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艰苦卓绝开拓前进
  ——闽南红军的战斗经历
  卢胜
  今天，大家重返革命故地，汇聚一堂，参加中共龙溪地委举行的“抗战初期闽南国共合作历史经验学术讨论会”，我和大家一样，心里很高兴。这里，我以闽南国共合作谈判亲历者的身份，先作个发言，为同志们研究和总结“抗战初期闽南国共合作历史经验”这一问题提供一些资料和线索。由于时隔四十多年了，回顾中难免有遗漏或欠准确的地方，请同志们加以补充。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的正确指引下，经过拨乱反正，重新恢复和确立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一个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的重要时期。这些年来，许多老同志来信来电，要求我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对闽南党和红军游击队在抗战初期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和谈的历史过程，给予实事求是的反映，对于和谈中发生的“漳浦事件”和闽南党和红军主要领导人何鸣，给予公正的评价。这些问题，在文革中被歪曲得一塌糊涂，不少同志因此而吃了许多苦头，我个人也觉得搞清上述问题确实很有必要。这次大会也要我讲讲这方面的问题。因此我想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接触到的有关闽南党和红军革命斗争的史料，讲二个问题。
  一、党和红军在闽南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红三团是我们党所领导的闽南地区的主要武装力量。它的前身是闽南工农游击队。这支武装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党中央关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建立起来的。早期，这支武装主要在漳州南乡、海澄、石码、小山城农村一带组织农会，抗捐抗税，开展游击战争。邓子恢同志曾讲，他们象《水浒》里的英雄好汉一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们在乡间替贫苦群众办了许多好事情，因而很有群众基础。
  第三次反“围剿”之后，毛泽东、聂荣臻、罗荣桓等同志于一九三二年四月率领中央红军东征，经过龙岩、漳州战役，基本上歼灭了国民党张贞四十九师的主力，于二十日攻克闽南重镇漳州城。
  我们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是在中央红军的指导、帮助下，以王占春领导的闽南工农游击队为基础，于一九三二年五月在漳浦正式成立的。当时，有指战员近千人，基本上人人都有武器。那时，中央红军选派来红三团工作的，有尹林平、张长水等一批骨千，他们的到来，充实和加强了红三团。同时，中央红军还送给闽南地方游击队二百支枪和弹药，促使闽南革命根据地由此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中央红军在完成东征漳州的任务后，即回师中央苏区。张贞残部随之卷土重来，他们配合地方反动武装向我根据地和红三团进行猖狂反扑。那时，由于红三团新兵多，训练时间短，缺乏实战经验，最初虽然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打死打伤了不少敌人。但因敌强我弱，红三团处于不利地位。加上主要负责同志缺乏经验，又受“左”倾错误的影响，部队遭受重大损失，红三团主要负责人王占春、冯翼飞先后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指战员伤亡也大。
  国民党十九路军调驻福建后，在漳州设立了总指挥部，闽南的斗争环境更加困难。
  一九三三年春，十九路军开始对闽南苏区和红三团发动猛烈的进攻，经济上，封锁我们，禁止医药、米、油、盐、电池、肥皂等日用品运进游击区；军事上，组织守望队配合地主武装、地方反动民团向我们进攻，并在龙岭、山城、车本苏区一带驻兵。十九路军还以李竟波主力团经常跟踪红三团，一发觉我军，就穷追猛打。部队碰到很大困难，有时连饭都吃不上，觉也睡不好。但由于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大力帮助和支持，我们得到了物资补给，解决了困难；在军事上，我们采取分兵发动群众，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的“清剿”。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期间，由于“左”倾错误政策的影响，靖和浦中心区在肃反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无论是地方上还是部队里，都错杀了一些人。尤其是在红三团内，在群众中有影响的副团长王却车等人也被错肃了，这给革命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例如程溪区委书记叶火叛变，群众反水，造成了一时期的严重困难，现在回想起来实在痛心。对于这一错案，应按中央的政策，尽快地给予昭雪，恢复名誉。
  到了一九三三年下半年，形势开始好转，红三团在南靖县白云一带利用有利地形打死打退了十九路军一部的进攻，初步扭转了被动的局面，把活动区域扩大到南靖的大小田坑等地。
  这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十九路军中的爱国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和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在我党关于合作抗日主张的影响下，公开与蒋介石决裂，在福建成立了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十九路军于十二月十五日停止了向我们苏区和红军的进攻。这一重大事变，当时我们并不了解，一直到后来攻打龙岭民团时，我们从俘虏的口中才知道。
  这时，我们集中兵力打击了经常进入我根据地骚扰的反动民团，并从靖和浦游击队和漳浦义勇军中挑选了一批新兵补充红三团，使部队的战斗力进一步提高。三坪、欧寮、五寨、龙岭、何地等苏区的工作先后得到了恢复，我军的伤兵医院、被服厂和看守所也逐步健全。在靖和浦中心区，我们还用集资的办法，依靠人民群众，在各个区、乡苏维埃办合作社，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此外，我们还加强了对白区的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剥削，并鼓励和启发他们开展减租减税斗争。这一时期，闽南苏区的形势非常好，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扩大，红三团也得到了壮大和发展。
  一九三四年上半年，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在闽粤两省边区成立特委，组织上直属中央领导。所辖地区包括靖和浦（原漳州中心县委）、潮澄饶、饶和埔三个县委。地方红军游击队主要有红三团、红三大队和饶和埔中心游击队。
  特委成立后，在平和县的三坪开办了党团骨干训练班，专门培养干部。并在根据地内继续进行土地革命，群众的斗争情绪很高，红三团指战员的斗志很旺。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正当我们苏区内准备秋收的时候，省保安团沈东海部及反动武装五百多人，象狂狗似地分两路扑向我根据地，阴谋抢粮，破坏苏区的秋收工作。特委决定在平和欧寮村以北三坪埔尖山打一场伏击战。
  这次战斗，红三团和地方游击队共七百多人参加，我们事先占领埔尖山制高点，把部队隐蔽两旁。除派部分队伍阻击敌人的一路外，集中力量打击保安团，沈东海差点丧命。经过激烈战斗，我军共打死打伤敌人一百多人，俘敌八十多人，缴获重机枪二挺，各种枪支一百多支，军用品二十多担。遭到我阻击的那路敌人，在沈东海惨败后，他们也赶快溜走了。这次战斗，红三团军威大振，士气更加高涨，根据地军民的斗争情绪更加稳定。
  埔尖山战斗胜利结束后，闽粤边特委决定开辟乌山革命根据地，并决定由我带领红三团的一支精干武装，去执行这项任务。
  从一九三四年底起，我们由尪仔石山出发，先到平和的峨眉山附近的村庄开展群众工作，宣传我党我军的主张，在东坑、寨仔尾、白楼等地，打击了欺压老百姓的反动地主及其武装。接着，进入云霄县境内的大坪水、马铺圩以及平和的田径、小岭角等地，先后拔掉地主联防武装的许多据点。在平和、云霄边境的坡下、寮安、下寮、梅林、七高际等地建立红色区域。然后，我们再到云霄的坪坑、半岭等地，组织和发动群众进行抗捐抗税，扩大红军的影响。到一九三五年十月二日，云霄县水晶坪战斗结束后，我们以诏安的北蔗、进水；云霄的桥头，半岭为中心点，建立了乌山革命根据地。
  在这以前，闽粤边特委为加强云和诏地区的武装斗争，决定将转入乌山活动的广东凤凰山红三大队和我们红三团武装分队合并，正式成立闽粤支队，我为支队长，金盛为副支队长，吴金为政委。原来计划返回广东凤凰山区，恢复革命根据地。后来因为广东军封锁边界十分严密，大部队无法过去，就改由金盛副支队长率十余人潜回工作。不久，闽粤支队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闽粤边独立营”，直属特委领导，任命我为营长，吴金当政委。这时，我还在平和与云霄两县交界的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群众组织，直到一九三六年初，才到独立营工作。那时我们靠苏区的人民群众，靠乌山的有利地形，开展游击战争。敌人的主力来了，我们就上山回避；敌人走了，我们就集中力量打民团，打地主武装，抓土豪。敌人“围剿”这座山，我们就上那座山，把敌人拖得疲惫不堪。此外，我们还抓住一切有利时机，袭击敌人的小分队，叫敌人坐立不安，顾此失彼。
  同一时期，红三团以靖和浦苏区为主要基地，开展游击战争，击溃了敌人多次对根据地和红三团发动的残酷军事“围剿”。那时，根据地的人民，省吃俭用，冒着危险，为我们送粮送盐送药，始终和我们站在一起。因此，根据地没有丢失，红三团革命武装得到了锻炼和保存。这当中，闽南党和红军做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并且在行动上，生活上与群众共患难，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信赖。
  两广事件后，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向广东逼进，闽南的敌人正集中兵力在“围剿”驻平和一带的我红军游击队，在云霄县城只驻着一个保安团，兵力相对薄弱，正好这时部队的经济也十分困难。为解决经济困难，为牵制敌人向平和苏区的进攻，我们决定利用中元节化装袭击云霄城的敌人交通银行。我们从独立营和红三团中挑选四十余名精明强悍的班排干部和老战士组成小分队，在中元节这一天早晨，我率领小分队夹在络绎不绝的人群中潜入县城。
  城外，红三团和独立营五百多人，在何鸣等同志带领下，拂晓前赶到城西门外的将军山脚，隐蔽在甘蔗园里，准备接应，以防意外。一切都考虑得很周到。
  原计划在上午九点钟开始行动。不料进城的一个同志在买东西时暴露了目标。结果战斗不得不提前打响。由于我们事先准备，加上进城的都是经过挑选的、有战斗经验的同志。所以，在我发出开始行动的命令之后，部队很快就控制了有利的地形，同敌人进行了紧张激烈的战斗。这一仗，打得很成功，经济上，共缴获伪钞一万多元，除了红三团和独立营留用外，还送一部分给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军事上，震动了敌人，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不久，进攻平和一带的敌人也被迫撤离了；政治上，扩大了我军的影响，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争情绪。这时，闽南地区的红军已发展到七百多人，人民抗日义勇军发展到一千五百多人。
  在严酷的斗争中，尤其在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中，闽南红军的革命武装斗争为什么能坚持下来？革命力量为什么能得到发展？就我自己亲自经历的体会，感到主要有以下的原因：
  1、有党的正确领导。这是最根本的一条。在闽南红军游击队中，党团组织普遍健全，党、团员比重大，占三分之一以上。并且大多数党团员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能够坚决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使党和红军立于不败之地。
  2、紧紧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这是闽南党和红军之所以能坚持到最后胜利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红军人员的来源于人民群众。生活用品，物质的供给主要是战斗中从敌人那里解决，其次抓地主筹款，再就是依靠根据地人民的援助。
  3、建立一支坚强的人民武装。它的战斗成员有高度的阶级觉悟，有勇敢、不怕牺牲的精神。这是闽南党进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扩大根据地的可靠保证。闽南红军游击队在保护人民利益与建设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运用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法宝。这是闽南党和红军之所以能坚持到最后胜利的又一个重要因素。闽南党和红军游击队早在一九三五年夏，就开始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如当年的平和大芹山、五南等地区争取开明绅士和保甲长为我们服务，就是很好的例证。
  这四个方面的因素，我只是提一下，还不完整，请在座的各位“见证人”和从事党史研究工作的同志们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并加以论证。
  二、抗战初期闽南国共合作及其经验教训
  这个问题，在座的许多同志都作过回顾，写了文章。去年，应省党史研究部门的要求，我写了《漳浦事件的发生及其教训》一文，对闽南地区国共合作的情形作了一些回顾。今年以来，从我接触到的一些史料来看，有不少新情况，因而要求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要向前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下面，我着重讲四个问题：
  1、闽南国共和谈的一些情况
  闽南国共双方举行和谈的问题，是闽南党按照我党中央制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提出来的。闽南党原来直属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主力红军北上抗日后，闽南党同中央失去了联系。但由于闽南地处厦门、潮州、汕头之间，离香港也不远，因此从敌伪报刊上，我们很快地了解到党中央发布的《抗日救国宣言》和我党举行联合抗日救国会谈的消息。当时特委分析了闽南地区的政治形势，从民族生存这个大局出发，分别向漳州的国民党当局和驻闽南的广东军一五七师以及地方爱国人士提出：停止一切内战，联合各党各派，为祖国生存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这时，为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保卫自己的家园，特委正式成立了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当时何浚是总指挥，朱增强是副指挥，朱曼平是政治部主任。下辖七个大队，共有一千五百多人。主要千部和骨干是从红三团选派的。因此，这个组织比较健全，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也很大。当时的人民抗日义勇军的组织形式主要有三种：即不脱产的，半脱产的和全脱产的。同时，我们还以抗日义勇军的名义联络各党派领导的反日团体和武装，进行合作，共同抗日。然而，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广东军一五七师不顾我民族存亡之大局，拒绝我们提出的要求。并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影响下，继续配合反动武装，向闽南根据地和红军发动更猖狂的进攻。我们开始了游击战争中最艰难的时期。为了打下敌人的嚣张气焰，闽南红军集中兵力，运用游击战术，袭击了驻漳浦的广东军一五七师及张锡九反动武装，给敌人以打击。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被迫同意合作抗日。这时，在我党提出的抗日正确方针的影响下，闽南的漳州、石码、小溪、漳浦、诏安等地，同全国一样，抗日呼声遍及城镇和乡村，救亡运动深入到基层群众。如在诏安，抗敌会为激发民众的抗敌情绪，举行了化装宣传，演出《兄弟从军》的剧目，并组织歌咏队出发宣传；在石码，排演了《芦沟桥的烽火》、《汉奸的子孙》等剧，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为了停止闽南长期内战，争取国民党一致抗日，特委根据中央和南委的有关指示精神，分析研究了广东军一五七师有参加抗战的可能，便决定将闽粤边独立营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南第一支队；红三团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南第三支队。并再次向驻漳州的国民党军政当局提出举行和平谈判，结束内战的要求。在闽南各地抗日高潮的压力之下，在一五七师执行“南方消灭”的反动政策日趋破产，“剿赤”期限临近之时，一五七师变换反革命手法，于一九三七年春同意举行和平谈判。四月间，何鸣带机关部分人员从云霄到陈天才同志的工作区平和县山内乌坑村。一天，溪头保的保长赖光辉送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其中报道了蒋介石已接受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赖告诉何，社会上对此反映强烈，一致呼吁国共合作抗日。何听后精神为之大振，同卢叨等同志商议后，即提出请赖替我们同一五七师牵线，建立接触。赖答应了，并提出再叫几个保长一道去。陈天才同志就通知与我们有联系的陈耀秋、陈济亭两个保长同赖一起去一五七师。三天后，赖回话，告诉说一五七师同意接触。不几天，一五七师派出一个姓伍的连长在平和坂仔郭坑村陈天才同志的家与我闽南红三团的代表卢叨同志（当时化名王祥）进行首次谈判。据当地老同志回忆，当时还动员了许多群众去旁听，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那时，一五七师也声称他们是抗日的军队。当时我们提出的条件，原则上是以党中央发表的宣言为基础，主要内容有：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取消对苏区的污蔑和封锁；红军停止打土豪，但一切经费由国民党政府负责；红军放土豪，国民党政府释放政治犯；红军改编为闽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军事上受一五七师指挥，但政治上保持独立；还要求给予民众抗日自由，实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改善人民生活；原有苏区根据地仍由我们管理，行政上由国民党政府领导。此外，还有实行民主政治，优待抗属等条件。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一五七师则提出要把红军改编为保安大队，并要我们离开根据地，开到厦门、海澄或石码集中。双方争执不下，没有达成协议，敌人仍继续向我进攻。由于在力量对比方面，敌人占着绝对优势，为防止敌人偷袭我，特委决定分三路后撤。何鸣率特委机关部分人员转向大芹山根据地，王胜带两个连向乌山根据地方向转移，何浚、尹林平等同志为一路。何鸣那一路没有按计划行动，在平和白沙宿营时因丧失警惕，被敌包围、抓捕。敌人将何鸣等押至漳州芝山一五七师师部审理。一五七师师长黄涛获悉后，于六月三日由广东专程赶返漳州。在这以前，独立营在诏安的金溪圩与驻诏的九四〇团二营举行和平谈判。特委发觉后，曾进行劝阻，强调谈判要统一进行，以免条件不一。但吴金没有执行，据此，高坑会议之前，特委把吴调离了独立营。何鸣被捕后，组织上一面指定张敏为特委代理书记，负责日常工作，一面极力设法营救何鸣，宣布何为我方谈判代表，通电抗议一五七师破坏谈判的行径。另外，还派尹林平同志去香港向南委汇报情况，请求指示。那时，一五七师对何进行了审讯。据当事者提供，审讯中，何鸣把抗日救国当作头等大事，宣传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痛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投降卖国政策。不几天，一五七师即将何鸣等释放。何鸣在漳州期间，曾单独同黄涛会谈，并带着黄涛提出的条件返回根据地，向特委汇报。
  同年六月二十三日，特委在平和的高坑召开了地方区、部队连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此间，就红三团为抗日的需要而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问题发表了《告闽南同胞书》。高坑会议的目的是统一部队的思想，为参加抗日作准备。会议围绕三个问题：（1）国共合作抗日问题；（2）部队集中地点问题；（3）红军游击队改称问题。经过热烈的讨论与耐心的说服，大家对国共合作抗日、部队改称问题的认识基本上一致了。但对部队集中地点问题，却成为争论的焦点。何鸣认为红军继续留在山沟里游击扩大不了抗日的影响，主张把队伍开到城市去。与会的王胜、林路、朱曼平、彭德清等同志和我，认为事关重大，应请示南委，不同意把队伍轻易撤离根据地；到会的多数同志也不同意何鸣的意见。何鸣便以“破坏统一战线”相威胁，固执己见。
  会议期间，何鸣代表特委到漳州继续与一五七师谈判，并于六月二十六日签订协定，即通常所称的“六·二六政治协定”，其主要内容是：
  （1）红一（红三团）、三（独立营）支队和抗日义勇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一五七师指挥；
  （2）特委在不推翻现政府方针下，有独立自主地进行宣传和自由批评之权利；
  （3）在一五七师防区内共同组织与保证民众爱国运动自由，如救国宣传组织和排除汉奸浪人，铲除土劣，禁止烟赌等；
  （4）停止封锁苏区；
  （5）释放被捕红军人员，红军所捕之土豪也尽行释放，办法：①一五七师所捕之红军人员及参加红军组织之民众未判刑的，与红军所抓之土豪尽数于七月十五日释放；②在漳、潮二属所抓红军及共产党工作人员月底释放。
  （6）保留红军原有指挥员及政治工作人员，编配由其枪支人数来决定，编后师部有派员去巡视、检查、帮助之权利；
  （7）红一、三支队及义勇军改编后可先用保安队的名义，直接由一五七师指挥，待闽西南红军改编后，当即编入同一系统；
  （8）伙食标准，暂发给长官每日四角，士兵每日二角，待到达指定驻防地后，即按月发清薪饷，待遇与一五七师相同；
  （9）在未发动抗日战争前，不得调离漳属；
  （10）双方均应遵守双方中央谈判的协议，待双方中央政治协定公布后，不合以上各条者得修改之，不够者得补充之。
  （11）以上各条由签订之日起，双方应即通知双方之各部队、各党部及政府施行。
  从整个政治协定来看，它同中央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的精神基本是一致的，是符合闽南地区发展着的客观形势。因此，它得到了闽南各阶层人民的响应与支持。应该说，这个政治协定基本是正确的，它标志着国民党反动的“清剿”政策的破产，标志着闽南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得到确认。是我党在闽南地区进行国共合作谈判的一大成果。
  2、合作抗日中的“漳浦事件”
  这个问题，据我所知，王胜、朱曼平、陈高顺等同志都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作过回顾。去年底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尹林平同志也同我专门谈论了这个问题。这里，我只作简要的说明。
  高坑会议后，部队从高坑开往平和小溪镇进行整编。在平和坂仔圩，特委接到南委的重要指示：部队驻在基点内，不能开到平原去。何鸣声称：谈判是特委同意的，答应部队集中的条件是集体讨论的。南委不了解我们的情况。他拒绝把部队撤回根据地。这时，何鸣强调尽快扩大我党我军抗日的政治影响。但放弃了阶级警惕性，不考虑到部队的安全，滋长了右倾麻痹思想。
  我们在小溪住了几天，“七·七”事变爆发了。我党中央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寇的侵略，并为此通电全国。一五七师又以此为借口，要我们赶紧到漳浦集中。何鸣对复杂的政治形势缺乏分析和研究，不听同志们的意见，坚持按照一五七师的要求，把部队开往漳浦县城。特委在关键时刻放弃领导。没有执行南委的指示，南委特派员姚铎，也未坚持南委的指示。从组织原则上讲，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七月十三日，队伍驻孔庙后，即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我党和红军的抗日方针，动员人民群众踊跃参加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从而扩大了政治影响。这时，朱曼平同志和在漳浦负责白区工作的彭德清同志把从各条渠道得到有关敌人准备对我们实行缴械的情报，及时通知了何鸣。何鸣接到这个重要情报后，不但不立即通报部队，而且，当我和其他同志向他询问有什么新情况时，他也不将真实情况告诉我们，而只是说一切正常，没有什么。竟然将地方同志提供的如此重要的情报隐瞒了我们。
  而敌人在这个时候，却在频繁地进行着阴谋活动。据有关资料的记载，“六·二六协定”签订后，一五七师师长黄涛即赴福州专门会见国民党的福建省主席陈仪，商议有关闽南防务事宜，后来到上海转庐山受训，密谋策划后返回闽南。这时，黄涛的同学，军统头目之一、厦门的公安局长沈来漳出访黄涛。黄涛的顶头上司、广东军总司令余汉谋等也潜入漳州，对黄涛面授机密。紧接着，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根据南京的密电，命令一五七师将闽南红军就地缴械。这一切，都表明“漳浦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一手策划与制造的。
