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自唐垂拱二年（686年）建立漳州及漳浦县后，中原文化已在古绥安大地传播。至宋代，漳浦成为人文荟萃之区，丰富的私人藏书见诸史志记载，只不过藏书之家为数甚少。明、清两代，漳浦人才辈出，读书蔚然成风，私人藏书逐渐普遍。民国时期，私人藏书有所发展，但仍然有限。20世纪30年代开始有公立图书馆（室），藏书也不多，至90年代才较见规模，私人藏书也逐渐增多。
  历史上私人书藉的来源：
  一、由到漳浦任职的官员带来。一些官员本身就是一个丰富的图书载体。他们在治政的同时，利用本身知识，大力发展漳浦的文化事业。如唐总章二年（669年）随父陈政入闽的陈元光博通经史，年十三领乡荐第一。元光子珦，万岁通天元年（697年）举明经及第，授翰林承旨直学士，后弃官返漳州主持松州书院。珦子酆，举秀才，明经。酆三子：谟、詠、訏，讦为“四门博士”。别驾许天正博学能文，军政之暇未尝释卷。怀恩县尉锺绍京，曾拜中书侍郎参知政事，嗜书画，家藏书画数百卷。宋、明以后，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职官更多，他们给漳浦留下的图书文献数不胜数。
  二、漳浦人到外地为官者把外地图书文献带回家乡。原漳浦县自唐到清，仅中进士者就达216人，这些人绝大多数都外出为官，后来他们或弃官或致仕，多多少少都会带些书籍返家，或传之子孙，或传之乡里，数字甚为可观，如宋吴与“历官七任，悉以俸余收书，所藏至二万余卷，被崇为海内四家藏书之冠。”明高大捷得其父藏书万卷，更旁采博求又近万卷。
  三、本县学者著撰的图书文献也成为民间藏书的一部分。历代漳浦学者有史可查的百余人，留下的著作达数百种几千卷，据《漳浦县志》载，其中5种以上者有蔡元鼎、周瑛、王会、林楚、王志远、王志道、黄道周、何楷、张士楷、蓝鼎元等。黄道周的易、经、赋、史、记及书画著作近百种。又刘庭蕙的次女婿高元浚著有《桂院诗删》16卷、《石庄集》28卷、《榛围集》6卷，《翠楼稿》20卷、《茶乘》4卷、《花蔬》4卷、《娥小录》2卷。这些学者所著撰的图书，虽未知其印本数量及传播情况，但它们在漳浦民间藏书中所占位置当亦不小。
  四、书院、社学置藏。书院是教书授徒的地方，有些书院藏书丰富，如唐潘存实的梁山书院，授徒千余人。宋吴与的梁山书堂则纯是一座藏书宝库。到了明代，书院已遍布全县，较著名的有旧镇地区的紫薇书院、垢洗书院，六鳌的崇正书院，佛昙的鸿江书院，县城的文明书院、北山别业等。还有官府办的学宫、义学、社学等。历代这些书院、书舍、官学、社学、私塾，造就许多人才，促进了民间藏书的普遍性。
  五、外出读书的学生带回。自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兴学校之后，凡在本县就学的毕业生要升学必须到外地，近则漳州，远则福州，读大学则须到上海、北京。回家时就购回一些在家乡买不到的图书文献。
  六、书商供应。一个地区文化的发达程度与民间藏书的多寡关系密切，藏书丰富与否又与书店的发展、书商的经营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清时代，漳浦文教事业昌盛，随着读书人的增多、市上书店应运而生。书商从文化发达、印刷业先进的地区采购成批的图书投入市场销售到城乡学校。漳浦在清光绪以前没有书店、书商的记载资料。光绪后期，县城西街“日新”文具店老板高聚星就兼营图书，其子高炳奎有一定文化素质，有一手好书法，可说是儒商，他把其父经营以文具为主的文化商店，改为以经营图书为主，文具为副的书店。清末至民国初期，日新书店已能够供应全县私塾所需的《四书》、《五经》、《千家诗》、《千字文》、《三字经》、《增广贤文》、《尺牍》、《法贴》、《楹联》等，后来又售有各类歌册、通俗小说、演义之类图书。日新书店的图书除来自漳州、厦门外，还向上海、苏杭等地印刷商、书局邮购。该书店还到漳州印刷作坊如素位书房等重版一些民间收藏善本书籍。如《高东溪文集》等。民国初年，县城书商林垂在北街开设“同文美记书局”，用石版印书，曾翻印10卷版《漳浦县志》，拓印裱褙黄道周的石刻“惜阴”，天官坊上石匾“天官”等。20世纪30年代，县城又出现涂四海的“观涛书社”，吴川水的“曙光书店”。40年代，有张草牧的“铎声书店”，他们所经营的图书比较能赶上时代潮流，种类也较多样。
