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柯汉扬又名文凌，笔名柳凌，号南潮阁主，1918年4月7日出生于福建省漳浦县城南。1950年往印尼，曾任侨领杨纯美的秘书、华校校长，后经营实业有成，对侨居地华人学校及故乡教育事业诸多贡献。不幸于1993年8月16日下午在万隆病逝，享寿76岁。消息传来，故乡同声哀悼。谨志其生平，作为纪念。
  城南旧事
  柯汉扬先生小时就读于漳浦城南集友小学（陈嘉庚先生捐资所办），1932年升学漳浦初级中学，1935年夏毕业。其时，要读高中得往漳州、厦门，由于他叔父早年往上海读暨南大学时不幸在黄浦江坠水身亡，祖父引为鉴戒，不让他外出升学，命他到父亲所开设的瑞记布店帮助做生意，而他只去半天，下午便去高东溪祠（集友小学曾利用为校舍，那时学校已停办）与一帮失学青少年结伴读书、玩乐，命名他们的聚集处为“霜樵栖”，自命为“既要自扫门前雪，也要管人瓦上霜”的“樵夫”。
  1936年秋，柯氏说服家庭，往漳州考入龙溪中学高中部。翌年“七·七”抗战爆发，本来在学校中已受军事训练，并曾集中到福州受军训三个月的高中二年级学生，又集中到福州受训一个月，分派到各县搞民训（对壮丁进行军事训练），他先后到诏安、长汀参加“民训”。后再调到各县搞民教（办战时国民学校），他奉派回漳浦县，分配到溪南村办校。当时漳浦县创办一家由《抗敌周报》发展成的《漳浦日报》，后改名《漳报》，主持人县商会理事长兼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陈则蔡是柯氏读初中时的老师，柯氏由于对文字工作的爱好，请停学在家的“霜樵”旧友詹祚伯去代教，自己在漳报社任记者（这是“前漳报”，后来柯氏主持的报纸也名《漳报》，为“后漳报”）。
  一年民训、民教期满，柯氏回龙溪中学复学。1940年毕业，他的祖父、父亲又不肯让他出远门读大专，因而他在国民党漳浦县党部当干事和宣传委员会秘书。1941年秋，他再度说服家庭，到战时省会永安考入福建师范专科学校，读文史地科。不待毕业，又由于家庭的劝阻而停学，继续在国民党漳浦县党部工作，几年间升为秘书，并当选为执行委员，襄助书记长许元瑜办《漳浦民报》，主编《南潮》月刊，组织南潮学社，称自己的小楼为“南潮阁”，交游广阔，每夜坐客满堂，1944年，原国民党漳浦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书记长许元瑜病重，省党部指派柯氏代理书记长，后许氏病逝，柯正式任书记长（党章规定，执行委员由党员选举，由上级党部就执行委员中指定一人为书记长）。柯氏并改《漳浦民报》为《南潮报》，再改为《漳报》，任发行人（负责人）。1947年，县、省相继成立参议会，柯氏由县参议会投票选举为省参议员，并在省参议会中被推选为驻会委员，协助议长丁超五处理日常事务。当时群众历经八年抗战之苦，原以为抗战胜利后能休养生息，而蒋介石发动内战，烽火蔓延，群众不堪其苦，对征兵征粮生反感情绪，丁超五领导部分参议员发动“反征兵征粮运动”，柯氏积极响应。
  1949年，解放军渡过长江后，福建境内几乎没有什么打仗，大部分地方是和平解放的。当时不少名望人士为使民众免受战祸而促动和平解放，辛亥革命老前辈丁超五就是一位和平解放的有功人士。柯汉扬在省参议会受丁超五促动，于九月间促成漳浦解放，然后于1950年初往香港，为报刊撰稿，赚取稿费维生。
  到印尼之初，弃商从教
