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消灭土匪和地主武装巩固后洞游击根据地
  吴运琳
  后洞位于漳浦东北部的朝天马、古罗二座大山中，东北毗连大帽山，东、南毗连灶山，北边与海澄（现龙海）县交界，南面是赤土，东南是湖西，西面是长桥、官浔，北面是赤岭。当时较近的国民党各个联保办事处（后为乡镇公所）和官浔区署到后洞都在二十多里以上。县城到后洞约六十华里。这一带山区有乌龟、马肚、科仔岭、旗盘、深坑、庙口、内陈荷、龙眼林、东边等九个小村庄，六十多户人家，三百多人，是国民党反动统治薄弱的地区。物产富庶，有矿、林、茶等产品，还有贵重药材，人民勤劳。但在反动政府统治下，劳动人民饱受苛捐杂税、田租、高利贷的剥削，人民群众生活贫苦，对拯救人民的共产党有深厚感情，是建立革命游击根据地的理想地区。
  一、掌握匪敌情况
  一九三五年春，中共闽粤边区特委决定向外围开展新区，建立革命游击根据地，扩大红军游击队武装，打击敌人，牵制敌人向我苏区的进攻和“围剿”，并解决经济问题。特委派靖和浦中心县委宣传部长邢乐民带领红三团一个连和工作人员向第二区漳浦后洞一带开展新区工作，在洋尾溪、官园、东头、浮山、顶溪坂、下溪坂等地开展游击活动，消灭地主反动武装。首先，工作人员向赤岭、石坑等几个村庄开展工作，把这几个村的群众组织起来，成立农会，做为基础。再向乌龟、马肚、科仔岭等村发动群众进行抗捐抗税和减租减息等斗争，建立农会组织，然后配合红军游击队消灭赤岭、湖西、赤土、长桥等地的地主武装及反革命份子。从而提高了群众斗争情绪，打下了良好基础，再向内外苦竹、横山、陈荷、土沙、水尾、水磨、卢厝、白石等村发动群众与敌人作斗争，扩大了红军游击队活动的地区。
  一九三五年冬特委派厦门交通员黄狮到第二区当区干部，他是长桥潭墘村人，地方熟识，区委书记派他到后洞、长桥一带工作。但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他就被反动家长与联保主任黄狗屎拉拢收买，叛变了革命，破坏了潭墘、草坂二个村的革命工作，后洞根据地受到很大影响。加上汉奸土匪张保样三十多人在我游击区外围派乌单、抢劫，杀害人民群众，阻碍了我们开展外围新区的工作。
  一九三六年三月，闽粤边区特委派我在靖和浦中心县委领导下到第二区任区委书记。主要任务是消灭张保祥汉奸土匪及豪绅地主的反动武装，解决经济，建立基层党支部和赤卫队武装。我带工作人员张亚才、张总等配合义勇军第三大队（队长卢尤，副队长王德海）开到漳浦县长桥乡溪内、内屈村后面山上驻下。当时长桥联保主任黄狗屎有联防队二十多人。在离我义勇军驻地几华里的倒桥、翁厝两个炮楼驻有敌人护路队，以防止我游击队活动。我们主要靠党支部和顶马、中墘、田仔、旧厝、顶厝、下井、君尚等基点村的人民群众在粮食等方面的支持。我义勇军配合赤卫队夜间开展工作，日间在山上上政治课和军事课，提高义勇军的政治思想和战术水平。我们工作分作二路，第一路由工作人员张亚才和副队长王德海带义勇军一个排去石坑、坪林、过溪、楼仔、后寨脚等村的丛山中驻下，了解匪敌情况，再向乌龟、马肚开展工作。第二路由工作人员张总配合义勇军大队长卢尤带两个排开去白石、卢厝山中住下，侦察匪敌活动情况。我负责区全面工作，住的地方没有固定，有时去后洞、石坑、水磨、卢厝检查工作，有时去洋尾溪、枋坑、官园、东头、浮山检查工作，经常开会，大部份时间在塘仔、柴桥坑、荔枝林、橄榄林一带领导群众与敌人作斗争。
  张保样只有三十多人，武器装备一般，但他不仅是经济土匪，而且与日伪汉奸有联系，并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暗中的支持，也勾结了豪绅地主蓝秋金等。张匪的存在对革命游击根据地群众的威胁很大，对我作开展新区的工作也有影响，这是对我们开展工作不利的一面。地主蓝秋金在国民党漳浦县伪政府中有一定地位，但他只有十多名武装，卜壳枪、短枪、步枪合计也不过十几支，战斗力不强，一打就垮，他的住宅虽有铁丝网防备，也不能保住他的安全。我们周围的赤岭、湖西、赤土、长桥等地只有敌人联防队，没有保安队与正规军，这对我们开展工作是有利的另一面。
  二、建立党支部和赤卫队武装
  我们游击区的群众在反动政府统治下受尽苛捐杂税和田租、高利贷的重重剥削，生活困苦，区党委研究决定，提出抗捐抗税和减租减息等斗争，这也正是游击区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但起初抗捐抗税和减租减息是内部提法，而群众对伪政府则只说捐款摊派太重，不合理，只交一部份，拖欠一部份，税款采取回避不交的办法。田租经内部研究决定按照党的政策作三七减，而佃户公开对田主还是只说收成不好，不能全交，例如原定交四百斤的只交两百八十斤，其余一百二十斤拖欠不交。利息每年一百元的也只交七十元，三十元不交。由于有红三团和义勇军作后盾。人民群众敢于斗争，后来联保主任不敢派兵强迫收捐，税务员不敢到游击区收税，地主也不敢迫租，佃户交多少他就收多少，利息也是一样。抗捐抗税和减租减息取得胜利。大大鼓舞和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对敌斗争情绪，人民群众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敌人作斗争才能取得一定的胜利。我们把在斗争中表现立场坚定、工作积极、大公无私、作风正派、符合党员条件的农会会员吸收入党。当时二区除由叛徙黄狮破坏而断了关系的潭墘、草坂两村之外，我们原已建立的洋尾溪、坊坑、石门、官园、浮山、东头、山边、坑仔、塘仔、割后等十个支部，有三十名党员。通过对敌斗争，又发展和建立了石坑、后洞、水磨、卢厝、柴桥坑、荔枝林等六个支部，有十九名党员。全区合计十六个支部，共有五十五名党员。在党支部的领导下，都成立赤卫队武装，各队人数不一，约在五人至十人左右。全区赤卫队武装约有九十多人。武器方面少数是单镗枪，大多数是鸟铳。队员没有脱产，日间在地里劳动，夜间配合工作人员开展工作，有时剪断敌人电话线，有时炸掉敌人交通要道的桥梁，有时散发传单，有时配合红三团或义勇军抓土豪和袭击敌人。
  三、打击敌人，抓土豪，灭土匪
  一九三六年四月，我红三团第三连在洋尾溪、官园、东头、浮山、顶溪坂、下溪坂一带游击区活动，依靠九龙岭大山，控制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漳州通往浦、云、诏的交通要道。有时炸桥梁，有时剪电线，经常伏击敌人。同年五月间，我红三团第三连在连长陈潮汕和指导员刘清的带领下，在九龙岭伏击由国民党七十五师一个连护送的运输队，当场打伤敌人二十多人，缴获轻机枪二挺，步枪二十多支，子弹一千多发，在战斗中我第三连排长许赐同志英勇牺牲。同年六月，我红三连配合义勇军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进攻官浔伪区署，毙敌十一名，俘敌二十多名，缴枪二、三十支，使敌人在军事上受到打击。七月间，我红三连又配合义勇军，由群众带路，进攻湖西小屿村，抓到大地主蓝秋金，缴获长短枪十多支，子弹八百多发，银元五百余元，鸦片烟土五十多斤，并没收一部份财产分给贫苦群众。我军把蓝秋金抓回关在石坑祠堂。第二天下午约四点种，土匪张保样纠集三十多名匪徙，从山路避开我岗哨，冲进石坑祠堂，想抢回大地主蓝秋金。在我机关枪手扫射下，土匪死伤十多人，丢下十多支枪和一批子弹，狼狈逃窜。蓝秋金被我们关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国共谈判合作抗日时才放回去。张保祥汉奸土匪在我红军游击队打击下损失惨重，我义勇军配合赤卫队继续追击，这一批土匪在我们外围的山区站不住脚，由张保样带领残部逃窜到云霄县山区去，后来受国民党福建省师管区收编。我义勇军开到溪内一带，驻内屈山上，八月间，除掉曾杀害我割后支部书记蔡万钟的反革命分子陈水。不久，我义勇军又在塘仔村除掉杀害我工作人员吴永福的叛徒郑木斗。同年九月，我义勇军去罗山抓土豪，没有抓到，没收了他的一部份财产分给贫苦农民。我们于十月要向石壁村开展工作，先了解到该村家长（族长）思想反动，不准群众接近我工作人员和义勇军，并向群众派款购买三支步枪和一百多发子弹，夜间在各条路头安装路铳，准备抵抗义勇军。我们知道他们路铳在早上七点钟就要收回这一情况，就由义勇军队长卢尤、通讯员薛大头两人化装农民，于早上八时进入石壁村，这次虽然抓不着“家长”，却缴了三支步枪和一百多发子弹，我们还向村中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收到很大效果。
  我们巩固了后洞革命根据地，即由工作人员张总同志向赤土、前坂、下宫、眉力、东厝开展工作。工作人员陈亚才同志也向赤岭大路边、山仔坪、苦致、牛埕尾、大墘等村开展工作，并向湖西山区各村推进。我在塘仔村利用亲戚关系向长桥、店前、门口山、下洋、石虾、南坑口、罗山尾等村开展新的游击区。我除回县委开会和在区委开会研究工作外，都住在塘仔、荔枝林、柴桥坑、后洞、水磨等游击根据地，工作有八个多月时间。有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又有基层支部的配合和赤卫队武装的保护及游击区群众的支持，特别是后洞村蓝来桂、方安溪、水磨村陈香汉，西墘村陈德成，塘仔村阮如发、郑元成、郑成文、郑水涨，荔枝林村叶来盛、叶福寿，坑仔村林凤来，林进育等人不顾个人流血牺牲，在家庭生活困难的情况下也想办法送饭给我们吃，还经常和我们在山上过夜，时刻注意敌情，保卫我们安全，我们才有办法坚持与敌人作斗争，巩固革命游击根据地。
  四、统一战线工作
  “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被迫同意与我党合作抗日。在我党感召下，全国各界抗日情绪高涨。当时我还住在柴桥村对面山石洞内。而我们已根据党中央和闽粤边区特委指示的精神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我和义勇军队长卢尤、副队长王德海在石坑、后洞、塘仔、柴桥坑、荔枝林等游击区对国民党的保甲长做工作。除官浔伪区署和长桥联保办事处统治十多个保外，我游击区内的三十多个保甲长都被我们争取过来了。当反动政府召开保甲长会议研究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情况，他们回来马上向我们报告。伪政府摊派捐款群众负担过重，我们就派人和保甲长商量，然后向联保主任提出意见，迫使伪政府减轻捐税。如果游击区群众被敌人抓去，我们叫保甲长想办法具结保回来。如我义勇军去罗山抓土豪时，没收了一些花生油，叫坑仔村林龙章和顶马村郑银成两人去县城卖，被敌人抓去关禁，我们就叫柴桥坑保长和塘仔保长使用金钱具结保回来。由于发挥了我们统一战线的作用，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形势很好，敌人无法找到进攻我红三团和义勇军的目标。
  五、骄傲自满和右倾思想造成革命损失
  一九三六年秋国民党反动政府调遣广东军一五七师向我闽南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围剿”。广东军比伪中央军阴险和狡猾，过去伪中央军在实行“围剿”时，多是七、八路声势浩大齐头并进，当被我们打垮一路，其余也就跟着溃退了，而广东军一五七师的战术则不同，他是首先在各城市驻上部队站稳脚跟，然后又占领村镇。我第二区驻有伪军一五七师一个营的兵力，营部驻官浔镇。洋尾溪、橄榄林、官浔各分驻一连，对我们步步进逼。这些部队白天照常出操、上课、打球，晚上偷偷地派出一个连或一个排分散到各个路口要隘活动，打我们的埋伏，抓我们交通员到处转，给我红军游击队和义勇军的活动带来不少困难。更阴险的是敌人还抬着抗日合作的招牌，对我红三团和义勇军展开政治攻势，以麻痹我红三团和义勇军的警惕性及欺编群众。同时敌人又加强法西斯保甲制度，以限制红三团和义勇军及我党的活动。
  在粉碎敌人二次“围剿”和革命形势日益发展的局面下，代理特委书记何鸣滋长骄傲自满和右倾思想，采取了不切时宜的战术和策略，终于招致了不应有的损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我被调回特委，在第二区活动的红三团第三连连部带同一个排和义勇军一百多名以及地方工作人员也都调去第一区的白云、狮头一带，从而放弃了第二区游击根据地的领导，以致在一九三六年冬至一九三七年春，第二区各处的地下党员、接头户、赤卫队员等被敌人抓去杀害七十多人，单漳浦境内被抓去杀害的就有四十多人，如塘仔村地下党员阮如发、阮裕兄弟在田里割稻被敌人抓去杀害，接头户郑成文被抓去漳浦县判四年徒刑监禁，赤卫队队长郑元成被抓去县城杀害，坑仔村被一五七师于夜间包围村庄，抓去地下党员、接头户、赤卫队队长林凤来、林球仁、林进育、林进路、林中贵等五人，第二天全被杀牺牲，第二区革命工作受到重大损失。
  一九三七年七·一六“漳浦事变”后，我红军部队重建武装，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留下闽南地方革命工作人员和机关千部二百多人，除机关干部外，分配到城镇及平原新区领导群众抗日。没有派干部去第二区领导革命工作，第二区革命游击根据地下党支部和人民群众失去上级党的联系。
  一九四六年五月，闽南地委为了恢复靖和浦老游击根据地，派钟骞支队副政委柯永麟率队挺进靖和浦地区，以打击地方反动势力，恢复革命根据地。一九四八年春地委决定成立靖和浦县委，由柯永麟任书记，黎炳光任组织部长，张亚挞任宣传部长。同年五月间，经地委批准成立靖和浦独立大队，何协兴任大队长，柯永麟兼任政委。
  靖和浦独立大队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在闽南支队支队长李仲先、副政委卢炎、副支队长吴扬分别率领几个连队的支持下，不仅完全恢复原第二区游击根据地，并且向佛昙的东坂、林埭、马坪、前亭的东厝等村进展，建立新的游击区。虽然由于蓝兆熊的叛变致游击队将士被敌人杀害三十多人，而后洞周围革命游击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在靖和浦县委领导下坚决与敌人作斗争，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九月漳浦县解放。
  梁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中共漳浦县委党史办公室整理
  梁山位于漳浦东南及南部，前滨海，后与乌山、矾山相连。这里峰峦叠嶂，森林茂密，资源丰富，形势险要，东西连绵几十里，是漳浦县境内首屈一指的一座大山。最高的老人峰山峰海拔在一千公尺左右，漳浦民间历来有“一梁二灶三太武”（都是山名）和梁山九十九峰之说。在此开辟革命根据地，进可以主动出击敌人，退可以休整队伍，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是打游击的理想地方。
  梁山山麓周围的广阔地区散居着几十个村庄，这里的人民群众长期以来深受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对阶级敌人有着刻骨的仇恨，群众基础较好，给建立革命根据地，升展革命斗争提供了良好条件。
  梁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红三团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第一次反“清剿”灵活地运用游击战术，把“内线作战”变为“外线作战”冲出了敌人封锁线的斗争成果。这样，既开辟了新区，又恢复了靖和浦中心区，终于打破了敌人的第一次反革命“清剿”。
  靖和浦苏区人民第一次反“清剿”斗争胜利和梁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迫使敌人改变了“清剿”策略，根据地人民于一九三五年夏进入了第二次反“清剿”阶段。这时敌人进攻的特点，从过去的“驻剿”、“分进合击”等进展为“驻剿”、“搜剿”和“移民并村”相结合。有时敌人驻了下来，当找不到红军时就假撤掉，企图引诱红军回来，这实际是“驻剿”的发展。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清剿”持续了很久时间，开始是组织守望队、开公路、筑炮楼、剿山、打埋伏、通过反动分子抓交通员等，通过这一系列办法企图切断红军和群众的密切联系。但其反动兵力还是不足，兵驻得少了又怕给红军吃掉，即使驻在大村庄，也不能阻止红军游击队在小村庄的活动，他们调运粮食也往往要受到红军的袭击。于是就进一步采用“移民并村”的办法。这时，除靖和浦中心区的各个村庄几乎全被移走外，梁山根据地的龙潭、后井、新社、吴岗、陂内、火烧寮等山村也被强迫移走，造成几十里范围内的无人区。可是这样他们还不能达到目的，就进一步加强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即“一家通匪，十家连坐”，还规定了“知匪不报者杀”，“供匪粮食者杀”，“通报消息者杀”，“窝匪者杀”等“十条禁令”，在敌人残酷的军事进攻和法西斯政策统治下，群众只能十天、八天佯装上山砍柴，给红军游击队反映一些情况，但粮食等生活必需品接济不上来，战士们只好在半饥饿中度日，有时甚至以野菜、野果、竹笋等充饥，当时斗争环境确实比过去困难得多了。
  一九三五年秋，中共闽粤边区特委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明确地提出了加强党的领导，武装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进攻。
  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清剿”，闽粤边区特委派出大批工作团，配合主力红军和地方游击队，冲出了敌人封锁线，采取秘密和公开相结合的方法争取敌人的守望队，使部份守望队变成“白皮红心”为红军服务的守望队。一九三五年七月，驻梁山根据地红三团第一连配合团部特务排先后攻打云霄县何地、马埔圩、方林等村庄的地主联防武装的土楼，把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和粮食分配给农民，在几次战斗中共缴获长短枪四十多支，子弹二百余发。同年六、七月间，在向漳浦沿海发展的红三团也采取了积极行动，先后攻打杜浔、过洋、路边、枋林、院前、逢山、徐坎等地的地主豪绅，镇压了反动地主，收缴了民团武装，又开辟了过洋、路边、山门、凤过山、枋林、院前、逢山、徐坎、地嵩、径口、后岭等游击根据地。
  这时候，由于红三团的某些领导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自满，轻敌麻痹。一九三六年六月，张长水同志带领红三团四个连和团部警卫排攻打云霄白泉村，准备拔掉这个反动联防据点。由于内部泄漏了军事机密，使敌人事先作好准备，红三团进攻失利，伤亡五、六十人，在撤出战斗中张长水同志身负重伤，转移到梁山的第二天就牺牲了。后由何鸣兼任团长。
  同年七月间，红三团一连和团部特务排攻打霞美、杜浔、沙西等地的地主武装，将没收地主的衣服、粮食分配给贫苦家民，再一次发动群众，又巩固了梁山脚下的大片游击区。八月三十一日，闽南独立营三个连配合梁山根据地红三团特务排共五百多人，从云霄的牛角径出发，埋伏在将军山下后汤村甘蔗园里，卢胜同志利用旧风俗中元节，化装带领短枪队六十人进城，攻打银行，缴获伪钞票十多万元。此次胜利，震动了闽南各县，牵制了敌人向红军游击根据地的进攻。同时也解决了游击队大量的经济问题。
  一九三六年夏秋期间，红三团第三连在林少克连长带领下，紧密配合赤卫队，先后镇压盘陀反动联保主任陈壬生和反动保长蔡水基，又镇压眉田反动联保主任张仔义和竹仔林的反动保甲长。同一时期，县委吴庭坚和张太西同志也率领二百多个游击队员和赤卫队员攻打溪南村，镇压溪南的反动保长柯坤茂和柯和尚等，灭了阶级敌人威风，长了群众志气，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在整个第二次反“清剿”斗争中，红军将士和根据地人民发挥了无穷无尽的智慧，创造了白天生火不冒烟，晚间生火不透光，大小便随解随埋等方法，终于粉碎了敌人的“侦剿”，摆脱敌人的跟踪。通过第二次反“清剿”斗争胜利，壮大人民武装队伍，不仅完全恢复了靖和浦苏区，并且巩固和扩大了梁山游击根据地。
  正当闽南党和红军游击队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坚持游击战争，大力地发展和巩固苏区，壮大人民抗日武装的时候，蒋介石反动政府又调遣广东军一五七师和一五八师的一部份，向我闽南准备抗日的人民武装发动了第三次“清剿”。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正是闽南革命人民、包括梁山根据地人民进行第三次反“清剿”斗争阶段。