  清末至民国初年，县人藏书最丰富的要算佛昙光绪间举人、民初国会议员杨士鹏（退休中学教师杨乃京的曾祖父）及县城西街塾师李绍学（现漳浦四中校长李康宁的曾祖父），两人的藏书都是线装古籍。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漳浦人到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等地大中院校读书的人逐渐增多，受新文化影响，他们从外地买回来的有很多是当时进步的革命的书籍。那时的图书大部分已不再是木刻版本与石印版本，而是铅印版或铜版本。30年代县城私人藏书最丰富的是上海大厦大学毕业生、中学名师陈则蔡。
  30至40年代，县城的几家书店为私人藏书增添了便利，但由于购买力的限制，私人藏书还是有限，当时县内已有公共图书馆，为喜爱读书者所经常光顾。
  漳浦公共图书馆始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福建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漳浦成立，专员朱熙兼漳浦县长。朱重视文教事业，利用兴教寺仅存的一座三进佛殿（佛像为十九路军所毁）创办县立民众教育馆，以大学毕业生蓝彰芳为馆长。馆内设图书室，购置相当数量的图书供人借阅，并设阅览厅，摆期刊、报纸开放阅览。兴教广场有网球场，篮球场等体育设施，由陈铭川负责管理。蓝、陈两人均系侨眷，两年后出国。民众教育馆长由原培英小学校长张顺福接任，除图书室、阅览厅外，兼办“中山民校”、辅导扫盲工作。民国二十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二年），为避日机空袭，迁东山保田寮村，多年后始迁回县城。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根据“县各级组织纲要”，县应设中学、图书馆、体育场。民众教育馆便分设为图书馆与体育场，地址仍在原兴教寺。调有体育专长的武营中心小学校长蔡竣德为体育场场长。调原教育馆馆长张顺福为武营中心小学改名的绥安镇中心国民学校校长。图书馆馆长一职由教育科长郑涣臻兼任，另配管理员2名。同年夏，省教育厅在永安举办各县图书馆长训练班，县调派原溪南国民学校校长柯庆德为图书馆馆长赴省参加培训，三个月结训后回县接办图书馆。柯老先生现年八十多岁，据他回忆，当时的图书馆是承袭原民众教育馆更名的，家底藏书只有《国学基础知识丛书》和一些文集、传记、小说、儿童读物等1000余册，供人借阅，摆在阅览厅供人阅读的只有大小报纸8份，期刊20多种。设备方面也甚简陋，没有目录卡片，只用竖式书目牌，几只书橱，杂志桌、长凳和二只报纸架而已。
  抗战后期财政困难，1943年裁并机构，图书馆又与体育场合并为漳浦民众教育馆，张顺福任馆长，馆舍迁西街准提室巷蔡相府，图书报刊没什么增添。两年后又迁往孔庙东侧文昌宫，主要业务仍是图书出借与报刊阅览。当时图书馆虽有少数儿童读物，但极少有儿童到图书馆借书，原因之一是小学里都有图书室，如武营中心小学置有《小学生万有文库》数千册，学生多在校里借阅少儿读物，不需上图书馆。社会失学儿童则根本不需借书。
  1950年秋，漳浦县人民政府接收了民众教育馆，改为漳浦人民文化馆，文教科长邱铁汉直接主持馆务管理工作。接收后的人民文化馆从文昌宫搬迁到西街工农兵商场隔壁陈则蔡校长故居。1951年2月份，邱科长在馆里焚烧掉一大批有关国民党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图书，如《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中国之命运》等数百册。后由县委宣传部转送省、地宣传部门发下的一批图书文献给文化馆收藏。
  1951年后，文化馆业务内容有：①农村宣传（包括土广播、黑板报、幻灯宣传，后又扩大至农村业余剧团、文艺宣传队、音乐、舞蹈等业务辅导）；②业余文艺创作（后扩大至编印《漳浦文艺》、美术、工艺、摄影等专业）；③文物考古；④图书阅览（含宣传栏及图片展览）。
  图书阅览业务在文化馆各项工作中重要性越来越大。从西街迁到府前街后沟巷头，其设备虽简陋，但使用面积已占全馆面积的一半，并有专人负责管理，藏书数也上5000册。后来，县政府把“县前”旧市场改为文化馆，图书阅览室三间面积120平方米，占全馆总面积三分之一多。每年购订各地报纸20余种，期刊30余种，藏书有8000余册，还设置流动图书箱20多只，装有通俗读物，连环图书等送往农村、工地轮流借阅。专职管理员经常是二人（全馆人员统一调配，因此图书管理员还得兼其他工作），图书报刊购置经费也是在文化馆总事业费中分支。
  “文化大革命”期间，私人藏书部分被焚毁，学校图书馆的藏书散失殆尽，文化馆图书室的藏书也遭受重大损失。