  柯汉扬在香港应印尼侨领杨纯美之邀，于1950年冬前往印尼。一只随身小皮箱失落在船上，颓丧地上岸时，只剩身上一套脏衣，好在杨纯美先生预先已将柯氏的照片寄给他设在雅加达的公司的经理骆嘉麦，柯氏按地址找到骆经理，即得到礼貌的款待，送给衣物，然后由骆经理的弟弟陪柯氏搭飞机到达万隆杨纯美先生的批发布行中，受到礼遇。起初柯氏自愿当一名普通店员，而杨老请他担任书记（秘书）。
  柯氏初到印尼，未能适应热带水土，患了肠炎兼肝炎，杨老送他进医院，治愈出院后，得到杨老照顾，每日只让他上半天班。那时他认识了一位好心的乡亲——沙笼厂厂东、佛昙人杨桃，杨厂东好意请他住到自己办的沙笼工厂里。那时，杨厂东的闺女杨淑蕙方在妙龄，因为患贫血症休学，在父亲的沙笼厂中帮忙，成为柯氏的印尼语教师，而在中国文化方面，则是柯的学生，两人接触一多，发生热恋。在柯氏难望与家乡亲人团聚的情况下谈起婚事，起初杨厂东极力反对，后来知道反对无效，转而赞同。但没有一个凤凰双栖的窠，还是不能结婚。
  1952年春，杨纯美老先生要在雅加达开设经营布疋批发的彰美公司，有意栽培柯氏，让他加入一些股份，偕同杨老两个儿子去主持。柯氏读龙溪中学时的校长王秀南那时在雅加达任侨办商业职业学校校长，是雅加达教师联合会主席，许多华文学校董事会请他推荐校长，要介绍柯氏出任雅加达福建学校校长，那是一家包括高初中，颇负盛名的华校，柯氏见有机会担任这家学校校长，颇为心动。但杨纯美老先生认为柯氏有故乡家庭负担，应经商发财才能解决问题，劝他不要弃商从教，言诚意重，柯氏不便辜负老人家的好心，只得婉辞福建学校校长职务。
  过了一段时间，柯氏还是感到，要在印尼立根，总不能老是单身，便到万隆向杨老说明苦衷，得杨老赞许，脱离雅加达彰美布疋批发行，由王秀南介绍，于1953年应聘到苏门答腊群岛南部的“锡岛”勿里洞当校长（勿里洞因开发锡矿而成集镇，故称锡岛），新婚的妻子杨淑蕙当教员。那是一家兼有中小学的华校，设备周全，夫妻俩在那里度过三年平静的生活·生了两个孩子。只是薪金不高，柯氏就利用课余时间努力写作，常常写到半夜，稿件寄到香港、新加坡华文报纸发表，稿费由报社代寄到故乡老家，补助父母妻子渡过经济难关。
  锡岛的教书生活固然安定，但柯氏夫妇俩不甘心老死在那小岛上。1956年，柯氏向校董会辞职，携妻带子再到雅加达，应聘担任福建学校教务主任，妻当教员。
  弃教从商，白手起家
  由于搬家劳累，且再到雅加达之初朋友宴酬，多吃了一些油煎的食物，柯氏接任福建学校教务主任不久便病倒了。住院误诊为急性肝炎，药不对症，折磨了三个多月，命在垂危，主治医师才断定为胆结石，开刀切除了胆囊，出院时身体已十分虚弱，而还是一面教书，一面应福建会馆会长庄成立之请（庄会长与王秀南同是同安人，缘此与柯氏相识），义务代编了一厚册《福建会馆史略》，庄会长十分感激，有心帮助柯氏脱贫致富。庄会长经营一家“又光明”电器公司，要收盘出让，以便专心在茂物经营火炉厂和兼顾“真乐都”花园旅馆，谈妥以优惠价转让给柯氏。可是柯氏的岳父母关心柯氏病后的身体，好意来邀，柯氏便与妻、儿离开炎热的雅加达，到天气较凉爽的休养胜地万隆，住在岳父母家中。好在这次回万隆，不然性命休矣，因为他在雅加达做的胆囊切除手术有错误，后遗症复发。在万隆又住院，重新开刀，做了四小时手术，修补好胆导管的伤痕，一个月后才出院，在岳家和妻的照顾下，身体恢复较快。
  柯氏这时在印尼已有三个儿女，他感到必须尽力谋求解决生活问题，便与万隆友好协商了筹款之路，佛昙人杨硕珏借给三万盾，每月利息二分，柯氏变卖了多年积蓄的唯一财产一架小汽车，也得三万盾，友好协助鸠集“银会”，又得到杨纯美老先生帮助，这样凑集起来的款项，还是不足，庄会长优待，同意暂欠一些价款，把“又光明”电器公司的全部电器货物运到万隆交付柯氏承盘，并把新厂出产的火炉寄给柯氏经售。印尼生产煤油，价钱便宜，人们多以火炉煮饭烧水，所以火炉销路不错。柯氏在达民巷典下一间小店，挂上“永光”号招牌，开始做电器和火炉生意。他对电器本是外行，只好马上学习必要的技术。