  一五七师开始向游击区进攻时，红三团打了几次小胜仗，挫伤敌人的锐气。一九三六年十月至十二月间，红三团的一、三连先后配合眉田、巷内、龙潭、后井、苦竹、过洋、路边等地农民武装，攻打霞美、刘坂、董门、杜浔、院前、屿头、旧镇、溪头等地的一五七师驻军和张锡九反动壮丁，打死打伤敌人一百多人，缴获步枪八十多支，拔掉敌炮楼五座，从而巩固了龙潭、后井、眉田、巷内、黄埔、过洋、路边、徐坎、院前等游击根据地。
  一九三七年六月“漳浦事件”的发生，是一五七师一手策划的阴谋，造成我红军丧失大量武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经过半年的艰苦斗争，武装队伍整新了，靖和浦苏区和梁山根据地很快得到恢复和巩固，随着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闻名的红三团改编为新四军，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开赴苏皖前线抗日。
  红三团北上抗日后，吴庭坚、张太西等同志留在后方继续领导人民群众抗日，坚持革命斗争。这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积极破坏国共合作抗日，仍不断集中兵力向闽南游击根据地“围剿”。当时张太西同志已经担任中共漳浦县委书记职务，环境虽然极端恶劣，但他仍然充满着革命信心和决心，坚决执行党的“埋藏生产，武装自卫”的方针，把全体工作人员化整为零，组织到下铺的金刚山（梁山的一个山峰）和龙岭的官真寮山中开荒生产，度过艰苦岁月，保存革命有生力量，等待时机，坚决与敌人作斗争。
  一九四三年一月，张太西同志正在官真寮工作，为了保卫漳浦县委机关和吴庭坚同志的安全，特地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同交通员蔡火同志连夜赶到梁山的虎硿岩，迅速传达和研究当时的严重情况，但是县委机关来不及转移，反动军警在无耻的叛徒蔡国带领下已经包围了虎硿岩。张、吴等同志英勇与敌人搏斗，在战斗中吴庭坚同志为革命事业贡献出宝贵生命，壮烈牺牲，张太西同志终因寡不敌众，弹尽负伤，与蔡火不幸被捕。
  张太西同志在敌人监狱中、法庭上坚贞不屈，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在狱中继续为革命事业操心，经常对难友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一九四三年夏，张太西与蔡火同志被反动派杀害。临刑前，太西同志与狱中难友含笑告别，视死如归，正义凛然。他还利用敌人宣判的机会向周围群众宣传抗日和革命道理，揭露敌人的狡猾阴谋，陈词慷慨激昂，周围群众莫不深受感动，反动派无不胆心惊。在走向刑场途中还不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从容就义。
  吴庭坚、张太西同志的牺牲是党和革命事业的一个重大损失，但是他们的革命形象和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精神一直鼓舞着广大群众，特别是梁山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更是广泛地传颂着他们的事迹，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所立下的功绩永垂史册，他们所表现的英雄气慨足与日月争辉。
  这一时期，叛徒蔡国带领反动军警在梁山根据地的下楼、下铺、溪南、陂内、火烧寮、龙潭、后井等村先后杀害我地下党员、革命千部及革命群众一百五十多人；拆毁陂内、火烧寮、龙潭、后井、新社、下铺、吴岗等山村民房二百二十多间；还强迫当地群众并村移民。一九四〇年十月，国民党反动派又召集二十师一部份兵力向我梁山下的山门、黄厝路、垅仔埔等根据地村庄发动“围剿”，大批屠杀革命群众，洗劫群众财产，连山上的牧童和庙里的和尚也惨遭杀害。真是敌军所到之处，鸡犬不宁。
  正由于蔡国等人的叛变，使梁山革命根据地遭受十分严重的破坏，活动范围缩小，工作困难重重。但是，黑暗的终点是曙光的到来。在这革命最艰难的岁月里，梁山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并没有被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吓倒，他们以吴庭坚、张太西等革命烈士的高大革命形象激励自己，不畏反动派的“十杀”禁令，经常冒着生命危险，继续为我红军战士和革命干部送粮食，送衣服。如山门村老接头户林轩娘（女）为了掩护革命同志，儿子被敌人杀害了，自己也被反动派打得遍体鳞伤，当凶恶的敌人一走出村口，她从地上爬起来，擦干身上的血迹，顾不得掩埋儿子的尸体，咬紧牙关，挺起身子，走出家门，迅速把消息送给红军。根据地的人民为了党的革命事业，宁可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们与红军战士同生死，共患难，党正是依靠这样的人民群众粉碎敌人的屡次“清剿”，终于胜利渡过了这个最艰苦的“埋藏生产”时期。
  从此，梁山根据地人民同其他革命根据地人民一样，正确执行党的“隐藏精干，蓄力待机”的方针，继续高举革命旗帜，踏着先烈血迹，跨入解放战争年代。这时，他们仍以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继续开展游击战争。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全县的解放。
  （原文与本刊前辑重复部份略有删节）
  “乡约”
  一一漳浦的“南北战争”
  陈万年杨景山
  辛亥革命推翻皇朝，但政权为袁世凯所篡夺，以后军阀混战，延续十八年。福建同样脱不了这个灾难，漳浦人民饱受军阀欺压掠夺之苦。北洋军阀孙传芳部第四师师长张毅占据漳州为王，摊派辖属各县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甚至有闻所未闻的门户捐、烟筒捐、棺材捐……等等。其中最利害的是鸦片捐，每亩收捐四五十元，并且未种先收，交不起的，横遭捕禁酷刑，广大农民在横征暴敛之下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而一些土豪劣绅助桀为虐，承包捐税，榨取人民血汗。本来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劣绅，为争权夺利而互相水火。全县田亩捐本来由黄宝忠以每年五十多万银元向张毅承包，佛昙区部份由黄宝忠交全县最显赫的绅士、前清举人、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杨士鹏支配。后来这个“田亩捐”肥脔为柯安帮加价竟包夺去，漳浦绅士就由利害冲突而结成南北两派，都以城关及佛昙两地为中心，北派以城关柯安邦（绰号红番），佛昙杨天枢、杨天育兄弟为首，南派以城关黄宝忠、佛昙杨士鹏为首，爪牙分布各区、乡，各以封建宗族为势力，展开权利的争夺。
  佛昙的杨天枢在袁世凯称帝时曾到漳州应考，中为“俊士”，自认资格相当于举人，拥有一部份封建势力，可与老举人杨士鹏相抗衡，站在杨士鹏的对立面，而与柯安邦结成宗派。这一派依附于北洋军阀张毅，所以被叫做“北派”。杨士鹏、黄宝忠这一派转而投向南方以何应钦为首的北伐势力，所以被称为“南派”。
  当时漳浦处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民怨沸腾；而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形势下，南方国民党正在蓬勃发展。南派绅士以民气可以利用，国民党的势力可以凭藉，乃于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秋，由杨士鹏、黄宝忠、陈启芳（赤湖南峰人）为谋私人利益发起组织民军，在鼓浪屿外国租界赁屋为办事处，一面派人联络广东粤军及在潮汕黄岗驻军的何应钦部下张贞，以响应北伐军；一面分头到各乡筹组民军，分三方面进行：外东区，包括佛昙、马坪、前亭一带，由杨士鹏的长子杨子康（即古锥舍）负责；二、中、内东区，包括赤湖、下湖西、金塘、乌石、六鳌一带，由陈启芳、陈祥麟负责；三、南区，包括杜浔以下陈、林、李、黄各乡村；北区长桥、南埔、溪仔一带姓黄的村庄，由黄宝忠负责。各乡村封建头子“入股”，共为二十四股，各股以地方豪绅为首分据地盘，征收捐款，自购枪支弹药。各处负责人应召到鼓浪屿集会，签订条约，所以叫做“乡约”。实质无非也是这些封建头子为统治压榨人民而私自签订的条约。
  “乡约”既成，便由杨士鹏的长子杨子康与陈启芳、黄宝忠等在佛昙大宗祖祠召开各乡联合大会，发动分头成立民军。于1924年十一月最先在佛昙成立一营，蔡亦贞任营长。接着杜浔陈乌吻、大埔翁必达（猪母）、戴坑戴果珍也都各组成一营，分任营长。总的归属一个团，由杨子康任团长，陈启芳任总指挥，杨景山任秘书。以后各乡土豪纷纷响应，各组民军，公开活动。有的观望局势，没有卷入。只有顶湖西蓝姓，由于族长蓝长江与“石码皇帝”蓝番薯、蓝步青父子关系密切，都依附于北洋军阀张毅，站在“乡约”的对立面。
  不久，张贞的势力已发展到诏安、云霄，那里已成为民军的天下。漳浦的北军统治已在北伐声势的震撼下，漳浦的“乡约”民军以为时机成熟，就着手夺取县政权。而当时北洋军阀的漳浦县长许仁寿利令智昏，还是到赤湖督办“田亩捐”，被赤湖的“乡约”民军头目陈启芳、陈样麟率众将他拘禁南峰山内底村。漳浦民军准备配合云霄民军进攻漳浦县城，驻漳浦的北军见不能立足，不战自逃。佛昙及赤湖的民军由杨子康、陈启芳率领，于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十二月进占县城。烧毁柯安邦的“金谷银行”和住家“箴园”。云霄方面的民军自称“自治军”，也派出蔡乌记、蔡荷、许桂芳、林其明等连长率队进驻漳浦。各“乡约”头目乃公推县城绅士蔡次恭为临时县长，议定县城由云霄“自治军”留驻，本县民军各退回本乡防守。
  北派绅士柯安邦在失去漳浦县城后，往漳州向张毅乞师，同张毅所部团长张顺率队由南靖迂回平和，伪装民军的援军，从西门入漳浦县城。民军不备，在突然袭击下仓惶退却，败回云霄。北军再度占领漳浦县城，并即派侯营进驻旧镇。由县商会会长陈朝曦（旧镇振成行老板陈妇来的胞弟）负贵北军粮食弹药。张毅派蓝长江为漳浦县长。而大部份乡村还在民军占据下，南区方面以旧镇港为界，与北军对峙；东区方面，由陈启芳率领赤湖民军据守产树埔、江头一带，击退由旧镇北犯的北军侯营。
  北军虽然夺回漳浦县城及旧镇、但是漳浦各乡民军蜂起，县城难保，张毅很是寒心，于1925年春节派潭州绅士林琯玉赴鼓浪屿与杨士鹏讲和，杨士鹏驰书陈启芳嘱其停战，陈启芳拒不执行，依然出兵，因而议和不成。张毅增派孙团驻防旧镇。
  1925年农历正月初八日，南区陈林李黄四姓民军进抵梅宅渡过旧镇港，在石桥地方与北军孙团作战。民军为一时乌合之众，未经训练，武器差，一触即溃，当时适值涨潮，民军背水作战，后退无路，阵亡及溺水牺牲者九十多人，海上浮尸纵横，令人目不忍睹。一部份退入石桥楼堡，北军包围攻破楼堡，民军全部被杀。统计是役民军死亡一百五十八人，事后尸体全部运回。
  当南区民军在旧镇作战失利的时候，在旧镇东线与北军对峙的陈启芳派人向佛昙杨子康告急。杨子康于农历正月初九日带领佛昙民军到产树埔与陈启芳会合，当日下午分三路进军旧镇。杨子康从东路，陈启芳、陈祥麟从西路，王连从中路，同时并进。不料北军侯营已预先在旧镇山麓狮头地方的必经路上两边设下伏兵，正中山上安置机关枪阵地。佛昙民军中了埋伏，三面受敌，且战且退，死伤十多人，头领杨子康、蔡亦贞阵亡，杨子康被枭首到县城示众。佛昙、赤湖民军连夜退回，均各解散。“乡约”以失败告终。
  北军孙团趁胜进军，经赤湖，至佛昙，沿途杀人放火，共烧屋百余间，陈启芳、杨士鹏的住宅及杨氏祖祠都被烧毁。北兵办理清乡，佛昙为南派绅士所利用的民军残兵及无辜百姓被捕砍头八九人。民军首领逃避鼓浪屿，托庇于洋人租界。北洋军阀所驯养的土豪劣绅柯安邦、杨天育勾结北军，乘机敲诈勒索，派出爪牙，配合北军，四出办理清乡，派军费给养十余万银元。单赤湖一乡就赔款五万四千元，每一人分摊四元，每亩地分摊六元，即所谓“丁四米六”，群众被迫卖妻卖子，惨不可言。那一批勾结北军的土豪劣绅大发横财。
  柯安邦一跃而为漳浦最有权势的绅士。他的对立面黄宝忠逃走，房屋被烧，北军到处烧屋，凡持有柯安邦盖上私章的名片悬挂门首，可作为平安符，免受焚屋的惨祸，因而这种名片涨价，每张值一千元以上，被当作“钞票”流通使用。
  在北军清乡当中，杜浔方面还闹出一场风波：北军于农历二月甘五日进驻杜浔丘厝乡大宗内及下卢等乡，闯入丘姓人家抢劫财物，侮辱妇女，激起民愤。首先有一青年名丘两省，持土枪到丘厝大宗前向北军营门开枪射击，然后飞奔到各处鸣锣呼喊，号召群众起来斗争。群众同仇敌忾，集合攻打北军，吓得北军拔营退走。附近陈、林、李、黄参加“乡约”、北军有杀亲之仇的四姓群众闻讯纷纷出动，集合了几千人，扬旗执械，一队队来到杜浔，会同丘姓群众，围困北军全营于新德山上。在作战中阵亡民兵丘启应。是日阴雨纷纷，民兵的土枪淋湿不响，恐北军反攻，自行退却。北军还是困守山上，不敢妄动，以待援兵。到下午三时许，有北派绅士的爪牙派人从洪姓下东后壁学等处运粮接济北军，并通报情况，北军才知道民兵武器不济事，壮胆下山到镇内，驻扎于后壁学地方，就在那些人的带领下，搜集到三十六桶煤油和一百多包面粉，要作烧毁丘姓群众房屋之用，群众慌了手脚，争先搬运家私，四处逃生。后来由丘迪康到后壁学兵营向北军赔礼，认罚三千六百银元，了结此案。各姓群众也相继以金赎“罪”，认罚了事。
  翌年（1926年），北伐军入闽，北洋军阀败走，打着国民革命军旗号的张贞所部进驻漳属一带，改编为四十九师，闽南各县民军多编入四十九师，民军头目成为正式军官。柯安邦逃避鼓浪屿，被捕引渡，解漳州处决，北派绅士彻底失败。南派绅士回到漳浦，继续骑在人民头上。
  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只在漳浦县花一现，“田亩捐”等苛捐杂税比北洋军阀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有民谣道“张毅换张贞，捐款加倍升，做官司用亲朋，头人较多兵，手杖较多枪，打仗无才能。”
  北伐时期的漳浦
  集体整理
  一九二五年春，漳浦“南派”绅士为与“北派”争权夺利而投机于北伐势力所组织的“乡约”民军失败后，漳浦仍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南派“绅士逃避鼓浪屿”万国租界“，”北派“绅士及其爪牙引导北兵“清乡”，对人民任意蹂躏、勒索，到处鸡犬不宁。
  但当时总的形势是：孙中山已经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革命势力正在蓬勃发展；北洋军阀已日薄西山，北派绅士在北洋军阀的枪杆子支持下卷土重来统治漳浦只是回光返照。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何应钦任东路军总指挥。张贞当时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团团长，已先在何应钦指挥下进入汕头地区，辖地直达饶平黄岗，也就进入了张贞的老家诏安，在诏安创办军事教导总队（后改为福建陆军干部学校），训练下级军官。当时还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漳浦各地知识青年多人跑到诏安去受军官训练，后来在张贞部下任连长、排长等职，如蓝锦涛、陈达泗、陈锡伍、陈捷南等等都是。”乡约“民军头目陈启芳和翁猪母（翁必达）、戴果珍等则在”乡约“失败后投奔张贞，陈启芳任补充营营长，翁猪母、戴果珍任连长。有的人为幕僚，如戴传任副官等。一些原乡约民军的士兵和无业游民到那里当兵。
  北伐开始，张贞的独立团从漳浦、平和两路直入漳州。张毅见大势已去，率队奔逃。张贞的独立团克复泉州，在漳、泉一带收编很多民军。进驻福州后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四师，张贞升任师长，兼任福建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福州警备司令。后调驻漳州，防地除原漳州府所属各县外，兼及泉州、龙岩等地。驻漳后改编为陆军暂编第一师，最后番号为陆军第四十九师。
  陈启芳营长曾留驻漳浦，短期暂兼县长。他的一营人多是漳浦“乡约民军”所收编，原来各乡的民军头目都当了四十九师的军官。后来陈启芳调驻马巷等地，最后升任团长，蓝锦涛、陈达泗升营长，陈捷南、陈锡伍升连长。翁猪母留在漳浦任县警备队长，后为保安大队长。
  张毅在福州投降北伐军，被解到汕头枪毙。漳浦的北派绅士随着北洋军阀的失败而失败。柯安邦逃匿鼓浪屿，后来被逮捕引渡，处决于漳州。北派要人杨天育及柯安邦的儿子柯化龙逃奔张毅，张毅投降后，随部队转为国民党军官，离乡他去。其他爪牙树倒猴狲散。南派反动头子利用北伐的胜利，荣归漳浦。除县长一职由张贞派他的同乡亲信徐鹏充任外，漳浦南派绅士杨子保、蔡次恭、蓝翼羽分别担任公安、实业、教育局长。
  最初的国民党漳浦临时县党部由参加北伐军的本县人胡剑平负责，也曾由印尼华侨杨纯美、官浔商人何元良负责。由于国民党福建临时省党部由国民党右派、左派及共产党人三部分组成，各县临时县党部就分别为这三部份人所主持。漳浦国民党临时县党部在杨纯美、何元良辞职后，由共产党人郑林英、王天英主持。当时，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由共产党人主持。共产党人罗明以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到厦门招收朱积垒、李联星、郭滴人、陈庆隆、朱文昭、温加福、王奎福、胡永东、黄昭明等到广州在毛泽东所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六期受培训，毕业后回福建工作。李联星曾在漳浦把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他生于龙岩，小时读两年私塾，后为制鞋学徒，十五岁随父到新加坡在华商银行当练习生，夜间就学于华侨工商补习学校，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以文学作品在华侨报纸揭发当时社会罪恶，并在他的周围宣传共产主义，鼓吹革命，因而被银行开除。后在华侨工商补习学校当庶务，一面继续学业。他二十岁时，正是祖国大革命轰轰烈烈展开的时候，他毅然回国，在厦门参加革命工作，因而被吸收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成为共产党员。一九二二年冬毕业后，受中央农民部委派回福建任漳属农民运动特派员。后又被选为中共闽南特委委员。他与共青团员黄昭明，李锋到漳浦主持农运，办了一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一批漳属各县的农运干部，推进了各县农民运动的开展。漳浦农民运动在他们组织发动下蓬勃发展，各乡农会纷纷成立，杜浔、佛昙、马坪、赤湖、乌石等地搞得尤其热烈。
  潭浦的工人运动也蓬勃开展，分别成立各种基层工会。店员工会的詹开发、理发工会的戴猴鸾、五金工会的鹿师、安师（全名不详）、挑运工会的黄某（失名）等都是积极份子。由于漳浦是一个农业社会，工人无多，大部份是手工业者和苦力，还没有产业工人，所以声势没有农民协会那样浩大。值得一提的是商店的老板不敢再虐待学徒；还有一些苦力在组织起来后曾向驻在木棉庵收“过路捐”的地痞作斗争，取得胜利，大大鼓舞了全体工人反抗剥削的意志。
  当时又开始有学联会、教联会、商民协会的组织，成份比较复杂，有进步力量，也有旧势力渗入。
  当时县政府都是唯张贞之命是从，在国共合作期间，张贞还没有暴露他的反动性，北伐军底定漳属的初期，政治还比较开明。国民党漳浦县党务又在共产党人主持之下。当时国民党“以党治国”，中央党部的权力凌驾于中央政府之上。而由于在那“军政时期”，军政大权由反动军人掌握，地方党部比较没有权力。但也能对政府起监督、促进作用。郑林英锐意改革政治，规定每次“总理纪念周”（星期一早上党、政、教人员的一次集会）由县长作施政报告，对县政府起约制和促进作用，从而废除了苛捐杂税和一些弊政，给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当时党、政也有所分工，县政府主要管行政，县长本人直接抓司法。县党部主要搞民运和社会工作。漳浦当时党务由共产党人主持，所以农运、工运蓬勃发展，社会上出现新风气。禁烟（鸦片）、禁赌虽然不彻底，也大大不同于北洋军阀时的开烟、开赌、开娼。知识份子带头破除迷信，捣毁神象和土地公庙，禁止巫婆、神汉藉神骗钱：宣传和强制男人剪辫子，女人放缠足等。
