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忆靖和浦边区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斗争
  柯永麟
  靖和浦边区是福建省所属的南靖、平和、漳浦三县的边区。这里群山重叠，纵横数百里，有大片而茂密的森林、竹林，分布许多小村庄，人口稀少，群众生活贫困，交通不便，只有羊肠小道和独木桥，距离三县县城多至数百里，少则近百里，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在它的外围，有许多小盆地，盛产粮食，有大村庄，集镇和墟场，人口比较稠密，经济生活都比山区人民好，是山区人民生产、生活资料的贸易场所，也是革命根据地所需的粮食、物资的主要的供应地。因此，也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想山区。
  靖和浦边区是福建人民开展革命斗争较早的地区之一，在闽南革命斗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革命的老区，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地区。靖和浦边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二十多年的光辉革命历程中，艰苦斗争，不屈不挠，浴血战斗，英勇牺牲，对革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靖和浦边区早就建立根据地
  早在一九二六年，革命老前辈、共产党员李联星等同志，在毛主席创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后，来到漳浦县领导开展农民运动。他们在县城办了一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运动骨千，尔后在杜浔、赤湖、东厝、马坪等地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开展抗交盐税的斗争，曾率领一万多群众，高举农民协会的旗帜，到漳州向以张贞为师长的四十九师师部请愿。一九二八年，李联星同志被张贞逮捕，就义于漳州。一九三〇年，中共漳州中心县委派十多人到靖和浦边区的欧寮、车本等村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一九三一年，红军游击队打败官浔反动民团的进攻。一九三二年二月初，王占春、冯翼飞等一批革命者，在漳浦的山城地区开展革命活动，发动组织群众抗交捐税，组织游击队打土豪。同年，党的组织和游击队建立以车本、龙岭、山城为中心的靖和浦边区的大片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战争。同年四月，毛泽东等同志率领的中央红军东路军进军漳属一带，闽南游击队于中央红军离开漳州前夕，集中在漳浦整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简称红三团）。并在欧寮、三坪、车本、龙岭、山城成立苏维埃政府，打土豪，分田地。随后建立了以车本、欧寮、龙岭、山城、三坪、邦寮、东坑为中心的靖和浦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吴运琳同志率领一个连的游击队，到漳浦梁山一带进行革命活动。一九三六年，在漳浦第二区的塘仔、东坑、陈井、葛后等村进行革命活动，并到平和的文峰一带开展革命工作。以后，漳浦的下布乡、溪南、后港、后岭、梁山各村，长兴、埔仔尾、崎头、岭后、葛后等许多乡村成为革命老区。过了不久的时间，又在外围扩展了许多乡、保、村为革命根据地。至此，游击区的发展遍及三县的集镇以外的地区，还扩展到漳州的南乡和云霄县的一部分乡村，包括漳浦的石榴、长桥、官浔、杜浔、佛昙、赤湖等外围的许多村庄和赤岭、杨美的广大地区，南靖的小龙溪、官园、塔潭、程溪的外围许多村庄，平和的南胜、五寨、坂仔、浦仔、小溪、山格的外围的不少村庄都是我们的游击区。这些地区也是闽南特委和红三团活动的主要地区。
  靖和浦边区党委为继续壮大革命力量，在游击区中发展了大批共产党员，组建了许多党支部，甚至在敌人严密控制的漳浦县城里，也建立了坚强的党支部，还有大力支持革命的“新义和”中药店。城郊的溪南、后港、下布、龙潭、后井等乡村，更是有大批党员和有战斗力的党支部。在一九三六年前后的几年中，中共漳浦县委书记朱曼平和林素兰等许多同志，常住在溪南乡梨仔园村吴潜家里，时常与来自县城的詹开发等许多同志开会讨论工作。朱曼平等一部份同志在一九三八年前后公开住在下楼村（当时漳浦县委的住地）。洪椰子同志也在漳浦老区和游击区的不少村庄中工作过好几年。
  靖和浦边区的广大人民为谋求解放，顽强地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积极支持革命，因而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反动派对革命人民施行各种抢、掠、烧、杀的法西斯暴行，凡是被抓捕的，都遭受各种严刑拷打，后来还进行大批的集体屠杀。在漳浦地区，曾在一年中的几个月时间内，就有一百多个共产党员惨遭杀害，有的党支部的党员全部被杀光。溪南乡党支部的柯雅恩、柯宗保等同志被杀害后，连尸体也找不回来。在与敌人浴血战斗中，红三团历任领导人王占春、冯翼飞、张长水壮烈牺牲。中共漳浦县委书记张太西、特委委员吴庭坚等同志后来也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这使漳浦革命力量受到巨大损失。龙岭、山城、车本、梨仔园的房屋被烧光，财产被抢光，广大群众处于无家可归的悲惨境地。但是尽管反动派如此猖狂、残酷，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斗志仍十分高涨，大家积极报名参加红三团，使武装骨干很快就发展到近千人，人民群众也广泛组织农民武装，更加有力地到处打击反动势力。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红三团在“漳浦事变”中被缴械之后，当晚有一百多人按计划到指定地点下楼乡清泉岩集中，由特委何浚、朱曼平等领导整编为“闽南抗日义勇军”。过了不久时间，原红三团的老战士归回二百余人，又加入了许多新战士。一九三八年一月，在平和坂仔等地进行整编，编为三个连，成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一营，由卢胜任团长。在闽南游击队主力离开靖和浦地区，北上抗日之后，留下来的党的干部和游击队战士，根据党中央指示的方针，进行了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
  小分队挺进靖和浦边区
  闽南游击队主力北上抗日之后，靖和浦边区党组织和人民曾长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围剿和残酷镇压，蒙受了巨大牺牲。到一九四二年，闽西南特委为了更好地执行党中央的“隐藏精千、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斗争方针，把党的干部和游击队战士全部撤出靖和浦地区。当地人民虽有几年中断了党的领导，但老区人民与反动派的斗争仍是持续不断，广泛开展，革命的烽火仍燃烧不熄。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和平谈判的政治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靖和浦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同全国各地解放区人民一样，从一九四五年九月至一年四九年九月，又进行了四年的解放战争。
  根据党中央确定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闽南特委根据闽粤赣边区党委的指示，于一九四六年五月，指派钟骞支队副政委柯永麟同志，率领一支三十多人的小分队，挺进靖和浦地区，以打击反动派势力，恢复老革命根据地，得到老区人民的爱护。小分队经过儿夜长途行军，到达靖和浦老基点村一一内东溪村时，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有力支持。
  小分队经过短时间的工作，很快地恢复了平和县境内的内东溪、柴头埔、韭菜坑、船场、半岭、外东溪、龟仔头、顶张、山后等十多个村庄的革命活动，使游击队有了牢固的立足点，为恢复和发展整个靖和浦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巩固已恢复的革命根据地，小分队在群众中广泛进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全国形势的宣传教育，提高群众对敌斗争的勇气，树立革命必胜信心，相信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一定能够获得解放，人民必定能成为新中国的主人。
  在全体干部、战士的积极斗争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不到半年的时间，顺利地恢复和发展了靖和浦地区的工作。党组织十分关心人民生活，在开展革命斗争的同时，积极领导群众发展生产，并坚决抗交反动派的苛捐杂税，以尽快提高群众生活水平。
  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壮大革命力量
  一九四七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彻底粉碎蒋介石的全面进攻。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党中央和南方局指示的精神，闽粤赣边区党委书记魏金水、副书记朱曼平、纵队司令刘永生等领导同志于六月八日召开扩大会议，分析形势，确定“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斗争方针。同年七月，闽南特委也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闽南支队，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的领导，一九四八年春，地委决定成立靖和浦县委，由我任县委书记，黎炳光同志任组织部长，张亚挞同志任宣传部长，加上两个委员，组成县委领导班子。县委的成立，是靖和浦边区人民的大喜事，是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措施。县委成立后，立即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并作出决定：一、加强组织建设，组成五个工作团，确定何清标、吴炳坤、杨和文、何文德等五位同志分别任工作团团长，调配了工作人员，划分活动区；二、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建立在县委领导下的靖和浦独立大队，确定每个工作团每月招收新战士的任务；三、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打击顽固分子，争取中间派；四、确定解决粮食、经费来源的原则。同时还确定增调一些干部在县委机关工作，把县委机关设在车本村。
  在一九四八年五月间，经地委批准，正式成立靖和浦独立大队，由何协兴任大队长，我兼任政委。独立大队起初只有战士三十多人，集中在车本村训练，主要是进行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教育，明确基本任务，加强军事训练，以提高政治觉悟，增长军事常识。在同志们的努力下，独立大队成立两个月多，就发展到一百多人。后来地委调来一批骨千，充实连的领导。当时，采取各种措施，解决枪枝弹药的困难，主要是：一、收缴伪乡保长及其反动武装的枪枝弹药：二、加强政治宣传，从思想上瓦解敌军，促进他们带枪起义；三、在战斗中缴获敌人的装备武装自己。这样，就使独立大队的枪械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例如，我们利用关系，派林水泰同志到伪正规军某部当排长，然后动员驻在程溪地区的伪连长吴英率部起义，一共带来轻机枪三挺、冲锋枪二支、步枪三十五支、子弹八千多发，全是美国造的新武器，加上收缴反动武装的枪枝弹药，我们就用不完了。
  解决经济问题，根据上级指示原则，确定了几种办法：一、没收反动伪乡保长的粮钱和物资；二、向地主派粮款，要他们自己交付，不得摊派给老百姓负担；三、向伪乡保长派交粮食任务。这些做法的实质，是要从经济上给那些长期剥削人民血汗的地主、伪乡保长以一定惩罚，从中察看其反动立场转化的情况。
  粉碎敌人三次大规模的进攻
  靖和浦革命根据地的恢复、巩固和发展，使南靖、平和、漳浦三县的反动派大为震惊，他们为了枪杀革命根据地的群众，纠集了大批反动军队，进行三次大规模的进攻：第一次，是在根据地刚恢复一部份地区，正当巩固和发展之际，即一九四六年九、十月间，反动派集结伪保安团、伪县自卫队和反动壮丁队一千多人，进攻内东溪等村。他们不但到处抓人拷打，而且强迫群众大规模烧山，砍伐森林，使大面积森林遭到严重破坏。他们还封锁各基点村，妄图一举消灭游击队和基本群众。当时游击队小分队已有二十多人调回部队，留下继续恢复老区工作的只剩下十多个骨千，加上当地群众骨千，也不上三十人，武器装备差，弹药少，天天在大山上、森林里同大批敌人周旋，给养被敌人切断，饭也吃不上。在那种恶劣的情况下，游击队的对策一有不当，就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为了粉碎敌人的猖狂进攻，游击队采用打出去的方法，到外线打击敌人，把力量集中起来，奔往五十多里外，袭击小龙溪墟外围的反动家伙，缴了伪乡保人员的枪枝弹药，扩大了影响，惊动了敌人。在敌人摸不着头脑、搞不清游击队有多少人时，游击队紧接着经过两夜行军，进入云霄境内的何地乡活动，声东击西，迫使敌人从内东溪等村撤走。敌人是胆小鬼，大部队不可能久驻革命根据地内，小部队怕被游击队消灭，就全部撤走了。反动派用那么大兵力，花了半个月时间的“围剿”，一无所获。游击队在斗争中经受严峻考验，无损一根毫毛。敌人一走，游击队即回根据地休整，发动群众，总结与敌人斗争的经验。在敌人围剿的日子里，游击队有时整天没吃东西，肚子饿极了，还要夜行军至天明。尽管敌人威胁利诱，采用软硬并施的欺骗手段，但没有一个群众对敌人说真话。这次敌人的猖狂围攻，大大地锻炼了游击队和群众。广大群众更加热爱共产党，更加痛恨国民党反动派。
  敌人撤走后，我们开展革命斗争比较有利，游击队便集中力量，在群众有力支持下，很快就恢复了欧寮、横石、车本、龙岭、三坪、内寮、外寮等十多个村庄。至此，初步完成了恢复靖和浦三县边界的中心地区，游击队的人数也扩大了，经济状况亦有所改善。与此同时，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在革命根据地内清理叛徒、内奸，挖掉反动派的“眼睛”，以进一步打击反动势力。
  第二次，一九四八年夏季，蒋军在各战场被解放军歼灭了大量主力，从进攻转入防御。这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巩固其后方，一面加紧镇压群众运动，一面大举进攻革命根据地，纠集大批伪保安团，加上靖和浦三县反动武装二千多人，分三路进攻苏区——欧寮、车本各村庄，破坏群众夏收，进行搜山，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杀害我基本群众三人，妄想扑灭革命的火焰。但是，这回和前次不同了，我们游击队力量壮大起来了，地区扩大了，党组织和游击队不必暂时离开根据地，而是就地与敌人进行斗争，打击反动派，迫使敌人住不上几天就逃回被其暂时控制的反动中心。
  第三次，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基本结束，蒋军主力被解放军歼灭了的大好形势下，胡琏兵团、刘汝明兵团败溃入闽，作垂死挣扎，进攻各革命地区。他们纠集大批伪省保安团，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进攻欧寮、车本、内寮、外寮的革命根据地，但在闽南支队几个连、靖和浦边区独立大队和广大群众的打击下，敌人不敢驻扎过夜就逃回县城。
  尽管反动派对靖和浦边区人民进行多次大规模的进攻，残酷地镇压人民，但却吓不倒人民的革命斗志，敌人的猖狂进攻，都一次又一次被粉碎了。
  为了更有力地消灭敌人，一九四八年底，根据闽南地委书记卢叼同志关于靖和浦县委的工作重心要放在漳浦县的指示，县委机关搬到漳浦的龙岭村，以加强开展漳浦游击战争的领导，增强漳浦工作团的力量，把独立大队和闽南支队的几个连都调往漳浦境内活动，这就大大增强了打击反动势力，消灭反动武装的力量，吓得敌人胆战心惊。
  在革命斗争中重视知识分子
  在同国民党的斗争中，当时拿枪杆子是主要的，没有枪杆子就不能生存，更谈不上发展。但这个地区拿枪杆子的全是工农分子，缺少有文化的同志。在靖和浦地区的三十多人中，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出来革命的，识字的不多。起初在农村中开展恢复老区工作还不感到困难，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地区扩大了，就感到没有一批知识分子，在各种斗争中会遇到许多困难。因此，除了向地委要求派一批文化水平高的同志外，还要求各工作团特别注意动员招收一批高中学生参加靖和浦游击战争，改变这个地区革命队伍没有文化的状况，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一九四八年七月前后的几个月中，闽南地委陆续派来陈光、蔡新生、陈述、蔡金钟、蔡介生等十几位有文化有知识的干部，全部充实在独立大队连一级当领导，有的当文化教员和在大队部工作，使队伍在政治思想水平和战斗力方面大大提高了。并在全体指战员中开展学习文化，进行扫盲工作。随后在平和的小溪等地招收蔡长谋、蔡忠义、陈敏生、蔡国才等一批中学生入伍，全部分配在独立大队当战士，经过在战斗中的实际锻炼，然后才提为干部。这样就完全改变了独立大队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状况。
  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四九初，随着形势的发展，地区的扩大，地委又转来厦门一批地下党员和学生，其中有赵孟如、陈国俊、郑光星、萧岱等同志，他们都是文化水平高，有知识有能力的同志，除了分配在靖和浦县委机关工作外，全部分配在漳浦工作团工作，以加强漳浦地区的力量。
  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靖和浦地区增加了二十多个知识分子，改变了这个地区革命队伍的状况，增强了活动能力，加强了对敌斗争力量，适应了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这些同志不仅有文化知识、有工作能力，而且在那种经常冒着生命危险的恶劣环境中，绝大多数同志不怕苦、不怕流血牺牲，敢于在对敌斗争中锻炼自己，和群众打成一片，积极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指战员同甘共苦自觉遵守纪律
  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不论干部和战士，除了职务的不同外，政治上、生活上待遇是同等的，都没有领薪金，（只有临解放的一九四九年九月份每人发两元钱），统一安排伙食（或到群众家里吃饭），衣服和日用品很缺乏，要有大家有，同甘共苦，谁也不搞特殊。衣、食、日用品都没有规定标准，因为游击队没有固定的经济和粮食来源，若情况好些，就买些布料做衣服分发给大家，日用品也是如此；粮食情况如许可，就多吃些千饭，不然就吃稀饭，而饿肚子也是常有的事。游击队用的东西很简便，冬天每人只有一条被单，衣服不过是两套单衣，对破旧衣服一补再补，没有棉衣和毛衣，因为没有经济来源，再冷也是穿几件单衣过冬，还常常没有鞋穿。总之，生活是很艰苦的，战斗是紧张的，伤亡也是常有的事。
  当时，同志间的关系确实是亲如手足。领导千部与一般千部、指挥员与战士、上下级之间等关系，体现出和普通一家人一样，是同志式的关系。有饭大家一样吃，有东西大家一样用，有事大家分头积极办，互相尊重，相互爱护，自觉性很强。对生病、受伤的同志大家都关心，看护。对没有按时回到住地的，大家千方百计把他找回来。例如，一九四八年春，靖和浦县委通讯员李金海同志因送信到地委，没有按时回到指定的地点。大家很担心，经具体分析后，断定他已出事，就指派一些同志进行调查了解，到处寻找，终于在隔天把他找回来。原来他因为整整走了一夜路，没有吃饭，肚子很饿，在回到内东溪村的路上，碰上敌人，那时天刚刚亮，敌人开了机枪，李金海同志被打伤，伤势不轻，无法行走，所以不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他被同志们找回来后，经过抢救才脱险，要是没有及时找到，再过一两天就会死在山上。他因伤势重，后来一只手残废了，但仍积极工作，一直坚持到解放。又如，一九四七年，有一次，游击队被反动军队追赶了一整天，没有饭吃，大家肚子饿极了、当夜又要突过敌人封锁线，后来找到一点地瓜，十多人虽然肚子都很饿，但谁也不想先吃，不想多吃，互相推让，后来每人都吃了一点，这种互相推让的精神是很宝贵的。
