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漳浦受日军轰炸、流窜的损失
  ——张草牧·蔡大兴
  日本帝国主义自光绪“甲午”（1894年）以后步步侵华，尤其自1937年“7·7”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至1945年9月投降的8年间，罪行罄竹难书。漳浦与别地比较，算是受祸较轻的地方，然而所遭受的性命、财产损失还是严重的据战后当时县政府统计，全县因日机轰炸及日军流窜滥杀，共死亡91人（男82人，女9人），经济损失（包括房屋、器具、衣服、首饰、图书、现款、粮食、牲畜、船只等）计215257791元。其中直接损失205131949元，间接损失10125842元。还有因海口封锁，通商受阻，造成产品销路吊滞，农村破产的经济损失，以及赴外地抗战牺牲的生命，无从统计。这里单说县境受日机轰炸和日军流窜的损失。
  日机轰炸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日军占领厦门后，时常出动飞机轰炸福建各地。5月型日（农历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日机8架空袭漳浦县城新路尾一带，在“番仔楼”附近投弹10枚，炸坏基督教会所办的逢源小学，姑娘楼及邻近民宅，炸死教会执事蔡发祥与源梁医院职员许振声，及附近居民蔡恢一家5人（全家只一个小女孩因不在家而悻存）。据目睹者称：蔡恢家人全部倒在血泊中，门前树上悬挂肠肚，墙壁上多处贴有血、肉。
  同年8月24日（农历七月二十九日），日机3架又窜入县城轰炸，并在繁华商业区的县前街投掷燃烧弹，焚毁县前街店铺四间和驿内庙附近民房四座，炸死炸伤居民13人。
  同年10月28日（农历九月初六日），日本飞机2架空袭县城，先后在住宅区打锡巷与万年春巷投弹各2枚，炸毁打锡巷李家楼房及祠堂共3座，炸毁万年春巷王家住房4座，炸死1人。
  同月10月29日（农历七月初七日），日机2架又窜入县城空袭，在商住区的北街投弹，炸毁黄家住房6间。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5月14日，日机2架空袭漳浦，在县城东门外防空洞外投弹多枚，并以机枪扫射，幸防空洞坚固，无伤亡。
  同年9月间（日子失记）日机2架空袭漳浦县城，在县政府及孔子庙投弹多枚，人员早已疏散，无伤亡。
  同年10月11日，日机2架空袭旧镇，在渡船头投弹多枚，美孚、宝成、南记等商行被炸，倒屋一座，死3人。
  同年8月6日，日机2架空袭佛昙镇，炸毁民房3间，伤1人。
  同年11月间（日子失记）日机一架空袭赤湖前张村，用机枪射死母猪一只。
  又马坑村附近一座建于明嘉靖年间的古楼（只存土墙，屋顶已坍）也被日本飞机轰炸，坍楼墙一角。
  统计日本飞机共在漳浦炸死炸伤平民25人，炸毁房屋等财产，造成直接损失68.32万元，间接损失107.72万元（据当时县政府呈报数字）。
  日军流窜过境
  抗日战争后期，亦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占据厦门的日军受封锁，补给困难。其中陆军德本光信联队系自华北调防广东，在台湾海峡受盟国空袭沉舰馀生的残部，约900多人，退到金门、厦门，与原驻厦日海军不和，为免俄毙而作困兽之斗，从闽南沿海陆地流窜潮汕日占区汇合。
  这批日军在港尾乡白坑登陆后，于7月4日进入本县境，沿前亭、佛昙、浯江、旧镇、县城、大南坂、盘陀等地，于13日窜入云霄县境，在漳浦境内历时10天，沿途抢劫粮米、大豆（用于喂马）、用具、耕牛（用以驮物），掳人当挑夫，滥杀无辜，强奸妇女，罪恶滔天。据抗战结束时的漳浦县政府统计呈报，全县在这次浩劫中共被日军打死十多人，损失财产78103950元，其中学校损失11464420元。
  日军流窜经过漳浦各地日期
  李林昌