  但新生的气象在漳浦只是昙花一现，这种局面才经过几个月。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清党”反共，中共闽南党组织受到破坏。漳浦共产党人郑林英等出走。共产党人所主持的国民党漳浦临时党部解体。黄昭明后来变节。李联星转入地下斗争，到处奔走，在佛昙发动群众进行抗捐。一九二八年在平和发动一次秋收暴动；后来调到厦门搞工运。一九二九年五月间，闽西南革命武装斗争轰轰烈烈展开，他奉命由厦门来漳浦工作，到石码时，由于叛徒出卖，被捕送漳州四十九师师部。在狱中发动同志与前来搞“思想测验”的国民党政府福建省教育厅反动厅长程时奎作斗争，为程时奎指使张贞将李联星和另一个共产党人罗怀盛枪决于漳州中山公园。李就义时廿七岁，未婚。
  大革命失败后，漳浦处在反动统治之下，而受破坏的中共闽南党组织即刻恢复，革命转入武装斗争的新局面，以漳浦山城为中心的靖和浦游击根据地迅速发展。
  漳浦县“清匪委员会”的罪恶活动
  林占雄
  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军进驻漳浦，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成立以共产党人为首的国民党漳浦临时县党部。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共产党人李联星等大搞农民运动，各乡村组织农民协会，轰轰烈烈地打击土豪劣绅，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县，播下革命的种子。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中共闽南党组织遭受破坏，漳浦的革命工作受摧残。而不久中共省、地组织即告恢复，转入地下活动，采取“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建立以小山城为中心的靖、和、浦边区革命根据地，重建农民协会，发展农民武装，狠狠打击反革命势力。弄得国民党驻军及县政府焦头烂额，难以应付。
  国民党反动派为镇压革命，维持其反动统治，于一九二八年四月间，派四十九师团长卢振柳驻漳浦县，与县长刘欣召集全县恶霸地主开治安会议，成立三人委员会，即漳浦县“清匪委员会”，进行反革命工作。团长卢振柳为主任委员，县长刘欣为当然委员，地霸代表陈祖武为专任委员。委员会设调查、宣传、总务三股。主要是调查股，股之下设调查队，股长兼队长，队之下设分队，共有调查员三四十人。
  委员会的任务：（一）审讯被逮捕的共产党人，这工作由三委员洽同办理，民间称为“三司会审”。卢振柳与刘欣遇到重要案件必须亲自审问外，一般都是临时指定属员代理，实际是陈祖武独断处理，不知杀害了多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二）调查户口，编订门牌，由调查队带领军警分赴各乡镇设立户口编查办事处，联合乡村封建族长（俗称家长）挨村逐户，按照表格登记姓名、年龄、简历、职业、家庭关系等项，复查后编上乡、镇、闾、邻番号，写上门牌，悬挂门上，收取门牌工料费每个二角。如有抗拒编查或隐瞒匿报情事，罚款五元。复查是在天拂晓时，由军警将村庄包围起来，不准进入，调查人员按照表册核对登记事项是否符合实际，如有匿报，抓到办事处去询问，无问题者由族长具结保释，认为有嫌疑的，押送委员会审讯。因此，调查队乘机勒索。当时虽然有宣传股的设置，但是只着重编查，没有展开宣传工作，仅由伪委员会、县伪政府、反动驻军团部联衔发出布告。，晓谕编查办法，张贴各乡村，人民多是文盲，不知就里，因抗拒编查或隐瞒匿报而被处罚五块大洋的事很普遍，（五块大洋在当时可以买两石就是二百二十市斤稻谷）。民间称门牌工料费为门牌捐。
  我记得刘坂乡的编查工作是由调查股长兼调查队长陈雨苗负责办理。由于旧镇与刘坂往日封建宗派的积怨，陈雨苗趁此时机，威风凛凛地带领调查员及军警到刘坂乡执行任务，可是刘坂乡百姓都不满反动政府如此敲诈勒索，义愤填膺，任陈雨苗再三通知开会，要宣布调查旨意，但总是找不出族长来。只有群众来看看调查队的动作，人愈集愈多，甚至好事者叫嚷“陈雨苗滚出去，刘坂无需要编查”，怒言相加，谩骂一场。陈雨苗认为威严大损，决定大做文章，而好汉不吃眼前亏，乃领队暂返旧镇，然后捏造事实，虚报刘坂乡窝藏土匪，抗拒编查，包围军警，请委员会速派大队清剿。“清匪委员会”据报，即派专任委员陈祖武偕同陈雨苗，率军警一营，浩浩荡荡开到刘坂乡查办。刘坂乡大小族长闻风逃避，暗中集合开会，讨论对策，认为大兵压境，不能再抗，决定接受编查，就派人到杜浔东山园请陈祖武装的大哥陈祖绳出面斡旋，作出协议：一、赔罪认罚，纳款数目未详；二、接受调查户口，限两星期内由刘坂家长负责办理完竣，请调查队复查，门牌费一律罚收五元；三、军队出发费用由刘坂乡负责；四、保证以后不得违抗政府命令，并派人向陈雨苗道歉，就此了案。刘坂乡人民每户负担十元以上，官兵、人员、“公亲”（斡旋人）、族长各有“打秋风”，皆大欢喜，唯有贫苦家民临时交不出勒款，或典衣当裤、或卖鸡卖鹅，勉强凑数。
  （三）划分区域成立伪区公所，组织乡、镇、闾、邻。全县划为七个自治区，以办理田亩捐（鸦片捐）的区域为基础。第一自治区又称中区，辖县城附近乡村；第二自治区又称南区，辖杜浔一带乡村；第三自治区又称内东区，辖旧镇一带乡村：第四自治区又称中东区，辖赤湖一带乡村；第五自治区又称外东区，辖佛县一带乡村；第六自治区又称北区，辖官浔一带乡村；第七自治区又称西区，辖象牙庄一带乡村。区以下百户设乡或镇，乡镇以下二十五户为闾，闾以下五户为邻。区置区公所，置区长一人，助理员二至三人，录事一至二人，乡镇设正副乡（镇）长各一人，闾有闾长，邻有邻长。乡镇、闾、邻之间实行“联保连坐”，一人犯法，牵连全乡。区长由“清匪委员会”遴荐县政府委派，乡镇、闾、邻长由居民选举，实际多由地主、土豪及流氓地痞担任。
  县城编为十八个镇，民间戏称为“十八诸侯”，也有人讽刺为“十八镇十七劣”，指镇长们都指责他人皆劣我独清的意思。
  “清匪委员会”结束后，县伪政府委派陈祖武为第一区区长，洪瑞龙为第二区区长，林绍庭为第三区区长，陈样麟为第四区区长，杨美东为第五区区长，何元良为第六区区长，黄汶川为第七区区长。自此“清匪委员会”的反革命工作移交县政府及区公所继续办理。其后省政府通令各县筹办“地方自治”，区公所一度改为“区自治筹备处”，不久又恢复为区公所。
  笔者当时曾在“三人委员会”充临时雇员抄写户口册一个月，时间短促，所见所闻有限，错误及遗漏之处，望熟知底蕴者补充订正。
  日本侵略军流窜漳浦的罪行
  陈旺寿陈万年李林昌
  一九四五年，日本本土已经受盟军海、空包围。厦门岛在被日军侵占后是由海军防守的，那时陆军大佐德本光信联队在别处战败，残部两百多人退到厦门、金门。这两个岛屿当时在美军海军封锁之下，补给断绝。粮食只靠沿海奸商走私，以鸦片交易，不能完全解决。燃料无着，电灯不亮，点灯无油，孤岛成为黑暗世界。日军靠拆木质结构的民房烧饭。在这种情况下，德本光信只有作垂死挣扎，逃走求生。海路是行不通的，船一出海就被飞机炸沉的危险，只有陆路才有可能作为逃亡的出路，经漳浦、云霄、诏安，不上三百里路程就可以进入潮汕沦陷区，与那里的日军汇合。
  日军德本光信残部逃走的路线既定，就在金、厦两岛抓了大批民夫抢了很多牛、骡，作为运输之用；并征集一些原籍内地的流氓作向导和帮凶，如石码“篮仔皇帝”蓝番薯（祖藉漳浦）的儿子、北洋军阀时期曾两度任漳浦县知事的蓝步青（当时在厦门一个“俱乐部”即赌场任职），以及官浔人、漳浦著名便衣侦探王公耳（何光义）等就是主要人物。（据说这些人与军统有联系，国民党军方事先得悉日军准备流窜就是由这些人提供情报的）。
  日军还未到来，国民党政府和军方不是作坚决抵抗，而是作逃跑的准备。疏散机关人员，事先估计日军可能经过的的地方，将赋谷仓库打开，用出借的方式将赋谷疏散民间。这个措施不能不说妥善，但粮食不是直接分到民户，而是由有权有势的绅士经手发放，以后要讨回也必须经过绅士的手，大都被以回收困难为理由中饱私囊，以后不了了之。
  日军还未登陆，漳州的国民党正规军七十五师已派出一个团，中美合作所华安特种技术训练班（以下按习惯简称华安班）也派出一个团。群众满以为用两团人（还有县保安队）以逸待劳，堵截疲于奔命的一支日军残部，一定能给予致命打击。
  7月1日（阴历五月廿二日），日军二百多名在海澄镇海深坞附近的恒古、白坑一带登陆。7月5日（阴历五月廿六日），进入漳浦县境，分兵窜入田中央、桥仔头等村抢劫，驻扎于前亭圩和大社等村，搜捕到的妇女被集中到学校里集体轮奸。7月8日（阴历五月廿九日）上午，开到佛昙镇，多住纯美中学，一部份窜入大坑村。日军所到之处，滥肆开枪杀害百姓，抓挑夫，抢走耕牛作运输之用。搜掠粮食、大豆、宰杀猪、鸡、鸭。棉被、蚊帐等物被拿去当牛、马背的铺垫。把大便撒在床上棉被里、米缸里或豆酱缸里。抓到的妇女被轮奸，一个老妇被轮奸到生命垂危。前亭及佛昙被抓去当挑夫的共有二十多人，押到赤湖新社时，进行搜身，搜出石埕村人杨大雷、杨臭葛两人身上有什么证件，被放出军犬活活咬死，状极凄惨。其他的人在经过盘陀岭时逃走，杨再兴一人被击毙，其余都脱险回家。
  7月9日（阴历六月一日）国民党正规军七十五师与漳浦县保安队在松仔岭误会发生战斗，打死了几个人，而从佛昙开拔的日军却分两路顺利通过严峻的大坑径和松仔岭到达赤湖。在赤湖撞门踏户，捣毁家俱。见猪、鸡、鸭等牲畜就杀。搜刮食物。又抓去一些人当挑夫。所经过的乡村，年青人不论男女都逃走。只留下老公公和老太婆看家，但是日军兽行连老太婆也不放过，有几个老妇受轮奸。赤湖逃走不及被抓去当挑夫的有许振和、陈春池、陈老婴等十多人。保安村路边一个卖点心茶水的许老头也被抓去当挑夫，在途中累死。许振和被枪杀在浯江附近，陈春池、陈老婴逃脱。
  日军沿途开炮乱轰，赤湖西庵村有一个老妇逃避在鸡心山上大石后，也被枪打死。
  7月10日（阴历六月二日）日军先头部队到达旧镇港北岸（没有入市区），向南岸开炮轰击。南岸后埭山已有华安班第一营布防，当即开炮还击。日军经过这一试探，知道渡港有困难，乃取道漳浦县城，准备跨越盘陀岭。
  就在这一天，华安班第四营在旧镇附近的深水坑地方与日军发生遭遇战，排长陈日辉及士兵一人阵亡。坂上村一农民也无辜被打死。华安班失败的原因是失去人民的支持，当官的贪生怕死，士气低落，又没有作战的经验。该营没有按照规定于当日七时出发，而延缓了一时半，以致日军抢先占领深水坑有利阵地，该营前进途中也没有由尖兵搜索敌情，因而受到日军伏击，造成惨重的伤亡。从此日军长驱直入。七十五师一团人则本来就打定主意在日军过后才随在后面放放马后炮，虚报战绩了事。
  当日十时许，日军已来到城关。入城之前，见县城西北方向高地鸡笼山上有一个堡垒，可以俯瞰县城，以为那里有驻兵，用炮摧毁，其实那里空无一人。日军由东门入城，经城边偏僻的小街官学口、城隍庙口，即由南门出城，未在县城逗留，只有少数跑到县前街老益美饼店抢食物。在经过南门的时候，掳去陈家法、柯金狮、李乳等当挑夫。
  当晚，日军住在南门外距城十里许的大路店（现大南坂农场）一带山上。附近村庄被洗劫，下阮村受害最惨，粮食被搜尽，猪被杀光，牛被劫去运物，妇女被奸淫。
  7月12日（阴历六月四日）日军越过盘陀岭。这是一个险峻的要隘，在汉朝曾是闽越的蒲葵关；明朝时，戚继光曾在那里消灭很多倭寇；清朝时，曾是郑成功与清军激战的地方。但这次日军过岭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阻击。只有美军的一架飞机由长汀机场起飞，在盘陀岭给日军以惩罚，炸死十多人。但日军伤亡不大，被飞机炸死的还是以被抓去当挑夫的中国人为多。
  飞机炸了一阵飞走，日军便越过盘陀岭，进入云霄。七十五师和华安班在后面放枪鸣炮，送行而已。
  那次战役当中，漳州《闽南新报》天天报导胜利新闻，对华安班指挥官也就是《闽南新报》负责人陈将军亲临指挥的“战绩”大吹大擂。康庄（殷才）所办的《福建新闻》自比香港的《天文台》，以闽南的陈孝威自居，大发其“军事评论”。当时预言“旧镇之战将激烈展开”，而在报纸印出来的时候，日军已绕旧镇而过，经漳浦县城直趋盘陀岭。
  在报上所没有见到的“幕后新闻”是：日军经过劫掠一阵，七十五师和华安班、保安队跟在后面又劫掠一阵。明朝时，倭寇侵犯漳浦，在戚继光未到漳浦剿倭以前，曾有“贼梳兵篦”的故事，到日军流窜漳浦时，来了一次历史重演。
  吴沙祖籍初探
  一一漳浦后江与台湾的血缘关系
  陈万年
  据台湾方志记载及由一些历史文物考据，台湾三公（颜思齐、吴凤、吴沙）之一的吴沙是漳浦人。他的事迹在台湾广泛传颂，而我们漳浦有些人对这些却茫然不知。这原不足为怪，被闽南人尊为“开漳圣王”的陈元光世代显宦，尚且“唐史无人修列传，漳江有庙祀将军”（宋朝漳浦知县吕璹诗句），他在老家河南固始县就不如我们这里这样知名，何况吴沙是一个平民，是迫于生计到台湾去恳荒拓土的，虽然功勋载于史册，却不能像达官显贵一样见于故乡祠堂的匾额和族谱家乘。所以在人口众多的漳浦许多吴姓乡村中，现在我们还无从查明吴沙到底出于何乡何村。漳浦县政协接上级批示，派员走访本县所有吴姓乡村，从山区的龙岭、山城、崎溪到县城附近的马坑、京里直至沿海各地，都没能找到与吴沙直接有关的资料。一九八二年秋，我们在沿海的赤湖公社半石大队后江村吴姓祠堂找到足资证实这里的吴姓与台湾吴姓同胞血缘关系的文物，乃会同对台部、文化馆几位同志前往实地考察及深入调查研究。虽然没能得出吴沙具体出生祖地的恰切结论，但可以知道这里的吴姓与台湾吴姓血缘的一此来龙去脉。现就所得资料公诸于众，希望能进一步查明吴沙的具体祖籍。
  后江吴姓祠堂庭院左边竖立两块石碑，一块是乾隆十五年所立，另一块是十八年后的乾隆三十三年所立，都是用当地全体族人的名义记载台湾族人回乡购置山地田产收息作祭祀费用及修建祖祠的事。两块碑文照录如下：
  其一：
  祠宇之设，上以奉列祖之灵，下以尽孙子之心，自衣冠功德而外，孰得进而右享于旁哉！我族五房仕光，英年有志，自后江而远寓诸罗，历数十年，而丘首之仁，未尝一日不置诸其怀也。爱于乾隆庚午年，置小屿苗田，以广祀事；设几案神龛，用光俎豆。虽其家道殷饶，可以不吝所有；亦由立志远大，故能创此特举也。《礼》曰：“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其仕光之谓也。是宜显考妣而入庙，合春秋以配享。俾后之孝思不匮者，睹兹碑而勿替引之。以为记。
  乾隆庚午年菊月榖旦阖族立。
  其二：
  凡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亘古莫易也。我后江吴姓，自均代公开基衍派，五房并处，瓜瓞绵绵矣。于疆于里，生而耕锄，不越井乡；某山某水，死而营葬，无藉他族。夫我祖缔造维艰，广置海屿山陵，为养生送死地，俾五房共守勿替，恩孔渥焉。今者目睹祠宇之圮坏，讵忍不深水木之恩，动霜露之感，急起而更新之哉！戊子秋，阖族父兄弟侄咸聚集于堂，谋为修饰。适五房孙曰时举、时兴者，仕光出也，寓居东宁，乡试旋梓，相与定议而缮修之功起焉。悉心经划，数月告成。筑盖土，蔽风寒也；增粉墙，固唇岫也；辟耳门，开聪听也。所愿庙貌常新，口瞻依于百世；宗灵有赫，享俎豆于千秋。用掇数言，以垂不朽。
  乾隆三十三年鸿月榖旦阖族立。
  吴仕光、吴仕远两兄弟还在石井山上为他们祖母蔡氏立碑。还有一处吴纯侃的坟墓，也是去台的儿孙回来为他立碑的，石刻年久风化，子孙名字已辩认不清。这两处坟墓当地乡人都叫做“台湾墓”。
  后江在东海之滨，距漳浦县城39公里，是吴姓聚族而居的地方。据吴姓老前辈说：他们的祖先是元末明初由海澄白水营迁来这里开基的，所传衍的子孙建立三个自然村，兴盛时共有二千人口，到现在已经二十多世（本来有族谱，文化大革命时散失）。附近赤头埔，以前有内寮、墩上李等村，分别住着王、郑、石、李等姓，也有上千人口。经过历史变迁，现在内寮、墩上李等村已无人迹，只剩下颓壁残墙。后江村吴姓到解放时也只剩下两百多人（现增至六百多人）。人口大量减少的原因有：一、明末清初郑成功抗清，清朝政府为杜绝群众与郑军的联系，于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下令“迁界”，勒令福建及浙江、广东等三省沿海地区住民内迁三十到五十里，漳浦的梁山以南，旧镇以东被划为“弃土”，用杀头来胁迫住民内迁，沿海人民失去藉以谋生的田地、盐丘、涂滩、海域，造成大批人口逃亡。（据康熙年间编修的《漳浦县志·赋役志》记载，全县共逃亡男丁一万三千五百六十五丁，女口一万一千零七十二口，老幼不包括在内）。逃亡的最大出路在台湾，赤湖的陈姓，后江的吴姓以及附近村庄的李、王、郑、石、谢等姓人民很多逃到台湾。二、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封建族长把持乡里，原是农民抗租的斗争被封建族长转化为联宗联族、结盟会旗的“红白旗”大规模械斗。“大宗欺衰宗，大户吞小户”（光绪八年漳浦知县斌敏诗句），后江及附近小村居于大坑、赤湖两处陈姓大族包围中，特别是与大坑邻近，从清朝到民初世代寻怨结仇，械斗不息，生产受破坏，生命、财产无保障，农民迫于生计，很多人逃往台湾。三、这里现有三个水库解决水利问题，生产、生活起了变化，而过去这里草木难生，水土冲刷，海沙飞扬，土地瘦瘠。由于水源缺乏，几天不下雨就干早成灾，农民只好在田头挖井用桔槔“秤水”灌田，生活困苦，所以邻乡妇女有“不知空，嫁后江”的俗谚（“不知空”是不知底细的意思）。农民生活困难，更严重的是飞沙湮没田园，人们就向外找出路，在台湾正待开发的时代，尤其康熙至乾隆年间，人们相率去台湾垦荒。
  我们在村中进行多方访问，据现在的老人回忆从前老前辈对他们传留的话说：后江吴姓开基祖有五个儿子，分居五房，第五房子孙于清代迁到东宁（从前这里的人受郑成功影响，称台湾为东宁），在诸罗（嘉义）、噶玛兰（宜兰）、鸡笼（基隆）等地聚族而居，子孙众多，从前每年春秋祭祀都有很多人扬帆渡海从灯火〓登陆到后江祠堂拜祖认宗。乾隆十五年回到祖家购置田产、山地，俾收租息作祖宗祭祀费用和为他祖母蔡氏修墓立碑的仕光、仕远两兄弟就是这里五房的子孙，当时并且修缮了吴氏祖祠。到乾隆三十三年，吴仕光的两个儿子吴时举、吴时兴到福州参加乡试以后回后江拜祖，大规模修建祠堂，增筑粉墙，开设耳门。仕光兄弟在台湾经营数十年，回祖家多次。子孙常常回乡拜祖认宗。到清朝在甲午战败割让台湾于日本后，台民被禁止，才停止经常性的大规模回乡拜祖活动，但有时还有少数人避过日本统治者的约束回乡拜祖认宗。后江一带有著名的番薯品种“台湾白”就是从台湾传来的，到近年才被新的优良品种所取代。当时两岸往来还有一个媒介，那就是漳浦菜籽。从前台湾以漳浦萝卜籽和包心白菜籽为唯一良种，县城附近的辕门、舟市以白菜籽著名，赤湖、西潘、后江一带以萝卜籽著名，每年都有人到台湾去贩卖菜籽，到台湾大都要去找祖籍漳浦和有亲缘关系的同宗人为依靠，彼此很是亲热。抗日战争期间中断，胜利后有恢复，解放后才又隔绝。而彼岸亲族的聚居地及一些亲族人的姓名无论是前来拜祖认识的还是前去经商认识的，在现在的老前辈印象中没有磨灭。
  笔者解放前曾去台湾，在台湾会到很多祖籍漳浦的台胞，其中还有以前曾到赤湖拜祖的老相识。现在台湾的宜兰、罗东一带有很多陈、吴二姓聚族而居的村庄，他们的祖先都是赤湖一带的移民，到现在还保留着赤湖一带的乡音方言。有的以祖家的村名为村名，如“观音亭”“南境”等。他们都能说出他们祖先是在清朝的时候先后到那里去垦荒的。
  明清时代，漳浦山区人少地多，人民很少出海谋生，出洋和到台湾的多属沿海地区人民，后江吴姓与台湾吴姓，赤湖陈姓与台湾陈姓等的血缘关系就是明证。吴沙的具体祖籍不大可能是山区，而属于后江等沿海地方的可能性较大。
  据台湾史籍记载，吴沙生于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于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四十二岁的时候由漳浦原籍渡海到台湾垦荒，与高山族同胞和睦相处，为山胞治病，灭除时疫，从而得到山胞的拥护，在山胞的帮助下战胜种种困难，开拓大量土地，招纳来自漳、泉及广东的劳力，披荆斩棘，建立家园。
  而吴仕光在台湾奋斗几十年后回后江吴姓祠堂拜祖时是乾隆十五年（1750）年，比吴沙去台湾时还早二十二年，就年龄说，属于前辈。而且吴沙所开拓的家园在台湾东北部的噶玛兰（宜兰），而吴仕光建家立业的地方是在台湾中部的诸罗（嘉义），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没什么牵连，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排除他们没有关系的因素。当然，其中有无较近的血缘关系，在还没有取得足资证明的资料以前，我们不能断言，但最少他们是同家族，同是漳浦移民，时间又相差不远，他们的关系还是值得探讨研究的。