  七月十五日，彭德清同志又侦悉了敌人一个机枪连部署在漳浦石榴板，随时准备袭击我们部队的情报，并及时报告了县委。情况十分危急，漳浦县委立即派了一位同志化装进城报告何鸣，并提醒何采取有效措施对付敌人，保护部队。何鸣没有引起警惕，他轻信一五七师的谎言，而不相信自己的同志，仍继续对我们封锁消息。
  敌人的阴谋按计划实施着，现实危险一步步逼近我军。我和同志们到漳浦后，忧心如焚，若有芒刺在背；而何鸣依然优哉游哉，视若无睹。
  七月十六日上午，一五七师借集中点名发饷和整训为名，要我军到体育场集中。早上，何鸣当着何浚同志的面，叫我集中部队。我问何：“集中部队千什么？”何浚插话问我：“你不知道部队要集中吗？”我还没有回答，何鸣就代答话：“老卢还不知道，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我当时很气，部队集中千什么都不告诉一下，我怎么听你的去集中部队？！我不干，就告诉何鸣：我去看地形去了。待我回来时，部队已由值日连长符义山同志集合起来，走出来了。当时，我心里很不好受。上午八时许，一五七师的参谋长张光前（注：应为471旅参谋主任陈英杰）率十余名护兵“威风凛凛”地走到我们部队前，假惺惺地说：现在国共合作抗日，你们要先训练一下。训练用不着枪，你们把枪放下，当时指战员一听，感到不对头，都不愿把枪放下。没有谁的命令，但几乎所有的同志都立即打开枪机，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一五七师的参谋长（注：应为团长陈浚）见势不好，就撕掉伪装的面孔，指着周围已埋伏好的火力，凶狠狠地说：“你们考虑要不要放下武器，不放下，请看。”见此情景，全体指战员义愤填膺，怒不可遏。我与王胜等同志想搞武装反击，认为即使有些牺牲，也不致于全军复没，冲出去的同志还可以重振旗鼓重建武装。但何鸣不允许。他在向一五七师提出抗议之后，就要求部队服从命令，把枪放下，等我党中央来处理。并自己带头把身上的手枪解了下来，往地上一扔。大家也只好悲愤地扔下手中的武器。就这样，红三团近千名指战员被敌人不发一枪地全部缴械了！这就是国民党顽固派一手制造的“漳浦事件”。这是我们闽南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史上一次惨痛教训，是领导上严重右倾麻痹造成的恶果，成为终天之恨。
  就在“漳浦事件”的当天下午，在诏安发生了“月港事件”，新任特委代理书记张敏等十位同志惨遭敌人毒手。
  “漳浦事件”发生后，我们虽然痛心，但并不因此灰心，动摇。当着闽南的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这些受党教育多年的红军战士，看到前头的曙光，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心。开始，我们被看管在孔子庙里。当天下午，我和团参谋长王胜，还有林长兴、陈高顺、欧育超、林少克等同志个别商议，要大家秘密联系，通知干部、老战士突围，到漳浦溪南根据地找地方党组织，重建革命武装，与反动派继续斗争。当时还约定了突围的时间、路线和集中的地点等。起初，敌人对我们看管还不太严。当天深夜，我们就有一批骨干首先成功地突围出来，接着又出来一些同志，以后敌人发觉了，对部队驻地孔庙实行戒严，其他同志就出不来了。在漳浦县溪南、下楼、下布等地党组织的有力配合下，突围出来的一百多人汇聚起来，他们大部分是班、排干部及老战士，大家先后到达柯志达同志所负责的漳浦下布清泉岩地域集中，由特委领导进行整编，重建了红三团，由于我们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短短的几个月中，队伍就发展到二百多人。
  在“漳浦事件”、“月港事件”相继发生，特委一时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尹林平同志向何浚、朱曼平等特委成员讲：现在“七·七”抗战已经开始，国民党这样干是破坏抗战，没有道理，不得人心的，建议即派人去南委请示汇报，请中央出面交涉。何、朱二人认为尹对南委那边情况较熟悉，就推举尹林平同志再次去香港向南委请示报告。
  同年九月间，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派谭震林等同志率领一个加强排的武装，来到闽南，支援我们开展游击战争。谭震林等在闽南停留了一个多月，作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使闽南的党组织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发展，闽南的武装斗争也得到了恢复，在各项工作基本整理就绪后，他们就返回闽西。这时，红三团恢复和发展到三百多人。
  以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张云逸同志找到余汉谋进行交涉，向其抗议，要其迅速将闽南红军原人原枪如数交还。在我严正的抗议与民众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余汉谋不得不表示愿意同我合作，其对所缴红军部队之人枪的处理，也说要听从上面的安排。之后，张云逸同志就将处理“漳浦事件”事交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处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同驻漳州的国民党汀漳师管区作了不懈的斗争。在排除国民党顽固派所设置的一系列障碍后，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不得不归还我们三百多支步、机枪。闽南地区又出现了新的合作抗日局面。一九三七年十月二日，我党中央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成立。同月，我们闽南红军奉令同闽西红军一部、闽浙赣红军改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四团。当时任命我为团长，周桂生为副团长，王胜任参谋长，廖海涛为政治处主任。我们闽南红军为四团一营。三月，我们在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罗忠义、政治部主任王集成等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赴苏皖前线，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战争。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初期，闽南国共合作是成功的。虽然发生了“漳浦事件”，但我们闽南红军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终于克服了困难，战胜了破坏合作抗日之顽固派，实现了党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伟大战略方针。
  在闽南国共合作中，发生的漳浦事件和月港事件，使党和红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客观上，是国民党顽固派一手制造的，但主观上，特委中，主要是何鸣、张敏等人，对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缺乏分析与研究，思想上右倾麻痹；组织上削弱、甚至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作风上，独断专行，个人说了算，这是导致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漳浦事件”和“月港事件”的教训，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归纳起来，主要的四条：
  第一，要加强学习，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政策水平，真正懂得在统一战线中，党必须坚持领导权，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必须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
  第二，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制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对于上级的决定、指示，应当坚决认真地贯彻和执行。
  第三，必须严格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原则。在党内部绝不容许搞家长制、一言堂、个人说了算。任何时候，任何人都要遵循这个原则。背离这个原则就一定要犯错误。
  第四，认真开展思想斗争，正确地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的武器，就能及时地严肃地批评和纠正离开党的正确原则的错误思想和行为。
  3、关于对何鸣的看法
  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同志开始研究了。去年，省《党史资料与研究》上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何鸣的一些情况》的文章，提供了一些何鸣的情况。过去，由于“漳浦事件”问题，使得对何鸣的研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片面性，甚至成了禁区。事实上，我们研究闽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研究与总结闽南国共合作的经验与教训，都不可能离开何鸣。
  何鸣，广东省海南岛万宁县人，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他曾参加领导海南岛万宁县农民暴动。
  一九三一年五月，组织上派何鸣到闽南在地方工作。中央红军攻克漳州以后，历任漳州中心县委委员、书记，闽粤边特委委员、代理书记，红三团连政委、团政委、团长等重要职务。尤其在艰难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和同志们一道，从闽南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从而使闽南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发展，城市白区工作也取得新的进展。一九三六年秋，广东军一五七师驻防闽南后，对根据地和红三团发动了疯狂的军事进攻，身为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红三团政委兼团长的何鸣，毫不动摇地带领闽南党、人民和红军指战员英勇顽强地同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他在闽南革命的斗争史上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
  抗战时期，何鸣积极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方针，为建立闽南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实现闽南的和平局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这是主流，是应当肯定的。
  至于在合作抗日过程中发生的“漳浦事件”，何鸣是负有直接责任的，他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思想右倾麻痹的错误，但并非叛变投敌。他在国共合作中，忽视了阶级的斗争，对顽固派的阴谋诡计丧失了应有的警惕。加上当时也缺乏经验。从特委方面来说，部队开赴漳浦县城时，本应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然而，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特委实际上放弃了对红军游击队的领导，而由何鸣一个人自行其是，独断专行，也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何鸣于一九三九年六月，在皖南泾县云岭被处决。据现在接触到的有关材料来看，有极大的可能，这是一起错案。据当时新四军军法处工作人员反映，审讯何鸣时，何对军法处预审科指控他同敌人合谋要红三团下山，到漳浦集中，消灭红军一事，“拒不承认”。现在看来，处决何鸣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的，去年底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尹林平现场就亲口对我说，陈毅同志曾对他说过：如果不是战争环境，何鸣可以不杀的。今天在座的，不少同志当年是何鸣的战友，或下级，大家对何鸣有一定的了解。纵观何鸣参加革命后的一贯表现，他作了大量有益人民的工作，在闽南革命史上是很有影响的一位人物，战争中是有功的。我个人认为，我们研究闽南的党史、军史时凡涉及到何鸣的问题，都应作出正确的反映。
  4、关于对一五七师的看法问题
  一五七师属广东军，与蒋介石集团原有矛盾，对抗日也有点热情。但其反共反人民的立场极端反动，手段非常毒辣。众所周知，自一五七师进驻闽南以来，他们对闽南根据地的进攻是异常残酷的，从广度上讲，大大超出了国民党中央军。“漳浦事件”的第二天，他们发现我与王胜等同志已出走漳浦后，就将余下的排以上干部抓起来，送去关押。后来，我党中央与八路军总部出面交涉，经过斗争，迫使蒋介石、何应钦同意发还被缴武器，释放被抓人员。但一五七师师长黄涛和国民党地方政府竟然拒不执行，顽固不化。当年，张鼎丞同志曾书《为闽南红军请命》，就揭露了一五七师的顽固态度。许多事实说明，一五七师中的一小撮顽固派是闽南地区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要障碍。
  今天在座的，有当年闽南党和红军的领导、主要骨干，以及老战士，如王胜、卢叨、陈高顺、罗爱民和柯志达、陈天才、吴瑞华、刘再兴、张志荣等同志；有龙溪地委、地区行署的领导刘秉仁、张全金等同志；有从事党史工作的专家、学者和党史研究工作者；还有红三团诞生地——璋浦县的县委、县府黄步翔等负责同志，以及今天到会的各位代表和同志们，你们对闽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革命斗争很关心，很了解，也有研究。我讲的当中，有不妥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我们红三团的第二任团长尹林平同志，将于十四日从广东赶来参加会议。他将给我们的会议增添丰富的内容。同时，对我以上讲得不准确的地方，还可以给予纠正。
  （本文系作者在“抗日初期闽南国共合作历史经验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闽南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情况和经验教训
  尹林平
  同志们：
  我今天参加这个会议，来谈谈闽南抗日初期国共合作历史经验问题。在座的有参加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战友，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战友，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友，还有解放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战友，和大家一起参加会议，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刚才柯志达同志介绍，我在闽南漳、泉、厦都呆过，但没搞出什么大成绩，只是做了一些事情。今天我来同大家交换一些意见，介绍一点情况：一、介绍闽南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过程及当时谈判的情况；二、谈判的经验教训；三、对何鸣同志个人的评价。听说讨论中议论很多，我也讲一点个人看法。
  一、谈判的过程
  我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从安溪到厦门，当时因为安、南、永、德那边搞得不大好，我到厦门市委汇报，市委准备送我去苏联学习，把我留在厦门。到三六年我去晋、南、同中心县委，又回到厦门后，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非常之高。那时全国的形势，从三一年日本侵略东北，三二年十九路军淞泸抗战，发展到华北几省“自治”，民族已到了危亡时刻，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民族危机，国家存亡。三五年我党提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一系列主张，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接连发生的“一二九”运动，抗议逮捕“七君子”，西安事变，说明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团结一致，抗日救国。这时，我正在厦门，组建厦门市工委。三六年九月，闽粤边特委派林民达（平和中学教务主任），经过厦门《星光报》、《江声报》副刊，得知我在领导救亡运动，就来同我联系。其时，边区特委同上级失掉联系，我们也没有，议定谁找到上级就互相通知。不久，在香港的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派人来找我，我就去香港找到南委书记薛尚实，孙盛（地质部长孙大光），正好双十二事件发生了，听说党中央要放蒋抗日，详情不大清楚。十二月中旬我从香港回来。三七年元月份春节前后，我到漳浦小山城，第一次见到闽粤边特委和红三团，并向特委汇报了南委要我传达的中央指示。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后，同南方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失掉了联系，首先要恢复同中央的联系，其次要组织各种抗日的人民团体，要求团结一致，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国共第二次合作。还讲到中央同国民党合作，是十条抗日救国纲领，在三个条件下，地方军队（我们的游击队）可以和国民党地方的军队、政府签订停战协定。停止内战，抗日救国，释放政治犯，开放民主，有这几条就可以同他签订地方性停战协定。当时在特委见到的，有何浚、何鸣、卢胜、吴金、林路、朱曼平，没见到张敏。何浚、何鸣提出：到底放蒋抗日是什么条件？我说南委书记已经取得联系，你们派人去吧！他们希望我再去。我第二次去香港，南委书记讲，国民党中有两派：一派亲日派，以何应钦为代表，想乘机把蒋介石干掉，搞长期内战。另一派是蒋宋孔陈亲美派，为了英美利益不受损害，要蒋介石答应抗战。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打电报要求宋美龄、宋子文派人到西安，他们答应停止内战把兵力撤走，准备抗日。这些文件上有记载，西安事变那部影片也反映了这些情况。我回来将南委解释中央为什么要放蒋，是逼蒋抗日，要他接受条件，蒋介石接受了，发誓一定要抗战，以后就进行国共两党全面谈判，开始第二次合作。南委要我们动员群众拥护放蒋抗日，可以发宣言，示威游行，我回到厦门也发过宣言。四月底五月初，我第二次进闽南粤边特委和红三团，大概呆到五、六月间，何鸣召集紧急会议。这时，我们同一五七师已有谈判，何鸣分析国民党用武力消灭不了我们，就利用谈判来麻痹我们，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我们要分三路撤退，我同何浚一路，卢胜一路，何鸣一路，要离开驻地二十里，又叫群众搬走，坚壁清野，让敌人扑空。何鸣讲得很清楚，可自己走了几里路就在一个村里宿营，第二天清早便被一五七师围捕了。过了两三天，何鸣派人回来，要求特委承认委派他当谈判代表，我们接信后，何浚主持开会，我、林路等六、七个人参加，两种意见，一派同意何鸣当谈判代表，一派不同意（包括我），争论不下。后来讲既然南委已接上头，可以请示南委：一、何鸣能不能当代表；二、要谈判我们提什么条件？结果又叫我去。这次去南委，带了一个全权代表回来，可能是南委的宣传部长姚铎（潮州人）。南委书记薛尚实告诉我：“我派一个全权代表去处理谈判问题”，也没讲提什么条件。我带姚铎回到平和县往特委途中，就碰到红三团已拉出来要开到小溪整编，于是队伍停在中途，特委开会，张敏、何浚、何鸣、林路好多人都在，开会仍有两种意见：大多数说离开根据地靠不住；南委意见要就地谈判，不能离开游击区；何鸣说二·二六协定是经过特委研究过才签定的，现在怎好出尔反尔？我们出去可以扩大影响，由国民党发饷，和他们平等待遇。大家发表了不少议论，认为脱离根据地象鱼离开了水，到漳浦往西南走十几、廿里就是游击区，发生事情就往那里跑，边打边走就没问题。同意何鸣意见的是吴金，他说的和何鸣一样，说是经过特委研究过，又签了字的，共产党说话还能不算数？而且姚铎同意何鸣的意见，他是南委全权处理谈判问题的，他同意就完了，结果就这样定了。
  第二天一早，我同姚铎就走了，下午到漳州，在旅馆里碰到谢育才他们，但没有打招呼，服务员说他们是中共代表，也是来谈判的。我们到厦门，部队开平和小溪。走前何浚代表特委同我谈，要我到漳州成立中心县委，领导漳州、厦门市委。当时领导漳州工作的是彭冲。我到厦门休息几天就回到漳州，住在陈松年家的附近，在那做了一些统战工作，有姓柯的、姓蔡的几个绅士。过几天，陈松年说特委有信要我到漳浦开会。漳浦是敌人的地方，怎么到漳浦开会？又是扩大会！说是张敏通知的，十五号到。我那天晚上到就问何鸣：会议什么时候开？他说原定明天开，但张敏还没到，要等他来。我说开会解决什么问题，他说部队出来了，工作要如何部署，他的意见特委的中心工作要保证部队的顺利。我说为什么要在这里开呢？他说这里有保证，部队在这里。我问他这里有多少国民党军队，他说周围六十里只有一个营。人家好几条公路，一两钟头就可以走几十里，他不算这个，大概六十里，步行要走一天，我们有上千人，他们才一个营，力量不如我们大，没问题了！
  到吃晚饭的时候，有一个国民党校官找何鸣谈，何鸣去了，我们等他吃饭。他回来，我问这人干啥？他说明天发饷，旅长来训话。我说训什么话呀！他说他们以为是他的部队。我说：“乱弹琴！我们是为了团结抗日，不是他的部队”。他说他这样认为，我说他认为，你不能这样讲。开会的到了好几个，何浚、何鸣，还有好几个都住在孔庙里。我那时拿着厦大学生会的介绍信，介绍我的身份是厦大的老师。
  七月十六日，到了“发饷”那一天，天刚亮不久，部队就回来了，何鸣、吴金没回，其他的人都回到孔庙，吵吵闹闹，说我们受骗上当了，给人家出卖了。我没去体育场，问他们怎么被缴械的，他们讲了事件经过，有的哭了。这时何鸣、彭德清在那里，我讲我们上当受骗，也是自己不警惕。现在吵也没有用，要设法挽救部队，把枪支拿回来。国民党缴我们的枪毫无道理，是破坏抗战，破坏两党合作，我们现在没有力量，要中央出面交涉，部队可能挽救。在场都同意这个意见，结果又派我代表特委去南委汇报，要求中央出面交涉。那天我的皮鞋给丘八拿去了，队伍里一位海南同志临时脱了皮鞋给我，当天第一班车我就到了漳州，照何浚意见，带陈松年经厦门到香港。大约是七月廿一或廿二日，当天找到南委汇报整个谈判情况，汇报完我批评薛尚实说，你派了个全权代表，那时如反对部队开出去还来得及。他说现在八路军代表已到香港，他要和八路军代表商量，怎样同余汉谋交涉。大概等了一礼拜，听说余汉谋不承认，说他没缴中共的枪，也没同中共谈什么合作。不久，张云逸来了，张文彬、廖承志好一批人都来。张云逸到广州找余汉谋，余汉谋拿出一个纸令来，是蒋介石亲手下的（当然蒋介石不会亲手罗，是以蒋中正的名义）不管什么，要缴红三团的枪。余说这事不是我，是奉令，但他答应武装可以交回一部份。过后我写信告诉何浚，何接着从汕头到了香港，他来以后决定我留在香港，参加南委工作，搞武装部，厦门的工作派钱兴，何浚接替我交涉红三团的事，后来这问题的交涉工作交给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了。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大概过程。
  二、谈判的经验教训
  闽南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从当时全国来说，是最先的。那时的红三团已近千人，在南方也算较多的一支部队。这个谈判，对人民、对抗日救亡运动，和我们党的影响，是大大的扩大了。事实让人民看到：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部队，是爱国爱民的。当国家危亡的时候，共产党可以抛开过去的成见，停止土地革命，提出团结抗日。我们住山巴时候，大多数人不晓得红军是不是红头发、红眼睛。搞了谈判，党的威信、部队的威信都提高了。从军事上说，这次谈判我们是失败了，八、九百人的部队枪支给人家缴了，虽然交涉后还了部分破烂枪，好枪都没还。国民党在枪支方面取得胜利，但在政治上却促成了他的孤立，表明他的所谓抗战并不是真正的全面抗战，而是要消灭共产党，片面抗战。国民党采取几个部署，准备消灭我们：第一叫容共，所谓容共，是承认共产合法，但真正给你什么都没有；接着就是溶共，加三点水，给你升官、金钱、美女来溶化你；第三溶化不了就熔共、反共、妄图消灭。
  闽南谈判中发生了“漳浦事件”，毛主席总结这个教训，告诫全党要警惕“何鸣危险”的发生，照我的理解，这个危险就是离开了革命根据地，离开了党和群众，以致被敌包围缴械。六二年还是六三年我在海南养病，陈毅同志也在那里休养，有一回和他谈起何鸣，我问他关于何鸣的事，他说那时是战争环境，枪毙是可以的，现在讲起来，何鸣可以不枪毙。我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讲何鸣被捕，接受国民党的条件。所谓条件大概就是何鸣去签订的那个协定，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脱离了游击区。陈毅同志讲的何鸣接受国民党条件，就是把部队拉出游击区，脱离群众，和主席的“何鸣危险”，意思是一致的，一个指麻痹，一个指脱离群众。“漳浦事件”揭穿了国民党的丑恶面目，也教育了我们的同志，取得教训，防止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当然也没全部防止了，皖南事变也是没有很好解决这个问题。正如毛主席所总结的那样，国共两党合作，讲团结没有斗争，失去警惕，容易分裂，讲斗争不注意统一战线，容易左倾。