  1934年7月，侵厦日军流窜经漳浦往潮汕日占区汇合，漳浦人民受奸淫掳掠枪杀，惨祸是不会忘记的，而对其流窜经各地的具体时间却记不大清楚，有必要引据当时亲历者的记忆、政府文件，加以综合、对照，上与龙海资料衔接，下与云霄、诏安资料衔接，得出一个确实的日期。
  流窜的日军德本光信联队残部是从海路南调广东遭受盟军飞机轰炸沉船逃生之馀，（据美第14舰空队队长陈纳德夫人陈香梅女士的回忆录：南调广东的陆军第9师团德本光信部，在漳浦、南澳海面遭我陈纳德第14舰空队——飞虎队轰击，敌舰沉人亡，损失数千兵）。这批日本陆军残部逃到金、厦，在盟国海空封锁下补给困难，且与原驻厦日本海军不和，为免饿毙，不得不作困兽之斗。
  据龙海方面资料：德本光信联队残部，在金门强征驮夫、骡马，用民船于6月29日深夜至30日凌晨载到港尾乡白坑登陆，经3天陆续会齐人马，开始南窜。
  据民国34年11月《漳浦县施政总检讨报告》：“7月4日，敌窜入县境之田中央（属前亭乡），沿佛昙、赤湖之线进犯，我自卫队袁分队当即配合75师张王两营侧击抵抗。10日敌进犯城东18华里之林尾山，与我徐中队（自卫队）接触，11日晨，徐中队沿铁炉桥退至城东高地……徐中队长负伤……。”
  这份报告没有说到日军经过佛昙、赤湖的日期，据当地群众回忆，7月6日，日军尚在前亭墟及大社、田中央、桥仔头等村劫掠，抓一些妇女拖到小学校驻处强奸。7月8日窜抵佛昙，炸毁佛昙桥桥墩3座，以杜追兵。大部份驻纯美中学，分兵到大坑等村，滥杀群众，抓挑夫，抢粮食，强奸妇女。9日窜抵赤湖，对沿途掳来的挑夫20多人进行搜身，搜出佛昙人杨大雷、杨臭葛身上有什么证件，放出军犬将两人咬死。在赤湖同样抢粮食、牲畜，强奸，又掳去许振和、陈春池、陈老婴等10多人当挑夫。
  据亲身参加战斗的“华安班”（设在华安的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代号“腾云”）第四菅第二连列兵林如山的回忆录（载《漳浦文史资料》第九辑），7月10日中午，该连在乌石深水坑与日军发生遭遇战，阵亡排长陈日辉和列兵蔡水潮，该连溃散，还有两连继续战斗至夜间。
  综合当时的政府报告及亲身参加深水坑战斗的列兵林如山回忆，日军于10日下午在深水坑与“华安班”发生遭遇战，11日上午日军已到城东高地（县自卫队徐中队长腿部中弹负伤，从城东高地撤退了）。目击说：日军从城东高地印石亭山开炮击毁城北鸡笼山碉堡，然后全部从东门进城，沿郡营顶、官学口街、城隍庙口，出南门，除少数人到县前街老益美、漳源等饼店抢糕饼外，没有深入其他街道。在南门又抓去陈家发、柯金狮、李乳等多人当挑夫，继续南窜，当夜在大南坂山上露宿，12日上午劫掠下阮村，拉去一些耕牛以代马，然后向盘陀岭窜去。午后在盘陀岭曾受盟国飞机轰炸。
  另据当时任“华安班”第一营营长的汤涛回忆录《堵击日寇流窜闽南纪实》（载《漳州文史资料》第9辑）说：该营原驻守旧镇港南岸后埭山，防堵日军渡港，经炮战后，日军见渡港有困难，改取道漳浦县城越盘陀岭，该菅于13日经杜浔直抵盘陀岭南麓云霄县辖的岳坑乡右前方高地，但美方机炮排不接受命令，据翻译员谢炳刚解释，因为当天是13日，美军认为是凶日，不愿作战。另据“华安班”另一重要人员安子珩的回忆录《腾云特训班始末》（载《漳州文史资料》第20辑）说：“12日，腾云班（即华安班）汤秉衡营（第二营）爆炸队在日敌南窜必经之道的盘陀岭埋放炸药，遇上日酋德本光信部先遣队，未经火战，汤营爆炸队撒下炸药包，便向西南方向溃退。……13号这天，日敌攻占盘陀岭，已经进入云霄县境。”以下说到，13日美军机炮排在云霄岳坑乡不愿作战之事，及14日晚日军越过马山入诏安县境，15日渡过四都港，20日越分水关受盟机轰炸死伤百余人，后入粤境，至日占区，汤、安二人所说相同，与云霄、诏安二县资料吻合。
  在日军流窜过境的时候