  我个人的看法：《台湾通史·吴沙传》说吴初到北边荒凉之地三貂岭时“任侠，通番市，番受其义，远近归之。民穷蹙来投者，则与米一斗，斧一柄，使入山伐林抽藤以自给，于是客至愈多”。这已经不是容易的事，要不是在经济上已经打下基础和有一套“通番”的本事是办不到的。
  在吴沙看中蛤仔难那一大片肥沃的荒原要去开垦以前，别人有先去开垦的，由于高山族的疑惧，都被杀，吴沙要不是条件具备，是没有能力和胆略去冒这个风险的。《台湾通志》说：“乾隆三十三年，林汉生始召众人入垦（蛤仔难），为番所杀，后或再往，皆无功。沙既议垦，谋于其友许天送、朱合、洪掌，这三人者亦番害也。”“分募三籍流氓，率乡勇二百余人前进，佃农随后，嘉庆元年至写石芭。”可见吴沙的开拓土地是恩威并进的，那就更须具备雄厚的资本和实力了。
  吴沙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招募来自漳、泉两府及广东各地的两千多劳力，在平原万顷的蛤仔难大规模开垦荒地，进行种植。庆元年（1796年）“番患痘，枕藉死，合社迁徙；沙以药施之，不敢饮，强而服之，病立瘥，凡所治百数十人；群番以为神，纳土谢，未一年，得地数十里”。“沙既纳斯土，至者数千人，力田自给，顾自耻化外，百货鲜通。”（见《台湾通志·吴沙传》）这就几乎成为一个“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独立王国了。
  所说吴沙一到台湾就能招纳劳力开发土地，未免说得太简单，因为：一、从前人们“过番”或去台湾都是迫于生计或受迫害。（也有捐“管府”“换班过台湾”的），而不会有人带资本到台湾去“投资”。二、有些人在清朝时一到台湾就能开发很多土地，那是运用他的官职，将部下兵丁作为劳动力，如漳浦赤湖的的陈进财、陈光昭、陈望曾、陈辉煌、陈辉豹，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台湾宜兰、罗东、苏沃等地深入“番社”垦荒，成为巨富，建立村庄，繁衍子孙的，而吴沙既无一官半职，初去台湾时也不会有资本。史书简单地说，平民吴沙四十二岁才由漳浦原籍渡海去台湾，一去台湾就到极北的荒原去，招纳了很多劳力和乡勇，这种说法不符合客观事实。合湾的开发是自南而北的，也许吴沙在青少年时代已经到台湾，南部或中部经营多年，积有资本，有了经验，才有可能为大展宏图而到别人所不能立足的东北部开发，那时他已经是一个“头家”。但按照客观情况，他初到台湾时是要投靠别人为“头家”的。在那宗族观念浓厚的封建时代，他可能要去投靠既是同乡又是同宗的人，如吴仕光或者别的已经建立基业的人。或者吴沙与吴仕光有亲缘关系，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测。
  对后江文物的研究虽然未能得出吴沙具体祖籍的结论，但也查明有关大陆与台湾血缘的一些资料。现特将资料公诸于众，并提出我个人看法，俾与有志研究两岸亲缘的同好们共同研究。台湾的史料肯定吴沙是漳浦人，我们做为漳浦人应责无旁贷地找出吴沙的出生地，今年有待继续深入探索，进而查明吴沙准确的具体祖籍。
  漳浦人吴沙开发台湾的功绩
  孙东群
  漳浦人吴沙在开发建设台湾宝岛中，有着极大的功绩。
  根据台湾报纸报导，台湾省宜兰县前不久曾举办地方文物展览，从血缘、地缘、历史文化等方面说明台湾的根源在于祖国大陆。在展览会场的大门口，有一幅吴沙公的画像。
  在宜兰县头城的一个花园里，有一块“吴沙昭绩碑”。此碑文上写着：“布衣而建开辟之功，细民而创不朽之业，先天一命之加，殁享千秋不朽之祀，史绩如吴公者，绝无而仅见也。”
  这个碑是清朝咸丰八年（1858年）台湾竹堑巡检王兆鸿所建。从碑文中可以看出王兆鸿对吴沙开发宜兰的业绩颂扬备至。
  吴沙是福建省漳浦县人，生于清朝雍正九年（1731年），是一个胸怀豁达的有志之士，热爱台湾宝岛，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他四十二岁的时候，由原籍渡海到台湾，起先居住在当时属于淡水厅的三貂岭社。
  那时三貂岭社与噶玛兰附近一带高山居住着高山族同胞，吴沙为人忠厚老实，慷慨乐施，得到高山族同胞的好感。据连横《台湾通史·吴沙传》记载，他早先“居住北之鄙三貂岭、任侠，通番市，番受其义，远近归之，民穷蹙来投者，则与米一斗，斧一柄，使入山伐林抽藤以自给，于是客至愈多。”这些记载说明他和高山族同胞的亲密和睦关系，正由于他和高山族关系密切，他和他周围的汉族同胞遇到困难时，高山族同胞便给于物质上的帮助。
  居住在三貂岭期间，吴沙亲眼看到噶玛兰一带肥沃的土地都是一片荒凉。当时高山族同胞多以渔猎为生，不大种庄稼，大片土地没有开发，吴沙便决心在这里垦荒。《台湾通史·吴沙传》记载：“沙既通番市，当深入蛤仔难，观其地平广而腴，可垦田。蛤仔难者，番地也，三面负山，东临海，平原万顷，溪港分注，天然沃壤也。”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吴沙招募来自福建漳州府、泉州府和广东各地的同胞二百多人，把他们组织起来，由他统一指挥，在这一带进行垦荒种植。
  开荒的过程中，吴沙十分注意同高山族同胞搞好团结，规定不得占用高山族同胞的土地，不得乱拿高山族同胞的东西。
  更感动人的是吴沙关心高山族同胞，有许多染疫得病的高山族同胞，吴沙都以人道主义精神，主动为他们看病施药治疗。据黄淑敬《台海使槎录·番俗广考》记载：嘉庆元年（1796年）漳浦人吴沙入垦蛤仔难时，适高山族间流行天花传染病，吴沙施药救治百数十人，“诸番以为神”。《台湾通史·吴沙传》也记载：“番患痘，枕藉死，阖社迁徙，沙以药施之，不敢食，强而服之，病立瘥，凡所治百数十人，群番以为神，纳土谢，未一年得地数十里。”
  吴沙在开垦过程中，困难很大，得到大陆移居台湾的乡亲大力支持帮助。《台湾通史·吴沙传》记载：“初，沙将入垦，苦无资，淡水柯有成、何贵、赵盛闻其事，皆助之。”
  开发过程中，漳州府龙溪人肖竹前来寻求吴沙，吴沙接纳他。肖竹热情地帮助吴沙筹划开垦事宜。“当是时，垦地未广，平原万顷，流溪分注，竹（肖竹）于图中可以建城筑堡者皆递指之，后如其言。”（《台湾通史·吴沙传》）肖竹大力地帮助了吴沙的开发工作。
  开垦工作进展后，前来参加的大陆同胞越来越多，“沙所募多漳籍，约千人，泉人乃渐稍入，而粤人则为乡勇”“沙既辟斯土，至者数千人，力田自给，顾自耻化外，百货鲜通。”（《台湾通史·吴沙传》）。
  在开垦过程中，吴沙在开垦的地方组织人员设隘，派出壮丁驻守，既然保护生产和垦荒队伍，也保护了行旅的安全。《台湾通史·吴沙传》记载：“沙乃召佃农，立乡约，征租谷，刊木筑道，沿山要隘分设隘十一所，曰民壮寮，募丁壮以守，每隘十余人，或五六十人，昼夜击柝，行旅无害，故来者皆有辟田产长子孙之志，而沙亦岁入愈丰”。
  吴沙带领大陆乡亲披荆斩棘，胼手胝足，顽强与大自然作斗争。他们凿山、伐木、盖房屋、垦地、修路、架桥，终年与荒山野岭奋战，开辟了一大片田园，建起了一座座村落。
  清嘉庆元年（1796年）九月，吴沙他们垦植了噶玛兰附近乌石港南边的地方，把它取名为“头围”（后称为“头城”），接着以其余力拓至“二围”（后称为“二城”）、“汤围”、“四围”（后称为“四城”）。
  一时，吴沙的名声大扬，福建漳州、泉州及广大的台湾人民纷纷前来参加吴沙的垦荒队伍。嘉庆三年（1798年），吴沙病逝，享年六十八岁。现在“四城”地方还有吴沙大厝，就是吴沙的故居。以后由吴沙的侄儿吴化继承他的事业，“共率众一千六百十六人，进攻得五围”，终于把垦地扩展到了“五围（即今宜兰市区）。
  吴沙及其继承者们开发台湾的功绩很快为台湾同胞所赞颂，也引起清政府的重视。后来设立噶玛兰厅。吴沙的开发为后来的建厅打下良好基础。
  《台湾通史·吴沙传》说：“吾曾读谢金銮蛤仔难记略……而多吴沙开创之功。夫沙匹夫尔，奋其远大之志，率其坚垦之氓，以深入狉榛荒秽之域，与天气争，与猛兽斗，与野蛮战，勇往直进，不屈不挠，用能达其壮志，以张大周承之版图，是岂非一殖民家也哉！”
  嘉庆十五年（1810年）四月，清政府批准在蛤仔难即“五围”设置噶玛兰厅，这是在这里设立政府的开始，也就是宜兰县的前身。现在宜兰县面积二千一百三十七平方公里，辖宜兰市及罗东、苏沃、头城三镇和八乡，人口四十四万多人。（据《台湾省地图册》1980年出版）。
  吴沙开发和建设宜兰地方，台湾同胞没有忘记他的功劳，六十年代中期，台湾省宜兰县政府在台湾同胞的要求下，于礁溪乡的圆山建了一座吴沙纪念馆。
  漳浦到台湾去参加开发宝岛的人很多，传下众多后裔，尤以祖籍在漳浦沿海赤湖一带的陈、吴两姓为最多，如基隆市南境村住民的祖先就是漳浦赤湖南境村（现属深土公社）的清代移民；台湾观音亭村住民的祖先就是赤湖后湖大队观音亭村的清代移民；在罗东、宜兰等地，祖籍在赤湖一带的更多。他们不忘故土，如乾隆年间，吴仕光等人常回乡拜祖，陈光昭在清末中进士回赤湖祖家居住，陈辉煌、陈辉豹、陈进才的后裔解放前常到赤湖拜祖认宗等。
  我们今天缅怀吴沙的开发业绩和海峡两岸的亲谊，更盼望祖国统一，两地同胞能早日团聚，共叙骨肉情谊。
  忆父亲杨胜
  杨亚周杨烽
  创造偶人世界，指头灵活十分。
  飞禽走兽具表情，何况旦生丑净。
  解放以来出国，而今欧美闻名。
  奖章金质有定评，精上再求精进。
  这是已故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一九六二年初冬观看我父亲杨胜表演木偶的题诗。父亲虽已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但他热爱木偶事业的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们回忆的。
  父亲杨胜，漳浦佛县人，1911年生于佛昙白石前社。那村子是一个贫穷的半岛。由于穷，农民大多出外谋生。到了明朝末年，传入了布袋木偶戏，演木偶戏就成为当地农民谋生的一种手段。我们是木偶世家，高祖杨乌仙自幼随“福春派“布袋木偶名艺人学艺，开创了杨家布袋木偶戏事业。曾祖杨红鲳继承父业，发扬光大，曾名噪一时，至今家乡还有”米缸扫空空，也要看红鲳布袋翁“的传说。到我祖父这一辈，更是誉满闽南和台湾。祖父杨高金被称为”戏状元“。他以武打戏见长，每逢演出，总是座无虚席。当时家乡老幼都会念：“高金布袋戏，一坪（演一台戏）五块四……”。叔祖父杨暹水也是布袋木偶戏名家。他以抒情为拿手好戏，喜怒哀乐，皆能感化观众。
  由于家传的关系和环境的熏陶，父亲自幼就酷爱演木偶戏。据说，他四岁时就能用番薯仿造戏中人物。用长板凳为舞台演给小朋友看。祖父觉得只有他能继承杨家木偶艺术技巧，于是带领父亲串村游乡，到处“耍木偶”。这样，一个七岁的娃娃就走上了演布袋戏的道路。父亲聪明好学，加上祖父严格管教，很快就出了名。当时，龙溪一带的人都管叫父亲为“童子师傅”。
  父亲十四岁时便应聘到同安县一个布袋戏班当“头手师傅”（主演）。临走时，祖父特地送他两句话：“眼睛是师，到处为徒”。这赠言后来成为父亲艺术上的座右铭。他也常用这两句话教诲自己的学生。同时勉励他们：艺术上要精益求精，爱友尊贤，虚心学习。而父亲自己，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在布袋木偶戏界，父亲属“全”字辈，因此他主持的戏班取名“全福春”，他学的是北派的手法，这同晋江地区的“南派”布袋木偶，分属两大流派。
  在旧社会，艺人们为了饭碗，有门户之见，艺术上互不往来。有一次，同安县某家财主为了显示自己的阔绰，特地从泉州请来南派木偶戏班，要他们同父亲唱对台戏。这实际是赛戏，胜负关系到名声和饭碗的问题。
  两台布袋戏都拿出本领，连赛了发几个通霄，弄得声哑力竭。父亲当年仅十四岁，体力不支，况且未曾经历过这样的场面，眼看自己台下观众稀落，喝倒彩和起哄之声不绝于耳，一气之下，口吐鲜血，倒在台上。
  那时，艺人们最大的耻辱莫过于赛戏败北。父亲对这个教训耿耿于怀，牢记一辈子。不过，他能正确对待挫折。失败了，鞭策他更虚心去学习。每当他回忆起这桩往事，总是意味深长地说：“我功夫不如人家，才有这次终身难忘的教训。”
  从那以后，他便辞去戏班工作，决心要把南派艺术学到手。可是在旧社会，有艺术才能保住饭碗，谁肯轻易把自己的功夫传给外人，何况又是不同流派。要拜师也无门可进。父亲求学心切，就想办法“偷戏。他成天跟着南派戏班转，在台下边看边悄悄地学，后来渐渐和戏班的人混熟了，但话头一转到戏中某一动作时，常常是所问非所答，总是解不开某些诀窍之迷。那戏班的主演是老艺人“撮师”，这位南派木偶表演艺术家身怀绝技，却孑然一身，无依无靠。为了向他学艺，父亲曾在经济上帮助他，这使他受了感动，兴致一来就道出南派艺术中许多动作的要领。
  数年后，父亲外出演戏，偶然听说“撮师”病得厉害，就赶去探望。在旧社会，艺人的技艺再高超也没人看得起，“撮师”老来穷困潦倒，一无所有，三餐难度，病得奄奄一息。父亲目睹如此惨境，毅然把他接到戏班中奉养，为他捧汤熬药，伺候饮食，胜似亲骨肉。老艺人见父亲诚实，知道敬老尊贤，在弥留时，想到自己还有绝艺未传，于是就传给了父亲。父亲兼收并蓄南、北两派的布袋戏艺术精华，自然更有成就。
  虚心好学，锲而不舍是父亲的一贯精神。他不但从不同木偶流派中学习别人的精华，还善于吸取其他剧种的艺术营养。解放后几次全国性戏曲汇演，父亲看了许多戏剧名家的精湛表演，眼界大开，每次观剧回来总兴奋地说：“我又学到好几着！”
  当年，京剧大师梅兰芳、周信芳先生，看了父亲的戏，称赞木偶能逼真模仿人的动作。演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真是不容易。著名京剧丑萧长华老先生在华东戏剧汇演中，看到父亲的《蒋干盗书》，对木偶丑角蒋千的细腻表演赞不绝口。演出后，萧老先生就找我父亲交流演丑角的经验，两人促膝交谈，相见恨晚。素有江南活武松之称的盖叫天老先生在看到父亲的《雷万春打虎》一剧后，谦逊地对父亲说：“你的打虎动作，我可学了好几着。”其实父亲也从京剧学到了许多表演程式，把它融化在木偶的程式之中。正由于能兼收并蓄，熔各家之长于一炉，独树一帜，形成父亲别具一格的布袋木偶戏的表演艺术。
  父亲的木偶艺术能有较深的造诣，主要还是解放后的事。这首先要感谢党和国家对木偶艺术的高度重视。解放后，他才有机会走出“洞门”，曾四次出国访问演出，观看了东、西欧许多名家的木偶表演，进一步开阔了眼界。在访问演出期间，他因我国木偶艺术深受国外观众的欢迎和高度评价而引以为豪。每次演出后，观众总久久不散，有的要签字留做纪念，有的要合个影以示友谊，有的要求面授木偶艺术的机宜，父亲忙得不亦乐乎，回到旅馆中也不得安闲，常常刚刚脱下衣服，就有记者或艺术家登门拜访，如是数次，总是应接不暇。
  有一次是在某大国戏剧家协会主持的招待演出会上，观众都是些艺术界名流。当最后一剧幕落，艺术家们蜂涌而上，把舞台挤得水泄不通，要想弄清演员手上和木偶身上藏有什么“机关”。解释无效，对方终于派出代表，从演员的双手到木偶头上下，都做了一番细致的检查。在确实找不出“秘密”之后，父亲当众套上两个木偶，给他们来一出木偶绝招，单人双手同时表演两个不同性格人物的戏。一个小旦是如此娇媚温柔；另一个小丑是那样滑稽可笑。这时，那些“名流”才感慨地说道“神手，神手！”苏联著名木偶艺术大师阿布托拉夫在报纸上著文说：“当时我们都看呆了，感到吃惊，他（指杨胜）不愧是一个木偶大师”。闻名全球的艺术大师卓别林曾看过父亲的演出，在卓氏的传记中也有着他深爱中国木偶艺术的记载。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父亲的木偶表演艺术被国外艺术家称为“大师”，为国内同行公认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但他始终坚持练功和演出，凡是和他在一起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他身边有两件宝：一是镜子，二是木偶。一有时间就对镜自练，从不间断，并且每出戏演完后都要认真听取意见，不断总结提高，即使在出国最繁忙的活动中也不例外。《雷万春打虎》一剧是父亲的拿手好戏。为了塑造老虎的形象，为了追求老虎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境界，他找过很多画册，到动物园去观察老虎生活习惯，还找家猫模拟，又从许多猎虎的猎户中去探问、研究。可以说，他演的虎戏已经是无可挑剔的了。因此此剧曾获得国际第二届木偶联欢节比赛金质奖，他的表演艺术同时获得一等金质奖章。然而在法国巴黎的一场演出中差一点出纰漏。当戏中英雄雷万春第二次和老虎交锋时，老虎正要反扑过来，不料老虎的一只脚被紧紧卡在木偶台板的夹缝中，无法动作。“糟了！”在旁的演员无不惊呆了。父亲两手操着一人一虎，没法腾出手来拨虎脚，急忙向助手递个眼色，同时机灵一动，又使雷万春和老虎都按地做了微微喘气的动作，来个“缓兵之计”。这时台下掌声雷动，把台上的人都搞懵了。“是喝倒彩吗？”戏一结束，父亲便在镜子前重复刚才的动作，仔细推敲。人虎酣战了一阵子，双方停下喘气，伺机再斗，符合情理，所以观众鼓掌叫好。此后，这一即兴创作便正式编入虎戏的动作程式。
  父亲一生中常引为自豪的事有两件：其一是，他主演的优秀传统剧目《雷万春打虎》和《大名府》曾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国际第二届木偶联欢节上赢得了金质奖，他也同时荣获一等表演金质奖章，为祖国争了光；其二是，他为新中国培养一批优秀的木偶演员。
  为了培养新一代木偶接班人，1955年，父亲从漳浦调往北京中国木偶剧团任教，后因组织需要，又放弃留在北京中国木偶剧团工作的机会，情愿调回漳州从事木偶艺术教育。当时，龙溪初创艺术学校，条件差，生活艰苦，设备简陋，他从不计较这些，自编教材，白手起家，为国家培养近百名木偶演员。他时时记住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应该大公无私，一切以党的利益为重，把解放前经历多少艰辛才学到的绝艺，毫无保留地教给自己的学生。
  “玉不琢不成器”。这是父亲教导学生时常引用的一句格言。他以治学严谨著称，每一基本功都要求一丝不苟，每一高难度动作都要练到娴熟为止。父亲凌晨即起，习惯地泡上一壶浓茶，然后指导学员练功，有时他的老胃病一发作，痛得额上直渗汗，他就一手顶着胃部，给学员们讲解动作要领，直至上完课。
  学员中数二弟杨烽年龄最小，只十二岁，他常常练得两臂酸痛，双手麻木，连吃饭拿筷子时手还一直在颤抖着。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对二弟说，以前艺人是为了饭碗不得不练就一手硬功夫，现在条件好，国家每年给学校和剧团提供大量经费，吃穿不愁，有专职教师，不能辜负国家对年青一代的期望。他还开导大家，说他小时候缺吃少穿，演戏时睡庙角地板，每天都要在我祖父的严厉督促下练功，稍有差错就挨打，祖父为了促使他练手艺，数九寒冬，大清早就把他双手浸在冰冷的水中，手冻僵了，身上打哆嗦，即使是懒汉，也得出力气才可驱寒怯冷。他练着功，一两个钟头后，祖父来检查，摸摸他的手，只要手心是温暖的，就说明练了功，否则，可就该打了。父亲感慨地对我们说：“要不是你爷爷的严格雕琢，我哪有今天的艺术！”
  虽然父亲的木偶艺术曾三次被纪录成电影，但到了晚年，他一直为我国还没有一部较完整的布袋戏艺术教材而叹惜，而着急。因此在工作之余，他就戴上老花眼镜，翻阅国内外资料，摸索木偶艺术的教学规律，想在有生之年，为布袋戏艺术著书立说。正当他壮志凌云之际，林彪、四人帮的祸害冲毁了他的宏愿。他受到了难以言喻，也不言而喻的冲击，但依然坚信马列主义和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一定胜利，木偶艺术复兴之日将会来临。
  文革期间，他逃回家乡避难，曾设想在家乡办个木偶班，但心愿未遂，又被造反派抓回漳州。
  当他被迫退职，住院治疗期间，他仍一心惦念着木偶事业的发展。每逢二弟杨烽去医院，他还是三句不离本行，关心剧团演出情况，念念不忘文革前夕已准备好出国的剧目《卖马闹府》《岳云保家乡》。他语重心长地对二弟说：“那些传统剧目都是木偶艺术的精华，我如果病好了，还要整理。如不准我演戏，我可以在家里指教后生们。万一我死了，一有机会，你要排演下去，还要继续创作新的。”这一席动人肺腑的叮嘱，真要催人泪下。
  病情稍有好转，他便硬撑着坐在床上，伸出那瘦如枯枝的手，久久端详，自言自语地说：“指头要硬了！”说完就用力扳手指，使劲地压在床沿，接着做甩指功，然后认真地做了几个“亮相”。父亲的脾气我们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劝阻的。只有护士送药时劝说几句，他才勉强躺下。
  但是，由于身心都受到摧残，就在一九七0年五月十三日，父亲含恨地与世长辞！