  讲教训和责任，首先何鸣要负贵直接的责任，从分散隐蔽开始，会上讲国民党要用谈判麻痹我们，部队必须分路后撤，靠近基点，群众要坚壁清野，但自己却麻痹大意，就地宿营，以致被捕；他只看到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一面，忘记了蒋介石国民党时刻想要消灭我们的一面。一五七师要我们离开根据地，何鸣同意了，并牵制特委同意人家的条件，行动上特别突出。从部队开出小溪直到被缴械之前，多方的情报已揭露出一五七师的行动阴谋，何鸣就相信国民党，不做充分战斗准备，不听组织和群众的忠告。
  当然，不单何鸣右倾，我们的特委也右倾，何鸣被捕后，叫我请示南委，南委还没答复，已让何鸣当代表同一五七师签订了协定，部队也已下山了。同意何鸣当谈判代表是错误，何鸣把一五七师的条约逼特委讨论，特委竟然同意签字又是错误。即使部队下山，也不一定全部出动吗。
  这里也涉及南委，派姚铎这么一个全权代表，在部队开往小溪途中，本来还有关键性的发言权，南委意见就地谈判，部队不能离开游击区，姚铎要是说部队停下，不能拉出去，大家的意见就得到支持，部队还可挽救，但他却相反，同意何鸣的意见，姚铎也是有责任的。
  潭浦事件前夕，特委通知在那里开扩大会，还好没有象月港那样，在特委都来开会的时候全部被害。事件发生当场缴了枪还没立即抓人，当场抓人，我们当时都不能走。这不是他们仁慈，是因为全国广大人民的支持，有我们中央的支持。
  三、对何鸣同志个人的评价
  何鸣在闽南、漳州有一定影响。他坚持和开展闽南的革命，领导武装斗争、政治、经济斗争，是有功劳的；但他在这次谈判和被缴械，有严重错误。
  照毛主席的意见，“何鸣危险”，部队被包围缴械，但没有讲何鸣叛变革命是叛徒、反革命。陈毅同志讲他接受国民党条件，也没讲他是反革命。是在那种战争情况下处决，如在正常情况可以不枪毙，何鸣主要是右倾麻痹，丧失警惕性，正如毛主席说的那样，在和平合作时期容易右倾。是不是当时人家威协他：“你不答应就枪毙”。有可能，但这事我们不知道，只能猜测。我们同意你们那个结论，他犯了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革命，是好同志犯错误。何鸣是个咖啡工人，大革命在海南失败后去南洋，在南洋咖啡馆做工人工作，搞反英斗争，被帝国主义者抓了送回中国到厦门，来到闽南。（这样的同志，红三团还不少，安、南、永、德二支队也有）。整个历史地分析，我赞同他的功大于过，功是主要的。所以陈毅同志说，杀了是当时特定情况，一般就不杀，从现在来说，好同志犯错误，杀就错了。
  我这几点意见，仅供同志们参考。因为我来的时间仓忙，没参加讨论，简报也没看完，所讲不一定准确。浪费同志们近二个钟头，我就讲到此为止。
  （本文系作者在“抗日初期闽南国共合作历史经验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黄桃反”
  陈万年李序宾
  黄桃是湖西顶楼村农民，清朝末年在湖西下圩开设杂货小店，结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专门抢劫富户。宣统二年二月间到张坑大路边村（现属赤岭公社），撞开大地主蓝海清住宅大门杀死蓝海清，劫去大批银元及一些贵重物件。翌日，蓝海清的儿子蓝承和到县告状，清朝知县柏麟书带兵前往剿办，捕获黄桃解县下狱。黄桃在狱中结识了安溪人詹水和陈塔，三人成为结义兄弟，反抗狱吏管束，以至狱规无法执行。翌年，新任知县李作霖将三人禁在县衙门前右边一个特制的大木厨里示众，被越狱逃跑，窜匿灶山一带。
  辛亥革命因袁世凯篡权而失败后，全国形成军阀割据混争的局面，人民大众受尽欺凌压榨。黄桃就以反对军阀和贪官污吏为号召，占据灶山狗屎寨为营垒，组织“黄桃会”，成立“漳浦义勇军”，自称大队长，竖立起义大旗，到处张贴檄文，原文如下。（标点为笔者所加，文句似通非通，不合逻辑之处均未予修改，以保持原貌）：“近日西南各省都被残酷的军阀、贪官污吏压迫勒索难堪，吸尽民脂民膏，民无聊生，澉起民忿民痛。万民同声，护法义军，风起云涌。天责地怨，哀声载道，男女惨痛。神人共诛，齐心共除，扫灭军阀恶劣统治，万众一心，各地拥起，集合义军，替民除害，重见天日，永保太平，军民共享，神人共享，奏捷成功，共举义事，以报民忿。此檄。漳浦义勇军大队长黄桃”。
  受压迫的群众纷纷响应号召，参加黄桃的义勇军。这支新起的农民武装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人。为扩大影响，黄桃于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九月间进驻离县城七里许的新亭寨，准备扩充实力，进取县城。终于因为力量单薄，在县知事翁成典率兵进攻下，只得退回狗屎寨。他继续招兵，打劫富户，广积粮食，积蓄力量。曾一度攻入海澄县城，也因力量不够而退回。当时有民歌唱道：“湖西出英豪，造反有黄桃，黄桃真正敖（能），家住在顶楼，顶楼人英勇，招兵打海澄，海澄破不起，连中三粒子，回来狗屎寨，称王竖大旗。”
  黄桃的声威震动了闽南，统治福建的军阀大为震惊。民国三年，省督军李厚基派营长马步云带队前来进攻狗屎寨；漳泉司令部也派许飞豹带队到湖西全力围剿。黄桃见不能抵敌，将义勇军解散，与陈塔、詹水逃往安溪，隐伏在佛尔山，最后被捕，处决于安溪县城。黄桃的母亲和妻子则早在北军进剿湖西乡时就被枪杀。湖西群众也饱受北兵奸淫掳掠之苦。
  漳浦“三点会”的兴起与消亡
  陈万年
  闽南一带在“张毅换张贞”之后，国民党新军阀对群众的掠夺压迫较诸北洋军阀有过之而无不及，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在这种情况下，海外华侨中间流行已久的民间秘密结社“三点会”流入闽南一带，在城乡各地广泛传播，受尽欺凌压迫的群众为了伸冤雪恨，纷纷参加。
  三点会原名天地会，本是起源于清朝康熙年间的国内民间秘密结社，因“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故名天地会，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又内称“洪门”，以“洪”字偏旁“三点水”，所以又称三点会，台湾的林爽文起义，闽南的双刀会起义，红线会起义，其成员都属于天地会的支派。后来，闽南的这类秘密团体受到镇压，流入海外。清末民初，又由海外回流闽南。以后，混入一些土豪，往往为反动势力操纵利用，日趋没落。
  一九二七年间，三点会由海澄的华侨传入白水营、坑狮、石厝兜等地，为首的是陈镭金、陈金定，以后逐渐向与漳浦交界的村镇马坪、佛昙、湖西、官浔等地发展。
  三点会没有具体的纲领与规章，主要精神是平等、互助，彼此称兄道弟，讲侠义，为会员打抱不平，如果会员遭受外人欺侮压迫，大伙为他报仇，因而受欺压无处伸冤的群众以它为靠山，踊跃参加。入会严守秘密，不择成份，由老会员介绍，会首允准，交两块大洋为入会费即可。入会的方式是跪过七重门，就是用七只“八仙桌”（方形大桌），桌上摆设香炉和供品以及纸糊的鳌山、偶像。一只桌就是一重门，都由小头目把关。“入门”时，由炉主在旁喊一声“忠”入会者应“忠”，炉主继喊：“不忠不义刀下亡”，入会者照样复诵。各重门都有名称，叫做“爬过关”、“脱布衫”、“刺血酒”，“斩白鸡”等，入会者要由把关者刺破中指，将滴出的血吮入口中，同时杀白鸡，饮下一杯鸡血酒，便算完成入会手续，这便是“歃血为盟”。入会后，领一块四方形白布，印有八卦，叫做“白卦衣”，这便是唯一的凭证，但这凭证并不拿出来作证明会员身份之用，平时试探对方是否会员要用隐语和申诗，大都只用一个暗号：在地上绘一个圈子，中央放一支拐杖。
  三点会在漳浦传播只几个月，便由最初的三十多人发展到五千多人，声势浩大，成为半公开的群众结社，他们以反对压迫、打倒豪强为号召，使反动统治者大为震惊。
  但是，一些土豪混入了三点会，篡夺了一些地方的领导权，如佛昙的杨苞、杨送，湖西的蓝阿斗、蓝青云都当了“炉主”，他们都是一贯骑在人民头上的土豪，他们把一些地痞、流氓拉入三点会，作为狗腿。一些入会的贫苦大众都为受人欺压无处伸冤而入会，作为炉主的土豪率众替他们报了仇，却把他们利用为争夺权势的工具。
  炉主争夺权势，会众为报私仇，这种成份复杂的乌合之众最终是注定要失败的。
  当年秋天，赤湖沙园村农民陈番仔，被叔父陈水牛霸占产业，冤无处伸，就去参加三点会，从海澄白水营、坑狮、石厝兜等地引来会众三十多人到家乡，把陈水牛绑走。途经赤湖墟，那天刚好是墟期，市场热闹，三点会会众故意在大庭广众中间逞威风。可是，他们在赤湖还没有发展组织，没有群众基础。当时赤湖“自治区”主任陈样麟手下掌握着一群区丁，把赤湖作为“中东区”的基点，怎能让外来的三点会在这里耍威风，当即召集区丁进行围攻。会众见势不妙，四散逃走。没走脱的，被抓住十三人，都被当场打得气息奄奄，其中一个被用刺刀刺进肚里，血流如注，当场毙命。其余被吊在“自治会”的屋梁上，受尽百般酷刑，活活打死了几个，还没死的，于翌日被解送县城。反动县长刘欣正为三点会的声势所震慑，弄得束手无策，正好将那些被捕送的会徒来杀鸡吓猴，全部给予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漳浦三点会经过这一次失败，各处头头畏罪逃亡，会众匿迹，一时声势浩大的结社，就烟消云散了。
  漳浦县参议会的演变和内幕
  林占雄
  抗日战争将结束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为掩饰法西斯统治的实质，以“民主”欺骗人民，并藉以讨好喜欢标榜民主自由的美国主子，开始玩弄“还政于民”的政治把戏。说要在抗日胜利后一年结束“训政”，实行“宪法”，准备成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省市县“参议会”。1942年7月，国民党中央政府公布县参议会组织规程。1943年3月，伪福建省政府把一些经过“公务人员训练所区政班”训练毕业，原任区长，区撤销改乡（镇）以后调入县政府为指导员，实际是闲职的人员派充各县临时参议会秘书，以专职协助县政府筹备成立县参议会。派充漳浦县临时参议会秘书的是本县人林占雄。不久，改派原三青团漳浦区队联合办事处副主任陈秀夔接任。1944年元月，伪省政府派本县赤湖人陈及锋为漳浦县“临时参议会”议长。陈及锋当时任集友银行漳州分行经理，无意卷入政治旋涡，没有回漳浦任职，后改派赤湖南峰人陈志谟充任，并以佛昙人杨拔萃为副议长。四月，漳浦县“临时参议会”宣告成立。
  县“临时参议会”的正副议长、参议员都由省政府遴选派充，而省政府是根据县政府推荐，那时，漳浦县长黄明日是“复兴派”人物，对漳浦的政务，一向听从于作为军统“南站”头子的本县人陈达元，因而本县正副议长、参议员的人选大都是陈达元内定的，属于“复兴派”或接近“复兴派”的人物。反对派“C·C”方面虽然在省里有强有力的人物，经过向省政府交涉，也只得到寥寥数席，作为点缀而已。庙时参议员姓名及政治背景如下：议长陈志谟（福建省区政班毕业，曾任龙溪县石码区区长，漳平县县长），副议长杨拔萃（福建学院毕业、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毕业，曾任漳州《闽南新报》副社长，在任漳浦副议长的同时，为三青团漳浦分团筹备处主任）。以下参议员也是“复兴派”人物：柯汉杨（国民党漳浦县执委，党部秘书）、陈则蔡（县立初中校长）、王茂槐（旧镇镇）、陈达泗（四股乡）、林崇圣（海乌乡）、陈盛有（赤湖乡）、洪筱园（挂在白石乡，实为杜浔人）、李茂盛（屿头乡）、黄沧海（长横乡，注：长桥、横口等联保并为长横乡）、郑云片（松庄乡）、魏乃构（金塘乡）、杨慎徽（佛昙镇）、林瑞琦（霞美乡）、卢泗道（杜浔镇）、王孔问（官浔镇）、许今文（石梅乡，注：石榴坂与梅林合为石梅实验乡）、陈雨苗（商会）、徐晓峰（工会）、丘德修（农会）、林辉煌（农会）、王茂泉（渔会）。以下为“C·C”：叶英（原名致和，厦大毕业，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漳州特派员，为漳浦C·C派首领）、杨炯民（佛昙人），蔡汉忠（前江乡，注：前亭与江口等联保并为前江乡）、陈流芳（盘陀乡）、林良壁（涂楼乡）、吴家钦（象牙乡）、郭泽龙（教育会）。以下派系不明确：林成章（自由职业）、林济泰（六鳌乡）、蓝渠成（湖西乡）、陈厚道（马坪乡）、叶逢寅（绥安镇人，曾任荷兰国立莱丁大学汉文教授）。
  翌年，通过“选举”，正式成立县“参议员”，那时，三十乡（镇）已并为十五乡镇，因此，“代表”区域的参议员减少一半，一些既不属于区域，也没能安插入“团体”的参议员也取销，名单如下：绥安镇陈则蔡、旧镇镇王茂槐、金塘乡魏乃构、浯江乡翁必达（翁猪母）、六鳌乡郑翼飞、赤湖乡陈盛有、佛昙镇杨拔萃、前坪乡（前江与马坪二乡合并为前坪乡）陈茂林、霞美乡林瑞琦、杜浔镇卢泗道、涂楼乡林良壁、象牙乡许今文、长横乡黄沧海、官湛镇王孔问、农会丘德修、林辉煌、工会徐晓峰、商会陈雨苗、渔会王茂泉、教育会郭泽龙。这些参议员，除涂楼乡林良壁、教育会郭泽龙二人为“C·C”份子外，其余都是“复兴派”人物。
  这些参议员有的“代表”区域，都是在当地有封建势力的；有的代表“人民团体”（就是国民党所组织的职业团体），其实，代表工会的不是工人，代表农会的不是农民，代表渔会的不是渔民，他们是国民党县党部安置在“人民团体”的绅士。本县的“人民团体”除教育会外，全掌握在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许元瑜手里，因而“代表”各“人民团体”的参议员也大都依附于许元瑜，因为许元瑜是陈达元安置在漳浦的千将，在漳浦还未成立县参议会和三青团分团部以前，唯一能左右漳浦政治的，只有国民党县党部，连三青团漳浦区队联合办事处也由许元瑜兼主任，陈秀夔为副主任，仍受许元瑜节制。可以不听许元瑜命令的复兴派人物只有陈则蔡，但他在许元瑜铁腕之下，使不开手脚，只能保住县立初级中学校长职务而已。“C·C”方面则是力量单薄，远非许元瑜对手。许元瑜既掌握着参议员的大多数，县参议会虽没有他的名字，而实际上，他是一个“幕后议长”。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许元瑜可以继续把持漳浦政局。自从成立了县“临时参议会”，几乎同时，又成立了三青团漳浦分团部，许元瑜独霸漳浦的局面便被打破了。因为按照国民党“还政于民”的政治把戏，党权已经不可以名正言顺地“高于一切”，而按照“自治法规”，御用工具“县参议会”具有左右县行政的地位。许元瑜虽能在会议中操纵于一时，而在休会期间，一切事务由议长处理。三青团虽属于国民党，但把持三青团的陈诚只服从于蒋介石，而不服从中央党部控制，因而在地方上，三青团不受地方党部管辖，在全国各地，都是党、团对立，双方头子为争权夺利而纠纷不息，幸而漳浦的党与团同属于“复兴派”势力，过去都由许元瑜把持，所以没有发生这种“水牛相触踏死泥鳅”牵累百姓的事件。自从三青团漳浦区队联合办事处升级为分团部，许元瑜不能再兼管团，漳浦分团筹备处主任杨拔萃既与许元瑜同是陈达元手下平起平坐的千将，在县里的职务本已差不多，陈志谟辞去议长职务到“华安班”任职后，杨拔萃又兼得了县参议会正议长职务，比起许元瑜来，地位有过之而无不及，两巨头并立，形成同派中的两个派系。不久，许元瑜肺痨病已到末期，不能继续施展勾心斗角的伎俩。人们一向厌恶他的奸险毒辣，只是迫于时势，不得不仰他鼻息。新起的人物杨拔萃比起许元瑜来，要诚实得多。兼之，许的旧部意识到许氏末日将临，一些依炎附势的，便改去依附杨拔萃。本来受许元瑜压制的陈则蔡，那时也乘机扩展势力，成为副议长，开始活跃起来。及至许元瑜死后，他的原有人马便明显发生分化，一部份依附于杨拔萃，一部份依附于柯汉扬，在参议员中，也是这样。
  柯汉扬属于后辈，原任国民党漳浦县党部秘书，选为执委，在许元瑜病重不能视事的时候，得到省党部委为“代理书记长”，并没有通过陈达元。他尽可能将许元瑜的原班人马拉到自己一边。许元瑜死后，他正式接任书记长。（按国民党党章规定，书记长在执行委员中由省党部指定一人担任，其他委员都不可能比他更得到优先任用）。在县参议会选举省参议员时，陈达元圈定选举老干将陈雨苗，而没有注意到这个崭露头角的后起人物，以为有杨拔萃的张罗，必稳操胜算。不意柯汉扬联合了不受杨拔萃控制的所有县参议员，使自己当选为省参议员。陈达元这才感到这个不上三十岁的人在本县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忤逆了他的决定，也只好顺水推舟，不但不加打击，而且特意笼络。因为，如果加以打击，本来与他渊源不深的柯汉扬便有跑到对立面去的可能，那样，漳浦的局面便不是陈达元所能控制了；加以笼络，则漳浦还是“陈家天下”。果然，柯汉扬后来为陈达元立了一功，那是陈达元竟选“监委”，监委由省参议员选举，那时柯汉扬已在省参议会当选为驻会委员，他极力为陈达元活动，使陈顺利当选，柯汉扬在陈达元的心目中，就比老干将杨拔萃更有地位了。从此，漳浦复兴派分化成为杨拔萃、柯汉扬、陈则蔡三派，C·C方面从中投机取巧，助一派，打一派。陈达元为稳住漳浦势力，特地由台湾“闽台监察使署”跑回漳浦调解。仍然解决不了问题，只好任其发展。
  以后“复兴派”三方加上“C·C”派一共四方，紧锣密鼓，为下一届参议员、乡（镇）长、乡（镇）代表会主席、乡（镇）民代表、保长的竞选而不择手段地活动、拉拢、收买、威协、械斗、流血，“选举”惨剧不断发生。关于参议员的选举，按规定任期二年，到期改选，四方正摩拳擦掌，准备作第二次较量，而国民党随着淮海战役的失败，他的统治已日薄西山，共产党的游击队已经威逼国民党后方，反动政府鉴于经不起再来一次“竞选”动乱，因而通知：“暂不改选第二届参议员”。
  国民党覆灭前夕，作垂死挣扎，已把“民主”外衣仍掉，而以军人主宰政治。县政府只听从于军队，“县参议会”已没有说话的余地，而只能成为帮助县政府办理军差的机构，以县参议员为主体的“戡乱委员会”便是为筹集军队给养而设。在解放大军百万雄师即将渡江南下的时候，国民党以“和谈”谋取喘息机会，以图卷土重来，不得不改“戡乱委员会”为“自卫委员会”，实际性质不变。
  漳浦县参议会的大人先生们预感国民党末日将要来临，大都作逃走的打算，议长杨拔萃急忙辞职引退，由副议长陈则蔡继任议长，副议长由陈秀夔接充，他们一手接任正副议长，一手去领取台湾入境证，在解放前夕，逃之夭夭。
  “民主”丑剧“选灾”祸害
  一一从金塘乡保长被枪杀到陈秀夔被刺丧妻
  陈万年
  蒋介石篡夺国民党领导权后，实行一党专政，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就是要设法制止“异党”的活动，也不容国民党反对派的活动。但实际上，他的狂妄自大阻止不了共产党及民主党派的发展，也阻止不了国民党内的进步力量组成反对派。就是反动派内部也因为争权夺利而形成种种派系，勾心斗角。最大的派系要算“复兴”与“C·C”。“复兴”以特务组织“复兴社”得名，总头目是陈诚，以“军统”特务组织为骨千，把持三民主义青年团（下简称三青团），掌握军队。“C·C”以头子“两陈”（果夫、立夫）的第一个字母得名，把持党务，以“中统”特务组织为骨干。两派的爪牙分布全国各地，从中央到省、县以至乡镇、保甲，争夺地盘，剧烈斗争。因此，各地的派系斗争大都是“复兴”与“C·C”之争。独漳浦不是，漳浦是军统闽南站头子陈达元的势力范围，而漳浦的派系斗争并不比别地逊色，因为争权夺利，派中有派，漳浦的派系斗争大都是“复兴派”内部的火拼。
  封建的伛偻，“民主”的画皮
  自从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玩弄“还政于民”的丑剧，无非要给各地方封建头子贴上“民选”的标记，以标榜民主，欺骗人民和蒙蔽国际视听。结果，造成派系斗争白热化。上级派系头子拉拢各地封建头目，作为政治资本，封建头目依靠上级派系头子为政治后台，互相利用。于是，自中央到省、县、乡镇、保甲，各自一脉相承，与对立面争夺势力，一个参议员，一个乡（镇）长，乡（镇）民代表，保甲长，都要争夺。不择手段，拉拢，收买、威胁、打击，后来发展成为武装竞选，进行械斗，惨剧层出不穷，罄竹难书。漳浦与各地一样，遭受浩劫，以金塘乡为最利害，由竞选造成枪杀人命，以至发展到暗杀三青团干事长，误毙他的爱妻，这是震惊远近的事件。
  金塘乡辖区大体上相当于现在深土公社，加上竹屿。这一带封建势力浓厚，以陈、林二姓为强宗大族，在清末民初曾经分立“红、白旗”，械斗不息。陈姓以墩柄村的地主比较多，主要有陈阳泰的儿子麒麟与钦华兄弟、陈贼、陈成章等。陈贼为“家长”（族长），一贯武断乡曲，人民任其压榨，只有另外两个地主陈麒麟、陈成章可以与他较量。
  抗战初期，陈麒麟的胞弟陈学于在上海某大学毕业，当了官，回到家里，为将老“家长”打下去，就诬指陈贼和儿子陈思明（泉州黎明中学毕业）为汉奸，押禁福州监狱，后来陈思明父子得到国民参政员秦望山替他说项，才得出狱。而且，陈麒麟的另一胞弟陈钦华后来当上金塘乡乡长，势力已压过旧“家长”陈贼。
  后来，陈思明投入军统，到息烽受训回来，成为特务工作人员，曾任诏安“特报秘书”及军统外围组织“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漳浦分会筹备专员，该会受C·C方面的阻挠而取消后，改任漳浦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由县长兼总队长），管辖县自卫队（即保安队），他的弟弟陈峰平（乳名旺平）接任金塘乡乡长，另一个弟弟陈思聪任县警察局刑警队员（即便衣侦探），别名“歹囝”，最为凶恶，平时欺压群众，视为家常便饭。这样，陈思明兄弟便在家乡横冲直撞，毫无忌惮，他们父亲“贼仔长”（漳浦人称“家长”在名字后面加一个“长”字）恢复了老“家长”的权势。那时，陈钦华改任金塘中心国民学校校长，势力转占下风，处处受到陈思明兄弟的打击，是不会甘心的。
  另一个地主陈成章，将弟弟陈秀夔培养到福州协和大学毕业，回漳浦当官，初任社会科长，后改任教育科长，继任三民主义青年团漳浦区队联合办事处副主任，三青团成立分团后，改任县参议会秘书，以后任三青团漳浦分团干事长，为县里的重要人物，但在老家金塘乡没有什么势力。他要在县里发展势力，认为首先必须先将家乡的地盘夺下来，于是，使尽种种手段，与同为陈思明反对派的陈钦华结成联盟，这样力量还不够，要把金塘乡的地盘掌握住，必须挖陈思明的同盟者墙脚，将魏乃构的基础移过来为自己所用，于是，用封官许愿的手段，将魏乃构的“同门”（即连襟）林茂才拉拢过来。魏乃构是一个老绅士，早在张贞统治漳属时期就担任四十九师团长陈启芳的副官，后又任盐官、联保主任等职。当时是县参议员，又是国民党区党部书记，他的封建统治主要在“下八宗”，就是陈、林两大姓以外的魏、李、黄、郑、张、戴等杂姓所联成的“宗族同盟”，他将“五社林”的连襟林茂才进行扶植，介绍给国民党漳浦县党部书记长许元瑜，替许元瑜放高利贷，使得这个不甚识字的人可以当国民学校教员，“当选”为乡民代表，以至成为乡民代表会主席。那时，魏乃构的势力就包括林姓与杂姓了，又联合了陈姓的陈思明，对陈钦华与陈成章的联盟便有压制之势。陈成章的弟弟陈秀夔选择从林茂才打开缺口，使他背叛魏乃构而与陈成章、陈钦华联盟，听命于陈秀夔，这样，陈秀夔在金塘乡的势力便占上风，加上原任金塘乡乡长的陈思明之弟陈峰平已经夭折，陈钦华设法让女婿林培元当乡长，对陈思明一派的人威胁很大。
  风波迭起，连襟结仇怨
  林茂才本来一无学识，二无资财，却由于蛮横敢拼，又由于魏乃构的提携，有国民党漳浦县党部书记长许元喻为靠山，成为拥有封建势力的恶霸。自从背叛魏乃构，势力超过了魏乃构，视连襟为对敌仇人，陈成章、陈钦华一派的人在经济上给予资助，由陈成章、陈麒麟（钦华之兄）、魏瑞成、林红婴四大地主每人献花生油二十五担，共一百担，作为“竞选”活动费用，豢养打手，购置枪械。在枪杆威胁下，魏乃构和陈思明手下的保甲长大都被“改选”掉，新“当选”的墩柄保长陈老，前雄保长陈水大，陈东保长林加祥、庵下保长林红婴、东郭保长陈阿牛、大宵保长陈荣、南景保长陈伙、竹屿保长陈土法、深土保长魏旺保等，都是林茂才的人，只剩下车鳌保保长李泽、林头保保长林阿成、下美保保长黄玉辉仍是魏乃构的人。
  保长和乡（镇）民代表由保民直接“选举”，然后由乡（镇）民代表“选举”乡（镇）长、乡（镇）民代表会主席、县参议员，再由县参议员“选举”正副议长和省参议员，省参议员“选举”省正副议长和中央监察委员，因此，层层争夺。首先一着，是由群众直接“选举”的保长和乡（镇）民代表，双方都要胁迫群众去投自己的票，动员一批打手，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往往在选举会场上大打出手，造成流血惨剧。有的采用暗杀手段，威胁对方。何止是魏乃构、林茂才这类的人，为了争权利就抛弃了连襟与骨肉至亲关系而已。武装“竞选”给社会带来了动乱不安，群众应付了甲方，得罪了乙方，有的弄得无容身之地。双方打手乘机胡闹，良民饱受欺压，不能聊生，这种浩劫，谓之曰“选灾”，全国各地皆然，漳浦不能例外，尤以金塘乡为最惨烈。
  保长被杀，换来“竞选”胜利
  由于本来奔走在魏乃构门下的干将林茂才倒戈，夺取了旧主子原有的大部份地盘，使魏乃构的封建地位一落千丈。他为换回颓势，在陈思明的支持下，整顿打手班子，用他的妻舅杨耀武为头领，决心与林茂才争拼。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晚上，魏乃构派耀武带领二十多个打手，由“竞选”失败的竹屿旧保长张由来带路，漏夜从深土渡海到竹屿，包围了新“当选”的保长陈土法住宅，破门而入，把陈土法从床上拉起来，一枪打死。这使全乡震惊，伪乡长急向县里报告，缉捕凶犯，没有下落。魏乃构虽然县里有人替他撑腰，也是难脱罪责，恐怕牵累被捕，又怕对方以牙还牙，用枪弹报复，只得逃之夭夭。
  竹屿本是魏乃构控制的地方，林茂才动员了爪牙打手，以九牛二虎之力，才用武力“竞选”获胜，扶植出自己的心腹为新的保长，陈秀夔及林茂才与新保长正在庆幸，却引来杀身之祸，照理说陈秀夔与林茂才已转“福”为“祸”，而实际上，此祸又为他们造“福”，由于魏乃构畏罪潜逃，魏的爪牙敛迹，使陈秀夔，林茂才的阻力大大减少，他们的打手可以横冲直撞，没有受到任何抵挡，一鼓作气将全乡各保“乡民代表”“改选”完成。不用说，那些“代表”就绝大部份属于林茂才的人了。八月间，经过这些“代表”投票“选举”，林茂才便坐上金塘乡乡长宝座，“名正言顺”地当上土皇帝。陈秀夔争夺金塘乡地盘的目的达到了，他正庆幸得“福”，怎料想到却隐伏着祸根，更大的杀机正在酝酿。
  南华楼一击，误中副车
  林茂才自登上乡长宝座，更加威风凛凛，爪牙打手成为乡丁，将豢养费摊在群众身上，平时横行乡里。陈思明虽在县里有地位，却只能眼巴巴望着林茂才在乡里横行霸道而无奈他何。可是，陈思明是搞特务的，暗杀是特务工作人员惯用的伎俩，他为除去林茂才在县里的后台老板，使他失去政治凭藉，便决定除掉陈秀夔。
  一九四八年八月的一天午夜，陈思明指使他在刑警当“便衣警探”的弟弟陈思聪，带同林铁、陈半丁等人，用“叠罗汉”的方法，攀上陈秀夔住的楼屋窗口（此屋在西街许官巷，以前曾开设南华妓馆，因而被叫做“南华”，后曾为三青团漳浦分团团部，国民党党团合并后，原干事长陈秀夔仍住此屋后楼），朦朦胧胧窥见陈秀夔夫妇正在梦乡。先由陈思聪举起卜壳枪，紧靠窗门，扣动扳机，却没有扣响，改由林铁上去，瞄准开枪。陈秀夔在睡梦中突然听到枪声和娇妻一声惨叫，情知不妙，急忙滚落后边床下。凶手以为得逞，急忙溜走。不料睡在外头被击中的是陈秀夔的爱妻邵慧君，她身怀六甲，一尸两命。
  陈秀夔在地方上勾心斗角，好容易在漳浦政坛上步步登高，正在踌躇满志，不意遭此巨变。他的亡妻原籍厦门鼓浪屿，抗日战争期间来漳浦任中学教员，温柔贤淑，聪明美丽，她的惨死，是陈秀夔无可弥补的损失。
  这一暗杀案发生后，国民党的福建省政府及保安司令部电令漳浦县长郑有泰于一月内破案，郑县长责成警察局如期破案。但他们感到牵涉面太广，为恐事态更加扩大，不予破案。陈秀夔也知道如果追究下去，必造成更大的流血斗争，自己幸存之身也很难保全，这件政治暗杀案就此不了了之，造成一件悬案。事后，漳浦士绅们人人自危，各自私设武装警卫，以图自保。
  陈秀夔原是学者，误入政治旋涡。他临解放时去台湾，据闻后赴美国留学，得博士学位，回台湾任某大学系主任、教授，有著作问世，或者有感于爱妻惨死，悔悟前非，改将精神用于学术。海峡两岸人为隔离三十多年，他仍念念不忘于祖家的儿孙。
  解放后，烟消云散，案情大白，我们姑将国民党所谓“还政于民”造成的惨剧公诸于众，引为历史借鉴。如有错漏，望知情者加以补充纠正。
