血肉模糊地关在诏狱里，还若无其事地伸纸执笔写他的《易象图》《孝经注》；回头再看那些古董彝器，竟同尘土一般。于是他说出了“人不可不学道”这样一句至理名言。
  3、稍后，黄石斋被贬到江西，为免除他的诸般痛苦，有一个青年学生名叫彭达生，竟然倾家荡产为他联络监押的武装太监们，后来又一路照料保护，直到维扬地界，才动哭拜别。
  4、黄石斋在江西被捕，有地方绅士官员拿出一千两的银锭要赠与他。他断然拒绝了，一路上，只有两个脚夫替他挑着破烂的被包和装满《易》经的抄稿跟纸墨砚等文件书籍。驿馆的官史差役们看到这种情形，无不衷心感动，一齐包围着他，争先下拜，并称赞说：“真是圣人！真是圣人！”
  5、当初有个官居银台的尚宝太仆正马公，看到黄石斋得罪崇祯了，性命危在旦夕，赶快上表营救，皇帝认为马是黄石斋的同党，一怒之下，就罢了他的官。马的夫人深明大义，就对马说；“好人是国家的栋梁，栋梁断了，屋子还不倒吗？”于是夫妇相约，隐居起来，宁愿安度平民的生活。
  6、黄石斋在福州，客人访问他，学生侍候他，每当人们请问他的事——如武陵杨嗣昌的问题时，他总非常客观地象谈汉唐历史一样。作了非常深入地具体分析，是是非非，让人一听，就异常清楚。他的谈吐之蕴藉，真够人体会无穷。学生们和他一比较，总觉得肤浅躁率，不啻有天渊之别。
  7、黄石斋有四个儿子，名字都带了鹿字旁，学生都感到奇怪，但又是不敢问他。过了一些时候，李世熊才开口请问：“黄老师，公子们的名字都带了鹿字旁，是不是有取于希望他兄弟接连中进士，赴了鹿鸣宴，并在圣明的朝廷做了官？”石斋非常严肃地说：“错了，只是让他们跟山猪野鹿做伴儿就是了。”
  等他上车要到南京去，学生都依依惜别。他就安慰大家说：“快别这样伤情，要不了半年，咱们还会见面。”这是甲申十一月的事，哪知明年乙酉五月，他就随着唐王来到福州。事态发展，完全不出其料。象这样的例子还多的很，他凭《三易洞玑》的高深学识，真有未卜先知的本领。
  李世熊对于黄石斋，是真从心底里拜服他。因此李生对于黄师的爱护，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黄石斋孤师出征，他恳切上书多方劝阻，希望老师能留大有作为于将来，不作无谓牺牲于目前。但是老师以为处处受人（指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钳制，不如战死沙场，也好表示须眉丈夫一心为国的气概。
  后来黄石斋战败婺源，成为南冠之囚。最后杀身成仁，为国牺牲。福州方面，竟然“上无震悼之诏，下无诵忠之书”。李世熊出于维护老师的义烈，就向隆武上了《褒恤孤忠疏》，极言朝廷若不表彰忠烈，国难当头，将何以劝激臣民？同时李世熊预料到，为国牺牲的黄道周若不受到朝廷的褒恤，便将受到小人的诬陷。什么懵懂不知军事啊，迂愚自以为是啊，轻生无济于国啊，都将会接踵而来。他郑重提醒朝廷要加以深切注意。最后他说：不要说黄道周为国牺牲了，不可忽略，就使他老寿善终，也应该受到千秋俎豆，永垂不朽。这是为什么？原来黄道周是自孔孟以后，传承圣学少有的大儒。
  不但这样，他还建坛遥祭，赋诗悼念。诗的内容是：
  正是大明中兴的时候，
  先生坚持苦节毅然出兵。
  无米之炊鼓动不了三军的勇气，
  下足决心，只求先帝了解我的忠精。
  完全绝望的局面，人才再好也没用，
  牺牲没啥用，毕竟不愧大丈夫的名称。
  武夷山的仙掌峰和幔亭峰还安然无恙，
  它们好象还在懊悔让你出山去牺牲。
  李世熊还恋恋不忘于为黄石斋树碑立传。但他认为象黄石斋这样的当代第一人，必须要有当代第一手笔来替他写传记才相称。另外一个学生郑牧仲虽已替黄写了一篇《文明公传》（隆武给黄的封号叫文明伯）。李世熊今天读，明天读，发现文章虽然备极推崇，但遗漏和不恰当的地方还很多，不免使人很失望。那时李已是八十以上的人了，自认要学习班固写《汉书》的本领，追赶司马迁写《史记》的事迹，已万万不可能了。他只寄希望于未来，他认为文天祥写进了《宋史》之后，自元到明，还不断继续补写。郑牧仲的《文明公传》虽然还难满人意，但他希望这是第一篇，将来一定还有更好的第二第三篇连续写出来。
  我们介绍了弟子对于黄石斋推崇的一面。也不要忘掉黄石斋奖励学生的一面。当十七岁的李世熊第一次拜见黄石斋的时候，黄石斋就很重视他。称赞他说：“年轻有志，这样勤学下问，真是后生可畏，令人惭愧！”一等到二十六年后世熊正式拜他为师，他对李又表示非常器重。乙酉七月初一，隆武称帝于福州，黄石斋进了内阁主持政府的工作，首先就推荐李世熊任中翰之职，李谢不应。八月，又把李世熊的名字附上《劝进表》，准予出贡参加廷试；李只向学院投结，也不应试。黄石斋不但不责怪他，反而默默赞许他。
  黄石斋对于其他学生也是每有优点，便加赞赏。如福州林守一善作诗，黄石斋称赞说：“守一葱倩高秀，每与共砚，辄思焚笔。”又说：“奇思警言，每出韵象之表！”因此作了长歌五百字送林。林感念师恩，在老师为国牺牲之后，曾要求到南京去收拾他的骸骨，送还漳浦安葬。事遂未成，志则可嘉！在纪念黄石斋诞辰四百周年之日，我们辑成了这一集第一手材料，给公开发表出来，这对于第一手写的第一人传记，应该也有参考价值吧。
  ——编者注：黄典诚教授辑录的资料一万多字，经漳浦县文化局印刷，于黄道周学术讨论会上分发，本刊因篇幅所限，不能全文刊载。
  热情扶植开来世的人才与学术
  叶国庆
  黄道周在明代是一个学问渊博、言行卓特的人，他的学行对当时及后世发生深远的影响。论述我国文件和历史，对黄道周的著作及其生平经历，应如何阐述其思想论著在历史文化上的地位，是有待于后人钻研的。选择某方面问题，作为专论以取得深沉透彻的了解，是有必要的。黄道周针对当日的政情和学风，提出了调正学风和培养人才是治国安天下之要事。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可以看到当时政治和社会上的症结所在，也得以理解黄道周在学术思想上所高瞻远瞩的是什么。本文对此问题试作一探索，以就正于诸位同志。
  黄道周生当十七世纪即我国明季时代，当时在国内经济和政治酝酿着剧变，在国外西洋的经济势力和科学影响，也波及中国。黄道周从自身的阅历，考察时势的需要，据其见解，提出处理问题的要旨。他认为目前扶正学风培养人才，是治国平天下的要事，是应付时势的关键一着。
  对于当时政教，黄道周看到四方兵荒马乱，“民力已竭”①。在朝廷上则权奸操柄，“指鹿为马”②。执政者加赋实边，严法重刑等等措施都无济于事。③讲到当时人情习气则是“风教摧颓，流传邪鄙”。虽然当时帝王“焦劳于上”，群臣“修省惕厉”，但皆抓不到要着。④最主要应抓的是什么？道周认为：
  “天下之衰弊，生于人才，原于学术”
  “天下之强弱，视于人才，人才之邪正，视于学术。……⑤。国家的治乱或盛衰，关键的问题是人才和学术，而朝廷上下没有重视此事，虽然有时也提到，但方向错了。道周说：群臣虽说要“振衰起弊”，但是“邪正是非，去取之间，未有定论；人才学术未有正响。⑥”当时用人，重用“簿书刀笔”之士，“谗谄相先，恶直丑正”，而不了解“人才之邪正，视于学术”，不重视真正的学术。真正的学术是什么？学者要学的，应当是：“有以开来世之学，有以造就天下之人才，有以匡维宇宙之治化”⑦样的学术是博大精深的。在十七世纪时代，不可能有“开来世”或“匡维宇宙”之学。但从这里我们看到黄道周在学术上的高瞻远瞩，是一个卓越的学者。他认为人才学术是前辈人“仰钻劳心，霜铁苦行”，⑧经历万劫得来的。
  真正的学术乃“据自然之理而构成的，用当时的词汇说，乃依据”天地之权衡，万物之纲纪”而造就的，是结合天上之智而造就的。道周认为孔子讲的学“以诚明为本，诚出于清，仁出于诚。”“清”从何处来呢？道周说“清为天之淑气”⑨，人各秉淑气，各得其清。人秉清气，其一举一动概以仁义为依归，因为“体清则仁立”，“仁为天之本心”⑩，所以讲“诚明”，是本自“上天之精神”和“圣人之妙用”。这是从天人合一来作说明的。所以真正的学术，其本在“清”。道周说“以清为本，清则其性情清，学问亦清；衡鉴清，流品亦清；伦叙清，纲纪亦清”⑪。这就如上面所说“体清则仁立”。我们讲的仁义，不是从书本中提出的，而是据自然之理，即“仁义是天地之权衡，万物之纲纪”。所以要审查人才学术的邪正，要以仁义为准，“量天下之人才，程天下之学术”⑫。就人才说“杀身而利于人谓之仁”，“为义而言之谓之正言”。真正的人才，“培养甚难，摧折甚易，十年不成一贤。”怀抱这样看法，黄道周爱才甚于保身，竭力推荐人才，培养人才。他赞扬东林党人的师友刘从周是“道贯高坚”的学者⑬，赞坚几社领袖陈继儒“博学多通”⑭。他几次舍身“以血肉裹仁义”救护正直的士大夫。他自身也取义成仁而舍生。为了培养人才，他到处讲学。他在漳浦明诚堂，在漳州紫阳书院和邺山三近堂，在浙江大涤山书院，都曾讲学，接见从四方来的友生。
  看黄道周的着力点，可知他了解到文化知识具有巨大的威力，能为人类造福。他说真学术“有以造就天下之人才，有以匡维宇宙之治化”，学术的力量多大呵！所以他自己一言一行必依据学理。再如他认为人人秉有天之淑气，即清气，所以他说“古今学者皆可以为圣贤，……古今圣贤皆可以为尧舜”⑮。这样看法，乃打破旧儒家“上智下愚”的观点。人人“可以为圣贤”，是一种平等观。和道周同时人黄宗羲也曾说，治天下好象若干人共拖一条大木，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⑯这观点乃把“君”拉下来和“臣”处于同等地位，这也是平等观。黄道周所称“开来世”之学就指这一类的，具有启发文化的意义。
  有一点还可以说说，藉此来了解学术的威力。明亡之后，清帝对于抗清士大夫，视为叛逆，或杀或囚，少有幸免。但对黄道周却称赞他为忠臣，允许入祀乡贤祠。清廷修编《明史》称赞黄道周“学贯古今，所至学者云集”。这就表明黄道周的学行，在其身后尚为时人所尊重，清廷想掩盖他也掩盖不了，不得不称道他为忠臣。黄道周说学术“有以匡维宇宙之治化”，正说明某些学术观点对文化思想有推进的作用。
  注：
  ①《黄漳浦集》卷二，拟论杨嗣昌不居两丧疏。
  ②《黄石斋书牍》下，答郑元岳。
  ③《黄漳浦集》卷一，辨仁义功利疏。
  ④《黄漳浦集》卷二，慎喜怒以回天疏。
  ⑤同注（3）
  ⑥同注（3）
  ⑦《黄漳浦集》卷三，退寻仁清之旨疏。
  ⑧清·庄起俦《漳浦黄先生年谱》卷上。
  ⑨同注（7）
  ⑩同注（7）
  ⑪同注（7）
  ⑫同注（3）
  ⑬《黄石斋尺牍》下，答刘念台。
  ⑭《黄漳浦集》卷二，三，罪四耻七不如疏。
  ⑮同注（7）
  ⑯谢国桢编《黄梨洲学谱》三、著述考。
  苏维埃时期的车本乡合作社
  吴运琳
  车本位于靖和浦三县交界，是一个只有二十八户人家一百多人口的边远山村，是我县最早建立的革命据点村之一。一九三四年靖和浦边区的车本、山城、龙岭、后寮、三平等十三个乡先后成立苏维埃政府。进行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烧田契、分田地，贫苦农民喜气洋洋。此时，闽南特委和靖和浦中心县委机关都住车本、后寮。后方机关看守所、军医院、军衣处、枪械修配厂、兵站设在车本大山。车本成为闽南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
  一九三四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政府调集伪中央军八十师，伪保安团马宏兴部及地方翁猪母、吴玉如反动民团武装配合“围剿”我靖和浦边区。敌人实行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在苏区周围集镇派便衣侦探站岗放哨，严密检查赶集群众，并禁止小商贩到山区做生意，企图以此断绝苏区人民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粮食和日用品的供应，苏区的经济，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为了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闽粤边区特委一方面集中红军游击队武装，配合地方工作人员，消灭反动武装力量，开展新的革命根据地；一方面领导车本、后寮、三平各个苏维埃政府成立合作社，通过各种渠道取得生活用品的供应。
  车本乡合作社是三四年十月在靖和浦中心县委辖下的第三区委会领导下成立的。乡党支部副书记吴文焕、乡经济委员会主任吴头任正副经理。他们一方面发动群众把粮食、家具、猪、牛及一切用品搬上山搭寮居住，“坚壁清野”，赤卫队负责站岗放哨，敌人来了掩护群众上山，敌人去了就通知群众下山劳动生产，解决粮食蔬菜的困难；另一方面动员群众筹集资金，即入股份办合作社。一股一块银元。群众入股数量不等（大约一至五元之间）。车本二十八户入三十八股三十八银元。乡苏维埃政府也拿出二十五银元，合计六十三银元做为铺底资金。物资来源是靠车本外围的大坪、申内、山坪顶、长兴、石古、后坑寨、后埔、崎溪、上营、陂头等游击区的群众，到小龙溪圩、石榴坂圩、象牙圩、漳浦县城等地分散购买。也利用小商小贩代买一部分，然后由乡苏维埃政府派人运回车本。由于敌人常来袭击，条件极端困难，不可能建立固定售货点，所以把物资藏在山洞里，而后搭寮设点供应群众和机关的工作人员。物资供应也没有固定时间，这里卖一天，那里卖一点，中午时最热闹。群众买到盐、火柴、糖、烟叶。都十分高兴。物资供应品种很多，有棉布、毛巾、雨伞、牙刷、手电、电池、肥皂、油、盐、煤油。还有中草药、米粉、杂菜、罐头、盐鱼干等。每一星期还想办法杀一头猪供应群众和机关。
  中心县委书记何浚经常到合作社检查工作。有困难及时帮助解决，特委经济委员会主任符义山同志也经常到合作社了解物资供应情况。有些物资，如西药、卫生衣、油布、鱼罐头、鞋子等，合作社开清单派人去洋坪交通站通过群众到漳州市购买，然后由交通员在赤卫队的配合下运送到白云交通站，再叫当地群众运回车本山。
  车本合作社记帐员吴木连、管理经济副经理吴头，采购员吴石降、吴红雷，售货员、保管员吴厚卜、吴同、吴金榜等人，都是乡干部和赤卫队员，他们在合作社的工作是义务的。合作社每月盘点一次，盘点后帐目向群众公布，群众反映很好。
  合作社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夏虽然只有短短八个月时间。但却对苏区人民和红军游击队为粉碎敌人的围剿和经济封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杨飞传略
  杨其秀
  杨飞字岐呜，福建省漳浦县佛昙镇东门兜人。生于1915年，卒于1969年，年53岁。出生于地主家庭。年少好学有志。1936年就学河南大学时，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国难深重，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曾任中国共产党区委书记、县委书记、赣州地委、鞍山钢铁厂厂长、武汉钢铁厂书记兼厂长、包头黑色冶金设计院书记、昆明工学院院长等职。
  “文化大革命”时，杨飞于1969年6月11日屡受批斗折磨致死。后得平反昭雪，悼词中有“是中共好党员、好干部、毛主席的好学生”的荣称。
  杨飞在抗日战争中和靳增珍结婚。她现为离休干部，曾任赣州市宣传部长、昆明冶金工业学校书记等职。有儿子杨新惠、杨滨生、杨南生等三人。
  杨飞平生廉洁奉公，没有遗产。骨灰安置于昆明市烈士公墓。
  蓝田同志生平
  石磊
  蓝田（1915.9—1958.2），原名蓝长汀，福建省漳浦县和坑村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
  1928年在和坑养正小学毕业，先后在厦门大同中学、双十中学读初中。他自幼聪敏，勤奋好学，求知欲强，读书如饥似渴，在校学习成绩优秀。
  1931年考入厦门大校附属高中，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暴行义愤填膺，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更加痛恨，遂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曾两次随厦门大学请愿团赴广州和南京，强烈要求两广政府和南京当局出兵抗日。1933年转至上海立达学园读高中，因父病故奔丧，不能回原校就读，后旁听复旦大学课程，并自修德文。其间曾接触到思想进步的同乡尤树铭、王孝恢、张雨霖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阅读进步书籍，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思想进步很快。
  1936年考入河南大学医学院。同年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踊跃参加抗日宣传，积极投入救亡运动。翌年上海爆发“八·一三”抗战，在进步同学王贵雯介绍下，他满腔热忱地参加了救济难民工作。同年九月他回到学校，主办了抗日救亡墙报，参加了开封“九·二八”游行示威，并和校内进步师生一起组织了“怒吼歌咏团”。当时河南大学的学生音乐家冼星海、贺绿汀都参加了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日寇大举进犯，难胞流离失所，使他不愿在学校苟且偷安，振奋人心的平型关大捷，八路军敌后游击战的节节胜利，激励他投笔从戎奔赴战场。同年，他和同乡杨飞等同志，在“民先”队组织下，冒着敌机袭扰轰炸的危险，克服重重困难，到达了太原八路军办事处。此后，由黄敬同志（解放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率领离太原，奔赴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刚刚解放的河北省阜平县，他和同志们一道发动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发展武装力量，展开抗日游击战争。
  1937年10月，他经佟磊（解放后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助理）、吴旗峰（抗战中牺牲）两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党组织考虑到他是在“民先”组织下坚决参加革命斗争的，所以没有候补期，即接纳为正式党员。从此，他革命热情更加高涨，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工作。先后担任过曲阳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唐县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唐县党组书记兼民众教育馆长，平山县县长，晋察冀边区第八专员公署专员、党组书记。当时冀中平原敌人频繁“扫荡”，斗争异常严酷，环境极其艰苦，他不畏任何艰难，忘我拼命工作。由于完成任务出色，工作成绩卓著，受到边区第四专员公署通令嘉奖，边区政府两次通电表扬，被称为模范县长。但是在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他的身体健康却每况愈下，经常发低烧，患了严重的肺结核。1940年他在一次各县县长会议上正在讲话时，突然大量吐血病倒了。可是当他病情稍缓，即又带病坚持工作。1946年不幸发现又患了严重的脊椎骨结核，使他不得不在石膏床上躺了长达一年多的时间。病魔的折磨和身心的巨大痛苦使常人难以忍受，但是他以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终于摆脱了死亡的边缘，又投身于革命工作。
  全国解放后，他先后担任过国务院财经委员会计划局秘书处专员、秘书长，“三反”运动办公室副主任，国家计委城市规划处长，国家建委城市建设局副局长、局长等职。他把全部精力和知识投入到第一个五年基本建设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中去。在工作中日夜操劳，出谋献策，讲究科学，注重实效，对我国城市基本建设计划的原则、方法的制定和第一个五年基本建设计划的胜利完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战争年代饱尝艰辛积劳成疾，和平时经常加班加点忘我工作，1958年不幸病逝，享年42岁。他一生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无私无畏，爱憎分明，光明磊落，廉洁奉公，作风正派，言行一致，严于律己，关心同志，受到领导的器重和同志们的好评。他勤奋好学，广读博览，常手不释卷，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和文字水平，因此经常受委托起草工作总结报告，为领导拟讲话稿。他还多次为报社写社论等文章，而稿费用于给同志们订报刊杂志，在病榻上还嘱咐把他的稿费交党费。同志们都讲他博学多才，可惜去世太早，党失去了这样一个年轻有为的干部是革命事业的很大损失。领导和同志们送给他的挽联，既表达了对他的深切的怀念，又对他革命的一生作出了客观的评价：
  品质纯洁，对党忠诚，心地坦率，能识大体，是我辈之楷模。
  念年斗争，艰难百练，将臻成熟，遽迩逝世，为同志所悲悼。
  ——编者注：本文作者石磊，为蓝田的革命伴侣，1938年与蓝田结婚，生育一男二女，现任铁道部科学研究院顾问。
  国民党漳浦县党部的演变
  陈育嗣
  国民党在漳浦的党务活动开始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国民革命军入闽，随军而来的本县鹿溪桥村人胡剑平出而筹组国民漳浦临时县党部。一个月后福建省临时省党部派杨纯美（印尼华侨）、何元良（当时为官浔小学教员，后在厦门从事工商业）为漳浦临时县党部筹备员，后来临时省党部又派共产党人郑林英等人来主持临时县党部。翌年政变“清党”，郑林英等出走，临时县党部改组等情况，《漳浦文史资料》前辑已有叙述，这里不再重说。
  福建的“清党”从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四月开始，十月结束。“清”了党，来了派，省党部筹备委员会一直闹人事纠纷，党务停顿。到翌年十月成立第一届福建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以后还是纠纷迭出。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六月十五日国民党第七十五次中央常委会决议，令福建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立即停止工作，由中央派员筹开全省代表大会。随即派驻闽的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为全省代表大会筹备专员。又逢到十九路军发动“闽变”，国民党中央将蒋光鼐撤职。这一段期间，由于省方人事未定，党务停顿，县里也就没有党务可言。当时漳浦县党部由陈修祖、陈达元、卢德明、陈雨苗、陈及锋等人负责，没有发展党员。同年十二月十四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以中央委员林森、杨树庄、方声涛、丁超五、张贞、曾仲鸣、戴愧生等七人为福建党务审核委员，推出特派员到闽省执行党部职权，派了各县负责人。漳浦当即成立了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以卢德明、陈修祖、陈雨苗等三人为执行委员，杨连元为监察委员，并以卢德明任党委指导员（后改称书记长）。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一九三八年）漳浦县长吕思义与卢德明不睦，卢指吕“勾结共产党”；吕骂卢“搞卢德明党”。彼此势不两立。结果两败俱伤，一九三九年，两人同在一个月内先后调离，这出丑剧才告收场。
  卢德明去后由黄慕周接任书记长。黄是“C.C”分子，而漳浦是“复兴”势力范围，因而他行不通，没有几个月就离职。旋由省党部派许元瑜接任。（时为民国二十八年即公元一九三九年）。许元瑜本名许守忠，原籍龙溪县（即漳州市）。早年与陈达元、陈修祖、卢德明有结拜之交。在接县党部之前，曾经在龙溪、漳浦一带搞农会工作。当许元瑜在漳浦得势之时，有一个“C.C”控制下的小报《前哨报。（国民党厦门市党部机关报，厦门沦陷期间该市党部在海沧，该报社址也在海沧）出于派系斗争的需要，对许元瑜进行人身攻击，说他本是“异党”，十九路军“闽变”时在漳州出过风头的。据知情者说，他早年毕业于漳州的福建第二师范学校时，在共产党领导下于漳州北乡干革命工作。后来任《回风报》记者。《回风报》是陈祖康办的，陈祖康曾是中共闽南党组织声讨过的叛徒。在漳州办《回风报》时据说以第三党人面目出现。“闽变”时参加十九路军的“人民革命政府”工作，出任漳浦县长。闽变失败后归于国民党。许元瑜也于闽变时在漳州为“人民革命政府”奔走呼号，闽变失败后“自新”。从他接任书记长起，对镇压共产党不遗余力，如策划蔡国叛变；亲自随同一五七师围剿共产党游击等，“剿共”有功，受上级奖赏。
  许元瑜是“军统”骨干，后台有陈达元撑腰，漳浦是陈达元故乡，许元瑜更加有恃无恐。民国三十二年（公元一九四三年）漳浦县三青团筹备处成立，筹备处主任杨拔萃同是陈达元亲信。许元瑜又以“党大哥”地位，亲自参与筹备工作。这些陈达元亲信们构成的“复兴”派势力左右了漳浦的国民党统治，这些权势人物以许元瑜为老大哥，不可一世。当时“C.C”系如林列、陈阳山等，要在漳浦争一地盘，感到十分困难。个别“C.C”份子稍一露面，无不遭到许元瑜的棍棒打击。有一年，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县政府遵例“祭孔”。祭后在孔子庙大排筵席，邀请几个“德高望重”的老师赴宴，美其名曰“尊师”。而实际赴宴的十之六、七为党、政、军、警及各机关的头面人物。许元瑜在筵席上已喝得昏昏然，但余兴未尽，再三强迫一位姓卢的数师猜酒拳，目的是想当场出难卢的丑。姓卢的被迫不过，说了一句“猜就猜，一年死几个臭头注定着”。这是一句俗语，他只是脱口而出。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因为平时很多人都在背后骂许元瑜为“臭头仔”，这一句话竟然当众在他面前说出来，真是语惊四座，所有的人个个瞪大了眼睛。许元瑜故作镇静，而脸上青筋暴露，恨不得一口把姓卢的吃掉。当时漳浦人人知道，许元瑜头上没有几根毛，当然也和阿Q一样忌讳“光”、“亮”等字眼；何况姓卢的投靠“C.C系”，许元瑜早有所闻，正要寻找机会下手，今天当众被辱，简直火上添油。不久，姓卢的“学担”丢了。此后一举一动都有一根无形的“棍子”，在他头上晃来晃去，使他处处“碰壁”。此中的奥秘，不言而喻。