  根据地中党的干部和游击队战士的思想觉悟都是很高的，不但大公无私，而且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不怕艰苦和危险，不怕流血牺牲，人人都有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这是由于大家有受到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的教育，阶级觉悟提高了，恨透国民党反派的腐败，认清他们祸国殃民的反动本质。那时，反动军队、地主、伪乡保长及其反动武装到处抓丁打内战，摊派给人民以交不完的苛捐杂税，吸吮民脂民膏，敲诈勒索，抢劫掠夺，杀人放火，霸占民女，无法无天，搞得人民无法生存下去。敌人的种种暴行，更加澉起人民的愤恨，使大家认识到我们革命的政治目标是要消灭反革命武装，推倒“三座大山”，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当国家主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有了这个共同的政治目标，就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坚持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力量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按照毛主席的“独立自主”的方针，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打击顽固份子，争取中间派，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在靖和浦地区，早在一九三七年，中共漳浦县委书记朱曼平等同志就以溪南、下布和下楼等基点乡村为根据地，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有的干部、游击队战士、基本群众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有的人是通过统一战线工作营救出来的。
  在这一地区的大部份“上层”分子因为长期接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教育和反共宣传，加上根据地被长期封锁，他们对共产党的主张、方针、政策是不了解的。一九四八年春，在人民解放军于全国各个战场消灭了大量蒋军主力的大好形势下，靖和浦县委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宣传，经过揭露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真相，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方针、政策、逐步消除其忧虑，因而有一些人表示拥护我们党的主张，愿意支持游击队。例如平和县文峰乡伪乡长林佃南，原是个积极反共分子，后来就逐步转化了。他说：“我本来认为共产党是可以消灭的；后来又认为国民党无法消灭共产党，而共产党也无法打例国民党，只能是长期内战或国共合作：现在看透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因此，在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他以实际行动，给游击队送情报，并交付款项，买送药品及其他物资支持游击队。
  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靖和浦地区的不少国民党官员断定国民党垮台已定，不再犹豫地选择弃暗投明的道路。如国民党正规军连长吴英率部起义，带来大批美式枪枝和弹药。装备了游击队。这对当时增强游击队战斗力是起着重要作用的。一九四九年四月，根据闽粤赣边区党委“关于接受那些愿意停止敌对行动的地方武装前来谈判”的指示，我们就增强了这方面的工作。随后，经过谈判，国民党福建省参议员兼漳浦县党部书记长柯汉扬，国民党漳浦县警察局长李松辉的起义，给游击队解放漳浦县城创造了有利条件。
  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和主持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会议精神鼓舞下，我们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武装队伍，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加紧打击反动势力，扩大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战斗任务。
  一九四九年四月，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长江，解放南京，宣布蒋家王朝灭亡之后，靖和浦县委和独立大队在闽南支队支队长李仲光、副政委卢炎、副支队长吴扬分别率领的几个连队的支持下，不仅完全恢复和巩固靖和浦原来根据地，而且扩大了大片根据地和游击区。如在平和境内乌毛山村消灭了恶霸地主杨玉里反动武装后，恢复了东坑老区；五寨、南胜、小溪、山格、浦仔的外围许多乡村及南靖县境内的龙溪圩、塔昙、漳州外围的南乡等许多村庄也都成了游击队控制或活动的地区。漳浦除了车本、龙岭、山城、岭后、埔仔尾、崎头、山坪顶、梁山等大片的根据地外，还有象牙的陂头、上营、内角、铺美，石榴的寸石、后埔、后坑寨，盘陀的通坑、盘陀涂，长桥的顶马、四方、下店，官浔的山陂、溪仔，赤岭的石坑、石椅，湖西的后洞、水尾、苦致，佛昙的东坡、林埭、马坪，前亭的东厝，杜浔的桃仔园、后岭、新社，县城周围的溪南等广大地区，都是我们控制和游击队活动的地区。当时除漳浦县城外，各集镇已基本没有反动武装抵抗，反动的顽固分子也大部份逃走了。
  靖和浦地区力量发展很快，主要是我们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在战争中依靠群众，在战争中发展壮大武装力量。一九四六年底，留下的只有十多人，武器装备很差，但到一九四九年八月间，已有五个工作团，五十多个干部，县独立大队有两个连，一百五十多人，大部份是美式武器装备，士气很高，历次战斗都得到表扬，是有战斗力的，加上县委机关工作人员，当时的人数已发展到二百多，而且都是能参加战斗的，同时还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建立一批党支部，控制着广大根据地和游击区活动。因此，当时的反动势力，特别是漳浦县境内的反动势力，听到游击队的声势，极为恐惧。经过几年游击战争，靖和浦地区造就了一批干部。解放初担任县级职务的干部和区级干部有二十多人，到现在除逝世的和离休的老千部外，仍在不同岗位上工作的县团级以上和县科局长一级的还有十多人。靖和浦独立大队解放后改为漳浦县独立大队，是漳浦县地方武装的主力，在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中发挥很大作用。后来取消地方武装，县独立大队编入解放军正规军。
  在没有政权、没有给养的情况下，要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一个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才能生存，才有可能开展工作，否则就会寸步难行。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三年多的游击战争中，头两年所需的粮食都是老区群众支持的。如当时还不到二十户的内东溪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支持游击队白米一万多斤。平均每户近千斤。有的自己少吃俭用，挤出粮食支持游击队。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动军队进攻及封锁村庄的情况下，有的群众三更半夜，冒着生命危险，突过反动军队的岗哨，给县委机关、游击队送情报，送粮食和物资，真是体现了鱼水关系。如一九四六年九、十月间，大批反动军队进攻并驻扎于内东溪村，张槽等几位群众冒着被抓和被打死的危险，在半夜突过反动军队岗哨，给游击队送情报和粮食。
  要干革命就要付出代价，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年多游击战争期间，靖和浦地区广大群众为了支持革命，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除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支持外，每发展一个村庄、一个地区，都有基本群众的密切配合和引导，并积极参加战斗。如内东溪村张九、张树根、张良亭，柴头埔村的林松木、林松江，船场村的林土墙，欧寮田中央村的邱金木、林溪水，车本村的吴石头、吴水奇，龙岭村的吴顺天、吴德习，盘陀的周绍辉，象牙的陈庄（女）等许多革命群众都为革命做出了贡献。特别是为革命事业付出了青春生命的何清标的独生子，为人正直勇敢，为革命送信、站岗放哨，到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和运送物资，积极工作，他于一九四八年夏天，刚满十八岁，在国民党大批军队进攻时被包围，突围不成而被捕，当天壮烈牺牲。群众被杀害的也不是个别的，被打重伤的就更多了。有的群众被捕以后，受尽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刑拷打，但是他们立场坚定，不泄漏一点真实的情况。如韭菜坑村的吴木春，不到二十岁，一九四七年在国民党反动军队进攻时被捕，敌人软硬兼施，迫供诱供，施行了残酷的吊打，竟多次用烧红的铁板烫遍他全身，使他大部分皮肉溃烂。在那几年中，群众受伤和财产损失的事就更多了。
  在三年多的战争中，工作团和游击队所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这里简要地举几个实例：工作团的领导人之一何文德同志被反动派抓去后，英勇不屈，壮烈牺牲。漳浦工作团领导人之一许金全烈士于一九四九年七月间被杀害。一九四八年在柴头埔村山上与伪保安团战斗中，连指导员赖新芳烈士英勇献身；一九四九年夏天在塔潭村山上与伪保安团战斗中，排长吴永文烈士壮烈牺牲；此外闽南支队副政委吴汉杰身负重伤。赤岭地区游击队，于一九四九年春，由于蓝兆熊叛变，而被伪保安团杀害了三十多个战士。
  解放漳浦县城人民当家作主
  在人民解放军入闽前夕，胡琏兵团残部流窜到厦门，刘汝明兵团残部流窜到漳浦，匪军所到之处，抢劫、勒索人民财产，强奸妇女，强抓壮丁，无恶不作。在匪军的蹂躏下，民不聊生，鸡犬不宁。当地的反动派一面慑于游击队的声威，极为恐惧，一面依靠窜入漳浦的刘汝明匪军，作垂死挣扎，加紧进攻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镇压群众革命运动。因此，靖和浦地区游击战争的形势出现更加紧张的局面。我们有的干部和不少战士就是在这个期间牺牲的。真是黎明前的一时黑暗，当时有的游击区的斗争出现慌乱的情况。针对这个局势，我们大力宣传大好形势，到处张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等文件和战场捷报，同时揭露敌人的猖狂是在作垂死挣扎，指出黑暗很快就要过去，黎明即将到来，以此提高人民群众的斗志。在斗争中，工作团人员和独立大队不作过于分散的行动，适当集中打击顽固分子，争取和团结一切力量。
  人民解放军入闽，并解放了福州，刘汝明残部逃至漳州一带，伪保安团有的已弃暗投明，举行起义。因此，靖和浦地区、漳浦县城反动派的兵力空虚，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特别高涨，解放漳浦县城的条件已经具备。我们根据这种有利时机，集中靖和浦地区的一切力量，准备进军解放漳浦县城。就在这时候，接到闽南地委的紧急指示，要我把独立大队带到程溪，配合解放军解放漳州。我们赶到程溪时已经天明，见到卢叼、陈文平、陈天才等同志已在那里，听说当晚解放军解放了漳州，我们就即刻与闽南支队的大批连队一起在漳州郊外清剿国民党军队的残兵。当天下午，遵照闽南地委的指示，我们率领县独立大队急行军，执行解放漳浦县城的任务。我们的队伍沿漳州至漳浦公路进军，当晚进驻漳浦的官浔镇，天明赶到长桥，到石榴地区汇集工作团等力量，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分三路进入漳浦县城，解放了县城，未遇到抵抗，漳浦县至此获得全部解放。闽南支队副支队长吴扬率领的几个连队也同时赶到，进入县城。第二天晚上，在县城“兴教”广场召开各阶层人民群众大会，庆祝漳浦县解放。过几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建阳”部队进驻漳浦县城会师，人民夹道放鞭炮欢迎。
  从一九三二年四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曾有三次解放漳浦县城。第一次，是中央红军占领漳州之后，于一九三二年四月廿一日，红军第三军进驻漳浦县城，军部设在红楼，驻了一个来月；第二次，中央红军完成入漳任务后，回师中央苏区。同年六月初，红三团攻下漳浦县城，活捉反动民团头子陈祖武；第三次，是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游击队解放漳浦县城，这是一次结束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漳浦县的最后一次解放，受国民党反动统治二十多年的漳浦人民，从此真正当家作了主人。
  几个情况的说明
  一、写这个材料，主要是记述靖和浦边区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斗争情况，但为了不间断这个地区革命的历史，而简要地说明一下这个地区从成立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红旗是没有倒过的，因此，才在材料的开头简单地介绍一些当时革命斗争的情况。
  二、写靖和浦边区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斗争，主要记述漳浦县境内的情况，对平和、南靖境内的情况说得比较少，主要是因为到一九四八年春，闽南地委指示靖和浦县委的工作重点要放在漳浦县境内，所以从那时起，领导的精力和力量的调配都放到漳浦县境内了。到近解放时，漳浦全县的绝大部份地区都是我们的根据地和游击区，县城也是游击队解放的。而在靖和浦边区的平和、南靖境内的根据地和游击区就没有漳浦那么广大。我所了解的情况，漳浦就比较多一些，这是必然的。
  漳浦县城解放前夕，根据闽南地委的指示，靖和浦县委的领导班子，包括机关所有工作人员、五个工作团全部千部、独立大队的全体指战员等，全部随我到漳浦县城，然后在漳浦安排工作。
  三、这个材料中列举了一些地名、人的姓名和实例，是很不全面的。因为时间过得久了，有不少地名、人的姓名，在革命斗争中的许多可歌可泣的实例，忘了，就无法写进去，使这分材料比较空虚，现在只好用抱歉的心情加以说明。
  四、这篇回忆是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一周年而写的。
  红三团的武装斗争
  集体整理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共闽南特委领导机关遭到破坏，经党中央派陈明、谢景德同志到漳州重建闽南特委，继而成立福建省委以后，即派出干部深入农村，领导农民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壮大游击队伍。
  闽南一带，严峻的大山连绵起伏，迁迥曲折，森林茂密，形势险要，进可以向四面八方进击，退可以回旋隐蔽、休整部队。靖和浦边区、乌山、树海、狮头山、梁山、灶山便成为著名的游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是连成一片的，统称“闽南游击根据地”。尫仔石山象一个巨人，威逼漳州，脉连南靖、龙溪、平和、漳浦、云霄、诏安等县，成为打游击的中心。
  由抗租抗税开始武装斗争星火燎原
  由于长期深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剥削压迫，农民群众中蕴藏着的革命怒火，一经在共产党领导下组成农民协会，便进发出反抗的热焰，由抗租抗税开始，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很快就在龙溪、南靖、平和、漳浦、云霄、诏安等县形成燎原之势。
  1928年二月，平和县农民代表会议在秀峰召开，作出举行武装起义的决议，成立了以朱积垒为首的农民武装起义指挥部。于三月八日，由县委朱积垒、朱思、陈彩芹、朱赞相率领长乐、民治、崎岭、秀峰等乡农民自卫军一千多名进行暴动，攻下平和县城（九峰）。于三月廿六日及四月十三日两次打败平和县保安队和地主武装一千多人的进攻。
  同时，王占春、李金发等在漳州南乡组织的秘密农会也开展武装斗争，于四月十四夜袭击林石滨民团一个排的武装，获得成果，牵制了国民党四十九师军阀张贞对平和农民自卫军的围剿。
  后来，张贞派出了一个团的兵力，配合保安队于四月廿六日进攻平和大、小砾，农民自卫军虽然遭受残酷镇压，还是化整为零，坚持斗争，朱积垒到湖山指导工作，在大埔县岩上苦竹凹被捕，壮烈牺牲。但革命志士是前仆后继的，陈彩芹所组织的农民武装已发展成一个三十多人的游击队，于四月十二日在有五百多户、二千多人口的秀芦乡成立苏维埃政府。于七月间开展分田运动。至1930年上半年，平和县长乐等地已经先后建立了项三、庆三、秀三、龙三、连三、安三等十二个苏维埃政府，开展分田运动。诏安县的安石、炉坑、马坑等许多乡村也成立苏维埃政权，浦和边区的欧寮、车本等村也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到十二月十三日，闽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在漳州南乡正式成立，支队长王占春，政委李金发，参谋长冯翼飞，政治部主任谢小平。陶铸代表特委，随军行动。这支游击队在漳浦小山城周围几十个自然村发动群众，先是限制米粟出口，实行平粜，让贫农向地主借谷，限制利息，后来发展为分谷，烧田契，分田，实行土地革命，初步建立了以龙岭山城为中心的包括欧寮、三坪、程溪、白云等一大片地区的游击根据地。
  1932年，张贞摊派“航空救国捐”，小山城村要负担六百银元，农民为无法交缴而苦恼。二月初，邓子恢、李金发、王占春在小山城祠堂召开群众会议，领导群众抗捐。二月十一日，张贞派两个连配合漳浦民团数百人第一次进攻小山城，当时游击队只有二十多人，在农民武装配合下，与敌人打一整天，终于寡不敌众，敌人占领小山城，大肆烧杀淫掠。二月十四日，在游击队不断袭击下，敌人还是慌忙退出小山城，我游击队回到小山城工作。
  三月，张贞派两个连的武装，配合三县反动民团共六百多人，分三路进攻龙岭、山城，我游击队打死伪军连长、民团团长各一人，打死打伤二十多人，游击队和群众安全撤出，小山城民众房屋被烧六七间，财产被抢一空。
  中央红军进军漳州游击队改编为红三团
  1932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聂荣臻、罗荣桓等同志，在粉碎蒋介石反动派第三次围剿之后，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击溃国民党四十九师，占领漳州。又分兵进军长泰、漳浦、石码、海澄、平和等地。毛泽东同志接见王占春、邓子恢等，给予热烈赞扬和指示，並派出千部廿多人到闽南游击队工作，拨出从敌人缴来的武器充实游击队装备。红军进漳六日后，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就在漳州成立了，选举王占春为主席，邓子恢负责主持军政委员会工作。五月初，在漳浦龙岭、山城建立苏维埃政府，开展分田斗争，並建立第一、第二两个大队的游击武装，有两百多人。第三大队则在漳州保卫闽南革命委员会。不久，又由石码、海澄、南乡、北乡的赤卫队编成第四、第五两个大队。五个大队的指战员共计六百多人，在中央红军离漳前夕，五个大队集中到漳浦城关整编，由邓子恢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简称红三团）大队改为连，团长冯翼飞，副团长尹林平（中央红军留下的干部），政委王占春，政治部主任谢小平，连政委何鸣、何浚、林和尚、林开昌、黄坤元，正副连长陈天国、余天助、刘胜、陈盘、王却车、陈志平等。当时红三团的任务是：继续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队伍，巩固和发展靖和浦革命根据地。
  历经艰苦奋战巩固发展根据地
  1932年五月廿八日，中央红军在完成入漳任务后，自漳州回师中央苏区。六月一日，张贞残部即从云霄、诏安回驻漳浦。派翁猪母为漳浦“剿共保安大队长”，配合四十九师向革命根据地进攻。六月二日，红三团在象牙庄一带击退张贞一个团的进攻，打死打伤敌人两百多名，缴获长短枪四十多支。乘胜攻下漳浦县城，活抓枪毙民团头子陈祖武，后撤回根据地。
  六月五日，红三团在崎溪寨仔村休整时，由于轻敌麻痹，被四十九师配合反动民团三千多人包围，发生激烈战斗。王占春带一、二、三连突围，被敌人机枪击中腹部。红三团退回小山城，王占春于转移车本村时，牺牲于白叶山，年仅廿七岁。这次战斗，红三团损失很大，伤亡七十多人。第二天，敌人大举进攻小山城，红三团为保存实力，撤往三坪，在石锦村进行整编。整编期间重申红军宗旨：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土豪，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抗缴捐税钱粮。整编后团长冯翼飞，副团长尹林平，总指挥蔡协民。全团指战员五百多人，编为五个连，每连八十到九十人。红一连在南靖，红三连在漳州南乡及漳浦湖西、官浔等地，红四连在云霄及平和五寨一带，红五连在平和山前、南靖东田、漳州天宝一带，红六连主要在苏区，为后备力量。（红二连缺）
  六月廿三日，张贞用三个团的兵力，配合反动民团，约四千多人，从平和、漳浦、南靖三路进攻车本村。当时，我武装力量共近千人，驻扎在这三十多户的村庄，由于主要领导蔡协民作出“分兵三路阻击敌人，死守车本”的错误决定，致使红三团损失惨重，冯翼飞在战斗中牺牲。
  事情才过一个月，红三团又分兵两路，一路以漳州南乡为中心开展工作，恢复小山城等地苏区，创造由南乡到小山城的游击区城，一路以漳州北乡为中心，打进南靖，以便向闽西方向发展。1933年，中共漳州中心县委在龙岭召开扩大会议，总结了中央红军离漳后红三团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军事上的左倾盲动思想。并决定把队伍分散，深入发动群众，逐步恢复原有地区工作，争取开辟新的边沿区。