  （本文根据访问记录及李松辉同志提供材料整理）
  “吃平价”事件目击记
  郭祖柴
  国民党施行种种暴政，造成生产力大受破坏，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滥发钞票，以至通货膨胀，币值惨跌，物价一日数涨。虽然采取“平价”措施，限制物价，实际上，物资既缺，钞票又滥，“价”是“平”不了的，只有军队，保安队、警察等武装人员用强买的手段“吃平价”。
  国民党政府依靠征收公粮维持军警的粮食，而无能为力为那些庞杂的武装人员解决副食（油、肉、菜等）及其他用品的供给问题，也只好听任那些有枪可以威胁百姓的兵丁去随意“吃平价”。“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那些普通百姓遇到兵就更无可奈何，逢上“吃平价”，只得忍气吞声，收一点随意付给的钱，十不偿一，要是拒绝，只有挨打。这种事在国民党统治区到处都有，这里说的是漳浦县的情况。这种形同抢劫的行为，在漳浦越发展越剧烈，以至漫无限制，只要有一身军装或警服，或是便衣而在屁股头的衣角露出卜壳枪尾，就可以为所欲为，强拉强买，弄得鸡犬不宁。
  “平价”物品主要是猪肉，本县“屠宰同业公会”为应付这种惊扰，使生意能够做下去，乃统筹负担，按照屠宰头数平均摊负“平价肉”与市场的“差价”，再将这种负担转嫁到生产者身上，规定每出售一头猪给屠户宰杀，应扣除七斤不算价钱，以弥补被“吃平价”的损失。屠宰商人当然有利才愿经营，这样，猪肉市场便维持下来。
  “平价”猪肉问题算是基本上解决，还有柴薪等问题，柴，都是乡民在农作之余上山砍来挑到市上出售，以换回油、盐及其他日常用品的，并没有“柴业公会”负责统筹以“平价”供应军警。军警就派人到街市乱拉，有的把截四乡入城要口，拦路强要，弄得哀声载道。
  1948年冬，我在漳浦南门桥头看到一个村妇挑一担柴，被一个腰插卜壳枪的似兵非兵的恶徒拦住，要“平价”收买。那村妇脸色惨白，连声哀求，说他小孩病在垂危，要靠卖这担柴去延医买药，请可怜她，让她到市场去卖。但她话未说完，那恶徒已大发雷霆，把那村女连人带柴拉走。当时我回乡未久，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经过探询，才知道本县“吃平价”的详细情况。后来，我于一次与伪县长郑有泰、议长杨拔萃、副议长陈则蔡、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柯汉扬、三青团分团千事长陈秀夔等在一起的宴会中，听到他们议论四乡土匪活跃的时候，我用讽刺的口吻说：“土匪不在四乡而在城里”，继之道出那种拦路把截，“平价”强买的情状，并试探有无取缔办法。伪县长郑有泰是法学系毕业的，有一些“法”的观念，即席提出将本县自设的“米粟出口捐”拨充军警副食补助费，取消“吃平价”。在座的本县伪党、团、参首长内心虽或有不同意见，也不便反对。这样，翌日便由伪县政府发出告示：“以米粟出口捐拨充保安队和警察的副食补助费，即日起禁止任何人平价强购物品，违者严办！”
  可是，问题的解决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警察和保安队买惯漫无限制的“平价”物品，主要是吃“平价”猪肉，要改用有限额的“补助”，这对分驻乡间的保安队及小部份警察也许贯彻不了，首先被这一新规定束缚手脚的是驻在县城里的警察，他们占全县警察总数的绝大部份，对这一规定，极为不满。
  告示张帖过后，县城的屠宰商人拒绝“吃平价”了，警察人员为发泄愤恨。由警察局行政股长林宝成藉端滋事，诬指谢屠户售瘟猪，将其按倒在十字街头，拳足交加，再用扁担毒打，想用这种毒辣手段迫使屠户们不敢再拒绝“吃平价”。
  当时有一个平民蔡仓泉来向我告知这一情况，要我设法解救。我即去见伪县长郑有泰，郑有泰乃召集伪党、团、参首长及警察局长张怀三到县政府会议，当场决定：“一、肇事警察人员要撤职查办；二、对被毒打的谢屠户赔伤服药；三、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四、由张怀三向市场群众道歉。张怀三对这四项决定只好接受，当即由郑有泰、杨拔萃、陈则蔡、柯汉扬、陈秀夔五位伪党、政、团、参首长率同张怀三到市场，由郑有泰向群众报告处理这警察欧打屠宰商人事件的处理经过。郑有泰是广东高要县人，作报告用普通话，由陈则蔡翻译成本地话。
  一向视欺压群众为家常便饭的警察对这样被处理感到威风被刹，尤其是被宣布要对他撤职查办的行政股长林保成更不甘心屈服，他们认为这是陈则蔡在耍弄权术，决定去向陈则蔡算账。隔天（七月廿八日）上午八时许，林保成率领一批全副武装的警察包围了陈则蔡的住宅，多人入内质问陈则蔡，为什么要提出使警察人员难堪的四项条件，强将陈则蔡扭押到市场，强迫他当众向警察人员陪不是。
  县的伪党、团、参首长们平时宴会在一起，而实际在勾心斗角，他们有的幕后支持张怀三，有的是陈则蔡的对手，所以对陈则蔡的受辱，装聋作哑，袖手旁观。当时，有一个王安邦来告诉我正在发生的这件事，我当即到县银行找到杨拔萃（杨兼任县银行董事长），要他共同出面干预，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和我同到县政府。那时，警察在耍了威风之后，已作鸟兽散，陈则蔡正哭丧着脸来到县政府。郑有泰听了告诉，乃派人四出找到柯汉扬、陈秀夔、张怀三都到县政府来，郑有泰当即用上司的口气责问张怀三为什么要纵属闹事，张怀三一味推说不知。正当各人或真心或假意地责难张怀三的时候，郑有泰的卫士突然进来报告：“警察已经把县政府包围起来了，机关枪架在市场上（县政府门口），枪口对准县政府大门。”原来林保成听到他们的局长被叫到县政府，认为一定会受扣留，所以率领在县城的所有警察，来威胁县长，要挟释放张怀三。郑有泰还有保安队可以凭籍，为维护县长的威严，当然不会向警察屈服，当即命令常驻县政府担任警卫的保安独立分队进行戒备，一面将张怀三拘留。我当场提出召集乡丁入城维持秩序，杨拔萃首先赞同，当场打电话给他的几个心腹乡镇长，要他们带领人枪入城，其他陈则蔡、陈秀夔、柯汉扬也都一一照做。原来，这些伪党、团、参首长各人分别控制几个乡（镇），乡（镇）“例行公事”受县政府管辖，而幕后分别受这些伪党、团、参首长操纵。这时，这些伪党、团、参首长竞赛一般地各要炫耀自己的势力，都指使自己控制下的乡（镇）长多派人丁带枪入城，不到几小时，三四千名腰插卜壳枪的便衣壮汉便涌入街道。其实，按照编制一乡只有几个乡丁，那些乘机入城耍威风的，无非是一些作为乡（镇）长狗腿的游民打手和被发动来的乡民。
  在这同时，陈则蔡已布置他的亲信发动了商民罢市、学生罢课，表示对警察暴行的抗议。陈则蔡曾任县商会理事长，转任县立初级中学校长，后将校长让位给他的心腹黄沂浣，他的亲信对罢市、罢课自然容易发动。加上人人怨恨警察，反对“吃平价”又是极得人心的事，所以群众都乐意附和，“打倒警察局长张怀三”“要求严办肇事警官林保成”的呼声此起彼落，闹得满城风雨。
  各乡进城的武装群众对包围县政府的警察进行反包围，助威的徒手群众也是声势浩大，警察着了慌。郑有泰这才将张怀三放出来，叫他命令警察缴械，乖乖地被集中在警察局里面，不敢外出。
  刚好那时伪省政府主席刘建绪到漳州视察，打电话来找郑有泰谈话，郑有泰当即将这事件的发生和处理经过报告刘建绪，刘建绪根据本县伪党、政、团、参首长的建议，将警察局长张怀三撤职，并依照推荐，遗缺派本县人翁化清代理。张怀三及其他警官督察长高志道、行政股长林保成等与张怀三的所有爪牙被限令即日离境。
  漳浦教育旧事漫忆
  吴金龙
  异乡异客，读了《漳浦文史资料》第二辑《捉襟见肘的解放前漳浦教育事业》一文，文章末节新旧对比，举出家乡解放后教育突飞猛进的一些具体数字，我仿佛听到历史在前进的有力的脚步声，仿佛看到家乡千百教育工作者为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而辛勤奋斗的闪光身影，，…久久激动不已。解放前，我曾混迹漳浦教育界一段时间，因此对当时教育情况略知一二。然而岁月奔驰，一晃已过了三分之一世纪，回忆往事，有的如烟似雾，有的遗忘殆尽。这里凭记忆所及，本着忠实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个原则，就解放前漳浦教育情况，粗线条地提供一些个人的见闻，作为前文的补充。
  漳浦是漳厦大县之一。历代文物鼎盛，人才辈出。及至民国，漳浦兴办新学堂，得风气之先，在闽南地区可谓一个先进县。二十、三十年代，新学堂的设立如雨后春笋，取代了私塾，培养了人才。可是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地方政局动荡不安，政治更加腐败，民生疾苦不堪，教育作为上层建筑，已整个处在风雨飘摇衰落不振的境地。
  （一）
  1948年，全县十五个乡镇（不包括现在的南浦、古雷），各建立中心国民学校一所。保设国民学校，有的一保办一所，有的两保办一所，有的保“空心”未设学校，儿童上学得爬山涉水，跑几里路到外保去，极不方便。中心国民学校是完全小学。国民学校只办起初小班，也有一些办有高小班的完全小学，名称为高级国民学校，如象牙乡的景福、攀龙等村均办高级国民学校。完全小学不称“中心”，原因是省教育厅规定一个乡镇只能有一个“中心”，统一规定这类国民学校冠以“高级”两字，以示区别，事实上两者只有规模大小之分而已。全县中心国民学校15所，国民学校128所，私立逢源小学一所，县立绥安幼儿园一所，总校数145所。规模较大的是绥安、官浔、佛昙、杜浔、旧镇、赤湖等中心学校。全县小学生数约一万人。乡村国民学校流生现象很严重，通常一所学校有二三十人在上课就挺不错。
  1948年上学期（下学期我到县中当教员了）全县小学教师370多人，其中县给薪水者287人，其余80多人均由各保自筹。中心国民学校经费全部由县供给，高级国民学校经费绝大部分也由县供给。国民学校一部分由县发，一部分由保筹。通常是一长一员，校长县发，教员保筹。漳浦念师范的人较多，在职教师师范生约占30％。普师毕业生大部分是龙溪师范，少数是集美师范、福建师范出来的。简师毕业生是龙溪简师（抗战时内迁南靖改名南靖师范）、云霄简师、漳浦中学附设简师班出来的。根据规定，普师毕业者为完小合格教师、简师毕业者为初小合格教师。此外再加上一部分培训或经教员考试及格的初高中生，大约全县合格教师占总数的40％，其余60％是代用教师。国民党用人重形式上的资历，合格教师与代用教师薪水待遇有区别。教师薪额由县按资核定，学校无权更动。当时整个教师队伍年龄平均在28岁以下，35岁以上的教师占少数。1947年“教师节”，全县只有一位黄荣昌老师享受退休待遇和四位教龄20年以上的老师。漳浦女子教育较发达，女教师占有相当比例。前几年我回到家乡探亲，会及几位年纪五十开外的老师，现在已都是学校骨干。回想当年初执教鞭，风华正茂，年华似水，鬓映霜染。我紧握着他们沾满粉笔灰的手，内心不禁油然升起无限敬意！
  解放前几年，漳浦“党团”派系斗争激烈，政府软弱无能。县乃至下层当权统治人物为了扩张各自势力，争把一些亲朋戚友塞在学校内滥竽充数，学校人事出现一片混乱现象。中心学校校长本来需派富有办学经验的合格教师充任，但是，佛昙、赤湖两所中心学校校长出缺，凭远走高飞在漳州的军统巨头陈达元一纸介绍信，只好委派两个初出校门的高中生接充。类此例子，不胜枚举。1947年，一批“青年军”解散回来，大吵大闹要求分派工作，一伙人提出他们要包办一所中心学校，不得已，只好将梅林高级国校让出。全校教员除当地老教师陈乾元外，全部他调。这批人大都不合教员资历，但也只好委曲求全。这种“天方夜谭”式的怪事，确实当时的事实。国民学校那些由保自筹经费的教员，有一些保，政府是不管也管不了的。钱由保内摊派，钱在保长手中，保长要安插私人，无可奈他何。往往有初中肄业生，高小生也硬塞当教员的情况。保长听到要另派教员去，双手一挥：“要白教，那欢迎；要领钱一一”潜台词是“喝水用筷子夹”。每学期都曾发生当地不接受县派教员的情况。个别国民学校也为了人事问题顶撞，拖到半学期还开学不了。
  在旧社会，漳浦一些人称呼小学教师为“挑蚝仔担的”“教学仙啊——”（尾声拉很得长）。这是对教师的岐视和侮辱。认为教师无出息。是知识分子的无能之辈。为何教师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如此低微？这和教师的经济地位分不开。当时教师待遇名义上和公务员一样一一月领几十元钱和配买90市斤平价米。学校经费逐月统一由县财政科签发“支付命令书”到银行领款，可县库支绌，有枪有势的机关捷足先登，学校散处乡下，况且位卑人微，往往是几个月还不能兑现。当时国民党钞票直线贬值，待钱到手，一个月薪水还买不上两斗米。那90斤平价米，因统一得向一家“民友”米厂支取“公学粮”米，一年四季尽是发霉的，渗沙的，质量极差，学校大都忍痛将米让米厂压价收购。县给教师待遇如此，保筹教师情况更是可怜。不少学校钱被保长挪用。拖到寅时卯月成一笔糊涂账了事。当时漳浦小学教师的清苦实难笔墨所能形容。好在教师本土本乡人居多，且多是年青小伙子，较少家庭负担；一些拖家带口的教师，生活的窘困不堪想象。但是绝大多数的教师，安贫乐道，不失知识分子本色。
  解决吃饭问题的情况尚如上述，其他教育经费的困难可想而知。诸如校舍维修，课桌椅添置，文体用具……县发的一点点办公费完全解决不了。1946——1948这两年中，县只拨出一笔款为绥安幼稚园添制40张幼儿坐小凳子。全县90％以上校舍是利用祠堂、庙宇。有些乡村祠堂或庙边盖一列护，房门放大些，窗户多开些作为教室，这算是上焉者。下焉者通常是一向年代久远的大祠堂，大门口贴一张“××保国民学校”的校牌。踏进“神荼郁垒”的大门往大厅上一望，正中一排结满蛛网的大神位龛，龛上的横梁挂着文魁武魁的牌匾下面，贴一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大字。大厅上排着一二十张残旧的学生桌椅，左边壁上挂一个黑板，黑板上方交叉着一副破旧的旗子，中央贴一张孙中山先生遗像，这样子就是教室，也就是“礼堂”。过水小屋有的学校就隔成一间办公室，排一张八仙桌和两把木交椅。八仙桌置放着摇铃、粉笔、点名簿。地板上也许有一个干瘪的皮球……这就是四十年代乡村国民学校的置景图。加上一两位教师和几十个学生在进进出出咿咿啊啊，这就是作育小国民的国民学校。除了“简陋不堪”，还有其它什么词汇足以形容呢！
  县里设有督学三人，乡镇有中心国民学校，但对教学的辅导工作极为松懈。从未举行教学研究会或交流经验的活动，也从未过问教师的进修。对代用教师虽曾举行一二次短期的培训，但因无专职教师系统讲课，收效甚微。为督促加强教学，提高学生程度，每学期也曾举办全县中、高年级国语、算术统一测验，全县分几个考区举行，但考了也就算了。这和培训教师一样，都是“等因奉此”虚应公事而已。
  当时，漳浦还有私塾吗？有，个别地方仍有。国民党严禁私塾，为何还存在私塾呢？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归根结底就在于一些地区学校办不好，得不到信任。1947年秋，杜浔镇附近一个村庄就仍有私塾。我问过当地保长办私塾的因由。他答道：“学校门虽设而常关，校长教员三日走东四日走西，村里人为了让孩子们识些字，学会记猪屎账，只好请塾师来教。”这是实情实话，说得我久久沉思。
  （二）
  再谈中等教育。
  解放前，漳浦有两所初级中学——县立初中和私立纯美初中，一所省立龙溪师范漳浦分校一一1948年秋改办私立道周高中。
  县立初中校址在城内射圃。民国十五年（1926）创办。校史可分两个阶段：1936年初级园艺学校停办这十年是第一阶段。1940年秋夏办至1949年秋漳浦解放这九年是第二阶段。我是1936年夏在这里念完初中的，以后又回来在这里当过两年半教员。我的青少年时代前后在射圃校园里度过五年半岁月，至今一些当年老师、老同事、老同学的影子，一些情景仍历历在目。
  第一阶段，创办时校名为漳浦县绥安中学校。首任校长蔡春晖（旧镇人），以后校长为叶嘉隆（长桥人）、陈大道（顺昌县人）、蓝长泽（和坑人）、黄则吾（长桥人）、黄沂浣（长桥人）、陈达元（赤湖人）。因当时政局动荡，人事倾轧至剧，校长更换频繁。我念初中三年，历经四位校长。一朝天子一朝臣，换了校长，教职员也大批更动。当时每学期学生只一百人左右。一、二年级每班三、四十人，三年级十多人而已。教师也只十多人。校舍仅几间教室和几间祠堂作宿舍和膳厅。校园内空荡荡一大片。1933年原任集美幼师校长的黄则吾回来当校长。郭祖柴夫妇、丘方坤、陈则蔡、黄沂浣等都由集美回来当教师。现在福州画院的名画家沈锡纯就是当时的美术教师。抗日战争前，物价一般稳定，中教薪金高，每月自四五十元至七、八十元不等（银元），教师待遇优厚，教学认真，质量不错。1935年，我们初中毕业班到漳州参加全省毕业会考，平均成绩列漳属各校第三名。1934年，漳浦成为第五行政区专员公署所在地，专员兼县长朱熙认为漳浦以办园艺学校培养果蔬人才为宜，乃将绥安初中改为初级园艺职业学校。1935年秋委派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的陈达元为校长，办了一年则停办了。（《漳浦文史资料》第一辑《漳浦大事记》及第二辑《捉襟见肘的漳浦解放前教育事业》两文所载陈达元接任园艺学校校长时间和该校停办时间均错了。）漳浦绥安中学这一阶段共有八届初中毕业生，大约总数在一百人左右。
  第二阶段是1940年至1949年这九年。抗日战争前夕以至抗战后几年，漳浦县城没有一所中学，新办的私立纯美初中僻处佛县，漳州中学抗战后又都内迁漳平、华安、南靖、长泰等县，漳浦学生要念中学得跑几百里路到内地去，极为不便，1940年抗战局势较为稳定，地方人士倡议复办县立初中。县中校舍自停办后沦为国民党兵营四年，陈则蔡出任校长后，路蓝缕、是花了一番力气。我1942年秋至1943年夏在这里当一年代用教员，那时只开初中六班，学生二百多人。及至1945年秋我再度来当教员时，初中十多个班级（附设简师班已停办），学生骤增至五、六百人，教师近三十人，阵容颇强。在我的记忆中，解放前三、四年间，当时同事多是本县籍，外地人也不少。陈则蔡以中学校长，师生遍布全县，一跃成为社会上头面人物，最后当上漳浦县参议会副议长、议长。议长兼校长，相辅相成，成为左右漳浦风云的一个巨头。到了1947年，国民党规定公立学校校长不得兼任参议员，陈则蔡鱼与熊掌不能兼得，才将校长让给教务主任黄沂浣接任。黄沂浣和陈则蔡是上海大夏大学老同学，也是集美幼师和县中的同事老搭档，黄沂浣当了一年半校长，萧规曹随而已，最后一任校长是蔡启昌，他毕业于福建农学院，只一年漳浦就解放了。这九年中前后有初中毕业生七届约500人，附设简师班约80人。这些学生当年都是十多岁的青少年，现在都在五十岁左右，除在本县者外，在省内外工作者也不少。前年我在上海巧遇一位当时的学生，他现在是一位科学家。乡音无改，娓娓话旧，彼此心中都荡漾着一股怀乡的激情。
  纯美初级中学系印尼华侨杨纯美先生创办，校址设在他的家乡佛昙。1946年我曾去过一次，当时校长为李克柔，学生200多人，大都来自佛昙、前亭、湖西、赤湖等地。因是私立中学，直接受省教育厅管辖，教员也由校董会自聘。我了解情况少。
  龙师漳浦分校办于1945年秋，首任主任为叶士俭（长桥人、厦大毕业），校舍选用城内文庙旧址修建，经费由省立龙师拨给，办普师三班，开办后，龙师总校则决定第二年不招分校的新生，维持到这一届学生毕业为止，叶士俭认为无奔头，第二年则辞职他就。改派丘寅宾（杜浔人，福建师专毕业）接任。1948年夏，学生毕业后改为漳浦私立道周高中。系为纪念漳浦先贤黄道周而设。1947年成立校董会进行筹备工作，但以无固定基金来源，省教育厅始终未批准立案。校长人选本来伪县长郑有泰举荐蔡清溪（霞昙人，广西大学毕业）担任，但陈秀夔以县党部副书记长、协和大学毕业的势头和资格出来角逐，最后陈秀夔当上校长，但办了一年漳浦解放也就停办了。这在漳浦教育史上可谓昙花一现的一页。
  （三）
  现在五、六十岁的漳浦旧知识分子，许多不是在漳浦受中等教育的。早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漳浦就有一大批学生到漳州、厦门、泉州、集美甚至福州、上海念中学。以后漳浦有了县中和纯美中学，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到外地念中学。为何在当时交通不便治安不靖的情况下要跋涉外地求学呢？原因很多，主要是下述几点：一是有子女到外地念书，家庭有光彩，子女也喜欢到城市开眼界长见识；二是不信仰本县的中学，所谓“近庙欺神”，认为外地学校办得较好，家长望子成龙，认为将来进一步深造较有把握；三是漳浦无高中，连初中也停办了一段时间；四是解放前漳浦基督教徒子女念书的多，喜欢到外地念教会办的中学（如漳州寻源、进德，泉州培元）。因此，象过“番”一样，旧客带新客，相率成风。每逢开学时节，九龙岭顶，白水营渡头，漳浦男女学生络绎不绝。解放前夕，一批在漳州、集美念书的漳浦学生觉悟较高，参加了革命，进入闽中、闽西南游击区。现在这些同志都散处各地工作，大都是领导骨干。
  漳浦自办新学堂以至解放止，这几十年间共有多少小学毕业生，这无从统计。有多少初中以上毕业生（包括高中、职业学校、大学生、留学生），据我1948年一个粗略的统计，全县1300多人，其中大专毕业生共70多人，这与全县当时二十多万人口相比较，是一个何等可怜的数字！这些旧知识分子除已作古者外，现在都散居祖国各地，就其所学尽其余生，为祖国四化建设作出一己的贡献。远居台湾、港澳、东南亚乃至欧美者也不少。顺此寄语海外识与不相识的老前辈、老同事、老同学，回来看看家乡“旧貌变新颜”的巨大变化吧！今天，金岗山更青更绿，旧镇港更蓝更碧……。
  八二年二月于漳州
  （本文作者于1947至48年任本县教育科长）
  杨纯美先生与纯美中学
  庄乃宜
  纯美中学创办人杨纯美先生，1875年出生于漳浦县佛昙镇街路尾，少时家境贫穷，只读了两年私塾。1890年十四岁，孑身出洋到印尼爪哇谋生。初为学徒，辛苦劳作，克勤克俭，稍有积蓄。后得其族亲资助本钱，乃肩负布料贩卖于穷乡僻壤，每日步行数十里而不倦，日积月累，资财较丰，即改为坐商。后又设布店，专售布匹、棉纱。以后资本日渐雄厚，他更大展陶朱雄才，兼营薯粉厂、纺织厂，终以经营得法，不数年已成小康局面。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薯粉外销，获利奇丰，纱布价格同告飞涨，他所经营两业获利累累，成为巨富，遂购地兴建纯美街于万隆市中心。
  杨氏的青年时代正是清朝末年，政治腐败，中国遭受列强侵略，孙中山先生组织革命党，奔走鼓吹革命；辛亥革命后，虽推倒清廷，又遇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杨氏身居异域，身受殖民统治之苦，以寄人篱下的海外赤子，对祖国的兴衰极表关切。受孙中山革命思想之启导，加入同盟会，为国出力，为革命捐输。民国初建，派特使金一清渡洋宣慰侨胞，杨氏在万隆首先接待并捐献支持。1916年袁世凯篡夺政权，孙中山流亡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杨氏获知其经济困难，自动汇寄日银四百两；1918年孙中山回国就大元帅职，杨氏汇银一千两回国，由林焕庭转交；未几又汇一千两，由邓泽如转交；1919年再寄七百两，交陈照凡转呈，都得到孙中山亲笔函复。那些孙中山的墨宝于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寄交国史馆珍藏，得国府稽勋委员会颁给金质华侨爱国一等奖章一枚、奖状多帧；国府侨务委员会聘他为名誉顾问。1920年，杨氏曾专程往上海晋谒孙中山。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杨氏回国，先后在厦门购置楼屋楼幢，独资开设和平布店，又投资厦门兆和酱油厂及鼓浪屿中华电灯公司、漳嵩汽车公司等公共事业。旋首倡开辟由旧镇经佛昙至厦门对岸屿仔尾公路，又开垦白竹湖农场，造福桑梓。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北伐军入闽，国民党福建省临时省党部委派杨纯美与官浔人何元良为漳浦县临时县党部筹备员。未几，临时省党部又委派共产党人郑林英主持漳浦临时县党部，带领革命青年林振光、杨秋生及其爱人等到漳浦工作，杨纯美、何元良与他们共事。当时，张贞的亲信、漳浦县长徐鹏及投机革命的“南派”绅士企图向群众追缴北洋军阀及“北派”绅士因溃败未及收清的“田亩捐”（强迫种鸦片的捐款），从中渔利，受到临时县党部的强烈反对。郑林英等一行人到厦门，准备转道赴福州请愿。接省里领导人来电，告知局势变化，叫他们免去福州。郑林英等共产党人知道发生了反革命政变，搭船往汕头原籍而去。杨氏从此脱离党务，继续在厦门经商，后复南渡爪哇继续经营旧业，先后任万隆中华总会主席、中华商会会长、华侨慈善会主席等职务，在侨居地对社会公益事业出钱出力，关心华侨切身利益。
  杨氏出身贫寒，读书不多，及履社会，越感读书之可贵，又看到当时家乡教育事业不发达，本县曾有一所县立中学，因经费困难而停办，漳属（龙溪地区）除漳州外就连一间中学也没有了。杨氏乃毅然以教育树人、教育救国为己任。1934年，他身带三十万银元回国，在其故乡佛昙镇创办初中（其子玉树为纪念乃父义举，故名纯美中学），除由当时的政府拨给原分县署旧址外，又由杨氏购买附近地皮，营建校舍。杨氏除存储十万银元于国家银行为基金外，还围海滩二处为鱼塘及造田，连前已在白竹湖所开垦拥有数百亩地的农场，作为校产。1936年初，到厦门遴选同县人当时任福建省立厦门中学教导主任的李克柔及任厦门双十中学教导主任的王立民分别担任校长及教导主任。托李校长按照教育部规定的标准购置教学仪器、教具及大量图书。李校长出身燕京大学教育系，乐育英才，办学谨慎，遴聘品学兼优的教师，重视学生质量。最早的学生除本县人外还来自海澄、云霄、诏安、东山、惠安、长泰、同安等县。抗战期间，由于厦门论陷，漳州各中学内迁，又有厦门、龙溪、晋江、南靖等县市学生前来就学，其中有上海人因华侨关系前来就学。在1936年创办第一学期的开学典礼上，杨校主的讲话为学生们所念念不忘，他说：“本校主十四岁往南洋，历经辛苦，创立产业，在海外一个钱打四十九个结，结结想着祖国，想为家乡办一点好事，所以创办这所中学，希望同乡人士共襄义举，老师们认真教学，同学们努力学习，成为有用的人才。”师生大受感动，李校长办学认真，学生勤读成风，历届毕业生参加全省中学毕业会考及升学率都居省内前茅，人才辈出，对社会多有贡献。
  纯美中学的成就是八年抗战艰苦环境中获得的。当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漳浦县城成立抗敌后援会，佛昙区成立分会，公推李校长为主任委员，教导主任蔡朝阳为宣传股长。蔡老师本职是教英语，却主动承担课外教唱抗战歌曲任务。为激发群众抗战情绪，于每星期六晚间组织师生到附近农村用演讲、表演小节目及教唱抗战歌曲等方式进行宣传。还排练田汉的话剧《回春之曲》改名《爱情与爱国》在学校公演。又演出《布袋队》《送女出征》等话剧、歌剧，效果甚好。八年抗战期间，常利用假期，配合佛昙区各小学教师，组成假期抗日宣传队，巡回各村镇，标写漫画标语，教唱抗日歌曲，演出话剧《红心草》《麒麟寨》《牛头岭》《烟苇港》等。
  1938年五月间，厦门失陷，日军常派舰艇窥伺包括佛昙在内的闽南沿海；不久，日机轰炸漳浦县城，并在佛昙低空盘绕侦察，学校颇受威胁。1939年四、五月间，日机又多次轰炸漳浦县城，旧镇、佛昙也遭轰炸，幸纯美中学已早作准备，迁入群山环抱中的湖西及新庵，免受袭击。而当时山村卫生条件较差，“瘴气”威胁学生及教职员工健康，老师及学生、工友多人病故。学校于1940年八月间迁回佛昙原址。与此同时，为疏散学生和便于远道的学生就学，在海澄县浮官镇附近岭后村桃仔园借用华侨房屋和在漳浦西区石榴坂利用旧祠堂各设分校一所，聘请郭守仁、黄士豪分别为分校主任，学生数由初创办时的一百多人增加到四百多人。至1941年八月间，日军忙于侵略东南亚国家，对闽南各地较少威胁，学校为便于施教及提高教学质量，将石榴坂分校撤回校本部。1942年，以浮宫分校不设在本县境内有所不便，故移设于漳浦县辖的松庄乡山边楼苍村，该地与海澄接壤（现属龙海县），仍然便于海澄学生就学。该分校由叶致和继任主任。
  当时原计划增办高中部，因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校主父子以身为侨领被日军捕入集中营，侨汇断绝，暂作罢论；就是原有初中也以存入银行为基金的“法币”贬值，难以维持。学校想方设法，开源节流，并请县政府拨卖平价米度过难关。