  民国三十一年（公元一九四二年）国民党漳浦全县首届党员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百余人。这次大会主要选举执、监委。结果选出许元瑜、柯汉扬、徐晓峰、徐植卿、王慕槐等五人为执行委员；陈雨苗为监察委员。另有二名候补执委和一名候补监委。许元瑜任书记长，陈雨苗任常务监委，柯汉扬任秘书。县党部原有宣传，组训两个股，选举后增设总务、社运（管社会团体）、妇运（管妇女团体）等几个组。基层组织从原有十几个直属区分部发展到廿多个区分部。选举前全县党员数只有数百人，到选举时已有一千多人。民国三十三年（公元一九四四年）国民党中央下命令：凡是现任公教人员必须一律加入中国国民党，否则，解除公、教职务（大意为此）。因此一、二年内党员数激增，区分部组织几乎遍及全县各乡、镇、保。个别乡镇如绥安、旧镇、杜浔、赤湖、佛昙、官浔、石榴等地都设有区党部（各辖十几个区分部）。这一年，许元瑜严重肺结核，无法理事，把书记长职务报请由柯汉扬代理。翌年（一九四五年）许元瑜死，柯汉扬正式升任书记长。当时抗战已经胜利，国民党为蒙蔽视听，宣布实施“宪政”，各县相继成立“县参议会”。又为缓和党团斗争，实行党团合并，三青团干事长改称副书记长。柯汉扬乘机参加“省参议员”竞选，中选后去福州开会，又中选为“省参议会驻会委员”，从此常驻福州。本来县党部工作应由副书记长负责，但副书记长陈秀揆预感国民党这条官途已不享通。所以不感兴趣，改去担任道周高中校长。柯汉扬就向省党部推荐一向拥护他的执行委员丘德修为副书记长，并将把已调离漳浦去漳州市党部工作的一名干事请调了回来，目的是要替他看管这份“家业”。可是不久国民党中央宣布“还政于民”，各省、市、县党部一些事务（如管理人民团体及社会工作等）移交政府办理，实行大幅度裁员。又由于对党员的组训工作名存实亡，县党部成为空架子。县党部常没有人办公。原来地方闹派系（“复兴”与“C.C”）的斗争，也逐渐转化为派中之派的争斗，这就是当时所谓的“选灾”。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副书记长陈和揆之妻邵惠君被人枪杀，就是宗派争斗的一出丑剧。自从实施“宪政”之后，“选灾”不断，闹得漳浦乌烟瘴气。
  民国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福建省党部、国民党省政府开始撤逃台湾，命令各县党部立即销毁档案，人员全部随军撤退。柯汉扬没有执行这一命令，他受省参议会长丁超五的影响，于七月间回潭浦，召集心腹数人密商“何去何从”问题。并当场宣布：省党部已批准自己辞去书记长职务，同时推荐邱德修接任。九月漳浦和平解放了，漳浦县党部随着国民党的惨败而“寿终正寝”。
  漳浦“补正地粮”与县长黄明日被撤职案
  李林昌
  民国初年，漳浦田赋是根据清朝末年的老底。而老册籍掌握在粮胥私人手里，籍以挟官包办，从中私饱。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省政府派苏宗文来漳浦设立土地清丈处，着手清丈土地。后清丈处撤销，改为编查，在县政府民政科设地籍股，主持其事。民国三十年（1941年）宣告完成。初期以全县赋额326320.50元报省。赋额之高竟达全第五行政区（今漳州地区）总赋额的四分之一，民情骚动，舆论哗然。这给征赋工作带来了困难。造成漳浦人这一巨大负担的原因在于编查人员勒索，不遂即随意增加地积和提高等则所致。由于工作上的紊乱，还存在不少“重号”和“业主不明地”。经过整理，第一届（民国三十年）造单数也还有299384.10元。后来群众纷纷请求补正，经过复丈，从地积方面核减13822.85元，第二届（民国三十一年）造单数为207863.22元，民国三十二的又降低若干等则，核减80470.05元，第三届造单数为207863.22元。所核减的数字，其中降低等则所减八万余元是经过省方批准的，“补正地积”未经省方承认。地积既有错误，又存在“重号”和“业主不明地”等问题，若不解决，势必给征赋工作造成障碍。在本县强烈要求下，省地政局派出专员张振亚来县处理，于民国三十二年在全县各乡镇展开“补正地粮”，而“补正”结果请减五万余元还是未经省方批准。应县的要求，省政府派专员王慰祖（地政局秘书）到漳浦解决。于民国三十二年十月十三日下午召集有关人员及各界首脑在县政府会议厅开“补正地粮座谈会”，出席王慰祖、郑庆云（县政府秘书，县长不在，代表县长）、魏耀沌（民政科长）、郑命恭（地籍股长）、许元瑜（县党部书记长）、陈秀夔（三青团区队联合办事处副主任）、陈雨苗（县商会理事长）、陈则蔡（县教育会理事长、县立中学校长）、林辉煌（县农会理事长）、蔡竣德（青年服务社总干事）及各乡镇长陈文煜（旧镇）、林梦尘（浯江）、丘耀坤（石榴）等。由郑庆云代表县长主持，由魏耀沌、郑命恭记录。讨论事项：
  一、漳浦赋额奉准核减八万余元，兹复续请核减五万余元，总计约占总赋额三分之一，未免影响赋额过巨，究应如何办理案。决定：（甲）首次核减八万余元系全县准减等则之数，今次续请五万余元系补正地粮结果，可减少，两者性质不同。（乙）上项五万余元中包括无主荒地（约二万七千元）、复丈减少及地目更正、重号更正（约两万余元）。（丙）补正地粮系奉令办理，如不利用补正成果，将失政府威信，业主将放弃土地，影响生产。
  二、本年补正地粮成果是否可资利用？如认为成果欠尽，明年重行补正，所有前减赋额五万余元亦留待明年彻底补正后一并核减，当否请公决案。决定：本年补正地粮成绩尚佳，应续请核减五万余元，以利征收。
  三、本年漳浦核减八万余元，为数已巨，如再核减，而田赋征收仍不起色，亦征无益，应否再减案。决定：如获邀准，各界代表须带头负责协助本年田赋征收九成以上。
  按照这一议决案，认为降低土地等则所减的赋额八万余元是已经报准的，续请减赋五万余元是“补正地粮”的成果，而补正地粮是奉令办理的，事情就照这样办，而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
  先是，省政府派出“宣导”第五行政区田赋征实的省府委员丘汉平及省田赋粮食管理处科长苏宗文向省里告了状。苏宗文在漳浦“宣导”过后去到云霄时，即于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向省田粮处发出电报说：“（1）漳浦民政科主持地粮补正不依法定程序查对，或由乡长自己雇人查对造报，或竟应地方人士之请更改，所谓无主地暨减少赋额之多均造成于此，综合一般舆论暨地方公正人士口述，此次整理等则及补正地粮结果，豪强独得减免，而贫窘业户痛苦无除，此事黄县长、张振亚、郑命恭等均难辞其咎，除宣导任务完成后返浦继续彻查外，特先电闻。（2）浦邑此次造单未依24万余元，而根据所补正后结果剩余数20万缮造，事前既未奉请准，事后又无补救办法，殊有未合，丘委员为顾全征期，令县一面照已造联单克服如数征足，一面随赋按乡按保依照补正土地逐丘复查，并着县处订定匿漏土地惩处办法，务祈国计民生两可兼顾，职意似可准行，并一面电县严加指责，俾免误征实，而浦邑紊乱地籍，期可补救于万一。……”
  丘汉平也于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九日从漳浦向省田粮处郭处长发出电报外，又于同月十五日向省政府刘主席呈送的“第五行政区征实宣导报告”中说：“该（漳浦）县编查后赋额稍高，于去年四月间准于调整等则后，原期地籍田赋纳于正规，讵料县府及田粮处各级人员未依手续办理改正地粮，致结果田与赋离，地籍紊乱尚待整理，该县长兼田粮处长曾屡次申请除调整等则减少八万零四百七十元外，尚有补正暨无主地四万八千三百三十四元准予减免，省方以该县长所请赋额过巨，屡次电饬不准，当经汉平率同省田粮处科长苏宗文在长横乡之长桥地方抽查结果，所谓无主地者种有水稻、甘薯、青菜，其理由虽多，但核与省订正办法不符，已促该县长从速纠正。以言粮政方面，该县东北诸乡镇易地完粮办法，自三十一年起实行，因无严密控制方法，致于从事者以可乘之机，民间喷有烦言。……”
  这除“补正地粮”问题以外，又多出一个“易地完粮”问题。那是因为抗战期间公路破坏，从漳浦调拨缺粮县份的粮食，由漳浦北区的官浔、大埔出口，有水运的便利。官浔大埔地处南溪下游。上游盛产稻谷，准交粮户从粮价较低的南溪上游购买稻谷，船运到官浔大埔交纳，于政府和交粮户都有好处。但也给承办人员以舞弊的机会，因为那里没有政府仓库，粮交加工厂代收代管，交粮户向承办人员交“代金”（贿款抵实物），还有承办人员在原征收地按当地市价以较高的价格收代金，到南溪产粮地以较低价格购谷代纳等情况有所传闻。这事也一并被指责。而主要的还是“补正地粮”问题。
  漳浦“补正地粮”所发现的问题既经省派的征粮宣导专员提出弹劾，于是，省令按号列册，实地清查。在办理过程中，身兼县田粮处长的黄县长又与新近接任的专职副处长盛觉希发生意见。盛觉希于民国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致函来闽督导田赋征实的财政部专员马飞扬说：“（一）关于补正地粮减少赋额达四万五千余元之事，补救办法自应依照省令按号列册，实地清查，此点地方有力人士亦无异议，惟县政当局（“当局”指黄县长，下同——笔者注）则力主持维持赋额在二十万元以内，不许再有更张之议（本处造单赋额为二十万零五千余元，补正地粮则为十九万余元，此次截限报告为二十万零五千余元，此次截限报告，关于应征额原根据造单数填列，送判后当局坚决不同意，结果改照十九万余元改编，耽搁旬余）。（二）其对改正现存赋额之尚有错误及归并化名，则主张将丘地图册交由乡镇保自行查对造册送处，凭以征赋，因此凡主张按法定手续办理或折衷由乡保自办而由政府加以监督者，均目为不懂行政，不谙地方情形。弟到任之顷，曾因催征问题，假座县府招待地方人士，席间涉及此问题时，弟曾依据法理事实提出意见，主张归并化名由乡保自办，而考核监督则不可不严密。至所谓无主地，则必须遵照省令实地重查，藉明究竟。词意未毕，当局即声色俱厉，谓弟此来亦似他人之挟有成见，偏重理论，不顾事实，且讥弟欲藉以邀功。最后并云：“此事系属行政问题，你不懂行政，不要管，让我交给民政科办理。（三）坚持交乡自办，不外面点：1、上年补正地粮结果，减少赋额四万五千余元之多，当非无意造成，重行清查不但面子有碍，且恐牵起其他问题，影响政治地位。2、由乡自办，经费自筹，可以不必有正式报销手续，此中出入可想而知。（上年补正地粮经费系按全县土地不问错与不错，每起一律征收一元，由乡保负责征收，实际上还不只一元，而经办人员数月不获一文，有欠薪至今尚未领到者，而经费节余尚有二十余万元，存在私人手中，既不报销，亦不缴库）。（四）此外关于征务方面，白条寄管仍在在多有，加工厂收赋谷多至四十余家，买空卖空视为当然，全县至今无一座完整仓库，而仓库经费动支尽罄（报销验收至今未办），自行修建既不可能，商请地方自建亦只徒托空议，下届征收仍将依样葫芦，言念及此，不胜懔惧，欲事整理，动辄得咎。如发现白条寄管，询之主管人云，系当局意旨，询之当局，则云不知。欲提入仓，则征集人夫又成问题。最近弟曾发觉城区某加厂代收赋谷七百余石，即有二百余石系空头支票，当即条谕主管科稿叙饬派民夫，将所收稻谷提还上仓，稿虽经弟判行，竟搁置至今不发，询问原因，则谓应查明背景，不可草率。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一言以蔽之曰一塌糊涂。其所以致此糊涂者，则过去一部分人确属糊涂，而一部分同利用湖涂。结果弄到现在局面。……”
  这封信又涉及一些情况，如：补正地粮每起收费一元，未邀库也未报销：还有：没建仓库，一些赋谷由加工厂代收代管，多少粮谷只出具一张白条报存田粮处，给加工厂以挪用赋谷和买空卖空（将不存在的稻谷“卖”给交粮户抵充赋谷）的利便等事，信中都作了揭露，并道出了那些加工厂有政治背景，所以黄县长不让处理的情况。）
  丘汉平、苏宗文、盛觉希等人是联合起来要扳倒黄明日，而起决定作用的是奉命来闽督导田赋征实的财政部专员马飞扬。他于民国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抄录了丘、苏、盛三人的报告和信件，给省政府主席刘建绪一纸公文。他虽类似“钦差大臣”，而对这位“封疆大吏”还是客气地用“签呈”，并采用下级向上级的客套话“谨祈钧座鉴核”，但文中语气咄咄逼人。他首先说：“查该县编查赋额原为三十二万元，经上年准予调整等则，核减至二十四万元为度，已属特别体恤，该县长尤复不足，将图册交给乡镇自办补正地粮，又代请减少赋额四万三千余元，迹其情形，设非牺牲国税见好豪绅，即是假手乡镇遂其私图，似非迅予严惩，不足以儆刁风，而维国策”。接着，归纳丘、苏、盛三人所揭发的材料，提出自己的意见：“一、该县三十二年办理补正地粮，不依法定程序，竟将图册交由乡镇长雇人查对造报。查图册何等重要，法令规定应由地籍人员慎重保管，凡遇土地推收、移转及补正地粮更正图册，县府保管人员尚须守一定规律，奉准后始得依法签章改正。而该县长竟交由乡镇领去，听其任意涂改。据报竟有全户册籍被抽去或全册造邀还者，此项册籍内容已不堪究诘，不特使乡镇藉以舞弄，且将前办土地陈报编查成果无形推翻，违反法令，破坏要政，此应请予撤职者一也。二、上年办理补正地粮，图册交由乡镇自办，经丘委员汉平、田粮处苏科长宗文认为办理失当，饬其将上年经补正土地按乡按保按丘复查，另造联单补收，并饬订漏匿田赋惩处办法，俾免违征，乃该县长当时敷衍承诺，事后坚不复查补收，似此情形，上妨国库收入，而影响所及，深恐邻县群众援例请求，或邻县处长相率效尤，赋粮两政不堪问闻，此阴纵匿赋，摇动征实国策，应请撤职者二也。三、上年补正地粮办理失当，流弊诸多，已如上述，而乃今年复坚决擅将图册仍交乡镇具领自办，明知故犯，愈益增加地粮之紊乱，如不即将该县长撤免，听其坚持成见，则所有已往地籍错误之处，均将无从重行依法办理以资补救，且本年补正地粮时期已迫，若不立即开始依法办理，本年征实又将大受影响，妨碍赋粮两政，莫此为甚，此应请迅予撤换者三。四、该县长办理易地完粮，据闻有以高价责纳代金，以低价收买稻谷抵纳实物之事，究竟有无此种殃民图利行为，虽尚未有确据，但丘委员之报告亦云“因无严密控制办法，致予从事者可乘之机，民间啧有烦言”，其中究竟有无弊窦，应请撤查，用息浮言，而明真相者四。五、该县上年补正地粮手续费，依全县土地按丘征收，于法即已不合，而于经办补正地粮人员薪俸，数月不发一文，至今尚有欠薪者，其节余经费二十余万元，存在私人手中，既不报销，亦不邀库，内中有无侵占挪移营私不法行为，应请一并撤查者五。六、该县征务方面，白条寄管所在多有，加工厂四十余家，买空卖空，仓库经费动支尽罄，报销验收至今未办，城区某加工厂代收赋谷七百余石，既发觉有二百余石不实，自应立即饬派民夫提谷上仓，而该县长竟搁置不行，究竟有无情弊，应请一并彻查者六。至上列良田准改为无主荒地，地面种有稻等农作物，已为先后宣导督导人员所亲见，不论其有无受贿隐匿，其为妨碍国策，已属罪无可逭。为儆戒一般计，并请从严讯究，责令赔偿重行补正地粮费，以维国策。……”
  此马既是上边派来督导本省田赋征实的专员，所提的意见，省政府主席当然要尊重。于是，刘建绪于四月廿六日在这一公文上批道：“黄县长明日妨害赋征，应即撤职查办，提会遴员接替，（“会”指省政府委员会一一笔者注），并派妥员协同专员前往该县查明报核。”黄县长撤职是撤定了，后面还有一个“查办”问题，要派“妥员”协助马专员去查，派何员为妥？刘主席没有指明，承办文牍的人员决定不了，因一方主张严办，一方要保，双方都有政治背景。承办文牍人员拟了一件笺函答复马专员，说“黄明日妨害赋政，业经由府予以撤职，对违法渎职各节，自应彻底查办，除派员协同执事前往漳浦查明报核外，尚祈多加协助督导为盼。”并拟了一道派令，所派何员，留着空缺，注上一笔：“派何员，请钧裁。”刘主席在判行时才填上“地政局长赵巨恩”。
  黄明日撤职查办的消息迅速在“CC”系人物控制下的福建《中央日报》发表。“复兴”派陈达元控制下的国民党漳浦县党部书记长许元瑜、三青团漳浦区队联合办事处副主任陈秀夔与“各界人民团体”首脑，即县商会陈雨苗、县教育会陈则蔡、县农会林辉煌、县渔会王茂泉、县妇女会邵惠君等赶快跑到漳州找“第三战区军风纪视察团主任委员”张贞，用各“人民团体”的名义递上呈文说：“……本县黄县长任职三载，廉明勤政，政教所施，社会焕新，抗建事业正赖贤达。顷阅中央日报载，因地籍田赋奉令撤办，民众闻讯不胜惶惑。查本县地粮因编查错误，等则过高，赋额占漳属十县四分之一，民众无法负担，前年推派代表晋省呼吁，蒙派专员实地补正，奉准核降等则八万余元。尚有业主不明地四万余元，以开征迫促，一面征实，一面计划清查，民困方冀稍舒。间有地籍人员良莠不齐，有非法行为者，亦早经县府军法分别惩办在案。虽主办人员督率不严，有亏职责，以此集罪于县长，实出意料之外。查黄县长肩承艰巨工作，深知本县田粮错误症结，上通民情，下达政令，于国计民生两相照顾，确无办理不力或勾结舞弊情事。恳转请详察，以免含冤莫白。……”张贞是同情这一方的，用公函将这呈文转给省政府。当时张贞的地位类似“巡按使”，自不是财政部专员马飞扬所能望其项背，刘建绪当然是要卖账的。这时，真是车来炮挡，“CC”方面急忙用国民党福建省执行委员会名义，于民国三十三年五月三十日给省政府发了一道快邮代电：“据查漳浦县长黄明日贪污渎职，经省府明令撤职查办此案，黄县长得此消息后，于五月九日派其妻赴漳活动，企图挽救。另又由许元瑜、陈秀荃（原文如此，应为“陈秀夔”之误。一一笔者注）及县中校长陈则蔡、商会主席陈雨苗等冒藉民意，于同月十二日抵漳谒军风纪视察团张主委、王专员笑峰等，请代剖白。同时陈达元主持之《闽南新报》即于十二日不惜篇幅披露，一面代黄呐喊，一面攻击政府人员处置漳浦地政田赋之错误。现黄已决定，如此举失败，即行潜逃卸责，等情，特电请查照为荷。”
  这一件用国民党省执委会名义发出的代电，显然不是以他的党立场说话，而是以“CC”派的派立场说话。其中涉及许元瑜，还是他们省执委会指定的漳浦县书记长。从凡是主张惩办黄明日的都是“CC”人物，凡是保黄的都是“复兴”人物，可以看出这是一出派系斗争的闹剧。原来，漳浦是军统闽南站头领陈达元的势力范围，即“复兴”派的天下。许元瑜上台是陈达元所荐，凡事听命于陈。黄明日的主要后台是省保安处处长、三青团福建支团干事长黄珍吾，在五区专署任秘书时与陈同事，同属“复兴”派系，对陈也是言听计从，漳浦的“党政”及“各界人民团体”都为“复兴”派所控制，“CC”人物处处受排挤，久思改变局面。他们选择用打倒黄明日的方法作为突破口。省政府主席刘建绪其实并无成见，他只是让派系力量给耍了一下。国民党福建省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肇英也是如此，派系人物用他的名义请省政府惩办黄明日，而黄明日在失去县长职务后，省执委会的另一派系人物却把他弄到执委会去当秘书。
  双方对漳浦补正地粮所抱的态度，一方是否定，一方是肯定。否定的一方的堂皇面貌是“维护国税”，肯定的一方打的旗号是“为民请命”，谁是谁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笔者只是将采自档案的资料一概披露，只是将其时代背景略作说明，帮助读者了解而已。
  后事如何？由于双方都有人撑腰，撤职既成事实，自然无法挽回；“查办”则不了了之。当然，“补正地粮”给一些人以舞弊私改的机会，但也很多是确有错误，好容易才籍此机会得到补正。结果是“按号列册，逐丘实地清查”成为空话。漳浦花了一年时间的“补正地粮”成果被全盘否定，再用九个月时间，将“补正”过来的材料不论正确与否，一律重行“补正”回去，恢复原状。早先“土地编查”时给民众所造成的痛苦得不到解除。很多少地的农民，要平白受到“飞来”地籍的负担。负担不起，只好弃家暂避，让催粮人员带着保安队兵将家里的木锅盖拿去钉闭家门，贴着盖有县政府大印的封条。待催征之期一过，从屋后挖一个小洞出入。“钱粮”仍是无从征收。漳浦征赋工作年年都是成绩最差的，原因在此。
  而“（（”派也没有从此在漳浦得势，“CC”人物孙尧云（福州人，原任省民政厅户籍科长）到任才一个多月，陈达元便以他优柔儒弱，不适宜任抗日前线的沿海县份县长为理由，建议省政府把他调走了。
  “焦土抗战”与漳浦
  蓄冬
  自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七·七”日军挑起芦沟桥事变，随即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抗战。漳浦各界爱国者同样热烈展开宣传、募捐、慰劳等抗日救亡运动。当时社会上有一番轰轰烈烈气象。国民党地方政府奉令做组训壮丁等工作，同时也做了一些消极措施，在“焦土抗战”的口号下以破坏代替防御。那些措施对国计民生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
  一、在抗战发生之初，国民党漳浦县政府就奉令在旧镇港筑“防锁线”，征船派工，沉舟坠石，以图阻止日本舰艇进港。而漳浦海岸线曲折绵长，可供舰艇靠岸的湾澳甚多，还有一些突出部，敌人登陆并不需要选择避风港，只要水深足够就可以。后来国民党退到台湾对漳浦沿海的骚扰行动都是选择在六鳌、将军澳、井尾等地登陆，证明在旧镇港筑“防锁线”是一件蠢事，优良商港并不一定是好的军事登陆地点。那一条劳民伤财筑成的“防锁线”遗患后代。八年抗战结束后（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国民党漳浦县政府于年底所作《施政总检讨报告》中哀叹：“石沉海底，在技术上言，已非县力所能折除，希望省方有通盘计划。扫雷亦盼军事当局迅速完成。”（美军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在我海上布雷）。
  二、抗战之初的另一件事是强制机器内迁。当时的机器大都是私营工商业的，主要是粮食加工业的碾米机器，土名“米绞”。在县城有三家，鹿溪桥村有五家，旧镇有一家，官浔有一家，大埔有四家；还有县城的利民电灯公司；万安丰样公司（农场）的糠厂，这些厂家的机器都在强令内迁之列。而结果大部分由拖延而保留下来。一般的说法是因“钱”而“延”而“免迁”，事实如何，自不是局外人所能明瞭。如大埔美丰米厂，漳浦县政府曾向省报告，说该厂拖延不愿内迁，专做偷漏粮食出境（县境）的勾当，拟将其机器强制深埋地下，省政府于民国廿八年九月十三日指令漳浦县政府：“美丰米绞机件缓折，有资敌危险，应即限期拆迁内地营业。”而结果不但没有深埋，也免内迁，其中奥妙很难理解。被迁走的是丰祥农场糖厂的180匹马力蒸汽机（遗下一个笨重的铁轮和榨糖机没有迁）及利民电灯公司的全部机件。利民公司的机件于民国廿八年六月四日起运，至八月十三日到达龙岩，点交龙岩县政府代为保管，（民国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经理陈建和报准省政府领回折价转让给建华火柴厂）。当时漳浦县城因此照明无电，入夜一片漆黑。最可惜的是省办漳浦农场（大南坂农场），开办才两年，事业正在推进，也于民国廿七年奉令停办，机具仪器内迁，田园荒芜达四年之久，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才改办县中心农场，而机具仪器已遗失。
  三、抗战发生的第二年（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厦门沦陷，国民党政府估计日军将以厦门为跳板，进犯闽南，下令破坏沿海公路。漳浦县破坏的计有龙（溪）诏（安）路在县境的一段及佛（昙）马（坪）路、浦（盘）陀路、长（桥）（官）浔路、浦佛（昙）路六线，全长三百华里。破坏的重点是：①近水的路面，挖成泥洼，引水入洼。②转弯处。③斜坡。④山腰路面。⑤低凹处。⑥桥梁。规定土方破坏长度最少三十公尺。钢筋水泥桥梁用爆破。
  到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上面又来命令，宽四十公分以上的人行小路也要破坏。
  这些破坏道路的措施，都征召民工进行，劳民伤财，造成往来商旅极为不便。说是为了防止日军进攻，后来日军于1945年流窜过境，证明挖路措施并不能阻止日军进犯。苦只苦了中国人民自己，在八年抗战期间，不但不通车，步行也难，而且有堕坑跌伤的事发生。贸易阻滞，商业凋零，人民生活极苦。抗战胜利后，上面命令赶速修复抗战期间破坏的公路和人行小道。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一月间，由县命令各乡（镇）“发动国民义务劳动”（征集无偿民工）进行修复，用了一冬的农闲时间，据国民党漳浦县政府向上级检讨报告，说修复公路土方工程进度百分之五十，路基不实；人行小道约修复百分之七十。以后不了了之，到1949年解放时，这些公路还不能通车。
  四、福建通广东的电话线经过漳浦。漳浦上联漳州，下联云霄、诏安的电话就是靠的这条线（诏安以下广东境内成为沦陷区后已不通话），是交通部电讯局的重要线路。民国卅三年（1944年）十月，国民党军事当局侦悉占据金厦的日军有蠢动之势，将这一条电话线路拆除。为什么要拆除？军事上的部署不是局外人所能理解；但是，翌年夏天厦门日军流窜，事先军事当局却又命令沿这一线路的县份负责抢架。漳浦县负责下段架到盘陀岭与云霄交接，上段架到马口桥，龙溪县架到九龙岭，中间还差一段，属于南靖与海澄交界地域，无人负责，拖到翌年才架通。
  战时海运断绝，陆路破坏，物资奇缺，点灯用花生油，全省火柴只靠建华火柴厂一家供应，不但货源不足，而且质料差，群众说是“见掠见烨”（一擦着火就熄灭）。有的人用起了原始的火刀火石。抗战八年的苦是日本军阀造成的，而当局的某些失策也加深了人民的痛苦。
  野生的“葫芦丁稻”竟是世上宝
  阮仲铭
  漳浦县赵家堡城西面有座小山，名古钟山，山下有两个小塘，名古塘、石湖。在很早以前，就有人传说那里长满能结稻谷的“葫芦丁草”（油草）。现在已经被本县农业科技人员找到了，树立了标志，人们可以亲眼去观看，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前后，那些长势茂盛的野草确实结出有长芒的稻谷。据当地群众所反映的情况，可推断那里的野生稻最少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岭脚村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回忆：十岁那年，他祖父就向他说过，很早以前，古钟山下的一个古塘，葫芦丁草能长稻穗，结籽不多，随熟随落，米粒细长，人们称为“葫芦丁稻”。自古以来在当地有着神奇美妙的传说，说那种稻谷可作为治病妙药，五十多年前，外地有个民间医生被那传说所吸引，好奇地远道来到古钟山下采取。这种似草非草的葫芦丁稻，一直到一九八二年才被本县农业科技人员证实为本省多年以来所寻觅而未能找到的野生稻。本县这一野生稻的发现破了福建省的新纪录，填补了本省农业科研对野生稻研究的空白。漳浦野生稻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是世上之宝。本县农业科技人员获国家农牧渔业部一等科技成果奖。