  柯氏一家人租住在一家旧工厂改成的住房里，杨淑蕙用一架缝纫机替人缝衣服，赚一点工钱补助家用。不久，由经营保俭业的方先生借给三万盾，柯氏添置两架缝纫机和几匹布，由淑蕙剪裁，雇两女一男缝制成衣，批发给市场里的摊贩，并拿一些挂在电器店中卖，未剪裁的布料也摆在店里卖，这样，他暂暂将生意转到成衣的制售和卖布方面。起初发展成衣制售，他扩建厂房，仿制外国流行的牛仔裤和男短袖恤衣，由自己拿到市场推销至商贩经常到他小厂来订货，他增备货色，添加工人，扩大业务。1965年他的创新产品被群起仿效，他便放弃成衣业，专门经营布疋。起初作为二盘商，每周搭火车到雅加达办一次货。
  进一步，柯氏直接和输入商打交道，减少一道环节，价格便宜得多。印尼输入商大都是印度人，柯氏以信用卓著而得到输入商给予大量赊欠，他为控制万隆市场，一批货常三万五万码的进。他在万隆的批发价，竟能与雅加达的批发商和盘，所以万隆的布店都来向他批销，而不必到雅加达进货，他便俨然与雅加达的批发商并驾齐驱了。以后，柯氏发现那种贴合薄胶的夹克布也可用于沙发和制书包、手提袋，获利更丰，就多聘职员，随他大儿子南亭到东爪哇、中爪哇、苏门答腊各大埠去推销。他又添做日本沙发布，香港、日本的牛仔布，中国大陆的灯心绒，台湾植毛绒生意，每月进出的布匹都在十万码之数，成为大批发商。
  办纺织工厂，成为创汇大户
  柯氏蓄意要办工厂，只是自己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曾到新加坡找门路，要参观和学习经验，但一无所获。后来向已有大工厂的郭君参加些股份，但合作不易，就向郭君购买十二架英制的针织机，租房自己设一个小厂，聘请两位技术人员，由次子南鸣主持。南鸣学会使用和修理。那时做沙发布的厂不多，销路好，获利高，机器平常都是二十四小时不停运转，南鸣和技工晚上倦了就睡在布堆上。
  那时（七十年代），柯氏初办工厂，还是以经商为主，由次子南鸣出外联络买货，柯氏偕妻坐店主持，随时以电话联络。为工厂久远前途，设法把在大学里学习建筑工程的第三子南星送到日本专习纺织，一面上大学，一面在工厂实习，毕业后还特地在工厂实际工作三个月。
  后来柯氏自己买地建工厂，起初只建三千平方米的厂房和几百平方米的办事处。慢慢添置日本薄胶贴合机和德、英的新式织造沙发布等机器，工厂于1980年正式开张，命名为P·T·SinanAysral，那时三兄弟同心经营工厂，店中由柯氏夫妇和媳妇们料理。
  工厂方面逐年扩建厂房，以至近两万平方米的土地都建满，并且将最后的两座建为两层。工厂和商店都获利，柯氏就在工厂附近地方购置地皮七万平方米，于1988年初开始兴建第二厂，并派第三子南星偕一位女婿同到德国参观机器展览会，然后转往英国订购英、德、意等国各种新机器，最重要的是英制纺纱机、德制定型机及意大利织造大花草的机器，能使产品更适合输出外销。
  1989年初，柯氏赶建新厂，一方面购进日本新机器，用他工厂所织布料自制新式日本式拖鞋。很快便有产品外销，主销日本。这厂由女婿游氏主持。1990年日本人投资在上海建立一个拖鞋厂，原料也由印尼柯氏的纺织厂与其订立合同负责供应。
  1989年初，柯氏的第二纺织厂建成，机器全部到齐安装。产布量成倍增加，外销量随之增加。柯氏再购置土地、工厂面积总计1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新建成的高速公路刚好从工厂前面经过，天时地利，交通更加方便，地价也大提高。