  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和人民推翻了“四人帮”作乱中强加给父亲的一切污蔑之词，龙溪地委为我父亲彻底平反昭雪，并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中央文化部、全国文联、中国对外友协及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同志等都送来了花圈和唁电。《福建日报》报导了消息。不久，父亲的学生、日本木偶艺术家宫原大刀夫不远万里来漳州拜谒我父亲的骨灰。党和人民及国际友人没有忘记他，虽然父亲已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但是他播种的国际友谊之花开得更鲜艳了。他的高贵品德，他的艺术青春，浩然长存。我们深深地怀念他一一亲爱的父亲杨胜。
  细腻雅致、风格独特的漳浦剪纸艺术
  黄以结
  最近，在省群众艺术馆主办的民间剪纸艺术展览的三百余件作品中，漳浦县民间剪纸艺人的作品占近二百件。漳浦素称“剪纸之乡”，不但以其从多的民间剪纸艺人而引起省内外文艺界的重视，而且以其俊美多姿的传统作品获得海内外读者的关注，据漳浦县文化馆的统计，漳浦剪纸艺坛除名望较大、影响较深的黄素（旧镇人，现年七十六岁，中国美术家协会福建分会会员）、陈金（已故）等佼佼者外，尚有陈秋日、黄瓠仔、吴碧娜、高秋云、郑小蕊、洪淑金、陈瓠来、林慎、陈别、杨风、张峥嵘等七十余位较有影响的剪纸艺人。其中杨凤系1884年生，现年九十九岁：年纪最小的张峥嵘才十六岁，现在漳浦芗剧团当演员。
  漳浦民间剪纸艺术这朵工艺之花，有宋一代，已以那“备极工巧”的优美形象博得人们的喜爱。民间剪纸艺人在劳动余暇，运用大小不一的各种剪刀，妙剪生花，线条传情，眨眼间，诸如鸳鸯、龙风、牡丹、鱼草、鹿等各种图案组成鞋花、花篮、肚围花、猪头花、瓶花、饼花等等，表示吉祥如意，作为生辰寿庆、婚嫁喜事、逢年过节的喜庆礼花，互相敬送应酬。这种风俗代代相传，或城镇、或农村，无不盛行。
  在漳浦，许多民间剪纸艺人又是刺绣能手，把经过剪裁的各种图案贴在帽子、鞋子、衣服、围兜上，绣成花鸟虫鱼、瓜果禽兽，以抒发感情，表达愿望，美化生活。由于剪纸和刺绣相依为命，结下不解之缘，逐渐形成了漳浦剪纸构图匀称、细腻雅致和以阳剪为主的独特风格，有别于陕西、闽西的剪纸，也有别于厦门、泉州一带的刻纸。
  解放后，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引下，漳浦县文化部门对蕴藏民间的丰富的剪纸传统艺术进行了发掘和整理。对流散民间的剪纸艺人，或请上来，或派下去，帮助他们进行创作，请新美术工作者给她们上课，给她们提供出外参观访问、观摩美展的机会。同时，在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帮助她们进行创新，采用阴剪和套色的新工序，表现现代题材，扩大她们反映生活的能力。三十多年来，除了于1959年、1979年两次大庆时分别出版《漳浦剪纸集》外，还经常在节日举行剪纸展览或美术展览，以便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提高作者艺术素养和作品的水平。据统计，建国以来的漳浦剪纸有《斗鸡》、《老鼠偷蛋》、《老鼠娶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曙光初照》、《送水》、《海岛早晨》、《展望宏图》、《喂猪》等三百余幅作品在《人民日报》、《民间文学》、《中国妇女》、《新体育》、《解放军报》、《工农兵画报》、《福建日报》、《厦门日报》、《前线民兵》等省内外报刊上发表。日本和南洋的美术工作者还曾来函求取漳浦县的剪纸集。黄素的有关佳花珍瓶的剪纸作品，早在五十年代就作为友谊的使者，畅流东南亚，博得人们赞赏。名师出高徒，黄素的许多学生继承了她的艺术，最著名的是陈秋日（女），现年三十五岁，绥安镇人，从十四岁开始学习剪纸，先后已有近百幅作品参加全国和省、地展览。今年六月，她以剪纸艺人身份前往裴济首都苏瓦，参加我国在那里举办的中国民间剪纸展览展销会，当场表演剪纸技艺，大受称赞。
  今天，艺人荟萃的漳浦剪纸正焕发艺术的青春。愿文艺百花园中的这朵奇葩——漳浦剪纸之花越开越鲜艳，常年开不败。
  漳浦地方史漫谈（上）
  李林昌
  一、这里最早的居民是越族人
  漳浦在周朝时属于七闽。闽地的先民闽族是越族的一支，统称东越。春秋战国时代，闽地属于越国。越王勾践六传至无疆，被楚国所灭，越人南奔闽地，与闽族融合，成为闽越族，继续据有闽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封建，置郡县，在东冶（一作冶，在今福州）设置闽中郡，勾践的后代驺无诸被废除王号，降为闽中郡长。后来无诸参与灭秦；在汉、楚的战争中站在汉的一边。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封无诸为闽越王，后划出闽越国南部的今漳州至广东东北部的一带地方分封南武侯织为南海王。到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又从闽越国中划出北部（今浙江南部至福建东北部一带）分封勾践别一后代驺摇为东海王，即东越，也叫东瓯。
  到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王传位到驺逞的时候，用武力迫使东越人迁入江淮地区，尽得东越之地，又兼并南海王封地，攻打南越（南越一作南粤，都城番禺，即今广州），招致汉武帝兴兵讨伐。东越王驺逞的弟弟余善杀死驺逞，投降汉朝。汉武帝乃改封没有参加叛乱的无诸另一后代驺丑为闽越繇王。余善不服，自立为王，汉武帝才从闽越国中分出一部份地方另封余善为东越王，这个东越与先前那个东越己是另一码事。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发生宫廷政变，丞相吕嘉立建德为王，发兵拒汉。东越王余善上书自效，愿出兵八千，协助汉朝征讨南越，但兵到揭阳，却与南越勾结，以船受风波所阻为原因，拥兵观望，阴持两端。南越被平服后，船楼将军杨仆请命征讨东越；汉武帝只命他留驻豫章（今江西），防备余善。而余善恐不免受征伐，索性先行发兵，攻下武林、白沙、梅岭。汉武帝乃命令杨仆与驻在会稽（今苏州）的横海将军杨说分道攻入东越境内。余善退守险要，后来被故建成侯敖及闽越王繇王居股合力击杀。
  汉武帝以闽地险阻，越族人时而互相兼让，时而抗拒朝廷，防不胜防，乃命令杨仆将闽越人迁往江淮地区。但实际上很难尽数迁走，尤其那些以船为家的，就更被漏网，据说他们的后代就是“疍户”。后来越族人逐渐与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同化。
  漳浦有关越族史事只在《漳浦县志》有关古迹的记载中隐约可见，今录之，以供参考：
  一、“蒲葵关，汉南越故关也，《淳祐志》（南宋淳祐年间所编漳州郡志）云：在驿（漳浦驿）西南一舍（三十里）。按《汉书》元鼎五年，汉击南越，东越王余善以兵从，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持两端，及汉破番禺，遂引兵还击之，关当作邑之南，今盘陀岭是也。”（见《漳浦县志》卷一、《方域·上》）
  二、越王潭，在盘陀绥安溪。《漳浦县志》引据《南越志》载：“绥安县北有连山，昔越王建德伐木为船，其大千石，以童男女三千人举之，既而人船俱坠于潭。”
  三、越王城，又名建德屯，在南太武山，城内有精致宽大的延寿塔。传说越王建德在番禺兵败后亡命入海，来到这里建城拒汉，才最后被擒。（《淳祐志》说那城是闽越王无诸的先代建德为抗秦而设，《漳浦县志》对此持辨正态度）。
  《漳浦县志》以多说并存的态度，既对云霄将军山及漳浦海上将军屿、将军澳以陈元光将军得名的传说加以记载，又并录南宋蔡如松对地方志“十辨”的说法，说那是由余善派吞汉将军驺力南据险要，将那里的山屿海湾都以将军命名而来，而又对将军澳与将军屿由此命名的说法加以反“辨”说：“按《汉书》余善发兵拒汉，道入白沙、武林、梅岭，此非所经之处”。
  六朝·宋（五世纪时）沈怀远《次绥安》诗（见《漳浦县志·艺文志》）用这几句话来综述漳浦古时有关越族的史事：“余善既辞师，建德乃伐木，番禺竟灰烬，冶南亦沦覆。”（汉朝在废除越族人的王封以后，在今福建设东冶县，一作冶县，冶南就是闽南）。
  闽南一些研究地方志的人认为东越王余善的领地在今闽南一带，余善的都城泉山就是现在泉州清源山，并将史书所说余善从泉山南迁五百里引申到据守蒲葵关。
  但是，考据有关清源山的史料，虽然它一名泉山，却并没有它曾为余善都城的说法。
  现代一些史学家认为东越领地在今闽浙毗连的一带地方，余善的都城泉山在今浙江省江山县南，一说在仙霞岭，后来南迁五百里于大泽，即今温州平原。余善与汉兵战争的阵地武林在今江西余江县北武陵山，白沙在今南昌东北。《史记·东越传》所提及的古战场汉阳城在今闽北浦城县北大磅山。这里以多说并存的方式并载之，以供参考。
  二、唐宋时代的漳浦人
  越族人被迁走后，畲族人逐渐迁来闽地定居，形成部族。汉族人也逐渐南来。
  唐朝的陈元光，五代的王审知这两个时期，是两次北方汉族大规模南下移居闽地。人数以王审知时为最多，而陈元光的五十八姓子弟连同一部份眷属直接留在漳浦一带，对这里的影响最大。
  在唐朝以前，闽地的许多地方已经有汉人到来开发。唐朝福建人林婿写的《闽中记》说“永嘉之乱，中原士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永嘉之乱”是晋朝继“八王之乱”以后的永嘉四年，以匈奴兵灭晋军十余万人于苦县宁平城，又破洛阳，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为代表事件这一历史时期的叫法。那时中原战乱，士族及百姓纷纷逃避南方，来至闽地的也很多，那时以后为十六国纷战的局面，经历了南北朝，到公元589年杨坚建立隋朝，至627年唐太宗统一中国，三百年间战乱不停，中原汉人南下迁入闽地的就更多了。漳浦那时还是荒僻地区，也已经有汉人前来定居。《漳浦县志》说：“高宗总章二年，泉潮蛮獠啸乱，居民苦之，佥乞镇帅以靖边方。”很清楚，“蛮獠”指的就是畲族，“居民”指的就是汉人，因为“蛮獠”不会请求镇压“蛮獠”，这就是说明，当时漳浦是畲族与汉族间居的社会，只是汉族人居于少数地位。
  陈元光“开漳”以后，一部份畲族人迁到深山地区去。当时，畲族既被汉族统治者看成“蛮獠”，就必然受到歧视、压迫，这就是他们要迁到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去的原因。《漳浦县志》记载：“初建立州县时，漳州领漳浦、怀恩两县，后来因为“户口逃亡”，怀恩并入漳浦县。“逃亡”的户口应当是居于不利地位的畲族人，而不会是要在这里开辟新天地的汉族人。
  漳浦还有一部份居住山区的畲族人保持着原有的部族，后来逐渐汉化了，溶化成为汉族、。漳浦一带早就没有畲族人的影子，而畲族人的蓝、雷、钟等姓留到现在，尤其蓝姓，一直是强宗大族。尽管赤岭乡的蓝姓早就成为汉族，而华安县畲族的蓝姓人在解放前后还来漳浦赤岭认祖，说他们的祖宗是这边“开”过去的。也许他们祖先就是“开漳”时“逃亡”的户口，在华安深山里一直保持着畲族人的特色，而与漳浦的蓝姓有渊源。
  到宋朝的时候，北方汉族先后受到契丹（辽）、女真（金）、蒙古（元）等族的压力，转向南方发展，就有更多的汉族来到福建，对漳浦当然不无影响。南宋的时候，南下到福建以至直接来到漳浦的就更多，如佛昙的杨姓，湖西的赵姓等都有是，湖西黄姓也是南宋时由莆田移来的北方人的后代。
  总之，唐宋时代的漳浦“百姓”是唐、五代、宋各个时期，；连同唐以前来到的北方汉族移民，溶合畲族人而组成的大家庭。
  三、从“无象铺”说到“弦歌堂”一一漳浦在宋朝由荒凉走向初步繁荣
  北宋初期，漳浦县还是山林茂密，人口稀少，野兽出没的荒僻地区。《漳浦县志》有关于北宋景祐年间漳浦知县吕璹教民焚燎而耕，在县城附近设阱陷虎，为民除害；以及葵岗（盘陀岭）下猛象出没为患，后来郡守赵汝譡规定官府不得向猎户索取象牙，以鼓励民间猎象，和在盘陀岭下建庵设“铺”（驿路小站），引来群众聚居，猛象才逐渐绝迹的记载。（那里地名就叫“无象铺”，沿用到现在）。并引据宋彭乘《墨客兴犀》的记事说：“漳州漳浦县地连潮阳，素多象，往往十数为群，然不为害，惟独象遇之逐人，蹂践至骨肉糜碎乃止，盖独象乃象中最犷悍者，不为群象所容，故遇之则害人。”
  象、虎等猛兽以及他们弱肉强食的鹿等动物在《漳浦县志·物产志》中都有记载，这些动物必须在山林茂密，人口稀少的地方才有可能生存。
  宋朝时漳浦人口有多少呢？据《漳浦县志》赋役志记载，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年）为五万二千一百六十三口，这还是包括当时属于漳浦县的现在云霄、诏安、东山等县以及南靖和龙海县的一部份地方。当然，当时户口可能不严密，统计可能不精确，但已足以看出当时人口稀少。
  不过，自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纷争局面，重建了统一集权的国家，政治局面曾相对稳定，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到了南宋，也还有偏安江南一百五十年的局面，更由于南宋在北方民族的压力下，转向南方发展，浙江、福建等地转向繁荣，泉州成为对外贸易的大商港，漳浦在宋朝时代也是逐渐走向初步繁荣的。
  由于当时这里比较安定，就有一些官员将注意力放在农田水利建设和美化环境的建设上面，据《漳浦县志》记载，主要有下面几项：
  一、北宋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年），知县傅希龙（仙游人）接纳地方人士建议，召民工在鹿溪中游开一条小河由南方通到城内学宫泮池和印池，每天随着潮水的涨落，溪水可以进出这条城郊小河，因而得到灌溉农田的便利，而且能保持郊区用水的清洁，这条河就叫做傅公河。
  二、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2年），知县赵师缙领导民工开凿西湖，通于鹿溪中游，用来蓄水，周围有一千一百五十尺，广五十亩，使暴雨时山洪不至横溢，苦旱时可以灌溉，受益郊区良田一千亩。
  交通建设方面有东溪桥、鹿溪桥、浯江桥、五凤桥、博济桥、永济桥及漳州至漳浦的三十五桥等。
  其他有静凉阁（俗称水阁）、湖心亭、美报亭、宣诏亭、颁春亭、遗爱亭（今名印石亭）等游览处所的建设。
  在宋朝，漳浦的手工业已经兴起，尤其陶瓷业相当繁盛。现在城关公社南门坑、沙西公社北旗大队罗苑井、赤岭公社南山、石榴公社坪水等处的古瓷窑遗址，经漳浦县文化部门发掘、考证，断定为宋窑遗址。
  文化方面，在唐朝，北方人说“闽人不知文”，这是由于当时福建还在初开发时代，人文还未兴盛，学文化的人很少。尤其漳浦，开发是比较慢的，周（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陈珦能成为闽中中进士第一人，是由于他是来自北方、文化程度很高的陈元光之子，兼得到许天正的教导。以后经历了一百年，到元和十三年（818年），漳浦才又有潘存实、王彦昌两人进士及第。南北宋三百多年，漳浦记入史册的进士一共二十六人，比起后来的明清两代是微不足道，但比起唐朝来，文化教育算是有了进步，而且在绍兴年间出了一个知名的高东溪。
  由于农村经济初步繁荣，民间的游艺活动也盛行起来，产生了许多业余的曲艺馆和专业的戏班。据《漳浦县志》记载，北宋元符元年（1098年）漳浦县城东郊有“弦歌堂”的建立，到南宋庆元元年（1195年）知县叶才老还作了一次重建，可见那“弦歌堂”还是官办或是官府支持的。民间的曲艺、戏剧活动则是很普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明朝何乔远所著《闽书》记载，南宋庆元年间名学者陈北溪（淳）给漳州知府傅伯成的《论淫戏书》可以看出，当时民间在农闲庆祝收获时戏艺盛行的情况。陈淳说的是漳属，漳浦当不例外。据说曾在漳浦一带流行的以宋代古老曲调“南音”为主要唱腔的竹马戏，就是在那个时期由曲艺演进而成的。
  漳浦倭患始末
  集体整理
  倭寇侵犯中国沿海地区，开始于元朝末年。那时，日本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南北分裂以后，于十四世纪末叶为北朝所统一，那些失败的南朝武士纠集流亡窜踞小岛，组成海寇团伙，利用季节风驾船窜犯我国沿海地区，北至辽宁，南至广东，都受倭寇劫掠蹂躏，尤其浙、闽等省受祸最惨。到了十五世纪中叶（我国明朝嘉靖年间），日本为群雄割踞时代，名地藩侯组织海寇对中国沿海猖獗进犯，侵入内地，为祸极为惨烈。由于日本在历史上为倭族奴国，所以史书称日本海盗为倭寇。
  漳浦倭祸之惨烈
  漳浦县是饱受倭寇祸患最惨烈的地区之一。《漳浦县志》简要载有这些事件：
  嘉靖三十六年，倭寇六都。
  三十七年，倭寇盘陀水港，复移寇长桥。
  三十八年二月，倭寇县郊，驻溪南。十一月，倭寇麦园埔。
  卅九年，倭驻峰山，纵掠溪南，复移驻无象铺。
  五月，（与倭寇勾结的）饶（平）寇张琏陷云霄。
  四十年二月，倭入屿头月余，张琏陷檺浔（官浔）土城。五月袭陷镇海卫。
  四十一年二月张琏率倭寇入掠县郊。
  自正统十四年（1449年）至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这一百一十多年间，漳浦人民受尽倭寇蹂躏。《漳浦县志》记载当时的惨况说：村无完舍，民无定居，财物受掠夺，人逃匿山中，一旦被掳去，富人要卖尽所有去赎身，穷人也要借贷以求免死。唯一抗御的办法是建筑土堡，不能建堡的只有扶老携幼逃入县城。而城墙也不坚固，县官刘钦命只得督率民工修筑，边筑边守。而倭寇勾结流氓恶少。将乌单派入城中，城中人心惶惶，县官督率民壮，日间查究奸宄，夜间登城守望。倭寇无法攻入城内，就想出更奸黠的办法，在野外掘人坟墓，携骨骸勒赎，有一棺而索款数百金的、有出钱赎到骨骸而不是原物的，百姓不忍先人枯骨受摧残，多数自发掘回棺木尸骨收藏。象这样连枯骨也不放过的洗劫，其荼毒可说已经到了极端。
  明朝初年在潭浦的防倭措施
  明朝开国之初，整军经武，注重海防，倭寇的进犯是难以得逞的。洪武廿一年（1388年），遣江夏侯周德兴经略海上，于沿海要隘设立一些卫所。在当时漳浦县辖地设立镇海卫（今地属龙海县），卫之下分置陆鳌、铜山、悬钟三个守御千户所。陆鳌（现写作六鳌）所在十五都，驻官兵898名；铜山所在五都（今东山县）西门澳，由钦依把总镇守，称为把总水寨，设官兵1141名，备战船四十六只；悬钟所在四都（今地属诏安县），当闽南尽处，设官军1103名，有哨船廿四只。这些卫所以镇海为前哨。陆鳌为左哨、沙州为右哨，鲎壳尾为后哨，遇汛则分哨四出，各防险要，控制横屿、菜屿、井仔湾、柑屿、桔屿等易为海盗啸聚的水屿。此外，又设置井尾，青山（月屿）、古雷、后荡（在后葛土堡）、盘陀岭等地巡检司，共设弓兵720名。又设置许多烽堠（墩台），址在白塘、大径、流会、卓岐、江口、小沃（以上俱廿三都），灯火山、湾角（十七都），埠头（十五都），高山塔，共十座。还有镇海卫九座，陆鳌所三座（陆鳌、洪丘、峰山），铜山所三座（泊浦、东平渡即八尺门、燎望）有寇警就举烽烟为号、以便防守。在锐意防卫之下，倭寇虽屡有进犯，却是难以得逞。
  导致倭寇猖獗的内因
  明皇朝传到英宗正统至世宗嘉靖的一百三十多年期间（1436—1566年），政权已趋向腐朽衰落，皇帝昏庸，耽于淫乐，不理朝政。英宗宠信宦官，世宗宠信大臣。权奸把持朝政，植党营私，打击陷害爱国忠臣，克扣边卒粮饷，以至士无斗志。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五月，抗倭名将闽浙总督张经、参将杨宽被奸相严嵩死党赵文华诬陷处死，自毁长城。从此，闽浙各卫所废圮，形同虚设，倭寇乘虚而入，由滨海扰及内地。