  野生稻是现有栽培稻的祖先，是研究稻种起源、演变及其分类的重要依据，具有很重要的利用价值。它能抗多种病害，耐寒，并有米质优良的特点。福建省农科院稻麦研究所利用漳浦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杂交结实性好，有浦野一号、IR26等二十个组合。
  野生稻系多年生草本，冬季地上部分多枯死，次年春季地下部茎杆节上生根，重新分蘖，形成新的植株，分蘖发达。九月下旬抽穗。株高1—2米，有5—9节，叶片长15—28厘米，宽5—8毫米，剑叶开角大，大于90度。抽穗为圆锥花序，花期长，穗形散，着粒稀，每穗30—60粒，芒长3.0—10.0厘米，有一小部分具双芒，芒为紫红色。稻谷千粒重22克左右。花药长，柱头发达，呈砖红色，双边外露。米粒呈淡红色，玻璃质，腹白无，或极少。
  我县属古陆地区，山岭是经过长期风化、剥蚀残存下来的，都不很高，以丘陵山地为主，海拔大都在850米以下。常年平均气温219，属于南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冬季温暖，霜期短或少见，最低气温在二月份，平均仍保持10℃，夏季受海洋的调节，不酷热，年降雨量为3100—1600毫米，每年日照约2100小时，这些环境条件具备野生稻生长发育的要求。
  漳浦蔗糖史话
  陈万年
  我国种植甘蔗的历史很古，据史书记载，在距今二千七百多年前的东周平王时，已经开始。但最初人们只把它当水果吃，由于液汁丰富甜蜜，为人人所喜爱。东晋顾恺之喜爱甘蔗的故事传流后世，他称从尾到头的倒吃甘蔗为“渐入佳境”，所以后人有“蔗境方甘”的成语。唐代诗人王维有“饱食不须愁内热，大官还有蔗浆寒”的诗句。蔗汁煮糖之法，据北宋欧阳修等所撰《新唐书》记载，是唐朝初年才从西域摩陀国（印度）传入。以后由我国传至琉球、爪哇。十七世纪二十年代由大陆传入台湾，后又传至巴西等地。这是我国对世界的重大贡献。
  我省在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唐朝中叶开始种植甘蔗，但到三百五十年前的明末才开始用甘蔗制糖，漳浦与全省的情况一样。
  漳浦解放前种蔗是山区多于沿海，如石榴、梅林、象牙、盘陀、赤土、湖西、赤岭等地，有土壤、气候、水利等等优势，利于甘蔗的种植。沿海地区盐碱地多，台风和旱情常比较严重，不利于甘蔗生长。从前制糖多用竹蔗，产量很低，亩产一、二千斤而已。至于市上售作水果供吃用的果蔗，茎杆短小，产量不高，含糖率也较低，但清甜可口，清凉降火，有疗病药效。
  古代的人能懂得榨蔗取汁熬煮成糖，是经过不断尝试实验，有相当曲折的过程，悠久改进的历史。蔗糖由自用的需要而发展成为商品，农民为发展生产，逐步形成村与村、户与户的分工合作，建设自己的手工业制糖作坊。在盛产甘蔗的村庄都有这种季节性作坊。叫做“糖部仔”或“蔗部仔”。组成的形式有三：一种是村里所有的蔗农合股经营；一种是“头家”一人独资或二人以上合资经营；还有一种是按劳力和牛力为“阄份”入股经营。以合股经营的为多数，有份者人人都是“头家”，又没有“经理”制度，有时意见比较涣散，漳浦有一句俗语“一漏糖九个头家”就是借用这种情况来讽刺出主张的人太多，意见不统一。不过在漫长的过程中，人们积累了经验，就形成了一种切实可行的制度。“经理”逐年轮值，值年的称“头家”，负责糖部事务。利润按牛力及人的劳动力与技术程度分配。以牛力带动石碾必须三头壮黄牛并驾，叫做“一挂”，按时换班。走外圈的那一头负担最重，称为“头挂”，必须是最壮健的。人力按各人能力分工为砍蔗、运蔗、饲蔗（进蔗料于石碾）、司火、赶牛及煮糖师傅等。不是拿固定工资而是与蔗主按产量分润，一般是三七开或四六开，即产品蔗主得七成或六成，牛力和人力共得三成或四成，在那三或四成中再按劳动强度及技术程度分配。各村自成一例，大体如此，具体细则不尽相同。
  土法制糖的设备是在露天平置一个大石盘，石盘上竖置两轮大石碾，上头装一根笨重的木杠杆，用三头壮牛拉木杠杆，在场地上循环齐驱，带动两轮石碾，一人将蔗茎接续推进于两轮石碾的夹缝中，榨出蔗汁，流入煮糖房的蔗汁池、提入大锅里煮熬，炼至适当浓度，放入少许石灰，侯糖快成，又投入花生油渣，在火候适当的时候用鲎杓舀入木槽，用棍子搅拌，至逐渐冷却凝固，打成砂糖或捏造成团，砂糖称“赤沙”，成团的称“乌糖丸”。一般每日夜可制四锅红糖，每锅红糖四百斤左右，即日产糖一千多斤。如要加工成为白糖，是趁红糖液尚未凝固时放进漏斗内滤入锅中，叫做“糖水”，上盖泥土，约半个月左右，色渐转白，再换泥盖，经过三次换盖，才成白糖。白糖再经熬煮成块，剖成碎片，形状如冰，就是冰糖，方言叫“糖霜”，味清甜，价钱较高。
  榨糖都是在晚稻收获至春播以前这一段农闲季节里进行，要动员全村的最强劳力、牛力，小的村庄必须联合数村才成立一个蔗部，千户以上村庄则往往一村有三四个蔗部，一般是百户左右的村庄有一个蔗部。这种土法制糖花工多，蔗的出糖率低，每百斤蔗出糖十斤左右，而且质较差。本县有适合于种蔗的自然条件，由海路运往汕头、厦门、宁波、温州等埠转销全国各地的红糖为本县出口四大土产之一（余三项为米、花生油、荔枝千）。但自从日本在台湾发展糖业，将大量机制白糖倾销我国国内，本省地近台湾，更有大批台糖涌入，本县与全省各产糖区一样，糖业大受打击。民国廿三年（1934）国民党福建省建设厅的调查报告说：“本省糖业夙称发达，闽南各县本为著名糖区，每年产额不下百万担，行销国内各省为数至巨，自受洋糖侵入，本省糖业日形衰落。查本省洋糖之输入在1905年仅占本省输入货物中之第十位，值1264000元，至1930年前则已升至第二位，值6307000元。二十余年间，以产糖省份之福建，而洋糖之输入竟增至五倍以上，此可证明本省糖业之失败矣！”
  台湾的种蔗制糖业是在郑成功收复台湾后由闽南传去的，蔗种是闽南的竹蔗。而自明治三十五年，日本人在台湾设置糖务局，力图改良糖业，派员输入檀香山优良蔗种，广设苗圃，从事繁殖推广，以先进技术制糖，造成糖业的隆盛。本省糖业既无竟争能力，将更加深农村经济的凋敝。那时台湾糖很多是走私输入福建，所以在福建市场上台湾白糖很便宜，一块大洋可买二十多斤，比土产的红糖还便宜，因此一些唯利是图的商人竟将白糖溶化，加入赤色梁料，然后捏制成“乌糖丸”出售。因为按民间习俗，逢年过节及新婚做馃“搓圆”（汤圆）必须用红糖，只有丧事才做“白馃”。由于台糖廉价的冲击，加上政府苛捐杂税，而且竹蔗产量低，土法制糖技术差，农民种蔗无利，砍毁蔗园，改种其他作物。因而蔗园面积大量减少，糖部纷纷倒闭。漳浦全县本来有糖部数千座，后来只剩下一百来座，到解放前夕已留下无几。
  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充分利用闽南地理优势振兴糖业大有可为，一些有识之士倡说力行。要端有二：一是改良蔗种，一是采用先进制糖技术。
  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闽南出现了一些私营的种植良种蔗兼用机器制糖的农场，以思明县（今厦门市）为最多。漳浦万安村也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出现了丰祥公司。主要倡创人是漳州诊元堂陈贵宗的儿子陈之麟（紫汀），陈原籍白水营郊边村，于许崇智主闽时代当过厅长，与原籍漳浦万安村的大学毕业生林列有亲戚关系，得知万安有大片荒地等待开发，乃联合林秉样、陈启样、陈紫汀等人集股金三万大洋，在万安开设丰样公司（农场），垦荒七百多亩，除种水稻等粮食作物外，又从爪哇引进糖蔗良种，广为种植。那些品种有：茎杆强硬，抗风和抗蔗螟力强的“2878”，含糖率17.5％；红茎，抗病虫害能力强的“2952”；茎杆细，而含糖率高达19％的“2765”；还有东爪哇农事试验场以爪哇土蔗、明桂甘蔗及中国甘蔗杂交培育而成的改良蔗“P0J”等。榨蔗设备从台湾购进，由于资金不足，没有制白蔗的设备，煮糖仍用土法，榨蔗间建二大排灶，设四十个大锅，生产赤砂糖。动力为180匹马力蒸气机，机房设在深水处。每日工作八小时，榨季三十日左右，雇用季节性工人一百二十人，公司由林列主持，雇林水象为管理人员，聘台湾籍农科大学毕业的洪石笋为技术员（洪后任大南坂农场场长，解放前回台湾），有固定工四十人，耕牛二十只，使用新式农具如铁犁、蜈蚣耙等，运输用牛车和马车。场部建宿舍、办公室等共二十多间，并有碉楼二座。
  当时的福建省建设厅认识到必须从改良甘蔗品种着手以图发展福建糖业。但当时世界上糖业先进的地方爪哇在荷兰统治下，台湾在日本统治下，他们后来意识到世界糖业的竟争，已经严禁蔗苗出口，福建要从那荷、日殖民地进口蔗种已很困难。如建设厅长陈体诚曾组织农业科技人员代表，包括省主席陈仪的日本老婆在内，前往台湾参观博鉴会农业展览，本县大南坂农场技术员陈扬休也参加。代表们乘机取回一些良种蔗田，登轮回程时，被日本人捡扣截回。陈扬休装在背包里的几十节蔗茎侥幸没有被发觉，带回来在大南坂繁殖，那些品种是“108”、“109”、“134”。而建设厅为推广优良蔗种，已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以三万五千元的代价委托漳浦丰样公司培育爪哇改良大茎种蔗苗一千万株，以低利贷款价发各县蔗农栽植，计划第一年即能改良一万亩的甘蔗，以后繁殖扩大。漳浦丰祥公司在这方面赚了钱，并与省办的大南坂农场一同为推广优良蔗种立了功劳。如云霄的改良蔗种是陈扬休回云霄原籍任苗圃主任时由漳浦引进的，诏安又是由云霄霄引进。还有仙游县立初级农业职业学校校长余震于1935年12月21日呈请省建设厅请代向潭浦采购改良蔗苗二万枝以扩充农场三十亩用作改良蔗种试验，建设厅津贴该校每千株一元，叫该校以每千株二元五角，加上建设厅津贴的一元，以每千株三元五角向漳浦丰祥公司购买，仙游后来成为蔗糖的重要产地，那些蔗种的繁殖不无功劳。还有“闽湘鄂剿匪军东路总司令”蒋鼎文的司令部由漳州迁驻龙岩，办了一个“合作农场”，做的是免本生意，他发一个公函给省政府，省主席陈仪便着建设厅电令省立漳浦农场（即大南坂农场）主任阙荣兴，叫他“拨借”改良蔗苗五万株给那个军办的“合作农场”，等他甘蔗收获还给蔗种，这一“借种”也势必在那边繁殖。
  民国廿六年（1937年）抗战开始、国民党政府强制沿海机器内迁龙岩，丰祥公司停办。蒸气机拆迁后不知下落，留下一个轮子解放后为漳浦电厂所利用，榨蔗机拆迁于莆田糖厂。省立漳浦（大南坂）农场也一度停办，仪器内迁遗失，田园荒芜，复办时已无蔗种。丰祥公司的土地、房舍等曾合并于大南坂，称“大万农场”。解放后曾为劳改农场，现为万安农场。
  解放后，我县蔗糖业得到了振兴和发展。大量引进台蔗134及爪哇蔗等品种，扩大种蔗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每亩高达二万斤。在六十年代，半机械化糖厂普设于全县，如梅林、盘陀、东山、崎溪、芳林、赤岭、查岭、鹿溪桥、溪南、赤土、万安、大南坂、湖西、山边、赤湖、后许、新安、马坪、前亭、南浦等地。至七十年代合并于梅林、大南坂、万安、湖西、佛昙、前亭、城关等处。其中火烧埔的漳浦糖厂为日榨五百吨蔗的白糖厂。
  本县为加快四化建设，把农业县变为工业县，于1982年投资三千五百八十万元在火烧埔兴建一座日榨二千多吨蔗的鹿溪糖厂。以最快的速度，用二十六个月的时间，经预定提前一年完成建厂工程，投入生产，1983—1984年第一榨季试榨，榨蔗八万一千吨，生产白糖9300多吨。鹿溪糖厂为本县水产、花果、蔗糖三个中心之一的蔗糖中心，蔗区遍及十多个乡（镇）场。现在，全县种蔗面积七万六千多亩，蔗收购量二十六万多吨，年总产值二千七百万元。其中属于鹿溪糖厂蔗区的十几个（镇）场的种蔗面积就有六万六千多亩，收购蔗量二十三万多吨，产糖量二万七千多吨。其他大南坂、万安、佛昙、湖西等糖厂生产红糖，以满足群众习惯用红糖的需要。
  鹿溪糖厂采用国内经受生产考验的先进工艺、技术、设备，具有较高的机械化、自动化水平。厂里技术人员近百名，工人近千名，与仙游、漳州、福清的糖厂同为本省主要糖厂之一。目下正在计划增加部分设备，逐步配套，准备明年能把生产规模扩大到日榨三千吨蔗，生产白砂糖44640吨以及2566吨工业酒精，产值达到4866510元。全县人民热切期待，预祝这一计划如期实现。
  解放前漳浦粮食工商业概况
  胡晋才
  一、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与社会因素
  本县背山面海，土地广阔，溪流遍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农产丰富，素称鱼米之乡。农产尤以稻谷为大宗，主要产地，西区以石榴坂、象牙庄、盘陀一带为著；南区以杜浔、沙西一带为著；北区以长桥、官浔、大埔一带为著；东区六鳌、赤湖、深土、佛昙一带则盛产花生，稻谷较次，粮食作物以番薯为主；南浦从前属于南靖县，而余粮亦经南溪由本县官浔、大埔加工出口（大埔现属龙海县）。
  本县水稻大都一年两熟，只有山区及沿海埭田有少数单季稻，只占百分之十左右。民国初年至解放前全县人口都在二十万左右，每人平均占有耕地（水田及旱地）二亩五分左右。那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大多数为佃农和半自耕农，地租制度束缚了生产力，因而单位产量很低，每亩年产量只有三百多斤千谷。田租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于收割时田主派人到田头坐收湿谷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四十（对分时留小部分于打谷桶内补贴农忙食用，叫做“留桶底”）。一种是每年按早晚二季缴纳干谷，每“斗种”（0.8亩）一百斤左右，视田地好坏及当地佃户对田地的需求情况而定，出租地较少而佃户较多的地方田租较高，供过于求的地方田租较低。如果收成多了，田主可以提出增加租额，可以改换佃户（部分有“永佃权”的除外）。如果佃户看到当季产量不足纳租时，可以请田主于收割时到地对分湿谷。这种田租是田主坐收其成，肥料及其他成本都由佃户负责，如果多花成本而增加产量，佃户所得无多，而且有被增租的危险，所以租佃的土地一般不施肥料和作其他投资，产量很低。田主只知收谷，对水利、土壤及其他耕作等一概不管，田地日趋瘦瘠，耕作条件变差。加上当时的政府不修水利，不作防涝设施，导致一些良田成为废墟。漳浦农业生产自然条件虽好，但在旧社会受到土地制度的束缚，不能发挥优势。尤其一遇到自然灾害便造成饥荒，如1945年上半年漳浦白米还在源源出口，一遇大旱，下半年反而要从温州、台州等地倒销粮食，便是旧社会鲜明的例子。
  二、粮食工业一枝独秀
  工业与农业的盛衰是互成因果的，漳浦解放前工业落后，必须地影响到农业的落后，落后的农业也就使工业难以发展。国民党时期，漳浦除建了几条公路，谈不上有什么经济建设，工业、交通运输业私营，公用事业只有公营的邮电和私营的小火电电灯公司。正如那时群众所说的，潭浦县城是“电灯不明，道路不平，电话不灵”。还有“种田靠牛犁，吃米用人挨”的俗谚，可见漳浦工业落后的情况。
  不过，农业单位面积产量虽然很低，而由于田园多，人口少（据1942年统计为216860人，抗战期间有减无增，战后的1945年统计为195791人），而且一些地区以蕃薯为主食，一些地区虽有足够的粮米，农民却省吃俭用，常常以蕃薯代米，或米薯兼食，把米谷省出来卖，以维家用，一人卖一点，汇集起来数量就很大，加上大部分地主都把粮食屯积到价格上涨的时候才抛售，经营粮食的商贩在米谷登场时收购散户的，在青黄不接时收购大户的，终年都有生意可做，所以漳浦成为闽南著名的粮食出口地。在二十年代，已经有一些粮食工商业者从用“土垄”、石臼，人力加工进展成用铁制碾谷机（俗称铁土垄）以牛力牵动，到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逐渐改用机器生产。那时，除民家自用的粮米仍用土垄石臼加工和还有数量颇多的米店以同样方法加工白米供应当地民食以外，出口的大米大部分都用机器加工，机器设备称为“米绞”，米厂也称为“米绞”，为免发生歧义，本文一概称为米厂。
  由于当时陆上运输不便，米厂都设在近溪近港的村镇，并且大都选择在航道中心点的水边建厂，有的还自设小码头，使小船可直达厂房之下。漳浦粮食的主要产地分布在北边的南溪流域和中部的鹿溪流域，这两条漳浦最大的河流都东流入海，成为土产输出的动脉。南溪上游的南浦、上坪、官园一带当时属于南靖县，而与中游的溪坂、横口、官浔以及有支流可通的长桥、溪野一带，余粮一样都由南溪运到官浔或大埔加工出口。尤其下游的大埔，汽船和小火轮可以停靠，更加促进了碾米工业的发展，米厂先后有美丰、裕丰、大连、集法四家，除集法一家配备12匹马力内燃机，日生产能力为白米8000市斤外，其余三家均配备5.5匹马力蒸汽机，日加工能力白米16000市斤（详本辑《南溪下游大埔的碾米行业》一文）。其次是中游的官浔镇，有丰年米厂一家，配备5.5匹马力蒸汽机，日加工能力白米16000市斤。鹿溪流域产粮区最广阔，上游有西溪、南溪二支流（这南溪以在漳浦县南得名，而官浔那一条南溪以在漳州郡城以南得名，应加区别）。西溪的象牙庄、石榴坂一带被称为漳浦的粮仓；南溪的盘陀一带也可与比拟；双溪合流以下，自梅林、县城以至旧镇，沿溪两岸也都盛产粮米，所以鹿溪流域米输出量较官浔的那一条南溪更大宗，米厂也就最多，在县城的，三十年代有：①兆丰（后改名丰昌）配备12匹马力内燃机，日加工能力白米8000市斤。②厚坤（后改名顺记），配备16匹马力内燃机，日加工能力白米10000市斤。③美丰，配备8匹马力内燃机，日加工能力白米6000市斤。④利民（兼营电灯）。鹿溪桥村三十年代有茂益、合德、捷春、顺成、源春第五家，这五家除源春配备16匹马力内燃机，日加工能力为8000市斤外，余四家均配备12匹马力内燃机，日加工能力为白米8000市斤。旧镇在三十年代只有振成一家，但加工能力为全县最雄厚，配备32匹马力内燃机，每日可加工白米15000市斤，为“五行”之一的振成商行所兼营。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强制沿海机器内迁，但本县执行并不彻底，除县城利民一家及万安丰样公司（农场）的榨蔗动力机件被迁往龙岩搁置以外，其余都在“深埋地下”的措词下被暗中留下，只是既然“深埋”，当然不能利用，况且那时田赋从代金改征实物，粮食购销由政府统制，又兼“一滴汽油一滴血”，粮食工商业者只好倒闭。只有县城美丰一家改组为集昌，以承碾公粮而保存下来。抗战期间，通货膨胀，米价高仰，“公教人员”主要靠那无价的九十市斤发霉的劣质“公米”维持生活，都凭条向集昌米厂领取。如嫌难以下咽，只好将米条卖给该厂，该厂乘机压价，赚了大钱。“公教人员”也只能背后发发牢骚而已，因为那是官商勾结的企业。
  抗战结束后，本县各地米厂有复办的，有不能复办的，有复办后又倒闭的，也有新建的。官浔大埔方面全部复办，有的已经改组（详见本辑《南溪下游大埔的碾米行业》一文）。县城方面，利民一家的机器于抗战期间内迁龙岩后搁置露天任凭风雨侵蚀，后来只好转卖给建华火柴厂，所以这一家没有复业。厚坤一家改为顺记复业，不久也倒闭。集昌一家因为有政治后台，较前发展。后来又新办了源盛一家。抗战后县城同时存在的米厂共三家。鹿溪桥村在抗战前后都是五家。日镇方面振成一家抗战后复业；又有一家达泰号新军突起，它是大埔村翁必达（猪母）所开的达泰商行所兼营，配备12匹马力内燃机，日加工能力为白米8000市斤。此外，有佛昙杨良山的米厂，配备8匹马力内燃机，日加能力为白米5000市斤，成品由佛县港出口厦门等地。赤湖也有谷丰米厂，配备6匹马力内燃机。总计本县抗战后同时存在的米厂共十九家，除二家倒闭，最后剩下十七家，共有194匹马力的动力，生产设备配套，加工能力为每日十五万市斤白米。每年旺季加工期约八个月，淡季大部分停工，有的只少量加工。杜浔至沙西方面，沿海一带虽然也产粮米，但没有上游来源，主要输出地在东山、汕头，数量较少，加工都用人力，直到解放后才有机器加工。
  各米厂都是收购原粮（稻谷）加工后自行运销外埠，是一种工业与商业合一的私营企业。他们不设采购员，货源主要靠“谷贩”。大凡比较大的乡村都有“谷贩”奔走于各家各户零星收购，集合十几担，便装入小舟，顺流而下，转售米厂。有的谷贩到圩场（一般为三天一次的农村贸易市场）收购，有的在集市设店收购。米厂当然也直接收购零星的交售。交易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现钱交现货，一种是先拿钱，订期交货。农户在开镰收割时，往往要准备一笔钱，因为农忙都采取临时互助形式，要吃干饭，要煮菜，吃不起猪肉也要用猪油，这种生活在现在看起来还是低水平，而在当时的农民却颇费张罗，没有钱，就向商贩预售稻谷。于是，谷未登场先有价，那自然比较低贱。预购者对预售者的家底向来清楚，要看“资格”付款，并抓紧在谷晒干时到家提现，以防有变。本钱少的商贩现收现卖，靠资金周转赚一点钱，资本大的商贩往往要屯积到涨价才抛售，可获大利。最获暴利的是“放谷菁”，就是乘农民生活困难时，用七八成以至一半左右的价钱向他们预购；另一种是放高利贷，借谷一担，在新谷登场后要还担半，有的甚至要还两担，这种放谷菁和高利贷都是地霸干的，那是一种阎王债，受剥削者已到了饮鸩止渴的地步，收债人一要有恶势力，二要心狠手辣，否则便有连本带利都收不回的危险。
  漳浦的粮谷是从广阔的农村一点一滴通过几条小溪向集镇汇合，加工后成批输出外埠。从旧镇港运销汕头、厦门、东山等地的，约占70％，从杜浔港运销汕头、东山的约占10％，从官浔、大埔运销厦门、泉州等地的约占15％，从佛昙港运销厦门的约占5％。运输工具，在各条溪用小舟，出海的船只在二十年代用帆船，三十年代汽船与帆船兼用，四十年代（抗战结束后）汽船几乎已全部取代帆船。旧镇港战后有镇平、镇安、六鳌、崇胜等号汽船。佛昙港战前有潭江号，战后有侨通号。杜浔港战后有建东号等。
  三、解放后的发展
  解放后漳浦逐步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现在，各种工厂林立，粮食工业在漳浦整个工业比例中已不占重要地位。而实际上，粮食工业是比解放前大有发展的，新建和改建的半自动粮油工厂有城关米厂、旧镇粮油厂、旧镇面粉厂、佛昙米厂、杜浔米厂、官浔米厂等六家，总马力三百多匹，动力比解放前增加一倍，设备先进，日加工能力增加到十六万市斤白米，比解放前增加一倍，全部职工三百多人，也比解放前增加二倍，而且现在是全年生产，无旺季淡季之分。
  我解放前从事粮食工商业多年，知道旧社会症结所在，现在仅就自己所知，将过去情况作一个概述。自知存在种种局限，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欢迎指正。
  南溪下游大埔的碾米行业
  林明庆林琳
  大埔原属漳浦北区官浔管辖，位于南溪下游南岸，两岸气候温和，土壤肥沃，水源充沛，适宜于水稻生长，绝大多数农田一年两熟，历来被誉为漳浦北路的粮仓。南溪上游的南浦、上坪、官园，中游的溪坂、横口、官浔等地也都盛产稻谷，靠南溪水运，可以直通厦门，运费低廉，成本低。多数余粮运到官浔、大埔、白水营等处加工成白米，然后运往厦门，转销各地。大埔碾米行业历史悠久，由于稻谷货源充裕，历来盛行不衰。
  根据现存大埔码头的漳州府宪碑文记载：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那时大埔就已有两艘六十吨左右的米糟（木帆船）“金永发”“金和发”来往于大埔厦门，运米出去，载肥回来。碾米作业，原先运用古老工具，土垄、石臼、风柜、竹木筛、木桶等进行操作。全圩八十多户人家，就有三十多家碾米作坊，比较有名的是：原成、永兴、福兴、协福、太元、祥兴等，体力强壮的工人，从黎明到黄昏，每人可出白米三百斤以上，体力弱的只能出百多斤，因此每日天亮时节，就听到圩内到处隆隆的土垄声，时间一久，脚下的砖块都磨出一个个足印来。
  二十年代中期的一九二四年在白水营“六丰”米厂的影响下，大埔圩的粮食加工行业也就先后向机械化加工方式发展了。先是由新垵华侨邱二舍，倒港华侨苏德炉和当地林文旭合资在外溪下路码头边创建“协益米绞”（即米厂）以十匹马力油渣内燃机为动力牵动“铁土垄”（碾谷机）和早期“铁绞”碾米机。设备繁什，占地约千平方，碾米车间须建三层楼房，每日可生产上等白米五十包左右，（每包二百三十市斤）。
  厂内设经理一人（习惯称家长）拥有全部权力，下有“帐柜”（会计）、“柜匙”（出纳）、“出水”（采购员）、店员、炊事、专职“大车”（司机）。碾米工人全厂约十五人左右，夜班另雇临时工。以下午五时至十时，十时至午夜二时，二时至凌晨六时，各以一工计算，付工资五角，并贴点心一顿。
  协益米绞只经营一年多，由于经理邱二舍对粮食业务和地方情况不熟悉，一切机器都依靠外地引进，稍有一项部件损坏就停工数天，生产不能正常，造成利不及费，就把工厂转卖给当地人林大启、林克长、林祝南等承盘经营，改名“美丰米绞”。油渣内燃机改换为十匹蒸气动力机，增建锅炉火产车间和一支二十公尺高的大烟囱。蒸气动力机粗壮耐用，利用谷皮粗糠为燃料。成本低廉又便利，且能保证正常生产。正副经理林大启，林克长对粮食行业既熟悉又精于筹划，因此业务蒸蒸日上。
  一九二七年，大埔人林文旭，林哑九兄弟又招募岭后村华侨陈占瑞在中码头建设“永协发米绞”。华侨林大朝、林乏枝、林源成、林南昌等就把原在中码头的集隆牛力绞改为电力厂，翌年也改建为蒸汽动力米绞，店号仍用“集隆”。从此大埔手工碾米作坊全部跃进为机械化生产。三间机械化工厂每天可生产精白米一百五十包以上。每年新登谷登场，货源充足，加做夜班，每天可产白米三百包左右（每包二百三十市斤）。由于谷子品种优良，加工碾出的精白米又香又软又嫩，十分可口，在厦门树立“大埔占仔米”信誉，畅销省内外。
  当时南溪上游南浦运稻谷的木船叫“溪鼠”又长又轻，靠二名船夫持两支竹竿，在浅水行驶，每船可载六十担左右。中游官浔运稻谷是用浅船，粗壮阔大，可载百担左右（麻袋每担装稻谷旧制一百斤，折合一百三十九市斤）。旺季满溪木船穿梭交织，热闹非常。白米外运除大埔原有二只“米糟”（木帆船）外还有外海船（尖头阔尾帆船），是主要的运输工具。庞大的外海船可运白米一百包至八百包，汽船运输占次要地位。
  三十年代是大埔碾米企业全盛时代，圩内各行业也空前繁荣，家家有工做，不是当米厂工人，就当搬运工人。外地籍的职工家眷亦纷纷搬来居住，加上外地前来的粮商客户，船运员工等，熙熙攘攘，十分热闹。饮食行业，特别是于果什货，粮油肥料等，纷纷建立店铺。大埔原有的一、二、六、八圩期，更是繁荣，所以当时南溪一带叫大埔为“小厦门”。在大埔碾米行业的繁荣景象影响下，南溪中下游两岸的殷商富户，前后集资建蒸汽动力碾米工厂。官浔富商何狮在下炉溪边建丰年米厂。中游倒港建永年米厂，新渡建丰盛米厂，浮宫建成记米厂，大埔又加建“电绞”（厂名）一家，这些米厂成为泉、厦粮食主要来源。加上南溪特产凤尾鱼（小刺鱼），真是“鱼米之乡”。