  这时，蒋介石将十九路军召到福建打红军，企图造成两败俱伤。年初，十九路军进驻龙岭、山城、车本等地，配合反动民团组织守望队，禁止生活日用品如盐、肥皂、烟等进山，并开始军事进攻，迫得我方连饭都没法吃，一度造成红三团和根据地的极大困难。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我方通过漳浦的葛后、长桥，南靖的狮头，平和的浦仔、山格，云霄的古楼等地取得物资供应，解决了经济上的困难。红三团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军事上采取不断向外围发展新区的方针。漳州中心县委所属南乡、北乡、龙溪圩四个区委和龙岭、山城、三坪、山前、沥水五个工委分别成立，红三团这时主要在这一带活动。于八月廿五日包围驻程溪的十九路军与民团，又攻入小溪，打下南胜，大大地扩大了游击区域。红三团又在南靖大、小田坑、后云等村打退十九路军一个团的进攻，缴获机枪两挺、三八式步枪三十多支、子弹三千多发、手榴弹五十多枚。敌军班长、士兵四人携带武器投向我军。
  十一月廿日，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李济琛等一部份势力，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在福建省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根据抗日反蒋协定，停止向革命根据地进攻，撤出龙岭。红三团利用这个间隙，开展土地革命，加紧扩大游击地区。这时主要在靖和浦中心区十四个乡，约一万人口的地区进行分田。红三团本身也在年底进行整训，断然采取“不打硬仗，避敌主力，打敌人薄弱环节”的灵活游击战术。并从漳浦义勇军和靖和浦游击队中补充了一批新战士。这时，红三团有三个战斗连和一个教导排，团长张长水、副团长陈桃庆，政委何鸣，政治部主任李克已，漳州中心县委派吴金为驻红三团特派员。
  1934年，十九路军“闽变”失败，张贞残部回驻漳属各县，反动民团也配合蠢动。红三团先后拔掉龙岭、欧寮、白云、板寮、五寨、何地、龙头、进水等地反动民团的据点，恢复和发展了苏区工作，开展分田和管理政权活动。三月，红三团在五寨击退敌人一个团的进攻，消灭敌人一个前哨排，缴获长短枪二百多支，子弹五百多发，手榴弹三十多枚。后来敌人增加兵力进攻，我军转移。
  五月初，闽粤边区特委成立，书记黄会聪，委员吴野鹭、何鸣、何浚、林路、许其伟、赖洪祥、余丁仁、陈卓元、张敏等，特委所辖地区包括靖和浦、潮澄饶、饶和埔等边区，使闽南与广东的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
  十一月，特委调集红三团先后打下漳浦的龙岭，南靖的龙溪圩、塔潭，平和的黄井圩等反动保垒后，由张长水指挥，在靖和浦三县交界的埔尖山地区击退沈东海保安团及壮丁队一千多人向我特委机关的进攻，打死打伤敌人一百多名，活抓八十名，缴步枪一百多支，重机枪二挺，军用品三十四担，沈东海负伤逃跑。这一仗，保卫了秋收，稳定了群众情绪。以后又连打几次胜仗，敌人闻风丧胆。
  一九三五年四月，在乌山地区开展工作的红三团一个排与红三大队合并，成立闽粤支队，后改为独立营，直属特委领导，营长卢胜，政委吴金，有指战员二百多人。独立营在诏安马坑、格贝楼一带经过七天七夜的战斗，采取内外夹攻，挖地道等办法，迫使顽敌缴械投降，狠狠打击了反动地主的武装，推进了工作的开展。
  六月，红三团在三坪大坪山与闽西红九团（团长吴胜）会师，完成了打通闽西南游击区联系的艰巨任务。
  七月，红三团根据闽粤边区特委指示，发展边沿区，恢复和巩固靖和浦中心区。中心区设在平和邦寮，下辖山象埔（即山前、象坑、何埔，）三坪、韭菜坑、欧车横（即欧寮、车本、横石）、龙岭、山城、邦马坑（即邦寮、马头、加者坑）等七个苏乡，又开辟了大溪圩等一大片新区，使云和诏乌山根据地和靖和浦边区根据地连成一片。
  一九三六年，闽粤边区的武装力量有了很大发展，红三团有三个连，独立营有二百多人。在平和邦寮新成立的漳州人民义勇军（何浚兼指挥）也发展到一千多人，编成三个大队（九个中队）。在游击战争不断取得胜利，人民群众斗争情绪日益高涨的情况下，不但恢复了过去的游击区域，而且又开辟了云和、浦云、浦南、双格四个新的游击区。六月，团长张长水带领第三连和团部特务排攻打云霄白泉村时，由于对敌人情况掌握不全面，进攻失利，我军伤亡多人，张长水身负重伤，在转送梁山后的第二天牺牲。以后由何鸣兼任团长。
  九月，发生两广反蒋事件。国民党在云霄县城只有保安团武装。为牵制保安团对红三团的进攻，同时解决独立营的经费问题，仍由卢胜领导，集合红三团的特务排和独立营三个连，共五百多人，利用七月十五中元节，打进云霄县城，在交通银行分设在云霄的营业处缴获钞票一万多元。
  两广事件妥协解决后，蒋介石派广东军157、158两个师驻福建，157师黄涛的师部驻漳州，李崇纲的旅部驻漳浦。同时，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按照“南昌行营”的指示，划福建为七个行政区，以漳浦为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兼保安司令部所在地，调集各县保安队配合157师对革命根据地进攻。
  为击退敌人进攻，打破敌人封锁，红三团配合抗日义勇军活动，兵分两路，一路在平和、云霄、漳浦三县边区，向平和下寨、大坪一带发展，一路在南靖、漳浦、海澄、龙溪四县边境活动，采取灵活战术，给来犯之敌以多次打击，並发展了后井、院前、诗坎、黄埔等游击根据地。
  “两广事件”以后，独立营改称中国人民红军闽南抗日第一支队，支队长卢胜，政委吴金，指战员三百多人。红三团改称中国人民红军闽南抗日第三支队，支队长兼政委何鸣，指战员三百五十多人。红五支队改称中国人民红军闽南抗日第五支队，支队长金声，政治部主任刘炳勋。（后红五支队于十二月下旬在饶平浮山一带活动，因失警戒，受敌人两次袭击，损失很大，金声、刘炳勋受撤职处分，所保留下来的指战员编入第一支队）。
  十二月底，中共中央提出实现抗日的七项任务。
  合作抗日受欺骗重整队伍上前线
  1937年“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被迫同意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中共闽粤边区特委接到南方工作委员会转来中央通知，改变敌对状态，采取与157师谈判，争取闽南和平局面的出现。由于国民党欺骗，何鸣、吴金的错误，以致产生“漳浦事变”，近千名的闽南红军被缴械。但指战员们又迅速在党的领导下集结，恢复组织，又加入很多新战士，后来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四团一营，开赴皖南前线，成为抗日劲旅。（详情已在本刊新第一辑《漳浦事变前后》一文叙述，这里从略）。
  鲜血写下革命历史的篇章
  红三团这支英勇的子弟兵，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灵活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及“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等战略战术，同仇敌忾，先后英勇地抗击了国民党四十九师、十九路军、一五七师、八十师、七十五师、二十师及省保安团、县保安队与民团的一千多次军事进攻，缴获各种枪支一千多支（挺）。指战员们上下一致，同甘共苦，餐风宿露，百折不挠，前仆后继，坚持斗争，巩固和发展了这一大片闽南游击根据地，成为我党领导下的南方十四个革命根据地之一。指战员们用鲜血染红了江山，在革命斗争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打破反动派的阻挠破坏，走上抗日前线，杀敌立功。没有北上的健儿，留下来继续奋战在闽粤边区广阔的土地上，保持并发展了靖和浦、云和诏、饶和埔革命根据地，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配合解放大军，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靖和浦边区游击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经过见本辑柯永麟同志的回忆录）。
  中央红军在漳浦
  集体整理
  无独有偶，漳州和漳浦都有一座红楼，现在都是革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这两座红楼都是中央红军进军闽南的伟大象征，互相辉映，标志着中央红军在闽南人民中间树立威信和扶助闽南红军游击队发展武装斗争的历史。中央红军的故事在漳浦群众中间传诵，群众称为“大红军”。
  中央红军在瑞金建立中央苏维埃政权，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后，中共中央为利用两次战役的空隙，发展苏区，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並获得大批物资解决部队的补给，准备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于公元1932年3月中旬，由前委决定，将第一军团的第三军、第四军和第五军团的第十五军共二十七个团，三万人的兵力，组成一支东路军，打出外线，开辟闽南，由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东路军行动。干部动员大会由朱德主持，毛泽东作报告，着重谈东路军的行动作战任务，他说：“进军闽南的行动是逼近厦门，对日寇的侵略阴谋一个直接的打击，当前日寇势力已达厦门，常派军舰在海上游弋，威胁闽南，并有登陆向我内陆地区侵犯的企图，我军以实际行动来贯彻党的抗日主张，这无论对国内，对海外，都能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并说：“向东进军还有一个原因，我军主力如果向西打出去，有赣江梗阻，，不便于发展，向东打出去，则一来有闽西老区作依托，二来闽南有广阔的发展地区。”又说：“利用敌人进攻的间隙，在巩固苏区的基础上，集中我主力红军向白区挺进，这是巩固、扩大苏区根据地的重要措施。”
  中央红军东路军经瑞金、长汀，在龙门打了一仗，歼敌四十九师一个团，于四月十日占领龙岩，直下南靖，于十九日在天宝歼灭四十九师主力，在战场上击毙其团长陈启芳（漳浦人），缴获大量武器，又击溃四十九师增援部队，至此，在漳州的四十九师残部已成瓮中之鳌，连夜向云霄、漳浦奔逃，躲进张贞的老巢诏安。红军东路军于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时排成四路纵队，在军号齐奏下，高举红旗，浩浩荡荡，以整齐的步伐进入漳州城。
  红军东路军司令部驻在漳州红楼（基督教会办的寻源中学），在这里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决定第二次行动计划。毛泽东同志会见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省特派员邓子恢，闽南游击队队长王占春，他指出：红军不是要长期占领漳州，当前革命的重心仍然在农村，必须抓紧时机，发动群众起来斗争，组织地方武装，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志并同闽南党的负责同志一起研究了红军入漳后的行动问题。闽南革命委员会就于四月二十七日在漳州成立，选举王占春为主席，邓子恢负责军政委员会工作。闽南革命委员会发出第一号公告，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斗争。
  为实现战略目的，中央红军东路军入漳后分兵深入各地发动群众。于四月二十四日派第三军进驻漳浦，军部设在红楼（基督教会办的养正女学），第七师驻石榴坂，第九师驻旧镇，並派警备部队在盘陀打败四十九师的一个营，占领盘陀岭，向云霄、诏安方面警戒。毛主席派邓子恢和王海萍到漳浦工作。在山城一带的闽南游击队也由王占春率领到城关一带工作。
  在红军未到达以前，一般大土豪劣绅怕被清算，纷纷逃避厦门鼓浪屿，小土豪劣绅也逃避上山，一些小业主由于长期受反动派欺骗宣传，也盲目跟着“走红军”，有的群众也有存在怀疑的。红军到来以后，人们看到的，是纪律严明的军队，士兵待人和气，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线，借东西照物归还，不乱抓、乱打人，完全不象反动派所说的那样杀人放火，群众的疑虑很快打消，纷纷回家安居乐业。
  红军驻漳浦期间，频繁召开群众大会，用演戏、演讲的方式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说明建立苏维埃政权，穷人当家作主人，打土豪分田地等政策。并在各处墙壁上写下大小幅标语，如：“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消灭张贞残部”、“欢迎白军士兵来当红军”、“打倒土豪劣绅”等等（直到现在还有少量保存）。这些话都说到人民心里。红军除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以平民愤外（合订编者按，此处原有一句传闻失实的夹注，经核实后，于本刊第9辑第74面登载一则“更正”，现合订本将此“夹注”删除，以免再次讹传，“更正”也不再刊载。），对一般土豪只进行筹款，上缴作为军费。并将没收的粮食、布匹、生猪分给穷人，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因此，革命运动很快就轰轰烈烈而又扎扎实实地展开。以后，群众中间就长期流传着一首民谣：“红根（军）来，白根（军）去，苦桃仔籽（苦日子）不出世（希望不再来）”。由于群众理解革命道理，明白红军是救国救民的队伍，由仰慕而产生参加革命的要求，当时就有很多贫苦群众报名参加红军，跟上队伍闹革命。
  漳浦的龙岭、山城、车本等地早已是闽南红军游击队的根据地，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共闽南党组织一面扩大红军游击队，一面于五月初在根据地成立苏维埃政府，迅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烧田契、废租废债、打土豪、分田地，在车本、欧寮、三坪、山前、横石、申内、白云、内过溪、西坑后等村成立革命委员会，镇压土豪劣绅的复辟活动，大大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和支持革命的热情，为建立革命政权和广泛地实行土地革命创造条件，并加强根据地外围的工作，在象牙庄、盘龙、崎溪、大坪、洋尾溪等村发起分田斗争。扩军约搞了半个月时间，闽南红军游击队的队伍就由以前的百把人扩展到六百多人，编为五个大队。毛泽东同志亲自从红四军中挑选留下尹林平、李克已、张长水等二十多名军事骨干，调拨了几百支抢，帮助闽南党组织建军，同时将闽南游击队五个大队集中到漳浦县城整编，由邓子恢同志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简称红三团）正式成立。
  中央红军在漳浦近一个月，完成了预定的各项任务，按照东路军的行动计划，于1932年五月十九日有秩序地离开漳浦，回师中央苏区。六月一日，张贞残部从云霄、诏安回驻漳浦，张贞並委派翁猪母为“剿共保安大队长”，配合四十九师向我游击根据地进攻。红三团于六月二日在象牙庄一带击退四十九师一个团的进攻，毙伤敌两百多人，缴获长短枪四十多支，乘胜再度攻下漳浦县城，在北门兜关帝庙地方追击翁猪母的“剿共保安大队”，翁猪母败入九曲岭，红三团俘获民团首领陈祖武，击毙民团洪秘书，将祖武解回山城公审处决。后红三团因麻痹轻敌，于六月五日在崎溪寨仔村休整时，被张贞残部及民团共三千多人包围，王占春于率队突围时中弹重伤，退回车本牺牲于白叶山。这次战斗，红三团损失很大，伤亡七十多人，退往山城。第二天，敌人大举进攻山城，红三团为保存实力，于六月十二日撤往三坪石锦村整编，以冯翼飞为团长，尹林平为付团长，全团指战员五百多人编为五个连，分到湖西、官浔、梁山、云霄、及平和的五寨、山前、南靖的东田、漳州的天宝一带活动。
  这支闽南子弟兵，以中央红军为榜样，百折不挠，转战在广阔的闽粤边区，狠狠打击敌人，巩固和发展了以云和诏边区和靖和浦边区为中心的闽南革命武装根据地，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做出贡献。
  漳浦地区虽然又长期处于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但是红军爱护人民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不能磨灭，红军所传播的革命道理在人民心中生根，人民思念红军，支援红军游击队，终于盼来了一九四九年的解放。
  大革命时期的漳浦
  公元1925年春“乡约”失败，漳浦的内部矛盾并没有解决。“北派”豪绅柯定侯（安邦）、杨天化（天育）等仗着主子“汀龙镇守使”（北洋军阀孙传芳部队第四师师长）张毅的势力，在漳浦变本加厉地欺压、剥削群众。他们所用手段真是残暴、卑鄙，无所不用其极。“南派”豪绅黄鲠臣（宝忠）、杨士鹏等逃亡鼓浪屿，托庇于洋人租界，而曾被他们利用的群众，除烟苗捐照旧征收外，还加上“清乡”和棺材费等巨额负担，还经常被北派豪绅的爪牙们藉口清乡，到处放火、抓人，进行勒索，闹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深深痛恨万恶军阀的罪恶。
  当时南方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订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接受中国共产党建议，提出反帝反封建主张，同意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国民党得到这一注新血液，即出现蓬勃活跃的新生命。一时革命潮流冲击着全国，一些思想进步的青年在军阀统治下感到乌烟瘴气，找不到出路，纷纷南下投奔革命。漳浦一些知识分子也投笔从戎，走向广东参加革命队伍，有的在潮州张贞所办的军官学校学习，有的参加宣传队。
  也就是因为革命怒潮震动人心，遂使逃外的旧豪绅认为有机可乘，可以藉革命力量替他们翻本，因为赶去北洋军阀就是把他们的敌对面“北派”绅士的势力连根拔掉，这些因投南方革命势力之机而被称为“南派”的旧豪绅就可以恢复其旧日威势。因此，他们赁屋鼓浪屿岩仔山脚作为向潭浦活动的基地，一面派人联络广东的革命力量和诏安的张贞，一面派人在漳浦准备策应，杨士鹏年老不愿露面，由黄宝忠负责主持，帮他奔走联络的有杨子保等。他们利用川走于佛昙至厦门间的帆船，暗地输送革命宣传品和弹药入内地，并在内地刺探情报到鼓浪屿汇报。
  由于群众怒恨北洋军阀的横征暴敛，欺压敲榨，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北洋军阀被赶走已成为必然，“南派”绅士投机投得正着。
  （二）
  公元1926年十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何应钦任东路讨贼军总指挥，分兵两路，直指漳州。北洋军阀孙传芳所部第四师师长张毅本来盘踞漳属为王，到那时见大势已去，便卷起财物溜之大吉。十一月间，张贞打着“国民革命新编第一师”（后改为四十九师）的旗号，不用血刃，底定漳属。
  既然是革命，一切措施也就跟军阀时期大不一样。兹将当时情况，根据本人所知的一鳞半爪作简单介绍：
  甲、政党方面
  大革命前漳浦不但没有政党（只有豪绅们“结党营私”的“党”）而且也不准有政党，所以当“中国国民党漳浦临时县党部”招牌第一次出现在武营大门口（今幼儿园）时，人们看到那颈悬红白蓝三色领带，腰佩振武带的人物进进出出，无不感觉新奇，争相用敬畏的心理企望党权高于一切的什么措施。
  临时县党部的常务委员胡剑平（勉道），本县鹿溪乡人，是随军而来的，党部分设宣传、组织、农民、工商四部。当时大局初定，只有少数党员，无从调剂，所以因陋就简，只先设立宣传、农民二部，组织部则只有一个干事，工商部只贴一张标名红纸，令人知道有这个部门，却无人负责。农民部以中央农民部特派员李连升（又作联星）负责，李锋、黄昭明协助之。李连升是共产党员，龙岩县人，毛主席所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李锋，同安县人，黄昭明，龙溪县人，都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黄昭明后来变节）。
  临时县党部存在的时间不上一个月，省党部筹备处即派杨纯美（佛昙人）与何元良（官浔人）为漳浦县党部筹备委员。筹备处改设在北街，开始发展党务，吸收党员，于县城内设立五个区分部。党员都没有党证，只经筹委认可便成。但杨纯美、何元良同是商人出身，他们以经营商业的个人得失观念来办理党务，时常怨叹吃力又亏本，没啥苗头，何况名誉既得，再无恋栈价值，因此自呈辞职。后省党部改派郑林英为漳浦县党部常委，王天英等为报刊委员。郑林英潮汕人，共产党员，有心整顿党务，革新政治，要求县长于每纪念周都要报告工作计划和施政经过。无如“四、一二”事变发生，蒋介石叛变革命，大量摧残共产党人，这个以共产党人为首的国民党县党部宣告垮台，郑林英、王天英等出走。
  由于国民党漳浦县党部负责人五个月而三改，有的也不够负责，有的要奋发有为而突遭政变，有的抱三日京兆的态度，所以不能很好地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一旦失去进步的因素，便成为“党衙门”了。
  乙、县政方面
  国民革命军进入漳浦县城后，便成立县政府，由张贞报请福建临时省政府委派诏安人徐鹏为漳浦县长，内设二科三局，这时，前此“乡约”失败逃往外地的旧豪绅都以革命功臣自居，卷土重来，恢复旧的权势，杨子保（锡三、佛昙下坑人）被委为县公安局长（局址设在北街林氏祠堂内），蔡次恭（寅官、县城人）被委为县实业局长（局址设在县政府义仓旁），蓝翌禹（湖西人）被委为教育局长（局址设在施子伯楼），至于黄宝忠，除当豪绅外，似乎没有担任职务。
  革命是解民倒悬，虽然有旧的势力投机革命，到底还有革命力量在起作用，所以施政伊始也确实有过一些除旧布新振奋民心的措施，也颇能转移民气，提高政治认识。可惜的是，为时仅仅五个月，只象昙花一现。
  兹将当时各种重大措施分述如下：
  （1）废除苛捐什税；在军阀统治下，漳浦捐税之多多于牛毛，一头猪就有四税：大猪捐、小猪捐、屠宰税、屠宰附加税；一座房屋就有三捐：房屋铺捐、烟筒捐、门户捐；还有什么屎桶捐、棺材捐呀！……（不是笑话），真是不胜枚举。人民由于交不出税而鬻妻卖子、倾家荡产者常有所闻，凄凉景象触目惊心。革命军底定漳浦，第一件事即宣布废除苛杂，留下的只有钱粮（田赋）、盐税、印花、屠宰、膏厘（吸鸦片捐）等几种正税而已。（民谣有“张毅换张贞，捐款加二升”之说，那是大革命失败后的事了）记得当公安局刚成立时，局里经费奇缺，不要说武装配备，连局里伙食都成问题，再三向县政府请示，县长答应从屠宰税附加二成五以解决公安局经费，但终以呈报上级未获批准还是作罢。