  嘉靖乙丑科进士、漳浦人林偕春，不为湖广副使而回原籍，对当时漳浦一带的情况很是了解，写了一篇《兵防总论》（见《漳浦县志·兵防》）一开头就指出海防弊端说；“明朝开国之初，为了防倭而在沿海设置卫所，用百姓的粮食来养将士，在澳口要塞之区有水寨哨船游织海上，巡逻把截，又有烽墩可以报警，防备可算是周到了。只是日久寝懈，渐渐无存，存在的也只是苟且虚名，全无实用。甚至镇海卫被饶贼袭陷，悬钟守御千户所被倭寇所残踏，铜山水寨被海寇烧毁，楼船战具蓦然一空。象这样的卫所，连本身尚且不能自保。怎么能够保人？而且官兵被豢养得如同骄子一般，难以调动，有事就驱使民兵（抽调来的），而那些庞杂的民兵多是市井无赖受雇替的，平时训练只具虚文。象这样视御敌为儿戏，无异驱群羊去同猛兽格斗。巡检司的弓兵也是孱弱，不是聪明的人一看也会知道有革额扣饷的惯例。”林偕春对海防弊端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接着他又指出官军不能御寇却会虐民的情况：“一方有患，不敢即刻将情上报，等到如洪水决堤才报告，移文往返，调度费时，近者十天，远者数旬，援兵才要开拔，而贼已捆载而去，就是幸而未去，所派来的官兵也是逗留观望，直到贼去才稍稍尾随其后，袭其余辎，猎其疲掳，掠其遗累，割死人的首级，虚张战绩，冒报军功，甚至发掘尸体，截其头颅，墨其面目，烧头灭发，除网痕，假装为真倭的首级以市功，如果不可多得，还用赏钱来收买，所以老百姓就是不死于贼，也死于兵，所过之地，鸡犬为虐，所止之处，门户为碎。倭寇搜刮才去，官兵又大索一番，贼没有收尽的，官兵尽收拾之，所以民间有‘贼梳兵篦’这句俗语，是说得非常恰切的，贼还没有去远，官兵就扬旗班师凯旋报捷，向地方需索赏犒，稍不如意，就群起内哄作乱，如以前县城北关外之变，几乎践及县城，可以殷鉴。”（上系节录原文并加以语体化）。
  明朝万历二年进士，以廉洁著称的工部主事，漳浦人林缵振曾写一首《官军来》的诗（见《漳浦县志·艺文志下》）讽刺军官杀贼无能，虐民冒功的嘴脸，对当时的情况也有很好的写照：“官军来，官军来，昨日江头贼已回，将军逐贼未百里，将台且向江头开，皎皎戈矛耀白日，轰轰钲鼓震奔雷，戟手骂贼奴：‘恨不蹴尔成尘灰。’父老前有云：‘将军幸勿嗔，江头贼过遗烟烬，江边刺戮几千人，杀者不可救，骸骨空为尘，何不割取献幕府，军校犹博金与银。公不见，往年之捷皆如此，石壁城中二百家，三百丁夫同日死，总戎腰玉衣蟒衣，击鼓传觞奏凯归’。官军来，官军来，海外孤城未解围。”
  朝廷腐败，兵防松驰，官兵不但不能尽到剿倭保民的职责，反而虐害人民；加上一些游民与倭寇勾结，为虎作伥，这就是东南沿海长期遭受倭寇蹂躏的内因。漳浦的这些情况，是一个缩影。
  戚继光入浦平倭的功绩
  嘉靖皇朝的官兵积习太深，只能虐民而无力御寇，当时抗倭名将，浙江省都司佥事戚继光乃请准在义乌募勇士三千人，精心训练，成为抗倭劲旅，当时人们称为义乌军，也称戚家军。嘉靖四十年在台州九战皆捷，浙东倭患平息。当年八月，戚继光移师入闽，直捣寇巢，于九月间先后剿平宁德横屿、福清牛田、兴化林墩三大倭寇据点，十一月回师浙江。
  戚家军回师以后，福建倭患又炽。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戚继光再度率领义乌兵入闽平倭。另一平倭名将俞大猷在漳州招募农民武装六千人，配合戚家军攻克倭寇主要巢穴兴化平海卫。歼敌两千名。翌年一月，戚家军又击败包围仙游县城达五十天之久的两万倭寇，穷追倭寇来到漳浦。
  《漳浦县志》颂扬戚继光与俞大猷的平倭战功，说当时民间有“俞龙戚虎，杀贼如土”的俗谚。记戚继光在漳浦指挥作战的情况说：“是时，贼围城，复四出摽掠。父老扶携登望女墙上，冀援兵旦晚且至，见远烟数点，影响似旌旗状，忽炮响，官兵业抵近郊，与贼接战，大破之矣。盖继光每出师，人莫能测，才欢饮解甲，似未即发，已从间道急进，出没甚神。蔡陂之役，贼预度继光当至，设伏待之，卒然蜂起，兵为小却，继光斩前怯者数人，身自督战，贼竟溃。”
  上面说到的蔡陂之战，是一次剿平倭寇的决定性战役。蔡陂即盘陀汤坑（俗称通坑）附近的蔡陂岭。那一次战役发生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二月，戚家军共斩获倭寇首级数百，残倭逃窜广东沿海，而在那次战役中，官兵也阵亡八十多人，戚继光在盘陀立“忠勇祠”来记念那些阵亡将士。忠勇祠解放初还存在，现在只保存了功绩石碑。忠勇祠附近有一个土墩，据说是当时抗倭阵亡将士的集体坟墓。
  戚继光和俞大猷合力作战（俞大猷由漳州追击倭寇经平和入广东），于嘉靖四十三年追击到广东会师，在海丰大歼倭寇，嘉靖四十四年，倭患全部肃清。
  漳浦在剿平倭寇之后，请准挽留一部份戚家军镇守漳浦海防，称为“浙兵营”，在六鳌所及铜山所之间对调换防，都驻守在所城外，由名色把总一员负责，有官兵四百五十名，在漳浦（当时包括东山）群众配合下。锐意海防，倭患从此息。
  戚继光之所以能平定倭寇，一方面由于戚家军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戚继光知已知彼，指挥有方，能尖对倭寇特点，以“鸳鸯阵”“小三才阵”等战术取胜。一方面由于他善于发动和组织群众，协同抗倭，并且能因地制宣，因人制宜，灵活运用民兵特点，配合正规军作战。百姓一无训练，二缺武器，而有着对倭寇的重大仇恨和抗击强暴的意志，戚继光就教百姓就地取材，削长竹为矛，并教百姓以“三步进，三步退”的简单战法，竹竿被倭刀砍去一截，仍然锋利，一再冲刺，使倭寇不及招架。这样，手无寸铁的百姓也能制敌致胜。倭寇陷入兵民的汪洋大海之中，怎能不败。戚继光还在海滨教百姓制作“土艇”，类似雪橇，滑行于滩涂上，疾行如飞，为制敌取胜创造条件，现在漳浦渔民还用它为海滩上的交通工具。
  闽南双刀会与漳浦双刀会起义
  李序宾
  漳浦双刀会起义是闽南双刀会起义的组成部份。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全国各地群众纷纷起义，与太平军遥相呼应，著名的有北方的捻军。上海的小刀会，广西、广东、湖南的天地会，山东的白莲教，云南及四川的彝族，贵州的苗族等。福建南部也有以永春人林俊为首的红线会和龙溪浒茂人黄德美为首的双刀会。尤其双刀会，声势浩大，范围及于厦门、漳州、同安、海澄、安溪、漳浦、平和、云霄、东山等地。
  双刀会原名小刀会，由于会众有很多人持双刀而被叫双刀会。最初是由新加坡归侨陈庆真于鸦片战争失败后的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七月间在厦门开始组织的。最初入会的有同安人王泉，海澄人江源、江发兄弟等。在闽南各县迅速发展，引起清朝政府的注意。咸丰元年（1851年）一月，陈庆真被兴泉永兵备道捕杀，江源、江发逃亡南洋，闽南双刀会暂时隐伏。一年后，江源、江发回国，恢复小刀会活动，在海澄、石码、漳州、厦门、同安、角尾、漳浦一带迅速发展，拥有会众六千多人。江源兄弟在珠浦村准备起义，海澄知县王世昌得到风声，率兵围剿，江源、江发兄弟被捕杀。江源之妻与会众公推浒茂人黄德美为首领，集合会众六千多人，于四月初六日在灌口刘心庵誓师起义，当晚占据灌口，进取海澄县城，七日占领石码，十日占领漳州，并乘战船四十多艘由石码进取厦门，在厦门建立政权。会众控制了同安、安海、漳浦、小溪、云霄、东山等地，惩杀恶吏，开仓济贫，得到群众拥护，纷纷加入，一时会众发展到一万多人，声威大振。
  漳浦双刀会首领程彩是盘陀庵前村农民，当双刀会在闽南各县发展时，他与东林村村民陈通水、下坑村农民陈珠培等发起组织双刀会。受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苛勒欺压的农民纷纷参加，会众达到一千多人，县城的知识分子陈藻臣也组织一些人参加。
  入会的人要经过宣誓，叫做“过香”，仪式是这样：由两个人抬起一只八仙桌，离地两尺多，入会的人手执焚香，从桌下穿过；监誓人喊：“有忠吗？”答“忠”！监誓人再喊：“有义吗”？答“义”！接念誓词：“不忠不义剑下亡。”照这样一个接一个通过，便认为正式入会。
  闽南双刀会起义，漳浦双刀会及时响应，发动起义。咸丰三年（公元1854年）四月十二日，程彩率会众一千多人攻入县城。清漳浦知县周培避匿，典史（知县之下掌管缉捕、监狱的属官，俗称“四老爹”）潘振烈躲在“四老衙”后面住民黄澎家中被搜捕。这位老爷平时专事下乡办案，勒索百姓，民愤极大，夫妇双双被会众绑到西门内三角潭边，由起义军郑四吉将两人斩首。
  翌日，起义军成立县政权，由程彩任县主，陈通水为城守游击，陈珠培为典史，陈藻臣为军师。当时溪南乡群众趁机进入县城，破狱放出犯人。事后说唱这次起义事件的民间歌谣有这么段：“过香练双刀，聚会在盘陀。程彩入县城，‘大老’逃性命。四吉起性地，‘四老’头落地。军师是何人，北街陈藻臣。日子是十三，溪南人破监。”
  双刀会占领漳浦县城后，第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军需给养。程彩没有采取断然措施，而是采取访问豪绅大户的办法，向他们“商借”。还忘不了先坐轿去北街顶与程姓的本家会亲谒祖。并到东城内拜访了他日前已拜为师的胡曹。这时，豪绅们假意与程彩敷衍。暗通原有县衙门的皂、快、马三班差役及营汛目兵，连结一些富家，紧闭门户，攀登屋顶，鸣锣鼓噪，大声喊杀。程彩不知虚实，心中疑惧。豪绅们乃通过程彩的“先生”胡曹和军师陈藻臣进行妥协，要求程彩将双刀会起义队伍暂时撤回盘陀。程彩见无粮不聚兵，久驻县城，恐后有失，就同意由豪绅用“四轿”（四人抬的官轿）挂红彩，鸣锣喝道，奏八音鼓吹将他送回盘陀。双刀会队伍回到盘陀，仍以盘陀岭一带为根据地。
  闽南双刀会起义蔓延各县的情况使清朝统治者大为震惊。是年八月，从广东、江西调来大军，由闽浙总督李廷钰及福建巡抚王懿德指挥，于九月底从马巷出发，占领嵩屿、鼓浪屿，十月攻入厦门。《福建通志》载：“是役也，阅七十三日，历四十八战，擒斩及坠海死者以万计。”
  双刀会一部份会众退到海上。于翌年（1854年）三月在惠安崇武海上与清朝水师鏖战。后又进攻台北、基隆。咸丰五年（1855年）进攻厦门与台湾淡水、基隆及广东澄海、九龙、澳门等地。与清南澳总兵在莱芜洋海战。咸丰八年（1858年）三攻基隆。最后失败分散，有的逃到东南亚各国及港澳等地定居。
  漳浦双刀会于咸丰四年（1854年）清朝大军进剿盘陀时失败，会众四散逃亡，首领程彩逃往越南。
  蓝鼎元
  张兆基
  蓝鼎元，字玉霖，别字任庵，号鹿洲，福建漳浦县长卿里（今赤岭）人，生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卒于清雍正十一年（1773年）。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曾随从族兄蓝廷珍征讨朱一贵于台湾，后以拔贡入京师为太学生，历任普宁知县，广州知府等官职，是清初一位有胆识，有作为的知名官吏。
  蓝鼎元的祖父蓝继善，博学多识，隐居家乡。鼎元的父亲蓝斌是县里一名秀才，去世时鼎元的母亲许氏才十九岁。鼎元年幼时依靠寡母做女红度日，吃的是番薯拌菜粥，生活困苦。他年幼力学，在山中读书时，每月只带一罐白盐佐膳，有的同学因此嘲弄他，他作了一篇“白盐赋”以自勉，每年只在过年时为了探望亲人和祭祀祖先，才回家一次。他平日广泛阅读诸子百家，礼、乐、名物、韬略、行阵等书籍，熟习古文、古诗，尤喜经济之学，通达治体。他十七岁时，曾从厦门泛舟出海，南至南澳，北至舟山，考察福建、浙江沿海岛屿港湾形势。
  鼎元的文才为漳浦县令陈汝咸所嘉赏，但九次参加乡试都落选。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福建巡抚张伯行在福州设立鳌峰书院，延召九郡一州学行兼优的人纂订儒家前辈著作，蓝鼎元受召参加。张伯行异常器重他，称赞他“确然有守，毅然有为”，说“蓝生经世之良才，吾道之羽翼也”。过了一年，鼎元因思念家中年近七旬的祖父母及体弱的寡母，辞职回家。张伯行再三下书征召他，他写了一封感情洋溢的回信，婉言辞谢。他在信中陈述家中困境，诉说他侍奉老人的时日不可多得，培养弟妹成人是自己的责任，说他不能只顾自己的丰衣鲜食，背离儒家“孝悌”之道。此后，他又专心致志在家里读了十一年书。那时经常遭到饥荒年，他作《饿乡记》表述了自己的志向。这篇文章曾为当时的人所传诵。
  康熙六十年（1721年）夏，台湾爆发了朱一贵反对当地酷吏横征暴敛的战争。蓝鼎元随从堂兄南澳总兵蓝廷珍率师前往镇压。他出入风涛，赞划军政。平定台湾后，他又随从蓝廷珍，招抚降众和逃亡的百姓，绥靖番社，在台湾住了一年多。返回乡里后，著论治理台湾策略，其大意说：台湾的土地将会愈辟愈广，用心经营管理，就是一个“户口贡献”的地区，如果废置空虚，就会成为“盗贼倡乱之所”，台湾山高地肥，最有利于开垦，“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不归之民，则归之番与贼，即使内乱不生，寇自外来，将有日本、荷兰之患，不可不早为措置。”此外，他认为台湾的罗汉门、阿猴门、槟椰林、郎乔等地不应抛弃，对于南北路要害地方文武官员如何驻扎，官兵、营汛如何添设更置，哨船如何换班等问题，鼎元的论述都剀切而详明。当时有些大官要员主张台湾镇总兵应当移驻澎湖，鼎元极言不可。鼎元的建议多被清总督满保等大臣所采纳。如后来清政府划出诸罗的地方，建置了彰化县，又设置北路三营，总兵官仍然驻扎台湾等措施，都出自鼎元的主张。此外，他又为台湾的善后工作提出了十九条措施，就是：“信赏罚，惩讼师，除草窃，治客民，禁恶俗，儆吏胥，革规例，崇节俭，正婚嫁，兴学校，修武备，严守御，教树畜，宽租赋，行恳田，复官庄，恤澎民，抚土番”。后来治理台湾的多以此为法。
  雍正元年（1723年），蓝鼎元以优贡被选入京，校书内廷，分修《大清一统志》。当时有许多著名的学者共同推荐他，说他是一个很好的治史人才。雍正六年（1728年）由于大学士朱轼的举荐，他得到清世宗的引见，条奏经理台湾、河漕、兼资、海运、凤阳民俗土田、黔蜀疆域六件时务，世宗认为很好，回头对朱轼说：“朕观此人，便用作道府亦绰然有余”，不久授予鼎元广东普宁知县，并议准鼎元所奏，把原属四川的遵义府划给贵州管辖。
  鼎元任广东普宁知县时，该县与邻县潮阳、揭阳一带，连年饥荒，盗贼白昼杀人抢劫，民不聊生。他一到任，便严为教约。有一个叫王士毅的，盗尸诬告好人，鼎元查明事实真相后，办他“反坐”，并惩办了主谋的讼师，满城的人说他办案如神。过了一个月，他被调摄潮阳县事。原先潮阳豪绅役吏互相交结，抗欠或侵吞赋税，以致五营兵丁半年没发粮饷。鼎元责成豪绅率先完纳，同时严禁吏役图差作奸侵蚀。按通例每纳赋谷一石要加耗粮一斗，鼎元给予宽减。当地有船四百条，按旧例新县令到任，每条船要交银四两换取新照，鼎元严令废除这一苛累，还将这条规定刻在码头岸石上。从此士民争赴纳税，营兵粮饷解决，治安强化。那帮截道抢劫和夜间行盗者，稍有活动即被破获，因而多数逃到外县。有一次，他接到南澳镇的檄文，要普宁县逮捕二名洋盗，鼎元认为能出洋行劫，人数一定不止二人。他经过调查，知道那二人并非洋盗，便立即释放，却因此查得洋上积盗四十八人姓名。吏属说那些并非本县盗贼，鼎元认为那些盗贼虽属外县，但都威胁水道商旅通行，便分别檄令潮阳、揭阳等县协同缉拿归案，按律问罪。此后，他又智捕潮阳与揭阳交界葫芦地的盗首十八人。
  鼎元不仅善于治盗，也善于治讼师。普宁等地原是讼师特别多的地方，民俗健讼。鼎元经常巡视境内，劝告百姓从事农业。他召集父老，询问疾苦，因而得知讼师姓名。他嘱咐当地父老转告那些无事生非的讼师，说只要他们改过，可以既往不咎。对于不听劝告的恶讼师，他不宽贷，因此讼风有所敛息。
  鼎元尤长于断狱，冤案多得平反。有一次，龙湫埔发现一具王元吉的尸体，王元吉的弟弟王煌立控告他的冤家姓杨的是杀害他哥哥的凶手。鼎元见煌立神色慌张，心里怀疑，便设计以言词惊动煌立的约保人，约保人才说出这桩案件是讼师李阿柳和刑书郑阿三等合谋吓诈姓杨的。鼎元虽知姓杨的不是凶手，但还不知王元吉的死因。为侦破此案，他亲往龙湫埔验尸，夜间路过石埠潭乡时，当地老幼执火炬列队路旁罗拜说“我们以前被盗贼害苦了，现在依靠您才安然无恙，为此前来迎接”。鼎元询问远近盗贼情况，了解到龙湫埔有恶贼五人，王元吉是其中的一个，因行盗拒捕，伤重身亡，乡人将其尸体移弃溪畔，是讼师李阿柳等伙同煌立诬告姓杨的。案情大白后，诬告者被惩办，另一桩是乞丐蔡阿灶死了，其弟阿尾控诉说阿灶是因为卖地争价，被买主陈兴觐打死的，鼎元亲自下去调查，得知阿杜是因病死的，便传讯阿灶的另外两个弟弟阿完和阿辰。他们说出了真情，原来是讼师陈兴泰为了争买蔡阿灶的屋地，趁阿灶病死之机，收养并煽动阿尾控告原买主陈兴觐的。陈兴泰却狡辩说他没有收养阿尾，而是陈兴觐改养了阿辰和阿完。鼎元说：“这不难分辩，他们兄弟一同在庙中乞食，阿辰、阿完面色青黄，是饥饿所致，而独有阿尾面色红润，是经常饱食的表现。若不是兴泰诱养又是什么“。鼎元这分析，惊动了左右的人，兴泰也不敢再狡辩了。又有一起是郑候秩的妻子认定一具溺水的死尸是她的丈夫，控告萧邦武等五人是凶犯。她的儿子郑阿伯运回此尸后，母子俩还杖蓑哀恸。鼎元叫随从检查尸体，而尸体已经腐烂难认。鼎元对此怀疑，却勒令郑阿伯母子俩收殓腐尸，众人都惊愕。鼎元传问萧邦武等五人说：“你们知道郑候秩真的死了没有？”他们都回答“不知”。鼎元说：“你们甘愿偿命吗？”邦武等五人都哭了。鼎元说：“哭无济于事，郑候秩先前当过保正，纵盗殃民，现在见我来了，才畏罪潜逃，但他不可能逃很远，只要在邻近的惠来、海丰等地寻找，是不难捕获的”。萧邦武等人真的到那一带寻觅，果然只用五天时间就在惠来境内把郑候秩捕获归案，同时也捕到造谋的讼师一起治罪。
  鼎元重视教育，反对迷信。潮阳县有一自号“后天教主”的妖女林妙贵与号称“仙君”的奸夫胡阿秋，建造迷信祠庙，施符咒水，声言能为人治病求嗣，且能使寡妇夜见其夫，煽动数百人参加迷信活动，很多县的人受骗接踵而来。鼎元派吏卒拘捕，吏卒却说林妙贵有“阴兵”，怕自己受害，鼎元亲赴其地把他们擒获。林妙贵和胡阿秋供出很多参与者的姓名。鼎元只惩罚为首的林妙贵与胡阿秋，将他们处决在市。还没收了迷信祠庙，改成“棉阳书院”，与当地人讲明正学，并拨部份官租做师生膏火之费，从此，风俗为之一变。
  鼎元治狱严肃认真，而且注意策略，他对罪犯不稍宽待，但对于那些罪状未显著的，则常释放他们回去，对于讼师也只惩治少数为害大的，至于“小犯”就采取反复开导的办法。教育他们悔改自新，极力做到“严而不残”。
  鼎元由于秉性伉直，刚正不阿，使不少人畏惧，也忤逆了上司。当时潮属数年遇到饥荒，朝廷同意惠潮道楼俨的请求，用公款就地籴粮备赈，而运官和船户却依靠楼俨的权势，沿途盗卖官粮，掺杂糠秕或和水充数，各县忍气吞声。鼎元查知实情，便将不法船户拘捕入狱。运官称说楼俨请他释放被拘船户，鼎元不允许，因此楼俨衔恨，串通藩、臬两司诬告六条罪状，其中的第一条竟是因为辖免渔船例金，亏空公款千余两。当地渔民听到这一消息，扛着勒刻辖免鱼船例金的岸石，为鼎元呼屈鸣冤，百姓争着为他偿还“官债”。虽然这样，鼎元还是被革职回籍。为此，二县的士民为他奔走叹息，有的持盒提筐，相望于道。总督郝玉麟知道他遭受冤屈，致书巡抚设法为他昭雪。后来，鄂弥达任两广总督，深知鼎元才识，留他在幕府，并具奏摺，申明鼎元被诬始末。雍正皇帝特旨征召他到京城，亲自与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命他署广州知府，并赐御书谕训、诗文、貂皮、紫金锭、香珠等珍贵物品。
  当时广州是旗人、汉人和洋人混居之所，番船出入频繁，而外国又在香山、澳门等地构筑炮台，对我国海防甚为不利，鼎元正想加以整顿振刷，但到任才一个月，壮志未酬就遽然亡故了，卒年五十四岁。
  鼎元的名著有：《鹿洲初集》二十卷，《女学》六卷，《东征集》六卷，《平台纪略》一卷，《棉阳学准》五卷，《鹿洲公案》二卷，《修史试笔》及所编《潮州府志》等书，都曾刊印行世。
  鼎元见识甚广，他所编的《一统志》描述海内外的山川、风土、禽兽、少数民族文物等情状无不了如指掌。在《论北直水利》《论江南应分州县》《贵州全省总论》《论边省事宜》等著作中，显示了他的博学才能，确实是一个“经世之才”。
  鼎元对我国东南海疆尤为熟悉和关注。他在《认台湾事宜书》《福建全省图说》《粤夷论》《潮州海防图说》《南洋事宜论》等著作中，多方地论述东南海疆形势与民情。在《南洋事宜论》中，他对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年下的禁海令曾作过具体的分析和尖锐的抨击，他指出康熙在禁令中提出的某些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如禁令中的第一条理由是出洋商人将船“卖在海外”。熟悉海外贸易的鼎元批驳说：“商人一船造起，便为致富之业”“谁肯卖船？”“顶嘛桅一条，在番不过一二百金，至内地则至千金，”因此“则以我送彼，尚非所尔，况令出重金以买耶？”禁海令的第二条理由是商人偷运粮食“出海贩卖”。鼎元指出：“番地出米最饶，原不待仰食中国，”而且商船载米出洋，“一石之米，所值几何？舍其利犯法，虽愚者不为也。”（按；当时我国不仅没粮食输出，相反，南洋有大批粮食输入沿海地区）。鼎元还进一步分析海禁之害说：“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掠为非之患，既禁之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一船之敝，废中人数百家之产”“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康熙六十年（1721年）台湾之变，“其明验大效也”。（按：康熙熙五十六年禁海的后果，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处于发展中的我国手工制造业的海外贸易事业，使大批沿海居民失去生计，进一步加剧了正在激化中的阶级矛盾，而且限制我国与外国经济文化交流，为有清一代的闭关自守政策奠定了基础，给后来清朝的历史进程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蓝鼎元对康熙禁海政策的评论是非常中肯的。他不愧为清代“有识之士”。