  1945年八月，日本投降，佛昙社会及纯美中学鸣炮热烈庆祝抗战胜利及侨汇可通，学校扩充有期。1947年四月，校主回国，学校董事、师生及社会人士召开欢迎校主回乡大会，李校长致欢迎词，同时表示已受聘于国立第一侨民师范学校，决意辞职。后介绍本校第一届毕业生（厦大毕业）蓝利贞接任校长。校主以后继有人，乃于安排扩建校舍以增办高中部后再往印尼。而蓝利贞接任校长仅一学期也辞职往印尼。第三任校长杨加福也只任职一学期。至1948年增办高中部，由董事会遴聘沈君泽继任校长一年，最后由董事长杨早达自为代校长。后期的校长频繁易人，确非远在南洋的校主之本意。至1949年九月漳浦解放，纯美中学改为漳浦第二中学，由县人民政府派陈长泰为校长。
  1968年七月十四日，这位毕生为社会公益，为祖国摆脱封建与军阀统治的革命事业，为故乡教育积极做出贡献的杨纯美先生因病在印尼逝世，终年九十三岁。临终时，为在故乡独资创办的纯美中学之发展耿耿于怀，遗嘱设立教育基金，以竟全功。
  杨校主的长子玉树先生襄助乃父从事公益事业不遗余力，尤其注重纯美中学的发展，主持扩建高中部。当1955年，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亚非会议”在万隆召开，周恩来总理率我国代表团前往参加，得到印尼广大华侨的热烈拥护与欢迎，杨玉树先生曾拨出别墅一座供我国代表团住宿，是值得纪念的一件事。可惜玉树先生也已逝世。
  杨氏父子的功绩永为故乡人所缅怀。
  抗日初期漳浦县的戏剧运动
  蔡启昌林清秀
  二十年代，漳浦群众称时装话剧为“文明戏”。演的戏虽然没什么积极意义，而由于常常运用噱头，插科打诨，引起观众捧腹大笑，所以颇能吸引观众。
  到三十年代，受进步话剧的影响，在各中小学的游艺会上，除歌、舞剧之外，已开始出现较有水平的话剧，如绥安中学演出熊佛西编剧的《一片爱国心》、漳浦第一中心小学演出教师王一萍自编自导的《难民》、佛昙纯美中学演出据田汉原作《回春之曲》改编的《爱情与爱国》等。但那时漳浦风气闭塞，除天真的小学生外，青少年女子迫于封建舆论，都不愿与男同学同台演出，所以女角大都由男性扮演，由于是课余排练，演技不甚纯熟，化装虽然维妙维肖，却常在舞台上出现粗声阔步的“女郎”。
  抗日的烽火在全国展开以后，各县成立“抗敌后援会”（以下简称抗敌会），漳浦的抗敌会由商会长陈则蔡为主任委员，下设宣传、慰劳、募捐三个工作团。主要是宣传工作团（以下简称宣工团）在活动。第一个成功的演出是根据《回春之曲》改编的话剧《八·一三的炮火》（采用漳州芗潮剧社脚本）。演员如蔡维汉、吴钦玉夫妇，上海人许槎，还有后来去省立音专当教授的叶宝懿等，都是较有艺术水平的。后来，一些失学、失业的闲散青年汇集到宣工团来，大都是团长曹岂凡罗致的。于是，组成一个巡回宣传队，由蔡启东任队长，排练了一些短剧，如《放下你的鞭子》、《傀儡坍台》、《夜之歌》等等，大都由漳州芗潮剧社传下来。巡回宣传队除在县城街头和兴教广场台上演出外，大部份时间到全县各乡村巡回演出。虽然插科打诨的作风有时仍然出现，而由于有剧本可循，基本上已摆脱“文明戏”的雏型。宣传队员不拿薪金，演出经费都是商家捐助的。
  后来，国民党发觉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大量涌入各地抗敌会宣工团，有的地方甚至共产党人领导了宣工团，于是，一纸令下，规定各地抗敌会统一由县党部党务指导员（后改称书记长）兼主任委员。从此，漳浦抗敌会便由国民党漳浦党务指导员黄慕周派员接收。这一着，实际上取消了抗敌会，宣工团也就烟消云散了。
  以后，抗日宣传工作由国民党县党部主持。漳浦有志用演剧作为抗日宣传的青年们便组成“抗敌剧团”，表面上属漳浦国民党党部管辖，实际工作是漳州芗潮剧社通过地下党员侯维钟在指导。侯团结了一批爱国青年，提出“为抗日救亡来演戏”的口号。
  一九三七年，我俩在集美高中毕业回到漳浦结婚。不久，厦门沦陷，我们便留在家乡，在武营中心小学当教员，清秀还兼任妇女会会长。抗敌剧团成立后，启昌被选为团长。这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漳浦也不例外。为此，剧团到处物色导演、演员。妇女会的青年骨干几乎全部参加剧团，从而改变了过去如果妇女演剧要女扮男装，如果机关团体演戏就得男扮女装的现象。
  当时，我们虽然热心于演戏宣传抗敌，但如何演，演什么，都是门外汉。漳州芗潮剧社给我们送来了《抗敌戏剧》等刊物指导我们搞剧运。剧团用这些杂志当“敲门砖”，从中选演节目，从中学习舞台艺术，包括化装、道具，服装、布景、灯光等等的设计、制作。随着我们舞台经验的积累，演出水平也逐步提高。舞台设备也日趋完善，从仅有一道底幕增添到有边条、天幕、外幕。后来还设计活动的硬景，一具多用布景。当时没有电灯，只用汽灯，台前灯装三面反光盒，灯前装拉绳活动有色玻璃，以区别不同光线。效果方面：设计很多土办法来仿效风、雨、雷、电、枪炮等各种声响。为了增添某个剧情的气氛，还用小乐队配奏。
  当时演的戏，由精悍的、战斗力强的独幕剧，进而演出多幕剧。大型话剧大都只在县城演出，讲普通话。到农村和街头演短剧则讲方言。有时也演歌剧。话剧中有时也插曲，如《回春之曲》的特点便是“话剧加唱”。剧团在开展宣传时，歌曲节目也穿插不少。因此，演员平时还要练习唱歌，清早一起床，“咿咿呀呀”吊嗓子，很有点象专业剧团的样子。
  演戏需要经费，钱主要靠商家捐献。有一次，当局在海上抓走私，没收了五、六百包洋面粉，变卖拨充剧团设备。平时排戏都要到午夜，吃夜宵多是私人掏腰包，启昌是团长，家里有大厅适于排戏，团长贴点心，好象成了惯例。我们没日没夜排戏演戏，引起父母的不满，一些亲友来家，老人总皱着眉头说：“哼！那个厦门仔起花俏（意即女神经病者），男的也起态。”但不管他们怎样反对，还是照常演我们的戏。
  抗敌剧团不但在县城演，还特制六只大木箱安放服装、道具，先后到旧镇、六鳌、赤湖、佛昙、霞美、杜浔、石榴、长桥、官浔、松庄等地演出。农村群众还把话剧叫做“文明戏”，比看“子弟戏仔”（指本地人组成的戏班）还感兴趣。记得我们在六鳌和英山演出时，突然下大雨，观众屹立原地淋雨，不愿离开。有一次，在东厝演独幕剧《抓汉奸》，有一个观众被汉奸角色激起仇恨，竟忘记是在看戏，捡起脚下一块石头砸向台上，高声大喊：“抓汉奸！”这些说明当时的演出是有一定效果的。
  当时演出的节目有《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抓汉奸》、《三岔路口》、《东北一角》、《晚香玉》、《塞上风云》、《生命之花》等等。
  抗日救亡的戏剧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却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想不到我们苦心排练的《生命之花》在一九四0年“双十节”演出后，天大的横祸竟降到我们头上了。
  《生命之花》是厦门大学王梦鸥教授编的三幕大型现代话剧。剧情是写一对男女青年从沦陷区逃到国统区，他俩沿途备受凌辱，并看到那些达官贵人、奸商巨贾过着醉生梦死、腐化堕落的生活，心里非常气愤。最后，毅然投入抗日斗争，怒潮中炸掉日寇火车站，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我夫妻在这个剧中分别扮演男女主角。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日，导演侯维钟便被有“杀人魔王”称号的国民党军二十师师长钱东亮逮捕。七日，清秀也被捕。十二日，启昌相继被捕。在漳州芝山下钱部的牢房里，军事法官提讯我们：“你们在漳浦如何为‘异党’演文明戏，要从实招来！”法官接着又问：“你们演的炸火车站那出戏叫什么？”我们说：“叫《生命之花》。”法官狞笑说：“好，那你们就死定了！”我们根本不相信这句话，以为法官老爷是恫吓我们的。不几天，判决书来了，宣布“判处死刑”，我们如坠深渊，演爱国抗日的戏也死罪！我这时全不顾什么读书人的斯文，用最粗野的话大骂他们。但现实总是现实，我们被抛入死牢。一个月过去了，我们没有被处决，却通知准备押送上饶集中营。隔了几个月却转到漳州地方监狱，不久，清秀保外分娩。一年后，启昌获得保外就医。回家后备受父母、兄长责骂。在一次与家人谈话中，才知道家里先后花一万元，免了两人死罪，再花一千多元，免去上饶集中营（当时“法币”还没有大幅度贬值）。同时得悉，在我们被捕后，抗敌剧团即被解散。
  漳浦抗日戏剧运动做出一些成绩，关键是有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好形势。当时有些热血满腔的爱国青年，在演剧活动中表现进步。后来，尽管其中有一部份人到国民党政界干事去了，但是当时的进步也是应该肯定的。漳浦的抗敌救亡戏剧运动值得回顾。
  以上所说只是抗战初期漳浦戏剧运动的概况。抗战后期又有一些新的人物出来从事戏剧运动，如陈仲甫等。由于有一段时间启昌出去求学，清秀也出去工作，后来的事他们比较清楚，他们会继续写完那一段经历的。
  台湾谢氏的祖地一一漳浦后雄村溯源
  陈万年
  台湾血缘源自大陆，闽南一带更是众多台湾人氏的祖地。与海峡两岸各地一样，台湾与漳浦许多地方的住民同源同根，如台北、基隆、宜兰、彰化、台中……等县市有一些村社就是从前漳浦人到那里开基立业传衍子孙的。先辈为使后裔不忘祖地，想方设法搜集传留族谱。有的为纪念祖地，将祖地的地名带到台湾去，将大陆祖地的村名作为台湾后裔聚居地的村名，一直沿用到现在，如基隆市南境村的住民就是漳浦赤湖南境村（现属深土公社）清代移民的后裔；彰化县观音亭村的住民就是漳浦赤湖观音亭村移民的后裔。有的祠堂沿用祖地祠堂的匾额和楹联，如“崇孝堂”“崇德堂”等。有的在墓碑上镌刻祖地的县名、村名或别称，如金浦、锦湖、鉴湖等等。诸如此类，使生长在台湾的子孙后代没有忘记自己的根，虽然台湾经过日本帝国主义者统治半个世纪，而日阀所搞的“皇民化运动”总不能使台湾人民忘记自己是华夏血统、炎黄子孙。
  漳浦与台湾只隔着一条海峡，应该是在很早以前就有人迁居台湾，但是缺乏文字记载。到十七世纪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以后，漳浦去台湾的人逐渐增多，特别是在清康熙年间统一台湾以后，以至雍正、乾隆、嘉庆期间，台湾宽广的沃原肥土大都是福建、广东两省的人渡海前去开发的，以闽南漳、泉两府的人为最多，漳浦沿海地区人多地少，纷纷到台湾各地垦荒拓土，尤其赤湖一带，几乎各村各姓都有人去台湾谋生。后来在那些移民的后裔中产生一些比较有名望的人物，在《漳浦文史资料》前三辑中，分别有过部份简介。本文着重将近来配合有关部门调查核实的关于台湾谢氏的祖地漳浦后雄村的历史变迁及住民的祖谱世系加以介绍。
  谢东闵氏的家乡台湾省彰化县二水乡，按照他们的族谱记载，祖籍福建省漳州府漳浦县锦湖城月是堡吉春社，属于“锦湖派”“光启公”的第二房“得利公”派下。吉春社一世祖“武庆公”的第十三代孙谢容于康熙年间迁居台湾，在彰化二水乡开基已经二百多年，传到谢东闵这一代为第二十世。他们的昭穆序次（排辈）歌诀与祖地谢姓同样为：恩庆为良才，东山久万锦，文锡世道永，汝时孔敏达，宝树成瑞连，江佐声名远，南邦德泽长，丕基承继绍，毓代盛流芳”。
  我们经过多方查访，从赤湖公社南峰大队后雄村所保存的谢姓族谱考查，并访问老年人，得知锦湖城是赤湖城的别称，月是堡就是现在的月屿大队，吉春社的后裔今在南峰大队后雄村聚族而居，所以从前的吉春社就是现在的后雄村，都姓谢，现有一百六十多户，人口近千。族谱记载：“谢姓由河南光州固始县来闽，曾避乱遁居建阳唐石山，到大有公才迁居泉郡，住佛寺在东西塔边，传二子，因遭兵灾，故一移龙岩，一移漳浦二十八都衡山马口，生三子，传九孙，诸后辈以该地硗瘠不堪，欲择膏腴之区以资发展，乃于屋后卜葬数坟，由此分散到霞漳、平林、镇海、北溪、长泰、庞里等地。而我光启公以军籍入李澳州（注：族谱系传抄，“州”字不知是否“川”字之误），驻于漳浦东区十七都赤水堡清水岩边。未几，又偕三子承庆、武庆、元庆同入十五都锦湖城西谢，建屋立祠，聚族而居，传子及孙，创立世系。”现在，举凡赤湖公社的洋尾石、后雄等姓谢的村庄都供奉“光启公”为锦湖谢氏一世祖。
  谢光启从赤水移居锦湖城始建立祠堂，世代俗称“西谢祖厝”，族谱记载西谢祖厝匾额为“敬爱堂”；两边楹联是“东山叠嶂丹山崎，肥水清流锦水长”；祖厝坐向四景：“山南梏大声满湖，北鞍火光照赤湖，西峰倒影在葛内，东海绿波水涨来”。谢姓世代定居在这山明水秀的地方。但是，后来由于明朝时的倭寇侵扰，清初为防御郑成功而“迁界”，还有清末的“红白旗”封建械斗等等动乱，加上自然灾害，弄得人民流离失所，庐舍为墟，锦湖城（赤湖）的谢姓同样遭受离乡弃土的祸灾。我们查考族谱记载，知道光启公有三个儿子，长房谢承庆移居洋尾石、茂林、乌墩、东蔡、下墟等村（现属赤湖公社前张大队）；三房谢元庆迁往广东澄海县，后裔居住外沙一带。他们世代瓜瓞，子孙繁衍，而祖居地赤湖城的西谢祖祠成为陈迹，只是认祖崇拜的遗物，到解放前后就倒塌拆除无遗了。，
  吉春社离漳浦县城约三十四华里，村民是清初地方平定以后由锦湖城迁来的，属于谢姓“锦湖派”的分支。吉春社始祖“武庆公”是“锦湖派”光启公的次子。在未建立吉春社以前，这里原有下晶、后王二村，下晶为曾姓聚居地，后王为王姓聚居地，于清朝初年为防御郑成功而“迁界”时被摧毁，村民迁走。据当地老年人回忆，原下晶村遗址在今南峰村附近，曾姓村民在“迁界”时被迁走，“复界”后，原赤湖谢姓人选择在下晶村遗址重建家园，村名“吉春”。到清末，因为“红白旗”封建械斗而“亡社”，邻近的后王村也同时“亡社”，械斗结束后，吉春村谢姓的后王村遗址再度重建家园，地名仍旧“后王”，转音成为“后雄”，在清末民初，“后雄”这一地名开始在字面上使用，沿用到现在。所以说后雄村就是新的吉春村，村址在丹山支脉南峰山东麓。附近小山丘名“一品山”，有一个坟墓，谢氏村民称为“台湾墓”，墓碑上镌刻：“皇清。显妣慈惠李氏暨继妣绥成吴氏茔。孝男谢容，孙权、喜、洽、候、达、画，曾孙琴、赫。康熙辛丑岁阳月吉旦”（辛丑为康熙六十年，即公元一七二一年）。后雄村谢氏族谱记载：“十三世祖谢容后嗣往东都新庄”（郑成功的儿子郑经以台湾为东都，这名称一直为海峡两岸人们所乐用）。从墓碑上的孝男名字谢容，孝孙名字谢达，对照族谱记载的昭穆辈序，迁往台湾的谢容之子谢达是吉春社始祖“武庆公”的第十四世，与台湾谢东闵氏的族谱完全相符。
  我们把台湾谢氏的族谱资料与祖地谢氏现有保存下来的族谱、宗庙、坟墓等文物对照考证，并寻访熟知情况的老人，反复调查核实，可以认定：锦湖谢氏“光启公”的次子“武庆公”是吉春村的始祖，也就是后雄村的始祖。“武庆公”第十三代孙谢容的儿子，第十四代的谢达于康熙年间到台湾省彰化县二水乡开发，繁衍后代，谢达在台湾的子孙为吉春（后雄）始祖“武庆公”的第十五代谢应，十六代谢朝山，十七代谢对泰，十八代谢建封，十九代谢在祺，二十代谢东闵。他们一条世系，瓜瓞连锦，根在大陆一一祖居地福建省漳浦县锦湖城月是堡吉春村，现赤湖公社南峰大队后雄村。远祖则是河南省固始县。
  祖国历史源远流长，血脉相承一条根。台湾同胞根在祖地，身在台湾，向来有爱祖国爱家乡的传统。根据后雄村老人追述，从前台湾彰化谢姓族人有“万字公司”，专为招待祖地亲人前往台湾探亲而设，使同族人一登彼岸便能得到照顾。如民初后雄村人谢安瑞渡台认亲，就曾往返于台湾，以雕刻木偶神像为业。还有塾师谢丑仙，于光绪十年前后三次渡台会亲，募捐修建祖厝，最后没有回来。这些事例说明两地亲人亲爱精诚。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台湾以前，台湾亲人逢年过节常派人来祖地认祖会亲，祭祖扫墓，这更证明，大陆人在台湾的后裔是心心念念不忘祖地的。
  现在，潭浦吉春村在台湾的第二十世孙谢东闵氏年已古稀。他年青时就学于日本，到北伐军兴，他满怀爱国热情从日本绕道到广州就学于中山大学，毕业后留校当讲师。抗战时期，在桂林广西日报社任职。后参加李友邦为首的台湾抗日义勇队，随队到龙岩工作，曾进驻漳州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派他为高雄州接管委员会主任委员，回到台湾。在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任内，被任为高雄县长、台北市长。在蒋经国统治时期，他任副总统，这一届他下台了，仍然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
  台湾是祖国不可分离的一部份，人为的隔阂应当结束，海峡两岸的同胞们都应当为实现祖国的统一而努力。
  漳浦历史上的旱灾
  陈旺寿
  漳浦历史上的风、水灾害在《漳浦文史资料》第三辑已有记载，这里根据府志、县志记载和县气象站资料，以及县城部份老年人士的回忆，把我县历史上的旱灾加以整理记录于下：
  唐
  贞元六年（790年）大旱。当时漳浦是漳州郡治，观察使吴奏命令本州的官吏到梁山祷雨。后来下了三天大雨，《漳浦县志》记载这事，认为是“祷雨”的效验。
  南宋
  隆兴二年（1164年）大旱，时间自开春延续到八月，早季的作物没能下地。
  乾道六年（1170年）旱灾。
  元
  至正十四年（1354年）大旱。
  明
  成化十二年（1476年）大旱，自开春到八月一直没有下雨，翌年大饥荒。
  嘉靖九年（1530年）大旱，山竹结籽，共采几百石，饥民靠它充饥。
  嘉靖十六年（1537年）大旱，自五月至翌年四月一直没有下过雨，大饥荒。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大旱，翌年大饥荒，县官在兴教寺施粥，饥民太饿，“就食而死者塞道”。
  隆庆三年至四年（1569——1570）大旱。
  万历七年（1579年）二月至十一月都没有下雨，饥荒。县官开仓发粟雇民夫修浚城池，以工钱救济。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自三月至六月都没有下雨，五月又大地震，米贵。
  天启四年（1624年）大旱。
  天启七年（1627年）大旱。
  崇崇祯九年（1636年）丙子，大旱，知县余日新祈雨于梁山龙潭。（合订本编者按，此条据《漳浦县志》点校本补。）
  清
  顺治十一年（1654年）旱，自秋八月延续至翌年三月没有下雨，晚稻没有收成。
  康熙三年（1664年）大旱，饿死者相枕藉，婴儿被抛弃路上。
  康熙九年（1670年）秋七月，大旱。
  康熙十二年（1673年）四月，旱。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旱。
  康熙三十年（1691年）旱，入春不雨，米价腾沸，一斗值银一钱五分。《漳浦县志》记载当时的社会秩序说：“乡民有啸聚思乱者，近郊多携挈入城。”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大旱，自四月初一日起没有下雨，米价大涨，在青黄不接阶段，知县陈汝咸开常平仓平价发卖粮谷。到七月才下场雨，《漳浦县志》说是陈汝咸“设坛祷雨的效果”。十月，谷歉收，陈汝咸派人到江苏买米回来充军食，剩下的平价发卖，允许百姓借贷。
  康熙四十年（1701年）大旱。漳浦及附近各县禾苗尽枯死。
  翌年，又旱，河流井水都干涸，登高不见青草，饥民吃草根树叶。直至五月才下雨。
  雍正四年（1726年），大饥荒，百姓有采树叶充饥的。
  乾隆六年（1741年），旱，米价腾贵。
  翌年，由于连年亢旱，知县朱以诚用冬瓜假设“旱魃”像，供奉在大堂上。这种“旱魃”据说是亢旱的凶神，一经供奉，要是下了雨，便“证明”县老爷为民求雨的诚心感动了凶神，要是没有下雨，便算是那凶神可恶，可以一杀以平民愤，还算是县老爷的“德政”。有一次，那凶神经多日供奉仍不卖账，没有下雨，于是朱县老爷当众把它“杀”了。有一个疯子名赖石，乘县老爷容许百姓入县堂观赏这一盛事的机会，潜入会堂，埋伏在公案下，当县官坐堂问案，疯子突然跳出来，杀死县老爷，说：“朱老爹杀死旱魃，赖石杀死朱老爹。”据说赖石因为亢旱田无收，交不起赋税，被县官拘禁，在狱中装疯，才获得释放，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继续装疯，杀死知县。
  乾隆十二年（1747年）旱，自八月延续至翌年三月才下雨。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春，大旱，田地少有插秧。
  翌年，继续亢旱。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七月，旱，加上秋霜严重，农作物大受损失，这一年大饥荒。
  乾隆五十四年、五十五年、五十六年（1789—1791）连年旱灾，粮价腾贵，一斗米九百文，一斗麦六百文。
  乾隆六十年（1795年）春旱，八月沿海田禾又被海潮淹坏。刚好这一年福建巡抚浦霖受皇帝钦命到下布村谕祭去世的内阁学士蔡世远，亲眼看到本县饥荒的情况（一斗米卖到一千文），奏准朝廷拨广东粮谷来救济，对灾情比较重的，发给三个月口粮；又分别成灾、不成灾，豁免本年钱粮或缓到明年征收。此外，又经过查勘，证实邻县海澄、龙溪、诏安灾情与漳浦一样（当时云霄属漳浦县）也同样救济。
  嘉庆元年（1796年）六月，旱。
  （以上据《漳州府志》、《漳浦县志》）
  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二年（1908—1910）三年大旱。知县谢刚国梁山祈雨。溪河断流，水井、池塘、沟渠干枯，赤地千里，饥民有饿死的。（据现年八十多岁的老人林文仲回忆）。到宣统二年五月下了大雨。三年大旱在一向多雨的闽南地区本来罕见，五月正值雨季，下雨是正常的事，而事隔一月，知县谢刚国在梁山“龙洞”石上镌字记载他“祷雨灵验”的功劳，镌字今存，附录于下：“大清宣统二年五月，知县华阳谢刚国祈祷于此，连获大雨。六月泐石以志灵感。”（石刻系实地考据）。
  民国
  三十三年（1944年）大旱，群众为到梁山“灸龙喉”祷雨，几乎与梁山村人闹纠纷，因为梁山村人认为“灸龙喉”对他们乡里大不利。（城关的群众认为“龙喉”在梁村神像下一口井，准备很多生铁要烧红倒进井里去“炙”，梁山村人不让移动神像）。后来县长黄明日禁止群众去“灸龙喉”，也许为维持秩序起见，但群众怀疑他受梁山村人贿赂。（据林庆余：《从早魃说起》）
  三十五年（1946年）大旱。“十全善会”梁山祷雨无效。早稻无收，米价腾贵，年初本县还有米谷出口汕头、厦门等埠，下半年反由汕头、厦及宁波、温、台州等地倒运。沿海饥民以“茭颠”（一种海滩红树）籽充饥，致患消化道疾病而死的甚多。农民大都将早稻种子吃光，翌年春耕时，谷种奇缺，多由外地贩来，价格猛涨数十倍。（据李林昌：《乞雨记》）
  解放前的旱灾情况因为资料比较缺乏，其他的只好从略，望知情者提出补充。
  解放后，有资料可查的：春旱出现于1963年、64年、65年、71年、72年、77年；夏旱出现于是63年、65年；秋旱出现于60—61年、64—65年、66—67年、67—68年、68—69年、73—74年、79—80年。其中比较严重的有：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6月11日，连续179日没有下雨；1964年10月15日至1965年2月4日，干旱期为113日，由于解放后水库大量兴建，人们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关怀下，战胜旱灾，那种历史上出现过的饥荒四起，民不聊生景象不复存在，而且还出现过大旱年大丰收的情况。（据漳浦气象站供给资料）
  漳浦乡土地理
  林志煌
  漳浦县位于福建省东南部，大体上在东经117°37′—118°35′。北纬23°44′一24°21′。属龙溪地区。东隔台湾海峡与台湾相望，北邻龙海县，西邻平和县、南靖县，南邻云霄县，本县南面的古雷半岛隔东山港与东山县相对。漳浦县地处台湾海峡南北交通要道上，也是漳州到诏安、云霄及广东、香港的通道上，又属海防前哨，地理位置重要。
  漳浦县于公元686年（唐垂拱2年）置县。据1982年统计，现全县面积1981平方公里，人口63万4千人。共分十九个乡（镇）：城关、佛昙（镇）、旧镇（镇）、杜浔、石榴、长桥、湖西、深士、霞美、沙西、赤土、南浦、前亭、赤岭、赤湖、六鳌、古雷、盘陀、绥安（镇）。绥安镇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还有大南坂农场、长桥农场、石石农场、万安农场、白竹湖华侨农场（省管）、中西林场、下蔡林场、竹屿盐场、杜浔盐场、玳瑁茶场。在龙溪地区各县中，本县是土地面积较大、人口较多的一个县。佛昙镇及所辖的马坪等地为侨乡，侨胞多分布在东南亚一带。全县的归侨和侨眷有6000多人。
  丘陵为主的地形
  漳浦县境内多丘陵，属闽浙丘陵一部份。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从内陆至海滨分别有山地、丘陵、台地和平原作阶状分布。山地以中生界火山岩组成的低山为主，罗列于西北部，为博平岭山脉向南延伸支脉。最高峰石屏山海拔1006米，位于西北部。与云霄交界处有梁山，主峰莲花峰，又名齐帝石，海拔966米，其次金刚山，海拔888.2米。盆地分布在南浦、石榴的象牙、城关、湖西、长桥的官浔、赤土等地。中部河谷和沿海有小片冲积平原，由第四纪冲积物组成。盆地和平原是本县集镇所在地，又是农业发达地区。东部海岸线长，多具有沙滩的回升堆积台地，低地沙岸。沿海地区的浅海相和渡湖相沉积说明本县海岸先降后升的特点。沿海风积地貌和风沙地貌发育。赤湖一带风沙带宽达2—3公里。东部沿海自北而南有整美半岛、六鳌半岛、古雷半岛。古雷半岛东面有礼屿列岛、菜屿岛等。漳浦境内花岗岩广布，属燕山运动中岩浆侵入所形成，以波状起伏的残丘群为主。本县最后一次火山喷发在距今300万年前，为我省最年青的古火山，位于本县与龙海县交界的沿海处。从深土东北至龙海县流会一带为新生代第三纪玄武岩喷发带，形成广泛的火山地貌。
  本县溪流众多，主要有六条，由北到南有南溪（在龙海县浮宫入海）、佛昙溪（鸿儒江）、赤湖溪、浯江、鹿溪、杜浔溪。其中以鹿溪最长，横贯漳浦东西，注入浮头湾。其次是南溪。河流多发源于西部，向东独自流入台湾海峡。各溪流流程短促，汛期出现在每年五月至八月。除了灌溉之利外，各溪流还蕴藏水力资源约23600千瓦。此外，在石榴、盘陀、沙西等乡约有温泉出露，多辟为浴池。沙西乡有风景秀丽的海月岩，树木蓊郁，碑刻60多处，山海景色宜人。绥安镇东面的石斋村是明代民族英雄暨学者黄道周讲学处，内置有黄氏研究天文气象的天地盘等文物。湖西公社有名胜古迹赵家城，为南宋宗室后裔聚居的古城堡。至今尚存的城垣与汴派桥等系明朝所建，与清初康熙年间所建的湖西诒安城等同为研究古代建筑学提供实物依据。灶山的“葛洪炼丹处”，赤湖的灯火鞍、象鼻石，佛昙的石钟，六鳌的石龟等均为漳浦名胜。革命纪念地有石榴龙岭的官真寮和霞美的虎空岩等。
  显著的亚热带湿润气候特色
  漳浦县在北纬24。左右，靠近北回归线，地处南亚热带，气候深受海洋影响夏季高温多雨，冬季温暖少雨，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一九五七年，本县城关设气象站开始进行天气观测。据二十多年来观测，城关地区年平均气温为21℃，最热月在七月，月均温为28.2℃，最冷月在一月，月均温为12.6℃，极端低温在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七日，为零下2.4℃，极端高温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达39℃，每年霜日一般为七天左右，其中一九六八年、一九七三年、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八年等四年全部没有出现霜日。而在一九六三年因冬季风强大，对本县影响大，有霜日长达23天，这一年冬天致使橡胶树、荔枝、龙眼、香蕉等热带、亚热带作物均受到一些危害。但总的来说，本县气候条件好，许多热带经济作物生长良好，亚热带作物和果树成长尤为适宜。本县各地大风日数从内陆向沿海增长多，城关地区大风日仅6天，深土一带近50天，古雷和六鳌为100天。