  可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秩序混乱，苛捐什税，天灾人祸接踵冲击，逢上农田受灾失收，米厂就有倒闭危险。因此厂家经常更迭，美丰米厂曾改组为合隆米厂，永协发米厂前后改组为振成、盈丰、新昌米厂。
  大埔各米厂的蒸汽机设备，都是向厦门提督路头（开元路）台籍五金商明昶号陈星福购进台湾废品应用的，由售货商家承包安装，商人只知赚钱，不管卫生和安全设施，所以经常发生事故。一九三八年农历十二月廿五日振成米厂锅炉爆炸，炸死司机甘闽城一人，伤多人。（后大埔各米厂每年把十二月廿五日说是天神下降凶煞日，停工一天，成为惯例）。同年夏天，倒港永年米厂已先发生同样事故，炸死工人一人，毁机房一间。
  抗日战争开始，大埔各米厂奉令内迁，不准营业，一时米厂尽行倒闭，资方停业、工人失业。后来“内迁”以“钱”代“迁”，善于钻营的商人就把合隆、集隆、盈丰三家并合起来，组织集丰米厂，进行内线勾结，申请批准专碾军粮、公粮，从中进行垄断和挪用公粮。自厦门、金门相继失陷，水路不通，就组织人力挑运，由同安方面运去泉州，内外交结，两相得利。正当利路享通的半年后，突然在一个晚上，集隆米厂的金库内，被窃现款一万三千三百元。经国民党政府查究造成工人蔡老永一人活活受酷而死，坐牢六人成半残废，这冤案，时称为“万三三案”。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大埔各米厂又分开经营复业，一度又展现出三十年代的繁荣景象。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的法币贬值，一日数跌，米商遭到惨重损失，地方秩序混乱，交通阻塞，国民党军队由北方败退南来，伞兵团驻白水营，刘汝明军官团副师长汪剑带部队驻大埔，生活费用向各米厂摊派。各厂朝不保夕，摇摇欲倒。与此同时，活跃在白水营一带的厦门地下党游击队赵坚、陈维廉部已深入大埔进行监视，隐蔽在林明庆、林琳经营的大丰米厂内，搜集情报，筹划迎接解放大军。一九四九年八月，国民党军团逃离大埔，九月二十日，石码解放，廿一日解放军先头部队一团，在陈维廉游击队陪同下，横渡南溪入大埔，转驻白水营，大埔、白水一带解放了，人民喜见天日，各米厂才正常地恢复营业。建国后，在人民政府保护工商业政策的促进下，社会秩序安定，农业年年丰收，大埔碾米行业从此向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
  一九五三年人民政府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自由买卖的粮食行业已不复存在，人民政府为解决大埔四家米厂出路，在官浔区只留下炉丰年米厂，加工本区公粮，大埔四间米厂因地区关系，又机器都老旧不堪，就用折价收购办法，把大年、合隆、裕农、电绞四家米厂机器折运漳浦旧镇国营米厂，合并利用，资方酌情安排入县粮食、学校、手工业等部门工作。工人全部安排调漳浦城关、旧镇各粮食部门和米厂工作，由于熟练粮食工作，经验丰富，在各工作岗位上，都能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力量。
  漳浦盐史
  李林昌
  人不可无盐，而漳浦得天独厚，称为海滨斥卤之地，食盐应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在历史上，漳浦人备尝盐的苦涩滋味，因盐而受过苦楚。
  陈元光开漳之后，还未执行唐朝对食盐的管理办法。宋朝初年的盐由政府统制，计口授盐。至景祐二年（1035年）改由商人向政府纳税领“引”（运销许可证）贩销于民。漳浦县开始设有专管盐商税的官吏。
  明朝的“榷盐”之争
  明朝初年依照宋朝初年的统制办法，由政府付工本叫盐户晒盐或煮盐，收成归仓。凡男成丁女成口（十六岁）每年配盐二斤，征米八升，叫做“盐粮”，后来收代金，叫做“盐钞”。再后来，取销了盐的配给，但征收“盐粮”照旧。到弘治年间，每丁口折征银盐一分五厘，叫做“食盐课”。自那以后，虽然盐不统制配给，也不专卖，而民众食盐已经从丁口课税，那时，人人可以晒盐煮盐，官府除按丁口向民众课盐税以外，又向盐埕、盐场课税。漳浦没有盐场，只有沿海居民在海边围筑小块地方，戽海水晒盐，叫做盐埕，也叫做盐丘。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巡按福建盐务的胡御史派官到县查勘盐丘，规定每丘在五方丈左右的，每丘年征税银三分，在七八尺左右的，每丘征税银二分。全县经查勘实有一万五千零丘，每年共征银三百八十六两二钱七分五厘。
  当时交通不便，盐外销只用小船载到近溪的圩场，或肩挑入山村贩卖。每斗十五六斤，贵的时候值银四厘，贱的时候，只值二厘。晒盐户整天在烈日下胼手胝足，可收盐二石左右，值银约六钱，买米一斗多；遇到阴雨天，便颗粒无收，晴天要积雨天粮，生活并不好过，有些晒盐户盐丘是租来的，生活就更苦。但盐丘税并不太重，还可以藉干这一行来维持生活；消费者也感到盐价便宜。
  到万历元年（1573年），实行食盐专卖，政府不再向盐丘征税。那时，省里增设盐运同知，闽南方面在泉州设南路公司，漳州在柳营江设站，专营漳州府各县盐务，一些善于钻营的人跑到那里去包税。漳浦知县房寰极力反对这一措施，向上级申述不可实行的理由。
  有人想藉盐专卖发财，向盐运司报告漳浦不执行盐专卖的情况。福建提督胡军门据盐运司报告，即饬令布政司转令漳南分守道转漳州知府转令漳浦知县，要他查议：全县人户每年约需用盐多少？每月需要用盐票多少？该征税银多少？卖盐铺户有多少？并责问：税银应不应该就于各铺户名下追纳？应不应分发给官票，叫他们凭票向晒户买盐卖盐？应不应该依限缴齐税银，于月终送分司查收累解？又查问：现在商人武益，江瑞因何不领官票凭票进盐？灶户（煮盐者）陈怀春卖私盐不纳税，该县缘何准许？卖盐铺户的名册因何不造报？公文的最后还气势汹汹地令将县里承办人员解府，以凭从重究罪！
  其实漳浦那时正被这些要藉食盐专卖大捞钱财的人搞得乌烟瘴气，省里府里的上司老爷哪里知道。
  由于本县东南滨海，西北附山，虽有几条小溪流，但如果十几天没有下雨便水浅不能通小船。山区农民和沿海渔民只能肩挑一点柴米或鱼盐跋涉几十里，彼此互通交易，由于交通条件限制，并无富商大贾、大船巨艇贩运食盐。如果山间居民几天吃不到盐便要生病，海边居民几天不卖盐就要挨饿。肩挑小贩实在肩负着两地人的生活，他们设有向官府领盐票，是因为从来没有这个规定。知县没有造报铺户名册，是因为小贩不成为铺户。所谓江瑞者，实在是庄荣、郑瑞、江美、梁正等人所串立的假名；武益者，实在是武应贞、应亨等人所串立的假名，都是一些市井棍徒，家无越宿之粮，投靠乡绅门下，请乡绅代领几张盐票，与盐官内外勾结，把持食盐，令晒盐户必须向他们交税才准发卖。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盐商，一个月不过领二十多张盐票，既不能把晒户所生产的盐都收购，又不能供应全县所有民户食盐的需要，只凭着那几张盐票，便到处威胁晒盐户和小贩，说：“我是官商，你的盐是私盐，从哪里来的？我要把你送官究办！”擅将他们的盐没收，勒索了钱财才放行。又去恐吓买盐的人，说：“你买私盐，我去告官！”同样勒索钱财。弄得百姓怨声载道，有五百多人来到县衙门请愿。他们半数是滨海居民，申诉说：“我们是晒盐户，已经交纳盐税，那些商人来禁止我们自己卖盐，又不来收购我们的盐，盐堆积一个月，有些已经化为水汁了，小民枵腹待毙。”有半数是山里人，申诉说：“现在禁私盐，要向盐商买，盐商又无盐可卖，一个月来都吃淡菜，纷纷病倒了，脚酸手软，哪里还能种田！”知县房寰将这些情况调查清楚，报告上级知道。并申说：“并没有明文准许朱怀春煮盐私卖，但自己煮一点盐自己挑去卖，这种事向例并不禁止。”房知县在呈文的最后申述实行盐专卖的弊害，说：“整个漳州府盐专卖的税收一年不满一千两银，一个县不满一百两，朝廷得到的税利只是这一点，而奸商贪官得利一百倍，小民受害一千倍。为了一百两银的税利，贻害一百里地的民众，酿成的后患不堪设想，一旦官激民变，那里用几十万串钱的军钱也难求得安定，一百两银又有什么用！所以卑职宁愿自身负罪，而不伤万民之心。何况本县所能造报的盐商只有江瑞、武益之流，于税收无益，而先有害于民。若不造报盐商名册，不令领取盐票，未免有阴挠盐法之嫌。不得已，将晒户当作盐商，全县共课银三百八十六两一钱，每银一两领票一张，不及一两的，也领票一张，共该领票三百九十七张，令他们按月向盐运司纳税领票，听任他们自己卖盐，可以让小贩挑到本县各处去卖，也可以让商贩用船载到没有盐丘的县份去卖，既保证了税收，也给民众以方便。”这一呈文送到上司，上司见说得有理，税收又有保证，也就不再强调包商专卖的事了。其实等于取消了专卖，仍然从盐丘课税，不过既然照领盐票，在手续上与别县是一致的。万历四年，房知县还特地再派人查勘盐埕，在底册上除去崩陷无存的，加入新增加围筑的七千五百八十七丘。可见政策对头，群众的积极性没有受挫伤，在三年中间就增筑了将近百分之五十的新盐埕。那时全县统计就有盐埕二万一千零六十五丘了，实丈面积一万八千七百四十四方丈六平方尺。每一方丈年征税银三分，全县每年共征盐埕税银五百六十二两三钱三分七厘，税率没有增加，而税收比以前增加一百七十多两，税银都解漳州府转解省布政司。
  但这样一来，盐商便无从藉专卖弁取暴利了，他们是不会甘心的。翌年（万历五年），就有人假冒晒盐户蔡嘉、江辙、曾塘等姓名，联呈向监运司南路分司申请，说盐丘课税太重，请求仍然采用召商专卖的办法。同时又有泉州府所属浔美人施惠等联名申请运盐由海道转入闽江往闽北销售。盐运司就想出了“藉船榷税”的办法，规定永安、沙县两县的食盐由漳浦、诏安两县供应。要漳州知县将盐船尽数丈量编号，连同船户姓名、籍贯造具清册，一式四份，分送省、府各司备案。
  但是，漳浦县沿海井尾、青山、古雷、后葛四个巡检司附近的海滨各澳只有捕鱼的船只，并无盐船，这使得新任知县朱廷益感到为难。他分析一下，认为申请改盐丘税为召商包税专卖这种事不会真是晒盐户干的，因为一旦实行专卖，盐商与盐官勾结，便可向晒盐户贱买，转手向食盐者贵卖，于供求双方都不利。为查明究竟，命令传讯蔡嘉、江辙、曾塘等人，而通县找不到这三个人，这就更证明是有人冒名捣乱。于是，朱知县向上司报告实际情况，请求仍照以前房知县所实行的，接盐丘征税办法。继房知县之后，他与盐商及盐官的斗争又取得胜利。
  可是，到万历未年，朝廷派有权势的太监到全国各地“榷税”（办专卖税）漳浦终也难免照办。全县盐税由五百六十两二钱三分九厘增加到六百零五两零四毫。
  清朝，一盐三税
  明末清初，闽南沿海处于混战局面，征盐税没有一定的章程，盐税情况无从说起。
  顺治十八年在沿海实行“迁界”，盐丘都抛荒在“界外”，食盐都由郑成功占领的海岛走私而来，盐价大涨。当时名士张士楷“咏南士”诗有“纵使蚩尤翻斥卤，岂闻斗米转升盐”之句（神话：蚩尤战败于黄帝，被杀，血化为盐）。这句诗的意思是说：就是蚩尤复活把盐回收，也不会闹到一斗米换一升盐的地步。那个时代，在正常年景下，一斗米应是可以换到十几二十斤盐的）。
  康熙二十年“复界”，盐丘开始修复，每丘征税银一钱，漳浦全县共征盐丘税五百一十二两二钱五分，税率比明朝万历年间增加三倍。另外又向盐商征税一千四百一十二两四钱二分九厘四丝，这两项都解盐运司。而省布政司于追征迁界时旧欠田赋的同时，又从新修复的盐丘身上追征迁界时旧欠的盐丘税六百零五两零四毫。由于盐丘税太重，新修复的盐埕又相继抛荒，是要多收税反至税收减少。
  由于盐丘税银不能满足官府的要求，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每丁口又征收三分零一丝四忽的盐课银。到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又另再要盐商领“引”纳税，那就是一盐三税了。盐商将税转嫁到食盐者身上，于是，官盐价格由每石三四分上涨到每升一分，沿海的人们竟然连盐都吃不起了！而晒户交售的盐价是一石只有五分至七分，他们留下自用也被以私盐论罪。当晒户们忍无可忍，揭着麻布到街上去请愿，称声若不增加收购价就要毁弃盐埕不干，吃贵盐的百姓们纷纷响应。知县陈汝咸到地解决，召集商人给予增加收购价，按等级提为每石一钱八厘。而事实上盐商也有困难，他们是要纳税兼纳贿的，收购价增高了，出售价也就随之增高。为此，陈汝咸向上级建议：撤销盐专卖，只向盐的生产者课税，没有得到采纳。
  到雍正元年（1723年）起，废除盐商包税专卖法，政府设立盐场，盐场并不是管生产而是管税收的。据乾隆四十年（1775年）统计，漳浦南场管辖下的古雷、杜浔、盐墩、浦尾、竹屿、洪丘、全坑、礁尾等八“团”的盐埕一千五百零七丘，年产盐三万零五担。三十六年后的嘉庆十六年剩下一千零四十丘，年产二万零七百三十七担八十九斤。东场管辖下的连江、积美、东坂、前亭、镇江等五“团”盐埕二千二百四十五丘，年产盐二万八千七百六十二担二十一斤，嘉庆十六年剩下八百五十六丘，年产一万九百六十六担八十斤。咸丰年间，为凑集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各种货物开征“厘金”，盐征“盐厘”，名目繁多，有出境税、入境税、落地税等。税增加了，食盐当然也就随之加价。清朝盐埕大量减少的原因在于盐税重，场价（未税）低，挫伤了生产积极性。据1935年国民党政府福建建设厅《诏浦场盐业调查报告》，清末盐的场价是一块大洋二十担，即一担只五分钱。
  民国时期，屯盐销不出，群众吃盐难
  辛亥革命以后，将清末种种名目繁多的盐税统一为一种盐税，采招商专卖法。第二年，政权被袁世凯篡夺，北洋军阀政府于1913年（民国二年）与英、德、法、俄、日列强在中国开设的汇丰、德华、东方汇理、道胜、横浜五国银行团签订金额二千五百万英磅的善后大借款合同，规定以盐税作为偿还本息的担保，盐税除盐务开支外，必须经过盐务稽核总所的洋人会办同意才可开支。那二千五百万英磅的外债本息附加在盐税里面征收偿还。漳浦在北洋军阀李厚基控制之下，设有盐榷局，专征盐税。到民国六年，粤军陈炯明入漳，派柯永权为漳浦盐榷局长，改用按乡按户摊派盐税的办法。杜浔人洪嘉植集股承包，自任局长，分由各封建族长转包。以后历经闽军臧致平，粤军洪兆麟、北洋军阀张毅的统治，更动频繁，也都是采取这一办法。生产与运销都不在管理之列，表面上看起来很自由，实际上食盐已经按户口交了税，盐的身价很便宜，晒盐户和挑贩者只能收一点工钱，利润极低，所以三者都不利。
  民国十五年（1926年）北伐军入闽，漳浦废除了苛捐杂税，盐税改向生产者征收，税率还是偏高。任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共产党人李联星率本县农民协会会员近一万人到漳州向四十九师师长张贞请愿，要求减轻盐税。张贞口头答应报请省政府办理。但不久就发生了反革命政变，没有结果。
  国民党统治时期，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公布“盐法”，规定就盐场征税，自由买卖。实行的结果于国计民生的关系如何呢？国民党官方福建建设厅，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九月《福建建设报告》第十册《诏浦场盐业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透露的情况是：盐务总署为便于征税，把盐场统得更死，将浦、云、诏、东四县的盐全部集中在东山生产（只有诏安大嵼岛以地近东山除外）。名称叫“诏浦盐场”，而设在东山。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开始“除盐范”（盐埕的边围称盐范），浦南盐场并归诏浦场后，保留下来的屿头和盐墩二盐区的盐埕全部铲除。笔者当时还是少年，而已目睹漳浦沿海一带常有盐警四出巡查，如抓到肩挑盐贩，就严惩，发现有用破瓦片盛一点海水放在墙头晒成盐以自用的，也以私盐论处。漳浦的原有盐民只好望海长叹！
  把四个县的盐集中在东山生产，东山人民是否有利呢；《报告》说到，东山处处有盐堆，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堆的，每堆三四百担至一千担以内，多是晒户所积，叫做散盐，1936年全东山堆积的散盐估计约四十万担。另一类是大堆的，叫做囤盐，每堆多到三千担至五千担左右，都是盐商大户乘盐价低落的时候向晒盐户购买或出租盐埕收而囤积的。如西埔朱宝隆号老板朱玉水和他侄儿就囤盐有十多万担之巨。其他各大户所囤盐量共有三十万担。有的已经堆了六七年了，上面所盖的稻草每二三年要加盖一次，盖一次要花工本费约二十元，又要付雇人看管的费用。而他们总是把那些老盐堆一直保留下来，另收购散盐交售外地盐商，这是由于他们手中撑握着那大量的盐，可以“大乳吓小囝”，如果晒盐户要提高价钱买给外地盐商，他可以随时削价抛出大量存盐以打击晒户，所以晒盐户只得让他杀价收购。晒盐户生活困难，只得抛下盐埕另找生路去了。《报告》说：“近来因渔盐业凋零，生计艰难、谋生南洋，实繁有徒。据闻前何一处，近来渡往南洋者有二千余人，其所存盐未售，托戚属看管，未几戚属亦外出，辗转相托至于盐主不明者有之。数年来因鱼盐无价，人民困苦万分，几至无可为活”。
  盐商向晒户收盐每元六七担至十五六担，最便宜时每元二十担，就是一担盐贵时一角七分，便宜时只值五分至七分左右。这是未出场（未交税）的盐价。税要交多少呢？每担食盐正税二元，补充抵还外债附加三元五角，还有建坨费二元二角五分，合计七元七角五分。这就几乎是未税盐价的一百倍了。（鱼盐每担只收正税五角五分，中央附加税五角，限量供应沿海地区，往往要额外交些贿款才能买到）。征税的方法：由盐商到稽核分所请求完税运销，由稽核分所填单交商人赴中央银行缴款领取税单，再到稽核分所换发准单，然后雇船到盐场采办。这些情况是杨兴勤1935年《考察盐务及改革意见》里面说的。收购价是浮动的，销售价也是浮动的，只有盐税率是固定的。吃盐的人贵买，晒盐的人贱卖。盐民既生活困难，便纷纷抛弃盐埕，改营别业，有的出洋谋生，盐埕每坎从前售价一百多元，到那时只值三十元以内，有的毁坏不修，成为废坎。据国民党福建省建设厅的那份调查报告，诏浦盐场辖下各盐埕原有17071坎，至1936年停晒者5047坎，占百分之三十。盐滞销，盐税当然也就大大减少。
  当时盐价低落的原因是内陆运输困难，主要靠海路运销一途。本来主要销路在广东，后来广东自己产盐，闽盐销路大减。有时菲律宾来运，盐价就上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九月，每担由七分涨到一角二分五厘。翌年，每担又涨到二角二分。盐业有了好转。可见只有打开销路盐业才有前途。但是，再过一年日本就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海运不通，沿海公路破坏，盐只有靠肩挑内运一途。要挑到龙岩才能由汽车转运江西。
  抗战期间东山在日军威胁下，漳浦县盐埕才于民国廿八年（1939年）部分恢复。复设浦南场，下辖西浯、屿头、盐墩三区。而漳浦人仍然要吃贵盐。尤其是，自民国三十年（1941年）起，国民党为围困革命根据地而实行计口授盐，设盐子店负贵专售，每人每月只供盐八两（旧制、八两即半斤），群众吃盐就更困难。民国三十三年改为每人每月供应十二两（旧制），群众用盐还是紧张，因而私盐很盛。福建盐务管理局辖下有一支宠大的盐警，还要于民国三十五年函请省政府派队协助查缉浦、云、诏、东等县私盐，可见沿海住民为求生而冒险晒私盐的情况是如何严重。
  与群众没有盐吃作鲜明对比的是，屯盐运不出去，露天堆放于晒区各地。抗战胜利后情况未改变。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六月，福建省第五区（相当于今漳州地区）行政督察专员郭醇在视察报告中说：“东山屯盐过多，无法外运，盐务局积欠盐民款项，因而多数停晒”。同年漳浦县长郑有泰也在巡视报告中说到，漳浦的盐埕都荒废了，盐民失业，生活极苦。漳浦与云霄县交界处的东坑地方，竟然让“盐山”把抗战后没有通车的龙诏公路经过那里的路段占据了三百四十二公尺。盐有四堆，共二十一万担，抗战胜利后要修复公路，盐山必须迁走。省盐务管理局计算一下，迁移费需三百万元，请求将公路暂且改道。省建设厅着云霄县政府查复。云霄县政府勘复：“堆盐地方前溪后山，无法改道”。省盐务管理局一再请求通容，暂缓迁移，一面力求打开销路。好在龙诏公路久久不能修复，那些盐才得从容由海路运往厦门，销日本换物资。
  一面是“生产过剩”，盐民失业，一面是群众吃盐困难。在旧社会，不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盐的味道都是苦涩的。
  今日盐价
  邱文才
  商品盐价格自五十年代制订至今。一直没有变动。近几年来，由于几次调整工资，退休工人增加及制盐工业原材料大幅度提价，形成制盐行业生产成本大大高于出场价格的畸形现象，造成制盐企业岌岌可危的被动局面。经过各条途径多方面向上反映，1984年十月下旬，国家财政部下文将每吨盐税由142元减为127元（每吨减税15元），但实际分到企业平均每吨只得66.59元，一级盐从原29元提高为33元（提高4元）。即使是这样，企业仍然无法生存下去。盐价问题，还必须进一步实行改革，为便于考察价格对制盐行业的影响，现将漳浦县竹屿盐场经营情况进行一番探讨，并对今后盐价改革提出儿点粗浅的看法。
  （一）
  竹屿盐场建于一九五八年春，至六〇年四月投产，是具有24龄的老企业。该场现拥有盐埕面积47754公亩，职工1152人，分为6个作业区及2个代管队，是我省制盐行业中规模较大的一个企业。
  建场以来，（截至83年12月31日止）该场为国家生产商品盐71.83万吨，实现利润总额387.18万元，盐务专款（上缴省盐务局）830.74万元，销售税金3288.3万元，共为国家提供积累4506.15万元，为基建投资354万元的12.73倍。
  但是，近年来，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该场工业总产值升中有降。生产成本逐级上升。债台高筑。截至八四年10月算帐，实欠盐税78万元。盐务专款57.80万元，贷款16万元。战备盐款62万元，共计欠债务213.80万元。从八四年7月份开始全场干部职工只领取80％的工资，俟八五年年终产值产量任务完成后，一并补齐；但截至10月10日止实际产盐量只有1.29万吨，只完成全年任务3.5万吨的36.77％。看来，该场倘若不实行彻底变革，不仅领取全薪的希望极其渺茫，而且、扭亏为盈、摆脱困境的愿望也只能徒具空想。
  （二）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竹屿盐场从六十年代财政收入的骨干企业，一跌而为财政上一大包袱，成为一个扶不起、甩不脱的三类企业呢？是领导力量薄弱？是企管措施不力？还是制盐工人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下面，我们就对制盐行业衡量企业经营效果的几个经济指标来进行一番剖析。
  左右盐场经营效果最主要的指标是：产盐量、销盐量、产盐的单位成本以及价格问题。
  一、先看产盐量六十年代全场具有47754公亩盐埕埕，年均产盐量2.62吨，最高年价为1968年的4.25万吨；七十年代盐埕面积不变，年均产盐3.28万吨，到了八十年代的前3年，同样的盐埕面积，平均产盐3.28万吨，最高是1980年，年产量4.24万吨；最低一年是1983年的2.51万吨。
  产盐量高低的决定因素除了取决于生产工人的劳动效率外，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气候条件，与农作物生产相同的问题，由于限于目前的科技水平及生产措施，设备条件尚未达到“人定胜天”的水准，一遇阴雨、台风，就实在没有任何妙法可循。唯一能够办到的便是尽可能人为地减轻大自然的惩罚。譬如最严重的1983年降雨量达2182公厘，阴雨天竟达182天之多。同时，还发生“4·9”、“5·11”、“7.25”台风，尤其是最后一次台风，给全场造成了毁灭性破坏，因而，决定了这一年产盐量的低水平。
  二、如果说产盐量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创造有形的经济价值的话，那么，销售指标完成的好坏，即决定了企业所创造的劳动价值最后实现的程度。销盐量指标没有完成好，会导致许多技术经济指标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如利息额增高，损耗率上升，覆盖物支出增大等）。
  该场六十年代年均产盐2.62万吨；七十年代年均产盐3.2万吨；八十年代前三年平均年产盐3.28万吨；从销盐环节看，六十年代产销基本平衡，七十年代产略大于销，到了八十年代出现了产销较明显的不平衡。
  三、应当公正地说：盐场亏损的关键性原因在于价格。
  最近，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我国现行的价格体系，由于过去长期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其他历史原因存在着相当紊乱的现象，不少商品的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商品盐价格的弊端正是在这种“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的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上。它是《决定》中所阐明不合理表现的“不同商品之间比价不合理”及“一些矿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偏低”的类型。因而，调整改革商品盐的价格，势在必行。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参考以下几组数据：
  1、出场价：廿四年来一级盐每吨29元一直没有动。尽管今年10月国家财政给我省减税15元，一级盐由29元提为33元，但仍然偏低（未正式执行）。
  2、工资：
  两个不同年代抽样对比表
  制盐业工资所占比例很大，该场83年总成本105.49万元中，工资77.15万元，占73.13％；此外，六十年代尚不存在退休工人问题，到83年底已有退休工人168人，付出退休者工资及福利费9.89万元，也占总成本相当一部分的比例。
  3、其它原材料：
  制盐原材料比价表
  注：以上单价系指国家牌价加到场运杂费，但杉、杂木等三材国家分配量很少，常常要买议价，因而就要大大高于此价。