  陈育嗣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狂妄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重要地区，又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侵占南洋群岛，原以为凭藉1940年9月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结成的法西斯侵略集团可以称霸世界。然而在意、德二国先败之后，日本本土及琉球、台湾等岛也在盟国海空包围之中了。困守金、厦二岛的日军补给困难，不但无油点灯，甚至拆毁民房取栋梁门窗当柴烧。陆军德本光信联队残部原是由华北从海路调防广东遭受盟国空军轰炸沉舰之余，退守金、厦二岛，与原驻厦日海军不和，为摆脱坐待俄毙的困境，决定从闽南沿海陆路流窜与粤东日军会合。我军方得到情报，即通知各县戒备。
  漳浦县各机关奉令疏散。县长柯永德带一部份人往县城北郊寨仔窑村。国民党漳浦县党部书记长许元瑜患肺病，往东山村休养，职务交执行委员、秘书柯汉扬代行。当时我在县党部当干事，即随同汉扬带十几个人在县城宣传，动员百姓暂时撤往西北方向的乡村，并配合县政府、县警察局在东路赤湖至佛昙一线放哨，发现情况及时用电话报告。
  日军于1945年6月29日深夜至30日凌晨傍晚在海澄县港尾乡白坑一带登陆，经几天会齐人马，进入漳浦前亭。这时协助华安班（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指挥官陈达元工作的陈志谟已在漳浦县城社会服务处设指挥站，负责调动县保安队协助作战，以及与各方面的联络任务。华安班指挥部则设在县北霞潭村，主任陈达元坐镇指挥。陈志谟本是漳浦县临时参议会议长，辞职去担任华安班漳州办事处主任未久，所以人们还称他“议长”，实际他是陈达元的“第二手”，负有联络各方面的任务，我们与他有密切联系。
  9日，日军已从佛昙至赤湖，我随汉扬带一些人出发四股、浯江一带。他这个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镇定、乐观的，这时虽然临近战地，随时有受日军便衣人员潜入袭击的危险，仍然从容工作，不失平时潇洒的风度。浯江处在一条赤湖通县城的“倒亭隙”捷径上，估计日军可能抄这条捷径经过（一天后日军果然从这里经过，与华安班发生“深水坑之战”），我们挨户劝导群众疏散。汉扬挥笔写了一些标语，我一面帮他在路边壁上、树干上张贴，一面与他谈笑风生。标语中有一条写“活抓敌酋德本光信！”我笑对汉扬说：“这是死诸葛惊活仲达。”汉扬说：“兵不厌诈，要能在沿途多设疑兵，给日本仔来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十日，我们在四股（赤土）接到华安班指挥部电话，来到霞潭村，已是傍晚，陈达元立即接见，问我们有多少人。汉扬答：“就这么十几个，带几杆土枪。”我补充说：“原来计划召集一部份狩猎队，后来考虑没有武器也没有用。”达元说：“打日军不比打野兽，你们没有训练，要上前线是不行的，保护百姓逃难则可派上用场。近城几个小村庄百姓怕受日军掳掠，纷纷跑到霞潭来避难，这里设指挥部，怎么可以容纳这些杂七杂八的人。元瑜兄在东山村，你们把这些逃难的人护送到东山村去吧。并替我向元瑜兄问好，说我军务在身，不能去看望他。”又补充一句：“如果路上遇到危急事，就鸣枪告警，我会立即派兵救援的。”我们来到“难民群”一看，男女老少一百多人，肩挑背负，有的牵着啼哭的小孩，还有老大爷牵着黄牛、水牛，我们感到要带这么一群人确实不容易，好在指挥官保证有事要派兵救援，也就壮胆。我们把人群分成几个小组，每组派一人负责带领，顺利转移到东山村。路途不远，但已入夜，移步艰难。
  在东山村见到许书记长。又会到漳浦民报社经理徐晓峰和主编李林昌，他们是按照汉扬的布置，把报社印刷机和铅字运到西郊新厝顶村陈氏祠堂，天天从陈志谟处获得军方消息，出版一小张号外，报道日军行踪，以促使群众警惕。日军迫近县城时，徐、李二人带领印刷工人将机件埋进早已预备好的地窖，然后来东山村。