  本县年降水量平均为1356毫米。由于夏季风影响，每年五、六、七、八等四个月降水量最多，能满足甘蔗、水稻、黄麻、花生、大豆等作物生长需要。一九六一年年降水量达2101.7毫米，一九六七年只有835.9毫米。最大日降水量出现在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一日，达247毫米。春、夏、秋三季均可能出现旱情，以春旱威胁较大。兴修水利是本县农业上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每年夏秋影响本县的台风一般有三次，每次可能带来强大降雨，对解除伏旱和晚季插秧有利，但强大台风对水果、水稻和甘蔗、建筑物都有一定损害。
  从水热条件来看，本县发展甘蔗黄麻、茶叶，以及各种亚热带水果，直至橡胶、可可、胡椒等热带经济作物的生产潜力还很大。今后必须加强规划，大力扶植社队和调动社员积极性，充分利用气候上的有利条件，扩大热带、亚热带作物的生产。
  丰饶的农产和渔产
  解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全县人民开展了改造大自然的伟大斗争，建造十万方以上水库共87座。兴建朝阳渠，裁直鹿溪中游河道等水利工程多处，最大水库是杨美水库（座落在赤岭乡与佛昙之间），其次是后井、眉力、梁山、石过坡、赤兰溪、祖妈林等水库。全县水库的有效灌溉面积27万亩，其中旱涝保收田近18万亩。全县农业产值仅次于龙海县，居全地区第二位。
  本县耕地面积达54万亩，其中水田32万亩，旱地22万亩。复种指数225％，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水田属壤土和沙壤土，在成因上多为冲积土和洪积土，含有较多的有机质。旱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是红土和黄壤土，多属花岗岩风化物构成。土壤酸碱度一般为5—6，呈酸性。山区的土壤改良工作仍然十分重要。
  本县全年日照时间长，平均为2159小时，加上降水充沛、农产丰饶。耕作制度多为一年三熟，其中可种植两造水稻，及一造小麦或油菜等。主要粮食作物是水稻，其次是蕃薯、大小麦，木薯、高梁、黄豆、绿豆、杂豆等。每年为国家提供六千万斤商品粮，是我省商品粮基地之一。石榴乡位于本县西部，这里土地肥沃，水热条件好，粮食产量高，历来有“漳浦粮仓”之称。本县油料作物主要是花生、大豆还有油菜籽、芝麻等。其中芝麻居全省第一，花生亦列本地区前茅。糖料作物有甘蔗，近年来产量不断提高。主要水果有柑桔、荔枝、龙眼、菠萝、香蕉、桃、李等。菠萝、荔枝产量分别列全省第二、三位。旧镇的“乌石荔枝”、长桥和大南坂的柑桔、菠萝，深土、前亭和赤湖的花生、大豆，都是较出名的农产。茶叶生产主要在近十年来才发展起来，其他农产尚有烟叶、黄麻等。烟叶产量居全省第二位。蘑菇、白木耳生产在发展中。
  漳浦县主要林场有中西、下蔡等。马尾松、木麻黄、樟、桉、竹等为主要树种。暖热湿润的气候为各种林木的生长提供极为良好的条件。解放后在古雷半岛、六鳌半岛以及佛昙、赤湖沿海地带营造木麻黄防风林成功，对改造当地大自然产生良好作用。然而，本县仍有不少可供绿化的童山秃岭，需在今后有计划有步骤地种上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和果林。石榴公社温斗大队利用本地特产长枝竹以手工编织的竹篾席闻名省内外。南浦的竹器、竹编也比较重要。县竹器厂的竹编花盆篮等已有部份出口外销。近年来利用柠檬桉叶提炼香油精产量有所增长。橡胶树试种成功，种植面积占全省8％，大南坂农场橡胶已产胶多年。石古、长桥、万安、中西等农场均有橡胶种植。
  本县海岸线长达230多公里，沿海海产丰富多样，以黄瓜鱼、巴浪鱼、墨鱼、带鱼、海鳗鱼、对虾、龙虾、海蟹、蛏、蛤、海带、紫菜等为主要。沙西下寨的红蟹，赤湖、前亭、六鳌和古雷等处的紫菜、对虾千、鱿鱼干均为著名外销海产。主要渔港有古雷下〓。全县海涂养殖面积一万二千多亩，前亭人工养殖对虾，以及古雷下〓养殖扇贝和鲍鱼已告成功。主要盐场有深土的竹屿和杜浔两处，其他的沿海社队还有小型盐场多处。
  本县现有山坡草地很多，牧草资源丰富，尚待进一步开发利用，畜牧业生产潜力很大。现今以猪、黄牛、水牛、羊等为多，存栏数列全区前茅。我县黄牛以肉质柔嫩，而且耕田、拉车耐力好著名。漳浦填鸭体型大、肉层厚，是宴席佳肴。
  工业和交通的发展
  由于地质历史上的岩浆活动，形成本县的铝、钨、锡、玻璃用的石英砂、水晶等矿藏。漳浦县主要矿产已查明并开采的有深土的铝土矿，主要分布在沿海的金塘、南景、大肖、亭里、半石、佛昙、前亭、古美山。今在深土建有选矿厂。该矿矿石结构特殊，系玄武岩风化壳型。每年生产矿石约5千吨，除供应厦门氧化铝厂外，还为弟兄省市的硫磺厂、砂轮厂提供触媒和砂轮原料。本县水晶矿广泛分布，漳浦矿业站每年最多可收购到水晶三十多吨。其中大部分为光学水晶，少数为极贵重的压电水晶，在现代科技工业上有特殊用途。本县古雷东林的金红石储量居全省第一位，金红石是制造火箭、卫星外壳必不可少的材料。此外还有旧镇等地的钨矿、沿海的铁砂矿，以上矿产均运往省内外城市进行提炼或加工。铁矿砂部分作为本县粉末冶金厂原料。花岗岩采石场普遍。散见全县许多山头。
  解放前，本县工业基础极为薄弱。解放后，先后建立农械厂、弹簧板厂，蜜果厂、皮塑厂、白糖厂、酒厂、粉末冶金厂、水泥厂、合成氨厂等等。这些工厂面向农村，原料大多来自本县的农副产品和现有一些矿产资源。在利用本县丰富热带作物资源生产外贸商品方面还大有发展余地，以水果、蔬菜为原料的本县罐头厂有发展前途。
  解放前，交通十分落后，解放后，公路交通发展迅速。现在公路总长度已达689公里，汽车可通达每个大队。主干公路已全部铺设柏油路。陆路北通漳州、龙海，南通云霄、诏安、东山，直至汕头、广州、深圳。西通平和、南靖。海路可达厦门、晋江、广东省。沿海的古雷下〓、沙西下寨、旧镇、佛昙等四个港口码头可供250—500吨位船只停泊装卸。
  漳浦县傍山濒海，气候宜人，四季常青，发展农业、牧业、林业、副业以及工业的潜力都很大。全县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奋图强，开发山区，开发海洋，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漳浦，为我国经济发展多做贡献。
  漳浦人与方志
  黄以结
  最近，漳浦县文化馆复印了旧版的《漳浦县志》，以供爱好者之需。编纂、出版地方志书，造福子孙后代，是地方精神文明建设的大好事，应多多提倡。纵观志书，分为全国性的总志和地方性的省、府、县志两大类，方志是比较系统地记载某一个地方范围内的自然、经济、政治和新社会的历史情况的专书。我国的方志不但起源甚早，代代相传，而且种类繁多，取材丰富，为我们研究历史及历史地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一种种方志简直就是一部部宏博广阔的百科全书，它既为我们积累和保存了不少地方文献，可以提供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借鉴，加快四化建设步伐；又为了我们提供乡土教材，进行爱祖国、爱家乡的教育，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漳浦县自唐武后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建置后，经济逐渐发达，人才相继辈出，特别是明清两代，漳浦人修志者更是比比皆是。
  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刘庭蕙曾编纂过三十八卷本的《漳州府志》。刘庭蕙字云嵩，我县九都人，明万历庚辰年（公元1580年）中进士，授新昌令，任职期间、关心民瘼，开渠灌田，旋升广西参议，后返归乡里。他事母至孝，曾奏道：“人间哺儿以乳，臣母哺儿以血。臣登科第，母不及见；臣操升斗，母不及养。”他诗、人俱佳，至今在海月岩功得泉的石壁上，还留下他书写的碑刻七律诗一首：
  何来园觉隐西天，布地先开玉井泉。
  错落瑶华诸念净，空明石乳一方祥。
  雨花飘向经堂寂，清水纹披讲钵传。
  认取元劳因彼岸，恒河沙数只涓涓。
  清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蔡世远又编篡三十四卷本的《漳州府志》。蔡世远字闻之，号梁村，我县下布人。他生于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逝世。世远诞生于书香门第，始祖元鼎以理学著称于世，祖父而熤、父亲蔡壁均博学多艺，家教甚严，世远从小受到家庭的渲染，严格的教育，他博览群书，钻研经史，留心有用之学。清代著名的李光地是他的老师，对他的长进给予直接的影响，他曾说：“知弟莫若师”。他从小立下大志向：“当为千百代所不可少之人”，因之，他“惟直捷要学圣人”，身体力行，刻苦攻读，清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即他二十七岁时中进士，改庶吉士，不久，其生母吴氏病重，他回归奉侍。福建巡抚陈瑸聘请他主持省城的鳌峰书院，继承其父蔡壁的教席，这在鳌峰书院是前所没有的。
  雍正六年（公元1723年）特诏世远至京城，授编修，迁礼部右侍郎。他一生南来北往，奔波不息，比较接近下层，故对民间疾苦、官吏疵政，往往敢于诤言，直抒胸臆。有一次他从京城乞假省亲返闽，路经浙江，听说家乡发生饥荒，乃告在浙同乡，劝捐输买米数千石，并请浙江巡抚准于放行，把这些粮食由海线运抵漳泉一带，平粜给百姓。又台湾朱一贵农民起义被镇压后，一些官兵居功自傲，无恶不作，百姓怨声载道。他获悉此情，又寄书满保总督，主张“戒将士毋妄杀人”，又主张设观风整俗使，“选廉能以清风化”。这些，虽然是从巩固清王朝封建统治出发的，但给老百姓以休养的生息，不无好处。
  蔡世远是名重一时的教育家，又是学问渊博的学者，他除编纂《漳州府志》外，还著有《二希堂文集》、编有《朱子家礼辑要》、《性理精要》、《鳌峰讲义》、《历代名臣言行录》、《评选古文雅正》、《六代四唐诗》等书。
  清雍正年间，蓝鼎元先后编修了《大清一统志》和《潮州府志》。他所编的《大清一统志》列有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寺观、名宦、人物、土产等二十五目，内容丰富，考订精详，是一本比较完整的全国性地方志，是研究我国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书。
  清康熙年间，我县还出了一个编篡方志的专家，他就是名闻遐迩的陈梦林。陈字少林，性好学，少年时代即发奋读书，潜心钻研经济之学和兵法，周游楚、越、滇、黔的名山大川，并曾参加过福州鳌峰书院编纂儒家著作的工作，为他以后的修志打下坚实的基础。之后，他接连编修过《漳浦县志》和《漳州府志》，名噪一时。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他受到台湾诸罗知县周仲瑄的礼聘，到台湾任主笔，编修了《诸罗县志》，翌年志成，备受赞赏，人们认为它是清代台湾诸方志中第一流的志书，在全国的方志书林中，它也赫然屹立，不失为上乘之作。
  《诸罗县志》全书约十六万字，分封域志、规制志、秩官志、礼典志、学校志、赋役志、兵防志、风俗志、人物志、物产志、艺文志、杂志等十二卷，它以体例严整、剪裁得当、考订周祥、见解独特而著称于世。曾经编纂过《台湾县志》的薛志亮评价《诸罗县志》“朴实老当”，又说“本郡志书，必以此为第一也”。陈梦林在《诸罗县志》中，还提出“天下之事，其始为之甚易而有为，其后乃以为不可为而为之，劳费十百千万。”他向清朝统治者提出加快开发台湾北部的建议，可谓中肯又及时，被清当局采纳，对促进祖国宝岛台湾的繁荣昌盛作出贡献，至今还为人们所称道。
  解放后，人民政府曾经组织一部分人员，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搜集材料，编撰漳浦新县志，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材料。但是，由于时间勿促，加上“左”的千扰，不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有待于我们新一代的县志修纂工作者们进一步努力，拿出不愧于新时代的新县志，为漳浦六十余万人民争光，使新县志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漳浦县志》简介
  李林昌
  我国幅员辽阔，所有历史书籍不可能详尽记载全国各地政治、军事、经济、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状况，唯有地方志能补充这个不足。日时，全国各地省、府、州、县大都有志，是一个庞大的文化遗产，为研究我国历史的重要资料。福建省地方志的在现存版本共三百四十多种（据福建省档案局1980年汇总）。
  龙溪地区编纂地方志起自北宋祥符年间的《漳州图经》。至南宋，有淳熙、嘉定、淳祜各年间所编的三种《漳州郡志》。明朝，有正德、嘉靖、万历癸酉、万历癸丑、崇祯戊辰五种《漳州府志》刊本。清朝有康熙、嘉庆、光绪三种府志刊本。可惜宋朝的郡志都已无存。
  漳浦早在东晋就有绥安县之设，隋朝并入龙溪县，到唐朝武后垂拱二年，陈元光奏准在建立漳州的同时设置漳浦县，历史悠久。而在明朝正德以前没有县志，所有山川、田土、风俗、文物载于《八闽通志》和《漳州府志》，到底不甚周详。到嘉靖九年，知县周仲主持编志，由进士林梅（任南京礼部郎中，当时回乡守制）辑合《八闽通志》和《漳州郡志》有关漳浦的记载，加上经过稽核的传记和见闻，订讹补缺，加以修纂，分门别类，综核诠次，经过七个月完成《漳浦县志》一书，是《漳浦县志》的最早规模。到万历七年，知县朱廷益主持续修，聘请归休的进士王应显（南京太常寺卿）、朱天球（南京工部尚书）、林偕春（翰林编修）、林绍（山东按察司副使）合力修纂。万历二十三年，知县王猷又聘请本县教谕陈所立进行一次增补。此后经过朝代更迭，经九十六年后，清朝康熙三十九年，知县陈汝咸才又主持编纂《漳浦县志》，由缙绅林登虎（举人，曾任临汾知县）、林绍祖（进士）及诸生蔡防、卢维禧、蔡来朋、张方炎、蔡衍鎤、蔡鏊、陈梦林等负责修撰，以陈梦林为主。其中《赋役志》由陈汝咸编写。
  漳浦最早的县志（嘉靖九年刊本）共十二卷，据朱士嘉《综录》载有这一书目，但没有注明收藏单位，连同万历年间的两种刊本，我们现在都看不到。所能看到的《漳浦县志》都是清康熙三十九年刊本十九卷和康熙四十七年增刊本《续志》二卷加上光绪十一年增刊本《再续志》二卷，卷次蝉联，合为二十二卷。原为木板本，民国十七年有同文美记印书局的石印本，民国二十五年朱熙任福建省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兼漳浦县长时，出铅印本（由漳州古宋印刷馆承印，装订成四册）。经过十年动乱，本县民间藏书几乎荡然无存，省内外学术单位有多处收藏，而本县较完整的只有县档案馆及文化馆各存一部，远远不能满足各方面索阅的需要。为此，县文化馆就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进行复印供应，使有心研究地方志者得到随时检阅的便利。
  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漳浦县志》是康熙和光绪年间所编纂的刊本，这里所谈的，是指这种刊本而言，以下简称《县志》。《县志》积累和保存了不少地方文献，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习俗、古迹、人物、灾害等等方面的记载相当丰富，有它的地理性、时代性、资料性、真实性，为探索我县的历史情况和变迁提供研究资料。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糟粕和谬误。
  《县志》虽然有明朝的刊本作根据，而是经过改编的，站在清朝的立场上，删掉了一些旧内容，加进了许多新内容。所以，我们读《县志》，在既不袒明也不袒清的观点上，要鉴别那些是明朝的原有资料，那些是加进去或修改过的内容，才不致理解错误。如明朝和清朝都自称“国朝”，所以，同样是“国初”两字，在照明朝原样一字不改保存焉的林偕春《兵防总论》一文里，“国初”应理解为“明朝初年”，而在《杂志》里的一条：“国初，唐藩称号闽中，邑人由荐辟及从军事显者百数十辈，绯衣黄盖，招摇城市，时人谓之丝瓜花开。”应理解为：“清朝初年，明朝的唐王朱聿键在福建称帝，漳浦人没经过科考录取而由地方推荐和以起兵得官的有一百多人，他们着官服，用官员的行仪，招摇在城市里，当时人们讥笑为丝瓜花开（一时纷纷开放而很快就凋谢）”。
  而不论是清是明，都有一个共同的封建立场，都宣扬“忠君爱国”和“子孝妇节”，这就是《县志》要用很大篇幅去表彰节妇烈女和忠臣循吏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他的封建统治。明白这一点，就知道《县志》为什么对坚决抗清而壮烈牺牲的黄道周要赞扬备至，而称郑成功为“郑逆”，称其军队为“海寇”。封建统治者对农民起义尤其尽其诬蔑之能事，称太平军为“发匪”称双刀会起义为“土匪”。诸如此类，我们在读《县志》时都要加以鉴别。漳浦的一些历史人物是值得称道的，我们效法他们的爱国、廉洁、爱民，而要摒弃他们的封建意识。并且要理解《县志》对一些“名宦”不无隐恶扬善和虚夸溢美之辞。
  主持编修《县志》的陈汝咸是一个破除迷信的知县，他曾经命人捣毁东岳庙的鬼卒塑像，《县志》称赞这一举动，说“识者称快”。陈汝咸还取缔“无为教”，没收庙堂两处，一处改为书院，一处改为育婴堂；他又抵制上级所允准的，外国天主教在漳浦的设教，这在封建时代的官僚中，算是有胆识的罕见人物。虽然如此，《漳浦县志》还是与别的旧史、志一样，将一些神话当作实事记载，因为陈汝咸到底还是一个唯心论者，他还是信神的，只是不滥信，对民众受巫婆神汉所愚弄看不顺眼而已，而对于“祈雨”之类，他是恭亲力行的，《县志》还记载他设坛祈雨的“灵验”。其他参加编修县志的文人，更是摆脱不了“有神论”，因而这《县志》中有一些神仙事迹的记载；在一些“灾祥”的记载中把不能理解的事物归之于“神异”，这是不足怪的。我们珍视那些自然灾害的记录，有一些当时不能理解的事物，现在已经成为可以理解，有的可作为继续研究的资料。
  负责编修《县志》的文人虽然都是一些“名公哲匠”，但当时因受交通、通讯、印刷等条件的限制，学术交流不似现在广泛，对一些细节不能作详尽的考据，因而有一些模棱不清的记载和留下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也作出一些错误的论断。如卷十九《杂志》“故绥安、兰水二县”条文：“今八都有绥安溪，即县故址也，惟兰水莫知其处。”其实兰水就是现在南靖县，南朝·梁设置，隋朝时与绥安县都并入龙溪县。《县志》用“不知为不知”的态度对待问题还是好的，个别还有武断造成错误的，如卷一《方域·沿革》篇注有一段文字：“旧志载‘吴永安元年析建安校乡西偏置绥安县，乃建州之绥安’，建州即今建宁也，误。”这是由于只知道漳浦本为绥安，而不知道建宁古时也叫绥安县，以为明朝旧志说错了，其实旧志说的那一个绥安“乃建州之绥安”，就等于说我们这个绥安不是建州之绥安而是另一个绥安。建州即建安郡，三国时为东吴所辖，地域相当于现在福建省大部份，晋朝时分出晋安郡，建安郡的地域在今闽西北一带。那个属于建安郡的绥安县地域包括现在建宁、泰宁、宁化一带，县治在今建宁城西三里许。而我们这个绥安县属于义安郡（郡治在今揭阳），《县志》也是引据《潮阳志》加以注明的。我们这个绥安县是在“建州之绥安”因犯东晋安帝的“圣讳”于义熙元年改名“绥城县”后才设立的，不存在两县同时同名的问题。（《县志》没有考据出我们这个绥安县设置的具体年代，一说设于义熙九年，但据“犯圣讳”这一情况看来，应在安帝义熙以后）。
  《县志》的绝大部份资料都是有根据的，但对一些远古的事迹也有考订失误之处，也存在一些前后矛盾的记载。民国廿五年翻印时，请本县名儒、前清贡老陈克仁校勘，陈老先生写了一篇《续修漳浦县志随笔》，发表他对《县志》的感想，其中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尽信书不如无书”。用现代的语言说，对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要有批评地接受。（陈老先生的《随笔》没有被附印在书后，只以手抄流传，惜已无存）。
  从前编辑地方志的体例用现在的眼光看来很缺乏科学性，所以初接触的人要检阅一个资料往往很感困难。尤其《赋役志》资料芜杂，没有下一番工夫研究，很难理出头绪。
  我对《县志》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以上所抒只是一点浮浅的感觉，谨提出与读者共同探讨。
  可喜的是现在本县已着手将康熙及光绪版旧志加以标点、断句、注释，准备复印，并进行编纂新县志·不久，一部经过校注的旧县志及一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体例创新、简明易懂的社会主义新县志出现在我们面前。
  探花林士章
  李文章
  潭浦乌石乡林氏是宋朝末年由长乐迁来开基的，一向人文蕃盛。传到第十世林烽，字世明，号省庵，生男七，第五为林士章。士章字德斐，号璧东，生于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卒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事寿七十七岁。是明朝州府号称“五星”的人物之一。（漳州有“五星聚奎坊”，据《漳州府志》记载，为纪念尚书朱天球、林士章、戴曜、侍郎卢维祯、石应岳所立）。万历皇帝赐林士章“忠爱”匾，表彰他“忠君爱国”精神，这种“恩荣”的赐与，是皇帝拢络人才，维持其专制统治的手段。
  林士章从小沉默聪颖，勤苦好学，博闻普记，作文有《大雅》之风。年青时在乡间从事教学。据赵家城重建者赵范之父赵淑宽墓志铭及赵家族谱记载，林士章曾受赵家之聘为家庭教师，教出一个赵范于隆庆五年中进士。林士章出仕后，大部份时间主持国子监，他的学生中进士的好几十人，桃李遍朝野。
  林士章大器晚成，在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三十五岁时才赴乡试中举人，而第二年就中进士，而且殿试廷对得第一甲第三名及第，称为“探花”。他的学生、官至东阁大学士的于慎行（山东人）为他撰写传记及墓志铭，说他为人诚信，品行端正谨慎，器量宽宏好似汪洋大海，面貌温和而内心是非分明，能原谅人的过失而疾恶如仇。他以助人为乐，在朝廷当官的时候，对贫寒的学生在经济上尽力接济；遇到有人客死京城，他常资助运棺回乡，不能运棺的，也设法买地供埋葬。在学术上，他没有门户之见，乐意与人互相砥砺，互相启发，交换心得。他教子严格，次子林汝诏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中进士，授职永州推官（法官），赴任之前来向他辞行，他以“三不可”为临别训教：一要谨慎办事，不可轻率处理案件；二不可以损害别人来提高自己的声誉；三不可妄取不应得到的利益。汝诏奉命惟谨，在任上有平、恕、清、慎的美名，升任南京吏部考功郎，转任浙江布政使、徽宁按察使等职。
  林士章第三名进士及第以后，最初任翰林编修。他厌恶官场交际，闭门潜心学问，心意安然。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朝廷升任他为国子监司业（最高学府的主千），那时，国子监祭酒（主管）姓王的（江西人）为人宽厚，林士章以严格的管理方法辅助他，对太学生考绩毫不放松，太学生们意悦心服。在隆庆三年至六年的三年“丁艰”（服丧）以后，他改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对南京国子监规矩的执行与他在北京国子监时一样严格，因此，两京国子监学生都有好风范。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他升任北京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传讲学士，按照成例，从国子监祭酒的职务转到主管全国教育及文化的礼部任职，仍兼国子监职务。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改任左侍郎，仍兼国子监祭酒，又是经筵讲官（专门按期给皇帝讲解经典的），而且兼任国史馆副总裁，以善于综合核对史料著称。由于他在礼部六年，到朝廷任职已二十多年，经历了嘉靖、隆庆、万历三个皇帝，对朝廷了如指掌，加上钻研学习，考证古今，把研究成果帮助史官提高才智，史官对他的议论很是佩服。他最后的职务是南京礼部尚书。实际上在赴任途中，上疏请示辞职，朝廷准他以尚书职衔“致仕”（归休），虽然没有到任，只要是皇帝敕赐的官衔，便可永传后代。至于他为什么晋升尚书反而辞职不千，《漳浦县志》只简单记载“为江陵相所不喜，致仕归。”而其中是有一段朝廷党派斗争的事使他对仕途灰心。这里根据《漳州府志》和于慎行所撰林士章传记及墓志铭等资料，参考明史，加以说明如下：
  张居正挤掉高拱继任万历朝的首相（由于他是江陵人，所以称为江陵相）独揽大权。朝臣们纷纷归附在他门下，形成党羽。而林士章不愿趋附奉承，本来就得不到张居正欢心，加上张居正交礼部办的事情有一些不符合原则，被林士章顶住了，张居正对林士章就更加痛恨。
  有一个自称名叫王大臣的莽夫，闯入乾清官甬道，被太监抓住，从袖中搜出匕首一把，在送交东厂鞫讯以后，张居正唆使太监冯保用威协利诱的手段，使犯人诬供是高拱主使，以致高供全家被捕入京鞠讯。当时，朝中许多正直的大臣联名上疏保奏高拱无罪，林士章认为这事件是党派斗争的具体表现，不愿卷入，以“典礼之司，伦纪所系，当为名教守之”，所以没有签名，因此受到不正义感的同僚们的非议，误以为林士章是张居正同党。而张居正仍然把林士章看成是高拱一党，林士章以公事去见张居正，张居正对他很是冷淡，与对待亲信幕僚的亲昵态度比较，差别很大，那些保高拱的朝臣们观察实际情况，才解除误会。尤其太学生们，相信林士章是个德高望重的人，决不会与张居正沆瀣一气，纷纷替林士章辩白。而这样一来，林士章就更成为张居正的排挤对象了。张居正唆使亲信的言官罗织罪名，上疏陷害林士章。太学生们群情汹汹，跑去质问，甚至有人要把唾沫吐在那个言官脸上。这事闹得皇帝都知道了，皇帝审阅检举林士章的奏章，所举不过一些小事，就降一道谕旨慰勉林士章，接着又调升他为南京礼部尚书，其用慧可能是为缓和北京朝廷的人事纠纷。
  由这些情况分析，林士章是一个超凡脱于党派斗争之外的人，他看到朝廷中如此勾心斗角，决定弃官回乡，终老山林了。在离开北京向南方进发途中，上疏陈情，迫切请求辞职。
  林士章得旨以尚书职衔致仕，回到漳浦，起初在县城建一座府邸（民间称为尚书府），后来嫌市区喧嚣，选择在漳州府城东北方长桥建别墅，隐居二十年，直到寿终。死后，万历皇帝赐祭葬，敕派中书毕懋康督造坟墓，（址在石榴公社田寮村附近举贤山）。经三年完成，万历皇帝下旨将其元配柳夫人迁来合葬，派福建布政司左参政孙光启谕祭。谕文褒彰他的品德“器资端雅，操履清纯”，赞誉他的学问“甲第抡魁，词坛振藻”，表扬他的功绩“佐编摩于史局，裨启沃于经纬”，赞赏他的风格“乞身而勇退，东山自适，北斗弥高”。
  林士章的继室郑夫人曾受李太后召见，坐谈到晚，叫太监用御前宫灯送她回家。漳浦从前女儿出嫁可以用宫灯前导，据说援引这个故事，引为为荣。郑夫人墓址在长桥马口，现地名“探花林”，本来与柳夫人分葬左右两穴，中间准备葬林士章本人，林死后改与柳氏同葬石榴田寮贤山（现名水吼山），郑仍葬原地。两处坟墓都宏伟壮观，墓前五兽石雕及石翁仲现为保存完好的历史文物珍品，有艺术价值。
  （合订编者按：林士章与张居正的矛盾并非因“高拱事件”而引起，而是张居正父丧，应回家守制，而期中大臣却连名疏保其“夺情”，不要离任回家守制。时任礼部左侍郎的林士章与礼部尚书马自强、右侍郎王锡爵认为“伦纪所系，当为名教守之，皆不列名”，因此得罪张居正。）
  蓝理
  张兆基