  （2）大力破除迷信和陋俗：漳浦地偏海隅，封建色彩还属浓厚，虽说中华民国成立算来也有十多年久，但农民男的还多数编辫子，女的还多数缠足；迷信，禁忌处处皆有。新政府兴倡一件新人耳目的事，是教育局大门糊下蓝门联，写白字。再则公安局派人在四城门强制为进出的农民剪发辫；还明令禁止妇女缠足。又捣毁射圃的关帝像，捣毁城内许多土地公庙；並禁止神棍、巫婆藉鬼敛财。当时新路尾基督会蔡一戎便曾受过临时县党部的警告，不敢为帝国主义作明目张胆的宣传。
  禁烟禁赌，虽然徒具明文，也值得一提。县长徐鹏和他的师爷都是鸦片鬼，烟瘾大得惊人。为了瞒上欺下，他们在县公堂上也贴上一张大布告：“本府上下人等严厉戒绝鸦片，违者严惩不贷！”每当是党部人员或者生客来访，都被门房挡在会客室里，以防露出马脚，这很可说明社会风气已有转移。
  丙、农民运动
  中央农民部特派员李联星和李锋、黄昭明到了漳浦，则着手大搞农民运动。李锋出发杜浔，黄昭明出发赤湖，李联星驻城主持全面工作，并办理农民运动讲习所。农民协会纷纷成立，如佛昙马坪农民协会负责人陈金龙；赤湖赤水农民协会负责人陈耳；乌石东厝农民协会负责人林智明等。至于一共成立几处，恕我手头缺乏资料，其他不得而知，但可以断定漳浦之有农民运动组织实自此始。成立未几，则搞起轰轰烈烈的请愿豁免盐税事件，值得一提。
  苛捐杂税除后，人民感觉负担最重的，乃是盐税。农民协会成立后，组织人民起来抗争。一万多人的队伍，高举着二百多面农民协会旗帜（青天白日满地红，右方加上一架白色犁），由李联星率领，浩浩荡荡开赴漳州，向师部请愿。漳州城里的群众拥立道旁，用惊奇的眼光迎着这从来没曾听过也没曾看见过的农民大军涌进府城来。隔日，行伍把公园及附近街道都塞满。口号声响彻整个漳州城。师长张贞也慑于群众声威，亲自到大门口迎接农民代表进内，并当面允许即转省政府妥善办理。虽然这件事卒因大革命失败而得不到下文，但漳浦农民运动轰轰烈烈之情况已深深印上漳州群众脑海里。漳浦农民经过这一番见识，也提高了阶级觉悟，为以后农民协会的蓬勃发展奠下基础。
  “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李等三人都出走。李联星往佛昙，转入地下活动，再一次发动群众进行抗捐运动。
  当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时，李联星等曾就漳浦武营箭亭原址办起一届农民运动讲习。参加学习的学员十多个，来自平和、南靖、诏安等县。为什么学员只招十多个，而且没有一个是漳浦人，这是由于这个讲习所是漳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前身，而选择学员又很是严格的缘故。听说这一届毕业的学员回到家乡后都做出一些成绩。
  除此而外，李联星还设立国民通讯社漳浦分社，经常抄发新闻稿件。也曾租下西街尾琢玉居打算作为C、Y（社会主义青年团）及少年先锋队会址，以开展业务。可惜李联星忽因他事离开漳浦，把任务交代李锋，李锋只用琢玉居作为农民协会办事处，而没有把团队组织成功。迨大革命失败后，三位特派员均走离漳浦，以后漳浦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便由公开转向秘密活动。后来李联星在漳码一带工作，为张贞捕杀于漳州。
  漳浦县国民党派系斗争波及共产党周围两件事
  李林昌
  一、郑士成之死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的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虽然表面上是一套，暗地里又是一套，但还不敢公然反共。中共闽粤边区特委朱曼平可以公开走在漳浦街道上，可以找国民党的漳浦县长吕思义谈话，对他作工作，吕思义也不得不虚与应付。
  国民党漳浦县党务指导员（此项职务后来改为书记长）卢德明还有一个秘密职务，就是复兴社的漳浦负责人。而吕思义则是“C、C”系统的人物，彼此明争暗斗，很是剧烈。卢德明向上级报告吕思义“勾结共产党”，迫使吕思义不得不采取反共姿态，以保乌纱帽。但又不能公然反共，就抓一个共产党的统战对象党外人士郑士成开刀，此事发生在1938年。
  郑士成曾任城镇联保主任，因贪污被撤职，后来住在下楼村。当时，下楼、下布、溪南一带都是共产党的基本乡。郑士成在共产党的统战政策感召下，协助共产党做了一些工作，如发动“一元献机”等。曾在下楼村担任共产党所办的战时民校教师。
  吕思义手令保安中队长吴玉如带兵到下楼逮捕郑士成。据解放后吴玉如说，他当时是当着朱曼平的面把郑士成抓走的。以此丑表功，说他放走朱曼平，其实，县长吕思义的手令只叫他逮捕郑士成，当时国民党还不敢公然反共，吕思义没敢奈何朱曼平，吴玉如只能是执行县长的命令，当然不敢动朱曼平一根毫毛。
  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郑士成就成为国民党派系斗争的牺牲品。本来郑士成的贪污是他部属造成的，问题并不那么严重，被撤职处分，已经了案。吕思义却忽然郑重其事地再将郑拿办，以县长并军法官名义宣判其死刑。罪状主要仍然是贪污，加上“招摇撞骗”，言外之音，指“一元献机”运动，而不敢公然涉及亲共的事。此举是一种企图把贪污份子与共产党人划等号的手段，以此来给共产党脸上抹黑；并藉此“杀鸡教猴”，恫吓与共产党接近的人，这是吕思义为表白其反共态度所作的姿势。
  据当时在伪县政府任军法书记员的徐竹林回忆说，吕思义是根据上级政府曾颁下文件，说“共产党的武装已经受编北上抗日，地方上如发现有假藉共产党名义进行活动的，应以土匪论处”有这一命令才敢把郑士成判死刑的，用电报报省保安司令部，省里电令照准。但事后吕思义又因此受上级记过一次处分，说他“草菅人命”，上面並规定以后死刑案件应用书面详报案情，不得再用电报。这大概是郑士成死后，共产党提出交涉的缘故。
  不久，吕思义与卢德明都调离漳浦。党务指导员一职由黄慕周担任一个短时期（黄系C、C份子）后仍然由“复兴”方面的人担任，改称书记长时为许元瑜。吕思义离职时保荐了原警察局长冯德升任县长，他虽然是警察人员出身，却与漳浦的“复兴”势力明争暗斗。
  漳浦那次县长易人，中共漳州中心县委的油印报纸“前哨报”曾作为新闻刊载。
  二、张克雄叛变
  不久，国共摩擦逐渐白热化。
  一九三九年，漳州《时代》月刊发表一篇主题《热情的盲动者》，副题《——悼芝丽吾姐》的文章，署名：克夫。
  文中说：芝丽原籍外省，是漳州城一个热心于救亡工作的女青年。她“彷徨歧途”，后来他的热情“为人利用”，由C、P（原文如此，指共产党）漳州中心县委介绍到漳浦县委工作，在漳浦被“迫奸”于县委书记，（原文没有写出姓名），怀孕，在生孩子时死于产褥热，他（克夫）在那山村（原文没有写出地点）再也见不到芝丽，只见到她死时所睡的床四脚朝天抛在池塘里，因此，他（克夫）痛心，悔悟到芝丽是一个“热情的盲动者”。
  这篇大作实际上是一则“反共启事”。后面还有一篇对此事的感想文章，署名陈山，劝告青年们以芝丽的死为教训，不要再向往于“抗日圣地”（引号是陈山加的）。
  《时代》月刊是“C、C”的机关刊物，（“C、C”组织是秘密的，它的作为机关刊物当然也不是公开的），发行人郑达明的公开职务是盐务首长，秘密职务是“C、C”负责人，（全国盐务都在C、C把持下）。
  《热情的盲动者》一文的作者克夫，就是张克雄，平和小溪人，是一个共产党的叛徒，未叛变前曾在平和漳浦等地从事歌咏运动，并曾去新四军，后来不知道怎么跑回来。文中所说的人物“芝丽”是张克雄的大姨子（所以张称呼其为“吾姐”），她参加革命后在漳浦工作，后与县委书记梁培德结婚，婚后生孩子，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因生孩子患产褥热，在医药困难的情况下死在下布小村，这是人人都能理解的事，而张克雄用这个材料大做文章，侮蔑其为“迫奸”致死，以此作为他叛变革命的理由。
  其实，只要明瞭《时代》月刊的政治背景，知道那“读后感”作者陈山的身份，便能嗅出那次叛变事件的来龙去脉。“读后感”与正文同时发表，可见“读后感”的作者是个中人物。陈山就是陈阳山（解放后陈在与我的交谈中承认），当时是“C、C”在漳浦的负责人，可见张克雄的叛变与“C、C”有关。
  原来，这是国民党派系斗争中出现的共产党内叛变事件。漳浦的一些“进步青年”如蔡维汉，表面上接近共产党，暗中加入“C、C”（国民党社会通讯员），张克雄曾在漳浦县“抗敌后援会宣传工作团”教唱抗战歌曲，与这些“进步青年”是一伙。“复兴”方面对这些人大张挞伐，在白色恐怖之下，蔡维汉等人远走。张克雄通过“C、C”的途径自首，后来加入“C、C”，在C、C人物漳浦人林列任龙岩县长时，张任县政府主任秘书，协助林列搞“扶植自耕农”工作（贷款给农民向地主按照限价买田）。蔡维汉后来在C、C的政治背景下出任邵武县政府粮政科长时，还是免不了受过逮捕。后来为要在故乡潭浦立足，投靠“复兴”方面，由县党部书记长柯汉扬的介绍，加入复兴方面的外围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秘密区队”并由柯汉扬推荐，出任漳浦县政府田粮科长。张克雄一直走“C、C”路线，1948年，去台湾任台湾产物保险公司基隆分公司经理。
  蓝兆熊从投机革命到降敌身死
  陈万年
  一、蓝兆熊的出身
  蓝兆熊是张坑（今赤岭公社）石椅村地主恶霸蓝西福的儿子。当时蓝西福以蓝姓族长的封建势力统治湖西、张坑等地，并勾结国民党反动派多方破坏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后被游击队包围击毙在他家中。那时蓝兆熊十三岁也被俘虏，后来释放。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学于佛昙纯美中学。他本是封建地主的骄子，个人英雄主义十分浓郁。不守校规，私带手枪，因而被学校开除。蓝兆熊的母亲继承丈夫的衣钵，当起封建女族长，威风十足，兆熊从小受到反动家庭的薰陶，养成了反动阶级的本质。
  二、假搜索队、抓真走私
  蓝兆熊年青“志大”，平日不务正业，和一些游手好闲之徒混在一起，他梦想一鸣惊人，别开天地，就往漳州活动，以求得一官半职。当时的国民党胡师长是个活阎王，三天不杀人就眼红。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老婆的季常。他的那个河东狮，一向为非作歹，养汉私生子，结拜一个弟弟，人称为国舅爷，在胡师长默许下，内外交结，不时导演盗令的趣剧，由师长太太向师部机要处私取师部关防，掣发委任状，出卖一些外勤狗官。刚好蓝兆熊正在漳州流浪，探听有了这条线索，认为良机难再，很快招来几个伙计，商定如何合股做这笔生意。分头东借西拉，凑成数两黄金，暗中托人把委任状买出来。从此，蓝兆熊摇身一变为师部伪搜索队长。他领到令旗满心欢喜，可是又来了一个苦闷，还缺乏宝剑，怎么办呢？左思右想，就与几个人商议招兵买马的办法，宣扬如果愿意参加搜索队者可免服兵役，但要自带枪枝。这样一来，有些青年因想逃避壮丁，投奔者大有其人，不上几天，在漳州、漳浦一带共招收了三十多人。这些所谓搜索队员，穿着便衣四出活动于漳浦井尾一带沿海地区。
  蓝兆熊自从得到这个“钦差大臣”的伪职以后，一步登天，威风凛凛，社会上一些达官贵人或一些好事者尽以惊奇的眼光看这乳臭未千的叱咤风云人物。
  抗日战争末期，公元1945年，漳浦沿海地区一些土豪劣绅、地主恶霸勾结伪政府官员、国民党官兵、利用流氓恶棍，肆无忌惮地向日伪占领区的厦门、浯屿进行走私贩毒。当时一贯川走厦门、浯屿的走私贩毒头子有：佛昙的杨水城、杨南，赤湖的陈向天、陈枝，六鳌的陈大炮雷……等。他们把内地的大米、生猪、家禽等物资运往资敌，换回大批鸦片毒害人民。兆熊对这些著名主犯还不敢太岁头上动土，只能找一些比较弱小的对象。国民党驻沿海部队名为抗日，实际勾结奸商，掩护走私。有一次，井尾驻军刘连长勾结奸商私放一批鸦片毒物。假搜索队得到情报后，漏夜下船检查，连人带货扣留。刘连长因事与已有关，即出面干涉，兆熊取出假令给他看，这位连长“偷吃狗有罪”，哑口无言，不敢公然交涉。经过这头一炮缉私胜利后，更加显示搜索队的威风，兆熊促使队员们更大胆地为所欲为。活动的范围扩大了，由沿海发展到内地。进而在湖西枋林村黄仙和家中抓到一些鸦片。不上几个月工夫，成绩可观，蓝兆熊的威名大震。刘连长自从包庇走私被揭发以后，心中怔怔，往上打听虚实，营部向师部会报，查来查去並无这种便衣组织，究竟何方妖怪兴波作浪，狐假虎威？师部即饬令漳浦县政府查明具复。县警察局派刑警队组长张太监带领便衣刑警到达沿海地区调查缉捕。因此，真相毕露。假猴王溜之大吉，树倒猴狲散，有的逃脱，有的暗中行贿结案，有的逃不了被抓送当兵。兆熊畏罪隐匿老家石椅村，自以为山高皇帝远，谁奈他何？
  三、雪耻复仇投机革命，回乡游击当队长
  兆熊当上假搜索队长后，给走私贩毒者是一个打击，对国民党官兵是一种讽刺。但他既然是假的，迟早总会被揭穿，从耀武扬威的搜索队长变为国法难容的罪犯。况且他在家乡的封建势力已经比较衰退了，新兴的地主恶霸已站在他的上方，但是，一个好高自大的年青小子，是不能俯首甘拜下风的。某夜正值“雨霁三界公生日”，酬神演戏，极为热闹，漳浦、龙海远近数十里的善男信女，结队成群都来祈神拜佛。地霸保长蓝宗来、地主蓝顺天在戏台前摆设桌椅，招待上宾。怎奈骄傲成性的兆熊，并不把这个保长放在眼里，他纠集一批青年伙伴占据了这贵宾的座位，蓝宗来早已洞悉他是逃犯，还敢如此蛮横，一时怒从胆边生，立即叫来许多狗腿，把他们驱逐，造成冲突。兆熊见势头不对，退让逃往漳州、厦门。宗来深思，若不除去必有后患，便派人暗中跟踪谋害。兆熊走投无路，灵机一动，自想：乱世出英雄，国民党王朝末日将临，不如趁此机会，上革命根据地参加红军游击队。
  在公元1947年8月间，兆熊在共产党员黎炳光同志领导下，同二三十个游击队员由靖和浦边区游击根据地前来赤岭。一个夜晚，兆熊亲自带领三十多人包围蓝宗来的家，宗来逃跑，兆熊把宗来的房屋烧毁，报了前仇。这支强有力的红军游击队，安营于东北坑的大山上，在张坑一带开展活动，不上一年，游击队的组织发展倍增，活动的范围扩展到佛昙、东坂、林埭、马坪、前亭、上郑、东厝……等地。参加者增至一百二十多人，因为有了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明确了革命的方向、斗争的道路，不上几个月时间，打倒土豪劣绅、斗争地主恶霸的行动在农村群众中轰轰烈烈地展开，前后打开国民党的谷仓共十六处，把这些谷子散发给贫苦农民，以救饥济贫。群众欢天喜地，认为游击队就是他们的救星。这时游击队的力量日益壮大，一些比较觉悟的贫苦农民接踵而至参加游击队。
  1948年11月28日，游击队在洋坊寨被国民党省保安团朱连长、胡团副、黄团副的反动军队三百多人包围，激战一昼夜还难解围。当时受包围的队员计有48人，只存有子弹九百余发。国民党反动军队有七倍的兵力和较优良的武器，敌我力量悬殊至巨。领导上为了保持实力，在夜间由蓝兆熊率领全队突围冲出。由兆熊任队长这一队只剩下13人。（另一队队副蓝熟木，队员蓝永茂、蓝金城、蓝石心、蓝大白、蓝达味、蓝涛林、蓝清汗……等）。
  公元1948年12月的一个晚上，兆熊率同几个队员抓走深土大地主魏瑞成。同时另一队的何协兴也带领三十多人前往江口抓走大地主杨结成和蓝教村地主蓝德惠之妻。把五个地主一起监禁在曲坑鸡冠村的后岭山，由兆熊这个队看管，并通知地主家属缴出黄金、枪弹以赎人命。吓得反动派惊惶失措，国民党朱连长在石椅建筑碉堡，继则在赤岭圩也修建碉堡，以作反共剿共的基地。由于游击队发展得快，声势日渐壮大。先是国民党反动军队开了一连人来，被打得大败而逃，后来增加到一团的军队，采取大包围圈，在赤岭、湖西、官浔、马坪……等处进行血腥的镇压。因此，游击队由公开转入秘密活动。为了防止特务的破坏，必须提高警惕，暗中枪毙国民党三个情报员。还日隐夜出，攻击石椅伪朱连长的堡垒，打得他焦头烂额。以后队伍再向乌龟山前进，因哨兵吸烟失慎，致引火烧山，狡猾的反动头子胡团副，率领三百多名士兵，集中火力，向发火的森林猛攻。幸好游击队早已转移阵地，给这运输队长扑个空，只有几株大松柏遭殃被砍倒而己。这时游击队以乌龟、马肚、玳瑁山一带为活动基地。国民党反动军队虽是用了数百人的兵力到处围剿，随时跟踪，只是徒劳。
  四、降敌身被杀，葬送游击队
  红军游击队在赤岭一带，经过为时一年多的活动，劫仓库、打土豪、反地霸，轰轰烈烈地开展，从而获得群众的支持，队伍一天天壮大。国民党反动派慑于游击队的声威，极端恐惧，从各方面调兵遣将，想尽办法来消灭这一新生的力量，除原有伪朱连长的兵力以外，又派胡团副、黄团副等率队增援，反动派的兵力一直增加到三四百人。当时游击队的领导人看到目前全国革命胜利的曙光在望，在这里孤军作战，开展活动似有困难，为了取得更大的胜利，减少无谓的损失，就指示蓝兆熊暂时撤退，把队伍开赴根据地集中。但蓝兆熊认为离开山头就不能为王为帝，因此动摇初志，并暗中与保安团勾结，准备投降，只是恐怕部下反对，不能立刻揭下假面具，而是伺机行动，所以拒不听从游击根据地的调动。
  这时蓝兆熊这支队伍只剩下三十六人，在保安团追踪袭击下，转向马坪、前亭等地活动，1949年2月间某夜，天快亮了，兆熊带队伍由东坂开回山里，到红狮坑时，日已上三竿，惟恐目标太过暴露，就把队伍驻扎在红狮坑旧屋中（今扬美水库底），这时该村伪甲长蓝金才发现了游击队，即诈称拾菩萨上雨霁顶进香，其实是要去送情报给朱连长。正好在半路上石船地方碰到，就将游击队的情况报告。伪朱连长得到消息后赶到红狮坑，时已过午。国民党保安团官兵计一百余人，向红狮坑周围布置阵势。当时游击队由赵金水放外哨，发现敌人目标时放枪为号。兆熊以为是过路香客，不加注意。霎时，凶恶的反动军队向游击队的住房完成包围部署，猛烈开枪射击，所有队员都被围困于二楼，已成瓮中之鳌，只能紧闭大门固守。敌人接竹梯靠墙壁往上爬，掷进手榴弹。这时，中队长蓝森木、中队副蓝西方以及其他队员主张开大门打冲锋，可是身居大队长的蓝兆熊决心降敌。伪朱连长施展了威迫利诱的阴谋鬼计，叫反动队兵高喊“缴抢投降不杀！”而战士们个个以坚贞不屈的大无畏精神，表示战斗到底，打出重围，往外猛冲。他们坚持阵地四点多钟，时已黄昏。外边的敌军枪弹仍是猛烈地打进来，继续喊声四起：“投降不杀！”这时卧倒在旁，呻吟于血泊里的蓝西方，虽是身负重伤，气息奄奄，仍以坚强的革命斗志，力主打冲锋。而兆熊已下决心降敌，现出丑恶原形，举起手枪朝着蓝西方，将他一枪打死。并怒目高叫：“谁不听命令，唯有如此！”战士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最后也就无可奈何地流着泪放下枪，旋即开了大门，屈膝投降。三十几个英勇的战士都成俘虏，漏夜被捆押至赤岭。反动派以极其残酷野蛮的手段，把这些战士脱光衣服，绑到石椅雨霁脚，用机关枪扫射，全部屠杀。牺牲的共有三十一人，其中在石椅就义的29人，另两人分别押往佛昙、马坪枪毙。这些烈士是：蓝西方、蓝金成、蓝石心、杨长匏、蓝永茂、蓝森林、蓝清枝、蓝态味、蓝火仔、杨江水、戴文波……等。兆熊目睹这惨剧，心知中了奸计，悔之已晚，过了几天，兆熊也在赤岭被绑赴刑场枪毙，临刑时兆熊只能破口大骂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
  以上材料仅根据一部分有关方面的供稿和采访资料，作了初步的整理。因限于水平，其中谬误挂漏在所难免。敬希读者补充订正。
  漳浦县历史沿革
  集体整理
  据出土文物考证，漳浦一带和祖国其他地方一样，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人类在这里过渔猎生活。到夏禹时代，据我国最早的地理书《禹贡》所载，禹定九州贡法。漳浦这一带属于扬州，但那时是原始部落社会。到纪元前十一世纪的周时，闽地七国（实际是七个部落）内附，称为“七闽”，（“闽”字来自当时闽地的部落是以蛇为图腾的）。当时漳浦属于七闽。春秋战国时期、七闽属于越国。秦统一中国后，设置闽中郡。东汉时，漳浦属于“闽越南部”的东冶县。西汉献帝建安初（186年），“闽越南部”分设建安、侯官两县。建安县治在今建瓯。侯官县治在今福州，一县而奄有后来的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之地，因为当时人口稀少、所以数百里才设一个县治。漳浦的梁山以北（即现在漳浦县的大部份地方）属于侯官县；梁山以南（即现在的云霄、诏安等地）属于南海郡（今广东）的揭阳县。三国时为东吴所辖。景帝（孙休）永安二年（254年），析侯官，改置建安郡（地域相当于现在福建省）。晋朝初（265年）分设建安、晋安两郡。漳浦那时才开始建县，县址在梁山之麓，因为那里有一条绥安溪所以县名绥安。（《漳浦县志》载，绥安溪在八都，源出县界，东流入李澳川入海。按八都即今盘陀，李澳川即今鹿溪中游）。绥安县属于扬州统辖的义安郡（郡址在今潮州揭阳），县辖地包括现在漳浦、云霄、诏安、东山等地。梁武帝时（502年）析晋安、置南安郡。隋高祖（581年）改为泉州。至隋炀帝大业三年（608年）复改泉州为建安郡，仍辖闽县、建安、南安、龙溪四大县，隶属江南道。绥安县废，并入建安郡的龙溪县（县治在今漳州市）。唐太宗贞观初（1627年）改隶广州岭南道。这是漳浦县的前身一—绥安县的兴废经过。
  原绥安县地在七闽百粤交界的泉、潮之间，地旷人稀，多是畲族的部落。陈谦连络各处畲族“作乱”。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朝廷派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政为岭南行军总管事，率府兵三千六百名，将士自副将许天正以下一百二十三员，到原绥安县地，相视山源开屯建堡“靖乱”。其子陈元光从征。后陈政的胞兄陈敏、陈敷率军校来援，敏、敷死在途中、由其母“魏妈”代领援兵到达。将士们带同家属在这里屯垦，陈政为消除来自河南老乡的将士的思乡情绪，将他们老家漳河的名字来命名这里的江水为漳江（在今云霄）要他们把这里开拓为新的故乡。仪凤二年（677年）陈政死后，朝廷命他儿子陈元光继承父职，平定了绥安之乱，那五十八姓子弟兵就在这里开发土地，与当地妇女婚配，传衍子孙。尽管朝廷政变，陈元光经略一方如旧，于武后垂拱二年（686年）奏准朝廷在泉、潮之间增置州县。因为地在漳江之滨，所以州名漳州，县名漳浦。漳州领漳浦、怀恩二县。漳浦附州为县自此始。州县治都设在陈元光屯兵的所在，旧志称“漳水之北”，当即盘陀岭之麓，在今云霄火田。福建本来有七州（府），而原已有七闽之称，到增设漳州，才称“八闽”。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漳州及漳浦县治都迁设李澳川，就是现在的漳浦县城地方。隶属于福建。（“福建”的名称开始于代宗大历六年。乃是就首府福州、建宁的头一个字并合而成）。至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改隶于岭南。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怀恩县并入漳浦。同时将本是泉州属的龙溪县划归漳州所辖。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改漳州为漳浦郡，还隶于福建。十年后又改隶岭南。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又改漳浦郡为漳州。德宗贞元二年（786年），才把漳州州治迁到龙溪县，即现在的漳州市。漳浦县治仍旧，一直到现在。