  4、产盐单位成本
  由于上述原因造成：
  八三年每生产一吨盐单位成本比出场价高出11.03元。试想：五十年代的价格，八十年代的生产成本，盐场咋能不亏？八三年全年产量2.51万吨，就必须赔本27.69万元。
  （三）
  一、据到外地调查行家介绍：盐业在国内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产销上有不易克服的矛盾，逐渐偏滞。一个企业不能在一棵树上拴死，盐场要发展多种经营，尤其是养殖业和运输业；年运输三万多吨商品盐到厦门，是一个十分可观的运输潜在条件。该场现已有千吨拖驳一艘，要充分发挥其运输效率，必要时也可以搞投标招贤，以利提高经济效益，在资金周转较缓和时，即应着手增置运输机具，夺回运输市场。
  二、食盐在各级分利问题存在着严重现象，每吨食盐的200元中，税金拿去142元，省局专款拿去11.80元，地区级公司拿去15.20元，而企业收入却仅有31元（包括生产成本及利润），企业生产每吨盐赔本10元左右，生产越多，赔钱越多。
  省、地分成比例过大，不利于调动企业生产的积极性，是否请省、地两级适当少分利一些，企业收入每吨应在44元至45元左右为宜。
  三、盐税地方财政没有分利，建议适当给点利。1984年竹屿盐场税金86.95万元，县财政仅留成1％，合0.87万元；但财政局去年却拿出12万元作为该场的亏损指标，得失相差甚远，并且，84年元月份后还把此留成规定全部取消，显然更是不合理，建议地方财政应有2-3％提成比例为宜。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五日
  漳浦铝矿的“发现”
  陈万年
  漳浦物产丰富，素有“金漳浦”之称。只因长期的封建统治，人民过着“捧金饭碗讨饭”的日子。漳浦的铝矿，质量全国第一，其分布地区达一百华里左右，北至前亭、马坪、佛昙，经赤湖、将军澳，南延深土一带。有的地方散露地表，俯拾即是。但在旧中国，一般人只知道雪白发亮的“钢精”用具美观而实用，却让漳浦的铝矿长眠地下，埋没良材。那些露出地表的，更被人认为“绊脚石”。最多的用途只是筑猪圈、围菜园。因为色赤褐，被称为“腌臜石仔”。
  而日本帝国主义为其军事工业的需要，却老早就对这里的铝矿垂涎三尺。他们在还没有军事占领的中国地方，早就派间谍刺探情报，连地下矿藏也给摸清了。国民党政府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接收台湾，在日本的档案中发现记载漳浦铝矿的图纸，才有充分认识。但早先也并不是中国人对此毫无所知，当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福建省土壤地质调查所派工作人员宋达泉、俞豫二人到闽南调查土壤时，就对这一带的“砖红壤”发生兴趣，采取若干结核，经分析后，知道其中含氧化铝及“灼失”（GiBBSite）量很高，而所含矽气很低，知道那便是铝土矿，当即向上级提出报告。铝土矿在中国很少发现，当时，资源委员会的专家谢家荣在贵阳研究贵州的铝土矿，正为贵州的铝土矿质较次而惋惜。因为贵州的铝土矿属于一水氧化铝，不适用“拜尔法”炼制。（注：拜尔法为生产氧化铝的重要方法，因化学家拜尔研究成功而得名，其法是将铝矿石与苛性纳、石灰一同湿磨，用高压浸出，使矿石中的氧化铝成为可溶性铝酸进入溶液，经结晶、煅烧而成氧化铝，比烧结法简单、省费，但只适用于含氧化硅较少的优质铝土矿石）。谢家荣根据宋达泉的报告，知道漳浦的铝矿石是玄武岩风化而成，与印度的矿床相类似，按照其含“灼失”量很高这一点，可知道为三水型铝矿，适宜于“拜尔法”提炼，早就想到漳浦测勘究竟。由于抗战期间国民党当局简直视沿海为弃地，严令将原有简陋的机器内迁尚且犹恐不及，不会想到在沿海开发什么矿藏，对漳浦铝矿的测勘也就没有进行。
  日本在台湾建有炼铝厂，原料专靠南洋和印度运进。帝国主义者梦想有朝一日占领了闽南陆地，能从漳浦运原料到台湾提炼。后来却由于侵略战争的失败，炼铝厂随整个台湾岛都必须归还中国。而国民党接收了台湾炼铝厂，却无法开动机器。及至美国财阀雷诺来到台湾，一看到那炼铝厂的残骸，垂涎欲滴，当时台湾省主席魏道明让雷诺得优厚利润，才补充设备，准备开炉。但是台湾本地无原料，由南洋和印度运进路程遥远，成本高，更主要的是必须付出外汇，在当时外汇困难的情况下，很难得到充分批准。因而原料供应的目标就转向漳浦。1949年（民国三十五年）谢家荣率同沙光文、王承祺、龚铮一行由南京乘飞机抵厦门，会同台湾炼铝公司派来的乔振离、黄真来到漳浦矿地查勘，认为东吴山的矿石最优良，而且矿赋生地面，开采最容易。谢家荣等回南京后，即将地形、地质、矿床概况、交通条件等写成材料上报。（是一篇研究论文，当时属于首创，很有价值，现在这些资料已经普及，原文较长，篇幅所限，故不刊载）。
  漳浦的铝矿石俯拾即是，不必设矿开采，只要坐地收购就成，漳浦有的是廉价劳动力。当时，漳浦赤湖人“监察委员”陈达元任台湾警备司令部调查室主任，台湾炼铝公司经过与他接洽，于1947年夏从高雄港调派轮船开到漳浦南境港、将军澳一带装运铝矿石。那时“法币”已经贬值到没人要的地步，“台币”又不能在大陆通用，只得由台湾运来大米发放工资。陈达元推荐其在赤湖家族中的当权者、亲兄弟陈友道和敦柄村有地位的陈成章为发放工资的经理。规定铝矿石挑到海边的具体地点，每吨发给工资24斤大米。
  1947年是漳浦旱灾严重的一年，远近农民听说“腌臜石仔”可换到用钞票不能买到的大米，纷纷由深土、赤湖、湖西、佛昙等地跑到将军澳、南境一带海边拾铝矿石，每天有数千人。因为人多，秩序很乱，有的辛辛苦苦拾来一大堆矿石，转身再去拾时，却给恶徒抢走了。争吵、打架的事不时发生。后来每吨矿石加上一斤大米给保长做“看头钱”，金塘乡长林茂财和赤湖乡长陈连盛从中不劳而获地捞一大把。劳动人民只是“饿换饱，饱又换饿”，度过饥荒而已。
  由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改组而成的经济部曾于1947年（民国卅六年）依照《矿业法》第十条规定，宣布“漳浦赤湖周围之佛昙、东吴山一带的铝矿为国家保留区，禁止开采”。而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却接纳美国电气公司地质专家西来曼带一批人到地查勘。西来曼等一行于七月三十日抵达厦门，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即向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海澄、漳浦二县县政府发出特急密电，令他们“妥为招待并派人切实保护”。
  解放后，北京派地质专家到漳浦实地测勘，认为漳浦铝矿质量全国第一。全国各地大学，博物馆都来矿场采取标本。1958年在深土建起了铝矾石选矿场，把大量经过精选的矿石运到厦门铝厂炼成铝锭，支援本省及全国各地四化建设。
  漳浦织染业的兴衰起落
  李林昌
  漳浦自古是渔米之乡，桑麻之地，农家男耕女织，妇女除料理家务之外，要采桑叶、养蚕、缫丝、绩麻、纺纱、织布。一般女子从小学习纺织。有俗谚说“跟好人行有布可经，跟坏人行有子可生”。织布虽是家庭副业，却是妇女的正业，不织布，便是不务正业，只有被坏人带坏的女人才不务正业。
  种桑是用以养蚕缫丝。丝制品之一是绢，质地柔爽，比缎和锦都薄而且坚韧，多数用作书画和室内装璜。这种名贵物品在明清时代的漳浦是一种土产，《漳浦县志》（以下简称县志）物产志有记载，并说“出横口者佳”。《县志》是明朝中叶始纂，清朝初年续修的，这说明，明清时代漳浦种桑养蚕缫丝制成商品的盛行。横口作为产地之一，不过是比较著名而已。佛昙港有两个小岛，叫大桑、小桑，《县志》说以适宜种桑得名。后来改写成“岱嵩”“小嵩”。地名的变更，说明养蚕业的从繁盛到衰落。
  绢是比较高级的制品，而较多地是将蚕丝制成一种粗绸，叫做施紬，只是比粗布高级一些，是做衣服的料子。另有一种质地较好的白绸，为富家所用。
  农民自己用的布料，最多的是棉织品，但漳浦古代还没有棉，只有麻布和葛布，那历史可追溯到东晋设立绥安县至南北朝期间，这可以引证南朝刘宋皇帝的使者沈怀远来到这里所写的《次绥安》诗。诗在用“阴崖猿昼啸”表达山间的荒凉情况后，以对偶句“阳亩粳初熟”体现平原稻田的丰盛景象，紧接着是一句“稚子练葛衣”，这就和盘托出了一个有耕有织的农业社会概貌。古时用以织布的葛，流传到明清时代还是重要的衣物原料之一，在民国期间还有很多人用作夏衣。葛是一种豆科藤本植物，葛根是一味中药，含淀粉，可食用，但当时的人们主要是取它的茎皮纤维织布，叫做“葛仔布”。比葛用得更多的是苎麻，漳浦话叫做“袋仔”。还有一种蕉麻，只会开花，不会结蕉果，也是取它茎皮的纤维，织成的布叫蕉布。《县志》说它质地硬而且脆，染成红色极鲜艳。这就只适宜作饰物而不大适合缝为衣服了。又有一种叶子形状类似王梨（菠萝），而长度与龙舌兰相等，类似剑麻的，叶纤维叫做“王梨丝”，织成夏布，轻松而且耐穿。质地较次的是青麻，即苘麻，锦葵科，一年生草本；最粗的是黄麻，一般只用作麻袋和绳索，穷人也做为衣服，但要染一染，否则便是“孝男衫”。以上所说种种麻、葛，有的取茎皮的纤维，有的取叶纤维，都要先绩成线，然后织布，一“规”布要经年累月才能完成。到宋朝至元朝，才由海南岛传入棉种。由棉成纱，则是用纺车纺，比用手绩麻要快。由于棉布保温性能好，也较耐穿，所以植棉事业很快就在漳浦发展。而由于葛、麻穿着比较凉爽，适宜作夏衣，所以也不会完全被棉取代。
  旧时漳浦的棉不是现在北方那种陆地棉，而是《县志》称为木棉的。但不要误以为是木棉树。木棉树一名攀枝花，漳浦方言讹音为“斑芝花”，简称“斑芝”。是一种落叶大乔木，高达三十至四十米。果铃内的棉纤维无拈曲，是不能纺纱织布的。漳浦旧时用以纺纱织布的所谓木棉其实是海岛棉，一年生草本或多年生灌木，果铃中的棉纤维细长，可以纺细纱织细布。《县志》说“民间园辅多种之，其种有七八尺者，可耐久，有仅高二三尺者，则岁一种。熟时其实如裂，中绽出如棉。”按所记载的树形，是属于锦葵科的海岛棉，从前漳浦也叫做木棉，而别称现在所说的木棉为“斑芝”。《县志》又说“木棉”一名吉贝，织成的布叫吉贝布。按吉贝是马来话KaPCK的音译写法，漳浦方言叫“胶簸”，因流传已久而不知为外来语。其实吉贝树就是美洲木棉或称爪哇木棉，是属于木棉科的落叶大乔木，高三十米左右。东南亚广泛种植，漳浦并没有。把海岛棉叫做“胶簸”，后来并成为所有棉花的泛称，是东南亚归国华侨误称，民间以讹传讹；《县志》采用书面写法，把海岛棉称为木棉，一名吉贝，与真的木棉（攀枝花）和吉贝（爪哇木棉）混淆，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植物分类学所致。《县志》记载由棉到布的处理过程则简而明，说“土人以铁鋋（一种用滚轮带动的脚踏机具）碾去其核，乃用竹木为弓，牵弦以弹，弹后以车纺之，抽绪缀缕，织以为布，品类颇多，近以斜文织细花者为胜。”“近”字指清初重修县志前的一段时间。就是说，漳浦民间织布业发展到明清时代，品类已经很多，有了质地较好的斜文布，还有织细花的布。
  由于民间纺织业的旺盛，染布业应运而生。据赤湖陈姓族谱记载，他们的始祖（陈元光的第二十五世孙）陈道明于南宋理宗景定年间（1260—1264年）由漳州之东的陈洲迁居赤湖，以染布为业，发展成规模宏大的染布作坊，远近知名，号称“陈染”。当年染窟古迹至今尚存。道明传长子孟业，子孙迁居湖西设分号，称“上陈染”次子仲业子孙居赤湖称“下陈染”，这一染布世家经元朝，至明朝，盛行不衰。染布业的盛行，意味着民间织布业的兴旺。虽然当时漳浦并没有专营织布业的，但“男耕女织”几乎遍及每一个农家，总的产量就相当高。
  染布是专业的，而原料也来自农业。青色、蓝色用蓝靛，漳浦土名“青仔”，用爵床科的马蓝叶制成的叫“大青”，用豆科木蓝叶制成的叫“小青”，是以农作物叶子的大小为区别。染红色用红花。红花即芫花，瑞香科，落叶灌木，春季花先叶开，萼似鸡冠，是一种中药，但当时主要用作染料，采花捣烂晒干为红花饼以备用。染紫色用紫草，古名藐苡，紫草科，多年生草本，根含紫色结晶物质乙酰紫草素，也是一种中药，而我们祖先也是主要用来染布。
  民间织布业与染布业相辅相成，世代流传，染布业的兴盛显示了织布业的繁盛。两者自古都是漳浦经济的重要构成部份。而到清朝末年就衰落了。自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操纵了中国经济的命脉，我国原有社会自然经济的基础受到破坏。尤其是在政治上，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下，海关大权操在帝国主义手里，洋货进口有种种优惠条件。洋纱、洋布和其他洋货大量涌入，土布受到打击，以至一蹶不振。染布业随之衰落，更兼化工染料输入，经济价值较高的染料作物失去市场。加上三座大山压迫下的其他种种原因，农民日趋破产。
  封建社会没落，资本主义抬头，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工商业虽然有所发展，却是难以和潮水般涌入的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相竞争。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陈雨苗购进新型织布机十多架，在旧镇创办“民生织布厂”。从旧镇进口洋纱洋布，用手工操作。这虽然还是一种手工业，但已经从农村家庭副业的原有纺织业向资本主义工业跨越。而在洋布倾销的情况下，没有竞争能力，不久就倒闭。在那个年头，不但农民破产，手工业破产，就是民族工业也很难存在。
  抗日战争期间，海口封锁，沿海公路破坏，物资奇缺。但中国人民是善于克服困难的，农民植棉种麻，漳浦民间纺织业稍有回苏。除主要为了自用的农家副业以外，并产生了一些生产商品的小规模作坊，尤以佛昙方面为最多，港头一村几乎成了纺织村。而一旦战事结束，海上交通恢复，那些小作坊便失去存在的条件，自动收盘；农家的纺织副业也就近于绝迹了。
  解放初，本县曾创办一个纺织厂，不久也就因为不具备优势而停办。就现在而言，漳浦几乎已经没有织染业，但在这农村向多种经济发展的时代，那种“男耕女织”的经济结构还是值得回顾的。
  在台湾久享盛誉的漳浦菜籽
  桂林
  名称为“山东白菜”而产地在漳浦县。这种白菜是卷心的，闽南话叫做“包蕾”，味道鲜美。人们习惯将它连根拔起，用小绳子系着，倒挂在屋檐下，经久不坏，而且越久味道越鲜美。
  为什么叫“山东白菜”？是由于原产地山东省，这有一个优美的传说。据说全中国的孔子塑像只有两尊是全身的，一尊在孔子的老家曲阜孔庙，一尊在漳浦孔庙。漳浦的这尊孔子像还是特地到山东曲阜去运泥来塑造的。曲阜农民培育的卷心白菜籽在成熟的时候掉了一些在土地上，漳浦人去取泥土，就把白菜籽也带来了。带有菜籽的泥土掉一些在漳浦土地上，经过雨淋日晒，种子萌芽，长出白菜苗，于是漳浦开始有了“山东白菜”。人们发现它味道特别鲜美，就培育种子传播开来，受到远近欢迎。漳浦海上交通起源很早，从几千里以外的儒家圣地运土来造圣像，这种事并非不可能，如果这一传说属实，“山东白菜”在漳浦安家落户早在宋朝，因为漳浦的孔庙始建于宋朝。但传说总是不尽可信，不过，漳浦的“山东白菜”种籽来自山东可无疑问，正如漳浦现代从天津引进的凤尾菜称“天津凤尾菜”，从上海引进的青菜叫“上海青菜”一样。
  自从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尤其清朝统一台湾以后，闽南人纷纷到台湾开发土地。漳浦老乡将“山东白菜”种籽带到台湾，很快便在那里繁殖开，受到农民和消费者的普遍欢迎。
  说也奇怪，这种山东白菜以漳浦县城北门外辕门、舟市等村的地道种籽为最好，卷心卷得特别结实，味道特别鲜美，隔夜的剩菜回锅重烧不会含酸味。所以台湾农民种白菜非漳浦辕门、舟市的地道种籽不要。自清朝以来，这里的农民每年都到台湾各地去兜售自产的白菜籽。同时，赤湖西潘一带的萝卜因产量高、味甜等优点而在台湾盛行起来，台湾的农民也是喜欢赤湖农民亲自去售的自产种籽。如果是商贩去售，必须持在台湾已享有信誉的产地农民介绍信。为防假冒，台湾农民对陌生客是不敢贸然相信的。后来就有原籍漳浦的台湾人在各重要的镇市设店专售漳浦菜籽。为顾信誉，非地道产品不进。
  自从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台湾与大陆隔绝。中国经过八年抗战，胜利后收复台湾，漳浦的蔬菜良种才恢复在台湾畅销。自蒋介石退踞台湾，又形成另一道人为的鸿沟。填平这一道鸿沟是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共同愿望。
  漳浦县第一条公路——浦镇公路的诞生
  阮瞻仰郭祖柴遗作
  民国十六年（1927年）八月，漳浦东区狮头乡黄姓与石柄乡陈姓因迎神演戏发生械斗，以张贞为师长的四十九师驻漳浦团长卢振柳率队前往镇压，责成双方族长从此息事，并保证不得再生事端，别无其他处分。而作为石柄村族长的国民党县党部首要之一陈雨苗串通劣绅王化宣、陈大庆、柯怣红、蔡熊等，假藉卢团长名义，勒令狮头乡缴出罚款一千元，坐地分肥。县里的黄姓头面人物将情况报告卢团长，卢团长查明属实，将陈雨苗等五人扣押，各罚款一千元，作为开辟环城马路经费，从城西北“倒城隙”（现公交汽车站地方）至东门兜，折旧城垣改建环城马路。漳浦兴建公路之议亦于是时肇其端。
  翌年（一九二八年）春，卢振柳与县长卢义声倡议整理杂捐，改私下承包为公开投标承包，提高了指标，每月增加财政收入五百元。同时，废除了承包钱粮（田赋）陋规“进门礼”（原来要承包者须先缴纳一千三百元为进门礼），将此款连同杂捐增收额拨作兴建漳浦城通往旧镇公路经费。
  兴建浦镇公路之议既定，于是备器材，派民工，分段开筑。是年夏，十四公里之简易公路历时半载而告成。当时所派民工达数千人，大都出自公路左右各乡村，纯属义务劳动。
  是时适有台籍同胞绰号大古南生等二人（姓名待查）愿将其私有汽车由台湾起运来旧镇投入营业，并亲自传授驾驶技术。由旧镇商家“五行”合股，纳入台籍同胞之车辆二辆为股份，组成漳浦乡车协作社，共有汽车六辆，于当年七月二十九日通车。
  后来此路纳入龙诏千线（由漳州经漳浦、云霄至诏安分水关），由蔡竹禅等集资于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组成龙诏汽车公司，向福建省建设厅租得路权专利十五年。漳浦乡车协作社宣告结束。
  从“海滨汽车公司”到“镇雷公路”
  李文章
  古雷半岛自古属于漳浦县，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划归东山建县。行政区域有别，而由于地理因素，经济上总是脉脉相连。民国十七年（1928年）漳浦县第一条公路一一县城至旧镇公路通车。若能再由这一干线开辟一条支路通古雷，符合两地群众愿望，更为商家所需求。
  民国十九年，漳浦人联合古雷人，主要以范威毅、陈阳山、张隆古、林安国、蔡泽源、刘树勋、林义法、林为国、蔡扬武、林邦、林伟等，发起组织“海滨汽车公司”，打算从县城通过浦镇干线二十华里，从旧镇新筑五十华里，经霞美达于古雷。这事由范威毅为主，拟定工程计划及建筑预算，通过漳浦县长张瀚向省建设厅申请，以为必能像浦镇公路一样顺利诞生漳浦第二条公路。
  而等到的省建设厅对漳浦县长张瀚的指令（发文日期民国十九年七月十六日）说：“呈及附件均悉，据称范威毅等组织海滨公司，拟筑自漳浦旧镇起，经霞美至东山古雷止之汽车路，其间通过浦镇干路二十里，究竟是否可行，应俟省公路局转饬漳龙公路分局查议具复并妥拟立约收租办法报厅，再行饬遵。至该路经浦镇段以外，尚应新筑五十里，按本省建筑公路工程法规定，至少约需工程费十六七万元，乃核现呈建筑预算书，仅估需六万余元，具送计划亦太简单，似此草率敷衍，势必不堪行车，应俟漳龙分局查复后再行检发工程法规，令县转饬该公司重新勘估设计，另编详细计划预算及详图，并验明资本，呈厅核办。未经本厅核准立案之前，勿得擅行兴工，致干究罚，并仰饬遵。此令。”
  由于建设厅要求太高，“海滨汽车公司”就流产了。民国二十年以后，浦镇路纳入龙诏路干线，而由旧镇至古雷的“海滨”公路暂不建筑。
  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为福建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设在漳浦的次年，专员兼漳浦县长朱熙命令漳浦、东山两县县政府征召从霞美至古雷路线所经各乡村民工分段建筑土方，略修路面。粗具公路规模，便由陈建和、陈阳山、吴玉如、林充国、黄抉云、王醒夫、林衍庆等，于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联名申请承租由旧镇通车至古雷的路权。给专员公署的呈文说：“窃查镇雷公路自旧镇起，就龙诏路浦云段公路南行约十华里，至霞美分岔，东经北江以至东山县辖之古雷，过澳角海峡轮渡，三十分钟即达东山县城，实为漳浦、东山两县交通最捷支路，全线计长七十五华里。沿路均系沙漠平地。出产鱼、花生、大豆、葱蒜颇为丰富，苟能由旧镇运载柴米肥料及日食杂物以与交易，必于改良农渔民生活大有裨益。仰佩钧座（对朱专员的敬称）有鉴及此，于去年设立镇雷公路工程派出所，分饬漳浦东山两县政府转饬所属附近各乡村壮丁分段开辟，并蒙钧座设法拨垫该路所有行政员役薪公杂费及桥梁涵洞建筑费用。兹幸次第完成，略修路面，粗堪通车。况公路既成，若不通车养路，不久将告崩坏，殊为可惜。建和等不揣昌昧，爱敢依照汽车路承租办法，拟集资一万元，组织民办镇雷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购置汽车行驶镇雷公路，以利交通。为此，理合先行备文申请钧长察核，恳乞俯赐转呈省政府核示准予承租通车，然后备具各种手续补请立案。……”专员公署将这一申请转报省政府，并加上按语：“该商民等所称公路既成，若不组织公司行车养路，不久即行崩坏一节，系属实情，可否准予依照本省长途汽车路承租条例，组织公司承租行车，理合据情转呈钧府察核示遵。”
  这一申请很快得到省政府允准。当年十二月下指令给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呈悉。仰转饬陈建和等先行拟县公司章程，营业收支预算、创办费收支概算呈候核办。至旧镇至霞美一段系龙诏汽车公司专营路线，镇雷通车经过该段，应先向该公司商洽月缴相当养路费，以便通过，仰转饬知照。”
  该“镇雷公路”路基不实，行车障碍重重，经营不久便停业。抗战结束后没有修复。1949年九月漳浦解放后，立刻将支前公路修到古雷，为解放东山岛服务。后来又新建“杜古线”，从杜浔至古雷建成正规公路，成为海滨交通要道。
  漳浦人与龙诏公路
  陈旺寿
  龙诏公路千线沟通闽粤，由闽南交通枢纽的龙溪（漳州）经漳浦、旧镇、霞美、杜浔、沙西等乡镇，从北旗入云霄县境，至诏安分水关与广东公路衔接，同这几县经济命脉息息相关。全线计长345华里，路基是由路段所经的县份征派民工无偿劳动修筑的，征用土地也无赔偿。路线在漳浦境内最长，漳浦人负担最重。土方工程由县建设局负责（当时局长为长桥乡人黄秉钧）。钢筋水泥结构的桥梁涵洞由省建设厅公路局构造，而早先漳浦已完成县城至旧镇一段，桥涵是漳浦人建的。（详见本辑《漳浦第一条公路的诞生》一文）。
  在全线桥涵未完成时，即由蔡竹禅等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集资组成龙诏汽车公司，向省公路局承租路权专利，期限定为十五年，届期得优先续租。租金是采取按工程费计息的方式。租约规定：在各项大桥未全部完成以前，每华里工程费暂以三千五百元计算。各项大桥梁全部完成以后，每华里工程费暂以五千元计算。按本计息分为月息（大桥未全部完成以前）六厘（全部完成以后）八厘两种交纳路租。在承租期内，如有增加工程或改良路面时，其路租应依照所增工程费按本计息增加缴纳。大桥未全部完成以前，月息六厘，每月路租二千二百四十五元。全完成后月息八厘，每月路租一万三千八百元。未全线通车前，自民国二十年二月十六日起每月二千六百元。至迟在民国二十年年底应全线通车。因天灾事变在半个月以上不能通车期间停收路租。在通车于漳州至云霄以前，由龙诏公司提前借与省公路局十七万元为筑造未完成工程之用。第一期付十万元，于民国二十年三月至五月三个月内交清。利率为每年六厘，每三月付息一次，在路租项下扣抵。还本的方式是：自纳租之日起每三个月于应纳路租项下摊还一万元，每年四次至还清借款为止。路租三个月缴纳一次，每年定于一月、四月、七月、十月作四次缴纳。在各项大桥未全部完成以前，每次缴纳二万一千七百三十五元。在通车全线后，每次缴纳四万一千四百元，在未全线通车之前，可以通车的路段每月缴纳一次计二千六百元。
  当时经营汽车运输，处境相当困难。虽然龙诏公司的董事都是漳州的头面人物，还是时常遇到军政机关任意派车，官兵、侦探、流氓乘车不买票的事。有一次，旧镇车站站长蔡铭江竟被四十九师师长张贞的护兵（警卫员）纠众欧打，险些致命。
  汽车公司以血本关系，常常不能按时开车，要等到客满才走一趟。乘客有时等了半天，还是走不成。如果是客多，连车顶也坐人，极不安全。车厢里更是人货混装。座位是两边车窗下各置一条木板，乘客面向而坐。中间放置货物。即使是这样的汽车，在几千年来必须负重中跋涉的漳浦人心目中，还是投之以羡慕的目光，能有机会坐上几趟，便认为受福不浅，感到自己辛苦劳动的血汗没有白流。但是不上几年就无福享受了。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翌年五月十二日厦门沦陷。国民党患恐日病，闽南沿海公路破坏，漳州各汽车公司的车辆全部被省建设厅强制迁入闽西，有的被封用，龙诏公司迁到龙岩的车只剩下两辆。
  同时，海路受封锁，从此，漳浦的土产如芦柑、荔枝干、红糖、米谷、花生油等只能靠肩挑运往官浔或漳州市，从水路转石码外销。由于运输不便，销路呆滞，生产大减，民生凋敝。
  1945年抗战结束，原先由漳浦民工建筑，又由漳浦民工破坏的公路土方，这会又必须由漳浦民工来修复。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派民工干了一冬，表面上是把洼窟填平了，但路基并不坚实，而最困难的是修复那些被炸毁的桥梁，直拖到1949年解放前夕，还是不能通车。这是由于龙诏公司与省建设厅办交涉拖延了时间，以后物价飞涨，经费困难。
  抗战结束后，龙诏汽车公司代表蔡竹禅于民国卅六年二月十七日给省建设厅的呈文说：“窃查龙诏千线汽车公司系民国二十年间创立，当时竹禅参加发起，且曾任董事并充经理职务，后因另创漳龙汽车公司主持业务，未遑兼顾，乃辞卸经理，仍居董事地位。迨抗战起，该公司经理庄宗芳经营未得法，致成残局。值兹胜利，各路次第复业，经该公司董事会推竹禅负责主持龙诏公司复业事宜。查最近省府颁布奖励民营事业修复公路办法，龙诏公司正合条例。谨将前订承租合约一本，借款合约一本，（民国）廿五年三月十三日）建设厅指令计字第935号截留借款原文一纸，共计欠数二十万零三千一百五十九元三角七分，此后历年增加借款应领利息，未列入，因所有手续由庄经理带赣，容俟另行清算外，谨抄原文附呈钧察，乞将修复该线桥涵图样发下，以便照标准修复。租约问题应如何处理，请示。”