  蓝理（1649—1720年），字义甫，号义山，漳浦张坑（今赤岭）人。清康熙时随施琅出征澎台，拖肠血战，以首功加左都督，累官福建陆路提督。因部属贪赃，获罪判刑，从宽免死。又以西藏用兵，命军前效力。终因年老病故于北京。
  蓝理少年时性情孤僻、强悍不羁。长大后，身体魁伟，虎头燕颔，眼睛又圆又大，臂力能举数百斤，足力能追奔马，并曳着马尾倒行，刀盾枪石无不精通。他时常捧腹跳叫说：“我若不封侯拜将不是丈夫！”十六岁时，生活困窘，只好为人染布度日。有一天，他的族叔蓝赞皇发现他双手染满靛青，得知他在为人染布，异常生气，一边用扇扑打他的额头，一边骂说：“你天生一具铜筋铁肋，不想立功于万里之外，却做这等营生！”蓝理受责后，很快回家里，拿起斧头，击破靛缸，集合族中十五个青壮年磋商说：“我要为国出力，但没有人认识我，我也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荐身的，现今海寇卢质纠集一批人在岱嵩、井尾间，荼毒生灵。我和你们去那里将他杀了，官府就一定用我们了”。大家认为有道理，就出发了。他们走至洋尾桥时又招到数十人，到了岱嵩就屯驻下来，当时卢质驻在井尾，和蓝理他们只隔一条江。蓝理呼约卢质角斗。卢质带了二百多人到岱嵩来会见蓝理，蓝理对卢质说：“我先前听说你很勇敢，现在才知道你不过是持靠这二、三百人而已，假使这二、三百人不动手，只由你一人和我单独角斗，我一定能将你擒拿。”卢质视蓝理还在乳臭，就令众人靠边站立，卢质和蓝理各携藤牌短刀，跃出沙场，战斗了百来合，还不分胜负。卢质虽技力尽展，仍不能取胜，到这时才知道遇到了劲敌，心也馁了，蓝理忽然大吼一声“着了！”卢质因惊慌，脚趾露出盾外，被蓝理截断。蓝理眼精手快，趁势斩了卢质，并收降其众，亲自走到府城报功。当时沿海乱频仍，办事的人怀疑蓝理也是贼党，不信蓝理怎样指天发誓，竞将他逮捕入狱，与群贼一起鞠治，并判处蓝理极刑，收进死牢。康熙十三年，适逢耿精忠反叛，开监释放囚犯。这时有人劝他奔投精忠处授职，蓝理说他不是从作乱的人，就由小道走出仙霞关，投奔康亲王，详述平闽策略。为此，得到康亲王的嘉许，令他作响导随征，在浙江温州打败叛将曾养性。康熙十五年随清军入闽，授建宁游击。康熙十七年随都统赉塔在蜈蚣山打败郑经部队，收复长泰。康熙十八年，升任灌口营参将。灌口是交通孔道，许多过境的官兵都要索取军需。当时福建总督姚启圣驻漳筹划沿海军务，他派差员向蓝理索取军需。遇到差员有苛求，蓝理非但不给，而且将他们执绑鞭打。为此，差员都说蓝理的坏话。有一次，姚启圣驻军漳浦，令蓝理分兵守高浦，因蓝理推辞不赴，就纠劾蓝理“虚报兵额，冒领军饷”，将蓝理革职，永不叙用。这时，蓝理的一个步卒，殴斗杀人，怕被判死刑，到蓝理面前哭诉。蓝理怜悯这个步卒家有寡母，又无兄弟，竟然代他投向官府，冒称自己才是杀人凶犯。为此被判徒刑，受到杖打，被关了一年。后来他请求剿“海寇”自赎，经朝廷应允，发往军前效力。
  康熙二十一年，朝廷以郑经据守台湾，经常出兵侵扰沿海，计议兴师，命靖海将军施琅率师前往征剿。施琅闻知蓝理英勇，奏请任命他为右营游击，领前队先锋，带领舟师，经部议破格任用，特旨允行。蓝理就高兴地在厦门练习水战。有一次，他在教演行阵时，有二个士兵出去买柴火、蔬菜，遇到施琅的内标噶叭什正在看戏酗酒，噶叭什带醉擒打这二个士兵，并当众扬言蓝理是革职之员，不可为将军。被打的士兵逃回告诉蓝理，蓝理问说：“你们这些人殴斗是常事，我只问你们打赢还是打输？“士兵回答说：”我们怎敢与噶叭什争输赢？”蓝理大发脾气说：“你们连二个噶叭什也不能取胜，怎能杀贼！”下令要处斩这二个士兵。士呼呼冤说：“我们看他们是主帅的内标，姑且让他们。请让我们再找他们殴斗，如不能取胜，愿受斩。”士兵再去殴斗后回来说：“赢了，大赢了！”。蓝理很高兴，叫这两个士兵仆在门板上，用鸡血淋在他们身上装伤，再抬着他们去见将军施琅。要求将军发落那二个噶叭什，给他治罪。施琅起初不肯，蓝理一直要求说：“现在要行军用人，士兵不惜躯命，顾为将军出死力，将军应该对他们一视同仁，给予抚恤，而噶叭什小辈竟持靠将军的亲昵，无故鞭挞士卒，而且当众扬说我是革职之员，不堪为将。似此损坏先锋威信，摇惑众心，将军如不发放这二人付我惩治，恐怕军士人人解体！”施琅不得已把这二个葛叭什交给蓝理。蓝理带这二个噶叭什奔驰回营后，即遗派兵卒带着公文，飞报施琅说：“今日上吉，先锋启行杀贼去了。”即到海岸，将那二个噶叭什斩了祭江，鸣放九声大炮，就此顺风扬帆而去。施琅得知这个消息，起初心里很不高兴，但过后却说：“蓝理是一员虎将，此行一定成功。”随即命令整治行装，亲自统领清军，继蓝理之后也扬帆出发了。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一六八三年）农历闰六月十四日，蓝理率领一营兵力从漳浦古雷乘船出洋，十五日晚攻占花屿，进泊水按尾。十六日南风微发，直抵西屿头，进入妈宫沃口，因天晚流急收泊八罩。二十日进占虎井屿。候至二十二日南风盛发，蓝理等随将军施琅率师直抵澎湖。这时，郑经已死，由其幼子郑克塽承位。郑克塽派刘国轩统领郑军二万余人，战船二百余艘到澎湖镇守。刘国轩在澎湖构筑十多座炮台，在可登陆的海岸筑造短墙二十余里，分派重兵死守。刘国轩见清军到来，令曾遂等率军迎敌，满海尽是战舰。蓝理所乘的一只鸟船，正面遇上郑军部将曾遂的战船。蓝理奋勇与战，自辰时至午时，愈战愈力。忽然有炮弹，斜飞过来，打中蓝理的腹部。曾遂见蓝理中弹仆倒，就大声呼叫说：“蓝理死了！”蓝理的次弟蓝瑶从背后将蓝理扶站起来。蓝理紧握空拳也大声吼叫说：“蓝理还在，是曾遂死了！”他忙从族人蓝法手里接过钢刀，连呼：“杀贼，杀贼，杀贼！”声如巨雷。舟中战士因此都壮大了胆，无不以一当百。蓝法见他腹部已被流弹打破，肠也流出来了，就为他将流肠捧纳入腹。蓝理的四弟蓝瑗帮他穿好衣服，五弟蓝珠用白布包扎他的腹背。蓝理仍大呼“杀贼”无暇他顾。这时，敌舟竞进。双方都以铁钩钩住对方的船只，彼此对掷火箭、火龙、火罐，烟焰漫天。蓝理命令以火药桶尽倾敌船，击沉了二艘敌船，烧死无数的敌人，使敌方败退了数十里，漂尸和弃械浮满海面。蓝理派遣小弁向将军施琅报捷。施琅大喜，上疏时将蓝理列为首功，并亲到蓝理船上慰劳，叫洋医为他治伤。洋医要他安卧七日，说伤口才能平复。施琅认为大功将成，便命他安卧十日。过后，施琅又部署征战，告诫左右，不要让蓝理知道。三天后，施琅率领所有战船出击。退却时，施琅所乘的船只，搁浅沙上不能行动，被敌船环环围住。蓝理得知谍报，不听左右劝止，传令往救。当时清军诸将所乘的船只，虽然在蓬上都写着船上将领的姓名与官爵，但每个字只有二尺来大，远处就难于辨认，独蓝理船上只写“蓝理”二个大字，每字有二丈见方，异常醒目。郑军早闻蓝理勇猛，遥见蓝理的战船破浪迎来，都惊呼“蓝理来了！”因而稍为退却，蓝理趁势追击，夺取了敌船，请施琅换船。施琅见到蓝理，紧握蓝理的手，慰劳说：“我知道你爱护我，但医生叫你要安卧七日，不可动气，所以我告诫左右不可让你知道我出征，现在才过三日，你怎么就急切地行动起来？”蓝理笑着说：“主帅被围，我怎忍偷生？即使因此疮口破裂而死，我也不后悔。”于是，他与施琅一道乘胜杀敌，追杀敌人至西屿头，迫使郑军退守城垒，不敢出战。这样，施琅又上报蓝理功劳。过了数日，蓝理疮伤平复，和施琅计议出轻师骚扰敌军。敌军屡次败阵，首尾不能相顾，实已抵挡不住。郑克塽见大势已去，心里惧怕，只好遣派使者向清军纳降。清军从此开进台湾，海疆也就平定了。
  清廷以蓝理血战破敌，功在首先，议定给予补授官职。但蓝理以双亲年迈，只要求回乡照顾，不久，因父亲亡故，在家服丧。
  康熙二十七年，蓝理上京，路过赵北口，遇到康熙皇帝乘舆出水围，他急要回避，但坐骑不听使唤，他只好下马，只身走进高梁园里，把坐骑留在路中。康熙驾至，遣侍卫问挡路的是谁家的坐骑？蓝理才出来回答说：“臣蓝理是从福建来的。”康熙问他是不是征澎湖拖肠血战的蓝理？蓝理说：“是”，康熙问他为什么这么迟了才来，又召他至面前，询问血战时的状况，叫他解开衣服让他看。康熙亲自摸蓝理身上的伤疤长声感叹了一阵，过后又召他到行宫，大加慰劳，令朝廷商议授予官职。部臣以蓝理是革职闲员，拟议给他当守备，康熙认为职位太低了。部臣一再拟议让蓝理当游击、当参将，康熙不同意。后来就授他为陕西神木副将，赐予帑金三百两。蓝理还未起行，朝廷特授他为宣化府总兵官，挂镇朔将军印。过了三年，因海洋多盗，调补为浙江定海镇总兵。
  蓝理在浙江十余年，四次兼掌提督大权。他在定海组织开荒垦芜。建筑码头，便利洋船停靠，发展海上贸易，使百姓安居乐业。他还重文礼贤，修理定海文庙，对于贫寒的读书人，给予周恤培植，对参加乡试会试的考生都资助他们旅费。当时浙江人才济济，这和他的重视教育不无关系。
  康熙四十二年，朝廷以天津是京东重地，调蓝理前往镇守，康熙皇帝赐给他花翎、冠服，还御书榜文“所向无敌”赏给他。康熙四十三年，蓝理旧伤发作，乞求解职。康熙下温旨安慰挽留，遣派御医为他诊视。蓝理以畿辅地多荒洼，产米不多，看到天津一望平川，尽是沃土，就率兵疏凿河渠，负土筑堤，得水田数百顷，买耕牛、种子、农具、招募人员开垦，种上稻谷。收成的粮食，蓝理要上缴，康熙念他开垦有功，都赐给蓝理。这片水田名叫“蓝田”，当地人称它是“小江南”。
  康熙四十五年，蓝理升任福建陆路提督，朝廷调在独石路当参将的蓝理第五小弟蓝珠到天津接管这片营田。隔年，康熙南巡，蓝理到扬州迎驾。康熙给他更多的赏赉，还再御书“勇壮简易”的榜文赐他。蓝理每次进京陛见或遇皇帝南巡接驾，都得到康熙照顾。康熙常向诸王、大臣述说蓝理拖肠血战之状。又引见与太后说：“这就是破肚总兵。”而蓝理每次陈奏，侃侃指画，手舞足蹈。康熙并不责怪其无礼，反而喜其爽直真率。
  康熙四十七年，蓝理的母亲亡故，朝廷命他在任中守制。他回乡接见父老，谈及未出身时的颠沛情状，心中感慨万千，并抒发了“广庇寒士”的志向。蓝理在福建见到地方上的鼠窃盗贼已搜除将尽，就叫人尽撤街巷栅栏，夜间洞开城门，以便利商旅往来，数郡人民为此安乐。他还经常询问民间疾苦，闻知文武胥役弄权舞弊，势豪土棍敲剥人民，他都通知有关部门按法区处。当时漳州江东桥因战事毁断，他倡议修建，所需费用，由他带头发动众文武官绅捐献，不足部份向本府辖内那些不孝不弟，为富不仁的人罚款补足之。那时各地街路市场狭小，蓝理又集资建设漳州浦头、石码，泉州新桥、安海、沙溪、涂岭等地行铺千百间，大开街衢，便民贸易。他常说：“以地方不义之财，为地方万民之利，可以劝孝弟、抑豪强，转移风化莫善于此。”有的人对他说：“这是有关部门的事，不宜由你出面去做。”蓝理却发怒说：“天下官管天下百姓，腐儒何足以知之。”因为要罚取不义之财，所以“告讦不法事者”接踵而来，差弁到处抓人，那些狐假狐威之辈，趁机敲诈勒索。在蓝理身边的很多亲信暗中勾结泉州恶棍，侦访富庶之家，诡称奉蓝理之命进行恣赫敲诈，获利无算。如遇到不听从的富户，蓝理身边的人就伺机向蓝理诬告，说某某人为富不仁，伤天害理，而且势力浩大，官吏也不敢惹动他们，由此引得蓝理发怒，下令惩办那些富户。于是，那些富户只好贿赂蓝理身边的人请求宽解，而敲诈受贿的恶名都由蓝理一人承受。泉州那些怨恨蓝理的势豪，就暗中刻印了匿名帖，帖上绘着一只老虎以影射蓝理，还列了告发蓝理的许多条款，这种匿名虎帖传播到京城，蓝理声名从此败坏。
  康熙五十年，漳平的陈五显集众二千来人骚乱泉州、永春、德化等县。这一案件朝廷早已知道。事发数月后，蓝理才上疏，还说“村落安集如故”，朝廷斥其狂妄，将他免职。隔年他到京城。当时的福建总督梁鼎、巡抚觉罗满保，根据“虎贴”先后参劾蓝理“贪婪酷虐”等情状。朝廷侍郎觉和托、廖腾〓会同总督、巡抚按律治罪。在鞠讯时，蓝理身边的人都不肯认罪，蓝理却说：“我是大臣，何必申辩”，并举笔在状纸上签署“皆是”两字，因此拟判极刑，追回赃银八万两，家产全部造册入官。还是康熙皇帝念及蓝理前功，免于处斩，改将蓝理编入京城旗籍。
  不久，西部地区策妄阿喇布坦在俄国沙皇的支持下发动叛乱，朝廷出兵征讨，西路军战斗失利，遭受巨大损失。康熙五十四年，蓝理请求参战，朝廷批准他在军前效力。蓝理带领国英、国庭、国定、国柱四个儿子，自筹费用，随从将军穆尔赛北征。出发前康熙对穆尔赛说；“蓝理识练行间，汝宜亲信，大有裨益”。过后，康熙闻知蓝理驻守战略要地二十五台，又下谕说：“蓝理用兵合机宜，久已知之，今驻二十五台，正合朕意。”同时，下旨重新赐给蓝理总兵官职，从穆尔赛协理北路军务，赦免其先前追赃的款项。但是，这时他在闽中的家产都早被当地官府变卖一空。过不久，朝廷因他年老有病，赐他回京治疗。就在康熙五十九年（公元一七二〇年）病故于北京，年纪七十二岁。隔了两年，康熙下旨让蓝理的妻儿护送蓝理的棺柩到漳浦埋葬。
  与蓝理同朝的人追述蓝理的为人说：“蓝理性情急躁，性发如雷霆，过后即忘记，没有藏怒和宿怨，遇到剧谈大笑，声闻里许。惟好自尊大，不服人下，尤其善骂，即使权势赫赫位在其上者，也敢于挫伤。但遇到人才杰出，虽出身寒贱也必折节礼下。他家教勤俭，而家奴都以珍馐自奉，留草蔬败肉以待蓝理，蓝理也吃得滋滋有味。他还好写大字，伸纸润笔，有求必应。
  蓝理的几个弟弟都因平台有功，加封为左都督。次弟蓝瑶，功劳大，但未出仕就亡故。四弟蓝瑷，升至福建金门总兵官，他口能容拳，扬盾一跃三、四丈远，也好写大字。五弟蓝珠，累官参将，英勇不让诸兄。
  黄性震
  张兆基
  黄性展（1637—1701年）字元起，号静庵，漳浦县湖西人，因佐平台湾有功，历任广西按察使、湖南布政使、晋太常寺卿，军功加至正一品。
  黄性震十二岁时，父母相继去世，生活困苦，他胸怀大志，刻苦学习。读史书每至豪杰崛起篇章时，就异常激动。他壮年时在郑经辖下任候补佥事道，对福建沿海要冲，港湾岛屿的布列，台湾澎湖的形势都一一熟记胸中。
  康熙十七年，郑经还据守台湾和福建沿海岛屿，出兵攻占海澄、平和、漳平、长泰、同安等十县，其兵力有六万多人。因此，沿海战事不断，百姓深受困扰。清康熙决计平息海氛，而新任总督更为此事操心，不知计将安出？先此，黄性震就很关心时局，了解以往的战情。他看到郑经的政事日益腐败，人心离向，决意投清。就在这一年的夏季，他谒见福建总督姚启圣，阐述平定海氛十条策略，（即“平海十便”或“平台十策”）。姚启圣采用他的策略。并与他秘密谋划，为就快收复台湾做好准备。
  黄性震的“平海十便”首先说的是兵法“攻心”。他说：“郑氏祖孙父子熟悉海上形势，台湾地处天险，实在难于为力。现在郑经溺于酒色，儿子幼弱，诸将各怀异心。若能不吝官爵、金帛，诱致其党羽，收买其心腹，平定台湾就很容易了。”姚启圣听后，认为很中肯，他说：“这就是陈平所以打败项籍的计策，我就将这一任务委托你去办理。”黄性震回答说：“现在时机未成熟。因为郑经最近才攻陷海澄，打了几次胜仗，正感到骄傲，骤然提出招抚，会被敌人认为我们是软弱。应当等待时机出奇兵，大挫其锋芒，收复沿海各个要地，使其师丧地蹙，孤岛难持，郑经部属感到困窘，然后抚而怀之，才能使其离心。这样，澎台只需一战，即可攻下！”姚启圣称赞这条建议很好，说：“这就是项籍促使章邯投降的策略”。于是令清军出师龙虎山，一举收复长泰县，大破郑兵于西溪，夺取江东桥、水晶坪等地。到了这个时候，黄性震才说：“可以招抚了。”就在漳州大开“修来馆”迎接投降的郑军人员，凡来投降的都给予官服、车骑，即使逃回郑氏辖区也不予追究。这样，逃回的人就向人示其所得，引得郑军人心动摇。姚启圣又依性震的建议，密饬各军营厚待间谍，因此，经常有谍探及时输送敌方情报。此外，还暗开馆舍，盛设供具，大书“某镇某官公馆”，声言“某月日某将当来归降，”促使郑经部属互相猜式，归降的人日益增多，只半年时间，先后招抚了投诚官员一千二百三十七员，士兵一万一千六百三十九名。因此郑经势力日益削弱。不久，清军一鼓攻下十九个防塞，进而收复海澄。康熙十九年春，更攻克厦门、金门，迫使郑经逃回台湾。
  这时，福建沿海虽然平定，但台湾还未收复，广东还有战事，当时，福建因接纳大量投诚官兵，官员骤增至五千一百五十三名，兵卒有三万五千六百七十七名，耗费国家大量粮饷。先前因战事划出的边界地区，荒田还未垦复，百姓生活困苦。因此，黄性震又提出“厦门、金门急宜固守，不可轻弃，沿海内外要汛各须分守，以壮厦门声势；请敕先剿粤寇，莫便滋蔓再纵；台湾断须次第攻取，永使海波不扬；福建边界急请开还；新增绿旗官兵，宜设法陆续渐撤，不便一时并裁，致生意外；浙江调来之兵应请先行撤回；投诚官兵众多，急请拨饷安插，以弭后患”等平海善后八款，经姚启圣上报朝廷，都被采纳，获准施行。
  康熙二十年（公元一六八一年）春，清政府得间谍情报，获悉郑经于当年正月二十八日病故，其长子被缢死，幼子承袭，侍卫冯锡范恃戚怙势，刘国轩拥兵拔扈，文武解体，政出多门，各怀观望，上下离心，间谍易入。这时，姚启圣又采用黄性震的建议，一面派遣间谍潜入台澎刺探军情，做策反工作；一面筹备征台工作。清军终于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只用七日时间攻下澎湖，收复台湾，完成国家统一大业。
  当清军攻克金门、厦门时，将领曾商议要尽杀郑经部属，并将其子女和资财犒赏清军。性震秘密建议姚启圣严申禁令，为此，数十万人得到拯救。
  早在康熙二十一年，闽督姚启圣就上报黄性震的功劳，经朝廷商议以同知职务任用，后奉特旨，令他整饬直隶霸昌道，管理屯田、驿传、粮饷事务，兼管居庸等处、山西按察司佥事。当时的霸昌道是满族与汉族杂居之地，过去多有“闯马”劫掠，性震秘密派出吏员加入盗伙，暗中侦察到盗贼的姓名、巢窟，终于将其全部擒治。当地的旗丁重债敲剥百姓，甚至霸占债户的妻女，性震下令让百姓赎回妻女，不从者置之以法，因此旗丁震慑，不敢违犯。霸昌道是“三辅重地”，性震“抚辑民贤，声籍治行，为天下第一功”，为此清圣祖康熙特赐召见。性震的奏对，康熙感到满意，所以慰劳备至，宠赐他蟒袍、宫缎以彰优异。
  不久，黄性震被提升为广西按察使司按察使。那时广西遇到大容山叛乱案件，牵连甚广。高，廉、罗、肇、浔、梧、柳、庆八个州府的监狱几乎关满了囚犯。对于这一巨案，性震只处决为首的崔枝玉等少数人，其余的都省刑释放。康熙二十五年，他上京朝见，陈奏“广西瘴疠，请行润补，以振官方等事”一疏，得到康熙的嘉许。性震回到广西，正直寒冬。他按口授给衣服，“市中布为一空，欢呼声动天地”，士宦赖以全活者不计其数。
  康熙二十七年，他又被提升为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那时正遇武昌夏逢龙倡乱，已攻陷四府，朝廷商议要派京军前往镇压，康熙却说：“湖南有黄性震在，彼能佐平数十年海氛，何愁么麽跳梁辈，且襄阳有总兵蔡元，二人必能了之。”那时湖南巡抚也商议要请兵，性震认为用兵如治乱丝，慢一点，可以理清头绪，急忙处理，反而容易造成紊乱。他主张静镇，以安众心，他说：“等待贼焰稍息，再行扑灭，只需用一偏裨之力就够了。”果真过了不久，夏逢龙就被杀了。他在湖南任内，“兴文教，恤民隐，澄吏治，宽徭赋，种种善政，士民爱戴，著于歌颂。”后因病乞休，在家里住了七年，再进京出任永定河务总理。在治理永定河时，他创立了一套好办法：沿河每五里设一旗一炮，旗上书写监督人的姓名，有令即发炮，远近士卒闻炮声就奔赴工地，下河堵塞。这就象指挥部队作战一样。前此修治数年未能完成的工程，黄性震只用四个月的时间这完成了。永定河工程竣工后，他进升为太常寺卿。于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卒于河北真定（今河北正定县）。时年六十五岁。
  黄性震为人乐善好施，喜于扶植单寒。清著名学者和书法家查升还未出身时，黄性震一见如故，不惜千金给予资助，促其成才。当时四方名士登门与他结交，有的被他聘为家庭教师，待遇极为优厚。康熙二十六年，他任广西按察使时，捐献历年积累俸银建筑漳浦湖西堡。以为族人聚居御盗之所；家居时间他修建县城西郊的双溪坝，疏通内河，以引矾山、梁山诸水朝宗城下；疏浚泮池、傅公河；整修文庙、明伦堂；还设置义学，购买学田，做为培养人才及邑士科举公车费用。还出资在城北修建漏泽园，收埋暴露尸骸；在大垅坂及东郊购置义冢，做为穷人葬身之地，为地方做了不少善事。
  漳浦地方史漫谈（下）
  李林昌
  四、从宋帝昺在漳浦的传说谈到南宋败亡对漳浦的影响
  南宋样兴二年（1279年），宋朝末代小皇帝昺在广东崖山败亡。民间将风物附会于宋帝昺的传说很多，自福建至广东被人们认为他南逃的路上，不下二十多处。单单漳浦境内就有马口行宫、梁山封螺、盘陀岭帝昺泉、古雷山下帝昺井，油澳海中玉带泉等，说得神乎其神。尤其马口开科取士，揭榜沙溪的佳话，更是娓娓动听。
  从前马口确实有个石城，城中凿石为殿，遗迹墙石在解放后的大跃进年代才被搬去作为农田基本建设之用。那个城传说是宋帝昺的临时宫殿，好象凿凿有据。
  但是，史书并没有记载宋帝昺经漳浦下广东的事。《宋史》记载南宋自国都临安（杭州）失陷，谢太皇太后投降，全太后与幼年皇帝显被掳北去以后，遗臣拥才八岁的益王赵昰在福州即皇帝位，就是端宗，帝号景炎。但不久元兵长驱直入建宁府，福建宣抚使王积翁和福州知府王刚中投降，群臣拥帝昰航海到泉州港，取泉州招抚使的船只继续南逃，直航潮州。后来在井澳地方遇风浪翻船，帝昰溺水得了重病，由张世杰护送到碉州的时候死去，一共做了两年小皇帝。那时文天祥已兵败在海丰五坡岭被俘，签书枢密院事陆秀夫为左丞相，再拥立昰的异母弟卫王昺继续帝位，帝号样兴，也是才八岁，逃到崖山（今新会县南），当了两年小皇帝，就在元兵追逼下，穷途末路，在海上最后战败，由陆秀夫把他背负投海自尽。按史书说，帝昺自福州下泉州逃潮州，走的是海路，帝昺到广东以后帝昰死了才继承帝位。并没有经过漳浦，就是有经过漳浦，那时他也还没有当皇帝，漳浦民间关于宋帝昺的传说无非穿凿附会。
  那么，马口虽是交通要冲，却地处荒山野岭，为什么有一个颇为壮观的石城呢？原来马口城是清初为驻兵而建的。《漳浦县志》虽然把宋帝昺沙溪揭榜的传说也记上去，到底写明是“相传”，而对于城堡历史的记载，则明说：“马口城建于康熙二年，总兵王建功建议，督院（总督）李率泰建。刻记石上，俯溪桥，原有千总分驻于此。”可惜那石刻已经被打成石块不知用到那里去了，现在无从稽考，但据曾经见过那石刻的人说，确实是刻记康熙年间建城的事，与帝昺无关。那么城中为什么有一个“殿”呢？据推测，那是供奉神像用的，利用天然石头凿成，无非就地取材，正如别处用土垒成一样便利，只是由于殿石是依附在土地上，不似土殿那样容易毁坏，所以后来虽然那地方失去驻兵的作用，城坍神像废，而天然石块凿成的“殿”依然存在，给后人以附会为皇帝殿的把柄，其实皇帝殿那能是那个样子（长方形石上有狮子浮雕而已）。显然是先有“策土溪”的传说，后来那里建了城，后人又将城附会为皇帝城。
  其他什么宋帝昺吃过的螺还会活，传下后代，成为“封螺”（其实那是一种秃尾螺的品种，别处也有），什么帝昺冲饮过的茶叶倒在地上出了“皇帝茶”，什么杨太后在船上将帝昺的玉带抛到海里，那玉带箍着的一圈海面就涌出一股淡水供船上煮饭之用，称为玉带泉，俗称肚箍水……等等，不一而足，要是宋帝昺真有那种神力，他何至国破身亡？
  封建统治者把皇帝神化，借用神权来统治人民，就是农民造反，也往往借神话来作号召，这是迷信神仙的时代的产物。宋帝昺在当时被当作国家的象征，尽管小孩子当皇帝不会管事，而忠臣总要拥立一个偶像来作号召，有了这尊偶像，就意味着国家还没有灭亡。
  南宋的败亡，在漳浦一带有没有留下什么事迹？据史书记载，文天祥勤王的军队由江西败入汀州，退到漳州，元军派降将吴浚到漳州招降文天样，被文天祥杀死示众，后来文天祥由漳州领兵入潮州。另据《漳浦县志》引据野史记载，端宗（帝昺）景炎二年，文天祥率队去广东经过漳浦时，在盘陀汤坑谒梁岳庙，收集到很多散兵。摒弃梦神指点的神话，由漳州入潮州，漳浦是必经之路，在汤坑谒梁岳庙收集散兵，这些是可信的。
  南宋败亡对漳浦的影响不是战祸，而是一些遗臣（皇族、国戚、大臣）及残兵败将居留漳浦，这些人后来给漳浦传下为数众多的人口。如闽冲郡王赵若和后代的聚居地赵家城便是大家所熟知的。还有漳浦人数众多的黄姓，也不都是保护赵若和逃到浦东的侍臣黄材之后代。考据漳浦一些黄姓村庄的族谱记载，赵若和为避元兵追缉迁居佛昙积美后，黄侍臣仍在浦东居住，后其第四代子孙于惨遭倭寇杀掠之后移居，地名浦西。那事发生在元末，黄侍臣的第四代孙中间有一个寿夫迁居莆田西街头，明朝开国后任指挥使，镇守佛昙梅月岭，在一次抗击倭寇的战争中牺牲在香山下，而他的两个儿子在佛昙传下众多子孙，建一座梅月城，聚族而居。明末战乱，梅月城坍废，乃继赵姓之后迁入官塘，按黄姓分居地以西字命名之例，改地名为湖西。子孙传衍到溪野、长桥一带，形成了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同族聚居地。另一个黄侍臣第四代孙宽夫的儿子均造，于元朝末年天下大乱时在旧镇附近建隆安寨反元。明太祖朱元璋统一中国后。委他为镇宦，在狮头山一带传衍众多子孙，形成狮头堡等几个村落。其他如前亭等地黄姓，也都是黄侍臣的后代。就是地广人稠的佛昙杨姓，始祖也是南宋遗臣。当娃娃皇帝赵显在杭州亡国以后，另一个娃娃皇帝赵昰在福州登极，他的生母杨淑妃便被尊为太妃（民间称杨太后），杨太妃的弟弟杨亮节成为国舅，授官制置使，从福州跟随皇室航海至泉州港，他带着三个儿子登陆，由于泉州招抚使蒲寿庚降元，形势急追，当杨亮节回到岸边，皇室的船队已经走了。他来到漳州一带追寻，不见踪迹，才知道皇室已经航海直抵粤东。便把因跋涉致病的小儿子寄养佛昙，自己带着长、次子二儿到厦门，打算雇船南下。又听说小皇帝赵昰已在零丁洋翻船溺水病死，乃定居于金门，传下众多后裔。寄养佛昙的第三子流落大荟山下，养鸭为生，后来成为佛昙始祖世隆公。单这三个南宋遗臣的后裔赵、黄、杨三姓在漳浦人口中就占着很大比重，那些文天祥没有收尽的无名小卒，其后裔无从稽考，当也不在少数。
  五、明朝漳浦的繁荣与衰落
  漳浦在唐朝初建县的时候列为“中下”等级，是末等的（唐朝与宋朝的县制分为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到宋朝列为“望”，已经升为第三等，也就是除京畿以外的头等，因为京师所在地方才为“赤”县，京师附近才为“畿”县，其余按照人口与经济情况而定。到元朝的时候，漳浦以不上一万户列为下县。而到明朝初年，漳浦人口增长很快，一跃而为“上”县（明朝县制分上、中、下三等）。虽然在元朝至治（公元1321至1328年）年间，漳浦的地域已划出西路一部份地方合龙溪及龙岩两县的一部份地方建立南胜县（后改名南靖县），而明初的人口还是比未划出西路一部份地域时的宋，元两朝多出许多。元朝无户口统计资料可考，只知道不上一万户。而明朝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漳浦的户口为一万五千三百五十六户，比元朝的户数多百分之五十以上。人口为九万八千九百九十九口，比南宋嘉定年间的五万二千一百六十三口也几乎要多一倍。明朝人口增长这么快，一个原因是南宋败亡时的一些遗臣兵将居留在这里，经过元朝将近一百年时间里的默默传衍，到明朝开国后，这些人口便暴发开来，情况如上一节所述，而大部份还是由于这里生活容易而由别处迁来。本县各乡有许多族谱记载他们祖先是明朝来漳浦定居的。（宋朝户口有人认为只计男丁，不计女口及老幼，所以一户平均只有一口多，如漳浦四万三千三百八十三户。才五万二千一百六十三口；但有人认为宋朝户数繁多是由于王安石变法后，以“丁”也就是劳动力对他本户的经济负担情况来规定差役的轻重，所以父子兄弟各自分户，以独负家庭生计来逃避重差，这是国内外学者有争议的问题）。
  明朝洪武初年，革除弊政，给人民以休养生息，并且注意边防，尤其对于随着造船业的发达而且兴起作乱的海盗，主要是倭寇，更加注意防范，在沿海要塞设置一些“卫”，“卫”之下分设“守御千户所”，驻兵设船巡守，所以元朝末年已经很猖獗的倭寇，到这时虽然屡有进犯，却是难以得逞。这一时期社会安定，农业生产大有发展。
  民间文化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成书于明朝的漳浦县旧志有“读书之家无问贫富，每岁首各延师受业，虽乡村数家聚处亦有师”的记载，这是说漳浦乡村有设立私塾的风气，就是小村庄也请先生来教书，不问贫富一般都能上学。这种一个老师就可以设教的乡间私塾确实为农民既耕且读造成条件。这是一种基础教育，如果学习有成绩，考上县学为生员，那不但学习费用有着落，就是生活费用也不用愁了。倒不是政府设有助学金或什么公费生，而是几乎每一个宗族都设有“书田”供给中秀才以上的学子收租，作为学习及生活费用，俗称“秀才租”，所以人们一踏上县学的阶梯，便可以专心攻读，无生活之虑。虽然也造成一些不再上进的秀才过不劳而获的生活，而对奖励学习，造就人才，是起着很大作用的。有些有志之士还可以到著名的讲学处去求取精深的学问。漳州、漳浦等地在明朝讲学之风很盛，最著名的有黄道周讲学处东皋书舍，即明诚书院。