  东山薛保长为我们张罗了晚餐。随我们逃难而来的村民大都投亲去了，还有少数无亲可投的，和我们一同用餐。餐后，他们随我们继续爬上邻村“山坪顶”。这里只能腾出一间茅屋让我们投宿，我们只好让给那几个妇女和小孩住，我们这些男子汉就露宿在旷地上。时值夏天，我们赶路时满身大汗。这时正好清凉清凉。那里知道半夜里山风袭人，热汗化作冷水，加上寒露，浑身湿漉漉冷冰冰。五加抱来柴草，燃烧起来，我们挤在一起取暖。汉扬喟然长叹，我说：“英雄志短啦？”汉扬说：“不，我本来感到野营篝火很有意思的，但一联想到，敌人今夜可能在县城，若是纵火烧城，将是极大的灾难，因此叹息。”我们半夜醒来难再入睡，挨到天亮，已是十二日。我们正在早餐，忽然来了一个人，自称是“递步哨”（乡保的通讯员），说日军已过县城往盘陀流窜，陈将军交代，要你们迅速到寨仔窑村会同陈议长（志谟）及何县长（永德）回城处理善后。寨仔窑邻近霞潭，原来陈议长就在这里会同何县长指挥县保安队与华安班的协同作战，并联络盟国空军助战。两个美国佬也在这里担任联络工作。今日何县长要进城贴安民告示，特地要来三把轿，要把陈议长和二个美国佬抬进城。陈议长与我们握手言谈，两个美国佬却在那里坐轿轮流拍照作乐，在他们心目中，这是中国落后，原始的象征，我们正在气愤，空中出现飞机，美国佬放弃嬉戏，开始用无线电与飞机联络，但飞机还是找不到目标。陈议长叫人拿来长布条，在山上作出箭头形状，指向盘陀岭，飞机才找到目标，向盘陀岭俯冲，即传来炸弹爆炸和机关枪扫射的阵阵声响。
  陈议长叫汉扬一同进城，交给我一条卡宾枪和几盒子弹，叫我带同我们的十几个人抄捷径经梅林、蒲野去盘陀，一是了解灾情，二是把日军丢下的物资收缴上交。我说这条捷径看起来比较近，实际上小路弯曲，还是近不了多少，我们家在县城，不顺路回去看看是不放心的。汉扬赞同此说，陈议长也就答应。
  进入城里，一片沉寂景象，街上人影寥寥。我们沿北街、麦市街、西街、县前街绕城一匝，只听说县前街“老益美”、“漳源”二家糕饼店遭抢，居民幸而安然无羔，大家稍觉宽慰。我与五加告别汉扬，带几个人沿日军过境路线进发，到南门才知道有几个人被抓去当挑夫。原来日军从东门进城，沿城边的官学口街、南门街出城，不敢在县城逗留，只有少数人到县前街糕饼店抢食品，没有侵入其他街道。
  在往盘陀路上，触目惊心，尤其坐落在大路边的下阮村，遭受了惨重祸劫。原来昨（十一日）晚日军经过县城后即到这一带山头露宿，早上来洗劫这个村子，抢去粮米。有十三名妇女被掳禁一室，幸而后有逃兵，日军急忙选窜，她们才幸免于难。但农民赖以生产的黄牛、水牛几乎都被抢去驮载物资，损失惨重。
  下午来到盘陀，郑保长告诉我们：上午飞机轰炸时，日军掩蔽，一些胆大的挑夫乘机逃跑，有的被炸死和机关枪扫射死。日军有些损失，主要是马螺牛被炸死一部份，这些日军是久经战阵的，懂得掩蔽，只有牲畜暴露。与德本光信形影不离的一只猴子走散，被华安班捕去。日军没有受到华安班地面截击，华安班先头部队虽然比日军先到盘陀岭，但只是在沿路埋设地雷，以为敌人难越雷池一步，那里料到狡猾的日军不走正路，那些美造地雷都没有引爆，致日军一门小钢炮用马驮进盘陀岭，占领高地，飞机轰炸过后，日军开炮掩护部队越岭向云霄方向流窜。华安班所用都是短射程的美国卡宾枪，而日军的步枪都是远射程的，华安班无法接近。日军过岭以后的事他不知道。我从郑保长手中接过两颗未发射的日军炮弹和几个炮弹壳，其馀一无所获。（据华安班第一营营长汤涛后来的回忆文章，华安班只有第一营配有由美军掌握的机关炮，第一营奉命驻守旧镇港南岸后埭山，日军曾从旧镇炮击南岸，见该菅开炮还击，乃改道由县城越盘陀岭，该营即经杜浔转到盘陀岭南麓的岳坑，因为那天是十三日，洋迷信视那天为凶日，美军机关炮排不愿作战，致未给日军以杀伤）。
  我回城后将所见所闻告诉汉扬，他自伤感一番。随即告诉我一个稍可解恨的消息：狩猎队在东门外黄仓街村抓到一个日军掉队人员，是一个有鸦片烟瘾的台清人。抓到这个鸦片鬼还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因为日军不过在黄仓街村作深水坑战斗后的短暂休息，即整队进城，大队日兵在公路上集合时，那鸦片鬼因整夜未眠困倦，没有及时跟上，狩猎队黄仓街村副组长陈和尚和组员张阿根二人以迅速手段将他抓住，没有被村墙外的大队日军发觉。何县长决定到黄仓街村举行庆功大会，发给奖旗、奖金。