  这时，省建设厅正为“国道”问题大伤脑筋，原漳龙（漳州至龙岩）公路已准由漳龙公司修复桥涵，只差漳州至靖城一段未完成，忽然国民党中央政府要将漳龙公路收归国道，不准商营，漳龙公司董事长蔡竹禅以血本关系一再交涉，尚未有着落。今蔡竹禅又代表龙诏公司提出十五年前的承租和借款合约，要求重建桥涵，继续路权专利。省政府内部几经磋商，于民国三十六年六月十二日由建设厅批示：“呈件均悉。查龙诏公路为国道十二号闽粤干线一段，亦为闽粤二省沿海各埠交通孔道，宜有迅速修复之必要。在本省财力枯竭之际，原则上自希望交由商民修复经营。唯中央对于本省公路已尽力协助修复福厦线，并表示随后当筹划泉州通内地及龙溪通广东两线之修复，该龙诏线究竟由中央修复经营抑由商民修复经营，尚未奉到中央明令确定，本厅自未便遽予决定，为求修复早日实现计，本厅曾饬公路局查勘该线路基、路面、桥涵等破坏情形，并据该局呈送查勘报告及概算前来，复经转请救济总署拨发工振物资协助修复，现尚未函准。复据所有该公司前订专营合约及债务问题，现已积极清理。除再由省府转请中央将原有民办国道线划归民营，俟准复后再行饬知外，仰即知照，并将（民国）廿五年以后历年增加借款应领利息、应邀路租等表证连同廿五年三月以前有关债务之确实有效证件一并检送本厅以凭核办为要。件暂存。此批。”
  由于国民党中央政府不甘心将“国道线”复交商家经营，自己又无钱修复桥涵，致龙诏路迟迟未能通车。后来因为军事吃紧着了急，才将路权下放。这会变成了省建设厅催促龙诏汽车公司。公司在一个时期里表面上毫无动静，漳浦县有些有地位有财力的人物以为龙诏公司要放弃优先权了，通过县长郑有泰向省政府申请承租。建设厅令龙诏公司表态，说否则要改由别家承租。其实龙诏公司在那看似消沉的阶段是在酝酿改组，到那时已经成熟，就将那利害的一招亮了出来。原来，当时物价飞涨，龙诏公司感到困难重重。为取得财政支持，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四月七日下午召开董事会，抬出张贞为董事长（原董事长陈智君知难而退）。张贞原为类似巡按的“第三战区军风纪视察团主任委员”，当时为“立法委员”。他接任董事长的第一件事是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请发补助费，已经谈好，只是款项还不能发下。他乃通过省政府命令省银行贷给二十亿元。这给省银行出了一个难题，也只得电令漳州分行洽贷信用透支十亿元，以中央拨发的补助费为偿还的款，由建设厅保证，省府证明，另具殷商二家保证。限期二个月，虽然利息十八分，而在物价波动的情况下，二个月后那十亿元的价值将是一落千丈。这种贷款只有抬出张贞这样的人物才能办到。
  而龙诏路的修复还是很难。为工程的进行，福建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于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在漳州召开“各县公路定期修复通车会议”，出席专员陈余珊、龙诏公司代表蔡竹禅、各县县长等，主要讨论龙诏公路。会上决议：一、漳州至木棉二十华里之土方尚差十分之三；木棉至九龙岭顶尚有十余大掘，应由龙溪县发动民工，于三十八年底完成。二、龙诏公司负责人称：漳州至云霄共须建桥二十八座，涵五十二个，其中马口、新圩、林尾、下尾及漳浦东门二桥等六座为大桥。云霄至诏安尚未实地查勘。总之工程浩大，须增加筹集资金才能办到，在民国三十八年底不可能通车。
  民国三十八年年底就是一九四九年年底，当时的会议没有预料到，不用到这一年年底龙溪地区就解放了。漳浦一解放，就成立了支前办事处，发动民工修复这主线公路，派吴金龙负责上一段，吴茂昌负责下一段，暂先用木料为桥，在短短时间内就将路修通了。以后华东军政委员会派来工程队，建了钢筋水泥桥和石涵洞，加宽路基，铺了泥结碎石路面，后来又逐步改善。
  漳浦赤岭畲族来源探讨
  李林昌
  漳浦县于1984年确认赤岭乡和由赤岭乡传衍各乡村的一万八千多蓝姓人为畲族成份。一说到畲族，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唐朝前期陈元光“开漳”时在《请建州县表》里面说到的原绥安县地“左衽居椎髻之半”（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数大抵相等）的情况。也容易使人将现有蓝姓畲族与在建立州县之初袭杀陈元光，后来又被陈元光的儿子陈珦所袭杀的蓝奉高扯在一起。说赤岭乡没有建祭祀“开漳圣王”的庙宇，没有为陈元光寿诞“做王公生”，是因为他们的先人与陈元光父子有仇。这种说法于民族团结有害无益。其实赤岭乡群众并不是不敬重“开漳圣王”，由于他们族谱记载祖先由固始来，很多人还以为是随陈元光前来“开基”的哩！当在研究民族成份之初，我曾随同漳浦县民政局局长陈文彬、以及杨金水前往赤岭乡搞调查，调集一些老人座谈，问他们祖先从何处来，他们的代表人物就作这样的回答。现在他们那里的“三界公”庙宇里，兼祀“辅顺将军”塑像。据乡中老人介绍：辅顺将军原称“马王公”，是陈元光的部将马仁，民间也称马俊。当清朝统一台湾时，靖海将军施琅的先锋官蓝理率船队冒炮弹直进澎湖，立了第一功，晋升水师提督。在战斗结束后，他的部下对他说，廛战之际，看到一个穿红袍的人为他拦挡炮弹。蓝理这才记起，离开家乡时曾包了一包“马公王”的“香烟”随身携带，认为是马王公帮助打了胜仗。在康熙皇帝召见时，将这事奏报了，康熙皇帝乃敕封马仁为辅顺将军。可见赤岭乡群众多数都是敬仰陈元光及其部将的功绩的。蓝奉高之说是从前封建械斗时，库长为煽动离间宗族之间感情所编造出来的。
  将现有漳浦蓝姓畲族与蓝奉高扯在一起，是凭联想作出的“推理”，理由只因为他们同姓，蓝奉高是被称为“蛮僚”的少数民族，即现在的畲族。这里试用若干资料来说明现有漳浦赤岭蓝姓畲族的祖先与“绥安之乱”无关，与陈元光“开漳”无关。就是说：现有漳浦赤岭及由赤岭分衍的蓝姓畲族并不是原来就在故绥安县城的“蛮僚”之后裔；也不是广东与汉人陈谦联结攻陷过潮阳的“蛮僚”首领雷万兴、苗自成的后裔，也不是从潮阳潜入岳山杀死陈元光的“蛮将”蓝奉高的后裔。
  漳浦赤岭蓝姓畲族的族谱说他们祖先来自河南固始县，而且以“汝南”为郡望。福建各地蓝姓也都以汝南为郡望，他们的族谱都说祖先来自河南。这里将采自各地蓝姓畲族族谱的资料摘录于下：
  一、古田：祖蓝文卿世居汝南。于唐末咸通十三年（892年）随王审知入闽。居侯官县，迁雪峰大坪村东洋境。僖宗初封威武军节度使，现存匾额。子蓝应潮，配王审知女。（据蓝岳后《富达畲村历史传说及新貌》载《古田文史资料》总第四辑。此说有误，应是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为蓝文卿立匾。因为僖宗年间正是以王审知为威武军节度使，被封为闽王是五代后梁的事）。
  二、屏南：祖蓝文卿于唐朝僖宗年间（874—885）从河南汝南郡迁移闽侯县雪峰，长子蓝应潮为节度使。（据蓝宗轩：《畲村巴地今昔》载《屏南文史资料》第三辑）。
  三、福鼎：唐光启二年（公元886年）蓝、盘、雷、钟、李五姓三百六十余人，从闽王王审知为乡导官，由海来闽，至连江马鼻道登岸，徙罗源大坝头定居。其中盘王碧一船被风漂流不知去向，故盘氏于今失传。（引自傅衣凌教授《闽俗异闻录》载《福建文博》1984年第二期。傅教授系四十年前创“福建畲族为越族后裔”说的学者，于今看了福鼎蓝姓族谱后，认为“这一说法虽有待考证，但亦可备一说”。）
  归纳起来，蓝姓畲族罗源与连江同祖，古田与屏南同祖，而总的都随王审知而来。
  此外，据漳浦县人民政府、龙溪地区民政局、福建省民族事务处与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馆长陈国强教授等六人及上海自然博物馆专家林加煌等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据赤岭族谱及分衍地族亲以前曾来会亲的情况，华安宫畲与泉州河市的蓝姓畲族都是由漳浦赤岭分衍的。华安是清朝康熙年间，河市是明朝成化年间。又据《漳平文史资料》第一辑吴长锦所写《漳平山羊隔畲族简史》一文说到两地往来会亲承认，漳平山羊隔蓝姓畲族是明朝万历年间由漳浦赤岭分衍。这些都可以归入与漳浦赤岭同一流源。
  罗列了这么多福建各地畲族自认的来源，似乎是本文的题外话，不过为便于探讨起见。我以为既然全福建的蓝姓畲族族谱都说他们源自河南，同样以河南的汝南为郡望，漳浦蓝姓族谱的同一说法就并非杜撰。
  现在利用族谱考据史事的人往往感到族谱可信也不可信。不可信部份是那些古远的记载，那多是伪托于历史名人的。可信部份是一些历史比较近的，脉络分明的世系。
  赤岭蓝姓族谱很巧妙地将始祖伪托于被传说为八仙之一的蓝采和。说采和的父亲蓝明德是唐武周天授元年的扬州节度使，“初年未育，妻陈氏祷于嵩岳山神，遂有孕，生采和公”。立蓝明德为一世祖，蓝采和为二世祖，三世祖蓝仁“仙人遗骸，脱俗不凡”，潜身山中，遵父训，辞不受官。四世祖蓝隆元于开元年间任谏议大夫。五世祖蓝棣，医方胜华陀，医好了唐宪宗皇帝的病，被敕赐为太医。这些都很缥缈。而所有蓝姓畲族人同样以“汝南”为郡望，都说来自河南，这一点还是不宜轻率否定。畲族来源众说纷纭，在还没有统一的意见以前，每一个人对某一种说法都可以有自己的倾向。我对这个学术问题是无知的，只能据比较普遍的苗瑶畲同源说进行探讨。主张这一说法的，认为“三苗”即畲族的最早源流。古时“三苗”居住于今陕西、山西、河南一带，以后被迫南迁，居住今之湖北、湖南长沙一带，汉朝在长沙一带设武陵郡，所以称他们为武陵蛮，后来分散南方各地，成为苗、瑶、畲。主要根据是：他们同一图腾，都崇奉“盘匏”为祖先。（引自《福州地方志》下集，1979年福州文史资料组编）。
  赤岭族谱接下去是比较符合于历史情况的部份：“六世祖蓝成于唐文宗开成四年居江南，教北方人种棉作絮”。这似乎道出了与汉族人杂居的“武陵蛮”的耕织本色。身居江南而教北方人种棉作絮，当然是有新的北方人来到这个南方地区，还不大适应这地区的生活，所以要由原先就住这里的人去教。“七世祖安公，唐僖宗乾符三年，黄巢作乱，盗贼蜂起，公鸠众合心安营创寨防御”说的是他们部族于乱世坚守自固的情况。八世祖蓝宗训于朱温称帝（后梁）时迁居濠州定县东山洞（疑为定远之误，因为定县在河北，不在安徽，明朝的开国元勋蓝玉就是濠州定远人）。“安锄乐业”。九世祖蓝照仍旧。十世祖蓝一俊在后唐时期仍然“业祖守园”。这就与闽东大部份蓝姓畲族不同，闽东姓蓝的祖先在唐末至五代已经作为王审知的乡导官入闽。我认为两地蓝姓畲族的祖先于不同时期，从不同地方迁来福建，两者的说法都是可信的。以赤岭为代表的闽南蓝姓，族谱是说他们的八至十世祖在五代十国时期从一个不标明具体地点的江南地方迁到濠州东山洞从事农耕，这符合于实际情况。现在安徽与浙江、江西、广东、福建还同是畲族分布的五个省份之一。赤岭族谱接下去说：第十一世蓝备、十二世蓝时用、十三世蓝章于宋朝时都“隐居读书”，也属可信，他们是同族中的上层份子。十四世蓝万福于宋徽宗时避乱迁居句容（在今江苏省西南部，长江南岸）。这也符合北宋受逼于金军的情况，那时东山洞的耕作和读书生活当然会受到社会动乱的冲击，因而迁走。以下所说更明白，更符合实际情况：十五世蓝吉甫生于宋理宗宝庆元年，卒于端宗景炎元年（1225—1276），妻林氏为福清人。生三子，长子常新，妻李氏也是福清人。在那个时期他们迁居侯官县。这就是说，在南宋都城临安被元兵攻陷前后这一段时间里，在江浙一带战乱的情况下，他们的十六世祖蓝常新迁入福建。十七世万二郎字鋀夫，生于宋理宗五年（不知是哪一个年号的五年），卒于元成祖大德四年（1300年）。生三子。十八世祖熙三郎生于宋庆宗（应为度宗之抄误）五年（1269）。生三子。十九世和二郎字长乐，生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即宋端宗赵是在福州称帝的景炎元年，公元1276年）。二十世太一郎生七男，长成后分散四方。廿一世七郎名炯字文明，居建宁府，以文学名世，仕元，提举江西等处学校。生子名琛字邦献，任江西抚州临川县令（按元朝称县尹，上有“达鲁花赤”，由蒙古人担任）。生三子，长子名北，字元晦，号廷瑞，避乱入福建漳州开基。这时正是元明之际，蓝琛因元亡而失县尹之职，带着儿子避难入闽，完全可信。现在漳浦县前亭乡高砛下尾有“蓝厝井”遗址，始祖两代人都葬在前亭社后。由蓝厝井分衍出去的三兄弟，长房庆福于元亡明兴之际开基长坑，就是现在赤岭乡。次房庆禄守祖下尾，后来移居蓝教（在今龙海县港尾乡）。三房移居广东大埔（今为畲族村）。
  赤岭蓝姓族谱还记载一个旁系，就是入漳始祖蓝兆的二弟蓝光，字仲晦，号石泉，同样于元朝末年由江西迁回祖居地侯官县，住福州西门外草市头，这人生六个儿子，传下子孙，现为畲族村。漳浦赤岭畲族的祖先既在侯官县住过，后来子孙分散，这一支是去建宁，往江西，再倒流回来，一分支入漳，为闽南各地蓝姓畲族始祖，一分支回到侯官祖地。而屏南、古田的蓝姓畲族又说是由闽侯迁去，虽然先祖入闽时间不同，来源有异，各有派系，但其间不无交错。而就其主流来说，是各成一系的。
  由赤岭分衍的蓝姓畲族，在外县有漳平羊山隔，华安官畲、泉州河市，在本县的有湖西半个乡、佛昙京野村、白竹湖农场和坑作业区石步溪村、万安农场新村等。1985年漳浦县人民政府又据申请查实补认大南坂农场刺堂后作业区蓝厝村二百多人为畲族成份。由于该村在梁山下，与被传说为曾是“蛮僚”顽强据点的“娘仔寨”邻近，因而又有人怀疑，他们是否为“娘仔寨”的后代？娘仔寨确有其地、其物，但地方志只作为与其他的寨一样来记载。是否少数民族遗构，尚待研究。而在有关陈元光“开漳”的史料当中，都没有派李伯瑶（“平南蛮十八洞”的故事写为“李伯苗”）化装术士与娘仔寨女首领婚媾以破坏其地理，使陈元光得以顺利进军的记载。这故事的始作俑者是将唐宋不同朝代人物强拉在一起的荒诞小说“杨文广平南蛮十八洞”，造成了民间的广泛流传。其实杨文广没有来福建，他平“南蛮”是在广西。人民政府确认蓝厝村居民为畲族成份所根据的是：蓝厝村系由赤岭乡分衍。两地蓝姓人都认同：蓝厝村是赤岭乡派来的守墓人传衍而成的。在今蓝厝村附近的清朝福建水师提督蓝理之墓葬，规制宏伟。虽然经过破坏，遗迹尚存。墓碑被人移去作猪舍的地板，旧物仍在。至于赤岭族谱没有记载这一支派，是因为蓝厝村形成于修谱之后。但那是清朝的事，时间距今并不太久，这种事他们族人还记得清清楚楚，何况有蓝理的墓地可据。
  同是畲族，同是蓝姓，不一定来路一致，不一定同一源流。有些人全盘否定赤岭世代抄传的族谱，或根本不去研究其族谱的可信程度，而津津乐道于并无关连的蓝奉高。将事物牵强附会于历史名人，几乎成为一些人的习惯，这也属于此种表现之一。
  也许有人要反问：你说现有漳浦畲族的祖先是后来者，那么陈元光“开漳”“平潮”时的“蛮僚”后代哪里去了呢？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但也不能不在这里粗浅地说一下：一、在战争中互有死伤，这是无可避免的。二、戎首受镇压，协从被迁徙。陈元光在《请建州县表》里向朝廷报告：“诛之则不可胜诛，徙之则难以胜徙”，可见有少量的诛，有部份的徙。如副将许天正《和陈元光平潮寇诗》所说，“落剑惟戎首，游绳系协从”。据《潮州府志·大事记》，陈元光平潮时的俘虏，首要份子被解往定阳江（今浙江衢江）之滨处死。协从份子被迁徙于西昌（今四川西南）地区。三、有的自己迁走。开元二十九年因“户口逃亡”将怀恩县并入漳浦县。户口减少到影响一个县的建制，可见人数不少。“逃亡”的当然是由有利地位转变为不利地位的“蛮僚”。四、后代与汉族同化了。这是最主要的一条。陈元光在平乱之后，继之以怀柔政策。请准建立州县政权，施法制，行教化，建设水利，激励农耕，促进商贸，使这个“地极七闽，境连百粤”的边荒地区与中原的差距日益缩短。经过漫长的岁月，由于政治、文化、经济、婚姻等种种社会原因，“左衽”变成“椎髻”。比如说：李姓本来是畲族中一大姓，畲族中也有陈姓。宋末还有陈吊眼的起义与抗元，元朝还有李志甫的起义。可是现在我们这个地区就找不到姓陈的和姓李的畲族。这是由于他们有与汉族人“同姓”的“优越条件”，后来子孙自己认了陈元光及其后代李伯瑶的后代，挂上“颍川”和“陇西”的牌子，后世也就无从稽考。就是现有被确认为畲族的漳浦蓝姓，何尝不是已经汉化了？要不是今日党的民族政策英明，又是谁要承认自己是畲族？
  漳浦早期的华侨
  陈万年李林昌
  漳浦在唐朝设县之初“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语见陈元光《请建州县表》）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数大抵相等的地区，在烧燎而耕的基础上开始传入中原地区比较先进的耕作方法。到宋朝才开始初步繁荣。虽然华侨创造“唐山”一词以代称祖国，流传后世，而在漳浦，唐代人口不多，应是少有人出国的。
  漳浦与外国通商在宋朝逐渐增多。近年所发现罗宛井、石坑、南山、南门坑等几处大规模古瓷窑遗址，经专家鉴定为宋窑，遗瓷与东南亚一些地方所发现的中国古瓷残物是类似的。漳浦在宋朝瓷业发达，当是受输出的刺激所造成的。泉州在宋朝是著名的外贸港口，而漳浦自己也有港口，由陆路运往泉州并非易事，商船当也会直接来漳浦装运货物。漳浦当时既然已经与外国通商，就不能排除有人侨居国外的可能性。
  现有资料足以确实证明漳浦直接与外国通商和漳浦人到外国定居的，只能追溯到明朝。关于通商，据嘉靖年间进士，万历七年《漳浦县志》编修者之一林偕春所作《兵防总论》记述：嘉靖年间倭寇祸患平定以后的万历初年，海防一时比较安定，对外贸易的航船只禁往日本，不禁往西洋（南洋），但有些经过纳税的船只私往日本，或先往日本，再往南洋，无从辩诘，或者如息不究。那时的情况是“商船漕粟，往来如织。近闻潮惠间每港口无虑数百艘。其入吾市也，必先铜山，陆鳌、镇海，而内则直至云霄、旧镇。”（这些地方当时都属漳浦）。这一篇文字是谈兵防的，对经济情况着墨无多，对华侨情况一字不提，但既通商频繁，侨居海外的事必然存在。当时的地方志不注重写华侨，我们只有从其他资料去探索。据赤湖陈氏族谱记载：“十三世（名）教，宗赞之长子，生于嘉靖，往咬喇吧（雅加达）。”生于嘉靖，长大后正是万历年间，由此可以印证，通商的船只是会把漳浦人带到外国去侨居的。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发生了西班牙殖民者屠杀吕宋华侨的血腥事件。死难华人甚多，漳浦人江光彩就在这次大屠杀中遭难。
  从明末清初的漳浦方言中已习用不少外来语，如称棉花为“胶簸”（马来西话Kapok），并在清初在县志里以书面语“吉贝”出现，可见明朝漳浦的华侨不在少数。
  清朝初年漳浦人出国是多是少，没有充分资料可以稽考。我们千方百计查阅官方文献及民间资料，只有在《漳浦县志》光绪十一年《再续志》属于“孝义”这一类的人物传记里查到这一段文字：“程日炌，字逊我，少丧父母，家贫多负债，流徙外国，杂佣作废日。偶题对联于丛祠，外国富人见而异之，延至其家，将赘以女，日炌辞焉。富人怒而逐之。仍故业，居数年，拮据积累，逐归。尽数以偿旧债，尚余数十金为兄置室。人或劝之，日炌曰：吾兄嘉礼过期，宜速娶，余可徐图也。无何，同邑人闻日炌贤，以女妻之。因发愤读书，登乾隆贤书（中举人），一上公车（赴全国会试）。著有《巴国记录》。初，日炌葬父兆甫，窥见遗体，亟脱衣裹而封之，移父柩葬他所，其仁厚如此。”这是一则专为褒扬“孝义”而写的传记，引用为侨史资料是极片面的，因为凡不属于“孝义”的归国华侨概不列入，其他没有归国的华侨就更不用说。不过还是可以举一反三，说明在“康乾盛世”漳浦是有人出洋谋生的。还可以从赤湖陈氏族谱里的一则记载为佐证：“十四世性照，生于顺治十年，往咬喇吧。”当然，用族谱资料来引证侨史也是极片面的，因为大部份族谱已经失传，有的衰宗弱族根本就没有族谱，况且大部份族谱只记载达官贵人，华侨在当时是不受重视的，这一则记载也只是一个例证。
  不过可以断言，漳浦人与闽广各处一样，清朝前期是比较少人出国的，一是因为自康熙统一台湾后，闽广出外谋生的大都转向台湾去开发那广阔的处女地。乾隆朝鼓励大陆百姓移居台湾，而正是在乾隆六年，咬喇吧发生了大规模屠杀汉人事件，清廷认为华侨是“自弃化外”，不加过问。从安全上考虑，弃乡谋生的人何去何从，自有选择。二是清朝严禁国民出国，《大清律例》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一切官员及军民如私自出洋经商或移居外洋者，都判处斩；府县官员通同舞弊或知情不报者也都处死。出国既要冒生命危险，侨居外国又不安全，在家乡不能立足的又有台湾这一条路可走，出国的人当然就大量减少了。
  漳浦人大量往南洋谋生当在清末。自从道光十九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清朝将屡次战败的赔款摊在百姓身上，农民在三座大山压迫下，有的贫无立锥之地，更有由卖田卖屋到出妻鬻子而至孑然一身的，所谓“赤身好泅水”，出洋谋生。有的为逃债。有的是在强宗欺弱宗的情况下不能立足。有的是犯案。有的是起义失败逃亡，如本县双刀会首领程彩就是于咸丰四年（1854年）清朝军队进剿盘陀乡的时候逃往越南的。而当时最大的浩劫是农民反抗田租剥削的斗争被封建族长转化为宗族与宗族间的封建械斗，联宗会旗及于全县，成为红旗和白旗两大阵营，生死搏斗，互相损毁庄稼，延续近百年之久，弄得人穷财尽，有的村庄被“灭社”。于是人民纷纷出走。主要出路一个是台湾，一个是南洋，有“嫩（年青）番老台湾”的谚语，意思是说年青人可以到东南亚各国奋斗，老年人也可以到台湾谋生。而自台湾被日本占领，出海谋生的就大都只有转向南洋了。
  那时，清政府在列强压迫下已经不能禁止国人出国谋生，有下列几种不平等条约：一、一八六〇年清廷与英、法、俄订立的北京条约规定；大清皇帝应允许即日降谕各省督抚、大吏，以原有华侨情愿出国，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具准英立法为凭，无论单身或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丝毫无阻禁，大吏亦宜时与大英钦差大臣查照地方各口情形，鉴定章程，允许华工出国。二、一八六〇年英法又与清廷签订招工章程条约，允许法籍人在中国任意招工。三、一八六八年中美续增条约规定，华人出洋清廷不得禁阻。当时，外国人在厦门、汕头、香港设大本营掠夺华工，很多漳浦人与其他各地人民一样，基于上述原因，出国当劳工；有一部份是已经有亲属在海外取得经济基础，或有亲友提携，一去就可以学习做生意。
  清朝后期漳浦较早出国的华侨主要有两部份，一部份以霞美乡白石村蔡姓为主，侨居地新加坡、马来西亚，人数比较少；一部份以佛昙、马坪、湖西一带的人为主，主要侨居地印尼爪哇，人数比较多。还有其他乡村的人往安南、暹罗、缅甸，往吕宋的也不少。那时出国的是那些人？没有完整的资料。民国时期的佛昙人律师杨子厘于解放后曾努力调查，也只能追溯到咸丰年间，即一八五一年以后。所追记到的当时出国华侨为：
  一、咸丰年间，佛昙白石村人杨士让，从港尾倒崎地方搭乘帆船出国，往暹罗（泰国）波竭省，由小商而发展成为巨富。回国后计划建筑白石至积美港岸，已构筑基础，被迷信风水的白石乡人阻挠而罢。他老死家乡，而后裔经商于槟榔屿，据说颇发达。
  二、咸丰年间，佛昙下坑村田仔下人杨乌番从港尾倒崎搭乘帆船出国，在美国旧金山当淘金工人，后来成巨富回国。同一时期出国的有下坑村新坑尾人杨番周，不知所终。
  三、咸丰年间，马坪乡文店村人戴文水从港尾倒崎搭乘帆船出国，居留新加坡，由小商贩发展成为巨富，娶英国女人为妻。
  四、同治年间，佛昙下坑村人杨栗、杨藕山、杨登辉、杨文等从港尾倒崎搭乘帆船出国。杨文侨居万隆，经商致富，携资回国，疏财仗义，乐善好施，晚景贫困。其余杨栗、杨藕山、杨登辉等人在南洋当锡矿工人，一生贫穷，老死海外。
  五、同治年间，湖西乡人蓝朝成从倒崎乘帆船出国，在吧城（雅加达）经商发达，携巨资回乡购置田地。传子黄朗轩，又名玉仙，为湖西乡巨富。
  六、光绪年间，佛昙白石村人杨明简，早年在杨红箱（著名木偶表演艺术家杨胜的祖父）手掌木偶戏班打大锣，因为欠下佛昙恶霸地主的债无力偿还，逃避出国。后来在万隆经营棉布业，成为巨富，清末曾投资漳厦铁路股金十万元。他在万隆有很多财产，晚年被小妾图财害命（勒死），卷逃上海。他生前曾把胞弟杨子恭接到印尼，在吧城（雅加达）成为巨富。据闻其子孙现在仍甚发达。
  以上根据私人调查的资料只限于佛县一带的华侨，而且很不全面，当然还有很多默默无闻的早期华侨，姓名不为后人所熟知。至于霞美乡白石村及其他各乡村华侨历史尚在调查探索中。
  开发台湾淡水的漳浦人林成祖
  孙英龙
  林成祖，福建省漳浦县人，是清代开发台湾，兴修水利的有功人物。
  林成祖世代务农。他有远大志向，雍正年间，台湾正在开发，他决心到台湾千一番事业，苦于没有资金。后来得到朋友资助几百两银，于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从漳浦渡海到台湾，居住在大甲，那地方泥黑地肥，水稻一年两熟。他辛勤开垦。为了使开垦的土地得到丰收，他认识到必须解决水利，于是开始开凿大甲圳，引水灌田。自此，他每年收入稻谷一万石。
  不久，林成祖移居深丘庄，就是后来的枋桥城外。他所开垦的地方称为新埔、后埔、枋寮、大佳腊，后来那些地方都逐渐建立村社，那些地名成为有历史意义的开发地名。当时，那里每年收入稻谷十几万石，成为农业比较发达的地方。
  清乾隆五十三年，台湾林爽文起义失败，彭化、淡水林姓同胞受到株连，林成祖也被逮捕入京迅问。他的次子林海门是一个有才干的人，带着巨额金银进京活动营救。
  当时，漳浦人蔡新在朝廷任太子太师，受到皇帝重用。林海门以同乡关系晋见，蔡新赏识他的孝道，留他住在家中。从而认识他为人纯正，而且有才华，把女儿嫁给他做妻子。他的父亲林成祖得到赦免，并发还土地财产。林成祖回到台湾，进一步开发土地，并建筑摆接、兴直二堡。田地佃人耕种，每甲收租八石。（据《台湾使槎录》记载，每甲约十一亩三分一厘）。
  土地得到开发，而水利设施没有很好跟上，常受干旱威胁。林成祖为保丰收，又开凿大安圳，引内山水灌溉土地。大安圳宽二丈四尺，长十多里。在横逾溪道的地方，埋土管于地下，以相连接。为防止洪水冲坏，他先后花了几年时间，耗费资金数十万两，才把这条圳建设成功，灌溉田地千余甲，每年收入稻谷十万多石。接着，林成祖又开凿永丰圳，穿山导流，灌田数百甲。
  林成祖到老年还坚持开发土地，和大家同甘苦，又在荒野里开辟一些良田。有人劝他年老应该休息，他说：“我生长农家，义当食力，何可坐而燕安，况此为国家之地，久置荒芜，辟之亦足生利。”后来他拥田数千甲，为开发台湾做出贡献。他七十二岁逝世，由子孙继承他的事业。大安圳崩毁了，长子林海筹倾尽资金去修复。三子海庙的儿子林登选又开凿了暗坑圳。（次子林海门早已溺水而死）。