  1983年，文化馆大楼在青年路绥城影院西侧建成后，图书阅览专业管理有了一个新的跃进，增添了采编室、少儿阅览室、报刊阅览室，设备上增添了书橱、出纳台、活动报柜、杂志架、杂志阅览桌椅，拥有80多个阅览座席。藏书已上万册，其中有廿四史，有省、府、县志书，漳浦历史名人著作等。并先后誊印了300余部清《漳浦县志》（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解决了史学界研究地方史的需要。管理员由1专（职）1兼（职）增添至4名专职，其中陈梅桂获文化部颁发的图书管理专业30年证书。少儿阅览室获县、市、文化系统先进单位。
  1987年，县委为支持图书馆事业，在“绥北洋”开发区批拨2.5亩土地建图书馆大楼，由省、市、县第一批拨建资金11万元。一年后，第一期工程完成，即主楼2层（1998年秋增盖2层），书库3层（原设计4层），使用面积1500平方米。第二批拨款16.2万元。按总造价40万元减免税收2.8万元，尚欠10万元。为解决这10万元欠款，以大楼5分之4面积典当给县二轻局所属的服装厂，典期5年。1989年12月县文化馆分设为文化、博物、图书三馆，以高聿占为图书馆副馆长，搬入环城东路新大楼，独立开展业务。
  1992年5月高聿占退休，县调芗剧团团长郑祯祥为图书馆馆长。1994年8月，徐红慧任副馆长。
  1994年，省、县再拨10万元，清还了欠款讨回了全部图书馆馆舍。现在（20世纪90年代末），图书馆设有“6室2厅”：①采编室；②成人借书室（含综合书库）；③少儿借书室；④期刊出借室；⑤报刊查阅室（含报刊贮存库）；⑥地方文献资料室（含特藏书库）及阅报厅，少儿阅览厅。拥有阅览座席210位（其中少儿60位）。图书报刊橱架3000多米，电视机4部，影碟机2部、电脑1部、照相机1架、目录卡片柜7只。
  人员配备：全馆12人，其中在编6人，6人中馆员1人，助理馆员3人，管理员1人。每年财政拨款10万元，其中购书款2.5万元。
  现藏书总数6万册（含报刊数）。在报刊查阅室收藏各地报纸40余种，其中《福建日报》连续保存上架近50年，约600册（每月1册）。综合书库中有2万余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图书。期刊室有全国各地期刊百余种。在地方文献资料室有《福建通志》、《漳州府志》、《泉州府志》、《台湾府志》、《厦门志》、《漳浦县志》、《龙溪县志》、《海澄县志》、《南靖县志》及新编的《东山县志》、《平和县志》、《龙海县志》等，还有本县一部分部门志、乡镇场志。另有漳浦陈、林、李、蔡、黄、刘、赵、柯等30余姓族谱。还收藏有漳浦历史名人及当代作家的著作，如唐陈元光的《龙湖集》、宋高东溪的《高东溪文集》、明黄道周的《黄漳浦全集》、林偕春的《云山居士集》、清蔡世远的《二希堂又集》、蓝鼎元的《鹿州全集》、蔡新的《缉斋诗文集》等。在特藏书库中有《资治通鉴》、《历代通鉴辑览》、廿四史及《中国大百科全书》、《汉语大词典》、《辞海》、《辞源》等多卷及单卷工具书500多种，近3000册。
  现在图书馆除给读者办理借还书刊、咨询查阅资料业务外，还组织一批流动图书箱，轮流借给部队、老区、小学读书组。还组织力量不定期为乡镇、青少年宫、中学的图书馆（室）辅导。不定期编《浦图讯息》把适应本地区的农牧渔副果生产的科技资料，发送各乡镇科技站或专业户。还利用节假日举办画报、图片及少儿美术作品展览。定期进行新书好书介绍宣传。
  再谈一谈50年来漳浦图书事业的发展与新华书店的关系。1950年以后，所有的图书馆藏书的90％可说是来自新华书店。当然，书店更多的是供应广大的人民群众。新华书店使全县的图书馆、机关单位及个人藏书达到史所未有的程度，这里用几个数字来说明之：1956～1958年发行1475326册，1960年发行841172册，1978年发行1005717册，1980年发行1398793册，1985年发行2028457册，1988～1989年发行5384377册。到了90年代，人民生活提高，普遍渴求精神食粮，文化科学知识，购书量成倍增长。
  县图书馆是县境内最大的图书馆。学校、机关团体的图书馆（室）藏书越来越丰富，如浦一中、浦三中、华侨中学图书馆、浦四中的“万卷楼”图书馆，藏书均在万册以上。个别人的私人藏书达2000册以上者亦为数不少。
  图书文献资料是人类进步发展的工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繁荣与否，可以从其收藏、生产的图书文献与使用的程度来衡量。有些国家把图书文献的收藏、利用当为科技情报来对待。我国有些地方图书馆把历史珍贵图书文献及现代科学技术资料进行电脑微缩贮存，然后与市、省直至北京图书馆进行联网，馆际之间便可以互通有无了。图书文献资料微缩进入电脑联网业务很快就可以实现，到那时，北京图书馆1600多万册藏书文献就可以为全国读者服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