  五代时，南唐征服闽国，改漳州为南州。宋朝复名为漳州。县以下为乡、里，如旧镇为安仁乡永清里，盘陀为常乐乡塘田里，杜浔及古雷为常乐乡绥康里，赤湖、六鳌一带为安仁乡含恩里，湖西为嘉宾乡常乐里，长桥、官浔一带为嘉宾乡钦贤里等。
  漳浦初建县时，方域甚广，东至海岛，西至新罗（龙岩），南至潮阳，北至龙溪。至元朝至治（公元1321）年间，划出漳浦西部，合龙溪、龙岩两县的一些地方设置南胜县、后改名南靖县。
  明朝时、县以下为都，都以下为图，一图就是一里、辖十甲，每甲辖十一户，县城所在地为在坊。漳浦有一坊、十四都、七十六图，其区域划分如下：在坊：东至鼓山下的柘港，西至东庄，南至深泥洋，北至大洞、小洞，包括城关、黄仓、麦园埔、瑞岩、宪台、后螺、鹿溪桥、十字巷、霞潭、冯坑、梅林、东山、商树埔、大陂、京仔、下楼下铺、溪南、中营、罗山、东罗等乡村。一至四都在今诏安。五都在今东山。六都在今云霄。七都在旧镇一带，包括后港、坂上、秦溪、万安、苦竹、下洋、山前、刘坂、巷内、溪东、荷芽、眉田、霞美、车鳌、竹屿等乡村。八都在盘陀一带，包括大柘、径内、蔡陂、象洞、产山、龙迹亭、汤坑、戴坑、枫林、西山等乡村。九都在古雷一带，包括高山塔、正阳、田边、院前、桥头、西浯、游澳、东林等乡村。十都在杜浔一带，包括梁山、内坑、高山、屿前、白衣等乡村。十五都在六鳌至赤湖一带，包括金塘、保安、月屿、前正、龙澳等乡村。十七都在湖西一带，包括赵家城、官塘、后溪、赤水、石门上、石门下等乡村。二十三都在镇海卫及佛县、前亭一带，现一部份属龙海县。二十八都在长桥至官浔一带，包括石兜、柘林、橄榄林、溪内、横口、甘棠、溪坂、赵厝、下帐、张坑、松浦、大宅、磁灶等乡村、其中松浦等地现属龙海县。以上连现在属于他县在内的，共一个坊，十三个都。其中一至十都的号数是按次序排的，十都以下为十五、十七、二十三，二十八都，为什么不再依次排列，我们现在还找不到资料可以说明。
  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割漳浦南路一、二、三、四、五共五个都设置诏安县。靖四十四年（1565年）又割二十三都的第九图合龙溪及同安两县的一部份地方设置海澄县。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又割北路白水营半个图并入海澄县。当时，漳浦县实辖一个坊，九个都，五十二图。
  清初、郑成功以金、厦、铜山、南澳等岛屿为根据地武装抗清，时常进军沿海一带。清政府于顺治十八年实行迁界，漳浦的梁山以南、旧镇以东地区被划为“弃土”，强迫居民迁入界内，人民流离失所，田园荒废。至康熙二十年才复界，康熙三十九年，知县陈汝咸编定保甲，以十家为一甲，二十甲为一保，全县分设一百七十保，都与图的名称照旧，是区域划分而不设行政机构，主要是作为征收田赋的地段。（后来承包一个图田赋的人称为“图承”）。当时，漳浦县城东至海，包括东山等岛屿，西至缭翠径与南靖交界，南至余甘岭与诏安交界，北至马口溪与南靖及海澄交界，东北至太武山麓与海澄交界。
  清世宗雍正十年（1732年），在朝廷任内阁学士的漳浦缙绅蔡世远奏请将离县城太远的地方改属近县，以利吏治民生。朝廷勘度形势、乃于翌年将浦辖的二十三都镇海卫八个图划归海澄县。再隔两年，又割东山岛归属诏安。而以南靖居仁里第一图车田的端阳、夏周、西山、巽石、石榴坂、长兴、田墘、芳林、大水、攀龙、崎溪、山城、鸟陂、福地、象牙庄等十五保及平和县下林保划归漳浦（下林不久又还隶平和）。清仁宗庆元年（1796年），福建巡抚姚启圣又以云霄地当浦、和、诏三县要冲，奏改南胜同知为抚民同知（同知、官名，相当于副县长），移驻云霄，並改盘陀巡检（巡检司是县的派出机构）为云霄照磨兼司狱事。于庆三年（1798年）设立云霄抚民厅，将浦辅云霄镇城、镇西、镇北、镇田、南陂、下坂、吉田、古楼、中山、高广、住溪、盘石，陈埭、礁尾、江头、峛屿、梅安、青油、竹塔、荷步、荷西等三十保划归云霄厅管辖。至此、漳浦实辖一百三十九保，共有村落一千三百十一社，东北至盘陀，东至白衣保与云霄交界。云霄于民国二年建县。
  至民国三年（1914年），漳浦又划出古雷半岛的古雷、杏仔、油澳、港口四保附东山建县。
  民国初年，漳浦为北洋军阀所刈据。县设县公署，划全县为七区，中区以县城为中心，辖梅林、霞昙、溪南、鹿溪、英山、黄仓、大埔、罗山、辕门、舟市、下蔡、马坑、下铺、后港、商树埔、京仔、油车等乡村。内东区以旧镇为中心，辖甘霖、秦溪、白沙、狮头、石柄、乌石、产树埔、赤土岭、荷芽、万安、东埭、寨内、闪门、古致等乡村。中东区以赤湖为中心，辖六鳌、龙美、赤水、西潘、前湖、南峰、月屿、深土、后戴、路下等乡村。外东区以佛昙为中心，辖马坪、湖西、前亭、东坂、岱嵩、洞野、田中央、仙都、井尾、和坑、赤岭、江口等乡村。南区以杜浔为中心，辖刘坂、霞美、眉田、土楼、白石、戴坑、正阳、湖底、屿头、庄前、土楼、沙岗、下寨、白衣、诗坎、新坑、西山等乡村。西区以象牙庄为中心，辖盘陀、安后、东林、长兴、东山、石榴坂、龙岭、山城、崎溪、攀龙等乡村。北区以官浔为中心，辖长桥、溪坂、溪仔、大埔、庄林、磁灶、下屿、横口、松浦等乡村。区设警卫队。（村名只是举其要者）。
  民国十五年（1926年）国共合作，北伐胜利以后，共产党人李联星等在漳浦组织农民协会。翌年（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清党反共，革命转入地下武装斗争。民国十七年（1928年），国民党军张贞四十九师驻漳浦的团长卢振柳为首，县长刘欣为副，陈祖武为专任委员，成立“清匪委员会”，编查户口，组织闾、邻，划全县为七个“自治区”，设自治区公所。原中区（县城）为第一自治区，原南区（杜浔）为等二自治区，原内东区（旧镇）为第三自治区，原中东区（赤湖）为第四自治区，原外东区（佛昙）为第五自治区，原北区（官浔）为第六自治区，原西区（象牙庄）为第七自治区。
  民国廿三年（1934年）十月，福建省第五行政区专员公署设在本县。民国廿四年（1935年）改七区为五区，改区公所为区署，置区长一人，助理员若干人。一、三两区合为第一区，又称中区。二区如旧，又称南区。四、五两区合为第三区，又称东区，原六区改为第四区，又称北区。原七区改为第五区，又称西区。闾邻改编为保甲，设立联保办事处，置联保主任及办事员各一人。
  1942年抗战期间，裁区撤署，取销联保办事处，划全县为三十乡（镇），后并为十五乡镇如下：绥安镇，辖县城（四保）、盘陀、东林、蒲野、金榕、象洞、蓝风、杂岭、下楼、溪南、鹿溪、石斋、罗山、后潭、楼脚、查岭、英山、大埔、梅东、梅西等保。旧镇镇，辖城内、甘霖、秦溪、狮头、白沙、林尾等保。霞美乡，辖刘坂、眉田、白石、戴坑、北江等保。杜浔镇，辖正阳、范阳、文卿、屿头、湖底、诗坎等保。涂楼乡，辖下寨、白衣、庄前、高山、院前等保。象牙乡，辖后埔、东山、景福、田寮、芳林、浦美、安后、崎溪、攀龙、山城等保。长横乡，辖长桥、青果林、倒桥、溪坂、溪仔、横口等保。官浔镇，辖松庄、磁灶、洪霞、西山等保。浯江乡，辖万安、赤土岭、东厝、产树埔及乌石一带。金塘乡，辖深土、东庵、墩柄、路下、后戴等乡村。赤湖乡，辖赤水、南峰、月屿、大坑、南景、塘边等乡村。六鳌乡，辖六鳌、龙美一带乡村。佛昙镇，辖港头、白石、新安、井尾、岱嵩等乡村。前坪乡，辖马坪、前亭、东坂、江口、田中央、仙都、洞野等乡村。湖西乡，辖顶圩、白鹤林、顶坛、下圩、城内、枋林、后溪、大示等乡村。（这些保名或村名只是举其要者）。
  1949年漳浦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县划为七个区，区设区政府。1951年增划浯江、深土二个区，计分辖一百一十个乡和五个镇。1952年再增划三个区，共十二个区。第一区在县城，第二区在石榴，第三区在官浔，第四区在旧镇，第五区在佛昙，第六区在赤湖，第七区在杜浔，第八区在浯江，第九区在深土，第十区在湖西，第十一区在长桥，第十二区在沙西。这十二区分辖一百三十五个乡和六个镇，1954年又增划二十五个乡，共一百六十个乡和六个镇。1955年十二月划东山的古雷区，包括岱仔、杏仔、龙口、油澳、下来、港口六个乡共二十八村归漳浦县管辖。同时全县改划为十一个区，一百七十个乡和六个镇。1956年又合并为八个区，九十七个乡和一个县直属的城关镇。1957年初，划南靖县程溪区的南浦、马苑、中西三个乡并入漳浦。随后又从漳浦划出官浔区的董浦、大霞、山边、磁美、三美五个乡归属海澄县（现龙海县）。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公社辖区曾有变动，1982年写本文时，全县有城关、石榴、盘陀、南浦、长桥、赤土、旧镇、霞美、古雷、杜浔、沙西、赤湖、深土、六鳌、赤岭、湖西、前亭、佛县等十八个公社和一个绥安镇，三百三十三个生产大队（其中包括四十八个社办场）。还有大南坂、石古、万安、长桥农场、白竹湖华侨农场、中西、下蔡林场、玳瑁山茶场、竹屿、杜浔盐场等。全县共有四千一百七十九个生产队。
  郑成功与漳浦群众的抗清战斗
  集体整理
  自清顺治三年（1646年）明朝遗臣在福州拥唐王朱聿键所建立的隆武小朝廷覆灭，掌握隆武朝军事大权的郑芝龙降清之后，清征南大将军贝勒孛罗占领闽粤一带，于当年十一月三日（日子系农历，下同）传檄到漳浦，原明朝的漳浦地方文武官员归顺。
  芝龙的儿子郑成功收拾部下，于是年十二月据守厦门、金门、铜山、南澳等岛屿及沿海地带，包括漳浦的油澳、古雷等地，坚持抗清。
  在郑成功抗清精神的感召下，漳浦人民也高举抗清义旗。翌年（1647年）二月一日，本县秀才杨学皋在佛潭桥号召武装抗清，民众群起响应，聚集在他的领导下，他自为主帅，以洪有贞、杨商为副帅，率众一万攻占漳浦县城。降清的知县许国楠投井自尽。洪有贞为郑成功立为漳浦知县，建立政权。后来清朝由漳州调来游击唐钦明、都司郭秉诚反攻漳浦，洪有贞战死，义军退回佛潭桥，继续组织力量，伺机再起。于顺治六年（1649年）七月，又一次攻占距县城七里许的新亭寨，在战斗中杀死清朝总兵杨佐。但因寡不敌众，当清军援兵赶到，义军再度退回佛潭桥。后郑成功派部将施琅等率军攻克漳浦县城。留下黄廷、洪政负责把守罗山岭，杨宸枢把守盘陀岭。郑成功自己率军南下诏安，屯兵分水关。当年十一月，清朝驻漳州总兵王邦俊及其副将王元刚进军漳浦，围攻盘陀岭，柯宸枢与众战士奋力迎击，因后援不继，全军壮烈牺牲。郑成功闻讯不胜悲愤，由诏安回军云霄，克复盘陀岭，反攻漳浦县城没有成功。
  在这一时期，漳浦人民及明朝遗臣纷纷竖起抗清义旗，配合郑军作战。如僧人道赞，也与平民黄春台一道，于顺治四年（1647年）进攻县城，由于力量单薄，被清朝守将唐钦明率兵追击，逃到山区的枫林坑楼、龙洞寨等地，站不住脚，又逃到沿海的西屿、白沙等处，到大澳时被消灭。
  佛潭桥的抗清义军也一直坚持到顺治七年（1650年）历经三年半，才在清军进攻下失败。到顺治八年（1651年）五月郑成功率领中提督甘辉等乘船从南溪登岸，与清朝总兵王邦俊发生激战，王邦俊不支，退守县城。九月，郑成功又进军漳浦，十二月十二日，在城内清军中的本地将兵内应下，攻克漳浦县城，俘虏清朝副将杨世德及知县范进。顺治九年（1652年）清朝调来大批援军，于十月五日至十一日；经历一周战斗，漳浦县城又落入清军手中。顺治十年（1653年）七月。郑成功诈降，将队伍分开控制了整个漳浦，实际上夺取了政权，取得了给养。顺治十一年（1654年）郑成功进攻漳州，守城的清朝副将刘良璧迎降，漳州城遂克复。当时郑军的参将潘庚钟留驻漳浦，听到漳州捷报，就把清朝的漳浦知县令孤注拘禁，正式取得漳浦政权。但由于当时郑成功的兵力不可能防守过多的土地，所以漳浦县城往往得而复失，形成拉锯局面。
  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又有原明朝太仆寺卿、本县人许祚昌率众攻城，围攻三日，后来清军来了援兵，才退去。一月后，更有原明朝池州推官、诏安人沈起津率平和、诏安两县义军攻到漳浦县城南门，以兵力不继退去。而这时，诏安一带都在义军手里，到六月，云霄也为义军占领，清云霄镇总兵率部退驻漳浦县城，盘陀岭以南尽为义军所有。十一月，又有以明朝军门卢若腾及监军邱建会为首的平和九甲义军进军漳浦，驻据西湖。清朝参将陆大勋出城迎战，被义军所杀。
  顺治十二年，清世子济度率兵三万入闽。郑成功抽回陆上大部份兵力，坚守海岛，一面分兵袭击闽、浙、粤三省沿海地区。为战略关系，郑成功命令潘庚钟于四月六日毁弃漳浦县城的城墙及县公署，将县治迁到旧镇，凭城防守。十二月九日，在清朝总兵杨捷的进攻下，郑军又从旧镇退守狮头堡。杨捷攻破狮头堡。以后郑军只留下小部份在沿海一带活动，仍然打得清军疲于奔命。后清朝接纳原郑成功部下降清被封为“海澄公”的黄梧献策，在福建和浙南、粤东沿海地区实行“迁界”。漳浦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九月十八日奉旨迁界，把梁山以南，旧镇以东的一大片沿海地带划分“弃土”，强迫“界外”人民放弃赖以谋生的良田、海域、养殖涂滩，迁入界内，以后越界者斩，用这办法来防杜人民对郑军的接济，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才复界。
  郑成功于公元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三月起经九个月战斗，驱逐荷兰殖民统治者，收复台湾。但他因积劳成疾，于翌年五月一日病逝，由儿子郑经继承他未竟的事业。
  康熙十三年（1674年），清朝发生“三藩之乱”，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与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互通声气，拘禁清朝的福建总督范承模，出兵反清。耿精忠传檄到漳浦，清驻浦总兵刘炎及知县乔甲观等附从。耿精忠曾与郑经合约夹攻广东，但他们没有长远的共同利益，郑经利用这个机会，招降了汀州、漳州、泉州等处州县，于当年十一月八日派侍卫冯锡范、提督赵得胜攻占漳浦县城。
  到康熙十六年（1677年），耿精忠在清军打击下又归顺清朝，清军收复汀、漳、泉各州，派总兵刘显芳进军漳浦。
  郑经死后，传延平郡王位于长子郑克臧，因为他是乳婢所生，受家人轻视，郑经的家属及主事的将领争权，鸩死克臧，立正妻生的才十二岁的幼子克塽继位，大权落入侍卫冯锡范手中，锡范骄横不法，大失人心。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的福建总督姚启圣派靖海将军施琅（原郑成功部下，后降清）攻破台湾，郑克塽投降，受封公爵，从此，台湾统一在清朝统治下。
  “迁界”血泪史
  李序宾
  “万家灯火敛清秋，百姓啼呼别故邱。”这是明末清初漳浦丹山布衣名士张士楷写顺治十八年“迁界”景况的诗句。
  民族英雄郑成功为图恢复明室而以金门、厦门、南澳等岛屿为根据地，进军闽南粤东一带，克复州县。奈因兵力悬殊，旋得旋失。而清朝也在郑军的攻击下疲于奔命。后来清廷采纳降将黄梧的献策，实行迁界，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下“迁海令”，勒令浙、闽、粤沿海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漳浦乃将旧镇以东、梁山以南的沿海地区列为“弃土”，俗称“界外”。抗拒不迁或迁后越界者格杀勿论。以这残酷的手段杜绝人民与郑军的联系接济。因此造成界外良田、盐丘、养殖涂滩等尽皆荒废，人民生活无着，为状至惨。张士楷有诗道：
  陀房废馆短墙围，碧粉红纱霭夕晖；
  往往花钿欹瓦砾，时时灌莽出蔷薇。
  夜深只有流茧入，春尽终无燕子归；
  且莫伤心轻下泪，荒村到处可沾衣。
  又咏南土诗云：
  流民白骨雪花沾，画地南荒玉斧严；
  落日饥魂常飒飒，层冰坠指故纤纤。
  百恨翠羽明珠地，只见千山万岛尖；
  纵使蚩尤翻斥卤，岂闻斗米转升盐。
  当时漳浦的盐丘二万一千另六十五丘，共一万八千七百四十四平方丈六平方尺全部抛荒在界外，盐价猛涨，所以一斗米只能换到一升盐。更有抛荒在界外的田地，据清朝官方统计为一千二百八十七顷八十六亩，旧制一顷一百亩，就是十二万八千七百八十六亩，人们失去藉以谋生的田地、盐丘、养殖土滩和海域，造成大批人口逃亡，据《漳浦县志》赋役志记载，共逃亡人丁一万三千五百六十五丁（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男子为丁），女口一万一千零七十二口。（这些都不包括老幼在内）。
  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复界，劳动人民才得到恢复在沿海定居，垦复田地、盐丘、土滩，重造船只，恢复海上生产。经五年时间，到康熙廿五年，抛荒的田地才完全垦复。
  从“睏仙”谈到陈汝咸、李老爷、黄布政
  李林昌
  传说漳浦县城是一个“睏仙”地。解放前漳浦有一个独特的风俗：每年在人们欢度春节之后的正月初五日，由两个乞头挨家逐户去“叫更”，一问一答，念着劝善的词句，据说是为了把“睏仙”叫醒。
  “睏仙”的传说是这样的：漳浦在明清两代，人才辈出，科举及第的大有人在。在兴教寺后，住着林梓、林宰，父子都是进士，家中十八人在朝为官，供列十八顶纱帽，显赫一时，知县陈汝咸虽贵为一县之尊，却必须在每天清早到林府向十八顶纱帽礼拜。林府女婢故意戏弄县官，在一天清晨，给一条狗脚穿官靴，陈汝咸才到林府，闻得靴声由内而出，以为大官儿出来，连忙下跪，头也不敢抬；女婢见状，不禁失笑。陈汝咸才觉察到受了下女戏弄，老羞成怒，又不能发作，怀恨在心。认为漳浦物阜民富，人才荟萃，是因为“地理”好。就蓄意破坏漳浦“地理”，使漳浦失去繁荣，又出不了官儿，免得七品县令折腰。他看到漳浦县城是一个“卧仙”，就从“卧仙”的腹部开刀，从西向东顺着街道挖阴沟，叫做“流仙肠”；又建造东西南北四塔，做为四支大钉，将“仙”的四肢钉住，使他动弹不得，只好乖乖睡着，起不了作用。后来陈汝咸离任，县中父老摆香案送别。他在感激之余，感到做了对不起漳浦人的事，就教父老们于每年正月初五日由乞丐“叫更”，以便将睏仙叫醒。为什么要由乞丐来叫，是因为在民间传说中，乞丐往往被神化。但叫更是一个好差使，人们为图吉利，要用红托盘盛着年糕、四果、红包等礼物恭敬酬赠，一般乞儿不能问津，而由乞丐头专利。
  “叫更”的风俗确是漳浦所独有。漳浦县城的街道也确实有旧时遗留下来的阴沟，阴沟的出口处叫做“仙脚穿（肛门）”这地名也确实流传到现在。漳浦县城也确有四塔，解放初还有残迹，后来才随着新房的建设而埋没。但陈汝咸破坏漳浦地理的传说是无稽的。
  考诸《漳浦县志》，林宰是明朝万历廿九年进士，曾任兵部侍郎等职，崇祯及弘光两皇朝相继败亡以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隆武帝时，召林宰任兵部尚书，他没有赴任，回家乡当亡国遗臣。而陈汝咸是清朝康熙三十五至四十八年间的漳浦知县，不可能存在清朝新贵必须去朝拜明朝遗老的事，可见这一传说纯属穿凿附会。
  再说四塔，它建于何时？是否同时所建？考《漳浦县志》卷一记载，东塔在擢仙坊内（今酱〓厂附近）。北塔在中孚巷口，新塔（俗称西塔）在临漳驿前（西街与麦仔市街衔接处三岔路口）。西塔在泗州佛院内（现南水门绥南米厂边）。这四塔只有西塔（俗称南塔，这一带地方在县城西南隅，旧志记载这一带的文物如静凉阁等都称其地为西，而后来民间都称为南）注有建造年代为元朝至正十四年，其他三塔都没有注明建造年代。如果在数度修县志的明清年间对这四塔的建造年代都有可稽考，当不会只详一塔而略三塔，由此可见，那失去建造年代记载的三塔，其建造年代可能更早。据县志记载明朝万历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地震时的情况说“忠节坊、仙云坊二塔顶具坠”那二塔就是北塔和新塔，可见它们最迟在明朝已经存在，建于何时无可稽考，这且不论，单就有文字记载可以稽考的西塔而言，它建于元朝至正十四年，即公元1354年，比陈汝咸任漳浦知县时的清朝康熙三十五至四十八年，即公元1696—1709年，早了三百多年。这一史料已足以把陈汝咸建造四座镇仙宝塔的传说推翻。何况陈汝咸本身曾主持续修《漳浦县志》，县志中有他的序言和文章，建塔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如果四塔是他建的，县志不会不加记载。以后在光绪十一年漳浦县志也有续修，对陈汝咸的政绩大书特书，如果四塔是陈汝咸建的，更不会没有一字道及。
  尤其对“流仙肠”这事，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在街道下面建阴沟，是将城中污水排出肥田的市政建设。将建设说成破坏，岂不冤枉了青天陈县太爷？
  另一种符合于史料记载的说法，陈县太爷确是建设能手，市政建设只是他政绩的一部份，其他还有修建城墙与双溪坝水利等工程，而不用国库一文钱。更主要的，还在于清查户口，编查地籍、整理赋税。《漳浦县志》、《清史稿》及一些稗乘野史对陈汝咸赞誉备至。这对于一个知县，在历史上是罕见的。陈汝咸后来为康熙皇帝所赏识，在为工作需要，一度调去治理社会秩序很乱的南靖县以后，调入朝廷任刑部主争，擢升御史，又擢为通政使参议，历任鸿胪寺少卿，大理寺少卿。于康熙五十二年奉旨到湖南、广东一带祭陵和慰劳士卒，出入苗界，筹划久远之策，用苗民土音编竹枝词，教苗民歌讼太平盛德。于康熙五十三年到甘肃赈荒，跋涉于穷乡僻壤，感受瘴疫，病死在固原。漳浦士民闻他死讯，群集到他生前就为纪念他而建造的“生祠”月湖书院哭祭。蓝鼎元写的祭文说他“良法善政，不可胜述”。
  当时，人民对朝廷的负担主要有地、丁两种。“地”是土地赋税，所应根据的是地籍；“丁”就是差役的代金丁口银，所应根据的是户籍。而经过朝代的更迭，当时地籍与户籍已经紊乱到了极点。明末清初政府不是直接向人民征收田赋和丁口银，而是由“粮胥”与“里长”包办，他们对所包办范围内的子民任意敲剥。到康熙三十五年，陈汝咸打破吏胥们的阻挠破坏，亲自主持编查地籍，历时两载，完成田地鱼鳞底册。一方面清查户籍，编审人丁，编定保甲，以后定为五年一编丁。使粮户有所根据，可不受族长垄断而直接向政府纳粮款，家家户户按实际人丁供役。值得重视的，是县应上缴的赋额按朝廷规定仍按以前定死的，对清查出来的漏税土地的赋税用来减轻原有的负担，特别照顾边远地区的贫脊土地。
  但陈汝咸有他有功的一面，也由于他阶级的局限而造成贻祸后代的错误，这里还有一段故事：
  陈汝咸编查土地后，规定凡是清查出来的漏税土地一律要补纳全部欠赋，这使得被查出漏税地的户主将那漏税地变卖也不足以补交那将近二十年的欠赋。
  当时有一个缙绅，人称为李大爷而不敢直呼其名，也不称其官职，因为当时他已经没有官职，“李老爷”便成为不是名字的名字。他是明朝遗老，崇祯七年（甲戌科）进士李瑞和，字宝弓，曾任松江府推官（司法官），后以御史职衔视鹾两浙（督办浙江全省盐务）。他还是一个诗人，自诩是黄道周的学生，著有诗集《学夫诗》和《莫犹居集》，请黄道周作序。但他的行径与黄道周背道而驰，当崇祯皇朝覆亡，他乘机发了一大笔亡国财，把浙江省盐务巨款卷回漳浦老家，因此巨富。清征南大将军贝勒孛罗进军到漳州时，漳浦的明朝地方文武官员归顺。孛罗荐李瑞和任清朝御史，瑞和自知处境困难，藉口待奉老母，不愿赴任，而在家乡当缙绅。为保住身家财产和名誉地位，他勾结知县陈汝咸，将他的不义之财来办地方公益事业及赈灾济贫，分担建城工程，资助建设双溪坝，引鹿溪水以利郊区农田灌溉，这不仅可以哗众取宠，而且博得新朝赞许。藉此功劳，他申请对他的“薄田”免予追征欠赋，得到陈汝咸批准，他就派人四出以贱价收买被清查出来的漏税土地，有的人甚至愿意无代价赠送，以免补税之苦。这样，他的土地就无计其数了，甚至连远在云霄竹塔、陈岱等地方也有他的田地，因为当时那些地方同是漳浦县辖。（笔者是李瑞和的十七代孙，知道上一代的人常到那里收田租）。