  《台湾通史》作者连横高度评价林成祖，说：“成祖以豪农而勤稼穑，凿渠引水，利泽孔长，至今犹受其赐，是咸有功于垦土者也。夫以台北今日之富庶，文物典章，烁然美备，苟非我先民之缔造艰难，讵能一至于此。”
  （资料据《台湾通史》卷三一《列传》六）
  “开漳圣王”的副将许天正
  文昌
  被后人尊为“开漳圣王”的陈元光有一个得力的助手，那便是现今漳州各县广大许姓群众的始祖许天正。
  许天正字允心，号云峰，原籍河南汝南县，从小习文，有很好的文化基础，尤其精研孙吴兵法。
  当隋朝末年，天下大乱，许天正的祖父许克华从河南中部起兵，与各地起义的英雄相响应。后来归附于唐太宗李世民，协助陈元光的祖父陈克耕克复临汾县等地方，立下军功，被授职为京兆别驾、宣威将军。
  许天正的祖父克华死后，许天正的父亲许陶承袭宣威将军职务。陈元光的祖父陈克耕也死了，由陈元光的父亲陈政继任左郎将、封归德将军。许陶成为陈政部将。那时候，许天正才十五岁，已被录取为“明经”（相当于进士），在军中担任秘书工作。
  这一时期，唐朝虽然基本上已经统一了中国，而汉族与少数民族间居的闽粤交界处还很不安静。原来东晋在闽粤两州交界处设立的绥安县到隋朝的时候己经失去控制，撤销了绥安县的建制，名义上并入龙溪县，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社会秩序很乱。汉族住民向朝廷请求派兵前来镇守。唐高宗总章二年，朝廷派陈政为岭南行军总管事，进军来到原绥安县境。仪凤二年，陈政病死，由儿子陈元光承袭职务。许天正的父亲许陶也死了，许天正成为陈元光的副将。
  许天正一面辅助陈元光筹谋军事，建置三十六寨堡，平定了地方，进行屯垦。并协助陈元光规划政
  治，请准朝廷在原绥安县地设立漳州和漳浦县，抚绥失散的少数民族和汉族人，使这一地区治安良好，生产很快发展起来。陈元光被朝廷任命为第一任漳州刺史，许天正为别驾，兼岭南行军团练使，晋级中奉大夫。
  陈元光在平定原绥安县地的同时，粤东的汉族人陈谦连结少数民族的首领攻陷潮阳，陈元光奉命进军讨伐，得胜回军的时候，写了一首《平潮寇》诗，最后两句说：“参军许天正，是用纪邦勋”。许天正用陈元光的原韵和了一首诗：“抱磴从天上，驱车还岭东，气昂无愧虏，妙策屈群雄，飞絮随风散，余气向日溶，长戈收百甲，聚骑破千重，落剑惟戎首，游绳系胁从，四野无坚壁，群生未心融，龙湖豪泽下，早晚遍枯穷。”朝廷裴采访看到了这首诗，极是称赞他的用辞优美，与张宰相商量后，向朝廷推荐，要他到国史馆执笔，他上表辞谢，说：“父殁南荒，愁萦怀抱，子趋上国，疏远慈颜，惟恐玉钤军纪之严，少酬金门厚养之德，苟躇文阶，恐贻鳏旷。”他不但不愿离开这个父亲的归宿之地，更不愿与留在这里的母亲离别，还顾虑到自己一离开军伍到朝廷去过文官生活，与他们一同远离北方老家前来开发边荒地区的这一支军队士气便会受到影响。裴采访和张宰相看到他给朝廷的奏章，更加器重他，请准朝廷任命他为宣威将军兼领外府博学文事。
  许天正还接受陈元光祖母“魏妈”的委托，担任军人子弟的教师，魏妈“令军中诸儿，悉从就学”，使中原地区的文化在这里传播。
  陈元光本身也受许天正教导，又叫儿子陈珦拜天正为师。陈珦成为闽中中进士的第一人。元光死后，陈珦继任漳州刺史，凡事都与许天正商量决定。
  许天正死后葬在香洲马栏桥头，就是现今漳州市北二十五华里的地方，据说从前墓埕下有一株大樟树，所以叫做“樟公墓”，以前，每年正月初七许天正诞辰，漳州各县许姓子孙在那里举行一次盛大的祭祀活动。别姓群众也参加。
  乌石荔枝的鼻祖林功懋
  李文章
  漳浦县乌石人林功懋从外省引回乌叶荔枝良种在家乡乌石一带推广繁殖，使这一带自古至今成为著名的荔枝产地，造福万代，功德无量，乌石村人尊称他为“荔枝祖”并常说，“吃果子拜树头”。言下之意，人们享受甜美的荔枝果，都要纪念当年林功懋的功劳。
  林功懋懋，字以谦，号竹溪，生于明正德四年（1509年），于明嘉嘉靖十一年（1532年）中进士，派充广东东莞知县。东莞县地方恶势力很强，有一些在朝廷当官的人，他们的子弟在家乡违法乱纪，欺侮老百姓，是一个很难治理的县份。初出茅庐的林功懋却能从容处理政务，不输老练的官吏。有一个姓王的，在朝廷任给事中，很有权势，他的弟弟在家乡横行霸道，百姓忍无可忍，纷纷向林功懋告状。林功懋不畏权势，将王给事中的弟弟逮捕讯办，一时来说情的绅士很多，都是很有地位的人物，林功懋都不买账。不久，那个王给事中被朝廷罢官，林功懋才从监狱中召出王给事中的弟弟，对他说：“你是凭藉你兄的势力，才敢这样乱来，现在你兄被罢官了，你没有靠山了，以后还敢作恶作毒吗？”王给事中的弟弟连称“不敢”，林功懋就把他释放，叫他回家好好做人。县里的人都佩服林功懋敢摸活老虎屁股而又不打死老虎的精神。
  当时广东省有一个大土匪头名许桂，受朝廷招抚以后，成为官匪合一的恶霸，带领他的匪徒到处横行霸道。林功懋假意与他应酬，在宴会的时候，暗中埋伏武士，在谈笑中间发出暗号，令武士将他逮捕，解送省里办罪，省里的布政使和按察使都佩服林功懋有魄力。从此，林功懋的威信大大提高，在他任内，其他土匪也不敢再活动了。他在东莞任满，升任南京户部主事，许多知道他才干的人，为他叫屈，他却坦然说：“什么官不可以做？何必选择职务？”户部掌管土地、户口、赋税、财政，他负责巡察南京附近地方属于户部管理的政务，革除了很多积弊。不久，升任江西赣州知府。江西巡抚朱纨是一个很严厉的官员，林功懋用怀柔政策辅助他，宽严兼施，相辅相成，治下的百姓既不能不守法，又心悦意服。辖内有一处苗族的山寨，不服从政府，朱巡抚要兴兵进剿，林功懋认为不可妄动千戈，建议说：“苗族的山寨形势险要，如果进剿不能取胜，反而失了官府声威，不如用慰抚的办法，使苗族贴服。”他自告奋勇到苗族的山寨去做工作，苗族果然被他说服，投降官府，免于战争，地方安宁。
  到了嘉靖末年，朝廷又晋升林功懋为四川按察副使，主管兵备道。驻防边远地方松藩的总兵何卿居功骄傲，贪污勒索数百两银，林功懋依法惩办。何总兵向上级行贿，得免罪释放。林功懋气愤不过，辞职回乡，家居十多年。隆庆元年（1567年）又被起用为山东按察副使，升转河南参议，最后升任广西按察使。《漳浦县志·物产志》说他于任广西按察使时由广西取回乌叶荔枝良种，但在同样的一本县志，《人物志》林功懋传记里，却说他尚未到广西上任就死了，乌石林氏族谱《竹溪叔公传》也是这么说。而他于任四川按察副使主管兵备道时因执法受阻碍愤而辞职回乡家居十多年，以此推论，他取回的荔枝良种以来自四川的可能性比较大。那就是唐朝时晋贡杨贵妃的良种了。
  林功懋在外面做官有好名声，在家乡推广荔枝良种有功劳，县志记载，漳浦荔枝以乌石为最盛，味道最好，现在仍然很是繁盛。林功懋的功绩永受后世纪念。
  清初著名学者、教育家蔡世远
  张兆基
  蔡世远（1681—1734年），字闻之，号梁村，福建省漳浦县下布人，因世居漳浦梁山，学者称“梁山先生”。清康熙进士，曾主持鳌峰书院，雍正初特召授翰林编修，入直上书房，历任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官职，是清初一位颇有操守的官宦，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
  蔡世远生于世代书香之家。祖上蔡元鼎是宋朝理学家。祖父蔡而熤是黄道周的门生，文章风骨与黄道周相似。父亲蔡壁因善于教学，曾受聘为福建鳌峰书院院长。蔡世远自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年轻时，接受父亲的训示，致力学习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朱熹等宋代理学家的遗著，还广泛地学习四书、五经和各种史籍，又讲求有用于世务之学，并以古代名人为学习的榜样。他曾经说：学问不敢希望像朱文公（宋代朱熹）那样，也应当近似真希元（宋理宗时翰林学士真德秀，学以朱熹为宗，称西山先生）；事业不敢希望像诸葛武侯（三国时诸葛亮）那样，也应当近似范希文（宋仁宗时户部侍郎范仲淹，他以天下为己任）。因此，以“二希”做为堂室的名号。他在补秀才以后，拿出所刻的一本古文《扪斋初集》给士人看，人们赞叹他的文章可以和汉代儒家贾谊比美。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他二十四岁时，参加乡试，中了举人。隔年，福建巡抚张伯行见他年轻有为，请他主持校刊先儒著作。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蔡世远二十八岁时，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这时，他得到大学士李光地的赏识，在李光地的启迪下，进一步学习了程颐、朱熹的理学著作，因有较深的造诣，深得李光地的器重和荐拔。
  康熙五十年，蔡世远因父亲去世在家丁忧，等到服丧期满上京，已经超过假期，这时凑巧遇到朝廷颁布新令，规定翰林、科道官员假满逾期的，当为退休处理。蔡世远是为父丧守孝制而超假的，是符合丁忧假例的，但朝廷不知道这件事，也将他当为自动退休处理。有同事叫世远将真实情况向吏部说清楚，以求复职。世远回答说：“我听说过古人有受官爵而谦让的，却没有听说过为了宫爵而自己写牒文向上申诉的。况且，我所请的确实是探亲假，怎么能说假话呢？”就这样，他错被休致了。这时，康熙下谕编纂《性理精义》，由李光地充任总裁。李光地遂推荐蔡世远担任分修职务。隔年（康熙五十四年），《性理精义》编纂完成，蔡世远不愿以编辑叙劳，兼而接到生母吴氏患病消息，就向相国李光地告假回乡服侍母亲。当时福建巡抚吕犹龙知道他为人正派、学问渊博，聘请他到省城主持鳌峰书院，以继承他父亲蔡璧的讲席，为福建培养人才。他在鳌峰书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因母亲逝世回家服丧。在漳浦家居期间，他接受县令的聘请，到学宫讲学，听讲者常有几百人，甚至上千人。
  雍正元年（1723年），朝廷选拔经术学行兼优的学者任诸皇子侍读。蔡世远奉特诏入京，授为翰林编修，直上书房，侍诸皇子读书，不久，迁为侍讲。雍正四年，升为右庶子，再迁为侍讲学士。雍正五年，迁少詹事，再迁内阁学士，位列九卿。雍正六年，迁礼部侍郎，担任办理乡试、会试考务，同时充任经筵讲官，兼管藉田、从耕、文武殿试读卷、校阅文艺等工作。这一时期，他专心致志辅导诸皇子学习，很少参与廷议。
  雍正七年，朝廷要整饬福建的官风民俗，征求蔡世远的意见，并令他和同籍的在京朝官商议这件事。世远综合大家的意见，回报说：“福建自海疆平定后，漳、泉将吏，因功骤升通显，其子弟凭借父兄权势，骄悍而无所畏惧。皇上饬官风、兴民俗，上年学政程元章奏以泉、漳风俗未醇，责成巡道整饬，自此益加儆戒。但人有贤愚，士或鄙劣薄行，民又多因怒互争，未必清心涤虑，应请设置观风整俗官员，防范化导，于风俗人心有益。”世远这一复疏，得旨允行。
  雍正八年，福建总督高其倬参劾世远的长子蔡长汉违反条例，私给船照。雍正将这个劾疏传示蔡世远。世远奏言：“臣子长汉现在京邸。此所给照，不知何人所为。但有臣官衔图书，非臣族姓，即臣戚属，请敕鞫治”。后经部议，他是犯了“失察”的错误，被降职一级调用。
  隔年（雍正十年），世宗雍正下了温谕，特令其官复原职。然而，世远已经卧病不起了。世宗令太医日夜为他诊治，所需珍贵药物皆由朝廷供给。这样，蔡世远病了一年多，终因医治无效，于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年）正月初八日逝世，时年五十四岁。
  蔡世远为清初著名学者和教育家。他学识渊博，尤精于性理之学。在哲学方面，他继承二程（程颢、程颐）、朱熹的唯心主义观点，又深入研究了周敦颐、张载等名家的学说，是“闽学派”的骨千。雍正的《制词》说他：“研究于天人、性命，砥砺乎理学、文章”，“克探濂、洛、关，闽之蕴”。当代学者说：“闽中自李文贞（李光地），蔡文勤（蔡世远）二公重振龟山、孝亭（朱熹）之绪，薪尽火传，理家大畅”。在理论上，他主张把“敦本立诚”做为“力行”的原则，在学习方法上，以“循序体察”做为“致知”的途径。他任经筵讲官，对诸皇子讲授“四子”、“五经”及宋“五子”等书，“必近而引之身心”，说明为人处事必须“设诚而致行”的道理，在辅导诸皇子学习诸史及历代文士的著作时，“则于兴亡治乱，君子小人消长，心迹异同，反复陈列，三致忌焉”。那时兼任保傅的都是执政大臣。他们由于政事方殷，不得朝夕在侧。只有蔡世远奉事十余年，他卯时入宫，酉时出宫，无风雨之间，未尝一日旷缺。郡王以下的皇族子弟也都亲自报名接受他的辅导。高宗雍正称赞他讲学用心得体，并在《制词》中说他“谈经禁近，朕心饫讲论之勤；晋秩容台，邦礼藉寅清之重”。诸执政大臣背面议论世远说：“闻之忠信正直，学足以达其言，诚足以致其志，或过于阔疏而无近虑，洵《书》所谓‘惟其人’者也。”
  蔡世远主讲鳌峰书院时，“其教以立志为始，以孝弟为基，以读书体察、克己躬行为要”。而他自身“夙尚风节，敦行孝弟，好语经济，而一本于诚信”，因此，“闽士慨然感兴于正学”，对于有志于学的士子，蔡世远诚恳地对他们进行启发开导，鼓励他们进步。他自己就像戾负重担一样地辛勤工作，而学员也庄重勤奋。在他的培养下，很多人有所成就。如乾隆时著名学者雷翠亭（福建宁化人），他的理学源流，实出自漳浦蔡文勤（蔡世远）。
  蔡世远的著作有《二希堂文集》十五卷，《鳌峰学约》《朱子家礼辑要》《合族家规》各一卷，所编《性理精要》《历代名臣言行录》，论定《古文雅正》《汉魏六朝四唐诗》各若干卷。其中《学约》《家礼》《古文雅正》及与著名学者朱相国（朱轼）共订的《历代名臣、名儒、循吏传》已刊行于世。他所著的《二希堂集》，乾隆还亲自为之写序言。
  蔡世远自为诸生时，即以民物为己任。任职之后，他志虑忠纯，对于吏疵民病，言无不尽。待到政行众服，还没人知道是出自世远的主张。如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年），台湾暴发朱一贵起义事件，漳州一带受到影响，民心荡荡不安。当时他回漳浦下布家居，与其弟蔡可远训练乡兵护卫乡里。当他得悉朝廷出师台湾的消息时，急忙修书给总督满保，建议清军入台之后，一定要告诫将士不得随意杀人。到了台湾局势平定之后，他又建议有司，选用廉洁贤能的人，担任台湾的地方官员，以移风易化，使官民团结，巩固治安。他的这些建议，都被总督满保采纳。为此，有很多人蒙受其惠。他位列九卿，地位高了，但是，“士有志行者及文艺之优，必躬礼先焉，知其贤，则思随地而开通之”。他和大学士方苞过从甚密，方苞每因公事到圆明园，就住宿在他的池馆中。他薄暮归馆，常挽着方苞，步空林，坐石矶，至昏暝或达夜中，讨论政事，即使是他的子弟也不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而他所考虑和议论的，“皆民生之利病，吏治之得失，百物之息耗，士类之邪正”，从来没有一句话涉及他自家的私事。陶太常初任职时和数个同年拜谒蔡世远。蔡世远提问他们《诗经·民劳篇》的要旨。陶太常逡巡未能回答。蔡世远说：“此诗重戒诡随，八章中独此句不变。”接着，他大讲当官必须爱护百姓的道理，并指出依附权势，随声附和及搞阴谋诡计的危害性。谈时，他声色严厉，闻者悚然。按时例，考中“三鼎甲”（状元、榜眼、探花）的，都要行拜谒礼簪金花，外有备用的一枝金花，应为国子监总理监事携归。钱棨适中乾隆辛丑状元，总理监事是蔡世远，备用的金花应归蔡世远。但蔡世远却谦让地说：“今科状元是学士翁方纲上年所得士，此花应归翁”。学士翁方纲带回去后，在花椟上刻上了字，并撰写“三元考”，“三元诗”四律。“京师士大夫及四方诗人和者数百家”，并刊刻成《三元诗集》。这在当时成了一桩美谈。
  蔡世远心地纯正，乐于行善。康熙四十九年，他回漳浦省亲，道经浙江，闻说漳、泉二州闹饥荒，心里着急。他亲自向在浙同乡借款，并劝说他们捐银买米数千石，又请浙江巡抚放宽口禁，先将粮食由海上运回漳、泉，平价卖给百姓，为赈灾做了一件善事。他回下布家居时，设族规，置大小宗祭田，对孤嫠老疾的人，每月都助给粮食，使他们不致饥饿。乡人因而受到感化，周围三百余家，二十余年没有赌博的人。
  蔡世远一生廉介，以淡泊为怀，生活极为朴素，他所得禄赐，多半赞助族姻和知旧。“妻、子仅免寒饥，敝衣粗食，视窭人（穷人）或甚焉”。他在京的官邸，自己起居的外室只设一架床、一张帐，遇到好友到来，他就将外室的床铺让出来，自己睡在后夹室里。当夏秋时节，“蚊虻噆肤，竟夕不安”，他还怕客人不愿在他家中留宿。有一次，蔡世远的妻子患病，陶太常懂得医术去看她。陶太常进入蔡世远的住房，看到他夫妻俩的床上，挂的是过补的旧蚊帐，盖的是过补的粗布被，陶太常没料到像世远这样的朝中大臣，生活竟然俭朴到如此地步，他不禁为之肃然起敬，自感羞愧。蔡世远由于廉介，死时除了几袭旧衣外，几乎一无所有，家属无力发丧。为此，世宗特赐给白银五百两，诸皇子也赠送白银三百两，其灵柩令由驿站车马送回漳浦埋葬。
  蔡世远的学问和品德受到当代士人的尊重。当他病不能起床时，“皇子日使人问讯，天子赐医，士大夫群聚必询公疾增减云何”。他死后，高宗（乾隆）赠他“礼部尚书”，赐谥“文勤”，并为之作制词表彰，又写了怀旧诗，称他为“闻之先生”，并将他放进贤良祠祭祀。乾隆六十年，高宗将归政，释奠于先师，推恩旧学，加赠“太傅”，清初著名学者、大学士方苞为他撰写墓志铭。铭日：“其材天植，其学不迷，其志不欺，其数非奇，而不竟其所施。匪予之私，众心所凄！”
  乾隆相国蔡新
  张兆基
  蔡新（1707年一1799年），字次明，号葛山，福建漳浦下布人。乾隆进士，历任工部、礼部、吏部尚书，拜文华殿大学士。他人品端正，学问深醇，在朝任职达四十多年，是当时一位极受尊重的著名文臣。
  蔡新三岁时，父亲因病亡故，家境贫穷。稍长时，日间与兄蔡溎一起帮助寡母耕作、拣柴火过活；夜间，寡母在灯下纺织，他兄弟俩就在母亲身边读书。蔡新年轻时用心学习，尤其喜闻儒家性理、天命之类的学说。他的从叔父蔡世远当时在福建倡导理学，所以特别疼爱他。
  清雍正十年，他二十六岁时考中举人。乾隆元年，他三十岁时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隔年，授翰林编修。这时，高宗（乾隆）令词臣每日呈上经史讲义，并要求各抒己见，以考察词臣学问的根底。蔡新呈递了几十篇讲义，深得高宗称赞。乾隆九年，他出典浙江乡试，不久，入直尚书房。当时，朝廷令从翰林中考选御史，蔡新经考试名列第一，但他却辞掉御史，愿意留在上书房辅导皇子读书。后授侍讲，累迁工部侍郎，移刑部，又奉命督学河南。秩满再典试江西，旋又参与顺天乡试考务。
  乾隆十八年，蔡新四十七岁了。他以母亲年老，请求归省获准，高宗赐给其母貂缎。乾隆二十二年又请求奉养母亲终年，获准。但又接到谕旨，要他提任尚书房总师傅。他上疏辞谢。高宗批谕说：“非令汝即来供职，待日后耳。”这样，蔡新便安下心在漳浦下布村奉养母亲有十年久，其间，只有在乾隆二十五年，高宗五十大寿时，他入京师祝寿；隔年，乾隆帝下江南巡察时，他到行在朝见。蔡新在家直至服母丧终后，才上京，在途上接上谕补授刑部右侍郎。乾隆三十四年，任兵部尚书，并兼管国子监事务。乾隆三十八年，移为礼部尚书。乾隆四十一年，他又兼任兵部尚书职务。乾隆四十五年，命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提督直隶学政。乾隆四十六年，蔡新已经七十五岁了。他念自服母丧后进京又过了十六年，祖坟荒废失修，乞假回家修墓一年。乾隆四十八年六月还朝，七月，拜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充会试正考官。乾隆五十年，蔡新七十九岁时面恳乞休，高宗允以原官致仕。嘉庆四年十二月，在家逝世，时年九十三岁。
  蔡新是清乾隆朝著名的文臣和学者，在哲学方面，他继承了从叔父蔡世远的儒家理学思想，在学术上以“求仁”为宗旨（“仁”指古代儒家的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其内容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内容），以孟子的“不动心”为指归（“不动心”指人们不能因为金钱、美女、官职、名誉、好声、好色……等外界事物的引诱，使心志有所动摇而产生邪念）。他尝苦于此心难治，因而辑录先儒有关操心、养心、存心、求放心等方面的论述，汇为一册，取名《事心录》。他直上书房四十二年，辅导诸皇子学习，“知无不言，而纯朴和易，能使人意融”。高宗乾隆以他“究心根抵，守世远家法”，深敬礼之。同僚朱圭（乾嘉时名臣，任相国，曾入直上书房，侍讲幄十余年，为官清廉）说他“直上书房四十年，其培养启迪于根本之地最深且久，诸皇子孙曾辈对公之容，莫不肃然蔼然，敬信悦服”。蔡新除了精通儒家理学外，也精通数学方面的“弦实开方之法”。他常利用课余时间令诸皇子兼学数学。有一日，高宗向他了解皇子阿哥的学习情况，问蔡新：“所学的算法，哪个阿哥成绩好？”蔡新回答说：“诸位阿哥的天资都很明敏，学习日有进步，只有数学属课余所附加，有人没兴趣，只好由他去。”高宗认为蔡新因人而异的施教方法是合乎道理的。
  蔡新为人谨慎诚实。他在当侍讲官时，有一个御史向乾隆检举说，他看见官员中有遇见首辅行屈膝礼的。乾隆很生气，追问这个御史说：“还有什么人看见？”御史说：“蔡新也看见。”乾隆回过头问蔡新。蔡新说：“我确实也看见。”乾隆因他知情而不上报，很不高兴，所以叫他出去。有人责怪蔡新讲了实话，自讨没趣。蔡新却说：“看见罪少，撒谎罪大，在君父面前，我是不敢存在患得患失的思想的。”
  蔡新为官清正。有一次，他奉命督学河南。当地有名家子弟急于出身，托人向蔡新说情，蔡新批评说：“当秀才是进身之始，品行不可不端正，像这样只为自己考虑得失，则心术品行可得而知了”，为此，蔡新不予录取。同时，有富家的两个兄弟已经录取了。但遭到怨家的诬控，说他们是用钱买来的，考官为避嫌而不敢录取，征询蔡新的意见。蔡新说：“我只知道以文取士而已。”结果这两兄弟都录取了。蔡新任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充会试（选拔进士）正考官，会试结束后，蒙乾隆召见。乾隆问他：“你的儿子有否参与这次考试？”他回答说：“我的儿子蔡本椒是庚申科的举人，今年因臣主持会试，为了避嫌，叫他回避，所以未经入闱。”乾隆因其正直，特将他的儿子蔡本椒提为主事任用。
  蔡新服官莅政期间，正承康雍之后，又逢乾隆盛世，朝廷典章制度基本完备，一切有旧章可循，他只是恪遵成法，少有创革。他任侍讲，启迪诸皇子，动必称儒先。他历任吏、礼、兵、刑、工部要职，做了很多具体工作，有成绩也从不向上报功。他奉敕校《四库全书》，细心尽责，即使是方技杂书也不轻易忽略。有一天，他的幼孙误吞铁钉，他适校至《苏沈良方》（宋人集苏东坡、沈存中所论而成此书），见有误吞铁物方，说“剥新炭皮为末，调粥三碗与食，其铁自下”，他以幼孙依方试验，果然灵验。于是，更知方技杂书俱有用处。他授任《四库全书》馆正总裁，而《四库全书》编纂十来年，蔡新默不作声地不知亲自校阅了多少文卷。蔡新和他的从叔父一样，言谈尽是公务，绝少提及私事。当他年老乞休时，乾隆在便殿问礼部尚书曹文埴说，“蔡新要求退休，你知道不知道？”曹文埴答说：“臣不知道。”乾隆又问说：“你和蔡新同在宫廷里值班，他要退休，难道没有跟你谈过？”曹文埴说：“蔡新对我们说的，若非部里的公事，就是书房里的功课，他从未曾有一语谈及私事。”乾隆听后，对蔡新一心为公的品德深为感动，因而发出长时间的赞叹。（合订编者按，蔡新于乾隆四十六年十月随他的学生、皇子永瑢同任《四库全书》馆总裁，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四库全书》纂修完成，蔡新挂职总裁仅八个月，事见《四库全书总目》。）
  蔡新担任朝廷大臣，在处理国家大事时，常考虑到朝廷和百姓之间的利害关系，如乾隆六年（一七四一年），发生一起噶刺吧土番杀害中国商人事件，福建大官员上报这件事，并请禁止南洋商贩以困之，朝议未定。大学士方苞知道蔡新有经济策略，而且自小生活于福建漳浦，对沿海的经济与人民的生活甚为了解，因而写信询问蔡新。蔡新在复信中说：“南洋杀汉商是非法的。但汉商平常违反禁令，久居其地，自弃化外，名虽汉人，实与彼地番种无异。揆之国体，实无大伤（按：“揆之国体，实无大伤”的论断值得商榷）。闽粤洋船不下百十艘，每条船大的造价万两，小的造价也需四、五千两。一旦禁止与南洋通商，这些洋船就都无用。这样已弃废民间五、六十万的业产了！而开洋的市镇如厦门、广州等处，所积存的货物，价值又不下数百万两，一旦禁止与南洋通商，势必亏折耗蚀、又丢弃了民间数百万的财产。无业的贫民依赖洋船往来过生活的不下数千家，一旦禁航，那么，经商没有资本，务农又没有产业，势将流离失所，又毁弃民间千百生民的生活。这是目前的弊病，数年之后，将会更加厉害。闽、广两省所用的尽是番钱，统计两省岁入内地约近千万，若一概禁绝，东西之地每年顿少千万收入，不但民生日益贫困而已，这是最可忧虑的！我以为不须马上就议行禁止，可以暂令沿海文武官员，在商船回来时再加询问，如噶喇吧悔悟前非，加意周旋，那么则是他们不敢与汉商为难，又何必责难？如果轻侮汉商，那就只禁噶喇吧不与通往，其余南洋诸国，如君代吗、宋居劳、柔佛、六昆等处，仍听从民便。”方苞接受蔡新的意见，于是，对南洋的通商没有禁止。蔡新这一建议，对于促进东南沿海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繁荣沿海经济，增加国家收入，交流中外文化，都起着积极作用。
