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漳浦人与方志
  黄以结
  最近，漳浦县文化馆复印了旧版的《漳浦县志》，以供爱好者之需。编纂、出版地方志书，造福子孙后代，是地方精神文明建设的大好事，应多多提倡。纵观志书，分为全国性的总志和地方性的省、府、县志两大类，方志是比较系统地记载某一地方范围内的自然、经济、政治和新社会的历史情况的专书。我国的方志不但起源甚早，代代相传，而且种类繁多，取材丰富，为我们研究历史及历史地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一种种方志简直就是一部部宏博广阔的百科全书，它既为我们积累和保存了不少地方文献，可以提供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借鉴，加快四化建设步伐；又为我们提供乡土教材，进行爱祖国、爱家乡的教育，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漳浦县自唐武后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建置后，经济逐渐发达，人才相继辈出，特别是明清两代漳浦人修志者更是比比皆是。
  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刘庭蕙曾编纂过三十八卷本的《漳州府志》。刘庭蕙字云嵩，我县九都人，明万历庚辰年（公元1580年）中进士，授新昌令，任职期间、关心民瘼，开渠灌田，旋升广西参议，后返归乡里。他事母至孝，曾奏道：“人间哺儿以乳，臣母哺儿以血。臣登科第，母不及见；臣操升，母不及养。”他诗、人俱佳，至今在海月岩功得泉的石壁上，还留下他书写的碑刻七律诗一首：
  何来园觉隐西天，布地先开玉井泉。
  错落瑶华诸念净，空明石乳一方祥。
  雨花飘向经堂寂，清水纹披讲钵传。
  认取元劳因彼岸，恒河沙数只涓涓。
  清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蔡世远又编纂三十四卷本的《漳州府志》。蔡世远字闻之，又字梁村，我县下布人。他生于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逝世。世远诞生于书香门第，始祖元鼎以理学著称于世，祖父而熤、父亲蔡璧均博学多艺，家教甚严，世远从小受到家庭的熏染，严格的教育，他博览群书，钻研经史，留心有用之学。
  清代著名的李光地是他的老师，对他的长进给予直接的影响，他曾说：“知弟莫若师”。他从小立下大志向：“当为千百代所不可少之人”，因之，他“惟直捷要学圣人”，身体力行，刻苦攻读，清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即他二十七岁时中进士，改庶吉士，不久，其生母吴氏病重，他回归奉侍。福建巡抚陈瑸聘请他主持省城的鳌峰书院，继承其父蔡璧的教席，这在鳌峰书院是前所没有的。
  雍正六年（公元1723年）特诏世远至京城，授编修，迁礼部右侍郎。他一生南来北往，奔波不息，比较接近下层，故对民间疾苦、官吏疵政，往往敢于诤言，直抒胸臆。有一次他从京城乞假省亲返闽，路经浙江，听说家乡发生饥荒，乃告在浙同乡，劝捐输买米数千石，並请浙江巡抚准于放行，把这些粮食由海线运抵漳泉一带，平粜给百姓。又台湾朱一贵农民起义被镇压后，一些官兵居功自傲，无恶不作，百姓怨声载道。他获悉此情，又寄书满保总督，主张“戒将士毋妄杀人”，又主张设观风整俗使，“选廉能以清风化”。这些，虽然是从巩固清王朝封建统治出发的，但给老百姓以休养生息，不无好处。
  蔡世远是名重一时的教育家，又是学问渊博的学者，他除编纂《漳州府志》外，还著有《二希堂文集》、编有《朱子家礼辑要》、《性理精要》、《鳌峰讲义》、《历代名臣言行录》、《评选古文雅正》、《六代四唐诗》等书。
  清雍正年间，蓝鼎元先后编修了《大清一统志》和《潮州府志》。他所编的《大清一统志》列有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寺观、名宦、人物、土产等二十五目，内容丰富，考订精详，是一本比较完整的全国性地方志，是研究我国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书。
  清康熙年间，我县还出了一个编篡方志的专家，他就是名闻遐迩的陈梦林。陈字少林，性好学，少年时代即发奋读书，潜心钻研经济之学和兵法，周游楚、越、滇、黔的名山大川，並曾参加过福州鳌峰书院编纂儒家著作的工作，为他以后的修志打下坚实的基础。之后，他接连编修过《漳浦县志》和《漳州府志》，名噪一时。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他受到台湾诸罗知县周仲瑄的礼聘，到台湾任主笔，编修了《诸罗县志》。翌年志成，备受赞赏，人们认为它是清代合湾诸方志中第一流的志书，在全国的方志书林中，它也赫然屹立，不失为上乘之作。