  按：蓝鼎元腹有实学，通经史，达治体，却屡次不第，幸有“伯乐”荐举，以布衣致士，居官有惠政，既长于断狱，亦善于治盗，重调查而不轻信，执法不阿，宽猛兼用，是故虽严而不残。秉性伉直，竟而坐事劾罢，志在经世，而不竟其用，诚可嗟叹。
  赵家城溯源
  刘两全李林昌
  南宋败亡以后，漳浦二十三都有人以“赵王”名义举兵反元，元军用重金悬赏缉捕“赵王”，而没有发现。在佛昙积美海滨新建的土堡中住着姓黄的，其实正是宋皇族逃亡者、闽冲郡王赵若和，他隐居不出，五个儿子中间有两个曾削发为僧，一家人一直隐姓埋名近一百年，历经有元一代。
  赵若和的父亲宣亭侯赵时晞，是宋太祖赵匡胤弟魏王匡美第九世孙。南宋理宗皇帝赵昀无嗣，根据宋太祖“兄弟相及”的传统，在皇族中选取若和养育宫中，准备作为储君，可是理宗死后，他弟弟福王赵与芮的儿子赵祺继承了皇位，是为度宗；若和退封闽冲郡王，回到祖先的封地福州。
  南宋都城临安被元兵攻陷以后，在福州继立的小皇帝赵昰不久又南逃广东，死后传位赵昺，赵若和一直跟随皇室，崖山败亡时，他与黄侍臣、许达甫以十六艘船夺港而出，到浯屿遇飓风，船断桅，几乎颠覆，不得已在浦西登岸，栖身于银坑（这些地方当时属于漳浦二十三都，现属龙海县）。元兵缉捕“赵王”的当儿，他将所购置土地分赠黄侍臣、许达甫，自己迁到十七都佛潭桥积美，隐姓埋名，建堡居住。又在二十里外的官塘（今湖西）山中建设楼、堡，既似别墅，又是隐居之处，除楼门上“完璧楼”三字之外，别无其他石刻，当是取寄望于“完璧归赵”的隐义，“璧”字写得很别致“辛”字占了大半边，“玉”字写得很小，像一个“王”字，藏在“辛”字下面。对于启发子孙后代，当是另一番用意。若和死后葬在湖西东林安德桥，夫人陈氏，也葬在安德桥西南，墓地号“飞凤下田”。（若和墓地已在最近按照族谱标明的坐向找到）。
  元亡明兴，洪武十八年（1385年），御史朱鉴在一起”同姓结婚“的案件中查阅族谱，才知道被告黄文官原来是宋闽冲郡王赵若和的曾孙，立即奏报朝廷给予复姓，并钦赐文官弟惠官为儋州宜伦县主簿，堂兄明官为鸿胪寺序班。朱御史并赠诗一首，既道贺又勉励：
  宋去春秋二百世，许多怨恨几时磨。
  胤因国乱披金甲，昺为身亡丢战刀。
  元帝势强图社稷，赵人历尽去山河。
  儿孙能效胡公满，管取当朝赐紫袍。
  到隆庆五年辛未（1571年），若和第十世孙赵范登张元汴榜二甲第三十八名进士，曾任户部员外郎、贵州清吏司郎中、无为州及磁州知州，浙江按察使司兵备道副使。归休后，感到积美祖居地处海滨，常受海寇骚扰，自己以志在山林，屡次来到官塘硕高山，寻先王赵若和缔造故处，见旧时建筑犹存，山川环郁，不嚣冲途，不迫于海寇，不杂城市纷华，可以隐居教子，而且田地肥沃，薪米亘裕，有发展前途，决计舍弃积美祖居，而重建硕高山楼、堡，增筑府第，于万历二十八年庚子（1600年）冬动工，经二十年艰辛，次第完成。
  万历年间，沿海还不时有倭寇骚扰，并有其他海盗。赵范的儿子赵义（字公瑞，太学生，曾任中书舍人）请准扩地自费更筑城墙，以容纳附近星散村民于有寇警时入城避难，才成为后来的规模。
  佛昙积美的最初赵家堡在清朝时曾利用为海防哨所“积美汛”，后曾作为分县衙门。至今只剩下颓墙残壁和留下“下赵”的地名。现在存在的赵家堡俗名赵家城，址在湖西公社岭脚大队硕高山，距县城三十五公里。清朝于顺治十八年为防杜群众与郑成功的联系而“迁界”时，这里成为“边界”，漳浦县城守游击在赵家城驻防。现在城墙还大部份完好。城高六米左右，墙厚二米多，基部石砌，顶部三合土。城的周围长一公里许，面积约一平方公里，有四个城门。内中建筑物包含赵若和初建的四合式三层十多米高“完璧楼”，占地四百多平方米，上下共四十八间，有地道通城外，以备不虞，楼外围以石基土堡，俗称内城。外城及外城内建筑物是赵范父子扩建，有平列五座五进宽敞的府第，俗称官厅，第五进为二层楼，从前为内眷住宅，所以俗称“梳妆楼”。“官厅”前面是石板铺设的广场，广场前面为鱼池、水阁，有“汴派桥”跨越池上。此外，又有石坊、花园、读书处“辑卿小院”、佛塔、武亩庙、石佛像、宋书家米芾手书“墨池”石刻等。
  完璧楼和“官厅”、辑卿小院等多已破塌，其他文物于文革时受破坏，现已部份按原状修复，主要有“官厅”主厅、汴派桥、“聚佛宝塔”、石佛像及一些石碑等。
  赵家城历代珍藏的“宋朝十七皇帝”（缺端宗赵昰）及杜太后、魏王匡美像，解放后献出，曾在漳州展览，未查明藏于何处。
  近来在修整赵家城文物的过程中，当地住民献出密藏几代人的仅有一本族谱，补充了地方志记载的不足，也发现族谱与地方志有大同小异的记载，其始建年代有待进一步从赵若和的墓葬方面加以考证，这里暂按旧说。
  （合订编者按：赵家堡及完璧楼均为赵范、赵公瑞公子所建，赵若和并未在湖西建屋居住，见《硕高筑堡记》。）
  漳浦的旧风俗
  集体整理
  一、社会旧风气
  在海上交通发达，贸易繁荣的时代，沿海地区属于“近水楼台”，但在造船业落后以及厉行海禁和闭关自守的封建时代，漳浦“偏处海隅”，风气闭塞。就是到了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五口通商，洋货如潮水般涌来的时代，漳浦由于农村破产，民穷财枯，购买力很低，人们除了日常用品如“番仔火”，“番仔蜡”“番仔油”等必须仰赖于舶来之外，一些高档商品在漳浦是没有市场的。民间还多数自种棉花和黄麻，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漳浦人素来有勤劳俭朴之风，同时也风气闭塞。
  《宋史》称漳浦为“硗确斥卤之地，耕褥殆尽，亩值寝贵，田讼尤多”。宋朝漳州著名学者陈北溪（淳）说：“此邦民质朴谨畏然，间有奸雄健讼，为善良之梗者”。闽省《通志》说，漳浦“民阜讼稀，田亩寝贵，士质而文，民勤而朴”。成书于明朝成化年间的《漳州郡志》说：“漳浦之俗，质朴谨畏，尚儒雅，依山者习乎农桑，处海者处于网罟，婚姻葬祭多依古法，间有专信鬼神，不事医药者；有近薄汀潮，民性愚悍为善良之害者”。明朝何乔远《闽书》说：“漳浦旧有金名焉，谚谓之‘金漳浦、银同安’，今或不然，未远古也，其民殷庶，其君子娴于文词，不但用以取出身而已”。王祎的诗说漳浦“文物如邹鲁”。成书于明朝嘉靖年间的漳浦旧志说，本县“读书之家，无问贫富，每岁首各廷师受业，虽乡村数家聚处亦有师。俗好胜，健讼，赌博，强者武断乡曲，黠者挟持官府，小民因小忿辄服断肠草，图赖官府，有事追坠拒捕，殴打率以为常。”
  综合各种旧方志和先人的记载，可以知道封建时代的漳浦，有农桑之利，渔盐之薄，地方富庶，人民勤劳朴实，读书蔚为风气，士子娴于文词；但也有健讼、好斗、迷信、赌博，还有“强者”武断乡曲，“弱者”轻生自杀的坏风气；到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有些人还传染上抽鸦片之风。至于缠足、溺女婴、男人留辫子等陋习，这是全国性的“只是漳浦从前“偏处海隅”，比较闭塞，进步风气较慢普及，所以到解放初还能找到留辫子的老汉，还有一些缠足的老妇。
  二、一些特殊的风俗
  漳浦的旧节日风俗与大部份汉族地区差不多，这里不多赘。
  单说漳浦一些与别处不同的风俗及所流传这些特殊风俗来源的传说。
  一、新娘在红装下面要穿贴身的白衣裤，新婚之夜露出一身缟素，这来源有一个传说：陈元光“开漳”时，一些“獠蛮”的男子战死，或说被杀，唐兵娶他们的妻、女为妻，“番婆”要求让她“带孝”成亲，因而传下这风俗。
  二、妇女丧礼的幡联上以及墓碑、神主上，不论身份，都可以写上“例赠孺人”的衔头，这是皇帝对官员的母、妻的封号，漳浦的民妇死后为什么有这个衔头呢？有的传说是井尾“皇后”赐的，有的传说是宋帝昺南逃时经过漳浦，杨太后无聊，要找民间妇女来谈天，大臣答以太后不可接见平民，杨太后就下一道旨意，对这里的妇女一律封赠“孺人”。漳浦的新娘在拜堂时戴“凤冠”，据说也是根据这个。其实，“孺人”在从前虽是封号，后来己成为对妇女通用的尊称，正如“夫人”本来是比“孺人”更高级的封号，后来成为对妇人通用的尊称一样，妇人称“孺人”是不受千涉的。
  三、读书人不论有官无官，在出葬时的铭旌上都可冠以“赐进士”的头衔，传说也是宋帝昺南逃途中在马口溪开科取士，元兵追到，仓促在溪沙埔揭榜，对与考士人尽赐进士，人们“援例”取得的头衔。其实，宋帝昺是端宗航海逃到广东溺水得病死后才被立继续皇位的，按宋史记载，并没有经过漳浦。（合订编者按：铭旌写“例赠”文林郎，或修职郎，或登仕郎，未见“赐进士”。）
  四、漳浦盖房子喜欢在“厝角头”装着尖尖的“燕仔尾”，传说也是“井尾皇后”特赐漳浦老家“龙宫起”而来的。而井尾皇后是传说中的人物，不见于史料，谁也说不出她是什么朝代的皇后。《漳浦县志》说本县人用筒瓦盖屋顶和屋角“鸱吻异状”是为了防御海风袭击。
  五、漳浦人从前嫁女要用一对“宫灯”前导。据《漳浦县志》林士章的传记记载，那是由于明朝嘉靖年间探花、礼部尚书林士章的夫人被太后召见，坐谈到天黑，太后赐她宫灯照路回家，漳浦人于嫁女时藉此虚荣一番，为富裕之家所仿效。
  这些特殊风俗的形成，反映了一些羡慕虚荣者的精神面貌。
  只有“填鸭”的习惯对大众有实惠，以前填鸭只有北京盛行，全国其他各地比较少见，有的甚至闻所未闻，倒是漳浦蔚成风气，无论绅士、商人、农民大都在春节之前填几只肥鸭过年。鸭子多是自养，填鸭的材料主要是番薯、饭团混合粗糠或细糠，一般农家都能办到，一只鸭子可以用强制进食的方法使它在短时间内肥育到十多斤，春节期间可以吃得油腻腻，是待客的佳品，这传统据说是蔡相爷（乾隆皇朝文华殿大学士、吏、兵等部尚书蔡新）告老回乡时将北京的填鸭方法在老家民间传播的。
  三、一些特殊的方言、忌用语
  漳浦方言是闽南话，即“河洛话”，据说是唐朝陈元光开漳时五十八姓南下的汉人留下传下来的，属于中古汉语，所以一些唐、宋诗词用普通话读起来已不能合韵，而用闽南音却能合韵，闽南话有一些用语，如称筷子为“著”，称汤匙继“调羹”，称瓮为“盎”等，与古汉语相合，所以闽南话大都是有字可写的。但漳浦也有一些特殊方言，如说事情还无头绪为“未胶里罗”，时候未到为“艾罗高”等，由于无字可解，被传说为古时少数民族所遗留。也由于受华侨影响，方言中央杂一些外来语，如称大衣为“屈”，称灯为“滥浮”（限于一种英国产的灯），市场叫做“巴刹”等。
  漳浦现在还有人按照过去习惯，对与葬、死有关的字眼因禁忌而改口，如称死人为“老去”或“过去”、“无去”，称殡葬为“出山”，葬穴叫“金井”，棺材叫“大厝”，盖在死人身上的布叫“大被”等，结果真的老、无、出山、大厝、大被等都变成不吉利的词语，有时言者无心，听得有意，以致发生龃龉，令人啼笑皆非，现在有的人对这类词语还很慎用。
  四、婚俗
  从前漳浦社会在封建礼教束缚下，妇女缠足，非不得已一般不出门，男人偷看妇女一眼也会招来杀身之祸，妇女稍微有点“越轨”就要被认为不守妇道，受尽家庭和社会的遣责与非议。婚姻都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妇女的一生幸福全听命运，所以有“女儿菜籽命”的俗谚。
  娶妻的聘金一般要在两三百银元左右，（一般年景一百元可以买五千市斤稻谷），说来是属于买卖婚姻，直到现在某些地区婚姻还要送聘礼一百八十元和一百八十斤猪肉、十八套衣服，糖、饼几百包……等，封建买卖婚姻流毒还未肃清。但是女方赔嫁妆往往要超过聘金，所以娶妻花大钱，嫁女也要赔本。从前，有的人在女儿出生之后就开始准备嫁妆，有的卖田嫁女，有“漳浦三项痴：好地建庵院，米浆饲大猪，卖田嫁女儿”的俗谚。因此，民间童养媳之风很盛，有的人宁愿将自己的女儿卖给别人，去买别人的女儿来做童养媳。俗语说“别人的孩子死不了”童养媳多数受虐待、奴役。童养媳叫做“心妇仔”长大就可以作为“媳妇”（媳妇即儿媳妇。与北方称妻子为“媳妇”不同）可以省却很多嫁娶的钱。北路有些乡间婚礼可以简单从事，有的贫穷不能举办婚礼、可以先成为实际上的夫妻，等以后有办法时补办婚礼，叫做“做老新娘”，也有等到夫妇一方死了才与葬礼合并举行的。这种婚姻也可以说是“穷则变，变则通”吧。
  婚娶的繁文缛节，按照古例有六礼：一、求庚：求女方开给“生庚”即生时日月，以便请择日先生算男女双方有无“相克”和作为定吉期的根据。二、送定：送给女方以钗钏之类，就是“纳采”俗称“小定”。三、行聘：男方具婚书、金银、牲礼送到女方，就是“纳吉”俗称“大定”。四、送袄：要送给女方衣裙之类，就是“纳微”。五、送日：就是由男方通知结婚佳期，要送给女方糖果。六、亲迎：新娘身穿红袄，头戴凤冠，属于明朝装束；新郎则戴红顶碗帽，穿长衫马褂，俨然清代命官。传说是清朝皇帝推翻明朝时允许“降男不降女”，故而婚嫁时男穿清服女着明衣。这天由男家偕仪从（俗称囝婿伴）领花轿到女家后先回家在门首等候迎接，新娘轿抬到后，由新郎的小弟或其他亲属的男孩恭请新婚下轿，由新郎导入厅堂行交拜礼，照预先择定的良时，新郎新娘同携一篮米进房，由新郎的小弟或其亲属的男孩恭奉“红圆”和四果汤，一对新人都要吃一点，并各自以事先准备好的红包给予赏赐。当晚起，大开筵席，宴请送礼的亲友，有的接连几天，铺张浪费。新娘在结婚的翌晨下厨间试厨，再以四果汤恭奉公婆及其他长辈，叫做“拜茶”，受茶者要以红包赏赐。中午，由婆婆宴请新妇，由小辈妇女作陪，表示欢迎之意。同时，娘家要遣小舅子以篮送花到新房，放置床上，以作早产麟儿之兆，俗称“送花”也称“探房”。到第三日，新娘归宁母家，俗称“做客”。新郎如果同行，要走在新娘后面，叫做“回礼”，岳母要宴请女婿，其间有许多规矩，新女婿一生只做一次，往往记不住长辈教给的礼节，贻笑大方，事后才明白，所以有“等到识礼已经无囝婿可做”的俗谚。
  结婚后第一个春节，女婿要与新娘同送“煨仔肉”到岳家，岳家设宴款待，所送“煨仔肉”第一年不收，第二年只收一点，大部份要让携回去，娘家并没有得到实惠，但此礼不能没有，以后每年都要重演一番，只是女儿送去即可，女婿不一定同行，日期不定，但最好新正就去，有“有孝女儿初二三，无孝女儿到月半”的俗谚。
  旧礼教的婚俗，连宋朝理学家朱熹都认为太繁，他在任漳州知府时，提倡把原有六礼合并为三礼，即求庚、行聘、亲迎。其他大定、小定、送袄等可合并附行，民间称便。但也还有很多人蓄意铺张，仍然按照六礼进行。
  封建时代漳浦的士大夫们着力宣扬“忠、孝、廉、节”的所谓“漳浦精神”，列出历史上的代表人物（忠：黄道周、孝：高东溪、廉：张若仲、节：刘庭蕙之母）作为效法的表率。其中“节”一项宣扬的是“烈女不嫁二夫”的封建妇德，建烈女祠来表彰节妇，县志以很多篇幅为烈女立传。在夫权、族权、神权的重压下，不知有多少寡妇（有的还没有过门）葬送了终生幸福。刘庭蕙的母亲不过是千万人中的一个。她还是在养尊处优的生活条件下守的节，比起无依无靠饥寒度过凄凉一生的穷苦寡妇来，其节烈精神简直如小巫见大巫，只是由于儿子做了官，奏请御赐旌表，便成为代表人物，而她的贞节坊上“伤心月夜啼乌”的凄厉名句后面，不知隐藏着多少无名节妇的伤心泪。
  五、丧事
  漳浦从前风气闭塞，有很多陋俗，尤其办理丧事，有许多弊例：一、大事铺张，富贵之家，吊丧者纷来沓至，多有赠仪。最苦的是一般人家，办丧事本是一件痛苦事，却有人幸灾乐祸地来凑热闹，有时全村的人不论男女都跑到丧家吃饭，一直到丧葬完毕，就是俗语所说的“全社塞灶门”，丧家还要办酒席款待帮忙的人，就是帮闲的也可以混迹其间。（只有那无子无女无财产的孤老死后才让人替他雇两名或四名“土工”抬出草草埋葬，被认为是最“歹命”的）。一般人家办丧事都要负债，只有用“父母债快还”这句俗语来自我安慰。二、择日：尸体要经大敛、小敛而后入棺。入棺、成服、卒哭、出殡都要择吉日良辰，宁愿将尸棺留在家中，迁延时日，多加糜费，也不肯从权处理。对这种风俗，连成书于封建时代的《漳浦县志》也斥其“悖理殊甚”。三、“风水”：富家惑于“风水”，就是一般人家也多有郑重其事的，不惜用巨额款项求购“吉穴”，望能庇荫子孙，有不得“吉穴”不罢休，宁愿贮棺待葬，也有葬而复迁的。“风水”冲突事件层出不穷，有的甚至酿成“家变”（械斗）。对此，就是清朝的学者（雍正朝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漳浦人蔡世远也加以驳斥，他在《丧葬考惑》一文中说：“……甚至愚者，则阴谋横据，相争相夺，以为福在是矣，不知其为祸基也”。又说：“此乃后为术家欲藉此挟，凡为子孙者不敢不遵信而延请之，阴以诱其厚利，阳以得其奉迎，不知其为害之深，至死者不归土，而生者不得相和，皆此说误之也”。在科学知识还未发达的清初，有织之士对这种陋习也抱否定态度，而在这科学昌明的现代，竟然还有人复古。所以移风易俗现在仍然是提倡精神文明当中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四、闹丧：出嫁后的妇女死后在入葬前要请她娘家的长辈来为她的棺材“封钉”，否则娘家便要大兴问罪之师，用意在验明有无冤死，这在旧时代具有防止妇女受虐待致死的用意，因为那时政府不能保障妇女权利，只有由“外家”来维护已婚妇女的安全，这个办法可说是民间一大创造，但后来发展成为“外家”勒索死者亲属的手段，有的竟乘人之丧无理取闹。现在已是用法律保障人身的时代，而此风在个别地区还有待革除。
  六、迷信鬼神
  从前，漳浦迷信鬼神之风很盛，庙宇林立，香烟不断。全县性的迎神赛会有王公生、妈祖生、佛祖生、帝爷生、三界公生、土地公生等等，这些“神明”有的要“生”了一个多月至几个月，各乡村轮流为它作寿诞，各村亲戚互送供品糕粿，互请看戏，吃吃喝喝，糜费很大。解放前有很多农民就是为做演戏酬神借了高利贷被母滚利、利滚母，弄得破家荡产的。
  迷信之风给巫婆神汉以可乘之机，有“红姨”（或称“师母”）可使活人与鬼魂相见的。有“铜身”（神汉）能使神灵附在他身上作法行医派药的，流弊所及，误死人命。
  漳浦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还很多，这里所举只是一些比较显著的，对于一些比较好的风尚已受到发扬和改进，如欢度春节、元宵灯会、清明扫墓、端午节龙舟竞渡、中秋节赏月、重九登高等。对于一些劣风陋习，如封建迷信等，在建设精神文明的推动下，虽已有很大程度的收敛，但几千年来的陋习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尽除，宣传与制止还是长期不可忽视的工作。
  漳浦山水命名考
  李林昌
  莲花峰
  莲花峰海拔一千零五米，是梁山主峰，因为形状好似含苞待放的莲花而得名。又名齐帝石，传说因齐武帝曾到这里玩赏而得名。“齐”是南北朝时的南齐。据《南齐书》记载：齐武帝名颐，小名龙儿，是齐太祖的长子，曾任赣县令、江州刺史（都在今江西）。晋安王子勋叛乱时，把颐构禁狱中，后来皇族萧兴祖攻破晋安郡，颐被营救出来以后，率旧部百余人起兵，因众寡不敌，避屯揭阳山中，聚众至三千人。后来打败子勋，继承帝位。晋安郡在今福建，揭阳当时就是义安郡，漳浦当时是绥安县，属义安郡，齐武帝曾经为根据地的揭阳山中就是梁山。
  鹿溪桥
  那地方原叫“鱼腹渡”，在还没有建桥以前过路人要用小船渡河。南宋庆元四年，寺丞傅伯成出任漳州知府时才在那里建桥，长五十丈，有三十六通水孔道。明朝嘉靖七年，福建参政蔡潮命令漳浦知县周仲重修。后年久失修，到清初只存残迹。现在已连残迹也找不到，而那地方的乡村因桥而得名为“鹿溪桥”村，沿用到现在。宋朝建鹿溪桥以前还没有鹿溪的名称，为什么要叫鹿溪桥呢？这是因为那时漳浦出了一个忠孝两全的高东溪，他于北宋宣和年间为太学生，多次与陈东等人上书徽宗皇帝请诛蔡京、童贯等六个奸臣，重新起用忠臣李纲、种师道；他在南宋绍兴二年中进士，任静江府古县令，虽然官小言轻，还是敢于和奸相秦桧作斗争，抵制豪帅胡舜陟为秦桧的父亲立祠，被诬陷入狱，舜陟死后才得到平反。后又在潮阳主考时，摘经史要语命题策论“闽浙水灾之所由”，触怒秦桧，被革职发配容州（在今广西），在那里讲学到死，秦桧死后才得到昭雪。他的忠、孝事迹受传颂，民间有他放松江鲈鱼要孝敬老母却在漳浦传下鱼种和驯鹿取奶哺养老母以至鹿角挂篮到“鹿市头”买物品的故事，说他那喜爱的小鹿后来随他涉过“鱼腹渡”不幸灭顶溺死，人们感到经过这重水确实不便，就有在这里建桥的迫切要求。在傅伯成任漳州知府主持建设这座桥以前，前任知府、著名理学家朱熹已经为高东溪祠堂写下“获鹿感鱼千秋称孝子，朋东仇桧万古识忠臣”的名联，就是说高东溪的故事已经为大众所传颂。人们为纪念高东溪的忠、孝品德和“获鹿感鱼”的传说，说把那座桥叫做鹿溪桥，那里的溪也就被叫做鹿溪。
  吴公
  吴公坪在梁山深处，金岗与海金岗的中间。有人以为应写作“吴岗”，其实它的命名是另有来历的。传说：南宋亡国以后，有一个姓吴的仕人不愿为元朝做事，到这深山里来隐居，人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只尊称为“吴公”，把他隐居的地方叫“吴公坪”，也简称为“吴公”（据《漳浦县志》）。后来那里成为一个小村庄，住民力田自给，真象一个世外桃源，与外界少有来往，竟有终生不曾进城的，所以有吴公的人进城闹笑话的故事。如果有人被看成老实可欺，他会用“我不是吴公的人”这句话表示抗议。吴公坪盛产杜鹃花，从前“布衣”（没有当官的人）陈祖虞有“三月吴公春，杜鹃红于锦。七月吴公秋，杜鹃凄已甚。”的诗句。吴公村曾是老革命根据地，后来反动派“围剿”，实行移民并村，这里就没有人迹。解放后又被开荒建农场。