  李瑞和的横财暴利引起清朝新贵黄布政的眼红。黄布政名性震，本县湖西乡人，他的叔父黄易迁居广东海丰县，在广东省中举人，于顺治十六年中进士，在任福建归化（今明溪）知县时，逢到“三藩之乱”，他（黄易）没有参加靖南王耿精忠的叛变，逃往广东，又逢到平南亲王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幽禁父亲，举兵参加叛乱，黄易再跑去找讨伐耿精忠的主帅恭亲王杰书，杰书为他奏报皇帝，得到朝廷赏识，正要把他加官，他却死了，只得到追赠为按察司佥事。而侄儿黄性震藉此机缘，由军功出身，官运亨通，以辅助福建总督姚启圣平台有功，擢官至湖南布政使（省的行政长官，位在巡抚之下，管一省的财政、田赋、民政等），一度称病休假在家乡当缙绅。后官至太常寺卿（管朝廷祭祀、礼乐）当他在乡时，见到李瑞和如此大发横财，认为自己是清朝新贵，总不能让一个明朝遗老比自己更吃香，出钱办公益事业就比李瑞和更积极，捐献建设双溪坝的银二千七百四十两，比李瑞和更多，还捐银三百一十两置田四十亩一分，每年可收谷一百八十余石，用来资助生员赴乡试（考举人）的费用，又修建明伦堂和一些寺庙，也藉此功劳要援李瑞和的例，申请对他的田地免征欠赋获准，也就派人四出以贱价收买被清查出来的漏税地。这就造成与李瑞和的争夺、纠纷。后来还是陈汝咸出来做和事老，由于黄布政是湖西人，就以湖西岭为界，岭北归黄布政收买，岭南归李老爷收买。从此才相安无事，而两家已结成世仇，咒誓后世永不通婚，这条不成文法直到解放后才打破。
  漳浦土地的大量兼并，形成了漳浦历史上最大的两个官僚地主，而无数人破家荡产。生产力受到束缚，民生凋敝，这才是真正的破坏了漳浦“地理”。
  那陈汝咸钉住睏仙、流仙肠的传说和“叫更”的风俗也许是官僚大地主编造出来欺骗人民，使人们将希望转移到将仙叫醒这上面去，以麻痹其反抗剥削的意志的。
  叫更叫了三百年，一直没有把“仙”叫醒。因为自道光廿二年（公元1844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地，以后人民所负担的，就不止地、丁等正税而已。一再战败、赔款的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向中国人民敛财的机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种种不平等条约，是中国人民的枷锁。民国以后，军阀混战，更是横征暴敛。加上地租、高利贷剥削，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整个中国在三座大山重压之下，漳浦这个“睏仙”是翻不过身来的。
  解放以后推翻了三座大山，东亚睡狮猛醒，漳浦这个“睏仙”才苏醒过来了。
  “红白旗”——封建械斗遗闻
  陈万年
  光绪八年（公元1853年）知漳浦县事、进士娬敏（正白旗人），就漳浦的风景、文物、民情写了很多诗，其中有一首《县官叹》，描述漳浦封建械斗的惨状和发泄官府无能制止的感慨，载《漳浦县志》光绪十一年修的再续志卷廿三，录之如下：
  “南趋海之滨，有县曰漳浦。其民蠢而愚，其俗唬以武。强宗欺衰宗，大户吞小户。苟有田百亩，身不离官府。、偶然挟嫌衅，列械建旗鼓。杀弟并及兄，诛子累及父。陈尸当通衢，断首挂高树。奇想入匪夷，祸及数世祖。剖棺灭其骸，命赎需阿堵。纵之为乱民，擒之为云虏。急思补救方，佥曰奈何许？吾闻南州民，畏官如畏虎。讵知此邦族，藐官如藐鼠。入乡防伏炮，饮水愁遇蛊。蛙怒聊复尔，螳拒竟支柱。得毋有司者，庸懦不足数。未能焚昆冈，但知舞千羽。民生既己蹙，官计亦良苦。惴惴不自安，难乎为尔主！我将去之耳，适彼乐郊土”。
  本诗的作者是一个知县，见到民间械斗的惨状，无能为力解民倒悬，而采取逃避的态度。其实，民间械斗正是腐败政治造成的，当时民间到处烽火，干戈四起。“红白旗”的械斗五十多年，继则“家变”二十多年。在这封建宗派械斗七十多年中，真是岁无宁日，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庐舍为圩，其惨状岂只那个贵族知县所描述的而已。当时群众怨叹说：“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
  “红白旗”封建宗派械斗始于清嘉庆、道光年间，延至咸丰、同治年间（公元1818—1870年）。战火蔓延全县，姓氏宗族勾结，村村结盟，形成红白二大阵营。盟乡百余里，各守要隘，自建碉堡，自备刀枪武器。双方交通断绝，虽亲戚朋友亦不准通往。又有盟主的统治人物，又有盟约作为组织的律法，私设刑具，以约束村民，还有行动的口号等。
  当时本县内外东区比较大规模的斗争有乌石与下四股；五社林与九社陈；上八宗与下八宗；赤湖与顶四股；赤湖与佛县；佛县与马坪等；他们都是以红白旗帜而订立攻守同盟的。其他地区如旧镇、霞美、杜浔、梅林、溪南、石榴、长桥、官浔……等，也有同样的斗争场面，仍然战火很烈。
  现在只根据平时所了解一部份有关赤湖与顶四股（即今后湖、西潘等大队）红白械斗的资料记述于下：
  赤湖与顶四股红白旗斗争的时间，是在清道光、咸丰年间（公元1821—1861年），事情的发生是由农民的抗租运动而引起的。据传说：当时的顶四股农民所耕的田地，所住的房屋，多数是向赤湖少数地主阶级租佃的。他们受尽重租的剥削，仇恨的怒火长期埋伏在心中。有一天，下黄村武举人鸡角冲的弟弟挑谷交租于赤湖地主府口堂，被府口堂侮辱殴打，鸡角冲气债之下，誓报此仇，就鼓动洋尾石村武秀才谢宗安，串连江口村海洋强劫首领、义侠杨九前，发动组织顶四股包括赤水，后山边、湖尾、下黄、西藩、洋尾石、后魏、前坑……等乡村，公推杨九前为盟首，是为“白旗”。他们的行动口号是抗租。他们的组织分为四个股，军需给养及一切人力物力以四个股分摊，所以称为“顶四股”，且与“下四股”（今赤土、上蔡、示埔……一带）相联系，下四股盟首为蔡彦，他们的纪律是认股不认祖，所有“四股”以内的乡民都要团结在白旗下面，与赤湖的红旗作生死斗争，真是旗帜鲜明，阵营分清。
  是时，白旗的盟乡还有佛昙、白石、岱嵩、井尾、江口、镇海的蓝教（现属龙海县）、顶湖西的蓝姓（包括顶坛、卿莲、白鹤林、张坑、赤岭、石椅……）；下八宗（深土、后埭……等）；及下四股的上蔡、寨内、赤土岭……等）。赤湖方面被包围，交通断绝，因此，以武进士陈光昭、家长陈茂兴为首，发动组织“七百猛”，竖起红旗与其对抗。並联系参加红旗各乡，如下湖西黄姓（包括城内、下圩、大示、枋林……等）及后溪、大坑、马坪、东坂、前亭、文店、花林……等，还有乌石（现浯江、苑上、山兜、潭仔头、后垅等）林姓和“五社林”（路下、江头），九社陈的墩柄、大宵等。
  当时红白阵营分清，势均力敌。斗争的手段极残酷，凡属白旗与红旗群众都禁止越界，如误越界线，动辄遭受杀头剐心，为祸至惨。有一些人下田、省亲被围捕，横遭杀身之祸。有的在战场上被擒获，要交换俘虏，否则就受屠杀。如赤湖有个陈××在战场上被捕，押到对方乡里，即被绑卧石板上，颈项已被大刀砍入数寸，忽然有人告急，说本村的人也被对方擒捕一人，弄得刽子手惊慌失措，族长命他放下屠刀，留下活人，这个在死亡边缘上留命的人，活到八十多岁，他项颈上的伤痕一直留在人们心目中，是一幅怵目惊心的活形画。有的在战场上阵亡或被擒杀，都被割下首级，留待以人头换人头。这种形形色色、惨无人道、骇人听闻的故事，至今还盛传于民间。
  还有在赤湖围攻邻乡后魏村之际，有一内奸叫魏白，私通赤湖，将他们村阵地上的火药枪偷偷灌上水，使武器临阵失灵，以致城堡被攻破，遭受惨败，事后发觉是魏白干的好事，就将他擒绑剥皮，在皮与肉的中间层装粗糠，后来，“剥皮袋粗糠”便成为形容残酷极刑的民间俗语，“魏白卖社”也成为譬喻出卖整体利益的俗语。
  赤湖红旗组织一支强大的生力军，叫做“七百猛”，他们为要与红旗盟乡的下湖西黄姓取得互通声气，互相支援，必须先夺取参加白旗盟乡的曹厝和赵家城二乡的走廊地带。在一个秋天的晚上，“七百猛”进军攻打这两个乡村。但消息败露，白旗方面出其不意，伏兵于四军村，大败“七百猛”，阵斩数十人。自此赤湖方面的气焰被削弱，红白的斗争也稍和缓，过后赤湖一些地方士绅、封建头目告发于清廷派官兵剿办，鸡角冲、谢宗安、杨九前均畏罪逃亡。张勇是同谋者，又窝藏杨九前，致全家均被清兵惨杀，那时双方协议由白旗盟乡农民以每亩耕地四块银元向红旗盟乡的地主赎买。赤湖与顶四股的红白斗争才告停止一段时间。
  之后，红白斗争的面又继续扩大。下湖西黄姓与顶湖西蓝姓的斗争，赤湖与佛昙的斗争，马坪与佛昙的斗争……波浪起伏，层出不穷。在佛昙与赤湖的斗争中，佛昙攻下邻近的红旗盟乡埭头，赤湖也攻下白旗的盟乡半石。后来签约交换乡土，把祖居埭头村的陈姓群众同祖居半石村的杨姓群众迁移互换，各拔了邻近的眼中钉做为缓和地带，稍可相安无事，至今民间还流传着“一头换半石”的谚语。
  赤湖得了半石，再准备与红旗盟乡的大坑连成一片。但中间吴姓的后江又倒向白旗乡，就再聚众攻打后江，该村群众逃走四散，家俱财产尽被抢光，年青的小脚妇女一时逃脱不了，也被抢走当老婆。（现在还有传说某某人的祖母就是当时“后江反”抢来的）。后江告急于清政府派杨大人带队剿办灭社之罪，赤湖受了惩戒，赔偿后江的损失，解脱罪衍，从此红白斗争才停息。
  大规模、有组织的红白械斗打打停停，互有胜负，延续了五十多年。据不完全统计，双方死亡千余人。在这中间，互相抢劫，互相残杀，攻城陷社，挖掘坟墓，惨无天日。但是日子久了，大家苦头受尽，无能为力再斗下去。以后又缩小为家族内部的斗争，由大规模的“红白”转入村与村、族与族、房与房的小规模械斗，俗称为“家变”。就是本家族内部经常发生争端动起干戈。悲惨的故事骇人听闻。偶尔为了一文钱，一句话就动起一族的纠纷，斗争掠夺，不断发生，岁无宁日。正如道光壬辰年经元、蔡新曾孙蔡开地所写的《嗟哉吾邑人行》（载《漳浦县志》卷廿二）这首诗所记述的：“嗟哉吾邑人，秉性何顽愚？雀鼠兴微讼，剑戟肆奔驰。哄然一闹间，蛮触伏其尸。不闻天子诏，华华张旌旗。首祸自泉山，包齐相诛夷。红白别旗帜，各自分雄雌。延渡漳江来，妖氛日逶迤。杀人如胡麻，白日变阴曦。婉娩弱子泣，雕题剥其皮。累累百岁翁，折体走离披。尔杀人子多，人亦刺其儿。嗟尔独无父？嗟尔独无儿？斗死儿无父，死斗父无儿。况乃伉俪欢，死别与生离。戚戚亲兄弟，原野哀而悲。鸾鹄从分散，村社各断炊。吾闻闽粤人，攻击固其宣。汲黯对武帝，当时风已漓。国家逢太平，百年不用师。尔民遘阳九，兵革相凌迟。好官爱惜尔，尔若不闻知；贪官爱尔斗，蚌鹬两相持。尔身膏草野，奇货官得之。棺椟不掩体，阴虫砭人肢。一愤不自忍，头颈今横离。男儿死边疆，那遽浪战为。于今四十年，簸荡略无涯。毒手饱李阳，朱亥奋神锤。当其一奋愤，不顾身所危。烈火肆燎原，雷轰佛郎机。千家无一完，百里断烟炊。我闻心骨悲，为作此歌诗。死者不复生，生者长累囚。嗟哉吾邑人，死斗何时休！
  封建械斗一直到物穷财尽、家破人亡、村舍为墟才逐渐平息。后来，双方群众为纪念牺牲的族民，一方在下圩（赤水附近）建立“四股公祠”，一方在赤湖建立“红旗公祠”，供祀那些封建械斗的头子以及当时牺牲的族民。每四年一次，在十一月间演戏，做糕粿致祭。红白旗双方后代的亲戚朋友往来看热闹，互送糕粿，相亲相爱，倒也忘记了过去的仇恨和痛苦，而当做民间一个迎神赛会的盛大节日。
  红白旗的斗争始于广大劳动人民的抗租，或小村联合反抗大村，弱族反抗强族的欺压，是反剥削、反压迫的正义行为。后来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用，形成封建宗派的争夺战斗。现在我们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推倒了几千年来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过着和平幸福的日子，为人们所深恶痛绝的这种惨无人道的械斗已经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成为历史陈迹。
  以上遗闻陈述只仅是个缩影，其他各乡村有类似这种历史惨剧，望熟知情况者来稿补述。
  捉襟见肘的漳浦解放前教育事业
  集体采写
  一、早期的小学教育
  1898年“戊戌政变”以后，清廷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废科举，办学校，才算正式有了教育事业。而外国人已在中国土地上捷足先登，当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文化侵略，在我国各地传教，教会办医院，办学校。漳浦最早的一所学校——逢源小学就是英国人所设的基督教会办的。逢源小学成立于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翌年又设立养正女学。而到十多年后的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漳浦才有一所县办的“官学”——就梁峰书院改为中西学堂。由知县柏麟书聘请贡生陈克仁等为董事，蔡新的六世孙蔡天章为堂长，杜浔名士丘道邹及经漳州简易师范培训的林心照等为教师。招收已经取得童生资格的学子为高级生，学力较差的为低级生。课程有四书五经、“修身”、国文、史地、算术等，可谓新旧合璧。
  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增办杜浔“紫阳”、大埔仔“儒山”、马坪“立仁”三所学校。并设立师范讲习所，招收秀才十八人进修四个月后派出任教。
  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西学堂改名县立两等小学或初等小学。县城的两等小学以福州师范毕业生蓝翊虞为校长，废除读经，添设英文、理科、手工等新课程。公元1918年改名为高等国民学校，开始兼收女生。
  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县城的县立高等国民学校改名县立第一小学。简称县一。另设第二小学，简称县二。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北伐后，将址在文庙的县一改名培文小学。址在武营的县二改名培英小学。当时又有陈嘉庚捐资就高夫子（东溪）祠为校舍办集友小学（只办几年后停办）。
  当时漳浦分为七个区，后改为五个区。除县城有公、私立三所小学外，各村镇只有区公所所在地的旧镇、佛昙、杜浔、官浔、石榴坂、赤湖等集镇才有一所完全小学，就是初级小学也是象长桥，马坪、六鳌等大乡村才有，真是寥寥无几。
  民国二十三（公元1934年）朱熙为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兼漳浦县长时，整顿学校，县城的培英、培文两小学合并，改为第一中心小学，以为示范。翌年，又将各区署所在地的杜浔小学改为第二中心小学。佛县的莲山小学为第三中心小学、官浔小学为第四中心小学，石榴小学为第五中心小学，赤湖小学、马坪小学，旧镇的镇江小学，乌石的西河小学（后改名为海乌小学、浯江小学）等照旧。各校在教学方面都有所改进。而由于经费和师资所限，在设校的数量方面还是没有进展。
  二、义务教育、特种教育、国民教育
  在三十年代，一个县只有几间小学，是不可能普及教育的。郑贞文任福建省教育厅长期间，又在各重要乡村办了一些速成的“短期小学”，简称“短小”，一般只有校长、教员各一人，采用复式教学，即一个班可以有两种以上程度的学生同时上课。课程是合语文、常识为一种简要的课本，另外教授算术（没有课本）。要用两年的时间使学生基本上达到初小毕业程度。称为义务教育，简称义教，强制没有入普通小学的学龄儿童入学，不收学费，课本不要钱。
  当时还有“特种教育”的名堂，那是蒋介石在设立“南昌行营”进行剿共时，在湘、赣、鄂、皖、闽五省的重点村镇办“中山民众学校”，简称“中山民校”，分成人班、妇女班、儿童班，其目的在向儿童及一般群众灌输反共意识。漳浦县只有在县立民众教育馆附设中山民校一所，办成人班一班，也有失学学童入学。还有将经费拨给各小学兼办夜学，同中山民校一样用的是民众学校课本。后来县政府派张顺福到中共漳浦县委书记张泰西的老家长兴乡去专门办中山民校。
  不久，抗战发生，省教育厅推行战时国民教育（简称民教），规定高中二年级（后改为一年级）学生一律要经过短期师资培训，派出担任战时国民学校校长、教师一年，期满才能回校继续学业，各县县政府设民教指导员主办这种业务。后来才并入教育科，战时国民学校也除去“战时”两字，称为国民学校，改为正规的初级小学学制。那时，这种国民学校在人口较多的大村庄中多有设立。其师资来源，一是原来在平和培训的“义教”师资，二是在全省各专区设立“保训合一干部训练所”的分所，专门招收初中程度的知识分子，经短期培训派为国民学校教员。后来又在南靖师范学校简易师范本科（小学毕业读四年）之外又设甲、乙种简易师范科，甲种招初中毕业或同等程度者，修业一年；乙种招高小毕业生，修业两年，派充国民学校教员。本县又于公元1944年在县立初级中学附设简易师范班，招收中学生毕业生或同等学力者修业一年，前后三届共培训师一百五十多人。总的说来，师资素质不高，大部份国民学校的教员在福建小学教员总登记中间，经资历审查的结果，合格的很少，大部分是代用教员资格。一些素质较高的教师则多数在中心学校（即完全小学）任教。因为，抗战前后全省师范学校甚少，有一个时期曾将全省省立师范学校合并为一所，私立的集美师范学校在战时停办，各专区只有简易师范，所以师资缺乏。国民学校即初级小学，就成为代用教员的天下了。
  三、后期的小学教育
  公元1939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公布“县各级组织纲要”，教育方面，规定每乡（镇）设中心学校、每保设国民学校。按规定有儿童班、成人班，妇女班，统称为国民教育。儿童班按小学编制，国民学校为初级小学、中心学校才设有高小。儿童班是学校主体，成人班和妇女班属于扫盲性质，但成人都必须谋生，妇女都有家务，尤其当时在乡村，家庭大都不愿让成年女子去读书，所以成人班和妇女班是很难成立的，后来也就不再推行了，儿童班的名目也不存在，国民学校和中心学校就完全是初小和完小的学制了。
  那时漳浦全县划分三十乡（镇），后来合并为十五乡（镇），有一些乡镇已不止只有一间中心学校，如绥安镇就有绥安、梅林、霞昙、鹿溪等中心学校，官浔镇就有官浔及松庄（大埔）中心学校，象牙乡就有石榴、象牙中心学校。有的保也是一保有两所以上的国民学校，总计全县有中心学校三十所、国民学校一百一十所。
  私立学校方面，教会办的逢源小学维持到解放收归县办，为实验小学。养正女校因为经费关系于民国廿一年（公元1932年）并入逢源小学。到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就养正女学校舍（现红楼）改为绥北国民学校，经费由县发给，而实际为逢源小学的一部份。已停办多年的集友小学校舍曾一度办绥南国民学校，后停办，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9年）复办集友小学，解放后改为绥南小学。
  当时各小学校学生数很少，完全小学一般每年级一班，每班学生十多人至二十多人，全校总计学生一百人左右；国民学校学生数有的一校只二三十人，教师人数中心学校十人左右，国民学校大都只有校长教员共两人，所以有“校长兼校丁，教员兼打钟”的谚语。
  四、小学教员生活清苦
  当时教育经费短缺，小学校舍因陋就简，尤其各保国民学校，多数利用旧祠堂为校舍，桌椅大都由学生自备，教具则几乎等于无。教员薪给微薄，县政府所发给的“公米”每人九十市斤，都是发霉的仓库谷所碾，难以入咽。就是那低微的薪金也常常发不出来。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曾发生一起小学教员索薪造成流血事件。当时各国民学校经费已经数月末发，值暑期各校校长教员集中在县“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受训，就乘这机会向县政府索薪。教育科说已经签发，部门与部门之间推来推去，后来查到签发手续停在财政科。各校长教员集中群情激昂，在县政府找不到财政科长林日初，就一齐踊到林的住处新路尾许甘露楼房请愿，被林日初开驳壳枪射击，教员纷纷逃避，林日初派税警（调在林日初身边为警卫）逮住胡维新、蔡发达两人，用驳壳枪将两人脸部挫伤。索薪未成，教员到处申诉，而林日初依然财官我自为之。当时在训练所担任讲师的陈则蔡说了一句不无同情的风凉话：“秀才造反，三年无成”。
  由于财政支绌，后来县政府通令乡保自筹供给一部份教员薪津（正薪和津贴），叫做自筹教员，这种自筹教员若是与乡保关系较好，可以拿到薪津，否则便难拿到，教师不能安心工作，当时的政府又改变办法，通令各乡保清理书田公产，将乡保公有田地鱼塘等，拨充国民教育基金，由县政府掌握其契据，规定将租谷、租金作为自筹教员的薪津，但这种公产的租谷、租金既然必须经过乡保人员之手，自筹教员薪津还是很难拿到。
  在抗战期间，小学教员生活最苦，国民党政府命令各乡保摊派“劳师谷”供给小学教员每人一百斤，也是有的教员能拿到，有的教员拿不到，“劳师”是要慰劳教师，原意不是“劳师动众”的“劳师”，而结果徒有“劳民伤财”之弊，而无劳师之实。
  五、中等教育
  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漳浦才开始有一所县立绥安中学。至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因经费问题停办，当时陈达元从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回来，在设于本县的第五行政区专员公署任技士，乃接过这个烂摊子，改办园艺职业学校，但也因经费问题，才一年又停办。从这时起至民国三十年这六年间，漳浦县城一直没有一间中学。
  刚好在这园艺职业学校停办的同时，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佛昙华侨资本家杨纯美回家乡建校舍创办纯美初级中学，在漳浦县境内的中学教育才算没有中断。到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纯美中学增办高中部，
  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县立初级中学在原绥安中学校舍开办，直至解放仍是初级中学。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省立龙溪师范学校在漳浦设立分校，以孔子庙为校舍。后改办道周高级中学。
  解放前，漳浦起初只有一所初级中学，后来才发展到一所县办初中，一所私立完全中学和一所既不是公立、也不是私立，而是属于地方筹款所办的道周高中，三间中学学生总计才几百人。
  六、解放前后对比