  《诸罗县志》全书约十六万字，分封域志、规制志、秩官志、礼典志、学校志、赋役志、兵防志、风俗志、人物志、物产志、艺文志、杂志等十二卷，它以体例严整、剪裁得当、考订周详、见解独特而著称于世。曾经编纂过《台湾县志》的薛志亮评价《诸罗县志》“朴实老当”，又说“本郡志书，必以此为第一也”。陈梦林在《诸罗县志》中，还提出“天下之事，其始为之甚易而不为，其后乃以为不可为而为之，劳费十百千万。”他向清朝统治者提出加快开发台湾北部的建议，可谓中肯又及时，被清当局所采纳，对促进祖国宝岛台湾的繁荣昌盛作出贡献，至今还为人们所称道。
  解放后，人民政府曾经组织一部分人员，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搜集材料，编撰漳浦新县志，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材料。但是，由于时间勿促，加上“左”的干扰，不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有待于我们新一代的县志修纂工作者们进一步努力，拿出不愧于新时代的新县志，为漳浦六十余万人民争光，使新县志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漳浦县志》简介
  ·李林昌·
  我国幅员辽阔，所有历史书籍不可能详尽记载全国各地政治、军事、经济、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状况，唯有地方志能补充这个不足。旧时，全国各地省、府、州、县大都有志，是一个庞大的文化遗产，为研究我国历史的重要资料。福建省地方志的现存版本共三百四十多种（据福建省档案局1980年汇总）。
  龙溪地区编纂地方志起自北宋祥符年间的《漳州图经》。至南宋，有淳熙、嘉定、淳祜各年间所编的三种《漳州郡志》。明朝，有正德、嘉靖、万历癸酉、万历癸丑、崇祯戊辰五种《漳州府志》刊本。清朝有康熙、嘉庆、光绪三种府志刊本。可惜宋朝的郡志都已无存。
  漳浦早在东晋就有绥安县之设，隋朝并入龙溪县，到唐朝武后垂拱二年，陈元光奏准在建立漳州的同时设置漳浦县，历史悠久。而在明朝正德以前没有县志，所有山川、田土、风俗、文物载于八闽通志和漳州府志，到底不甚周详。到嘉靖九年，知县周仲才主持编志，由进士林梅（任南京礼部郎中，当时回乡守制）辑合八闽通志和漳州郡志有关漳浦的记载，加上经过稽核的传记和见闻，订讹补缺，加以修纂，分门别类，综核诠次，经过七个月完成《漳浦志》一书，是漳浦县志的最早规模。到万历七年，知县朱廷益主持续修，聘请归休的进士王应显（南京太常寺卿）、朱天球（南京工部尚书）、林偕春（翰林编修）、林绍（山东按察司副使）合力修纂。万历二十三年，知县王猷又聘请陈所立进行一次增补。此后经过朝代更迭，到九十六年后的清朝康熙三十九年，知县陈汝咸才又主持编纂《漳浦县志》，由缙绅林登虎（举人，曾任临汾知县）、林绍祖（进士）及诸生蔡昉、卢维禧、蔡来朋、张方炎、蔡衍鎤、蔡鏊、陈梦林等负责修撰，以陈梦林为主。其中《赋役志》由陈汝咸编写。
  漳浦最早的县志（嘉靖九年刊本）共十二卷，据朱士嘉《综录》载有这一书目，但没有注明收藏单位，连同万历年间的两种刊本，我们现在都已看不到。所能看到的《漳浦县志》都是清康熙三十九年刊本十九卷和康熙四十七年增刊本《续志》二卷加上光绪十一年增刊主《再续志》三卷，卷次蝉联，合为二十二卷。原为木板本，民国七年有同文美记印书局的石印本，民国二十五年朱熙任福建省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兼漳浦县长时，出铅印本（由漳州古宋印刷馆承印，装钉成四册）。经过十年动乱，本县民间藏书几乎荡然无存，省内外学术单位有多处收藏，而本县较完整的只有县档案馆及文化馆各存一部，远远不能满足各方面索阅的需要。为此，县文化馆就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进行复印供应，使有心研究地方志者得到随时检阅的便利。
  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漳浦县志》是康熙和光绪年间所编纂的刊本，这里所谈的，是指这种刊本而言，以下简称《县志》。《县志》积累和保存了不少地方文献，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习俗、古迹、人物、灾害等等方面的记载相当丰富，有它的地理性、时代性、资料性、真实性，为探索我县的历史情况和变迁提供研究资料。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糟粕和谬误。