  鸡笼山
  鸡笼山在县城西北，现为市区的一部份，以状如鸡笼得名。此山居高临下可以控制县城，历代都在这山上筑堡垒，俗名“炮台”，所以也被叫做“炮台山”。郑成功反清攻入漳浦县城时曾在这里与清军激战。太平军侍王李世贤所部于同治四年农历正月廿一日攻入县城时也曾从这里用土炮将城墙轰开缺口。民国二十二年“闽变”时，十九路军一营人在这里打败张贞部下所鸠集的二千多名“闽南讨逆军”。炮台山名不虚传。
  灯火垵
  灯火按也写作灯火湾，是赤湖的一个海湾，以附近有灯火山得名。灯火山则是以夜航的船只可望见此山有光焰得名（据县志）。但现在并不能见到这种奇景，民间传说是“安海（法师名）取宝“给偷走了。其实灯火山之得名为灯火山，不过是山头有石相叠，形状似一盏油盏灯而已。不过，此山虽不能夜发光焰，却可夜眺海上渔火点点，也不失为赤湖八景之一”灯火夜明“。以”灯火按夜夜元宵”对“圆仔岭日日冬节”为著名妙联，圆仔岭在盘陀岭南边，以旧时有人在那里卖汤圆得名。
  甘棠溪
  甘棠溪就是马口溪，是南溪中游，传说三坪寺的祖师义中当初自潮州来，经过这里时饮水解渴，觉得清甘异常，称此溪为甘棠溪。又有传说宋帝昺南奔时曾在这里开科取士，元兵追到，仓促揭榜沙溪，对与考士人尽赐进士，因此又有人将此溪名为策士溪。现在都以地名为溪名，叫马口溪，而附近“甘棠寨”地名仍旧。
  大帽山
  大帽山在官浔。由于四面林木苍郁，山顶长满黄茅，如像戴帽，所以叫做“戴帽山”；人们习惯叫它“大帽山”，而把附近一个较小的山峰叫“二帽山”。大帽山也写作“玳瑁山”，玳瑁是一种大型的龟，壳可以作装饰品。大帽山和二帽山合起来也恰象一只玳瑁，现标准地名将整个山脉称为“玳瑁山”，将“大帽山”写作“大瑁山”，“二帽山”写作“二瑁山”，以区别于石榴公社的“大帽山”。
  金岗
  从县城的角度望去，以为金岗是梁山的最高峰。它名称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说它形似金刚屹立，所以叫“金刚山”；一说它的形状象一个“金”字，所以叫“金岗”。也有传说此山有金矿的，这也许只是望名生义。明朝何乔远写的《闽书》说漳浦“旧有金名焉，谚谓之金漳浦、银同安，今或不然。”“金漳浦”一词只是形容物产丰富而已。
  鸿儒江
  《漳浦县志》说鸿儒江“源出龟山、灶山诸水合流大坑经佛昙桥入海”，唐朝历史学家杜佑所著《通典》写作“黄如江”，记载它的地点说：“漳浦郡东南到黄如江一百里”。（杜佑曾任岭南节度使，漳浦当时为郡治，属岭南）。从前郑解元（白石人，失名）《鸿江赋》云：“厥有胜景，其名鸿儒，纳长流之巨浸，会潮汐以奔趋，因以鸿而名江，非夸大而过誉。”
  陈三岭·五娘潭
  在官浔往赤岭路上五坪仔地方，山上有奇石如情人偎依，被附会为陈三五娘私奔经过的休憩处，这里的流水有如一条白带，也就说成是五娘洗缠脚布的“脚白水”。其实，要是陈三五娘成为化石，以后投井殉情的戏剧便无从演出了。
  大桑·小桑
  大桑、小桑是佛昙港外两个小岛。大桑住民多以渔为业。小桑太小，没有住人。口语叫大桑、小桑，字写成岱嵩、小嵩。《漳浦县志》说写桑为嵩是错误的，而认为这两个小岛以适宜种植桑树得名。也有人认为“桑”字是采“沧海桑田”的意思。民间传说这两个小岛是由神仙挑两畚箕土倒在海中造成的，这是由于形状俏似引出来的神话。”
  旗山·鼓山
  两峰隔鹿溪对峙。旗山本名峰山（现在山脚下还有一个村庄名“峰山”，“峰”读如“蜂”）。鼓山本名拓港山（山下原有一个柘港村，现已无人居住）。老早鼓山与旗山一样是尖峰，有“双笔”的美名。清初为防御郑成功进攻，鼓山山尖被削平建墩台（报警用的烽烟台），山顶就平平好象一面鼓，与峰山隔溪相望，被合称为“旗鼓山”。
  菜屿
  在古雷半岛与六鳌半岛中间海中，以盛产紫菜得名。最初是由清乾隆朝丞相蔡新从大连湾带回种子传播的。蔡新曾到这里视察，叫画家替他画下《观海图》。这一带还有红屿、巴流、井仔垵、沙州、内鹰、外鹰、横屿、东赤屿、西赤屿、飞鱼岩等，构成岛屿群，自古就是我们渔民作息的地方。从前也曾是海盗渊薮。后来有一个外国人礼氏说是他“发现”的，命名为“礼氏列岛“，真是岂有此理！
  纪念抗元英雄陈都尉的“忠孝亭”
  黄石基搜集
  赤湖滨海有一个大队名叫做“亭里”，有顶亭、下亭、草坑三个自然村。据说，从前那里有一个“忠孝亭”，在清朝“红白旗”封建宗族械斗时被毁。而“亭里”的地名留传沿用到现在。从这里过去，临近海边本来还有“将军墓”和“状元山”、“皇帝城”。将军墓早已被子飞沙湮没。“皇帝城”可能只是海口要隘驻兵防守的小城，被传说成南宋末代小皇帝赵昺南逃时的临时都城，“将军墓”则传说是抗元壮烈牺牲的陈将军之墓葬。至于状元山不知状元出自何许人？
  南宋灭亡后，那些忠臣的碧血浩气永垂青史，在民间更留下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元亡明兴，人们追念往事，纷纷为那些壮烈牺牲的英雄树碑立传。据说“忠孝亭”就是明朝开国之初的热心者、赤湖人、进士陈隆照为纪念南宋赤湖人、武进士、武翼都尉陈源霖镇守东山岛，与元军血战，壮烈牺牲的事迹而建的。亭中立碑记载其事，末后署：“进士及第、户部湖广布政使司署郎中事陈隆照顿首拜题。大明洪武五年岁次壬子年十月初八日撰。”这些文物在“红白旗”械斗中毁没，只留下署“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东隅庠生陈进禄记”的抄文为后人所保存，可是保存到“文化大革命”时又被毁，现在为赤湖文化站所掌握的是抄文的抄文。现加以标点断句，转抄于下：
  “诰进士及第，敕武翼都尉，乡讳陈源霖。陈都尉生居福建省漳浦县锦城（注：锦城即赤湖），长于临安，自幼好技击，十四岁，十八般武艺件件皆精，年十九，武场科试，录及二甲进士，加敕武翼都尉。故宋气数已尽，元虏以蚕食鲸蚕中原故土，朝中奸臣当道，终日歌舞升平，边报日急，如沉大海，幸有大忠臣文天祥、陆秀夫，元帅张世杰，吏部李仕通，都尉陈源霖等一班文武统辖军兵，主战拒敌，因寡不敌众，于德祐丙子年，元番突破北塞，直抵临安，倾城而入，太妃谢氏，幼帝赵显陷阵被俘，囚辙北都，张元帅、陈都尉等挥军奋力血战，冲破重围，分乘战船十六只，夺港而出，至闽北侯官城，拥立赵昰为帝，号曰端宗，改元景炎。历时二年，幼帝暴疾夭折，再立赵昺年八岁为帝，改元祥兴。元番主将巴氏，率兵二十万，水陆并进，大举南侵，宋室君臣料难力拒，陆续下撤，至闽南浦东太武山下，拢岸招兵御敌，元番倾巢而来，势如排山，直下漳浦，向浦北东西三面猛进，张元帅扶帝出海，下撤广崖，陈都尉奉旨领水路军务，镇驻铜山，卡住咽喉水道。样兴二年四月，元番大举猛攻，陈都尉因少兵缺粮，浴血死战捐躯，时年二十有八岁。尸首飘回屿江口箕尾澳，葬于锦城南十里处状元山下，后人为悼念陈都尉忠勇壮烈，于屿江口岸建一忠孝碑亭，改箕尾澳为将军澳，以垂千古。”
  （编者按：抗元英雄陈都尉的事不见于史料及地方志记载，此文所说为陈都尉树碑立传的明朝进士陈隆照也在县志的《选举志》进士题名录中查无其人，亭、碑、墓又都不存在，无从稽考，而民间有这一传说，传抄的碑文有一些疑点，尤其最后几句，分明不符合撰碑文者的口吻，其真实性有待研究，仅载之以供参考。）
  蔡新的故事（续二）
  郭祖柴
  会馆风波
  早在清代以前，福建旅粤人士就在广州建有同乡会馆，只因几经兵荒马乱，改换朝代，到了清初，那会馆便仅存败垣遗址，后来被辟为两广总督衙门。乾隆年间，天下大定，旅粤商人筹谋重建会馆。但地址己被官府侵占，几次交涉，总督置之不理，后来见福建商人一再申请，纠缠不休，竟扬言：如福建人必欲重建会馆，地皮官府可以代想办法，但所需要的泥土泥料必须由福建运来，否则，休想动土！当时商人地位卑微，遇到威风凛凛的总督大人，真是无可奈何。
  事有凑巧，不久有一闽籍粮运使来粤公千，作为乡亲，福建旅粤人士不免设宴为他洗尘，也不免将修会馆的挫折诉说一番，希望能有所疏解。谁知那粮运使却率直地告诉他们：“这位两广总督权倾一切，拥有先斩后奏的大权，审情度势，委实不可冒犯，容待我回朝销差，自当吁请那官居高位的乡亲为民请命；不过，这只是一线希望。”随后还一再叮咛他们：“此后只宜掩旗息鼓，更不可将这一席话张扬出去，隐忍以待，正义自有伸张之日。”看来，这位粮运使倒是个有心人，这给乡亲们以精神上的安慰和鼓舞。只是朝廷上那官居高位的乡亲是谁？他愿不愿替民出力？有没有办法呢？这倒不免使旅粤乡亲们如坠五里雾中。
  那位运粮使走后，乡亲们只好遵嘱忍气吞声地等下去，一直等到第三年，他们以为此事已经石沉大海，没有希望了。忽然总督衙门派人前来通知，要他们即速前往接管福建会馆。这，倒叫人不敢置信，疑是别有圈套。为慎重起见，只得派人前往察看虚实。即时有人回报；总督衙门已搬走一空，那块总督府的牌匾也不见了，挂的是“广州福建会馆”的匾额。这时，乡亲们将信将疑地来到总督衙门前，抬头观看那巨匾，非同寻常，而是上披黄绫，署“乾隆御笔”的一方金碧辉煌、精致异常的巨匾。这时，乡亲们不约而同地说：“这还能是假的？”于是欢天喜地地接管了一座“广州福建会馆”。但是在欢乐当中，心中还存在一个疙瘩，那就是粮运使一去无消息，估量他的地位并不很高，不可能弄到如此难能可贵的巨匾，那么，这巨匾是谁给弄来的呢？
  原来那位粮运使回朝销差后，便以晚辈同乡身份专诚拜谒蔡相爷，特意禀报两广粮情以及沿途所闻所见的民间疾苦。蔡相听后，对他能关心民瘼，当面嘉许。这就给有心人以仗义执言的良机。于是接着将旅粤乡亲修建福建会馆横遭阻止，以及由此产生的民间舆论夹说夹议，绘声绘色地倾诉一遍。其间看到相爷听说“总督扬言，福建人要在此修建会馆，所需泥土泥料非由福建运来不可”这句话时，眉头皱了一下；又当听到此间舆论“有的说先有会馆，后有衙门，基地是福建人的，为何不可设法给另一块地皮去建？有的说福建、福建，福字当头，福大量大，总督大人也许以为福建人是不会计较这点小事吧？有的说，《官箴》说得好，‘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就拜请上天作主吧。”这些话使蔡相爷好象得了什么启示一样，莞尔一笑。
  事过好久。有一天，蔡新事先得到乾隆皇帝通知，要来府邸看他。他不是忙着迎接，而是只顾在书斋写大字。忽报圣上驾到，乾隆皇帝已信步进入书斋。蔡新连忙作揖打拱，口称：“圣上驾到，有失远迎！”这时，乾隆皇帝看到蔡新还卷着两袖，满头大汗，感到非常诧异，指着满地字纸问道：“这是何故？”蔡新歉然答道：“敝同乡要臣为其书写“广州福建会馆”匾额，而臣因事繁忘却，今日想起，才动笔来写，但不知何故，一连写了十几张，越写越不称意！”顺手指着那些横七竖八的字纸说：“这样的字，那能不贻笑大方？”乾隆皇帝是一个喜欢弄笔墨的人，看到这情景，不禁技痒，走到案前，提起笔来，“唰、唰、唰”一口气便把“广州福建会馆”几个大字题好了，蔡新在旁啧啧称赞“”圣上笔走龙蛇，气势磅礴，姿态万千，真是下笔如有神！还请圣上赐款如何？“乾隆皇帝毫不迟疑，顺笔题”乾隆某年，御笔“几个字，还用上玉玺。至此，蔡新谢恩。然后君臣俩喜气洋洋到后苑谈天说地去了。
  再过好久，也就是乾隆皇帝南下巡访期间，蔡新才把早已制成的那方御笔题字的精致巨匾取出来，派专差兼程送往广州两广总督衙门。当驿马报说御题巨匾送到，两广总督自应依照迎接圣旨的仪式，率领文武官员前往迎接，把巨匾安放于正堂公案之上，然后三跪九叩山呼万岁。礼毕，那位专差才把那披罩在匾上的黄绫幔揭开。两广总督抬头一看，那光彩夺目的”广州福建会馆“六个大字好似万道火箭射入他的胸膛，不由垂下头来，沉吟半响，才醒悟到这是三年前无端威吓福建人不准他们修建会馆的反应。于是，只得强作镇定，邀请专差入内茶叙，意欲打听关于此事的消息。几经探询，那位专差才暗示：风闻正在江南巡访的乾隆皇帝也许即将顺道来广州巡幸，朝中大臣为恐失误，特意派我日夜兼程送匾来此，还望即速处置。”这使行总督大人惶恐万分，迫不及待，只好着令将大门上“两广总督衙门”的大匾卸下，换上御题“广州福建会馆”的新匾额，将总督衙门移到别处，一面通知旅粤福建人士前来接管。
  漳浦历史上的风、水灾害
  集体整理
  明
  天顺五年（1461年）五月，飓飓风，洪水发，漂人畜。（日子系阴历，下同）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自春至夏连雨，伤屋庐禾稼。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大雨，水漂溺民居。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七月，雨雹大如斧，坏民居、兽畜。
  隆庆四年（1570年）六月，大水漂溺民居。
  万历二年（1574年）九月，大雨水。
  万历十四年（1586年）五月，大水，东门月城崩，城外水高丈余，漂田庐不可胜数。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正月初六日午时，震雷，大雨雹。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九月初二日，大雨，水漂民田，庐市可行舟。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八月初六日，大水，飓风暴作，滨海溺水死者数千人。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二月十三日，雨雹如弹丸。
  同年五月廿六日，大水漂坏民居。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飓风大作。
  崇祯八年（1635年）八月，雨白豆于西辰岭，鸡犬食之皆毙。
  清
  顺治十三年（1656年）正月十六夜，大雨雪。
  康熙二年（1663年）大雨雪。
  翌年三月，饥荒，斗米价银三钱余，民有食草根者。
  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十九日，大雨，漂田庐，水涨三日。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闰七月初五夜，海水暴涨，飓风大作，漂没民居一千八百五十余间，溺死男女四十一人。
  乾隆十九年（1754年）五月，大水，漳属七县同。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大水，与海澄同，海潮冲决沿海堤岸。
  乾隆五十九年（1974年）八月，水灾，漳属七县同。晚禾不登，米价昂贵。
  咸丰二年（1852年）五月，大风拔木飞瓦，西路尤甚。
  同治十二年（1873年）六月廿七日，飓风大作，飞瓦拔木，东、北二路华表、墓道多被摧折。
  光绪十年（1886年）三月十五日（阳历四月十日），雨雹。
  ——以上据《漳浦县志》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初三（阳历十一月二十日）飓风，南门外一株千围九米粗的大榕树被连根摧折。暴雨，洪水冲毁溪岸，农田受淹。
  民国
  十年（1921年）七月初二（阳历九月五日），暴雨，洪水泛滥。
  十二年（1923年）八月初二（阳历十月十二日）夜，暴雨连续三小时，鹿溪上游山洪暴发，象牙庄一带村庄先受淹。次日，洪水到达中游。县城南门一带尽成泽国，民居阁楼入水，住民登屋顶避难。继之，水漫旗鼓山山腰，鹿溪桥村受淹。
  十九年（1930年）八月初三日（阳历十月廿四日），暴雨，洪水泛滥，稻田受淹。
  ——以上据老年人座谈记录整理
  建国以后·（日子系阳历，注以阴历）
  1957年5月23日（阴历四月廿四日）、26日（阴历四月廿七日）、28至29日（阴历四月廿九日至五月初一日），暴雨，洪水冲毁江堤、海堤、水陂等，水利工程损坏246处。农作物受冲压三万三千亩，房屋倒塌92间。
  1959年8月23日（阴历六月十八日），台风。降雨量：城关84.4毫米，湖西最多，达133.6毫米。死43人。重伤6人，房屋倒塌571间，损坏2572间。受灾耕地2万7千5百亩。冲毁海堤470处，让22.6公里。渔船破损241只。
  1960年6月9日（阴历五月十六日），台风。降雨量城关174.21毫米，石榴最多，达504毫米。水位超过警戒线2.37米，历时77小时。全县六大主要溪流沿岸泛滥成灾。死5人，重伤12人。早稻受淹损失3626万斤。倒塌房屋1940平方。损失渔船344只，冲毁水利工程1178处。海堤决口485处。
  1961上5月19日（阴历三月初五日）台风。21日暴雨，降雨量：城关107.9毫米，最多石榴，达4百毫米，佛昙、赤湖最少，也在3百毫米以上。县城南门水位超过警戒线90公分，南浦水位超过警戒线1.5米，灾害比“6.9”灾害更严重，全县有3万2千亩水稻受淹达六昼夜之久。农作物冲压165099亩。海堤被冲决口70多处，计6774米。损毁水库12座，渠道崩52处，计5百米。其他水利工程受损338处。损失小船13只。海带230担，蚶苗2千万粒。
  1961年9月10日、12日（阴历八月初一、初三）。连续两次台风，降雨量分别为97.9毫、121.4毫米。官浔水位超过警戒线4米以上。历来没有洪水的上蔡大队也水漫公路一尺以上。全县受淹村庄66个，倒房272间，坏房793间。农作物受淹没、冲压199316亩。海堤决口55处，计627米，江河堤决口746处，计10430米。山塘水库坏5处。渠道决口四处，计546米。坏桥二座。
  1965年6月17日（阴历闰四月廿六日），暴雨，自11日至17日降雨量；内地超过3百毫米，沿海2百至3百毫米，最多南浦，达529毫米。洪水之大为几十年来所未见，农田受淹91859亩，冲压7357亩。溪河堤决口2257处，计10408米。淹村庄71个。死3人，伤21人。
  1963年7月1日（阴历五月十一日），台风。降雨量346.4毫米，日雨量266.7毫米。
  1963年7月27日（阴历五月十一日），台风，降雨量城关389.9毫米，日雨量278.3毫米。城关东溪在10分钟内水位涨高一米多，街道上水有半人多深，为六十年来所未见，全县倒房960间，受冲毁小水库和山塘80个，桥15座，公路16处，共2496米。溪、海堤决口5311处，计186577米。田地受淹128963亩，冲压21882亩。死3人，重伤28人。
  1969年4月12日（阴历二月廿六日）晚七时到13日凌晨3时，七小时内连降暴雨，雨量：城关、石榴、长桥347——392毫米。水位超过警戒线3米多。沿溪各村庄一片汪洋。河坝被冲毁，河流改道。长桥公路上水漫树梢。全县农田受淹4.6933万亩，被冲压1394.8亩。冲毁溪岸721处。小水库23个。桥梁111座，公路43处，共1689米。倒屋59间、仓库3座。雷击死一人。
  1972年8月19日（阴历七月十一日），台风。降雨量：城关397.2毫米，最大六鳌，达502毫米。南溪水位超过“6·9灾害”。全县倒屋1267间，伤8人。农作物受淹203596亩。毁溪岸9百多处、公路46处、水利设施3百多处。
  1973年7月3日（阴历六月初四日），台风。5日，暴雨。申内水库四小时内降雨279毫米；南浦降雨225毫米；其他各地降雨量在90一一130毫米之间。全县倒房1202间，损坏房屋3520间、仓库158间。沉船98只。折断电杆356根。冲垮桥梁17座、山塘19个。海堤决口192处，共4491米；溪岸决口607处，共7570米。重灾区石榴、城关、南浦等地死了7人，伤15人。
  以上由漳浦气象站提供资料
  1983年7月25日（阴历六月十六日）下午3时50分左右，今年第4号强台风从深土公社大店附近登陆，正面袭击我县，风速每秒44米。风力12级以上。这次大风为一百多年来所仅见，六鳌公社一棵千龄大榕树被连根拔起。城关地区鹿溪糖厂一个六百吨塔吊被刮倒，体育运动场观礼台（司令台）后壁被吹倒。全县被刮倒、折断、拔掉的各种树木七百万棵。受损害农作物未收刈的早稻21265亩，花生9950亩，番薯38569亩，甘蔗被刮倒折断55733亩。房屋倒塌8509间，损坏26247间，其中厂房倒塌121间，损坏496间，仓库倒塌406间，损坏1824间；校舍倒塌235间，损坏2302间；民房倒塌7747间，损坏21625间。石壁村一时瓦片纷飞，房屋全部倒塌。全县死14人，重伤299人。死耕牛103头，猪708头。“三线”破坏严重：一、电线，全县有高压线路3百多公里，倒杆断线达192公里。五个变电站受到严重破坏。二、电话线，全县断杆550根，断铁线12吨。三、广播线，全县断杆148公里，2190根，损失铁线14800公斤。渔船飘失17只，损坏699只，运输船损失125只。全县损失一亿元以上。
  ——以上据本县抗击台风指挥部简报
  附记：自清光绪十一年以后，漳浦县志没有续修，缺乏文字记载，本会为填补自清末至解放这一段空白，特邀请城关老年人士座谈，根据他们的回忆加以记录、整理。由于历时过久，记忆难周，语焉不详，在所难免，遗漏也属必然，望全县知情人士提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