  八十年代，柯氏几次派儿子、女婿到各国参观取经，参加各地纺织机械展览会，学习先进技术，订购新式机械设备。现有机器大多数是英国、意大利、日本的大型新设备。从原子米纺成线粒、织布、染色、定型、印花、整润等工序都不出厂门一步。生产计划、生产过程的控制及新产品的开发都计算机化，工艺流程基本上自动化。厂内各单位都请原机器生产国的技术员，工厂内不仅有华人、印尼人，也有德国、日本、南朝鲜人，华人中也有来自台湾的。外籍人员薪金以外币计算支付，印尼政府为引进入才，鼓励增加本国产品输出，争取外汇，经申请核准后，外籍人员资金政府负责一半。
  至1990年，柯氏的纺织公司拥有职工1500人，分三班或二班工作，年生产各种室内装璜布、窗帘布、工艺布、坐垫布1800万米。产品出口澳洲、亚洲、中东、欧洲各国。印尼国内有十多位推销员，国外欧洲、中东及东南亚各国由柯氏的儿子和女婿数人经常轮流出国推销。大陆、台湾、港澳的销售则在香港设立广豪公司代理，由淑蕙的两个弟弟主持。北京召开第十一届亚运会时，各体育场所和亚运村的装璜布都由其供应，价格特予优惠。柯氏的产品销全世界，争取到大量外汇，屡次获印尼政府嘉奖。
  捐资兴学
  柯氏经商、办厂，起初为养家活口而拼搏，开始有所成就，又立志为华人争气。他的人生观是“荣华富贵都是过眼云烟，要能为社会做些贡献才是有意义的”，因而热心公益，对教育事业尤其大力赞助。
  本来，印尼华侨、华人办学之风甚盛，但自1965年以后，由于政治原因，华侨团体和华校都不存在。直到七十年代，印尼政府才准许试办一种特种民族学校，让华裔、外裔入学，每天可授一节华文，但华人已如惊弓之鸟，很少有人敢出面、出资办校了。而印尼政府容许多种宗教团体并存，鼓励宗教团体出面创办特种民族学校，万隆基督教福音堂便决定办一所“三一学校”。于1970年成立校董会，柯氏被推为常务校董兼文书，协助牧师进行筹备工作。他率先捐献巨款以为倡导，教友们纷纷慷慨解囊。1970年先办幼儿园，一面购地建立初中及小学校舍，至1987年，完成高中部校舍，成为一所具有相当规模的中小学校，年年继续发展。
  柯氏出于爱国爱乡爱母校的热忱，自1983年起在漳浦第一中学设置春晖奖学奖教金；1986年在浦一中校园荷花池畔建“春晖亭”，进而辟池亭附近一片土地建设“柳园”，广植花木，陈列文物，“柳园”，为学生课馀休息和温课创造良好环境。1988年起在漳浦二中（原纯美中学）设置“纯美奖学奖教金”。他对杨纯美先生独资创办纯美中学义举至为钦佩，抗战胜利后杨氏回国增办高中部时，柯为福建省参议会驻会委员。曾代杨氏向省政府请准立案，因此柯杨二人建立友谊。后杨氏牵引柯氏赴印尼，并助其创业。柯以“知恩图报”，将所设奖学金命名为“纯美奖学金”，并联合陈迪平共同出资，改建旧校舍为“纯美纪念馆”，以纪念先人，激励来兹。
  春晖普照 慈爱长存
  柯汉杨于1993年8月16日因心脏病猝发抢救无效逝世于万隆，享年76年。柯氏病逝后，夫人杨淑蕙继续办理浦一中“春晖奖学奖教金”和浦二中“纯美奖学奖教金”。柯氏夫妇崇信基督，曾捐助漳浦基督教会教堂建筑费十多万元港币。
  由于历史的原因，柯氏有两位夫人。在故乡的夫人蔡英兰女士抚育三男三女，蔡女士与长子柯阿可先后膺任漳州市政协委员。在印尼的夫人杨淑蕙女士也抚育三男三女，继续并发展他的事业。
  柯氏文章散见于海内外报刊，并有专著《海外鸿爪》（香港出版）和《海外四十年》（厦门鹭江出版社出版）传世。
  “春晖普照，慈爱长存”是柯汉杨写在春晖亭的一副对联，原意是为纪念先人。而后人见到这副联，无不思念柯汉扬对故乡的奉献。
  漳浦县政协工作的一位重要开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