  《县志》虽然有明朝的刊本作根据，而是经过改编的，站在清朝的立场上，删掉了一些旧内容，加进了许多新内容。所以，我们读《县志》，在既不袒明也不袒清的观点上，要鉴别那些是明朝的原有资料，那些是加进去或修改过的内容，才不致理解错误。如明朝和清朝都自称“国朝”，所以，同样是“国初”两字，在照明朝原样一字不改保存下来的林偕春《兵防总论》一文里，“国初”应理解为“明朝初年”，而在《杂志》里的一条：“国初，唐藩称号闽中，邑人由荐辟及从军事显者百数十辈，绯衣黄盖，招摇城市，时人谓之丝瓜花开。”应理解为：“清朝初年，明朝的唐王朱聿键在福建称帝，漳浦人没经过科考录取而由地方推荐和以起兵得官的有一百多人，他们着官服，用官员的行仪，招摇在城市里，当时人们讥笑为丝瓜花开（一时纷纷开放而很快就凋谢）”。
  而不论是清是明，都有一个共同的封建立场，都宣扬“忠君爱国”和“子孝妇节”，这就是《县志》要用很大篇幅去表彰节妇烈女和忠臣循吏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他的封建统治。明白这一点，就知道《县志》为什么对坚决抗清而壮烈牺牲的黄道周要赞扬备至，而称郑成功为“郑逆”，称其军队为“海寇”。封建统治者对农民起义尤其尽其诬蔑之能事，称太平军为“发匪”，称双刀会起义为“土匪”。诸如此类，我们在读《县志》时都要加以鉴别。漳浦的一些历史人物是值得称道的，我们效法他们的爱国、廉洁、爱民，而要摒弃他们的封建意识。並且要理解《县志》对一些“名宦”不无隐恶扬善和虚夸溢美之辞。
  主持编修《县志》的陈汝咸是一个破除迷信的知县，他曾经命人捣毁东岳庙的鬼卒塑像，《县志》称赞这一举动，说“识者称快”。陈汝咸还取缔“无为教”，没收庙堂两处，一处改为书院，一处改为育婴堂；他又抵制上级所允准的，外国天主教在漳浦的设教，这在封建时代的官僚中，算是有胆识的罕见人物。虽然如此，《漳浦县志》还是与别的旧史、志一样，将一些神话当作实事记载，因为陈汝咸到底还是一个唯心论者，他还是信神的，只是不滥信，对民众受巫婆神汉所愚弄看不顺眼而已，而对于“祈雨”之类，他是恭亲力行的，《县志》还记载他设坛祈雨的“灵验”。其他参加编修县志的文人，更是摆脱不了“有神论”，因而这《县志》中有一些神仙事迹的记载；在一些“灾祥”的记载中把不能理解的事物归之于“神异”，这是不足怪的。我们珍视那些自然灾害的记录，有一些当时不能理解的事物，现在已经成为可以理解，有的可作为继续研究的资料。
  负责编修《县志》的文人虽然都是一些“名公哲匠”，但当时因受交通、通讯、印刷等条件的限制，学术交流不似现在广泛，对一些细节不能作祥尽的考据，因而有一些模棱不清的记载和留下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也作出一些错误的论断。如卷十九《杂志》“故绥安、兰水二县”条文：“今八都有绥安溪，即县故址也，惟兰水莫知其处。”其实兰水就是现在南靖县，南朝·梁设置，隋朝时与绥安县都并入龙溪县。《县志》用“不知为不知”的态度对待问题还是好的，个别还有武断造成错误的，如卷一《方域·沿革》篇注有一段文字：“旧志载‘吴永安元年析建安校乡西偏置绥安县，乃建州之绥安’，建州即今建宁也，误。”这是由于只知道漳浦本为绥安，而不知道建宁古时也叫绥安县，以为明朝旧志说错了，其实旧志说的那一个绥安“乃建州之绥安”，就等于说我们这个绥安不是建州之绥安而是另一个绥安。建州即建安郡，三国时为东吴所辖，地域相当于现在福建省的大部份，晋朝时分出晋安郡，建安郡的地域在今闽西北一带。那个属于建安郡的绥安县地域包括现在建宁、泰宁、宁化一带，县治在今建宁城西三里许。而我们这个绥安县属于义安郡（郡治在今揭阳），《县志》也是引据《潮阳志》加以注明的。我们这个绥安县是在“建州之绥安”因犯东晋安帝的“圣讳”于义熙元年改名“绥城县”后才设立的，不存在两县同时同名的问题。（《县志》没有考据出我们这个绥安县设置的具体年代，一说设于义熙九年，但据“犯圣讳”这一情况看来，应在安帝义熙以后）。
  《县志》的绝大部份资料都是有根据的，但对一些远古的事迹也有考订失误之处，也存在一些前后矛盾的记载。民国廿五年翻印时，请本县名儒、前清贡老陈克仁校勘，陈老先生写了一篇《续修漳浦县志随笔》，发表他对《县志》的感想，其中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尽信书不如无书”。用现代的语言说，对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要有批评地接受。（陈老先生的《随笔》没有被附印在书后，只以手抄流传，惜已无存）。
  从前编辑地方志的体例用现在的眼光看来很缺乏科学性，所以初接触的人要检阅一个资料往往很感困难。尤其《赋役志》资料芜杂，没有下一番工夫研究，很难理出头绪。
  我对《县志》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以上所抒只是一点浮浅的感觉，谨提出与读者共同探讨。
  可喜的是现在本县已着手将康熙及光绪版旧志加以标点、断句、注释，准备复印，並进行编纂新县志。不久，一部经过校注的旧县志及一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体例创新、简明易懂的社会主义新县志将出现在我们面前。