  翁化清的妻弟叶怀文在草埔村当国民学校校长、日军在深水坑战斗时丢下许多信件，叶校长收集后来城交给汉扬（叶的妻子柯美仪与汉扬认亲），汉扬交给林昌，即请曾留学日本的陈果东译成汉文，以《敌兵书简》的标题在《漳浦民报》连载。
  那是一些日本兵投入军邮而未寄发的家信，暴露出日兵思乡厌战以及预感将临末路的悲观情绪。省内外报纸竞相转载。抗战初期漳浦受过日本飞机狂轰滥炸，倒了一些房屋，死了不少人。在这日本军阀将届穷途末路之际，漳浦又遭受日军流窜的浩劫，至今想起来还有无限悲痛！从事日敌情报工作的经历
  何水道
  （编者注：何水道，漳浦官浔人，他这篇回忆录是亲历、亲见、亲闻之作。其姐妹篇《一枚盟军奖章的由来》发表在《漳州文史资料》第20辑，与本篇内容大体一致，而若干细节各有繁简不同，可以参阅）。
  抗日战争初期，福建各地饱受日本空军轰炸的惨祸，而抗战后期，沿海一带不时传来日本战舰、运输舰在海上被飞机炸沉的消息，沿海群众还常在海上捡到大桶的汽油、成捆的橡胶，及其他飘浮的军用物资，还几次在海上捕到因沉船落海的日本军人，由地方政府押送上级军政机关。
  我当时以工作上的关系，知道其底蕴。原来，日本帝国主义于1937年“7·7”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企图以其海空优势速战速决，在短期内征服全中国，中国军民浴血抗战，获得几次大小战役的胜利，然而当时中国积贫积弱，武器落后，牺牲之惨重是不可言喻的。当时中国得到的国际援助甚少，空军已在上海、南京等大战役中损失殆尽，保卫武汉时只有靠苏联空军的秘密援助。但当时苏联的主要敌人是德国，虽然1939年7--8月间发生了张鼓峰事件（张鼓峰在海参威附近哈桑湖畔，日军骑兵侵入该地，与苏联骑兵发生冲突），苏日还是握手言和，1941年4月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美国与日本的关系更是密切，美国不断以军火、石油及其他军用物资供应日本，支持其侵华战争，美国决策者当时还没有省悟，日本不是以侵占中国为满足，而是对作为英、美、法、荷殖民地的太平洋岛国、半岛国都志在必得。所以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馆武官郭德权将1941年11月26日军统局截获破译的日军密电转交五角大楼，告知“今晨6时，日本特遣舰艇，包括6艘航空母舰，已经驶离择捉岛中部的单冠湾基地，迎着风雪，似有朝檀香山方向进发的迹象”时，美国的将军们认为这只是中国为破坏美日关系所制造的谣言。因为，美国被日本施放的“和平烟幕”迷惑了，这时，日本特使来栖三郎正在美国商谈贸易优惠条件。想不到，12月7日（星期日）早晨，驻在檀香山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赫斯本德·金梅尔上将及他属下的海军官兵还在睡梦中，日本庞大的海空军突然袭击这个重要军港，击毁击伤美国主要舰只18艘，飞机260馀架。美国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2400人丧生，2000多人受伤，美国这才对日宣战。
  美国五角大楼从此重视军统局的情报工作，由海军参谋部情报署派梅乐斯中校到重庆与戴笠谈判，达成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的协议。
  1944年夏天，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梅乐斯中校，由军统局人事处处长龚仙舫陪同来福建沿海视察，在福州活动结束后，军统闽南站站长陈达元专程到福州迎接梅东斯等人，从长乐启行，循海岸线前往漳州、华安视察。等到梅东斯中校回到重庆和戴笠协商后，就决定从浙江杭州湾起，一直延至广东的潮、汕，成立中美所四个前哨指挥部，负责搜集日军的情报。