  由于文化之风已盛，漳浦人才辈出。当然，当时所学习的内容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学习的目的也不同，这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问题的。在明朝，每一科（三年一次的全国会试）都有漳浦人中进士，有时一科有六、七人同时及第，总计明朝近三百年期间，《漳浦县志》有记载的进士共一百四十五人。其中有清廉著称的林缵振，廉洁勤劳为农民楷模的张若仲，忠贞为国的黄道周、何楷等。他们有许多是著名的学者。还有陈布政和林功懋从广东和广西引进优良的荔枝品种，在家乡大力推广，使漳浦成为荔果之乡，造福后代。在那些进士当中，还有父子（林梓、林宰，林士章、林汝诏）双进士，兄弟（刘庭芥、庭兰）进士的佳话，还有少年登科第的，如朱天球十八岁（合订编者按，实为二十一岁，《漳浦县志》误记。），吴宗熹、吴采十九岁，陈垂二十岁中进士等。
  总之，漳浦明初在经济上相当繁荣，后来虽然经过变乱，而形成的文化直到明未还盛行不衰，并影响到清朝初年，同样文化鼎盛。
  在农田水利方面，漳浦历史上著名的水利工程如双溪坝、詹厝坡等，都是明朝首建的，其工程的宏伟和实效，使后人也叹为观止。
  但是，明朝的封建统治每况愈下，到正统年间，随着朝廷政治的日趋腐败，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落。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沙县邓茂七为首的农民起义席卷二十多个州县，群众纷纷起来响应。翌年，加入邓茂七起义队伍的漳州人张福荣等曾率众攻破漳浦县城。以后，由于海防松弛，卫所形同虚设，倭寇以及与倭寇勾结的饶平海寇张琏相继攻破镇海卫，倭寇残踏铜山、悬钟两个守御千户所，扰乱沿海直到内地，官兵防贼无力，扰民有能，“贼梳兵篦”，广大的城乡人民遭受浩劫，生灵涂炭，村舍为墟，田园荒芜。人口显著下降，洪武廿四年的一万五千三百五十六户，九万八千九百九十九口，到一百多年后的弘治十五年，下降为一万一千七百十六户，五万六千三百三十四口，少了四万二千六百六十五口，减少将近一半，这不就很可以说明问题吗？（以后漳浦于嘉靖十一年划四个都成立诏安县，划九个图并龙溪县及同安县的部份地方设海澄县，人口增减无从推算）。当然，减少的人口并不全意味着死亡，大部份还可能是为生存而迁走。
  （倭寇对漳浦的祸患本刊第三辑已有记述，请参阅）。
  六、明末清初的苦难
  ①徭、赋的沉重负担
  明朝末年，朝廷腐败，天灾频仍，而官府不顾人民死活，一味加重赋税、徭役。
  “赋”指田赋与丁口银，田赋是土地税，丁口银就是人捐，人也有捐，这在现代世界上还有，而作为今天的中国人听了会感到奇怪，可是在我国却是古已有之。汉朝叫做“算赋”。唐朝的时候，初生孩提叫做“黄”，四岁至十六岁以下叫做“小”，十六岁至二十岁叫做“中”，二十一岁至六十岁叫做“丁”，六十岁以上叫做“老”，只有“丁”和“中”才征户口银，老幼不征。宋朝分“丁”（十六岁至六十岁），“口”（老幼及妇女），“丁”才征赋。明朝起初也是如此，到明朝末年，便打破常规了。
  地、丁两赋的情况各地不尽相同，归纳《漳州府志》及《漳浦县志》的记载，本县的情况简说如下：
  田赋所依据的地籍，丁口银所根据的是户籍，在明末清初，由于变乱，地籍户籍混乱到了极点。而军需孔急，杂派繁多，地、丁两税常要增派到原额的十倍以上。田产的收入不足交赋，于是田产大跌价，一亩田只卖银四、五钱，后来发展到白送人也没人要。弄得业主弃业逃粮，官府不管业主逃亡，向里、甲硬要田赋，里长甲首就把那些缺额匀派到未逃亡的粮户上，还要多派一些饱入私囊，丁口银也是如此。
  “徭役”是官府派给群众的无偿劳动。明朝的徭役有里甲、均徭、机兵、驿传“四差”。里甲为“纲”，一“里”就是一“图”，辖十“甲”，一甲辖十一户，里设“里长”和“老人”（“老人”由年老德高者担任，管民事纠纷及婚姻等事项，后来里长专权，“老人”就形同虚设），甲设“甲首”，里长与甲首本来专门承办“钱粮”（田赋和丁口银及上供物料）等事，后来上面随意加派无名杂差，雇差的工资叫做“纲银”，都由里甲负责。“均徭”简称“徭”，就是省、道、府、县、巡抚司各级政府常年专设的夫役、弓兵等，雇役的工资叫做“徭银”，以“丁四粮六”摊派，就是丁口负担四成，田亩负担六成。“机兵”就是常年在伍的壮丁，饷项叫做“工食银”，“丁米对编”，就是丁口与田亩各负担一半。
  “驿传”就是驿站的“赡夫”和驿马，驿路上重要地点设驿馆，招待过往官员，转解物件，传递文书，以下十里设一个“铺”，驿卒、铺兵的饷项在田赋上附加。而实际上，驿站的种种负担还要额外向里甲摊派。
  在万历六年以前，“里”中十“甲”逐年轮流应付“四差”，十年一值，立意是要使一“甲”在经过一年的沉重负担之后有九年的“休养生息”。但是，那样繁重的负担，一到“值年”，那一甲各户就要破产，尤其“驿传”一项，“每使客至驿追呼急迫，或分外需索，动费以百计，领官银则官吏迟留扣折，十不给五，民有捐产鬻妻，甚至殒命者有之。”（摘录府、县志原文）
  万历六年实行“一条鞭法”，规定将所有里甲、均徭、土贡、雇募及一切苛捐杂税纳入田亩和丁口统一摊派，就是差役征收代金，由政府雇募人工，收支有定额，不再名目杂出。本县是按照“丁四粮六”，每“成丁”派银三分三厘八忽，大比年加派二分九厘一丝九忽，未成丁减半；田亩每赋一石派银五分四厘一丝二忽，大比年加三分一厘三毫七丝六忽五微。（注：明清两代称乡试为大比，三年一次，各府、州、县生员齐集省诚，由朝廷派官主考，考中为举人）。“一条鞭法”是我国历史上赋役制度的一大改革，算是一种便民措施，可是后来官吏却将那徭役的代金当作“正税”，而又另再加派徭役和无名杂差，群众的负担加倍，困苦不堪，纷纷起来造反。到了天启、崇祯年间，为解决镇压农民起义及抗后金（清）的军费，又增加了练饷、新饷等派款。崇祯皇朝亡后，唐王朱聿键在福建称帝，为军事的需要，更是叠派横征。明军败走，清军打来，又是要粮要钱。有时双方争城夺野，“三日清，四日明”，百姓痛苦万状。
  ②战祸
  隆武小朝廷败亡，清征南大将军“贝勒”（亲王之子的封号）博洛由浙入闽，漳属各县归顺。掌握隆武朝兵权的郑芝龙降清被挟北上，部下走散。儿子郑成功奉永历皇帝（桂王朱由榔）为正朔，从南澳起兵，占据铜山（东山）及古雷半岛，后并杀郑联，据有厦门，从叔父郑鸿逵手中得到金门，以海岛为根据地，在闽、浙、粤三省沿海地区与清军拉锯争夺，激烈战斗，各地群众也组织义军抗清。漳浦是主要战场之一，在县境内的主要战役本刊第二辑已根据府、县志资料简要介绍。但府、县志是清朝官方编纂的，资料有偏，这里再参照郑成功幕僚所写的《海上见闻录》《从征实录》及流传民间的《台湾外记》等书，多方引证，综述于下：1、一六四七年（清顺治四年，南明永历元年），郑成功的族兄郑彩、郑联奉鲁王朱以海监国，占据厦门。佛昙秀才杨学皋组织义兵一万多人，受郑联任命为先锋，于二月一日攻入漳浦县城。清漳浦知县许国楠投井自尽。义军立副将洪有贞为知县。五天后，清军游击唐钦明、都司郭秉诚从漳州反攻漳浦，洪有贞战死，义军败回佛昙。后于一六四九年（清顺治六年，南明永历三年）七月，又攻占踞漳浦县城七里许的新亭寨，在战斗中阵斩清总兵杨佐，于清援兵赶到时退回佛昙。到一六五0年（清顺治七年，南明永历四年），被清漳州总兵王邦俊打败，杨学皋投降。2、一六四七年（清顺治四年，南明永历元年），僧人道赞联合平民黄春台组织义军，于十二月初六日进攻漳浦县城，被清守将唐钦明追击，败退山区的枫林坑楼、龙洞寨等地，被杀甚多，又被追击到沿海的西屿、白沙等处，到大澳被消灭。3、原明朝太仆寺卿漳浦人许祚昌率领群众进攻县城，战斗三天。在清援兵来到时战败逃走。4、原明朝池州通判诏安人沈起津率领诏安、平和义军进攻到漳浦县城南门，被清将唐钦明打败逃去。5、同年十一月九日，卢若腾、丘建会等会合以万礼为首的平和九甲农民进攻漳浦县城。清参将陆大勋出战阵亡。总兵杨佐、参将魏标、冯应第等再出战，大败起义军，俘杀丘建会。6、一六四八年（清顺治五年，南明永历二年），郑成功率主力从铜山用船队进入漳江，在白塔登岸，三路进攻云霄城，清云霄守备张国柱出城五里列阵迎战，被阵斩，清军大败，郑军攻城，经过惨烈巷战，获得全胜，占领云霄，进军漳浦。清漳浦副将王起俸早已派义子朱之明与郑成功密约，愿为内应，机密泄露，抛妻别子，与亲标将宋大明等逃到旧镇，下郑军船中，跑到铜山，被郑成功任命为都督同知，管北标营，吴大明被任命为马兵营。郑成功进攻漳浦没有成功，派中冲镇柯宸枢等以重兵镇守盘陀岭，郑本人率兵南下包围诏安城，准备在攻克诏安之后一面北进漳浦，一面南下潮州，与粤东的抗清义军联成一气，与在揭阳的叔父郑鸿逵会师。漳州清军总兵王之刚、副将王邦俊经过二十来天准备，集合了漳属各县兵将赫文兴、魏标、谢子连等部来会攻盘陀岭。于二十八日乘晨雾茫茫发动总攻，炮战之后，进行肉博，双方伤亡惨重，郑军寡不敌众，几乎牺牲殆尽，主将柯宸枢与他弟弟柯宸梅阵亡。郑军退出云霄城，解除诏安之围，南下粤东。7、一六五一年（清顺治八年，南明永历五年）五月，郑成功从厦门率中提督甘辉（海澄人）、中冲镇蓝登（漳浦人）等十二镇（镇是郑军的编制单位，每镇一千人左右）直进南溪，清漳州总兵王邦俊率骑兵一千，步兵二千多，到磁灶列阵迎战，败回漳州。8、九月，郑成功率众攻漳浦县城，清漳州总兵王邦俊率兵救援漳浦，甘辉将他打败，追击到马口才收兵，而漳浦县城没有攻下。9、清漳浦协守将陈尧策于同年十二月派人去约郑成功来攻漳浦县城，郑成功于十一日在旧镇港登陆，军士含枚，偷偷来到漳浦城下，将整个城池包围起来。陈尧策开门献城，清漳浦主将杨世德投河自杀，被郑军戍旗镇三正总班杨安救活，解去见郑成功，郑成功给予嘉奖，医好后授职大都督；降将陈尧策被任为为护冲前镇，守漳浦；清知县范进投降，被任为幕僚，另派举人林其昌为知县。10、一六五二年（清顺治九年，南明永历六年），郑成功在江东桥打败了清福建总督陈锦的大举进攻，围困漳州城，清朝派“固山额真”金砺。（“固山”是清军八旗组织的最大编制单位，汉语为“旗”，“额真”是长官，“金砺”是人名，闽南人习惯简称他为“金固山”）救援漳州，郑成功在古县战败。死战守住海澄城，漳浦县城于十月五日至十一日经过一周战斗被清军副总兵王进、马士彦克复。11、一六五四年（清顺治十一年，南明永历八年），清漳州协守将千总刘国轩密约郑成功来攻漳州城，刘国轩开城迎降。那时郑成功正乘与清朝谈和的机会把部队分散到清军占领区的四乡索饷。漳州城被郑成功占领后，漳属各县也向郑成功投降，在漳浦索饷的郑军参军潘庚钟一听到收复漳州的消息，就把清漳浦知县令孤注拘禁，夺取了政权。但是，翌年春，清世子（亲王嫡子的封号）济度率精兵三万入闽“剿海”，那时郑成功的兵力已发展到二十多万人，他反而将主力转移北上，进逼福州，接着进军浙江，以至直入长江（后围攻南京失败而回）。闽南各县兵力大都调回坚守海岛。郑成功命令堕毁当时在他控制下的惠安、同安、南安、安平（安海）及漳州与所属漳浦、南靖、长泰、平和、诏安各县县城。在漳浦的郑军参军潘庚钟接令后毁掉县城及县公署，将县治迁设旧镇，凭城防守。清总兵杨捷收复漳浦，又攻克旧镇，郑军退守狮头堡，杨捷猛攻狮头堡，两军激战，受战祸的群众有好几千人，郑军从狮头堡败走。12、一六七四年（清顺治十三年，南明永历已亡十三年，郑成功已在收复台湾后病死），清靖南王耿精忠参加“三藩之乱”，三月传檄到漳浦，清总兵刘炎、知县乔甲观归附。郑成功之子郑经乘机攻入闽南各地，于十一月八日派侍卫冯锡范、提督赵得胜攻漳浦，耿精忠派来的都尉战败逃走。总兵刘炎投降郑经。
  明末清初的战乱给群众带来了惨重灾难，有“泥鳅死半途，同安血流沟，嘉禾（厦门）断人种，安平（安海）成平埔”的谚语。而“壬辰之役”（一六五二年郑成功围攻漳州事件）城内饿死百姓十七万多人，接着郑军在古县惨败，海澄争夺战双方死伤枕藉，使翌年这一带发生了大瘟疫。漳浦也是死人很多的地方，很快也被瘟疫蔓延。
  战乱一直到一六八三年（清康熙二十二年）台湾统一在清朝的版图之中才告结束。
  ③迁界
  在清、郑战争期间，最悲惨的莫过于“迁界”。这在郑成功的部将黄梧于一六五六年（清顺治十三年，南明永历十年）据海澄城降清后向清朝所献的“平海五策”中及投降郑成功的漳州知府房星叶后来逃到北京叫他弟弟候补道通判房星曜向清朝的献策中都有提出，说郑军都是从沿海取饷，只要将沿海群众迁入内地，使那里成为无人烟的地带，严禁船只入海，郑军补给断绝，就会被困死。清朝接纳这一献策，于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下“迁海令”，上自山东，下至广东，沿海百姓一律内迁三十里至五十里，挖沟筑墙为界。沟深、阔各二丈，墙厚四尺，高八尺，在越溪河的地方用大木椿为栅。朝廷特派户部尚书苏纳海到福建督办。漳州于当年九月奉旨迁界，龙溪县自江东至龙江东，漳浦县自梁山以南旧镇以东，海澄县自一都至六都，诏安县自五都至悬钟，一律划为“弃土”，俗称“界外”，所有村舍林木一概烧毁，城堡拆除。另在临“界”的重要地方新建城堡（如秦溪城、霞陵城，）每二三十里设一个营盘，派兵防守，高阜上设炮台，并在山上设烟墩报警。守兵日间瞭望、巡逻，夜间伏路，严密把截，用“越界者斩”的高压手段保证迁海令的实施。
  那时郑成功已抽回陆上兵力，坚守海岛，并已于当年二月收复了台湾，将主要精力用到经营台湾方面去了，尽管还是处心积虑要恢复陆上江山，已是不可能实现。郑成功（以后是他的儿子郑经）在台湾实行屯垦，寓兵于农，自给以外，还有余粮供给闽南岛上驻军。现存的清朝档案有康熙二年郑军过海投诚的军官对厦门米粮来自台湾和由广东揭阳等地走私而来等情况的供述。清朝的迁界政策固然够利害，但杀头生意还是有人做，在辽阔的海岸线上还是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向岛上郑军及群众输出米粮，把守“界线”的兵将难免受贿私放（平民得罪他们，还会被拖到界外打死，诬以越界之罪，冤无处伸）。即使内地米粮走私完全断绝，以台湾开垦的大片荒地来供应闽南几个小岛还是很充裕的，何况还以从东南亚各国运来。至于军费，郑军固然曾经在陆上沿海地方取饷，但主要来源靠海上贸易。郑军不会为“迁界”所难倒，受祸最深的是无辜群众；对清朝本身也很不利；一、迁海令一下，官兵到地执行，时间急迫，以致百姓无家可归，无粮可食，流离失所，使本来并不立意抗清的人不得不逃亡入海，归向郑军。有的流为盗贼，危害社会治安。二、在经济上，关系群众生死自不必说，就清朝的赋税而言，也是损失很重。据《漳浦县志·赋役志》记载，全县投荒在“界外”的田地有十二万八千七百八十六亩多。每年无征田赋银一万四千四百七十两五钱九分多，无征“本色米”（不折现金部份）四百四十九石三斗七升多。全县盐埕二万一千零六十丘，共十八万七千四百四十六平方尺，全部投荒在“界外”，所应征收的盐丘税银（按照明朝万历年间税额，废除明末加派）每年五百六十二两三分七厘多全部无收；更主要的是使这些“海滨斥卤”的县份食盐困难，价格猛涨，都由郑方所占据的岛屿走私输入，坐使对方独占专利。还有屯田，就是明朝所设“卫”“所”屯田养兵的田地分散各处，由老弱耕种，少壮充兵，清朝裁撤卫、所，原有屯田改用屯丁耕种，每亩每年征米二斗，漳浦镇海卫加上漳州卫在本县境内的屯田共一万五千三百六十六亩七分多，有的在界外，有的在界内，冒报界外，迁界时报荒的的屯田达到七千四百六十七亩八分多，剩下不及半数。还有泉州卫在本县境内的屯田八百二十八亩四分多，迁界时报荒五百四十八亩四分五厘多剩下的只有原额的三成多。永宁卫在本县境内的屯田二百五十二亩四分七厘多，迁界时报荒二百二十五亩四分多，剩下的几乎只是原额的十分之一。康熙二十年“复界”，到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陆续“起科”（开始征收），屯田有的已被冒混侵占，四个卫在本县的屯田只剩下一万三千零二十三亩，减少三千二百二十四亩多，虽然经过康熙三十八年清查丈量，每年所应征的粮米还缺额一百七十石六斗三升多，不得已加入全县田赋内匀征，每一石半加征一斗三升，补足缺额上缴。侵占屯田的是“豪右”，而平白加重了弱民的负担。又是渔税，所有泥泊、网门、桁仔、蚝丘、蛏埕、紫菜屿每年应课米二百八十五石九斗八升，并课银一百零七两五钱五分多，迁界期间全部无收。船税迁界时全部无收，复界后每年征银五百零二两四钱多。
  在战争年代，有一些措施是破坏性的，只有在安定之后才能恢复创伤，进行建设。
  七、康熙年间的新政
  漳浦在康熙二十年“复界”以后，海上、涂摊、盐丘等生产逐步恢复正常。“界外”田地经过五年时间逐步垦复。社会出现安定局面。
  ①精兵简政
  当时虽然没有“精简机构”“精兵简政”的名称，实际上在精简。驻军方面，卫、所在清初原已裁撤，杨捷来克复漳浦以后在这一带常设的镇守总兵，辖兵三千多名，下设左营（驻杜浔）、右营（驻梅州）、中营（驻县郊）三营，到康熙二十二年统一台湾后，漳浦总兵移设漳州（就是说一个府才设一个总兵），漳浦只留城守一营，设游击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兵额八百一十七名。防地东至旧镇，南至高洋口、盘陀岭，西至涂景寨，北至马口，东北至连江（今与龙海县交界一带地方）。沿海三里地带由水师防守，六鳌及六鳌以南属铜山营防地，六鳌驻千总，古雷驻把总，另有十六只战船巡逻海上，与南澳会哨。陆鳌以北为镇海把总防地，隶属金门镇右营。
  巡检司方面，在明朝时本县原设井尾、青山（在月屿堡）、古雷、后葛、盘陀五司，各设弓兵八十名，共四百名，每名年给工食钱七两二钱，康熙年间地方平定后只设盘陀一司，后来移设云霄镇，发展成为云霄厅。
  机兵（常年在伍的壮丁），明朝正德年间全县八十名，几度裁革，到万历二十四年还有一百五十名。清康熙年间只留存五十名，已没有防守任务，而用以在县供役。
  驿传方面，漳浦在唐朝只有县城一个“漳浦驿”，南下一百九十里才又有一个“临水驿”，宋朝在两驿之下设八“铺”（传递文书的站），逢铺设庵，用和尚兼管“铺”事。元朝设临漳（漳浦）、云霄、南诏（诏安）三驿，明朝发展到“十里一铺，设卒以递公文”，又于各驿设公馆，招待过往官员。客人往往很不客气，向地方传呼夫役，额外需索，里甲应役，百姓不胜负担。在明末清初两军反复攻战当中，各处百姓更受无限骚扰。康熙年间地方平定以后，全县设甘棠（马口）、临漳、云霄三驿，各常设赡夫五十名，甘棠驿人事由龙溪县负责；全县分设二十三铺，各设铺司一名，铺夫四名，只有驿铺方面，清朝有加强而没有减少，设铺的地点已不限于驿路上，而是遍及四乡。但规定只有持兵部“勘合”和“火牌”的才予照应，其余一概不准骚扰。
  ②整理户籍、地籍
  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尤其耿精忠的叛乱，使漳浦在短短时间内又三易其手（清、耿、郑），使户籍和地籍残缺紊乱。官府征粮赋唯里长、甲首是问，里长、甲首称霸乡里，随意将各种负担派给“子户”。康熙五年进行田、丁编审，康熙十年又进行一次“大造”，其实都由里长自编自造，只要总赋额达到官府掌握的数目就算完成。一里所辖十甲作为十班轮流。每年值一班，一里中所有应交的钱粮及一切夫徭杂费都由轮值的一班负责。叫做“大当”（屯田也照这个办法，叫做“小甲”），这是仿效明朝“一条鞭法”。认为简便，结果，当年值班的户往往破产倾家，有的不得不逃走。官府就拘捕他的同族，有时还要累及同姓。受牵连者有财产的豁出财产去赔，没有财产的往往要弄到家破人亡。“囹圄日满，里市萧然”（这是府、县志的原话）。到康熙十九年，福建总督姚启圣才请旨“散班”，改由各家责任自负，不连累别人。但是，包揽赋役的里长还是要剥削子民。继任总督兴永朝又施行“合户”的办法，允许子民自己“合户”，革去里长的名目。但是，虽然子民可以自己“择户”，不外“归宗合户”，“户”是官府对百姓征赋的基本单位，并非一家一户的意思，本来以一甲为一“户”，革去称霸乡间的里甲“归宗合户”以后，武断乡曲的土豪取而代之，当了“户长”，民间称“家长”，其实就是族长，同样是要敲剥“子户”的。漳浦全县本来五百二十甲，就是五百二十“户”，“户”中众“子户”不懂得他们的田地属于那一图，那一甲，只知道在某人的“户”内，摊派出自“户长”，交钱粮也要经过他们手，每个人丁被加派银一二钱，每亩田地被加派银四五分，这是常事。后来的知县陈汝咸在主持编县志时自己写《赋役志》说，这种情况是“相习为固然，从无花户册可问，亦从无业户自完之例”。并说，如果“户长”侵粮脱逃，官府去拘捕他的“子户”来完纳，对那一个人已经完纳，那一个人还没完纳，无从辨别，殷实与谨厚的人无辜受累。
  地、丁二赋的积弊如此深重，使百姓痛苦万分，也使征赋工作陷于困难。康熙皇朝为保证钱粮顺利征收，敕谕进行整顿。康熙三十三年，福建郭总督颁布编审条规，要实行“清册籍、查欺瞒、立的户、革甲首、严收除、禁滥免、择里书、均粮额、禁短苗买卖、禁需索”十款，切中时弊。但是，积习相沿已久，各县都无法实行。
  漳浦知县陈汝咸于康熙三十五年到任，于康熙四十年完成保甲的编定后，毅然执行整顿地籍“十款”，先用“亲供法”，废除过去以一甲为一“户”的做法，规定每一个有田的人都可以立户，由各户（家）各立“亲供单”，填注本户人丁、田地，户主自己封好，到县署投入专设的柜中，不经保甲长，不用图差。逾限没有投柜的，叫公差去催。“亲供单”就是“自报单”，用来与底册核对。接着，陈汝咸主持田间丈量，分为五十二图（每图约三十二顷），汇编成册，以后按册完粮纳银，不连累至亲。起初，原来的粮胥、族长们由于利益受损，曾设法阻挠破坏，都被打破。对于故意的毁谤和为担心搞不好而议论纷纷，陈汝咸立意做出成绩来，用事实说服。承办的吏书起初不懂得怎样做，陈汝咸耐心讲解指示，用一年时间，完成地籍鱼鳞底册（田地经清丈画图，一丘接一丘，形状好似鱼鳞，所以叫鱼鳞底册）经过陈汝咸自己裁定，列榜张贴城墙上，让群众核对，经过改正，然后施行。地籍以“都”、“图”为地段，户口以“保”、“甲”为编制，有再似以前地、丁不分，而是各有册籍，又互相表里。五年后，又再一次编审，并定为以后五年一编审。陈汝咸主持丈量土地编审户口，清除了赋役积弊，受到群众一致称赞，踊跃输将。
  当然，从来没有永远不坏的事，在清朝后朝，赋役又出现种种弊端，这待以后续谈。
  八，清朝漳浦文化的盛衰
  漳浦文化在明朝的时候很盛，清初继承了明朝遗风，明朝著名学者黄道周在漳浦留下一些学生，对传播文化起着很大作用，重要的有蔡而熤三兄弟在下布村讲学，张若化、张若仲兄弟在灶山上讲学。下布是梁山下小山村，却成为文化村，蔡而熤和兄弟而烜、而烷传及子侄蔡璧、蔡祚熹，孙辈蔡世远、曾孙辈蔡长云，蔡观澜、蔡桂、蔡新等都成为人才。蔡世远在雍正年间由翰林编修升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追赠尚书、太傅），他的著作很多，在学术上有贡献。蔡新于乾隆年间由翰林编修担任内廷总师傅（教皇子读书），擢为文华殿大学士，兵部及吏部尚书，曾任朝廷主考官，领导编纂《四库全书》，对我国文化有贡献。灶山上也有一个文化村，曾任明朝官员的张若化、张若仲两兄弟不涉足市廛，从事讲学。张若仲与农民为伍，操作田间，为群众排解纠纷，在群众中传播文化，影响深远。张若化的儿子张士楷满腹经纶，却不愿做官，专事讲学，著作甚多，就漳浦的文物和世情写下许多诗篇，为后人研究当时的社会情况留下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年间漳浦知县陈汝咸，他注意教化，破除迷信。当时漳浦一种“无为教”，男女群聚吃素拜佛，称为“菜公”和“菜妈”，暗地里有伤风败俗的事，陈汝咸觉察后加以取缔。没收信徒聚会的庙堂，改设育婴堂和书院。西洋天主教通过上级政府要在漳浦设教堂，受到陈汝咸的抵制而作罢。有一次，陈汝咸经过东岳庙，见到很多人络绎用牲品供祭鬼神，他厌恶那种惑众的鬼座神像，命人将它捣毁。
  陈汝咸对漳浦文化是有贡献的，他驱逐占据道周讲学处为庙堂的和尚，重新辟为书院。又修文庙，毁弃学宫内的“伽蓝祠”，会合县内士绅在明伦堂讲书，编辑前代学者高东溪等人的著作为教材。并设立义学，聘请有学问、讲道德的人为教师。他还是一个“伯乐”，对一些有希望的学子特意培养，在他门下，后来出了几个著名的学者如蔡世远、蓝鼎元等人。（《漳浦县志》载有蔡、蓝二人悼念陈汝咸的文章，称陈为师）。
  清朝漳浦进士《县志》有载的共四十一人，起于顺治，止于嘉庆。自豪庆十六年以后，历经道光、咸丰、同治，至光绪三十年废科举，一共一百多年中间，漳浦再也没有一个进士。那时，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治腐败，官府对宗族的封建统治失去约束，起因于佃户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被封建族长转移为宗族之间的“红白旗”封建械斗，那是一种惨无人道的大规模生死战斗，会宗联旗遍及整个漳浦县，延续了一百多年。田园荒芜、民穷财尽，还顾得上什么读书？漳浦乡村本来盛行延师设塾教书的风气到此不能不中断，因此，文化衰落。（详见本刊第二辑《“红白旗”封建械斗遗闻》一文）。
  太平军与漳浦
  李序宾
  太平天国起义，革命发展到十八个省份，建都南京。十三年后，因为内部分裂，互相残杀，终于被官僚地主曾国藩的湘军打败。
  被围困在天京城里的洪秀全，卧病两旬后，于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廿七日去世，十八岁的儿子洪天贵福继位，依靠干王洪仁玕和忠王李秀成，在天京苦战一个多月。当年六月十六日，天京被攻陷，李秀成出逃被俘。后被杀；洪仁玕带少数部队护卫洪天贵福突围南下，到江西石城被擒，十一月被杀于南昌。
  在天京陷落后，长江以南还保存着的太平军只有侍王李世贤和康王汪海洋的部队，他们分别从江西赣江以东的地区南下，到达福建汀州（长汀）、龙岩、漳州一带。
  李世贤所部于同治三年农历十月十四日攻占漳州城。翌年农历正月，汪海洋所部又占领诏安县城。于是，漳浦的清朝统治者便成为两头受困的“瓮中之鳌”了。
  当时，清朝在漳浦的兵力单薄，知县英峻（潢州人）召集地方绅士设局筹饷，招集民团。保守城池，城中绅士为团董，日夜督率民团兵，登陴守御。到正月二十一日早上，漳州的太平军就兵临漳浦城下了。
  太平军到达以后，即分兵两路，一路占领县城西北的鸡笼山，一路占领城东印石亭山，作为犄角之势，围攻县城。起初，四面总攻，用云梯倚城，奋勇攀登。守城的团兵齐施长矛，见人便挑，太平军死伤惨重。中午以后，太平军改变战略，单留城南不攻，意欲使城内团兵逃出南门，然后占领县城。是日细雨纷纷，民团所用的火药枪为雨水淋漓，失去作用，而太平军所用是战利品的后膛枪，成为压倒之势。到傍晚，鸡笼山上的太平军已用土炮将西北方城墙轰开一个缺口（那地方后来就被叫做“倒城隙”）从缺口攻入；另一部份从城墙较低处的西湖边三角潭地方越城而入。
  太平军蜂拥入城，守城的团兵都逃散。清朝左营游击陈洪凯已先逃窜。知县英峻也已在当天下午坐箩坠下城外逃往溪南乡。
  太平军入城后知道英峻逃往溪南，翌日进攻溪南。而英峻已取道龙迹亭逃往杜浔，坐船渡海到东山，转道厦门往福州，找闽浙总督左宗棠去了。
  那时候，左宗棠率领湘军主力“飞虎军”南下迫击太平军，坐镇延平府（今南平市）。闻报漳浦县城已失，便把英峻革职，令他戴罪立功，率带湘勇数十名，回漳浦相机行事。英峻来到与海澄交界的漳浦溪坂乡，窥伺太平军的行动，传送情报；并密遣心腹联络前已失败隐伏的民团头目，图谋配合湘军，收复漳浦。
  左宗棠为围攻李世贤，急调高连升驻万松关一带，以扼漳州东路，黄少春驻长泰，扼漳州东北路，洪亮驻石码，进军海澄，并调淮军提督郭松林入厦门，阻住太平军出海去路，只有南面漳浦、平和一线尚在太平军手中。李世贤急向驻闽粤交界处的汪海洋求援，而汪海洋出于妒心，竟对李世贤的危急坐视不救。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农历四月间，李世贤见漳浦的太平军与漳州的联络有被从海澄楔入的湘军切断的危险，乃写下军书，装在作拐杖用的竹竿内，派两名军壮，化装平民连夜赶来漳浦，要调驻漳浦的太平军撤回漳州，一起行动。那两个传令兵来到马口桥附近，被民团兵遇到，见其行迹可疑，抓去见英峻。英峻破开竹筒，尽悉太平军的撤兵计划，即将两人斩首，一面火速报告左宗棠，一面通知漳浦各地民团，准备截击。
  同治四年五月十五日，清军攻破漳州城，李世贤从西门突围，向平和方面落荒而逃。经过艰难险阻，到达镇平（今广东蕉岭）找汪海洋。于当年八月被汪海洋杀害。汪海洋也于翌年全部覆灭。
  驻漳浦的太平军在漳州失守之后，只有南路可走，准备往诏安与闽粤交界处的太平军汇合，乃急从南门退走。到距城二里许的涂桥头，漳浦的上千名地主武装——民团兵己事先得到英峻的通知，在那里设下埋伏，太平军受到突然伏击，死伤惨重，只有少数冲过涂桥，连夜向盘陀溃逃。到达盘陀岭时，又被当地的地主武装袭击，全部被歼。
  左宗棠以英峻克复漳浦有功，仍令署理漳浦县事。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