  蔡新由于人品端正，学问深醇，不仅德望见重于朋僚，更深得乾隆皇帝的器重。他职位屡得升迁，直至“官居极品”。乾隆三十八年，当他六十七岁任礼部尚书时，高宗特赐他可以骑马入紫禁城，并照顾他在澄怀园办事。乾隆四十一年，他兼任兵部尚书时，高宗赐给御书“武库耆英”四大字及红绒结顶冠服。乾隆四十六年，他乞假回家修墓一年，隔年，高宗下谕：“蔡新自上年五月乞假回籍，乞今将届一年。此时自应起程，来京供职。近日身体精神若何？殊为廑念。如此时尚不能起程，不妨具折陈奏，以慰眷注”。高宗还寄御作《君子小人论》《云上于天解》《濮议辨》，征求蔡新的意见，并赐给乳饼一盒。当年六月，蔡新抵京瞻觐时，高宗又赐给诗章，其中有“年老君臣似老朋，归来前席喜诚应”之句。七月，授蔡新文华殿大学士时，又赐御书“黄扉宿彦”。又隔年，高宗还下谕说：“大学士稽璜、蔡新、五弥泰，俱年逾七旬，现交冬令，气候渐冷，若冲寒早起，于颐养之道究属非宜。嗣后俱着加恩，令其日出后进朝。如遇风雪冱寒之日，即不入直亦可，以示优眷老臣至意。”这时，蔡新已经七十八岁了，他上疏乞休，言之至再。高宗说；“你精神还好。明年正月举行千叟宴，二月临辟雍讲学，都是盛典，等待典礼完毕，才令你回去吧。”乾隆五十年，蔡新七十九岁，参与千叟宴。那时，内外大臣中，蔡新年纪最大。二月，乾隆按例亲到辟雍（帝王祭祀之所，亦指太学）讲学，蔡新以大学士统领国子监，坐讲《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二句。当时朝中三品以上的官员有几百人参加。乾隆为他赋诗，并赐茶及文绮，诗中有“蔡新或备伯兄行”的句子，乾隆还在诗后加注说：“当今群臣有谁可当‘三老五更’的？只有蔡新多朕四岁，或许可当我的兄辈，但恐其局促不敢当，所以引王导对晋元帝的话以示谢意。”典礼完毕后，蔡新面恳乞休，乾隆允以原官致仕，加封太子太师。令驿站车马送回漳浦，沿途经过地方官，在二十里以内照料护行。蔡新临行奏谢，乾隆亲执玉如意等物以赐，并祝他说：“汝好，还家一路平安；俟庚戌再来相见也。”又赐诗饯别以宠其行。诗中有“不忍言留合令归，及归言别又依依”之句。当时在朝的同僚、门生及部属也都著文赋诗赞颂他。蔡新回到漳浦，乾隆感到朝中没人和他谈论古文，他做了诗文常寄与蔡新看，使蔡新感到在家如在京一样。乾隆五十一年，蔡新八十岁了，高宗优崇故旧，特御书“盛世耆英”四字以赐。乾隆五十五年（公元一七九〇年），蔡新八十四岁了，正值高宗八十大寿。蔡新入京祝贺。时乾隆在同乐园设宴请他，又赐予人参一斤。当时有一个得宠的佞臣和珅，搞了一个“五会图”，花费很多钱。乾隆知道蔡新为人正派，会反对这样做法。他对和珅说：“今年的‘五会图’，要留心不可让蔡新看见，不然，他劝阻的奏章就会立即递进到我的面前。”蔡新拜见了乾隆，乾隆又赋诗赐他，其中有一首写说：“只问苍生待忠告，相看白发尚依然。六千里岂江山隔？一片心原上下联。”当蔡新祝完寿回籍时，乾隆下谕沿途州县以舟车护送。此后，乾隆仍不断寄御作诗文给蔡新，并说这只是要他检验一下学习成绩而已，吩咐不必特地回书唱和。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年）蔡新荣幸地参加了这一科的“鹿鸣宴”。（因蔡新是六十年前的壬子科中举的，同属壬子年，才有资格参加此宴）。乾隆六十年，福建地方官员因贪污渎职而使仓库亏缺，督抚受到朝廷重谴（注1），乾隆责怪蔡新“知而不言，自比寒蝉，无体国公忠之意。”蔡新上疏请下吏议，但乾隆怜念他年迈，终予宽恕。这一年，是高宗坐位六十周年，因蔡新年老，上谕蔡新不必入贺。蔡新回奏说：“等待皇上九十大寿时，希望还会再上京祝贺。”乾隆下谕说：“我君臣共勉之。若天恩得符所愿，实佳话也。”
  隔年（公元一七九六年），高宗退位，仁宗即位，改元嘉庆一年。当时，海盗活动猖狂。蔡新的儿子蔡本俊在朝任职。御史宋澍疏劾蔡新有家信言及海盗情况，却没有上报。嘉庆传问蔡本俊。蔡本俊奏言：“父亲蔡新已具疏令臣誊真入奏，适遇过节，不便传送，拟趁奏谢之便，一齐上奏。”这样，嘉庆不仅没有责怪，而且传谕蔡新，叫他勿存丝毫畏惧之心。这时，蔡新已年逾九十，嘉庆特赐御书“绿野恒春”匾额及诸多珍宝，还钦赐蔡本俊为内阁中书。
  蔡新虽官居极品，但却谦虚谨慎。他回漳浦家居时，即使遇见典史、巡检这类小县吏，也执礼甚恭。有人说他这样会降低身份，他说：“我是要使乡民知道位至宰相也须尊敬父母官，懂得父母官的尊严。这样，常存不敢之心，而犯法的人或许可以减少。”所以，“终公之世，漳浦民无滋事者”。遇到族人与邻村溪南发生纠葛，他说：“有万世溪南，无百年宰相”，教育乡人不得傍势压人。他在家乡设置义学，使无力延师的族人得以入学。还购置书田，为族中参加乡会试者的资助。嘉庆初，台湾发生朱一贵起义事件，闽南受影响，常有强人抢劫。蔡新教乡人守望相助。乾隆五十九年，漳州发生大水灾，他捐资劝粜，还置义仓，积粮备荒。又置义冢，令穷人有地埋葬亲属，在地方上也做了一些好事。
  嘉庆四年（公元一七九九年）乾隆驾崩，蔡新奉遗诏由漳浦北上，至福州得病不能起行。巡抚汪志伊将情况上报说：“待到秋天凉爽时，再护送进京”，后接嘉庆温谕，以蔡新年过九十，不必进京，并恩赐蔡新的儿子蔡本俊一同参加殿试，以部属官职任用。同年十二月，蔡新在家中逝世，时年九十三岁。朝廷接到疏文后，嘉庆下谕说：“原任大学士蔡新，人品端正，学问深醇，久任纶扉，兼辖部务，俱能恪恭奉职，而在尚书房行走最久，朕及诸昆弟俱经授读，懋著慎勤，着加恩晋赠太傅，并着巡抚汪志伊代朕奠酒，以示眷念旧臣至意。折内称有子四人，孙行达，并令择其有出息者二人，送部引见。并赐祭葬，谥号文恭。”
  蔡新著作有《缉斋诗文集》。此外，还精于书法。漳浦清泉岩，下布蔡氏家庙等处，皆有他亲笔匾额楹联，后面署名“金浦蔡新”或“葛山蔡新”，还有一些手迹散失在民间。
  注1：乾隆末年，进士李赓芸任汀漳道，龙溪发生械斗事，知县黄某懦不能治，李赓芸同意朱履中要求，请上司改派朱履中为龙溪县令。朱莅任数月亦不办。时李赓芸已升任布政使，把朱履中降职处分。朱履中亏空盐课五千，漳州守毕所珰前曾受朱贿赂，后又欲加严办。朱履中为人狡猾，且愤无所泄，向上司控诉说：“亏空公款是因为道府贪婪索贿。”当李赓芸任漳道时，因修船事，仆役贷款给朱，李并不知情。至此，朱并揭之。总督汪志伊苛刻而妒忌，专以苛察为明，因此解除李赓芸的布政使职务。并要穷追其事，促其对簿。朱不肯诬服。总督说不能成狱是问官碍于旧上司情面，将责罪之。到年底，问官惧上峰责促，对李诘问严厉。李赓芸愤为下吏挫辱，隔日自缢而死，贫得无法殓埋，士民数千，每日号泣于门前。事闻，朝廷派大臣调查，朱履中被法办，督抚均受谴责，朝廷称李赓芸为“良吏”。当时闽谚有：“清明时节雨悲悲，路上行人哭布司（指李赓芸）。借问冤家何处是？人人皆指汪志伊。”这是一桩冤案，时称“闽藩司冤狱”。当时，蔡新在下布家居。且年已老迈，并不知晓，故无上报。
  古雷半岛今昔
  澳川
  古雷半岛以古雷山得名。古雷山在本半岛的末端，山崖险绝，从巉岩削壁上，可以望见波涛滚滚，汹涌澎湃，可以听见潮声轰隆，如鼓响雷鸣，所以此山叫鼓雷山（据《漳浦县志》）。锣鼓的鼓字简写成古老的古字，古雷成为整个半岛的名称，方言转音为“高螺”。
  古雷也是海防要隘，所以明朝开国以后，就在这里设置巡检司，建有城池，与东山岛守御千户所的水寨成崎角之势，互相呼应。古雷自古属漳浦县管辖，到民国五年，划出并合东山建县，到解放后，于1955年十二月划还漳浦管辖。
  古雷半岛与漳浦其他两个半岛一样，大部份是沙滩不毛之地。清光绪年间，漳浦知县娬敏有诗道：“郁郁高城带野烟，茫茫沙岸接平川，山无草木惟余石，海有洪波不辨天，碑蚀土花苔绣遍，墙垂薜荔树空穿，剧怜笳鼓游行地，北望乡关路几千。”意思是说：这里有高高的城墙，却充满荒野的气味，人少炊烟稀，茫茫的沙岸连接平荡荡的旷野，山上没有草，没有树，只有稀少的石头。海浪与远天相连，分辨不出哪里是海与天的接界处。石碑风化了，上面开着野花，布满青苔，看不清文字。破墙上垂挂着一种叫“薜荔”土名“苦株”的野生攀援植物的藤子。老树的树干枯穿了洞。这里是一个经过惨烈战争的残破地方，我作为一个异乡游客，见到这种情景乡愁涌上了心头，可是北望我的故乡，它有几千里的遥远。是的，古雷历来是海陆战争之地，又是只能种番薯充饥的沙滩地带，人民向来是多么痛苦。越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越是会产生美丽的传说，有人说：古雷本来有“大路往东京”的指路碑，因为人们曾见到过海市蜃楼，亭台楼阁，宛然若真，以为东京就在古雷海外，因而有“浮福建沉东京”的传说。对此，娬敏在一首《望海》的五言诗写道：“海水本五色，漫言涵一碧，风雨望神山，楼台开蜃室，犹是尧年水，尚余女娲石，于兹叹观止，故故惊河伯。”
  海市蜃楼是虚幻的，而我们脚踏的实地真是宝藏万千，古雷半岛那些构成“不毛之地”的遍处海沙正是大量的财富。夜间望去，金光闪耀，日间在阳光照耀下也璀灿夺目，民间传说，是宋末小皇帝南逃来到这里，在沙滩上过夜，经他睡过的沙滩便变成了“珍珠铺”。其实，这里的沙含着高份量的石英细粒，是制造玻璃的好原料，可以作冶金工业的溶剂，可以制作砂磨工具。更有那古雷东林的金红石，储量居全省第一位。金红石是制造火箭和人造卫星外壳必不可少的材料，这在科学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上面，真是稀世之宝呀！
  那与天空分不开界限的大海更有取之不尽的财富，只是由于旧时代生产工具落后，所以渔业产量很低。现在有了机动帆船，捕捞技术也大大改进，大量马鲛、鲳鱼、墨鱼、鳗鱼等海鲜运销远近。人工养殖的蚝仔、蚶、扇贝、鲍鱼也发展起来了，尤其扇贝和鲍鱼，那是上等珍品，闻名省内外和东南亚各国。
  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在共产党、人民政府领导下，古雷人民营造了二万亩木麻黄防风固沙林带，将半岛绿化了，制止了风沙之害；又修建了容量十万立方米的水库二座和一些山塘，加上人民政府拨款帮助古雷人民建设了一百多个喷灌机站，基本上能够战胜干旱，粮食和其他农作物大幅度增长。
  漳浦的海线公路从杜浔分出支线（杜古线），贯穿整个古雷半岛，使半岛上的三十六个自然村连成一串，客车和各种货车往来络绎不绝；加上有下垵码头作为水运中心，交通便利。土产大批外销和日用百货及生产资料源源而来，供销两旺。现在的古雷全乡四千多户人家，二万多人口，安居乐业，光景一年比一年好。
  古雷港是一个深水良港，但古代没有很好地用在贸易上面，而为兵家所利用，郑成功曾占为抗清基地，后来收复台湾也作为进兵基地之一，清朝统一台湾时，靖海将军的先锋官蓝理的船队也是从这里直进澎湖的。今后，古雷港已到了为四化建设服务的时代。（详见本辑《我国东南沿海最优深水港址下垵港区》一文）
  我国东南沿海最优深水港址漳浦下垵
  严利人
  经海洋地质地貌专家以及从事港口研究的学者考察论证后，一致认为，目前我国东南沿海最优深水港址，就是闽南漳浦下垵港区。
  下垵港区位于东山湾口内主航道东侧的凹处。东山湾地处台湾海峡南口的两岸，由一条伸入大海的狭长半岛一一漳浦县古雷半岛与云霄县、东山县的陆地环抱而成，湾内面积二百三十平方公里，形呈肚大口小的瓶状，是一个典型的湖汐海湾。半岛的三周被龙屿、虎屿、鼠屿、丰屿等三十三个小岛屿包裹着。在半岛的内侧下垵，从古雷头到丰屿之间六公里长，二公里宽的范围内，航道水深二十米以上。这里集水面积大，航道深宽，潮差小，锚地好。半岛上的两岸小山丘，像一道天然的屏障，挡住了外海汹涌的波涛。而且航道紧挨港区口门，陆域宽阔平坦，常年不冻，无淤浅之忧，不存在礁石危险，被列为第十九个国际避风锚地。经开发后十万吨级海轮可以自由进出。
  今年春，厦大海洋地质地貌专家蔡爱智等带领调查组专程来这里作了三个月的勘察，从下垵的重要位置、自然概况、海湾现代沉积与泥沙的主要来源、建港条件和评价等方面，撰文详细作了论证，认为漳浦下垵是一处优良的自然深水港址。从航道和港湾的自然条件看，东山湾与胶州湾类似，下垵所处位置也与青岛港相似，都在湾的东侧强潮主航道的旁边，均拥有一条深水航道，流场和泥沙的运动状况也差不多。世界上各国每年为了解决现有港口和航道的泥沙淤积而耗费了数以亿计美元的财力。我国天津塘沽新港、江苏连云港、上海港、台湾的台南港和高雄港等，每年为挖掉港池航道里的回淤泥沙而花费了大量的资金。而得天独厚的青岛港，经近百年来的使用结果证明，它是国内外少有的不淤积的良港。注入胶州湾的河流有洋河、大沽河、李村河等六条小河流，每年带入湾内的悬移质泥沙平均为一百六十三万吨。从这一点来看，东山湾内和湾外附近均无大河入海，注入东山湾的唯一小河是漳江，带入湾内的泥沙数字比胶州湾少得多，因此，下垵港区更无泥沙淤积之虑。从建港的自然条件分析，下垵比台湾高雄港、上海港都优越得多。目前，人们还难以在我国东南沿海找到一处比下垵更好的深水港址。
  开放迫切需要港口，港口建设促进开放。下垵港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是福建距离香港和东南亚最近的港口，面对台湾，水路距香港四百五十公里。离高雄仅三百一十公里，到厦门、仙头只有一百余公里，陆路到漳州、厦门、汕头也很近，水陆集散条件理想。目前在东山湾内，漳浦下寨两个五百吨位的码头正在使用之中，东山县三千吨位的码头正在紧张施工，如果再在下垵建成万吨以上的大型码头，整个东山湾大中小型码头就成龙配套了，这必将促进闽南金三角的开放和繁荣。特别是，解放以来，由于客观存在的原因，福建省的海运事业发展缓慢，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统一祖国的新形势，福建迫在眉睫地需要在沿海建设一、二个吞吐量大、多功能的远洋巨轮进出口码头，这不但对福建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对整个东南沿海的经济起飞，对台湾回归祖国，都将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开放利用下垵港区正在日益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今年来，交通部、水电部、国家海洋局的领导先后到下垵视察，称下垵是“被人们遗忘的深水良港”。九月份，福建省交通运输协会、福州港口协会共同派出调查组，经过实地勘察，再次证实下垵是个自然深水港区。十多位专家学者云集漳浦，进行现场考察研究。确认下垵自然条件优越，是一处全国极少的优良深水港址，是国家的宝贵资源，要加强宣传，加紧开发，形成很好的对外口岸和全方位开放窗口。
  六鳌一一昔日海防重地
  澳川
  六鳌半岛在漳浦县海岸线上的中部，由深土乡陆地延伸，东边是大澳湾，北面近将军澳，西面是旧镇港，南边临浮头湾。自北而南全长九公里半，东西宽平均二公里半左右，总面积二十六多平方公里。于漳浦海线公路上在深土乡的山尾村地方分出支线贯穿整个六鳌半岛，又有简易公路如脉络一般地向各村分支，都可通车。乡公所驻鳌中村，距县城四十八公里，每天都有班车往返。
  六鳌的“鳌”是传说中的巨型大龟，唐宋时代，朝廷宫殿的丹墀上都浮雕巨鳌图案，作为吉祥的象征。翰林学士来到丹墀上朝见皇帝时，便踏在巨鳌的图案上，被称为“登鳌头”，考中状元叫做“独占鳌头”，所以“鳌”一向被当作进身仕途的吉祥象征。这里民间传说，从前有六只大鳌被东海龙王驱逐，跑到这里海滩避难，化为半岛。这传说是望文生义的神话，显示人们对乡土的热爱。
  有根据的说法是：六鳌山最早的地名叫“青山”。明朝建国之初，这里设青山巡检司，常驻弓兵三十名。后来鉴于这里是海防重地，巡检司不能担负保卫海防的任务，洪武二十一年，设守御千户所。将青山巡检司移设莆头澳（嘉靖三十七年移设月屿堡）。在原青山巡检司司城扩充改建为千户所的所城，城垣周围五百五十丈，临海为濠。由于所城建在青山，好似“巨鳌载岳”，山称鳌山，地称陆鳌，这是《漳州府志》和《漳浦县志》的说法。后来人们为书写便利，把陆地的陆字改用数目字的六字代替。
  陆鳌守御千户所属镇海卫管辖。明朝的“卫”和所属守御千户所（简称所），是一种屯垦的军事建制，户口属于军籍，老弱者从事耕种，少壮者担任守卫。陆鳌所原设兵一千八百九十八名，后留设旗军四百十七名，新选余丁五百三十三名。当初，卫所制度严密，官兵操练认真，每个千户所都设有教场，作为练兵的场所，陆鳌所的教场设在所城的北门外，那地方的乡村被叫做“教场头”，地名沿用到现在。明朝初期，卫所经常派出战船巡逻海上，海防巩固，所以自元朝以来就很猖獗的倭寇到那个时期虽然仍然屡有进犯，却是难以得逞。可是，世袭的帝皇制度，难免不把经百战打下来的江山，败在不肖子孙的手里。明朝的封建统治，到开国七十年后的正统年间便开始腐败，昏君沉沦酒色，不理朝政，有时是太监专权，有时是外戚专权，有时是大臣专权，朝廷中争权夺利的斗争导致全国政治衰败。到嘉靖年间，由于奸相严嵩的死党赵文华陷害冤杀抗倭名将闽浙总督张经，加上将官侵占屯田，克扣军饷，以至士无斗志，卫所松懈，形同虚设。那时又值日本群雄割踞，各地藩侯组织海寇更加猖狂地侵犯我国，占据沿海，进入内地，祸患异常惨烈。漳浦县境的镇海卫及沿海各守御千户所受到践踏破坏。到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戚继光从浙江调任福建总兵，经过两年苦战，剿平倭寇，镇海卫及所属各守御千户所才告恢复。那时已经用募兵代替屯军，隆庆六年（1572年），陆鳌设立士兵营，常设官兵四百五十名，在贫民中间选取壮汉充任，由一名把总指挥。那时戚家军分驻戍守福建各地，留一个营在漳浦，叫做浙兵营，也是官兵四百五十名，有时驻防铜山岛，有时与陆鳌士兵营对调。
  清朝裁撤卫所。顺治十八年为防御郑成功而“迁界”，陆鳌划为“弃土”，所城被毁。康熙十八年清军收复厦门才宣告复界。康熙二十年平定台湾以后，漳浦沿海五里之地由水师驻防，陆鳌水师属铜山营管辖。现在六鳌有一个自然村地名“下营”，地名由当时是水师驻兵的营盘而来。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派驻六鳌的军队有时是正规军，有时是保安队，他们受贿卖放走私船出海资敌，向浯屿、厦门等被日军占领的岛屿偷运大米、生猪、鸡鸭，换回鸦片烟土毒害人民，所以在旧社会，六鳌是一个烟毒很严重的地方，许多鸦片烟馆半掩门地吞云吐雾，也受到当地军队及乡保地头蛇的暗中允准和保护。而渔民出海捕鱼却受到种种刁难与勒索，白吃一些鱼鲜则看成是家常便饭。
  六鳌半岛与本县其他两半岛一样，多是沙滩地，这是受海潮顶托，海沙向两边岸线冲积造成。半岛上的几个小山峰，海拔虽不到五十米，但在这平沙漠漠的地方却显得严峻突兀，苍郁可爱。除古名“青山”的鳌山以外还有几个山峰，一是罗绮山，在大澳，现在转音叫“拉岈山”，赤色的泥土与绿色的树林相映成趣。二是对面山，在所城遗址的左边，秀丽优美。三是虎头山。好似虎头雄视海上。四是鸟嘴山，巉岩怪石，钩吻异状，好似鸟嘴。五是鸡心山，在所城遗址的东南方，圆形似鸡心，又名圆山仔。这些嶙峋的山峰突出在平沙之间，挺拔在海浪之上。可是，海水不可解渴，白沙不能当粮，六鳌人历来是很艰苦的。直到解放后，沙滩上建成一条条防护林带，郁郁苍苍的木麻黄树林挡风固沙，人居环境、生活环境逐年发生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今日六鳌
  郑益言
  今日的海上绿洲六鳌半岛，曾是不毛之地。解放前，黄沙漠漠，沙丘相连，寸草不长，点绿不染。唯一能在沙滩上生长的一种草叫“沙马刺”，这种草细长的叶子就是刺。据说有一年夏天，内地一个戏班乘船到六鳌半岛演戏，船抵码头，正值中午，烈日当空，演员一上岸便行走在沙没至胫的沙路上，沙热滚烫，没走几步，脚疼难忍，急忙寻找可歇脚的地方。当他们发现沙丘上一丛丛的“沙马刺”草时，赶紧就把双脚踏上去。哎呀！一阵尖叫，又急忙把双脚移开。原来脚底被“沙马刺”草刺痛了。从此，人们便议论开来，说六鳌沙烫草“野”（不好惹），外地人视为畏途。冬天，北风呼啸，沙尘铺天盖地，日月无光。风沙吞没田园，埋压民房，给六鳌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当地有句民谣说：“出门要闭眼，过夜村不见。”可见风沙祸害多可怕。要想过上好日子，必须治住风沙。新中国成立后，六鳌人民积极造林治沙，大搞绿化。特别是从1958年开始，岛上人民沿着海岸沙滩，在沙丘、沙埔上种上木麻黄，马尾松、相思树，播下草种，将半岛上二万亩的荒沙全部绿化。绿树秀草镇住了沙魔，千年飞沙走石的景象销声匿迹。如今，站在六鳌山上，举目环视，但见一排排木麻黄挺拔俊秀，宛如绿色长城。一片片马尾松相思树茂盛葱葱，春意盎然。一座座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村庄白墙红瓦、清新夺目，景色宜人。
  解放前，由于这里大部分是荒沙，土地贫瘠，水利又差，经常遭受干旱、风沙侵蚀，农田土地有减无增，农业生产原始落后，百姓生活贫穷艰苦。解放后，政府十分关心岛上人民的生活，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乡政府依靠集体的力量，组织乡民在六鳌半岛上打了一百多口机井，抽水浇灌农作物。又围海造田二千多亩，扩大耕地面积。此外，还修建了几十多里长的海堤，加固了海岸，保护农田免受海潮淹灌，农业生产收成一年比一年好，农作物以番薯、花生、黄豆、葱蒜为主，也改变了历史上不能种水稻的现象，去年，粮食总产达到六百六十多万斤，平均每人三百多斤。
  六鳌半岛三面临海，水产资源十分丰富。浅海滩涂面积大，海水养殖业前景广阔，是我县主要渔区之一。岛上传统渔业生产有定置网、热水桁、拉大网、流刺钩吊作业。还有海蚝、紫菜养殖等。俗语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半岛上的人民在农闲季节驾舟讨小海，妇女儿童挑箩筐，提竹篮到海滩上捉鱼虾，拾螺贝，不仅是一项有趣的劳动，也有可观的副业收入。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人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富民政策，渔业生产实行责任制。政府又贷款帮助渔民建造渔船，购买机器，添置生产工具，机械化捕鱼能力大大提高，渔业生产发展加快了。现在，六鳌半岛共有大小机帆渔船275艘。晴晨，渔舟迎着朝霞，船帆鼓风，机器轰鸣，驶向大海。傍晚，渔船满载鱼虾结伴而归，船上夜航灯、桅灯、指示灯，五光十色，交相辉映，把港口码头装扮得光彩夺目，绚丽无比。此情此景，不由令人想起清代乾隆朝名相蔡新的名句：“六鳌海上夜夜元宵”。此外，海水养殖遍布全半岛，有养对虾、泥蚶、海蛎、紫菜、海带等，去年水产品总产量达到十二万九千八百多担。
  渔农业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家家户户都在大兴土木盖新房。俗语说，富不富看新厝，解放后，特别是最近几年，六鳌半岛上新建屋一万多间，住宅面积增加了二十六万一千二百多平方米。乡政府大楼、百货公司、大众旅馆等一座座楼房拔地而起，一排排贸易门市、商店、农副产品、水产品交易摊点应运而生，呈现了一派繁荣富足，生机勃勃的景象。如今的六鳌半岛，绿林成荫，山清水秀，海岛成绿洲。一座座新村绿树环绕，一排排新房次序美观，人民安居乐业。六鳌人用自己的双手将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当前，深土山边变电站高压线路直通六鳌半岛，连接渔村千家万户。入夜，海岛上电灯齐亮，就像繁星挂满海岛上空，熠熠闪烁，像在窥探笑谈岛上人民美满幸福的日子。
  旧镇与旧镇港
  澳川
  旧镇港自古就是货物吞吐口岸，旧镇镇是重要的土产和洋货集散地。旧镇是书面上的写法，口语则称古镇，从地名可以知道它的历史悠久。它到底有多旧多古呢？无从稽考。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国际贸易口岸，由于资料缺乏，也不能断言，只有从明朝万历七年《漳浦县志》编辑人之一，嘉靖年间进士，曾任翰林编修，后人奉为太史公的林偕春所写《兵防总论》一文里知道，旧镇在明朝已经以古旧的贸易市镇而得名。这篇文章说到：嘉靖年间的倭寇祸患为戚继光平定以后，海防一时比较安宁，对外贸易只禁东洋，即日本，对西洋即现在所说的南洋开禁，潮州、惠州间各港口与外洋往来的商船经常有几百艘，来到漳浦沿海贸易的，“必先铜山、六鳌、镇海，而内则直至云霄、旧镇。”这些当时都属漳浦县管辖的口岸。这篇兵防总论专为兵防而写，对经济情况着墨不多，但我们可以从侧面了解到当时旧镇等港口与沿海各港口及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往来情况。
  到明朝末年的天启年间，海寇又猖獗起来，那些海寇其实是武装走私的团伙。因为明朝政府实行海禁，海商必须用武力打破海禁。那时海上武力最大的一伙是以郑芝龙为首，本来他只占据海岛，由走私商人运土产去贩给他们转售日本及东南亚，由于明朝政府在沿海查缉，他的货源受到限制，当他力量发展到雄厚阶段，便要占据陆上港口以广收货源了，最为他看中的口岸便是旧镇。天启六年十二月（1627年1月），郑芝龙从白沙附近的龙井登陆，攻占旧镇，官兵死伤无数，守将阵亡，旧镇古城被摧毁。郑芝龙要的是制海权，翌年，即崇祯元年（1628年），他接受福建巡抚熊文灿招抚，受职游击，会同明朝军队收拾了其他海盗，升官总兵，以至当上福建最高军事长官海防同知，明朝倚他为海上长城，他就享有进出口贸易的特权了；在军费自筹的情况下，进出口船只的税收由他专断独行。直至清军打到福建以前，他富甲全闽，就是由占领旧镇起家的。
  后来的旧镇城是崇祯七年（1634年）所建，主管这一工程的是漳州知府施邦曜。他升任福建布政使司右参政分守漳南道，在旧镇港口小山上建了一座铳城（就是炮台），对海上动静历历在目，船只入港必先进入它的射程，堪称海防要隘。城中利用天然巨石为大炮阵地，易守难攻，对巩固海防起了重大作用。那时我国东南沿海已没有大股的本国海寇，所防御的是被称为佛朗机和红毛夷的西方殖民者，包括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的武装入侵。那些入侵者主要也是为了便于做生意而占领港口，旧镇这种地方是他们窥伺的目标，自然必须加强防御了。现在铳城山西麓天然大石上还保存着当时石刻“崇祯七年施爷惠建铳城功德碑”，可为历史见证。
  明朝亡后，旧镇曾是郑成功抗清的据点。当顺治十二年（1655年），郑成功主力北上长江，闽南陆上主力抽回坚守海岛。郑成功事先命令毁弃在他控制下的惠安、同安、南安、安海、漳州、长泰、南靖、漳浦、平和、诏安各城。郑军参军潘庚钟接令，毁弃漳浦县城，将县治迁设旧镇，凭城防守。而终于被清军总兵杨捷攻占，郑军退守一里外的狮头堡，最后退据海岛。
  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为防御郑军而在沿海各地实行迁界，凡界外的居民一律内迁三十里至五十里，所有民舍、城堡、山林一概毁弃。旧镇城被毁。到清朝统一台湾前二年，即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军占领厦门，宣布复界，旧镇才逐步恢复繁荣和继续发展，在清朝取消海禁后，发展成为很有名气的贸易港口。
  旧镇港位于浮头湾顶部，鹿溪入海凹岸。港区南北各有山体掩护，掩护条件良好。港内风小浪平，本来是一个深水良港，后来逐渐淤塞。尤其自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征集民工民船在距码头二公里半处，沉船坠石填成所谓“防锁线”，使港区更加淤积。不但“防锁线”以内淤浅，使著名的旧镇深水大蚝因为港底自然石块受湮没以至失去依附，产量大大减少，就是防锁线以外两侧也淤积成为浅湾。据1981年调查，两侧浅湾低潮时水深已经小于一米。浅湾的形成虽然给水产养殖业造成有利条件，养殖滩涂大大增加，而港道日浅，使较大吨位船只难以入港停泊。
  不过，现在旧镇港港区水深还有五米至十三米，出海航道还在十米以上，五十吨的船只还是可以来去自如的。由于这里是避风港，所以在闽南辟为经济开放区以后，旧镇港又恢复为吞吐口岸。现有码头吞吐能力为每年五万吨至六万吨。这里距漳浦县城14公里，距漳州市68公里，由水路至厦门66海里，至石码85海里，至汕头99海里，至香港245海里，对货物交流具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