  第四地区前哨指挥部就设在漳州青年路天主教堂旁边的一座双层楼房里，美方人员则住在附近的硕仁桥36号的两幢洋楼里（这里原是美国传教士洪为霖和协和医院院长、美国医生厚士端的私人住宅）。第四指挥站的美方负责人是美国海军少校载维尔·比斯（DivelBiss），他在中美所（即S.A.C.O.）系统的官职是技术指导官，而他当时在美军中的职务则是美国战略情报局（O.S.S.）第十八军事联络组的负责人。其他还有美籍的会计、报务员、译电员，以及第14舰空队的爱司扩宋上尉等4人。
  中方负责人是陈达元少将（漳浦人），当时他也身兼多职，既是军统闽南站站长，又兼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六班（因为设在华安，故简称“华安班”）的副主任，还是三青团漳州分团主任，变成一个“四位一体”的“要人”了。副站长是葛滋韬（别名“徐勉”）上校，他是闽南站沦陷区译电室主任，一位老资格的军统干员，闽南站的核心人物。此外还有秘书郑庆云（他原是三青团的骨干，后来曾任过漳浦县政府秘书）。其馀还有会计、文书、译电等内勤人员。
  当时直属第四地区指挥站编制的组、台有：漳州组，我当组长，兼心理作战小组长、队长，代名为何维元。厦鼓第一组，组长陈可我，另一位是林顶立，化名为林一平，台湾人，原是闽南站派遣厦门的情报组组长，潜伏在日军里的“双线人物”。厦鼓第二组，组长许斗恒。漳码组，组长张海。金门组，组长陈企。海沧组，陈国星、王元昌（漳浦人）。
  此外尚有潮汕组，组长汤精义、余斯渭等。除了这些情报组之外，指挥站还管辖一个电台，台长郑康隆。还兼辖海空监视台，台长林天笠，下属有五处监视哨，以及一个气象站。
  后来中美合作所又把第五地区指挥站和第四地区指挥站合并组成“联合推进站”，把从粤东到广西凭祥的沿海各组、台，统统并入第四地区指挥站统一指挥。当时第五指挥站美方负责人是莫沙尔（Morssarl），是美国海军中校，在中美所中也是个技术指导官，是他通过中美所，直接介绍粤东组前来挂钩的。由此，“联合推进站”共拥有敌后情报电台70部之多，光在漳州的电台就有17部。推进站里从接收听部派来的基本职员就有30多人。配给重点工作，派入敌后活动，后来取得不少的专题成就。当时派到沦陷区搜集日军活动情况和伪军动态的情报人员，最多时男女不下50馀人。
  除了搜集日军情报外，联合推进站的主要任务还有负责暸望、监视从台湾海峡到北部湾的沿海日军舰艇及运输船只来往情况，以及测报沿海气象情况。因为当时在太平洋区域活动的美军舰艇和飞机，亟需要中美所能及时提供这两项情报，以决定对日作战的部署方案。
  在现代化立体作战的军事行动中，气象情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可以从当年盟军东南亚总司令部每日所发表的战事公报中看出端睨来：
  “史迪威将军在华总部26日发表第341号公报称：
  （1944年）8月24日及25日，暴雨妨碍第14舰空队在各线活动。”
  “中国南部海面，我B——24式机于8月24日轰炸厦门之码头区。”
  以上可见，盟军的海空军事行动，必须获取当地气象情报为依据，方能制订作战方案。当然，还有海空观察哨所提供的情报，也是很重要的。
  我在漳州组的主要工作是总其成，沿海各哨台一发现日军的海空行动，报到我处，我便立即把这项情报组编，电告第四、五联合推进站的中转台。中转台有权直接和陈纳德第14舰空队，或驻华美海军指挥部联系，如果发现重大的紧急情况，甚至于可以直接向美军东南亚总司令部联系，以便盟军及时对之采取军事行动。
  海空监视哨配合盟军作战，其辉煌战果，每日均可见诸报端。例如：
  “散泊闽海敌舰五艘，今日被炸沉没。”