  解放后漳浦教育事业大有发展，解放初全县两所中学生（一中、二中），学生才308人，其中初中236人，高中生72人。小学校141所，学生8200人，到文革前的1965年，全县已有中学七所，其中完全中学二所，学生3898人，小学239所，学生65049人。现在（据1981年学年度统计）全县共有中学26所，（其中完全中学六所），学生共16701人。小学共305所，学生共93128人。教职员的队伍也由解放初的小学314人、中学52人增加到现在的小学2842人，中学992人。漳浦的教育事业解放前后对比，真有天渊之别。
  竹马戏
  黄以结
  竹马戏曾是流行于漳浦县的一种民间小戏，它因为开场节目都要表演“打四喜”（或称“跑四美”），由四个小旦扮演春、夏、秋、冬四个角色，骑竹马（绑马头马尾于腹前臀后，后改拿竹竿子或马鞭代替）出场，边舞边唱“春游青草地，夏赏绿荷池，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诗”等四季曲，在舞台上走四角门后入场，故名竹马戏。
  源流与沿革
  自从陈政、陈元光率府兵屯垦原绥安县地，传授先进的生产技术，开发土地，于唐垂拱二年奏准建置漳州和漳浦县，中原文化逐渐在这里传播。到了宋代，在农村经济开始繁荣的基础上，城乡的各种民间伎艺以至专业戏剧活动不但十分普遍，而且影响深远，因而引起宋代理学大家朱熹及其学生陈淳的诋毁，朱熹提出禁演傀儡（见《漳州府志》卷廿十八“民间篇”）。陈淳在《上傅寺丞论淫戏书》中说：“某窃以此邦陋俗，当秋收之后，优人互凑诸乡保作淫戏，号‘乞冬’。一群不逞少年，遂结集浮浪无赖数十辈，共相倡率，号曰‘戏头’，逐家裒敛钱物，豢优人作戏，或弄傀儡。筑棚于居民丛萃之地，四通八达之郊，以广会观者。至市廛近地四门之外，亦争为之不顾，今秋自七、八月以来，乡下诸村，正当其时，此风正在滋炽。……”（见明何乔远《闽书》一百三卷）。陈淳系漳州北溪人（生于1153年，卒于1217年），傅寺丞当时任漳州知府，陈在上文中所说的“作淫戏”很可能包括漳浦早期的竹马戏。
  从戏曲砌末的历史发展来看，“骑竹马”的来源颇为古老，唐代在祖国南方就有“竹马灯”的民间歌舞，宋人周密的《武林旧事》也记载：“如傀儡、杆歌、竹马之类，多至十余队”。元杂剧《萧何月下追韩信》剧本中就注明萧何“骑竹马上”。明代姚旅的《露书》中有“竹马番婆”的记载。清康熙版的《漳州府志》记载：“上元作花灯为火炮，言嘱子弟扮仙狮、竹马、龙灯庆乡闾……”。莆仙戏《陈三五娘》在早期演出中，陈三也是身绑竹马上场的。以上说明“竹马灯”及竹马戏的活动不但时间久远，而且流传甚广，在漳浦毗邻的华安、平和山区也发现有过老白字戏（相传是漳浦竹马戏艺人传授而形成的，所以台词充满漳浦腔）和类似的伎艺活动。
  八百年来，竹马戏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它由轻歌漫舞的“竹马灯”，吸收四平戏、梨园戏等的表演艺术，丰富发展自己，逐步发展成为具有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科步唱腔的竹马戏。据老艺人传说，二百多年前一个泉州戏班搭船往海外，中途遇风浪，飘流到漳浦县六鳌半岛附近的地方，被当地人救起，因为交通不便，遂被留下教唱南曲。我们从竹马戏的唱腔、表演、剧目与梨园戏作比较，发现两者都很相似，说明二者的关系相当密切。又我们从成书于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的《官音汇解释义》（作者蔡爽，漳浦人）中，有“做正音”（正）唱官腔；“做白字”（正）唱泉腔……”等的记载，说明梨园戏、四平戏在漳浦一带已经流行，或许书中说的“做白字”指的就是竹马戏。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竹马戏处于鼎盛时期，它由号称“子弟班”的半职业艺术表演团体，向专业化发展，据统计，当时漳浦沿海一带就有十四个戏班。戏班从正月初四出演，往往到年底才能返家过年。为适应演出的需要和观众的要求，开始招收女演员，这就大大增强了竹马戏的表现能力；同时，吸收融化兄弟剧种的剧本、表演程式、曲牌和舞台美术，丰富了竹马戏剧目。
  四十年代，竹马戏渐渐衰落下去，衰落原因有三：一是台湾歌仔戏兴起，逐渐排斥和取代了竹马戏；二是国民党统治的摧残与破坏，打击和扼杀了竹马戏；三是竹马戏实行传统的班主制，对学员以契约的形式加以限制，压抑了艺术的发展。
  建国后党和政府对抢救民间戏曲艺术十分重视，漳浦县文化部门曾组织竹马戏工作小组，发掘和整理这一古老传统艺术，并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组织竹马戏业余剧团，数次赴县会演和调演。但因十年动乱，在“文化专制主义”的摧残下，这一久己绝响的古老艺术之花才稍有复苏之意又被扼杀了生机。目前，仅散存几个清唱曲馆而已。
  流行情况
  竹马戏主要流行于漳浦的沿海地区，即从古雷半岛到六鳌半岛、整美半岛之间，其繁盛时期曾到达长泰、漳州、同安、厦门、鼓浪屿、金门等地演出，博得各地观众的欢迎。据说竹马戏戏班和艺人曾到过广东海陆丰、福建华安、南安等地，对老白字戏、白字戏、高甲戏的形成与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剧目题材
  竹马戏剧目可分为弄仔戏（又称坠仔形）和本戏两大类，本戏只有《昭君和番》（共十四折）和《赛昭君大报冤》两个。弄仔戏又可分为传统剧目（称弦仔曲）和外来剧目（称哒仔曲）两种。传统剧目有《跑四美》、《金钱记》等十四个。外来剧目有《古城会》、《黑白蛇》等十七个。
  竹马戏剧目题材比较广泛，除了上述二个本戏和以南宋前的故事为题材的武打戏外，大多是来源于现实，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反映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弄仔戏，尤其是《唐二别》、《番婆弄》、《过渡弄》、《管甫送》、《割须弄》、《尾旗弄》等分明就是一幅幅闽南风土民俗画，轻快清丽，色彩浓郁，与东北的二人转、江西采茶戏有异曲同工之妙。弄仔戏均一丑一旦，其表演形式与唐代的参军戏也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当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也难免泥沙俱下，在竹马戏剧目中也发现有不健康的成份，如《双摇橹》中的“十八摸”等就属于糟粕部分。
  艺术特点
  竹马戏以轻快活泼的弄仔戏、古朴粗犷的表演风格、本色本装的舞台美术而显示其艺术特点，有别于其他兄弟剧种。
  弄仔戏在竹马戏剧目中占有相当分量，这种剧目一丑一旦，节目短，演员少，易于上山下乡演出，而且剧情简单，唱词通俗易懂，大多为七字句式，琅琅上口，有如方言顺口溜，深受观众喜爱。
  竹马戏的表演风格古朴、粗犷，丑角的表演尤其突出，表演动作集中在上身扭动，突出脸部的眉目传情。这与“竹马戏“演员下身为画上马腿的垂幅所遮，靠上身和脸部表演有关。虽然如此，竹马戏旦角的表演仍然是粗中有细，严谨秀丽，有“手置前胸，脚行蹀步”的规定，还有碎步、移步、急步、磨步、摇步等科步，并有所谓“一句曲一种科步”，“做丑张猫眯，做旦使目箭”，生（举手）到肩，旦（举手）到乳”的戏谚留传下来。旦角还保留了“三步进，三步退”，“踏四门”等古老形式。
  竹马戏的行当以丑、旦为主，旦分桶盘旦（贴旦）、正旦，黑脸（净）、生角不多见。这些角色起初都是本色本装，没有什么装扮，到外地演出也不用带服装，临时向乡民借用即可。戏服和化装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到漳州、石码一带演出，受到外地剧种的影响才有的。但是，化装也极简单，旦角不涂粉，只在双颊略施些胭脂，丑角则于鼻梗上、唇上抹一抹白粉即可，保留了早期戏曲的朴实传统习惯。
  音乐曲调
  竹马戏的音乐曲调以民间歌谣如长工歌、病囝歌等多种小调和南曲为主，也吸收了四平戏与京剧的某些曲调。主要乐曲有：文场（即管弦乐）用琵琶（横抢的）、三弦、二弦、大吹、小吹、洞箫、拍板、双铃等；武场（即打击乐）用大锣、碗锣、大鼓、大钹等。锣鼓介有“一封书”，“一条鞭”，“三通”“紧战”等二十八种，起介绝介与其他剧种不同。
  基督教是怎样传入漳浦的
  黄圭璋
  据闻英美帝国主义于1842年（清道光廿一年）差派基督教所谓传教士雅裨理等到厦门传教，初在太古墓地方开设闽南第一间教堂，名曰“新街礼拜堂”。数年后，又在望高山猪屎窟买地一处，创建医院，美化“猪屎窟”为“智识窟医院”。厦门为闽南通商口岸，经常有漳浦县人来往厦门经商，传说智识窟医院的洋医生手术高明，当时漳浦北区坑尾村人朱石因患外科严重病症，久经中医诊治，药石罔效，闻讯后雇轿抬往厦门智识窟医院就医。
  帝国主义在中国创办医院，差派医生来协助开展传教事业，在医院里兼设宣道堂，经常有传教士负责早晚主持宗教活动，籍此吸引一般患者信耶稣拜上帝。漳浦患者朱石，住院日久，听道信耶稣，乃受洗为教徒。朱石疾愈要回乡的时候，当有英国教士对他提议：英国堂会不久要派教士到漳浦坑尾购地创设教堂。朱石因重病得治痊愈而笃信耶稣，为教徒，认为在家乡设立教堂是好事，对英教士的建议表示欢迎。
  翌年，英国堂会就遣派英传教士杜嘉德、赛为霖等来到漳浦北区距城七十华里处的坑尾村建设潭浦第一间礼拜堂，由英国堂会委派晋江县人吴阿坝担任传道。从此，英帝进一步遣派传教士赴约翰常川来坑尾教堂，协助华人传道。常偕同吴阿坝到县城兴教寺大佛前广场宣传教义。初次，因为讥讽崇拜偶像、溺婴、缠足的无知，惹起群众愤怒，纷纷叫嚷：“红毛番仔鬼到我们漳浦来干什么，快滚回去！”，还有人拿石头打击他们，弄得赴约翰和吴阿坝不敢留宿县城，只得早来晚归。而宣传日久，有些人感到木偶确实无灵，转而对耶稣上帝感觉兴趣，产生信仰，成为教徒。
  据桥内堂会史册记载，1876年（清光绪二年），基督教漳属大会在坑尾教堂召开，宣告坑尾堂会正式成立，封立吴封浚（即吴阿坝）为该堂会牧师，並决议成立桥内堂会，封立陈启方为该堂会牧师，这两个堂会是漳浦最早的教会，这两个牧师是漳浦最早受封的华人牧师。继此之后，有马坪和龙文寺两处教堂联合组成马龙堂会，封立郭雅笔为牧师。各处教会的人事、经济、行政均在英国传教士掌握中。
  英帝野心勃勃，企图利用传教，办医院等活动作为向我国文化侵略的工具。以漳浦作为向云、诏、东各县扩展其传教的势力的基地，以便与广东的汕头、潮安一带的英国教会连接起来，互通声气。乃向蔡江海的父亲买下新路尾一片荒地，修建规模较大的礼拜堂，同时修建洋楼三座，即：牧师楼、姑娘楼、医生楼。
  英帝一方面先后差派大批英国传教士万多马、密雅各、咸显理、赴约翰，医生厚雅各、马士敦、满约翰、钟宝宁，姑娘（修女）安玉瑜、力禧宁、奚以利、裴美珠等到漳浦县来；一方面大兴土木，创办源梁医馆、逢源小学、养正女校、蒙学堂（幼儿园），对儿童灌输宗教思想。姑娘安玉瑜又倡办孤儿院，收养孤儿，名为慈善事业，实际上是在麻痹那些孤儿的思想。
  英帝在漳浦所举办的各种传教事业，表面上看来是慈悲，实质上是企图利用传教的幌子，羔羊其皮，豺狼其心。一般的所谓传教士，披着宗教的外衣，以文化手段进行侵华政策。
  英帝在漳浦创办医院，他们的医生用中国人作试验品，例如满约翰在医治下洋村人朱福的喉症时，滥施手术，没有经验，致脓液流窜气管，窒息而死。钟宝宁开处方字体潦草，他的妻子糊涂发药，致使病号有性命之危。一方面帝国主义在中国创办医院，以便推销各种西药，攫取中国人大量的财富。举个例子来说，清末民初，漳浦各地疟疾流行，泊来的奎宁药粉（或丸），俗称白药，在当时是最有效的药物，传教士们尽量推销英国哮丸牌白药，以及其他各种西药，于是英国的各种药品在漳浦各乡村大大地畅销，以低廉成本逆赚厚利，我国的中医药品受到排挤，只有稀少的滋补珍品以优良的传统得到保留而已。
  漳浦县城基督教兴盛的时期，曾发生过一次闹教的浪潮：晚清光绪年间，举行科举考试，漳浦县衙门照例招考，全县包括云霄厅来赴县考的童生有一千多名。值星期日，男女教徒们在新路尾礼拜堂做宗教活动时，有十数名童生来到礼拜堂、说要参观做礼拜，进入女座席那边去，传教士林明德用强硬手段要赶散他们，因此发生冲突。时有英人厚雅各在座，往住楼拿手枪来威胁童生，肆口辱骂：“你们这些童生没有文化，随便混进教堂，窥探妇女，与猪狗禽兽无异。”那些童生认为英国人不应该在我们国土上猖獗，受不了帝国主义分子的威胁与辱骂，回到县衙纠集近百名童生，围绕教堂，当时已礼拜完毕散会，没有发生与教徒的冲突，童生们拾石头手捣毁教堂屋上砖瓦，打破窗门桌椅，声言要抓教头去见知县。事后，英帝借保护教堂条约向县衙门索取赔款一百余元，事乃寝息。
  1899年（清光绪廿四年）我在本县长桥教堂的小学读书时，闻长桥堂会长老黄同享曾说起长桥在建教堂时也有一段曲折：当时英国传教士密雅各在石步园村边买到几亩旷地，当要施工兴建时，突遭该村人民坚决反对，该教士回县城后，竟进县衙威胁知县景福，令他带兵亲临长桥乡，迫令该村家长黄风立即让其兴建教堂。事后群众有一句话说：群众怕官、官怕洋人，这是讽刺清朝政府的懦弱无能。
  1936年（民国廿四年）英国传教士何希仁再度来漳浦，披着宗教的外衣，执着游行布道的旗帜。一到漳浦，就调传道王冠英、余金木、陈信道等人作他的助手，进行所谓游行布道工作。以华人作响导，跑遍潭浦、平和、云霄、诏安、东山等县各地区，深入群众。携带小型电影机、留声机、圣经故事小册，图画等籍以吸引群众来听道。並带电影摄影机，尽量搜集我国各地的民风土俗、风景、地理资料，刺探情报，汇集寄回英国堂会总部会报。
  本文只凭回忆，如有不符具体事实，欢迎指正。
  漳浦荔枝史话
  集体整理
  漳浦是水果之乡，尤其以荔枝出产最盛，历史悠久，这是由于这里的气候和土壤适合其生长，而荔枝树又有高龄的特点，一经精心培育，便能长年不衰的缘故。
  荔枝性喜高温、多湿，但除了不耐霜冻之外，在冬季也需要有适当的低温和千旱，才适合其花芽分化、抽穗，为它的开花结果创造条件，所以最适合于亚热带地区。世界上的荔枝多生长在北纬十八至三十度之间的东南亚一带，尤以我国旧称为岭南的广东和福建南部为最多。唐朝诗人白乐天说“荔枝生巴陕间”，是当时的客观条件不能使秀才足不出门能尽知天下事。四川荔枝是由于驰驿供给长安宫廷杨贵妃而闻名于世，唐朝诗人杜牧：“长安四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而我们再读到宋朝苏东坡谪官惠州时的名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就知道广东与闽南早已是荔枝之乡。（闽南的漳浦等地曾属岭南道）。
  漳浦县地处北纬23°42’一24°2’间的南海之滨（福建的海面並不全属于东海），气候属海洋性季风类型，日照长，有霜期短，或基本上无霜，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在廿一度左右，雨量充沛，（年雨量在一千五百毫米左右），而在冬季又有一段较低的气温与干旱，所以，正当北国树木萧索的冬季，这里常绿的荔枝树却生机蓬勃，抽出红嫩的新梢，使人们有“冬天里的春天”之感。漳浦的土壤大部分属于花岗岩风化形成红壤，土层深厚，土质疏松，适合荔枝这种深根性菌根植物的生长，抽梢多，生长快，寿命长，结果年限久，品质好。
  漳浦栽培荔枝有悠久的历史，据说早在唐朝时，随着土地的开发，又兼当时漳浦已成为交通要道，官员及百姓来往频繁，那时已从外地引来了荔枝树种，在这里繁殖，但当时没有留下文字记载，到明朝嘉靖九年开始有《漳浦县志》，就记载有漳浦人由外地运回优良荔枝品种进行繁殖的事，一是进士陈亹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在广东任布政使时，运回一种名为“绿包”的荔枝品种，于家乡鉴湖（今佛公社大坑，现分为后许、轧内二大队）繁殖。还有一个是进士林功懋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任广东东莞知县时，带回“乌叶”品种在老家乌石乡（今属旧镇公社浯江）一带繁殖。《漳浦县志》载：“荔枝鉴湖最盛”，“乌石荔枝味最佳”。直到现在还是乌石（包括现在的浯江赤土一带）荔枝出产最多。至于鉴湖已是今非昔比了。现在荔枝品种除少数稀有品种别具风味外，大宗的荔枝以这两个品种为最好，乌石的乌叶荔枝，剥壳后掉在地上不染沙土，嚼后吐出却能粘附壁上，味道特别甜美，所以“乌石荔枝”远近驰名。据说“绿包”是“绿荷包”叫快了的音误，由于果子在远途运输中用荷叶包裹以保色泽而得名。“乌叶”则是以其树叶特别浓绿几近于黑色而得名。由于闽南话讳言“枝”字，杜浔、云霄等地别称荔枝为“绿包”，官浔等地则别称为“乌叶”，不论品种，一概不叫荔枝正名，可见这两个品种具有代表性，而这两个品种，也可以说是同一个品种，因为没有多大区别，也可以说是名称不同而已。漳浦的荔枝品种，除此而外，还有果大、核小，甜中略带酸味的早熟种“早红”也颇大宗。肉厚、核小、多汁的“兰竹”（民间讹称“难得”）也为数不少，还有较稀有的品种“金钟”、“状元红”、“扁仔”、“马公嚎”等。
  漳浦荔枝生产在明代已很发达，到清朝时就盛极一时。相传，在明清时代乌石一带农民，凡生一个男孩，其父母就要手植两株以上的荔枝树，以备儿子成人后结婚费用，相沿成俗，但后来就逐渐被遗忘了。在清初，全县有荔枝树三十多万株。从前陆路运输困难，鲜果多由旧镇港下水运销厦门、汕头、香港，而大部分是晒干运至温州、台州、天津、上海等地销售，换回砒肥，是漳浦最大宗的出口土产。
  但是，人们只道荔枝甜，谁知其中辛酸味，在历史上，它和培育它的农民一样经受厄运。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民头上压着三座大山，民生凋敝，破产的农民不得不“杀鸡取蛋”，将那无异摇钱树的荔枝树锯掉当“红柴”卖给渔民作染网的原料，荔枝树日见减少。
  在那军阀混战的年头，漳浦地处闽粤交通要道，而又不是险要的军事重镇，地方时常易手。军阀统治的频繁更迭，给漳浦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换一个统治者，就来一番榨取豪夺，苛捐杂税层出不穷，连果树也不被放过，导致发生了一起荔枝树下的流血惨剧：民国十一年（1922年）农历六月初，捐棍柯安邦向占据漳州的粤军军阀洪兆麟承包漳浦全县“果树捐”，漳浦果树以荔枝为最多，荔枝产地首推乌石乡，这一块肥脔最先被看中，由二包捐棍张启诗、柯天爵、陈天生、陈仁和、李大美等合股以一千二百银元向柯安邦转包乌石乡果树捐，率带保安队兵三十多人及狗腿等到地征收，捕人追索，引起农民抗捐暴动，将队兵包围缴械，击毙捐棍十六人，事后经过绅士调停，乌石乡赔款一万多银元，由族长摊派在农民头上，交不起赔款又怕纳捐税的只好将荔枝树砍去卖。
  在抗日战期间，海路运输受阻，陆路交通破坏，荔枝销路呆滞，荔枝树大量砍伐，到1949年初解放时，漳浦全县只剩下二十多万株荔枝树。
  荔枝是一种高产高龄果树，但不能因为它的生活力强就误以为可以不加管理，相反，正由于它树大产量高，消耗营养物质也多，爱惜果树的农民就知道不断给予补充养料，以前的农民虽不懂科学，但他们也有管理的实践经验，每株荔枝树每年施二、三十斤豆饼，两担草杂肥，荔枝园每年须犁两遍。根据我国科学院分析，生产一百斤荔枝果，需要从土壤中吸收纯钾三斤，纯磷、氮各一斤，钙3/4斤，镁半斤。多年来由于对果树缺乏科学管理，荔枝树长势普遍较差，根据本县资源调查，全县六千多亩百年龄的结果荔枝树，其中有七到八成都成了衰弱的老树，结果能力大大下降。解放后逐年新发展的幼年荔枝树的生长，因为管理不善，也是不理想，有的花而不实，结果少。
  县的领导已通过资源调查摸清情况，又根据我县发展荔枝生产的优势，给今后荔枝生产指明了方向。根据1981年年底统计，全县耕地五十三万八千亩，人口六十一万七千人，每人平均只有八分七耕地，实属人多地少，而荒山丘陵地未被利用的有近一百万亩，每人平均有一亩多，宣果丘陵地也有十五万亩以上，除海拔七百五十公尺的车本大队，年平均温度在十七度左右，不适宜栽培荔枝以外，全县几乎处处可以种荔枝。种荔枝既不与粮争地，还可以利用荔枝根系深而广，能充分利用浅根作物所不能适应的红壤地。而荔枝又是世上较少有的名贵水果，本县罐头厂的建立，为其产销提供了条件。总之，扩大荔枝生产是福国利民的事业，据1981年统计，全县现有荔枝树二万九千八百六十五亩，近六十万株。县的领导机关为把荔枝生产抓好，已经采取措施，广泛深入发动群众，並给予物力和财力的支援，一面改造旧荔枝园，恢复老荔枝树的树势，加强新荔枝树的管理：一面建立新的荔枝生产基地。现在到处可以见到新的荔枝树在生长，展望未来，我县荔枝生产前途不可限量。（本文系参考《漳浦县志》、已故林庆余先生的遗稿、县农业局的调查资料加以整理而成）。
  漳浦的几个古城
  林庆余
  漳浦傍海依山，从前海寇山贼时起兵端。而县城建在数十里之内，乡民散在数十里之外，仓卒闻警，扶携莫及。所以乡间多有倚险筑城，无力者亦垒石为堡，一旦有急，各自入城堡以避。兼之旧时有械斗的坏风俗，所以漳浦全县堡垒相望，雉堞相连，素有“五里三城”之称。据我所知，全县有十六个古城，三十三个堡，三个寨。
  （一）漳浦县城——八塔城
  漳浦县城关在宋孝宗乾道间（公元1165——1173年）开始立三门。元至正间（公元13411367年）始用下石上砖，砌筑城垣。周围七里，城墙高一丈二尺，濠深约三尺、宽约一丈。明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城圮而重建。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于城垣上下各开马路。卅七年（公元1553年），增高四尺，添筑四个盎城。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复增筑炮台十六座。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马路崩塌，易土为灰砌石。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十二月一日，民族英雄郑成功攻克县城，清副将刘良璧迎降。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四月六日，郑成功檄令驻浦参将潘庚钟堕县城，迁县治于旧镇城，同年十一月九日退守狮头堡。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镇守总兵杨捷召民工更筑县城，城周围一千七百九十八丈，墙高二丈，垛一千六百五十二，减窝铺二，增敌楼二，复筑台于城的西北，匾曰“千秋保障”，俗称“千秋楼”。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加建女城于城的四周。同治三年（公元1865年）农历正月廿一日，太平军侍王李世贤所部攻入漳浦县城时，用土炮在西城轰开缺口。以后，以攻坚武器的进步，城墙已失去作用，遂不再修复。公元1929年（民国十八年）春，驻军卢振柳团长倡议将城西倒城隙处至东门兜（即今城北路）城垣折平改建环城马路。
  漳浦县城里有许多石塔：一、东塔：在绥东擢仙坊内；二、新塔：在绥西临漳驿内；三、西塔：在南水门内；四、北塔：在忠节坊中孚巷口，即今剧院后边。老早还有四塔皆在兴教寺，即今第三招待所地方，各塔均刻佛咒其上，圮废已久。因为有这八个塔，所以漳浦县城有“八塔城”之称。