  “（中央社南平17日电）本月13日、14日两天，盟机曾袭击闽南海面，发现敌舰若干，共投五十余弹，外海敌舰被炸沉没或受创者至少五艘以上。同安海面炸伤敌运输舰一艘，厦门海面炸沉敌运输舰两艘，汽艇两只。”
  ——《闽西日报》1945年3月18日
  “厦门近海敌舰六艘全被炸毁”
  “（中央社重庆22日电）……六千吨货轮一艘，及护航驱逐舰二艘被炸沉，三千吨货轮两艘均起火，可能被炸毁，另一艘驱逐舰被创。”
  “闽海目前仍有敌舰散处停泊，但敌轮千吨以上者则已绝迹。”
  ——《闽西日报》1945年3月23日
  更值得大书一笔的是：1944年4月间，日本陆军第9师团由北方调防广东，取海路经过台湾海峡，就在漳浦及南澳的海面上，遭到陈纳德第14舰空队（当时称之为“飞虎队”）猛烈轰击，结果舰沉人亡，损失数千人，武器弹药、军事物资全数沉入海底，一个师团仅馀德本光信联队400人，飘浮上厦门岛，虽然后来又捞起其他联队的幸存人员，也不过只剩900人，龟缩在厦门、金门两处孤岛上。（后来流窜闽南陆地到潮汕日占区汇合，沿途所受打击还是以“飞虎队”的空袭为最有作用。）
  中美合作所第四地区指挥站及后来合并成联合推进站，其活动时间仅仅一年多，其配合盟军海空作战的战绩辉煌，已从上述可见一斑了。其他战果，在我的记忆中，经美国新闻处报导过的还有以下凡点较重大的战绩：
  一、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即“华安班”）堵截德本光信联队残部流窜闽南；
  二、“蛟龙计划”，中美所组织袭击浯屿岛日军仓库；
  三、在美方技术人员配合下，拍摄了沦陷区——金、厦环岛的地形、地貌和海山，以及南澳的环岛的地形、地貌；
  四、闽粤部队以测监器联系第14舰空队，为之导航，袭击了汕头、厦门敌码头，仓库、机场、兵站等军事设施，并炸毁了敌舰艇及运输船只；
  五、导引盟军舰只在东礁、南礁及南澳等处海面炮击敌炮艇队。
  1945年“8.15”日本投降了，抗日战争终于取得最后胜利。中美合作所按照中美双方签订的协议，抗日战争一结束，该所的合作任务即告完成。因此，同年11月前后，中美合作所就办理结束，该所所有美方人员，一个不留地都撤退回国了。中美所所办的“特种技术训练班”（即“华安班”），也随之奉命解散。“华安班”原有4个营，经整编，只留下一个营，改编为交警大队，随即调到台湾去了，其馀编馀人员一律解散，我所在的第四、五地区联合推进站，也宣告结束，但盟军东南亚总司令站不忘我们与之配合对日作战的功绩，特褒奖我们，我遂荣获一枚抗日战争胜利的奖章。
  潮汕难民血泪史
  旧闻记者
  抗日战争期间，大量潮汕难民逃到漳浦一带，除瘟疫病死之外，年老体弱者多数沦为乞丐，青壮少年大部份找农民帮工，有的入赘给人当女婿，有的给寡妇招为丈夫，小孩给人做儿子，妇女有的给人当老婆、小妾。女孩子贱卖，三两百斤稻谷可买一个，有的买去当童养媳、女婢，有的买去养两三年，便是现成的妻子和小妾。她们都是随人逃荒而来，却被人贩子卖掉。当时有很多人讨不起老婆，这时便不顾高利盘剥，借几百斤谷子买一个女人做妻子。这个女人被出卖，过到男家，与丈夫共同以血汗所得偿还高利贷，等于自己借钱叫别人买下自己，负担自己的身价钱，天下悲惨事莫过于此。
  在潮汕难民大量涌进漳浦的同时，带来了霍乱蔓延，哭丧之声频传，令人谈“虎”色变（霍乱英语音译虎烈拉，故又称虎疫），人心惶惶，朝不保夕，光县城一隅，一个月间就死了一千多人。有谣言传播：某夜，巡逻警察逢到一群亡魂，以为是队兵，喝问：“那一部份的？”对方从容回答“接兵部队”随即消失，这时警察才知道逢到“阎罗王”派到阳间“接兵”的鬼卒。谣言说：人人有被“接”到阴间“当兵”的义务，但知识分子可以“缓役”，这是按照当时政府征兵的办法编造出来的谣言。实际上，知识分子懂得“病从口入”的道理，不乱吃没有足可杀死霍乱弧菌热度煮透的饭菜，碗筷要经开水烫过才用，远避霍乱的媒介苍蝇，因此“避疫”，而不是对阎罗王的“征兵”可以“缓役”。