  （二）赵家城——皇台城
  赵家城在治东北三十五公里处，南宋皇族赵若和，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弟弟魏王赵匡美九世孙宣亭候赵时曦的儿子。当初理宗赵昀欲追崇杜太后“兄弟相及”之命（杜太皇是河北省安喜县人，嫁宋太祖之父宣帝，尝吩咐太祖：周有长君，天下岂为尔有，你百岁后，当传位于你弟），选若和养育宫中，将嗣大统。理宗死后，改立其弟福王赵与内子赵基，是为度宗。赵若和退授闽冲郡王。宋末，若和随少帝昺至广东崖山。公元1279年（宋帝祥兴二年），元将张弘范陷崖山，文天祥被执，左丞相陆秀夫负帝赴海殉国，宋室遂亡。赵若和与黄侍臣及许达甫等以十六只船夺港而出，逃至漳浦佛昙积美建土堡定居。黄侍臣乃赘若和为婿，若和遂冒黄姓。后迁居湖西，建城。元亡后，若和子孙复姓赵。公元1571年（明穆宗隆庆五年），赵家后裔进士赵范建赵家城。城为石砌，周一里。城墙高二丈。东西南北各有一门。城内建五座相连的官厅，后有梳妆楼，前有鱼池水阁，并筑金水桥跨池上。又凿地道通东门外，以备不虞。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迁界时，城守营游击驻防于此。赵若和别号皇台，所以浦人称若和为皇台，为了纪念他，别称赵家城为“皇台城”。（合订编者按：据《赵家堡族谱》载：“赵若和，字华甫。”未记其号，也未迁湖西；而赵范，字范之，号鸿台，创建湖西赵家城。文中“皇台”疑为“鸿台”之误。）
  （三）湖西城一一四鲤城
  湖西城在县东北三十六公里处，清康熙廿七年（公元1688年）建。城以石砌，周围六百四十尺，墙高一丈九尺，东西南北各有一个城门，东门正向东林山上的参天塔。这里有句俗谚说：“湖西城该大不大，赵家城该小不小”。据传：“赵家城是螃蟹地，城该小不小，就把螃蟹困死了。湖西城是七鲤地，城该大不大，只围四鲤在城内，其余三鲤却被留在城的东门外，恰巧东林山是个獭地，獭性喜吃鲤，东门外的三鲤每见獭来，必要逃进城内以避，因此东门城垣迭受三鲤的冲突，屡修屡圮。”又说：“原先的堪舆家是把七鲤都围在城内的，他钉好界标，因病回家去，叫他儿子来代替监筑城垣的工作。当时主持建城工程的是湖西黄姓最上权威人物，曾任湖南布政使的族长黄性震，他轻视这青年太幼稚，不以礼貌相待，这青年气盛，暗中将东门界标内移，留下祸根以泄忿。这秘密被另一个地理师看破了，就将情况告诉黄性震，同时建议在东林山上筑一参天塔来镇压那獭，就永无后患云云。黄性震依议照办，可是参天塔镇压不住旱獭，城墙仍然时常倾圮；最后不得不把东门堵塞了。”这些传说无非是堪舆家自玄其术以骗人的鬼话，不足取信。又传说黄姓原建“梅月城”在佛昙今积美村地方居住，后迁居湖西，将“梅月城”石刻门额拆下迁运到湖西砌在新建的城门上。
  （四）赤湖城——公馆城
  赤湖城在县治东三十六公里处。元季民军陈有定起义，地方多故，赤湖乡原属曾姓聚居，乃由曾仁礼领导劳动人民建筑赤湖东西二城以避乱。年久失修，城垣倾圮。于明武宗正德（1506—1521）年间重修，城周仅次于县城，略少数丈。城内有公馆，为行政官员招待所。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迁界时，赤湖城被拆毁。
  （五）陆鳌城——防倭城
  陆鳌城在县治东南四十八公里处。旧系军属住处。明朝所患在倭寇，遂遣江夏侯周德兴入闽，经略海上，当海口要害处，分防设戍。于明太祖洪武廿一年（公元1388年）建陆鳌城，为守御千户驻地，以防倭寇登陆。城周围五百二十八尺，临海为城壕。清同治八年（1869年），本县知县娬敏曾咏陆鳌城云：“地滨斥卤海通潮，野阔天低入望遥，九十九峰（指梁山）青到眼，巉岩不入画图描。”（合订编者按：此诗名为《六鳌尾野眺》，六整尾今写为六高尾，在杜浔路边村，不在六鳌。）
  （六）旧镇城——计然城
  旧镇城在县治东十四公里处，明崇祯七年施邦曜任漳州知府时所建。郑成功于抗清战斗中曾檄令驻浦参将潘庚钟移县治于此。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迁界时被堕。这城是漳浦吞吐口岸，旧时有多家商行（最老的有五家）。各有几只大帆船和小火轮川走东山、厦门、汕头、温州等埠，真是熙来攘往，肩摩毂击的市场。按计然是春秋时越国人，善于理财和贸易，所以人们别称旧镇为计然城。（合订编者按：旧镇，宋时称敦照镇，城建于明嘉靖间，民建。施邦曜于崇祯七年建旧镇铳城，在石柄社旁。现尚存摩崖石刻：“分守漳南道右参政施爷惠建铳城功德碑，明崇祯柒季孟夏立”。）
  （七）马口城——策士城
  马口城北距县治三十二公里，在马口溪之间，俯溪临桥。相传南宋末代小皇帝赵昺君臣人等避元兵到此，认为溪深流急，水阔山高，有险可守，就在这里建一小石城，同行宫一样，拟驻守偏安。城的东方和南方靠山，不设门，向西和向北各开一个城门。西门石额刻“寅禧”两大字，北门石额刻“怀运”两大字。城中刻石为殿。当时在这小城开科取士，一时野草齐花，溪山改色。殿试已毕，还未放榜，元兵已追至，帝昺君臣匆匆上道。赴考诸生攀舆请放榜，乃尽赐进士，揭榜于溪沙埔，因此马口溪又名策士溪。清初漳浦名贤张士楷用这个题材，作了一首诗：“宋士临危贪释褐，公车射策满平沙，阁将丞相千行泪，开遍春风百草花。野殿宵衣能立国，宫袍昼锦已无家，空谈久被书生误，谁执千戈卫翠华。”（见《漳浦县志·艺文志上》）“策士溪”是传说，县志又载，此城是清康熙二年（1663年）福建总督李率泰依照总兵王进功的建议而建，刻记于石上。当时有千总分驻于此。今城已圮废。
  此外还有井尾城、青山城、古雷城、后葛城、盘陀城、秦溪营脚城，长桥城，霞陵城、将军岭城、西林城、高洋口城、荔枝围城、苦竹城、杜浔丘厝城、溪南城、济济多城等，不胜枚举。
  陈元光和他的善继者
  林庆余
  陈元光是“开漳”也就是设立漳州和漳浦县治的第一人，欲谈漳浦地方志，应由陈元光谈起，欲谈陈元光，又须从其先代开场，这样，才能知道陈元光的伟大成就不是偶然，是他从小就受优良的家庭教育为基础的，而且先谈其家世也是先河后海之意。
  一、陈元光的家世
  陈元光的祖父陈茂，字克耕，山西倚氏县人，尝从隋文帝杨坚与南齐战于山西晋州，南齐兵力强于隋，杨坚只知此而不知彼，将亲自出阵挑战，陈茂固止不从，因牵住马勒不放，杨坚怒、拔剑砍其额，血流满脸，词气仍不屈。后来杨坚觉悟，感而致谢。其质直诚恳多类此。公元618年，隋恭帝杨侑禅位于唐高祖李渊，陈茂因而归唐，曾从唐太宗李世民攻克临汾等郡，以汗马功劳，官至太府卿——相当于财政部长。
  陈元光的祖母魏氏，史称魏太母，是个巾帼英雄。若读“太母魏氏半径题石诗”便知她的大略，诗云：“系牒公侯裔，悬弧将相儿，清贞蜚简籍，规范肃门楣。”
  陈元光的父亲陈政，字弧道，有材略，惯弓马，善音乐。隋炀帝杨广的年代（605—616）历位协律郎——官名，掌调新声。公元617年宇文化及之乱，以功升太常卿——官名，掌宗庙礼仪，乃徙居河南光州固始县，后来随父陈茂归唐，以从征有功，拜玉钤卫翊府——即左右领军卫，左郎将、归德将军。唐高宗李治总章二年（669）闽南人民请求镇帅，以保境卫民。朝廷诏陈政说：“潮泉据闽广之交，岭南为獠蛮之薮，玉钤卫翊府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政，刚果有为，谋猷克慎，其进尔朝议大夫，统岭南行军总管事，批新铸印符，率府兵三千六百名，将士自副将许天正以下一百二十三员，前往七闽百粤交界绥安县地方，开屯建堡，靖寇患于炎荒，奠皇恩于绝域；筮辰佥吉，明发斯征，莫辞病，病则朕医；莫辞死，死则朕埋。斯誓斯言，爱及苗裔，尔往。钦哉！”（见《漳浦县志·艺文志上》）
  陈政领旨，以许天正为先锋，李始为军医，黄世纪、林孔著为参谋，马仁、李伯瑶、欧哲、张伯纪、沈世纪等五人分别为五营的营长。于唐高宗总章二年（669）与子陈元光、婿卢伯道、戴君胄，统率分营将、府兵校尉等一百二十三员，和府兵三千六百名入绥安。因寡不敌众，退守九龙山，阻江为界，插柳为营，按兵不动，以待援兵，一面奏请增援。朝令以其兄陈敏、陈敷领军校五十八姓来援。敏、敷道卒，其母魏氏——即魏太母，代领其军至九龙山会师。援军一到，军容大振，乃屯梁山外的现在云霄地方，作宅于修竹里山村为家，开屯建堡，惨淡经营，教民火耕开垦，称为“火田”，村名也因而叫火田，沿用至今。为发展水利，陈政领导父老到处查勘水源。为安慰屯垦将士的思乡情绪，指着那里的江水说：“此水如上党之清漳”，就将老家漳河的名字来给这条水命名为漳江，要将士们把这里作为新的家乡。陈政死后，朝廷命他的儿子陈元光继续他的事业，后来于武后垂拱二年奏准朝廷在这里建立州治时，就名为漳州，附县名为漳浦，取漳江之滨的意思。陈元光所率领的五十八姓子弟兵就在这一带屯垦，与当地妇女结合，传衍子孙，所以后人尊陈元光为“开漳圣王”。（州治和县治的变迁是以后的事，详见本辑《漳浦县历史沿革》一文）
  二、陈元光传略
  陈元光字廷炬，博学能文，年十三领乡荐第一，又通六韬三略，为当代文武双全的儒将。总章二年（669）以鹰扬将军随父陈政平定“绥安之乱”，父卒，代理统岭南行军总管职务。
  公元678年（仪凤三年），广东陈谦联络苗自成、雷万兴等三部落攻陷广东潮阳郡，守军败走，元光率轻骑驰援，降服叛乱。不久，广东新会县南崖山王率众进攻南海边界，也为元光率军平定。这些战役，元光都是诛其元恶，赦其胁从，所以军民悦服，敌人格心。自公元681年至708年这廿七年间，北至泉州，南至潮州，东至沿海岛屿，西至赣州，方圆数千里安靖无战事。先锋将军许天正歌颂陈元光的胜利诗云：“抱磴从天上，驱车返岭东，气昂无丑虏，策妙诎群雄。飞絮随风散，余氛向日熔；长戈收百甲，聚骑破千重。落剑惟戎首，游绳系胁从；四野无坚壁，群生未化融。龙湖膏泽下，早晚遍枯穷”。
  唐高宗李治于永淳二年（683）八月一日，实授陈元光正议大夫，岭南行军总管。
  中宗（李哲）嗣圣三年也就是垂拱二年（686），陈元光疏言请建州县，其表略云：“兹镇地极七闽，境连百粤，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所事者搜狩为生，所习者暴横为尚，诛之则不可胜诛，徙之则难以屡徙。倘欲生全，几致刑措，其本则在创州县，其要则在兴庠序，……建治所而注颁官吏治，循往古之良规，诚为救时之急务。胡越百家，愈无罅隙，畿荒一德，更有何殊？……”。垂拱四年（688）除授陈元光为中郎将右鹰扬卫率府怀化大将军，轻车大都尉，兼朝散大夫，持节漳州诸军事，守漳州刺史，并令就屯所建漳州，领漳浦、怀恩二县，自别驾以下，得自任用。元光上表谢准所请，并荐前曾镇府婿丁儒为漳丞事郎：又荐部曲子弟马仁等为司马等职，朝旨许可。元光乃率马仁等剪荆棘，开村落，收散亡，勤农积谷，通商互易；又兴学校，讲伦理，生聚教训，双管齐下，霖雨苍生，百废俱兴。
  陈元光又奏准建台于四境，一在泉州游仙乡上游，一在漳州安仁乡下游，一在漳浦佛昙，一在平和大峰山，四时亲自巡逻，命将分守各地。
  唐高宗后，武后于公元683年临朝称制，公元684年废中宗李哲，立哲弟李旦。传旨改陈元光宅为燕翼宫，以彰有功，而垂宠贲。宫成，有会咏诗二首写道：“泉潮天万里，一镇屹天中，筮宅龙钟地，承恩燕翼宫。环堂巍岳秀，带砺大江雄；轮奂云霄望，晶华日月通。凌烟乔木茂，献宝介圭崇；昆俊歌棠棣，民和教即戎。盘庚迁美土，陶侃效兼庸；俨醴延张老，开睛礼吕蒙。无孤南国仰，庶补圣皇功”。“云霄开岳镇，日月列衙瞻；胜日当佳庆，清风去积炎。山畚遥猎虎，海舶近通盐；龙泽覃江浦，螭拗耀斗檐。文床堆玉笏，武座肃金签；奇计绳陈美，明诚学孔兼。忠勤非一日，箴训要三拈；千古清漳水，居官显孝廉。”
  （见《漳浦县志·艺文志下》）
  陈元光葬祖母魏太母于云霄半径山，结庐墓侧，守制三年。《太母魏氏半径题石》写道：“万里提兵路，三年报母慈，剑埋龙守壤，石卧虎司碑。优阕情犹结，样回禫届期，竹符忠介凛，桐杖孝思凄。”（见《漳浦县志·艺文志下》）
  陈元光从此轻视名利荣华，一心修真养性，所以把职务交代别驾许天正代折代行，一面上表辞职，虽未获准，他还是留在半径。当时他曾作诗说：“半径寻仙迹，危峰望帝州；……高栖谋未遂，胜景至须留……”（见《漳浦县志·艺文志下》）
  他又从半径寄诗给儿子陈珦说：“恩衔枫陛渥，策向桂渊弘，载笔沿儒习，持弓缵祖风。祛灾巢猛虎，溥德翊飞龙；日阅书开土，星言驾劝农，勤劳思命重，戏谑逐时空；百粤雾纷满，诸戎泽普通。愿言加壮努，勿坐鬓霜逢。（见《漳浦县志·艺文志下》）
  唐武后景龙二年（708），广东雷万兴、苗自成之子死灰复燃，潜抵岳山，元光复率轻骑，迎头痛击，但因援兵迟到，遂被蓝奉高所杀，百姓哀悼如丧考妣，穿麻带孝，齐到战场哭祭，将遗骸暂葬于绥安溪大峙原，经过八十多年，唐德宗李适贞元二年（786）徙州治于龙溪，才改葬于漳州北九龙里的高坡山。
  据万历志载，玄宗李隆基先天元年（712）赐故将军陈元光诏曰：“环甲缮兵，积二十四年之苦，建邦故土，治垂二十五载之平。”又云：“以身殉国之谓忠，战胜攻取之谓毅；引荐善类，文之谓也，普播仁恩，惠之谓也，可赠豹韬镇军大将军，兼光禄大夫中书左右丞，临漳侯，谥忠毅文惠。”按这诏的谥法，大将军是武阶，光禄大夫是文阶，又尚书有左丞、中书是无丞，都与唐谥法官制不符合，识以待贤者。
  陈元光著“玉钤集”一部，其《兵法射诀》与黄石公的《素书》和吕尚的《韬略》同工异曲。近漳州文化部门发掘陈元光遗著《龙湖集》已复印发行。
  龙溪进士蔡襄追悼陈元光诗说：“曾凭水栅誓长江。报国全躯事不双；力屈已嗟关羽死，势孤犹笑李陵降。宿坟古剑龙腥匣，怀璧灵旗兽缠杠；神理高高人意近，楮钱祈福暗坐窗”。
  宋漳浦知县吕璹写道：“当时平寇立殊勋，时不旌贤事弗闻。唐史无人修列传，漳江有庙祀将军”。
  三、陈元光的善继者
  陈珦，字朝佩，元光独子。自幼便好学勤读，从许天正学习，一有心得，迭写笔记。对于学问，兼收并蓄；对于事业，则匠心独运。知子莫若父，所以元光早就断定他的独子是台院秀儒，不是戈戟战士。
  武后称皇帝改国号周，年号“万岁通天”，元年（696）陈珦举明经及第（唐制以诗赋取者叫进士，以经取者叫明经，与清时称贡生为明经者有别）授翰林、丞旨直学士。他预见武后必终败，乃上疏乞归养。朝廷准其所请，令其主持漳州文学。龙溪道尹席宏聘主乡校，乃辟书院于松州，集诸生讲学不倦。元光阵亡，朝命代理父职。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三年（715），陈珦亲率武勇战士夜袭巢峒，斩了杀父仇人蓝奉高首级，并俘余党。他守漳二十多年，泽洽化行，兵民胥庆。唐玄宗开元廿五年（737）奏准告老退休。天宝元年（742）卒，谥文英。
  清朝漳浦西湖人蔡衍鎤题联于县署谯楼云：“拓太武于洪荒，九郡闾阎推鼻祖；登通天之甲第，七闽文物此权舆。”宋图经前记说：“闽中未有生人时，夫人拓土而居，称太武夫人。”（《列仙传》称为皇太姥）联对第一句指此而言；“通天”是年号，闽中进士第始于陈珦，故云。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叛乱，边境戎马仓皇，刺史殳伯梁与偏将许平国，上行下效，贿赂公行，民不堪命。以耆老朱兴家、余拱辰的请愿团数百人上京诣阙陈奏：“漳本荒徼，始得陈政屯戍，继得元光辑绥，男珦代事，兵民胥庆，复举明经，谢官归休。朝廷遂以殳伯梁、许平国管束斯土。盗贼迭起于涧壑，老羸逃窜于山林，酷害斯深，涂炭已极。今有新举秀才，授辰州宁远令陈酆，乃元光之孙，珦之子，通达历练；如蒙使君祖职，必能恢拓先业，克绍前修，慰边士来苏之望”。朝廷许可，乃授陈酆为朝散大夫、中郎将军、漳州刺史，历任廿九年，一州安晏。唐代宗李豫大历十四年（779）卒，谥“忠宪”。朝命其子陈谟代理州政。先是柳少安刺州事，谓龙溪可建州治，于德宗（李适）兴元元年（784）请于朝，未允。贞元二年（786）少安内召，陈1谟复任刺史，再言于观察使卢，据以上闻，朝庭许可，始移州治于龙溪，其李澳川为漳浦县治如旧。陈谟后来以战功实授中郎将，兼漳州刺史。
  陈元光曾孙陈咏以荐辟为恩州录事，曾孙陈訏四门博士。
  本文多半以《漳浦县志》的记载为依据，编者只是把县志分散各卷的资料依照年次整修一下，使有心研究漳浦地方志的读者省却翻检的麻烦，便可理解唐代漳浦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时代的脉搏。
  蔡新的故事（续）
  郭祖柴李林昌
  （二）君臣妙对
  蔡新在乾隆皇帝还是太子时，曾充伴读，两人在少年时期感情甚厚。到暮年，乾隆皇帝曾御笔题下“年老君臣似老朋”的诗匾送蔡新。
  有一天，蔡新陪乾隆皇帝在御苑饮酒赏花。蔡新即景生情，乘兴倾诉他久离故乡，怀旧思亲的情绪。乾隆报以同情的微笑，一边谑而不虐地说：“要能即席对上我这句子，就准你告假回乡走一趟，如何？”一边走笔疾书：
  十口心思，思父、思母、思妻子。
  蔡新站在一旁，探头看了一眼，拱手啧啧称赞，想：真是一语道破了我的心事，而且，拆“思”字作为主题，然后三思而为之，巧妙极了！沉吟一会，频频以手书空，然后按照句子的点、逗、句，抑扬顿挫打拱作揖，一边念道：
  寸身言谢，谢天、谢地、谢君王。
  乾隆皇帝大悦，蔡新如愿以偿。
  （三）破轿推给林溪川坐
  蔡相老年带职退休，住在老家下铺村乡下，在县城也筑有府邸，返往要走十里路，所坐是一乘破轿，路过溪南村时，小孩看他没有架子，起初是围观，后来是嬉戏，向他的破轿投掷石子。他全不计较，以表示“宰相腹中好撑船”的风度。而小孩得寸进尺，越闹越凶。对此，蔡相的族人很有意见，要加以对付。蔡相说：“有万世溪南，没有万世相爷”，劝族人不要由于他现在身势显赫而制造后世村与村、族与族之间的久远仇恨。族人还是不以为然，蔡相就想出一个妥善解决的办法：
  那时的漳浦知县林溪川是蔡相任主考官时得中的进士，照例称为门生。一次，林溪川坐轿到下铺村看望蔡相爷，坐的是豪华的官轿。坐谈后，蔡相要和林溪川一同到县城，林溪川只得把官轿与蔡相爷的破轿交换坐。经过溪南村时，小孩看到那破轿，以为里头坐的还是蔡相爷，故技重演，仍然向他投掷石子，想不到石子却是落在县太爷头上。林溪川大怒，命随从兵丁拘来小孩的家长，要办重罪。蔡相爷却从从容容地做了和事老。以后溪南村民就教小孩不得再向蔡相爷的破轿掷石子。两村人世世代代和睦相处。（待续）
  丘蒙舍的故事（续）
  丘迪康
  十一、水缸买一半
  一个卖水缸的小贩，向丘蒙舍招生意，蒙舍问价钱，小贩答：“一个水缸二两银”。蒙舍本无意要买，嫌贵，开玩笑地出价：“一两银子卖不卖？”小贩不满，答：“一两银子只够买半个。”蒙舍听说，即刻拿一枝木棍，把一个水缸打成两半，丢下一两银子，拿半个水缸而去。蒙舍“有畅就好”，小贩吃了亏，没有理由可说。
  十二、骑马买灯猴
  旧历除夕，照俗例，每家都要买一个新的“灯猴”（竹做的灯）点着过年而把旧的灯猴换下来烧掉。蒙舍到街上买灯猴，问价钱，店主人叫价七文钱，蒙舍嫌贵，说：“漳州一个灯猴才卖两文钱。”店主人逞气答：“漳州是比较便宜，可是明天就是除夕，你有可能到漳州去买一个灯猴来赶上过年用吗？”蒙舍就与店主人打赌，如果他能够到漳州买回来灯猴赶上过年用，店主人认罚一席酒，要是办不到，蒙舍照样认罚。说妥以后，蒙舍立即选一匹肥壮的千里驹，奔驰到漳州买回来灯猴赶上除夕用，来回三百多华里，店主人只好认罚。
  十三、误了大事（大士）
  有一个糊纸匠说：“丘蒙舍很会作弄人，可是我就不会上当。”这话传到蒙舍耳中，就想出一计，约糊纸匠为他糊一尊大士像，要于农历十二月廿九日（除夕）交件。糊纸匠收了价钱，就赶在约好的日期糊好。但却等不到丘蒙舍来拿，等到人家“围炉”，天色已晚，还不见来。直到晚上九点多钟，人家要睡觉了，糊纸匠以为蒙舍忘记了。大士像是要烧化的，放着过年是大不吉利。糊纸匠在要睡觉以前，就把那大士像火化了。哪里知道才一烧着，丘蒙舍就带着一支乐队，大吹大擂地来迎请大士像，糊纸匠才知上当，只得要求原谅，可是丘蒙舍气势汹汹，责糊纸匠：“误了我的大事（大士）决不与你干休！”结果以罚款了事。
  十四、破尿壶拚孟臣罐
  蒙舍的姑母家中古玩很多，蒙舍向姑母要求一把孟臣茶壶，她坚决不给。姑母死后，蒙舍想了一计，将一条活咕代鱼放进一只尿壶里，里头放一点水，郑重地将尿壶包上布，又装进小巧玲珑的箱子里，提着去见表弟。表弟好奇，问那尿壶的来历，蒙舍答：“这是宝贵的尿壶，用这尿壶小便，精神倍爽，身体健康。”表弟说：“可否借我一用？”蒙舍道：“这是不随便借人的，既是表弟要借，应该借你一次。”表弟如获至宝，以为机不可失，即刻躲在门后向那尿壶小便，那壶底的咕代鱼烫着热小便，在里头摆动，发出声响，吓得表弟丢下尿壶，打破了。蒙舍要他赔偿，表弟说：“我吩咐瓷窑烧一把赔你。”蒙舍道：“不行，我这一把尿壶与众不同，你再烧也没有这个尿鳌”（尿壶的形状好像鳌，所以尿壶叫做尿鳌）。表弟说：“我赔你钱。”蒙舍说：“赔我再多的钱我也不要，我这尿壶是无价宝。”表弟再三要求，蒙舍说：“只有你家那把孟臣罐才能抵上我的破尿壶。”表弟只得把孟臣茶罐拿来赔偿。后来，“再烧也没有这个尿鳌”和“破尿壶拼孟臣罐”都成为俗语。
  十五、丘蒙舍自食恶果
  一个卖水鸡（田蛙）的向丘蒙舍招生意，蒙舍有意作弄他，叫把水鸡倒出来让他选择，结果水鸡跑光了。卖水鸡的吃了亏，就想出一个报复的办法，抓来一些毒蛇，装到笼子里，再次到蒙舍家里叫卖。丘蒙舍故技重演，叫把水鸡放出来拣，那些毒蛇就在蒙舍家里走散，躲进阴暗的角落里，蒙舍防不胜防，夜不安枕。
  还有那“十二月廿九误了大事”的糊纸匠，知道蒙舍有“五更泻”的毛病，到蒙舍经常去光顾的那个厕所去把横架在厕坑上的石板挖掉，糊上与石头一样颜色的纸张。蒙舍天未亮去大便，一踩空，掉进厕所里，乡下的厕所是很深的，蒙舍被淹，饱尝一顿美味，后来邻人闻声赶来，才把他救起。
  （蒙舍的故事很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备载）
  “老爹”死在苦竹城
  资料员
  俗语意思：作威作福者的倒楣事。
  故事：清咸丰五年（1855年），漳浦东路苦竹城仔社农民揭竿抗官，知县陆友仁带兵前往剿办，死在群众的反抗斗争之下。官兵进攻苦竹城，围困达几个月之久，未能攻下。后来清朝调龙溪知县赵印川带援兵来剿，才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据《漳浦县志》编写）
  对《漳浦大事纪》的补充
  汤涛
  一、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前，驻防汕头市和饶平黄冈的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张贞部随同东路军北伐入闽，张贞从诏安及平和两路向漳属进攻北洋军阀张毅部，到漳州后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四师，张贞升任师长。（后改编为新编第一师，暂编第一师和陆军第四十九师等番号）。
  二、一九三二年六月间，张贞所派代理漳浦县长张正，原名张先春，系张贞族弟，原任黄南鹏团部军需主任，资历浅，故改名。至于张式玉，原任漳码公安局长，红军进漳后，其保安大队改编为四十九师补充团，张任团长，留驻漳浦县城。并非卫兵营长。
  三、一九三三年冬，十九路军反蒋，在闽成立人民政府，蒋介石派东路军进攻十九路军，先委派张贞任“福建讨逆宣抚使”，成立“闽南讨逆军总指挥部”，杨逢年任总指挥，共十二支队，张式玉任第七支队支队长，胡捷任第七支队副支队长，并无“闽南自治军”番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