  漳浦人口本来稀少，抗战时期又减少许多，潮汕难民是对漳浦人口的大填补。据抗战最后一年1945年统计，全县仅19.5791万人，这还是加上潮汕难民的数字。当时潮汕难民经过霍乱浩劫后还有大量在漳浦定居，具体数字无从估计，有人说漳浦有一半潮汕人，这太过夸大，但从当时漳浦到处可以听到潮汕口音这情况看，在漳浦定居的潮汕难民最少可以抵补漳浦人口在抗战期间的损失（应征入伍有去无回，逃避兵役流亡外地，死于瘟疫，死于日机轰炸等），因而战前战后，漳浦人口数徘徊在20万人左右。抗战胜利后，在漳浦定居的潮汕难民只有少数回原籍，大部分已在漳浦落地生根。现在，许多潮汕难民在漳浦传下众多后裔，一部分先富起来，每当回忆起当年的苦难，感慨不已。
  潮汕难民纷纷流落到闽西南一带，最远及于江西。由于漳浦是主要产粮区，粮价比邻县低，求生比较容易，所以留在漳浦的潮汕难民特别多。当时的县政府曾用遣散的方法对待潮汕难民，假收容之名将难民集中起来，然后派警察将他（她）们遣送回去。但最远只押送过分水关，随后，难民又跑回漳浦。当时漳浦劳动力缺乏，并有许多寡妇和鳏夫，需要配偶，容纳了大量难民，使一些寥落的乡村，人丁重新兴旺起来。在县城谋生的难民也不少，但比起广大乡村来，便不算很多。
  潮汕为什么有那么多难民出走，有人说是因为日本军阀残酷统治，有人说是因为天灾，其实两者兼而有之。这里根据采访当时难民的忆述，参阅潮汕方面历史资料，综合记述于下。
  潮汕本是富庶地区，农、工、商各业都甚发达，加上华侨甚多，侨汇收入居全国前茅，要不是日军侵略，灾情虽然严重，也不至弄到人口大量流移的惨状。自1939年6月日军侵占汕头、潮州，以后又陆续侵占潮阳县大部份地方及澄海半个县，日军所到之处，狂轰滥炸，好淫烧杀掳掠，群众纷纷逃难。但难民们在外地求生困难，在战事略定之后，有一部分人只得重返家园，忍受日军统治。之后，由于在日军刺刀下求生更加困难，又复纷纷出走，尤其在1943年，逃难人群达到高潮。那时太平洋战事爆发，南洋各地都罹战祸，侨汇断绝，又逢到大旱灾，兼且日军烧毁渔船，严禁出海捕鱼，以致无数人民活活饿死，为求生存。只有逃难一条路可走。如潮阳县城，原有10万人口，初沦陷时降到只剩下2万人，沦陷两年后的1940年，有部分难民回家，人口恢复到4万多人，但在1943年大量饿死、病死、逃荒之后，只剩下1.2万多人。
  当时潮汕地区旱灾确实十分严重，自1942年冬到1943年春夏之交，连续5个月没有下雨，到农历二月廿六日（公历3月31日）下了一场雨，农民抢插禾苗之后又是一个多月苦旱，禾苗大都枯干了，至农历四月十五日（公历5月18日）才又下雨，已无可补救。据《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1943年旱灾以普宁、潮阳二县为最严重。这两县中间，潮阳县大部份是沦陷区，饥荒就更加严重。全县受灾农田35万亩。损失稻谷70多万担，受灾人口70多万。至5月，米价涨到一斗一千多元，比年初的一斗十多元上涨100倍。全县饿死及病死13.4380万人，被日军杀害9.8724万人，逃亡7万多人。普宁没有沦陷，免受日军杀戮和活埋，但饥荒也甚严重，因为当时粮食管制甚严，越县不能流通，以致普宁也饿死不少人，外出逃荒者也有2万人左右，部份来到漳浦定居。由潮安县逃难而来的人也不少。
  饥荒与霍乱并行，其原因，一是日军滥杀群众，以致暴尸遍地，造成霍乱流行；一是灾民饥不择食，助长霍乱蔓延。尤以潮阳、澄海、汕头为最严重。据《汕头日报》报道，在1939年日军入侵潮汕之后，霍乱便已开始流行，疫情此起彼落，连续不断，蔓延达5年之久，至抗战胜利，霍乱才随着日军统治的结束而结束。5年间，全潮汕地区死于霍乱者5万多人，“死尸遍野，棺木袋席俱尽，男女裸葬一穴，千家万户，哀鸣不绝，景象凄凉，惨不忍睹。”尤其潮阳县海门镇，仅红沙窟一处，便收埋尸骨一万多具，称为“万人冢”。
  潮汕人民的苦难延及漳浦，漳浦人与潮汕人同生死共患难，很多人结为亲家。现在，一条324线国道将两地紧紧连在一起，朝发夕至。两地经济命脉相连，同吸呼，共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